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6 11:03: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哈耶克；自由主义；阿根廷；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10-0403-02
自18、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形成以来，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就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成为经济学中争论不休的永恒主题。当人们对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弗·冯·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唏嘘不已时，孰不知凯恩斯“国家干预”的时代已经悄然远去。伴随着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滞胀”，经济自由主义最忠实的捍卫者一哈耶克终于带着他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条，扛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旗，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在众人眼里看似“滑稽”的一生，在他一段获奖感言中似乎有所回应：“我在三十多岁就成就了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可是接着却发生了两件事：凯恩斯完全相反地观点获得了成功，而我因为写了《同乡奴役的道路》一书而使自己名誉扫地。他成功，我的名声不断下降，只是近十年才开始恢复……（奖金）是是我声望得到恢复的一个象征”。那么，这种让哈耶克矢志不渝的“自由主义”究竟拥有多么强大的能量呢？
一、哈耶克视野中的自由
在长达60余年的学术研究生涯里，哈耶克构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众所周知，所有的思想者无不受到其所属时代的影响，哈耶克也无例外。
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自由主义受到严峻的挑战，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和民主社会主义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型经济危机，欧洲各国陷入全面的困境之中，此时的哈耶克正处于这个世界格局与经济结构大变动的时代，而世界格局与经济结构的变动在深层上必然存在着文化与思想的萌发与颠覆。于是，哈耶克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把对自由理论的阐述定义为其“终身问题”，通过其对自由实质的论述，唤起人们对自由的重新认识，让人们认识到自由社会应该是怎样的社会。不难发现，不论是早期哈耶克所著的《通向奴役的道路》，还是1988年，89岁高龄的哈耶克为人类贡献的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都充斥着一种精神——一旦认定了一个目标，就会永远坚持下去，不抛弃，不放弃。正是这种力量的鞭策下，哈耶克对自由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后，他把“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作为其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而这种“自生自发秩序”社会中的自由主义正是哈耶克世界中的自由。
在此，我想特别说明的是哈耶克口中的自由并不是亚当斯密提出的“放任自由”，二者有些许不同。哈耶克认为自由绝不意味着人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的限制与束缚，他提倡的自由“指的是乃是一种生活与社会中的人可能希望尽力趋近但却很难期望完全实现的状态”。一个人在实现自身的自由的同时很可能会侵犯到他人的自由，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界定私域来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身的自由。这个私域就需要依靠强制来维护，但是这种强制又不能够由私人来推行。只有把这一权利授予国家才能保证人们不会因为试图扩大自身的自由来滥用强制权利。当然，该强制必须是以增进自由为前提的，是有限制的。哈耶克认为有必要对国家的权利加以约束和限制，明确政府职能的限界和有效运转的条件，避免国家权力过度扩张。也就是说，自由是法律之下的自由，但自由在价值位阶上不并次位于国家控制的法律，因为保护自由是赋予国家强制力量的主要意义和手段，法律是为自由服务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推及到经济学、政治哲学、伦理学、法学和心智史学等诸领域，我们可以发现哈耶克的思想庞杂但却始终坚持一个简单的思想——宣扬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就像在其政治哲学的思想中，最高概念亦就是“自由”，在自由、平等、正义等诸多政治价值中，自由是核心思想，其他价值仅仅作为自由的不要补充而存在。正如他所言：“自由不只是诸多其他价值中的一个价值，而且还是所有其他个人价值的渊源和必要的条件”。
二、拉美国家对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探索
20世纪70年代以来，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便逐渐在全世界弥漫开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在前苏联和东欧的“过渡国家”、“转轨国家”，先后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其中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拉丁美洲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正因如此，像阿根廷、巴西这样的拉美大国也受其思想的波动，引发了经济危机和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于是，在拉丁美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令人不解的状况：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经济体制与政治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在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方面却泛善可陈。这种现象值得让人深思，但是若想对其做出十分合理而恰当的解释也并非是件易事。
8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主导拉美经济，如果将视角集中于阿根廷，那么整个90年代卡洛斯梅内姆政府实施的以对外开放为引导、以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集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
1 解除进口限制，推行贸易自由化
对外贸易在阿根廷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出口总额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20世纪八十年代末，阿根廷政府对其进行改革，取消了大部分以前限制进口的政策，到20世纪九十年代初，平均关税率降低了百分之十。这种贸易自由化政策确实扩大了阿根廷的进口却对出口造成了损害，使得部分已经现代化的产业受到了进口货的排斥。
2 大规模的实行私有化政策
阿根廷是世界上实行私有化规模最大的一个国家，其目的是想通过私有化使得阿根廷成为吸引外国资本的一个焦点。阿根廷队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最为迅速：三年内多数国有企业纷纷卖掉。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也部分进行私有化、解除管制，到1993年末，阿根廷政府通过私有化政策赢得了150亿美元。但是，这些流入资本很大部分是以投机资本为基础的，随时可能流出。大规模私有化也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国内实际工资普遍下降，进一步弱化了阿根廷的经济。事实上，阿根廷经济的效率在私有化之后总体上下降率，与科斯产权理论预言的相反，从而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
3 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策
在阿根廷，大批外资银行都在其境内设有分行，梅内姆政府放开对外资的限制，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利益出入自由，因此这些外资银行的盈利也十分可观，并在金融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和投资的开放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阿根廷经济的复苏，但是也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使得国民经济更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甚至冲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影响尤为明显。
4 实行比索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
回顾80年代的阿根廷，经济问题十分严重，如债务问题、通货膨胀，这都是与梅内姆政府实施的政策息息相关，严重的债务问题是国际经贸往来中大量经济剩余转移的后果。但是阿根廷没有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反而进一步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张，对内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对外实行联系汇率制。试图运用进一步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方式来解决自由化、全球化带来的问题。1991年多明戈·卡瓦洛担此重任，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比索兑美元1：1的联系汇率制度，即实施“美元化”的货币兑换政策，来强行控制通货膨胀。虽然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1994年通货膨胀率下至百分之六。但是这种联系汇率制，抬高了生产和劳工成本，以及出口成本，使得阿根廷产品在于采取浮动汇率制的巴西等拉美国家竞争时处于被动状态。1999年巴西雷亚尔贬值后，阿根廷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为了尽快摆脱困境，阿根廷政府有实行双轨制汇率，比索在于美元挂钩外，还与欧元挂钩，即1比索兑欧元与美元的平均值，这导致全国企业和居民抛售比索兑换美元，这也印证了阿根廷经济终将面临崩溃。
“市场改革确实可以促进增长、帮助穷人，但是同样也可以造成混乱。”改革确实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对于新自由主义在阿根廷大行其道之后，使得阿根廷的社会状况每况愈下的原因，值得深思。
首先，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本身就存在的根本性的错误和问题，从改革的特征来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极端性、片面性和激进性是导致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这预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新自由主义强调彻底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却不重视适当的国家干预和政府管制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但是历史证明，由于信息的不充分、不对称、外部性以及人类行为的非理性特征必然会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国家干预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还是想要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干预，干预到什么程度，而并非是完全的自由主义。
其次，新自由主义核心思想是主张建立一种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强调自由在整个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反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单极霸权格局的建立，使主要拉美国家坚持民族主义发展道路的最后一点信心丧失殆尽，当然拉美国家必须首先从自己开始检讨。拉美国家政治基础不稳定，政党政治不稳定，政治形势更加不稳定，意识形态原本就在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基于反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经济思想，并由与拉美国家利益取向截然对立的外国设计并操控，是无论如何不会促进拉美的国家利益和民族经济的，拉美经济改革从其接受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那一刻起就必然要走向灭忙。
无可厚非，从整体着眼阿根廷的改革是失败的，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好转，既然悲剧已成事实，懊悔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能够吸取什么教训，得到什么启示，不再重蹈覆辙。
三、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哲学层面的局限及评价
哈耶克的一生都在鼓吹自由主义，指责“建构论的社会主义”，但是当人们沉浸在完全自由主义的“迷人乐曲”之中时，旁观者却清楚的看到对完全自由主义的执着追求的结果是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尖锐、贫富的两极分化，这说明自由主义并不是灵丹妙药，也存在着片面之处。
首先，哈耶克宣扬的“有限知识论”并没有在在政治哲学领域贯彻到底。分析哈耶克的思想体系，我们可以发现休漠影响下的哈耶克在反对信奉康德的哈耶克。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揉和了“知识有限性”和“自由市场秩序普世性”的悖论式的观点。但不得不承认，哈耶克的理论没有打通“经验”的休漠和“普世”的康德之间的隔绝，而是从休漠的理论原点出发，但却将论证的结果滑向了康德。哲学解释学大师加达默尔认为：普世性理解的错误就是败坏了西方文化“先见”的名声，并试图推出一种理想的理解方式，把自身从历史与传统的“嵌入”状态中拯救出来，然而企图脱离“先见”的理解的预谋是不现实的。任何一种理解都是以一定的先见为基础的理解。东方文化传统所提供的认识是与西方文化传统的认识不同的，因此，东方文化的当前视域与西方文化的当前视域存在着巨大的价值差异，而且，即使在西方世界体系内部，不同民族共同体、宗教团体之间的视域也是不同的。休漠信奉的却是—种“权宜之计”式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类可以以许多种生活形式茁壮成长。在这些生活形式当中，有一些价值是无法比较的，当这样的生活方式相互对立时，它们中没有一个是最好的，人类之善是如此千差万别，它不可能在任何—种生活中得到实现。“权宜之计”的目标不可能是平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是调和那些崇尚彼此冲突的价值观念的个人和生活方式，使之共同生活。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漠将其不可知论彻底的贯彻于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从而捍卫了其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然而，从休漠怀疑论理论原点出发的哈耶克最终却得出了一个普世性的康德式自由主义的结论，这种论证的不彻底性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关键词：平等；个人主义；正义;罗尔斯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思想其特征可归纳为几个方面：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改良主义等。其中个人主义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灵魂，其它特征都要以维护个人主义这一思想作为其主旨。个人主义意味着：（1）个人是道德价值的最终单位；（2）社会拥有作为恰当目标的对于个人的益处，不存在超越或凌驾于个人益品之上的社会益品;（3）个人的福利需要人们尽可能地作出自己的选择。［1］简言之，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在对个人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的关于社会集体事务的公共理性，个人拥有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权利。要实现这一目标个人首先必须是平等的单元和价值的终极。所以对“平等”的诉求是实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想具有某些极端性色彩，并遭到其它政治理论的批判，但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内部在不断变革创新，企图将其思想日臻完善。尤其是20世纪末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使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又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正义”成为自由主义的新主题
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为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古典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自由，而新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正义。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3罗尔斯认为正义是评价现代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内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就已经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也是一种权利，即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权利。资产阶级尤其强调“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是指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剥夺公民的权利。在强烈的权利意识下，自由也被纳入权利范畴之中。由于基本权利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每个人都要求一种权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原则，又是权利原则，同时也是平等原则。
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时期。古典自由主义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了它对平等的理解仅限于形式。因为古典自由主义虽然提出了平等的理念，但只是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使平等的理念真正实现。罗尔斯赋予平等更加丰富的内涵。罗尔斯认为平等有形式的平等与实质平等之分。一种是政治上的平等；一种是经济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关注前者，新自由主义关注后者。
形式平等的理念同制度相关联。平等的权利原则归根到底是一种制度原则，这种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形式平等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权利平等，权利平等是由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来保障确立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为每个人平等的享有。因此，真正支撑形式平等理念的是现代民主法律制度。
启蒙思想在反抗宗教的思想禁锢和神权统治的运动中产生，当神权统治被了之后，人在上帝面前的神恩平等变成世俗的法权平等。资产阶级革命打碎了几千年的特权等级制度，每个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确认，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古典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平等也就仅限于此。这种形式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人类的不平等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的不平等，特别是在启蒙哲学之后的历史时期。工业革命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许多人并没有因此而摆脱贫困，相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罗尔斯认为这些所有的不平等在于整个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分配政策的不公平。因此，只具有形式平等是不够的，必须实现实质的平等。所以他对平等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二、平等的三种样式
在罗尔斯看来认为平等具有三种样式。它们是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
罗尔斯认为历史上前两种平等观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中曾经有着重要影响，即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种基本自由市场制度的平等，它可以被认为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平等。这种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差别和固定特权地位，将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平等的个体。它要求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每个人都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市场参加竞争，并在市场中尽其所能地获得相应回报。但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下的平等只局限于形式的平等，因为在看似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人们往往在两方面是不平等的：一方面进入市场的前提和基础是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不平等，前者的不平等导致了后者的不平等。在自然的自由体系中，个人的前途（收入、财富和机会等）总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会任意性的影响，如天赋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的好坏等。罗尔斯由此认为：自然的自由体系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就是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横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2］72自由的平等力图解决由社会和文化环境给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它通过增加教育机会、实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会改革措施，为所有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出发点。自由的平等可以被看作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是对“放任自由主义”的超越，也是对靠纯粹“市场”调节分配收入地反省。自由的平等应该说比自然的自由体系更可取，但罗尔斯认为它同样有不完善的地方。原因在于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它还是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赋的自然分配的影响。这从道德的观点上看是不合理的。就像通过历史和社会的机会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不合理的一样，让天资的自然分配来确定这种分配也同样是不合理的。一般来说，造成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和文化的，人们在出身、环境、教育、家庭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比其他的人更为“幸运”；另一种是自然的，人们生来就具有不同的天赋，有些人高一些，有些人低一些。人们通常认为，产生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因素经过努力是可以消解的，但自然的因素却无法消除。如果人们的自然天赋（智力、体力、理性和想象力等）方面存在着消灭不了的差别，那么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永远存在不平等。罗尔斯认为，仅仅消除由社会文化因素产生的不平等是不够的，还应该消除由自然因素产生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罗尔斯认为自然的自由与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自然的自由只是形式的平等，没有触及实质平等。自由的平等虽然有向实质平等迈进的趋势，但并不全面。以一种深切的道德关怀来讲，人类社会应该解决一切不平等，不论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不平等还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由此，罗尔斯提出了自己解决不平等的理论范式，即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民主的
平等相对于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而言是最理想的平等观念。
对于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最好通过结合机会公平的原则与差别原则来达到。差别原则的核心观念：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该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左右社会基本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差别原则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社会下的最大平等理想和观念。
罗尔斯认为，一个理想社会的分配方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社会都无法做到完全平等，那么就应该争取达到相对而言最大的平等。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拥有最少的权力、机会、财富和收入，社会不平等最强烈地体现在他们身上。这些人被罗尔斯称为“最少受惠者”。一种正义的制度应该通过各种社会安排来改善这些最少受惠者的处境，增加他们的希望，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配差距。这样，如果一种社会安排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他才是正义的。
差别原则构成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思想。从平等角度而言，差别原则体现了实质平等的观念，表明了罗尔斯想解决一切不平等的政治理想。
三、正义原则
在对平等的概念的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理论。
罗尔斯首先提出正义一般的直觉性的观念，即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这个一般的正义观体现为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拥有与其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的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2］302
如果说第一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形式正义的观念，那么差别原则则体现了实质正义的观念。正义的一般观念是阐明什么样的平等观是符合正义的，罗尔斯在此是要表明：不正义就仅是那种不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不平等。两个正义原则是对这一观念的具体原则支撑并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分配原则。
罗尔斯认为，这两个正义原则主要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他将社会大体上分为两个部门，即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第一个正义原则适用于政治领域，它用以确保公民的平等的自由。对于罗尔斯来说，平等虽然非常重要，但自由同样不能忽视，否则将会同古典自由主义一样犯简单化的毛病。罗尔斯在自己的正义中给自由一个价值定位，或者说在正义的框架中给自由以相应的理论位置。在启蒙的价值谱系中，自由位于首位。罗尔斯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同样接受了这一价值谱系的安排。
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罗尔斯把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作为第二个正义原则的第一部分，而将差别原则作为第二部分。可以说，最能代表罗尔斯平等观念的就是差别原则。罗尔斯指出如果存在满足上述两原则的制度结构，它只有在达到下述目的时才是公正的，即当且仅当境遇较好者的较高期望是作为提高最少获利者的期望计划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时。差别原则最简单直接的观念，社会结构并不确立和保障那些状况较好的人的较好前景，除非这样做适合于那些较不幸运的人的利益。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平等的政治价值，第一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分配。自启蒙时代以来，自由、平等和博爱就成为现代社会追求的重大价值目标，但在实际上，人们只能很好的解决自由（古典自由主义的贡献），而对于平等和博爱却无能为力（古典自由主义的局限）。罗尔斯认为自己的“正义论”能够很好的把三者统一起来：第一个原则确保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确保了“平等”，第二个原则的第二部分（差别原则）确保了“博爱”。
经济平等不能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出现，在于古典自由主义把“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好理解。市场经济让人们在其中自由选择，尽最大努力创造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于市场和放任主义政策在产生赢家的同时也产生了输家，如果不考虑到经济上的平等，不以差别原则作为补充原则，弱势群体将得到不公平待遇。而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的效果将是采取某种福利主义的、再分配的税收政策，以帮助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的劣势群体。
新自由主义则希望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以防止市场的任意性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坚持市场下的自发分配，人们凭借自己的才能智力在市场中获得相应的回报并作为自己的财富和私有财产而不可侵犯，因此那些天生有残障或缺陷者沦为贫穷者也是应该的。新自由主义力图纠正这种自发的市场分配，以国家的名义实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的正义。新自由主义强调正义总意味着平等，因此，它必须解决市场经济下的不公正，调整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内在统一。
总之，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对正义的理解。古典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体权利，包括政治参与的权力、言论集会的权利和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的。尤其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表达了对君主专制时期对个性压制的一种反抗。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社会财富急剧集中，虽然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但并未使普通社会成员过上幸福的生活。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处于贫困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工人阶级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迫使资本主义社会实行一些内部改良。即便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民权运动，如反歧视运动、反贫穷运动、反战运动等仍然此起彼伏，从未间歇。
罗尔斯试图确立一套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来重新调整基本善的分配，最终实现最大程度的平等。
罗尔斯的平等思想并非平均主义，他仍然保留古典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契约论等特征，只是在坚持自由的基本立场上，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从而保障他们拥有自由的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生活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个人主义这一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发挥，所以不得不承认，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思想是自由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巨大进步。
参考文献：
2013年经济类著作可谓是硕果累累，中信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主要以出版经济类图书为主的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许多有分量的著作：《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民富论》《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等都是能够启迪智慧、扩展经济思维的。此外，商务印书馆的《希腊古代经济史》（上下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系列《经济蓝皮书：201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济运行的逻辑》等著作都是2013年国内非常有代表性的经济类著作，当然依旧有一些书是不堪阅读的，此外在引进出版国外著述时一些出版社为了迅速出版上市，导致翻译粗制滥造严重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体验，翻译问题对于经济学著作来讲尤其重要，一些概念可能因此会产生歧义或者是错误理解。
2013年世界经济总体形势是发展的，发达经济体大都趋于好转。就国际经济形势来讲，主要的风向标恰恰就是几个主要经济体发展的基本走向，尤其以美国和中国作为风向标的“风向标”，因为这两个国家非常有代表性，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的领头羊，且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新兴市场国家且发展动力十足，拥有非常大的市场和劳动力资源，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经历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关键在于两个国家还各自代表着重要的经济学理念和思想，美国更强调的是自由竞争、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中国更多的是强调有规划地发展经济，有效地开展宏观调控，基本掌握宏观经济的运行轨迹，其中很明显地受到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2013年美国和中国的发展都相对平稳，没有面临大的危机，但同时发展都有着各自的瓶颈。当然这样的经济形势也是中美两国经济加深联系所造成的，而以2013年中国出版的经济类著作中理念的倾向来看，实际上也是在为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做出各自理性的判断。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卫祥云先生的《国企改革新思路：如何把正确的事做对》（卫祥云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4月版），在国有企业改革这一中国改革几十年以来的重点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其实国有企业自建立之初就存在着自己的问题，这一点并非中国独有，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独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自产生起同样存在着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自建立之初就以国家管理和经营的模式存在着，后来发展到允许部分产业有民营股份的进入，但总体来看还是政府进行直接管理。这样就导致国有企业的若干问题，其一是国有企业多为垄断行业的受益者，那么在企业的竞争力上可以说没有什么创新和提升，一旦有民营企业的进入就会立即陷入危机；其二国有企业由政府直接管理，而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常常是政府官员，国有资产虽名为全民所有，实际上就是国家代管，国企高管常常会缺乏民营企业高管对企业的责任心；其三国有企业因多为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轻易获取暴利，作为企业员工必然也能得到社会其他单位所无法赋予的利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引发社会对国企的负面观感，同时可能引发社会不公的问题。
在国有企业的问题上，国内是有很多代表性意见的，以张维迎、茅于轼为代表的经济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就不应该存在，它们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在浪费资源，降低企业应有的利润率和生产效率，他们认为国有企业是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这种思想的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在这一点上卫祥云先生应该是不认同的，他认为国有企业本身就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工具，对于国有企业本身的问题是可以进行改革予以解决的。他认为应该认识到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国有资产是国有企业运行的资本和基础，但是国有资产的运用常常会产生浪费并且很可能在一些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出现违规收购等情形，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因此他认为应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工作，同时认为应建立“国新公司”，以体制外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对国有企业的资源再整合。
由此，可以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对于国企的抨击是值得商榷的，国企在中国经济现状中是必要的，它不仅能够为国家财政创造财富，更能利用对相关产业的控制调节市场供求。李佐军先生的《中国改革新思维：改出一个“人本市场经济”》（李佐军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4月版）相比《国企改革新思路：如何把正确的事做对》更显宏观，在书中李佐军先生着重阐释了一个新的概念——人本社会主义，或许他希望通过人本社会主义来改变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纷争。它强调人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但同时需要其他各种因素的协调配合。人本社会主义理论要求改革的核心在于尊重人、满足人、依靠人和激励人，这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保证人的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保证民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民众能够切实地参与到改革当中来，保证从不同的领域让民众享受到改革的红利。此书没有过多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提出意见，而是更多地关注于宏观的经济指导原则，在我看来他实际上是站在奥地利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立场上萌发的新思想，但是他也认识到了新自由主义是不可能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但是依旧不能认同凯恩斯主义发挥的巨大作用。
其实，新自由主义也好，凯恩斯主义也罢都是产生于西方世界，不论是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哈耶克，还是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都是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因此西方经济学著作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先生撰写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美]埃德蒙·费尔普斯著，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版）从另外的思路上提出了如何繁荣一个国家的经济，他认为最关键在于现代经济价值的培养。他在书中多次提及经济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等形而上的内容，这里其实反射出费尔普斯先生意识到了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意识问题，这一点甚至还是适用于经济领域以外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主体谈及的就是怎样才是创新、什么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什么才能让国家繁荣起来，费尔普斯先生认为所有的制度安排必须是能够创造活力的，在创新的环节上并非只有科学技术的贡献，更多的是一种逻辑上和制度上的构建，主要就是在经济生活中创造巨大的创新能力，大多数情况下反映为各种战略、步骤、创意。当然费尔普斯先生在对创新问题展开的探讨中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或许他本身就不避讳这一点，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能从根子上创造一种激励模式，因为这种思想更关注个人，更关注经济主体的自由。对这种观点我们同样需要批判地认识，首先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当然不存在所谓的现代经济价值，它僵化、保守，不能带给经济主体以创新能力，但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片面认识。时至今日，中国、越南等国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而且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相比，前者宏观调控的能力更强。
在对待凯恩斯主义的态度上，费尔普斯先生认为凯恩斯主义实际上是在以人的思维来替代市场规律，市场具备的灵活性、正确性是人力所无法企及的，凯恩斯主义过分地相信人的主观调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市场主体和个人对工作的满意度，进而打击其创新能力而影响生产效率，连带就业问题的大量出现。实际上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凯恩斯主义自产生之初就有人站出来反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对凯恩斯主义就有了诸多否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来不能接受对市场经济的外力干预，无论是以社团还是政府形式出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都是失败的，市场需要的是以供求关系自动调节，这样的经济模式富有生命力、活力、创新力，市场主体具有极大的独立性和自由，不仅能在经济上带来更多、更大的利润，更能在政治上推动民主自由的发展。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这些批判并没有真正理解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内核在《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著，闾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3月版）中论述得比较清楚。这本书从整体上将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渊源进行了说明，可以说是了解凯恩斯主义、奥地利学派的发展轨迹和相互争论焦点的非常好的著作。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先生指出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就是应运时代而生，凯恩斯本人之前接受的经济学教育毫无疑问也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而凯恩斯能够站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外来看经济的运行、发展和危机，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当时困扰世界的经济灾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相信市场最终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是需要给予市场一定的时间调节资源的配置，恢复到平衡状态，面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诘难，凯恩斯毫不留情地留下了一句“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实际上是批判新自由主义消极等待市场自身调节的观点。凯恩斯提出的药方就是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以刺激经济发展，同时要动用政府的干预手段调控市场，而有效需求的问题常常被人忽视，以至于提及凯恩斯主义就是政府干预，误解了凯恩斯主义的真谛。凯恩斯主义实际上是以解决严重通胀和失业问题为目的的，当社会失业问题严重、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时候，必须加强社会有效需求的提高，通过国家的投资拉动产业的发展，从而制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
当然研究经济学和经济问题，也就必然清楚任何思想都很难彻底、长期适用于一国经济。以中国为例，在过去一年里，依旧通过政府大量投资，成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其中不乏有资金投入失误、浪费的情况发生，有些投资现今也已经成为部分地方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病，一些学者试图跳脱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提出新的更加适合国家长期发展的经济理念。滕泰先生是中国当代新供给主义的旗手，他的《民富论》（滕泰著，东方出版社2013年8月版）出版后也受到国内外经济界乃至决策层的重视。新供给主义认为只有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来拉动消费内需，从而带动各产业发展，推动宏观经济面的整体向好。有些人认为新供给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比更接近新自由主义，并且在滕泰先生的《新供给主义宣言》等文章中多次看到批判凯恩斯主义的言论，就认为这才是新供给主义的本来面目，这实际上是对新供给主义的误解。理解新供给主义就要了解上个世纪末美国和英国发生的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搞的改革，但是必须清楚的是他们的改革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他们首先采取的是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强化市场活力，让很多企业都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更能有效地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到了后期基本上就是私有化，供给的提升的目标被明显边缘化了，新供给主义原本希望带来的社会需求、就业全部被资本所吞噬，那也正是为什么在里根、撒切尔夫人之后执政党迅速沦为在野党，并且由和工党分别主政美国和英国，并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和提升社会福利。窃以为，凯恩斯主义和新供给主义可能更为相像，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提升社会有效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和发展。只是前者依靠的是政府的投资带动，而后者注重放松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主要体现在民众的消费需求上。
总体而言，上述的几本著作都是国内外学者对经济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乏大智慧。这些著作都在经济理论与现实之间寻找真理，目前来看探讨经济问题尤其是宏观经济问题是不可能脱离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范畴的，但在我看来新供给主义也即将成为经济界、理论界思考的基础和依据。
中国改革在当前仍以经济改革为重中之重，改革是要取得充分收益的，但是要让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础和前提，否则改革本身都可能难以为继。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人民富裕、国家强大，但是这并不是必须以前者作为后者的垫脚石，应该在凯恩斯主义和新供给主义中寻找一个积极的共同点，那就是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为目标提升经济，但是管理经济的思路要从需求面着手转移到从供给面着手，通过放松对供给的约束和抑制，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进而以扩大内需代替政府投资，从而引导经济走上持续繁荣之路。
【关键词】凯恩斯；《通论》；滞涨
一、引言
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由于使用不同的经济术语和解释体系，会得出相异的结论，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政治诉求和政策主张。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在微观和实证方面的分歧要少得多。即使是大家认为争论最激烈的宏观经济学领域，对长期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弗里德曼曾说，“经济学家对实现‘稳定’这一目标并没有分歧，争论在于对各种问题的解释，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上。”经济学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主线一直围绕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进行讨论。
二、经济自由主义
在《通论》出版之前，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来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其经济自由的哲学观，它提倡自由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是自由价格的作用调节着受利益驱动的经济活动者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行为，在无意中促成整个社会福利和经济的增长。方法上，新古典运用了边际分析，构建了一般均衡的市场模型，其集大成者就是马歇尔，即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否认了市场经济会发生以生产剩余和失业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只要市场机制正常发生作用，供求就会自发平衡，充分就业也就得以实现。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是一部自发运行的机器，无需大量政府干预，否则扰乱内在的作用机制会引发无法预见或解决的问题。
三、国家干预主义
20世纪30年代，那一场经济危机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神话，引起人们对自由放任经济和自由主义哲学观的重新审视。退回一战前的生产水平、25%的劳动力失业使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束手无策，既无法解释现实问题，亦无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这时凯恩斯发表了《通论》，不但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体系，同时提出了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以及相适应的财政、货币政策。当然，《通论》并不完全是大萧条的产物。早在20世纪初，大英帝国就陷入了长期停滞，凯恩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早已反映在了他其他一些著作中，而大萧条只是《通论》的催生剂而已。可以说，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分水岭。
凯恩斯的《通论》是一种思想创新，它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同时回答了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解开了人们久久无法摆脱的困惑。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无为而治的结果是失业的存在；因此必须用政府的支出来弥补私人的有效需求不足，即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中最重要的是财政政策，尤其是用赤字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种政策的出台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的结束。
长期以来，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和相匹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成为了欧美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照，并使得欧美国家实质性的走出了经济衰退的阴影，并引领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对古典学派以来奉为神明的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和自由放任等思想提出了挑战。20世纪30年代以前，整个西方经济学界几乎都一直信奉着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潮，任何超出“保护性国家”职能范围的政府干预措施都被认为是多余的，以至于任何偏离国家干预主义的自由言论和观点都会遭到攻击和排挤。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而后的大萧条，使得那些长期恪守“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市场调节的有效性，凯恩斯的理论使人们开始放弃了“市场万能”的信条而接受了国家干预的思想，即市场经济中，国家应作为宏观经济积极干预者和管理者，在财政、货币和分配等诸多方面发挥矫正市场失灵的作用。
四、新自由主义
大萧条之后，人们将凯恩斯的理论奉为神明。但此时，这样的信条又要经受现实的考验。一旦某种理论完全变成了宗教，它就失去了生命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开始无法解释英美发达国家的“滞涨（Stagflation）”现象，即通货膨胀、失业和生产停滞并存，因此遭受到了越来越激烈的攻击。而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几乎同时上台执政，他们的经济政策都体现出这样一些理念：限制工资增长，减轻税负，令商人赚的更多的利润，再将这些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创造就业，从而刺激经济发展，也让低收入人群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它们都力图恢复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理论中的正统和主流地位，打破凯恩斯理论的垄断。从学术思想渊源看，它们都来自于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及其哲学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在1970年以后几乎恢复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地位，并提出了使资本主义回到自由竞争体系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对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与凯恩斯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大萧条不是一个必然事件，联邦储备体系对此负主要责任，货币量前所未有的急剧下降是货币当局未能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以使那些濒临破产的银行及时偿还债务的结果。他批判了凯恩斯的“货币无用论”，认为货币至关重要，货币政策在萧条时期是根本没有运用；并且发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联邦储备体系曾经从事公开市场操作或者以任何卓有成效的方式向银行提供流动性。
五、结语
今天，无论我们怎样评价凯恩斯，都无法否定他在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美国《时代》杂志曾提到，不了解凯恩斯就无法了解当代。经济学中的各种流派，无论是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的，还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其出发点都是凯恩斯。可以说在现代经济学中，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超过凯恩斯，没有一本书像《通论》一样广为人知。
参考文献：
[1]刘灿.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2）.
[2]梁小民.读经济学书[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一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对一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毋庸讳言，近30年来，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在我国高校呈现出一种被逐步淡化、边缘化、萎缩以至被取消的趋势。在我国的许多高校，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课时越开越少，有些学校干脆取消这门课，只开西方经济学。有一些大学生听到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都觉得好笑，甚至一些经济界的人士都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取代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笔者认为，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我国高校必须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其理由是:
1.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
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已经认识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用上述哲学的自然观去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中前进的。马克思的光辉巨著—《资本论》正是运用其哲学原理，以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党和国家才把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作为指导思想载人《》和《宪法》。这样看来，我国高校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认为经济学只是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服务的，而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因而经济学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了的说法。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实际上永远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经济理论。我们研究和考察任何经济问题都必须从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l1
2.西方经济理论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不行的
“西方经济学”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名称，按照时下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指的是西方国家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当前特指美国各派的经济学说及其教材。说得直白一点，眼下在美国暴发的这场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美国政府近30年来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一个核心思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新自由主义有四大主张:主张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在金融问题上奉行的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各种资产价格是对该资产所代表的各种信息的完全反映，金融市场不可能产生泡沫。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因此，一些学者把新自由主义也称为“完全不干预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获得了支配地位，当时的里根、后来的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一种经济理论，当它还是以一种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存在的时候，不管其正确与否，它对社会的影响总是不大的。而一旦被决策者所接受，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时，那它对社会的影响就大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政府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等;又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让金融资本拥有太多、太大的特权，甚至可以脱离物质资料而独立循环(俗称体外循环)，靠自身的流转实现“增值”(完全违背马克思关于资本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增值的原理)，当然只能形成泡沫经济。此次源自美国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演变成为一场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和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实质，使我们对资本的本质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消极功能有了充分的认识，更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提醒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能搞市场崇拜、不能以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金融危机也使我们对资本主义西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坚定了我们在高校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决心。依据西方经济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能很好地规范经济活动的。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美国，但由于美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庄家，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损失的钱主要是别国的(包括中国)。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损害，远不止这些。所以，为了保卫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为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高校必须开设政治经济学。
3.只有政治经济学才能救“市”
所谓“救市”，就是挽救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在“救市”对策选择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的较量。结果新总统奥巴马不得不放弃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推动一个总额为8250亿美元的直接救助经济实体(指资产阶级的大垄断企业)的刺激经济计划。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救市”是以经济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国计划用两年时间，启动一个总额为四万亿元人民币的扩大内需计划，安排一半用于改善民生。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救市”问题上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从总体上看，从长远处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原因是以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只能以西方经济理论作指导。说到底，他们是在坚持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还是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之间作选择。退一步讲，即使他们的救“市”取得了暂时性的成效，也只能是治标，是治不了本的。因为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救“市”措施是在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维护华尔街那些“肥猫们”根本利益前提下下的赌注。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经济政策是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正如当代学者程恩富所说:“马克思认为，……从发展趋势上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财产公有制度比财产私有制度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更能够促进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这一点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认知恰恰相反。”l2]说具体一点，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决定了生产目的，这就直接决定了我国政府调控经济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所以我国与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救“市”的指导思想和效果方面是绝对不同的。“从本质上讲，我国‘救市’是通过‘救民’达到‘救市’的目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解决好民生难题，在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同时，强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发展、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收人等工作同步推进，以解决过去在民生问题上的欠账。这些应对措施极大地解决了民生问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又为成功应对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圈这一切，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来分析，不能不归结于政治经济学的功劳。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开设西方经济学
1.政治经济学不是万能的
按照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而实际情况是作为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只是指资本主义部分，因为马克思在世时，世界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当然不可能写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的运行机制也由原来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150多年前的马克思不可能为我们今天的经济运行勾画出一个理想的曲线图表来。就讲《资本论》这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对18世纪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概括。按照哲学有关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关系的原理，任何一个真理性的认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一个特定对象的认识，只能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因而叫作相对真理。据此，《资本论》只能是巧0年前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近似的、不完全的认识，那些结论即使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巧O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后继者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还用150年前现成的认识去解释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那只能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政治经济学，它不可能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具体来说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一般规律，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寻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动力和掘墓人，阐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回答了人类社会演化和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但是没有回答一种社会形态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其经济运行的具体细节。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经济学，它的作用和功能也不是回答这些问题的。150多年来，它起到鼓动人民起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定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公有制决定了我们的一切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必须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政治经济学的职能定位，也说明它不是万能的。
2.发展和繁荣中国经济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
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也无可否认地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虽然二者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之上，国情也不尽相同，但从市场经济这一点看是相同的，都搞商品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要提高经济效率，因而在对经济现象的描述、经济机制的设计等理论体系方面应该有许多共性。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很成熟了，因为它有300多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其设计并被实践证明了是比较成功的运行机制，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虽然自己也可以从头开始摸索，但要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当然应该选择研究和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和成果。这一点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就认真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为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改革开放犯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在帮助我们设计市场机制、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税收制度、打破行业垄断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在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如果我们拒绝西方经济理论的借鉴作用，那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在国际贸易中赢得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一句话，那就是放弃改革开放，坚持闭关自守，最后自取灭亡。要消灭私有制，必须先保留私有制;要实现世界大同，必须先承认多元化格局的存在;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先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没有诞生之前，牛顿的力学三定律被人们确认为经典力学，而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问世之后，牛顿力学三定律所描述的则只是物体在作低于光速运动时的一种特殊情况(牛顿力学只不过是物体在低速运动下很好的近似规律)。但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看到物体的运动，通常是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牛顿力学三定律仍然被现实世界的人们界定为经典。同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世界没有实现大同之前，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而且会被那个社会形态确认为有意义的理论。即使将来实现了世界大同，我们也不可否认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理论相对于那个社会形态的正确性，因为根据哲学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涓涓细流，才能汇成绝对真理的大海，相对真理也是真理(任何一个相对真理都是对某个特定对象近视的、不完全的、相对正确的反映)。综上所述，无论从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角度，还是从创立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我国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必须开设好西方经济学这门课。
三、开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教学中要处理好两门课的关系，摆正好两门课的位置
不管在教学人数还是在教学课时及教学内容的安排方面如何处置，两门课的关系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是参考、是借鉴。政治经济学以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只有政治经济学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当然我们讲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是就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必须占据指导地位而言的。这里所讲的“指导”，是指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评价应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是说要用政治经济学去代替西方经济学。老师在教学中必须既要求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又不局限于要求学生坚持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结论，主要是要求学生坚持的立场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新的实践。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问题上，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陈岱孙教授有一些中肯的论述，这里引用两段以表明笔者的观点:“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但不等于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当然，相反的，由于某些方面有可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盘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给纵然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ls]“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le]。
2.有关教学内容方面应注意的地方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内容广泛而松散的名词，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运行方式所作的理论概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其基本理论包括三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现在本科使用的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高鸿业任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它坚持了用经济理论为指导，坚持洋为中用，并且每章都加了评议，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而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本既理论联系实际，又与时俱进的教材。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西方经济学双重性质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既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因为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造成的局限性，又因为它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因而又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我们在社会主义大学课堂里同时开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有双重意义:其一是通过比较可以坚定对经济理论的信念;其二是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的成分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从笔者了解的一些高校的情况看，两门课的权重比例有不合理(无论从课程种类、课时时数看，还是从学分看都这样)的地方;教学内容是政治经济学太单薄，西方经济学太厚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只讲教学内容，不加评议的情况，更严重的是讲西方经济学时只注重讲它的实用性，忽视了它的阶级性和局限性。比方说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宏观经济学中把工会视为垄断势力并把它视为工资—物价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这些东西我们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要用的观点进行评议和批判。为此，笔者觉得，要适当压缩本、专科学生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内容。对本、专科学生应侧重多介绍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等基础知识，并注意用进行评议(每章课后的评议一定要讲)，而且要配套开设《经济数学》这门课程。
摘要：哈耶克自由的思想离不开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有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向善主义、功利主义等多种理解，哈耶克所推崇的自由主义是复归古典的自由主义或者是经济自由主义，它与社会主义是相对立的。在此基础之上，哈耶克所推崇的自由是一种自发秩序，当然也有它的局限性。
关键词：自由主义；自由；自发秩序
一、哈耶克自由思想理论背景
有关哈耶克自由的思想离不开自由主义这个大背景，自由主义起源于近代时期，自由主义的思想形成于启蒙运动这一时期，人们更加关注自由和平等，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活动也是集中在对自由和平等的阐释。自由主义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理解，人们对它的理解纷繁多呈。自由主义以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在近代以来掀起了一浪热潮。
从近代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密尔的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自由主义的发展史上起着分界的作用。密尔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他即主张个人自由又提倡节制个人自由，赛亚·伯林对他的评价是“密尔既有多元主义的一面又有功利主义的一面”。密尔思想的转变意味着自由不仅体现在个人当中而且也应体现在社会当中。现代的自由主义倾向于两方面，一种是以密尔的“功利主义”为基础所形成的“新自由主义”一般称为“自由主义”，另一种是倾向于恢复“古典自由主义”或“经济自由主义”。而哈耶克倾向于“古典自由主义”，他反对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是“一种谬误”。他所提倡的是以个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
二、哈耶克自由思想的内涵
在哈耶克之前密尔曾在《论自由》当中对自由进行过理解，他认为“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1]在密尔看来，自由完全基于个人，只要个人没有权力做的事，社会便没有权力去干涉。对于自由概念的诸多理解柏林对自由的区分影响深远，他把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他认为：“‘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来自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2]他认为“消极自由”是指：“我们一般说，就没有人或人的群体干涉我的活动而言，我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建立在非强制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自由观反对奴役，反对他人干涉。而哈耶克的自由观正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体现在他在《自由的秩序》中对自由的界定。
哈耶克在《自由的秩序》中区分了三种自由：个人自由、政治自由和内在自由。个人自由是指：“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状态，亦常被称为‘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状态。”[3]哈耶克从人类社会的角度定义的自由，而非从自然状态之下所定义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受制于人，不受他人约束与强迫产生的不自由，更强调人权的思想。而“内在的自由”在哈耶克看来是指人们心中的自由，它来源于人的主观，以自己内在的潜能知识、道德等主观依据来完成自己的意愿。哈耶克这样区分个人自由，政治自由和内在自由的目的是进一步彰显个人自由，哈耶克始终是把个人自由作为他一生的追求。
然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核心集中体现在他的晚年之作《致命的自负》当中，他在《自由的秩序》之中所阐发的自由的思想都是在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也称“自发秩序”埋下伏笔，他认为“尽管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4]“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产生的，”[5]哈耶克认为扩展秩序是自由发展起来的，无需人类的理性的设计，更反对人们对其进行强制。它的核心就是个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文明的自由，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哈耶克的扩展秩序是在分立的财产下所形成的，分立的财产明确了个人的权力，它使之个人自由从中得以体现，更是任何先进文明中道德的核心，哈耶克自由思想的局限性。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体现在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当中，而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是以分立的财产为基础的，分立的财产在哈耶克看来极为重要，他认为“分立的财产的最初出现，是贸易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从而对于形成统一而相互协调的更大结构，以及我们称为价格的信号的出现，也是不可缺少的。”[6]他的自由的思想所维护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私有制。他以抽象规则意义上的法律的名义使得私有财产坠入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当中。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由主义实质上是“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7]所以，从马克思的视域角度来看哈耶克的自由观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达不到真正的自由，人们只会被人们自己所生产的物质力量所奴役，哈耶克以自发秩序来阐述的自由或者叫自发性的自由只是自由的魅影。（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约翰·密尔著：《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1月，第10页。
[2]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200页。
[3]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第4页。
[4]哈耶克：《自由》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9年版，第81页。
[5]哈耶克著：《致命的自负》冯克利 胡晋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1页。
经济停滞常态化是当代资本主义典型特征
记 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这一典型特征，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体现得并不典型，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
何自力：传统的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具有明显的周期性，19世纪时大都以10年为一个周期，20世纪前半期则演变为5年左右一个周期。经济危机的周期通常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四个阶段，一次危机经历四个阶段后会进入一个新的危机周期，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遂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
从逻辑上讲，如果经济危机可以永远周期性地发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每发生一次经济危机，都可以期待其会走出萧条，经过复苏而走向繁荣，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在危机与繁荣的循环交替中永远存在下去。事实证明这个逻辑并不存在。自上世纪70年代走上去工业化轨道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态逐渐发生变化，这就是生产过剩性危机演变为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与之相伴的经济波动和停滞失去了周期性，周期的各个阶段的特征也越来越不明显，经济的持续停滞成为常态。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呈现常态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重要标志。深刻认识这一转变的表现和成因，对于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正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的主要表现
记 者：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何自力：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停滞成为常态，其表现如下：
去工业化导致西方国家丧失物质生产能力。产业结构从早期的制造业占居支配地位发展到高度服务化，加工制造业趋于萎缩，大部分普通消费品、日用品、工业制成品等在西方国家已不生产，消费品需求主要靠进口来满足，外贸赤字迅速扩大，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
福利制度难以为继。随着去工业化和经济衰退的加剧，福利保障越来越缺乏足够的财力做支撑，福利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高福利已名存实亡，劳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政治动荡不断加剧。
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危机频发。金融自由化使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资本凭借对资金供给的控制而支配实体经济成为金融寡头，通过形形的金融衍生工具巧取豪夺，财富以惊人的速度膨胀，结果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最终金融危机爆发，经济陷入全面衰退。
服务业难以支撑经济繁荣。制造业衰退，新兴高技术产业发展缓慢，是目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国经济的基石说到底是满足衣、食、住、行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孤立的服务业不可能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制造业萎缩了，服务业必然紧随其后而萎缩，整个国家的经济将迅速陷入衰退且不可逆转。
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公共开支难以为继。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衰落以及资本家逃税行为，使政府通过增大公共开支来支持福利制度变得非常困难，被迫举债以维持公共开支，结果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目前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背负着巨额债务，在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会坠下。
经济持续下行，复苏和新的繁荣遥遥无期。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挽救遭受重创的经济，但成效甚微。目前西方国家投资疲弱，消费不振，出口乏力，通货紧缩严重，经济增速低迷。
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机导致严重失业，2013年9月美国的失业率为7.2%，青少年失业率为21%，黑人失业率12.9%，西语裔为9%。目前，欧元区17国失业率为10%以上。
中产阶级分化，橄榄型阶级结构转变为金字塔型结构，阶级对抗加剧。美国过去20年来的贫富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如今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社会近40%的财富，而底层80%的家庭只拥有全国16%的财富。随着中产阶级的没落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平衡作用的消失，西方社会仿佛回到了财富占有极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阶级结构重新表现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集团的对立。
政治体制病入膏肓，政府运作效率十分低下，难以应对经济和社会危机。西方政治哲学对政府的作用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政府仅仅被看作保护私人财产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守夜人”，否定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必要调节和干预。在实践中，当社会出现重大经济或社会危机需要政府出面干预时，激烈的党派纷争严重限制了政府的干预能力，致使政府缺位和难以发挥作用，任凭危机不断恶化。美国是典型例子。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具有客观必然性
记 者：您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何自力：受几个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工业资本主义衰落直至陷入停滞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有其必然性。
一是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偏重市场调节，轻视必要的政府干预，这与其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是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私人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私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具有对抗性。私人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最大利润，它构成了私人资本从事所有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和目标，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特征，即资本利益至上。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私人资本最愿意接受的市场竞争秩序是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对任何限制和约束其谋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行为的制度安排，本能地予以抵制，拒绝承担任何以牺牲私人资本利益为代价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反对政府基于维护社会利益而对私人资本利益进行的干预和调控。
当代资本主义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密切联系，企业与社会高度融合，国内与国际联为一体。但是，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使得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例如在就业问题上，机器替代劳动与保持充分就业就是一个突出矛盾。对政府来讲，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必须实现高水平的就业，而对私人资本来讲，利润最大化是唯一的追求目标，为此，私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断用新的技术、新的机器代替工人，以期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做给资本家带来了丰厚利润，却给社会带来了失业人口不断增大的问题。资产阶级政府为制止失业人口不断增大，需要对资本家用机器替代劳动的行为进行干预和限制，这必然遭到资本家的抵制。他们要么用手投票，通过选举政治把自己的人推到国家立法机构，让这些人维护自己的利益；要么用脚投票，将产业转移到别的国家，最终将失业问题甩给政府。可见，只要私有制存在，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是得不到根本解决的，由此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二是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治法律制度。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力量强大而政府地位弱小，与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密切关系。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安排中，立法是基础，司法是保证，行政只是立法和司法的从属和执行机构。表面上看，社会各种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表参与立法决策，决策过程显示出民主性，但事实上，真正能够影响决策的只是少数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决策最终体现的是少数利益集团的意志和要求。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政府是行政机构，基本职能是落实议会批准和通过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由于政府行政职能受到立法机构的严格制约，而立法机构又控制在少数利益集团的手中，体现少数人的意志和要求，因此，政府在本质上只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西方的多党制与三权分立制度相适应，主要任务是隔几年为政府机构选择一个掌门人，哪个政党能够执掌政府权力，就看哪个政党能够代表大资本利益集团的意志和要求，或者看大资本利益集团支持哪个政党，愿意为哪个政党捐出巨额竞选经费。西方国家最有势力的利益集团既操纵议会的立法过程，又控制政府行政部门首脑的选举，政治体制沦为利益集团的驯服工具。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私人资本利益集团占有社会资源，绑架公共权力，不允许政府过多干预和限制自己的权力。在这套制度中，不同党派为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私利在立法机构激烈争斗，相互掣肘和拆台，很难就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达成一致，决策效率极端低下，致使作为执行机构的政府难以有效发挥职能，很难及时应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矛盾。
三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是流行于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发展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为代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宣扬个人高于社会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将个人自由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反对公有制，极力主张全盘私有化；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迷信市场自行调节，断言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实现资源配置；反对国家干预，认为国家干预只会扭曲资源配置，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在该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强化市场调节，削弱国家干预的政策措施，遂使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向更加偏向市场主导的方向转变。这种模式对私人资本的经济行为缺乏有力约束，对宏观经济波动和失衡状态缺乏有效调控，对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难以积极化解，导致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经济伦理；制度模式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094-02
企业家精神最早出现在法语中是由弗兰克·奈特提出来的，当初的意思是指企业家的才华和能力，意为企业家所应该具有的内涵或性质。不过，企业家这一产业革命以来崛起的特殊群体或阶层，实在太复杂太富于变化了，以至于企业家所应该具有的内涵——企业家精神，也成为一个比企业家概念更为复杂的问题。
纵观西方关于企业家精神理论的有关材料，概括思想家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用这样一些理论模式来加以认识：一是经济伦理学模式，即从价值取向和伦理学角度论述企业家精神；二是文化特质模式，即从民族文化的相异性及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角度探讨企业家精神。
一、经济伦理模式中的企业家精神
持这种思想的人认为企业家精神归根到底是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经济活动的伦理取向。亚当·斯密关于“自由竞争”的思想和马克斯·韦伯以“敬业”为特征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所作的最具代表性的总结和归纳，也是从经济伦理角度诠释企业家精神的典型。另外，熊彼特的“创新”由于今天企业实践背景也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功能能力，上升到了初步具有经济伦理的意蕴。而新制度经济学和上面分析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则从不同的伦理视角出发都隐然包含了与它的理论性质一致的哲学价值和经济伦理思想——“合作”。
在中国，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经济伦理的观点也很普遍，一般认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道德观念归根到底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是市场经济在各个发展阶段中一直留下来的特有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这里所谓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道德观念，主要就是指经济伦理。
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伦理模式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英国人霍布斯和约翰·洛克发展了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理论，为近代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亚当·斯密把洛克的哲学思想运用到经济学理论中，提出来“自由竞争”思想。约翰·洛克的哲学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得到了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在政治学和法学方面的有力支持，并成为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基础。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自由竞争”思想推动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同时也使这种思想成为西方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哲学和经济伦理。
作为一种观念意识，“自由竞争”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还不足以说明一种新的文明产生的动因。人为什么会去竞争？是什么力量触动人们放弃安逸生活和已有成就去冒险经营？一般人都认为，是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是一种文化精神使然。韦伯认为，在缺乏一种精神力量的情况下，即使是最有希望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也不能达到理性的经济目的。现代类型的资本主义只有在物质和精神——结构性支持和规范性支持都已出现时，才能畅通无阻。韦伯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以达到自身的目的，相反地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新教伦理——新教徒的勤勉、坚韧、节俭、诚实、守法、对财富孜孜不倦的追求，把工作当作生活本身和目的等等，韦伯称之为“敬业精神”。这种“敬业精神”，正是韦伯从宗教文化的广阔视野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伦理。无疑，这种“敬业精神”是构建近代企业家精神最早最重要的支柱。
除“竞争精神”和“敬业精神”外，作为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伦理的第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创新精神”。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和“决策”理论等，同属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它最早是从企业家成长模式角度来阐述“创新”问题的。但是，由于二战以来不断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以及美国在新科技革命中的巨大成就，刺激发展中国家普遍大力引进新科技，力图缩短现代化建设中的传统道路。这使得“创新”精神弥漫于整个世界，并为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能力逐渐提升成为新时代的经济伦理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二、文化特质模式中的企业家精神
近年来，国内外不少理论家热衷于研究民族文化特质，从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以及其内涵中不同的哲学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文化特质与现代经济社会的互动，来考察和诠释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企业家精神。
关键词：社会正义 法治 法治保障
一、正义的基本内容
(一)古代中国的传统学说中的正义界定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的众多经史子集中,从未出现过正义这个名词,从而该词无论从中国哲学史还是伦理学史中都未获得过某个定义式的范畴。但是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无论从国家统治还是学术领域内都被儒家思想所占据,那么应该说有关正义的思想可以从仁与礼这组概念中获取。
先秦儒家实行以仁和礼为基石的狭义正义观念。因为从儒家的视角看来,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具有一定的身份上的差异化格式型伦理关系,也就是所谓的“贵贱有序,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在仁、礼和正义这三者关系中,也呈现出一种倒等腰三角形的样式。礼作为一种外在约束规范,旨在为正义提供制度保证;而仁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其在内心起到激励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正义观,可以解释为:在不平等的起点下,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平等权利与普遍自由不予认可,只有部分人才能获取所有职位的可能。
总之,在的语境下,正义这一价值判断无论以基本模式或者道德标准来说都是历史下的产物、生活中灵动。如果不考虑经济基础、具体风俗、文化、地域,那么就不正当、不客观了;我们需要“理解万岁”。
(二)西方视野下的正义内容
1.美德意义下的正义观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对师徒对于正义理论的阐述对后世包括近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产生了不可估计的影响。
柏拉图对在他的《理想国》中对正义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正义就是做应当做的事。”在这里,正义被理解成为了个人行为符合道德的要求。每一个人都需要按照道德所指示的,诚实地完成社会所赋予其的角色定位,以及完成社会所交付的任务。
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克伦理学》中首次提出了“校正正义”与“分配正义”。他认为,关乎于正义,实际上就是分配正义,涉及物品的分配方式。他的这一观点直至今日,还在被法哲学、法理学学界所关心与讨论。
2.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正义观
二战后新自由主义的旗帜性人物,约翰·罗尔斯的不朽著作《正义论》是现代语境下对正义理论的最佳的一个注脚。在其中,在无知之幕下的两大正义原则是其著作中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虽然对于无知之幕还有诸多争议,但是其把自由、平等等价值要素加入正义理念中综合考虑,已经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根据其展开的逻辑顺延下去,正义就是社会的制度安排与权利、义务和权力、责任等实现契合式的吻合,达到一种每一个人都希翼的合理状态。
二、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
实现社会正义,通过法律这一外在规范主要有两个要素需要重视:立法正义和司法正义。在这里,立法正义是司法正义的基础,司法正义是立法正义的逻辑结果。
(一)立法正义
实现社会正义第一要素就是在法秩序中体现正义价值。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法治应当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
1.立法的客观基础
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不可能仅是公民主观上的自源自发的,而需要在经济发展中找寻依据。法律的正义,立法的正当性,合理性理所应当要从物质生产状况、客观条件中解释。由此,我们可以产生出需求理论。只有当法律的形式和内容符合人们的需要,对于现实有了符合人民期待的回应时,法律才具有了正义价值。无论从中国古代所提出的法律应当顺应自然、符合人伦,还是耶林所谓的“法与当时一个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程序相适应”,抑或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都体现出人民之间不同需求间的融合是法的正义价值的追求。
2.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法律在社会的运行过程中,由于价值标准的不断变化,法律也应当有相应的调适,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组关系就容易发生矛盾、对立和冲突。法律是需要给与公民以稳定的预期;但是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中,法律的样式、理念、规则的变动成为一种必然,那么这两者的存在使得正义价值的实现成为了一句空谈。此时,我们应当使得两者相互统一起来。
法律的绝对温度容易导致社会制约度的下降,从而失去法规范本身所应具备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在制定法律方面,我们认为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视野,以一种动态的、关系化的思维来面对问题,在立法维度上,一种具体和妥协式的方式就能体现出法的刚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那么这样的立法才是完美的,也体现出正义价值,正如科恩所说“生活需要法律具有两种适相矛盾的本质,即稳定性或确定性和灵活性;需要前者,以使人的事业不致被疑虑和不确定所损害;需要后者,以免生活受过去的束缚。”
(二)司法正义
法律的正义价值并不仅仅形式上的被体现于立法中,展现在法律中的条文中,法律规定再好,如果不能得到恰当的适用,也无法实现正义,而只能是美丽的纸上宣言;更实质地要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法律的适用中。法的正义价值需要在以人为主体和以法为客体的联动中表现出来,价值的实现在乎于主体,在乎于客体,更在乎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上,那么法律实现正义等价值就是体现其根本属性的最佳方式。
关键词：伯林；消极自由；积极自由
伯林是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学家，在欧美自由主义思想史中，他是个引导性的人物，他与哈耶克、波普尔并称为战后自由主义的三大旗手。他的代表作《两种自由概念》被西方学者奉为“真正的”自由主义宣言，他在文章中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在他看来，历史上关于自由的定义不下两百种，而其中最核心的含义却不外乎两种：“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并且认为，他所提出的“两种自由”具有重要意义，声称“在这两种含义的背后，有着丰富的人类历史，而且我敢说，仍将会有丰富的人类历史”。
一、关于消极的自由
在伯林看来，消极自由与以下这个问题有关：“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简言之即“不受别人阻止地做出选择的自由”，因此这是被动的、消极的、防范性的自由，主旨是防止权力（特别是公共权力）对个人自由的不必要的干涉，从而保留个人行为的“不可剥夺”的自由空间。所以这种自由是关于“freedom from”（“免于……”）的自由，即关于如何免于公共权力侵犯的自由。具体来说就是，如果别人阻止我做我本来能够做的事，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如果我的不涉地行动的领域被别人压缩至某种最小的程度，那么我便可以说受到了强制或奴役。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我的自由也就越广”。
另外，伯林似乎只是关注于自由的质的方面，而不是力求自由越多越好。他所捍卫的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还有一个最低限度。那么这个自由究竟有多大的范围呢？我们在他的《两种自由概念》中可以找到答案：第一，“如果这个最低限度的私域被侵犯，那么，个人将会发现自己的范围窄到自己的天赋甚至无法作起码的发挥。而只有这些天赋得到最起码的发挥，他才可能追求，甚至于才能构想人类认为是善的、对的、神圣的目的。”第二，“消极自由本身具有其终极的目的性，它虽然不是人类所永远都必需的，但是任何人都有不得以公平、正义和平等的名义来剥夺它。在消极自由与正义、平等、公平之间有时存在着矛盾，但它们并不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失去了的消极自由绝不会因为社会更加正义而得到补偿。”第三，“我们之所以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贬低和否定我们的本性。”
在和伊朗人贾汉贝格鲁的谈话中，伯林对消极自由做出了一个通俗的比喻，他说，消极自由意味着有“多少个门向我敞开”。伯林说，“当我们谈论某个人或某个社会所享受的自由的程度时，在我看来，我们指的是：他面前的道路的宽度和广度，有多少扇门敞开着，或者，它们敞开到什么程度……有些门会打开别的门，有些门则会关闭别的门；存在着实际上的自由，也存在着潜在的自由――取决于在现存或潜在的物质或心灵资源既定的情况下打开那些被关闭的门的难易程度”。
二、关于积极的自由
在伯林看来，积极自由与以下这个问题有关：“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伯林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积极自由源于个人想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希望被理性、有意识的目的的推动，而不是被外在的、影响我的原因推动。”因而，这是主动的、积极的、去决定如何行为的自由，其主旨要求人们把握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确实是作为主人的“真我”的行为，而不是自我被其他盲目的力量所奴役和驱使。所以，这种“积极自由”是关于“freedom to”（“作为真正主体自由地去做……”）的自由。然而，从哲学上、历史上和实践上说，认为自由即是“自主”的积极自由观念，却很容易造成自我的分裂与交战：一方面是被非理性的欲望、激情和冲动控制的“经验的”、“他律的”，因而是“低级的”自我；另一方面则是理智的、真实的、“自律的”，因而是“高级的”自我。后一种真实的自我还有可能膨胀成某种超个人的实体，比如部落、种族、阶级、教会、国家之类。
从历史上看，这种追求真实自我的、自我导向的欲望采取了两种形式：一种是为了获得独立而采取的自我克制的态度；另一种是为了获得完全相同的目的而采取的自我实现或完全认同于某个特定原则或理想的态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伯林所谓的积极自由实际上已经由一种变成了两种，而进一步的辨析则向我们展示了积极自由的多种维度：首先是通过“退居内在城堡”、克己苦修而实现自我解脱或自我完善，这是各种禁欲主义、寂静主义、斯多葛派以及佛教徒所采取的政治孤立主义。这种自由观要么把自由等同于欲望的消除，要么将其等同于对欲望的抗拒与克服。第二种积极自由是从斯宾若莎、卢梭、康德、费希特，一直到黑格尔、马克思、格林的理性主义自由观，用伯林的话说就是“自我实现”、“通过理性获得解放”的积极自由。这种自由不是不受干涉的领地这样一种“消极的”概念，不是一个在其中我不受阻碍的空间，而是一种自我引导或自我控制的概念，它是积极自由的基本含义。
三、两种自由的关系
在伯林看来，虽然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从表面上看来并没有多大的逻辑距离，但是却生成了西方世界的两种自由观：一是以洛克的《政府论》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潮，这一思潮所主张的“自由”实质上正是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这种自由观强调公共权力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及其产生的不良后果，着眼于尽可能减少公共权力的领域，扩大私人权利的领域。二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所阐述的自由，这是人民大众自由参与公共事务以形成国家的集体意志和社会集体力量，其实质正是伯林讲的“积极自由”。这种自由观强调公共权力与个人自由的统一的一面，着眼于每个人如何通过他人与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实现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
因此，伯林一直强调，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的重点是相区别的，所回答的是两个具有重大差异的问题。积极自由强调的是主体活动的主动性和自治性。而消极自由的重点在于外部力量没有对主体形成束缚和控制，未受到他人的干涉。两种自由概念的划分，明确地提出了自由制度的基本理念上的两种思路。积极自由既然强调人的主动性和自主性，自然就把重点放在人的行为能力和获取资源的能力上，因此派生的是人的各项主动权利和做某种行为的资格。
对于这两种自由，伯林明确表示赞成和主张消极自由，提出消极自由的理念应当作为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制度的基础。因为消极自由主要是社会为个体提供发展机会的空间，防止国家力量对个人意志的支配和取代。至于个体对于自由条件的利用程度，这是个人自身选择的事情，国家和社会不能包办。也只有坚持这一点，才能坚持自由的本意。相比之下，积极自由尽管推动了人的能力的提高，刺激了人的欲望，但随着人的能力提高和对社会资源支配力的强化，人自身的自由度却越来越小，日益受外在力量所约束，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主。因此，伯林始终认为，积极自由观所追求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只有消极自由所追求的自由才是真实的自由。
伯林还进一步讨论了这两种自由之间的冲突。他认为，积极自由有可能限制、甚至毁灭消极自由。在伯林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十分典型的人们的积极自由的体现。在集体的积极自由大放光辉的同时，人们的消极自由却受到极大的限制。伯林积极倡导消极自由的价值。在说明消极自由时，伯林特别强调这种自由的积极意义，他指出，没有这种自由，人类就不能进步，文明就不能发展。人们所希望的不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否定的自由，而是一种与最低的社会需要彼此相容的最大限度的不干涉的自由。
四、对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论的反思
伯林对“自由”概念研究作出的独特的贡献就在于，他指出自由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类型，并且指出了这二者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但是，由于他是立足于抽象人性论，把自由简单的看作是人的“天然权利”，把理性人的选择能力看作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并且把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完全对立起来，不是从改变世界能力的角度来看自由，因此他无法理解人们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断提高意味着人类越来越走向自由的道理，也就决定了他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出这两种自由赖以产生的深层根源及其实践基础，以及由此具体分析它们对社会如何发生影响的机制。从而，不可避免地，他只能作出否定积极自由和肯定消极自由的片面的价值判断。他的这种价值判断在今天已经演变成了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并且成为歌颂西方资产阶级制度、攻击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思潮。
认为，个人自由的实现程度最终要受制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推进社会实践活动、从而不断实现自由的历史。伯林之所以认为的积极自由观将导致社会自由，从而泯灭个人自由，这是其坚持个人本体论观点的必然产物。他把个体视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元，并因而作为哲学意义上社会范围内的惟一实体，作为存在、价值、权利和道德的真正主体。
站在的立场上，我们要反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但是我们不反对个人自由的权利，尤其是个人基本的言论自由权利。“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和个人自由发展的重要性，并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看作是未来社会的目标。法治要依据每一个人的同意，因为每一个人的同意只能在公共领域才能达成。所以，消极自由的获得最终又离不开积极自由，两者之间彼此依存，相互呼应：消极自由要靠积极自由去争取，积极自由又以消极自由为界限。（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5.
[2]查尔斯・泰勒.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3]伯林.伯林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
[4]张德怀.邓春梅论消极自由理论的发展――从本杰明・贡斯当到以赛亚・伯林[期刊论文]-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7（5）.
[5]邓春梅.论伯林的自由观――从两种自由概念谈起[期刊论文]-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7（4）.
[6]王成.伯林对自由的区分及其深层理论旨趣[期刊论文]-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0（1）.
[7]李勇军，两种自由及其在中国命运的思考[期刊论文]-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2）.
[8]刘训练.“两种自由概念”探微[期刊论文]-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5）.
国际政治理论有三大主流，即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其中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其发展历程丰富多彩，并为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和权力划分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将从现实主义的思想起源对现实主义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发展
1现实主义的思想起源西方的国家
随着历史的沿袭和传统的变更，为国际政治理论下的现实主义思想的发展培育了肥沃的文化土囊。不管是古希腊时期的修昔底德、中世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还是近代的霍布斯，都曾对现实主义发表过独到而精彩的言论，其中涉及权利、利益、冲突、战争以及和平等，他们都和现实主义息息相关，现代的现实主义者吸取了历史长流中智慧者们的思想言论，并在国际政治理论基础上对现实主义进行相应的研究。
1.1修昔底德提出权力政治理论
作为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出生于古希腊时期，并被尊称为现实主义之父，甚至有人授之于国际政治学科之父的名号。修昔底德的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流芳百世，这部巨作描写了古希腊时期两个强国之间的战争，并通过战争揭示了引起战争的根源。修昔底德分析巨作中的两国关系提及，其一，国家的本性来源于人性的恐惧，由于恐惧对方国家实力强于本国而引发了战争；其二，国家需要权利欲望的填充，例如，新生国希望获得更强大的权利，成立已久的大国想要保持权利用不被侵犯，以此导致战争的上演。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部巨作中，作为西方强国的霸主雅典与小国米洛斯人发生了一场有趣的辩论，这场辩论的主题最终以胜利即代表正义，强权取代公理的思想获胜。这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贯穿了整个历史朝代的国家政治理论——权利和利益的追逐，奠定了国际政治理论下现实主义中权利和利益理论的思想基础。
1.2马基雅维利提出道德观
西方国家中世纪晚期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想家是马基雅维利。在此时期，人文意识开始萌发，神权意识逐渐减弱，既然君权神授的思想理论已经被打破，那么如何维护和加强君王的实力成为了人们所思考的问题。马基雅维利根据《君主论》对此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他认为保护国家是君主的道德职责所在，君主应不惜一切代价的维护国家的权利。马基雅维利把政治道德比作君主，需要像狮子一样的具有震慑力和领导力，又需像狐狸一样灵活多变。马基雅维利的道德观里，君主的利益即国家的利益，二者是等同的。他认为君主的道德应以国家或自身利益为标准，为发掘国家利益，君主可以背弃人类道德基准，例如，如果君主曾许诺的誓言不能和国家利益相一致时，君主可背弃其誓言。
1.3霍布斯提出自然状态学说
霍布斯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也是西方政治学创始人之一，他的重要功绩是他提出的自然状态学说。在此学说中他认为人的本质都是自私自利的，人们一生都在不断的追求权利，并且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权利的追求使得人们彼此嫉妒、相互猜疑，人们之间都存在着这种敌对状态，即“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也是自然状态。但是如果不能有效的调节好这种战争状态，人类必将走向灭亡，于是霍布斯构思出了一套理论：人们相互之间割舍一部分自己的权利，达成协议，并成立一个利维坦式的权利中心来维护人类权利的平衡以及人类相互之间的人身安全和世界和平。虽然基于国际格局观霍布斯认为全世界统一的使命难以实现，但是他认为等级秩序能解决一切无政府状态的战争，而君主拥有最高权利。
2现实主义的发展研究
2.1摩根索建构了现实主义的理论
汉斯•摩根斯是权力政治理论的提出者，即现实主义。他提出的现实主义理论观点被视为西方国际交往中的精华。摩根斯认为国际政治的根本即是权利的斗争，实现国家的利益需要获取强大的权利。摩根斯创作《国家间政治》一书，其中提出六大原则，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分析了国际社会和行为体关系的基本准则。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以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为基础，他认为人生而自私，总是希望获得无上的权利以控制他人，国家如同人类，要维护国家的利益，需要不断的扩充国家的权利，遵循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否则将难以保护国家的安全。与此同时，摩尔根对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论战作了相应的对比和总结，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意义。
2.2沃尔兹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
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新现实主义成为了国际政治理论倍受欢迎的思想之一，其科学的修补了传统现实主义思想的不足之处并创新出新思维，其代表人物为肯尼思•沃尔兹。肯尼思•沃尔兹的代表作为《国际政治理论》，在此理论著作中承袭了权力政治说的部分观点，修改了部分的理论假设，但其理论仍然以权利为中心思想。其修改分四部分：一、沃尔兹认为人性是捉摸不透的，不能依据古典现实主义的性本恶思想来分析政治理论，于是创造了从体系层面来分析国际政治权利的格局观；二、权利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国家为维护国家安全而使用的手段。与古典的现实主义不同的就是，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利益需要不断的追求权利和扩充权利，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权利的运用只是为了应对国家可能遭受的威胁和安全问题。三、将国家划分为体系结构的构造，即每个国家的权利追求等行为受到结构层面的大国的实力大小的影响。
2.3现实主义产生了新的气象
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现实主义出现了新的思想理论，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由米尔斯海默等国际政治学者共同提出，理论中融合了古代现实主义权利的斗争历史和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观点。其思想理论认为，对于无政府的国际政治理论，更好地生存是国家的根本目标，而只有不断的扩充国家权利，增强国家各方面的实力，才能让国家感到安全国民感到幸福。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则认为国家需要不断的加强实力和扩充权利是为了缩小与他国竞争权利的损伤，减少他国对本国的威胁，保护本国的安全。
3总结
现实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他开启了国际政治的大门。其理论基础以及政治观点对当今国际社会影响仍然非常深远。虽然现今世界各国处于和平无硝烟的时代，但是他对于世界各大国间关系的建立以及世界各国间引发的局部战争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实主义与新兴的新自由主义、构建主义等思想体系中分析和维护各国权利平衡上发挥着同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超.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嬗变[J].法制与社会,2016(02):145-146.
[2]焦兵.新现实主义及其评价[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
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在宣扬所谓“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却没有意识到更重要的是分清“过度投机”与“创新”的关系。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是一个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整体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虚拟经济的无形，人们忽略甚至看不到其危险性。
实际上，我认为实体经济决定虚拟(模拟)经济，虚拟(模拟)经济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如果虚拟经济对实体进行适当的模拟，它会促进资本向有成长性的领域内流动，分享其成果，这就是真正的钱生钱了。这就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正向的反作用。如果虚拟经济进行的模拟超过了一定的度，会产生负方向的反作用，也就是虚拟经济引起的金融危机。如何达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这是最难的。研究虚拟经济最重要的是把握这个“度”，因为“度”也是一个变量，现代经济的发展是快速的，需要在动态中把握“度”的变化。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实际是金融产品的虚拟过度，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说超过了实体经济的真实总量。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而且整个世界都无法阻止这个发展趋势，但是1929年出现了经济危机，随后出现了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实，宏观调控应该是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即使一个国家的制度有所不同，只要进入世界性的现代经济，就必须重视宏观调控。然而，80年代，正是美国，在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下，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另一方面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90年代市场放开之后，私人的金融机构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展开激烈的竞争，使房贷标准不断降低，各种风险防范机制被所谓“效率优先”所代替，终于引发次贷危机。
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可把美国废除《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看成是进入金融市场经济的标志，虚拟经济创造的“钱生钱”的神话，造成了金融市场的繁荣，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安然事件”发生后，几乎没有人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危机在后面。
虚拟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就要发生危机。现在有些经济学家还在宣扬所谓“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却没有意识到：更重要的是分清“过度投机”与“创新”的关系。“投机”是个中性概念，是寻找机会，发现机会，“过度投机”是打着寻找机会，创新的旗号，进行过度渲染，造成跟风炒作，这不是创新。
比如说，商品市场上有期货，但是把这个期货概念推广到证券市场，就产生了一个陷阱――指数期货。也就是说“指数期货”很像彩票，也很像“赛”，这样的金融品种发展起来，就像进入“无间道”。所以，证券市场的功能被扭曲了。我们再看次贷危机，房贷的证券化，其实也是虚拟再虚拟，甚至多次虚拟，已经成了“无间道”的怪物。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必须分清“过度投机”与“创新”的关系。从金融市场上淘汰那些赌性十足的品种，恢复其资本优化的功能。(作者为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