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4 09:37: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反周期财政政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原因
（1）长期以来资源配置的失误（主要是重复建设和效益低下）造成了总量上的供大于求。国家国内贸易局对600多种主要商品的统计分析表明，从1995年起，就有90％以上的商品达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1998年第一季度这601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平衡的商品466种占总数的74.2％，供大于求的商品155种占25.8％，几乎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持续了近20年的10％的高年均增长率大大提高了我国总供给的水平，同时也积淀了过度膨胀阶段的许多不良筹码。高速增长阶段的一个特点便是粗放经营，只求规模不计成本，同时由于政府和企业投资缺乏远期理性预测，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造成了生产能力的过剩。全国共有钢铁企业1700多家，是国外钢铁企业总数的一倍，发达国家钢铁企业的平均规模为年产量1000万吨，而我国只有5.4万吨。当我们为年产1亿吨钢的工业化成就而骄傲时，资料显示，全球钢的生产能力已高达10亿吨，而到2000年全球需求不到7.5～8亿吨。而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也显示，我国企业普遍效益低下。1995年工业生产能力利用充分或比较充分的只占主要工业品的6.3％，而能力利用不足的占43.4％，全国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生产中有半数以上的生产能力低于50％。
（2）社会公众和企业预期成为左右经济的重要因素。首先，物价下降的预期使总需求萎缩。由于政府今年提出的三个目标，更多地关心保8％和人民币汇率稳定，而对于物价上涨控制在3％以内无人怀疑，可见，社会普遍相信物价将继续下降。从理论上讲，这一方面会使消费者持币待购。价格比以前低可以诱使消费者购买，但如果认为未来的价格会更低，则大多数消费者会推迟购买。另一方面，投资者预期未来生产的产品价格会更低，因而认为目前的投资在将来投产后，产品价格比现在还低，这导致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下降，投资意愿减弱，投资需求减少。消费与投资的不足减少了总需求，又使物价继续下降，从而步入恶性循环。
其次，人均收入增幅回落，收入预期不稳定，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也导致消费紧缩。1993年～199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呈现连续上升趋势。依次为2.8％、8.5％、12％、13.8％。1997年增长幅度却陡然下降，实际增长5.7％，受人均收入增幅回落的影响，同期人均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双双回落。同时收入不稳定的悲观预期，迫使居民采取预防性措施，首先是紧缩预算，其次是减少或推迟必要的消费支出。今年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同时，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比如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城乡居民的危机感和风险意识增强，从而强化了储蓄与保险，减少即期消费。
（3）消费结构面临升级，而目前没有形成消费热点，市场需求趋淡。目前我国人均GNP刚逾700美元，基本上实现了以家电为主的消费需求拉动阶段，理应步入更高一级的消费阶段，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汽车和住房需求短期内难有大的变化。据分析，在5万亿的储蓄存款中，有1万亿左右属于“公款私存”和各种形式的“灰色收入”，在通常情况下不构成对于市场的有效需求。另有一万亿存款属于农村居民储蓄，人均存款额并不太高，除了满足即期需求与消费外，只能储蓄生命周期中一次性的婚丧等未来购买力；其余3万亿元存款中，社会20％富有人员的存款要占储蓄额的50％以上，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用于生活性消费的数量有限。这样算来，城市居民中80％以上的消费主体的人均储蓄余额难以形成对潜在需求的消费者剩余。可见，靠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经济增长短期内不可能，今后将有一个居民积聚各种财富的阶段。
（4）东南亚金融危机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出口需求的减少同时增加了国内的供给。近年来我国外贸出口走势已显示出增长放慢的轨迹。1979～1995年外贸出口年均增幅25％，而1992～1995年仅20.1％，1996～1997年外贸出口增长率降到11.2％，而今年又出现了负增长。除了东南亚国家出口的产品类型与我国趋同，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降低了他们的出口产品价格，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处于不利地位外，我国在高科技、服务贸易、跨国公司生产三方面均水平很低，对于出口增幅的回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5）基础设施不健全和消费信用方式滞后，制约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虽然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但是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建设还相差很远，也限制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如城镇公路建设和交通状况难以适应对“行”的需求。至1997年底，全国空有5000多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其中约30％左右是由于市政基建不配套而直接导致销售不畅。同时由于消费信用方式未从卖方市场快速过渡到买方市场条件下的要求，故不能真正起到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作用，而居民长期形成的一次性整体性消费习惯也成为压抑需求的因素。
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通过对以上我国内需不足的成因分析，可见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弊病所致。而短期内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从1996年5月1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国两年内连续五次降息，并从1998年起商业银行取消贷款限额的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这些改革一方面是金融改革深化的开始，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扩大企业投资需求和居民个人消费需求，但从实际结果看，上半年经济增长仅为7％，再一次证明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启动经济增长的低效性。
是不是我国出现了凯恩斯流动陷阱呢？即利率水平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时，人们不管有多少货币只想保持在手中，这样央行就难以实现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刺激投资的政策目标。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第一，货币政策客观上受时滞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第二，货币政策的宏观扩张政策同已经或即将出台的住房、医疗、退休等制度改革而引起居民消费紧缩矛盾，产生政策“抵消”。第三、利率杠杆并未完全失灵，更重要是我国经济也并非完全萧条。所以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具有“准凯恩斯陷阱”的性质，但并未完全陷入凯恩斯陷阱。既然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完全可以尝试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以及引导货币政策效用的发挥。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主要指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中国财政政策的困难主要是财政收入水平较低，而财政支出负担日益沉重。故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增发国债，新增1000亿元国债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六个方面的建设。这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解决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据世界银行的一份保守的估计，中国因交通设施不足，每年新增的社会成本相当于当年GDP的1％）。另一方面也可以产生乘数效应，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由于中国的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内在联系机制尚未形成，企业投资对利率的变动不甚敏感，所以“挤出效应”不会大，这也能充分保证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对于国债的发行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一是国债的发行量要有一定力度；二是要有风险意识且期望值不宜过高，因为至今世界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没有很成功的例子。从我国的债务负担率（累计国债余额与全年GDP的比例）来看，1997年底累计国债5928.8亿占同年GDP的7.93％，按1998年先后确定的发行数6508.6＝2808.6＋2700＋1000，减到期国债还本1671.45，预计1998年底累计10766亿同年GDP的约13.3％，而国际上这一指标不应超过50％，可见国债规模还有力可挖。但从债务依存度（本年国债发行额与本年财政支出之比）来看，按1998年确定的6808.6亿元，预计要占调整后的全国财政预算的40.19％，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20％的限额。
此外，还应注意国债发行收入必须做到专款专用，即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投资应该主要是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而且要立足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关系的理顺，不要因为要拉动投资而使本来就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关系雪上加霜。最后我们还应优化国债的期限与品种结构，降低国债筹资成本。
我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应实行结构性减税与强化税收征管及费税改革并行。
第一，如果我们要想利用税收减免或优惠发展经济，必须强化税收征管。西方国家税收观念深入人心，国家普遍建立了严格的税收惩罚制度，用重罚提高人们的纳税意识，体现了税收的刚性原则。因此，在西方国家，如果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其减税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可见，税收环境的好坏是一个国家采取减税措施能否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在我国，逃税漏税十分严重，这必然影响到税收政策的发挥。故加强税收征管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为减税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经济景气时实现预算盈余
即经济强劲，企业业绩好，许多人都有工作。这种环境下的税收趋于上涨，政府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支出更少。问题是，当一切进展顺利时，政府并没有始终坚持这个最基本的规则。当情况变糟时，各国往往试图进行改变，但此时正是经济最无能为力的时候。美国和英国在繁荣时期出现预算赤字，即政府每年的支出超过收入。希腊也出现了这一困难，无法向本国公民征收更高税收。显然，经济景气时实现盈余的国家能更好地运用财政政策。
将财政政策用作反周期工具
消费者和企业减少开支，可能会导致经济不景气甚至衰退。这种情况下，政府可通过增加支出或减税来应对。在最近的危机中，这种方法非常有效。2009年的伦敦20国集团首脑峰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它确保各国执行宽松的财政政策，从而防止全球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并且有助于避免萧条。
实力雄厚的情况下这样做效果会更好，如中国在金融危机后采取了庞大的财政刺激政策。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更需要财政刺激政策，但他们的实力较弱，预算赤字已高企不下。经济低迷时期应用财政政策的能力，可为货币政策减压，从而充当经济衰退时的减震器。
收紧时制定可靠的中期计划
这个规则适用于许多西方国家，有助于确保金融市场处于强位，同时降低借贷成本。可靠的中期计划能促进目标的实现，并符合市场预期。当经济已经陷入衰退时，顺周期的财政政策收紧将被视为不可靠，这种政策似乎在经济或政治方面都是不可持续的。
收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宽松
也就是说，利率要低。相反，如果货币政策收紧，经济将陷入或长期处于衰退中。正如过去一年出现的情况，当商品价格上升形成相对价格冲击时，货币政策的挑战变得更加困难。央行顶住收紧货币政策的压力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工资不涨的经济形势下。欧洲周边经济体遭遇了财政困难――工资不断下降，而他们自身的货币政策失控。
对收紧的速度和规模作出判断
理想的情况下，最好等到私营部门足够强大，政府削减开支或提高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私营部门能更好地应付困难。但必须承认，当国家出现财政困难时，他们的情况并不总是如此轻松。举例来说，欧洲周边国家被迫采取强硬的财政政策，作为接受核心国家援助的条件。此时，它们的经济非常薄弱。
避免债务陷阱
衡量是否陷入债务陷阱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债务规模比经济规模大，政府债务将超过GDP的100%。二是债务利息率必须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欧元区的许多国家已经陷入或接近债务陷阱，它们需要获得核心国家的进一步援助。历史表明，大型国家组成的货币联盟无法长久，除非它变成一个政治联盟。如果国家未陷入债务陷阱，它们在减债的时间上会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例如美国，债务水平是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89.4%。同时，英国债务水平较低，为国内生产总值的79%，且债务到期时间长。因此，美国和英国不会破产。
关键词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方差分解；财税政策
中图分类号 F81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3-0156-07
财政政策通过政府购买、补贴、税收等手段对抑制能源消费、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和保障能源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年以来，国家通过实施多种能源财政政策极大地改善了能源消费状况,但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连续大于1。因此，对国家财政政策的能源调控效应进行深入认识对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抑制能源消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人们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如经典的赐-m模型和20世纪70年代起流行的联立方程宏观计量模型等，但传统上是以定性描述和简单回归分析为主。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模型等定量方法在最近几年才被用来分析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Blanchard和Perotti最先用VAR模型来分析美国的财政政策，并对用经济理论中得出的长期约束进行了结构行估计［1］。Castro拓展了VAR模型，并运用该模型研究了西班牙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2］。Breitung 和Bruecemann［3］系统阐述了VAR模型在财政政策效应分析中的作用，并将脉冲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引进该分析中，首次形成了完整的分析财政政策效应方法。国内对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多数采用在静态经济模型中估计财政支出和收入乘数效应的静态分析方法。如高铁梅、李晓芳和赵昕东估计了20世纪90年代财政政策的IS-LM季度模型，计算了政府支出乘数和包含挤出效应的财政政策乘数［4］；李生祥、丛树海建立了消费方程、投资方程等，对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了回归估计，计算了积极性财政政策的收支乘数［5］。谷宇和陈磊首先采用结构性VAR模型来估计我国财政政策的影响，结论是财政政策对产出的效果并不显著，但在对结构性VAR模型进行估计时直接采用了Choleskey的分解方法，这种对结构性财政冲击的分解方法忽视了变量的即期作用，无法准确反映财政冲击的实际值［6］。近年来，很多学者采用VAR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了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6～8］。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首先，对财政政策的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济产出效应的研究，极少就它对其他领域（包括能源）的产出效应进行系统研究；其次，使用VAR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产出效应是通用的研究方法。因此，本文尝试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引入计量经济学技术VAR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文章的整体思路是，依据1989-2006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和财政支出数据，利用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在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基础上，检验短期和长期的因果关系，并通过方差分解对这种相互影响的强度进行检验，分析两者之间的动态效应。
1 模型、方法与数据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是一种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非结构化模型，主要通过实际经济数据而非经济理论来确定经济系统的动态结构。建模时无需提出先检验假设――它不排除任何假设，可以通过信息的时间序列将这些假设区分出来。VAR模型是有效的预测模型，也被频繁地用于分析随机扰动向量对系统变量的动态影响。使用该方法的前提是两变量必须存在协整和因果关系。目前分析因果关系的方法主要有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和代表长期关系的EC项的Granger因果检验，但由于目前使用较多的是传统Granger因果检验，为了分析的可靠性，我们采用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尽管它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9］。出于同样的考虑，本文使用常用的自回归模型来分析两者的长期关系，而不使用包含有误差修正项和协整向量参数的联合检验。
王红兵等：中国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 2008年 第3期1.1 变量选择和样本数据说明
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有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税收政策也是调控能源消费的重要杠杆，但由于税收总额本身就是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函数，因而税收本身并不能准确反映财政政策的松紧程度。而财政支出是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财政资金进行的具体安排，能通过乘数效应对能源消费产生很强的扩张作用，因此本文选用财政支出总额（用CZZC表示）作为财政政策的代表变量。能源消费总量（用EC表示）是反映我国能源消费情况的最重要的总量指标，因此本文以此作为能源消费的代表变量。
由于数据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能源财政支出采用中央财政支出数据来表示，其中1989-2005年的财政支出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6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7》，单位是亿元。1989-2005年的能源消费数据来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6）》，2006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两者的直线图见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财政支出与国内能源消费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尤其是在2005年以前，两者都经历了一个上升、下降、再上升的变动过程，这反映了两变量变化的对应性和趋同性。这说明，在我国重工业发展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对应关系。
1.2 实证模型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构建该模型的主要目的是估计能源需求各组分的残差。这些残差代表了各自变量变化可能给经济系统造成的冲击。
这一模型中，选择财政支出和能源消费总量为基本变
量。由这二个变量构成的p阶模VAR型可以表示为：
yt=A1yt-1+…+Apyt-p+εt（1）
其中yt为m维非平稳I(1)序列，εt为白噪声向量。
VAR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滞后期p的选择。一般来说可以使用R2、AIC和SC来确定滞后项的数目。利用R2确定滞后项数时是使R2尽量大，利用AIC和SC确定滞后项数时是使AIC和SC的和尽量小，或取AIC和SC同时达到最小时的滞后期为最优滞后期。
1.3 脉冲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1）脉冲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IRF)。第i个变量的波动除直接影响第i个变量的取值外，还会通过VAR的动态结构将这种影响传达到所有的内生变量。脉冲反应函数就是用于追踪其中某一变量一个标准差的波动对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当前值和将来值影响效果的一种分析技术。
Lutkepohl和Reimer证明从式（1）很容易获得脉冲反应函数(IRF)为:
Φn(φik,n)=nj=1Φn-jAj,n=1,2,…（2）
其中Φ0=Im，对j＞p,Aj=0。φik,n是Φn的第ik个元素，表示变量yi对变量的一个初始波动n期前的反应。
（2）预测误差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VDC)。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提供了每个随机变化对VAR模型中所有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第h步的预测误差为：
2 实证分析
如上文所述，在对两变量关系进行动态分析之前，要先对变量进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只有通过了这些检验，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2.1 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变量序列用增广的迪基―富勒检验(ADF)来检验平稳。从图1中可以看出，CZZC和EC这两个时间系列均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它们的线性方程中应含有截距项和趋势项，所以对包含的截距项和趋势项线性方程进行检验(见表1)。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非平稳性序列CZZC、EC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是二阶单整序列，即I(2)。所以两者之间就有可能存在协整即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2.2 协整检验
本文使用JJ法进行协整检验。表2是对财政支出与国内能源消费关系进行Johansen检验的结果。
由于上述两种情况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似然比均大于临界值，按照LR检验的基本原则，因此可以拒绝两种情况下5%显著性水平下的原假设，即CZZC和EC之间至少有一个协整方程，这说明变量通过协整检验，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3 因果关系检验
虽然协整检验表明，财政支出与国内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动态平衡关系，但并没有说明这两者因果关系。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则可以反映两者短期和长期中的相互影响关系。所以，可以运用它们来反映财政支出与国内能源消费的因果关系。
（1）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从表3中可以看出，财政支出与国内能源消费表现出较强的因果关系，但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大于能源消费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就时效和强度来说，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影响的时效较长、强度较大，而能源消费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则持续时间较短、强度相对较弱。
（2）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从检验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除EC（-3）外，其他变量均通过了检验。按照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可以将国内能源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表示为下述方程：
其中，ecm是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财政支出和能源消费偏离它们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0.806说明财政支出每波动1%，则能源消费就会偏离长期均衡关系0.806%。
从上述方程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长期因果关系。本期财政支出每增加1%，会使本期能源消费降低6.43%；1期前的财政支出每增加1%，会使本期能源消费降低1.25%，2期前的财政支出每增加1%，会使本期能源消费降低0.73%；3期前的财政支出每增加1%，会使本期能源消费降低0.38%。同时，能源消费对自身也存在极为显著的影响，1期前的能源消费每增加1%会使自己增加1.01%；2期前国内原油价格每增加1%就会使本期国内原油价格增加0.70%。误差修正项的符号与CZZC的系数符号相反，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2.4 动态模拟分析
通过对财政支出和能源消费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检验，发现财政支出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但这种分析只是揭示了两者的动态关系，并没有说明两者是如何相互影响，即相互影响程度问题。下面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分解技术对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进行动态模拟分析，以期对两者的动态关系有深刻的认识。
从这些响应函数中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和能源消费的未来波动对自己和对方均会产生冲击，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互动关系。但财政支出产生的冲击能源消费的影响极为强烈、效果明显且持续时间长。而国内能源消费对财政支出的影响有较强的时段性，在前4个周期中影响较为明显，从第5个周期时这种影响作用慢慢减弱，到第6.5个周期时这种影响则完全消失，此后，两者相互不发生作用。
具体来说，CZZC的一个标准扰动对EC的影响传导很快，在1个月内就能把财政支出下降的96%传导到能源消费，使能源消费量增加。财政支出在经过45天的下降后又开始增加，此时，国内能源消费量急剧降低。而且这种冲击作用要维持到第4.5期才完全消失。此后，虽然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能源消费量也在不断的下降。到第7个周期时，随着财政支出增加速度的降低，能源消费量表现出上升的特征，这可以解释为能源消费的惯性，即能源消费量达到一定数量后，需要的财政支出会逐渐增加，而若财政支出的增加量小于某种数量，则能源消费量会不断增加。以上变化轨迹，可以从图3中得到证明。
按照同样的办法，也可以分析EC一个标准扰动对CZZC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冲击的影响程度要小些、变动幅度偏小，而且这种影响在第6.5个周期后就完全消失。
（2）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分析。CZZC和EC的脉冲响应函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下面通过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技术将这种互动关系进行分解，以了解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表5和表6分别是10个预测期内国际原油价格和国内原油价格的预测误差分解模型，图6和图7是10个预测期内国际原油价格和国内原油价格的预测误差分解模型，横坐标表示波动周期，纵坐标表示CZZC和EC的贡献率（%）。通过这些分解模型可以了解财政支出和能源消费总量对自己和对方因外界扰动发生变化时的贡献率。
从表5中和图6中可以看出，在从1到10期的预测期间内，财政支出的变化主要由自身原因解释。具体来说，第1期财政支出的预测方差中完全由自己来解释；第2期财政支出的预测方差中仍然有99.29%的比例由自己来解释，能源消费总量对财政支出的预测方差中预测方差的贡献率就由第1期的0增加到0.71%；到第3期，能源消费贡献率上升到4.20%，财政支出则降为95.80%；之后能源消费总量的贡献率不断上升，而财政支出的贡献率则不断下降；到第7期，能源消费总量的贡献率达到最大，上升为27.70%，而财政支出的贡献率则下降到72.30%。此后，能源消费总量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而财政支出则逐渐回升，到第10期时，能源消费总量的贡献率只有23.81%，财政支出的贡献率还维持在76.19%。从图7中可以看出，在长期中，能源消费总量对财政支出影响变化不大，维持在23%左右。
从表6中和图8中可以看出，在从1到10期的预测期间内，能源消费总量的变化先主要由自身原因解释，到后来则主要由是由财政支出来解释。具体来说，第1期能源消费总量的预测方差中完全由自己来解释；第2期，能源消费总量的预测方差中仍然有99.95%的比例由自己来解释，财政支出的贡献率就由第1期的0增加到0.051%；到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下面几个结论：能源财政政策的实施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费总量，且持续时间比较长；我国能源财政政策外生于能源消费活动，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但从方差分解的作用强度和持续时间来看，能源财政政策存在很长的时滞，显示出明显的中期化现象。作为一种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一般来说应是一种短期政策,这种中期化现象的存在极大削弱了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的发挥。因此，面对新的能源消费形势，如何及时调整财政政策，将决定着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的大小和能源安全。针对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薄弱的原因，下面简要提几点建议：
(1)能源财政政策存在中期化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还是体制上的原因。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市场机制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并最终取决于市场信息传播的速度和途径。市场信息传播的速度越快、途径越少，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就会越大［10］。我国能源资源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属于国家所有，国有能源企业代表国家行使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和销售权。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些能源企业大多实行了上下游一体化战略。这虽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但却降低了能源的市场化程度，使能源消费信息要通过较长时间和繁琐的中间环节才能到达市场和发挥作用，从而减小了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限制了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的发挥。所以，要消除能源财政政策中期化，在保证国家掌握能源资源的所有权基础上，要逐渐开放能源产业的中、下游市场，使不同的经济成分参与到能源市场中来，提高市场化程度，增强市场自由度，减少中间环节，促使能源消费信息的合理流通，促进能源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增强。
(2)变量相互作用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变量之间的关系。我国财政政策外生于能源消费说明我国能源财政政策与能源消费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能源消费的变化只是国家能源财政政策实施的间接结果。这反映出政策内容与政策目标之间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现象的存在影响了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的大小和发挥，究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能源财政政策的滞后性和内容上的不合理［11］。职能部门往往是在能源市场中某种现象出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政策制定的滞后性和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时间导致了能源财政政策的滞后性，从而使政策制定目的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产生偏差；同时尽管国家制定了很多相关的能源财政政策，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形成健全的能源财政政策体系，或者说，政府缺乏利用公共财政手段促进国家能源战略实施的观念，现有零星的、“就事论事”式的能源财政政策措施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率。因此，为了消除能源财政政策的外生性，增强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国家不仅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能源财政政策的滞后性，增强能源财政政策目标的针对性，还要形成一套完整的能源财政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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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ies on the Dynamic Effects of Impact of Fiscal Policy on Chinese Energy Consumption
WANG Hongbing1 CHENG Jinhua2 ZHANG Yixiang3
(1.School of Resource，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 Wuhan Hubei 430074,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 Wuhan Hubei 430074，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应从货币政策转向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适应经济增长、稳定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应定位于“从属的稳定”，而不能继续定位于“主动的调控”。
我国政府过去调控经济政策的特点看，一是更多地倚重货币政策：二是财政政策往往在扩大政府投资和财政开支上大做文章。政府在税收上的工作重心一直就是定位于如何打击偷税漏税、尽量把税收收上来上，基本不把税收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更不用说是主要政策手段了。
例如，在改革开放过去的34年里，为了支持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在经济系统中投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截至2013年1月末，广义货币（U2）余额99.21万亿元，已经是2011年GDP的两倍了，远超过国际上一般水平。 “大流动性”政府调控政策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1978年―201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年平均高达9.9%全世界历史罕见。学界把这种“大流动性”增长模式称为东亚模式。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曾经是这种模式的成功范例。
但根据日、韩等国经验看，这种“大流动性增长”模式在下半场有极其严重的“后遗症”。日本“失落二十年”就是明显例证。日本“广场协议”后，经济泡沫破灭并长期陷入了通货紧缩局面，无计可施。当前，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系统也要进入下半场了。我国虽然经济增长的潜力因素还未完全消失，改革红利城镇化等还会在很长时间支撑经济发展，但受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高企、产能过剩、人口红利弱化、环境资源约束硬化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内涵虚化”现象凸现，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大问题。当大家都在欢呼我国银行业成为最赚钱行业的同时，当我国经济系统“2块钱货币换来1块钱GDP”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深思一下，这种“实”不如“虚”的局面是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发展呢？
日本是我国经济的一面镜子。日本已为我们提示了风险，至少我们已看清，继续玩虚拟经济、搞“大流动性”的发展路子是不行的，需要改弦更张。就政策而言，除“经济虚化”外，货币政策还因为离市场太近，调整后常常成为市场的扰动因素，且短期作用往往与长期效果相反，其结果通常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有鉴于此，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适应经济增长、稳定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应定位于 “从属的稳定”，而不能继续定位于“主动的调控”。这样，我们沿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在货币政策不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时，财政政策就应该出来挑大梁，发挥主要作用。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各国因为货币政策问题多多，且效果不好，也都是在使用积极财政政策，而尽量避开货币政策。我们认为，从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是一种趋势，在我国则是一种可选择的、至少可以尝试的政策主张。
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挂帅，而结构性减税政策要当急先锋
减税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不经过政府“二传手”，直接藏富于民，为经济发展补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相比而言，财政政策因为直接作用于“稳增长、调结构、促民生”，政策本身的负面效应小。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两个方面。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要扩大政府支出，缩减税收等政府收入。而我国财政支出大体又可拆分为 “建设财政”和“吃饭财政”。建设财政往往是与政府投资行为捆在一起的，拉动经济效果明显。但近年来，由于基础设施红利因素逐渐退却，产能大面积过剩，政府投资的领域和有效益、可持续的项目越来越少，再加上因政府投资体制不健全等因素造成和渎职行为严重，政府建设财政方面问题太多。正因为如此，2009年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刺激经济政策被学界广泛质疑。这种情况下，我国需要在就业、社保、医卫、教育、安居、养老等民生领域增加财政，而建设财政应采取审慎的态度，看准了再使用。
我们认为，结构性减税应充当宏观调控急先锋，发挥主要作用。减税，一方面为企业松绑，营造宽松的营商环境增强企业的能力和实力；另一方面，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消费能力。减税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不经过政府“二传手”，直接藏富于民，为经济发展补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减税还是个四两拨千斤的政策。我国过去的政策，只要是涉及到减税、减费的，效果都非常好。例如，2006年取消农业税，区区500亿元左右就赢得了8亿农民的拥护，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巨大。再如，2012年“十一”国庆长假，取消高速公路收费，撬动全国黄金周出游人次超4亿、旅游收入超2000亿元，增速均超四成，而全国收费公路节假日免费全算上也就减收不到200亿元。
我国应变被动的“平衡财政”为逆周期的“调控财政”，结构性减税政策还有巨大空间可挖
减税既要“稳增长”，也要“调结构”，还要“促民生”。财政开支还要照顾到 “人吃马喂”，赤字还不能有太多的债务冲销，借助金融手段用印票子的办法更是行不通。
我国过去的财政政策基本上是被动的“平衡财政”，不是相机抉择的逆周期“调控财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分水岭，我国财政收支增长速度之前基本都低于经济增长，之后基本都高于经济增长。但各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基本都是平衡的，虽然我国政府根据经济形势，在不同阶段也有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财政政策等表述，不过，实际运作仍然是以收支平衡为首要目标，没有真正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特别是我国税收更不是相机抉择的逆周期政策工具。我国各项税收除1985年特殊原因外，其他年份基本上与 GDP增长与波动是同步的。这说明我国税收是随着经济增长被动增减的，经济增长高，税收增长就高；反之亦然。
之前，国家在编制税收收入的预算时，各年安排的收入增速一般都在10%以上；但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家开始实行结构性减税，各年税收预算的增速都安排得较低，如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为5..8%、9.2%、8.3%、9.5%、8%。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110740亿元 （不包括关税和船舶吨税，未扣减出口退税），比2011年增长11.2%。但据有关专家测算，2012年我国减税的额度只有900亿元。我们认为，想通过减几百亿税来调整经济结构，来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这力度显然不够。所以，最近有关专家呼吁，要来一次给全国人民提气的大减税，比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总减税规模突破1万亿元，这是不无道理的。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波动；股市波动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发生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地价和股价出现暴涨，个人消费迅速上升，银行帐面资产“一夜之间”变大。但是，1990年以后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相继破灭，最后导致整个泡沫经济的崩溃。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出现了劳动力过剩，设备过剩，不良债权迅速增加，个人消费停滞等严重现象，使日本经济陷入了十年的长期低迷。日本的教训值得世界各国汲取。
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那次经济波动中，日本的财政政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起到了什么作用?为什么日本股市从1985年的11000多点涨到1989年的39000多点，然而又滑落到2002年的8000多点?换言之，日本的财政政策是如何影响股市波动的?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展开研究。
一、财政政策对股市影响的内在机理
现代经济生活中，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变化与股市波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从长期来看，经济周期决定着股市波动的周期，经济波动是股市波动的基础。在一般情况下，投资人会通过观察宏观经济景气情况的变动，来决定自己买卖股票的行为，从而经济波动影响着股市波动。那么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也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股市的波动。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会引起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变化，从而引起股市波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对经济运行趋势的影响确实很大。经济波动的周期决定着股市波动的周期，股市波动虽然有时会与经济波动的趋势发生背离，但最终会趋向于经济波动的走势。
经济政策的变动和经济波动与股市波动，三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当政府发现经济出现问题时，会采取经济政策进行干预，这时股市通过对政策的预期率先做出反应，表现为短期波动；当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发生作用后，股市又对经济波动产生反应，产生新一轮波动并对前一次波动进行修正。从经济政策变动到股市波动的路径有两个，一是经济政策的变动直接影响股市波动；二是经济政策变动通过影响经济波动，进一步影响股市波动。
本文重点分析财政政策对股市波动影响的内在机理。财政政策从实施方向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当经历了长时期的良好的经济增长及经济活动后，整个经济会出现投资的增长速度连续几年明显快于GDP的增长，消费的迅速增加引发物价水平迅速上升，社会资金出现流动性过剩等情况。为了避免由于过度投资造成生产能力过剩、过热的需求引发高通货膨胀，从而阻碍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不良影响，这时政府通常会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为经济降温。一方面减少政府购买来缩减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开征新税种或提高原来的税率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达到为经济降温的目的；与此相反，当出现经济增长徘徊不前，投资和消费长期低迷，通货紧缩等情况时，政府会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提振经济，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减免税收等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变动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的具体路径从图1上可以看出：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在心理预期作用下，股市已经开始上涨；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消费需求增加，物价水平开始上涨，人们为了保值进行股票投资，股市会进一步上涨；当政府为了控制经济过热和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特别是紧缩性政策的作用开始显现时，如一些经济指标开始出现下降时，投资者预期经济形势走坏，股市开始下跌。
二、日本1985－2002年间的财政政策回顾
从战后开始，日本一直运用凯恩斯主义理论，不断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期间，日本的经济政策运用地非常成功，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到80年代初，日本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工厂”，成功地挤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林。本文这里主要回顾一下1985―2002年期间日本的财政政策。
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时期日本财政政策的变化，首先我们了解一下1980―1984年期间的财政政策。为了抵抗石油危机对经济冲击的影响，日本自1975年开始发行了大量的国债，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结果导致赤字增加，财政状况逐步恶化。为了挽回局面，日本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财政重建计划”(张2005)，其核心内容是：在不增加税负的条件下，缩减财政开支，逐渐摆脱依靠发行巨额国债来维持财政的困境，最终实现财政预算平衡。主要措施有：严格控制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速度，一般会计支出的增长控制在名义经济增长率之下；精简机构，压缩社会保障支出；实行税制改革；推行公有企业民营化。其核心内容就是力争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减少财政支出，到1984年实现摆脱依靠发行特例国债来维持财政的目标。具体过程为：1980年，以压缩国债发行额为前提，制定了比1979年度减少1万亿日元的国债预算，迈出了财政再建的第一步。1982年开始“零增长”计划，日本政府对财政预算提出规定：各省厅的支出不得超过上年度。然而，由于这时期世界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冲击，导致日本经济增长率降低，因此税收收入也大幅度下降。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通过增加国债的发行来解决资金来源，其结果是当初制定的，到1984年实现财政预算摆脱依靠发行特例国债的目标落空。最后把实现这一目标推迟到1990年，实际上到1991年才实现，这就为1987年以后产生泡沫经济埋下了伏笔。
在1985―1900年期间，财政改革继续以紧缩开支为方向，但日本政府为了避免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给经济带来的冲击，分别在1985年10月、1986年4月、9月、1987年5月四次实施了扩大内需的政策，特别是1987年5月事业支出规模达5万亿日元，所得税减税1万亿日元(张玉棉2005)。同时，在1987年和1988年实施了两次税制改革，所得税由原来的10.5％－70％、15段降到10％－50％、5段；法人税从42％降到37.5％(童适平2002)。这实际上表明1985年末到1987年间日本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从而成为引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泡沫的一个诱因。股市在政策基本面和宏观经济基本面都向好的情况下，开始一路上涨，发展成股市泡沫。股市的大涨，又刺激了国内需求的迅速增长，整个经济都出现了泡沫。面对一片繁荣的景象，日本政
府的机会来了，1989年开始增设税率为3％的消费税，这虽然为1991年实现赤字为零的“财政重建计划”立了大功，但却和随后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一起把经济泡沫击破。股市泡沫率先破裂，到1989年底股市开始崩溃。特别是1992年开征了“土地持有税”，结果人们纷纷抛出地产，房地产经济迅速衰退，股市也是进一步下跌。
面对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衰退，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在1992年3月开始了“经济景气对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具体措施是：围绕公共投资，多次扩张财政支出和减税政策。这一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以恢复经济增长为目标，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缺口通过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低迷。财政支出方面的具体措施详见表1；减税方面的具体措施详见表2。
三、日本财政政策变动对经济和股市波动的影响
1985―1990年期间，日本财政政策实行财政重建计划，但为了防止经济增长放缓，日本政府开始增加财政支出，在1986年和1987年先后出台了财政刺激措施，日本经济1986年出现了小幅调整以后，1987―1990年开始出现加速增长，GDP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4.2％、6.2％、2.8％和5.1％，平均为4.6％，比1986年的2.9％高出了约50％。日本的股市也开始节节上扬，从1985年末的12000点左右上升到1989年末的最高点39600多点，在短短的4年的时间里，上涨了2.3倍，年均涨幅约为60％，远远超过了GDP的平均增长速度，是GDP的平均增长率4.5％的13倍多，参见表3。
在1991―2002年间，GDP增长率从1991年的3.8％迅速下降到1993年的0.3％然后出现反弹，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下，到1996年恢复到3.4％；看到经济开始复苏，日本政府停止了扩张性财政策，再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GDP增长率又开始下降，到1998年为－1.1％；为了挽回局面，1998年4月日本政府又开始加大财政支出，GDP增长率在2000年反弹到2.8％，然后又下降到2002年的－0.5％。这期间从1993年的第一个低点到2002年历时整整9年，这就是著名的“失落的10年”。从1990初开始，日本股市开始一路下跌，到1992年7月跌到了16000点以下，然后开始了调整期；从1992年7月到1996年6月，四年时间内在14500―22500点之间振荡徘徊，从1996年7月又开始下跌，到1998年9月下跌到13400点左右，跌幅高达40％；从1998年10月开始出现反弹，反弹到2000年3月的20300点左右，然后又开始下跌，到2002年底跌到了8500点左右，跌幅58％。
为了进一步形象地说明日本财政政策对经济和股市的影响，我们把1985―2002年期间日本财政支出变化、GDP增长率和股市走势做成一张图来进行观察研究，参见图2。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85―1990年实施财政重建计划期间，日本的经济和股市都处于上升之中；在1992―1996年期间，财政政策刺激了经济的小幅反弹，股市也一样，1996―1998年期间，政策效应消失后，经济开始滑落，股市也随之下跌；1998年4月一2002年，开始重新采取措施后，经济和股市都有所反弹但又很快下降。由此可见，在1985―2002年期间，财政政策先是刺激了经济与股市的大幅度上涨；但在1992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小，到2000以后已经基本失效。
四、结语
1980年以前的日本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起了良好的作用，但却留下了“赤字问题”。在1980―1900年期间，日本的财政政策在解决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之间徘徊不定，最后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发生。特别是在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本开始实施略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大了财政的支出。这与它的财政重建计划相矛盾，这也说明政策制定者没有考虑到未来会出现经济泡沫和股市泡沫。从表面上看，到1991年日本完成了财政重建计划，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泡沫经济带来的丰厚的税收收入对日本的一般会计预算平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实际上在1985―1990年期间，日本的财政政策是从泡沫中抽出的资金又放回到了泡沫之中从而导致了泡沫的不断膨胀，最终导致股市泡沫的发生。为防止经济过热而采取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一起击破了泡沫。并在泡沫破灭后，继续加征土地持有税，结果了导致经济走向衰退和股市进一步下跌。
中央提出采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预计2009年贷款利率将下降至4.23%。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2009年企业盈利水平下降所带来的投资热情下降。
增加财政支出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大幅增加。国家预算投资具有明显的逆周期性，当企业和私人投资增速下降时，政府预算投资占比就会明显上升。基于这点判断，预计2009年国家预算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将比趋势水平高1.6个百分点，占总投资的比重达到6.1%。这意味着2009年国家预算投资将增长59%，国家用于投资的预算资金新增加4,600亿元。
这些投资将主要作用于农林牧渔、水利、环境、城市公共设施、交通运输、邮电等基础设施行业。2007年城镇投资中，预算资金主要投入到以上几个领域，这3个领域的所占预算资金接近70%。
最近，国家出台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就是保持投资增长的有力措施，近两年年均投资约2万亿。但是，从各部门和各省区反映的实际情况来看，全社会实际规划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于这一规模。结合各部委目前已经出台的基础设施投资规划和“十一五”规划的执行情况，2009年交通、水利、电网等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2.5万亿元，投资规模比原计划多9,100亿元，增幅达到57%。
投资无疑将在政策推动下成为2009年保经济的主角。但是，依靠政策支持促进经济的手段无益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外部的“输血”只能解决眼前问题，如何“造血”才是治本之道。
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似乎又重新回到扩大内需上了。长远来看，打破内需的天花板、改变经济增长倚赖出口的模式将是一个长期任务。国家或将会走一条“先止血，后调理”的路线。
促进消费和内需的财政政策正在加大力度。虽然增大基础设施投资是反周期财政政策的主要方式，但此次政策强调了加大消费在增加内需中的作用。目前中国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的投资还相对不足，如医疗的相关投资不足1.5%。政府将从最终消费入手，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另一方面，为了刺激经济，国家的支持让地方可能会奉行“经济高于一切”，放开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限制，让前期节能减排的成果前功尽弃。
如上政策盲点不能不重视。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挤出效应并不是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时必然要发生的。具体到中国近四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依据对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的分析，在我国出现挤出效应的观点尚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可以从增发国债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考察：
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我国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近年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且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
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供水和机场、粮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第三，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某项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有关部门通过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关于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
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关系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问题，以及扩大举债规模的风险控制问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越高，扩张性政策的效果将越趋于“高乘数效应’的一端，同时政府扩大举债规模的安全空间越大。
要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我认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几个层次或环节上的事项：
1.资金投入项目的合理选择和较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2.项目建设与相关方面协调衔接关系的处理，应符合科学规划和施工合理规范的要求。
3.保证已确立的项目资金不被挪用和按进度拨付到位。
4.切实保证工程质量。
几年来，政府国债资金以及带动其他配套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效果总体而言是明显的。但根据国家综合部门派出的检查组对建设项目的稽查，从选项、配套规划、资金专用到工程质量，各个层次上的问题还都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设工程是在原有项目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决定上马的，可行性论证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项目不按基建程序办，项目建议书还没批，就已大张旗鼓干起来；第三，有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深度不够，不具备开工条件也硬开工；第四，有的城市规划存在明显欠缺，连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的统一考虑都未做到；第五，个别项目的工程质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成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标、监理方面的地区、部门保护主义现象往往比较严重；第七，少数地区还发生了国债项目建设资金被挪用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项目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对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建立明确的责任人制度，对在监督稽查中发现有问题的项目，在没有得到纠正之前停止拨付资金，发生挪用资金的项目，在完成整改前停拨资金和追回被挪用资金，追究责任，等等。
这些稽查、监督、纠错、惩处和加强管理的措施，对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两年，国债项目资金被挪用和工程质量低下方面的问题相对减少。今后，仍有必要对相关环节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因为总体而言，我们相关管理经验的不足、制度的不够完善和施工监理、质量保证体系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的差距，毕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关于减税问题的基本认识
关于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一大争议问题，是“为什么不实行减税政策”。按照一般逻辑，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减税和增支两大方面。1998年后，中国的财税政策却是在扩张导向下增支而不减税?严格地说是不以减税为重点?，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从宏观税负看，减税已无空间。发展中国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发达国家的比重更高，而我国这一比重1997年只有11%左右，可以说总体上不具备减税的空间。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企业负担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和减轻负担的强烈呼声，但具体分析，其原因在于税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同时各部门与权力环节通过“四乱”征收的财力大都是放在预算外分散掌握的，弊端丛生。所以我国现在急需对症下药加以解决的问题是清理“四乱”，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而不是减税。
第二，中国现行税制结构制约着减税效应的发挥，使减税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所谓税收对经济的“稳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税?即所得税?的调控作用，而现阶段我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1997年前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65%以上，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也仅占16%左右。近一半的企业亏损经营，降低所得税对他们毫无意义。减免间接税，则不仅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刺激经济的效果很弱，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加之间接税的减税有向下拉动物价的作用，对通货紧缩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场预期。
第三，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税收环境也不宜于以实行减税为重点。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减税信号的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一类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管理部门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妨碍税收执法环境的形成与稳定。
应当指出，认为税收增长绝对不能高于GDP增长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只有在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成熟的时期，税收占GDP的比重才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转型期，体制和税制均处于转轨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剧烈变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不宜简单地用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现实。
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税收的持续增长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前十年税收占GDP比重下降过头之后的正常回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分权改革和减税让利安排，使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下降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10%以下，而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大至为20%以上，发达国家更要高得多。经过近年来的回升调节，我国目前税收占GDP比重也仅达到接近15%，所以说宏观税负并不高。1999年税款征收总量超过万亿元，与加大清欠力度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以前的欠税大户感到冲击很大的原因。但是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应将弹性征收减少，加强征管力度，硬化以法律为依托的税收约束。打击走私而增加的税款，更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作为具体案例，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蛮横征收、“征过头税”的现象，所以提高征管队伍执法水平，加强对其监督也是当务之急。此外，也发现有“列收列支”、“贷款空转”等单纯为保证税收达标而弄虚作假的扭曲现象。一种建设性的建议是下一步在承认需要进一步健全法治、加强征管的前提下，创造配套条件，将税收指标转为像GDP一样的预测性、指导性指标。在依法纳税、依法征税的基础上，届时可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用短期国债调节税收预测数与实征数的差额所可能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
虽然从总体上说，中国目前减税空间不大，但并不排除在具体项目上的税收减免，如近年已出台的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企业投资抵免新增所得税40%等政策，都会产生鼓励投资、刺激消费的积极效应。
关于国债风险问题的探讨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国债规模随赤字规模及其他变动因素而扩大之后，是否仍控制在适度区间内和是否能保证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也与政策的总体效果的考察紧密相关。从名义指标看，我国财政虽然处于困难境况，但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1998年末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0.3%，如果再加上当年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这一比重也不过13.6%左右，明显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同一比重。目前，国债余额／GDP比重虽有所上升，但仍未达到20%。我国的主要问题，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当年举债额／当年支出额?偏高?已在70%左右?，以及名义指标远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对此，看来应至少考虑到如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首先，国债余额／GDP比重是一个更为全面、综合地反映一国举债潜力的指标，我国在这一指标很低的情况下却出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的情况，与现时体制因素?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等?和政府财力分散程度?相当大量的预算外政府性资金不在债务依存度指标的分母中反映?关系很大。
第二，这几年增发国债用于政府投资，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反周期财政措施，并不意味着长期所持的控制债务规模、压缩赤字的原则被放弃，换言之，这种反周期应急举措决不可引为常例，放开手脚年年使用。
第三，举债扩大投资规模的支出安排同样具有支出刚性即“棘轮效应”，抬高了的支出基数和建设盘子，会形成要求后续年度有更多财力投入的压力，也包括安排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因此必须精心协调衔接短期调节与中长期发展，合理运筹资金，避免形成过于陡峭的偿债高峰以至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和支出盘子难以为继状况。当前条件下增发国债，应当多发长期债?如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长，利用低通胀的时机降低国债筹资的总成本。
第四，举债筹得的资金如何合理运用，使之产生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个关键问题。前已述及，应当承认这方面我们的管理水平还不高，经验还相当有限，有必要充分重视、切实改进，探索专项国债形式，强化国债资金使用的通盘科学规划、可行性研究与贯穿全过程的严格的责任制。
第五，现时中央财政的脆弱性值得引起高度关注，要通过必要的体制调整和加强管理措施，扭转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连年下降局面，增强中央财政的调控实力。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尽管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凯恩斯学派运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其中，当出现经济萧条时，在通过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expansionaryfiscalpolicy），运用减税、增支（包括扩大政府购买支出）、发债乃至实行赤字预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
中国自1998年以来应对通货紧缩所采取的财政政策，被称为“积极财政政策”（proactivefiscalpolicy）。应该说，从实施背景和具体内容上看，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凯恩斯经济学所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其中，有许多内容和措施是近似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首先，从支出的角度来看，加大了财政资金的投入，用于加快农林、水利、公路、铁路、粮食仓储、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国家于1998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1999年，国家又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其中包括：（1）继续增发国债，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的办法。（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费需求。（3）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的征税，收入专门用于城镇低收入居民和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
增加国债发行，提高投资水平，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治理通货紧缩，中国实行了以国债政策为支撑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中国首次发行了建国以来的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基本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同时，又增发了1000亿长期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并且配合中央银行准备金制度的改革，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专项国债423亿元。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继续增发国债。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之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在年初决定发行1000亿长期国债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增发500亿长期国债。新增国债重点投向五个方面：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二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三是教育设施建设；四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五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重大科技项目。
税收对投资、储蓄和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财政政策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国1998年以来所采取的积极财政策中，税收政策只是处于辅地位的。1998年除了提高出口退税的政策外，几乎没有动用税收政策。自1999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才开始逐步扩展到运用税收政策，包括继续提高出口退税、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征税等。
从总体上看，在近年来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我国把扩大需求的短期政策与改善供给的长期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经验及若干约束条件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总体上讲，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经验：第一，将刺激需求与改善供给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将刺激需求与调整分配政策结合起来，尤其是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第三，注重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鼓励投资和消费，促进技术进步；第四，并没有完全按照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关于实施减税的教条，而是通过保证一般性公共支出，同时通过推行税费改革，适当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第五，充分运用财政手段，带动银行贷款的增加，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第六，将松中有紧的财政政策与紧中有松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
在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所发挥的有效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初步执行结果与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预期目标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行财政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约束条件，制约着政策效应的发挥。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购买）的乘数效应不足。近年来，中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所启动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一些相关的投资产品，而对真正非政府的民间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则不很明显。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侧重点依然是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建设国债，增加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建设投资以及企业技术改造、科研开发投入等支出水平。实践表明，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建设性支出，对于稳定经济发展，实现国民经济预期增长目标，的确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仍然未能得到真正解决。政府投资对于启动社会总需求的效应不足，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投资需求来看，经过20多年的体制改革，我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投资行为趋于市场化，投资风险机制逐步强化，企业、银行的财务约束越来越硬化。所有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资决策不能够再像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容易启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分析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缺乏需求冲动的原因，应该说其中既有因大多数商品结构性供给过剩和技术创新能力的约束，使得企业无从选择投资项目的因素，也有因企业缺乏自有资金和社会资金供给渠道的问题。
应该说，中国多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现有生产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都是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设备技术更新投资的潜在需求应该是很大的。出现工业投资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原因，固然与企业找不到好的投资方向、难以得到银行贷款有关，但也不能排除近年来税收增长过快可能导致的民间投资“挤出效应”，使得企业更加缺乏自有投资资金。
从消费需求来看，最终消费不足的问题是由居民消费结构进入升级换代期，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等原因造成的。但是，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分配体制的缺陷，收入分配关系未能及时调整，未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的要求。首先，尽管原有体制下居民收入实物化、集团化和福利化程度降低，货币工资程度提高，但收入分配的规则仍然受到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观念的影响，致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总是持续滞后于GDP的增长，导致了居民消费增长率以及消费率的下降；其次，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趋缓的同时，社会居民当中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拉大，带来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降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拉大，就使得农村消费市场发展迟缓。东西部地区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也造成地区之间消费市场发展出现不平衡。再次，随着住房、医疗、教育等支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在工资结构没有根本改革的情况下，居民的消费性需求也难以对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迅速地作出反映。
二是税收负担方面的约束。从理论上讲，即使不动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由于财政制度所具有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应放慢，而且其增长幅度应当低于经济增长的幅度。但实际情况却是，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出现了超常规的增长。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不断提高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然而，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一方面政府要通过扩大举债规模刺激国内需求，另一方面又因为提高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而可能约束了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这在政策效应上难免出现“内耗”和政府收入与支出成本加大的损耗。税收收入的增长，虽然主要是由于税收机关采取了严厉打击走私、严厉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坚决查处企业的偷漏税案件等措施，但是，也不排除个别税务机关为了扩大税收收入，采取“预征”税款等方式征税，这不仅不利于税源的成长，而且也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是转移支付方面的约束。来自转移支付方面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政府对无收入和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转移性支出受“瓶颈”的制约。随着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与此有关的对低收入人群的经济补偿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此类再分配问题的解决，包括对下岗、转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对职工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和必要购买力的维持等，都应由国家的转移支付体系来支持。而从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看，还难以满足此类转移支付方面的资金需求。其次，中央政府在实行财政纵向平衡方面也存在着约束条件。1994年实行分税制时，采取了照顾各地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办法，这种过渡性的非规范化的转移支付方式，对各地财政能力差异的平衡作用十分微弱。1995年实行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则因其投入的财政资金数额很小，亦起不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央财政可支配财力的制约，使其财政纵向平衡、纵向调控能力较弱，这既不利于为全国各地提供大体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也对刺激公共投资需求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三、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由于对经济形势有不同的判断，所以，也导致了财政政策取向方面的分歧。按照调整方向的不同，治理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从需求管理入手和从供给入手两个方面。其中，前者强调刺激经济的有效性，而后者则强调经济的长期活力。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从1998年起实行的，它对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抑制通货紧缩趋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2000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收效，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指数止降趋稳和回升的转机。但是，由于需求增长乏力的问题仍未解决，稳住经济增长速度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后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可考虑在国家有限的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作间接手段。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也有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除了银行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外，应引导和鼓励发展股份制的地方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大都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发行公债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并且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实行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进而又导致了高额财政赤字，引发了通货膨胀。因此，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转向了有节制的效率型财政支出政策。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当中,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宏观经济总量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并且这些性质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阶段性地重复出现,这就是经济周期体现出的特定现象。在人们对经济周期进行关注的100多年中,对经济周期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周期性的过程。目前对于经济周期的理解和认识,已经从原来的古典型经济周期发展到目前的增长型经济周期,这意味着已经将长期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与短期过程当中的经济波动,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对经济周期在不同阶段的性质,人们在检验大量典型化事实(stylizedfacts)的基础上,普遍认为经济周期具有两个基本特征(Zarnowitz,2000):一个是经济波动体现为宏观经济变量与长期趋势的偏离,另一个是经济周期当中诸多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协同变化和非线性关联。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比较稳定,政府采取的各种形式的积极政策干预收到了比较明显的稳定经济的效果,在这个时候,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出现了“经济周期过时了”,甚至怀疑“经济周期消失了”等观点,这时已经将“经济周期扩张期长于收缩期、收缩期的幅度明显低于扩张期的幅度”等作为基本的经济周期特征进行分析,并且对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提出了各种假设,其中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等均是主要的经济增长驱动力量,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新经济”框架下经济周期的新体现(Romer,1999)。这些研究均表明,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还是存在的,但确实出现了与Burns和Mitchell(1946)开始系统研究经济周期时不同的新现象。
本文所研究的经济周期问题,是经济周期过程中的一个最为基本的现象,即经济周期是否具有非对称性及其形成原因。一个具有对称性的经济周期,它的扩张期与收缩期的反映像应该是基本重合的,但是自从人们注意到经济周期这一带有重复性的现象时,就已经发现经济周期并不是这样完美的,周期一词具有的定时和规则性已经给人们带来了概念上的混淆,其实Burns和Mitchell(1946)早就已经将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作为定义加以描述,Hicks(1950)已经给出了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具有确定性的非对称周期的例子。随着经济计量技术的进展,人们发现了经济周期当中的多种合成成分都具有非对称性,并且经济周期当中的非对称成分可能是主要成分,而且当随机性成分比较显著的时候,经济周期的非对称就越加显著,为此,Hamilton(1989)在非线性随机时间序列模型中,检验发现在实际产出周期中确实存在非对称性。
关于经济周期是否存在非对称性,一些研究认为它依赖于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分解方式,即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将时间序列当中的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分离开来。体现经济周期性质的是变量序列当中的周期成分,如果周期成分是具有对称分布的随机扰动,那么周期将具有对称性的特点,因此利用高斯-马尔可夫假设下的线性时间序列模型检验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存在一定的欠缺,因此在本文当中我们采用H-P滤波和时间趋势分解方法,然后直接对周期成分进行偏移度和波动深度检验,这样可以避免一些统计方法导致的伪非对称性。
对于经济周期普遍出现了明显的非对称性和经济波动出现平缓的特征,目前主要的观点是认为采用了比较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的缘故,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对于经济周期阶段性的划分和非对称性的形成,并不是源于经济周期本身的属性,而是由于采用的统计数据,特别是统计数据的阶段性和区域性导致的(Romer,1986)。因此本文当中得到的统计结论虽然已经注意到数据和方法的稳健性,但是还需要更为广泛的统计检验,这些需要对照更多样本和更多的时间变量序列进行分析,才能弥补一些由于统计推断方法相对于数据灵敏性所造成的伪结论。
本文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将提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典型化事实,并且将这些典型化事实作为检验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的实证标准,这是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当中比较欠缺的一种实证性研究。由于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中的典型化事实,也依赖时间序列的不同趋势分解方式(Fabio,1998),因此在本文的分析当中,我们也使用了几种不同的趋势分解方式,以便增加典型化事实的稳健性。在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进行趋势分解和非对称性检验的同时,我们还大量计算了一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周期成分与实际GDP序列周期成分之间的关系,并且针对季节增长率和同比增长率进行了分别计算,这些是描述经济周期的两种主要指标方式。通过对周期成分之间的相关性和非对称性检验,我们得到了关于经济运行特征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重要结论。例如可以检验经济波动中需求和供给对经济波动的驱动作用,检验累积非对称性的形成原因,这是分析中国经济周期驱动因素的重要方法。另外,我们通过这个非对称性的比较以及时间序列周期成分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我们还可以判断各种指标的周期方向性(顺周期和反周期),对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作用时滞给出统计描述和计量检验上的判断。这样可以判断它们的顺周期(反周期)性质和相对强度,对于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过程中的经济政策作用强度和方向给出明确的指示。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给出描述和检验非对称性的统计模型和方法,并且简单介绍时间序列趋势分解的一些方式。在第三部分将给出各种检验统计量和检验结果。在第四部分介绍经济周期非对称性和本轮经济周期拖长尾部的各种经济含义和相关的经济政策作用,并给出本文主要结论。
二、时间序列的非对称性和趋势分解
由于经济周期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围绕着趋势水平的随机或者非随机偏离形成的,因此描述经济周期必须将时间变量的趋势成分分离出来,然后分析剩余的周期成分的统计行为,因此下面我们考察的均是时间变量序列的周期成分。
1·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目前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非对称性有两种,即偏移型非对称性和深度型非对称性。由这两种非对称性也可以组合形成其他形式的非对称性。正常的对称性周期如所示,这样的周期沿着均值线进行反折后是重合的。如果一个经济周期的扩张期和收缩期的深度基本相同,但是扩张期和收缩期的延续长度不同,这样的经济周期被称为陡峭型周期。如果周期当中的张期比收缩期过程繁荣昌盛,而且收缩期下降程度要比扩张期上升程度更为陡峭,这样的非对称性被称为缓升陡降型非对称性周期,如(b)所示。如果一个周期当中的收缩期要比扩张期更为长一些,即周期的上升期比较陡峭,则称之为陡升缓降型非对称周期,如(c)所示。如果一个周期沿着平均水平线反折后的峰顶仍然低于周期的谷底水平,这样的周期被称为深度收缩型周期,由(d)所示。如果折后的峰顶普遍高于周期对应的谷底水平,则称其为深度扩张型周期。在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当中,经常出现的非对称性类型是缓升陡降型和深度收缩型的非对称性(Hess和Iwata,1997),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检验发现,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波动当中频繁出现的是陡升缓降型和深度扩张型类型的非对称性,这可能由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和各种体制因素形成的。
除了上述单纯的陡峭型和深度型的非对称性,如果在一个经济周期过程中,收缩期比扩张期具有更大的深度,同时收缩期比扩张期持久,这样就体现出一种陡升型和深度型混合的非对称性,如(e)所示。这种类型的经济周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出现过,但目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主要以陡升缓降和深度扩张的混合型为主。对于经济波动的非对称性,可以证明使用通常高斯-马尔可夫假定条件下的线性时间序列方法是无法检验的,因为如果假设一个平稳时间序列yt满足下述ARMA模型:A(L)yt=B(L)εt,其中A(L)和B(L)分别是有限阶的滞后算子多项式,则可以得到周期变量相对于随机扰动的反应函数是:yt=A(L)-1B(L)εt,如果假设扰动序列εt是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序列的话,那么由它的线性组合得到的yt便也具有对称分布。因此描述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要么假设随机扰动当中存在序列相关,要么采用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为了构造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Hess(1997)直接将刻画衰退程度的解释变量引入到ARMA模型当中,从而通过结构方程解释波动过程当中的非对称性。在本文当中,我们采用更为直观的偏移度检验,这样可以直接检验时间变量序列当中出现的非对称性。为了检验非对称性,我们构造时间序列的偏移统计量。对于缓升陡降型非对称性,由于处于均值或者趋势曲线下面的样本数量要比处于其上面的样本数量少,因此计算出来的偏移度是负的。与此对应,如果非对称性是陡升缓降型的,那么计算出来的偏移度则是正的。
2·时间序列的趋势分解由于我们要检验时间序列当中的非对称性,因此采用的趋势分解方式需要满足一些要求。首先分解方式本身不应该在分解过程当中引入附加的伪非对称性,其次要求检验统计量具有可以采用的标准分布,再次采用的分解方式要有比较直观的解释。为此,本文当中主要采用下述三种趋势分解方法。
在本文的检验当中,我们主要使用和比较后两种分解方式,同时对比相应分解之下结论的稳健性,差分分解方法主要应用于价格水平的分解当中。需要注意的是,H—P滤波等分解没有区分各种周期不同的周期成分,近来开始普遍使用的一种趋势分解方式是BandPass滤波方法(Lawrence和Terry,1999),这是在时间序列频域中进行分解的方式,主要的优点是可以针对不同周期长度的周期成分进行趋势分解。由于中国经济中统计数据的样本容量较小,本文处理累积数据时暂时没有使用这种方法。另外,也是由于数据样本容量较小的原因,我们也没有使用著名的B-N分解方式(Beverage和Nelson,1981),本文研究可以通过扩展使用趋势分离方法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和推广。本文主要采用的H-P滤波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线性滤波方式。使用线性滤波具有明显的优点,即在分解当中不会引入伪非对称性,因为线性滤波应用到对称序列以后,将仍然得到对称序列。因此线性滤波不会将原来对称的序列经过滤波以后得到非对称性。对于时间趋势脱离,在时间的二次函数上我们尝试使用了非线性的趋势脱离,但是我们发现,非对称和相关性对于趋势分解方式来说,虽然体现在数值上非常灵敏,但是在定性结论上还是基本稳健的。
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非对称性和周期成分相关性的检验结果
为了给出中国经济波动中存在非对称性的一个直观的说明,我们首先在H-P滤波方式下,分别作出了一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趋势图。(a)是1953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轨迹,其中点划线表示H-P滤波线,体现了经济增长过程当中的趋势水平(趋势曲线是否表示自然率水平,还存在着广泛的争论,但是确实可以作为一种参考)。柱形图表示当期经济增长速度同趋势水平的偏离,是经济增长的损失或者超出,也是下面将要分析的一种重要周期成分。从图中可以看出,柱形图的高度出现了明显的收敛趋势,这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于稳定的明显迹象,也是我们将要检验的拖长尾部。(b)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季度数据的自然对数值①(当年价格,加以季节调整)。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波动从1995年第二季度开始出现了小幅度的对称波动,这是经济处于软着陆之后调整期间的一种特定现象。(c)主要表明的是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加以季节调整)的周期成分图,清楚地可以看出从1998年到2000年投资出现了深度型的波动,这是近年来投资较大波动的体现。(d)表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周期成分,其典型特征是出现了周期较长的并且近似对称的周期类型,这是消费需求比较稳定导致的,即表明消费需求对于政策调整的滞后期比较长。(e)表示进出口总额的波动情形,显然从2000年的一季度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开始出现了强劲反弹的迹象。(f)显示的是实际M2的变化情形,从中可以看出,从1999年二季度至今,货币供给已经开始处于一个紧缩过程当中,这是实行稳健性货币政策的直接体现。
表示政府财政支出情况,可以看出从1996年开始,财政政策幅度再次逐渐加剧,而且形成的周期深度越来越明显,这是积极财政政策诱致的加速周期形式。(h)表示近年来价格水平的周期轨迹,从图中可知,困扰人们已久的通货紧缩,已经从1999年二季度出现了缓解的迹象,但是需要引起充分重视的是,中国价格水平的波动都是大周期的,而且收缩的幅度远低于扩张的幅度,因此根据这样的经验,这轮价格回升可能将是一个较长过程,对于是否出现新的通胀,需要加以研究和警惕。上面只是根据周期波动图形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时间序列的基本特征,下面我们对于一些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的非对称性进行检验,并且计算各种趋势水平之间的各期超前和滞后关系的相关性,得到下述表1和表2的统计结果。表中第一行表示利用H-P滤波的结果,第二行表示时间趋势脱离的结果。为了进一步揭示各种变量序列周期性之间的关系,我们继续对变量的同比增长率进行了周期性分解,得到了下面的表3和表4,其中表4当中对于M2使用了差分趋势脱离方法。同比增长率是比较经济周期特征的一种主要经济指标,我们计算得到的主要结论同顺序增长率的情形是基本相同的,这从统计指标的角度进一步增加推断的稳健性。
需要注意到,我们得到的统计结果同一些其他国家的经验结果之间具有两点明显区别。首先,我们计算得到的宏观经济变量各期相关性系数的数值,显然要比美国等类似序列的相关性要小(见Stock和Watson,1998)。其次,我们得到的对称性检验的统计显著性却明显增强,(见Daniel,1993),基本上都能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对称性的原假设。上述这两点统计结论,固然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但是还需要进一步通过经济理论模型加以描述和说明。
四、非对称性和拖长尾部的主要成因和结论
通过对于上述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周期成分的非对称性检验,以及经济波动之间相关性的典型化事实描述,我们可以得到下述基本结论和经济政策启示。关于实际GDP周期非对称性出现的原因,一般有几种理论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可能出现了在工资、价格等名义变量上的非对称性调整,即在经济的收缩期出现了一些反周期的名义粘性,这一点在本文的研究当中无法体现,因为我们没有检验出价格水平当中存在的显著非对称性。第二个解释是出现了货币的非对称性需求和供给,即在经济的扩张期,货币需求扩大时,货币供给出现了相对紧张,但是在经济收缩期,即使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供给仍然偏紧。非对称的货币供给在对称性的传导过程当中对实际产出便形成了非对称作用。这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在实际M2和名义M2的非对称性类型上得到检验结果的证实。第三个方面原因是出现了经济政策上的顺周期调控,本文主要体现为积极财政政策的灵敏性和有效性。第四个方面是经济需求方面影响的原因。刘树成(2000)给出了一个从投资需求方面解释中国经济周期非对称性十分重要的解释,即由于财政主导型的投资方式和资金预算等软约束的存在,使得银行资金和企业投资需求在经济的扩张期和收缩期出现了显著的非对称性,这样的论断无论是从货币供给还是实际投资,都在本文的检验当中得到了验证。除此以外,消费需求和进出口等存在的非对称性也是实际GDP出现非对称性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因素是直接累加在实际GDP当中的。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国民经济整体规模的日益扩大,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也明显加强,经济周期当中拖长高位尾部的出现,是因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行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显著效果。从周期成分之间的相关性来看,货币供给名义水平之间和实际水平之间的统计检验结果基本相同,这说明即使在零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情形下,都没有出现古典两分法的情形,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已经将其作用传导到经济的实际部门当中,政策有效性得到了充分体现。从周期成分之间的相关性来看,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财政支出同实际GDP的相关性在同期达到其作用的最大值0·321,并且在一年之后体现出另一个相关的高峰,这是我国财政支出形成实际作用的大致时滞。财政支出对实际产出作用的敏感性,使得积极财政政策成为了有效宏观调控的基础。由此可以认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仍然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同步或者先行指数用于经济形势预测和分析。与此不同,货币供给对实际GDP周期波动的影响具有大约一个季度的滞后性,达到0·224(线性趋势分离方式下为0·373),并且滞后的正相关性仍然继续持续,大约经过一年以后,再一次形成一个相关的高峰,这说明此时货币流通速度有所加快,并且形成了一定的乘数效应。从作用强度和时滞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基本相同,这同我国中央银行承担了一定的财政职能密切相关的,这就是中央银行担当的“准财政”角色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必须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形成的非对称性形式是“一紧一松”,其非对称性表现为一个是“缓升陡降”,另一个是“陡升缓降”,并且都具有扩张性深度型。我们认为,如何使得货币供给也具有与实际GDP相同的非对称性形式,是缓解和消除通货紧缩的重要途径,因此何时和如何改变货币供给的“缓升陡降”,已经成为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政策组合问题。
当前的前景非常不明朗,风险依然偏于下行。一个主要的担心是,政策可能不足以阻止金融状况恶化与经济疲弱之间的负面反馈,特别是在对政策行动的公共支持有限的情况下。主要的传导渠道包括,公司和住户违约增加,使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金融资产负债表遭受更大损失,并且,新的系统性事件使恢复信誉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
即使在危机结束后,将有一段困难的过渡期,产出增长将显著低于近期的增长率。将需降低金融杠杆率,这意味着相比最近年份,信贷增长将更低,融资将更加不足,特别是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此外,在一些先进经济体,当人口老龄化加速时,还需削减大规模财政赤字。另外,在主要先进经济体,住户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继续重新积累储蓄。所有这些都将对中期的实际和潜在增长造成影响。
这一困难和不明朗的前景要求在金融和宏观经济政策领域采取有力行动。过去的金融危机表明,拖延处理根本问题意味着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将更长,成本将更高,无论是按纳税人资金还是经济活动衡量。支持贸易和金融伙伴的举措(包括财政刺激和对国际资金流动的官方支持)将有助于支持全球需求,给各方都带来好处。相反,采取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对各方的损害很大,上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政策的经历是一个清楚的警示。
金融危机从先进经济体猛烈迅速地蔓延到新兴经济体,金融联系是主要的传播渠道。
鉴于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巨额融资的先进经济体银行面临资不抵债问题,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下降可能将旷日持久。
先进和新兴经济体需作出协调一致的政策反应,因为单是减少个别国家的脆弱性,不能让新兴经济体免受主要先进经济体严重金融危机的影响。
新兴经济体压力陡增
在过去,金融危机从先进经济体猛烈迅速地蔓延到新兴经济体。与此相符,在2008年第3季度,先进经济体经历的前所未有的金融压力对新兴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第4季度,所有新兴地区金融体系各领域经历的金融压力均上升,平均而言,程度超过亚洲危机。
金融危机传播的程度与先进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金融联系的深度有关,尤其是通过银行贷款。平均而言,新兴经济体压力的变动几乎与先进经济体呈一对一的关系,但在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有关压力协动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与先进经济体的金融(即银行、证券和外国直接投资)联系越深,传播金融危机的程度越高。在最近的危机中,银行贷款联系似乎是传播危机的主要驱动力量。(见图1)
银行贷款方面与西欧国家间的密切联系是新兴欧洲国家发生严重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银行在新兴经济体贷款流入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截至2007年年底,它们在新兴经济体的资产相当于先进经济体GDP的10%,相比之下,加拿大、日本和美国银行合在一起占GDP的2.5%。对新兴欧洲的债权相对其GDP(目的地GDP)的比例在所有新兴地区中居首。
证据显示,银行在此次危机中起关键作用,可能意味着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的下降将旷日持久。先进经济体以往发生的系统性银行危机(20世纪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银行业危机)的证据表明,资本流动下降规模往往相当大,并延续较长时间。鉴于新兴欧洲经济体大规模的风险暴露,它们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见图2)
先进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需作出协调一致的政策反应,以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升级和蔓延。单是减少个别国家的脆弱性不能让新兴经济体免受主要先进经济体严重金融危机的影响。在金融危机期间,较强的经常账户和财政状况并无助于缓解来自先进经济体的金融压力传播。然而,它们可能有助于抑制对兴经济体实际部门的影响,并有助于在金融压力减轻后恢复金融稳定和外国资本流入。
伴随金融危机的衰退通常很严重,从此类衰退中复苏一般较为缓慢。如果此类衰退是全球同步的,那么它们往往持续时间更长,衰退之后的复苏也更疲弱。
反周期政策在结束衰退和强化复苏方面会起到帮助作用。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似乎尤为有效。货币政策可以帮助缩短此类衰退,但不如平时有效。
当前的衰退可能会异常漫长和严重,且复苏缓慢。然而,强有力的反周期政策行动,配合恢复对金融部门信心的行动,可能会改善复苏前景。
全球同步长期衰退
通常来看,衰退时间短、复苏强劲。一次典型衰退的持续时间约为1年,而扩张往往持续5年以上。从衰退中复苏的力度较强,这是由于出现反弹效应的缘故。先进经济体的衰退和扩张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衰退频率降低,程度更温和,而扩张则变得更持久。(见图3)
但是,在衰退和复苏期间,不同的冲击伴随不同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动态。特别是,伴随金融危机的衰退通常程度严重、时间长。金融危机往往发生在贷款迅速扩张以及资产价格强劲上涨阶段之后。从这些衰退中复苏通常受到疲弱的私人需求和信贷的制约,这部分反映了住户试图通过提高储蓄率来恢复资产负债表。复苏往往受到汇率贬值和单位成本下降之后的净贸易改善的带动。
全球同步衰退比其他衰退的时间更长、更严重。除目前衰退之外,自1960年以来,样本21 个先进经济体中有10个或以上先进经济体同时发生衰退的情况有三次:1975年、1980年和1992年。同步衰退的持续时间平均为典型衰退持续时间的近一倍半。由于外部需求疲弱,特别是如果美国也陷入衰退的话,复苏往往较为缓慢:在1975年和1980年衰退期间,美国进口急剧减少造成世界贸易大幅度收缩。(见图4)
这一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同时伴随全球同步下滑可能导致异常严重和长期的衰退。从历史上看,这种情况较为罕见,因此,在做出推断时应谨慎。然而,目前的经济下滑高度同步并伴随严重金融危机这一事实表明,此次衰退可能是长期的,复苏力度更弱。
宏观经济政策在降低衰退严重性和推进复苏方面可以发挥有价值的作用。货币政策通常在结束衰退和强化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在金融危机期间,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财政政策在这些阶段似乎可以起到更可靠的帮助作用,这与经济行为人面临更紧张的流动性制约时,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有效作用的证据一致。财政刺激也同样伴随更强劲的复苏;然而,人们发现,对于那些具有较高公共债务水平的经济体来说,财政政策对复苏力度的影响较小。(见图5)
■政策聚焦
系统性风险积累
增加中期政策挑战
导致当前危机的市场失灵的根源在于长期高增长、低实际利率和低波动性所孕育的乐观态度,同时还有政策的失败。金融监管没有能力克服风险的集中和金融创新繁荣背后的有缺陷的奖惩因素。宏观经济政策没有考虑到金融体系和住房市场当中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这给决策者们带来了重要的中期挑战。
现在的任务是扩大监管范围,使其更为灵活,以覆盖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此外,有必要制定一个宏观审慎方法来进行监管,其中将包括减少顺周期效应的报酬结构、稳固的市场结算安排、顾及低流动性证券的会计规则、旨在促进市场纪律的关于风险性质和风险位置的透明做法以及更好的系统流动性管理。
中央银行还应该采取更广泛的宏观审慎视角,充分注意金融稳定和价格稳定,为此考虑到资产价格变动、信贷繁荣、杠杆程度和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财政政策制定者们还需要削减赤字,并使公共债务进入可持续的轨道。需要以更好的早期预警系统和更为公开的关于风险的沟通为基础,加强国际政策协调与合作。
对于金融政策而言,合作特别紧迫,原因是国内行动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的溢出效应。与此同时,通过迅速完成多哈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将恢复全球增长前景,而双边和多边来源提供的强有力支持,包括基金组织提供的支持,可以有助于限制金融危机在很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造成的有害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实施可持续性
财政扩张刺激方案
鉴于经济下滑的程度和货币政策的效力所受限制,财政政策必须在向全球经济提供短期刺激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经验显示,财政政策在缩短金融危机造成的衰退方面特别有效。然而,如果进行的努力损害可信度,提供财政支持的空间将受到限制。因此,政府面临着困难的权衡,既要奉行短期扩张性政策,又要使人们对中期前景感到放心。一旦复苏稳定地走上轨道,需要巩固财政,可以通过强有力的中期财政框架来为此提供帮助。
然而,不应过早地巩固财政。虽然政府在2009年采取了行动来提供大量的刺激,但现在很明显,在2010年至少需要维持,甚或增加这样的努力,那些有财政空间的国家应时刻准备在必要时采取新的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复苏。应该尽量为此开展共同努力,这是因为,单个国家所采取措施的部分影响将传到其他国家,使全球经济受益。
我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断推进小微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将其作为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小微企业财政支持体系、融资担保体系和辅助服务体系，使小微企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崔庆梅（2014）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提出了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担保的建议。胡逢源（2015）针对实践中的问题提出了促使小微企业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财政部财科所（2015）从财政、税收、金融等宏观层面对全面完善我国小微企业发展的支持政策提出了建议。但是，我国农业小微企业由于起点低、基础差，财政政策的覆盖面不够，在成长和发展历程中存在很多难题，特别是在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市场失灵以及政策层面缺乏针对性扶持，给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阻碍。因此，政府有必要针对农业小微企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实现农业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理论依据
（一）国家财政政策的功能问题分析
由于财政政策公共利益的价值属性，要求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和社会再分配三个方面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功能指政府通过制订政策和法律等资源运作规则，提供特定的物品和服务，合理引导资源的流动和配置，达到最佳的公共利益。市场必须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然而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并不能通过价格有效反映出来，很难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市场内生缺陷也会影响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难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因此，为了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就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来改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佳的配置效率。财政经济稳定职能是指根据实际经济状况实行不同的财政政策来协调和保证经济稳定的，可以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市场经济中，市场自发调节难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会造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些波动会对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一定影响，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职能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促进社会的稳定，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社会再分配职能是指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税收来调整收入分配。由于市场存在外在缺陷，即存在不公平的现象，这种不公平现象会对公共利益造成很大影响，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很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这就需要政府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的职能。
（二）基于国家财政政策功能视角的理论依据分析
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经济稳定、社会再分配三种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资源配置方面：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自由竞争的市场常常会导致垄断的出现，垄断又会阻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市场难以发挥作用。我国绝大多数农业小微企业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较弱，与大企业竞争过程中常处于不平等和劣势地位；另一方面，财务管理体制不健全、信息的披露与获取制度不完善，也是农业小微企业的明显特点，因此农业小微企业在金融市场上信用评级较低，融资能力明显低于大企业。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在遵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围绕农业小微企业发展需求来高效合理地配置资源，维护市场公平与效率。经济稳定方面：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难以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小微企业提供了占主体地位的社会消费品，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因此，熨平经济波动就需要财政政策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对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进行支持和引导。社会收入再分配方面：由于市场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容易造成收入的两极分化。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或加大对低收入者直接财政支出来实现收入再分配，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三、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方式和途径
（一）国家财政政策的类型和工具
1.国家财政政策的类型。国家财政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政府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措施。”常见的有两种不同的划分依据对财政政策进行区分。一种分类方法是根据对国民经济总量调节时发挥的不同作用分成扩张性、中性、紧缩性财政政策；另外一种分类是按照其对国家宏观经济所产生的作用不同，划分成自动稳定的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当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时，政府会根据不同的供求情况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当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减少财政收入的同时扩大财政支出。否则政府会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减小财政支出，从而使供求处于平衡状态。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一系列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政策来发挥财政政策内在的调节功能，对经济变动情况快速自发的做出反应，无需依靠外力。与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相反，相机抉择可根据功能不同细分为汲水性和补偿性财政政策，需要依靠外力的帮助才能调节经济发展。当经济出现波动时，采用汲水性财政，是在经济本身具有自发恢复力前提下，通过公共投资诱导经济景气复苏，吸引民间投资的缺期财政政策。当需要对现实的经济状况进行反向调节时，常采用补偿性政策来稳定经济波动。经济过热膨胀时，政府增收减支；经济萧条紧缩时，政府减收增支。在实际应用中，政府通过考虑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习俗因素来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经济因素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实现财政政策的三大功能的经济手段，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失业现象、收入两极分化等问题，自然习俗因素主要是指本国的特有的自然习俗情况。
2.国家财政政策工具的选择。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保证财政政策相应功能和目标的实现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财政政策主要包括预算、政府购买、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政府发行的国债等。预算是最基本的财政政策手段。预算通过直接和间接调整预算支出结构、数量，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以及市场的供给、产业结构，使预算支出倾向社会公平领域，对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最终实现对资源配置、稳定发展和资源再分配的作用。政府购买是政府作为购买方和支付者，通过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或服务，从而增加了社会需求。当财政资金以无偿的形式进行单向支付时，称之为财政转移支付。其作用在于：一是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调节社会总供求关系。在经济蓬勃发展时，为了缓解消费需求膨胀的压力，减少财政支出；在经济处于衰退期时，为了刺激消费需求，增加财政支出。二是调节收入再分配。政府将税收收入无偿转移给收入较低的入，来缩小国民收入的差距。三是以间接的方式调节经济结构。当需要增加产量时，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差额来间接降低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当需要刺激对某种产品的社会总需求时，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消费者来减少消费者的实际支出。税收是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它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税收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形式特征。国家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来调节市场主体行为和优化资源配置。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收入实现资金从私人部门流入到政府部门手中；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变动征税对象、税率来调节总供求的平衡关系，间接进行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从而对现存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国债指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以国家信用为背书所发行的一种债权债务凭证。政府通过设置不同的公债数量、利率、偿还期限等条款并且将其在市场上发售来获取资金，以此来改变市场上的货币供给数量；公债资金的运用，是政府将集中起来的公债收入，通过财政支出的形式进行再分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间接的改变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在实际对财政工具进行选择时，需要具体考虑当前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承受的压力等相关因素，根据预期实现的目标来选择最合适的某种财政工具或者财政工具系列组合。
（二）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方式选择
财政政策作为一种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式，可以通过改变财政收支结构的方式对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起支持作用。财政支出政策包括优惠贷款、财政补贴等。优惠贷款政策在国外比较常见，是政府专门为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制定的政策，表现为设立专门的金融机构或专项贷款来为农业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财政补贴是指国家为了扶持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补贴农业小微企业的贷款利息。主要对符合以下两种情况的贷款进行财政补贴：一种补贴情况是对符合特定条件的农业小微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使农业小微企业能够在较长时间内获得稳定的融资收入，保障农业小微企业的长期发展。例如为了鼓励农业小微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来提高农业小微企业的研发水平。还有一种补贴情况是补贴农业小微企业贷款利息与市场平均贷款利息的差额部分，降低农业小微企业由于在贷款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导致的高出市场平均水平的贷款利息，缓解农业小微企业的贷款成本压力。除了上述列举的财政支出政策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财政收入政策来改变农业小微企业的征税科目和税率，调整农业小微企业的税收结构，缓解农业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具体包括以下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调整税率，降低应纳税额，从而实现对农业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涉及到的具体税目可以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等，这种方式可以从根本上减轻农业小微企业的负担。第二种方式是延长缴款期限。这种方式从本质上来讲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金额并没有影响，影响的只是收款时间，等同于政府向农业小微企业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给予了农业小微企业更宽松的还款期限，缓解了农业小微企业的经济负担，而对政府来说则相当于损失了一部分利息收入。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对农业小微企业的某些应税项目进行税收减免，从最基本的源头上降低农业小微企业的应纳税金，例如符合相关条件的农业小微企业具有关税和所得税的豁免权等。第四种方式是通过税收返还、出口退税等政策间接降低农业小微企业的应纳税额，目的是为农业小微企业发展某些特定的经济活动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增强农业小微企业的竞争优势。例如为鼓励农业小微企业将利润进行再投资，对农业小微企业再投资部分缴纳的税款进行退税处理。第五种方式是通过加速折旧来延迟纳税，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增加当期折旧费用来减少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相当于政府提供给农业小微企业一笔短期的无息贷款，企业获得了延迟纳税的机会。除以上列出的财政对农业小微企业支持的方式外，还存在其它支持农业小微企业的方式。例如，通过清理政府收费中不合理的收费，减轻农业小微企业收费负担，从而支持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