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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直接投资的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GE中国的发展历程
GE公司的对华投资始于1910年的电厂投资。1925年,GE公司买下丹麦人于19世纪初在中国创办的慎昌洋行,创办了中国电气工业的第一家制造厂。1929年,GE公司投资创办了上海电力公司,该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1979年,GE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从此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后来又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办事处,逐步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经营网络。
迄今为止,GE的所有工业产品集团均已在中国开展业务,总投资超过15亿美元。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各要素市场的逐步开放,GE的金融业务也正积极寻求在中国发展的机会。
截至2008年底,GE公司在华销售额为46.4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近80%。尽管受金融危机冲击而业绩下滑,GE公司并没有放慢在华投资的步伐。2008年,GE旗下的通用汽车(GM)在前三季度亏损数百亿美元的状况下,仍坚持每年在华投入10亿美元不变,于当年年底在上海投资2.5亿美元建立中国园区,用作亚太中国总部,并设立通用汽车前瞻性科研中心。GE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罗瑞立于2009年年初表示,在GE的亚太区几个市场中,韩国和泰国市场状况都比较弱,而印度的发展也在减缓,GE在一些地区的发展确会暂缓,但绝不是在中国。
GE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涵盖家电、航空、消费类电子产品、配电产品、能源、金融、医疗、照明、媒体与娱乐、油气、轨道交通、安防、水处理等诸多领域,是跨国投资中多元化经营屈指可数的成功案例。GE对华直接投资的成功,是对一系列跨国投资理论的极好的诠释。
(一)GE公司具有特定的垄断优势
垄断优势理论也称为特定优势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海默(S,HHymer)于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一国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海默认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而跨国公司持有的垄断或寡占优势是其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条件。GE在中国提供的产品基本上都是高科技产品,所提供的服务中,对商业和消费者的金融服务占有极大的比例,这充分体现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
GE进入中国存在以下两个要素:一是GE公司具有企业特定优势,即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技术优势、先进的管理经验、雄厚的资金实力、规模经济优势和完备的信息销售网络上。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完全的国内市场。在中国的要素市场中,由于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全性,GE公司面临着知识外溢的损失,而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对相关产业高关税的设置,也成为GE选择在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
此外,根据凯夫斯(R,E,Caves)1971年对垄断优势的发展,产品的差异能力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优势。GE公司在中国注重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对原有产品或服务进行革新改造,使其与中国当地其他生产者的产品或者服务有所差异,与在美国的GM产品相比也更加中低端化,以此来适应不同层次和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偏好,吸引更多的消费群体,从而扩大产品的销量,为其带来优势的维护和强化。此外,通用独特的商标品牌也是一种无形资产,能够吸引国内的消费者,有助于其业绩的增加。
根据美国学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1973年对垄断优势理论的发展,GE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是一种防御性的投资,是由寡占反应引起的。以GM的对华投资为例,全球汽车行业是由几家大公司占统治地位的行业,每一家大公司对其他大公司的行动都十分敏感,紧盯竞争对手,一旦其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就紧随其后实行跟进战略,以维护自己的相对市场份额。GM资本进入中国,就是对德国大众的一种跟进,其目的在于抵消对方率先行动所带来的好处,避免给自己带来风险。
(二)GE公司的产品生命周期进入直接投资阶段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R,Vernon)认为,在开发新产品和技术的优势当中,主动的直接投资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阶段,因为厂商为国外提供最好的服务要比谋求利润的最大化更重要。因此,当厂商出口产品在东道国市场达到一定份额水平时,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就是必然的结果。这一阶段的投资在弗农看来是一种被动的市场竞争方式。当GE公司的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面l临威胁时,GE就立即做出强烈的反映而直接在华设厂生产,这是对预期利润的考虑,不仅仅是传统的销售收益与总成本之差,还包括因市场份额下降所导致的收入减少部分。
(三)GE公司对华投资是一种边际产业的扩张
比较优势投资论,也被称为边际产业扩张论或边际比较优势论,是由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Kojima)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理论提出的,其主要核心就是,“一国应该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此进行”。GE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很多领域如家电、消费类电子产品、配电产品等都是其国内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符合小岛清理论的核心内容。这种直接投资实现了双方贸易的互补和扩大,是一种顺贸易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四)GE公司对华投资寻求内部市场 根据拉格曼(A,Rugman)的内部化理论认为,由于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某些产品(如知识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垄断优势的存在,导致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
一方面,由于中国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GE公司中间产品的进入面临着一系列的壁垒;另一方面,由于GE投资中国的相当多的一部分领域都是中国技术比较落后的领域,为避免其核心技术在外部市场上转让可能发生的产品外溢,GE选择在华直接投资设厂。GE将中间产品(主要是核心技术)在其相关行业的企
业内部转让,以内部市场来代替外部市场,以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造成的损失,谋求企业整体利润的最大化。
(五)GE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看重区位优势
邓宁(J,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核心理论组成的。GE选择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就是综合考虑了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国内市场广阔,外资政策优惠等区位优势而最终做出的选择。在GE中国的多领域经营中,对华直接投资的选址仍然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三个城市,体现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区位选择。三个地区繁荣的经济水平,发达的金融市场,较高的消费者购买力,广阔的市场容量,沪宁杭、京津唐、珠江三角洲发达的工业基地体系,都成为GE投资的重要动因。
通用汽车(GM)在华设立的七家合资企业和两家独资子公司都位于上海,是源于上海固有的、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优势。上海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位置,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金融发达、开放程度极高,沪宁杭的重工业基地也为汽车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资源,上海发达的经济和高消费水平、长江流域的广阔腹地也为通用汽车的销售提供了潜在的市场容量。此外,还有中国低价格的劳动力,中国政府对幼稚产业的优惠和扶持,都成就了GM对华投资的重要战略选择。
(六)GE中国实行多元化经营
GE公司近百年来在华进行直接投资,而且经营领域涉及金融、工业、医疗、基础设施等较多方面,这样有利于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风险。我们可以看到,GE中国的很多业务领域都是有相关性的,或者存在着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这样有利于公司低成本高效率的运作和规模效益的实现,为其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其全球业务的夸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
(一)注重垄断优势的培养
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是其对外投资获利的根本条件,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必须注重核心技术研发,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规模经济优势,并加强完善的信息销售网络的建设,建立有效的营销渠道。此外,中国企业也应当在国际经营中注重本土化战略,使产品或者服务贴近东道国消费者的需求,并尽可能的与当地品牌形成差异化,实现企业特定优势。
(二)实现边际产业的转移
纺织、轻工、家电一直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这类产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企业不断壮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不断增强,但是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利润增长率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为延长其生命力,将其有选择地转移到该产业成本相对较低、正处于成长中的地区,不仅可以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重新发挥对国内经济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的边际产业可以到亚非拉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得到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三)建立国际化内部市场
当今的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的,存在着市场交易费用,而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又过多地采用绿地投资的新建方式,与内部化方式相比有明显的局限性,也存在着更大的风险。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更多地采用并购的方式,建立国际化的内部市场,实现跨国流动要素在企业内部的转移,来防止技术知识外溢,降低交易成本,并最终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注重区位选择
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瞄准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也应该积极进军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不发达国家。区位的选择与产业的选择是相互关联的,我国的产业对一些国家的地区具有潜在的优势,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在市场。因此,东盟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首选,其次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非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也是我们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在一国国内投资地点的选择上,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应该选址在经济繁荣、市场广阔、交通便利、政策优惠的大中城市,以尽可能控制成本、降低风险,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五)实行多元化经营
跨国企业实现多元化经营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同样可以选择相关性强的产业链进行联合投资,从持续经营的战略角度来构思业务组合,强化资源的关联管理,并不断进行优化。同时,在跨国多元化经营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应当考虑到因为跨国管理而带来的组织和管理成本,并尽可能减少资源配置的低效化和浪费。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张纪康:《跨国公司与直接投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王海平:OLI范式与跨国并购之动因,《国际经济合作》,2002年第5期,
彭秀文:从战略角度分析造成通用汽车公司现状的原因,《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5期。
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理论
冼国明与杨锐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即学习型投资,和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即竞争策略型投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某种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以加速技术积累的速度。从短期看这种投资有可能亏损,但从长期看这种学习型投资加快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积累过程,当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技术与同期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技术之间的差距小于某个特定值时,学习型投资才能向竞争策略型投资转换。杨青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FDI理论,可以看作是对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阶段论的补充和发展。邓宁曾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将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对外直接投资联系起来考察。但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与一国经济发展的联系更为密切。一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但对外投资却并不多,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外大量投资。因此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的是研究经济发展。具体说要研究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市场结构以及一系列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与直接投资的关系。这一研究视角对处于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尤为重要。
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综合优势理论
欧阳蛲提出了大国综合优势理论,认为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这是大国的基本特征;发展不平衡,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发展中大国的基本特征。中国是一个大国,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某些方面具有发达国家的优势,在有些方面又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概括起来叫“大国综合优势”。基于“大国综合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形成优势多元化、动机多元化、主体多元化、产业多元化和区域多元化的特征。整合这种多元化的资源,就会获得对外直接投资的更大利益。
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理论
程惠芳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是指一国投资者在跨国投资活动中,在生产要素配置能力、产品生产与销售的效率与效益、投资产业和区位选择、国际市场进入与退出能力,以及从本国政府及宏观经济环境中所能获得支持等方面与国内外其他投资者进行综合比较所反映出来的相对优势。比较优势只有在竞争过程中转化为国际竞争力或竞争优势才能有效实现比较利益。聂名华指出必须把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应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必须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化为智力劳动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理论
程惠芳把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分析,认为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大多侧重微观分析,由于缺乏与宏观经济运行的联系,无法了解一国宏观经济均衡发展对海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的影响,也不能揭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和作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趋增强。
毛中根、段军山基于外汇储备的角度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收支的关系,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发展到成熟阶段,应该以经常项目顺差而不是以资本项目顺差为主,而且资本项目应更多地表现为资本输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国际收支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其中对本国经常项目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产业如果是贸易互补型的,那么投资会促进本国商品的出口,这对贸易收支平衡产生了正面影响;如果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正确,产生了较高的收益率,这对经常项目的平衡也是有利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子公司支付母公司的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增加了本国的收入,对经常项目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项目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如果海外投资企业是在东道国或国际金融市场上贷款筹资进行直接投资的,那么这些贷款就属于本国的长期资本输入,对国际收支平衡有利;直接投资的增加也有利于改善国际资本结构,从而保证资本项目收支相对稳定性。对于中国由于外贸顺差和外资大量进入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本币升值压力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发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积极主动地“走出去”,通过大力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中国经济的外部平衡。
跨国直接投资门槛论
楚建波、胡罡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跨国投资门槛论。该理论认为,垄断优势并非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和决定因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由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对外投资“门槛”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企业在母国积累起来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国际经验,是决定这些企业是否能够跨越对外直接投资“门槛”的内在条件。当扩张的需要使企业产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冲动,而且其投资能力又能够跨越对外直接投资“门槛”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就可能发生。该理论进一步指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跨越的门槛高度与投资动机有关。
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理论
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基于现有FDI理论的缺陷和中国的现实,在对FDI理论进行综合的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果。毛蕴诗提出了FDI四维分析模型,并尝试运用此模型对海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解释。他把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基本内容分为产业选择、技术选择、区位选择、时机选择和方式选择五个要素。该项决策受到来自左右上下四个方向的力量作用,即模型中的四维,而每个方向又包含了多种因素。模型中的四维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目标、投资主体内部要素与能力、投资目标国环境因素、投资流出国环境因素。作者将对外投资行为分为主动型、诱发型和迫动型三种,在此划分的基础上,可采用矩阵方式对不同类型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组合(作者组合出51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以解释更为复杂的投资行为。
邢建国在对马克思FDI理论范式和西方FDI理论范式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资本型FDI理论模型。以马克思范式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得出“乐观”的判断,而以OIL范式对中国进行分析又会得出“悲观”的判断。邢建国认为,以过剩资本和垄断优势资本为核心的理论范式对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缺乏全面的解释力,通过对两大FDI理论范式的综合提出了“有效资本”概念。要素的整合能力、跨国性产业增殖链的进入能力以及灵活的适应能力,是有效资本的核心能力或竞争优势。有效资本注重的不是资本的数量规模和垄断性优势的大小,而是资本的特定功能。有效资本型FDI理念反映了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是发展中国家后起跨国公司扩张的重要途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要素跨国整合能力,以产业增殖链为纽带,充分利用东道国资源优势,是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战略选择。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整体评价
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主流FDI理论是把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特定研究对象的,但随着后起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崛起,西方学者已意识到FDI主流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扩张缺乏“普适性”,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主要有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坎特威尔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摘要]本文从美国对金砖国家行业状况分析得出美国对金砖国家直接对美国就业的促进作用呈逐年增强的趋势;最后结合美国目前的
>> 金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特征比较 金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比较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总量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美国反应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就业效应:基于投资主体和行业分析 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区位与行业选择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中国在发达国家投资的解释 主要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现状分析及此现状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研究综述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逆转考验美国决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的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就业的影响的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就业的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区域劳动力就业的贡献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苏州就业和劳动者素质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就业效应的影响分析 跨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林勤跃.金砖四国:经济转型与持续增长.经济学动态,2010(10).
作者简介
马文秀,女,1966.2,教授,河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和西方经济专业硕士生导师,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乔敏健,1991.5 ,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论文题目注释:本论文是2013年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名称:外向直接投资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研究――从日本的实践谈起,编号:13YJAGJW005。
传统的理论认为只有拥有巨额的资本和高科技才能在海外进行投资,而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却提出具有本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比较优势,该理论认为日本应该把失去成本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的东道国。但要记住三点原则:(1)根据投资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对外投资政策的制定。(2)在遵守比较优势的原则上,要维护国际贸易分工。(3)提出贸易创造发展理论。这个理论有他独到之处,无疑是对传统理论的冲击,日本正是基于这个理论为指导,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
1.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特征
随着日本不同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不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也在发生变化,但从总体来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现在,主要投资区域在北美、欧洲、亚洲。战后初步阶段,由于日美的特殊关系,加之美国有日本所需要的广阔的市场和先进的技术,因此日本商业和服务业投资主要集中于美国,当然也有部分自然资源的投资在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进入到70年代以后,为了获取大量劳动力资源,日本把投资目光对准了亚洲地区,向这些亚洲地区输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到80年代以后,为了缓解贸易摩擦,日本放缓了对亚洲的投资,改向对欧洲、北美、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后来,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投资重点仍在北美,但由于欧洲统一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日本在西方的投资收益出现亏损,不得不把目光再次投向亚洲区域,尤其是加大了对东亚的投资力度,此时也加强了对拉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在亚洲寻求区域联盟,增强对亚洲的投资,尤其是2005年以后,日本对亚洲的投资规模超过北美。
2.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
1951年-2006年度,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9610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比35.3%,非制造业占比64.7%,后者占比接近前者的二倍,可见战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非制造业。从产业内部来看,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方向转变为资本密集型、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得产业转变。
3.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根据日本贸易机构统计,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急剧上升,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贸易大国,1990年日本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国,投资累积额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但随着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几经浮沉,同时也由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显得日本对外投资水平有所下降。但是2005年以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上升,2012年达到3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日本仍然是当今世界位居前列的少数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大规模对外投资中,相当部分是投资在了海外不动产领域。这是由于广场协议后,日元股价、地价暴涨形成泡沫经济,与之相比,海外地产相对便宜,于是海外不动产投资盛行。这个典型个案就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三菱地产用13.7亿美元收购洛克菲勒中心,但是非常不幸,洛克菲勒中心不仅曾经为两家房地产公司出面担保融资13亿美元成为三菱地产一个沉重负担,并且低迷的美国经济让曼哈顿的房租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实际租金水平只有三菱地产原先预计的一半。五年后洛克菲勒中心将出现3.62亿美元亏损。
4.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启示
如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进一步加大,我国企业正在加快海外扩张的步伐。但是我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例如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政府在政策方面对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倾斜、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国企央企等大企业为主,小微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却没有这样的机会。结合自身问题与日本发展多年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来看我国应关注获取资源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力发展跨国公司、大力培育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明确全球产业链的价值方向、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完善对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以大企业为中心,发展群体力量等。
一、美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总量特征分析
本文以美国1976—201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区间,以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美国拥有所有权的国际直接投资衡量其对外直接投资,以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Bureau)统计的美国货物进口额和出口额来衡量其对外贸易(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提及进出口贸易均指货物贸易不含服务贸易)。为了消除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在开始分析前,对上述数据均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因此在文中用Ln(FDI)、Ln(EXG)、Ln(IMG)分别表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额、进口额的对数。以下对美国1976—2010年的出口额、进口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济计量分析,以此检验美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一)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经常发生的伪回归现象。只有通过了平稳性检验的时间序列数据,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平稳性采用ADF检验,根据检验结果,Ln(FDI)、Ln(EXG)、Ln(IMG)3个变量原序列的ADF检验值都大于1%的显着性水平下对应的临界值,而且概率p值也较大,因此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各变量对数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即它们都是非平稳序列;而这些对数变量的一阶差分(分别用dLn(FDI)、dLn(EXG)、dLn(IMG)表示)在1%的显着水平下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具有一阶单整性。协整理论指出:如果变量都是单整变量而且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那么这几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表明这几个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因此,可以进一步对上述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二)协整性检验
协整检验的意义在于揭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有些时间序列,虽然它们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平稳,这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称为协整关系。对于经过平稳性检验后为非平稳的序列来说,需要进行协整检验以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采用乔纳森于1995年提出的基于VAR模型的协整检验方法。VAR模型通常用于相关时间序列系统变量相互关系的分析和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鉴于文中重点研究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额之间的关系,不考虑其他因素,将一般的VAR模型的数学形式简化为仅含有以Ln(FDI)和Ln(EXG)、Ln(FDI)和Ln(IMG)为内生变量且不含外生变量的模型形式。为了确定上述模型的合适滞后长度p,在Eviews6.0计量软件中选择尽可能大的滞后阶数8进行滞后长度检验,并根据实际研究中比较常用的AIC和SC信息准则,可以确定模型合适的滞后期为1。当模型滞后阶数为1时,VAR模型中2/3以上的参数显着性通过了检验。模型中各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分别达到0.983516、0.816980、0.986733、0.820384,很高的拟合优度表明各个方程能够较好地描述相关经济现象。进一步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采用乔纳森协整检验法检验Ln(FDI)和Ln(EXG)、Ln(FDI)和Ln(IMG)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如表1、表2。从上述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在5%显着性水平下,美国进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迹统计量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虚拟假设,说明美国进出口与对外直接具有协整关系,标准化的协整关系式为:Ln(EXG)=-0.56Ln(FDI),Ln(IMG)=0.08Ln(FDI)。因此,美国进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进口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Granger因果检验
即使一些经济变量显着相关,它们的相关关系未必是有意义的。如何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如何判断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是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是计量经济学中的常见问题。Granger(1969)提出一个判断因果关系的检验,这就是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利用此方法检验美国进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因果关系,滞后期仍选择1,经计量软件运行后的结果如表3、表4。从表3、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检验拒绝Ln(FDI)不是Ln(EXG)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拒绝Ln(EXG)不是Ln(FDI)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检验不能拒绝Ln(FDI)不是Ln(IMG)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拒绝Ln(IMG)不是Ln(FDI)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具有如下的因果关系:①美国FDI变动是影响出口变动的原因;②出口变动是影响美国FDI变动的原因;③进口变动是影响美国FDI变动的原因。
(四)计量分析中反映的总量特征及原因分析
1、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抑制美国出口贸易。从协整检验的结果可知,美国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反而引起出口贸易的减少。众所周知,跨国公司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之下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目前全球90%的跨国公司集中在发达国家,而美国更是拥有了具有突出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的大多数,美国是资本输出的主要国家,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利用他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并整合为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些跨国公司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获取全球利润最大化,在产品增值链条中将制造业环节转移到发展中经济体,首先转移的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加工环节、工序或零部件,随后向高端加工延伸。转移的制造产品大多原地销售或出口到其他国家,还有部分返销回美国,这就导致原本由美国出口的部分产品不再经由美国出口,美国出口贸易额相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反而下降了。
2、美国出口贸易的增减会引起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变动。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主要发达国家之一,其国内的资源、土地、劳动力、环境等成本处于较高水平,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一些本土产品的价格往往高于世界市场的平均价格,因此美国出口贸易减少,其跨国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其他国家寻求最佳资源配置从而获得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这就表现出出口贸易减少而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现象。美国常年面临巨额贸易赤字,面对金融危机等恶劣经济环境时,政府和公众往往期望跨国企业抽回海外投资,增加本国工作岗位,缓解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压力,同时有利于增加出口减少贸易赤字,这就会表现出出口贸易增加而对外直接投资减少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此消彼长的关系。
3、美国进口贸易引起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同向变动。从协整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美国进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着很强的促进作用,美国作为资本充裕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其进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占较大比重。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跨国公司通过生产环节全球布置的方式实现国外生产返销本土的生产贸易模式,在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常见的加工贸易就是这种模式的产物,而这种贸易模式的规模经济效应十分显着,因此对美国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对于资源密集型产品,美国跨国公司为了抢占全球战略资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控制重要资源的开发经营权,此类产品进口需求的增加势必增加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
二、结论及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进口贸易引起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同向变动。总的来说,美国贸易投资一体化处于相关性强、相互作用大、不同区域或行业特征差异明显的高级阶段。结合美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特征,我国在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自主创新,努力推动科技进步。科学技术水平是决定贸易投资一体化水平的重要因素,科技越发达对外投资与贸易一体化的水平越高,美国高水平的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其在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分不开。
[关键词]韩国;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海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3-0055-03
作者简介:康成文(1967-),男,黑龙江尚志人,哈尔滨商业大学商业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东北亚经济与贸易。
一、引言
外商(海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指一国或地区的投资者为获取境外企业的控制权(所有权)或参与经营管理而输出资本、设备、技术和管理技能等资产的经济投资行为。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目的除了获取利润之外,还有确保资源、劳动力、市场以及减少贸易摩擦、构筑国际性产销网络等多种目的。对被投资国(外资引进国)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来资金以及先进技术,还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正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国家将其视为促进产业发展、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并不断地优化相关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吸引了许多来自各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事实证明,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演变及现状,明确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及其对我国投资活动的主要特征,并对其今后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建议。
二、韩国对海外及中国的直接投资情况
(一)韩国海外直接投资情况
韩国对海外的直接投资始于1968年的对印尼投资项目,投资以确保原木货源为目的,总投资额为300万美元。此后,作为第四代工业国的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逐步扩大。
1968―1980年,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反映了韩国自然资源的赋存状况及当时对原材料需求迅速扩大的状况,其投资尤显“获取资源”特征,主要集中在林业、水产业和矿业等产业。20世纪70年代中叶,随着综合商社制度的实施,韩对海外贸易业投资剧增。同时,以中东地区石油美元(oil dollar)为目标的建筑业投资也明显增多。以上产业的投资额之和为287亿美元,占这一时期韩国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91%,在投资认可件数中,贸易业FDI以占比567%占据了首位。该时期对海外制造业投资认可金额占比和认可件数占比较低,分别为197%和88%。
1981―1985年,受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机的影响,韩国国内出现“资源安全保障论”,使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重点转移到了以石油开发为主体的矿业领域。矿业FDI占该时期韩国海外直接投资总额334亿美元的538%。该时期制造业、贸易业以及建筑业的FDI走低,其占比分别为152%、106%和47%。
1986年开始,以“三低”(即汇率低、原油价低、利息低)经济现象为背景,韩国的出口额大增、外汇紧缺状况随之得到了缓解,为韩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在1986―1988年短短的3年间,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643亿美元,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和制造业两个领域。
1987年以后,韩国国内的劳务费开始剧增、劳动争议频发,韩币也逐渐升值,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及外商对韩国的直接投资。
1988年以后,韩国对电子、汽车等产业的大规模海外投资逐步由北美转移到了东南亚。对韩国来说,北美、欧盟、东南业及中东地区是其传统的海外直接投资重点地区,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韩国将FDI的重心转移到了中国、澳大利亚等国。
据韩国输出入银行及JETRO(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分析,2011年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额创历史新高,达到了25595亿美元。其中,以石油及天然气等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对北美、大洋洲的投资额比上一年分别增加了564%和859%,投资额最多的国家依次为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在投资领域(业种)中,批发零售业和科技服务业的增加最为明显,增幅分别为516%和448%,制造业同比增长117%,而不动产及租赁业却下降了703%。
(二)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情况
中国与韩国的经济交流始于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在两国邦交未正常化的状态下,两国开始了民间直接贸易,1989年贸易额超过了30亿美元。1990年,经韩国政府批准成立了位于庆尚北道龟尾市的首家中韩合资电子部件会社。
1992年中韩邦交正常化后,两国间的贸易与投资往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大。目前,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已成为中国在亚洲地区的重要外资来源国。
图1显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及对中国直接投资情况。1990―2006年17年间,韩国海外直接投资在增减交加中得到了扩大,而到2007年其投资额剧增,增幅高达163%。此后,虽然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外直接投资额略减(2009年),到2011年底呈高位平稳扩大态势。
在韩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中,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得到了相对平稳快速的增长,其占韩国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以上(1992―2011年平均占比为227%)。
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经历了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为1995―1996年,年平均投资额为82亿美元,占韩国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均值为232%;第二次高峰期为2006―2008年,其年平均投资额为432亿美元,年平均占比为297%。2008年以来,虽然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在韩国海外直接投资中,中国仍保持着重要投资对象国地位。
1992―2011年,韩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额在中国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额中所占比重为42%。
三、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特征
韩国的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具有起步晚,规模小,增长快,范围广,市场渗透力强等特点(见表1)。作为第四代工业国,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起初以向“劳动密集型”以及“资源加工型”产业投资为主,包括纤维、鞋、皮革和木制品等的生产和加工,在中国的主要投资地区以山东省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和以江苏省为中心的华东地区。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对电器产业的投资力度逐步加大,有力地带动了对其他行业的投资。2000年以后,韩国现代集团在我国投资兴建北京现代汽车公司,至此,韩国对中国投资转为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总体上看,韩国对中国投资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大型项目较少。这一点与日本以及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对中国直接投资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市场战略方面,韩国投资企业一直坚持注重开拓中国市场的“内贩型”市场战略,而这一战略与韩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战略相融合,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了成功。目前,从食品、日用产品等低附加值产品到电器、汽车等高附加值的产品,韩国企业的产品以其较强的市场渗透力,获得了广大中国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
四、结语
进入21世纪以来,来自韩国、日本等先进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我国,截至2011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了1164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给中国带来资金和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模式,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经过30多年追赶式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必然地产生了产业结构升级的紧迫性。目前以“珠三角”经济圈为中心的经济发达地区正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和转移的问题,不少国内外企业以及政府管理部门也正在着手应对这些实际问题,而“西部大开发”、“促进东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国内区域经济开发战略的实施无疑为这些企业的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多年的摸索与实践中也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这自然也加剧了中国境内的企业间竞争。中国经济社会的这种变化无疑给包括韩国企业在内的外企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抉择。
产业结构的升级意味着淘汰和转移,意味着创新,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需要靠竞争来促进和实现。在不断变化的中国经济社会环境中,在中国的韩国企业只有审视其变化,不断创新包括投资地区选择在内的投资战略,并不断地创新和优化经营资源,不断地追求卓越,才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企业及产业竞争中获胜。
[参考文献]
[1]JETRO(日本)世界易投白[M]各年版
[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M]各年版
关键词 中小企业 直接投资 投资理论
中图分类号 F276.3
标识码 A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企业以国际市场需求变动为导向,以扩大出口贸易为目标,进行包括海外投资、营销在内的一切对外经营活动。为了寻求经营机会、保护和扩大原有市场、克服贸易壁垒、追求优惠政策、获取技术,走国际化经营之路成为中小企业的战略选择。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已有海外投资企业6 296家,其中60%以上是由中小企业投资的。
1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1.1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英国学家邓宁曾用经验的了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GNP之间的关系,发现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此时吸收外资很少,几乎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个阶段是人均GNP位于400~1 500美元,引进外资增长,而且开始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但投资净流出为负数;第三个阶段是人均GNP位于2 000~4 750美元,净投资流出仍然为负数,但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快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第四个阶段是人均GNP在4 750美元以上,其净投资流出已转为正数,成为主要的国际资本输出国。根据这个一般性,若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中国内地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均GNP至少应当划入邓宁所划分的第三个阶段;即使按照现行汇率折算,也已经可以列入邓宁所划分的第二个阶段。因此,从发展前景来看,中国在经过长期大幅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鼎盛期之后,将逐步迎来对外直接投资的。
1.2 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跨国公司的著名教授刘易斯和威尔斯1983年出版了《第三世界跨国企业》一书,威尔斯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比较优势:第一,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第三,低价产品营销战略。物美价廉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抢夺市场份额的有力武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产品营销战略往往投入大量的广告费用,树立产品形象,以创造名牌效应。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则支出较少的广告费用,采取低价营销战略。
1.3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①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②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在以上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
1.4 有效资本型对外直接投资
有效资本是指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有效集合生产要素建构或进入跨国性行业增殖链的资本。有效资本注重的不是资本的数量规模和垄断性优势的大小,而是资本的特定功能。而且“有效资本”是一个动态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区位,资本有效性的衡量标准是不同的。但要素整合能力、跨国性增殖链建构能力以及适应性反应能力,则是有效资本的最一般特征或基本规定。
(1)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单一货币资本的跨国流动,即使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也是以要素“集合包装”的形式实现。有效资本的功能之一是具备适应区位特征组织生产要素,开展多元化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有效资本以其灵活的适应能力,按照区位特征配置生产要素,以进入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即采取“国家市场多角化”的扩张战略。
(2)跨国产业增殖链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在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建立双边或多边“共享产业”的过程。共享产业的选择具有两大基准,即“优势要素互补性基准”与“需求偏好相似性基准”。优势要素是具有降低成本的资源优势,包括资源、技术条件、人力资本和信息流转等。优势要素互补是产业共享的基础。跨国直接投资行为依存的前提条件在于市场的不完全性。共享产业则是利用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形成跨国产业增殖链。因此,在给定的需求约束条件下,要素的互补性就成为决定共享产业跨国程度的关键因素。
(3)有效资本型对外直接投资注重的不仅仅是投资主体单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同时,更注重于投资主体优势与东道主优势的配搭能力。厂商与区位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过程中的“能力配搭”,既是区位架构吸引外商投资的关键环节,也是厂商适应性能力的集中体现,因而,这是有效资本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传统直接投资理论在“区位”选择理念上的一个显著区别。
2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问题
2.1 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集中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整体规模和行业分布相当有限。中国内地的绝大部分投资仅限于港澳地区,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海外投资,企业没有完全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
从企业规模来看,在欧洲地区,TCL、海尔还不具有什么市场,品质的差距和营销的狭小成为其发展的障碍。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的法宝还是靠核心竞争力。企业扩大规模、壮大实力是“走出去”的先决条件。“走出去”的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产品、核心市场和核心技术,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才会有立足之地。从企业自身条件看,研发水平低、缺乏技术优势仍然是中国企业的一个“软肋”。
这表明一个基本的事实,国内广大企业还远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多数为加工贸易型,产品也大多只是进入低端市场。
2.2 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巨大风险
中小跨国经营要兼顾效益和风险。投资收益与风险共生,中小企业在经历国内多年的投资,大多已认识到了这点,但对国外经营风险大于国内却认识不足。在享受东道国一定程度的国民待遇的同时,也要受更严格的政策和约束,其经营行为风险会更大,不仅要面临风险,还要面临价格风险、销售风险等经营风险,更要面对国有化风险、战争风险、政策变动风险等风险,以及制度差异风险、文化差异风险等不确定性更大的风险。
中小企业往往受自身人力、财力、物力条件的约束,对东道国的政策、外汇管制、税法、劳工法律、资金管理等了解不全面,对有关政策的变化反应不敏感,难以制定相应的防范对策,以减少和转移风险带来的损失。因此,中小企业在作出跨国经营决策之前要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宏观投资环境进行国别比较,也要对两国的比较生产成本、企业特有要素收益、出口销售的额外成本、国外生产的额外管理与协调成本等微观条件进行比较,按照跨国经营决策模型等作出决策,力求把安全度高、获利大的国家和地区的项目确定为直接投资对象。
2.3 对外直接投资缺乏长期目标
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小,对外投资所占资源的比重要比大企业大得多,所面临的风险也更大,所以它们总是希望尽快收回投资,很少考虑这是扩展自身规模的必要过程。它们会避开存在更多不确定因素的长期目标,侧重能很快带来收益的短期项目。这样一来,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产生一定的收益,投资回收快,但从长期看,企业投资缺乏长期目标,很难把握未来可能出现的机遇,企业发展后劲不足,不仅不能扩大市场占有率,甚至已有的市场都可能失去。因此,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企业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3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
3.1 采用多元化进入战略
就企业的现状和条件来说,适宜采用的进入战略有:①合资经营。同东道国举办合资企业,有利于减少中方投资,发挥各自的优势,可以利用东道国企业熟悉当地资源、市场条件、政府政策、法律,比较容易获得当地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减少风险;②非股权安排。企业凭借自己在技术、工艺、产品、劳务方面优势,通过特许权协议、经营合同、提供管理性劳务等参与东道国企业的生产活动;③建立独资企业。可以通过新建或兼并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独资经营的好处是有经营自主权,可以与母公司保持更密切的联系,有利于控制自己的技术和工艺,能充分发挥母公司的优势,也可以减少或避免因合作经营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但是,它对管理的要求较高、风险较大,采用这种方法时应当谨慎。
3.2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确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和基本类型
从国际比较来看,当前中国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总体上处于中游地位,相对于更低阶梯国家而言,中国某些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相对于更高阶梯国家而言,和赶超是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主要任务,应当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采取分层次实施,有重点突破战略。一是在实力雄厚的机电、化工、纺织等重点行业突破,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向规模经营过渡。据第三次全国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有近500种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其中许多产品在技术水准和质量档次方面都要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二是在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行业进行突破,如家用电器、、轻型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所接受。
3.3 调整地区结构,进一步拓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元化
多元化战略包括功能多元化、行业多元化和产品多元化。其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机会,取长补短,互相调剂。企业特别是生产性企业开展跨国经营首先要实现企业功能的转变。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般需要设立自己的营销和机构,推销母公司的产品,采购设备、原料,销售国外生产的产品并负责收集市场信息,及时向母公司反馈。
在地区战略方面,由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较短,企业内部调控下属企业的能力不足,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当避免布点过于分散,从而增加企业内部的管理负担,导致效率下降。除中国已进行投资的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以外,从中近期来看,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中的印度、巴基斯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经济增长较快,并且中国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许多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另外,周边国家如东盟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比较接近,又有“10+1”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更可成为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伙伴和对象。综合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行,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可以以湄公河次区域为考虑的重点。交通的便利减少了运输成本,经济合作推行的领域为投资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从已签订的合作协议来看,中国愿与次区域各国共同努力,建立次区域贸易和投资信息服务机制,实现信息共享,为贸易商和投资者提供服务,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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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迅速发展。2003年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额上升到535.05亿美元,成为超过美国的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截至2007年12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632298个,实际使用外资7665.74亿美元。2007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871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47.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6%。其中,制造业占54.7%;房地产业占22.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5.4%;批发和零售业占3.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2.7%。FDI在我国的经济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在世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中,产业结构优化已成为提高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20多年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策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同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关系特别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问题对于中国进一步吸引外资、引导外资合理投向相应的产业进而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FDI在我国三次产业中构成特征
1.FDI三次产业间构成特征
FDI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部门,并开始向第三产业倾斜。无论是项目数还是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上,第二产业所占FDI的比重都远大于第一和第三产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FDI在第二产业中所占比例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并基本保持在65%~75%之间。
2.FDI产业内部构成特征
(1)第二产业内部的FDI分布特点。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分布特征是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建筑业分布比较少。并且FDI在工业部门主要集中在制造业,FDI投向制造业的比重较大。2007年,外商投资于制造业的企业数为19193家,占全部企业数的50.7%;实际使用金额为408.6亿美元,占总金额的54.6%。在制造业中,FDI的主要分布在加工工业,对原料工业的投资相对较少;对轻加工业的投资比重较高,对重加工业的投资比重较低;对资源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投资比重很小。
FDI工业分布的另一个特点是:轻工业的投资比重高于重工业;加工工业的比重高于原材料工业的比重;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大于一般加工工业。
(2)第三产业内部FDI的分布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外商对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在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分布有较大差别。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007年,房地产业的实际使用金额为170.9亿美元,占总金额的22.9%,为第三产业之首。
二、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1.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正面影响
(1)FDI的流入优化了我国的三次产业的的比重,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FDI的利用对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最终体现为不同行业利用FDI对其增加值的贡献。如上面的分析所示,投放于不同产业的资金促进了各个产业的发展,从而优化了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同时,我国所具有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的比较优势,FDI的流入大大提高了我国国内加工工业水平,促进了加工工业的改组和提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2)FDI加快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过程。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于加工工业,FDI对我国加工工业的影响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外资工业对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加快了我国工业的高加工度化过程。同时,FDI也促进了我国工业的高附加值化。
(3)FDI的结构性倾斜促进我国产业向高科技产业转移。近几年来,大型跨国公司实行“以技术换市场”为战略导向的产业转移,纷纷投资于中国市场。外商投资的技术和产品提高了我国加工工业水平,带动了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改组和提高。
2.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负面影响
(1)FDI加大我国产业的结构性偏差。我国吸收利用FDI的产业依然处于不合理的状况: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集中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过小,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偏低。FDI对我国三大产业的偏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我国工业过度扩张而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2)FDI过度推动了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扩张,特别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在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中,外资过多地流向房地产、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业等利润较高、回报周期短的产业,虽然我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已见成效,但房地产业的投资仍占较大比重。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不合理对我国经济无论在短期还长期上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3)FDI的技术溢出阻碍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保持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对于最先进的技术进行严密的保护,这就使我国的产业在技术上过度依赖于跨国公司,而不能进行自主创新,更无法赶超。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生产实行纵向垂直的全球化分工协作,实行一套完整的生产质量体系,但是这样其在华的子公司就与我国产业的前后关联度降低,不利于我国各产业的均衡发展。
综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结构有较大的影响,我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如加大引导外商对第一、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引导投资流向主导和支柱产业,制定合理的产业组织政策等,使我国的三大产业对外资能够合理地利用,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各产业比重的合理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外国直接投资 工业结构 资源配置效率
一、工业结构的演进规律
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是同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过程紧密相关的。国民经济的现代化,随着科技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工业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特征是工业结构的不断演化、升级。工业部门之间的结构变动在各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和规律性。这种阶段特征和规律性表现为,工业部门的结构转变从轻工业向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转移,而后,在基础工业发展的基础上,重心又向加工组装工业转移。这种向加工业转移的现象无论在轻工业还是在重工业都会发生,这意味着工业加工程度不断深化,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从工业部门结构转换来说,即从以原料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进入以加工组装为重心的高加工化阶段。
工业资源结构,即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的结合关系,也是与工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同步进行的。在工业化初期,整个工业发展是以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为主,这一时期在工业资源中拥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占有重要的地位。当重工业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时,对资本的要求大大提高,此时,资本因素又在工业资源中占据突出地位。随着工业部门结构向高加工化转变,在资源结构中技术又取代了资本,因此,从资源结构变动看,工业化过程又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的三个有序的发展阶段。
二、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内部各行业的分布
外商集中投资于中国的工业领域,外商在工业领域的投资占全部合同外资金额的一半以上。同时,外国直接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比重明显高于其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结构的升级主要表现为由重化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向技术集约化的转变,扩大对外开放对工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对产业比较优势转变和技术集约化发展的影响上,我们需要重点考察的是扩大开放过程中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基本趋势。
1993~2003年期间,在制造业产出结构的变动中,比重明显下降的产业主要有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而比重明显上升的产业主要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等。
外国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变动的实际作用,首先表现在外商在工业内部各行业间的投资分布上。由于外商投资额在工业内部各行业分布的统计不完整,而且分类也不统一,本文主要根据商务部的外资统计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仅对外国直接投资协议额在工业的三大门类:采掘业、制造业和电气、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
从最近几年外国直接投资在工业内部的分布来看,外商对中国工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对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而且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呈上升趋势,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有较大波动,但整体趋势是下降的。随着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在“十五”期间,外商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直接投资,对这两个领域的投资比重将逐步上升,相应地,对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将有所下降。
三、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探讨外国直接投资对工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要看外国直接投资是否促进工业结构向比较优势原则转化。我们首先探讨中国工业比较优势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判断外国直接投资是否对工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同一产业内部不同产品间的新旧替代或产品升级,是工业结构调整与转换的基本内容。导致产业内部产品间替代和升级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的投入和技术创新、技术进步。随着产业内部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加工技术向现代技术和高新技术的转变,产业内部的生产要素间也随之发生了由资源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再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和技术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出现了对劳动对象的初级加工逐渐向高加工度化有序发展的深化过程。相应地,产品也经历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或技术知识密集型的这一由高加工度、高附加值产品逐步代替低加工度、低附加值产品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通常被经济学家称之为一国比较优势的变化。所谓比较优势,简言之,指的是在国际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具备的相对竞争实力或竞争优势。不同国家间在产品的比较优势上的差别实际上是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别的具体表现。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其比较优势的变化是一个有序演进的过程,表现为由资源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再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或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有序递进。究其原因,这是由一国经济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渐进性所决定的。在大多数场合,人们通常用“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或“技术知识密集型”等概念、术语来指认一国比较优势的特征及其变化,并且往往通过对一国进出口结构的分析即从流通领域来观察其比较优势的变化。
(一)中国的比较优势
自1985年以来,中国出口商品构成中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从表2可知,从1985年开始,中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比重持续下降,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持续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成为出口导向的大国、全球制造业中心,在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接受了国际技术转移,通过“干中学”,取得了技术进步。
从表3看出,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构成中,“化学及有关产品”一直呈下滑的态势。“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除了个别年份外,基本上呈逐年下滑的态势。而“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比重呈逐年持续上升的趋势。“杂项制品”则由于统计口径有调整而呈现出不规律的状态,不具有比较的价值。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可以间接地反映中国的比较优势变化。从1985年以来,中国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明显表现为:从资源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转变基本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趋势明显。傅朝阳、陈煜(2006)通过计算这三种密集型产品在1980-2000年期间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净出口比率指数,得出结论:中国出口商品比较优势基本符合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并遵循了阶段比较优势原则。
中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而且高等劳动力资源比较雄厚,劳动成本比较低,甚至比某些东盟国家劳动力成本低;而中国所缺的资源是资本与技术。这决定中国的静态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大力引进外资和国内富余劳动力资源相结合,是充分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一条重要途径。外国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整体工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就是说,是否促进产业结构向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转化,表现为这些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行业是否趋于劳动密集生产。
黄冠华(2002)运用李耀新1995年所采用的模糊聚类法对中国工业全部行业按要素密集型划分,并对外资工业的要素密集度特征进行了归纳。统计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工业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符合比较优势的原则。外国直接投资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其重点自然在于把在本国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把中国作为制造基地,其产品很大部分用于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中国出口的快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资企业的出口,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带动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卢荻(2003)将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的分析,与中国经济的特定发展模式联系起来,其分析结果和结论是:在产业发展层面,外国直接投资确实有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然而这种贡献却是以妨碍生产效率改进为代价的。
综合相关学者的研究,我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主导的行业趋于劳动密集生产,而由于中国的静态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分布促进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向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转化,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外国直接投资的确促进了整体工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现代国际贸易格局下,遵循静态比较优势战略有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绩效,同时,推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有可能会不利于实现主导产业的转变,进而影响比较优势的转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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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全球对外投资总体趋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发挥的积极作用凸显。随着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自身规模的壮大及国际经营能力的提升,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未来几年,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中国将逐步由“商品输出”过渡到“资本输出”的发展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92年的6962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563762亿美元,无论是贸易规模还是增速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尽管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但对外直接投资额已从1992年的187万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721571万美元,年均增长146%,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处于领先水平。江苏的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都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因此,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研究综述及结论
国内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张如庆(2005)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和进口都只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即进口和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却不是进口和出口变化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促进或替代效应都不太明显,原因可能在于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总体较小,而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很快;谢杰、刘任余(2011)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两者存在着直接互补效应,另外我国针对不同地区的投资具有空间上的互补效应;乔晶、胡兵(2015)分析认为,2005―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稳健的促进效应,并认为随着生产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可能会与出口存在替代效应;张春萍(2012)根据我国对不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具有显著的创造效应,且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效应的强度存在差异;柴庆春、胡添雨(2012)通过我国对东盟和欧洲投资差异性的考察,也证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区域不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属于获取资源型,对发达地区的投资则为了绕开贸易壁垒;蒋冠宏、蒋殿春(2014)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促进了出口,但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存在不同,其中商服贸易类投资出口效应最为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本身体现了两国或两地区的贸易联系,一般认为两国贸易联系越紧密,对外直接投资相应越多。在衡量贸易联系时,进出口贸易额是比较合理的指标。
1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当存在贸易障碍时会促进资本的跨国流动,而当资本的跨国流动受到阻碍时会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以静态观点进行分析,一种产品既可以通过贸易,也可以通过投资进入另一国市场。选择进行贸易就替代了投资,这种替代效应在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时更为明显。另外,对外直接投资一般表现为先有市场,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投资主体就会考虑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当市场成熟后,投资主体就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从而用对外直接投资替代对东道国的出口。同时出口水平也间接反映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从母国进口越多,则表明其市场规模和购买力越强。因此,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有着替代和创造两种不同的效用。如果是贸易创造效应,则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如果是贸易替代效应,则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2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弗农(RVernon,1966)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成三个阶段,即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阶段,认为在世界区域范围内,某种产品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决定了其生产区位的不同,而跨国直接投资则是产地转移的必然结果。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则会抑制技术创新国的出口贸易,但会进一步促进母国对东道国的进口贸易。同时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会给东道国和母国之间营造新的贸易机会,使原来的贸易规模扩大。跨国企业在海外进行直接贸易时,虽然会一定程度替代贸易,但往往也会同时创造对劳务和半成品的需求,进而使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贸易规模扩大。另外对外直接投资也会提升企业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经过东道国将产品返销给母国以扩大母国进口。但母国的跨国企业在将生产设备向东道国转移时,也会减少母国对生产所需原材料的进口。所以,若是反向进口效应,则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若是进口转移效应,则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负相关。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的构建
以江苏省进出口额作为解释变量,将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引入解释变量江苏省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增长。为了降低异方差的影响,采用对数模型来研究各变量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模型如下:
LNOFDIt=β0+β1LNEXt+β2LNIMt+β3LNGDPt+μt
在模型中,OFDIt表示第t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单位为万美元;EX表示江苏省对外出口额,单位为亿美元;IM表示江苏省进口额,单位为亿美元;GDP表示江苏省生产总值,单位为亿元。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对线性模型取对数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异方差对模型的影响,但同时要注意对数变换后变量的经济学含义需要从弹性系数的角度来观察各个解释变量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二)数据收集
考虑到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还较短,相关数据不完善,所以样本区间设定在1992―2014年。选取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中的中方协议投资额表示对外直接投资(OFDI),用江苏省出口额(EX)、进口额(IM)表示对外贸易,用江苏省生产总值(GDP)来度量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而其他可能的因素对于模型的作用包含在随机误差项μt里,然后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数据见表1。
三、实证分析
(一)ADF检验
本文采用Eviews80软件进行分析。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很容易造成“伪回归”现象,导致检验结果中t、F、R2统计量失效。因此对经济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进行ADF检验来分析数据的平稳性。同时,采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准则)和施瓦兹准则(SC准则)来确定滞后期,检验结果如表2。
LNOFDI、LNEX、LNIM、LNGDP的ADF统计值全部大于10%临界值,所以LNOFDI、LNEX、LNIM、LNGDP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但是LNOFDI、LNEX、LNIM、LNGDP的ADF统计值全部小于5%临界值,则LNOFDI、LNEX、LNIM、LNGDP是一阶单整的,即是I(1)。
(二)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两个序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且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两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而可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因此,进一步采用协整检验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如下表3。
由多变量协整关系检验可知,LNOFDI与LNEX、LNIM、LNGDP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所以回归的结果可信,由OLS法所得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及生产总值关系的最终模型为:
LNOFDI=-2674-450*LNEX+396*LNIM+419*LNGDP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江苏省出口EX每增长1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OFDI就会下降45个百分点。说明江苏省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二者存在替代关系;江苏省进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OFDI会增加396个百分点,说明江苏省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正相关,二者存在互补关系;另外,江苏省生产总值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OFDI会增加419个百分点。说明江苏省生产总值GDP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呈正相关。下面进一步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各解释变量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贡献度。
(三)基于VAR模型检验的方差分解
1VAR模型平稳性检验
由于方差分析必须要求VAR模型是稳定的,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LNOFDI和LNEX、LNIM、LNGDP进行了VAR模型的稳定性进行估计,并对VAR模型的结果进行检验,发现VAR模型的全部特征值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则VAR模型是稳定的,检验结果如下图1。
2方差分解
采用方差分解来考察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出口、GDP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方差分解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对比GDP变化对OFDI的贡献及OFDI对自身的影响,可以得出GDP变化对OFDI的贡献刚开始迅速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贡献率逐渐下降,最终稳定在17%左右,表明政府“走出去”战略在短期会显著促进对外投资的发展,证明了政策的有效性。长期来看,企业会受到国际经营能力、创新能力及自身实力的约束,这一点从OFDI受到自身影响大于GDP所带来的影响也得到印证。
对比进出口变化冲击对OFDI的贡献,可以看出进口对OFDI贡献要远大于出口对OFDI的影响,表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资源寻求型,另外,从企业自身来讲,为了降低成本以及消除市场的外部性,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国际一体化战略,这也是进口对江苏省OFDI贡献大于出口的一个原因。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进口和出口的多元回归分析,以及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进口之间的方差分解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负相关关系,表现为替代关系。原因在于,江苏省作为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大省,对外投资和生产具有一定的规模,采用“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模式势必会减少投资国的出口。这与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相符。当企业在东道国出口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市场,并对东道国市场有所了解后,便会从出口转向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遭到东道国政府设置的贸易壁垒限制不断增多,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补偿投资”。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产业 战略选择
一、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理论分析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可称为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小岛清,1977)。投资国应选择在东道国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产业部门(但对于投资国来说,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产业部门)进行直接投资,而在本国国内集中力量发展优势产业,有利于本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保持迅猛增长的势头,增速居世界第一位。从日本海外投资现状看,无不处处显示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原理。由于日本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经济方面的情况和我国目前具有相似之处,即存在着期望通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正在进行的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发挥推动作用的客观要求。所以,比较优势理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二)产品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弗农(R.C.Vemon)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发表的《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弗农将产品周期从该产品进入市场时起划分三个阶段: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假定世界有三类国家,一是新产品的发明国,通常为发达国家;二是发达程度略低的国家,通常为较发达国家;三是落后国家,通常为发展中国家。费农认为,新产品随其产生、成熟到标准化将在这三类国家间进行转移,其转移过程是:在母国生产并出口——转移到较发达国家投资生产,母国减少生产和出口——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生产,母国停止生产,改为从海外进口。
虽然产品周期理论并没有直接讲述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但实际上,该理论通过分析产品在不同阶段其生产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转移的情况,间接提出了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根据其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选择不同投资产业的思想。
(三)小规模技术理论
小规模技术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比较优势来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这种小规模生产技术带来的低生产成本等比较优势能够使生产者获得比较利益”(威尔斯,1986)。威尔斯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1)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低收入国家制成品市场的一个普遍特征是需求量有限,大规模生产技术无法从这种小市场需求中获得规模效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正是开发了满足小市场需求的生产技术而获得了竞争优势;(2)“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由于普遍存在的外汇短缺和收支逆差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采取了各种限制进口和鼓励进口替代的措施,这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积极探寻用本地投入来替代特殊进口原材料的技术。一旦拥有了这类技术,它们就可以将之推广到面临同样问题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东道国拥有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3)拥有低价产品营销战略优势。物美价廉是发展中国家产品最大的特点,这一特点成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提高市场占有率的有力武器。
(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主要从技术累积论出发,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一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二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
在上述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坎特维尔等人还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特征和产业特征。在地理分布方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利用种族联系;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的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基础上,为获取更先进复杂的制造业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马亚明,2001)。在产业分布方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一些新型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技术能力也得到迅速提高。在对外投资方面,它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产业的产品,开始从事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开发活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解释了19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结构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由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流动的轨迹,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投资来加强技术创新与积累,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和加强国际竞争力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现状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的速度很快。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03年6月底,中国累计投资设立了7178家非金融类企业,协议投资总额近150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近100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领域已从过去以贸易领域为主逐步拓宽到资源开发、工业生产、农业、旅游等行业在内的更广泛的产业领域。2003年,采矿业、工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商务服务业继续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聚的领域,占当年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92.6%。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在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200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资源开发投资占51%(采矿业48%。
农林牧渔业3%),制造业投资占21%,两项合计占72%,其他方面投资仅占28%(批发和零售业1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0%,交通运输仓储业3%,建设业1%,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1%)。
在资源开发方面,渔业、林业和矿业资源为主要开发对象。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各种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一些资源的短缺不仅约束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也限制了我国一些企业的快速成长。因此,为了突破经营资源的约束,不少企业纷纷投资于资源开发业。以首钢集团在秘鲁的铁矿项目等为代表的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资源短缺的状况,有利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初级加工制造业是生产性海外投资中另一个较为集中的部门,其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技术相对简单,投资少,见效快,技术要求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和市场需求能力。
2.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比重较低。由于发达国家为保持其技术优势,总是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其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和扩散。因而,通过技术贸易渠道和引进外资途径都难以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为了获取和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新产品设计和先进的管理知识等,我国部分企业往往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以设立合营企业或兼并与收购当地企业的方式,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投资企业的发展。虽然近年来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有所增加,但总体上讲,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高科技企业的比率仍然很低。
3.服务业项目中劳动密集型仍占主导地位,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比重很低。目前,传统的商业、运输和公用事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在整个第三产业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大大下降,而银行、保险、电信、媒体业的国际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大大上升,反观中国第三产业对外投资,基本上是低层次的贸易、旅游餐饮等传统三产项目。
4.从业范围出现了交叉进入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产业结构与投资主体所在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跨行业进入”的多样化趋势。具体表现在:(1)外贸公司不断扩大境外加工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在发展海外贸易分支机构的同时,向生产领域拓展,在泰国兴办橡胶厂等;(2)工业企业向贸易业和其他行业领域扩展,如首钢集团除在海外兴办钢厂之外,还进入了航运、海产、服装等多个不同的行业领域;(3)以劳务输出、承包工程为主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正逐步向纺织、轻工和电子等行业延伸。这种交叉投资的多角化方式,符合跨国企业的一般发展趋势。
总体而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相对忽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偏重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制造业的投资,忽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偏重对国内连锁效应弱的产业投资,而忽视对国内连锁效应强的产业投资,结果导致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的断档与分割,致使对外投资风险加大,总体经济效益低下。因此,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是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战略选择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科学的战略选择。目前,我国应主要加大以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一)资源开发业仍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项主要任务
资源开发业仍将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其主要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在产业分布方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由于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因此,资源开发业应是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点;二是符合国际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规律。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重点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国际经验表明,资源开发业是对外直接投资初期的重点投资行业,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型——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从我国国情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仍处于起步阶段,在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资源开发投资占51%,这符合国际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规律;三是有助于缓解资源缺乏这一经济发展的瓶颈。针对我国资源缺乏而进行资源开发型的跨国经营可以缓解我国资源不足的矛盾,相对提高了我国资源拥有量。我国已积极发展对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资源较丰富国家的直接投资,例如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与澳大利亚合资开采恰那铁矿,每年可运回近千万吨国内短缺的优质矿石。我国应通过对外投资建立稳定的资源供应基地,不仅可以降低通过市场转移资源的交易成本,也有利于规避世界市场资源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二)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应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
根据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可以将一些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在国内已失去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仍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阶梯的国家,这将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经过50余年的建设,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虽然我国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根据小规模技术理论,目前,我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所接受。所以,这些行业也应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产业转移。一方面,可以适时地转移国内过时或过剩的生产能力、实现产业国际转换、为国内产业升级腾出空间;另一方面,可以延长国内比较劣势产业的经济寿命、增加利润、为国内产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三)服务业将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热点
196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服务业,服务业在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2001年,服务业占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72%,占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52%。与此同时,服务业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如1997年,服务业FDI流入量占世界FDI总流量比例为47.7%,1999年达到50.3%,2001年则上升到63.3%。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应在这种国际趋势下抓住向服务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契机,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从现状分析,虽然我国的服务业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存在着比较优势,例如在国外工程承包及劳务输出、远洋运输服务、人造卫星发射服务,以及旅游服务方面。2003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合计171.49亿美元,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总数达52.5万人。在旅游业方面,2003年我国旅游外汇收入为174.06亿美元,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由此可见,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等领域,它们应作为是我国现阶段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
(四)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学习型投资
198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不断深入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兴起,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新的投资热点。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取代传统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由于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产业结构的层次还比较低,不可能盲目地要求高技术产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但应将其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一方面,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来加强技术创新与积累,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和加强国际竞争力。这一结论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由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流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当今国际市场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竞争,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因此,我国非常有必要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学习型投资,即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向更高阶梯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这将给我国带来两大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绕过一些壁垒更直接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经验,跟踪世界动态,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推进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二是可以形成对母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直接牵引,即从国际生产的需求或供给方面,推动母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通过在世界技术创新密集区建立研发机构是取得新技术和提高本国企业技术水平的重要方式。如海尔集团在美国和德国建立了以研发和技术转让为主要目的的海外企业,并在美国洛杉矶、硅谷,法国里昂,荷兰阿姆斯特丹及加拿大蒙特利尔设立了6个产品设计分部,通过境外产品开发来推动国内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二是跨国并购高科技企业。通过直接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可以快速的获得其技术,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日]小岛清,1977:《对外直接投资论》,日本钻石出版社。
【关键词】中国;OFDI;现状;问题;策略
一、中国OFDI的现状及问题
(一)规模特征
中国OFDI的规模自2003年之后呈跃升式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不断提高,但在全球所占份额仍然较低。
数据来源:经商务部《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整理而成
从图1可见,自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十五”计划中首次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OFDI就有了较大增长。2002年我国建立了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我国的OFDI从2003年起从低位徘徊开始飞跃式增长。
同时,中国的OFDI相对于其他经济体投资的地位也不断上升。1990年后,中国的OFDI存量一直稳居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前十,2000年中国超过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等OFDI起步较早的国家和经济体,2006年再超越巴西,位列发展中经济体第三位,仅次于俄罗斯和新加坡。在新增流量排行上,中国2003年跃居第二,2006年开始超越新加坡在发展中国家中位列第一,在全球所有国家(地区)经济体中排名第13。2010年中国的OFDI流量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大国,名列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5位,存量居第17位。
但从总量上看,我国OFDI在世界OFDI市场所占份额仍然有限。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ATD)《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OFDI是1.32万亿美元,年末存量20.4万亿美元,以此计算,2010年中国OFDI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5.2%和1.6%,该比例远远落后于许多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水平。
(二)产业分布
投资领域广泛,制造业大幅增加并跃居首位,并购领域仍以资源和采矿业为主。
目前中国的OFDI除极少数领域没有覆盖外,投资几乎遍及了一、二、三各产业的各个细分领域。笔者计算出年度投资额占当年总投资流量的比例的前六位行业,并将其按高低排序,请见下表:
2008年前6位依次为:
行业 商业服务 金融 批发零售 采矿业 交通运输 制造业
占比 38.85% 25.13% 11.65% 10.42% 4.75% 3.16%
2009年和2010年的前六位依次为:
行业 制造业 批发零售 租赁、商业服务 建筑业 采矿业 农林牧渔
2009占比 30.2% 21.9% 13.1% 6.8% 6.3% 5%
2010占比 28.6% 23.4% 12.8% 6.5% 6.2% 4.8%
从上表中可见,近年来我国的OFDI的投资行业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
(1)投资于金融业的OFDI从2008年第2位降至第13位,金融业投资比重的大幅下降表明我国非金融类OFDI在总OFDI额中的绝对比重大幅度上升(2010年流量份额为87.5%)。
(2)投资于制造业的ODI异军突起,从2008年第6位跃居为2010年的第1位,说明第二产业的投资跃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首位,由于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制造业相对来说也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以这种行业结构比较适合中国目前的国情。另外采矿业和相关资源产业一直都受到国家的重视,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保障战略性能源、资源的稳定供应和价格风险控制的目的,同时也体现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受到母国政府的政策和制度的较大影响这个鲜明的特点。
(3)商业服务、批发零售业的投资一直稳居前三位,说明第三产业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较大比重,但是此情形也不容乐观,因为在商业服务中贸易型投资项目占了绝大比重,同时也偏重于投资如餐饮、旅游业等成本低、见效快的服务业。
(4)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2009年占比为2.9%,2010年占比为3.9%;计算机和软件业2009年为2.1%,2010年占比为2.2%。可见技术密集型项目投资虽然有增长趋势,但总体上讲,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占比仍然很小,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总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比如过分偏重于对加工、制造等初级产业的投资,忽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偏重消费品投资,忽视生产性投资;偏重对国内拉动效应弱的产业投资,忽视对国内连锁正向效应强的产业投资,这样就不利于推动我国整体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
(三)投资方式:跨国并购已成为中国OFDI的主要方式
总体上看,中国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中以跨境并购方式进行的投资约占总额的一半左右,并购领域涉及采矿业、制造业等。据2010年统计公报,2010年全部的688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中,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投资达到297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43.2%。另据统计,2010年中国企业并购案例2556起,披露价格的交易额达到了1696.43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四)主体分布: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为主导,并表现出较强的资源目的取向,中小企业和私企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受到应有重视。
资料来源:历年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上面的图和表中可见,我国OFDI的主体目前已形成多元化格局,并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尽管从数量上国有企业己退居第二(见表2),但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居首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先锋和主力。譬如在2010年末中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资产总额前四十家公司中,有26家“中”字头国有企业,而前十家公司中,有8家“中”字头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相对照的是,民营企业的数量在排行中寥寥无几。可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具有相对灵活性,是容易培育小规模技术和创新技术的主要载体,但在我国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资金、信息、审核、税收上得不到系统的支持,这极大削弱了其对外投资的优势。
(五)区位分布:从大洲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流向相邻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拉丁美洲和欧洲也是投资的集中区域,而对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投资比重明显偏低。据公报显示,2010年底,中国的1.6万多家境外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0%和85%。从国别地理分布来考察,2003-2010年间,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变动不大,一直是中国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且香港吸引了国内的半数以上的投资。
(六)政策环境: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环境有待改善
目前我国的OFDI政策体系已经初具雏形,主要包括审批与管理制度、促进和鼓励制度、日常监督与服务政策。虽然中国的对外投资政策,已朝着符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的方向在调整,但仍有很多问题存在。目前我国既没有统一的监管部门,也没有一部权威和系统的对外直接投资法,主要由商务部、发改委和外管局等部门分头管理,各部门根据各自职能制定相关的规章文件,这导致了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前必须经由三个部门“九道坎”审批的尴尬局面,大大降低了效率。此外,海外国有资产的监管不力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非公有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立法不完善;对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监管存在漏洞,导致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难以防范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改进。
二、对策建议
1、从宏观上科学制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战略
首先政府应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规划,避免企业自发进行境外投资的盲目性和短视性。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区位规划:继续巩固在东亚和东南亚东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逐步向发达国家延伸,实现投资地域的多元化;
(2)产业规划:对行业的选择上要坚持我国和东道国产业的互补性,继续以发展制造业为重点,向海外转移成熟技术的过剩产业。同时加大对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以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为未来发展方向;
(3)主体规划:既要鼓励有实力国有控股大企业拓展境外投资业务,同时通过有效手段促进国有企业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健全责权统一、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又要鼓励有特色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4)政策方面:制定与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统一监管部门,明确职责划分,简化审批程序和手续,放宽审批标准,增强企业对外投资自;继续完善境外投资监管体系,对境外投资的企业和部门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督,加强对境外投资效果的跟踪测评,强调完善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包括信息服务、境外投资担保、签署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金融和税收支持等等。
2、在微观层面提升企业的对外投资竞争力
企业在投资之前要认真作好前期准备(项目调研、环境评估、伙伴调查等),选择适合自身的市场进入方式。在投资时企业应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并整合自己的竞争优势,以市场为导向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产品,大力开发和培养符合国际化要求的跨国管理人才,重视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发展,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提高企业信誉。同时还要处理好与东道国的关系,注意境外安全问题等。
参考文献:
[1]刘宏,汪段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特点研究(2008-2009)[J].国际经贸探索,2010,26(12).
[2]联合国贸发会议(UNCATD).Word Investment Report[R].2010-2011.
[3]颜凌芳,李一文,刘宏青.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研究及其新变化[J].财贸研究,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