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6 10:11:1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微观经济 用工荒 农民工
一 用工单位的微观原因分析
1．工资缺乏吸引力
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也是劳动力供需关系的重要信号。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调查显示，工资待遇与缺工有直接关系。月工资平均在1500元（含加班费）以下的企业普遍招工较难；月工资在1500～3000元的企业，招技工较难，但普通工基本可保证；月工资3000以上的企业招工没什么问题。当前民工短缺主要是因为民工工资的调整相对滞后，没有伴随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而相应调整，这样，在短期内劳动力供应曲线并未发生变化，但在真实劳动力价格下，供给将出现增长不足（表现为平稳增长）而需求会放量上升，劳动力市场就自然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2．用工不规范，劳动权益缺乏保障
目前，珠三角地区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问题最为突出。据调查，反映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产品加工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为严重。这些企业和行业大都受到国外订货商的制约，利润空间较小，单件工价较低。此外，民工最担心的是在工作中受伤，因为企业老板不愿承担相应的医疗费，导致不少受伤民工最后只能放弃治疗，这些工伤者大多数都是农民工。企业的用工程序不规范是造成民工短缺的主要原因。
3．欠薪情况严重，缺乏契约保障
在工资低、用工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民工的合法权益还经常受到侵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普遍存在，使得本就不高的收入也难以兑现，这也是珠三角地区用工短缺的重要原因。以深圳市农民工欠薪情况为例，2005年初，被调查的2838家企业中，有欠薪行为的仍达653家，差不多占了被检企业的四分之一。此外，企业主欠薪逃匿事件也时有发生，仅深圳龙岗区，2004年就发生150多例。企业的欠薪行为及缺乏制度保障的工资制度是造成民工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民工自身的因素分析
1．成本与收益的权衡
除了低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劳动权益不受保护等因素之外，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一些社会管理制度导致农民外出打工的迁移成本畸高，也是民工考虑是否外出打工的因素。由于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存在，使外出打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青年农民，仍然不能把户口迁入到他们的工作所在地，不能融入当地社会；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使民工的子女不能到父母工作所在地读书；不公正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民工的工伤、养老、失业、医保等待遇都存在不少实际问题；农民工们抛家别子背井离乡，他们付出很高的打工成本却往往获得严重不对等的低回报。
2．新一代民工维权意识增强
以广东劳动力市场为例，2000年以后，劳动力主要供给者以独生子女居多，他们的成长条件较为优越，对工作的期望自然偏高。年轻、文化程度较高、长期在外打工、对社会的认识更多更清楚，这是新生代民工的主要特点。他们诉求工资待遇的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变，诉求基本的尊严、基本的社会保障，诉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归结到一点就是寻求公平的待遇。我国一二线城市基本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和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在广东总就业人口中，专业技术人员仅占5.9%，初级以上技术工人仅占8%。技术岗位缺口大与部分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并存，形成结构性矛盾，由于大部分民工缺乏相应的专业训练，劳动生产率低下，无法胜任更复杂的技术工作，因而导致出现企业高级技工人员短缺与大量民工无法就业的现象。
三 农民工短缺现象的本质属性分析
第一，从表象上看，珠三角的民工短缺是一种数量的短缺，这种数量短缺不仅包括普通工的短缺，更包括了熟练工、技术工的短缺。从本质上看，珠三角的民工短缺更表现为一种结构上和体制上的短缺，是一种用工制度的缺陷引致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的表现，是农民工制度长期不合理、不规范导致了各种深层矛盾的爆发，它提醒我们应好好重视人力资源尤其是要重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企业；战略措施
一、我国劳动力短缺的现状
1.人力资源质量总体水平低。从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比重看，我国人口资源的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整体文化水平仍然很低。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比重为8.9%，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占26.8%，我国人口的文盲率为4.08%。需要指出的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文化水平差异相对较大。就拿农村来说，文盲和半文盲率就达到7.1%，远远高出平均水平，而初中以下文化的劳动力比重高达91.2%。而且，我国大学适龄人口入学率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从而造成了从业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的高素质劳动者所占比重偏低，我国不仅是一个人才资源贫困国，也是一个高级人才短缺国。
2.我国人才结构不合理。我国人才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人才专业结构不合理。众所周知，我国专业存在冷门与热门之分。热门专业的人是相对集中，而冷门就相对不足。根据最新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专业人才集中在教育、卫生、经济、会计四类专业。而新型的朝阳企业，急需人才的新技术、农业科技、新能源、生态、环保、生物科技技术等工程领域却远远不够，特别是高新技术和复合型的创新人才出现严重的不足状况。（2）人才年龄结构不合理。据人事部统计，截至2004年，我国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约4100万人，企事业专业技术人员2834万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位占6.8%，中级占32.2%，初级占54.4%。
3.配置不合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到来，我国经济体制在不断的改革完善中，而相对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和人才培养战略却没有跟上改革的步伐，从而造成人员配置不能满足需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人员配置结构不合理。企业存在的结构性人才短缺的现象。我国技术人力资源结构还是典型的初期工业化时期的人力资源结构，高新技术人员比例很小，每千人中技术人员数只有6人。（2）人力资源产业，行业配置结构不合理。我国60%的人才集中在国有事业单位，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力量薄弱。环保、法律、农业、新能源、通信、保险、生态等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相对不足。（3）人才的地区分布失衡。在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我国八成以上的人才分布在这里，而急需人才的中西部所占比例不足两成。这对我国推行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带来严峻的挑战。
二、劳动力短缺时代给我国企业带来的挑战
（一）企业面临招聘困难的局面
现在的许多企业都面临的招聘困难，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现在竞争激烈，本身的毛利润相对较低，所以能够开出的工资就相对较低、在吸引人员竞争中并不占优。更有甚者，现在的工人的要求并不仅仅限于工资、而且还要求发展空间、工作环境、福利等等，都成为企业在招聘过程需要面临的问题。还有就是，现在的拥有熟练技术的人员相对需求远远不足、企业的招聘渠道相对比较固定、招聘方式过于传统、花费的物力财力不断增加。
（二）维持企业员工稳定成为新的挑战
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员工流失率，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就更加严重。劳动力匮乏不仅仅体现在人员的数量短缺方面，还体现在队伍的稳定性方面。较高的员工流失率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特点之一。曾经对许多台资企业进行过采访，原来员工流失可以迅速地招来一下新的员工，并没有带来多么严重的问题，而现在由于招聘困难，劳动力的补充不能跟上节奏，员工不足就开始成为企业运行的绊脚石了。分析其缘故，体现在：福利待遇缺乏吸引力；工作过程枯燥无味，导致员工不愿久留；没有足够的个人发展空间；员工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太过传统；企业文化建设不足，导致员工缺乏归属感。
（三）创新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
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新的局面下面临很多挑战：第一，由于人力资源管理方式落后，不能对本行业的人力资源状况进行深入的分析、不能提出具有长远规划的企业招聘、福利待遇、企业文化等吸引员工。第二，劳动力市场发生转变。由于过去劳动力应有尽有的传统观念，导致该行业习惯于采用低工资与落后的薪酬激励制度。据调查，该行业的薪酬仅仅相当于全行业的
85%左右。由于工资水平不高、直接导致企业招人与留人上缺乏吸引力。第三，普遍缺乏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活动较少是员工缺乏归属感。第四，员工精神关怀不足。第五，不能给员工提供足够个人发展空间与平台。
（四）劳动力短缺和成本攀升迫使企业发展模式转型
一直以来，都是依靠于低廉劳动力来获取利润的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在面临员工招聘困难、成本不断攀升时、究竟是否还能够继续盈利下去，是这些企业需要面临的严酷考验。劳动力资源不再是“无限供给”，这是社会的大趋势，该类企业必须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例如寻求技术革新、产业升级等方式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三、劳动力短缺时代，企业的应对战略
（一）实行人力资源战略规划，重视和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应对人力资源短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实行人力资源战略规划。许多企业并没有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划来制定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究其根本原因，是企业对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本这一趋势的认知不够，他们的人力资源管理更多是一种行政辅助类的工作。所做的工作只是如何去挑选人才、鉴别人才是否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而缺乏一个系统的人力资源规划，从而使企业自己能够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在5月2号的文章中写道，现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企业发现光是提高薪酬已经不能吸引劳动力了。工厂主们正在使用多种方法吸引农民工。文章指出，新一代的农民工对工作和生活空间的需求更高。东莞市的TAL集团一直通过提供绩效奖金和其他物质刺激方法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不过今年该集团举办了一次“缝纫奥运会”的活动，改变了传统的方式吸引员工。
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和实施具有科学的战略性招聘。企业应该重视外部趋势的变化，劳动密集型企业要根据企业规模及发展目标变化，重视外部因素的影响来制定与之匹配的合理的招聘计划。根据企业的岗位特点，需要认真的从个人作风、职业道德等来决定是否能够让该员工放到某个职位上。从而使企业能够得到持久的人才支持渠道。香港的投资公司Elevate Global Ltd.说，在工厂支付有竞争力的薪酬的前提先，留住员工最有效的方法是加强沟通。
2.拓展招聘渠道与方式。企业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改变原有的观念，积极的拓展符合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的渠道，从而合理的降低招聘成本并且能够吸引员工。例如：能搞展现企业良好形象的招聘信息，从而提高企业的吸引力。建立科学有效的培训机制，提高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例如积极发掘已有员工的亲属朋友加入公司；通过网络、报刊的劳务信息；与地方政府、劳务派遣部门合作等。
3.注重员工的培训。企业应该注重发掘自身员工，积极进行培训，为员工提供一个可持续个人发展空间。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使员工在知识技术上得到提升，也有助于培养企业自身的业务骨干、留住企业自身需要的人才。
4.提升员工的福利待遇，建立完善的薪酬激励制度。劳动密集型企业之所以出现招工难，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无法给我一个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随着这些年我国的物价不断增长，企业的薪酬增加幅度却不够，因此，企业最好能够建立一份完善的薪酬激励制度，方能吸引劳动力，留住劳动力。我国企业招工难的根本问题在于提供的薪酬待遇低于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近几年我国物价迅速增长，但是企业给员工的工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物价的增长幅度。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提升员工的薪酬，奖励具有吸引力的福利待遇。郑州市一家大型橱柜公司人力资源经理乔先生说，文员底薪涨到1800元，普工底薪涨到2500元，可还是遇到招工难的问题。
（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
1.培育企业自主创新精神，建立创新型企业文化，从而塑造一种自主创新的氛围。近几年，我国企业意识到转型创新，比如定制化设备供应商就出现了较强的创新研发能力，企业通过调查了解用户需求，根据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100%响应工业生产线的要求。北京领邦仪器公司就是这类“定制研发”型企业。公司已经研发了针对气门、车桥、带轮等上百套检测设备，十分受客户欢迎。
2.加大企业自身的创新投入力度，首先应该注重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创新性人才与队伍，提供自身的竞争力。通过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培养创新型人才队伍。将企业从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转化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从而缓解劳动短缺造成的困难。东莞新创艺服饰公司的老板辛大平去年购进了十台电脑纺织机，花费了52万元。这十台纺织机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一个人操作就可以了，而以前的七八十台机器必须需要七八十个员工操作。这位老板说这样做也是被逼无奈，现在招工太难。往年根本不用担心招不到人的问题。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大大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是一些小工厂因为开始的投资过大，往往不敢轻易地尝试
3.培养企业的自主品牌，从而提高企业的附加值。当然，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鼓励，政府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来鼓励、引导和保障企业自主创新。
4.运用“外迁”策略，延长产业周期。现在之所以招聘困难，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劳动力不愿外出务工。很多都希望能够在家就近找份工作，哪怕薪酬相对少些。而现在，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都集中在东南沿海或者是内陆的大中型城市中，土地租金也是相对很高的。
经济在发展，劳动力资源的短缺日益严重，劳动力短缺时代的出现将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企业在要寻求更好的发展，就面临着解决“用工荒”的问题。我国企业不仅要在提升自身技术创新的同时，还要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农民工的基本工资，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提供自由的工作空间，将农民工作为城市的一部分使其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只有这样，企业才才能吸引大量的劳动力资源甚至技术型人才，才能留住人才，创造效益。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实现员工发展与组织效益的双赢的过程。企业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力图实现个人发展与企业战略目标共同完成。
参 考 文 献
[1]吴奇修.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演变[J].经济研究参考.2012（12）
[2]李仲生.人口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5）
[3]张楠，李婷.试论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J].北方经济.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 生产函数 数量估算
1、 引言
2014年年初，“民工荒”问题再次显现，关于中国农村是否仍存在大量可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再一次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对中国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测算有利于判断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形势，提出适合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策略。
刘易斯模型首次提出了“剩余劳动力”概念，该模型定义的“剩余劳动力”是指：当劳动力从总劳动人口中转移出来，不会使得总产量减少，这一部分不生产农产品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通过对文献整理可以发现，计算我国剩余劳动力的方法主要有估算法、生产函数计算法、国际比较法等。不同方法得出的结论有很大差别，大约在800万-2亿人之间。
2、 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2.1对农村生产函数的估算
假定农业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Y=ALαKβSγ 其中：Y是农业总产值，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表示；L是农林牧渔业乡村劳动力表示。K是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S是农作物耕种面积。
将方程演变为：
Ln（Yit/ sit）=C0+ ln（Lit/ sit）+βln（Kit/ sit）+ΣσjDijt+λt+ uit
i是省份，j是区域，t是时间趋势。Dijt是地区固定效应虚拟变量，σj、λ为虚拟变量和时间系数，uit是随机误差项。
本文选取全国31个省份数据，划分为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西北这几个经济区。其中每个省份抽样选择县市级数据。
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通过计量得出，全国数据2000至2012年间劳动、资本产出弹性分别是0.51、0.44。分地区数据的劳动产出弹性分别为：0.45、0.5、0.23、0.42、0.986、0.21、0.18、0.29。模型的结果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地区间要素产出弹性也存在明显差异。
2.2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测算
根据上文测算出的α可估计其边际生产率MPL。农业部门生存工资（w）选用农民纯收入。当w=MPL时，可得出均衡劳动力L*，与现存劳动力L进行比较得到剩余劳动力的数量。
如下表所示：从全国数据来看，劳动力数量逐年下降，2012年下降到约为2.58亿人，剩余劳动力数量也在逐年减少，从2010年为负值。东北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变化同全国一致。北部沿海2003年后的剩余率仅在5%左右。东部沿海省份的农民纯收入居全国前列，算得均衡劳动力数量偏低，因此仍有部分剩余；还有可能是因为江浙一带汇集大量的省外农村劳动力，导致当地剩余劳动力多。南部沿海省份的α高，但劳动力形势2005年后比较严峻，原因其就业机会多，当地乡镇企业、渔业也较为发达，对机械要求低，因此对劳动力的需求高，当地不仅没有剩余劳动力还要吸收内陆农村劳动力。该区域的第三产业中，旅游、餐饮业发达，也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长江中游、西南、西北地区仍有剩余劳动力，西北地区相对数量较少。值得注意的是，西南地区是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区，计量结果发现仍有较多的劳动力剩余，可能是受沿海经济形势的影响，本地就业优势明显，多数农民工选择留在本地，还可以兼职农业。
3、 结论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提出的剩余劳动力数量计算方法，通过估算农业生产函数估计了全国及各经济区域的剩余劳动力数量。从全国各市县农业从业人员数量趋势上来看，从业人员的数量近年来逐渐减少，但中国农村仍有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因各区域发展状况不同，剩余数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然而，劳动力短缺现象开始显现。从全国数据来看，从2010年开始农村劳动力出现短缺，东北地区和北部、南部沿海地区剩余劳动力数量逐渐减少甚至出现短缺，中部地区和西南、西北地区仍有可以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Arunava Bhattacharyya， Elliott Parker. Labor Productivity and Migration in Chinese Agriculture： A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9（01）
[2]OECD.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the Domestic Policy Challenges. Paris：OECD， 2002.
[3]王红玲，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方法与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1998（04）
一、目前我县企业用工现状
****年度，被列入我县重点骨干的企业共****家，企业类型主要分布在船舶修造、汽配、电机、水产、玩具、化纤、毛绒制造等行业，都具有行业代表性的特点。从调查显示，截止**年4月底，我县**家重点骨干企业用工总人数为****人（其中船舶修造企业外包单位****家，用工人数为****人）。按员工户籍地分，本地员工****人，外来员工****人；企业为员工参加社会保险人数****人，参保比例为****%，主要以本地员工为主，船舶修造企业的外包单位中仅为45名员工参保，参保率极低；从日工作时间看，各企业相差较大，长涂金海湾、秀山常石集团、衢山吉博力等企业劳动用工比较规范，实行标准工作时间制，而水产，玩具等企业因工资以计件为主，员工日工作时间一般在****小时，工作时间相对较长；从工资待遇看，船舶修造、汽配、电机等企业的生产及技术工人月薪在****元，水产加工、玩具、化纤、毛绒制造等企业的员工月薪在****元；其它福利待遇方面，除长涂金海湾、秀山常石集团等少数企业福利待遇较优外，多数企业很少考虑给员工除工资以外的福利待遇。从食宿安排看，我县约有7成企业为外地员工提供免费住宿条件，每间宿舍安排****人，为本地员工免费提供住宿、通勤车或补贴。金海湾公司提供的食宿条件很好，每间都安装空调、电视等设施，可以与宁波、绍兴等地的一流企业媲美。
二、用工短缺情况及存在问题
从调查显示，年内**家企业用工需求为****人，其中船舶修造企业的外包单位用工需求为****人。主要分布在船舶修造、水产加工、汽配等有关企业。用工缺口的主要工种是船舶工程管理人才、船舶行业技术工人、水产加工人员，VNC机械加工人、玩具装配工、车缝工等。对用工的年龄要求普遍限制在20—40周岁。
目前，这些用工短缺企业都存在招工难问题，已给有些企业的正常生产带来很大影响，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今后几年内，我县按照市委“以港兴市、全面跨越”的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建设海洋经济强县这一主题，认真贯彻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资源优势，临港产业将会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船舶修造业及船舶配套等企业的用工需求势必会迅速增加。从目前正在新建中的衢山东邦修造船有限公司、落户秀山岛的江苏南通惠生集团、江南山的舟山中基集团，及金海湾公司的全面投产情况看，保守预计这些企业明后两年内用工需求总量将超过1万人。企业若不及早储备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普遍技术工人，到时，用工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将进一步显露：技术人才总量短缺，本地劳动力严重不足，外来劳动力引进难……这一切，会成为制约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最主要瓶颈。
三、企业招工难原因分析
透视我县企业用工短缺现状，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上分析其用工短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宏观上分析。由于新一轮全国性的投资热潮兴起，如上海****年世博会和广州****年亚运会场馆及基础建设，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经济圈的形成，中西部地区大开发步伐的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举措的实施，各地经济都得到快速发展，企业用工量都飞速猛增。使劳动者就业空间的选择上更为灵活多变，劳动力资源在全国区域内不断得到整合和配置，呈多方向、多区域流动趋势。原来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集中流动的劳动力转向全国范围，改变了民工潮“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习惯性转移格局。导致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民工荒”问题，劳动力供给明显不足。其次，由于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相继出台取消农业税等重大政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增强了外来民工务农的信心。第三，有些地区包括我县的多数企业工资水平多年来始终保持在低水平徘徊的局面，而内地一些企业工资水平在不断增长，以及用工不规范，员工权益难以保障等原因，极度大地损伤和削弱了他们外出务工的积极性。
（二）从我县实际情况分析。我们认为本地劳动力不足，结构性矛盾严重；水产、玩具等企业工资待遇偏低，用工缺乏吸引力，是企业招工难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区域位置、工种适应性、管理水平、权益保障等也是造成企业招工难不容忽视的因素。
（1）结构性矛盾严重。当前,我县大力培育发展临港产业,船舶修造企业呈现飞速发展态势。截止07年底，全县共有船舶修造企业****家，相对固定职工1万余人，今后对技术技能工人的需求量持续增大。而我县目前可提供的人力资源中适合船舶修造企业技能要求的极少，劳动力低技能素质与企业对技术技能工人的高需求所产生的技能性矛盾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的主要特点。这种结构性矛盾在今后几年内将会更加严重。
（2）本地劳动力严重不足。近年来，我县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很多企业相继落户我县，大量失业人员实现了就业再就业，城乡闲散劳动力逐年迅速减少，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据教育部门统计，目前，我县每年未升学的初高中新成长劳动节力仅为****余人，原岱山户籍的大中专毕业生回家乡创业的很少，也只有****人左右。这一切，导致我县本地劳动力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企业用工紧缺。
（3）工资待遇偏低，用工缺乏吸引力。众所周知，近几年来，我县企业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而这些年来物价消费总体水平已大幅攀升，企业工资提高远低于经济增长和物价增幅。按日工作时间*至**小时计酬，目前我县水产、玩具等企业职工月工资收入一般在****至****元。与宁波、绍兴等周边地区相比，月薪均低了****元左右。
（4）用工不规范，权益难以保障。我县企业对外地员工一定程度上存在歧视的倾向，一是很少与外来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二是拖欠工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四是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管理方法死板，缺乏人本化理念。
（5）岗位（工种）原因。
调查显示，目前我县用工出现短缺的行业主要是船舶修造、水产加工、汽配等企业。船舶修造企业用工短缺主要原因是企业用工要求较高，用工岗位主要是：电焊工、冷作工、管道工、船电工、舾装工及船舶现场管理、起重吊机、检验、精度等工种，应聘者众，录用者少，大多受技能制约。而对于水产、玩具等企业的招工难问题，究其原因，一是属季节性生产类型，工作不太稳定。在淡季，一线生产工人往往被辞退，勉强留下的也只发给****元左右的生活费。而一旦生产旺季到来，原来那些人早巳在其他企业上班，不可能再度返回，造成员工流失；二是薪酬较低，在工作时间较长，劳动强度较大的情况下，也只能得到这些报酬，势必引起民工反感；三是用工以****岁女工为主，而外来务工人员男多女少，比例为*：*，这势必造成年轻女工的大量短缺。四是多次从率水产加工企业赴外招聘反映，很多民工不愿应聘水产品加工岗位，主要原因之一是考虑鱼腥味重，习惯上难以适应；顾忌得风湿性关节炎等。
（6）区域位置因素
由于我县地处海岛，交通不便，工作成本高，外来劳动力不愿到海岛来打工，一般选择到杭州、绍兴、宁波，温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工作。原因是路途太远，探亲返乡不方便，交通费用支出过大。
五、对策和措施
针对我县目前存在的企业招工难问题及今后船舶等工业用工需求预计情况，我们认为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义不容辞做好用工管理和服务工作，形成全社会合力扶工的良好环境，促进我县企业又好又快地科学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同时，引导帮助企业规范劳动用工，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更好地关心、留住人才劳动力，共同破解招工难问题。
（一）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要千方百计加快各行业的管理、技术等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着力加快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三支队伍建设。
一是充分发挥浙江海洋学院、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岱山技校等本地院校的人才培养优势，围绕产业需要，扩充船舶修造相关专业，为我县船舶工业提供相关实用人才。
二是加强校企联合，充分发挥县职业技术学校船舶修造技工培训中心的教学资源，进一步完善衢山镇和长涂镇两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围绕船舶产业用工需求，采取“订单式”和“储备式”培训形式，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船舶行业人力资源库，更好地为企业输送合适的技能人才。
三是加强交流与合作，开展引才引智工作。积极引进国内外智力项目,为我县各类企业技术创新等服务。县里每年要选拔一批有一定工作经验、年纪轻、学历高、发展潜力较大的人员到高等院校进行专业深造，也可派员到国内外先进企业学习先进管理及技术，培养一批高级技术骨干人才和专业实用人才。
四是广泛开展船舶技能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技术创新与攻关等活动，切实提高职工的岗位技能和创新能力，在全社会形成学技术、比技能，促成才的良好氛围。
五、要在全市范围内统筹考虑劳动力短缺问题，尤其是船舶修造行业的用工紧缺问题。从岱山目前情况来看，可供劳动力资源已到极限。年轻的读书毕业后都飞到外地，年纪偏大的已失去培养基础。因此，建议市里应及早谋划人口较少的海岛劳动后备力量贫乏的举措。在招生、培训专业设置、就业岗位安置上制订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手段。
（二）积极引导，帮助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1、提高工资待遇，增加用工吸引力。引进外来劳动力，解决招工难关键是提高职工工资待遇。因此，要引导企业认清长三角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要根据周边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及时调整职工工资，尽量接近甚至超过周边地区的薪酬水平，有条件的企业可实行职工工龄补贴，年终福利奖金等措施，进一步增强企业用工吸引力。
2、保障民工合法权益。要帮助企业理性地审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改变短期用工行为，及时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按时足额发放工资，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保障和维护员工合法正当权益，进一步构筑和谐的劳动关系。
3、调整用工条件，适当降低在年龄、性别、技能、经验等方面要求，扩大用工范围。季节性较强的企业要根据生产特点，合理制定全年用工计划，避免企业在生产淡季时民工大批跳槽，减少员工流失。
4、重视精神文化建设。要引导企业对员工实行人性化关爱和贴心式管理，真诚善待员工，逐步开设“民工之家”，丰富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通过定期开展各项文体活动、生日送蛋糕、生病探望、节日祝贺等形式，千方百计满足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提高企业凝聚力、向心力，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对外来民工的素质培养、岗位发展及提级提升要与本地员工一视同仁。在用工管理上做到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和事业留人，努力构建良好的和谐劳动环境。
（三）齐抓共管，营造全社会合力扶工氛围
政府职能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意识，齐抓共管，紧密协调，为企业兴旺发展创造良好的合力扶工氛围。
一是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和宣传途径，大力宣传高技能人才政策、船舶工业先进模范人物的典型事迹，转变本地劳动力的择业观念，努力营造“当技术工人光荣”的良好氛围。
【关键词】民工荒 大学生就业难 产业结构调整 倒逼机制
一、引言
近年来“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的并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同一年龄组的两个就业群体面临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就业状况，即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农民工开始大规模的短缺，而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却出现明显的劳动力过剩。一方面，“民工荒”日益普及，2004年首次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加工制造业出现以后，已迅速蔓延至各个行业及地区，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重视。“民工荒”问题已经发展为全社会的困局，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意味着中国传统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格局正经历一场大的变革，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之后将进入劳动力局部短缺甚至全面短缺的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将迈入新的时期。另一方面，2003年之后大学毕业生开始进入就业难的时期，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发生改变，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据国家公布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全国大学毕业生达到2700万人，2006和2007年大学毕业生的市场供给量年均增长22%，2008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人数为532万人，而到2010年已增至631万人，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大量尚未就业的历届毕业生，至2010年市场总共存在大约2100万大学毕业生供给（如图1），在世界面临经济急速下滑的时期，大学毕业生群体将迎来最为严峻的挑战。
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就业机构的合理演变，而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也同样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如何有效抓住产业结构升级的合理契机，充分利用“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所形成的倒逼机制已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矛盾成为了产生“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困境的主要原因，这已不是简单的就业问题，更加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着密切相关。基于此背景下本文拟从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对产业结构的倒逼机制来进行研究，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快速推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从而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倒逼产业结构调整
“倒逼机制”是指以末端逼上端，进而实现改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局部短缺、大学生就业难的产生等就业困境的出现正在倒逼我国经济进入产业结构的转型拐点。
“民工荒”现象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转折点的到来，它不仅是对现有的发展模式和增长结构的挑战，更标志着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的结束。虽然其中暴露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但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拐点。只要积极引导，利用得当，必将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的重要契机。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过度依赖劳动力，“民工荒”的出现就是对中国现行发展方式的重大挑战。通过统计发现，近似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优势，然而随着“民工荒”的出现，这一比较优势正在趋于弱化，主要表现在“民工荒”所造成的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在“民工荒”爆发之后，农民工工资的快速上涨更充分说明了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远去。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将是如何充分利用“民工荒”形成的倒逼机制的市场力量，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实现经济内生增长和创新驱动。
而当前大学生就业市场存在严重困境却是由于产业结构所带来的大学生就业角色的定位错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缓慢市场主体并不能提供充足的高端岗位，这就给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创造了沉重的压力。但是，在面临产业结构的一系列问题的同时，大学生就业难的出现也同样带来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充分把握劳动力升级速度快于产业升级速度的趋势，不断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善创造出路，其必将成为倒逼经济结构调整的另一契机。传统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上，由于现行产业结构的限制，大多企业所提供的都是管理、技术岗位，这种岗位的需求较少，工资收入相对不高；而适合大学生就业的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及高附加值的服务业、社会管理等第三产业则发展比较缓慢，限制了大学生就业的水平。因此，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一定要在积极发挥大学生就业难的倒逼效应下，加快产业升级速度，提高企业的知识和技术水平，提升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并创造更多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寻找新的人才培养方式，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契机，推进产业转型与升级，使其容纳更多的高知识型劳动力。
三、倒逼机制下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与思考
产业结构是造成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的最根本的因素，同时也是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因素。因此，努力实现就业困境倒逼下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是正确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的根本之路。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困境，就必须实现从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变，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的吻合，抓住经济发展的契机，在摆脱“民工荒“的同时又可以消除大学生过剩的现象。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关于对倒逼机制下产业结构调整对策的思考：
第一，要正确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主要针对改变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压力，逐步调整为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及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既可达到缓解民工的短缺又可以实现大学生的就业。而产业结构转移则是针对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地区，强调产业结构（主要是指劳动密集型和低加工制造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使其充分利用中西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积极促进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实现知识型劳动力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目标一致，完善劳动者的素质结构，推进技能型劳动力培养的合格化和知识型劳动力培养的应用，加快高等教育改革，积极促进知识型人才培养向应用化方向发展。
第三，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搭建良好的就业信息平台，降低劳动力市场供需搜寻的成本，引导供需双方规范劳务行为，实现理性就业。同时，建立有效的就业保障体系，依据经济形势和相关政策的变化适度而行，充分实现劳动力的各项合法权益保护，增强人力资源在市场上的合理配置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
四、结论
“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是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的象征。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挑战，同时也是重要的发展契机，它将成为倒逼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民工荒”的出现并非劳动力资源的枯竭，只是我国产业结构矛盾在劳动力市场的特殊体现。同样，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也只是劳动力素质结构与产业结构不一致的表现。在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并存的就业困境下，对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要充分抓住转型调整的契机，积极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来加快经济转型发展。首先，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努力提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以此提供给社会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其次，加快发展第二产业，促进制造业的升级，实现加工制造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进行转移，提升产业整体的服务水平；最后，改善劳动者的素质结构，促进劳动力合理就业，使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劳动力素质结构与产业结构、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等得到协调平衡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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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湖南省技能人才短缺状况
(一)湖南省技能人才供不应求
2008年,湖南当地私营企业用人需求环比下降8.57%,同比骤降17.11%,但是在这种对劳务人员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湖南省乡镇企业却急需高技能人才充实本土的各个产业,湖南的土地上堆满了需要上岗就业的人,但同时又缺乏企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来为企业注入高效益血液,因此湖南省产生了就业压力与技能人才短缺的矛盾。
(二)各类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用工紧张情况
不可否认,企业用工紧张、招工不足的现象在湖南省一些地方,尤其是制造业发达的地区不同程度的存在。据长沙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统计,在去年,企业登记的总空岗信息为19.23万个,介绍成功13.2万,岗位空缺数5.8万个。长沙市2582家规模以上企业缺口产业工人3万名。第三季度长沙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与分析表显示,制造业中需求大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五位工种分别是,加工中心操作工、缝纫工、车工、机电产品装配工、针织工,这五个工种缺口达到1万余人。
(三)技术工人供不应求的局面普遍存在
随着湖南省产业升级和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有技术、会操作的新型工人,而市场能够提供的只是“有力气,愿意干活”的普通工人。据长沙市劳务市场反馈,全年企业需要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3万人左右。问卷调查数据更是表明,有75.3%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最缺的是技工,而只有2.6%的企业认为最缺的是普通工人。
(四)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
一方面目前技术工人严重匮乏,另一方面现有的技术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缺口严重,比例严重失调。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技术工人的比例达到40%左右。而湖南省高级工以上的技术工人占整个技术工人的比例不到6%,技工使用过程中以低代中、以中代高的现象非常普遍。另据长沙劳动社会保障局对1115名技术工人的调查,其中高级技师33人,技师51人,高级工56人,分别占技工总数的2.9%、4.6%、5.0%。熟练技术工人短缺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已成为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
总之,据上述调查,尽管目前湖南省局部地区和行业的确出现了“招工难”,但并不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逆转,紧缺的只是技术工人,尤其缺乏高技能人才。技能型人才继土地、能源、原材料等生产力要素之后,现已成为制约湖南省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主要因素。
二、湖南省技能人才用工现状的调查
笔者对湖南省技能人才的使用现状进行了实地考察,以调查问卷的方式抽样对湖南省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县级地区进行了考察和统计。其中张家界的桑植县和岳阳的平江县属于国家贫困县,代表了湖南省贫困地区的用工现状,因当地经济水平各只发出30份问卷,全部收回;邵阳的武冈和岳阳的汨罗市属于发展中的地区,代表了湖南省一般水平的用工现状各发出50份问卷,全部收回;长沙城区和株洲城区代表了湖南发达地区的现状,各发出100份问卷,全部回收;另外为了对比起见,还特意向沿海发达地区的浙江温州和广州东莞发放各30份的问卷,全部收回。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在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不高。即使是在沿海发达地区所占比例也不超过85%,在湖南更是平均水平低于80%,而且对技能人才的应用和薪酬待遇也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度成正比。综上看出,即使以沿海地区85%的技工应用比例作为上限,也可以看出湖南省技能人才的应用空间还很大
三、湖南省乡镇企业技能人才紧缺的原因分析
(一)“轻视工人”的社会倾向
社会上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仕途轻工匠,重专家轻技师的倾向,社会舆论、教育、价值导向出现偏离。
(二)忽视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普遍存在偏重学历教育、文凭教育,忽视了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现象。一边是大专院校合并升格,不断扩招,毕业生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另一边却是职高、技校大都处于不景气状态,有的甚至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
(三)没有形成技能性人才的评价、激励机制
尽管现在技能人员资格实行“五级制”,即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但据调查,湖南省绝大多数企业尚未开展评聘工作,青年职工在技术上并没有晋级加薪的机会,于是,企业一线工人普遍没有钻研技术业务的上进心。
(四)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民工中大批技术工人的产生
当前,务工农民已经成为湖南省产业工人的主要来源,长沙、株洲、岳阳等制造业相对发达地区的大部分企业50—70%以上员工是务工农民。由于历史和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原因,进城务工农民一直被排斥在市民之外,与所在城市市民在福利待遇上存在重大差距,这一切使得民工一直无法作为产业工人在城市安家,更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缺乏长远打算,这阻碍了民工中技术工人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法制环境不健全又加剧了企业普遍不愿承担工人培训的责任和成本,致使技术工人短缺成为必然。
(五)劳动输出使湖南省技能人才的流失严重
湖南目前已成为全国第二大劳务输出省份,人才的分流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湖南省技能型人才的潜在供给,使得湖南省技能人才短缺的情况更加明显。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来临；中国政府；对策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5-0069-02
1 “刘易斯转折点”的含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阿瑟・刘易斯在上世纪50年代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格局，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等到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这个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而经济增长本身是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
“刘易斯转折点”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中的一个关键点。进入转折点以后，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开始成为稀缺性的生产要素，现代部门要想继续获得劳动力供给必须提高工资水平，由此，劳动和资本开始共同分配增长的利益。然而，不能简单的把该转折点视做新古典经济学通常界定的瞬时调整过程。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调整过程不会在瞬时完成，在他们看来，在欠发达国家，这个过程可能经过几十年才能完成。因此，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一个转折的过程，由于自然禀赋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这个转折过程在不同国家经历的时间和表现形式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2 中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
先行工业国和后起发达国家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出现短缺的转折时期。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真实工资在任何部门都不会明显上涨。只有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即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才会上升。英国和美国劳动力工资在转折点的1820年，日本在转折开始的1920年以后，工人真实工资水平都开始明显上升。因此，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工人真实工资水平的上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另外，人均GDP达到一定的水平也是一国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的基本条件之一。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进人“刘易斯转折点”时基本上人均GDP都在300～500美元之间，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40％～50％，工人工资开始有一个较明显的上涨。而我国人均GDP在2003年就突破了1000美元。
国际经验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即将结束，近几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些显著变化也证明了我国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
2.1 劳动力在城乡普遍短缺
从2004年开始，我国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这几年这一现象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向中部地区转移。劳动力短缺不仅表现为技术工，普通工人也开始短缺。
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是取之不竭了。和2004年的“民工荒”不同，2007年的基层劳动力短缺，已经由东南沿海蔓延到北方内陆，从东部扩展到中部乃至全国，从暂时的缺工变成了长期的趋势。
2.2 农民工人均月工资持续增长
2007年中国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工资水平及变动趋势是衡量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晴雨表，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调查显示，2003～2006年间，中国农民工人均月工资持续增长，增速逐年加快。调查显示，自沿海部分地区发生民工短缺现象以来，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人均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长22.0％。与上年相比，2004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而且，月工资600元以上的农民工比重上升。2003～2006年，月工资在600元以上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重连年上升，由43.2％提高到63.6％，提高了20.4个百分点。其中，2006年月工资800～1000元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重上升最快，累计提高6.0个百分点，达到17.2％。2006年，月工资1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比重已经达到25.9％。
3 面对“刘易斯转折点”。中国政府应采取的对策
3.1 以合理的产业政策吸纳剩余劳动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应该通过劳动力使用倾向的创新，保证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经历了资本浅化式增长之后，才出现资本深化。这正是日本的成功经验所在。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过50％，这一现实决定“刘易斯转折点”在我国将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国际产业的变动情况，实行劳动力的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
3.2 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通过对劳动者的培训，用质量替代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在现阶段，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做好农村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新生劳动力和退役后返乡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加强对有意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的劳务输出培训以及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训，进一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同时，充分发挥劳动保障部门职能优势，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对进城登记求职的农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政策咨询等服务，推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维护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促使农民工平等就业、素质就业、稳定就业。
3.3 鼓励和引导新的劳资关系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处于主动地位，而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在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资源逐渐变得稀缺，获取和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企业制胜的重要环节，这为提高劳动者地位，形成新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新的劳资关系中，企业要想长期拥有自己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善待劳动者。当然，善待劳动者并不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而是能够达到“劳资两利”的效果。因此，政府应通过精神奖励和物质刺激，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劳动力保护，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善待劳动者，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创造劳资两利的新局面。
3.4 给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
【关键词】用工荒；现状；根源；矛盾；建议
引言
用工荒，是指用工短缺现象。2004年起，经济较为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用工荒”问题，并迅速蔓延至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然后又向中西部地区纵深蔓延，这一现象很快成为了社会热点。舆论界和学术界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用工荒”。 时至今日，用工荒现象在我国已经持续十年的发展历程。
一、用工荒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体制的改革，使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剩余劳动力有了较大发展空间，纷纷转移到城市来。就在此时，在人们习惯性的认为中国劳动力可以无限自给的时候，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用工短缺现象，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大量的中小企业停业或减产裁员，许多民工找不到工作而返乡。但随着全球经济的好转，各地区又立马爆出用工荒，令企业很为难。用工上不仅专业技术人员短缺，就连普通工也很缺，有的劳动力充裕的省市也开始招工，这些现实的反映，折射出了我国经济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2010年开始，85后、90后逐渐加入就业大军，这些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吃过苦，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大学生，基本上已不太可能去做农民工，剩下的一部分由于家庭的呵护和所处时代的影响，大多宁可在家闲着也不愿进入制造型企业。另外，随着中国各行业的发展，不少曾经的农民工现在开始转行业；加上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崛起，有的企业在内地建厂，也吸引了劳动者，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加剧了用工荒的程度。
2011年以后，用工荒问题更为凸显，无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各行各业都逐渐开始感受到用工的压力，很多企业做了大量的招聘工作，但总能感受到长期的缺工或临时的缺工。作为人口第一大国，用工荒显然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严重问题。
以富士康为例，为了缓解用工压力，富士康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到人口资源众多、劳动力丰富的中西部等省市建立工厂，但仍然避免不了各厂区经常出现“用工荒”。
从具体工种来看，富士康用工荒不仅表现为操作熟练的高级技工短缺，更主要表现为普通工人的短缺。“技工荒”现象在富士康早有表现，高级技术工人在富士康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目前的情况是大量普通工人也经常短缺。普通工人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就不高，招聘时对应聘人员的专业技能基本不做过多要求，只要经过培训可以进行熟练操作即可。即便如此，依然发生“用工荒”现象。
从劳动者的性别结构来看，当前形势下的“用工荒”主要表现为女工短缺。从一些媒体的相关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富士康的工人结构呈现失衡状态。富士康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比较愿意招收女工，而且一些岗位的特点要求女工更为合适，所以富士康对女工的需求量高于男工。但是在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上，女工的供给量本来就低于男工，这使得“女工荒”更为严重。
我们应该看到，“用工荒”并不是目前我国劳动力供小于求，也不是说市场劳动力供给不足，其实是有些劳动力不愿接受他们认为不够优厚的待遇，很多农民工现在不想去干劳动强度大并且报酬不是很高的工作，并且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和用工条件的提高，传统上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的优势逐渐逝去，很多农民工不愿再到生活成本高并且劳动报酬没有明显优势的发达地区工作。
二、导致用工荒的根源
第一，劳动力供求关系矛盾。供求机制是市场运行的基本机制，劳动力作为一种市场要素也不例外。要想没有用工荒和就业难，则市场需要的劳动量应该正好等于市场提供的劳动数量，可现在劳动力资源的供需远远达不到平衡状态，供需的不平衡是导致用工荒的根本原因。
从劳动力需求看，各地区经济和社发展会不统一，对人才需求也不相同，导致有的地方劳动力不足，有的地方劳动力剩余。此外，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每年都进行着调整，产业结构的转移和产业升级对工人的需求逐渐改变，普通的员工短缺，高技术的人员急缺，这种不平衡不匹配导致了用工荒和就业难。
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我国人口不断增多，虽然实行计划生育后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有所放慢，所以劳动供给总量增加放缓。劳动的供给增加量小于劳动的需求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产生了用工荒。
从劳动参与率来看，最高的是东部地区，西部第二，中部地区参与率最低。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还表现在城市规模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失业问题在程度上有较大差距，省会城市和大型城市表现出来的失业程度更大，超过10%。这些严重的就业不平衡也造成了用工问题和就业问题。
第二，劳动力主体与企业需求的矛盾。2012年以后，就业的主力军是80、90后，农民工数量明显减少，大多数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后找工作注重工资福利和环境，追求个人的价值和职业发展，对就业岗位期望过高。随着受教育程度提升，高学历人才倍增，一些求业者向往较高层次的工作岗位，在选择时宁愿待业也不肯进入一些小企业，更不愿从事技工类的工种。新一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发展机会及文化生活等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就与市场劳动力需求产生了矛盾，不仅增加了就业难，也加大了企业的用工荒。
第三，教育供需矛盾。我国各大院校年年实行扩招政策，大学生一届比一届多，成为天之骄子的人越来越多。由于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正在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农民工的供需矛盾直接产生了“用工荒”。高校所设置的专业课程所培养的人才结构与社会需要的人才结构不统一，普通专业多、实用技术专业人才少。大量毕业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工作形成了“知识失业”。
三、对策建议
进一步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加快推进市民化进程，从社会层面上为解决“用工荒”提供制度保障。依照产业发展规律来看，本地化就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职能部门，必须为新生代农民工迫切融入城市生活提供制度保障。政府要出台有益于外来农民工的政策、法律和法规。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城镇化，让农民工市民化，让他们在城市中扎根，提高他们的待遇，政府要保障外来农民工的基本医疗、子女就地上学等关系到农民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让农民工快速的适应城市的生活，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使他们在城市中体面的生活，才能减少工人的流动。
在技能培训方面，虽然企业能发挥巨大作用，但由于成本较高，很多企业不愿支付附加成本，所以能贡献的力量有限，而政府可以凭借自身经济实力与掌握的优良资源，组织规模较大，层次多样的技能培训，尤其针对重点行业、紧缺技术进行技能培训。
企业层面，出现用工荒现象后，首先要通过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改善生产方式，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改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缓解对普工的根本性依赖。其次，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改善薪酬制度，丰富企业文化，把员工当作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建立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让员工体会到和企业共同成长、共同受益、共同分享的企业和员工关系，长远的留住员工。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 结构性矛盾 就业 解决方案
一、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相关理论分析
劳动力市场结构是对劳动力这种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组合。其研究对象是劳动力市场供给、劳动力市场需求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状态。
1. 劳动力市场结构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政府及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属于宏观经济领域范畴。而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不可能像微观经济领域那样富于弹性,也不完全取决于厂商们的效率动机,有很强的刚性,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得到根本转变。这一特点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对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影响的长远性和深刻性。
2. 劳动力结构失衡是产生就业问题的重要原因
结构性失业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上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与劳动者实际供给的知识与技能之间不匹配。经济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经济结构变动的过程,这种变动要求市场通过洗牌重新进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以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在配置过程中,大量素质较低、技能老化的劳动者难以适应市场的要求,无法进入新的产业部门而失业。同时,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使适合该产业发展需求的劳动力出现暂时性短缺,从而造成了结构性失业。究其实质,劳动力就业中的结构性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后,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水平与产业发展的要求不相一致,即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与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不相匹配。
3. 劳动力结构与社会总生产之间的关系
生产函数Y=A•F (L, K)及新古典模型G=α(K/K)+ β( L/L)+ A/A都说明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劳动者的素质是直接影响社会生产的重要因素。
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决定国家的产业、产业区段及生产技术的方式和水平的选择,国家只有根据这种由国家资源禀赋结构来选择最佳的产业、产业区段及生产技术的方式和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大的产出,提高技术效率,扩大社会总生产[2]。我们要达到的是这样一种理想效果:各经济实体所需要的劳动力都能在劳动力供给市场上找到,企业生产线能全部开工;劳动力供给市场上的劳动力也都能找到与自身素质和技能相匹配的工作。劳动力市场结构如果均衡,生产中需要的劳动力(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知识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与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劳动力相匹配,可以使社会生产有序进行,生产得以最大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如果失衡,社会生产中所需要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短缺,就有可能使企业生产水平下降甚至停产,影响社会总生产。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现状及原因
1. 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现状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地表现为:技术人员、研发人员、熟练技工供给不足与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并存,大学生就业难与新兴产业发展人才不足并存,农业劳动力结构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1)技术工人供给不足与新增劳动力和下岗人员失业就业难并存
高级技术工人是企业技术工作的最终实施者,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信息,目前我国城镇企业1.4亿名职工中技术工人为700多万人,而高级技工仅占3.5%,与发达国家30%―40%水平相差甚远,全国最大工业基地上海的高级技工比例不足7%,也相去甚远。据新华社报道广州市十五规划需求技师10万人,而目前不足8000人,其中高级技师不足300人,更严峻的是我国在岗技术工人年龄结构趋于老化,高级技工大龄化趋势日益凸显。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婴儿潮”使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空前的供给高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10年1月22日召开2009年度四季度新闻会,向社会各界和媒体介绍200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2009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为全年目标900万人的122%;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14万人,为全年目标500万人的103%;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64万人,为全年目标100万人的164%,年末,全国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921万人。
(2)大学生就业难与新兴产业发展人才不足并存
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各类学校毕业生均高存量,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的数据显示,2010年630万大学生走出校门,踏上求职之路,如果加上2008年与2009年未就业学生,2010年将有880万人一起寻求工作。可想而知,就业形势何等严峻。
根据有关的统计资料,中国的存量劳动供给大约有8.4亿,其中90%以上是没有受过良好训练,不拥有人力资本,只能从事简单加工制造的一般劳动者。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发展新兴产业,选择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大阻碍是我国的劳动力结构。
2. 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原因
(1)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脱节
教育的最终目的的是为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即学校要为市场培养人才。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即高职高专和研究生教育规模小,本科教育规模大。这种不合理的现象难以满足社会各领域对高素质研究生和高职生的人才需求,导致实用技术型人才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的专业设置也存在着不合理性,主要表现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专业在开始设置时就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当前虽然我国的许多高校都拥有很多专业,但是基本上都处于“你有我有,你无我无”的状况,各个高校没有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导致现有的一些专业设置已经过时,与现有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不均衡。我国目前的这种专业结构设置所培养出来的劳动力与市场上需要的劳动力有很大的差距。 这种不相匹配性致使我国大学生失业严重。
(2)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制度性根源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分割现象更趋复杂化和多样化,除了城乡市场分割以外,在城市中还存在主劳动力市场与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5]。主劳动力市场工作条件、工作环境、薪酬和福利待遇明显优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两级市场之间缺乏竞争性和流动性,很多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下岗失业的工人、农村劳动力及其它弱势劳动者只能在次级市场流动,很难进入主级劳动力市场,主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也不愿意去次劳动力市场。城乡两级劳动力市场分割最初是体制性分割,体制内公有制企业具有较稳定的薪酬福利待遇,形成主劳动力市场,而体制外非公有制企业缺乏稳定的薪酬福利待遇,形成次劳动力市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体制性分割不断弱化,行业分割逐步显现,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行业间分割的形成是伴随着经济改革中行业垄断的形成而形成的。
三、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对策
我国劳动力的这种结构性失衡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是结构性失业导致的失业率上升,相对于周期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的危害是双向的、长期的,而且治理难度非常大的,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供需均衡,更有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和谐。另一方面,各市场主体体因招不到合适的劳动力与其技术、资本匹配,可能导致其生产水平下降甚至停产,因此优化我国劳动力结构刻不容缓。
1.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
(1)加快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全面素质
无论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基础教育都显得非常重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优化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的基础。为加快发展基础教育,在做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的同时,还应坚决推行信息技术教育工作和做好普及实验教学工作。
(2)调整高等教育结构,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
在保持研究生和本科教育稳步发展的同时,要大力扩展高职教育的规模,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的层次结构,以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专业化、技能化的要求。同时应该加大教学改革力度,调整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促进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发展。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要适应劳动力就业市场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进一步改革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要注重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需要办学。
(3)加大培训力度,增强劳动力对市场的适应能力
结构性失业的根本原因是劳动者与工作岗位不匹配,提高劳动者素质是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关键,要加快培养一大批技术技能劳动者,尽快扭转当前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中技术技能劳动者严重短缺的局面,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广泛开展技能振兴行动,加快技术技能劳动者的培养。高度重视企业劳动力开发工作,采用企业培训与学校培养相结合、在职培训与脱产学习相结合、个人努力与企业社会支持相结合等措施。
2. 调整经济结构,改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
(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也能体现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质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优化我国产业结构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还以低知识、低技能的劳动力为主,高素质劳动力相对比较短缺。在当前的情况下,发展适度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失为一种更切合实际的对策,这既可以增加我国产品的附加值,更主要的是可以促进一部分劳动力就业。
(2)大力发展中小产业
我国人口基数大,大中型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而中小企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有大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必须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以发挥他们的优势。要鼓励、引导广大中小企业形成自己的产业链,中小企业要围绕大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积极为大企业集团提供各种服务和基础产品,走“高、精、尖”的发展路子,依托大企业集团的带动,成长发展自己,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为依托、产业链条完整、配套功能齐全的发展新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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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湘泉:中国劳动经济学[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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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巧华:把握劳动力结构特点[J]. 体制改革,2003(2):24
[5]张展新: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与劳动人口流动[J].中国人口科学,2004(2):25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 二元经济结构 外向型工业化 失衡效应 加速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7-0069-07
一、“刘易斯转折点”与“准刘易斯转折点”
自2003年底以来，从珠江三角洲开始，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所谓“民工荒”现象。近年来，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了常态，不仅技工短缺，普工同样短缺，而且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部门正好是该地区的主导产业――电子、服装等加工制造业。根据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公布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2007年第四季度广东省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偏紧，求人倍率为1.46（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即三个岗位只有两个求职者。供需缺口较大的工种分别是电子元器件制造工（求人倍率为3.87）、裁剪缝纫工（求人倍率3.46）、机械冷加工（求人倍率3.42）、普通生产工（求人倍率3.34）和推销展销人员（求人倍率2.80）。（《广州日报》2008年2月14日A16）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二元经济的突出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人工资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为止。二元经济理论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力的这种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在此转折点之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而转折发生之后，经济增长则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全面提高。
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被迫转变。中国学者蔡（2007a，2007b）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大幅度减少。目前农村只有几千万现成的劳动力可以转移，这几千万人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是因为他们转移能力比较低。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面临剩余劳动力短缺的重大转折，亟待把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
但也有经济学家（周祝平，2007）质疑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他们指出，中国的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都还很低，农村还滞留着相当多的剩余劳动力，加上城市存在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大学毕业生就业变得日益困难，非农产业到底有没有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断言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为时尚早。还有学者（唐茂华，2007）指出，根据刘易斯的论述，转折应当有两次。第一次转折是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水平开始上升，但这种工资上升是由于传统部门变得更加富裕、使劳动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提高等外生变化所导致，而非源于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第一次转折因此可称为工资转折。刘易斯本人认为这次转折是无关紧要的。第二次转折是由劳动力供求由过剩转为短缺的内生变化所导致，可以称为供求转折，这次转折才是决定性的，按刘易斯（1989）的话来说，“正是在这里我们超越边界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
反对转折论者认为，目前我国出现的“民工荒”和民工工资上升现象并非意味着已经到达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刘易斯第二转折点，顶多是到达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进入了一个制度工资开始上升，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劳动力短缺主要是结构性和周期性的。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到第二转折点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大可不必为此而恐慌。还有学者（刘建进，2007）指出，关于我国目前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与亚洲已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不符合。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日本是1960年前后，当时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0%；中国台湾地区是1970年前后，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为37%；韩国是1980年前后，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为34%，而我国目前的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仍高达60%左右。将我国目前工资持续上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的现象称为“准刘易斯转折点”更为妥当。
笔者认为，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出现视为与劳动力供求关系无关的外生因素（如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品价值上升，或者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就业观念发生变化）所引起，无论是否出于刘易斯的本意，这种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无论是出自政策因素还是技术因素，既然这些因素是外生的，就意味着它们是随机的，因而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由外生变化所引起的工资上升一定会出现在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所引起的工资上升之前，亦即两个转折点在逻辑上不应有先后顺序之分，不宜以第一、第二相称。
其次，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应当将其视为单纯的外生因素。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带来技术进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改变劳动力的结构和素质，并进而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工资水平，其内生性十分明显。
最后，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刘易斯转折点，并非一定要等到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转移殆尽之后才出现。在经济增长率为常数的情况下，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时机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含隐性失业者）的数量；二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本。除了弃农务工所产生的机会成本以外，其他转移成本是刘易斯的模型所没有考虑的。假设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不变（人口增长率为零），劳动力的转移成本越高，则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时机越早，这意味着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尚未转移殆尽之前就可能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将始终余下部分难以转移的劳动力；反之，刘易斯转折点就会出现得越晚；若转移成本为零，则刘易斯转折点将会在农村全部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之后方才出现。
除了机会成本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本主要来自四方面因素：（1）劳动力转移的物理距离和交通便捷程度；（2）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环境；（3）对家庭和故乡的依恋等社会文化因素；（4）个体转移能力（对新工作和城市环境的适应能力等）。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主张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学者也认为，该转折点的出现并非意味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完全被淘干。由于转移成本的存在，即使现代部门的工资出现了上升，只要上升的幅度不足以补偿转移成本，就仍会有部分剩余劳动力（据各种估计，数量从几千万到1亿多）选择继续留在农村。而对于劳动力转移受阻的原因，一些学者（蔡、王美艳，2005）强调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其实，物理距离和社会文化也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从劳动力转移的物理距离和转移对象来看，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分为就地转移和跨地区流动两种途径。前者是通过发展乡镇工业而在家乡的小城镇就业和兼业，即所谓“离土不离乡”；后者是指跨地区外出打工。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这种“洗脚上田”的劳动力转移模式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的乡镇企业鼎盛时期流行一时。它既无离乡背井之苦，又可兼营农业和照顾家庭，转移成本十分低廉，可惜这种模式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式微而趋于萎缩。跨地区流动，即内地农民工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打工，这种候鸟式的远距离移动模式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成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流模式。但是，在该模式下务工者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土地抛荒，转移成本十分高昂。这种模式导致部分转移能力弱的劳动力在沿海城市发生“民工荒”的情况下依然不得不留在农村，促成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到来。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准刘易斯转折点视为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刘易斯转折点的一种时机提前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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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形态？笔者认为，除了考虑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外，还必须认识到，在劳动力转移途径的背后，反映的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和跨地区流动，其代表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工业化模式。因此，要解开刘易斯转折点提前到来之谜，必须从剖析中国工业化模式的特征入手。
二、经济全球化与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是建立在封闭经济的假设前提基础上的。① 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充分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外向型工业化模式，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两种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大量外资流入中国沿海地区，大量内地廉价劳动力也流入沿海；资本与劳动力在沿海结合，形成了面向国际市场的产业群，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有学者测算（孟建军、周绍杰，2004）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带动我国经济增长0.24-0.33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的就业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上升0.8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上升0.95个百分点；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外转移1个百分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上升0.2个百分点。可以说，流入中国沿海地区的外资与内地廉价劳动力的结合，成为牵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
笔者认为，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会产生两种效应：失衡效应和加速效应。
失衡效应是指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大量外资的流入并未迅速提高工人的人均工资，缩小东道国内部的收入差距，反而可能促使东道国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
按照新古典理论，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将会带来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这意味着资本流动将会使国家之间和一国内部的收入差距缩小。对于受资国来说，由于外资的流入，劳动力的价格（工资）将会上升，资本的收益将会下降。新古典关于资本国际移动的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麦克道格尔-肯普模型（Macdougall-Kemp Model）。该模型假定，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发达国家（本国）和发展中国家（外国）；两种要素：资本和劳动，其中，资本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劳动力则不能流动。
如下图所示，横轴的OH往右表示本国所拥有的资本存量，OF往左表示外国的资本存量。纵轴表示两个国家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水平，本国为GH，外国为IE。
在发生资本流动前，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存量分别为OHK1和OFK1。此时本国与外国的资本收益率（资本边际生产率）之间存在差异。由于外国的资本收益率MPKF要高于本国的资本收益率MPKH，为了使资本得到更有效的配置，本国的资本所有者将把资本转移到外国以获取额外收益，资本流动开始发生。这一流动改变了原来两国的资本存量的分界点K1，使之移到新的分界点K2。这时，两国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收益率）达到相同的水平，资本流动在均衡点E停止。资本流动后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存量分别变为OHK2和OFK2，两国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因资本流动而消失。同时，由于资本流动带来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使全球的生产总量增加了三角形EFH的面积，全球的福利水平提高。
但是，资本流动对于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在本国与外国之间却是非对称的。我们可以用生产者剩余的概念对此加以证明。先来看本国的收入分配。在资本流动以前，本国工人的总工资为GHAH的三角形；本国资本家的资本收益率为AHOH的距离。资本流动后，本国工人的工资变为GEFH，明显缩小；而本国资本家的资本收益率则提高为FHOH。即：发达国家的资本家通过国际资本流动而获得了利益，但发达国家的工人却受到了损害。
再看外国的收入分配。资本流动前，外国工人的工资为IFAF，资本流动后增加为IEFF；但外国资本家的资本收益率却从资本流动前的OFAF下降为资本流动后的OFFF。即：资本流动损害了发展中国家资本家的利益，但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受益。
然而，新古典的要素流动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劳动力有限供给，从而存在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图中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曲线都是向下倾斜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同理）；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假设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在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耗竭之前，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即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工资水平依然保持不变。显然，在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前，新古典模型与二元经济模型是不能兼容的。笔者认为，对于劳动力十分富裕的发展中大国，二元经济模型无疑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
除劳动力的有限供给外，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要素国际流动的理论还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卢卡斯（Lucas，1990）所指出的，它没有考虑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的质量差异；二是笔者的见解，它没有考虑不同要素的可转移性和配比问题。这些缺陷进一步影响到新古典理论对要素流动的分配效应的现实解释力。
生产要素包括可流动要素（资本、劳动等）和不可流动要素（如土地）。一国的流动要素与不可流动要素之间存在着一个适宜的配比问题。要素的国际流动会改变原有的流动要素与不可流动要素之间的配比，这种变化不仅会引起流动要素、也会引起不可流动要素的价格变化并影响到收入分配。
例如，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按新古典模型，该国的资本所有者应当受损，劳动者应当受益。但在现实中，资本除了与劳动结合以外，两者还需要与土地结合。与资本和劳动相比，土地不可流动且总量固定。外资进入必然引起当地土地价格的上涨，给当地的地主带来收益。由于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亚洲），地主大多已经转化为资本家，外资进入在减少当地资本家的资本收益的同时，却可能为其带来级差地租的收益。因此，外资进入对当地资本家的净福利影响，将取决于资本收益的减少与地租收益的增加两者之间的比较。
同时，地价上升会引起房价和房租的上升，房价上升会增加工薪阶层收入中住房支出的比重。因此，外资流入对工人福利的影响也需视工人名义工资的增加与因住房等支出上升而带来的实际收入的下降两者之间的比较而定。如果在某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要素非常富裕，土地却相对稀缺，即流动要素与不可流动要素之间的配比不均衡，那么外资进入对当地工人工资的拉动作用小，对当地土地价格的拉动作用大，外资进入对当地工人的净福利将会产生负的影响，对当地资本家的净福利则可能产生正的影响。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外资进入所带来的失衡效应扩大了收入分配上的差距。
首先，外商对华投资非均衡的地区分布造成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占国土面积70%的西部地区仅吸收了不到5%的外资。外资主要集聚于沿海地区，其产生的吸附效应对内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形成了内地与沿海在资本存量和收入上差距不断扩大的“马太效应”。
其次，沿海地区土地资源稀缺，外资大量进入引起土地价格节节攀升。地价上升所产生的级差地租对收入分配会产生重大影响。级差地租的主要受益者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外资企业、国有企业、郊区农民和拥有私人房地产的居民；受损者则是中小企业、农民工、城市低收入者和房改后进入的新移民等。
内地的农民工不断涌入沿海，压抑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增长，但内地的土地不可能搬来沿海，这使得沿海城市对于外来民工更加“居不易”，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无形中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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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外资进入对内资可能产生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挤入效应是指外资带来的技术外溢、制度改进和产业波及效应。挤出效应是指外资进入挤占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投资机会和稀缺资源，降低了内资企业的投资收益率。这两种效应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挤入效应是积极的，挤出效应则是消极的，可能减少就业和扩大收入差距。
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究竟主要产生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至今仍有争论。笔者认为，外资对沿海地区的企业更可能产生挤入效应，而被外资挤出的更可能是内地的企业，因为与沿海的企业相比，内地企业更难享受到外资的溢出效应和波及效应，竞争力更弱，市场更容易被蚕食。这也是外资引起我国地区差异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挤出效应下，被挤出的主要是竞争力较弱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由于中小企业的就业效应高于大企业，其被挤出将导致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
但也要看到，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在扩大二元经济结构的同时，也会产生一种加速效应，加快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加速效应是指外资大量进入和面向国际市场的生产吸纳了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缩短了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的过程，从而促使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到来。
首先，外资进入和外向型产业群的建立使中国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而扩大了全社会的就业面，使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加迅速地从农村转移出来，虽然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在过去20多年间并未得到太大的提高，但作为劳动者群体的整体收入却大大增加了。可以设想，如果中国走的是内源型的工业化道路，主要依靠乡村工业化来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虽然由于劳动力转移成本低，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程度可能更加彻底，但却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机必将大大延后。
其次，外商投资非均衡的地理分布影响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跨地区大挪移的劳动力转移方式无疑加大了转移成本，使得部分难于背井离乡的农民只能选择继续留在农村，这也成为刘易斯转折点提前到来的原因之一。
再次，由于外资的技术含量往往高于内资，外资的大量进入会抬高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技术门槛，改变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而我国初级劳动力的素质无法完全适应这种变化，这就可能引起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导致准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
三、珠三角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结构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制度、政策、资源和技术等因素的互动和协调，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如何调整存量，即如何调整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调整必然伴随着阵痛。广东省现有7万多家加工贸易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从事电子、服装、玩具、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的港澳台资企业，很多企业依靠低工资来实现产品的低成本，利润空间十分狭小，承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能力有限。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一批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将被淘汰。① 但应当注意的是，广东的加工贸易企业吸收的就业人员超过1300万人（刘德学，2006），如果这些企业大面积倒闭，将会引发失业浪潮，不仅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而且大量的失业民工将再度抑制工人工资的上升，使处于萌芽状态的刘易斯转折点因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逆转而夭折。因此，政府在制定结构调整的政策时要小心谨慎，政策力度不可过猛，而应当循序渐进，给企业留足调适的时间和空间。
外向型的传统产业的调整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向中西部地区和低劳动成本的国家转移；就地升级转型，向创建自主品牌和高附加价值化的方向发展。
产业转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转移成本和物流成本是否低于企业转移到低劳动成本地区的收益，以及现存产业集群的粘连效应，单个厂商的转移可能失去产业链配套体系的支持。对于这些困难，转出地政府和转入地政府应当协调好利益关系，出台鼓励产业转移的政策，建设好产业转移园区，尽量设法降低厂商的转移成本，为产业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重点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其阻力主要在于珠三角地区的人力资本不足、商业文化过分看重短期利益、模仿文化胜过创新文化以及知识产权等法律制度不完善，等等。鉴于此，广东的经济结构调整需要采取以下的战略措施：
（1）对于珠三角来说，结构转型的目标不是放弃原有的制造业优势，而是用现代服务业来提升和包装传统制造业，创建自有品牌，走“第三意大利”的道路，由“世界工厂”变身为“世界设计室”和“世界名牌原产地”，以高档品牌的文化价值空间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在这方面，融汇东西方文化、富含多元价值观的香港拥有天然优势。粤港澳需要在CEPA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促使三地的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向产业融合和制度融合的方向演进。
（2）具体来说，广东应充分利用香港作为世界最具竞争力的服务业中心的优势，通过引进香港的生产业来为珠三角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服务。与发展制造业主要依靠硬件基础设施的支撑有所不同，发展现代服务业更加需要法律、信用、教育等软性基础设施（soft infrastructure）的支持。因此，从香港引进生产型服务业，重点是引进香港的法律制度、社会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和人才，因为这些正是香港服务业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基础因素。
（3）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职业培训，尤其要发挥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创办更多的民办技校和职业高中，由政府出资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使之尽快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要求。
（4）取消户籍制度等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大力发展工会、农协、商会等相关的民间社团组织，通过集体谈判和社会协商，构建成熟的工资形成机制和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化解结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矛盾。
（5）矫正过度依赖外资和国际市场的工业化模式，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基础上，重新启动乡村工业化的进程，充分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和农村的消费潜力，使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向内需主导型和效率提高型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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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元经济；刘易斯拐点；农村空心化；劳动力；资本
基金项目：湖南农业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2QN34）；湖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12年～2013年国家级课题培育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刘远风（1977- ），男，湖南安乡人，管理学博士，湖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公共经济与社会保障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1-0032-06收稿日期：2013-01-15
农村空心化是农村劳动力、资本及其他生产要素大量流向城市，导致农村社会边缘化、农村经济凋敝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学界围绕农村空心化形成的原因和治理方略等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唐志军等（2008）以对湖南永州市的调查为基础，分析了空心村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和治理之策，认为农村土地权利束不完整所引致的土地价值贬损是空心村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而治理空心村最根本的措施在于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和城乡二元分割制度，还原土地真实价值。苏碧芳（2011）提出从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发展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和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等方面应对农村空心化。劳动力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农村空心化产生与发展最重要的背景，但从城乡人口结构的角度讨论农村空心化的文献却相对较少。本文拟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角度讨论农村空心化及其治理，首先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特征，即辨析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然后分析刘易斯拐点到来对农村空心化的影响；最后结合农村空心化的形成机理，提出治理农村空心化方略。
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村生产资料无法吸纳和承载的劳动力，因此，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算与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及农业生产效率的判断是无法分开的。根据民工潮产生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可以初步判断，除少数时点和局部地区外，农民进城务工尚未对基本农业生产产生消极影响，因而可以把农民工的数量看做转移出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笔者推算的农民工数量见图1。但农村生产资料所能吸纳和承载的劳动力数量是与特定的经济社会体制相联系的，此处的推算暂没有考虑体制变革的因素，因而此处数字仅仅反映一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趋势而不代表其精确的数量。
中国农民工数量在1992年以后迅速增加，并于1996年前后达到第一次高峰，随后略微下降，2003年以后又迅速增加。这一农民工规模变化的过程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相一致。1992年中国确定市场经济改革蓝图，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在城市的吸引下出现一股民工潮。1995年中国全面启动国有企业改革，产生大量的下岗职工，一些城市为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采取“腾笼换鸟”的措施，限制外来工的就业范围；另外，此番改革也释放一些过剩的产能，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有所下降，从而导致1996年到2002年期间农民工总体规模有所下降。中国加入WTO后不久，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急剧增加，大大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民工规模也在2003年后迅速扩大。从农民工规模变动的这一总体经济背景来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鲜明的需求主导型特征，农村劳动力转移适应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处于被吸纳的地位。但2004以后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几乎十多年没有增长的农民工工资也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一些沿海企业开始调整产业链，把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甚至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这表明劳动力需求者开始适应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农村劳动力不再是简单地被吸纳。
民工荒与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呢？对这一问题，学术界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现实与刘易斯模型的假定条件相差甚远，刘易斯模型不适合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因而应超越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不能简单地用刘易斯模型分析中国劳动力供给的阶段性问题，应着力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条件。陶然等（2011）主张超越人口学意义上的劳动力供给考察，而更关注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主张通过户籍、土地和财税制度的联动改革来缓解中国目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解决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偏差，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国际竞争力。第二种观点依据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变及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增长等认为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基本完成转移，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蔡等（ 2007 ）运用反设事实法，根据农业技术变迁、生产要素价格变化及比较劳动生产率等经验材料论证了中国农村已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张丽宾（2011）代表的第三种观点以农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小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最低工资趋势线与农民工工资趋势线高度吻合等基本事实为依据，判断农民工工资增长不是由供给因素导致，认为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理论模型不可能等同于现实，任何模型处理和提供的信息都是有限的，不能把模型之外的信息植入模型本身的逻辑中。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并不处理制度问题和劳动力总量问题，而是集中关注现代部门的扩张与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供给问题。劳动力市场本身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体制下运行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既与市场有关，也与制度有关。分析制度问题是有益的，但对制度的剖析本身并不排斥也不能替代刘易斯模型提供的有益信息。因此，对刘易斯拐点的判断应回到刘易斯模型本身，那种以制度约束使农民工的供给无弹性来判断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的论点偏离了刘易斯模型。在刘易斯模型中，决定剩余劳动力是否转移的是保留工资，即现代部门是否能够吸纳到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是以农业社会平均产品为参照的。因此，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也不应该以城镇职工的工资水平或最低工资水平为参照。回到刘易斯模型，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是农业经营收入，可以看做保留工资，因而此处通过研判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劳均农业产值三者的发展趋势（详见图2）来考察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机制。
从图2可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农村居民工资收入与劳均农业产值在2001年前基本上以同样的幅度增长或下降，特别是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与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增长率两条曲线在2001年之前基本上是一种平行关系。这种平行关系完全符合刘易斯拐点之前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现代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即现代工业部门往往以稍高于传统农业部门收入水平的工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因而可以认定，在2001年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但2001年之后，3条曲线的平行关系被打破，特别是2004年之后，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增长率曲线向上偏离了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曲线。由于拖欠工资、加班时间减少及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的加强，农民工待遇的提高远远大于其工资水平的增长，因此，现代部门的工资决定已经摆脱了农业部门保留工资的约束，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地理大国，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地域性的本质差别，刘易斯拐点不是突然出现，而是表现为一个较长的时期（Garnaut，2010）。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首先表现在局部地区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结束和局部的劳动力短缺，随后，劳动力短缺及相应的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区域不断扩大。
二、二元经济新特点与农村空心化
经济的二元性本质上是经济的异质性，即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并存：一种是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利润导向型经济，一种是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生存导向型经济。利润导向型经济由于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资源配置适应市场要求而能灵活处理，其效率相对较高；而生存导向型经济受到强大的伦理约束，不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特别是劳动力的配置局限在既有的家庭结构和社区范围内，难以适应变化着的经济形势，其效率相对较低。传统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结束之前即刘易斯拐点之前，由于两部门经济效率上的差别，现代部门的扩张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同时，传统部门由于释放了剩余劳动力，其平均劳动产品随之增加，直接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的二元性是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反映，其最主要的后果是推动现代部门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现代部门不断扩张，传统部门亦因剩余劳动力的减少而提高平均产值，经济随之增长。此时，虽然有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作为劳动力蓄水池，农村仍然有充足的劳动力。总之，在刘易斯拐点之前，经济的二元性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并以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为典型特征。
在无限劳动力供给结束后即刘易斯拐点之后，以二元对比系数即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和二元反差指数即非农产值比重与其劳动力比重之差作为度量经济二元性的指标，中国经济的二元性有所降低，即二元对比系数上升而二元反差系数降低（见图3）。
然而，二元性的降低本质上是经济的异质性降低即经济中两种生产方式的差异缩小。以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度量经济的二元含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即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能够反映部门间经济异质性程度和生产方式的差异，但在刘易斯拐点之后，这一前提条件不再具备。首先，无限劳动力供给结束，现代部门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效率优势逐渐丧失，因而即使生产方式的差异不变，现代部门的效率向下逼近传统部门，也导致了两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其次，由于现代部门的工资向上摆脱了保留工资的约束，比较收益差距拉大导致现代部门吸收的农村劳动力超出了剩余劳动力范畴，农业劳动投入的减少和粗放经营，导致短期内在生产方式不变的前提下传统部门的效率向上逼近现代部门；最后，刘易斯拐点之后经济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解决社会问题在发展战略中凸显出来，以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代表经济的异质性无法反映经济问题的重点。因此，刘易斯拐点之后，需要借助新的二元经济理论，重新度量经济的二元性。
刘易斯等人的传统二元经济理论将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分野作为既定条件看待，并没有充分论述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二元存在的原因。现代部门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也是现代部门的扩张过程与经济发展过程。经济从二元性向一元化转变是现代部门的扩张、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日益减少和经济发展的内生过程。现代部门不断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直到传统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与现代部门相等，此时二元经济消失，两部门完全竞争。然而，中国的经验现实、特别是刘易斯拐点之后农村空心化的现状则表明，即便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代部门仍不会停止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经济的二元性并未随经济发展而自动消失。在传统农业部门，农业具有干中学的典型特征，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农业部门本身难以从农村之外获得劳动力的补充，劳动力离开农村具有某种不可逆性。因此，只要传统农业存在，无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多高，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都无法实现完全竞争，农业部门效率提高、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同时却伴随着农村人口外流、农村空心化，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不仅不会消除经济的二元性，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二元性（见图4）。
图4所示的二元经济，在立论基础上与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一样，都是以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并存为逻辑起点，但侧重点及运行机制有所不同。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强调传统部门蕴含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把现代部门吸纳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作为经济发展的阶段问题看待，适用于分析刘易斯拐点之前的二元经济。图4回到二元经济的本源问题，即强调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经济与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经济之间的差异，不再把劳动力的转移简单看做现代部门经济扩张与经济发展问题，而是关注劳动力转移过程的经济机制与运行效果，适于分析刘易斯拐点之后的二元经济。劳动只有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才能创造财富。现代经济中，资本要素是除劳动力之外最重要、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传统农业主要从土地要收益，不使用或很少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劳动力主要与土地要素结合，劳动力的价值无法充分实现，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青年农民纷纷进城谋求职业发展，实现劳动力价值。在刘易斯拐点之后，青年劳动力的输出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相对短缺，在农村的部分现代农业、特别是非农产业中有限的再生产性资本由于无法吸收到合适的劳动力而不得不转移资产，进入城市谋求资本增值，农村资本的输出又一进步加剧了农村再生产性资本的短缺，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与此相对，城市现代经济大量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因而能够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形式，从而吸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谋求发展，农村向城市补充劳动力，城市劳动力充盈甚至有些许过剩，这又进一步扩大了资本投资增值的机会，而资本的增值机会和投资回报进而又吸引了农村资本进入，资本进城又有利于城市的扩大再生产，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农村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输出的恶性循环与城市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输入的良性循环构成了一个功能互补的二元经济体系。农村生产要素不断流出，农村空心化日益加剧。因此，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二元经济最典型的特征是农村空心化。
三、经济二元性的消除与农村空心化治理农村空心化是刘易斯拐点之后二元经济的最重要表征，学界已从乡村聚落形态、土地利用、农村住宅与空间布局、村民年龄结构等多个方面规定其涵义（刘彦随 等，2010）。概括地说，农村空心化就是农村人财物流失、产业空洞、生活前景黯淡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农村空心化的最突出表现是农村青年纷纷进城，农村发展后继无人，导致土地利用低效。农村空心化是二元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后果之一。二元经济背景下，高效的现代城市经济与低效的传统农村经济并存，现代部门不仅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由于其相对的高效率，它也不断吸纳农村的资金等其他生产要素。当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经济的二元性尚未消失，现代经济部门开始过度吸收农村劳动力；不仅吸纳剩余劳动力，而且吸纳必要劳动力，农村面临着劳动力短缺与资金短缺的双重困境。大量的案例研究与调查报告反映出中国不少农村地区只剩“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青壮年纷纷离开农村，农村经济不断边缘化。农村劳动力短缺最直接的表现是农业生产主要由老人、妇女等机会成本相对较小的劳动者来从事和农业劳动投入减少。同时，它也会诱致农业雇工工资上升、替代劳动的机械或技术在农村扩展等。
在传统农业的性质和农村经济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变化之前，农业本身的效率提高并不能解决农村生产要素流失的农村空心化问题。劳动与生产资料有效结合才能创造财富，但作为劳动载体的劳动力要素则具有其他生产要素不同的特殊性。每个劳动者都具有多项潜在的劳动技能或素质，这些技能或素质只有在特定经济组织中，通过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才能表现出来并实现其价值。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面临着自身人力资本的选择问题，即选择开发利用自身潜在的哪种素质与技能。对于尚未有专项人力资本投资的劳动者，其选择主要由与其他生产要素有效匹配的经济机会所决定。设有O1 、O2、 O3 、… On类经济组织需要普通劳动者的某项特定技能或素质，则劳动者有相应的S1、 S2 、S3、…Sn项潜在技能与素质存在。若作为劳动者个体，其潜在素质或技能不能与特定经济组织有效匹配的概率为P，则他不能有效实现劳动力价值的概率为Pn，则预期的劳动力价值为w（1-Pn）（w为既有的工资水平。此处不考虑各项技能或素质的差别）。设农村劳动者的工资或收入为wr，城市劳动者的工资为wu。在城乡二元经济中，农业效率的提高只是意味着农村的wr提高，但对预期劳动力价值起关键作用的（1-Pn）则并不能随之提高。二元经济下的农村经济仍然是以家庭为基本组织形式的不使用或极少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小农经济，劳动者的多项潜能并不能寻找到合适的经济组织得以发挥和利用，农村的预期劳动力价值接近wr（1-P）。而在城市，由于要素聚集所产生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经济组织形式日益丰富，劳动者的潜能有更多的实现机会，其预期劳动力价值不仅为wu（1-Pn），其n又有不断增大的趋势。只要wr相对于wu的增长速度不超过（1-Pn）相对于（1-P）的速度，农村劳动力流失的趋势就不会逆转。农村空心化与二元经济互为表里，治理农村空心化必须着力于消除二元经济。
城市本身就是要素聚集的产物，其市场密度远远大于农村，便于分工协作、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具有相对于农村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优势，因此，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现代经济首先产生于城市，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传统经济则保留在农村。二元经济模型都把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作为二元经济的起源，但传统二元经济理论认为通过现代部门的扩张与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经济能够逐步实现一元化，强调经济发展过程本身是消除经济二元性的主要途径，而图4所示的新二元经济模型显示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转移过程本身并不能消除经济的二元性。传统二元经济理论重点关注现代部门的发展，传统部门仅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进入理论视野。新二元经济模型重点关注传统部门，现代部门仅仅作为生产要素的吸纳方进入理论视野。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仅仅把经济的二元性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看待，二元性本身不是分析的重点；而新二元经济模型把经济的二元性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经济发展却不是分析的重点。经济发展是一个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与政府机制等多种经济机制共同作用的过程，把特定经济问题严格地区分为市场问题、政府问题或社会自组织问题，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经济问题的诊断关键在于把握各类经济运行机制相互作用的过程。城乡二元经济存在、发展及消除都不可能仅依靠市场或政府单方面发挥作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需经过土地国有化渠道才能将农业用地转化成非农用地。农村的资本被牢牢地限制在农业或部分零售商业等有限的领域，再生产性资本运用受到极大的限制。户籍制度与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非农化转移不彻底，在收入格局上形成了农民非农收入补充农业收入的状况，不少农民不把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把农业作为城镇就业失败后的风险规避手段，从而使得农业对于许多农民而言是机会成本非常小的剩余产业，农业投入不以追求最大收益为目标，农业本身的再生产性资本使用因而十分有限，农业难以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
治理农村空心化，消除二元经济，就是要打破图4所示的两个循环。首先，应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剥离土地的社会功能，使农业从保障基本生存的剩余产业和边缘产业转变为利润导向性产业。完善制度与改进政策，使土地等生产要素能够在利润主导下自由组合，使再生产性资本能够在农业或农村寻找到足够的经济机会，从而打破市场机制下资本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其次，改造传统农业，引入农业新技术和新的生产要素，逐步推广生物技术与机械化操作，培育农村经济组织，丰富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内涵，使农业劳动力配置摆脱耕作经验的硬约束，让没有农业生产经验甚至农村生活经验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能够顺利进行农业生产经营，从而打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再次，通过公共物品供给向农村倾斜等多种措施扶持农村经济，在实践中承认农业兼业化的现状和趋势，从增加青年农民农村经济机会着手，放松管制，绕开土地国有化过程，直接用城乡土地使用规划约束市场经济主体，使农民能够实行农地自主非农化，增强农村经济活力，从而使农村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为农村内源性发展注入动力；最后，稳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战略，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制度，优先考虑城乡之间的物质交流与信息沟通，加强城乡之间的交通连接与信息传播，从而缩短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逐步在城乡统筹范围内实现专业分工、要素匹配、知识分享等空间聚集效应，从根本上消除农村空心化的经济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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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劳动力市场供需的主要特点
1、本土企业用工需求日渐趋旺,劳动力供略大于需,供求基本平衡。据调查,某市2009年三季度进入人力资源市场招聘用人的单位计402家,共招聘各类人员30077人,同期进入人力资源市场求职的为35806人,供大于求5729人,求人倍率为0.84,与上季度持平,比去年同期提高了0.34个百分点;当季用工需求人数比上季度增加4708人,求职人数增加5461人。上述数据表明,随着金融危机对全市经济影响的逐步弱化,企业用工需求日渐趋旺,该市就业形势进一步好转,当前劳动力市场供略大于需,供求基本平衡。
2、企业用工需求独占鳌头,外资企业用工需求占比较低。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占比构成来看,企业用工需求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据统计,2009年三季度某市企业用工需求为29048人,占需求总量的96.58%,较上季度增长2.35%。分企业性质看,其中有限责任公司用工需求16302人,居首位,占内资企业需求数的56.12%;私营企业居次位,用工需求为6148人,占21.16%;股份有限公司需求3100人,占10.67%。显然,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股份公司企业的用人需求仍然占据了全市企业用工需求人数的前三位。由于该市经济结构的原因,相对于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和需求占比相对较低,分别为231人、0.80%和62人、0.21%。
3、用工需求呈现明显“剧增拐点”。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某市2009年上半年就业市场疲软,提供岗位数与登记求职数与08年同期相比出现“双降”格局,最低值出现于6月份,分别为7582个和9357人,提供岗位数同比最大降幅为4月份的25.52%,登记求职数最大降幅为6月份的37.75%。但时至7、8两月,所提供岗位数与登记求职数同比大幅增加,尤其是提供岗位数,分别增长了30.98%和32.87%,使得用工需求在时序上呈现出明显的“上扬拐点”。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在去年下半年愈演愈烈,企业整体形势下滑,用工需求大幅下降,企业提供的岗位数处于低点,而09年以来,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出台了一揽子计划,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用工需求大幅增加,致使7、8月份提供岗位数同比大幅上扬。
4、外出务工人员总体规模占据农村劳动力总量的半数以上。据2005―2008年度某市外出务工人员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市外出务工规模已超出了全市农村劳动力总量的一半以上,其中2005年外出务工人数达158.9万人,2006年达161.98万人,2007年达168.4万人,2008年达173.93万人,2009年达181.32万人,其占当年全市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例分别达58.09%、59.21%、59.07%、60.32%和62.33%。由此不难看出,外出务工(劳务输出)已成为该市农村劳动力流向的显著特征,也已成为当前五成以上农民的共同选择。
5、外出务工人数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增长规模有限。据统计数据显示,某市近几年来外出务工队伍的规模呈逐年扩大上升势头,但增长的规模较为有限。如:2006年全市外出务工人数较2005年净增加3.08万人,增长1.94%;2007年较2006年净增加6.42万人,增长3.96%;2008年较2007年净增加5.53万人,增长3.28%;2009年较2008年净增加7.39万人,增长4.25%。此外,从该市外出务工人员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例情况来看,2009年占比较2005年占比增加了4.24个百分点。
6、外出务工区域及行业相对较为集中。调查显示,某市外出务工人员所就业的区域及行业相对较为集中。首先,从务工流向的总体区域来看,“输出”(即出市务工)占比较高,占比在65%左右;“就近就地转移”(即未出市务工)占比较低,占比在35%左右。而再从市外转移就业的具体分布区域来看,全市的外出务工主要集中在苏南的苏、锡、常和上海等长三角地区,广东等珠三角地区也有少量的务工队伍。如:据210份的调查问卷显示,选择在上海、江浙地区务工的人数达123人,占比高达59%;选择在广东地区务工的仅25人,占比为12%。其次,从外出务工所从事的具体行业来看,调查问卷显示主要集中于纺织服装、建筑及机电行业,其占比分别为28%、38%和20%,这主要是因为上述行业均为劳动密集型企业。
7、劳动力就地转移人数逐年上升,农民工务工意愿强烈。据调查统计,09年以来某市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9.31万人,其中就近就地转移4.61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超过30%,且就近就地转移人数占总外出务工人员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07年底该比例为32.26%,08年底该比例增至32.76%,至09年三季度末,该比例则达到了33.43%。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于此前本地就业空间容量较小,大批农村劳动力都劳务输出至苏南、上海、浙江、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而随着本地经济的崛起,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吸纳剩余劳动力能力增强,工资待遇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了就近就地在本地企业就业。此外,调查问卷还显示,57%的农民工愿意外出务工,52%的农民工最看中工厂提供的工资待遇,其次为工厂对工人权益的保障程度,占21%。
二、当前劳动力供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主要问题
1、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现象明显。据调查了解,目前某市企业大约缺工1万人左右,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岗位。部分企业用工需求大幅增加,但却苦于招不到工人,用工缺口趋势在扩大。且所缺大部分为一线工人,某县6户灯具生产企业招聘的1130人全部为操作工;某县20户企业所缺的2166人中,技术工596人,普通工1570人,所需的学历层次也较低,高中及以下占比达88.6%。
2、制造业用工需求缺口高居榜首。据调查,从行业分组的需求结构来看, 2009年三季度某市制造业需求人数达1.9万人,占整体需求的66.48%,这一比例凸显出制造业用工的回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制造业的复苏迹象。在需求大于求职缺口最大的10项职业中,制造业占了7个,其中排名首位的缝纫工、挡车工需求人数为5101人,求职人数仅为176人,缺口率高达96.55%。
3、各行业用工需求显不均衡,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据所调查的样本企业情况显示,目前各行业的用工需求显不均衡,其中尤以纺织、化工等行业的需求人数居多。与上述行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石油机械行业的用工需求则相对较少,主要是由于部分石油机械企业在手订单不足,预计下一阶段扩大生产规模的可能性也较小,因此,目前基本无额外用工需求。
4、富余劳动力仍然较多,劳动力转移工作任重道远。据调查,下辖某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率目前为57.6%,尽管居全辖各县(市)前列,但与苏南发达地区80%以上的转移率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近20万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剔除一产所需的劳动力以外,尚有近10万劳动力需向二、三产业转移。此后几年,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及农业产业化步伐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还会增加,且由于富余劳动力文化偏低、年龄偏大,转移难度较大。
5、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较低,就业选择范围狭小。调查发现,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素质低;二是劳动技能低。由于文化程度较低,无技术专长,农村劳动力在转移时间、目的地、从事职业等方面都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行业选择范围狭小,主要集中于工业、建筑业、装修业、贸易餐饮业和服务业等行业,且大都从事简单、低层次劳动,时间长,收入低,就业稳定性差。
――成因分析
1、用工需求量大、工资待遇不高。随着经济的逐渐回暖,加之年末经济的带动,部分行业订单开始增加,用工需求增加,尤其是纺织服装与化工行业。纺织服装行业是某市的支柱行业,而纺织服装企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此类企业的用工需求相当大,且其用工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受订单变化的影响,随着总体经济形势不断好转,纺织企业的订单数有所增加,用工需求量进一步扩大。化工行业的经营环境也在不断好转,产能逐渐恢复,据调查,目前某化工园区内的化工企业的开工率普遍回升到高峰时80%左右的水平,出口缓慢恢复,订单情况良好,部分化工企业开始新增车间,用工需求较大。然而,此类企业由于利润低,难以支付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福利待遇所需要的成本,对劳动者缺乏吸引力。
2、就业的性别、年龄结构矛盾较大。从企业用工需求方面看,由于某市纺织、服装行业需求相对旺盛,这两个行业对女工的需求较多,该市三季度对女性的需求为15053人,占50.05%,对男性的需求为9442人,占31.39%,女性的需求比男性的需求高现18.66%;而从求职方面看,男性18672人,占52.15%,女性17134人,占47.85%,男性求职略多于女性,因此,就业的性别结构矛盾较大。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独生子女的人群的扩大,年轻男女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愿从事这些又苦又累的职业,因此对年龄有限制的企业存在用工短缺成为了必然。
3、劳动者求职观念发生变化。此轮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使广大就业者进一步意识到工作稳定的重要性。部分中小企业效益不好就停产,停产期间仅给工人发放少量生活费,无法保证正常的生活来源。部分企业无视劳动合同制度,不依法与员工签订用工合同,社会保险落实不到位,农民工如遇工伤、疾病等更是处境艰难,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不稳定,生产起伏性大,忙时得日夜加班,闲时一连几个月都无所事事,员工收入难以得到保障。如:据对农民工就业的调查显示,22%的受访农民工对工作选择持谨慎态度,担心像以前一样被突然辞退。目前此类企业招工缺口的存在,正是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劳动者对于目前的招工没有信心,考虑更多的是工作的长远性,因此,企业的人力资源难以得到满足。
4、劳动者素质与企业要求不相适应。从企业的需求情况来看,企业需求较多的是技术工人,从被调查的17户缺工企业来看,其中15户企业缺少技术工人,占比达71.4%,而市场上技术工人的短缺早已出现。企业要求有技术的工人,直接能够投入生产,然而技工教育培训的发展却跟不上需求的步伐。一方面,一些学校的专业及课程设置未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规划,有较大盲目性;另一方面,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投入不够,只使用、不培养员工的企业较多,此外,培养1名熟练工需要至少2年左右的时间,在企业用工量放大的情况下,自然供不应求。
三、未来一段时期劳动力市场发展变化趋势预测
1、经济企稳回升将难以在短期内缓解部分企业用工短缺现象。随着经济的逐渐回暖,企业的生产逐渐恢复,企业订单数量也有所增加。从某市48户工业企业问卷的调查显示,09年四季度企业总体的经营状况指数为35.42%,比年初增长了25%。且09年以来,该市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一直保持在15%-17%,工业用电量持续上升,至年末全市工业用电量达到83.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7%。经济的稳步回升,产能扩大、投资增长,带动了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增加。尽管从总的供求数量来看,供给大于需求,然而就业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在短期内无法消除,因此该市部分行业、部分企业用工短缺的现象在短期内仍将继续存在,2010年全市可能缺缝纫工、挡车工、化工一线操作等工种约2万人。
2、预计今后一阶段劳动力市场将呈现总量平衡、结构失调、局部紧张的格局。这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劳动力供给方面来看,受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劳动力自然增长大幅放缓,同时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吸附力不强,劳动力外流现象也日益突出。而随着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有一部分人员回流家乡创业或务工,因此在总量上有进有出,将呈现弱平衡状态。其次,从用工需求角度来看,随着高科技产业的不断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将大幅增加。此外由于当前初择业者受教育程度较高,对自身工作的期望值也较高,基于收入水平、工作环境和劳动强度等方面的考虑,不愿从事一线车间工作。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线工人将呈现需求增加而供给减少的失衡局面。再次,从行业差异角度看,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将面临长期用工紧张的局面。而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服务型行业则将会吸纳更多的务工人员。
3、从中长期来看,随着部分行业、企业用工短缺现象的延续和加剧,有望带来企业用工成本的“压迫式”提升。从目前情况来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仍然很大,而由于一时难以大幅提高工资水平,致使企业用工短缺的状况短期内可能还将会持续。而从中长期来看,这一状况将可能导致企业工资水平的被迫上涨,而随着用工成本的提升和加大,此后可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用工短缺现象,如:问卷调查显示,有32%的受访农民工表示在工资待遇有较大幅度增长时,将会选择外出务工。而据对某市50户景气测报企业调查,2009年人均月工资1446元,其中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某集团公司人均月工资高达2440元。
4、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将相对减少。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09年初某市有少部分外出就业人员返乡回流,且由于本地企业也受危机影响,致使出现裁员现象;同时,部分农民有小富即安思想,不愿到外地就业。据09年初该市农转办百户抽样调查显示,在100户中实有劳动力199人,已实现转移117人,其中劳务输出70人,占已转移人数的59.83%。而通过对未转移的82名农村劳动力的调查发现,愿意到外地就业的仅14人,仅占17.07%。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该市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劳务工资性收入增长较为困难。此外,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对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将逐步减少。另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失业人员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竞争上的劣势,上述种种因素使得农村劳动力的整体就业形势将愈加严峻。
5、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数量和比率将呈稳步攀升态势。09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增公益性就业岗位,要尽量多使用农民工”。这一方针的提出,显然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加之随着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和全市经济的不断壮大,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的数量和比率将继续呈稳步攀升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