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4 09:37:55
居民消费品（包括服务）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私人消费品，例如食品、服装、现代家电、现代家具等，这种私人消费品具有排他性，当消费主体（包括个人与家庭）购买之后，消费主体就拥有了独有的消费与处置权。第二类是公共消费品，例如公共交通、救火防火、环境保护、医疗卫生、体育健身、文化教育与休闲娱乐等，这种公共消费品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公众均可按规定（包括收费规定等）享受，其消费权是公众性的。上述两类消费品对于消费主体都是极为重要的。但从满足的程度顺序来看，一般都是先从私人消费品开始，然后再根据私人消费品的满足程度发展公共消费品；私人消费品的发展水平与公共消费品的发展水平是相互促进与相互带动的，共同循环式地提高社会消费水平。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公共消费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政府一直很注重公共消费品的发展，但是居民消费品的发展基本上还是首先从满足私人消费品开始的。从城市居民消费来看，大致上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1978年到1985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中心，即解决吃饭与穿衣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自1985年到1996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发展与满足对现代家电与现代家具的需求为特征。由于我国在传统体制下，居民生活水平非常低，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例如粮、棉、油、肉、蛋等最基本生活品都是定量限量供给，因而在改革开放后发展私人消费品的上述两个阶段中，市场表现出了极为强劲的需求，甚至不少年份都表现为所谓的消费需求膨胀。这种强劲的私人消费品的市场需求，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
我国城市居民的私人消费品在经历了上述两个发展阶段后，应该继续朝着私人住宅、私人小轿车、现代私人通讯设施（即电话、电传、电脑三位一体的信息高速路）的所谓新三件的方向发展，但因为除了对现代通讯设施居民的购买力还能承受之外，对于私人住宅与私人小轿车居民的购买力还难以承受，所以我国居民的私人消费品在经历了上述两个阶段之后，其需求急骤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了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口增加，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局面。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正常的，因为私人住宅与私人小轿车的支付价格比较高，居民现在还难以承受，居民在经历了上述两个私人消费品发展阶段之后，需要有一个消费能力的积累时期，然后才能进入新的消费阶段。
在居民私人消费能力的积累时期，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会明显下降，其下降必然会导致市场需求不足，从而使生产增长乏力。在这种条件下，如何保证总需求有效增加，从而使经济发展有足够的需求拉动力？从消费方面看，唯一的办法是利用财政政策，加大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弥补私人消费品需求的不足，刺激经济发展，保证经济在缺乏私人消费品需求拉动力的条件下，能够实现稳定而持续的增长。财政政策的这种作用是在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通过加大投资而实现的，因而称之为反周期。这种反周期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因为它除了增加公共消费品的投资需求之外，还会增加人们的收入，从而增加人们的私人消费品需求，最终会促进经济的较快发展。
从我国目前的居民消费状况来看，公共消费品的发展也确实严重滞后于私人消费品的发展，例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文化教育设施落后，抗灾救灾能力低下，等等。总之，从居民消费发展的规律来看，我们在大规模发展居民私人消费品之后，也应加大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因此，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是与经济发展趋向相吻合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实现了刺激经济与发展经济的内在有机统一。
财政政策的这种反周期作用，往往是通过财政赤字来实现的。因而人们往往担心这种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会增加财政赤字，从而从另一个方面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我国目前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看，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不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因为：第一，我国目前实施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所引发起的赤字，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等方面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赤字负效应的警戒线，是属于正常性赤字。第二，我国的公共消费品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者无偿性享受的，一类是消费者有偿性享受的，而且后者的比重还不小，因此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有一部分最终会收回来，从而会减轻赤字的压力。第三，经济的发展是反周期性的，当经济高涨时，政府财政收入肯定会增加，从而会有能力弥补赤字。也就是说，财政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为刺激经济而引发的赤字，会在经济高涨时期因财政收入增加而得到弥补。第四，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的存在，也会为政府利用财政赤字政策创造有利的条件，从而会有利于政府减轻因刺激经济而形成的赤字的压力。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使用，必须讲究科学性，尤其是要注重财政资金在投向公共消费品时的效益性。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财政资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非盈利性的投入，因此其效益性往往不是以利润为指标，而是以社会平均投入成本为指标，即投入成本不能高于社会平均投入成本。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能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消费品投资的效益性。如果投资效益性差，那么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应就比较差。因此，政府不仅要根据宏观经济状况及时选择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而且还要保证财政投入资金的高效益使用，财政投入资金的使用必须制度化与法制化，坚决杜绝一切非政策性使用。
不同类的公共消费品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性，因此对它们的投资所产生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也是非常不同的。有的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对需求的拉动力度比较大，但效应却来得慢；有的拉动力度不算太大，但却见效快。因此，在利用反周期财政政策时，一定要根据情况，选择好公共消费品的投资方向。也就是说，要确定好公共消费品的投资结构。结构若选择失误，也将弱化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
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投资规模的确定，一定要根据宏观经济状况的需要来确定。因为反周期财政政策在这里是作为宏观经济调节机制而出现的，因而单纯就投资规模谈投资规模，是谈不清的。尤其是在目前不能把政府机构的缩小与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投资规模挂钩，似乎政府机构在缩小，那么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投资规模也就不能太大。这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会越来越大，因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作用余地也是很大的，关键是我们必须使用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关键词：省级区域；经济周期；财政政策；效应
一、 引言
近期我国财政政策的运行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争议。方红生和张军（2010）认为，由于财政政策或者积极或者消极的方向选择，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分析需要采用非线性研究方法，以便对财政政策效果中来自其他因素尤其是经济周期运行阶段的影响进行识别。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利用我国1998年～2004年各省财政政策和产出数据进行研究，结论认为2003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中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即财政收入变量、基本建设支出变量、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支出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行政支出变量则不具有非凯恩斯效应。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2007）利用1992年～2005年的数据却得到几乎相反的结论，即税收变量和财政支出变量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
二、 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
在凯恩斯理论中，也存在非凯恩斯效应的可能，而且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途径非常多元化。最常见的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即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财政支出，从而增加了资金需求，挤出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进而压缩了社会总需求，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反而可能抑制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再者，政府在经济膨胀时期采取减少财政支出的方式来执行消极的财政政策，那么财政支出的减少可能带来财政盈余的提高，并通过降低违约概率抑制了利率水平，那么这种消极的财政政策反而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总体说来，诸多因素均可以造成财政政策调控的非稳定性。
Perotti（1997）、Giavazzi和Pagano（1996）分别从财政政策环境背景和财政政策规模及组成等角度对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原因给予了一定的解释。首先，在跨期最优的模型中，决策期限长短、税收的扭曲作用、未来财政政策都有能对凯恩斯效应的发挥产生影响。考虑典型的情况：政府通过一次总赋税来筹集资金，偿还政府债务或削减未来一代人的税收水平。在有限期问题中，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水平会受到长期影响，但是暂时的税收增加额要大于各期消费的减少额，所以税收增加与储蓄的增加保持了正向相关的关系，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经济增长也保持了正向的关系。但是，如果决策期限为无穷期，那么政策效果就有可能具有中性特征。如果私人部门的预期是完全的、理性的，那么税收的增加与可支配收入完全匹配，并不受私人部门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只是资源在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其次，决策时间范围也很重要。Blanchard（1990）认为税收的净福利损失并不是税率的线性函数。如果该函数是税率的递增函数，那么可能的情况是，随着税率的增加，福利净损失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从而使得税收对产出的负效用可以大于税收增加和财政支出增加所能带来的产出增加。最后，在公众对财政政策和财政本身的信心方面，也可能产生非凯恩斯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政府部门负债违约概率，由此会降低必要报酬率，提高经济增长率。而财政运行情况和公众对于财政的信任水平也是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当财政运行良好或公众的信任水平有所转变的时候，财政政策的调控结果可能出现方向性变化。
此外，预期的作用和劳动力市场因素也是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的主要原因。预期会将较大规模和时间持续较长的财政政策视为影响经济人持久收入的重要原因，从而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受到了结构化的冲击，可能导致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可能。Bertola和Drazen（1993）指出，财政政策的初始条件对财政政策效果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当财政支出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出于可持续性的考虑，财政支出变量必然要有所调整，基于私人部门的预期作用，私人部门的持久性收入水平有所上升，从而使得财政支出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总需求为正；当财政支出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时，私人部门会预期财政支出水平长期保持上升趋势，从而减少其持久性收入水平，进而使得边际财政政策的总需求效应为负。这也就是说，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取决于初始条件，即财政支出水平的高低。由于财政政策存在从高支出水平向低支出水平以及低支出水平向高支出水平的循环变化，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之间也存在循环往复的运动规律。在劳动力市场方面，Ardagna（2004）提供了一种非凯恩斯效应的影响机制。当政府实施积极或消极财政政策的时候，对家庭部门劳动力就业成本有可能带来潜在的影响，包括增加或减少失业救济、政府部门劳动力支出等，这样私人部门劳动力供给的相对成本将有所增加或减少，从而产出水平将会减少或增加，从而体现出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三、 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调节作用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是否具有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市场经济的缺陷体现在诸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包括应对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导致的资源配资低效率、垄断导致的无效率、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等等。其中，经济自身运行的不稳定是政府凭借经济行为介入市场经济的主要依据。同时，为了增加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减少经济波动给社会福利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有政府部门适当地介入和管理。
当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和非凯恩斯效应与顺周期或反周期操作方式相结合的时候，才能证明财政政策是否真正能够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当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的时候，如果采取反周期操作的调控方式，则财政政策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采取顺周期操作的调控方式，则财政政策不能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同理，当财政政策具有非凯恩斯效应的时候，如果采取反周期的调控方式，那么财政政策不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采取顺周期的调控方式则能够取得稳定经济的效果。所以，需要结合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来讨论如何针对经济周期变化来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而不能认为财政政策一定要采取反周期操作才能稳定经济运行。如果政策方向与政策效果未能有机结合，反而可能造成加大经济运行波动性的后果，这不仅有违政策制定的初衷，更会给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现有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全国和地方经济影响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有部分研究集中讨论了我国财政政策改革对全国经济和地方经济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其中长期影响着重讨论财政政策分散化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短期影响着重讨论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关系。从长期影响来看，Zhang和Zou（1998）发现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央集中化趋势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这给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负面影响的证据。但是也有研究持相反意见，比如Ma（1997）以及Lin和Liu（2000）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认为财政体制的分散化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Jin等（2005）同样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分散化趋势在财政方面给省级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加强烈的预算方面的刺激，正是这种改革趋势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短期影响来看，财政政策分散化管理趋势可能会提高或降低各个省份之间经济周期协同性水平。如果各个省份之间经济波动性和周期性的相关性降低，那么中央政府在执行财政或货币政策方面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各个省份之间虽然所处的经济政策背景大致相同，但是会因为各自经济周期相关性不足而出现经济运行的分散化，即有些省份处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而其他一些省份则处在经济下降阶段。如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降低了各个省份之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改革给短期经济运行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而长期影响的的正面效应和短期影响的负面效应需要进行一定的权衡以便为财政管理体制分散化趋势给予全面的评价。Carmingnani和Laurenceson（2011）利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求得省级经济周期变动因素，他们的研究表明全国经济周期和地区经济周期是不一致的，地区间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与地区间空间距离成负相关关系，即省份之间距离越大则经济周期同步性越低。与此同时，我国财政政策方面责任和行政机构的划分人为割裂了经济整体性，加之立法和监督层面漏洞较多而并不完善，地方政府在执行所属地区财政政策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我管理的权力。这样，财政政策就有可能被地方政府用来熨平地方经济周期波动，成为地方经济管理的一个政策工具，而不是以全国经济周期为基础来进行调节。这样的政策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取决于政策效果是否具有凯恩斯效应以及政策本身是否是逆周期调节的。
现有文献同时也研究了高等收入国家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性所造成的影响。Levinson（1998）研究了美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他们指出财政政策方面的约束导致经济周期波动性的上升。Clark和Wincoop（2001）认为美国区域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更加具有同步性，并指出美国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各个区域间经济周期同步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如果各个区域受到的随机冲击缺乏对称性，那么统一的财政政策不得不需要考虑经济周期同步性下降，从而不能达到调整地方经济运行的目标，而地方性财政政策可能被用来抵消区域经济冲击。Fatas和Mihov（2006）讨论了以上这些不同观点，研究了美国48个州所执行的预算准则对财政政策效应影响，他们认为对财政政策的约束降低了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并由此得到结论，财政政策是造成美国各州经济周期波动性的重要来源。Kose等（2003）研究了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增加了各个国家的经济波动性。Fatas和Mihov（2003）以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为研究目标，讨论了91个国家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与总产出波动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对财政政策施加一定的约束可以起到降低经济周期波动性的效果。Lane（2003）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为研究对象，发现顺周期调节的财政政策对总产出和收入水平的波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Darvas等（2007）在讨论以上问题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以21个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使用预算赤字与总产出比重指标的差别来衡量区域间财政离散度或趋同度。然后，他们对这些地区之间财政政策离散程度与总产出增长率相关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两个国家间财政趋同性会有助于两个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同步性水平的提高。
四、 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效果影响
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不仅需要考虑周期是否具有同步性，并依此考察财政政策的同步性，同时也要考虑各经济周期阶段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对于某一个省份来讲，如果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大小不同，则说明省级财政政策乘数在经济周期之间具有非对称性。
当前用于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研究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线性计量向量自回归模型，比如VAR模型，一种是线性结构宏观经济模型，比如DSGE模型。VAR模型主要强调需求冲击，利用该模型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研究尤其侧重财政支出分类和结构对经济的影响。但问题是该模型不能区分不同经济周期阶段政策效果的大小。同样，DSGE模型的线性化处理简化掉了经济状态的作用，利用单一状态的反映方式和约束关系来解释不同经济状态下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这些线性的研究方法需要假设经济主体能够在各个经济周期之间根据实际收入的变化而平滑消费水平，摆脱信贷约束和劳动力市场所发生的变化，并且需要假定市场处于出清状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家庭部门和厂商很少受到来自劳动力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约束，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灵活的调控来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当经济处于下降周期的时候，家庭部门和厂商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最优化选择，但是由于以上约束的存在，此时财政政策更有可能通过对这些约束的放松而扩大对经济的影响效力。所以，在不同经济环境下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可能是不同的。
这样的理论分析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初步的证实。Christiano等（2009）和Ramey（2009）的研究认为财政政策时间的选取对充分发挥政策的效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Woodford（2010）研究表明，当经济长期处于零利率水平并且价格和工资调整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更有可能发挥较大的效力。Cogan等（2010）利用DSGE模型研究了美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变化，认为在2009年初之后的几个季度乘数显著大于1，但随后逐渐减小到不足0.5。如果采用单一经济状态的线性模型，那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财政政策乘数偏弱甚至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恢复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目前，对我国财政政策效力的研究也存在忽略经济周期影响的倾向。李生祥和丛树海（2004）分别从财政支出、税收和转移支付的角度对我国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和对总产出的贡献度进行了估计，认为三种政策乘数在长期分别为1.8，0.4和-0.4左右；卢永艳和杨晓华（2006）同样基于IS-LM模型和回归分析研究了财政支出、税收和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认为三种政策乘数分别为1.2，0.6和-0.6左右；马拴友（2001）估计了中国的IS-LM模型，计算得到我国的财政政策乘数大约等于2。以上研究所使用的模型基于IS-LM理论模型框架，过于简化宏观经济运行系统，也没有区分经济阶段的不同影响。高铁梅等（2002）建立可变参数模型研究财政支出乘数，考虑到了系数的时变性，但是并没有说明参数随时间变化的经济含义。因此需要结合我国经济实际特征，从不同经济状态出发来测量我国财政政策效力，进一步加强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估计。
可以选择的分析模型需要同时满足处理多元问题和非线性问题两个要求，这样的模型包括MSVAR（Markov-Switching VAR）和MRVAR（Multi-Regime VAR）等。前者对马尔科夫过程齐次性假设依赖较高，后者则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借助于阙值变量对整个序列的划分可以达到对问题进行非线性处理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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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政策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纵观各国经济发展史，特别是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发现财政赤字政策使用相当广泛，这些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
1、财政应追求长期平衡而不是短期平衡
财政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但这种平衡主要应立足于长期平衡，而不仅仅是短期平衡。从历史上看，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赤字率在短期内都曾出现过较大的波动，如从1981年到2000年的20年间里，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赤字率最高分别达到过6%、7.3%、6.0%、3.3%和7.7%，但其长期赤字率则基本稳定在2.5%左右。上述几国过去20年间平均赤字率分别为2.6%、2.5%、3.1%、2.2%和2.6%。这说明在一定时期根据实际需要实行一些短期的财政赤字，以此换来财政长期的平衡是必要的。归根结底，财政平衡是要以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为基础，脱离经济总体情况的财政平衡既无意义也不可持续。
财政赤字在短期波动而在长期平衡首先是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引起的。除去战争因素赤字较高的年份往往都是经济比较萧条的年份，如美国20世纪以来出现过四次赤字比较严重的时期，赤字率超过了3%，究其原因都是由经济萧条引起的。而随后的赤字率下降甚至赤字减少出现赢余又都是经济状况转好、经济进入复苏和高涨期的结果。比较典型的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高增长最终消除了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并转而出现赢余。因而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上，财政收支是不平衡的，而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中，财政收支则又应是相对平衡或是基本平衡的。
除周期性因素外，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对财政的短期与长期平衡产生影响。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要求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相应政府的支出强度与结构也有所区别。在某些阶段上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公共政策目标，赤字会大一些，结果可能导致在某些阶段上财政的不平衡。但财政的短期不平衡是为了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奠定比较牢固的基础，运用得当能够为财政实现长期平衡提供重要保证。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公共工程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虽然导致了持续时间较长的赤字，但为其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反周期的赤字政策仍然是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赤字财政政策虽然一直被世界各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加以普遍使用，但对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却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学派的兴起，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重新占据上风后，西方经济理论界出现了否定赤字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倾向，也不断有政界人士出面反对赤字财政政策。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财政政策的制订与实施，需要认真加以分析。从欧美日等国的财政政策实践来看，尽管有学者否定和政界人士反对，但赤字政策仍然作为最主要的反周期政策被使用，一直到现在从未被放弃过，只是使用的强度和方式随着时代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罢了。从历史数据上看，美日欧等国的赤字率具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与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变化。直到今天美国政府仍在使用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景气度。如最近布什政府在美国赤字率已经接近3%的情况下，又提出了高达6740亿美元的10年经济刺激方案。各方普遍预计美国今后几年的财政赤字将超过3%。
造成赤字理论与实践的反差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反周期财政政策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被制度化为自动稳定器，在经济波动时自动发挥作用，导致财政赤字随经济周期逆向波动。经济理论界并不特别反对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他们主要反对在自动稳定器之外所谓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其次，反对财政政策的一些理论基础并不牢靠，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如财政政策无效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李嘉图等价定理就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其三，对赤字政策的批评和反对很多是出于选举政治中党派斗争的需要，而非完全从科学角度出发。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历次总统选举中赤字问题都成为在野党攻击执政党的重要武器，但以反赤字为旗帜上台的新总统又都无一例外地继续执行赤字财政政策，甚至比起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以新政闻名的罗斯福总统就是以平稳预算为竞选纲领登上总统宝座的，他的执政开创了美国和平时期长时间财政赤字的先例。1980年里根竞选时也承诺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他执政的结果是美国形成了和平时期最高的赤字率。
当然，西方国家的财政政策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存在有效性不足甚至下降的问题。如财政政策的"时滞过长"问题，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常常有经济刺激措施出台时经济已经复苏的情况。导致财政政策"时滞过长"的重要原因是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和多党制，政府和议会往往就预算问题争执不下，迟迟不能决策。美国从大萧条时的胡佛总统开始直到今天的布什总统，每遇经济萧条或是衰退时，总统总是指责国会中的反对党拖延时间延误时机。对财政政策的另一个指责是在萧条期或衰退期增大的财政支出在繁荣期也很难削减，结果导致了赤字滚雪球般的累积，这是与多党制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执政党为了取悦选民，巩固自己的票基，常常不顾政府的财政状况大派福利，这是赤字变得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如里根执政期间，他一方面通过减税取悦高收入者，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大幅削减社会福利而开罪中产阶级，结果必然是赤字爆炸般增长。另有研究表明，像意大利这样由多党联合执政的国家赤字明显高于单独执政的国家，因为在多党联合政府里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得到照顾。显然，在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的国家里，这些问题就不一定存在，财政政策也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国发展阶段也是决定财政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美国和日本早期财政政策明显有效，与当时公共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有关。在当时情形下，社会需求指向明确，政府公共投资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公共投资也与当时的产业结构匹配较好，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明显。相比之下，在发展后期，这些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可应用的范围明显缩小，一般多集中在转移支付领域，赤字财政政策的效果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因而对赤字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要作历史的和科学的分析，特别要从一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简单的财政规则既不能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又难以真正改善财政状况
为财政政策设立某种规则防止赤字无限度膨胀是必要的，但规则本身又不能损害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熨平经济周期的能力。财政状况的好转根本上还是要依赖经济形势的好转，西方国家赤字变化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国家的经历也表明，为总体财政赤字设置上限的简单规则在实践中难以奏效，对限制财政赤字的实际作用也不大。比较典型的如美国限制赤字增长的Gramm－Rudman－Hollings法案。1987年在里根政府财政赤字急剧扩大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Gramm－Rudman－Hollings法案，该法案要求财政赤字应逐年减少，并在1993年彻底消除赤字。为此国会应每年制定赤字上限，超过上限就自动按比例消减除国防开支外的全部开支。这看起来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法规，但实际上却无法得到认真执行。由于赤字上限预测得过于保守，国会经常被迫提高年度赤字上限，行政当局也通过一些会计手法来使赤字合法，如出售政府资产、晚列支出早列收入、把一些项目移出预算等等。结果到按法案规定应是消除财政赤字的199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不仅没有消除，反而由法案制定时的1500亿美元上升到了2551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由2.9%上升到了3.9%。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多次通过财政重建法案，最终都因经济形势的恶化而不了了之。
有些人认为，这些规则失效的原因是由于规则本身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仍不够。《马约》标准的出台是试图通过国家条约的形式进一步强化规则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但是目前《马约》标准明显受到来自内部的挑战，欧盟中的核心国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公开指责《马约》的标准过于严厉，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甚至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也公开指责该标准是"愚蠢的，跟所有死板硬性的决定一样"。最近欧盟内部又在酝酿修改规则，重新定义财政赤字概念，引入"结构性财政赤字"概念，把经济周期对财政赤字的影响考虑在内。这一修改会大大增加规则的灵活性，赤字率的透明度则会大大下降，标准的约束程度也会放松。
在一国内或一个区域内使用简单规则已经存在很多问题，在不同国家间使用同一个简单规则就更有问题了。就政府财政赤字这一概念而言，《马约》指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全部政府赤字，但由于各国预算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差异，全部政府赤字的范围也有很大的区别，在有些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甚至国有企业的收支都是包括在全部政府收支中的。各国情况不同，政府潜在的收入与支出也有很大的不同。显然，不顾各种区别而只统一用一个百分比来衡量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不适当的。政府债务余额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有些国家政府债务余额仅指政府部门的债务，而有些是指整个公共部门的债务余额。况且政府债务余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政府财政状况的指标，一般谈论政府债务余额都是指粗债务余额，没有扣除政府的金融债权，实际上扣除后的净债务余额更客观地反映了一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如日本政府的国债余额已经超过GDP的130%，远远高于《马约》60%的标准，但日本的财政状况虽不能称好可也远未崩溃，日本政府仍有余力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关键就在于日本的净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只有50%左右，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差并不太大。
4、对不同性质赤字的影响应作区分
一般认为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以下几类，一是导致通货膨胀率提高；二是挤出私人投资；三是降低储蓄率进而影响资本形成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但是以上这些结论都是在假设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下得出的，当经济运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时，以上这些结论都不能成立。经济运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的标志是需求不足、生产能力利用率低，失业率高等。这时增加赤字可以降低失业率，提高经济资源的利用率，改善全体人民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不但不会挤出私人投资，还会由于乘数效应而带动、挤入私人投资。
不仅处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赤字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不同性质的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统计中对政府支出没有严格区分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很多分析只是笼统地把政府支出作为非生产性的消费支出，由此得出了高赤字将降低储蓄率、减少资本形成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结论。但实际上，政府投资也可以成为资本形成的重要渠道，这对私人部门发展相对滞后的后发国家更是如此。政府公共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是高生产性资本，对一国经济长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与保障作用。从另一方面看，政府的投资支出同时形成了资产，政府总的资产负债状况没有恶化，这和其它性质的政府支出只增加政府债务不增加政府资产的情况迥然不同。从历史上看，政府支出中投资比例较高的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也一直高于其它西方国家，日本长期发行建设国债为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国际上，赤字只为政府投资支出融资的规则被称为黄金法则（Golden Rule）。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财政重建时实行这一法则，既保证了经济增长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财政状况。英国从1997年也开始采用黄金法则，目前英国已是欧盟成员中财政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
我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财政赤字政策的选择
无论是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我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来看，我国当前都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有利条件。要积极利用财政政策来促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应简单地将《马约》标准作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准则，而是应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并参照相应的国际经验，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满足当前发展阶段需要的、且又是充分谨慎的财政政策规则。
1、充分利用公共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人民群众的一般商品需求已经能够得到基本满足，但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缺口。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水、电、路、机场、通讯等设施仍很落后，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消费的增长；二是广大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体育娱乐等设施十分短缺，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难以提高；三是大江大河治理和国土整治工作尚未完成，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未得到根本扭转，这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出不利影响；四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设施与装备还相对落后，投入不足，创新能力差将会影响到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与增长潜力。以上这些领域都是公共投资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或者是需要公共投资进行引领的领域，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公共投资仍存在着巨大的现实需求，公共投资可以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在历史上都有过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加快经济发展的经历，日本历史上的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过7%－8%，瑞典等国也达到4%，而目前我国财政用于基本建设的总投资规模仅占GDP的2.6%，这还是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后的结果。因此我们建议要把我国财政中用于公共投资的比重逐步提高到5%左右，建设资金首先考虑从经常性收入中支出，不足部分可以考虑通过发长期建设国债来筹措，每年发行建设国债的量由当年的财政状况决定，考虑到日本等国的经验教训，建设国债最高不超过GDP的4%。在基础设施得到比较大的改善后，这一比例应逐步递减，以防止国民经济对公共投资的过度依赖。
2、财政要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支付必要的成本，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突出出来。我国目前面临的内需不足问题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保障不健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近期可以考虑通过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使其尽快正常运转起来。每年社会保障特别国债的发行数量也要视当年的财政收支状况而定，但最多不应超过当年GDP的1%。社会保障基金正常运转后并能做到可持续性的收支平衡后，应停止发行社会保障国债。
3、政府经常性支出要向公共财政方向转变，增加教育、健康和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
对重点领域的支出应固定一个增长率，在财政收入不足以保证重点领域支出的增长时，应允许政府通过借贷或发行国债的方式筹措资金保证支出，以起到财政支出以增量调整促存量调整的目的，但数量应严格限制在当年GDP的0.5%以内。当公共服务支出达到财政支出中适当的比例后，应不再允许以负债方式支付公共服务支出。
4、上述领域外的所有支出应严格遵守收支平衡的原则，不允许出现赤字
一、运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景气状况,是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经验
积极财政政策这一专门的术语目前在中国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其要义是指在经济萧条时政府采取的提升经济景气的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组合。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期所采取的某些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以此来调节经济周期,使经济走出低谷、摆脱萧条的做法对我们今天更好地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在以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的条件下,经济总会在繁荣和萧条的不断相继中进行。因此,经济周期是现代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如何运用财政手段熨平经济周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对策的重要内容。在经历了1929—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弃对经济的自由放任,转而实行宏观调控,如广泛使用信贷刺激和税收调节等措施,可效果均不理想。直到1938年,罗斯福增加财政开支刺激经济景气的赤字预算试验(即罗斯福“新政”)获得成功,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的经济史就成了如何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调节经济的历史。当经济过热时,就会采取抽紧银根的货币政策;当经济增长缓慢时,财税扩张政策即被采用,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大幅度减税,以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尽管70、80年代受赤字规模、国债规模和经济“滞胀”的影响,但西方各国政府也大都未放弃运用财政货币手段来克服萧条和刺激经济快速增长,因此,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一直只升不降。
在这方面,日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很有参考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曾根据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不同周期作过几次调整。从50年代初期到1973年间,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政府一直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1973—1975年日本经济危机后,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扩张性措施。如:(1)频繁实行减税政策。从1973年开始,实行所得税一半减免,1987年又决定对年收入在500万日元以下的家庭减免所得税4.1万亿日元。(2)增加财政支出。日本政府采取了四次大规模反危机的“萧条对策”,其中主要是大量增加公共事业的投资,以期引起更大的乘数效应。结果促使1975、1976两年工业增长了10.8%。1978年,日本政府又编制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预算,即公共事业投资预算增长34.5%。(3)社会福利开支增大。从1973年开始,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福利政策,如“老年人疗养免费”,并修订了健康保养法和年薪法,对供给家属的比率从50%提高到70%。由于日本政府在70年代的危机中及时地调整了财政政策,使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以后的10年中,名列主要发达国家的前茅。
日本政府的反周期财政政策也有过严重的失误和深刻的教训。1992年以后,为了摆脱经济萧条,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景气对策,致使在80年代末曾有所缓和的财政赤字问题重新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鉴于这种情况,桥本内阁决定进行财政结构改革,制定并在国会通过了《财政改革法》,规定在1998—2002年的5年时间里将财政赤字(包括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与GDP的比重由1997年度的5.4%缩小到3.0%。另一方面决定从1997年4月开始将消费税率由原来的3%提高到5.5%,结果导致国民消费支出大幅度下降,受削减赤字的影响,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投资也明显减少,所以从1997年4月份开始日本国内需求急剧下降,经济形势出现了大滑坡,以致发展为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为了扭转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日本政府采取了一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价值为16.65万亿日元(约合1281亿美元)的“紧急经济对策”,以求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
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经济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受到较大冲击,经济增长逐月下滑,通货紧缩日见明显,失业率迅速攀升。为缓减民困,加强信心,重现香港经济活力,香港特区政府首份财政预算案中采取的对策就是实施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的财税政策。1997—1998年度特区政府开支预算达1980亿港元,1998—1999年度政府开支预算高达2330亿港元,增长17.6%。这些开支,大多用于公共支出,如用来开办教育及培训、提供健康护理服务和举办市政工程等。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还实行了减税政策,重点是个人税收和行业税收减让,减税规模在1998~1999年度都达173亿港元,占上年度财政赢余的2.2%。
二、借鉴国际经验,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要有新的思路
境外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财政政策是政府克服经济衰退,启动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手段。那么,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在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应从国际经验中得到哪些启示呢?
1.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要果断,力度要大,但持续时间不宜过长。
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的认识时滞已嫌太长,决策和执行时滞一定要尽量缩短,否则财政政策时滞较短的优势就会减弱。如日本政府在1997年就因为犹豫不决,坐失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良机,致使经济继续滑坡,陷入了战后的低谷。促使经济回升需要较大的财政政策力度的原因是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作用的乘数要小于复苏时期。从美国的例证来看,两者差距能达到2至6.6倍,也就是说,在不存在其他因素作用的情况下,繁荣时期100亿元财政支出通过乘数作用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衰退时期可能需要200亿元~600亿元的财政支出才能实现。日本的例子可以作为反面借鉴。因此,如果决定使用积极财政政策就要下大决心,尽快在较短的时间里集中增加较多的资金投入。但考虑到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支出受到有限的财政收入刚性制约,依靠国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又受到国债规模风险的制约,因此,不宜长时期持续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句话,理想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是力度要大,二是实施的时期不要太长。
2.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两者缺一不可。
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促进经济复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当前走出经济困境的最主要的政策手段。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似乎仅靠财政政策还难以达到扩大内需的目标。现实的中国经济是,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通货紧缩缺口,经济走向低谷。在这种情况下,“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实行以刺激总需求为宗旨的宽松式财政政策时,无论是增加消费还是扩大投资,最终都要表现为增加的货币购买力上。如果此时没有采取相应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或减少,那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的购买力的增加就不能实现,从而不能达到刺激总需求的目的。例如,去年财政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而扩大内需,主要是靠增发国债实现的,而国债规模是受各种条件约束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仅依赖现有的可借债规模,似乎难以达到拉动内需的目的。所以
,在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增加了1000亿元的配套资金,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以定向长期国债为工具,以基础行业、基础设施为切入点的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是中国9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尝试,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可以说,这是我国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的成功范例。而且,在当前买方市场事实上已经形成的现实条件下,适度的货币扩张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反弹的。相反,它将有助于我们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为启动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持。
3.积极审慎地运用赤字财政政策。
罗斯福政府抛弃了传统的平衡预算政策,首开和平时期的赤字预算的先河,通过大量举债的方法实施各种公共工程和对落后地区进行开发,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对我们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应一方面针对当前地区差距扩大、失业问题严重、总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乏力的严重情况,集中财力,振兴财政,增强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必须反思“九五”期间必须消灭财政赤字的政策主张。如果说,以前的财政赤字是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和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形成的,是不合理的,那么在当前总需求低于总供给和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则是合理可行的。更何况,由于前几年执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不含利息支出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1.53%下降到1997年的0.75%;即使将利息支出因素考虑进来,调整后的财政赤字占GDP的份额到1997年也仅为1.5%。而美国的这一份额在1970~1979年间平均为1.9%,1980年~1989年间平均为4.1%,1990~1992年间平均为4.6%。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运用财政赤字来刺激社会总需求还是有较大的空间的。所以,“九五”期间没有必要消灭财政赤字。不过,当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出现经济繁荣迹象时,就要着手考虑削减赤字规模,力争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以避免危及财政安全。
4.通过改善国债的持有结构来适当扩大国债的发行规模。
扩大内需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支出,但资金从何而来?当然首先是增加税收。在进一步增加税收很困难的情况下则只好增发国债。在国债发行量增长速度很高、国债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考虑增加金融机构对国债的持有量。中国目前60%以上国债由公众持有,商业银行持有国债仅占其资产的6%。这一比例远远低于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以日本1994年的国债销售情况为例,在长期政府债券中,49.7%是金融机构购买的,只有2.4%是由个人购买的;在政府贴现债券中,31%是由金融机构购买的,个人购买占41.8%;在政府担保债券中,62.1%是由金融机构购买的,个人购买占0.1%;在地方政府债券中,金融机构购买占48.9%,个人购买占5.1%。所以,应鼓励政府通过发国债的方式向银行借款。这不但可以解决政府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还可以有效地解决长期困扰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质量问题。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不可否认,政府向金融机构借款(发债)将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因而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必因为担心通货膨胀反弹就畏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提高就业水平,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回升,只要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适度的区域,如3%左右,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值得的。
1．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
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几个重要阶段进行分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波动的原因存在一定共性。首先，从早期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来说，市场扩张赶不上生产扩张，所以冲突不可避免。处在经济扩张重要阶段，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而这些均能创造出更大生产能力，这样就会使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从而带来更大产量。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工资增长却远落后于其他各种收入，尤其是利润增长会出现产能过剩。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矛盾存在，经济波动也就由此循环进行。随着市场进一步扩大，出现了真正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世界经济一体化及集团化发展趋势逐渐形成并加强，市场机制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完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市场对经济反应更加迅速和准确。市场制度进一步完善，使市场活动和秩序也更加规范，各国信用制度得到大力发展，经济波动严重程度也变得比较轻微。另外，西方各国固定资产的更新以及周期萎缩等作用，推迟或者是削弱经济波动强度。
2．货币投放主要现状
储蓄存款激增，使货币大量投放状况被抑制。经济结构发展不均衡，也会对货币投放增长产生巨大影响。而货币支出的主要项目同比大幅下降，也会影响货币投放节奏。外向型企业生存压力比较大，投资相对比较谨慎，造成了资金需求下降。这些问题造成诸多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加大了货币监测和管理难度，不利于地方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影响了货币发行工作质量及效率，故此当前在这些方面要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管理。信贷大投放背景下，对当地融资情况的失真，造成信贷资金没能有效进入实体经济中。最主要原因是信贷资金进入“影子银行”，体外空转。同时，项目贷款资金的使用进度相对较慢，所以信贷资金并未有效进入到实体经济。还有，非现金支付手段的大力推广应用，对现金交易需求产生了影响，先进交易需求大大降低。
二、逆经济周期问题的有效应对策略
1．强化财政运行机制
要结合实际探索相关反经济周期策略对经济周期的现象加以应对。在具体策略制定上，主要从完善财政收入机制开始，要重视税收机制在财政收入机制中的作用，使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发展。同时，要完善财政支付体制，在具体措施上要明确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要充分重视市场自身能力。编制财政预算时，要采取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努力减少使用基数法，将经济变量与各项收入增减比例关系摸清。
2．加强经济运行状态跟踪
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环境多变使不确定因素也逐渐增多，各类突发社会事件层出不穷。仅通过对货币预测进行提高来保障货币实际供应，已经不能有效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作为货币投放部门，需要加强对银行和经济社会运行情况进行跟踪。要能够对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做好资金调配的相关工作，确保货币充足供应，实现货币发行工作的主动性以及前瞻性。
3．整合资源，提高货币需求量预测准确率
对货币需求进行实际预测过程中，要加强和政府的统计及财税等部门之间的联系。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信息基础上进行预测，提高货币需求预测准确性。同时，要能够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功能，确保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效率，对有着高收入的人群采取相应税收政策加以调节，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
4．加强改革财政制度深化改革财政制度，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在探索中逐步建立以纵向转移支付制度为主体，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转移支付制度。另外，还要逐步对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完善，学习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的经验，通过规范和严谨的法律形式将转移支付制度政策目标和资金来源等固定下来。
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当局干预宏观经济备选工具箱中的最重要选项，财政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物价稳定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基于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践意义，在众多力求规范刻画政府政策当局财政货币政策行为、科学合理评价财政货币政策操作经济绩效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货币政策泰勒规则颇为引人注目。泰勒规则研究的常见结论是：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边际反应大于1的“积极”货币政策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Taylor）。遵循泰勒原则，包含汇率反应、前瞻和滞后等惯性的模型仍然能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Woodford；Ball；Svensson，1998；Rotemberg和Woodford；Schmitt-Grohe和Uribe，2003）；相反，违背泰勒规则会使价格水平不确定并受约束于自我实现预期（Self-fulfillment Expectation），从而使通货膨胀率处于较高水平并不断波动（Clarida等，2000）。
但应注意到，因为基于强有力的限制性前置条件，泰勒规则研究存在两个重要缺陷：其一，出于便利，泰勒规则坚持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的理论范式，完全集中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作用考虑不充分。其理由则在于，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因此就更能成功地实现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的主要目标①。但其忽略了适当刻画货币政策规则需要匹配以财政政策规则的适当刻画。Leeper（1991）、Woodford（1996）和Benhabib等（2001）强调必须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决定理性预期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其二，假定财政政策体制的潜在稳定性，并被表示为Leeper（1991）意义上的消极的，也即财政赤字（和/或税收）充分有力地对真实债务变化反应，或更苛刻地假定政府预算总是平衡②。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假定，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该假设屡受质疑。继卢卡斯批判（Lucas，1976）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1984）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因此，Sala（2003）、Favero等（2003）认为必须构建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理论。马尔可夫体制转换（Markov Regime Switching）模型方法（Hamilton，1989）则解决了为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建模的技术难题。
与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不同，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不仅因为财政政策规则研究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而且，广泛认同的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也存在巨大困难③。其一，难以获取财政政策指标数据，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可靠的财政变量季度度量（Perotti，2004）；其二，财政政策中存在自动稳定器，使财政规则识别中刻画财政政策对产出的相机抉择反应变得复杂④；其三，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或称财政政策意外），因为财政政策预期的变化通常要早于财政政策实施⑨（Mountford和Uhlig，2004）。
尽管如此，作为泰勒规则研究缺陷的回应，遵循决定财政和货币政策选择的规则是经济环境的函数且这些规则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两个主题，考虑到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对政治偏好多样性随时间推移的摇摆更敏感，财政政策规则及其体制稳定性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体制转换模型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规则分析，至少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对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传统范式提出挑战。首先，财政货币政策存在持续的体制转换，应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设计及其宏观经济绩效评价中重视体制转换因素，并因此谨慎地使用经济计量方法度量和解释财政货币政策规则及其经济绩效；其次，政策体制转换背景下，积极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范围扩大，不仅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以及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能够得到解释，而且，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的双积极和双消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Woodford（1998）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比较合适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而消极财政政策更适合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Davig等（2004）研究发现，美国战后财政体制在被描述为符合预算平衡逻辑的财政政策规则和仅以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而忽视政府债务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之间交替。允许财政体制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为基本赤字（Primary Deficit）对产出缺口（Output Gap）和债务稳定赤字（Debt-stabilizing Deficit）反应，Favero和Monacelli（2005）使用马尔可夫转换回归方法识别财政体制变化，根据1960-2002年美国财政政策反馈规则，得出不同于美国战后财政政策体制一直都是消极的结论，并发现，与基于不变参数识别的规则相比，体制转换财政规则能更好地追踪美国基本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
在我国，政策规则研究明显呈现出货币规则比财政规则获得更深入研究的不对称性趋势。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中国数据实证估计泰勒规则参数并进行泰勒规则原式及修正形式中国适用性的经验验证和探索（谢平和罗雄，2002；陆军和钟丹，2003；赵进文和高辉，2004；王胜和邹恒甫，2006；卞志村，2006；张小宇和刘金全，2010）。作为在我国货币政策泰勒规则中考察体制转换因素研究的代表，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的实证研究认为我国货币政策规则存在明显的体制转换特征，并结合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特点划分出“惰性”和“活性”两个区域。相对地，我国财政政策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国债效应（刘溶沧和马拴友，1995；史永东，1999；夏杰长，1999；周波，2009；龙成学，2008）、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范炜和娄依兴，2005；郭庆旺，2004；闫坤和孟艳，2008；张建平等，2005），而关于财政政策规则问题研究仍相对较少。
基于此，遵循宏观经济背景和政策作用时间差异引发财政政策参数潜在地取决于马尔可夫状态变量，从而存在经济系统未知结构性变化的理论假设，本文允许财政体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并使用马尔可夫转换回归方法内在识别这些体 制变化；提出内生捕捉我国财政政策体制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其中，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的财政赤字逐渐收敛到某个特定目标值，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理论上也可以捕捉自动稳定器机制）和债务稳定动机反应，其本质类似近期用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估计和分析（Clarida等，2000），并使用马尔可夫体制转换方法对我国财政政策反馈规则进行实证估计。
在展开本文研究之前，有必要明确界定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以及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简单说，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主要指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而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则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予以确定界定。遵循Leeper（1991），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l，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类似地，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⑥。
一、我国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构建和实证估计
总体而言，无论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还是财政政策规则研究，都不曾关于财政当局的政策工具达成广泛认同的一致意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研究通常选取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支出和税收（Alesina和Perotti，1995、1997；Perotti，2002；Blanchard和Perotti，2002），McDermott和Wescott（1996）、Alesina和Ardagna（1998）进一步集中于公共工资和转移支出，Arcangelis和Lamartina（2003）将财政支出细化分解为工资和转移支出、剩余支出⑦。就财政政策规则研究而言，常见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债务（Bohn，1998；Gali和Perotti，2003；Ballabriga和Martinez-Mongay，2003）或同时考虑政府债务和税收（Davig和Leeper，2005；Davig等，2004）。本文采用的政府财政政策工具，与Favero和Monacelli（2005）一致，即政府财政赤字，并使其与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目标联系起来。实质上，作为实施政府活动对应的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所产生的客观结果，政府财政赤字度量实际上不仅是政府财政政策取向的更全面刻画，而且规避了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公共财政体制日渐完善进程中税制不断改革完善、税收以外的其他财政收入形式占全部财政收入较高比例等问题导致的财政收入指标选取和具有可比性的数据搜集难题。
因此，给出本文构建的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之前，有必要简要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历史表现，由此给出本文构建财政政策规则的直观合理性。
1.中国经济动态效率分析
首先考虑我国政府债务、国债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等行为的历史时间序列证据。如图1，我国政府债务/GDP比率行为揭示出，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2季度，除2003年第3季度的简短反转外，政府债务/GDP比率存在一个政府债务积累的持续长期向上趋势，经历2004年第2季度～2007年第2季度渐进下降后，在2007年第2季度～2008年第1季度急剧上升，后在2008年第2季度～2009年第1季度下降，并在2009年第2季度后发生温和反转。
如图2所示，GDP增长率和作为中国国债名义利息成本的国债利率比较表明，1999年第1季度～2003年第3季度和2009年第4季度～2010年第3季度，国债利率高于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为正，由此，上述期间我国经济动态有效。而在2003年第4季度～2009年第3季度以及2010年第4季度以后时期，国债利率低于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为负，看起来，在此期间，我国经济是动态非无效的。国债利率和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的显著变动性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规则实证识别中必须充分考虑该因素。
2.识别和估计
刻画财政政策执行滞后，并充分考虑财政政策预期（内生）组成因素的重要性，本部分给出财政政策反应规则识别。假定财政当局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财政赤字。财政当局的反应规则识别刻画实际政府赤字逐渐收敛到某个特定目标水平，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理论上，也可被视为捕捉经济自动稳定器机制）和政府债务稳定动机反应。
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识别是本变的核心变量。假定财政赤字目标刻画对两个主要变量的反应：捕捉财政政策周期因素的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关于财政赤字目标的弹性能反应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规则的差别。因而，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考虑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而非政府债务本身，具有能够控制利率和GDP增长率关于政府财政赤字的债务偿付压力随时间变化效应的优势。这也是考虑如图2所示的我国动态效率转换到动态非效率这段被观测历史转换的主要动机。
为刻画政府债务稳定动机，将定义为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真实政府赤字，亦即与政府债务稳定一致的政府财政赤字。名义流量政府债务方程如下：
之所以在财政赤字均衡水平的决定因素中包括产出缺口，是为了控制财政政策的周期因素。注意到与Gali和Perotti（2003）对欧洲国家的研究中使用经周期调整的赤字（或盈余）度量（Cyclically Adjusted Measure）不同，本文财政政策工具度量是政府真实财政赤字。试图分解财政政策的真正相机抉择部分并藉此控制财政当局直接控制之外的原因导致财政政策变化的因素时，该区别尤其重要⑧。本文暗含假定，产出缺口是捕捉财政政策周期因素的指标，并因而可很好地包括来自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反应⑨。
3.数据
模型包括政府赤字、政府债务、产出缺口、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和GDP增长率等经济变量。模型经济变量季度数据来源及处理如下。
（1）GDP增长率和产出缺口。GDP数据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季度GDP为当季发生额，以本季的当年累计额减去上季的当年累计额。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将名义季度GDP转化为真实季度GDP（记为RGDP）：RGDP=名义季度GDP/当季CPI。为估计产出缺口，采取如下策略潜在产出水平估计：以HP滤波得到季度真实产出长期趋势值（记为HPRGDP），根据真实产 出对数关于HPRGDP和三个季度虚拟变量（11）的回归方程计算潜在产出季度估计值（记为UGDP）。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季度潜在GDP增长率可计算为g=，时间序列行为如图2。对应地，我国季度产出缺口数据计算为，时间序列行为如图4。
（2）政府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为计算真实政府债务/GDP比率，使用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债期末余额”月度数据，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数据算术平均得到国债余额季度度量。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名义季度国债余额除以当季CPI转化为真实季度国债余额。在此基础上，真实季度国债余额除以RGDP并进行季节调整得到真实国债余额/GDP比率。值得强调的是，作为本文实证识别的核心经济变量之一，我国国债期末余额数据统计可以获得的最早来源是1999年第1季度，这也是本文研究局限于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的主要原因。
政府财政赤字数据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财政收支差额”月度数据，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数据算术平均得到政府财政赤字季度度量。采取与计算类似地剔除通货膨胀影响、除以真实GDP并进行季节调整得到真实财政赤字／GDP比率。依据式(3)并结合计算完成的序列，可计算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对应的时间序列行为如图3。
（3）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和CPI。理论上，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应该是政府债务利息支付额与政府债务偿付额比率。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都不存在政府债务融资成本数据统计，本文依据财政部公布的历次国债发行公告进行计算，作为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的代理变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统计自1999年1月起每月到期国债需支付的国债利率水平，因为国债动态连续滚动发行，同一月份到期的国债包括多个批次。比如，1999年1月份到期的国债包括1996年5月15日～1996年6月30日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7年发行的2年、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8年发行的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8年第一次增发的5年期国债，第二次增发的3年、5年期国债，第三次增发的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共11个批次。考虑到每批次国债都可能发生持有者提前兑付的可能性，按照财政部规定的国债计息规定进行统计。比如，1996年5月15日～1996年6月30日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在1999年1月～1999年4月期间满3年而不足4年，故该时期国债利率统计为10.26%，而1999年5月～2000年6月、2000年7月～2011年4月、2011年5月～2011年6月3个期间，国债利率分别统计为11.34%、11.88%和13.06%。自1999年1月始，分别计算每批次国债发行在每个月份偿付国债的利率，然后计算每个月份所有到期国债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就是该月份到期国债利率月度数据；计算每季度3个月份国债利率平均值得到国债利率季度平均值，如图2所示。
就用于各真实变量转换的通货膨胀率变量而言，本文选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指标，原因在于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相比，CPI不仅将服务价格计算在内，能更全面地反映物价变化程度，而且具有与GDP关系更密切、反映商品经过流通环节形成最终价格的优势。更重要的是，CPI倒数衡量货币购买力指数，能反映价格上涨后国债持有主体可能面临的资产收益损失，直接形成对财政当局调整财政政策的公众压力。具体而言，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公式为通货膨胀率=（季度CPI-1）×10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来源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月度数据，每季度3个月度数据简单算术平均可得到季度数据。
4.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结果
使用RATS 7软件估计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式（4）。本文尝试允许任意数量的财政政策体制，但总体上，被刻画为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的两个体制情形稳定地实现收敛，并给出最好的统计刻画，估计结果见表1。
同时，注意到作为财政当局工具的政府赤字变量对产出缺口的反应也随着财政体制转变发生变化。消极财政体制下，政府赤字变量关于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估计为0.5953，并不显著异于0。而积极财政体制下的反应系数估计为-0.591，统计显著。
二、财政体制转换模型评价：基于与不变财政体制估计的比较
1.不变财政体制估计
为评价财政体制转换因素对于刻画我国财政政策行为随时间变化特征的重要性，本部分将基于财政体制转换模型的财政政策规则估计与不变财政体制条件下的财政规则估计进行比较。实际上，在式（4）和式（5）组成的财政政策规则系统中，不变财政体制假设意味着，对所有t有=s。由此，式（4）和式（5）组成的财政政策规则系统中，由具有取决于特定时刻t体制的时变参数非线性模型系统转变为固定参数线性模型系统。对应地，用于估计的方程系统如下：
然而，基于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识别的结论与经由式（6）估计得到的结论显著不同。若财政政策规则式（4）正确，则财政政策始终处于消极财政体制状态的刻画与历史数据严重不符。如图6积极财政体制概率估计表明，1999年第1季度～2000年第l季度、2001年第4季度～2002年第2季度、2008年第3季度～2008年第4季度和2010年第2季度～2010年度3季度四个样本区间被识别为积极财政体制状态。
2.体制转换与体制不变模型的财政赤字拟合比较
基于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和固定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规则估计结果，可以进一步比较两者关于政府财政赤字行为拟合效果。
为更好地衡量体制转换特征相较于固定体制因素关于财政政策规则估计拟合的显著改进程度，引入政府财政赤字“缺口”概念。
政府财政赤字缺口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固定体制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估计下的实际政府财政赤字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显然比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估计具有更大的持续性。两种体制情形下政府财政赤字持续性的差异，可以解释固定体制财政政策规则估计下的政府财政赤字估计贴近真实政府财政赤字平均趋势路径、存在较多异常值的原因，而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能揭示真实政府财政赤字的动态趋势。
三、政策意涵：结合我国财政政策操作历史的分析
根据新凯恩斯主义“取景假说”（Framing Hypothesis），政策当局总是为最为逼近的损失风险设置更大的权重。Kozicki（1999）认为，泰勒规则中通货膨胀缺口调整因素和产出缺口调整因素的权重，可以体现中 央银行在短期内面对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难局面时的权衡结果，反映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偏好，即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孰重的决策尺度。若真实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关于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和产出缺口的边际反应规模的比较，能揭示出财政当局关于政府债务稳定和产出缺口稳定的相对权重，则我国财政当局将在相对更重视保持产出缺口稳定和政府债务稳定之间相互交替：积极财政体制下，财政当局更注重追求产出稳定，而消极财政体制下更看重政府债务稳定。
20世纪90年代初，为治理通货膨胀，在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我国决定，自1994年起不再允许通过向银行系统透支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消除市场疲软和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增长，基于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相对货币政策更直接的判断，我国在1998年之后采取注重货币政策的同时以财政政策调节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12）。因此，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匹配，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尝试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和财政支出规模，推出增发国债，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1997年，我国财政赤字约580亿元左右，按当时的财政预算，1998年的赤字应为460亿元，比1997年减少100多亿元。但鉴于当时形势，中央决定于1998年8月首次面向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并要求国有商业银行配合增加1000亿元的贷款，用于农林水利建设、交通通讯建设、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经济用房建设等六个建设重点。1999年财政部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且对企业生产经营提出各种减免税政策，出口退税力度进一步加大。2000-2003年，我国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投资规模，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继续保持不变。截至2002年，我国已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并在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财政政策正式由积极转型为稳健。
2007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非常突出，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从3月份的3.3%上扬到10月份的6.5%。为实现“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任务，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而考虑到改善民生、重点建设、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各项工作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财政支出会比较大，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在2008年下半年果断实施“四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对应地，2009年和2010年预算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9500亿元和10500亿元水平，财政赤字率一度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根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我国拟安排中央财政赤字7000亿元，继续代地方发行2000亿元地方债并纳入地方预算，赤字规模9000亿元，比上年预算减少1500亿元，财政赤字率回落至2%左右的安全地带。但与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之前2003年的历史最大规模赤字3198亿元相比，在绝对量上依然很大，意味着积极财政扩张力度依然强劲。可以预见，我国将在未来某一时点重复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财政政策的演变轨迹，正式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
对照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我国财政政策操作历史，并根据图5和图6我国同期消极和积极财政体制两类区间划分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政策行为主要考虑政府债务稳定目标。这实际上引发应对经济衰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本和收益权衡问题，因为以扩大政府赤字的方式进行财政扩张固然能阻止经济颓势、实现产出稳定，但财政扩张之后政府往往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期履行政府债务偿付义务。有关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四、结论
鉴于体制转换特征在宏观经济现象和数据解释中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在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中应用的非对称性，本文给出了将财政政策体制随机变化的思想融入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的实证框架。分析结论表明，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较好地揭示了我国财政体制变化，财政政策操作呈现显著的体制不稳定性。作为解释变量，财政政策规则中的债务和产出缺口稳定动机都是显著的。与不变参数财政政策规则规则识别相比，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能更好地解释我国政府财政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这支持Schmitt-Grohe和Uribe（2003）、Sala（2003）、Dayig（2004）、Davig等（2004）将财政体制不稳定性考虑在内来识别宏观经济最优模型的贡献。
财政体制随机变化的显著特征意味着，在我国从事货币政策规则和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VAR实证研究都应慎重。因为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文献的典型做法是假定积极货币政策规则（泰勒原则）与不变消极财政政策规则（典型的平衡预算规则形式）匹配，而VAR实证研究试图在不变财政体制框架度量财政政策冲击的高频率效应（13），并通常忽略财政政策体制稳定性以及财政政策中的债务稳定动机问题。当然，就体制转换模型识别和估计而言，国外相关研究通常使用比本文规模更大的样本数据，而本文可用数据相对较少，由此可能影响识别、估计和结论的稳健性问题有待进一步挖掘或随时间推移增加数据予以验证。
注释：
①该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文献的核心，集中于泰勒原则。见广泛引证的Woodford（2003）和Clarida等（1999，2000）。
②贯穿全文都坚持Leeper的消极和积极概念。因此，消极财政政策是税收（或盈余）“消极地”针对政府债务变化而调整，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试图“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稳定效应。
③早期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包括，Taylor（1996，2000a，2000b）将财政立场（Fiscal Stance）度量与产出缺口联系起来（未考虑对政府债务变化反应）识别美国财政规则，Bohn（1998）基于美国百年数据揭示出政府盈余/GDP比率与政府债务/GDP比率存在正相关关系。Gali和Perotti（2003）、Ballabriga和Martinez-Mongay（2003）采用不变参数法估计包括债务和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的欧洲国家财政政策规则。
④采用固定结构VAR事件研究法，Blanchard和Perotti（2002）使用税收和转移体制的制度信息以及税收征缴时机来识别财政政策行为的自动税收和支出反应，其基本逻辑是，政策制定者收集经济状态信息、考虑财政政策反应并最终 实施财政政策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滞后意味着，财政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用于估计模型的周期内，比如一个季度）不可能有对未预期经济活动的相机抉择反应。Fatas和Mihov（2001）假定政府支出不对一个季度内的宏观经济条件反应，将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区分开来。
⑤幸运的是，若分析重点是政策冲击，则财政政策意外识别就至关重要，但就本文关注的财政政策体制稳定性而言，该问题并非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⑥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因此，消极财政政策是税收（或盈余）“消极地”针对政府债务变化而调整，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试图“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稳定效应。当然，由于本文的财政政策工具（财政赤字）与既有研究不同，“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界定稍有不同，下文将结合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详细说明。
⑦主要是公共债务利息支付，因其在某些债务水平较高的欧洲国家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较大，因此成为重要的预算项目。
⑧例如源于周期性条件和/或失业率的税基变化触发失业利益规模的摇摆。
⑨参见Fatas和Mihov（2003）的类似做法。
⑩理论上，该相关的符号是模糊的。实际上，政府支出外生增长影响真实产出（很可能经由就业的财富效应）和自然产出水平。冲击符号将典型地取决于劳动供给弹性和冲击的持续性程度（Baxter和King，1993）。
2013新年伊始，美元首先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市场最为关注的美国“财政悬崖”问题最终尘埃落定。上周三（1月2日），美国众议院以257票赞成，167票反对通过了避免跌落“财政悬崖”的议案，并签署成功。
财政悬崖危机的警报解除，瞬间点燃市场对高风险资产的需求，促使欧元等高收益货币走高，欧元兑美元一度逼近1.33关口，触及两周高点1.3299。不过，众多投资者进行了获利了结，即所谓的“卖事实”，令欧元兑美元自高点回落。上周四（1月3日）收盘后，欧元汇价大跌百余点，最低探至1.3057的低点。
如笔者所预期，“财政悬崖”问题更多的时候是个政治策略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美国两党在最后一刻，当然，他们肯定也会在最后一刻，来达成协议，避免美国经济跌落“财政悬崖”。其实，即使美国财政悬崖最后触发，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也不会如市场预期的那般严重。要知道，美国政府遭遇财政悬崖已非第一次，市场也早有预见，对此般利空消息已有所消化。
即使达成了协议，长远问题似乎也并没有得到解决。从协议内容来看，美国将在2013年向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上的富裕家庭增税，并把将在2013年初启动的约1100亿美元政府开支削减计划延后两月再执行，似乎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很明显，该协议涵盖面过小，包括减赤问题、债务上限等在内的重要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美国立法者们几乎对美国的长期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未作任何实事。可以清晰预见的是，2013年，此类问题必将再度降临，并动摇脆弱的美国经济。
其实，对美元而言，最大的风险并非来源于财政政策，而依旧是货币政策。笔者以为，对于美元而言，如果政策方面依旧回避有难度的长期解决措施，依然总是那些短期修复举措，那么财政宽松和货币宽松相结合的状况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从经济基本面看，美元自当前水平的下跌空间比较有限，美国经济增长前景较欧元区、日本等更为光明。不少市场人士预计，美国经济或将在2013年取得1.5%的增长，失业率维持在7.7%。但2013年前半年，在财政问题的持续影响以及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下，美元将继续受到市场的较大压力。
也许，在2013年下半年，由于欧洲经济再次陷入衰退，欧洲央行会继续降息，同时日本央行也继续加大量化宽松的政策力度。虽然美国“财政悬崖”问题可能使美元在2013年初承受一定贬值压力，但美国经济复苏的良好趋势将可能使美联储在2013年下半年逐渐扭转量化宽松操作的规模，降低量化宽松政策的力度，那时，美元将迎来一波反弹的行情。
不过，依照美联储一贯的风格，笔者以为，2013年里美元不会大幅反弹，除非美国出现首次加息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作者为卓远金业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首席策略顾问）
数据显示，今年财政预算安排科技投入716.04亿元，新农村建设资金3397亿元；中央财政直接用于基建投资的国债项目资金规模为600亿元，而1998年这项资金曾达1500亿元。
财政支出“热”中换位的排兵布局态势表明，自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贯彻实施长达8年的积极财政目前正逐步换位于公共财政。6月28日，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印证了这一换位态势。他表示，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公共财政框架，公共财政将规范、稳定金融市场，引导消费、投资和资本流向，优先重点支持劳动力市场培育和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等。
从1998年反周期应急式的“积极财政政策”提出，到现如今的公共财政政策框架初步搭建，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种“换位”？
经济“热胀”效应
我国经济近年持续高位快速运行的“热胀”效应，实际上就是当前推动财政“换位”的核心主导力量。
关于“热胀”效应的具体市场表现，香港金融界某资深基金经理的一语概括可谓独到详尽，即“中国卖什么，什么跌价；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中国管什么，什么短缺”。
“卖什么什么跌价”意味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廉价劳动力与资源掠夺式开发而生产出来的中国货目前正在本土及全球市场低价“倾销”。这些低价“倾销”的商品，是高能耗、低附加值（技术含量低），以及产能粗放持续快速扩张的生产结果，反映到整体宏观经济运行中就是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加快等“过热”症状。
“买什么什么涨价”是产能粗放持续快速扩张的必然，突出表现在国内企业在全球市场生产原材料的采购方面。自去年下半年引爆的中国钢企铁矿石采购价格风波，以宝钢为代表的国内钢企之所以不得不吞下这枚难咽的“涨价苦果”，与国内近几年生铁产能持续高位快速扩张（2006年上半年全国钢铁开工项目增长达到77%），直至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不无关系。与铁矿石采购相类似的，还有满足整体经济高能耗需要的石油等大宗原材料采购。
“管什么什么短缺”所指向的是违背现代市场经济要素资源配置的行政垄断，这一点在国内石油消费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
针对上述中国经济“热胀”下的具体市场表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肖耿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现已不可逆转地与世界经济的一举一动联系在一起，中国已无法忽略全球化状况下的市场压力。因此，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政府更应该重视建立市场化的价格调整机制，以便各行业的价格调整符合国内国际的市场规律及趋势。
政策“换位”纵深
经济持续高位快速运行的“热胀”效应可能威胁经济增长的稳定及效率，显然是推动目前我国积极财政“换位”的核心主导力量。之所以“换位”于公共财政而非其他，其纵深的市场价值逻辑主线，则离不开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要素资源配置模式。
我国自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讲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反周期、应急式、暂时性的政策。
反周期调节政策的具体操作模式，就是当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相对低谷阶段，为使这个低谷不要落得太深，增长曲线不要太陡，而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扩张性措施，使经济增长曲线达到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速度区间。具体到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通过持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二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三是调整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鼓励并扩大投资、消费和出口。如此反周期调节政策的实施，生成的是国家整体经济投资拉动型增长。
不过，长期依靠财政扩张、投资拉动的单一手段来调节经济，其弊端便逐渐显现，如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对国债投资产生严重依赖、妨碍市场化改革进程、投资效益低下等。如此一来，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实施，不仅会导致财政政策最终失效，同时还会造成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过度依赖，积累高位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热”风险。鉴于积极财政政策原本就是个暂时性政策，加上世界各国已有许多过度依赖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教训，因此我国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换位”淡出自是必然。
与积极财政相对应的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核心目标是规范、稳定金融市场，引导消费、投资和资本流向，最大限度地实现市场要素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在具体操作实施过程中，公共财政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充分发挥市场“有形之手”的作用，弥补因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垄断、信息不充分、外部效应与公共产品等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以及市场机制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等“市场失灵”缺陷；有所不为则表现在，让市场“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让“经济人”（理性的企业和个人）自由竞争，使现有资源的使用发挥最大的效率，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
因此，公共财政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目前我国积极财政在完成其阶段性历史使命后“换位”于公共财政，亦是必然。
市场“钱程”走向
积极财政“换位”于公共财政，意味着国家在积极财政条件下在众多竞争性行业的项目也要渐进退出。要填充国有投资退出后留下的市场真空，必将激活其他竞争性市场参与主体的市场逐利空间。
当然，也有专家提醒说，减少重大国债项目投资也不能“急刹车”，必须遵循“适时、适度、渐进”的原则，即在国债投资安排力度减小的同时，可以通过逐年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来取代国债建设基金，以建立规范的政府投资机制和保持稳定长期的资金来源。
不过，“换位”后公共财政政策目标的贯彻实施，对国内市场“钱程”走向的影响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由于公共财政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之一是引导消费、投资和资本流向，其行业、产业政策必将循导这一核心价值目标前行。这一点，在7月6日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半戏谑半调侃谈及的“排排座”之道同样给出了方向。杨伟民说：“以后开会，单位GDP能耗低的省份（领导）坐前面，能耗高的就对不起了，往后坐。”这一戏谑调侃，充分显示出单位GDP能耗在未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行业产业政策中的重要地位，道出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主体而言，行业产业的政策走向显然就是未来市场“钱程”的走向。
其二，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意味着民间投资空间的进一步释放，这对于那些有钱没处投，或者亟待产业转型的企业来说，新商机、新“钱程”凸显自不待言。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
简要地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景气的理论依据，主要根源于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以及作为宏观调控两大政策支拄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需要。
长期以来的理论分挤表明，在经济紫缩或经济偏冷时期，由于货币政策的时滞期较长，政策的传导环节较多，而且结构调整的效果不如财政政策明显，体现政府的调控意愿和鼓励方向也不如财政政策那么直线因此各国都倾向于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手段，特别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拉动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刺激经济的回升，以达到反周期的目的。
其次，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理论的发展历史表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机械预算平衡或年度预算平衡理论，早巳为补偿性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理论所取代，在同时注重“自动稳定器”(主要指累进所得税制和社会福利制度)作用的基础上，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运用显得更加频繁，也更为重要。这是一种带规律性的历史和理论发展趋势。因为在科技进步影响、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市场竞争格局变动，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即在国内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因素日渐增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熨平经济波动的任务和必要性，也越来越显得重要和明显了。特别是在经济、紧缩或经济萧条期，在民间投资意愿和大众消费需求趋减的形势下，政府就不宜再囿于保持财政年度收支平衡的目标，而需通过增支、减税等补偿性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灵活运用，来刺激需求，保持和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
再则，理论分析表明，尽管扩张性财政政策容易导致抑制社会投资的所谓‘‘持出效应”，但在不同的情况下，需对这种“挤出效应”进行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一般说来，在有大量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非但不会导致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求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政府投资所进行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还会为全社会投资环境的改善，为国民经济后劲的提高和增强；创造良好条件。所以，只要把握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和“度”，就可以避免经济学含义上所说的那种“挤出效应”。
二、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际经验
自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大危机开始，特别是在所谓“凯思斯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就频繁使用财政政策来进行景气调节，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财政建策的运用，就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宏观调控工具。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效的教训。纵观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政策运用史糖幻是在经济收缩期(萧条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运用史，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大致有四：
一是准确的形势判断。
这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之所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30—40
年代，有众所周知的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由于当时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美国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厄运。从50年代到1973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紧缩财政政策；以及在1973—1975年危机之后所采取的，以实行普遍减税、大量增加公共事业投资和提高招利支出比重等为中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取得了较好的刺激效果。然而，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其间的1995、1996两年虽略有复苏，但仍具有“体质虚弱”和内需不足之弊。但此时的日本政府，却作出了经济不景气已经走出谷底的乐观判断，采取了大幅度提高某些税种税率、缩减财政赤字等紧缩措施，导致经济状况大大恶化，于是在1997年之后，只好又被迫转而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综合经济对策”；可见，形势的正确判断，时机的准确把握，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合理的政策取向：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的支出，必须抓住影响经济增长、抑制需求扩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综观各国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要使其具有合理的政策取向，般应注意如下几点：
——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因为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
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竞朗财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朗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正是有鉴于此，经济发达国家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一方面固然有用于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开发等等的大量投资性支出，同时，诸如城税政策特别是降低所谓税税率的做法，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比重，增加对低收人者的财政救助措施等，又对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产生刺激作用。
——使财政支出总量的扩张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条件下，市场的疲软，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不足，往往总是与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层面的结构扭曲(如收入分配体制障碍、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悬殊等)，以及供给层面的结构失调紧密相关的。正因如此，结构调整或结构转换，才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取向。近些年来，为了摆脱长期以来的“滞胀”阴影，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增加经济的竞争力，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美国国家财政在总量扩张的同时，其支出结构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通过增加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增加教育投入，似实现布什政府制定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赂)等，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事实上，财政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有机结合，无论在经济扩张期，抑或在经济萧条期，都是同样必要的。只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显得更为紧迫罢了。
——使扩大内需的即朗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效应的相结合。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需求不足将是一种常态，是制约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当树经济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这种统筹考虑，既要顾及实现国家宏观经济i社会发展目标的现实需要，又要顾及财政本身的承。受朗力，使二者双向协调、有机结合，处理好经济决定财政和跃政反作用于经济的辩证关系。在各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实践中，虽然没有可资模仿的“样板”(事实上，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异，也难以找到这样的模式)，但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决不能陷入经济和财政双危机的泥潭。因为这样的双重危机，不仅格使经济景气的调节丧失财政政策这一重要手段，而且经济的进＝步恶化，又必将给国家财政造成基础性和灾感性的后果。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就意味着反周期时政政策运用的彻底失败，应立即改弦易辙了。
三是明显的政策效应。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初衷就是为了达到调整经济景气或反周期的目的，因此在经过一定的时间（政策的时滞期）之后，是否取得了这样的效果，就是评价这种财政政策必要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既付出了财政代价，甚至冒了一定的财政风险，而又未能达到刺激投资、消费需求和增强净出口的目的，没有产生应有的拉动作用和带动效应，那么这种政策的可行性就是值得怀疑的了。
关键词：财政政策 相机抉择 市场体系
一、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概论
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意味着某些财政政策没有自动稳定的作用，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对经济产生调节作用，一般来说，需要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变化情况，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缺口或紧缩货币缺口，是政府利用本身财力有意识干预经济运行的行为。相机抉择的主要内容是：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反经济衰退；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反通货膨胀；在总供求基本平衡时，实行中性财政政策，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根据财政政策早期理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包括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汲水政策”，从字面上看，这种政策就如同水泵里缺水不能吸进地下水，需要诸如少许引水，以恢复抽出地下水的功能。按照汉森的财政理论，汲水政策是对付经济波动的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个特点：其一，汲水政策是一种诱导景气复苏的政策，是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自发恢复能力为前提的治理萧条政策；其二，汲水政策的载体是公共投资，以扩大公共投资规模作为启动民间投资活跃的手段；其三，财政支出规模是有限的，不进行超额的支出，只要使民间投资恢复活力即可；其四，汲水政策是一种短期的财政政策，随着经济萧条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补偿政策是政府有意识地从当时经济状态的反方向调节景气变动幅度的财政政策，以达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补偿政策相对于汲水政策具有以下特点：其，补偿政策是一种全面的干预政策，它不仅在使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中得到应用，而且还可用于控制经济过渡繁荣；其二，补偿政策的载体不仅包括公共投资，还有所得税、消费税、转移支付、财政补偿等；其三，补偿政策的财政收支可以超额增长，而汲水政策是不能超额的；其四，汲水政策的调节对象是社会经济的有效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经济波动，而每次经济波动，政府都实施了相机财政政策，交替使用“松”或“紧”的手段来作用于经济周期，这些财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效果。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实际国情、相机抉择原则自身特性、及运用相机抉择原则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实际效应呈现不同程度偏离预期路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相机抉择产生调控效应偏差的原因
(一)要素市场体系尚不健全，调控手段难以有效运用
一是由于各种要素市场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尤其是资本、土地等市场发育滞后，价格形成机制过多地受到行政干预和管制，要素价格非市场化导致市场信息的不准确或扭曲；二是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尚未根本消除，为追求行业部门和地区发展而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分割加剧，价格杠杆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三是部分要素市场还处在初期阶段，运转尚不规范，对宏观调控反应迟缓。
(二)市场主体地位尚不清晰，调控对象难以理性反应
一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产权制度和退出机制不健全，部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其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显现不够，作为宏观凋控的主要调控对象，企业的反应并非完全按理性预期“出牌”，例如，由于赖账机制的存在和许多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企业借贷需求对利率的弹性过低，导致利率政策失效。二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等配套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镇居民作为市场主体显现也不够，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就业制度、县乡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真正打破、农民也还没有真正成为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宏观调控的另一调控对象，公众也难以形成稳定的理性预期，例如，利率调低并未影响个人储蓄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赤字消费的示范并未有效引导和刺激
众的消费需求。 (三)我国实际国情的影响
运用相机抉择原则以实现预期凋控目标应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方式进行，运用与改善市场化调控方式的前提是要符合中国特有的国情。目前，我国部分经济现象与一般经济理论相不一致，例如，在人均需求较低时，宏观经济就出现了产品过剩危机，当生产性投资日益高涨，却未能带动消费需求增长，储蓄持续高速增长。但在中国却出现银行惜贷现象，这一方面缘于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初步阶段；另一方面与我国实际国情相关联。我国长期存在区域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由于东西部之间经济水平与自然环境的差异，政府投入中西部的资金又通过市场渠道流回。资金运用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导致东西部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导致城乡之间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差异。一方面是城市投资生产的消费品难以向购买力较弱的农村市场扩展；另一方面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镇，扩大城镇投资和总供给能力。因此，消费总量扩张和结构升级受到制约，导致我国在低水平收入条件下的消费产品过剩，显然，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投资手段来平抑区域与城乡差异的有效性受到制约。
(四)相机抉择自身特性的影响
相机抉择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一般描述为政府为追求给定的最终政策目标，可以不受任何固定程序或原则的约束，而是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取舍，最优地制定与经济运行态势相适应的调控政策与措施，并加以实施其自身特性决定了在运用过程中产生实际效应偏差的可能性。
一是滞后性。由于相机抉择是见机行事，缺乏预警机制无疑决定了调控时机把握、调控方向确定、调控目标选择等环节在时间r的滞后性。相机抉择是建立在对宏观经济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经济波动到何程度需要调控，何时调控，如何选择调控方案和调控目标等都取决定于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准确判断，但是当经济运行形态比较清晰时往往调控时机已错过确定方向、选择目标、出台政策。采取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也具有时滞性，因此，相机抉择的事后调控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效应偏差。另一种情况是当经济运行形态还不太清晰时就抢抓时机，无疑会导致调控方向与目标的不确定性。
二是振动性。由于相机抉择具有滞后性，一般是在经济过热或过冷情况比较严重时再调控，政策力度容易过大过猛，再加上调控政策的实际效应发挥也具有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过度，经济波动振幅过大，从而会对下一轮经济波动起负面影响。如此周而复始，不仅容易出现调控效应偏差，而且容易出现经济大起大落。以往几次宏观调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三是随机性。由于相机抉择是灵活取舍，具有随机性，能在公众中形成确定的预期，容易导致公众的观望和等待。进一步强化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的时滞性。一旦公众停止观望，政策效应容易在短时间集中释放，经济会产生大起大落，因而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显著，“持币待购”和“群体抢购”现象在我国并不少见。
显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条件下，由于相机抉择固有的自身特性提高，相机抉择运用的科学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从开始建立至今不过二十多年，宏观调控与经济预警体系还有待健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和措施手段的熟练程度和准确程度还有待提高，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的预期与反应也呈现较为复杂的局面等等。相机抉择在运用中产生偏差也是一种必然，实际上，要解决相机决择财政政策的科学合理运用问题，关键在于控制和压缩政府支出规模。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尚未真正建成，政府收支不受社会公众、不受市场和资本的约束、规范和监督。这也就需要加速深化财政公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政府预算制度，使得政府的财政政策建立在健全的体制之上。
参考文献：
[1]童兆坤我国宏观经济形态分析[j]武汉工业学报2006(1)
如何看待上述问题，当属重大的理论与现实课题。
三大取向目标
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况：反周期的、反危机的、反资产泡沫的货币政策。
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在一般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详尽的论述，是通过货币政策操作改变折现系数和投资预期，进而合理引导投资和消费，平滑经济周期，避免大起大落。
为此，适用的政策工具包括利率工具、存款准备金率以及旨在调控流动性的公开市场操作等。利率工具作用于整个金融市场，对借款人的预期和资金需求有直接影响。后几种工具着眼于引导金融机构的预期，调控其货币创造行为。
反危机的货币政策主要着眼于稳定危机，以宽舒困为主要手段，这是汲取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货币政策的经验和教训。迄今，除美国外，反危机的货币政策在日本得到了较长实践。
反资产泡沫的货币政策重在抑制和化解局部的资产泡沫，避免其演变为全局性的经济失衡。相比之下，该方面探索至今乏善可陈。
上述划分对理解和制定货币政策有参考意义，对照这些划分容易看出成功和失败的案例。
例如，美国当前实行的反危机货币政策是正确的，但此前在反资产泡沫方面则是失败的。1997年亚洲危机后东南亚国家的货币政策无疑属于彻底的失败：错把反危机弄成了反周期，严厉的财政和货币紧缩使得形势雪上加霜。
中国故事
中国当前处于哪种阶段？可能的答案是，反周期叠加反泡沫阶段。
这是由特定的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机制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由于中国经济模式仍是投资驱动、政府主导，理解投资周期极为必要。
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两大投资周期。
第一轮发生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随着要素市场化以及增量改革的推进，货币需求激增，国民收入向居民部门倾斜。同时，中央银行开始独立于财政，商业银行体系全面恢复。资金所有者和使用者的错位为商业化信贷提出了需求，由此引发了影响深远的“拨改贷”改革。
这一轮的投资扩张不是通过直接的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或财政向央行透支，而是在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下，经由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创造实现的，后以银行体系大量不良资产告终。
国有经济过度扩张与负债经营，相当于实施了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经由“拨改贷”机制重塑了国民收入形成机制：贷款-派生存款-新增国有不良债务-不良资产货币化。为收拾残局，随后的不良资产货币化采取了更加微妙的形式。
在形式与时机上，不良资产的货币化与外汇项下的货币扩张正好重叠；在效果上，货币化的溢出效应被随后到来的资产上涨所吸收，一般物价水平没有受到明显影响。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不仅迅速终结了通货紧缩，也启动了新一轮增长周期。
第二轮周期发端于加速的城市化和房地产市场化进程，资产价格上涨是主要推动力。
此轮投资并非单纯的贷款增长，而是伴随着显著的资本或权益增长。资产价格上涨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不仅体现在家庭部门，更体现为地方政府不断增长的财政实力。权益的增加，推动了负债能力和规模的快速扩张，信贷创造加速提升。
不仅家庭资产被大量配置在房地产领域，并带动住房抵押贷款快速增长，而且地方政府也借助土地财政，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也扩张了土地抵押背后的巨大借贷能力。
地方政府权益暴涨拉动了政府融资平台项目的新一轮扩张。显而易见，由于这一轮杠杆化是权益增长推动的，而权益有一定的浮盈成分，这也使得此轮扩张带有一定的泡沫色彩。这是当前增长面临的真正风险。
以上两个周期有六大特点：一是中国经济的投资周期主要是由政府驱动；二是投资周期同时也是信贷周期；三是两轮周期的驱动机制不尽相同：第一轮周期可以视为纯粹的信贷周期，由政府推动，没有伴随投资主体权益的增长，第二轮周期则伴随着权益的增长以及权益的推动；四是，从中长期看，中国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不会改变；五是，就第二轮周期而言，权益的巨大增长为投机活动注入了巨大活力。随着投资向投机的转移，资产泡沫成为主要风险；六是，与危机前的美国经济不同，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不是负债比例风险，即杠杆风险，而是资产负债表的规模风险。迅速膨胀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对资本金以及资本回报提出了越来越迫切的要求。这会促使经济寻求更高风险的回报，从而加剧资产泡沫。
上述分析表明，随着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演变为投机驱动，货币政策必须把反周期和反泡沫作为主要目标取向。
信贷是关键
如分析成立，则无论长期还是近期，信贷调控都是货币政策的“牛鼻子”。
第一，信贷调控是反周期的关键。这已经为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宏观调控所证实。欲调控经济必先调控投资，欲调控投资必先调控信贷。
第二，信贷调控是反资产泡沫的关键。资产泡沫的背后是信贷，这是因为，泡沫的堆积主要依托信贷和杠杆，同样，一旦泡沫破裂，将触发快速的去杠杆化，导致严厉的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等。
第三，信贷调控是推动利率机制发挥作用的关键。针对泡沫领域收紧信贷供给，能够提高借款人的实际融资成本，从而提高实际利率。这有助于抑制投机，改变单边预期，控制泡沫扩张。
第四，管好信贷有助于平衡多项政策目标，实现平稳着陆。信贷调控由于侧重于定量和定向，易于掌握政策效果。相比之下，其它政策工具影响面大，具有普遍性，不具此优势。
如何调控信贷
总量调控无需赘言。需要强调的是两点：第一是精确地圈定对象；第二是分层次进行。
首先看调控领域。对资产泡沫的调控应该进行更加仔细和精准的界定，即：不存在做空机制或很难做空的资产市场、杠杆使用过度的市场以及产业影响广泛的市场。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资产泡沫都需要调控。
与存在做空机制的股市不同，房地产市场几乎没有做空机制，并且杠杆率较高，很容易经由信贷扩张助涨资产泡沫。反之泡沫破裂时，又会迅速侵蚀房屋净值，恶化银行的资产质量，形成信贷紧缩。货币和监管当局必须联手对此类资产泡沫做出反应。
其次是分层次进行。对借款人的引导以及对金融机构的引导应同时进行。
在微观领域，信贷监管的目的是抑制信贷的过快增长，保证信贷标准、信贷秩序和信贷质量。可采取的方式包括：一、防止借款人杠杆率过快增长，必要时可以提高杠杆率要求，比如提高自有资本金要求和首付比例；二、防止信贷标准下降，必要时可以提高信贷发放标准，包括对债务人的要求和信贷条件要求；三、严格限定再融资型信贷，比如房屋净值贷款，旨在增加借贷规模的转按揭贷款等；四、提高利率水平，比如在法定利率水平上加收额外利率。
在中观领域，要通过信贷调控调整金融机构的信贷速度。货币创造并不只限于央行，金融体系才是信贷和货币创造的主要源泉。这一点已经为包括此次金融危机在内的历次金融危机所证实。
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杠杆比率失控。目前，中国经济和金融也正经历着快速的结构性演变，杠杆化程度不断加深，进而推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快速扩张。
如果政策真的发生变化，中央财政政策变得积极，相应货币政策也有一些变化，那么今年的情况则非常类似去年。如果美国再进行QE3，类似去年的QE2，那就完全一致了，会让人产生时空交错的感觉。
还是从股市出发，看看当前投资者对经济环境和政策背景的理解。从五个方面比较2010年的两次反弹和当前的反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次反弹类似去年7月的反弹。
2010年第一波的反弹只是估值的修复，并没有基本面的配合，并且流动性等其他因素未见明显好转，因此反弹200多点后便进入震荡期。
到了9月底，由于QE2预期带来的第二波反弹则主要由周期品行业主导，例如煤炭、有色等行业，但本轮反弹由于11月以后通胀失控风险的加大使得政策转向而结束。
去年7月的第一波反弹以及之后的震荡期内并没有伴随着赢利的上升；而9月底到11月的上涨则伴随着赢利增速的回升，四季度沪深300的利润增速从三季度的23.8%显著回升为38.9%。而对于目前的反弹，尚找不到能够导致三季度业绩回升的信号，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目前的反弹更加类似于2010年的第一波反弹。
在2010年下半年的第一波反弹阶段,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财政政策的转向，而第二波反弹则经历了保障房的集中开工和4万亿元收尾工程的赶工，从而使得市场对于需求的预期发生了改变。
如果我们观察2010年下半年的财政政策，可以发现，去年6月开始，国务院将保障房列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标准，但实际上如果考虑到资金的落实等，保障房的集中开工到9月份才显著上升。
2008年底推出的4万亿元投资，收尾赶工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变相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当前，保障房融资问题的解决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切实的利好，对此我们相对乐观，但从货币政策看，目前尚找不到政策转向的迹象。
2010年7月的CPI为3.3，即便到了10月，CPI也仅为4.4，并且当时市场普遍预计通胀形势可控，但11月后发现通胀已经失控，政策转为紧缩政策，从而终结了第二波反弹。当前，六七月的CPI维持在高位，但仍存在不确定性。
从货币市场资金水平看。我们可以发现，去年7月的反弹以及10月的反弹均伴随着利率水平的下行；而现在，即便市场预期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可能下行，但从绝对水平看，预计回落后仍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也就是说目前的资金面要比2010年的两波反弹更紧张。
这个政策扶持经济增长，人造牛市的游戏，已经玩了好几次了。例如，2008年－2009年的“人造牛市”。4万亿元投资计划，10万亿元信贷投放，美国也玩了首次的“量化宽松”，让QE成为热门词语。
2010年，中国出现了一次小型的“人造牛市”，去年7月到10月以580万套保障房、4万亿元投资收尾项目为推手，财政支出显著上升，原先的新增信贷目标也被突破，从7.5万亿元上升到7.9万亿元。美国在首次量化宽松无效的情况下，推出续集QE2。
今年，还是如此？还是以1000万套保障房和水利基建等为推手，进行财政刺激？伯南克的讲话再次暗示QE3？
我们不去纠缠是否还有政策“续集”，市场反应才是更值得关注的。投资者的反应还会像前两次那样吗？经过多次学习后，投资者已经很清楚这种游戏的后果。
短期股票市场活跃，甚至指数上涨点数和行业轮动都和前次高度一致。但这种政策变化带来的后果，也会被预见到。如果政策转向幅度较大，可能又会对2012年物价形成压力，经济可能再度升温引发调控要求。
在这个时点上，我们希望提示的风险，不是紧缩政策超调导致经济增速显著放缓，而是如果三季度政策不作为，甚至开始反向，那么会给未来经济增长埋下“过热”的种子。
投资者也很聪明，在当前反弹中，没有留恋高beta的周期品，而是着力于那些具备持续成长性的非周期类公司。许多具有持续成长性的，特别是依托于新商业模式、消费内需的公司，股价已经创出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