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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文心雕龙》 刘勰 儒家思想 评价
《文心雕龙》的内容比较复杂，但其基本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魏晋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儒学思想对刘勰的一生都有着深厚的影响，他的儒学思想重要反映在他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中。全书贯穿着儒家思想。纵观全书五十篇，都体现了儒学的内容。
一、儒家思想对刘勰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文心雕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刘勰早年家境贫寒，笃志好学，终生未娶，曾寄居江苏镇江，在钟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随僧佑研读佛书及儒家经典。《二十二史札记·南朝经学》：齐高帝少为诸生，即位后，王俭为辅，又长于经礼，是以儒学大振。从齐建国到永明四年刘勰二十岁的六七年，正是刘勰笃志好学之际，当时的儒学大振和文学渐兴，对他儒家思想的形成和从事文学研究都有深刻的影响。由以上得知，儒家思想对刘勰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儒家思想在《文心雕龙》中的体现
刘勰的思想属于儒家思想，《文心雕龙》全书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序志》篇中，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后世文章讹滥，就是因为离开了儒家经典的本源所造成的，因此要根据儒家圣人的教导来写论文。这无可辩驳地说明，《文心雕龙》这部书的确是以征圣，宗经的思想为依据，也说明刘勰崇拜的是儒家圣人。
《文心雕龙·风骨篇》从创作过程强调了“风骨”作为文章内在生命力的特点和重要性。“风骨”所强调的“刚健”、“遒劲”、“有力”正是儒学对真正人格的要求，它和中国古代文人崇尚高洁的情操、刚正不阿的骨气是分不开的， “风骨”是古代的一种诗学精神，它的文化根源是儒家对于刚健中正人格的强调。儒家思想的中心即是“人”，在儒家看来，刚健中正才是真正的人格，是文人精神品质非常可贵的一面。《征圣》篇中，“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主张写文章要以“圣人”为师。这个“圣人”，即周公、孔子。所以，他说：“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刘勰认为，作家进行文学创作要以“圣人”们为学习榜样，以“明道”为己任，以教化为目的，充分发挥文学的政治作用。
三、刘勰对儒家思想中文学理论的继承
刘勰继承了儒家的文论观，突出文学的教化功能，提出文学对人的性情有陶冶功能。在《明诗》篇中，刘勰阐释了诗歌的意义和作用，“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诗歌可以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无邪就是没有邪念，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意谓诗三百中没有不正当的思想感情。儒家思想认为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的教化功能，这和刘勰的思想也是相通的。刘勰赞赏子夏监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肯定孔子对他们的评价。另一方面他更突出的主张诗歌要政序相参，发挥顺美匡恶的作用。刘勰继承前人“诗言志，歌咏言”之说，认为诗歌是感物言志的，亦即表现在外物的触发后所产生的思想感情。
《文心雕龙》继承了儒家以内容为主，形式为内容服务的观点，文学内容与形式，《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心雕龙》作为一部自成体系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它主张文质并重，以质为主，强调内容为主，形式为内容服务，在《情采》篇中：《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
四、对《文心雕龙》中儒家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标榜儒家经典为样板，举出儒家思想的旗帜，我们要以客观的态度来评价这部作品，充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首先我们认为，对于经历了很多发展变化的儒家学说来讲，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孔子的学说，部分方面是落后的，但是又含有很多积极的因素，比如对教育的重视，强调文学的现实功效等，这对古代文学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要根据时代的需要对孔子的学说补充进新的内容。
我国封建社会的作家思想家都难以摆脱儒家思想的支配，刘勰也不例外，对于刘勰表现出来的儒家思想，要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刘勰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自幼好学，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影响是深远的，刘勰面对当时战乱不堪的社会现实，他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深为统治阶级担忧，他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社会现实，为本阶级寻找出路，所以他希望用孔子的儒家思想进行统治，施行仁政。
总之，刘勰的《文心雕龙》许多思想都继承了儒家思想的许多观点，并把儒家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但是刘勰征圣、宗经，并非泥古不化，言必经典。刘勰批评纬书其伪有四，无益经典，但由于它事丰奇伟，有助文章，并没有否定它，而是推崇它，成了他论文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刘勰的征圣、宗经以及崇拜儒家经典，其目的是为文章服务，而不是盲目地服从儒家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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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国学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历史的积淀。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人重整体、重混沌、重象形、重道德、重关系、重秩序，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法家、儒家、道家等国学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管理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需要从中国文化的精髓、根本上去寻找方法。更好地将国学思想精髓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将有助于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和谐发展，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繁荣富强。
关键词 ：国学思想 儒家思想 法家思想 道家思想 企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8-0191-03
国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凝聚了传承久远、历久弥新、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智慧，蕴含着丰富的东方思维，其中的思维观、决策观、用人观和自我观等对企业管理和企业家自我提升具有深远的意义，灵活运用国学，可以打造和谐强大的企业管理模式与文化氛围。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现代企业需要从国学中去挖掘、传承和发展有价值的思想，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培养核心竞争力，提升管理理念，改进经营模式，促进管理创新。要实现管理现代化，必须继承本国的文化遗产，融汇东、西方管理文化的精髓和智慧，走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和谋略，特别是孔子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中庸等儒家思想精髓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非常实用的指导性、借鉴性和启发性作用。从国学文化中萃取了“孝悌”、“礼仁”、“信义”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倡导员工做人要“孝悌”，做事要符合“礼仁”，做生意要遵守“信义”。
在国学思想中，应用于企业管理的思想的主要有法家、儒家、道家等哲学思想。
一、法家哲学思想：以法治天下
法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控制理论。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韩非子的管理控制思想，偏重于控制体系的设计，对于体制因素的重视，超过对人的素质、能力等主观因素的重视。法家的管理是强制性管理，它认为人们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经济关系，即利益关系。如管子曾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主要是因为利益驱动。法家认为管理需要采用高压政策，要做到“信赏必罚”，赏罚分明，用强大的法律和丰厚的利益来恩威并施。
将法家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一是加强企业制度建设。员工是否能够忠诚于企业，主要依赖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讲究制度执行。在一个企业中，规章制度、条例、纪律、政策的制定权，如果不集中于最高管理层，政令不可能畅通。法家强调对执法者的控制权的集权，领导应谨慎选择可以交付任务的人才，在确保威信的基础上充分授权。三是管理风格严厉。法家用“赏罚”来主导员工的行为，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和规定，做到赏罚分明，但也存在忽略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的倾向。如果管理者将管理重心完全放置到了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是对员工的惩罚上，而忽视了企业文化、道德建设，也会影响企业整体发展。
二、儒家哲学思想：以人为本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本主义，强调尊重他人，感化人心，追求人格完善，人际沟通。人本主义的核心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以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把人看做是企业最大的资源，管理者要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儒家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实行“德治”和“仁政”，树立“以民为本”的观念。儒家特别强调个人道德修养，自身管理，“君子务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体现管理者从自身做起，培养自己德行的观点。
儒家思想重道、明德、信义、崇礼，与当代科学管理思想十分相近。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性本善，强调“忠”、“恕”之道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个人利益绝对不会凌驾于团体之上。
儒家文化当中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为人处世之道，还包含着管理与经营之理。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且融会贯通，将儒家文化的精髓渗透到现代企业管理当中，合理科学加以运用，是培养和锻造领导艺术、从谋划到决策都能够稳中求进、并指导领导者与企业上下共同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仁义礼智信”。“仁”的本义是友爱、互助。当一家企业得到别的企业的帮助后，应当铭记不忘，寻找机会予以报答。“义”是指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既注重经济效益，又注重社会效益。“礼”是一种传统美德，表现为良好的企业形象。在市场竞争中，要靠优秀人才和超群的智慧才能勇立潮头，这就是“智”。 “信”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取信于民的企业能够稳定发展，失信于民的企业难有立足之地。
儒家思想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观点：一是仁者爱人。管理者的基本职责就是善用人、能容人，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激发和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
儒家提倡“人和”，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互敬互爱，以和为贵。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企业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矛盾。管理者可以采用“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做到企业内外、上下、左右协调一致，达到和谐管理的最佳境界。
二是以义统利。儒家思想主张“以义统利”。孔子说“见利思义”，孟子说“先义后利”，均把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在义利关系上认为：“仓廪实然后知荣辱，衣食足然后礼义兴”。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主张“义以生利”、“先义后利”、“重义轻利”，强调儒家的“义”，把追求利润与服务社会结合起来，使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最终达到“以义统利”，“义利统一”。
三是以德服人。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就是强调“以德治企”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儒家也是既强调制度与法律，又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们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该做的事。管理者必须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榜样去带动受教者，要以自己的模范道德行为为表率。
四是团队意识。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家、国、天下四者统一起来。另一方面主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倡导团队中的团结与协作。企业应为每个团队成员提供富于挑战性的工作，将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管理者要不断指导团队成员的成长，为他们提供学习新技能的机会，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
儒家思想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帮助员工树立集体主义观念，正确处理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企业中，无论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还是员工与员工之间，都应该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形成团结、友爱、互助的良好关系。同时企业领导者也要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主动关心下属，给他们成长的空间，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企业领导如能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关心员工，切实在工作、生活方面为员工排忧解难，那么员工也将会被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所感染，以实际行动回报企业，这就是“相互作用”的体现，也是儒家提倡这种“仁爱”思想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这种良性循环正是当代企业追求达到的一个目标。
三、道家哲学思想：循“道”而行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将“道”看作是一种客观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其自然，作到天地相合，天人合一，充分融汇，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然而“道常无为”，因此应无为而治，通过最有效的管理来减少干涉行为，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和谐共生。
道家管理哲学中的“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弱者道之用”、“天地相合”等观点都是对“道”的延伸和支持。
道家思想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观点：一是无为而治。道家提出的“无为而治”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在道家看来，管理者在具体事务上少插手，放手让被管理者积极有为，鼓励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创新精神，从而实现目标。“无为而治”是道家管理智慧的基本原则。道家主张管理者应该顺应管理活动的规律，不乱作为。所谓“无为”，就是要按照规律办事，充分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自然而然达成企业的管理目标。管理者必须讲求策略，要“抓大事”而“舍小事”。只有敢于“无为而治，道法自然”，顺应、尊重自然规律，最大限度发挥员工积极性，才能大有所为。道家的管理宗旨就是通过“无为”．最后达到“无不治”的管理效果。
二是善用人者为之下。“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高明的管理者应该谦下待人，而不应自以为处处都比下属能干。因为位在其上者，并不一定是才在其上。管理者若高高在上，自高其智，目中无人，则有智者必不肯忠诚效力。好逞其能者，有才能的人必不肯与其相处共事。管理者要怀着谦下之心，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才能使被用的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三是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企业家治理现代企业，应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有利于员工安心工作。管理者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决策，把握好做什么、何时做、谁来做，同时鼓励下属放手去做，绝不能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管理者要以小心谨慎的态度去处理各种事物，尊重事物的稳定性、复杂性和可变性，不能主观冒进，朝令夕改。管理实际上是对人的管控，最高境界是少控制、不控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企业的规章制度和发展方向不能朝令夕改，必须保持连续性和一贯性。
道家管理对人的个体价值和个人自由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强调管理要以人性化为核心，把员工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尊重员工的地位、价值与尊严，为员工科学合理地安排工作．充分考虑员工的成长和价值。如果企业家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为人处世，为下属树立良好的榜样，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声誉，尊重市场发展和社会需求变化的规律，脚踏实地进行企业管理，员工满意度、工作效率和质量也会随之提高。“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换来的是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可。看似“无为”，实则“有为”，就会树立企业的成功之本，企业就会基业长青。
四、国学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融合
法、儒、道家管理思想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可以用法、儒、道管理思维来完善。将法家的权谋、儒家的进取、道家的无为融合于企业管理之中，灵活运用。
法家在强调管理者的绝对权威基础上实行制度的强制约束，没有规矩则不成方圆。法家提倡奖惩制度赏罚分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在公司成立之初就应运用法家的思想，建立起完备的公司规章制度。
儒家的管理智慧主要体现在“做好人情，成好事情”。孔子的德政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理念相吻合，通过所有员工的自我约束、行为表率来形成企业的统一价值观和行为。
道家的管理智慧提倡在基础管理完善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各得其位、各司其职来维护企业的正常发展。“无为而治”正是治理的根本，是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
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越是基层的管理，法家方法的比例越重；越往上，道家的比例就越重，而最高层次则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一般来说，可以先以法家思想奠定公司的行为及法度基础，而后以儒家思想管理。在共同遵守规章制度的氛围中，与员工和谐相处，创造基于律法为前提的以儒家思想为企业文化核心的情感管理。待公司在以上两种思想下和谐平稳发展成熟后，可以适时导入道家思想，最后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法、儒、道家三种思想各有特色，只有组合运用，威力才会更加强大。用法家思想治天下，用儒家思想安天下，用道家思想持天下，企业将所向披靡。过于依靠律法治理企业，容易造成员工忠诚度低，无归属感，与公司貌合神离。过于注重儒家思想，极容易导致员工不遵循公司规章制度，纪律混乱，没有律法。道家思想则要在前两种思想已经充分奠定公司扎实基础的时候才能导入，否则也会造成水土不服。
国学智慧所蕴含的做人、经营和思维的智慧，对于提升人生境界、促进企业的经营发展有很大帮助。企业管理就是选好人，用好人，留好人，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国学的精华就是国人认可的价值体系，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根本看法。中国人看重的价值取向包括社会和谐、仁爱友信、开拓创新、成就权力、中庸传统、安居乐业、家庭美满、快乐人生、人情关系和平等自由等。了解员工所思所想，坚持以人为本，坚守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体现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责任，才能更好地管理好企业，实现企业、员工和谐发展。
无论是法、儒、道哪一家，都有许多思想精髓可以被运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但法、儒、道三种哲学思想也有不少的缺陷和不足，也需要不断发展，与时俱进，趋利避害，自我完善。另外，法、儒、道家的哲学思想仅涉及思想层面，偏重于理论，而非具体的管理方法，西方科学严谨的管理方法、流程以及强调个人价值和自由、尊重个性与发展的做法也非常值得学习借鉴。只有融汇东、西方管理文化的精髓和智慧，才能创造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管理理念。
总之，企业管理工作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荣辱观、是非观、道德观，把社会责任放到更重要位置，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公平、和谐的环境，将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管理，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带给员工更多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在具体管理中应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决策，充分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实现企业发展的终极使命，即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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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和谐理念；人本主义
在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的时代，人们意识到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企业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性。无论企业管理方式如何复杂和多样化，人都作为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整理支柱。这就要求人们在现代管理中注重于人的智力、体力和潜力的开发，激发员工的潜能，在管理中实现人本化。
任何科学有效地管理离不开深厚的民族文化思想。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有着许多相融之处。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以及“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当今的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所以我们从人力管理的角度去研究儒家思想，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同时成为现代企业管理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简单来说，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运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儒家整体和谐理念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
儒家思想的思维方式主要特点是整体思维，这种整体思维的特点运用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就是一种整体管理，也就是系统化管理；而西方思想的思维方式特点是分解，无统揽照顾整个局面。从这方面来看，儒家文化的整体思维有利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的整体管理。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从系统整体理念出发，一向讲究于“和”。如创始人孔子就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都反映了对人际关系和睦的强调。由此可见儒家思想重视人际关系协调和群体和谐，注重个人对集体的贡献。而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就非常注重于团队合作，只有合作才是一切企业和组织成长之本。一个企业发展和在市场竞争的成功有赖于所属员工的团结合作，而相互冲突和斗争能毫不含糊地毁掉一个企业。如知名公司青岛海尔集团就凭着职工的团结协作，终于能发展为全国的知名企业。
儒家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中庸理念，其中庸的观点是“过犹不及”，也就是主张执中来求和，矛盾的双方实现和谐与统一。儒家思想把中庸的观念看作是人们不容易达到但又不可缺、至善至美的道德理念。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中庸思想具体表现在对员工的选拨、管理以及激励等方面。领导在对员工的管理中，要适度中庸的观念，否则就会导致员工工作效率下降以及激起员工的抵触对抗情绪；在对人才使用上，对人才的埋没、小材大用或者大材小用都会造成人才资源上的耗费。
在这方面，美国著名的“彼得原理”与中庸之道就有相似之处。人力管理工作关键就是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但在这过程中，过多或过少都会压抑员工积极性的发挥。所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讲究制度管理与人力管理的相结合，制度是硬，人力是软，只有刚柔并济才能做到最佳管理，这也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
二、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
儒家思想倡导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人力资源这符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例如儒家思想的“人和”作为一种要求企业员工遵守的伦理规范，能倡导企业建立和谐的内外部环境，有利于培养和造就员工们和谐的团队精神。如果“人和”思想运用在企业外部环境，则表现在企业关注和气生财与公平的良性竞争、企业与政府和公众建立一种良好和谐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
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现代所提倡的人本管理思想有相似之处。如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倡“爱民”、“惠民”、“裕民”，在领导对人的管理上，则主张“仁”“爱”理念。用在现代企业的人事管理上，则是领导要以礼待员工、并且员工之间以礼相待，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互相信用与尊重，这些都有利于企业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的人本思想用在企业管理上，也就是领导上级对下属员工谦和宽厚，下属对领导忠于职守，这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如能把员工看作是“社会人”，能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尊重和发展员工的潜能，将企业的实现目标与员工的理想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企业与员工感情交流，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增强员工的忠诚度。
三、儒家的道德观念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
儒家思想的一些道德观念，如“仁者爱人”，用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可以突出强调员工的仁爱之心，用规章奖惩制度号召员工团结友爱，使企业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仁”的具体做法是忠恕之道，作为人力资源的领导者，就要以身作则来带动公司的其他员工；在对待别人上，就要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团结公司的人员，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是儒家思想对人力资源管理中导向力的最好说明。
儒家的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观也有利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如孔子对义与利关系的看法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来说，在义与利的抉择上调整好心态，在公私利益冲突时牺牲小我、完成大我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摘要】大学阶段是学生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方面的学习。中国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既包括可教学的内容，又涵盖了教学方法。如何对儒家思想正确使用成为学者专家关注的课题。文章分析了如何将儒家思想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关键词】儒家思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方法
【基金项目】郑州地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第七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ZZJG―C7043）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儒家思想初步形成于春秋时期，从百家争鸣之中脱颖而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上奠定了后世两千年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作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瑰宝，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主要思想和“仁”的核心精神不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奋勇向前，在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将儒家思想融入现代教育中，尤其是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人们在钻研的课题。这是因为儒家思想所蕴含的丰富理论和文化资源，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努力将二者有机结合，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让大学生带着严密的思想“武器”进入社会，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贡献。
二、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是几千年以来无数先贤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其中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一）仁爱大道 ，天下大同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以仁爱对人对己，以仁爱待事待物。意思是在对人对物时，要保持一颗仁爱之心，多为他人着想。对己要严格约束，一日三省。我们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每个人都能做到以“仁”待事待物，所谓的“天下大同”也就实现了。中国人讲究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并不意味着软弱，而是以仁爱对人，这是中华文化的突出表现。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营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氛围是我们所追求的。这一理念对于大学生非常重要，在解决有关人际关系的问题上往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被应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让大学生树立仁爱的意识和精神，“克己复礼”，提高个人修养和素质。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很有帮助。
（二）集体思想与爱国主义精神
儒家思想讲究天下为公，推崇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在古代，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词句，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无不彰显出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奉献精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昂扬向上，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在儒家爱国思想的熏陶下，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和平时期献身建设，危难时挺身而出。在当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重点加强对这方面内容的强调和教育，传承儒家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与时代相结合，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坚决抵制所谓的“精致利己主义”思想。
（三）伦理与责任
传统的儒家思想讲究所谓的三纲五常，这其中包含着一些封建的糟粕思想和理论，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摒弃的。从儒家思想中挖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绝不意味着照搬，而是要经过系统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处于儒家思想的人伦关系中的人们要遵行的准则有很多是值得传承的，例如“子孝孙贤，朋友有信，尊师重道”等，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伦关系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其实指出了人们在担当相应的角色中要履行的责任，例如孝顺、贤德、信义、尊重等。当去除掉了人伦思想中的糟粕时，我们会发现儒家思想的人伦和责任思想对于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和谐都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追求精神境界
儒家思想讲究精神境界的提高，而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和要求，进而追求完美的人格，所谓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描述的就是道德上的标准和要求。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养成了不惧艰险、高风亮节、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而在当代社会，这种思想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我们应该追求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提高，传承先人留下的优良的意志品质。这对我们自身、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将儒家思想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一）引入优秀思想
儒家思想中有一些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但是也蕴含着很多优秀理念。今天我们在对待儒家思想时，应该“取精华，去糟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引进精华理念，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提升学生的思想素质。
（二）使用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目前已经充分被应用到教育领域中，利用多媒体设备、网络、视频等方式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儒家思想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认知。同时，可以借鉴学术界的学者专家对儒家思想的解读和观点，兼顾通俗易懂和深度性，让学生能够深入浅出地了解儒家思想，并对其产生自己的理解。
（三）利用时事热点
目前，社会上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讨论越来越多，有关的时事热点已成为社会焦点。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引入与儒家思想有关系的时事事件，借以推动学生对儒家思想的学习。
四、儒家思想应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一）以人为本
正如在前文中所论述的，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就是“仁”，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一直推崇的处事法则。所谓以人楸荆是指以人为中心，考虑和处理任何事情要以人为前提，具体应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就是要以学生为本，将学生作为教育的中心。
众所周知，大学生处在时代的前沿，其思想变化非常迅速，思维也比较活跃，追求新潮，因而对于所谓的儒家传统思想难免会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所以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就更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着想，充分考虑和尊重学生的思想和意见。在具体教学时，切忌强制学生进行学习活动，而是应多采用鼓励、引导的手法，使得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这样就可以增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避免学生产生畏惧和抵触心理，提高教学效果。
（二）“学思行”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之后还要践行之，笃行之。儒家思想一直主张“学思行”的结合，既肯定了学习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学习和思考最终还是要为实践服务。只有实践才能检验学习和思考的成果，进一步促进学和思。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的社会意识，使其养成良好的意志品质，为社会做出贡献。其中，“学”和“思”在第一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教师在这一阶段要注意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和思考，汲取更多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内涵，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素质。第二阶段重视的便是“行”，教师要鼓励学生利用自己所学知识，指导实践。学生应该积极参加各种课内课外的活动，将“学思行”相结合，使三者共同发展。在“行”这一方面，由于学生还没有进入社会，就需要教师和学校予以大力支持，多举办一些有助于学生增长实践经验的活动，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对所学所想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
（三）因材施教的理念
儒家思想非常讲究因材施教，通过对学生的观察，了解学生的思想和自身情况，根据学生的实际进行对应性的教育。也就是说，要坚决避免套路化、程序化的死板教学，压制学生的天性。
大学生虽然有其共性，但每个大学生也都有他的个性。教师在制订思想政治教学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学生群体的共性和个性，对症下药，因材施教。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学生的情况和需求，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当然，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师要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细致的观察，了解学生的情况，在不触犯学生个人隐私的情况下，掌握学生的思想状况。其次，教师要对学生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归类总结，由于不可能为每一位学生单独设立一套教学方案，因此要对情r类似的学生进行归类，方便教学计划的设计和执行。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儒家思想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儒家思想中有一些封建性的糟粕，需要我们进行剔除，并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对儒家思想进行适当的改造，使其不仅能够更好地运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还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贡献。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儒家思想得到新的发展，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水平也才能随之提高。
【参考文献】
[1] 曾程，韩亚超，丛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精华的传承研究[J].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5）：33-34.
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儒家思想传统哲学思想封建官本位思想
一、中国科技发展昨日之辉煌
中国，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成就更是令世人倾倒，曾被誉为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的一颗灿烂明星。
金属冶炼领域，中国的灌钢技术要比欧洲领先一千多年，其铣铁冶炼技术要比欧洲早两千多年。古罗马学者普林尼对中国钢铁质量赞赏有佳，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一种钢铁能与秦地（中国）钢铁相媲美。
天文历法领域，中国也曾领先于世界，早在中国公元140年左右，《淮南子》中就有对太阳黑子的记录，这是被世界上所公认的人类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在《汉书・五行志》中对二十八年内出现的太阳黑子做了更为详细的记录。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历法――夏历。
数学方面，中国是最早采用十进制的国家，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曾指出：“如果没有十进制发明应用，就几乎不能够出现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此外，比如分数、负数、开平方等概念也是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南北朝时代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计算相比欧洲要早一千余年，其计算的精确度也非常高。
农业技术以及机械领域，中国是最早生产水稻的国家，养蚕和丝织技术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瓷器、茶叶也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机械上，独轮车、吊桥、闸门、船舵等也是中国最早发明和使用的。
二、制约近代科技发展的思想因素
然而到了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科技发展陷入了停滞不前的怪圈。1840年爆发，英国人的坚船利炮狠狠地将中国大门打破，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泱泱华夏从此沦为了半殖民地。一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从此也暗淡无光，这种现状使我们不得不从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源头上去挖掘原因。
（一）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汉代而起，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将儒家思想树立为国家的正统，其思想观念也日趋深入人们思想之中，甚至在国民心中达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等。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未能够逃脱它的束缚与制约。
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萌芽，“三教、九流”的儒家传统思想便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国民的思维。再到后期，儒家思想从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最终被统治者尊为正统思想，为统治阶级所推崇与服务，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大大地提高。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权力地位也因统治者的推崇而得到提升。“教化民众，定国安邦，君臣等级，内圣外王”这些儒家所主张的思想也正是统治者治国安邦所需要的。为此统治阶级自然会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将儒家思想钦定为正统与真理，将其尊为做人为官的必修之术。
到了清代，诸位皇帝更是将其放置于经典的尊贵地位，唯恐其不能流传于世，于是便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图书整理工作，可谓是将儒家思想推崇到了极致的地位。统治者实行的科举制度，也是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知识分子要想获得国家重用必须要精心于儒家知识的学习，为此诸多的知识分子将自己飞黄腾达的赌注押在了对儒家知识的苦心钻研之上，对于探究自然科技呢，却很少有人问津。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二）中国特有的传统哲学思想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人们所持有的哲学思想对科技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对中西方的哲学思想进行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很多观念对科技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
1.从对世界的本体观念来看，持有的本体论观点不一，从而也会导致科学结构及理论的不同。中国传统的哲学本体观念主要有三种即：天、理和气。其中，“天”神化哲学思想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但对中国天文、物理、药学等的发展，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例如，到西汉时期，董仲舒编造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指出人类、自然界以及人体本身都是“天”的复制品等，这些传统的哲学思想制约了人们对自然现象及自然科学的求知与探索。
2.重内遗外、追求真理的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往往是将至善与真理等同，并且将求善作为追求真理的主要途径和目标。无论是道家的老庄还是儒家的孔孟，其都将思想的重点放置在对内在修养以及人格的追求上。老子所主张的是“绝学弃智”以及“致虚守静”的蒙昧主义修身之道，反对细心观察外在世界，认为“不出门户，便可知晓天下，洞见天道。”庄子更是将其思想推到了极致，提出了“坐忘论”以及“浑混说”。道家的这种虚无蒙昧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具体科学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三）传统官本位思想对近代科技的影响
几千年封建统治中，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伴随着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并强化，对人们的思想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科举制度萌芽于汉代，始建于隋代，正式确立在唐代。在隋朝以后正式地建立了分科取士的科举制度。其科考的内容主要放在传统经典之上，将自然科学根本置之度外。这就严重地限制和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视野。
官本位的思想，导致大批的知识分子放下一切专心考取科举，再加上统治者的推崇，更是将“官本位”的思想推波助澜。到宋代后，出现了官僚机构庞杂臃肿的弊端，国家要维持臃肿庞杂的官僚机构开支，必须要有大量的金钱支持，从而对工、农业各方面实行更为苛刻的税收制度，这样不仅影响了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腐朽的官本位思想严重地扼杀了人们的科学创新精神，抑制了我国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众多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源于对未知事物的求知与探索。然而，在我国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人们都被“升官发财”所迷惑心智。一切以求官为宗旨，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观念指导着其具体的行动与学术追求，这样就严重地扼杀了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的探索创新精神。
参考文献：
[1]王.严复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86.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在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本文从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入手，结合日本企业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分析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影响
企业文化也被称为企业精神，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及其成员在长期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而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都包含在其中，他具体体现了企业的凝聚力，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成功企业的体现.文化是与民族分不开的，在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中，日本企业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也就代表了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特点.而追根溯源，日本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
1儒家思想的传入及发展
公元5世纪左右，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是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他们不仅带来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还曾为当时的皇太子讲授儒家学说.平安时代末期，圣德太子高度重视儒学，编制了许多以儒学为基础的典籍，如“冠位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等，基本上所用词汇和资料，都来自儒家典籍.7世纪开始，中日两国互派使者，打开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来自中国的使者、留学生和僧人大量涌入日本.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革新”，其指导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他们的制度建立都是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确立了以儒学为基调的律令政治，使日本社会全面发展，儒家思想也由初期传入进入到实际应用的阶段.13世纪，日本开始流行起宋学，以“明经训诂”为主的旧儒学逐渐的被以“义理”为主的新儒学取代，“新儒学”成为日本儒家思想的主流学说.德川幕府建立后，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被逐渐建立起来，而最适应这种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名分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由此形成.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代替了老旧的儒家思想，但日本文化依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明治维新以前，“四书五经”基本上是日本学校的必交课程，日本知识界甚至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和掌握情况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而且，日本社会也把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之道都吸收进来，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在当今日本社会仍然保持着.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是相伴相随的，儒家思想更是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日本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蔓延开来，其中就包括日本的企业文化.
2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2.1“以人为本”———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
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人”都被经营者作为企业的中心，因此“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了.日本著名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就把员工看作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认为“企业即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他自己的经营哲学就是：“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他还曾经说过：“松下先塑造人，后生产电器.”而有“国际经营者”之称的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说得更加直接明了：“使企业得到成功的，既不是什么理论，更不是什么计划，而是人!”索尼公司的口号则是“要让管理工作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管理工作”.这些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都体现出了“以人为本”.另外，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只要员工没有过错，就可以在公司里从入职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且薪酬和地位也会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得到提高.同时，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和对在职员工的再教育，企业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让员工在公司内部或者外部、甚至去国外进行研修，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和业务能力，从而使其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以人为本，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善于发挥和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巧妙结合，这也是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奥秘.“以人为本”还有一个体现，那就是日本式的经营方法，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家族式经营方法.日本人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每个员工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都应该与自己的“家庭”荣辱与共.公司的社交性活动计划通常都排得满满的，表面上说自由参加，实际上是全员参加.公司还会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给全体员工提供福利：从家属补贴、交通费、职务补贴一直到公司住宅、宿舍、住房贷款、借贷的延期偿还、存款、健康保险等，无所不包.毫无疑问，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下，大多数日本企业的员工都会因此认为，公司的经济稳定就等于自身的稳定，公司的经济发展就等于自身的发展，所以才会愿意为公司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公司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
2.2“以和为贵”———日本企业文化的精髓
儒家文化把“以和为贵”作为最高的社会价值原则，日本文化将他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把“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吸收进来，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将他作为基本准则，并且把它引入到企业文化中去.例如，松下公司的“和亲”、丰田汽车公司的“温情友爱”、三菱电机公司的“养和精神”等，这些都反映了“以和为贵”的思想“.和能生财”这一观点尤其在现代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大行其道.在企业内部“,以和为贵”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人和”被广泛运用于员工与员工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即企业内部的团结.日本企业称为“株式会社”，他的意思就是说企业如同一个大家庭，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有责任、有义务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从而来避免产生家庭内部矛盾.“以和为贵”在日本企业内部被相当重视，从而使企业员工内部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强烈的集团主义意识.松下幸之助认为，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法则，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上，如果编组恰当，一加一的答案可能远远大于二.可如果搭配不合适，一加一很有可能等于零,甚至有可能都会出现负数.所以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关系，是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和调整的一部分，即使发现并解决员工之间的矛盾，从而建立起和谐、融洽、团结的良好关系.最重要的是，“以和为贵”还能改善劳资关系，弱化雇佣与被雇佣意识，使整个企业呈现一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景象，为企业以致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2.3“礼治、德治”———日本企业管理的圣经
礼治和德治思想是孔子治国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上，行政和刑罚只能使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坏事，却不会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不去做坏事，而用“礼治”来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德治”来教化人们，却能起到行政和刑罚起不到的作用.日本的企业经营者把“礼治”和“德治”思想引入到企业管理中来，管理员工时更多的以用“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尽量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尽职尽责的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因此，在招聘员工时，非常注重对员工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入职以后还要对其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提拔时，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就是道德素养.另外，在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中，特别强调统治者的身教，即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日本的企业经营者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各方面都要做员工的表率.而且在与员工交流时非常注意措辞，尽量避免给人留下高高在上的印象.例如著名的东芝公司董事长土光敏夫就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他最崇尚的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主张言教不如身教.他经常深入员工之中，与员工谈心、聊天，认真倾听员工的声音，有时甚至会与员工一起举杯畅饮，把酒言欢，充满了人情味.这种情感上的交流深深打动员工，使员工都乐意为公司效劳，极大调动了员工们的积极性.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论语》，更是日本企业经营者的行动指南和商务圣经，在我国亦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日本许多有名的企业家，如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等，都把《论语》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南.尤其是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也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并在自己的著作《论语与算盘》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当然，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批判性地继承，并将有利于本企业发展的部分发扬光大.在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共同构筑的“日本式经营”学说中，许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思想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儒家思想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日本企业文化时，一定要先认真研读我国的儒家经典，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
作者：赵小平 单位：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参考文献：
〔1〕许启贤.日本企业的思想道德建设[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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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崔大华；儒学；儒家传统；现代命运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105—05
近年来，随着我国学术界对儒学研究的深入，有不少宏大、系统的论著问世，均为人们理解儒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其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其66万字《儒学引论》的基础上，崔大华最近又发表了62万字的新著：《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以其独到的见解，丰富和深化了当今关于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研究。本文拟从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到界说、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生长、儒学对现代性的补益和超越三个方面，对崔大华儒学研究的成果作一简要概括，并由此对其理论和实践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一、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到界说
崔大华认为，对儒学特质的判认，应该基于中国固有的先秦诸子思想和文明的人类文化发轫时期的异质文化思想这两个观念背景：“春秋末期由孔子开创的儒学，是在殷周宗教观念被突破和西周宗法观念蜕变基础上形成的，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以‘仁’、‘礼’、‘天命’三个基本范畴所体现的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的观念体系。汉代以后，逐渐成为附着有权力因素的君主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学的社会功能因此也有扩展，不仅有道德的功能，还表现了法律性和宗教性的功能。南宋以后，程朱理学强化了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性质。在国家的‘教化’政策推动下……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儒学凝聚成一种具有独特品格的，即有自己的内涵和特征的文化类型，一种生活方式。”①至于对儒家传统的把握，基于现代阐释的现实基础和需要，崔大华则相对淡化儒学原先曾“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性质或维度，强调儒家传统就是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在广阔的世界文化舞台上观察，以儒家传统为主体形态、为精神特征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中国文化。笔者认为，崔大华上述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从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三个维度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界说和区分
收稿日期：2013—08—08
*基金项目：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哲学”规划项目。
作者简介：陈泽环，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比较全面。从学界当前的儒学研究来看，比较多的是基于一个维度展开，其中对观念体系层面的研究较多，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此外也有关于意识形态的法律、宗教的研究，而从文化类型、生活方式方面的探讨则较少；比较起来，崔大华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既综合又有区分的三个维度研究确实是独特而有创见的。
由此，在初步区分了儒学和儒家传统概念的基础上，崔大华观察、研判儒学现代命运之视角是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就对儒学作为思想观念体系的分析而言，在概括其伦理特质形成和社会功能扩张的过程之后，他关注儒学中两个最重要的结构性存在：其一，儒家思想的三个核心范畴——“仁”（个体心性道德修养）、“礼”（社会伦理纲常）、“命”（超越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某种客观必然性），显现其是一个由心性（人的道德自觉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作为共同体的国家政治伦理制度和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超越（总是葆有非信仰的理性性质的终极关怀）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在总体上有完整结构的思想体系。其二，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观念是一个德目或道德概念众多的复杂系统，可区分为归属于德性（仁义礼智信）、德行（孝忠信；仁智勇；温良恭俭让；廉耻）、道德行为的底线原则（絜矩）和最高标准（中庸）等不同层面，成为一个有内在结构的、有序的道德观念系统。正是这一伦理道德特质和理论结构使儒学不仅为社会提供了行为的道德判别原则（人禽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和理想人格（仁爱精神、伦理自觉、命之自觉）之标准，为儒家社会的法律提供了“礼”之依据，而且还能为人们提供人生意义，即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伦理精神，彰显了其主要社会功能——相对于法律和宗教的道德功能。基于这一认定，崔大华还特别强调了儒学的根本精神和主要内涵：“儒学的根本精神是一种理性的、世俗的伦理道德精神。其主要内涵是：第一，彻底的道义论立场。道德的行为一定是出于德性、良知的‘应当’，而不是任何功利目的（当然，儒家并不否定、拒绝功利）……第二，伦理认同。个体对高于自己的家庭、国家之伦理共同体，自觉地承载着不推卸、不逃避的伦理义务、道德责任……第三，‘知天命’的人生终极理性自觉……这种终极的理性自觉，使儒家生活形态貌似平凡浅薄，实际潜存着厚重高明。”②
崔大华接着考察其儒家传统的另一要素：儒家思想所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在今天的历史位置上观察，儒家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根本差别，在于它绝不是以一种纯粹的观念形态、思想体系的存在，而是以一种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的存在”③，并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最重要的特质或最凸显的特色可概括为二：其一，儒家以细密的伦理关系之网（家庭、国家、天下）和道德规范之网（“五礼”的典章制度、“五伦”的人伦行为规范、日常生活行为规矩）构筑了具有封闭性特征的周延的道德生活世界，形成了以理性的、世俗伦理道德为主要内涵的儒家生活方式，使全体民众能够实现自我认同，并成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存在和内化为人们生活本身的固然。其二，儒家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儒家思想笼罩不住的生活空间，从而又是开放的，包括其合理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持续危机（道德精神被外在程式、教条吞噬，道德自律被权力扭曲）、内在冲突（孝与忠、礼与法）、差异或对立（异族即华夷、异教即儒释道之间）和缺弱环节，即除了在心性和超越层面之外，特别是其在社会伦理层面上缺乏超伦理或非伦理的个人独立存在空间、公共社会生活空间和公共道德行为规则。而对于这种内在紧张，“当儒家每每援引人性相同、人格平等的道德理念、‘和而不同’的生活智慧来消融这种紧张冲突时，一种宽容的儒家文化品格就历史地形成。这种品格的伟大贡献和卓越表现是：民族融合的实现，持久不衰的儒家与佛道、道教‘三教’兼容，多彩的、没有文化障碍的世俗生活。概言之，以伦理道德思想及规范为精神内核的世俗生活和宽容的文化品格，就是儒家思想所建构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④。显然，崔大华上述对儒家思想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的地位和意义、最重要特质或最凸显的特色、最伟大成就和历史贡献等的概括，是值得重视的一家之言。
之后，崔大华就可以对“儒家传统中活着的、已死的和缺弱的”问题发挥自己的见解了：“儒家思想以伦理道德的思想理论为其主体内容，它的具有久远生命力的那个因素，就是儒家思想坚定地守卫着人类文明生活的底线——要有伦理、有道德地生活……在作为组成儒家传统一个方面的、由儒家思想建构的儒家生活方式中，最为珍贵的是它含蕴着和表现出的理性精神和宽容品格”⑤，并强调这正是儒家传统中“活着的”方面，即仍然活跃在、发力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和走出“现代性”困境道路上的东西。而儒家传统中首先死去、消逝的东西，在崔大华看来，则是由于时代变迁，儒家的礼仪、典章制度中那些内在伦理道德精神随着它产生时历史情境消失而流失，变成程式化、形式化空壳的部分，也就是存在的合理性已经丧失的部分。接着，汉代以后，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被权力观念侵蚀、扭曲的儒学思想内容部分，也随着君主专制的社会政治制度在中国现代的民主革命中被终结而失去存在的基础，其别是发端于汉儒的“三纲”观念和法律化功能。至于“缺弱”，指以人类现代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理念来衡量，儒家传统的缺陷之处，如缺乏公共生活空间，公共生活领域的行为道德规范、行为规则不足，不能实现由“民本”向民主的跨越，难以完成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等等。当然，这种缺弱只能视为是传统儒学理论视域的历史阈限的表现，而不能认定为是它的理论本质所致。儒学的理论本质是对人类伦理生活、道德生活的理性创造和维护。在面对现代化挑战的过程中，儒学是可能克服这些缺弱并承担起其伟大使命的。
二、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生长
在概括了崔大华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特界说之后，有必要对其作一分析。众所周知，关于儒学和儒家传统的评价问题，当前大致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儒学已经“彻底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即主要强调儒学传统意识形态功能的观点。与上述看法恰恰相反，“政治儒学”则坚持：“只有儒学才能救中国！”这显然是一种要在当代全盘复兴儒学，并使之发扬光大的主张。另一种相对平和的观点则强调：儒学从历史上看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并认为虽不能说儒学可以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但儒学在诸多方面可为人类社会提供有意义的、较为丰厚的资源是无可否认的。但问题在于，在上述三种看法中，似乎都存在着对儒学“伦理道德思想特质”的认识或强调不足的情况。崔大华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从观念体系、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三个维度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特界说，对儒家传统的两个要素儒家思想和儒家生活方式的分析，对“儒家传统中活着的、已死的和缺弱的”东西的确认，对儒家思想的久远生命力就是坚定地守卫着人类文明生活的底线——要有伦理、有道德地生活的强调，等等，在当前我国学术界对儒学的种种理解中，确实是一种十分独到的界说。
具体说来，20世纪儒学的新定位和新状况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之后，“儒学被从国家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并在新教育体制中被肢解……被以康有为、章炳麟、梁漱溟为代表的学者分别定位、诠释为一种宗教、一种哲学和一种生活或文化。这三种定位都含蕴着对儒学的永久的肯定，不仅组成了此后儒学研究所展现的全部学术领域，也建构了此后儒学文化生命所可能拥有的全幅生存空间”⑥。同时，儒学认同了民主与科学，儒学形上学也实现了新的重建，并进行了儒学创新的方法论探索。第二，就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贡献而言，崔大华认为其主要功能有三：提供带动、支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因素，而构成这个动力的基础——对国家的伦理认同、社会责任意识和勤勉品质，都是从个人对家庭、国家之伦理共同体承担有义务责任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和生活中发育出来的；提供秩序因素，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家传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义利之辨”的道德观念对作为社会秩序之核心的国家权力重心的形成和社会生活中行为失范之危机的消解，具有明显的助益作用；提供适应能力，在价值层面上，儒家注重伦理关系和义务与现代工业社会注重个人权利之间有内在的犀通，在制度层面上，儒家社会的政治体制、管理系统具有明显理性的和法理的性质，这也正是现代化社会制度的内涵。第三，就儒学的现代转化和新的生长而言，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等级社会向公民社会、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伦理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的过程中，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是其在法治社会的伦理秩序中、公民社会的个人道德中的新的生长，也是新的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生活方式的创造，即在儒家传统道德表现的缺弱环节——超越伦理关系的、会发生认同障碍的公共社会生活领域里的生长，是走出传统的宗法伦理藩篱，在广阔的人性、人道天地里的生长。
鉴于崔大华在探讨儒学的现代命运时，把儒学所建构的儒家生活形态、生活方式作为重点，这里就有必要对其关于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贡献的观点作进一步概括。在他看来，第一，中国现代化需要巨大、不竭、普遍的动力：中华民族复兴。这是一种伦理性质的认同，表现为从情感上和理智上认同国家、民族是高于个人存在的命运共同体，个人要和她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愿为她奉献、牺牲个人的所有。同时，在儒家传统中，这种伦理认同也会十分自然地孕育出一种责任意识——由儒家伦理道德理念生长出来的一个人能自觉地将实现、维护国家、社会民众的利益，视为是自己应有义务，应尽责任的观念。此外，除了对国家的伦理认同、社会责任意识外，还有以“孝”为核心的勤勉品质。这种勤勉品质根基于儒学对现世的、具有物欲内容的世俗生活的充分肯定，不仅在现世的、物欲的世俗追求中始终保持着道德的理性自觉，而且还会汇入到对国家的伦理认同和社会责任的意识中去。第二，现代化进程需要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秩序。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制度、体制转换而衍生的社会控制削弱和价值追求多元化带来社会秩序混乱的失范现象——普遍的、严重的背离法律、道德规范的行为，儒家道德理念具有矫治、消解失范行为危机的功能，也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第三，如上所述，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发展的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社会生活，作为一种甚为丰富的观念体系和复杂的传统制度，也可以解析出并且实际上也存在着与现代化的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兼容、契合之处。
至于儒家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化即生长，崔大华认为，随着15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已经从传统农业的伦理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工业的法治社会，儒家社会三个主要特质已渐蜕化、消失，包括等级性社会阶层结构解体、经济结构之变化、主干家庭之衰退等。正是这一现代化进程及其不确定性，成为儒家传统道德新生长的新情境，并首先表现为新的道德自觉和成长。法治社会里伦理秩序中的道德义务责任意识，公民社会里公民道德中的儒家德性观念，都可以视为是儒家传统在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中的真实存在和新的生长，而且正是在儒家道德表现的缺弱处——超越伦理关系的、会发生认同障碍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的生长，而其结果则是新道德典范的涌现和新道德精神的彰显。总之，在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社会转型的中国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里，当代中国道德所坚守着的，也正是儒家传统道德仍然生长着和发挥功能的、具有生命力的那些精神遗产，其基本道德理念、道德要素是：第一，道义论的道德判定原则。第二，在伦理认同和践行中构建的精神家园。第三，私德规范向着公德领域——公共社会生活空间生长。
三、儒学对现代性的补益和超越
在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之理论视角里，儒学现代命运问题包括三个方面：儒学如何发力于我国现代化进程？如何有新的生长？如何回应现代性的问题？从而，在初步回答了前两个问题之后，崔大华还有必要探讨“儒学与现时代：儒学的现代性回应”，即儒家思想对现代性问题（消极后果）的回应问题：“儒家传统对现代性所引起的问题——现代化所带来的具有负面后果引发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也能做出融入性的、有所补益的回应。”⑦这些问题包括：对西方现代性人生意义失落的精神危机的救治和超越；对现时代的三个重要的、活跃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生态伦理和生态运动、全球伦理即普世伦理、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回应；对崭露头角的“后人类”文化思潮，形成与现代人类良知保持一致的坚守伦理底线、道德优先、社会公平的理论立场。
首先，对于在现代化已经完成，且有基督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理性“祛魅”带来的衰退乃至丧失，以及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扩张，导致了较普遍存在的人生或生活意义失落的精神危机，崔大华认为，这些都是现代化基本价值观念的负面呈现。在中国，虽然由于对儒家之道德理想和实践丧失充分理性自觉，或者当这种理性自觉被权力扭曲而变成被迫屈从时，儒家的精神危机也时有发生，但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仍有广阔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空间，西方那种生活意义丧失的精神危机并不典型。就儒学的立场看，在儒家生活中，引发西方现代性的人生意义丧失的两个根由都不存在。从而，相对于西方学者提出用宗教来“修复”人生意义或从生活中“发现”人生意义的两种“方案”，儒家之道德理想和实践对救治这一精神危机具有某种助益意义，其内涵包括儒家生活具有广阔的人生意义空间，在儒家的思想和生活中，日常平凡的生活（希望和责任）、追求崇高的努力（成人、成仁和不朽）、经受苦难（辛苦、烦恼、贫困和灾难），都表现着、潜存着或可诠释出生命的价值，都是有意义的生活，它们共同组成全幅的儒家生活情境，显现着儒家生活中的人生意义。
其次，关于儒学对现时代三个重要的、活跃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和生态运动、人类不同文化间伦理共识的全球伦理（普世伦理）、人类男女两性间关系的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回应，第一，崔大华认为，儒家伦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选择，有更深厚的道德意识，更纯粹的道德良知，是现代环境伦理思想所不会，也不能逾越的。当然，崔大华在此也没有夸大儒学生态思想对于真正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意义，认为它毕竟还是更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更需要不同社会制度下政治意识形态的妥协和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经济利益的平衡。第二，“全球伦理”是指在不同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的最低限度、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共识和规范，1993年由世界宗教议会明确提出，包括“一个基本要求”和“四项不可取消的原则”。对此，崔大华认为，儒家道德思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禽之辨”与“义利之辨”、“民胞物与”三个基本原则，是从个人行为、个人道德行为、个人与他人及与自然间道德行为三个层次上提出的道德要求，不仅可以作为儒家贡献给未来全球伦理的主要资源，而且与西方的、阿拉伯的、印度的等现存主要文化传统中的基本道德观念也是相容的。第三，女性主义是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的以消除男女不平等为目标的思潮和运动，女性主义中一种富有远见的观点认为，女性主义思想和运动追求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男女两性的合作、和谐。对此，崔大华认为，以儒家的视角观察，在自然观维度上，男女两性关系是互补、和谐而不是对立的；在伦理观维度上，男女两性之间都相互承担着等值的义务责任；在权力（男权）观维度上，女性则屈从于男性，但还是谴责对女性的奴役。因此，对于女性主义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走向男女和谐的努力，儒学作为一个古老的，但正有新生长的道德思想体系，是有理论资源、道德动力表示欢迎和支持的。
最后，对于正在兴起的后人类主义文化思潮，崔大华强调，儒学也应表明自己的立场。包括坚持伦理底线；倡导道德优先；追求社会公正。总之，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生存风险，儒学依然保有不竭的能转化为、榫接上现代人类思想理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生命力。
在对儒学和儒家传统的独特界说、对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生长的系统论证基础上，崔大华还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儒学对现代性的补益和超越问题。从以上的概括分析中可以看到，在面对西方现代性人生意义失落精神危机、现时代西方社会思潮、社会运动和“后人类”文化思潮等广泛和复杂的问题时，崔大华不仅表现出一个儒家学者的审慎和睿智，而且也表现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当代学者的见识和担当：虽然儒学也有其历史局限和致命缺弱，并不拥有一切，也不能够判别一切，但研究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意义，崔大华认为，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主流的儒学及其现代价值、未来前景，在现代观念背景下的阐释，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会更加坚定我们对中华文明立足于未来世界民族之林和多元文化之中的信心，也会为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提供学术的、理论的支持。而对于笔者来说，首先则是更加深了对被弗洛姆（Erich Fromm）称为“大概是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最高成就的人”⑧之一的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关于中国研究的理解：“中国伦理是人类思想的一大重要功绩。较之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中国思想都走在了前面，它第一个将伦理视为一种以绝对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精神本质中的东西，它也是第一个从其基本原则中发展伦理思想，并且第一个提出了人道理想、伦理文化国家理想——并且以一种适应任何时代的方式。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伦理思想，中国伦理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它以自然而细致的方式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⑨
一、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位于世界文化之林。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理念的精华。未来世界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改善国民素质，提升综合国力的基础就是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的核心是素质教育。儒家学说与教育密不可分，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是国家素质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
二、儒学思想的核心及现今的价值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又称儒学或称为儒教，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儒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一种真性情，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培养仁德，有助于提高心灵境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仁爱”所追求的理想就是社会安定，人生和谐，而当代大学生常常表现出亲情淡漠，因此，大学生学习‘仁’让他们汲取儒学中的仁爱思想，对于家庭安定、和谐起着重要作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学要求我们爱人。在社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就现代大学校园中的人际交往而言，学生个性差异大，在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难免产生矛盾。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要推给别人，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爱国，是“仁”的最高境界。为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爱国精神，教育者应努力促进学生理想、信念和志向的形成，让大学生把祖国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让他们在学业上有所成就，成为祖国未来事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教育当代的大学生一切行动都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不做有损人格、国格的事情，并敢于和有损国格的事情做斗争。从古至今，“和”被奉为普遍的原则或看作事物的最佳状态。学生从高中进入高校之后，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学生思想动态上的改变，难免有些浮躁，这时教育者该做的是“因材施教”、“启发诱导”，正确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使他们不误入歧途。儒家思想中的“和合”，是指事物中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就这些“和”的方面而言，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应以学生为本，追求全体大学生的和谐发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课程教育，使校园充满学习文化的氛围，加强大学生自身的人文修养。儒学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儒学思想的现今价值有：儒学中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如“推己及人”，换位思考对于调和社会人际关系有重要作用；在儒学中很注重人格的修养，在当今这个物质发达、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显得尤为重要；儒学社会伦理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能够引导学生确立科学、正确、健康、向上的道德观念，有利于帮助学生建立道德规范体系。
三、大学生对儒学思想认知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变化过快，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无法跟随社会的发展。大学生对儒学思想认知的现状是：
1.对儒家文化的本质知之甚少
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知之甚少的原因，主要有：在这个现代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给了大学生太多的诱惑，使学生无法细细品读儒家文化的精髓，消减了对品味古典文化的兴趣；从道德行为来讲，随着经济的发展，学生的物质欲望在急剧增加，他们的功利心也日益加重，从而将自己的学习重心放在了如何创造物质财富上。
2.忽视儒学原著的自我阅读和体悟
当代大学生对于丹等人的儒学观点十分热衷，他们在讲述儒家经典文化的同时夹杂了自己的情感与观点，更把深奥的儒学思想演绎得简单化、通俗化，丢失了儒学经典著作的原汁原味。学生没有对儒家经典文化进行阅读与体会。
四、将儒学思想引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做法
儒家思想对大学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道德教育工作中要坚持做到在教育方式上与时俱进，注重培养学生的品行与观念塑造，还有注重在师德上的建设。
1.在教育方式上与时俱进
对于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方式应与时俱进。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教育学生。
2.培养学生的品行及塑造学生观念
在教育内容上，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儒家经典伦理，对于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认知情感上，不但重视对学生品德行为既定概念的灌输，更要重视通过体验对学生品德行为、思辨能力的培养和开发。学校德育价值是既要“塑造人”，更要“开发人”。树立学生正确的教育观和人生观；在传授间接知识的同时，加强对直接知识的实践体验教育；根据大学生的年龄特点，抓深化，重内涵。
3.注重师德建设
师德建设是加强德育工作的关键环节。教师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咨询，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充分运用教育资源，营造校园学习氛围，引导学生自学文化。积极开创使学生感兴趣的新局面。
论文关键词：儒家；科技伦理；当代价值
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积淀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群体智慧，是中国传统科技发展的主导因素，并且逐渐渗透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儒家科技伦理思想中所蕴涵的对科技的伦理性认识为当代中国科技伦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一
有关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技术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作用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备受瞩目。在长期的研究和争论中，大致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可言，并最终把原因归结到儒家思想的理论特质上。这一派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儒学的中心思想，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关于人生价值的观点。
儒家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生活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由于重视人贵于物的价值，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问题，于是对物的问题有所忽视这种贬低关于物的知识的态度，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儒学没有能够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更没有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儒学各派都表现了这一严重欠缺。另一派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同样有自己的科技观，在大的儒家伦理框架下形成了自己的科技伦理思想。他们认为我国古代科技伦理形成于先秦时期，同时科技伦理范畴、科技伦理观念对后世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只有一些并不系统的科学思想和知识成果，然而中国古代有相当发达的经验层面的技术，中国古代的科技伦理主体是技术伦理”，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道驭术”，即强调“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笔者也持这种观点。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相应的生产水平，正是先秦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扩大等因素，为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研究科技伦理思想的学者中，他们的研究方向又各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先贤们，在关于自然和农业等诸多的科技思想之中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显示出了先进的伦理意识，注重人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有的学者更注重研究科学技术、自然与人的关系，认为在科学领域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人类的科技行为要尊重和关爱自然。这些观点的伦理意义在于，人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是居于自然万物之中、并与其和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不但有自身完整的科技观，而且蕴涵着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
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世致用的科技观念
儒家讲究现实性，提倡经世致用，这也体现在儒家的科技伦理思想上。在对待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问题上，儒家格外重视和强调“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在儒家看来，“六府”、“三事”是经世致用的“正经技术”，或者说正统的技术。在这些技术之外的东西，才是儒家抨击的所谓的“奇技巧”，即那些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黎民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尚书》中说：“不役耳目，百度惟真。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显然，“玩物丧志”、“贵异物”的“物”不是有用之物，而是“奇技巧”之物。有人说，儒家学说鄙视、排斥一切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统统称之为“奇技巧”，事实并非如此，儒家对“六府”、“三事”这样经世致用的技术是非常重视的。孟子日：“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
由此观之，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道德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思想从现实的角度提出要维护社会稳定，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必须使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而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有赖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技术科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因此，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能够发展起来的科技都是为人服务的，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天文学、农学、医学等这些学科之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这些学科与社会稳定有关。总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非常注重现实的、形而下的问题的研究，注重人世，强调经世致用。
(二)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
儒家要求对待真必须严谨，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儒家认为：“知勇仁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礼记·中庸》)在儒家看来，“知”是与人的智力活动有关的智力与智慧。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也就是说“仁”存在于“知”中。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知就是仁。对于真理性的认识，儒家强调要有执着的追求精神，“(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并说“朝闻道，夕死可也”。
儒家伦理这种求知、求真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通过宋代大儒朱熹的“格物致知”，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于学问的严谨和求真态度。朱熹所说的“格物”，既包含人世伦常之事，又包含天地自然之物。朱熹认为，宇宙间统一的理分至各具体事物之中，所谓“理一分殊”，只有在“物物上穷其致理”以后，才能做到对宇宙问统一的理的豁然贯通，亦即达到“致知”的境界。因此，朱熹反复强调要在人世间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上穷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全书》卷十五)由此也可以看到，儒家学派反对拘泥师说、照搬书本，主张善于思考、勇于质疑、敢于创新的学习态度。
(三)以德化知的知识理念
中国古代科技伦理中关于以德化知、知德统一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以儒家尤为突出。儒家高度重视道德价值、道德自觉和人格完美，主张人们在寻求科学知识的同时，应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人生诸种需要中最高层次的需要。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恶，但也需要一定的限制，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要遵循科技伦理规则。否则，如孔子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没有相应的约束，滥用科学技术，也就违背了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造福于人类。孔子认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知者当然是智慧的化身、科技的承担者，仁又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知者利仁”，是指在仁的指导下，在仁的环境中知者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者，科学技术才能健康发展。否则，就会出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的后果，科技发展就会失去后劲。因此，道德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应该是和谐的、有序的，人类在应用科技知识的时候需要以德化知。
孔子重视学习，一生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奉行“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学术精神。孔子重视学习的一个原因，是他看到了知识对人的德行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知识、真理是德行的前提。“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而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好的品德都是应该喜好并加以修养的，但是，如果不通过学习而明白事理，通权达变地把握其实质，便很容易偏执一隅，造成危害。换言之，道德缺乏知识、真理的基础，行为就会走向反面。反之，任何知识的运用都需要道德价值进行约束，没有了这个屏障，其目的性也不再单纯地是为了造福于民，很可能成为工具的滥用。
(四)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就是主张“天人合一”。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在儒学经典《易传》中就有“大人与天地合其德”的说法；孔子也讲“天生德于子”(《论语·述而》)；董仲舒则进一步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宋明理学又把人世间的理上升到“天理”的本体论高度，尤其强调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相一致的，都是由存在于天地问的唯一“天理”所决定的，整个宇宙只有一个最高的理，即“理一”，而人与万物所衍生出的理只是这个最高的理的分支而已。剔除“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可以发现，自然和人、自然规律和人的道德规范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儒家强调“至善”，儒家所说的善不仅表现在人性本善，因而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和善，还包括自然生命的本善，更深层次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善。人来自于自然，正是自然宇宙的本善赋予了人类，人类才有了“性本善”，自然与人类在生命的起源过程和目的上具有内在的、同一的、统一的共性，在共同的善本性的蕴涵中，达到了真正的合一与感应、协同与和谐。人在天人关系的运作中负有“至诚”、“尽性”的道德使命。《礼记·中庸》日：“自诚明谓之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赞天地之化育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兼爱万物。《孟子·尽心上》日：“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要求人们从爱亲人到爱百姓然后将爱扩展至万物。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想是儒家科技伦理特有的。
尽管孔子、孟子、苟子的思想各有差异，但是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相同的科技伦理观念。孔子对于科技的直接论述相对较少，但是他开创了“知”必须要“仁”的思想，成为孟子、苟子的思想来源依据，孔子、孟子、苟子三家最为一致的观点即求真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也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秉承的理念．特别是被朱熹发扬光大，影响至今。运用科学知识的前提需要道德标准的界定，脱离了这一点也就无法将知识转化成实用信息。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类终于领悟到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与用科学技术保护环境是一致的，共同统一于“善德”之中。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不顾生态环境，必然会破坏生态平衡，也就破坏了“天人合一”的“天理”。儒家先贤们对人的福祉的巨大关怀，决定了其科技思想必定是以“仁”等伦理主张为指向的，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深思索的，也留给了我们无穷的启示。
三
综观儒家思想，我们发现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宏观系统中，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特征，孔子关于技艺的一些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儒家科技伦理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等语录，都表明他对技艺有独到的见解，为后世儒家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全面研究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认识科学技术、规范科技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这种现实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秉承“以人为本”理念，尊重自然规律。把握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儒家认为技艺之学不过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科技的价值体现在人的具体应用上，它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选择，此种生存、生活方式的认知标准在儒家看来就是“善”。儒家科技伦理观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认识之上，人的发展不能脱离自然，必须尊重并遵循自然规律，尊重与遵循规律的目的在于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儒家认为，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完善人的心灵，在于把握人在大地自然中的地位、作用，最终掌握自身的命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也可以看到，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为人所用的，科学至上、唯科学主义不是人类认识并掌握科学技术的基本原则，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所具有的以人为本理念更加重视人的主导性地位。今天，树立并弘扬这种科技伦理观，有助于人们在科技化时代把握人与科技的关系，从而有效地发展并利用科学技术，把握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二)坚持“以道驭术”原则，约束科技行为，促进道德与科技的和谐发展
从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上就必须“以道驭术”。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其后果必然会破坏人类社会生活的有序化。这种“以道驭术”的理念早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就已存在。不过，先秦儒家的“以道驭术”的理念是直接针对技术应用的社会效果而言的，目的是力求限制和消除不适当的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以道驭术”的理念影响之深远，甚至成为后世认识和处理技术与道德关系的基本范式。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意思是说，道德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思想基础，科学技术必须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在儒家看来，真理、知识是德行的前提，德行又能约束人们掌握并使用真理、知识的行为，这是儒家科技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谓之达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n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也。”(《礼记·中庸》)因此，知是德的基础，没有知的存在，德也是不完整的。总之，科学技术的伦理状态从总体上看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即统一于儒家的善。善首先是人的一种德行。科学技术最终发生效用要靠人来完成，因此科技行为或科学工作者的行为是科技目标与过程能否统一于善的关键。儒家思想强调人的德行优先，这是道德与科学技术和谐发展的前提，道德与科技和谐发展则科技行为必然指向善的目标。
(三)弘扬“天人合一”思想，关怀生态价值，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宏大系统
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法家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些文化之中，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毋庸置疑地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得以推广。本文以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为例，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社会变化的影响，并对高中生吸取儒学精髓为我所用提出要求。
一、孔子与“仁礼”之说
儒家文化以孔子的“仁、礼”为主要代表，那么“仁”究竟是什么呢？在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三中是这样阐释的：“仁”可以看作是“仁者爱人”。抑或者是“克己复礼为仁”。这实际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仁者”是指充满慈爱之心，善良的人。那么“仁者爱人”则是要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宗旨，并且要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克己复礼”是指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要求，即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的仁学在塑造汉民族的性格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汉民族的文化能够得以保存延续下来，构成现阶段的一种颇具特色的文化结构。孔子的“礼”则是要维护“周礼”，“礼”的核心是尊敬和祭祀祖先。孔子的“仁”是为了维护“礼”，维护以“周礼”为代表的氏族统治体系。这里说的氏族体系，是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氏族体系。维护或者恢复这种体系是“仁”的根本目标。儒家所谓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正是完全体现这一观点。“修身”可以理解为“仁”，是一种内在的心理依据，“治国平天下”则是“礼”的表现，为的还是维护统治者的统治。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修身”的效果呢，这就不得不注重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要求，便要求强调学习和教育，从而获得各种现实的及历史的知识，由此，又使孔子提出了一系列至今还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观念，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观点。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以“性相近，习相远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为例做了论述，一方面，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是提醒我们高中生要重视自我意志的克制和锻炼，要主动地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最终使自我修养和历史使命感融为一体，从而达到了人格中的“仁”的新高度。这也使得孔子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几乎成为中华文化的代名词。在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中，强调孔子学说是指“在人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注重政治和人事”，这也是在说孔子强调要用自身的“仁”去完成社会的“礼”，告诫高中生要重视自身的道德文化修养。同时强调孔子开创了私学之风，将其思想主张贯彻到高中历史教学之中。
二、孟子与“仁政”学说
在孔子之后，孟子则成为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他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提出了“仁政”，主张“民贵君轻”，这正是将孔子的以“仁”释“礼”学说，即将外在的社会规范化为内在自觉意识这一方面，发挥到了极致。这也使得孟子“亚圣”的地位沿袭了两千年。孟子之所以没有像孔子那样以“仁”释“礼”，是因为在战国时期，氏族制度已完全遭到破坏，孟子在此基础上，直接提出了“仁政”学说。在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三中，叙述了孟子强调“仁政王道”的思想，就是说王者的政策实施必须与广大“民众”的利益相关联，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在这里的“仁政”，核心就是得民心。这里的得民心是指与人们的现实物质生活相联系，并把它作为“仁政”思想中最为主要的内容，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中则评价这种观念为“中国早期民本思想的基础。”孟子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孟子“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这是在强调一种心理原则――“不忍人之心”。孟子把儒学的关键抓住并突出了，使其与墨子的兼爱，韩非的利己，老子的无为而治明确的分割开来。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则是孟子的“性善论”，即认为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禽兽在于人先天的具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内在的道德素质品德，这就是著名的“四端”说。人的这种性善，是通过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心理情感被证实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先天的善，也是需要后天的学习努力去培育的，否则，这种先天的善，仍然会被掩埋。对于孟子而言，后天的一切学习与努力，都是为了去发现自己本身存在的善，为的是更进一步地去拓展内心的善，这就是“存善”。孟子强调，这是一种可以发扬的内在道德情感。
三、荀子与“性恶论”
与孟子观点相对的，则是战国后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荀子可以说是上承孔孟学说，下接易庸，广泛吸收各家思想精华，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界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人物。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三叙述了荀子的“性恶论”。荀子主张“性恶论”，这种性恶是指，人生下来本性是“恶”的，但是通过后天的学习，“恶”也可以变为“善”。荀子的“学”是为了改造人性的“恶”，是在强调外在规范约束的重要性，注重客观现实的任务改造。孟子的“学”则是为了扩展人性的“善”，注重的是主观意识的自我修养。同时，荀子还强调“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这就是说，人要与自然奋斗才能生存，人能够主宰万物，与天地并立。在荀子这里，“天”不是有人的意志的神，是客观存在的大自然。所以我们要顺应客观的自然规律，重视农业生产。这就是说，事在人为，我们不需要去探究“天”的奥秘，只要弄清楚人的规律就够了。荀子要求的是了解和重视与人事相关或能用人事控制和改造的自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荀子还强调“礼”。荀子的“礼”同孔子的“礼”大有不同，孔子不主张打仗，荀子却注重“刑政”的重要性，并称“礼”“法”，这也成为荀子区别于孔孟的最基本特色。这也使得“礼”成为荀学的核心观念。荀子的“礼”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产物，是人作为族类之所以能存在所必需的，是整个社会的礼法纲纪。在荀子看来，内在的仁义道德必须通过外在的规范才有可能存在。荀子心中的“礼”，不仅仅从氏族贵族统治者们的个体修养出发，而是从整个社会道德的规范中出发，强调的是整体的礼法纲纪。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中指出：“他（荀子）认为，学习的最高目标是把握礼”，这个“礼”就是指整个社会的法律规范。
四、董仲舒与儒学独尊
儒家思想到了汉代，则演变成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这一时期的儒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为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起了重要的作用。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指出，董仲舒的贡献就在于，他最为明确地把儒家的基本理论同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使得儒家有了系统的政治伦常纲领，形成了自汉代以来的，以儒为主，儒学独尊，融合各家学说而构成的儒家新时代。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特别指出，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这里的“天”指的是阴阳五行，“人”指的是王道政治。也就是说，人的意志是依赖自然的天的五行阴阳来呈现出来的。着重指出了人要对天的服从，要根据天的旨意来实行政治制度，处理人际关系。“天”的意志和主宰作用与客观现实规律相结合。作为具体存在的人的形体和社会等级及伦理制度，都是“天”在世间的推演。董仲舒将自然事物伦理花，把自然的天赋予了人的意志和感情，就是为了强调王朝统治也就是社会秩序与自然规律相联系而和谐存在的重要性。究其根本，董仲舒提出这些的目的，都是从理论上证明当时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和君臣父子之间的严格的统治秩序。正因为这样，他的观点才可以得到汉武帝的认可，使得儒家的地位由此开始提升。诚如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所说：“儒学地位上升的同时，汉王朝也开始重视思想、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这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
五、宋明理学与儒学新发展
宋明时期，理学的出现与逐步成熟，使儒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是理学的开创者，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在理论上肯定了自然的生存发展，同时也要禁锢、压制甚至否定人的感性自然要求。这里的“人欲”，指的是一切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欲望，“天理”是作为普遍规律无处不在的。在朱熹的“理”的世界里，道德行为具有法规似的普遍性，在整个伦理行为中，具有普遍的使用规律。同时，“格物致知”则成为达到道德意识的必由之路。朱熹重视“三纲五常”，认为儒家干预政治的关键，就是要设法“正君心”。因为只有君心正，纲常才得以正，百官才得以正，然后才能国治天下平。王阳明发展并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并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强调“致良知”，“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心”，在这里是说纯道德本体意义上超越了的心。这实际是把一切道德归结为个体的自觉行为。王阳明的心学强调感性的倾向，并由之导向自然的人性论。对此，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吴霞（1989.08-），女，中国重庆，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职业技术教育学。
摘要：自古以来，道德教育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备受重视，在丰富的德育思想遗产中，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亲亲”“尊尊”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了完备的思想体系，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对促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初步分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内容、目标、价值进行简要阐述，并从德育主体、德育客体两个方面探讨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学校德育的现代意义，为解决我国当前的学校德育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内容；目标；价值；现代意义
前言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引导我国文化前进方向，是我国道德教化的优秀范本，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在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过程中，曾一度强调塑造中华民族的国民性、铸就中华儿女的民族魂，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它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时刻警醒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先秦时期作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期”，其道德教育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为我们更好的研究当代德育思想提供了摹本。
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概述
1.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相关概念界定
1.1.1儒家思想的含义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居十家之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狭义上讲，儒家思想是由孔子确立其基本思想格局，经由孟子、荀子改造发展而渐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讲，儒家思想是源远流长的儒家学派的思想，纵观中国历史，从西汉至清朝，无论是国家的正统理论，还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都是儒家思想占据着首要位置，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可见其影响之大，生命力之强，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等思想。
1.1.2先秦儒家思想的含义
孔子于春秋战国时期创立了先秦儒学，后经由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其以伦理思想为内核，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高扬人本主义精神，是显赫一时的学说，经久不衰，至今都有深刻影响。孔子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坚持以“仁”为核心，不断完善其思想体系；孟子继承并从内在心性方面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建立了以“民贵君轻”、“行王道”“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说，推动儒家文化继续向前发展；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言性恶，主张理天下以礼为本，礼法结合，形成了“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他综合百家，改造儒学，丰富儒学。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1.2.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思想渊源――“德”的思想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德”的观念。“在原始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德’的观念，甚至连美丑善恶的德行观念也是不存在的。”[1]周公是先秦思想史上公认的，明确提出政治之“德”的第一人，此后，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端说，对“德”的观念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王能统治天下，被认为是“以德配天”，体现了对“天命说”的进步，不仅在宗法观念中闪耀着“德”的光芒，在政治观念中也强调了实施“德治”的重要性，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将“德”从天和祖先的意志中解放出来，用人性论来论证政治的合理性，从而将“德”的观念植入到人心。在先秦儒学德育思想中，道德作为一种精神性力量，其基本目标是维护统治秩序，主要体现出对自身的动物性本能和欲望的理性对待及规制上。
1.2.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逻辑基础――“人性”思想
雅斯贝尔斯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说，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诞生和精神的存在都与此息息相关。[2]孔孟荀都是从人性观出发对道德进行论述的，孔子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习惯是后天形成的，大多数人的天赋素质都是差不多的，由于人们后天所受的环境、教育和个人努力程度不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差异，因此，实施道德教育是可能的，它对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仁”的外在表现即“爱人”，不管是“亲亲”之爱还是“泛爱众”，作为爱的形式，都是善的表现，由此，我们也可以讲，孔子所讲的性是一种趋于善的性；[3]孟子认为人性的善就如自然之水往下流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也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依据，他以人性本善的视角讨论了实施道德教育的可能性；荀子在人性问题上坚持两个观点，即人性恶和化性起伪，区别于孔孟的人性善观点，他从性恶的角度阐述了实施德育的必要性。清代学者戴震曾就荀子的人性说提出，荀子的人性说实际上是主张人性可以通过学习而得以改善，而如果顺其自然就会成为恶。[4]
孔孟荀作为先秦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共同追求的内质是性善，虽然孟荀由善恶各为一端而言性，但最后在两者的契合点――善进行交互汇合，由此可见，善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基础，同时，先秦儒家注重自我教育，他们认为实施自我教育的基点是内在的善性，道德教育必须依托于伦理善，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还是荀子的性恶，都从不同的层面论证了实施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1.2.3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基础――“礼”的思想
儒家的“圣人制礼作乐”的说法，认为“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皇帝”；“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5]儒家将“礼”归于圣人之作，更多意义上应该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孔子将仁的思想融进礼的发展，正式提出以“仁”作为礼的精神实质；孟子继承并发展其思想，充分尊重礼，并将礼提升到人生之道的层面；荀子从礼的起源、功能和本质等方面，全面阐述了礼的思想，他坚持“以礼治国”为本位，“隆礼”成为荀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孟子和荀子的完善下，中国礼文化的雏形得以丰富和发展。“如果说周礼主要体现为一整套模式化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礼论则是在这一政治制度和行为规范日趋瓦解的历史境况中，挖掘和增强了礼的内在精神价值，将礼的制度典章提升到思想学术层面，实现了礼的理论化、意识形态化。”[6]
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之特质
2.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作为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色鲜明，内容丰富，重新全面的梳理其基本思想，把握儒家思想的脉络，能够更好的再现儒家德育思想智慧的光芒，为我国德育现代化奠定基础。
2.1.1“仁”为内核的德育思想
先秦儒家围绕“仁”的思想，以不同视角和层面，对“仁”的内涵进行了剖析，形成了以“仁”为内核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而亲仁。”[7]先秦儒家的道德楷模是圣人，现实社会的道德模范是仁人，“仁”的根本出发点是指人必须有真性情，并且要通过道德范畴来展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礼”的实施是“仁”的要求；其次，“忠”、“恕”是“仁”的体现；最后，“恭、宽、信、敏、惠”是“仁”的内在要求。
2.1.2以“隆礼”为特征的德育思想
《荀子・大略》载：“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8]意思是，君者所以能为王，主要在于隆礼尊贤，荀子对礼的发挥在先秦儒家中处于极高的位置，他人伦秩序和社会规范的角度论礼，还直接提出礼是一个国家存亡的关键，“礼”是先秦儒家重要的道德内容，也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礼”强调的是整体的社会秩序对个体和社会的意义，故而“礼”的基本精神首先应当是秩序精神，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与“仁”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礼”是“仁”的外在体现，是“仁”的范本；“仁”是“礼”的核心，是“礼”的灵魂。
2.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价值
先秦儒家把道德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认为道德教育是一种统治手段，它和政治、法律处于同等地位，道德教育的成败决定了政治上的得失、国家的兴衰，道德建设是政治上清明、天下大治的前提，因此，孔子提出了“德治”学说，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国君如果采用道德教化的办法治理国家，他就会安于自己的位置，臣民就会像众星拥戴北极星一样去拥戴他。孟子认为道德对社会生产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德育是“保社稷”、“保四海”、“保四体”的基础，道德教育是与国家存亡、个人安危紧密相连的，其它任何东西都无法与社会价值相比拟，进一步对孔子的道德政治价值论进行了升华。荀子认为法家虽能攻伐天下，兼并天下，却无法治理天下，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是以道德教育为根本大计，道德教化是巩固国家、维护统治的利器。
3.儒家德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封建意识形态，稍显陈腐老套，与现代社会追求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是，儒家德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主流思想，它从一定程度上积淀了中华民族在生产生活、道德实践中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包含不少真理性的颗粒，我们在寻求发展时，应批判性地继承和创设式吸收这些精华成份，这对有效解决当今的学校德育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德育主体的意义
3.1.1继承德育至上思想
先秦儒家特别重视道德教育，认为德育是天下大治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兴衰，因此，他们都坚持以德育为根本，这个优良传统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夯实的基础。然而近年来，学校德育工作并不乐观，其面临着就业压力、升学压力、社会需要等多方面原因，各学校重智育轻德育、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的现象屡禁不止，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没有真正担负责任，对德育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放任其发展，使德育工作总是流于形式，受到了巨大的牵制。为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坚持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都要渗透德育思想，坚持德育至上。
3.1.2弘扬儒家仁爱精神
教师的基本道德要求是教书育人、热爱学生，先秦儒家十分推崇孔子的“仁爱”精神，指出这种仁爱精神更应该体现在一名合格的教师身上，他才能给予学生更多的关怀和爱，帮助学生更好的发展。现代社会“一个好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是这样的人，他热爱孩子……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一个好人，善于跟他们交朋友，关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9]弘扬儒家“仁爱”精神，体现在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上，主要有以下几点：“有教无类”，“当仁不让于师”，“诲人不倦”。
3.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德育客体的意义
3.2.1塑造现代社会理想人格
历代文人墨客都努力探寻儒家理想人格，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奠定了儒家理想人格的基本格局，蕴含在儒家理想人格中的精神价值，以其超越性深深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走向，儒家理想是东方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种做人的标准，更是一种人生的目标，儒家理想人格为我们确立现代社会理想人格提供了现实价值，首先，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再次，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树立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最后，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具备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今天，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为了更好的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当代学校德育教育中，更应大力弘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把握其思想内涵，具有坚韧的人格。
3.2.2指导青少年加强自我教育
所谓自我教育，是指受教育者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以社会发展及教育者的规范、要求为出发点，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通过自我选择、自我内化、自我调控等一系列主体性思想转化活动，以提高自我品质，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品质。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中一直秉持这样一个信念，即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不断进取，就能达到既定的道德目标，实现既定的道德理想，因此，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自我修养是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指导方法：首先，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高度重视学生的自我教育，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一切成长、一切学识、一切发展都来自内部，教育的作用在于对这种发展进行引导和指导，使其有所成效。”[10]一切教育活动都离不开教育对象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否则任何教育都不能顺利展开，都会流于形式；其次，积极引导学生培养自我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主动性，提高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价自己的能力，以减少盲目性；最后，经常性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反思也是必不可少的，学生要学会勇于直面自己的缺点、错误，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提高道德修养。
结论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德育实践任重道远，德育现代化面临着不断地冲击和挑战，德育内容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推陈出新，捕捉德育发展最佳时机，通过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进一步的剖析理解，批判地加以吸收与借鉴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中优秀的德育文化资源，将对于有效解决德育问题、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作者单位：1.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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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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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与西方文化史的不同之处之1是中国从没有发生过某种宗教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事实。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虽然是天命论者，但是“不语怪力乱神”：他所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神。又如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强调积极的干预现实生活，也是1种重视“人”的体现。同是中华思想主流的道教思想从未占据过思想统治地位并且生活在儒家的阴影之下，道家并非绝对的消极无为。庄子1方面在执着“齐物论”，但另1方面却在讲“人世间”：“子之所爱，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于佛教，从进入中国的1刻起便开始了中国化。虽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盛极1时，但是仍无法撼动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与此同时，佛教思想也在向着儒家的思想靠近。禅宗的心性修养为中心的哲学观和孟子的行善轮、先验论在本质上是1致的。儿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又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因而整个中国哲学都在推崇“人”的重要，强调人的主观的活动去改造这个社会。
中国哲学传统注重“情理”的思想倾向，在伦理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把道德问题归结为受理性支配的意志问题的话，那么，认为“人之大伦”首先在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儒家思潮，却十分强调伦理规范的情感意蕴，尤其是肯定了基于血缘亲情关系之上的“情理”的重要意义。孔子曾针对宰我有关三年之丧的质疑，依据“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子之爱回答道：“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明确把道德践履的必然准则建立在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和安适性之上。孟子则肯定“事亲为大”，并以“亲亲”释仁。深受儒家影响的郭象认为：“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王阳明也主张：“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正是在这种倾向的指导下，朱熹才把孔子认可的合乎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因而是“直在其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做法，进1步誉为“天理人情之至也”。其实，宋明理学所特别注重的“天理”，作为“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在本质上正是“人情”即“血亲情理”自身的本体化，与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伦常密不可分，所谓“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
对于“情”与“性”的内在关联。孟子以情释性，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视为人性四端，强调“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荀子以性释情，认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董仲舒主张：“情亦性也”。《谈经》中“无情无佛种”，把“有情”看做是人的1个基本特征。宋明理学则以“心、性、情”的相互关系作为1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对伦理的苛求
中国古代哲学注重伦理道德，这与西方所重视的科学截然不同的。
中国人对于伦理的苛求可以从中国的亲族称谓看出。在1个大的家族中，存在着父母兄弟姐妹，此外还有祖父母祖母，伯叔舅，姑姨，姑奶奶姨奶奶，甥侄等等。对于儿子也有长子，支子，庶子等称谓。这些复杂的称谓透露出的两个原则：男女有别和长幼有序。这正是儒家的社会秩序观中很重要的1部分。据历史资料，在周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严密的政治伦理哲学观。这套观点强调有孝有德，讲求宗法等级，这也是中国几千年社会政治伦理的基础。而作为中国哲学核心的儒家文化强调的“仁”“义”“恭、宽、信、敏、惠”“杀身成仁”这些伦理之上的观点则贯穿中国历史，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之1。
这种对伦理的追求1是为了捍卫“三纲五常”，也就是捍卫君主的统治。儒家思想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秩序的学说。它从家族中的长幼尊卑发展到国家的等级观点，用仪式的不同来标明不同的等级，通过对仪式的遵守维持等级的不同。
同时，对伦理的追求也是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是圣人君子型完美化身。这种理想的人格必须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品质标准，而为了追求这种标准，牺牲人的生命是应该的。正如孔子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义，有杀身以成仁。”而孟子所强调的则是寡欲内省，荀子则是慎独。总之，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伦理有堪称苛求的标准，意在培养完人和绝对的忠君者。
四、对社会和整体和谐的重视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在这几千年中，每1个哲学家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统治着提供者他的治世之道。对于儒家的“入世”之道，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之道。道家的“无为”之道，正是用1种“无为”的手段实现政治的和谐。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虽是支持君权专制，但也是1种对社会的治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