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6 10:11: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考古学常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阐释性呈现；考古电视新闻报道；价值解析
作者简介：张殿元，男，新闻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副研究员（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G2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73-05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展和创造。我们的先祖们曾经创造了璀璨的文明，它对于今天和未来中国的发展而言，意义重大。但正像培根所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在考古知识的多种传播途径中，电视媒体成为最受公众欢迎、接收考古知识和信息最多的渠道。近年来，文物考古方面的新闻报道颇为引人关注，2000年至今，就有十多场考古类电视新闻直播和数百项考古新闻报道。然而在越来越热的考古报道背后，考古工作者对电视媒介的认识和电视工作者对考古项目的了解都还非常不足，一些好的考古项目苦于找不到出口，没有好的宣传和普及。一些被重点宣传的考古项目，因受到报道者对考古项目了解的局限，没有做到最充分的解读和表达。如何借助电视媒体报道考古项目、传播考古知识，不仅是考古工作者也是电视新闻人迫切需要的，更是受众所期待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就已提出“公众考古学”这一概念，旨在将考古学大众化，使大众理解、支持、参与考古和遗产保护活动，并做出了相应的尝试，比如建街边博物馆，文物修复透明化，创办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期刊等。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也有如《故宫》、《中国博物馆》等精品，但更多的是像《鉴宝》这样的节目，娱乐性尚可，但严重缺乏内涵。如何借助电视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广播电视艺术学、传播学和考古学的架构中，思考考古学大众化的问题，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普及和提高：电视新闻报道对考古大众化的价值呈现
电视出现之前人们对考古的了解主要通过对纸质媒体的阅读以及民间的口耳传播获得的，这种信息的传达由于受到人们文化素养和媒介自身的局限，在考古大众化的过程中影响仅限于少部分人当中。电视的出现是传媒史上的重大事件，多种传播符号的聚合让最大多数人卷入到了电视传播构成的世界里，即便是像考古这样并非所有人都感兴趣的节目也在电视的放大效应下不断走进千家万户。经过多年的节目设计，特别是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需要的提高，包括考古节目在内的文化类传媒产品成了各电视机构开发的热点。
当下电视对考古学及考古活动的传播从题材上看包括三种类型，一类是传播国家有关考古方面的重大研究项目，如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在这些科学研究项目中考古发掘工作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观众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非常关心，这让考古类节目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多次播放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片子，收视率很高；第二类是新闻媒体如中央电视台和省市级电视台，经常播发各地考古发掘的收获，甚至搞考古工地现场直播。如北京老山汉墓的发掘，河南林州东周墓的发掘，湖北枣阳战国墓的发掘，江苏泗阳汉墓的发掘，还有水下考古的报道等等；第三类是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的报道。大的诸如长江三峡工地、黄河小浪底水库工地、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小的如老城区改造等。由于这些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古物发现和发掘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有的就发生在现实生活里，因此在民间的影响也非常大。
近年来出现的比较多的有关考古发现的新闻报道和相关的专题节目，在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华古老文明的关注度的同时，也对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发掘的报道，文物单位直接同基建部门、老百姓打交道，利用考古发掘现场讲解文物知识和公民的行为规范，进行文物保护宣传，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此外，电视机构的大量考古信息的传播，也直接影响了老百姓对文物的价值判断，并提高了文物保护的意识，强化了文物是国家民族公共财产的心理，改变了处理文物的态度，最后让大家共同行动起来保护历史文物。文物保护宣传抑或电视新闻的考古报道，专业性强，而我们面对的主要宣传对象是基层的百姓，知识鸿沟以及兴趣上的障碍很明显。电视媒体应该通过什么样的传播手段才能更好地影响人、教育人，如何将文物保护的宣传民生化，在贴近性、趣味性和故事性上下功夫，是电视媒体在进行考古报道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好看和时效：电视新闻报道与考古大众化的价值错位
考古报道热产生的客观效果是积极的，但考古学和电视新闻报道的特点，也决定了电视新闻报道和考古工作之间存在一些较难处理的问题：电视首先要好看，考古的判断关键是价值，好看的未必有价值，而有价值的常常又不好看；新闻传播要求快，再重大的考古项目错过了宣传的时机就不再是新闻；考古研究要求严谨，新发现之初，往往不希望新闻报道，因为在大多数考古学者的意识中，考古是个相对封闭的过程，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学者潜心去努力，只有尽可能摒弃杂念，才会从考古第一手的资料中读懂或者接受比较完整的古代信息，更何况轻易下结论有出错的风险。具体而言，目前中国电视考古报道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电视作为一种理解模式无法深入解析考古活动
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典型的实证科学，它的诞生是以实证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关于远古神话、传说的想象和思辨加以匡正的结果。相对于考古挖掘的器物而言，对考古器物的解析更重要。对考古发现的理解模式是多元的，相对的，可选择的，但并非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好的理解模式能够把更多的考古证据联系在一起，更深入、更广泛地解释人的社会活动过程。考古学理论的进步不仅表现在证据的积累，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理解模式，把尽可能多的已知证据联系起来，对已知的和未知的过去事件，提出更有说服力、覆盖范围更为普遍的解释。
理解模式有许多种，如考古学、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等等，新闻传媒既可以再现这些理解模式，同时也是对考古的一种新的理解模式，但这种理解模式容易重蹈“镜像论”的误区。电视对考古的报道严格遵循真实性的原则，力求原汁原味地呈现考古活动的全过程，这种记录性质的报道体现出来的文化进化的主要证据，是考古器物及其制作工艺技术的改良和进步，但这些证据充其量只是证明了物质文化的进步，在社会组织、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信仰体系等“观念文化”的层面，史前时代是否比以后的时代更简单、更低级、更落后，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解释文化遗物的更科学的理解模式，而不是文化遗物本身。
考古报道的复杂性体现在通过器物思考史前人们的思维方式，而史前人的思维并不是简单地对包括器物在内的物质世界的反映，这是其一；其二是史学家对考古发现的思考，也是结合了自己的史学理论能动化地解释眼前的器物及其所代表的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电视在报道考古发现的时候，往往找个别的专家和学者就自己的研究来向大众讲解发掘的器物所代表的古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有一定的片面性；其三，不管有多少机位，电视对考古挖掘的再现都是有选择的，这种用镜头对考古事件所做的选择性报道，无法还原考古事件的本来面目，演播室的专家更无法依次来完整解析古人的思想观念等深层的内容。
（二）考古电视新闻报道无法反映“过程考古学”的实质
面对考古发掘出来的遗物，即使我们知道了它们的文化特征和类型，也常有“见物不见人”的感慨，要真正做到“透物见人”，就必须借助考古学以外的学科的知识，赋予考古遗物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这样它们就不再只是物质文化的载体，而且与上古史记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等事件相对应，重现史前各部落集团的生活和历史。而电视的考古新闻报道多半都是以少于2分钟的短消息的形式出现的，记者将复杂的考古活动用10几个镜头记录并报道出来，观众只是通过这些镜头了解了一个简单的新闻事件，那些硬邦邦的器物所代表的也只是一段已经“死去”的历史，有关那段历史的丰富意义无法在大众的眼中呈现。
“新考古学”强调研究人类活动的过程，也被称为“过程考古学”。它通过考察各地、各种族活动的自然和社会过程，做出跨文化的概括。对考古证据的科学解释更加重视文化遗物的社会意义，一件文化器物不是孤零零的客观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模式中的人的生活的一个片段，社会模式把一个个片段联系在一起，使它们重现过去人类活动的过程，使文化遗物所携带的信息得到完全的解读。而串联起一个个片段的社会模式无法从简单的一次考古活动中概括出来，需要一个超越时空的宏观观照，但考古新闻报道并不是基于考古学的原则生产出来的，它不会考虑不同时间和地点的考古发现的内在联系，这种零碎的考古新闻报道事实上割断了作为“过程的”考古学。
（三）考古电视新闻报道容易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
在普通大众的眼里，考古挖掘的报道不过是一个新闻事件而已，但在当地政府的眼里，考古挖掘特别是可能与历史名人扯上关系的考古挖掘就成了一件关涉到旅游和财政收入的大事件。这样的考古新闻报道事实上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场，相关的政府部门、有关的专家学者、科研机构、社会舆论都牵涉其中，进行有关历史名人归属的大辩论。新闻媒体本来是这一事件的旁观者和记录者，应该有自己对这一事件的价值判断，但是当事件本身成为一个社会议论的热点话题时，媒体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大肆进行报道炒作，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赚取广告收益，这时候的电视机构也便成了博弈的一方了。媒体的主动介入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出来发声，以至于事件越闹越大，作为事件的推波助澜的媒体最终让自己站在了事件的风口浪尖上，成为被利益集团利用的工具。2009年关于曹操墓的考古挖掘的新闻报道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009年12月27日，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联播》报道了河南安阳地区考古挖掘的“疑似曹操墓”。但当晚《新闻联播》与第二天CCTV-4的跟踪报道称，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会，专家宣布在河南安阳发现的西高穴墓地，其墓主人已经确认为曹操。毗邻安阳的河北邯郸，人所共知是曹操邺城所在，曹魏文化源远流长.却眼见着曹操墓现身河南，颇有些不平静，除了质疑河南方面外，也宣称曹操墓可能在邯郸一带。而曹操老家、安徽亳州据说也不排除开挖疑似曹操墓的曹氏宗族墓群的可能。严肃的考古成果，不期引来大讨论，掀起大波澜，着实让河南方面有些手忙脚乱。尤其糟糕的是，河南越强调此次考古的专业、科学和审慎，其遭遇的网络阻击就越强烈。2009年最后一天，河南方面组织文物专家集中答疑释惑，试图将口水仗平息在2009年。然而，事件的走向已不可控，网民乃至社会公众的疑问，并没有因为专家措辞简练的几条意见而消失。后来，国内某著名高校拟启动现代DNA基因调查技术，专辟科研课题，寻曹氏后人比对遗传信息，参与遗骨甄别，寻求新的信息支撑。在这场旋风中，一些利益集团包括少数专家学者不失时机地利用先验的“学养”信息优势，利用手中控制的不对称信息资源很“内行”地炒作自我，操弄话语权，成为眼球经济时代的名利双收者[1]。
此种情况下，受众与电视传媒或许反被舆论所牵引，成为睁眼瞎，不知不觉中为人作嫁而提供免费论坛和广告。事实上，面临复杂的事件，电视媒体只是秉持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原则还不够，有时还需多一份审慎的保留，要关注事态的发展变化，使新闻报道更具可操作性、调控性和纠偏性，把握舆论导向的主导权。否则，盲目抢位，向受众兜售本质上并不客观的新闻，必然损耗媒体的公信力。
三、阐释和责任：电视新闻报道对考古大众化的价值回归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众考古学开始成为考古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它的出现既是适应考古学大众化趋势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了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进入21世纪，公众考古学的发展更加迅猛，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日益强大，我国考古学的大众传播近年来也呈现出不断升温的趋势。现代传媒在促进考古学大众化的过程中虽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比如或多或少带有金钱化、庸俗化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大众，使大众对考古学的认识与猎奇、探险等联系起来，而没有真正认识到考古学的社会作用等等。虽然有CCTV的“探索”、“走进科学”、“国宝档案”等专业考古栏目的设置，在大众中享有较高的收视率，但作为普及范围最大的电视传媒领域，仍缺乏精品，大多数考古类的节目多流于形式而失去了节目的真正价值。要将公众考古学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仍需一段时间，但中国考古学家已开始凭着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迈出了公众考古学社会实践的步伐，相关科普类读物相继面世，考古学家也开始与传媒合作，而时下考古电视报道的策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
（一）超越电视考古报道的技术逻辑，解释比描述更重要
我们可以通过发掘文化遗物，来认识人类过去的历史。在史前时代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人类活动遗留在地下或洞穴里的器具或痕迹是我们现在唯一可知的证据。考古学在创立时的主要任务是寻找这些证据，重现史前时代的事件。通过考古证据的积累，可以对越来越大的范围和越来越长的时间中的原始文化做出越来越普遍的判断。随着技术的进步，考古挖掘和考古发现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少，现代的考古技术和仪器，让被发掘的遗物的数量不断增长。
但是，考古学的目标是对过去的事实和事件做出解释，而不单纯是对过去的描述。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迹、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考古学家要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探求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点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原始文化的要素，如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仪式活动、社会层次和价值系统等，需要通过对原始社会中的人的意识和行为模式的考察，才能被认识或理解。考古学发掘的文化遗物所携带的信息主要与物质文化相关，但这些无生命的物件不足以揭示原始人群的意识和行为模式。
电视在进行考古报道的时候，全方位记录的现场感是任何其他媒体都无法比拟的，但与纸质媒体相比，影像无法进行思辨和逻辑演绎，电视代表的是肯定文化，而纸媒代表的否定文化。当我们要对考古的过程做全面描述的时候，电视的优点就可以发挥作用了，但我们要对考古发现做进一步解释的时候，电视的缺点就表现出来了。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利用电视节目制作积累的经验和提供的平台，尽可能超越电视的技术限制，通过专家解读和电视深度报道的形式对考古发现做更精细深入的阐释。
（二）避免零散报道造成的历史隔断，利用考古新闻宣扬中华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融合，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自上古时代起，就生活着众多不同的部落，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这些部落之间的征战、联姻、合作，慢慢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完整格局。电视考古报道特别是那些篇幅较长的考古电视直播报道，应该在具体的某一地区的考古报道中，利用专家的讲解将这一地区的文化和其他地区的关联讲清楚，让广大的电视观众科学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不要让观众看了这些报道后，产生“非我族类，与我无关”的想法。
能够了解中华民族形成史的考古理论包括“上古三大集团”理论和“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学者徐旭生在分析先秦时期传说的史料基础上，得出结论：“我国古代的部落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这三个集团相遇以后，开始互相争斗，此后又和平共处，终结完全同化，才渐渐形成将来的汉族”[2]（P3-4）。苏秉琦根据中国各区域发现的史前遗址的器物的整理、分类和概括，把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分为六个区系：以燕山北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陕西、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太湖地区为中心的东南部，以洞庭湖地区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及以鄱阳湖到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系中的三个属于欧亚大陆文化圈，三个属于环太平洋文化圈[3]（P120，69）。这两个理论的结论是等值的，两者相互对应，相互参证。“上古三大集团”的理论使我们见到了不同类型文化遗物的属主，他们是一些部落集团。仰韶文化是华夏集团的创造，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属于东夷集团，而江浙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苗蛮集团的势力范围，龙山文化和后来的中原龙山是混合华夏和东夷文化的文化类型。考古学家严文明说，这六个文化区的关系好似“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个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它与古史传说中各个部落集团经常迁移、相互交往乃至发生战争的记述是相呼应的。”[4]（P258）
对考古发掘的器物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模式，如果是专家学者私下的个人研究，很难分出这些模式的高下优劣。但是，当这些考古的研究通过电视媒体被放大到观众面前时，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传媒呈现看成是精英考古学和大众考古学区别的话，那大众考古学理解模式的好坏就应该在通俗之外秉承文化传承和能否发挥教育功能的标准，前面的两大理论就是符合这种标准的理解模式。目前中国的电视考古报道还缺少这样的大局观，在以后的节目策划特别是直播节目找嘉宾学者时，应该遵循这样的选择标准。
（三）强化电视考古报道节目的文本意识，新闻生产要对历史负责
新闻人都知道一个常识，即今天的新闻将是50年后的历史，因此，新闻人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使命感，当新闻对现实的记录涉及考古之类的历史命题时，这种使命感就更强烈了。
我们知道，对于考古学而言，实物本身并不是经验，它们只有在被理解之后才能成为经验证据。文字证据与实物证据对于我们的经验有着同等重要性。但是，文字证据与实物证据这两种经验都不是独立于命题的，在此意义上，两者又都是“文本”。当今的“解释考古学”认为，考古发现的遗物和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文本”。文本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有意义，文本的语境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融合的“视域”。从“视域融合”的观点看，史前的遗物不仅是那时候人的思想活动的产物，而且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环境或“生活世界”的理解，他们的理解既是对过去的解释，也被他们之后的人们所解释。理解活动代代相传，每一时代的解释都不能离开相传至今的过去的解释，现在进行的解释也向未来开放。
在这个意义上，新闻报道的考古也是一种可供考古研究的文本。一方面，电视考古报道对考古挖掘过程进行全方位记录，强烈的现场感真实完整地呈现古人的生活场景，这些影像资料就是将来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文本。特别是那些超大型的古迹，无法挖掘出来在博物馆保存，研究者不便于经常光顾考古现场，电视记录的影像就成了重要的研究文本；另一方面，考古现场直播中专家的讲解和电视人查阅大量资料编辑制作的节目都是对考古发现的一种理解，这种对器物和历史的解读也必将被后人所再次或多次解读。同样是文本，前者是对古人生活的记录，要对历史负责；后者是今人对古人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对未来开放的，要对后人负责。
参考文献：
[1] 张君安，汪开海.论新闻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曹墓考古引发众声喧哗的启示[J].新闻前哨，2010，（4）.
[2] 徐旭生.中国上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教导青年们要长知识。长些什么知识呢？学自己的业务、学政治，这都是顶重要的，大家都已知道。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怎样把知识范围扩大一些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中小学学生的学习，那是范围很广的。又得学语文、又得学数学、又得学政治、史地、自然科学、外国语、音乐、美术、体育……那一样不学也不能让你毕业。为什么要学这么多？就因为你将来要专精一门，应该先懂得这些。因为你要做一个有教养的、能够独立判断问题独立求上进的人，应该懂得这些。不懂这些，在社会生活中间就没有够用的知识，对许多事物就会看不懂、解释不通。我们的中学校所以要给大家学这么许多门功课，是为了大家将来需要的知识范围有这么广，不是浪费。有些在机关工作的青年，想继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常问：该学些什么呢？当然在机关里工作上学习的内容不可能和在学校完全相同。必须特别钻研自己的业务，必须在机关规定的理论学习上特别多用些功。有些中学校的功课如物理化学等，是很困难自修的。但是，自己的知识范围是不是就必须牢牢地限制在自己手边的业务上呢？我想，只要行有余力，知识的范围还是可以稍扩大一些。这符合我们的学校教育青年的方针、同时，这样也才能够使自己专门的业务学习获得更巩固的基础。语文常识、政治常识、史地常识、自然常识，这是无论干什么工作的人也都应该懂得的。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罢，自己对普通常识有一定基础，也有专精的科目；可是，对社会生活中间不断发生的各门各类的新鲜事物，也还是应该有一定的知识，不论你是专精什么的。譬如：试验无痛分娩法成功，这是我国科学界学习苏联科学先进经验的一个重要成就，即使你是学文学的！你也应该大致知道这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是怎么一回事。譬如，今年全世界纪念四大文化名人，其中有我国的屈原，戏院里正在上演关于屈原的戏。即使你是学自然科学、学工业的，你也应该大致知道屈原这个人的作品在我国历史上的价值。如果人家一提这些，自己统统没听见说过，那怎么能叫做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呢？
有这样一些同志，觉得凡是与自己手边的业务没有直接关系的知识，都是没有用的知识。因此他们说：搞政治工作的人，懂自然科学知识有什么用？搞工业的，学历史有什么用？甚至有一个在花纱布公司工作的青年写了信来说：他觉得连学语文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他的工作只要会打算盘也就行了。有的我国留学苏联的学生，在苏联只是用功学功课，苏联同学约他们在课后去参观博物馆、展览会、看电影、看舞剧，他们都不想去，觉得没有用。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应当说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十分复杂的，这一部门与那
一部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部门的知识与那一部门的知识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孤立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把工人看成活的机器看成机器的附属品，他们只要工人懂得怎样操纵他那一部分机器，能给资本家生产利润，就行了。他们不需要也不愿意工人懂得更多的东西，尽力想把工人的知识压缩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可是我们决不应该甘于把自己放在那种地位。我们今天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力图扩大自己的眼界，力图了解自己的国家，了解自己所干的事业。我们的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知识是博大精深的，我们国家的文化生活是蒸蒸日上的，应该努力把自己培养得不愧为我们崭新的国家的主人。用日丹诺夫的话说，就是：“我们的人，应该是有教养的、思想崇高的、具有高度文化和高度道德要求与兴趣的人。”这样的人，决不会是自己故意把自己压缩在一个狭窄范围里的人。
搞政治的人学了自然科学没有用吗？就有这样的党委干部，要参加研究将来的都市建设计划，但是看了那些图表、统计、下水道计划后，感到千头万绪，不能一看就得到个明确印象，这时才觉得自己的数学没有学好真是很大的遗憾。搞工业的人学了历史没有用吗？在工业建设里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要懂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走的道路，就应该学联共（布）党史。在这时，外国史的知识就是不可缺的。考古学好像是用处极少的学问，可是，波列伏依的篇短小说“古象”就告诉我们：一群建设伏尔加——顿运河的工程人员在工地里发现了一只古象的骨骼，他们认出了这是古象，不是石头，而且懂得这东西对于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花了很大功夫把它掘出来，慎重地把它送到博物馆去。这件事生动地表现了苏联工人是怎样的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们的考古学知识就不能说是完全没用的。（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工作与很多知识都有关系，决不是要大家非去学考古学不可。）
当然，我们所学的知识对于自己的工作的用处大小，不是完全一样。有的是直接有用的，譬如学了工业科学知识去搞工业。数学、物理知识对于搞工业的，用处也可以算是直接的。另外有些知识对于工作的用处就是间接的，譬如刚才所举的学了外国史对于学苏联经济建设经验也有用之类。还有些知识对于本行工作的用处，则是间接又间接，一下子不容易看得出。但是这些知识仍然不是没有用的，譬如不论你搞工业、搞商业、当会计、当收发，你要完全没有历史知识，不用说别的，就连看戏都不能充分看懂。要是完全没有地理知识，就连看报都看不清。看戏、看报，这总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间必需的部分吧，总没有哪个工作人国认为白已的工作可以完全不看报。就中学校里所学的知识来说，还可能有些知识与自己本行工作连这样的联系也难以找出。这些知识有的是可以训练我们的思考能力的（譬如几何），有的是可以开扩我们的眼界，增大我们的知识范围的，有些是可以提高我们的思想感情，培养我们的道德品质的。它们能使我们知道世界和中国是什么模样，使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根据自己的了解去思考、去判断。不是只能依靠上级代替自己来分析判断才过得了日子。我们的社会生活宽广得很，什么问题碰不到！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上有用，但它们是有用的，问题就是不能一切都要立竿见影，马上学了马上见效。（当然有许多知识是立竿见影的，那是非学不可的。）多学一些，就好比我们储蓄，仓库里财富很多，在该用的时候就立刻可以拿出来用，非常富裕。要是库里东西少得很，现用现找，一定会感到困难。
目前我们有些青年同志，不但是对于那看起来对自己本行直接用处不大的知识，不愿意摸。甚至对于明明是用处很大关系很密切的东西，也都认为用处不大而丢在一边。自己只是紧紧地圈在眼前的最小的圈子里。我见过一位在大学里学音乐的青年，他觉得文学知识都是与自己的业务无关的，他只看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这两本小说，别的统统不知道。实际上，文学修养对于艺术家那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完全没有文学修养的人，怎么能成得了真正的艺术家呢？至于像刚才举的那个觉得学语文都无用的青年的看法，就更是错误得十分严重。我们应当说，只要是中国人，学语文都有用。这里并不因职业不同而有例外。无论干什么工作的人，他开条子、写信、看报、看书、答题、记录……哪一样可以离开语文？
知识的来源也是广阔的，决不只限于书本。看电影、看戏、游公园、参观展览会和博物馆、与人谈话……都是我们吸收知识的方法。只要我们爱知识、爱生活，对它们发生浓厚的兴趣，那自然在各种场合都可以学到东西，逐渐地充实自己。只要我们不对许多知识取排斥态度，不要常常说：“这是没用的，不要！这是和我没关系的，不要。”有些同志害怕工作学习已经很忙，把知识范同一扩大了，负担更重了，实在受不了。但是，像看电影、看戏、参观展览会、游公园，难道也算是负担吗？只要你不排斥它们就行了。就是一般的青年同志看小说，也不应算是什么负担。
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个基本精神。当然，知识范围要怎样扩大，还是要按不同的情况而有区别的。譬如，一个刚从初中出来的青年干部，他除了学习自己的业务之外，还能知道政治常识、知道重要时事、还能读一些目前最流行的描写英雄人物的小说，经常读一种杂志，这就算不错。如果他能再进而读一些关于自然科学的通俗读物例如伊林的作品，读一些关于社会科学的通俗读物，那就得承认他的知识范围已经相当广阔。可是，一个大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干部，或是一个参加工作年代较多的青年干部，他的知识就该更多些。
最后，必须说清楚，这里所说的扩大知识范围，它的前提是把自己的业务知识学好，把政治水平提高。如果一个学工的学生，自己系里的必修课都不及格，却去涉猎文艺作品、音乐、美术、到处去看戏看电影，那就是不能容许的现象。一个工人连自己的生产定额都完不成，单是积极参加业余活动，不论他在业余活动里学来多少知识，我们也不应该鼓励他。我们决不需要那门门都能说两句，实际上什么也干不成的“万能博士”。大家应该都成为脚踏实地的，有专长的人才。这些专才又不是对一般社会生活完全无知的眼光狭窄的人，而是前面所举的日丹诺夫所讲的那样有教养的人物。
——亚里士多德
殷商时期中叶，殷人在前人青铜铸造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令后世叹为观止的青铜文化；同时，亦是在前人创造的符号、文字、绘画等文化基础上，经过总结、发展后又创造出一个彪炳千秋的文化——甲骨文，开创了中国以文字载史的先河。
甲骨文作为华夏民族初期完善的文字系统(从字的结构看，传统的所谓“六书”构字法则已经具备了)，因其承载了大量的殷商社会的生活、文化、宗教等历史信息和汉字起源的诸多秘密，面世之初就受到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同时，其契刻流传的载体——有字的甲骨（甲骨文）已被誉为中国的国宝，被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大量收藏和研究。
甲骨文发现百余年来，在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下，已蔚然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且已呈显学之势。但是，由于没有发现如何契刻甲骨文的记载，因此，有关甲骨文契刻时的状态，困扰了甲骨学界数十年之久。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直至1972年，郭沫若先生通过对甲骨文的大量研究后，在其《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中，对甲骨文的契刻状态作了如下论断：
“甲骨文字是用铜刀或石刀刻在相当坚硬的龟甲兽骨上的东西。文字刻得很规整而美观，字大者径逾半寸，字小者如芝麻。甲骨是很坚硬的东西，铜刀或石刀也并不是十分犀利的工具，为什么能刻出那样精巧的文字？许多年来，人们都怀抱着这个问题而没有得到解决。最近我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这样便使几十年的怀疑涣然冰释了。”
《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首先发表在《考古》1972年第3期，继而转载在《考古学报》1972年地1期。同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重新改编郭老著作《奴隶制时代》时，经郭老校阅和订正，删去原书中八篇论文后，又增加了八篇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问题的论文；其中就有《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足见郭老对此文的重视。
“(郭沫若)直到年近八旬的时候，还对甲骨文字的起源、用途、事类、格式、规律等方面进行全面总结，并从象牙工艺的工序，悟到古代整治甲骨和刻写文字时要用某种酸性溶液浸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
郭老在年近八旬的时候，因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悟到的“此论”一经发表，便被甲骨学界奉为圭臬——并被作为郭老对甲骨文研究的又一贡献，广为载传。
余生也晚，故无缘同郭沫若先生等前辈大师学习、研究甲骨文，但一直私淑郭沫若先生——探索、求实的学术精神，对甲骨文厚爱有加。所以，当多年前在《 考古 》杂志上读到郭沫若先生“此论”时，瞬间在脑海中产生了一丝疑问，但一闪而过；今重温郭老著作《奴隶制时代》再读到此章节时，当年的疑问不禁又浮出脑海，遂放下其他工作，潜心于斯，经过大量的参考、研究、求证后，今将观点著述于此，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请前贤师长不吝赐教。
首先，我们姑且不论殷商时期能否制造、生产酸性溶液（在盘庚徙殷，至纣灭亡的273年的甲骨文历史中，如果真如郭老所论，那么是不能用“偶然发现”来解释酸性溶液的产生的），并且应用于对于殷商统治者来说是非常神圣的占卜仪式中。而是遵照郭老：“甲骨在契刻和其他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论点——来验证考古发掘的甲骨文，是否如郭老所论。
现在我们把甲骨文本身提供给我们的诸多信息分列如下：
A 占卜用的材料
1、龟腹甲、龟背甲
2、牛头骨、牛肩胛骨、牛肋骨、牛距骨
3、鹿头骨、鹿肩胛骨
4、羊肩胛骨
5、人头骨等
B 卜辞的体例
殷人占卜有一定的程序。其刻写的卜辞也有一套固定不变的格式或体例。即某某日，某个史官或王贞问，要做某事，是吉？是不吉？某月。
如果日后应验了还要把应验情况补刻上去。 所以一条完整的卜辞，常由叙辞（前辞）、命辞、占辞、验辞组成。
略举例如下：（请看叙辞与验辞之间的时间间隔）
1、叙占命验
[叙辞] 戊子卜， ，[命辞] 贞帝及今四月令雨，贞帝弗其及今四月令雨。[占辞]王 曰:“丁雨，不辛。[验辞]旬丁酉允雨 。 （《乙》3039）
2、叙命验
[叙辞] 甲申卜 ，，[命辞] 贞帚 (妇) 好冥（娩），不
其 （嘉）？[验辞] 三旬有一日，甲寅冥，允不 ，
佳女。（《乙》7731）
3、命占验
[命辞]贞其有疾？[占辞]王占曰：其有疾，丙庚不吉。[验辞]旬又七日庚申丧黾。（《乙》4130）
（为电脑中所无之字，但考虑到对本文论点无大碍，故未拼写）
C 同版甲骨文中存在的不同现象
1、同人同日卜
2、同人异日卜
3、异人同日卜
4、异人异日卜
5、与卜日不同时间的验辞
略举例如下：
癸卯王卜，贞……甲辰阳甲。
癸丑王卜，贞……吉。
癸亥王卜，贞……甲子祖甲。
癸酉王卜，贞……吉。
癸未王卜，贞……甲申工典其幼。
癸巳王卜，贞……甲午翌上甲。
癸卯王卜，贞……吉。（《合集》35756）
此七条异日贞卜辞在同一版中；
癸丑卜，，贞，王，旬亡尤。在九月，甲寅翌上甲。
癸亥卜，，贞，王，旬亡尤。在十月。
癸酉卜，贞，王，旬亡尤。在十月。甲戌翌日大甲。
癸未卜，贞，王，旬亡尤。在十月。甲申翌日小甲。（《合集》35402）
此四条异日、异人贞卜辞在同一版中；
甲申卜 ，， 贞帚 (妇) 好冥（娩），不其 （嘉）？ 三旬有一日，甲寅冥，允不 ，佳女。（《乙》7731（同上）
此条卜辞的验辞时间与贞卜时间不在同时日[包括郭老较早发现的甲骨文“百又七旬又九日”（《通》788）的验辞在内，这种贞、验不同日的卜辞，在甲骨文中不胜枚举]。
经过综合分析以上的信息，结合郭老的论点，我们得出以下三个问题：
一、甲骨经酸性溶液泡制、软化的过程是在钻、凿、灼、占卜过程前，还是在钻、凿、灼占卜过程后——契刻文字前？须知甲骨经酸泡制、软化的过程发生在占卜前与发生在占卜后——契刻文字前，虽然在契刻的文字效果上理应相同，但在甲骨上出现的“兆象”效果则必不相同。因为占卜中最关键的程序——灼，会因占卜甲骨的干湿、软硬程度出现天壤之别。也就是说，通过人为的浸泡、软化后，该占卜用的甲骨还能否体验上天的意思。这一点至关重要，贞人是如何解释的呢？
二、面对每日必卜、每事必卜的殷人来说，对大量需求的龟甲与兽骨是统一泡制、还是分别泡制？殷人如何测试酸性溶液的浓度，以保证其泡制的甲骨正好软化宜刻，而又不被腐蚀得无法使用的最佳状态呢？如果是统一泡制，必然会因其材质的硬度和密度不同而出现下例状况：即在同一时间内有的甲骨软化的正好堪用、有的甲骨已软化过度不堪用、有的甲骨则尚未软化到堪用；如果分别泡制，又怎知何时、何人贞卜？又各需要多少龟甲、兽骨？这种情理之中的问题，贞人是如何掌控的（难道贞人还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三、甲骨文中存在大量的同版内不同时间占卜的前辞或验辞，试问在这段间隔时间内已契刻文字的该甲骨处于何种状态——是继续入酸泡制、还是晾置干燥？如果是继续泡制、软化，则该甲骨完全可能被腐蚀的不堪续用。即使勉强可用，则前后契刻的卜辞必会因甲骨的继续软化而出现不同状态；如果处于干燥状态，则与前面软化后契刻的文字状况还是不能统一（不含刻手不同的因素）。也就是说该甲骨无论处于何种状况，都会在以后的契刻中留下与前次契刻状况不同的迹象，而这个迹象恰恰是中外甲骨文学者在百余年的时间中尚未发现的，为什么？
勿庸讳言，如果我们不否认——所有的甲骨文都是在一切占卜过程结束后照抄它稿契刻的档案记录，那么上述所有的问题，都是郭老的论点所无法解答的。
下面再看由有关甲骨卜辞与文献提供的其他信息，以及专家、学者对其的研究：
《礼记·表记》：“殷人遵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周礼·春官·龟人》：“上春衅（简化字，后同）龟，祭祀先卜。”
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均有“某示若干”，不少学者认为此乃祭祀龟甲牛骨之事，谓殷人既得甲骨之后，必先经过一种祭典而后启用，即《周礼·春官·龟人》“上春衅龟，祭祀先卜”之意。
董作宾认为生龟之处理，先经过 、衅、祓，然后杀龟，并引《新获卜辞写本》381号“龟三牛”一辞证明殷人确有龟之祭（，与前同）。
祭祀究竟在杀龟之前，还是在初步整修以后？还可以研究。但为求其灵验起见，在占卜之前先行祭祀，这大概是不成问题的(《中国甲骨学史》)。
由专家、学者对文献及卜辞的研究，我们得知：遵神的殷人为了求其灵验——让占卜的“兆象”充分体现天意，连龟甲牛骨在占卜前都要祭祀。那么，殷人又怎么能（或敢）产生用酸泡制软化甲骨的思想和行动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郭老“因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而悟到的甲骨在契刻文字和其它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论点——无论是在道理上、还是在殷人占卜的宗教思想或情结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甲骨在契刻前，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软化也好——没有经酸泡制软化也好，都是我们根据对甲骨文研究后做出的见仁见智的推测。由于我们无法还原殷商社会的生活、文化、技术背景，所以只能求助它证。
考古学是门严谨的科学。那么，如何验证某个见仁见智的论点正确与否，或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呢？笔者认为，这种检验必须勇于跳出甲骨文研究的窠臼，这样才不至于陷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当局者迷的状态。通过对大量的史前时期骨器、玉器的参考、研究，我们把研究目光集中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夏文明肇始的时代。
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大自然中俯拾皆是的石头与人类猎食动物后的部分骨骼，曾做为人类早期制作工具的基础性材料，伴随着先人走过了漫长的进化历程。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的艺术活动产生了——劳动加思想创造了艺术。古人在劳动的同时创作了大量的史前艺术作品，甚至直接在劳动工具上创作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传统思想认为：史前艺术可根据其创作载体分类归纳为“可移动艺术”（Mobiliary Art）或称“器物艺术”（Home or Chattel Art）和“岩洞艺术”（Lare Art）两大类（“可移动艺术”或“器物艺术”是指能携带的雕刻作品和装饰品）。考古资料表明，我国“器物艺术”（骨雕、玉石雕、陶塑等）的成熟期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这个时期，我国境内的南北两地几乎同时产生两支都以玉器为主要文化内涵的史前文化。毋庸置疑，在那个以石攻玉的时代是不可能制造生产出酸性溶液的，即使可能产生过——因自然发酵而成酸性的溶液，先人们亦不可能产生将其应用在骨器、玉器制作过程中的思想，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的诸多不同的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土了大量雕刻精美的玉器、骨器和陶器等文化遗物。其中在玉器雕刻的精美程度上，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主要代表。
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骨器、陶器等史前艺术品。特别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部分玉器造型和使用的阴线雕刻技法与殷商时期的玉器造型和雕刻技法非常相似。在这两支史前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骨器上，其特殊符号（不与花纹混淆的、刻划位置特殊的）、图案——雕刻得细若发丝的不胜枚举。从这些细若发丝甚或比发丝还细的刻痕中，可以充分观察到5000年前古人的雕刻迹象，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细石器工具相互印证，使我们可以更加科学的研究其工艺特征[科学常识告诉我们，我国玉文化中常用的玉料硬度分别为：软玉（Nephrite）的硬度在摩氏6——6.5左右；玛瑙(Agate)、玉髓(Chalcedony)、碧石(Jasper)等造岩矿物的硬度在摩氏7左右；岫岩玉的硬度变化大一些在摩氏2——6之间，通常在摩氏4左右；独山玉的硬度在摩氏6——6.5左右。而作为骨雕材质的骨骼成分百分之七十左右为钙、磷等矿物质，主要是钙的磷酸盐，包括结晶的羟基酸灰石和无定形的磷酸钙，其余成分为有机质，主要是胶原蛋白。硬度在摩氏3左右，干燥后硬度稍有增加。由前可知，使用硬度在摩氏7左右的造岩矿物制作的细石器刃具，用以加工骨器和低硬度的玉器是完全胜任的]。
又据考古发现，在河南省贾湖的裴李岗文化（据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遗址中，出土的龟甲上发现了十数个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契刻符号，其中个别符号与后世的殷商甲骨文有相似之处。由此可知：我们的先人在8000年前，就已经能够在坚硬的龟甲上契刻符号或“文字”了。到了公元前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先人们在完善契刻工具的同时完全掌握了在玉石上雕刻精细图案的工艺技术（这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千余年的发展、延续历程中出土的不同时期的玉器上面，可以清楚的看出其工艺技术的发展、传承），那么要在龟甲、兽骨上刻出细致精巧的图案、符号（广义的文字），虽不至于说易如反掌，也应当是绰绰有余的吧！这一点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骨器、象牙器、玉器的雕刻中，已得到得到充分的证实。
史实面前，任何设想或辩解都是枉然的！
通过对以上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分析，完全可以证明：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其实在我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众多文化遗址中，就已经有雕刻艺术品发现了；欧洲一些国家出土的史前骨雕、石雕艺术品的历史，远的可达到30000年之久），我们的先人就已经能够在甲骨、玉石上熟练地契刻“文字”符号或其他的艺术形象了，而这个时代比契刻甲骨文的殷商时代早了何止2000年啊！因此，面对经过3000余年埋藏，依然清晰可见的甲骨文，笔者更倾向于：殷商时期的甲骨在契刻前是没有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软化的。
“甲骨文字是用铜刀或石刀刻在相当坚硬的龟甲兽骨上的东西。文字刻得很规整而美观，字大者径逾半寸，字小者如芝麻。甲骨是很坚硬的东西，铜刀或石刀也并不是十分犀利的工具，为什么能刻出那样精巧的文字？许多年来，人们都怀抱着这个问题而没有得到解决。最近我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
上述的问题和结论告诉我们，显然郭老认为：只有在软化的甲骨上才能刻出——“字小者如芝麻……那样精巧的文字”。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在细腻、凝结、坚实的材质上，才能雕刻出精微细致的图案。而在软化、疏松的材质上，要想雕刻的精微细致则是很难的——俗话说：朽木不可雕也。那么朽骨可雕否？回答也一定是否定的。这从保存到现在的——古代非金属雕刻艺术品（无论是精美的微型雕刻艺术品，还是大型的雕刻艺术品），都是由象牙、骨头、紫檀木、黄花梨木等坚硬、细腻的材质制作的事实中，一样可以得到佐证。
大量的事实和问题表明：殷人占卜的甲骨——在契刻前是无须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 。
郭沫若先生做为老一辈甲骨文研究专家，从一九二九年开始研究甲骨文，直到他逝世，经历了甲骨学史上整整五十个春秋。五十年里，郭老本着大胆创新、勇于修正自我的治学思想和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差不多常常是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作斗争”），在甲骨文的释解考证、分期断代、编纂流传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建国以后，先生在主持编纂《甲骨文合集》的工作中培养了大量的甲骨文研究人才。虽然郭老“因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而悟到的甲骨文在契刻和其他削制手续之前，必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论点似有所误，但这丝毫无损于郭老的崇高威望和学术成就。因为同他在中国历史及甲骨文研究上的恢弘业绩相比，这个结论的失误，如沧海一粟；因为我们是被郭老及那一代大师托在他们的肩上学习、研究甲骨文的，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我们的观察手段、研究方法比老一辈学者更加优越、更加科学，所以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有新的探索、新的发现和成果，才是对老一辈师长的最好纪念。
图1、良渚文化象牙雕飞鸟匕 2、良渚文化玉雕山形器 3、良渚文化玉雕冠形饰 4、红山文化C字龙 5、红山文化玉人面 6、红山文化骨体嵌细石器刀柄 7红山文化骨体嵌细石器刀柄局部刻痕
参考文献
《殷墟卜辞综述》陈梦家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1956年
《殷墟文字乙编》董作宾编著 科学出版社1948年
《甲骨文合集》 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纂
《奴隶制时代》 郭沫若著 人民出版社 1973年
《甲骨学小词典》 孟世凯编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1年
《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 王宇信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中国甲骨学史》 吴浩坤、潘 悠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中华远古史》 王玉哲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
《舞阳贾湖》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 1999年
《考 古》杂志 1972年3期
《良渚古玉》 浙江省文物局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6年
《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 周 膺 吴 晶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年
《中国宝石和玉石》 栾秉傲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年
《中国古代美术史》 李 浴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0年
《中国原始社会史》 宋兆林 黎家芳 杜耀西著 文物出版社 1983年
新闻导读
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诗人昂蒂帕将自己所见过的世界著名古迹列出七大奇迹,也称七大奇观,即埃及金字塔、希腊的宙斯神像等，可惜，除金字塔完整之外，有的已荡然无存，有的也只有残砖碎瓦。
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后，那气势磅礴的秦军战阵，那壮美雄浑的陶俑艺术，以“大、多、精、美”征服了20世纪的现代人。
1978年，法国前总理希拉克参观秦始皇陵兵马俑后感慨地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兵马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于是，“世界第奇迹”的说法不胫而走，成为秦兵马俑的代名词，已成为当今世界旅游词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景德镇是中国陶瓷艺术和各大名窑的集大成者。当景德镇近年来一个接一个的考古发现让世界注目时，我们应该怎样保护好世界罕见的、祖先留下的三代皇家官窑这一人类奇迹，是瓷都人应该深深思索的问题，也是政府部门在打造江南旅游都市、保持历史文化名城荣誉时必须做好的一件大事。
现状
文物保护步伐正在加快
近年来，景德镇加快了对地上地下文物的保护。为保护举世无双的御窑遗址，前几年，市委市政府实施了保护官窑遗址、政府部门搬迁的行动，对地下沉睡800多年的官窑遗址进行保护。
与此同时，民窑遗址保护也提上议事日程，刘家弄作坊群的保护、观音阁民窑窑址的保护性发掘等等，都体现出我市正在加快对文物的抢救和保护的决心。
第四届国际陶瓷博览会期间，被列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江西景德镇官窑遗址正式对中外游客开放，包括已经发掘出来的元、明、清等历史时期的官窑遗址，以及一批正在发掘的御窑遗址现场。
景德镇官窑遗址出土的陶瓷文物非常丰富，以明代早、中期的瓷器数量最多，目前发现有20多种釉色和100多种器型，已经复原出官窑瓷器1000余件。
民窑遗址也有许多收获。从2007年9月29日开始到目前为止，考古联合队在观音阁村南和村北的3处地方，进行发掘、采集。发掘出土的文物有陶瓷作坊遗迹、房迹、制瓷工具遗迹以及大量瓷器标本。
其中，瓷器标本以青花瓷为主，间或有白瓷、蓝釉、紫金釉和釉上彩等，主要器物以碗、杯、盘等生活用瓷为主。青花瓷纹饰题材丰富多样，有人物、花卉、花鸟、山水纹样；款识有“福”、“富”、“万福攸同”、“大明年造”、“宣德年制”、“成化年制”等。
根据史料记载和目前发掘物推算，这处遗址的年代约在明朝末年。
为什么把考古地选在观音阁，为什么说这次考古极具考古价值呢？
近日，记者采访了景德镇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建新。江建新告诉记者：根据历史记载，明朝末年，昌江河两岸就有许多的民间陶瓷作坊在这里从事陶瓷制作烧造。明朝万历三十六年，社会动荡不安，官办窑场一度处于瘫痪的状态，许多身怀绝技的官窑师傅，为了谋求生路，纷纷来到民窑作坊从事陶瓷制作和彩绘。他们的加入，使民窑生产注入一股新力量，活跃了当时民窑作坊的生产状态，加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部门就进行了调查，发现景德镇保存较好的窑址有150多处，年代从五代时期延续到清代，观音阁瓷窑遗址就是其中一处。
从这次挖掘的出土文物看，为研究景德镇明代制瓷业经济形态、陶瓷作坊内部具体分工形式以及成型工艺，为研究17世纪景德镇转变期瓷器及外销瓷烧造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所以说这是极具考古价值。
除了对景德镇明代观音阁瓷窑遗址的挖掘外，日前，在群英街对面又发现一处古窑址，据推断，这个古窑址可能存在于清末时期，目前，市考古研究所还在进行挖掘和考证。
据有关调查，景德镇每个朝代的窑址分布地不同，如宋代窑址分布较广，大多分布在远郊；元代遗址主要集中在近郊和市区内；明清时期逐渐向市区集中。
保护文物就是尊重历史
没有历史，就没有将来。忘记历史，就是忘记了根本。亵渎历史就是数典忘祖，就是文化堕落与心灵背叛。
试想，人类若是没有一代又一代人的生产经验与生活常识的积累与传递，没有文化精神和科学知识的沉淀和扬弃，那么，人类还在森林里挣扎，在黑暗中摸索。
最能代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种群的代表性器物，从生产的，到使用的，从地上的，到地下的，假以时日，保存下去，发掘出来，就形成了文物。而文物蕴涵的文化信息、人文精神、艺术语言、科技成果，构成了特殊的实物型资料，其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是任何当代产品和用品都无法取代的。
景德镇的文物到底有多少？到底多值钱？笔者记住了两件事情：一是一位著名陶瓷考古学者对我说过：景德镇是一座建在历史文化遗产上的名城。在旧城区，以古陶瓷为代表的文物遗存，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宝库，这座文化宝库还在不断扩大。因为景德镇陶瓷名人众多，随着今人将成为古人，那么陶瓷文物将与日俱增。所以，景德镇的大师级陶瓷名家的作品才会一年一个价。二是近年来景德镇古陶瓷特别是清三代官窑精品屡屡在国际国内各种拍卖会上拍出天价。以至于一件文物就接近景德镇陶瓷全年产值的十分之一（以元青花《鬼谷下山》罐当年拍卖价与当年景德镇陶瓷产值相比）。这一件艺术陶瓷，要用多少万件艺术陶瓷去折抵？
景德镇瓷文化的代表作品――大型舞剧《瓷魂》里，师傅青泰跟徒弟高岭说过一段话让人回味无穷：瓷无魂，有如人无心，必须将精魂融入瓷中，瓷品才有真正的灵性。笔者想说的是：在景德镇，瓷就是这座城市里深深扎下的根，瓷就是这方水土上古人今人的魂。只要护好了根，留住了魂，这座城市尽管会经历起落，但最终将与时俱进。
关键词：图腾；图腾崇拜；蒙古族
“图腾”系印第安语totem的音译，源于印地安人鄂吉布瓦族方言otoeman，意为“他的亲属”。在图腾产生的历史时代，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氏族的图腾主要是以植物/动物或自然现象产生的形象为标志性徽章。图腾是氏族、婚姻集团、宗教体制和社会制度等标记。民族学资料表明，改变一个人的图腾归属要经过一系列繁多的手续，弄不好会引起。在原始人的意识中，图腾是用以理解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
一、蒙古族“鹿石说”与云南白族“巨石说”
《蒙古秘史》开篇便说：“成吉思可汗的根源，是奉上夭之命而生的苍色狼和他的妻房惨白色鹿，渡过腾汲思水，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山而罕山前住下，产生了巴塔赤罕。”
阐明蒙古先民的图腾崇拜，应该从“鹿石”说起。“鹿石”分布于蒙古、图瓦和外贝加尔地区等。“鹿石”大多为横剖面为圆形或长方形的石柱，上面刻着奔鹿，一般为四腿弯曲成狂奔状，头后倾，巨角几乎触及背部，眼大睁，嘴部常呈咏状。整个“鹿石”呈人形，凿为三层，上层是头，下面两层是躯干。第一道分线用圆形小坑表示，有时还刻有一圈细带，可能表示一种颈饰。第二道分线为一条腰带，腰带上悬挂着匕首、弓、战斧等武器。考古学家们认为，“鹿石”与方形墓文化有密切关系，因为在方形墓中发现了“鹿石”上凿刻的匕首、弓、战斧和弯成扁担状的器物。在某些场合下，“鹿石”还充当墓墙的角石。方形墓的分布区域与“鹿石”的分布范围相同，即蒙古、图瓦和外贝加尔地区。人类学家认为，方形墓中被葬者是典型的蒙古人种，属蒙古人种北部部族。既然“鹿石”与方形墓文化有直接联系，那就可以断定，“鹿石”是蒙古人种诸部遗留下来的。这些亦人亦兽的“鹿石”使我们联想到印第安人的“图腾柱”，揣情度理，“鹿石”很可能就是蒙古先民的“图腾柱”，这可以从文献记载中得到证明。在所有被人类牧养的动物中，鹿是最早被驯养的一种，至于后来成为牧人坐骑的马的驯养，为时甚晚。鹿温顺善驮运，助人搬迁。恩格斯指出：“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了其它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由此产生了动物崇拜。”
我国云南白族的图腾多以巨石为主，对巨石的崇拜广泛普遍。至今，这种崇拜在民间依然被使用。例如，在洱海县和云龙县交界的兔罗坪山上，有五间石屋，每间石屋里都供有一块巨石，人们称之为“刀快舞呆”，意为“石头皇帝”。认为这些石头皇帝不仅是人类的主宰，而且管辖着野兽和山神，是那里的最高神抵。另外，鄂温克族、“赫哲族也都崇拜石头。台湾高山族的泰雅人也把崖石作为图腾并进行崇拜。外国布勒塔尼的卡拉克、法国西部、英格兰、奥克尼群岛都有巨石崇拜，这与石器时代石头在原始初民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分不开的。
当今许多民族的一些习俗追根溯源其实都是图腾祟拜残迹的遗留，许多神话传说归根结蒂也是图腾与图腾崇拜的产物。因此，世界各国各民族在图腾及图腾崇拜上是具有一定才相似性和差异性的。
二、蒙古族“狼之说”与华夏族“龙之说”
《传说》一书中曾这样描述过：“随着新的资料的挖掘以及科学研究的深入，蒙古族先民以狼为图腾的痕迹越来越突现，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据《晋书》卷一三一《赫连勃勃传》记一员将领名‘叱奴侯提’，从名字分析他是属于叱奴氏的男性。‘叱奴’是蒙古语cino的音译，是‘狼’之意，‘叱奴’的发音与现代蒙古语的‘狼’没有多大变化，说明公元4世纪蒙古高原上有操蒙古语的‘狼’部落活动。史籍又载，公元5-6世纪时的蒙古高原上也有操蒙古语的‘狼’部落。《魏书・官氏志》称：鲜卑有‘叱奴氏，后改为狼氏。’该项记载非常准确地告诉我们：‘叱奴’和‘狼’分别是蒙古语Cino的音译和意译。”事实上，“叱奴侯提”之名出现在《晋书》卷130《赫逵勃勃传》，即：“僭即皇帝位，赦其境内，改元为昌武。遗其将叱奴侯提率步骑二万攻晋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祖奔于洛阳”。至于《魏书・官氏志》所说之“叱奴氏”则是拓跋鲜卑人，也就是说，《传说》作为新证的“叱奴侯提”和“叱奴氏”，一为匈奴族铁弗部人，一为拓跋鲜卑人，皆与“蒙古”风马牛不相及。这反映出作者对中国古代北方各族历史的掌握不够全面和深入，进而导致了本来可以避免的常识性错误。《传说》又引用罗布桑却丹所著《蒙古风俗鉴》中“狼孩”的民间故事，以此来论证“蒙古族先民以狼为图腾”。
在我们国土上，华夏族的图腾以龙为主要标记。然而，在不同的民族和图腾之中，“龙”却是中华民族远祖的共同图腾，是炎黄子孙共同崇拜的民族象征和传统标志。龙，并不是自然界实有的生物，它只不过是远古先民信奉的一种图腾。闻一多先生曾经从文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角度，从大量的古史籍记载，对龙和蛇的关系，龙的产生和演变，以及华夏诸族对龙的图腾崇拜等问题，进行过详细的考证和辨析。他认为龙的基调是蛇，龙的形象最初可能是由巨蛇演变而来的，也可能是以蛇为图腾的部族，后来逐渐融汇了许多部族的图腾而成。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把龙的形象说得活灵活现：“身似牛，颈似蛇，腹似屋，鳞似鲤，爪似鹤，掌似虎……”中华民族在大融合的过程中，找到了“龙”这种图腾，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成为团结各民族的象征。自古至今，不论在我国少数民族还是在广大汉族地区，以及世界各地华人地区，龙文化这种图腾遗存仍有深远的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
三、结论
图腾与图腾崇拜是世界范围的原始风俗，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种和民族之中所表现的形式和内容大不相同，往往表现在对图腾的选择、对图腾崇拜的仪式及传说方面存在差异。图腾是以动物、植物和其它物象为主，而图腾崇拜则以部落或氏族为单位。对于现代社会的我们而言，不管是什么图腾以及什么形式的图腾崇拜，都是一种原始宗教意识的反映，都具有很深的迷信思想。尽管如此，图腾与图腾崇拜对当时的社会的确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社会功能和时代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科技的提高，生活方式的转变，图腾与图腾崇拜的意义也就逐渐淡薄，以致最后从愚昧的图腾文化中挣扎出来。因此，在当今仍拥有图腾并崇拜图腾的民族里，其意识形态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且图腾与图腾祟拜的印迹将一直留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之内。
参考文献：
[1]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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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蒋白浪：大约是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听父亲讲《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故事，对于当中传奇式的英雄武将十分向往，慢慢就引起我对中国历史的兴趣，那时候家中没有《三国演义》的书籍，唯有省下零花钱来买书，也是我人生中第一部自己主动购买的书，红色精装本，繁体文言文，由《三国演义》到四大奇书，进而《史记》，就这样我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我站在了中国历史的门坎上。
收藏人物：才十二岁就看文言文《三国演义》了吗？
蒋白浪：是的，当时此书令我不能自拔，而且对于喜欢的人物，我更会多看几次。
收藏人物：你是由《三国演义》而喜欢中国历史，后来又怎样喜欢上中国古物呢？
蒋白浪：初中一年级时，经常与邻居的小朋友一起到家附近的商场玩耍，看到有一家卖邮票的小店，桌上售卖少量的中国古钱，那时候觉得很有意思，于是省下零花钱去买，我第一件古物收藏就是一枚汉“五铢”钱，从此我就走上与中国文物十分密切的道路，由初中到高中，主力都是投放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大学更是选择读考古学，毕业后则从事与中国文物有关的工作，可以这样说，我并非如很多收藏家般，工作后才投入收藏事业，我是从小就开始接触，十分热爱中国文化，先文史而到古物。
收藏人物：收藏家与鉴赏家的区别是什么呢？不是同一种意思吗？
蒋白浪：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但是从中国目前的收藏风气来看，收藏家的内容性质的确改变了，现在的收藏家失去了核心价值的灵魂，文物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以能卖多少钱为核心吗？那么与街上小店所卖的商品又有何区别？有人曾经说这是古物，高级很多，可是买古物的人有多少真能懂得文物中的“文化内涵”？花十多万买一部明版古籍，可是又有多少人会打开慢慢看，欣赏内容、字体、印工和纸张呢？更多的人是把书束之高阁，成为一件尊贵的“陈列品”。当今的收藏家较多的是只懂得分辨文物真假和市场价值，至于有关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各方面则较弱。
鉴赏家可以说是比收藏家高一个层次，除了具备基本的鉴定知识外，还对文物本身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的认识，例如工艺特点、相关的考古数据、科学仪器的检测、文物保护等等。
收藏人物：那么你对现今的收藏家有什么看法？
蒋白浪：我年资尚浅，对收藏家接触不多。而且世界很大，各国都有收藏家，很难一概而论。从这几年来看，中国的古玩市场发展一日千里，数量众多的拍卖行已经说明了问题。从事收藏的人群数量庞大，但是真正成为“家”的收藏者极少。很多都是带着投资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物，经常听到“这个值多少钱”、“这个是宝贝”、“这个一年之内升值多少”等等……与其说现在的收藏者是收藏文物，倒不如说只是一位投资者，大家有留心的话，就可以看到某些高价的拍品，如字画、瓷器或玉器等等，同一件拍品差不多每隔几年就会在拍卖会出现一次，次数十分频密，如果不是投资活动，那是什么？我们看看国外的藏家，同一件藏品可能要隔10多年或是藏家去世后才由其家人送拍。例如2001年在美国拍卖的顶级青铜器“皿方”，此器当时拍出约900多万美元，时隔10多年过去了，拍卖市场上没有出现这件器物，以目前国内的拍卖成交推测，此铜器如再拍卖的话，过亿是小事。我认为目前国内的收藏者，以投资为目标的占大多数，目光较为短视。当然，很多人都认为我们身处地方的经济发展差异，与国外相比仍有一段距离，可是把古物作为一个赚钱的工具，的确是现今中国收藏界的现象。
另外，有些巨富之企业家，为了附庸风雅，买下不少名贵字画、瓷器或家俱，陈列家中或是办公室，并藉此向友人炫耀，这种行为在中国古代也经常出现，可是现今社会的情况更为严重，买字画的可能连毛笔字都不会写，反正买名家的就是了，而且很多企业家更多的只是从拍卖会或媒体等等得知何者是名家作品，但是以什么标准来定为名作，无非是“人云亦云”，这是很可悲。
近年掀起一场文物海外回流的风气，如同国外品牌一样，仿佛海外回流就是身价百倍，文物自身的学术文化价值与是否曾经海外收藏，根本没有直接关系，最多也就是交通费贵了点而已，例如一件唐代海兽葡萄镜，在相同年份、品相、尺寸和型制的情况下，看不出什么原因海归的就是贵很多，价钱贵无非是与人为误导性质有密切关系。
收藏人物：蒋先生认为有什么原因令很多人士从事中国文物投机活动呢？
蒋白浪：媒体有很大的责任，如报纸、网络、电视节目，特别是后者，经常性推出很多什么文物鉴宝节目，如果有看过这类节目的人都会知道，节目过于标榜古物的金钱价值，而古物的学术文化价值已经位于金钱的后面，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令很多老百姓产生错误的价值观。我们祖先留下很多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等等各方面，我们不仅没有好好的探究，反而以现在的金钱价值观来看待祖先遗物，实在罪过。而每一次拍卖会的天价成交，只会令更多人中毒加深，不能自拔。
又例如外国一些拍卖行近年打着圆明园遗物的旗帜，希望从中赚取更高的利润，由于圆明园名气大，很多人在不清楚是否真的源自圆明园的情况下，花巨资购下，这种行为只会令投机行为更加火热。
收藏人物：那么怎样能够成为一位鉴赏家？
蒋白浪：请容我谈谈一点中国文物的知识。
首先，既然是古物，不论是中国还是别国的文物，我们都应该尊重，因为这些都是祖先们留下来的历史见证，我们应该以尊重和保护的心态来看待文物，绝不能把古物与金钱画一个等号，以金钱来衡量，这是猥亵祖先的遗物。
既然是中国文物，那么我们必须认识中国历史，如果你买的是一件商代青铜器，那么起码要对商代的历史有一个基本认识，例如时间、商人的活动范围、青铜器的铸造工艺花纹和相关的文献记载等等，有关商代的青铜器书籍甚多，很多工具书都必须看的，只看实物不看书是难以提升水平，不然也只是一位只懂分辨真假和懂行情的“商人”而已。现今信息科技发达，我们不止关注国内数据，国外数据也同样重要。如同我们去应聘工作都要投交个人简历一样，文物的历史背景就是文物自身的一份简历。
鉴定一件文物，分辨真假是收藏的最基本功夫，真假都分不清楚还谈什么收藏？市场上很多人经常出书教人分辨真假，其实我个人认为，如果要靠别人帮忙鉴定，为何自己不好好深入研究？可是所谓“真”古物，“真”这个含义，很难交代清楚，存在灰色地带，买家往往蒙受损失。真品的含义是否应该包含有没有修补、重新上色、渗入新材料、拼凑等等人为改动的问题？不同质地的文物会存在不同问题。例如青铜器，常见为修补和拼凑，如果把商晚期鬲的双耳接到商晚期鼎上，而鬲和鼎两者本身都是商晚期，那么拼凑出来的也是古物，整件器物都是商晚期，而不是新铸造的，这样算不算真古物？另一种情况是当一件青铜器残缺了一片，后来补上其它材料，这种又算不算新造的青铜器呢？这种情况外国拍卖会上是存在的哦。所以每当提及“真”这个字，其实当中含意很广泛，符合年份不等于这件器物没毛病，所以买卖时要十分小心，针对不同类别的古物，问不同的问题，别以为符合年份就等于一件好古物。再举一个实例，现在国内很多人收藏商代青铜兵器，经常说这是“商的”，商代兵器在市场上很有号召力，可是从考古学来看，商可以是代表“商时期”、“商文化”、“商式”等等不同概念，“商时期”不等于“商式”，前者是时间概念，后者是类型分式。山西、河南、陕西、山东都曾出土不少的商代青铜兵器，可是真正是商人的兵器，只局限于商王朝活动范围的商人，其它地区所出的只能算是“与商时期相符”的兵器，很多人收藏三孔商刀，以为是商人的东西，可以从考古数据来看，这种三孔刀主要是出在陕北、晋北的交界处，并非典型商文化的主流器形，属于另外一种文化类型，说它是商人的东西，不够准确，准确点应该是商时期的青铜刀。买到一把商代的青铜刀，可是并非商王朝活动范围所出的典型器物，那是十分惨痛的事，并非不懂看真假，而是“学问水平”不足。所以要区分外行人和内行人对“真”的认识，不然只是属于“不入门坎”的收藏。
当有一定的中国历史基本常识和懂得分辨真假之后，就能对文物有进一步的认识，这也是鉴赏家与一般收藏家的最大区别之处。这里所讲的就是文物自身所不备的价值，一件古物理应具备三个标准价值：A.艺术价值，B、科学价值，C.历史价值。要懂得欣赏和认识这三个价值，是建基于前面所提及的条件，不然无法探究。如果连妇好墓是什么都不清楚，还谈什么研究青铜器，那么只是附庸风雅的行为。又例如巴蜀青铜兵器，我们如何去鉴赏？这类兵器大多有丰富的图语，像人的手掌、脚印、老虎、鹿等等，有学者认为是族徽、图腾、纹饰、文字等等，这些瑰丽而又神秘的符号就已经充满艺术价值，青铜矛上常见老虎图案，这对于研究巴蜀先人崇拜老虎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部分巴蜀青铜兵器上有特殊的斑纹，大多数是银斑，经学者的仪器检测，所谓的斑纹是一种锡，经特殊处理而成，具有明显的装饰性，证明在东周时期，巴蜀先民已经懂得特殊的装饰技巧，这个就是科学价值。至于历史价值，东周时期，长江流域出现几大文化区，例如上游是巴蜀文化，中游是楚文化，下游是吴越文化，而经学者长期研究得知，巴和蜀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东周时期，巴主要是在今重庆，蜀则在四川成都一带，对于探讨先秦时期长江上游的历史十分重要，历史价值极高。所以我们是可以从民族性、铸造工艺、艺术角度等等方面来鉴赏巴蜀青铜兵器。
解惑：儿童职业体验是什么
儿童职业体验这个行业是一类新兴的儿童娱教服务商业项目。简单讲就是为儿童提供高仿真设施道具和模拟场地，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能够在不同职业体验主题店中扮演各行业成人职业角色，在玩乐中培养职业理想，规划自己的未来。1997年，韩国HAJA儿童职业体验馆开业，标志着儿童职业体验行业的诞生。
观察：中国儿童职业体验馆的发展
在中国大陆，儿童职业体验乐园的发展也非常迅猛，2008年大陆出现了第一家儿童职业体验馆，2009年～2010年迎来了开业小，据资料显示，截止2012年5月，国内已开业场馆近60家，在筹建中的场馆在50家以上。其中，比较知名的有北京比如世界儿童职业体验馆、蓝天城、昆明金魔方、长沙酷贝拉，深圳的麦鲁小城和迪可可小镇等。
好奇：孩子们都在体验什么
记者走访了位于深圳欢乐海岸的麦鲁小城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在这个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的室内乐园里，近40多个儿童职业体验场馆涵盖了文化教育、餐饮服务、民生服务、创意产业四大社会领域共50多种工作体验。在孩子们的嬉戏声中，一个个小警察、消防员、空姐、医生、记者在现场像平时工作状态中的大人一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操作。在文化教育类体验馆里，小主播正在认真地播报突发新闻；在餐饮服务类体验馆中，香喷喷的蛋糕新鲜出炉啦；在民生服务类场馆，还有小朋友扮演的交通警察在指挥交通；而在创意产业类体验馆里，勤劳的小小建筑工程师，正在为麦鲁小城添砖盖瓦……这些，都是麦鲁小城街区的一景，每个小朋友都是小城里的一员，摄影师、美发师、比萨师傅、演员等，各种职业应有尽有，扮演各个职业角色的小朋友都为小城的建设辛勤工作着。完成工作之后，还可以赚取到“麦元”，在园区里面享用美食、购买纪念品、报名参加职业培训……
意义：儿童职业体验，寓教于乐
儿童职业体验，不只是儿童游乐的天地，也是小朋友们快乐成长的乐园。小朋友在这里体验不同职业乐趣的同时，也在实践过程中感受大人的生活，锻炼社交能力，增长社会知识，这种体验式教育也是未来儿童教育发展的一种新趋势。麦鲁小城负责人介绍，就如目前在麦鲁小城中，急救员、消防员、小警察和医护急救员的体验，都是小朋友最受欢迎的几种互动性职业，因为在工作过程中，小朋友不仅能参与教育性实践体验，出急救车抢救“病人”，英勇奔赴灭火现场，到马路上指挥交通，还学到了急救小知识、消防安全常识救灾实践、交通指挥安全常识等等实用知识。这些既好玩益智又可以锻炼到小朋友实践能力的职业体验，都成了学校的素质教育第二课堂。而在工作中分工，互帮互助也让小朋友懂得合作。完成工作任务后获得薪酬，收获劳动成果，则是小朋友体验付出才有收获的体现。小朋友一进入麦鲁小城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就要学习遵守社会规则，这样在小城内的工作、学习都能让小朋友在玩乐中收获成长。
宝贝当家，感觉不一般
带宝宝去儿童职业体验的爸爸妈妈们，看到宝宝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欢天喜地玩得很开心，作为见证者，他们用自己的感想和心情记录了宝贝的职业历程。
01
当家宝贝
加诺1314的帅气宝宝
宝贝年龄 2岁半
宝贝职业考古学家、消防队员、小画家家长讲述：之前听同事介绍过有关儿童职业体验这个内容，感觉很新奇所以就带孩子去体验一下。可是因为周末，人特别多，几乎每个项目的门口都要排好长好长的队。而且我的孩子年龄太小，有的项目还不能进去，浪费了不少时间。孩子当了考古学家、消防队员、小画家、披萨店只进去参观了一下，他最喜欢的就是消防队员了，因为要灭火有水玩。家长体会：因为我的孩子还太小，也不指望他能够从中学到什么知识，只要他玩得开心就好了。以后等他再长大一些，就再带他去体验更多的职业。
02 当家宝贝
crystal爱angela的可爱宝宝
宝贝年龄 4岁半
宝贝职业小演员、挤奶工、小厨师
家长讲述：我家宝宝去过两次儿童职业体验。第一次自己做了蛋糕，也体验了模特和小演员，这三个她都很喜欢。中间有体验一个挤牛奶的，她不够力气也不够高，根本挤不到，而且一些大孩子自己玩得很高兴，却不礼让她挤在前面，她认为没意思，还提前出来了，出来时不高兴。我就告诉她，不是你做得不好，是你小力气不够，回家多吃点饭，多锻炼，有力气以后再来，而且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不是故意推你的，他们是太认真工作，不小心碰到你的。因为第一次体验不错，后来又去了第二次，先是去体验了做美食，就是做面条，其实就是让她把调味料加在一起的凉面，那天就是她一个人体验，老师很认真地教她，她做出来还让我吃了，她还说自己做的面最好吃了，她自己把面吃完了，她认为自己很棒。当然我会夸奖她：“我女儿真棒，又懂事，会自己做面条了，做了好吃的还会和妈妈分享，你很爱妈妈”。通过体验，她告诉我，要读书以后才能找到好工作的。还有在体验过职业以后，警察、消防员之类的工作她认为是男孩子才能做的，就算她看到有女孩子在排队玩，她也怎么也不愿意去体验这类职业。
家长体会：我个人认为这些场所确实是可以让孩子对各种职业有具体的概念，了解到各种职业的形态，起码他们自己参加体验的职业有了解到了，可这些也只是基本了解，没有到深入的情况，可能因为我女儿小，去过两次职业体验，有很多她进去以后，大部分都是员工老师帮她完成的，动手机会还是太少了。
03 当家宝贝
水果o光彩的优优宝宝
宝贝年龄 2岁多
宝贝职业 披萨师、小警察
家长讲述：在论坛上看到有职业体验的优惠活动，也是他们的广告宣传吧。广告也很有趣的。想让宝宝去玩一下。宝宝才2岁多，就体验了披萨制作、厨师以及小警察。其它因为排队人多，或者是有年纪限制，就没有体验了。她很喜欢披萨制作的厨师，因为有她的劳动成果。很有成就感，还让我品尝了她的劳动成果。在做的时候我就鼓励表扬了宝宝。因为孩子做事，需要大人的精神鼓励，这样能增加孩子自信心。在我夸宝宝真棒之后，宝宝一直说，宝宝真棒。宝宝体验后还时不时会说起要去做披萨，估计下次要做也是带她去体验馆做了。
家长体会：主要是想带孩子去玩玩，毕竟这也是一种乐趣啊，孩子开心就好。等孩子到了5、6岁以后，就可以学到更多的经验了。
儿童职业体验小攻略
通过与家长们的采访以及麦鲁小城工作人员的介绍，儿童职业体验并不是去游乐园玩那么简单哦，而且家长们带孩子也一般只有周末比较方便，许多家长都反映排队的时间很长，浪费了很多时间。对此，小编提出了一些体验攻略，希望能帮助孩子们玩得更开心。
攻略一：事先打听不费时
虽然儿童职业体验乐园是3-15岁小朋友去玩的，但是采访中有很多小朋友没到3岁就开始体验了，而一些项目有年龄要求限制，所以爸爸妈妈们最好先了解哪些项目不适合自己宝宝参与的，从而减少排队的时间。
攻略二：选好路线早适应
建议第一次去的家长们可以早一点带孩子到达，并且先拿到职业体验乐园的地图，在排队的时候，家长和孩子一起研究―下地图，共同选择一个孩子最想体验的项目，以求开门之后可以迅速快捷地到达第一体验场馆。因为孩子在体验的第一个场馆非常重要，一定要是孩子非常感兴趣的，且尽量避免第一次体验就在场馆外长时间等待，避免还没有体验就已经把孩子的好奇心和耐心给消磨掉。
攻略三：想拍美照用单反
据深圳妈妈Amyachtzig反映，热爱给孩子拍照的她发现卡片机明显不能胜任拍美照的任务。因为家长不能进入体验馆，只能隔着玻璃在外面拍照，用卡片机拍的照片不是光线暗就是影像模糊，废了很多张。
攻略四：劳逸结合不疲劳
因为职业体验馆的体验时间基本上都在30到45分钟之间。有些项目对小朋友的体力消耗还是不小的，需要站着听老师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建议在场馆的选择上劳逸结合。如：警察体验之后安排个做披萨，做完披萨再去排消防员体验（排队的时候就可以把做的比萨吃掉了）等，就能补充孩子的体力了。
宝贝当家，家长要注意啦
也许家长们认为，孩子太小，在儿童职业体验中心也是以玩乐为主，但是寓教于乐是最好的教育宝宝的方式哦，不要只顾着给宝宝拍美照啦，作为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发生，面对宝宝进入社会的小尝试，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将让孩子受益终身。
1.不要干涉孩子们的自主选择权
欢乐海岸麦鲁小城的负责人认为，儿童职业体验乐园是一个小朋友当家作主的城市，建议爸爸妈妈在关于小孩选择职业角色体验的时候，不要过多干涉他们的自主选择权，应该是对小朋友的疑惑进行解释和引导。另外，在应聘职位时，是不许家长代排队的，应该让小朋友从小养成排队的好习惯。这也是培养儿童文明礼貌从自己做起的良好表现。
2.不要过分强调各种职业的区别
在孩子小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强调各种职业的区别性，因为这种区别是成年人加上去的，不是孩子自己认为的。对于孩子来说，建筑房子和做蛋糕看似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其实在孩子们的心目中都是探索和体验，都是用手、眼、四肢和身体探索世界，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对于小一点的孩子，在职业体验的过程中，以享受快乐为原则，一个快乐的孩子，内心会很美好，人格会很健全，人格教育是根本。
3.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们也应该对孩子们做一些职业方面的相关引导：・避免流露出对工作的厌烦
家长会将自己的价值观转移到孩子身上，所以请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对工作的厌烦情绪。孩子会不理解，这么讨厌工作为什么还要去。另一方面，孩子会模仿家长处世，让孩子从小对于进入社会产生抗拒。
・以平常心对待不同职业
家长在给孩子做职业选择时往往带着感彩，对某些低收入、无社会地位职业领域嗤之以鼻或轻视，对某些职业领域盲目崇拜，如明星、艺术家等，都容易导致对孩子培养目标的迷失。
・结合生活更易懂
通古孜巴西
当通古孜巴西古城高大的城墙残垣从茫茫的红柳滩中跳进我的视线，我着实吃了一惊。登上八九米高的残断的城墙，居高临下，放眼古城四周，我开始为这座曾经伟大的城市感到骄傲。
通古孜巴西的一种说法是“众城之城”之意，也就是说通古孜巴西古城是这一带所有城市及遗迹的中心所在。那么这座现在看起来依然显得巍峨壮观的古城，究竟是何人所建，最终又是如何毁损而被抛弃的呢？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探险家来到塔里木盆地，进而掀起这里的考古探险热以来，这片神奇的土地，包括通古孜巴西等遗址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是最早考察通古孜巴西的学者之一，黄文弼认为该城是唐代城市，他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这样写道：其墙址均为土砖所砌，有开元钱币散布，陶片亦属于唐代，则此一带遗址，时代可能相当于唐，而以通古孜巴西为一政治中心区。
黄文弼先生作出这样的结论，其依据主要是通古孜巴西曾出土唐朝大历年间的残纸、李明达借粮契、白苏毕梨领屯来状、太元铜钱等文物以及相关的史料文字。
近年来，自治区文物考古所一些专家，通过不同途径先后来到通古孜巴西以及周边区域，对这里进行了简单的调查，作出了相似的结论。但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除了伯希和、黄文弼等人有限的文物考察和发掘之外，目前，考古工作者还没有对通古孜巴西古城及其周边遗址进行过正式的挖掘和研究工作。
单从自然方面的原因来看，有学者认为，通古孜巴西的荒废与当地最大水系渭干河的改道有着直接关系，也有人认为，在没有对通古孜巴西正式发掘和研究以前，除了政治中心转移直接导致了通古孜巴西的衰落以外，其遭到废弃的原因还有待专家学者进行考证。
红柳花开
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塔里木盆地是干旱和荒凉的，塔里木盆地许多古代文明的消失都与环境改变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楼兰、米兰、营盘、尼雅等等，然而，通古孜巴西遗址的现状却同以上被沙漠掩埋的古代文明完全不同。这里的植被之茂盛超乎我的想象。
通古孜巴西位于新和县和沙雅县交界区域，距离两县县城的路程都在40千米以上，在这两个县城当中凡是对通古孜巴西比较了解的人，提起这座古城除了会说到这里的红柳和野猪之外，往往还会讲一些在当地容易迷路，经常无端下起大雨等怪事。
我们在接近通古孜巴西的红柳林时也迷失了方向，好在我们准备充足，尤其是我们的车辆越野性能优越，根本不用担心陷进浮土以及红柳挡道而失去方向，我们便以太阳为参照物，径直向着太阳的方向前进。这一招果然有效，不一会儿，通古孜巴西古城便从高达2米以上的红柳林中显露了出来。
通古孜巴西四周不仅红柳异常茂盛，红柳林中还分布有大量的梭梭、骆驼刺、骆驼蓬、胖姑娘等植被。据说，进入秋天，红柳花开最旺盛的季节，通古孜巴西古城的城墙都能够被鲜艳的红柳花映照成红色。按照常识，干旱的荒漠区域是不可能出现如此茂密的植被群落的，那么这些植被是依靠什么法力生长的呢？
新和县科技副县长邢春林在调查渭干河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整个通古孜巴西古代垦区都是设立在渭干河冲积形成的平原上，这种情况使得这里的土地异常肥沃。据说，近年来，距离古城不远处开垦的耕地也非常肥沃，有些农民种植棉花、玉米等作物甚至不使用任何肥料就能获得稳定的产量。这种现实给邢春林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有了肥沃的土地，再加上经常莫名其妙地降大雨，荒原上植被茂盛的答案自然也就明白了。
我在沙雅县期间，无意间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沙雅县夏季常常出现严重的冰雹灾害，为了预防冰雹，沙雅县在人工影响天气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沙雅县人工影响天气的方位恰好就在通古孜巴西附近，通古孜巴西的怪雨很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
千年葡萄园
2005年12月，自治区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平等人，考察完通古孜巴西遗址之后，继续向南，进入沙漠区域。他们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考察耸立在沙漠中的塔什吐尔烽燧。张平没有想到，这次简单的调查活动，竟然发现了一座被沙漠埋藏了上千年的葡萄园。
我们离开通古孜巴西遗址后，便驱车向着塔什吐尔烽燧驶去。钻出红柳林之后，我们的向导、新和县文物管理局局长程建军提醒我注意地貌的变化，所见土包林立，坑洼不平的自然地貌似乎像是经过刻意修整过的样子，变成了平整的大平地。
程建军说，这里很可能就是古代大规模屯田留下的耕地遗址，否则很难解释这里奇特的地貌变化。通古孜巴西周围自然地貌类似雅丹地形，但这里的土壤色泽也与其他原始土壤有明显区别。还有一点很关键，现代研究认为，原始地表植被遭到破坏之后，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恢复，何况是在干旱的塔里木盆地。由此推断，雅丹地貌中出现的大面积平地，无疑就是古代耕地遗址。
通古孜巴西距离塔什吐尔烽燧直线距离至少8千米，据说，天气晴好的日子，站在通古孜巴西城墙上就能看到烽燧。发现的古代葡萄园则在塔什吐尔烽燧附近，由于流沙掩埋了接近塔什吐尔烽燧的路径，我们在离塔什吐尔烽燧大约2千米远的地方不得不弃车，徒步赶往塔什吐尔烽燧。
大自然常常导演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环绕塔什吐尔烽燧的沙地，是由许多大小不等的流动沙丘组成的。这些沙丘随风变换着形状，常年游弋在塔什吐尔烽燧附近。程建军曾经领教过这些沙丘的厉害。有一年春天，一些外界朋友要参观烽燧，为了确保路途安全，程建军和同事提前踏勘了通向塔什吐尔烽燧的路，并在两个沙丘上做了记号，第二天，他们带着客人来到做记号的地方，不仅记号没有了，就连沙丘也没有了。当时，程建军还不知道，沙丘消失之后，地表上露出来的枯木乱藤中就有古代的葡萄树。
我们在烽燧一侧的一个古建筑遗址旁边发现了一些干枯的葡萄藤。葡萄藤的根系，依然扎根在古老的岁月。它们或许期望以这种坚守，守望着它们的主人——屯垦士兵的归期。
据介绍，这些枯死葡萄树的年代已经确定，它们与塔什吐尔烽燧以及通古孜巴西同属唐代。
情景再现
据考证，当时的安西都护府核心区域就在今新和、沙雅、库车一带。通古孜巴西则是驻军和屯田中心地带。
2007年冬季，我曾经拜访了库车县境内的唐王城遗址，现有研究证实，唐王城遗址就是安西都护府军马饲养场。于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如果通古孜巴西即为安西都护府府治所在地，我们就能够理出这样一个古代的军事布防以及屯垦图：通古孜巴西为驻军和首脑机关，其间分布着大片葡萄园，则分布着大小不等的屯田机构以及耕地，其间的寺庙等场所则满足了士兵们精神的需要。密集的烽燧，则保证了数百平方千米内发生的任何战事，都能够在第一时间传递到通古孜巴西。
实践美学的人学观不但表现出对于现代人类学成果的滞后，而且表现出对于一百多年前恩格斯人类学研究水准的滞后。而将“劳动”这一概念绝对化和神秘化，是其集中表现。他们常常借着哲学的模糊性和抽象性来掩饰这种滞后。他们坚持这种滞后，是因为以科学的进化论为基础之一的人类学观，会动摇他们的以神化的人性为基础的美学思想体系。
【关键词】 绝对化的劳动观 神化的人学观 进化的人学观 科学美学观
张玉能先生以《劳动与人》（以下简称《劳动》）一文，对笔者的《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以下简称《必须》）一文提出了商榷。［1］感谢张玉能先生赐教。为了相互切磋，以利于学术的进步，笔者认真地考虑了张玉能先生的意见。现在作几点回复如下。
对“区别”性质的辨析
在笔者展开自己的观点前，有一个事实看来需要明确一下。在张玉能先生的《劳动》一文中，有不下三、四个地方，以引用“笔者”的语言（“本质的区别”）的方式，来作为笔者对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的性质判断。这使笔者有些惊讶。笔者在《必须》一文中，确实几乎通篇都在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在此问题上的区别，但在对于他们的区别的定性上，却是谨慎而注意分寸的，记得自己并没有用过“本质的区别”这一提法。带着这一疑惑，笔者又重读了几遍自己的文章，终于发现，确实有“本质的区别”这一词组，但其内涵，似乎与张玉能先生所说的无关。出现这一词组的情况如下：笔者的文章中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动物与人的区别的一段话。然后就恩格斯的这一段话，笔者写道：“甚至在恩格斯所指明的、作为‘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的对自然是‘利用’还是‘支配’这一点上，我们看到的也可以是某种意义上的量的区别。例如，和‘支配’有更根本性的质的区别的应该是‘被支配’。而‘利用’和‘支配’却都是主动地向自然的索取，都是必须使用智能的行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一句恩格斯用语）。一种角度上的量的区别，也会是另一角度上的质的区别。我们这样说，只是为了防止对这里的‘本质的区别’的绝对化的理解。如此而已。”［2］不知张玉能先生是否把上文中的“本质的区别”，就当作了笔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区别性质的定性？那实在是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但除此之外，拙文中就再没有出现过“本质的区别”这一提法。由此看来，张玉能先生对笔者的“语录”的“引用”，多半出于“误读”了。
当然，笔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观点区别的性质，虽然并没有作“本质的区别”这样的定性，但和张玉能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定性，毕竟是大相径庭的。张玉能先生曾经承认：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关于动物与人的区别之界定的确是有一些差异，汪济生同志所做的分析完全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却又就此“差异”，提出了一些自己迥然不同的判断。他认为这些“差异”的性质“主要是一种类似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以及哲学思考与科学实证间的区别，但是结论都是一样的……”［3］“只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述更具有哲学性质，而恩格斯晚年的论述就更具有科学实证的性质，二者不仅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相互不同的，倒是可以相互生发、相互印证、相互阐发的……”［4］对于张玉能先生的这种“定性”笔者实在不敢苟同。不过为了避免那种论争中常见的因为没有具体统一参照物而不可能有结果的抽象的词汇之争，我们还是通过罗列事实先建立起具体的“语境”，那问题的性质就可能有不言而喻之效了。
我们还是先选几段青年马克思的论述来考察一下他如何划分人与动物之界。第一段：“他（指人——引用者）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5］第二段：“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6］第三段：“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原始动物的本能的劳动，……
我们现在谈的是人类所特有的那种劳动。蜘蛛结网，颇类似织工纺织；蜜蜂用蜡来造蜂房，使许多人类建筑师都感到惭愧。但是就连最拙劣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要高明，因为建筑师在着手用蜡来造蜂房之前，就已经在头脑里把那蜂房构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所取得的成果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了，已经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了。他不仅造成自然物的一种形态改变，同时还在自然中实现了他所意识到的目的。”［7］
我们也选几段恩格斯的论述，看看他如何划分人与动物之界。第一段：“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所作的那样。”［8］第二段：“但是，不用说，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动物从事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发展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那里则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在英国猎狐的时候，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狐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它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样出色地知道和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中断它的踪迹。在我们的那些由于和人类相处而有比较高度的发展的家畜中间，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具有同等程度的机灵的行动。因为，正如母腹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略一些罢了。”［9］第三段：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10］第四段：“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11］第五段：“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狄多［恩格斯所养的一条狗的名字——引用者注］的类概念：四足动物和二足动物），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的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综合（动物的机灵的动作），以及作为二者的综合的实验（在有新的阻碍和不熟悉的情况下），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就种类说来，所有这些方法——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只是在程度上（每一情况下的方法的发展程度上）不同而已。只要人和高等动物都运用或满足于这些初等的方法，那么方法的基本特点对二者是相同的，并导致相同的结果。”［12］
现在，让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中提取几组“关键词”。我们看到，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区别的主要几对关键词是——有意识和无意识；全面的和片面的；有计划、有目的的和本能的、无目的的。这几组关键词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相互对比、甚至对立的关系。在恩格斯那里，关于这些区别的主要几组关键词是——有意识和“发展起来了”的“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的有意识；能够在自然界打下“意志的印记”的有计划行动和不能打下“意志的印记”的有计划行动；“发展程度”较高的悟性活动和“发展程度”较低的悟性活动，等等。而在这几组关键词之间，呈现的却明显的是一种发展程度上的区别关系。把前后两者进行比较，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区别，虽然未必是象“金属”和“木材”之间的那种“本质的区别”，但象檀香木和水杉木之间的那种“质地的区别”总还是明显存在的。（笔者并且在《必须》一文中，还对这种区别的产生之因，作了较具体的探讨。）而张玉能先生却还要说两者之间构成那种“相互生发”、“相互印证”、“相互阐发”的关系。按照张玉能先生的“逻辑”来演绎，马克思关于动物的行为是“无意识的”、“本能的”的“哲学”界定，可以“自上而下”地不矛盾于、甚至等同于恩格斯关于动物的行为可以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的“科学”界定。在张玉能先生那里，“哲学”和“科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竟然可以这样的对事物的性质进行反向“转换”！我们看不出这种“转换”与逻辑和学理有什么关系，只能使人想到一个词汇——“魔术”。按照这种“魔术”，在恩格斯这里的关于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的“科学”定性，“自下而上”地到了马克思那里，是否也能够等同于可以说人的行为在“哲学”上是“无意识的”和“无计划的”呢？
对“自由自觉”的辨析
那么，在张玉能先生那里，人和动物的区别是怎么样的呢？
他是这样说的：“……人与动物的区别，最终表现为实践的自由及其生成的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也就是说，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使得人脱离了动物界成为能够审美的人，审美的人越来越离开动物界，成为真正的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13］张玉能先生在他那篇不长的《劳动》一文中，将这一说法重述了好几遍，其中最主要的关键词就是“自由自觉”。他的这种主张当然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他所反复引用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如下论述：“……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4］在这一段话以后，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他的观点，在和动物的一系列对比中，阐述了人和动物的区别。如我们前面已经罗列过的行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有计划性和本能性、全面性和片面性，等等。可以说，在这些描述中，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具有判然分明、两极对照的特点。时年26岁的青年马克思做出这些界定是在1844年。人非“先知”、人非“圣贤”，在达尔文的进化论诞生（1859年）以前15年的时代、知识背景下，做出那样的界定，是十分正常的，更何况在那样一本非自然科学性质的论著中。没有必要为尊者讳，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恩格斯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不是偶然的。进化论诞生后，人们在人和动物的属性之间，确凿地看到了两极之间的联系、对比之间的融合、低级简单与高级复杂之间的动态演进。我们在1886年时年66岁的恩格斯修订完成的《自然辩证法》中，基本上就看不到“自由自觉”“与否”那样的判然分明的提法。相反，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提法：“……［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鱼和两栖类之间的界限也是一样；而鸟和爬虫类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消失。”［15］“‘非此即彼！’是愈来愈不够了。”［16］“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17］在人和动物的区别问题上也是如此。并不存在什么绝对分明的“自由自觉”与“不自由自觉”。
转贴于
其实，也不必把所谓的“自由”、“自觉”神秘化。张玉能先生在他的《劳动》一文中，引用过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话：“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18］从这里，我们起码可以看到，行动的计划性和目的性，是达成“自由”的一种“可见表征”、甚至“衡量尺度”。姑且从这一角度来观察，我们就可以看到：动物的行为就未必是完全“不自由”的和“盲目的”，也会有一定的“自由”和“自觉”；而人类的行为未必是完全“自由”和“自觉”的，也会有甚至相当大程度的“不自由”和“盲目”。不必舍近求远去找例证，我们就在恩格斯的文章中找。（为了看准问题，有些引文笔者不得不重复地引用。）关于动物，恩格斯写道：“动物从事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发展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那里则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在英国猎狐的时候，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狐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它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样出色地知道和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中断它的踪迹。在我们的那些由于和人类相处而有比较高度的发展的家畜中间，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具有同等程度的机灵的行动。”［19］请问，动物（狐还远不是具有最高智能的动物）的这些表现，不是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自觉”，是什么？再看看恩格斯对人类行为的描述：“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20］请问，人类的这些表现（这些表现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愈演愈烈），不是相当程度的未获“自由”、未达“自觉”、甚至“盲目”和“愚昧”，又是什么？
应该说，恩格斯的治学轨迹，是紧跟时代的脚步、并合乎科学发展的规律的；表现在他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得出的就是合乎当时科学水准的、经由形而下的考察而确立的两个具体的区别“尺度”——动物是“利用”自然界，而人则是“支配”自然界；动物（具体为猿）在“劳动”中最多只会“使用（天然）工具”，而人则还会自己“制造工具”去进行“真正的劳动”。恩格斯没有再采用在“劳动”中是否“自由自觉”这种含义既宽泛而又绝对的“界限”，来区别人和动物。他的这些研究，无疑实质性地推进了当时的学术思想。但张玉能先生及许多实践派美学的学者们似乎不愿意循着恩格斯这一条治学轨迹走，他们仍然喜爱摆弄“自由自觉”这样的概念，而不愿、或不敢做那种“形而下”的“考订”。其实，他们并非在理论上不了解形而下的实证科学研究对于人类学和美学研究的重要性。
李泽厚先生就曾经这样谈到过审美心理学：“审美心理学就正是要科学地实证地研究这种种问题，研究所谓‘人类天性’实即文化心理结构的审美法则问题，尽管它现在还处在如此初步的阶段，其前途却是远大的。”［21］可是，每当科学提供的实证材料，威胁到他们既有的人本质说和美本质说的核心命题时，你就往往会看到，他们已经“防范在先”似地在提醒你，他们的研究和命题的“哲学”性质。我们就经常可以看到李泽厚先生在这样强调他的学说的“哲学”性。在他们那里，“哲学”几乎成了一个“避难所”、一颗“烟幕弹”、一道“攻守自如”的“战术掩体”。他们在“哲学”的名义下，无所不谈。而一旦面临别人要对他们的“高论”进行实证性的检验、甚至逻辑规范性的检验时，他们就要举起“哲学”的“盾牌”予以拒绝，并躲到形而上的烟雾中去了。他们的这种治学态度，并不符合经典作家们的治学原则。实践派美学家们十分喜欢提到据说是马克思写的《美学》条目中的“科学的体系”，李泽厚先生也多次提到美学的“数学方程式”，但又常常连对“形而下”的接触都惧怕，不禁令人想起“叶公好龙”之典。
对所谓“常识”、“定论”的辨析
在张玉能先生的《劳动》一文中，反复地提到了一些“似乎也无庸赘述”的“在今天已经成了人所共知的常识”和“定论”，值得我们认真看看：“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依据至今为止的人类学、考古学、史前艺术史的材料，我们仍然坚持‘劳动创造人’，劳动使人脱离动物界成为‘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审美的人’……生产劳动是人类产生的根源。的创始人对此早有精辟的论述和分析。……尤其是在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关于人通过劳动自我生成有着大量的论述和分析，而且已经成为了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关于劳动生成了人类，也是人类学的定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人类的史前遗迹中发掘出了不计其数的旧石器时代的各种各样劳动工具，这些石制的劳动工具——石器以及相应时期的人类化石都明确证明了，人类正是通过劳动才逐步地脱离动物界，由类人猿转变为人，并且逐步地由半猿半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智人、真人逐步生成为现代人。这在今天已经成了人所共知的常识。”［22］
我们不知道，张玉能先生怎么一下子就端出了这些斩钉截铁的“常识”和“定论”。我们清楚地记得，即使在恩格斯的论述中，“劳动创造人说”，也不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恩格斯这样写道：“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3］我们实在不知道，恩格斯的这个有明确的限定作用的用语——“在某种意义上”——怎么会被那些精通典籍的学者视若无睹。他们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名义，没有任何前提地搬用“劳动创造人说”，这实在是不严谨、不慎重的，客观上不能说就没有误解、甚至曲解经典作家原意的后果。“真理跨越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这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应该是不用笔者来提醒这些学者的。
还有，张玉能先生认为“劳动创造人说”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似乎主张只要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就应该为人们确信，并能够毋庸置疑地成为一个学派立论的基石。这也是笔者不敢苟同的。比如，根据日出东山、日落西山的“常识”，人们恐怕是很容易相信“地心说”，而拒绝“日心说”的。而真理呢，却在“日心说”这一边。事实上，“常识”是会追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普及，而不断变更其内容的。正如在今天，“日心说”已经取代了“地心说”成为了人们的常识一样。具体考察一下“劳动创造人说”，其中的“劳动”这一概念，恩格斯当时的定义是：“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24］他并指明“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劳动”。［25］所以，很明显，“劳动创造人说”中的“劳动”一词是指人的能够“制造工具”的“真正的劳动”。而猿类，显然恩格斯认为是不能制造工具的。应该说，这是符合当时人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的。但恩格斯逝世一百多年来，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已经大量地发现了动物，尤其是高等动物类人猿（如黑猩猩等）能够制造工具的新事实。这也几乎成为了科学界“人所共知的常识”。而这些动物能够制造工具的事实，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这些现代类人猿为什么没有被“创造成人”呢？毋庸讳言，这些事实已经构成了对“劳动创造人说”的挑战。实践派美学家们在这种现实面前要再次认定“劳动创造人说”，起码要对恩格斯所定义的“劳动”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一番重新研究和调整。决不是重复几次“自由自觉”这种内涵模糊的语词，就能解决问题的。
再看看张玉能先生的所谓“定论”。如果说“劳动创造人说”在我们中国的人文科学界拥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尚问题不大；但如果要说它就是“人类学”的“定论”，那就真不知是从何谈起的了。世界科学的新进展，其中包括上面我们所提到的对高等动物“制造工具”等行为的观察和研究的新进展，早已经带来了人类学、人类起源问题研究的新局面。我们还是来看看有关专家的描述吧。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荣誉教授、被誉为“进化生物学中最耀眼的人物之一”的恩斯特·迈尔先生曾经这样写道：“人们曾经认为双足行走和使用工具是人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由于认识到双足行走的南方古猿依然保持着猿类的特征，而且由于发现黑猩猩也可以使用工具，于是人们不再认为双足行走和使用工具是人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脑量的迅速增加似乎与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两项发展有关：人科动物不再生活在树上，以及语言（人类的交流系统）的发展。”［26］我们还可以看看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出身于考古世家的世界著名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先生的描述：“……那些认为诸如制造工具、使用符号、镜象认识，当然还有语言是唯独人类才有的行为的思想长期充斥了人类学文献。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发现猿能使用工具，使用符号以及在镜子中认识作为个体的自己，这堵‘唯人才有’之墙逐步瓦解。只有口语这个领域仍然没有受到触动。因此，语言学家成了人的独特性的最后辩护人。”［27］上述两位著名学者的陈述基本一致，世界人类学现状大抵如此。我们不知道张玉能先生的那个在人类起源问题上有了“劳动创造人说”的“定论”的“人类学”存在于哪里？还请张玉能先生明示。
回到美学问题上来，我们并不先入为主地否定张玉能先生所坚持的“劳动使人成为审美的人”的命题。我们只是认为，实践美学在能够谈论这一命题之前，恐怕必须解决的“课题”是：他们应该首先对于“劳动使人成为人”（也即是“劳动创造人”）这一命题作出再认定。（道理很简单，一个学派治学就如一个人上台阶：只有踩实了第一个台阶，才能跨上第二个台阶。）同时我们要提请他们注意的是：这种认定，已经不能再靠什么一成不变的“常识”和孤陋寡闻的“定论”了。仅仅是作为准备工作，他们就必须解决他们研究基石中存在的两个“滞后”的问题，即：其一是，他们相对与恩格斯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的滞后；其二是，他们相对于今天的科学水准的滞后。概而言之，也即他们相对于与时俱进的现实与科学的滞后。其实，仅就他们命题中使用的极端重要的“劳动”这一个词，他们要拿出一个合乎现代科学水准的言之有物的界定，就已经足够艰辛了。但这却是实践美学派不能止于空谈而必须实际从事的工作。否则，他们的美学命题，就不会具有现代意义和价值。
在通过了创立学说所必不可少的夯实现代科学基础的必由之路后，如果实践派美学家们仍然能够充满自信地把他们的命题“劳动使人成为审美的人”标明于论文或论著之前，它才是有价值的。而以“哲学”为掩体，拒绝直面科学的进展，抱定“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宗旨”，这样的学派是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的前景的；它便只能仍然陷于停滞之境，并把这种停滞带给受它影响的学派和学人，而无力直面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和人性现象，更无力承担起美学所应有的对于当代急速发展的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介入和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1］汪济生. 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 学术月刊，
2004(7)；张玉能.劳动与人——兼与汪济生先生商榷. 探索与争鸣，2007(3)
［2］汪济生. 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 学术月刊，2004(7)
［3］［4］［13］［22］ 张玉能. 劳动与人. 探索与争鸣， 2007(3)
［5］［6］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7、57~58
［7］朱光潜. 美学拾穗集.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98~99
［8］［9］［10］［11］［12］［15］［16］［17］［19］［20］［23］［24］［2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6、158、158、158、200~201、190、190、190、158、158、149、154、154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18］恩格斯. 反杜林论.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11
［21］李泽厚. 美学四讲.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7
接轨内地
根据香港“三三四新学制”改革(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学)，香港的大学本科专业2012年起将从三年制改为四年制。
这项改革使得香港与内地教育制度接轨，就读香港高校的内地学生完成高中课程后，将直接入读本科一年级，省却以往来港后需就读为期一年的本科预备课程，在学习和生活上与本地生同步。此前香港高校实行的是三年制，内地生去香港读大学则为四年，第一年是预备学习年，先修香港文化、历史以及语言等课程，以适应学习。
目前各大港校都在为“三转四”做积极准备，重新构思和设计学科课程。学制增加一年，对学生来说，意味着有更多的校外交流、实习时间。
复旦教授抨击大学怪状：
学生逃课追星
是亡国之音
“如今的学生已经分不清是学术研究第一位还是娱乐追星更重要！”这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庆熊在《“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从影星来访，一堂课35人缺席谈起》的文章中发出的感慨。该文发表在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网站上。
让张庆熊教授感慨乃至愤怒的缘由是：2011年11月10日，电影《大魔术师》剧组主要演员梁朝伟、刘青云及导演尔冬升出席在复旦大学的宣传活动，而原本该听张庆熊教授讲课的35名武警班学员却被校学生会叫去维持秩序。面对空空荡荡的教室，张庆熊教授在文中写下自己当时的感受：“今天是我多少年来第一次如此生气的日子。”
文章中张庆熊教授谈到：“这次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团委的领导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在为学生做好事。他们分不清是教学研究第一位还是娱乐追星第一位。”
电影《大魔术师》剧组在复旦的整场活动虽然谈的是年轻人“梦想成真”的话题，娱乐明星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学生们如何更好地学习、成长，但梦想成真的基础在于学习，复旦校学生会的行为，恰恰造成了学生没有做到学生原本该做的学习职责。
复旦大学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学生会及相关老师已经就此事向张庆熊教授道歉。
高考将增加
法律知识内容
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提出，要在中小学课程中有针对性地增加法制教育内容，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制知识教育。
规划要求，逐步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律知识纳入对学生知识和综合素质考查的范畴。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入学考试中适当增加反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宪法知识、基本法律原则及常识的内容，引导学校重视开展法制教育。
教育部：
连续两年就业率低于60%的专业
将停办
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680万人，比2011年增加20万。为应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在《通知》中，教育部首次提出，要让中小企业发挥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主渠道作用，积极为中小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搭建平台。
教育部表示，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将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全国十几所高校
开设城市轨道专业
城市轨道交通是我国近十多年才开始快速发展的一种交通方式。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类人才需求量的不断高涨，高校顺应人才市场需求，纷纷开办城市轨道交通类相关专业。
目前，全国开设城市轨道交通类相关专业的本科院校只有十几所。北京交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等原铁道部部属高校和一些地方应用型高校都开办了该类专业，培养应用型城市轨道交通类职业人才。苏州大学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还专门成立了以城市轨道交通命名的学院。
不同层次的院校，培养城市轨道交通类人才的定位和目标也不同。以北交大、同济大学、中南大学等为首的“985工程”和“211工程”院校，生源质量好，主要培养城市轨道交通规划、设计、运营管理与控制所需的高端工程技术人才，学生毕业后，通过三至五年的基层锻炼，大都走上中层岗位。而部分高职院校也纷纷开设城市轨道交通类专业，重点培养一线技能型人才。
有关专家提醒，报考城市轨道交通专业方向的考生要具备吃苦精神、踏实的工作态度，数学基础要好。考生填报志愿时，要到相关高校招生网站，详细了解专业的培养目标、师资力量、课程安排、就业去向、录取分数等。
西部地区六所
国内一流高校
如同武侠小说中深山老林里常“隐居”着神仙般的武林高手一样，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也拥有诸多历史悠久、国内一流的高校。
1. 重庆大学。国家级特色专业有：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建筑学、土木工程、矿业工程、工商管理等。
2. 兰州大学。国家级特色专业：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有机化学、生态学、植物学、自然地理学、区域经济学、民族学、工程力学、应用数学、大气科学、信息科学与技术、草业科学、理论与应用力学、核科学与技术。
3. 四川大学。国家级特色专业：新闻学、动画、信息安全、核工程与核技术、水利水电工程、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医学信息工程、经济学、土木工程、基础医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药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轻化工程、法医学等。
4. 新疆大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资源勘查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纺织工程。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人类社会是地球上最大的组织。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演化出不同的组织形态，也演绎出一幕幕令人感慨万千的成败兴亡。
当你翻开雷德・戴蒙德的这本以人类社会为叙事主体的鸿篇巨制时，也许会把他定位为一个热心于环保的人文作家。但实际上，与其说戴蒙德是在向人们进行科学启蒙、环保教育，还不如说他是在探索如何利用组织管理的力量来挽救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社会。
就连戴蒙德本人在撰写本书之初，也曾天真地以为自己写的是一本关于环境破坏的书。但最后，他总结出五点框架性因素来解释任何类型的崩溃。他认为，其中的四点――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以及友好的贸易伙伴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这些只是外因。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如何应对生态环境。
考古学家约瑟夫・泰特曾经说过：“复杂社会的特点在于集中决策，信息流量大，各部门高度合作，上下级之间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以及对资源的整合，这一构架基本上有能力应付生产力的波动和不足。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既然它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何最终还是分崩离析?
这其中蕴含着组织战略管理智慧，不但适用于洞悉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何去何从，而且也适用于人类社会之下形形的以政府、公司、学校、慈善机构等面貌出现的子群体、子组织如何来规划、掌控自己的未来。
戴蒙德考察了很多业已崩溃的社会组织，比如属于古代社会的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岛、汉德森岛、阿纳萨兹、玛雅文明等，以及属于现代社会的卢旺达和海地。它们都因环境与人口问题的严重恶化，最终导致了骚乱和战争。事实上，这些社会的崩溃显然并非仅仅源于生态浩劫。
最具对比价值的例子是，为什么同样生活在格陵兰岛上，中世纪的维京社会渐渐走向消亡，而当地的因纽特人却延存至今?从公元793年开始，维京人开始接连不断地进攻从爱尔兰和波罗的海到地中海、君士坦丁堡等欧洲地区。
维京人在气候相对温和的时候抵达格陵兰，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
幸运的是，他们发现了未经开垦的处女地、水草肥美、海路畅通，他们借天时地利之便，建立起一个繁华的社会。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在格陵兰的生存经验，因此无法预测到格陵兰的气候将变得非常寒冷，不适合饲养牲畜。当他们滥伐森林，破坏了土壤和草皮后，生态在短期内已经难以恢复。
而且，当维京人初抵格陵兰时，大脑并非像一张白纸。他们就像历史上所有的殖民者一样，把自己的知识、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起带到了这里。但这些因有经验和常识非但不能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还阻止了他们向当地的因纽特人学习生存技能――如果维京人向因纽特人学习或与其进行贸易，维京人也许有机会生存下去。但维京人对因纽特人抱有偏见、相当排斥。
而最关键的是，在格陵兰的维京社会，权力主要集中在几个首领和神职人员手中。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导致了权贵的短期利益和社会整体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基于首领和神职人员的价值观最终被证明是有害于社会的。在维京社会濒临崩溃之前，首领们发现自己子然一身，已经没有任何追随者，而特权赋予他们的最后一项权利就是成为最后一个饿死的人。
另一个具备对比价值的例子是，同样的维京人，却在生态环境同样恶劣的冰岛，不但存活了1100多年，而且日益活力四射，让冰岛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维京人在格陵兰的消亡，最终可以归结为战略和管理的失败。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失败并非无可避免。
新几内亚岛和蒂科皮亚岛，以及幕府统治时期的日本，都曾经遭遇到共同的环境问题――滥伐森林、土壤侵蚀和土地肥力流失，但它们分别通过不同的管理方式予以解决。
新几内亚岛和蒂科皮亚岛采用了自下而上的管理方式。在荷兰和澳大利亚殖民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到来之前，新几内亚高地从未出现过政治一统的局面，每个村子里都没有村长和酋长，如果要商议决策，所有的人都坐在一起讨论。正是通过这种民主而繁琐的方式，他们制定了人工种植木麻黄的育林法，从而将整个组织从生态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
1868年前的日本则采用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德川幕府下令社会各阶层不得争夺日益稀少的森林资源，并针对木材供应链的3个环节(林地管理、木材运输和城镇的木材消耗)实行管理，同时，幕府还鼓励民众人工育林。最后的结果是，日本的人工林在1750年到1800年间大面积扩张，长期以来的木材短缺的危机得到了缓解。
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足以证明，只要能预见危机，且管理得法，组织是有能力应对生态的难题的(这当然也适用于解决非关生态的其他难题)。
戴蒙德向我们发出了警告，人类社会曾经因环境资源的枯竭而发生过的崩溃，也会发生在今天。我们这些现代人在经济繁荣的今天，尽可能过着铺张浪费的生活。我们忘记了环境会发生变动，也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动。到那时，我们也许已经深深依附于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那么，破亡就是唯一的下场!
但戴蒙德并没有因此而悲观失望，因为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成功案例(如中国在人口像卢旺达那样过分膨胀之前就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多米尼加队巴拉格尔采取强制手段保护环境等)让他心生希望。这同样也带给了我们希望。因为我们只要深刻反思过去失败的原因，就能知道该如何改弦易辙，从而走上成功之路。
戴蒙德还着重指出，虽然针对环境保护的新科技可能会有所作为，但大部分问题，只是需要政治力量来实施已有的治理方案。也就是说，崩溃并非无可救药的宿命式安排，人类完全可以自由选择社会的兴衰成败，这不过是一个战略管理的问题罢了。
至此，戴蒙德的写作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不是为了预言崩溃，而是为了拒绝崩溃!
作者郭沫若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杰出的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原名郭开贞，号尚武。1914年初，郭沫若到日本学医，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等人的著作，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1920年出版了与、宗白华的通信合集《三叶集》。从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郭沫若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空前的高峰时期，收获了大量的诗篇。1921年8月，郭沫若将这一时期所作的154首诗歌结集出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诗歌集――《女神》。《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
《女神》出版后不久，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达10年，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爆发后，他只身回国，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
《女神》简介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56首，包括1916至1921年间的诗作，以作品式样和形式的不同分为三辑。
第一辑是三个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和《棠棣之花》。它们取材于古代传说或历史，独具风韵。令人神驰，在中国开创了诗剧这种新形式。《女神之再生》前面题写了《浮士德》的诗句：“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郭沫若心中的女神是创造力的化身，在堆满男性残骸的世界上，女神创造出新的太阳，因此，女神又成为光明的象征。
第二辑是《女神》30首自由体诗，包括代表作《凤凰涅》《天狗》《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等，是《女神》的精华和灵魂。这些作品大都写于的期，明显地受到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最能体现《女神》雄浑豪放的风格特征。
第三辑收录23首作品，大多是小诗。包括诗人最初的试笔及“五四”之后的作品。因受外国诗人泰戈尔的影响，诗作表现出一种恬淡清新的格调。
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文化运动和“诗界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而完成于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1921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的成立，可谓异军突起，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的大解放”的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堪称新诗纪念碑的，则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重点篇目
《女神之再生》
《女神之再生》是《女神》中的重点诗剧，诗中运用神话的题材、诗剧的体裁和象征的手法来反映现实。诗人假借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开篇，表达了对美丽的向往和对于盛世的怀念。“女神之再生”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诗人说过：“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不过，诗人早期的社会理想是模糊的。他曾说过：“在初自然是不分质的，只是朦胧地反对旧社会，想建立一个新社会。那新社会是怎样的，该怎样来建立，都很朦胧。”因此，女神要去创造新鲜的太阳，但仍是一个渺茫的创造，只是理想的憧憬、光明的追求。但在五四时期，它给了广大青年力量的鼓舞。
《凤凰涅》
1，《凤凰涅》的五四精神
《凤凰涅》写于1920年，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最杰出的代表。它深刻地表现了《女神》的基本思想和艺术成就。思想上，它集中表现了作者在五四时期火山爆发般的爱国激情和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具体表现为：
(1)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作品运用神话故事，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更生”的故事，象征着中国的再生。
(2)破旧立新的革命气魄和乐观主义精神。凤凰破旧立新的宏伟气魄，显示出勇于自我牺牲、自我革命的精神，充满了对未来的必胜信念，又使诗篇闪耀着乐观主义精神。这同当时的时代精神是合拍的。可以说，《凤凰涅》是民族觉醒的诗的宣言。
2，凤凰形象及其象征意义
凤凰形象壮美而崇高，她的特点和意义在于：
(1)她们大胆否定旧现实的一切，摒弃因袭的旧我，严厉斥责浅薄猥琐的群丑，热烈向往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的新世界，体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战斗的乐观主义气概，充分表达了作者彻底破坏旧事物，创造光明的进步理想。在她们的身上，鲜明地体现出大胆的叛逆精神、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破旧立新的进取精神和坚定不移的乐观精神。
(2)她们是年轻诗人的化身，也是民族和祖国的象征。凤凰的涅之歌，是五四时代的最强音，预示着旧世界、旧中国的灭亡和民族振兴的新时期的到来。
3，泛神论在《凤凰涅》中的体现及意义
简单地说，泛神论就是“本体即神，神即自然”的哲学思想，神不是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本身，在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中。它在16、17世纪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对僵死的封建神学和宗教唯心论有过有力的冲击。郭沫若曾经将泛神论概括为“泛神就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
在《凤凰涅》中，诗人在泛神论的思想基础上，把宇宙万物和自我融会在一起，寄寓了他的理想，表现了诗人与祖国人民融合为一的愿望，特别在凤凰获得新生以后，欢乐地唱了五段欢歌，表现自我同宇宙万物的融会，这是泛神论思想在诗中的艺术体现，是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生动反映。
4，《凤凰涅》的浪漫主义特色
《凤凰涅》的浪漫主义特色，主要表现为强调表现自我，注重抒发自我的内心感受，追求美妙的想象，展现革命理想。
5，《凤凰涅》的自由体形式及意义
《凤凰涅》不但在内容上燃烧着“五四”精神，而且在形式上也进行了彻底地革命。它冲破了一切旧格律、旧程式、旧传统和新“套子”的束缚，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郭沫若“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做到形式自由奔放：诗的划分、诗行的长短，都服从思想感情的自然流淌，没有固定的行数和字数；押韵自由，没有固定的规律，做到“大体押韵”：诗作还大量采用设问、排比、反复、叠句和对偶的手法；诗作采用诗剧的形式。
《天狗》
《天狗》是《女神》中的代表诗篇，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是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这首诗的风格是强悍、紧张的。
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它可吞月、吞日，吞掉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表现出个性获得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精神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的勇气，个性才得以充分发扬，五四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宙Energy底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会改变山河、大地、宇宙。“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诗句所释放出的情感力量像猛烈的飓风、奔腾的激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我飞跑”则是令人振奋的呐喊，充分展示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痛苦历程。总之，《天狗》是五四时期人们第一次从诗歌中听到的勇猛咆哮的时代声
音，“天狗”那可吞掉“一切的星球”的豪迈气概，正是五四时期要求破坏一切因袭传统、毁灭旧世界的精神再现。
而《天狗》只是《女神》创作中诗人情感与艺术碰撞、融合、激溅出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女神》的灼人诗句就像喧嚣着的热浪，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
《炉中煤》
这首诗一开始字里行间便充溢着热烈的激情：“啊，我年青(编者注：郭沫若的原文是“年青”而不是“年轻”)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郭沫若找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比喻：祖国是“年青的女郎”，是自己的恋人，唯此才足以传达他当时所感受到的与祖国的亲近感。五四后的中国，新时代的曙光赋予郭沫若的心灵以灿烂的诗意，他心中奔涌着“爱”的激流。他渴望充当一个恋人的角色。他是春天的恋人，是太阳的恋人，是火的恋人，更是新生的中国的恋人，他的最为柔美又最为激烈的情歌，便是敬献给祖国的这首《炉中煤》。
诗的最后一节，诗人把自己的感情推向了。“炉中煤”在燃烧，对祖国恋人的“爱”使它“燃到了这般模样”。质朴的诗句恰当地传达出诗人情感的炽热激烈，表达了诗人为祖国不惜牺牲的决心。在燃烧着的诗情之火的激荡中，诗人向祖国恋人奉献出全部的爱，同时也在爱的烈焰中实现了自我的重建和净化。
诗人用拟物法把自己比作熊熊燃烧的“炉中煤”，又用拟人法把祖国比作“我心爱的”“年青的女郎”。全诗就建筑在这一组核心意象之上。
“炉中煤”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蕴：第一，“炉中煤”的熊熊燃烧象征诗人愿为祖国献身的激情；第二，“炉中煤”黑色外表下“火一样的心肠”象征劳苦大众“卑贱”的地位和伟大的人格，它既指“小我”，也指“大我”――诗人所代言的劳动人民：第三，“炉中煤”的前身“原本是有用的栋梁”，“活埋在地底多年”以后终于“重见天光”，象征诗人不愿庸碌一生而渴望有所作为的愿望，也象征劳苦大众中潜藏的改造世界的巨大能量将要释放出来。“女郎”这一意象暗示诗人对祖国的爱有如情爱一般热烈，“年青”一词则暗示了祖国在那个时代里蓬勃向上的生机。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过：“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本诗中比拟的意义和作用。这首诗就采取拟人的手法，用“炉中煤”的口吻向“心爱的人儿”祖国倾诉衷肠，抒发了对祖国的强烈热爱之情，表达了甘愿为祖国献身的愿望。
本诗把祖国比做“女郎”吸取了我国传统诗歌的精华为养分，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离骚》中美人香草之喻，使意境甘美浓郁，便于表达深深的眷念之情。
艺术特色
第一，在诗歌形式上，《女神》成功确立了不拘一格的自由诗体的新形式。
郭沫若在诗歌形式方面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让诗的形式服从于诗人感情的倾泻，让诗人的情绪支配诗的旋律。在《女神》里有300多行的长诗《凤凰涅》，有短到只有3行的《鸣蝉》；有如《太阳礼赞》那样一行多到几十个字的长句，也有《凤歌》那样三四个字构成的短句；有诗剧如“女神三部曲”，也有古风式的《春愁》，还有类似散文诗的《胜利的死》。这些诗不固定行数、字数，不注重押韵、对仗，段落或分或无，诗篇或长或短，50余首诗没有一个统一的格调，真可谓变化多端，不拘一格。但是《女神》中的诗篇绝非随意写出，而是篇篇都独具匠心，可以从不统一中找出一些统一的规律，这主要表现在诗行富于表现，参差中有着某种规律，节奏于和谐中有规律地变化和大体押韵等。如《凤凰涅》大量运用对比、对偶、复唱手法，在表现形式上体现出自由与严谨的统一。《炉中煤》更近乎新格律诗，每节首行相同，首尾两节有同有异，每节隔行押韵，全诗一韵到底。诗人觅到了与内在感情和谐一致的全新形式，创立了多样的自由诗形式。
第二，在创作方法上，《女神》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女神》表现了革命的理想主义。全书中有不少诗篇取材于“太阳”，把太阳当作生命的源泉和光明的化身加以歌颂，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光明理想的渴慕与追求。还有一部分作品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诗人站在时代的高度，巧妙地处理这些题材，既表现了古代英雄人物的崇高壮美，又使他们跳动着现代的脉搏，从而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例如：《女神之再生》中借助“女娲补天”的神话，寄寓着抒情主人公“要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以取代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凤凰涅》中凤凰对中国黑暗现实和历史进行控诉，经过采集香木自焚，出现了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的中国。这些美好理想反映了五四时代广大人民对革命的要求和对光明、民主、自由的向往。
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女神》中的诗篇，立意构思别开生面，不落俗套。诗人在泛神论思想的启迪下，或在大自然中获得材料，或从历史、神话、传说中选取题材，充分发挥想象联想，运用比拟、象征等手法，使表现的对象变为诗人理想化的形象。在《地球，我的母亲》里，诗人把“缥缈的天球”想象成地球母亲“化妆的明镜”，诗人的想象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没有大胆而丰富的想象便没有《女神》的诗。
生动的比喻，奇特的夸张。《女神》中，诗人运用了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和奇特大胆的夸张。如《炉中煤》里，诗人把自己比作熊熊燃烧的“炉中煤”，把祖国比作自己心爱的“年青的女郎”，表现了一个觉醒的五四青年炽热的爱国情怀；《天狗》中，诗人说天狗吞食了“日”“月”“星球”和“全宇宙”，有力地刻画了一个具有个性解放的彻底勇猛精神的“自我”形象。
第三，雄浑豪放的崭新风格。
前夕，由于受泰戈尔的影响，郭沫若写的都是或爱情、春愁、别绪，或飞禽、新月等抒情小诗，清新秀丽。在的，接触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后，诗人产生了“火山爆发式的内感”，他“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郭沫若《序我的诗》)，于是就采取惠特曼式的“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抒发出来。这些诗如《凤凰涅》《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有的高歌，有的长吟，有的咏叹，充满了昂奋腾越的音调和浓烈瑰丽的色彩。
直通高考
1下列对郭沫若及其作品的表述不正确的两项是(
)( )
A郭沫若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活动家、考古学家，他在诗歌及历史剧创作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B《女神》是郭沫若的代表诗集，诗歌形式自由活泼、风格雄奇壮美，具有瑰丽的浪漫色彩，《炉中煤》《天上的街市》等均是其中的名篇。
C，《凤凰涅》是《女神》中的代表作，该诗抛弃了传统诗词对于纯意境的追求，传达了像凤凰涅般在旧的毁灭中寻找再生的“五四”精神。
D，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常借用“史事”讽喻“今事”，《屈原》《虎符》《蔡文姬》等剧本，成功地塑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形象。
E，《女神》是一部杰出的浪漫主义诗集，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不朽的诗歌作品，开
了一代新诗风，奠定了新诗运动的基础。
2下列文学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两项是( )( )
A郭沫若于1913年底到日本留学，这期间，他的兴趣逐渐移到文学上来，阅读了泰戈尔、歌德、席勒、海涅、雪莱、惠特曼等人的文学作品，以及斯宾诺莎等人的哲学著作，深受浪漫主义文学和泛神论思想的影响。
B，郭沫若于1921年与成仿吾、鲁迅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创造社，创办《创造季刊》等。1923年毕业回国，参加编辑《创造周报》《创造日》等。
C郭沫若于1 929年初写了《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并出版诗集《星空》《原野》《前茅》《恢复》等作品。
D郭沫若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学、考古学、甲骨文、金文研究，在翻译介绍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等方面，也有重要建树。
E，后，郭沫若继续进行文艺创作，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
3，《女神》这本诗集主要反映了什么样的精神世界?
4，诗歌《凤凰涅》的浪漫主义特色是什么?
5，诗歌《天狗》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
“直通高考”参考答案与解析
1，BE(B《天上的街市》不是《女神》中的作品；E应该“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不朽的诗歌作品”)
2，BC(B应该是“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创造社”：C应该是“《星空》《瓶》《前茅》《恢复》等作品”，《原野》是的剧作)
3《女神》是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典型体现，它表现了对一切旧秩序、旧传统、旧礼教的大胆否定和无情诅咒，海啸般地呼喊着创造与光明，民主与进步。通观整部《女神》，反抗、爱国、创造是贯穿诗集的基本思想内容：第一，追求个性解放的彻底反抗精神：第二，向往理想社会，无限思念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三，歌咏自然风光，充满向上进取的不断创造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