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3 10:01: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价值的概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谪到异地他乡时，所创作的以反映贬谪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为主的文学作品。这些贬谪文学作品因为创作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与其他文学
作品不同的价值。贬谪文学蕴含着深刻的文化精神与丰富的审美价值，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发掘其中的审美价值也能
对高中学生起到启发作用。本文从贬谪文学的概念着手，分析了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贬谪文学作品的内容，进而对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贬谪
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做出了分析。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材；贬谪文学；审美价值；
贬谪文学是遭受贬谪的文人在被贬谪到异地他乡时，所创作的以反映贬谪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为主的文学作品。这些贬谪文学作品因为创作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同的价值。探讨贬谪文学能够对作家主体的审美心理进行深入的了解。中国文学史中不少作家、诗人，都有过遭贬受谪的经历，而且遭贬受谪期间往往创作甚丰，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有相当价值。高中语文教材中收录了很多贬谪文学作品，对这些贬谪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进行解读，能够发挥这些贬谪文学作品的教育意义，也能够完善高中语文教材的编排工作，适应高教改版的需求，使更多贬谪文学能够被收录进高中语文教材，对学生起到激励作用。
一、贬谪文学的概念的界定
尽管文学界已经对贬谪文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一直以来却没有对贬谪文学的概念达成共识。贬谪文学的概念与贬谪文学的研究对象有关，贬谪文学的概念不确定极易造成贬谪文学研究对象的不一致。所以本文在写作之初，有必要对贬谪文学的概念加以明确，为日后贬谪文学的更深入研究打好基础。在概念的界定过程中，需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贬谪文学的作者；二是贬谪文学创作的特定时期；三是贬谪文学的作品的特征。在笔者看来，贬谪文学的作者应为被贬谪之人。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过程，才会有切身的感受，作品才能如实表达作者的被贬谪情感。被贬谪之人包含两层意思：一种是身经贬谪者，而不论被贬谪是因为无罪还是罪有应得。
二、高中语文教材中贬谪文学的主要内容
在高中语文教材中，收录了很多贬谪文学作品，既包括时期文人创作的贬谪文章，也包含唐代宋代遭受贬谪之人创作的作品。北宋坡的很多作品也被收录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如《赤壁赋》和《赤壁怀古》等。唐代以白居易、柳宗元和韩愈以及刘禹锡的作品为主，白居易的《琵琶行》、刘禹锡的《堤上行三首》等作品都收录在高中语文教材中，柳宗元的《江雪》更是高中语文教材中比较出名的作品：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每一个时期的贬谪文学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同一时期的贬谪文人创作的作品都因为时代背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群体性特质，不同的贬谪作品也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
三、高中语文教材中贬谪文学的审美价值
高中语文教材中收录的贬谪作品，大多通俗易懂，其中很多文章具有较强的励志意义，对于高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讲，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贬谪文学作品具有以下审美价值。
(一) 高中语文教材中贬谪文学体现了对理想的执着精神
高中语文教材中部分贬谪文学作品还体现出了作者对于理想的执着追求。柳宗元是唐代贬谪文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其很多作品都被收录在高中语文教材中。柳宗元个性很傲慢倔强，不肯轻易屈服于权势，从不愿意与那些达官贵人同流合污，对自己的追求非常执着。柳宗元在被贬期间，抱定决心“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虎”。柳宗元在被贬谪之后非常孤独寂寞，为了发泄压抑在心头的沉重的孤独感，柳宗元借用诗歌来抒发了自己的情感。如在《捕蛇者说》中，他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来对当时的苛政进行无情的抨击。这反映出了他心怀苍生为政信念的使命感和崇高追求。柳宗元对民生的关注，并不只是停留在情感层面，在他出任地方官时，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的实事。
(二)高中语文教材中贬谪文学体现出旷达情怀
选入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贬谪文学，大多表现出了被贬谪之人淡泊闲吟的旷达情怀，他们通过不同方式来抒感和调整心态。他们不以外物所蔽，不因处境的困难而自暴自弃，旷达必须无心，就是将被贬谪的压抑进行审美化，随遇而安，在苦境中找到自己的快乐，把抵牾情绪转化为欣然接受，坦然面对一切人事，不因处境困难而自暴自弃，即使遇到不满意的事也能安之若泰。陶渊明在被贬谪期间，很多作品都反映出了他的旷达心态，他的《归园田居》便是代表，“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些诗句都反映了陶渊明的旷达情怀。陶渊明的这种安土忘怀并非没一个人都能做到。发哀怨，就是陶冶性情，在心理上追求一种“适”的境界。“文人的遭际，无非是‘穷’和‘达’，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学，或者是‘兼济’的舟楫，或者是‘独善’的伴侣。”。贬谪诗人正是以文学为伴侣，以消解他内心的孤寂和落寞之感。坡说自己“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上述贬谪文学作品都表现出被贬谪之人自适旷达的心境，对于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良好心态能够促使高中学生在面对困难时随遇而安，这也是贬谪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之一。
高中教材中收录的上述贬谪文学作品，能让读者逐渐体会到作者所表达的感情，或许是作者的乐观心态，或者是作者的执着追求，这都对高中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具有启发意义。贬谪是我国古代常用的一种对官吏的行政处罚，其对于仕途中的文人学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遭受贬谪的时候所创作的诗文反映了个人的悲愤苦闷及才略不得施展的抑郁，以及一种坚贞的精神操守。可以说，贬谪文学不仅是反映贬谪文人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更是一种历史精神的言说与延展，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贬谪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审美价值，对于高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现阶段高中语文教材由于篇幅有限，对于贬谪文学作品还不是非常重视，收录的贬谪文学作品数量也非常有限。随着新课改的进行，高中语文教材中应更加重视贬谪文学作品的励志作用，使其审美价值能够得以充分发挥，使高中学生在学习这些作品后能够提高自身修养。
参考文献：
[1]余秋雨.《文化苦旅·柳侯祠》,东方出版中心,2006.
[2]熊国华.《中国放逐诗学初探》,《中国韵文学刊》,2003(1).
[3]刘铁峰.《中国古代贬谪现象的表现特点》，《大理学院学报》,2009,7.
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五四’时期，文学的定义为什么成为一个明显的、强烈的要求？这是因为受到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冲击，在西方新知识哺育之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深怀不满”。它的确抓住了“文学革命”的理论焦点，调解了传统文学观与现代文学观之间的尖锐分歧论争，奠定了中国整个现代文学的基调，这充分显示出，西方文学观念在汉语知识界中催生的文学独立意识正在更换传统的文学定义。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文学的笼统性，或者说是包容性，即“文学”一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通常不加区分地用于指称一切文字文本；二是文学的功利性或者工具性，即在对文学的文化定位上，着重其作为工具的价值而否认其自足自为的本体价值。这两种成分相依相伴、彼此支撑，在现代文学观念产生以后，被我们的理论术语表述为“杂文学观念”。虽然在这一笼统的“文学”概念之下，还有细分的诗、词、曲、赋等概念，用于指称各类以辞采、抒情为主的文体，但它们并没有被作为一个整体与那些以应用为主的文体相区分，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论还没有发现它们的某种共同本质，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抽象出“文学性”“审美性”这一类概念的理论水平。历史上六朝时期，出现了“缘情”“沉思翰藻”和“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这一类的文学定义，但这些定义一直难以与“言志”“载道”抗衡，并长期受到正统观念的贬斥和压制。后来鲁迅赋予这一时代的文学思想以“文学自觉”的荣耀，使之经过了现代的、西方的文学观念洗礼而得以声名归正。
而一旦“文学”需要讨论，需要重新定义这一意识浮现出来，就暗中挑战了杂文学观念，因为不再是一切文字文本都可以统属在“文学”这一称谓之下了。这个说法有意区分“文”之为体与经、史、子各体之差异，抓住了“文”在语言形式上的独特性，对中国传统文论实是一大贡献，杂文学观念有望由此解体，并从中诞生现代的“文学自觉”。这一派文论的存在，证实了杂文学观念的解体，也是传统文论内部演变的产物。
言及于此，就不能不提阮元。阮元“文言说”的主张，核心观点是把“用韵比偶”，重视语言修饰之文树立为“文”之正宗。注意到古人写作时根据汉语自身特点而形成的一些形式规范，注意到某一类文章特别重视这些形式规范，并把这种对形式的考究和追求作为“文”区分于经、史、子的本质特征，这就调整了中国传统文论无视创作实际而一味轻视形式的倾向。在实践上，“用韵比偶”一方面把诗、词、曲、赋、骈文等文体归属在一起，在新的理论眼光下形成新的类别；另一方面把其它文体排除出去，以保证这一新类别的纯粹性。这无疑是对文本资源所进行的重新组合和划分。在理论上，“用韵比偶”作为类别特征的提出标志文学观念的变化，新的文学知识正在酝酿。之后“文学革命”从西方获取理论资源，再度更新了“文学”一语的内涵和外延，引发了对文学范围的重新划分，诗歌、散文、小说、剧本被集结在一起，并与其它重在应用的文体相区别。所以，从数十年后新文学的发展反观“文言说”，也可证实传统文学观念在阮元的时代就内发性地走向解体，只是阮元依据的是文本形式，而新文学的依据在文本形式之外还有情感、想象、虚构、审美非功利等特性。在今天看来，阮元式的内发性解体与接受了西方冲击后的新文学观念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如何看待文学形式的价值，前者由于受限于儒家知识体系，在放弃了笼统的“文学”概念而认同它是一个特殊的文本类型之后，并不能充分意识到文学形式在文化上的独立价值，因而最终不能完成对传统文学观念的解构，后者则赋予文学形式在审美价值上的自足性。显然，正是西方美学的介入为后者提供了有效的解释原则，把外在形式上的区分置换为内在性质上工具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辨别，使解构传统杂文学观念、推进文学独立的要求获得了更清晰的理论表达，也使文学独立这一符合中国文学自然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获得了为文行文的可行性。
历史倥偬，洗尽铅华，国粹作为母体与欧化作为激素共同孕育了“文学”这朵奇葩，如果说这叫作中西合璧，那么是否该这么表达“文学”的定义及特点：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样式，它是具有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的、凝聚着个体体验的、沟通人际情感交流的语言艺术。文学的语言具有丰富的表现力；文学总是要呈现审美形象的世界，这种审美形象具有想象、虚构和情感等特性；文学传达一个完整的意义，本身构成一个整体；文学蕴含着似乎特殊而无限的意味。
斗胆预见一下“文学”的发展走向；文学是建立在非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是发展起来的，就说明眼下人们所谓的文学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被淘汰或转变成为非文学，现在称之为非文学的类属在以前也曾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文学，即文学与非文学本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辨识的标准就在于人类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感知罢了 。
（王国富 河南省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 473000）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文流，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其发展受到政治以及社会的影响。虽然现阶段我国的文学创作风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就现阶段的文学思潮史模式来看，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亟待解决。重构文学思潮史对我国的文学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想要促使文学思潮史持续发展，相关者在构建的时候，必须尊重文学作品本身，在充分考虑时代特点的基础上，科学的把握作者生活的社会环境。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问题分析
1.叙述方式墨守成规。对现阶段的文学思潮史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先宏观整体（不涉及社会背景、历史事件）的叙述方式是我国文学思潮史最常采取的叙述模式；再对比今夕写作的环境、背景及原因；最后分析文学作品本身”的模式，文学思潮史被圈定在这样一个固定的框架中，很难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的文学思潮史叙述模式是人们经过长时间总结、归纳出的既定模式，是前人叙述思路的模板，具备一定的先进性。然而正是这种“先进因素”的存在导致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叙述方式仍然建立在现有的文学思潮史叙述基础上，难以有所创新和突破，继而严重的限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拓展与发展。
2.思考方式、思维模式缺乏创新。因为编写文学思潮史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文学史家，这些“大家”们熟知某些时段的文学作品、文学创造理论，正是这些思维主导了他们的编著思想，使他们认为文学主体与文学形式是构成文学创造思想的两个因素，文学形式存在的意义就是服务于文学创造。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文学史家在编著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就会受到思维定式的影响。尽管20世纪文学界就已经发现了这种问题，也就解决此问题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运动,然而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新的文学思潮史分析了作品的主旨、人物的形象以及文学作品的成就，然而作品的个性却被一笔带过，严重者甚至完全被忽略。
二、分析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措施
1.从作品的风格地位出发讨论。20世纪早期，学者们在研究文学思潮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将“作品作者”当成重点，研究围绕着作者的背景、环境展开，详细地罗列了这些内容之后才会延展至作品本身，开始分析作品的写作风格以及作品的文本形式，这样就形成了“作家中心”的写作模式，作品本身的特点、个性难以展现，文学思潮变成了舍本逐末的“架子工程”。基于以上，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关注点应被放在文学作品本身上，从作品本身出发，研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社会影响力，充分的感悟作品内部蕴藏的意义、精神，尽可能保留作品原汁原味的思想内涵，而不是主观的、过度的、片面的“替作者”阐释作品的外部特征。例如，在论述《阿Q正传》时，应以小说的艺术成就为始论点，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讽刺、议论以及古典与文言句式杂糅方面，再研究主人翁的性格、形象，联系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再在最后的阶段内指出小说的内涵及作者想要唤醒民族的英雄血性。
2.从宏观角度出发分类文学思潮。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和著作都以时间为论述的轴线，这种论述方式的优点在于条理清晰，脉络清楚，方便人们快速的查找相对应的时间、历史、事件。然而这种以时间为轴的论述模式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弊端。因为太过于看重时间的先后顺序，因而极易导致社会史与文学思潮史相混淆，并最终使后者变为社会史的“复述”。因此，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著作人应立足于宏观角度，分类文学思潮，使得文学思潮能够形成“块状结构”，继而能够专题化。例如，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应从追求作品的美学价值以及感性价值出发，利用作品内容展示历史、时代的变迁、发展，并揭示人性的发展历程，这样才能构建出完整的、科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3.兼顾各种思潮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需要兼顾文学发展历程中的各种思潮，继而形成互补的发展生态以及呼应的叙述张力。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研究作品本身上，在论述具体的某个思潮的时候，要严格的遵循历史的流动发展规律，按时间顺序描述作品，自然而然的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而不是以论述社会史为方法创作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4.打破文学研究中惯用的文学史概念。虽然惯用的文学史概念与文学史的论述模式一样具备某些优势，但这种优势在现阶段已经展示出了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应以全面了解现有的文学思潮史概念体系为出发点,充分考虑时代背景和作者环境,然后采用全新的文学思潮史概念体系打破原有的概念体系约束，进而更加全面展示中国文化思潮史独具特色的意义和价值。
三、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构建离不开敢于打破现有文学史的勇气、意识，要在充分尊重作品本身，尊重时代背景、尊重客观环境的基础上，以“异文体同”思潮的概念为借鉴依据，构建专题化的文化思潮总体框架以及新的思潮史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呈现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流行线索，也才能实现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刘岚.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浅析[J].青年作家，2014
关键词：人的文学；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同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024-02
“人的文学”是一个很常见的名称，尤其是被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与“人道主义文学”这一名称经常形影不离。在很多文学史性质的叙述和研究中，更是频繁可见他们的身影。二者之间看来必然存在某种比较密切的关系。
一、两种思潮的能指空间
许志英、邹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第一编为《五四：人的文学》，下列十章。本书在宏观的架构上将现代文学视为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因而将现代文学段落成从“五四”到“文学”，系统地梳理了现代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思潮。而从作者第一编十章的设置来看，作者很明显是将五四时期富有代表性的“人的文学”这一创作思潮作为文学“现代化”的开始。正如作者在文中说“从‘五四’时代开始的现代文学史实质上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曲折历史；现代化也是现代文学的总体风貌、特征与性质。”“‘人的文学’的提出，又催生出了一种‘现代性’的新文学，推进了中国的‘现代性叙事’。”难怪夏志清会下如此判断：“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实在可以看做是现代中国文学成熟时期的开端。那么“人的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一种思潮，这种命名所要指称的是些什么内容呢？或许可以回到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来寻找答案。
文中开篇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企图用二元对立的结构给“人的文学”进行理论约束，意在缩小这一提法的能指空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叙述：“同年（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本，试图将19世纪欧洲文学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道主义直接移用于中国新文学，使文学革命内容更加具体化。”可见自从周作人此文发表以来，“人的文学”就一直被认可为五四时期创作的主潮，虽然当时有文学研究会强调“为人生”的创作思潮，有创造社宣称“自我表现”的创作思潮，但一个关注社会人生，一个关乎自我体验，都是对人的强调。因此《中国现代主义主潮》首编一章《“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与人的文学》，在讨论社会历史变迁与改造时，文学思潮乃落脚于人的文学，寻绎出其发展轨迹，乃至个性解放、人生探索及后来历史新变下“人的文学”思潮的衍变、流播。
书中提到“五四人的文学一方面显示出五四知识者个性觉醒的同时，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主人公感和社会责任感……这就使得五四人的文学中既有个性解放意识，又有社会解放精神的双重趋向。”这里呼之欲出的不正是人道主义的精神诉求？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也就是说“人的文学”这一命名是久已存在的，是先于概念而存在，只是在此概念诞生之前被笼统地包含在“人道主义文学”这一概念中。“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虽然有些抽象，但恰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热潮相合，所以有相当的代表性，对文学革命的推进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一事实在刘卫国的专题研究中更清晰。
刘卫国《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一书，详细的梳理了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发展、消退，并作了独到的反思，认为人道主义应该在推进“现代性叙事”进程方面发挥伟力，力图重建人道主义文学观念，即建立“文学本质观”、在人道主义价值观擎领下确立文学的本质为人学、表现“人性”。这正呼应了五四“人的文学”，也即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的解释是“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用人的位置。”尽管后来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演讲及《自己的园地》评论集中很快又对“人的文学”口号表示否定，但那已是“人的文学”思潮踏上历史舞台之后的事了。不可忽视的是他提出的“人的文学”这一口号成为“五四”时期文学一个中心概念、一种主流思潮的绝对影响和主导地位。
二、两种思潮的同质旨归
关键词：文化产业；环状模型；创意评价；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8-0137-02
我国文化产业产业化已经走了20年的路，但现在我们除了国家垄断的产业之外，没有一项产业具有高附加值[1]；文化产业作为多个产业的集合性总称，汇聚了多个产业的特点，本质的经济与内涵的文化相互连结交融，形成了复杂的文化产业系统。我国文化产业正走在由大到强的振兴之路，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进行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的研究，是我国文化产业目前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笔者试图从发展性、竞争性、可操作性的角度，对产业发展模式进行一定的探讨，试图提出系统内具有实用性的评价体系，正确合理引导产业发展，为各类文化企业、咨询公司和政府部门提供一定参考。文中所提模型主要适用对象为以文学作品、动漫、游戏、影视为核心概念产品的企业，或者依靠上述四类产品开发相关衍生品及服务的企业。本文核心理论基础为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所提炼的观点。
一、文化产业相关概念厘清
文化创意产业应当在我们全球化条件下，在消费时代的精神文化娱乐需求的基础上产生出来，高科技是它的支撑，网络创造方式为指导的文化技术全面结合的特征，跨国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的重组的新兴产业集群[2]。目前世界各地针对文化产业的命名分类均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文化（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版权产业、知识产业甚至智慧产业，其本质都是以文化创意为核心而衍生出不同分类的各种创意产品或服务，上述几种分类主干内容均有较多交叉，区别主要在于外延的范围以及语境侧重点的不同，研究内容和方向绝大部分基本重合，而本文对于文化产业的讨论亦借鉴其他相关分类有关研究资料，本文中视文化产业概念大致等同于文化创意产业。
我国文化产业的统一分类标准是国家统计局2004年印发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目前虽然因其分类的时效性、合理性而受到众多文化产业研究人员的质疑[3]，但其仍然是我国唯一的国家标准。其定义文化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相信随着文化相关产业的不断成熟以及分工地加深，相应产业细分的诉求也将得到有关部门的响应，文化产业也将能获得更准确的定义，部分过渡性的分类也会随时间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
二、文化产业环状模型与创意评价体系
迈克尔?波特1985年在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链主要包含内容创意、生产制造、营销推广、传播渠道、消费者[4]。笔者在钻石模型、产业链与价值链理论基础上，试提出文化产业层次发展模型理论（如下图）。该理论主要适用于游戏、动漫、文学、影视为核心产品的文化企业以及主打文化核心概念的文化旅游、玩具、工艺品等的厂商或服务提供商。模型重点是推动力的研究以及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探索性总结，以及相关操作性评价体系研究。
（一）核心创意概念及创意评价体系
什么样的创意是好的创意？什么样的创意是值得进行经济开发的？什么样的创意关注于社会效益而不注重经济效益？又是什么样的创意在目前的环境下暂时不宜发展或难以发展，反而在未来具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如何评价一个创意的可行性，如何确定文化创意的社会定位与经济定位？笔者试图提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评价体系，在此限于篇幅，仅列出相关核心概念以供商榷，且做抛砖引玉；由于体系的复杂性，具体分析笔者将另行撰文详述。
文化产业环的核心是文化概念，通过文化概念的分解、提炼、重组可有效提高文化产品价值，而文化产品的价值主要包括商品价值与精神价值，一个能够作为创意初筛的标准必须综合考虑以上两方面价值。故提出：创意评价体系应至少包含三大主干部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创新性（潜力）。其中社会效益评价应涵盖概念可能产生的道德认知影响指数、情绪影响指数、行为影响指数、文化影响指数等，作为其精神价值的评定体系。经济效益评价应包括核心产品（模型中的中层产品）受众覆盖人数及收益指数，衍生品种类及成本-收益指数，产品可持续经营时间及核心产品续作、核心产品转化的成本-收益指数、可能盗版的影响指数等。创新性水平评价应包括差异指数、观众接受指数、新技术应用指数、核心概念再创作的可能性指数、未来流行的可能性指数等。
（二）中层核心产品及最外层衍生品
第二层（中层）为文学作品（literature）、动漫（animation and comics）、影视（movie and television）、游戏（Single game and Network game）四大（类）核心产品。核心产品选取主要为目前受众较广，并且实践证明为商品流通中关系比较紧密并且依托核心概念较易相互转化的产品。
第三层（最外层）为玩具、图书、音像制品、饰品、服装、工艺品及主题公园、文化旅游、相关建筑、相关主题（表演）活动（展览、游行、狂欢节、Costume Play、音乐剧、话剧等）等相关文化衍生品及服务。
关键词：生态系统 生态伦理 生态主义 生态批评
生态系统是指包括人类、其它物种以及整个自然界在内的系统整体。为了表达生态系统内各个系统之间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联系，有学者称之为“地球共同体”。前苏联生态学家费多谢耶夫认为，人类在20世纪所给自然界带来的危害和消耗比人类历史已经过去的200万年还要大,而且这种危害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人类自身,自然界乃至整个地球在内的生态系统都有发生生态灾难的危险。具体而言，生态系统面临三种失衡、三种危机。三种失衡为： 地球南北的失衡；穷人和富人的失衡；人与自然的的失衡。这三种失衡实质上是三重危机的反映，即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危机；人与人关系的危机；与其生存环境的危机。基于对这种严重危机的洞察，基于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生态主义走在了时代精神的前列，成为新世纪人类文化的先锋。
二战后是美国历史上持续的经济增长期，美国经济国际化取代了英国，工业的批量生产对资源的需求量增大，农业机械化高，汽车业也进一步发展逐渐实现了汽车私有化，七、八十年代迎来了信息化时代，城市化转入郊区化。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信息发达，户外休闲活动增多，国家公园和国家森林成了休闲旅游胜地，大众消费型社会形成，其结果就是环境污染严重，环境危机加深。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将科学和伦理学分离，形成了生态学和生态伦理，其中后者主要涉及人文领域。
生态伦理是研究自然的权利和内在价值，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具有广延性、多元性、多学科性、全人类性和革命性，克服了人类中心论和发展至上论。按关怀的对象来划分，可分为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分为弱式和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人们提倡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它对人类利益进行理性的约束，批判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它对人类的利益不进行任何区分。
动物解放与权利论认为现代文明的诸多问题都出现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现代文明与动物的关系体现了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利己主义。动物解放与权利论开始关注动物的禁欲主义，反对工厂饲养，关心动物的境遇，反对实验室对动物的残害，提倡素食主义，反对猎杀动物。代表人物有辛格和福克斯等。辛格著有《动物解放》一书，认为人和动物是平等的，反对物种歧视，他主张平等的理由不是建立在体力、能力的基础上，而应该是在道德的基础上，判断的标准就是感受能力，即感受痛苦与快乐的能力，这也是平等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福克斯的代表作是《深层素食主义》，他把肉食习惯跟文化、历史和环境结合起来，多角度，全面地分析素食的意义与优点，认为肉食行为有很多非理性因素。
生物中心主义的代表人物泰勒认为应该将道德关怀扩展到所有生物。他认为感受性是事物具有道德地位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一些没有感受性的生物，如植物和低等动物，也应给予道德关怀。人类与其它生物一样，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一个成员，物种之间没有优劣，一起构成了相互依赖的体系。每一种生物的存在和福利的损益不仅决定于其环境的物理条件，而且决定于它与其它物种的关系，所有的机体都是生命的中心。因此每一种生物都是以其自身的方式追求其好的唯一个体，而人类并非就优于其它动物。
生态中心主义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沙乡年鉴》的第三部分,利奥波德生命共同体、道义论和伦理进化思想的三个概念。生命共同体就是生态体系，大于个体利益；道义论就是生态良知，强调对生命本身而不是对人类的利益的尊重，强调人对生命共同体的义务；论理进化思想是进化论的升华，把进化论延伸至伦理的范畴。第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自然价值是开放性的概念，没有完整定义，不依赖于人。所有生物都有评价角度，人对价值只是一种翻译，不是投射。自然的价值是创造性，人不可能完全把握。生态系统包括很多个体，是个体赖以发展的基础，所以价值高于个体。第三，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全面地从文化价值上根除了人类中心论，探讨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反对人类中心论、机械论和盲目经济开发。除以上三种观点外，全球正义论和非西方文化借鉴论也是比较有影响的生物中心论。
现代工业社会超速发展的300年间，人类在一手酿成地球生物圈的种种悲剧之时，也在人类精神圈遗留下种种偏执、扭曲和裂隙，从而加剧了人类精神的病变。显然，人类社会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就是填补人类社会精神圈的空隙，修补这个精神圈，无疑也是文学艺术在这个时代的重要使命。
生态批评兴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环境危机的产物，晚于生态伦理，也是对人类中心论的批评。1974年约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主张批评文学应该探讨文学所揭示的文学与社会及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其它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生态伦理是生态批评的基础，受到了后结构主义影响，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乃至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自然文学、传统文学中的自然和生态意识以及作为艺术象征的自然。生态文学批评主要是以生态整体观、现实观作为主要思想，将文学作为批评媒介，其主要目的是挖掘和揭示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揭示人类思想、文化、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如何影响并决定人类对自然的索求无度。在诸多的生态主义文学家和批评家中，雷切尔・卡森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一位。她敏锐地意识到破坏自然美与人的精神沦丧有着密切的联系。她指出：“长期栖居在自然的美丽和神秘当中，没有人能够不深入地思考，不追问那些往往没有答案的问题，不努力获得某些哲学的理解。……我相信，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毁掉了自然美，只要我们用人造的、手工的东西取代了自然物，我们都会在一些方面阻碍人类精神的发展。”
在人类经过漫长的侏罗纪、白垩纪，并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开创了新的文明，又在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创新时代之后，再一次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类生态学的时代”。在经过了生态学发展的最初阶段之后，生态学的概念已经跳出了其狭窄的研究领域，渗透到了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促进了一批新的人文学科的诞生。生态学的人文转向必将为人类与自然、与自我、与社会之关系赋予更为深刻的意义，注定要成为21世纪的一门“显学”。
参考文献：
[1]Brooks, Paul.The House of Life:Rachel Carson at Work [M].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2.
[2]Meeker,J.W.The Comedy of Survival:the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M].New York:Charles Scriber’s Son,1973.
[3]陈文娟.生态文学批评述评[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1），34-38.
论文关键词：习语，框架理论，概念隐喻
1. 引言
习语，作为人类发展的产物，大多来自于民间故事、文学作品及日常口语等各种形式，并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生活习惯以及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习语具有较强的文化特征。长期以来，人们对习语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习语词条的收集、编纂以及习语的文学以及文化特征的研究等。本研究将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之上，运用Lakoff的框架理论来分析习语理解、诠释以及运用。
2. 习语和隐喻的定义
2.1习语的定义
在汉语中，习语又被称作熟语，《现代汉语词典》(1998)将熟语定义为固定的词组，只能整个应用，不能随意变动其中成分，并且往往不能按照一般的构词法来分析。《美国习语字典》(2005)将习语定义为固定短语（”set phrases” or “fixed phrases”）。《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1997)则将习语定义为不能依据其字面拆解的意思获得其含义、须要作为整体来理解的短语或者句子（Phrase or sentence whose meaning is not clear from themeaning of its individual words and which must be learnt as a whole unit）。
2.2 概念隐喻理论
Lakoff和Johnson(1987)所建立的概念隐喻理论强调人们的经验和认知能力在语义理解中的重要作用文学艺术论文，提出了经验主义的语义观。他们认为，隐喻可以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地、对应地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论文开题报告。他们指出，“我们的许多概念系统是由隐喻构建的”(1980)。这种隐喻式推理一是基于人的经验，二是基于具体到抽象域的映射，即从源域(sourcedomain)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映射。
3. 概念隐喻与习语
3.1概念隐喻理论对习语的阐释
Lakoff和Turner(1989)曾通过一般层次隐喻的假说解决两大问题——拟人和谚语。根据这一假说，我们也可以将其解释后者的方法运用于习语的认知研究和阐释。例如：
（1） 屋漏偏逢连夜雨。
看到这句话人们的脑海中首先出现一个屋顶漏雨的房屋的图式，一直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房屋是一个让人躲风避雨的栖身之所，但是假如房子漏雨了，偏偏还恰逢连夜雨，那么这样的房子便称不上栖身之所了。
由此特殊场景图式我们映射到一个一般场景图式。
一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困难重重的地步，但是假如这个时候再遭遇到连连的障碍，便会使整件事情几乎陷入举步维艰、难以进行的绝境。
由于万事万物间的联系性、依存性，由这个一般场景我们又可以映射到一个与之相关的人类行为的图式：
一个人身处困境，在这个时候又遇到更多新增的麻烦，由此陷入无所适从的绝境。
这样一个与人类行为有关的一般图式可以适用于各种具体的情景，因此，可以实现该习语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例如，
Lakoff和Turner将这种具体领域与一般领域之间的关系称作普遍即特殊隐喻（GENERIC IS SPECIFIC metaphor），即通过一个特殊领域到一般领域的映射以达到理解的目的。
3.2 概念隐喻理论对习语阐释的不足
概念隐喻理论通过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方式为我们理解习语并运用习语提供了方便的途径。但同时，也存在很多的不足，由于该理论的解释大多局限于字面意思的解释，在解释一些具有跨文化差异甚至矛盾的习语时便显得捉襟见肘，无法深入地对该习语的文化背景以及深层含义进行阐述和理解。例如：
在汉语中，出门在外我们常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文学艺术论文，出门靠朋友”，但是在英美文化中，却更多地流传着这样的习语， God helps those that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 Self-preservation is thefirst law of nature(自我保护是自然的第一法则)。这些关于同一问题的习语却体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甚至矛盾，是我们无法单独地借助概念隐喻理论解释的。
4.Lakoff的框架理论与习语
4.1Lakoff的框架理论
“框架”（Frame）这一术语最早是由人类学家Bateson（1956）提出的心理学概念，美国人工智能专家Minsky(1975)首先提出了框架理论（frame theory），并将其运用于计算机心理学，Fillmore(1975)首先将框架理论引入了语言学。在这一背景下，Lakoff（2004）在《了解你的价值观并构建辩论》一书中将认知科学以及社会学中的“框架”（frame）运用到了政治学等领域中论文开题报告。
他认为，心理结构即框架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我们的心理框架可分为表层框架和深层框架。在我们平时的活动中，所见、所闻会激活我们的表层框架，并唤起代表了最根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深层框架，只有当我们所见、所闻的事物所代表的价值观、道德观与我们自身的价值观、道德观相契合时（即所见、所闻的事物所构建的框架与我们的心理框架相契合时），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反之则无法产生认同。也就是说，框架构建了我们的观念，决定了我们的思考方式，继而影响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如：
又如：
（2）tax relief
Lakoff认为，tax relief是布什使用最成功的词语。他认为，tax relief是一个隐喻，relief这个单词唤起了人们内心这样一个框架——一个无辜的人，由于受到一些外力的因素影响而深受苦难，而relief所传达的意思则是解除痛苦和烦恼（taking away of the pain or harm）。众所周知，在美国文化中，税收是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大到买房产、买地皮文学艺术论文，小到买一支牙膏都需要付税。因此，当布什的tax relief通过演说、报纸传达到全家万户时，势必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唤起了上述心理框架，为他赢得大选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我们的心理框架决定了我们对所见、所闻的反应和看法，从而左右我们的决定。反之，心理框架也主导了措辞的选择和使用，即不同的措辞反映了不同的心理框架。而习语，作为长期流传于民间，为人类所用的语言，必然集聚了深厚的社会文化气息，因此也就必然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因此，若要真正地了解一个习语的内涵且为自己所用，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该习语的字面解读，而要深入地解读和理解，因为只有当该习语所反映的价值观与使用者所处的文化背景相一致时，才可能产生预期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可以使用Lakoff的框架理论分析一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甚至自相矛盾的习语。
4.2 框架理论与相互矛盾的习语阐释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道德观，自然对相同的事物存在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理解，换言之，不同的习语也对应着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比如：
（3）a Our sins and our debts are often more than we think. (我们的罪和债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多。)
b 人之初，性本善
这两句习语都是关于人性的，前者阐述了人性原罪说文学艺术论文，而后者则强调人性本善的观点。而究其根本，还是由于两个习语来源于不同的文化，基督文化信奉原罪说，而中国儒家思想则认为人性本善，因此对人性也就构架了不同于基督文化的框架，见诸于文字；反之我们也可以说，不同的习语反映了架不同的心理框架。又如下例：
（4）a Hard words break no bones. （难听的话不会伤筋动骨论文开题报告。）
b 棍棒伤皮肉，恶语伤人心。
前者认为别人的流言蜚语不会对自己造成影响，而后者则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人们极其注重品德品行。西方文化认为，只要行得正，没有做有损他人利益的事情，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并不重要。而在东方文化中，由于长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人与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甚至一体的，人在社会中得到的评价是判断名誉面子的标尺。
因此对心理结构即框架的了解为我们跳出字面意义的局限性，了解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习语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和方法。
4.3 框架理论与习语的使用
Lakoff的框架理论帮助我们理解了字面表述不同甚至矛盾的习语的深层含义，反之，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构建不同的目标框架，选用相应的习语，以达到传达的目的。比如，作为老师，我们常常要劝导学生好好学习文学艺术论文，积累知识，使用“知识多，不压人”；在和一个沉迷于电脑游戏，不思进取，不爱学习的学生交流时，我们可以说Art is long, life is short；而对于那种将时间过度用在学习上，而忽略生活的学生，我们则需提醒他们劳逸结合，则可以说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5. 结语
习语作为文化、思想知识的传承，既是值得珍惜的人文财富，同时也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流工具。本文在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之上，运用Lakoff的框架理论，突破了以往研究局限于字面的局限性，阐释了部分习语的深层含义、文化背景以及蕴含的价值观、道德观，并为这一部分习语的使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根据个人的目的和想法，使用习语以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
[参考文献]
[1]Hornby A S, Li Beida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Z]. The Commercial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2]Bateson G. “The message ‘Thisis play’”. In B. Schaffber (ed.). Group preocesses: transactions of theSecond Conference. New York: Josiah Jr. Founation. 1956
[3]Fillmore C. “An alternative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 Proceedings of the 1st Annual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5
[4]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5]Lakoff G.& Turner, M. More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6]Lakoff G. Don’t Think ofan Elephant Know Your Values and Frame the debate [M]. Chesea GreenPublishing, 2004
[7]Minsky M. “A Framework forPresenting Knowledge”. In P. H. Winston (ed.) The Psychology of ComputerVision. New York: McGraw-Hill
[8]Ortony, Andrew. Metaphorand Thought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9]Spears R.A. Dictionaryof American Idioms [Z] Mc Graw-Hill Company, 2005
[10]郑勋烈郑晴.中国习语[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
[11]中国社科院词语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刷馆，1998
一、文化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着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因而,古代文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二、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古代文学的传承问题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三、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重塑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回归元典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着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3.立足传播基础。注重语言分析针对由于古文功底薄弱造成阅读、传播困难的情况,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把汉语语言学与文学鉴赏相结合,增加语言分析的力度。一方面扫清阅读障碍,另一方面又使文学风格、情感意蕴找到依托。例如,骈文中起伏跌宕的情感如何通过句式和语音来表现;《左传》描写战争前的游说所体现的礼乐思想;用典对诗文典雅、简约之风的作用;诗歌意象间的意脉逻辑与哲理及诗风的关联,等等。相对枯燥的语言与相对空泛的文学、文化互相补充,相长相生。另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古训是万万不可废的,配合元典阅读,强化背诵名篇、名段,加强写作训练,也是提高民族的文化 综合水平,促使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良策。
4.重视服务实践。加速成果转化在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中,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合理地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首先,要坚持把影视、网络、多媒体作为传播的辅助设施的原则,切不可抛开主旨内容而片面强调形式,造成喧宾夺主。其次,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要区别对待。对社会大众,在娱乐过程中要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切不可一味“戏说”或讲“野史”。在高校中,对理工学科可充分借助多媒体文学进行素质教育;对中文、新闻等人文学科来说,应强化分析、读写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必要时辅以多媒体;对理论性较强的人文学科,鼓励将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及时创作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要,这也是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审美文化心理结构 经典重拍 承传与重构 技术与艺术
以文学经典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观众的喜爱,文学经典重拍已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经典重拍从产生之日起一直是影视界的热点现象,观众及学术界始终对此褒贬不一,其争议主要来自重拍片的质量。有关怎样重拍的问题,不少学者从审美心理、市场经济环境下消费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方法。学术界的反思与批判与经典重拍的“伴生”应当说是一个福祉,一方面,可以使经典重拍不断自检运行的轨迹偏差问题;另一方面,学术界的反思与批判在经典重拍的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或调整自身的“错位”。然而,目前的研究多流于对现象的表面分析,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本文拟从文化心理结构视角在理论上对文学经典重拍原则进一步探讨,以期为以后经典重拍达到理想之境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审美文化心理结构
审美文化心理结构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物质基础上和一定文化传统条件下形成的一种表现了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思维、行为模式。这种文化心理模式,作为一种无形而力量巨大的因素,渗透于一定文化氛围中的每一个人,指导着、规范着、制约着人的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审美文化心理结构中既有审美惯性又有审美变异性,二者是辩证的统一。
审美惯性,就是基于社会习俗或社会习性,包含有人类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内涵,具有一定的意识内涵性、形式性、情感性、无意识的强迫性、科学性和虚妄性以及一定的历史渊源和未来指向的审美习性和审美规则。审美惯性的思维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积淀下来的人们观念地把握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持久性、普遍性、稳定性和习惯性的思维结构和思维定势。它是审美惯性结构构成的基本内容或基础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主要文明社会中,虽经过社会的和文明文化方面的剧烈变异,但在如今的思想惯性、文艺内容和文艺特性中都还存在着传统审美惯性的因素、符号和表现模式。审美惯性体现着人类文化的积累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一个民族的审美惯性心理,积累着这个民族自产生以来所形成的全部的文化经验和艺术才智,它使这个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文艺发展历史,抛弃了民族的审美惯性就等于抛弃了民族文化,甚至是整个民族。
强调审美惯性并不意味着没有审美变异性,即有可变性、更新性的一面。社会条件的变化,尤其是社会的急剧变革,往往使得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化。在社会变革时期,现实生活中出现了新的要求和新的社会内容,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心理结构就不再适应新的时代条件,就处于被发展、被扬弃的被动地步。
从辩证法的方面看,审美变异就是审美心理结构的自我发展、自我运动、自我逐步趋向完善,特别是情感的自我完善。黑格尔认为,精神、概念的上升、前进、深化,是在精神、概念的范围内进行的,是自身的发展。“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如果把黑格尔的精神、概念换为审美心理结构,那么,他所指出的概念发展特点是完全适合审美心理发展的。
然而,随着时代的急剧变革,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观念,为审美变异提供了物质基础;科技为审美变异提供了得以实现的工具,丰富了艺术创作手段,扩大了审美主体,改变了审美感知方式,审美感知倾向于简易化、休闲化。出现了审美风格的变异,即生活与审美的同一化,整体上显现出世俗化的倾向。人们的审美活动己经远远地超出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审美活动由一种担负着提升精神的神圣使命的宗教式的仪式,走向一种轻松的娱乐性的日常生活的表演。在这样的审美活动中,感觉感性被突显出来。艺术创作也更加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望的表达。
文学经典及据其制作的影视剧的价值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沉积,体现了人们的审美惯性;经典重拍则是适应时代的要求,根据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异对经典的进一步弘扬。因此,根据审美文化心理结构中审美惯性与审美变异性辩证的统一的原理,文学经典重拍应坚持承传与重构、技术与艺术的辩证统一。
二、承传与重构
经典重拍应是原片的承传与重构的辩证统一。“文学经典的承传是重构中的承传,重构是承传中的重构,承传中有重构,重构中有承传。”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整体意义结构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经典重拍处在不断的承传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更不例外。经典影视片之所以会被重拍制作,关键因为它们往往是某一时代文学成就和审美理想的标志,是崇高价值的承载。它们大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能够打动人,鼓舞人,催人向上,引人深思。或是表达了一定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苦难抗挣,或是承载了人民的愿望、社会的良知。这种反映主流价值观的原作的主题内核作为必然需要保留和固守的东西在重拍中应该被采纳。而且,原片往往拥有一个非常精致、巧妙、严谨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支撑整部经典影视片的骨架,重拍片也应承接原片的结构和相应的情节主线,这是保证其主题内核的关键。
然而,经典之作无与伦比的思想深度和丰富意蕴,很不容易完全吃透,随着时间的磨洗,还会提供新的阐释维度和发掘出新的艺术基因。不同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按照自己的要求,在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对经典的意义进行不断地阐释。正如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所说的,“文学经典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界定,其价值尺度应该是多维的,而且经典本身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在当前经典观念淡化的趋势下,重构经典也很有必要。”例如,《圣女贞德》题材含有一种多义性,可拓展的空间较大,多次被重拍。从德莱叶的贞德,布莱松的贞德,雅克•里维特的贞德到吕克•贝松好莱坞式的贞德。每位导演都是在坚持反映主流价值观的原则下,通过关注焦点的转移、创作角度的改变,给观众以新的视觉享受,更符合普通观众的欣赏习惯。
制作重拍片时,制片商还经常需要对那些具有独特故事或角色、但主题思想又较艰涩或暖昧的经典影片进行改造,对其多义性内涵进行扁平处理,使之通俗化、明确化,来扩大市场的受众面。好莱坞1998年的重拍版《天使之城》,缩减了主题的复杂多义性,而将其改造成“一个平凡女子的爱情神话”,可看性大大增强。
同时,检验、调整、转化原来的主题核心,使其更符合现当下主流文化的审美倾向、道德观念。如:电影《洛莉塔》(1963)曾由库布里克根据小说拍过黑白版,新版(1997)在保留其独特的文学气质同时,强化了对这种反伦理之常的行为含沙射影的批驳,这正反映了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基本态度。
而且,经典片的高度浓缩性为重拍留下了广阔的改编空间。在不违背主题内核的前提下,在重要的情节点之间适当地“填空”,如:对剧情有推动、强化作用的场面或戏剧片段,既可以有效调节剧情节奏,又利于刺激观众的视觉和心理,大大加强剧情的表现力与内容的厚度。
重建是一个崇高的行动,包含着更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经典的价值坐标, 经典重拍都应以培养人健康的情感,提高人的审美欣赏能力,提升民族的文化素质为主要目的。在经典重拍的实践中,不能一味为了迎合普通观众的欣赏习惯、任意篡改,要考虑到先进思想的传承,守候我们的经典;也不能不顾人民群众的接受心理,艺术表现上没有较多的创新,停留在表面化的改造。这都失去了经典重拍的意义。
三、技术与艺术
经典重拍是时代需要的产物,面对当代审美世俗化的倾向,如何建立一种符合时代气息、新的质感和感染力的风格是重拍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经典要被普通大众接受,就必须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黑格尔说:“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这种活动是理性的因素……但是,要把它所含的意蕴呈现给意识,却非取感性形式不可。”主创人员要努力发掘那些易于以影视手段表现的东西,并将一些特别重要的细节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段实现由经典的高雅甚至高深向通俗的转化。要积极探索将某些极其重要的浓缩了的概念或意象,以影视语言加以稀释,变成观众易于理解的视觉形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一般读者就不易体会到作者的深刻寓意和独运匠心,也失却了一个艺术品味的机会。现代科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现手段。除了导演、摄影、剪辑手法之外,场景选择、人物造型、气氛烘托以及充斥于影视片之中的各种道具和细节表现都在营造崭新的整体基调。比如,在节奏方面,过去缓慢的剧情推进、稳重传统的镜头切换,可以用快速的跳跃性的表达方式来取代,以适应现代观众快速的生活节奏,满足观众的视觉和心理,造成更强的感染力。
然而,重拍经典剧的导演在手握技术这柄“利器”时,切不可以认为自己找到了制胜的法宝。技术不是艺术,也永远取代不了艺术,艺术的殿堂显然不是技术至上的工具理性所能主宰的。技术包装或许会使新版片在感官效果上对经典旧版有所超越,可是,如果缺乏审美文化的艺术积淀,放弃从文本自身和经典老版中汲取艺术营养,势必只会停留在视觉奇观上,而与艺术相去甚远,重拍的作品实质上则会成为“名著的连环画”。
当然,技术与艺术之间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从技术走向艺术也是影视制作走向成熟的必然途径。以高雅带动通俗,以通俗表现高雅,应当成为新片的重要追求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将作品运用现代和后现代手法而造成的意蕴的边缘性模糊和渗透性广泛的诗意效果及其丰富多彩与深层次的内涵,展现在观众面前。这就要求采取一些非传统、非常规的影视语言和影视手段,为观众提供更多的艺术信息和审美享受,把片子拍得和原著的地位相称。
总之, 从文化心理结构审视,文学经典重拍应是承传与重构、技术与艺术的辩证统一。重拍片作为一种艺术再创造,能让影视创作者们重温传统、发展传统、再造传统,丰富我们的影视事业。经典重拍决不是颠覆原片,而是植根于原片之中,是经典片不断进行自我否定超越的活动。因此,要扬弃机械的、线性的和片面的思维,遵循与完善经典片相切合的辩证思维,这样,才能在经典重拍中,既坚守经典的核心价值,又做到文学价值的提炼与升华,并能正确把握受众意识的迎合与引导,从而使经典重拍中多种矛盾因素保持有序与紧密关联的张力。
[该成果为山东省文化厅2009年度全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从文化心理结构视角研究文学经典重拍现象”的阶段性成果,立项号:2009298)。]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2。
[2]刘生良、王 荣:《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6.5。
关键词:价值归属;人文关怀;回归;重建
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9-0076-01
千年沧桑历史漫如云烟,文学却犹如一颗闪耀在历史天空的澄明恒星,宁静平和的占据在一个非光芒耀眼而又不能被忽视忘却的角落,独特地展示着人类历程的每一个足迹。然当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至今时今日,工业文明和大众传媒开始肆无忌惮的横行于整个世界的时刻,文学退缩于清冷的角落,人们越来越迷茫――“文学是否有其依然存在的必要”。这正是文艺学者们亟需现实面对的一个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价值基础和归属是什么。深刻挖掘文学史的发展之后,可以明确的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学的价值基础和归属正是文学的深沉人文关怀。
一、“人”,人文关怀的最终指向
作为文学最终价值归属的人文关怀,它不是出现在当前社会的语境之中,早在千年之前的中国先秦,在文学中就有丰富的人文关怀之情,尽管没有作为一个专门的理论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但在大量的文学和理论中都以别样的形态留给了后人。人文关怀究竟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没有确切定论。当下概念体系中对人文关怀最通俗的解释是“人文关怀就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单单这几句话显然是无法完全解释清楚人文关怀博大精深的内涵,但至少能让我们把握一个中心,就是人文关怀的最终关注点是每一个个体“人”的合理生存和发展。
历史早已证明,社会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和发展动因,理应是首先被关注的对象。暂且不去追究文学起源这个颇具争议性话题的答案,但文学之所以诞生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必然是人的出现,没有人也就无所谓文学。长久以来中外学者们给与了文学起源无数种阐释,纵观这些学说,无论是劳动说、模仿说、情感说……无一不与人是紧密贴合在一起的,反映人的生存与情感。人文关怀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作为对人类生存细致的整体关照,它的精神主旨折射出人类发展史所积淀下来的对人本身的零距离贴近。绵延的文学史可以勾勒为一部“人学史”,在人的发展完善中得以发展完善。从中国时期的上古歌谣体可以看出古人征服自然以求平安生活的愿望,《诗经》用最生活化的语言反映着上自统治阶级下到弃妇流民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每一次文学的大变革莫不是与历史的进程和人类渐次进步紧密相连的。
二、现代文学中迷失的人文关怀
先秦以来的文学史证实了一点,即能够在文学史上流传并富于生命力的作品必然是蕴含了关注普遍“社会人”的人文关怀,《诗经》的艺术魅力,唐诗宋词的灿烂光辉正是有了人文光华的闪射方才咏叹千年。遗憾的是,这种人文光华的闪射并没有随着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而走向辉煌,却迷失于当代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语境中。这种迷失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市场利益追逐下的恶俗写作
现代市场经济活跃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对人类的精神文化造成强烈的冲击。追逐最大的剩余价值不仅在生活消费品生产中膨胀,更扭曲式地在精神文化消费品中拓展。其直接后果就是文学成为谋取市场利益的手段,以拙劣甚至低俗的文字工业来追逐市场占有率。裸的、、恐怖小说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所谓的文化消费市场上,文学的概念歪解成为――只要是文字作品皆为文学。市场占有率甚至开始成为作品好坏的某种隐形标准,更有所谓的“名作者”直接叫嚣到“从市场的销售率就可以看出谁的作品更好”。人文关怀在这种利益追逐下,直接成为市场竞争下的“奢侈品”,掩埋于香艳刺激之下,无人问津。
(二)狭隘个体抒发中的自我低吟
有些作品中隐约可以看到作者的一点真情实感,却又浅唱低吟着自我的无端憔悴、虚无,靡靡之音充斥其中。或许这些情感的确是作者本身的感觉,然无病式的低吟对于文学毫无深层价值。这种作品当中没有丝人类共同情感、宇宙精神和生存关照,它把文学最基本的精神底蕴丢失在没有精神内涵的虚无之词中,让人感受的不是震撼和深思,而是愈发虚无的精神流离。一己之思并无不可,但其间必然包含着人类的情感共鸣。《诗经》中,弃妇诗同样是古人们的一己之思,然而它带有的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对自身命运的无奈是整体社会中女子普遍命运的完整展示以及一个时代的反思,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这和现代社会那些所谓的“身体写作”中的自我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精神实质。
(三)盲目追逐先锋的“失风”
后现代语境下的作家们,为了追赶时代和社会的潮流,争先恐后的抢捧着“先锋”的概念,纷纷标新立异地创制与他人和历史不同的“牌子”。没有明确目标和精神追求的先锋就这样漫无边界的分撒开来,无数的先锋作品走上精神消费的时刻时,人们却迷茫了,“先锋是否就是意味着对传统的背离?为何先锋作品让人找不到主题,生涩的文字、扭曲的语法、脱离常规的结构、叛逆的观点是不是就意味着先锋呢”。先锋之风下带来的不仅是人文关怀“失风”,直接导致的更是文学的无根和消解,文学是什么在先锋中变得格外模糊。极少作者在创作时还记得有一个称作“人文关怀”创作标准,狭隘地在形式和结构中追求新意,文学必然失去其活力长存的条件。
(四)文学创作者的价值缺失
很多学者都说现今是一个没有大家、没有权威的文学时代,之所以没有权威是因为没有人创作出可以称为“权威”的作品。作家群体的扩大化,作家身份的模糊化带来的后果是文学作品的泛滥和质量的不断下降。究其原因,与作家群体扩大化后作者人文精神缺失脱离不了关系的。
三、人文关怀迷失后的文学困境
人文关怀是文学发展的导向标,现代社会人文迷失之时,文学必然地走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中。当前的文学面临着因人文关怀缺失而带来的三大困境:首先是文学的边缘化;边缘化是现代文学中使用频率颇高的词。边缘化本身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说法,就是非中心,非主流,或者说被主流所排斥,所不包容的意思。而当前文学的困境之一就是显现于文本之中,没有了这种普遍的人类情感,就难以再次引起全人类的共鸣,失去了文学凝聚力,文学必然的开始被边缘化。其次是文学精神家园迷失后的自身堕落;人文关怀作为文学的基础价值归属,它是文学精神的一个导向,时刻提醒着文学必须关注社会关注人类,关注个体人的情感以及生活世界。当人文关怀迷失之时,文学失去精神家园,精神底蕴被恶俗和利益取代,必然一步步走想自身的堕落,仅仅成为某些人追求名利的手段而已。再次就是文学失去发展的动力和目标;当航行的航线和灯塔消失掉,前进的动力流逝之后,文学发展就只能毫无方向甚至停止不前,在旧的体系中消磨最后走向坟墓。人文关怀这一文学价值归属作为文学的动力和目标在现代消逝殆尽,造成的就是文学发展的迷途和停滞。
四、人文关怀的回归与重建
文学走入“瓶颈”,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使这足以决定文学生死存亡的人文关怀回归重建,拯救文学将其导入正轨。回归与重建意味着当前的文学工作者们首先必须对现代文学进行反思,查找现代文学走向迷失的关键因素,从外因和内全方位多方面的深入讨论研究;第二,每一个文学工作者们都应该积极主动的深入了解和体验整个社会的情感民生,才能让文学更贴近于灭一个个体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使大众对文学重拾信心;其三,文学理论工作者们应该完善文学的价值评价体系,用正确的价值体系规范和评判文学创作;其四,文学市场必须完善其管理和监督制度,保证文学的高尚和纯净。相信,当人文关怀复归于文学之时,一片新的精神天空必将来临。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学审美性；文学自觉；魏晋；汉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109-02
一、什么是文学自觉
“文学的自觉”说于20世纪20年代由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首次提出，之后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再次提及：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1]。
鲁迅的再次引用使“文学自觉”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极有分量的存在。从逻辑关系看，在弄清楚什么是“文学自觉”前，笔者有必要提一下“什么是文学”。
从来没有一个关乎文学的定义获得学界的公认，因为每一个定义，都经不起一个同定义相悖的例证的反驳。诸如“创造性的”或“想象性的”写作，表现性的语言组织，有系统的脱离日常话语的陌生化写作等等，凡此种种定义都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褊狭，要么过于宽泛。文学的边界始终模糊不清，也一直在和各种文体纠缠不清杂交繁衍，以至于我们在企图认识一下什么是文学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时，却感到无从下手。
我们先从词源学的角度对它进行一下考察。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形成于18世纪。在中国，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中：“文学子游、子夏。”《论语正义》中将其解释为“文章博学”，其义大抵相当于今之狭义“文化”。率先看到文学独特性是南朝梁氏兄弟：梁昭明以“事出沉思，义归翰藻”者为文学，梁元帝《金楼子篇》“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这些说法都已比较接近今日之文学。但是由于“经史子集”分类法长期以来的权威性，始终把文学宰割得支离破碎。直到近代的王国维才做出来最富现代意识的关乎文学的说法：
文学中有二元质焉：曰景，曰情。……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2]。
这完全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关乎文学的概念。所以，汉语中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出现甚晚。上述事实也说明“文学”是近代学科发展和文化交流的产物，而关于文学的定义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一个在教科书中最为流行的定义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是，在关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上我们又一次陷入困顿。韦兹认为艺术是一个无法给以定义的开放性的概念，郝伯特·曼纽什则偏激地反对任何给艺术下定义的企图，认为对艺术的定义和艺术创造性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所以在无法确定艺术边界的时候，定义“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无疑是没有意义的。
不管是否严格存在艺术的边界，毫无疑问的是人们意识中一直都存在着艺术这个观念。我认为艺术之所以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意识中并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就是我们探讨艺术本性的出发点。康德在论述艺术本质时提出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就已经从某个角度找到了答案。我们去欣赏艺术品，可能带有不同的目的，比如学习的目的，宗教目的，甚至怀着纯粹生理欲念的目的……正如马大康先生在《生命的沉醉》一书中所说：
艺术之为艺术，就在于他在所有种种有限的目的之外仍存在着某种“东西”，正是因为这“东西”吸引着你，使你即便不抱任何具体目的也乐于去欣赏。一旦去掉这“东西”，他也就不再成其为艺术，而只能是工具，布道书和春宫图之类[3]。
这个“东西”就是艺术的“审美本性”，简称审美性。那么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自然包含着审美性，而审美就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所在。文学的其他一切目的，要建立在文学审美性的基础上。所以审美性是文学成为自足存在的前提。所以谈论文学自觉要以文学审美性作为理论起点。
文学自觉就是说文学自身的独立性被认识，并有对文学创作规律的研究。从文学审美性出发，可以从三个方面看文学是否进入自觉时代：一，文学的审美性有没有得到认识；二，有没有围绕审美性进行的文学创作；三，有无审美观照下的文学批评。笔者发现早在魏晋之前文学自觉就已存在。
二、破题·文学自觉时代非始于魏晋
魏晋“文学自觉”说始于日人铃木虎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中的提法，后来由于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再次提及，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极具分量的命题。随后有大量的学者对“文学自觉”这个命题进行了不同的论证，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文学自觉时代始于魏晋。为了批判文学自觉始于魏晋这一结论，先看这一结论的理论立脚点。
日人铃木虎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中是这样论述“文学自觉”的：
通观自孔子以来直至汉末，基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期内进而形成只以对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因此，我认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4]。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是这样论述文学自觉的：
他（指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诗赋做的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1]。
鲁迅以曹丕“诗赋不必寓教训”，作为魏晋文学自觉的史料支持，再结合铃木虎雄的观点，可以将其立论点归纳如下：一、魏之前，文学总是背负着道德说教的包袱，道德说教是文学的主要功能和价值；二、魏晋时期，文学自身作为自足存在的价值被发现；三、文学作为独立的认识客体后，才走向自觉时代。
要他们的结论，只需把其立论点驳倒就可以了。
第一个立论点是一个循环论证的结果：文学自觉就是指对文学自身独立性的一种认识，而文学独立的前提就是对文学自身的审美观照，审美成为文学的本质。现在再看第二个立论点，魏之前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没有被发现吗？龚克昌在《汉赋——文学自觉的起点》一文中以翔实的资料，精密严谨的论证对汉赋的审美性进行了学术考察。对汉赋中的浪漫主义手法，辞藻的华丽，文章的形式美都做了详细严谨的考证。那么，魏之前的文学只是作为道德说教的工具，其审美价值没有被认识的观点便站不住脚了。原来早在汉朝，文学的审美性就已经被发现和认识。至此，文学自觉时代始于魏晋的理论建构便摇摇欲坠了。
三、立题·文学自觉时代始于汉
现在让我们重新思考文学自觉说。龚克昌先生在《汉赋——文学自觉的起点》一文中对于文学自觉起于汉赋做了深入的论证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支持。但是笔者尝试从另一个理论视角考察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问题。
首先，文学的审美性何时被认识。先秦时期，《荀子·大略》：“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强调的是文学对人修身养性方面的作用，儒家认为“诗三百”犹“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作用，说的是文学的认识功能。而在言辞方面主张内容为主，形式为内容服务。墨家重视言辞辩论，法家则主张厉行法治，看重的是文学的社会功能。道家主张“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将文学的实用性和审美性直接对立起来，认为美使人“失性”。在汉代，尤其是在屈原那里，文学的审美性得以被发现并被激扬，屈原采用浪漫主义手法，比兴手法，以及华丽的辞藻，恣意的想象，各种植物的意象，将文学推向了美的极境。汉人也对《楚辞》的审美性给予充分的认识和肯定。由此可见，文学的审美性早在汉代已经被认识，这成为文学拥有独立存在意义的前提。
其次，围绕审美性进行的文学创作在何时显现。汉人好赋，其中便含有审美欣赏的成分。一个重要人物是汉宣帝，他说：
“辞赋大者与占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熟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5]
汉宣帝正面肯定了赋的审美愉悦作用。经常命侍从之臣创作，并品第其高下。鉴于汉宣帝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我们可以说汉时已经出现了围绕文学审美进行的创作和批评。
最后，我们来看汉有无从审美性出发的文学批评，就可以得出我们的结论。在浩繁的史料中我们发现了一丝异彩就是司马相如。《西京杂记》载: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儿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样柯名士，尝间以作赋。相如日:‘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6]
司马相如的创作理论强调了辞采的华丽和音韵的和谐动听，强调了形象思维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其本人，也在创作中践行着自己的理论。这都是对文学审美性的关注和强调。可见，在汉代已经存在那么一股力量，努力使文学摆脱政治婢女的身份，获得独立的地位。汉赋重视艺术形式，并有意识地区别于历史、政论等其他文体形式，并力图改变其单纯的教化作用，赋予审美以极大的关注，审美在汉赋中占据了极大的分量。
通过以上考证和辨析，我们有理由认为文学自觉时代始于汉。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汉赋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有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J].北新，1927，(11).
[2]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马大康.生命的沉醉[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5.
[4][日]铃木虎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J].艺文，1920.
关键词：素质教育 文学教育
一.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概念及区别阐释
最早提出素质教育这个概念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柳斌曾说过，面向21世纪，基础教育的紧迫任务应该是从传统的应试教育转移到全面的素质教育上来。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素质教育的认识并不是十分清晰，对于素质教育下，应该怎样实施各方面的教育，即方方面面的因素不是很明了。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探讨，反思传统应试教育的弊端，结合国内外教育的优势长处，大致有了一个认识较为一致的概念。
素质教育就是根据人和社会实际发展的需要，以全面提高所有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个性发展，注重开发人的身心潜能、智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
素质教育注重的是对人尤其是中小学生内在素质，即对世界、外在环境、人生的看法意义，包括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注重对于学生审美情操的培养，也即学生对于美的欣赏，心态的培养。
而传统的应试教育，则是忽略学生个性成长及全面发展的需要，一切以升学为目的，完全以考试分数作为评价学生优劣的标准，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偏离受教育者群体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纯粹为应付考试、争取高分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一种教育模式。
二.目前中小学文学教育现状分析
语文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语文学科的重要特点就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语文学科不仅应该是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交流能力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关注人的文化构成和人格的培养，以减少和避免当今社会越来越严重的人性扭曲、物欲泛滥、精神迷失、人文关怀淡薄和行为方式失范等日趋严重的问题。
在目前应试教育还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文学教育主要有以下方面的表现：中小学语文教育过于重视对语言知识的传授和学习，而忽视对学生人文性和审美性基本特征文学教育。在平常的课堂上，主要是以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为目的，偏重于对知识和认知技能的训练和学习，忽略学生对文学情感能力的把握，忽略了对教师和学生个体情感素养的培养，形成了重技术、轻情感，重理性、轻人文关怀，重分析、轻领悟的不良方向。这种教育方式把本来充满自然美、人性美的幽默趣味的文学作品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段落分析、段落大意总结、文章主题分析、中心思想的总结以及课后习题的练习背诵，这一切都是为了一张试卷，为了一个分数。
三.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对文学教育的要求
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和地方对素质教育的重视，不同的地方也对素质教育的实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国家也适时出台了新课标。与往常不同，新课标注重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方面来组织课程教学。具体到培养目标的制定、课程教材内容的编写、教师的备课、课堂的组织教学以及课后的反思反馈等各个环节都做出了一系列的变革。中小学语文课程的功能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的提高，主要就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分析的培养，并且要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从这种方式可以看出来，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师应该改变语文教学观念，更新培养教学方式方法才能适应新的需要。
（一）新课改视野下语文教学的要求
1.文学教学观念的更新。
首先语文学科应该淡化工具性注重人文性。传统的教学已经过于重视对语文学科工具性、技能性的强调，无论是在学科内容、教学方式、以及考核制定上都注重对学生知识技能的培养。所以，新课改应该从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水平为主要目的提升到以“培养学生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增强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为目标的语文教学。经过了小学、初中阶段的学习训练，学生进入高中，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审美能力也有一定的基础，因此，语文教学应该帮助他们解决“人之所以为人”之类关于人文思考的问题。文学的教育是情感和审美的教育，应该培养学生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并且在生活学习中去向“美”看齐，在这个过程中让他们情感得以净化、精神境界得以提升、智慧得以启迪、修养得以质变。
其次要强调对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文学素养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包括学生语文知识、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审美能力等。语文教学不应该只是字词句、段篇章的分析能力的掌握，而应该转变为对语言积累语感能力的培养，还要强调对学生文化素养、人生价值观态度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生个体全面发展，也才能满足社会对学生的需要。
同时，还要注重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文学教育要通过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分析、进行联想想象，与作家进行对话，进一步思考关于人生、生活、美，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操和审美价值观。
2.对中文教师提出新的要求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新课改做出了进一步的尝试，但是，既然是改革就有很多不确定性，反映到教学中，就是教学目标、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等。教学目标不确定，主要体现在知识、能力、态度、情感、价值观方面，呈现多元性不确定性。教学内容不确定，就是在新课改中，教学内容教材上，已经不局限于教材所选的课文，而是更加注重于学生课外的阅读，这也是重要的内容。教学方式的不确定，就是传统的老师教学生听的方式必须改变，而要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的主体性，课堂设置就应该围绕学生学习这个主题，自然这也给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学评价上，评价标准的取向，对于文学教育成败起到关键作用，改变传统的唯分数重的取向，而改为注重学生全面素质提高。
教师在各种不确定的因素下，就更应该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在课前教学方案的设计备课，教学过程中师生交往互动，以及课后组织教学效果的上都应该充分尊重学生自主性。教师应该从“导师”和领导者的角色定位转化成和学生平等交流的合作者。
同时，教师应该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实现角色的转变。现代社会，学生的个体自主性越来越强，如何针对学生的个性和差异性开展教学，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信息技术等先进的媒介来为自己的教学服务。现代网络越来越发达，教师应该抓紧时间，利用一切可能来抓紧充电，补充知识。
（二）素质教育背景下文学教育应该注重审美教育与人文教育
文学作品具有以情感人、饱含美学的特点，对于处于人生观发展的关键时期的中小学生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学教育对学生人生、审美、人文性培养的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文学教育应该适应现实时代的发展需要，充分利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来培养学生的审美体验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熏陶，使学生的素质得到发展，人格得以提升。举例来说，诗歌作为一种饱含作者感情，体现自然美或者人性美或者对于人生境界、历史沧桑的艺术形式，如果能充分利用，让学生通过诗歌的学习来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热爱，加深对古代诗人情感、美育的认识接受，那么对于学生的人文情感、审美情操以及人生价值观的养成都具有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文学教育的内容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此，教师在布置审美情景、引导学生进入审美境界的过程，发挥着一种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所以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摒弃照本宣科式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放弃那种一成不变无动于衷的教学语言，在教学法、教学语言、板书设计、以及师生之间双边互动方面应该刻意多加研究，争取能积极利用各种加强学生人文感培养学生审美感审美能力的机会。
文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让学生扩大视野，鼓励学生多多阅读，充分利用报纸、杂志、书籍、电视、广播、标语等各种文学信息走近学生，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校园、社区、社会，去学习鲜活的社会生活实践。这对于学生体会社会，培养审美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四.总结与展望
新世纪已经十年有余，素质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虽然依然还有诸多的问题，但是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文学教育在对学生全面综合素质的培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深受认同的。文学教育不仅应该承担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文学知识和交流技巧，使学生能娴熟的运用祖国语言文字有艺术的表现个体生命的各种见解，更重要的是应该通过这种载体，进一步培养发展学生内在的全面的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审美观。这也是素质教育对我们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要求，也是我们的责任。
参考文献：
[1]王志生《新课程背景下文学教育研究提要》，文学教育，20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