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9 16:10: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对考古学的认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艺术考古学 艺术史 艺术教育
大约有10年左右的光景，在中国的艺术院校以及一些普通高校的艺术专业、考古专业陆续开设了艺术考古课程，有的称作美术考古。这说明，作为艺术考古学的学科教育已经浮出水面，不仅仅是少数研究者书斋案头上的事情了。可是，开设课程只是形式上的事情，是否真正的艺术考古教育，以及艺术考古教育是否真正成为艺术院校的必要学科则仍然值得考虑。
西安美术学院在全国的艺术院校中首先成立了中国艺术考古研究所，说明了学院对于艺术考古学科的重视。西安美术学院在硕士和博士教育层面已将艺术考古比较系统地纳入教育与研究，但在本科教育阶段，还只是以普及考古学内容和讲授美术史的形式贯穿某些艺术考古学科的内容。下面笔者分几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相关概念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
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
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
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
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
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 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
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
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
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
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
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
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
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
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
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
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
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
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
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
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
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
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
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
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
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
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
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
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
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
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
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
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
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
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
进行有关艺术考古学的专门研究和专题研究，展拓视野，寻找热点，并且与现当代的艺术实践相结合，提供高质量的“艺术考古学”博士论文。
从学科的持续发展出发，重点培养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培养各个层次的艺术考古学教员。组织去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艺术考古的交流、调查、访学，引进新鲜理论、技术与器械。
（四）其他
关注艺术考古学推向一般院校的历史、考古、哲学等的人文教育，推向综合性院校（包括理工科）的素质教育。加强和文物考古科研单位的联系，掌握最新的考古出土情报信息，使艺术考古学紧盯田野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和收获。加强国际交流，及时掌握国际的有关学科动向。
加强艺术考古学本身的理论研究。加强与哲学、美学、人类学、民族民俗学、社会学等的互相渗透和促进发展，在学科上确立艺术考古学和诸如美术考古学、设计考古学、音乐舞蹈考古学等学科层级关系，在促进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同时，也大力推进相关子学科的向前发展。
根据地域特点、教学科研特点以及具体任务，建立和健全艺术考古力量。目前，我国高校和有关省市考古文博科研单位已经建有几所艺术考古研究所（或称美术考古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应当更充分地服务于高校科研，服务于艺术教学，并且在教学科研实践中充实提高自身。各个有关研究所要互通情报，共同进步提高，为确立和发展艺术考古学科做出更多的努力。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进行有关艺术考古学的专门研究和专题研究，展拓视野，寻找热点，并且与现当代的艺术实践相结合，提供高质量的“艺术考古学”博士论文。从学科的持续发展出发，重点培养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培养各个层次的艺术考古学教员。组织去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艺术考古的交流、调查、访学，引进新鲜理论、技术与器械。
一、 《再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商榷〈中国东北地区全新世早期管理黄牛的形态学和基因学证据〉一文》
家养动物的起源多年来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出现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古代居民在与一些野生动物长期相处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逐步控制它们，将其驯化成家畜，其中以狗和猪为代表。另一种是古代居民通过文化交流，直接从其他地区引进已经成为家畜的动物，其中以马、牛和羊为代表。家牛的出现，除了使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来源多样化，在精神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之外，其最大的用途是在历史时期广泛应用的用牛犁地，牛耕极大地提高了古代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带动了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正因为家牛的出现意义重大，所以一直是中国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及考古学研究的人员关注的热点。《再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一文围绕家养黄牛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传入的路线、喂养的方式和出现的动因等四个方面进行讨论，是迄今为止国内研究家养黄牛的最为全面的学术论文。此文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围绕2013年底中国学者在国际著名的《自然――通讯》上发表的《中国东北地区全新世早期管理黄牛的形态学和基因学证据》一文开展商榷。那篇文章提出中国在100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对黄牛的管理的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的轰动。大家读完《再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一文，应该对《中国东北地区全新世早期管理黄牛的形态学和基因学证据》一文中存在的带有根本性和原则性的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现在总在提倡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走向世界，我们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应该加强中外的学术交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吸取国外学术界有益的思路、观点和方法。我们认为，依据现象归纳新的发现，尤其是涉及轰动世界、改变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发现，一定要严谨、一定要科学、一定要反复验证、一定要经得起推敲。
二、 《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学意义――粟的作物加工实验》
我们强调在研究古代生业时注重“将今论古”的理论。在考古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带有各种形状的人工遗迹和遗物，完全是古代人类的行为所致，在现代很难找到与之形状对应、质地相同、用途一致的物体。相比之下，生业研究中涉及的对象，不少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农作物是古今一致的，在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同样的行为作用于同样的对象，往往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如果对这样的过程开展实验性研究，其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古代的现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证性启示。从这一点看，《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学意义》中重点讨论的粟的作物加工实验对于植物考古学研究就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在生业领域的研究中，这类将今论古的证据越多，在开展讨论和凝练结论时，考虑得就会越全面。
三、 《内蒙赤峰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开展工作。西辽河流域的考古工作稍显薄弱，而植物考古学研究主要围绕新石器时代开展工作，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中记载的史实往往较多地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关于生业方面的记载较少。《内蒙赤峰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一文通过植物考古学研究，指出该遗址辽代先民的生业经济应属于以种植粟、黍、荞麦、大麻为主的北方典型旱作农业，同时还兼营牧业，首次为我们认识辽代的生业状况提供了实证性的资料。另外，从这篇论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对于植物考古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有，在植物考古学研究中兼顾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对于全面认识当时的农业状况也是十分重要的。
四、 《陶寺遗址出土泥质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
相比考古学研究、动植物考古学研究主要以形状作为判断的依据，中子活化分析则以对元素的定性定量分析作为研究方法。这种对物体成分的分析一般应用在自然科学中的环境、生物、地学和材料等领域，但是，其在考古研究中也能发挥独到的作用。《陶寺遗址出土泥质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一文就给我们带来了在考古学研究中可以推测，但是单纯地依靠考古学研究，无法进行科学证明的认识。陶寺遗址贵族使用的陶器和平民使用的陶器出自不同的考古背景，尽管他们在质地上和形制上难以区分，但是通过中子活化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在成分上区别明显。考古研究人员通过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研究，已经对遗址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有了明确的认识，而对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结果，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界定陶寺遗址的社会复杂化性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
五、 《新疆多岗墓地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开展研究，可以从总体上把握当时的获取食物资源的状况，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单个个体的人或动物的食性是一种独到的方法。多年来，对于考古遗址出土的人和动物骨骼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其研究的地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时间范围也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新疆多岗墓地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一文针对新疆地区出土的历史时期的人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发现这个遗址出土人骨的δ15N的平均值为12.56‰，δ13C的平均值为-14.77‰。这属于新疆地区为数不多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成果之一，其学术价值应该得到充分肯定。我们认为，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结果反映了当时的人或动物摄入的动植物种类和数量，其认识有助于解析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乃至于社会结构。因此，在人骨的食性研究中，结合包括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在内的动植物考古的研究结果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有助于更加全面和科学地阐述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
上一期“生业与社会”专栏刊登的都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本期栏目的内容除动植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包括对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及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希望以后在大家的努力下，这个专栏既能够突出生业研究的全面性，也能够强调对生业中某个领域研究的聚焦效应。通过对遗迹和遗物开展科技考古多个领域的研究，把探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生业状况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关系不断推向深入，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尽管学界对美术考古学的核心语汇有比较明确的界定,但对“美术考古学”概念的讨论和分歧并没有止于此。现代艺术对传统观念的颠覆使得“美术”与“艺术”的分界越来越模糊。到目前为止,学科命名还存在着“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两个称谓之争[4]。因此,我们只能从学界公认的、较为典型的特征上把握“美术”。总的来说,美术品具有人工创造性、造型性、视觉性、空间性等特征[5](P115)。综上而言,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从内涵上理解就是:符合“美术”标准的古代人工创造物。它通常包括五大类:建筑、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宗教美术[1](P522),目前研究的三大显学是铜器、画像石(砖)和石窟寺①。
从比较中认识研究对象
与美术考古学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学科是考古学和美术史学,这里有必要通过比较,明晰三者研究对象的知识边界(参见下面比较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6],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其中的一部分,即“实物资料”中的“美术品”部分;另外,传世品也是美术考古学重要研究对象[7](P17),而它只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平行参考资料。根据美术品的特征,下列两类实物排除在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之外:一是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但“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动物化石、植物孢粉等;二是仅具有实用功能,难以引起人审美感受的人工创造物,如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书法、篆刻等美术种类[1](P526)。它与美术考古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基本相同,只是侧重点和研究方法各异。二者的差别在于美术史是在纵向的时间序列中研究审美关系的发展演变,它的时间范围可以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当代;而美术考古则要在特定的“考古学文化”这样横向的共生关系中,探讨“奠定这种审美意识的经济生产、社会制度、民族文化和受这些制约的一系列的特定环境下的审美创作活动”[8](P139),它只限于古代。该学科旨在通过美术遗迹和遗物的视角,深入研究隐藏在那些“物”背后的“人类观念”。例如,在绘画方面,美术史主要研究卷轴画,着重于表现手法、风格流派、画家生平等等,以把握时代的审美风尚和规律;而美术考古主要研究岩画、建筑壁画和墓室壁画。它要尽可能参考同一时期所有的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以求在全面复原历史的情况下来微观某一美术作品,不但是时代的审美意识(确切地说,这方面要借鉴美术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是支撑这一审美意识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后力求达到对该时期人类文化观念的认知和体察。再如,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多是雕塑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这些作品因中国“重道不重器”的思想根源,很少有明确的创作者姓名留下,因此它们代表的是一种群体作品,具有社会性特征;而美术史则着重个案研究,如对艺术家或者艺术流派的关注,因此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9](P232)。归根结蒂,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服务于该学科的研究目的的。考古学旨在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美术史在于研究美术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美术考古则是通过古代遗留下来的美术品了解人类的文化史和观念史。
从特征中把握研究对象
中国的厚葬之风体现了古人“视死如生”的观念,墓室是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缩影,他(她)既要继续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又渴望在仙境中获得再生;隆重严肃的墓葬仪式和祖先祭祀活动,正体现了活人与死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生人往往借着死人的余荫,就是借着祖宗的功德或显赫的威名来在社会上立足。而死人又借着生人的功业而声名得以显耀,已死者和仍活着的人虽然死生之路断,幽明之路隔,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10](P180)正因为此,墓葬的形制规模、布局装饰和明器的使用,无不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精细心思。它们凝结了高度的艺术性,但当初人们在建造和制作时,却抱有明显的功利目的,这里艺术之美是服务于功利之用的。这样以来,中国的墓葬中包含了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汉代墓葬出土的画像石砖就被喻为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美术考古学正要透过艺术来解码社会。
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还有相当大部分来自于宗教美术遗迹。宗教对艺术的依赖,使它几乎要把所有的艺术都统以信仰的名义,这一点尤其是在古代美术品中表现比较突出,因而宗教美术就成为美术考古学中分量较重的一个研究门类。石窟寺艺术就是一个代表。它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的一支奇葩。它非凡的艺术性背后,却是古代人们渴望摆脱现实的苦恼,为自己求得福地的功利性目的。古代工艺美术也有一大类是用来作礼器的,它们与政治、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礼记•郊特牲》载:“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11](P145),由此可见,陶器在郊祭仪式中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含义[12](P3);再如,《左传•宣公三年》载,鼎“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13](P437),青铜礼器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是政权、神权合二为一的至尊象征;《周礼•春官宗伯》也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14](P193)的记载。其他如绘画中的帛画、壁画,建筑中的坛庙、陵墓、寺观,雕塑中的陪葬俑、象生、造像等等,它们都烙下了宗教的印记。
宗教和艺术是如何统而为一呢?简•布洛克在《原始艺术哲学》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说明:“非洲雕刻极少脱离他们举行宗教仪式时巫术—宗教的、仪式性的功用,它们很少展示给人们看,或仅仅为了视觉愉悦而制作,它们最主要的作用是作为仪式庆典的组成部分。它们远不是只用来从一个独立的、拉开距离的观察角度去观看,更典型的情形是观察者努力置身于一个具有现实、宗教和社会意义的丰富多彩的统一境界中,在这种统一的境界里,很难说面具的视觉没能够被区分出来作为独立的审美价值判断。实际上,……原始审美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它能够促使观察者积极体验那种完全情感化、审美化、宗教化、社会化和魔幻化的经验。”[15](P10)从这段对原始艺术的阐述中,我们同样可以领悟到,古代美术品正是通过艺术感染力使观者置身于一个魔幻般的宗教境地。在研究宗教美术时,我们既要有科学的立场,不能沉迷于宗教,也要有客观的态度,不能完全为艺术所折服。
最后,笔者要指出,我们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该学科本身的认识,决不能囿于一个简单的、静态的、封闭的范围内,而应该用联系的、动态的、开放的观点来看待。例如,有时候工艺品和实用品很难区分,以古钱为例,在当时主要作为流通使用的方孔圆形钱币,现在却失去了使用价值,而成为一种古代工艺美术品,从而也是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了。再如,虽然美术考古学排除了那些仅具有实用功能、难以引起人审美感受的实物,如灰坑等,但这些遗迹作为美术考古研究对象的环境背景而出现时,就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不能孤立研究美术品。美术考古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我们要研究的对象,既不能与其他相关学科混同一气,也不能画地为牢,尤其是今天这个时代,“各类人文学科之间的对话比个别学科的独立性更为重要,这一趋势正在日益增强。”[16](P1-64)当然,对于青年的研究者,我们应该从深刻把握基础问题入手,逐渐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本文作者：陈开颖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摘要]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及其相关学术研究，旨在以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探寻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历史研究的新途径，并为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范式与研究视野，开创了一代风气之先。本文拟就李济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研究背景，对其著略作评述。
[关键词]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 知识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4-0108-02
李济先生的著作《中国文明的开始》，成书于英文，最早于1957年在美国西雅图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70年曾由万家宝（）译成中文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第一讲挖掘出中国的历史（中国考古学史），第二讲概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的早期发展，第三讲讲述中国的青铜时代。目前大陆的同名版本由李先生的哲嗣光谟编选，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集团）出版，其书除了主体部分，另外还选了几篇相关的文字与之相补充并互为辉映。应当说，从其一生的学术著作来看，多数都与中国的上古文明或文化有关。各篇多按发表年代排列，大致可反映先生某些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发展过程。这里主要结合李济李济的主要学术成就和研究背景，对此著作大陆版本的主体部分作以评述。
在这本著作中，他首先谈到了考古学研究的目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这样的属于两类但息息相关的问题，实际构成了对中国考古学及其历史研究的最核心内容。而考古学家的工作，正在于“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包含在他所倡导的“重建上古史”、“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以及“新史学的四种境界观”等之中。
如若不以严格西方学理意义下的学科分野来论述，中国的考古学渊源可以最早追溯到传统的金石学、古器物学。而在20世纪以降，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支持下的考古学，则成为率先“现代化”的学科之一，这门科学成为了革命性的科学。刘梦溪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罗列，自儒、释、道三家并立，标志着我国传统学术思想多元化格局的进一步形成，宋明学术、乾嘉学术、晚清新学等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学术流派。他指出：“直承今文学而来的疑古学派的出现，本来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的重要一步，但在甲骨、敦煌学新发现面前，它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简直足以在事实上拆毁它赖以建立的理念根基。”接下来他引述了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刘先生接下来评论说：“此一新理念的提出，学术界响应者甚众，不仅对疑古之偏颇有所是正，对二十世纪的学术行程也自有其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学术何以史学一门最富实绩的原因……而中国现代学术中考古门的建立，也是与清末的学术新发现相联系的……二十世纪初，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李济、董作宾、郭沫若诸人，与有功焉。”回顾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即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之嬗变过程，“疑古学派”、“考古”与“二重证据法”是几个关键方面，代表当时知识界的思想潮流。1928年傅斯年先生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谓：“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在当时所带有的宣言性质，实际上具有学术思想史的意义。
学术之变并非仅有新旧嬗变，因为所谓“学术”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知识活动的体现。在这个变化的整体趋势之中，考古学是一个很明显的征象。这是由它的学科性质及学术运作的特征所决定，相比于“传统学术”中那种强烈的书斋性，这门学科的重视实物的实证主义态度和获取研究资料的方式，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鲜明的初生之气和青春气象，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股新鲜血液和“现代学术”的一支生力军，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考古学是一门富于革新精神的学科。为了充分地了解这个学科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必须把考古学纳入学术思想史之中。而在这门学科之中，李济先生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之父”、“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文明的开始》时，必须把李济先生及其作品置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背景中去。
李济，1896年出生，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1920～1923年，他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以上这个学业简历很重要，因为它反映了李济先生学术的基础，也是我们分析和研究他学术思想的线索。如果与其后的梁思永、夏鼎、苏秉琦等先生相比较，可以看出李济先生更多地受到了美国人类学的影响。
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中，李济先生认为，研究上古文化所面临的最要紧的问题，首先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与事前的考古材料比较贯穿，同时要把若干不能解释的成分，找出它们可能的来源。这些问题，在他看来都不是凭想象能解决的。它们的解决，需要更广阔的田野考古工作，以及更深度的比较研究。任何古史的重建工作必须以可靠的材料为立论依据，材料必须是经过考证及鉴定的文献史料，和以科学方法发掘及报道的考古资料。撰稿人须尽量利用一切有关材料，尤其要注意利用最新的资料，其中包括几大范围：一是放眼世界、全球范围内的人类起源和原始文化的资料；二是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各种研究成果；三是人类的文化遗迹（史前考古学，主要针对古器物即古代人类遗留下的工具等）；四是体质人类学的成果（包括对古代人身体遗骸的研究、其分化演变的过程以及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等）；五是狭义的考古学资料（即古器物学家所承认研究的考古资料，青铜时代以及以后的历史），但李济先生同时指出，因为在采集方法与看法上的不同，这批材料的价值在过去都没有得到它们应该得到的注意，而在现代考古学的视野下，它们的学术重要性会得到重新思考；六是民族学家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原始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其体质上；七是研究中国上古史最基本的资料，即传统的经学与史学文献，而如何辨别这些庞杂的资料和评价它们的价值，均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研习。
由此看来，作为中国考古人类学的奠基者，李济一直利用考古发掘的成果与民国时期的各种史学观点进行对话，他试图打消严密的学科壁垒，用广博的考古实物、文献、人类学民族学资料为上古史做以科学意义层面的解读，其总体的出发点是要“用实物捍卫文字记载的尊严”，对五四以来的疑古观点拨乱反正。自然，他的考古学研究也无法摆脱一种国族心态，尤其是他在中国人种起源问题上在与人种西来说的论战中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同时联系到民国以来的社会与学术背景，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工作或多或少蕴含了“救国保种”的时代色彩，后过程考古学者主张，考古学不仅要研究古代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同时还要反省考古学的知识体系本身，贝格利在《商代考古》中以批评的口吻说：“然而，对于后继者来说，仅仅重建传统文献的可信度仍然不够，民族考古的下一个任务是要将中国文明从它是依靠外部刺激的产物的结论中解救出来……考古学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满足强烈的民族主义需要。由于这一因素，当时（中国考古初期）没有什么比发现安阳文明的本土源头更重要……通过显示（考古学）证实传统的力量（能力），安阳的发掘为考古学在中国赢得了一个安全的立足点……民族自豪感使得解释考古资料这一本来就十分棘手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化了。由于总是坚持传统是可靠的，而且考古学的任务只是证明传统而已。”在社会大环境中，同时由于受早期单线进化论和传播学派的影响，李济先生在殷墟的发掘工作和考古学研究也不免带有这样的色彩，而这显然对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负责人，积极应对西方学术对中国的认知与描述，努力用新方法论证经史学中的老问题，具备更加明确的现代学术的问题意识，而且注重在概念体系上与传统学术的接驳，对经史学资料和考古实物的社会科学再分析，其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将文献资料与实物看作是僵死的文化遗存，而是自觉地在传统学术的概念和西学概念之间进行深度对话。
李济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里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事实上，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中，他就是这样做的。他坚持以使用第一手的科学取得的经验材料（而非过去写在书上的教条）为信仰和立论的依据；他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以可定量的有形的东西为基础；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考古资料所作的解释‘他不把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中国的范围。陈寅恪先生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那么，李济可谓是不折不扣的“预流”者，他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为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范式与研究视野。开创了一代风气之先。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五四，创办《新潮》杂志，宣扬“民主”、“科学”等西方新思想、新学理，名震一时。1920年初启程赴英国、德国留学，初攻实验心理学，后治哲学，兼读历史、数学、物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比较考古学等科。1921年底回国，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学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后受命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一职长达三十余年，直到去世为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国考古史上多次重大发掘，如安阳殷墟、城子崖等。期间，该所继续在西南、西北等地从事考古活动，并在整理、研究考古发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为建立科学的考古学荜路蓝缕。傅斯年倡导的“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即是建立在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他广延人才、培植新秀，为考古学的薪火相传呕心沥血，体现了一代学者对考古学的关心与重视。本文主要探讨傅斯年在考古实践，即他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期间对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推进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特殊贡献，借以说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尽曲折，经过众多学者长期不懈、共同奋斗的结果。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发皇地
“傅斯年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恐怕应在于他创办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注：杨志玖语。转引自《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文史知识》，1999年第5期。）1949年以前，该所是从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单位，举其荦荦者即有：1928-1937年在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与山东、河南两省地方政府分别组成古迹研究会，发掘了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遗址，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基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东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台等遗址。抗战爆发后，时局动荡，中国东南半壁河山沦入日本之手。该所仍在大后方坚持考古发掘不辍，先后组成几支考察团，发掘了云南大理、苍洱地区的古代遗址，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下面仅以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心，说明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傅斯年1928年4月受命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所拟定的工作计划包括范围相当广泛，共列有九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以上属历史范围；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以上为语言范围。后在正式成立时合并为三组：（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34年增设人类学，（第四组），1946年又设立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分别聘请陈寅恪、李济、赵元任为各组主任。从先前把考古学纳入历史范围，到将其与历史学、语言学并列，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现了傅斯年对考古学的重视，代表了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主持人李济领导考古组，并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考古组的口号。当时的傅斯年，刚过三十，年富力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浑身充满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展的历史、语言、心理、哲学都有精深的认识，“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注：李济：《安阳一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因此，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开始了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安阳殷墟发掘。
有学者认为，仰韶村、周口店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重建古史为目标的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注：参见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事实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国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应是安阳殷墟，并以此为契机，揭开了中国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序幕。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单位即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所长的傅斯年，在这次发掘中表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
早在李济就任考古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宾赴安阳进行初步调查，并做了第一次试掘，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初战告捷，令人鼓舞。傅斯年之所以选择安阳殷墟，是基于“安阳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之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又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注：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从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对考古学的理解很彻底全面。因此，李济到任后，便立即主持了第二次发掘。比起第一次来说，这次发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学的标准，除系统地记录和登记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准确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物情况和层次之外，还要求每个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坚持写下个人观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发生的情况的日记，因而第二次发掘的成果更为显著。此后，在傅斯年的全盘统筹之下，考古组排除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既有经济上的资金不足，又有政治上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傅斯年总是想方设法加以克服，保证了殷墟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考古发掘规模的不断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吸引了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来加入的吴金鼎、夏鼐、冯汉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实践也培养了一群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家，包括董作宾、郭宝钧、刘耀（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石璋如等。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安阳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国家学术界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可与十九世纪希腊特洛伊(Troy)古城的发掘和二十世纪初克里特岛诸萨斯(Crete Knossos)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可惜，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安阳发掘活动被迫中断。
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按照李济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这一点的重要常为一般对甲骨文字有兴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实富有逻辑的意义。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就是没有章太炎的质疑，（注：章太炎：《国故论衡·理惑论》“近有掊得龟甲骨，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贸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它当着头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语所的发掘，这批材料的真实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读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门人传出来的；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注：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种重要工作的回顾》，收入《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殷墟多年发掘的结果，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强有力的联系，为世界所瞩目，引起各国考古学者，如伯希和(Paul·Pelliot)、高本汉(Kartgren·Bendhand)、梅原未治等人的极大关注，伯希和就曾于1935年亲临安阳发掘现场参观。张光直也强调了安阳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头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作长期发掘的遗址，所以在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所经验出来的心得，对以后本世纪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它对于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间的关系的了解上，便发生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注：张光直：《安阳·序》，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可以说，殷墟的发掘及甲骨文的发现，开辟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纪元。
1937年“七七”后，安阳殷墟的发掘活动匆忙结束，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有21万册图书，大半属于文史方面，另外还有一大批考古发掘物和金石拓片，转移起来非常不易，而其几次播迁，先南京、历长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县的李庄。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装箱，派员押运到香港，交与商务印书馆，存在九龙仓库中。可惜，这部分珍贵的资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时，全部被炸毁了，这是一笔无法弥补的损失。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人员遂转入对安阳发掘物的研究。李济负责对安阳陶器的装饰和器形进行详细的研究，董作宾在胡厚宣的协助下继续潜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审核侯家庄的发掘记录。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静心从事研究工作，与傅斯年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
战时的重庆，物价飞腾，经济十分拮据，生活尚成问题，更不用说进行调查发掘和出版学术专著了。傅斯年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尽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参加各种学术调查和发掘活动。如大理南诏文化遗址的发现、四川彭山东汉崖墓的挖掘，都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同时，他还千方百计将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学术精品，其中包括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赵元任等编辑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董作宾的《殷历谱》等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董作宾所撰著的《殷历谱》。
董作宾在《殷历谱》中大量使用把甲骨卜辞按占卜日期排列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排谱方法，从卜辞中整理出商王按严格规定的日程逐个祭祀先王、先妣的所谓“五种祀典”制度。这种根据甲骨卜辞所反映的礼制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的方法，揭示出了甲骨卜辞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释的重要现象，对于甲骨文的断代研究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傅斯年慧眼识英才，多次劝勉督促董作宾写印《殷历谱》，并亲自筹划印刷出版事宜。董作宾回忆道：“傅孟真先生曾殷殷见询，此书其若干字，印若干页，需若干纸，曷早为之计，物价且飞涨也。”（注：董作宾：《殷历谱·自序》，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在傅斯年的催促和关注下，董作宾历时十年，数易其稿，终于在1945年完成了《殷历谱》，并手写石印出版。傅斯年为这部不朽的巨著撰写了序言。高度评价了董氏的学术成就，指出董作宾在历法研究中广泛应用新技术，并用现代天文学关于日月食的记录加以检验，澄清了商朝统治时期的顺序。最后他写道：“必评论此书之全，则有先决之条件：其人必通习甲骨如彦堂（董作宾字彦堂）；其人必默识历法如彦堂，必下几年工夫”。（注：傅斯年：《殷历谱·序》，载《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就《殷历谱》的学术价值而言，这种评价是丝毫不过份的。
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对此，邓广铭有极中肯的评述：“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斯年，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注：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傅斯年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傅斯年不仅在考古实践上有突出贡献，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也有卓越的建树。他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兰克(Ranke'L'von)派史学观点盛行之际。兰克学派的主要理论是提倡“科学的史学”，深信史学可以而且必须客观化，其中不能掺入一丝一毫个人的主观见解。在兰克看来，史学最后可以发展到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高度的科学性，落到实践的层面，则是借重语言学的知识从事考证，以史料学为史学在史料范围的扩大和考订的精密方面。傅斯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期间，在主修哲学的同时，广泛涉猎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尤精于科学方法论。他受到两种科学空气的影响：一是近代物理学，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二是德国历来引以为荣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熏陶下，傅斯年成了兰克学派在中国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中山大学和顾颉刚一起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恰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的只是一个分工”。（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关于研究宗旨，他又做了明确的说明：“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这无异是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宣言书，兰克学派的影响已初见端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结尾处，更可以明显地地看出来：“一，把些传统成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注：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这确是兰克学派历史主义的基本见解。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再次重“申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思想：”此中皆史学论文，而名之曰‘史料与史学’者，亦自有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Mommson)之著史立点。”。（注：原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1945年。）傅斯年提倡的科学的史学，是乾嘉考据和兰克实证主义二者的总汇。诚如台湾学者赵天仪所作的评价：“（傅斯年）把史学当作跟自然科学、经验科学一样，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态度，以确切的方法、材料和证据来从事研究的功夫，不能不说是把中国的学问，尤其是史学等部门，从国故的故纸堆中引到更广大的田野工作上，而获得更真实、更有意义的结果”。（注：见《傅斯年思想纲要》，收入《中国前途的探索者：中国思想家》第八辑，台湾巨人出版社，1978年。）
傅斯年“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中的史料一词包涵的范围极广，在《史料与史学》的发刊词中所列的名目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古籍之外，还包括田野考古报告（如《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报告（已出《城子崖》、《殷墟文字汇编》二种），以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考古人类学方面的原始资料。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创立到1948年迁往台湾，共出版了大量历史、考古人类学、语言研究考著和论文，其中尤以考古一项的成就最为突出。除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刊载的考古学论文外，还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1-4册）、《中国考古学报告（1-4册）、《城子崖》等发掘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傅斯年提出的史料范围就含有方法论的意义。无独有偶，李济曾发起编写一套《中国上古史》，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系统地说明了编撰这部书的一些基本想法，列举了编写上古史所需要的七种材料：第一种是与“人类原始”有关的材料；第二种是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各科研究成果；第三是用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人类的文化遗址”；第四是体质人类学；第五是“狭义”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属于有文字记录时期的资料；第六是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对象；第七是“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记录”。（注：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人的共通之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傅斯年的这种建立在考古发掘资料之上的史料学思想，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前所述，傅斯年精于科学的方法论，曾著有《史学方法导论》。他主张用尽可用的材料，联系所有可以联系的工具，把各个材料的内涵，各种材料间的关系讲透彻。这里所说的工具即是方法。1929年，他应邀作《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在报告中，傅斯年批评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学新方法则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考古学离不开人类学和民族学，要注意人体测量，根据比较的方法来推测当时人类的身高及其变化。研究年代学有比较和绝对的两种方法，用来推定发掘物的年代。他并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着重谈了地层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注：参见《考古学的新方法》，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所讲的考古学新方法，并不是传统金石学家所推崇的文字训诂、名物考订、音韵等项，而是西方考古学中使用的地层学、年代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新方法，这在总体上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语言考据学是兰克学派的基本精神，其精益求精，严肃谨严的方法与乾嘉考据大师所用的方法很多方面相一致。因此，傅斯年把兰克史学中应用历史语言学批判考订史料的实证主义同乾嘉考据学两派融汇起来，构成“科学的史学”的基础。应当说明的是，傅斯年所援引的仅是兰克学派的部分观点，其他如兰克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则鲜言之。二三十年代，正值中西学术交流融合最活跃的时期，西方各种研究方法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如宣扬的实验主义，何炳松翻译鲁滨逊(J·H·Robinson)的《新史学》等。傅斯年受到严谨治学精神的训练，提倡先从专题入手，搜集、考订史料，经过排比之后，再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叙述出来。这种风格与考古学所要求的科学性正相吻合，也是新史学得以建立的关键所在。傅斯年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学问广博，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正是傅斯年视野开阔的集中体现。他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时，清醒地意识到中西学术交融的发展趋势：“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争，各学皆然，旧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在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鉴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目广也”。（注：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处在世界学术潮流影响下的中国考古学，更不能抱残过守阙，固步自封，而要采纳新方法，引入新理论，方能开拓考古学的美好明天。
三、余论
目前，由于学者们对晋文化定义的理解仍存在歧异，致使对晋文化的渊源、晋文化的分期等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莫大影响。鉴于这种状况，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廓清晋文化的概念问题，并以此为契机，将晋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入。
首先谈谈对“晋文化”中的“晋”字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并非如此，而是正确理解晋文化概念的关键。从上述第一种观点来看，“晋文化”中的“晋”字指晋国及三晋，而第二种观点似乎认为“晋文化”中的“晋”是指山西（山西简称晋），因而将晋文化的上限追至东下冯类型。我们基本同意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晋文化是指两周时期晋国及三晋的主体考古学文化，而不宜用来统称山西境内从东下冯类型开始至秦统一期间先後存在过的若干考古学文化。
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定义以及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考古学文化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的总和。考古学文化通常以首次发现的地点或典型遗址来命名。毋庸置疑，以往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通常适用于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而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则需要作特殊处理，因为此时的考古学文化已经牵涉到族属、国别、疆域等问题。目前，学界约定俗成的是，对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等等，由于其文化族群相对单纯，人们生前聚族而居，死後聚族而葬，因此，均可视为以某族为主体所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至于两周时期分封国的考古学文化，则不宜用族属的单一概念来命名，而不得不考虑到国别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俞伟超先生《关于楚文化的概念问题》[3]一文对我们认识晋文化的概念有很大启发。
关于晋文化的主创群体问题，显然，我们不能认为晋文化是“晋族”的考古学文化。因为，历史上并无“晋族”存在，当然也无此提法。事实上，晋国的统治者是来自关中的周人，而在晋国统治疆域内，不同的族群则共同生活于此。如除土著居民和从关中迁徙而来的周人以外，还有不少北方民族。可见，晋国社会组织的群体构成来源是复杂的。因此，只有以晋国人来界定晋文化的主创群体才是妥当的。至于三晋时期，晋文化继续发展，其主创群体自然演变为三晋国民。
关于晋文化的时空问题，就时间而言，上起晋国始封，下至三晋灭亡。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随着秦人势力的不断推进，各地晋文化被秦文化所取代的时间存在先後之差，如在侯马地区，秦文化对晋文化的取代明显早于三晋其它地区。因此，严格地讲，对晋文化的下限不必一刀切，一般而言，其下限大体可以秦灭三晋为尺度，但还应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地域而言，晋文化的分布范围，随着晋国及三晋的地域扩张而不断变化，但并不意味着晋文化的分布范围完全等同于晋国及三晋的政治疆域。
那么，晋国统治疆域内的考古学文化是否都是晋文化呢？非也！众所周知，晋国由弱到强、由小变大，疆域在不断变化、不断扩大，晋文化的分布范围也在相应地变化，但二者并非完全同步，或者二者不可能完全一致。一般而言，政治疆域与文化分布范围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西周时期，晋国乃区区小国，其地域仅限于汾浍之间的方百里之地。春秋武、献以下，兼国多也，晋国疆域自是向南延伸至黄河北岸。但今晋东南地区当时仍为北方部族赤狄所盘踞，霍山以北也为北方部族所占据。直至春秋中期，晋灭赤狄余部；春秋晚期，赵氏苦心经营晋阳继而灭代、智氏灭仇盂；晋文化才开始逐渐向东南、向北推进。考古学的研究表明，晋文化与北方青铜文化的分布范围呈犬牙交错之势，如春秋中期以前，在晋国疆域之内，河东地区基本上为晋文化，而今晋东南、晋中乃至晋北地区则活跃着北方青铜文化。但随着晋文化的不断推进，有时北方青铜文化甚至处于晋文化的包围之中。如是，晋文化的分布范围与晋国的统治疆域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晋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晋文化的特征也在不断演变。也就是说，晋文化的特征有其阶段性的变化。
第一阶段：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如同其它分封国文化一样，晋文化与宗周文化保持
同步发展。晋文化的面貌与宗周文化大同小异。
第二阶段：春秋中期。晋文化开始孕育新的文化因素，并萌发出新的文化面貌。
第三阶段：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晋文化在吸收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之上，逐渐形
成自身的特色，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同时对秦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四阶段：战国中晚期。由于秦国势力向东扩张和秦文化的东渐，而且，三晋出于自
身的发展，各自的政治中心开始向东、向南转移。因三晋力量分散及其它
社会原因，晋文化的发展受到遏制。至此，晋文化开始走向衰落，直至最
终被秦文化所取代。
我们认为，狭义地讲，晋文化是指从晋国始封到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止、在晋国地域范围内、以晋国人为主体所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但由于韩、赵、魏三个政治实体皆出自晋国，且三晋文化只是晋文化的自然延续和发展，其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即晋国虽亡，晋文化并未因此而终止，而是随着三家政治势力的不断壮大而继续走向繁荣。因此，根据考古学文化定义的原则，三家分晋以後所形成的三晋文化仍应纳入晋文化的范畴。晋文化的年代当然应始于周初封唐而终于三晋之亡。我们认为晋文化的概念，应指从周初叔虞封唐到三晋被秦所灭这一时期内，在晋国及三晋地域范围内，以晋国人及三晋国民为主体所创造和使用的、具有共同特征的考古遗存。
晋文化圈或晋文化系统概念的提出，也非常必要，有助于我们对两周时期列国文化的宏观认识。李伯谦先生在《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4]一文中，最早提出了东周时期周郑晋卫、齐鲁、燕、秦、楚与吴越六个文化亚区。孙华先生在其《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几个问题》[5]一文中，也明确提出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原青铜文化（即周文化）已分化为晋、秦、楚、齐、燕等几个亚文化，并形成了既密切关联又彼此独立的文化区。其中，晋文化区包括晋国和由晋国分裂出的韩、赵、魏“三晋”、周王室以及郑、卫诸小国的遗存，分布地域主要在黄河中游地区。由此看来，晋文化圈或晋文化系统不仅包括两周时期晋国及三晋疆域之内的晋文化遗存，还包括晋国及三晋疆域之外同时期且具有与晋文化共同文化特征的考古遗存。例如，山西洪洞坊堆—永凝堡西周遗址，经研究是杨国的文化遗存[6]。由于其与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几近相似，因此，可将其纳入晋文化圈或晋文化系统的范畴之内。又如，战国中期以後的中山国遗存，其文化面貌已彻底被统领中原的晋文化所同化，鉴此，完全可将其视为晋文化圈或晋文化系统的一部分。
总之，晋文化是中原地区两周时期一支重要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尤其在东周时期，随着晋文化的繁荣、壮大，晋文化对周边考古学文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并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以晋为核心的晋文化圈（包括周郑晋卫等国），与东齐西秦、北燕南楚、乃至吴越等考古学文化曾有过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列国文化考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对晋文化概念的探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术问题。
[1] 刘绪：《晋与晋文化的年代问题》，《文物季刊》1993年第4期。
[2] 王克林：《论晋文化的传统性和综合性》，《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
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3] 俞伟超：《关于楚文化的概念问题》，《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4]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後收入《中
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5] 孙华：《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商务印书馆，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类型
中图分类号：K87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05-02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对古文化的热情也日益高涨起来。红山文化是我国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新石器文化时代。红山文化年代久远，并且内涵极为丰富，乃中国远古文化的精华。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结果，依据红山玉器的造型特点、使用功能，对红山文化玉器进行了分类。对红山玉器进行分类，不但有利于人们了解红山玉器，也有助于人们对先民们的生产力水平、生存状态和文化形态有更深的认识。
一、红山文化装饰类玉器
人们对美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人类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不只是在现代，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存在。对红山文化的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玉器中存在着大量的装饰类玉器，比如佩戴在人的手、耳、颈等部位的玉器，这充分表明，在我国古代，人类就执着于对美的追求。在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中，装饰类的玉器有较多的种类，并且都有着不同的装饰目标。“玉环”就是文化玉器中的一种，玉环是壁的一种，是以大小、形制来决定所佩戴的位置的，当然，装饰效果取决于玉的质量及造型。其中大的可以佩戴在手腕上，就类似于现代的手镯，而小的则佩戴在手手指或者耳朵上，有戒指耳环的功用。
在红山文化装饰类玉器中，除了玉环还有玉珠，玉珠在红山文化装饰类玉器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玉珠的类型也相对丰富一些。玉珠是以形状来区分其类型的，玉珠的形状包括圆珠、半珠以及扁圆薄片形等。古代人根据玉珠的形状，将其串起来佩戴在颈部或是作为服饰上的装饰品。
二、红山文化工具类玉器
对红山文化进行的长期考察发现，红山文化玉器工具类玉器种类丰富，且大多是非实用性的。工具类的玉器大多数是仿照石制或者陶制类的生产工具雕琢而成的，这就足以证明远古先民对劳动生活的热爱。在红山文化玉器中，玉斧是众多玉器工具中的一种，玉斧是与普通石斧极为相似的玉器。玉斧与石斧都有着梯形的弧刃，玉斧的做工非常精致，但是与普通石斧相比只是缺少刃口，据专业的考古学家分析，玉斧应该为非实用性玉器。
在红山文化工具类玉器中，除了玉斧，最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玉棒了，玉棒是红山玉器中最为常见的类型。考古研究表明，玉棒基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短柱形状，一端呈圆弧凸起，另一端为漫圆尖形。玉棒的另一种类型是长柱形，一端为椭圆形的斜面，另一端为圆尖状。考古学家通过科学的分析初步认定，玉棒为萨满法师使用的鼓槌。
在红山文化玉器工具类中，还有一种非常少见的玉器类型，就是玉勾形器。这种类型的玉器出土的数量极少，考古学家分析认为，玉勾形器应该是一种复合器。
三、红山文化动物类玉器
不论是在远古时代还是近现代，动物都是人类的朋友，所以，在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中，动物造型的玉器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比例。动物类玉器种类繁多，造型各异，充分体现出古人对动物的喜爱及审美倾向。在红山文化动物类玉器中，最具典范代表性的应该属于玉猪龙。玉猪龙的造型极为独特在出土的玉器文物中玉猪龙的形象是比较惹人注意的，玉猪龙的头部与猪类似，表达了人类生活与猪的较为密切的关系，印证了古代人有“猪由龙变”的传说。更重要的是，玉猪龙与中华民族龙的信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该玉器也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
双猪首环形器在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中也是极为少见的。这件玉器呈长条形，顶侧为三联弧状，玉器身中部有三个并排圆孔，两端均有一个猪首形状的装饰，考古学家称之为“双猪首环形器”。
兽面形器也是一件也是非常少见的类型，该玉器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仅有一件。兽面形器的颜色为淡绿色，器体呈扁平状，正面为兽面图案，眼、耳、口、鼻雕琢非常清晰，中部有两个小孔，能够穿系捆绑。有考古学者推测此玉器为腰带饰物。
此外，在红山文化动物类玉器中，还有一部分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玉鸟，它们造型不一，体态多样。另一种较为常见的就是玉龟，玉龟雕刻较为逼真的玉龟，而且是迄今为止最早的玉龟。玉蚕也是这类玉器的一种，表达的是先民对丰衣足食生活的向往。每一种类型的玉器，都寄托着远古人类不同的生活愿望，都是对美好未来祈祷。
参考文献：
〔1〕吕昕娱.红山文化玉器类型探析[J].前沿，2011，（20）：2011.20.45.
〔2〕刘晓琳.红山文化玉器类型探析[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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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良渚文化 太湖地区 良渚遗址 地理环境
一、良渚文化的地理分布
良渚文化的地理分布以江苏、浙江的太湖流域为中心，南限迄于浙南，并且远及赣南、粤北；北跨长江直达苏北；西起皖东；东到海滨，并远及舟山列岛，成为长江下游具有代表性的晚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同时它还与华北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及江西、广东的许多史前遗存，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良渚文化诸遗址的地层叠压和遗迹间的打破关系，并参考各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兹将良渚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1]
早期的具有代表性遗址有：张陵山第二层及其墓葬、吴江县龙南第二期、余杭吴家埠第一层，江苏吴县越城中文化层、浙江吴兴漾下层、邱城上文化层；中期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江苏昆山县绰墩、上海马桥遗址、吴江县梅堰、余杭良渚荀山等；晚期有浙江嘉兴雀幕桥、浙江湖州花城木构窑藏、嘉善新港、黄土山、上海金山亭林等等。各个遗址的分布与地图相对照，从详细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中，可以发现以下几下现象：
1.早期的遗址数目就越少，其地理分布越靠近良渚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域――流域，且其地理分布很多都与晚期的崧泽晚期文化相重合，显示良渚早期文化遗存与崧泽文化的密切联系；中期是良渚文化的鼎盛时期，从遗址的分布可以看到，中期的遗存由原来早期的遗存向周围扩展，显示出扩张的繁荣趋势；晚期是良渚文化衰败时期，遗址分布范围逐渐呈现萎缩趋势。[2]
2.良渚文化早期遗址大多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到了中晚期逐渐向丘陵和山区发展。良渚时期海平面经历了一个下降再上升的过程。良渚文化初期到良渚文化中期，海平面逐渐下降，到距今4500年左右海平面迅速上升，到良渚文化末期，海面有3.8米的升幅。由于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沿海范围，当温度上升时，海平面提高，使得地下水位提高，迫使居民不得不加高台基或者直接迁徙到地势较高的地区。据此可以推断良渚文化晚期遗存集中在丘陵和山区很可能与当时海平面水位上升有密切关系。
3.文化的发展和延续离不开天然水域环境，太湖流域、西部山区各水系、沿江沿海水系是古遗址分布的密集地区。
二、良渚文化的特征与其地理环境的关系
1.台式建筑。良渚时期的建筑、墓葬和居址多为台式建筑。这与良渚文化分布区域地处平原，地势较低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台式建筑的修建很好的改善了局部环境，有效地摆脱了水患。良渚文化墓葬小墓多埋于平地，而大墓多建于高土墩上。高土墩墓的出现作为良渚文化墓葬的特征之一，与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密切相关。良渚文化盛行玉器也反映了古人为抵御自然灾害对天神的依托，很大程度上看，良渚文化玉器的盛行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密切的联系。
2.农业经济。良渚文化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冲击平原地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良渚文化的农业不仅是当时的主要经济部门，而且已经发展到具有相当高度的农艺水平。其农业经济的发展显然得意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其次地势较地平，靠近沿海，地下水位的高低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农业生产的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特征，由于农业是一个文化发展的根基，农业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阶段性加剧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
良渚文化的发展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相关，与此相应，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对气候的反映模式也不尽相同，从而反映在文化的形式和内涵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因此良渚文化不同时期，在不同分布地区的文化特征都可以追溯至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的地理环境，研究地理环境能够从整体上全面把握文化的特征。[3]
三、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的结合
考古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还原古代历史，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遗物、遗迹和考古学文化等。然而人类历史的发展深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人的行为和活动也必然受其周边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此，古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也应该成为考古学重点关注的对象。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一个遗址及其文化放到发生它的时间、空间中去审视，那么我们对它的特点、它的分布将会获得深层次的认识。考古学在近代才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才开始传入中国。[4]
传统的考古学侧重于对器物的类型学分析以及地层学研究，忽视其对地理环境的参考，从而无法全面的利用遗址及其周边环境所提供的信息，造成珍贵资料的流失。环境考古在我国还刚刚起步，可以预见，它将是考学学一个大有作为的分支，并与诸如地质、地理、生物等学科发生必然的联系。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现象和人地关系的地理分布、演变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其研究的任务是通过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阐明当时地理环境形成过程和特点，探索其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它弥补了传统考古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历史地理学也是一门年轻的科学，还没有具备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操作方法，随着实际工作的展开，原有的问题会得到暴露并解决。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必将使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促进学科的发展和进步。[5]
参考文献：
[1]蔡登谷.森林文明与生态文明[M].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
[2]周昆叔.中原古文化与环境[M].海洋出版社，1993.
[3]周昆叔.开拓环境考古学新领域[J].中国科学基金，1993（4）.
[4]安志敏.良渚文化及其诸文明的剖析[J].考古，1997（9）.
[5]张之恒.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M].湖北出版社，2004.
对于艺术考古得为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各类院校具有不同的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专门学习过艺术考古的教师或者艺术类教师，应该明白该课程的内容与专业之间的关系。比如面对中国画专业的学生，该课程的内容可以更多围绕国画的历史渊源及出土的文物赏析与评述来展开，一些宣纸材料及颜料的考古知识，也可以作为专门的知识体系予以关联性的介绍与分析。如雕塑专业的学生，临摹课程是重要的内容，如何引导学生从技术层面走入文化的传承与人文历史领域，使艺术考古课程对雕塑教学有所助益。传统古代雕塑的临摹更多的涉及于作品的精神面貌与人文典故的赏析与挖掘，扎实的艺术考古知识体系对于该课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支撑作用。如视觉传达专业，核心的教学内容在于二维平面设计与部分三维空间设计的交互式研究与实践，而平面设计中元素的提炼与挖掘，除要依靠现代设计技巧与理念以外，其最为核心的知识体系依然是对传统文化知识的认识与解读，比如对于汉字的创意设计与研究，在艺术考古知识体系中可以增加文字发展历史方面的学习，以及文字符号衍生之外社会综合文化知识的解读与赏析，立体式的文献内容把握，这可以为设计师提供更为深厚的资源素材，也能为其设计作品提供扎实的文脉支撑；环境艺术专业是与历史联系较为密切的专业，传统建筑构造的知识体系虽在专业理论课程体系中得以传授和讲解，但教材知识体系的更新远不如艺术考古成果的更新速度快，以灵活多样的讲座方式来讲述更多的知识内容，对于完善大学生专业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推广意义与示范作用。再如动画专业是一个新兴的专业门类，其作品无论是素材、内容典故还是表现形式，均可以从历史的知识吸收到丰富的营养，内容自不言说，十分丰富，形式语言上诸如从汉画像砖中所提炼的形式语言等，不胜枚举。作为纯艺术类专业院校，开设艺术考古选修课程或者讲座课程，能为不同专业艺术教学提供有力的实践支撑和知识补充。
综合类专业院校的艺术专业也有以独立的艺术学院或艺术系的形式而存在的，也有与人文社科类系、部并存的，但无论如何，其专业数量和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等诸方面，均无法与专业艺术类院校相比，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与专业类院校也不完全相同。但作为综合类院校，我们不能单纯依靠艺术类专业的发展来促进其他专业与学科的发展，同样，我们也要提倡将不同专业、学科的资源合理利用。艺术考古是一个艺术类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作为文化大国、文物大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更多的课程体系都应该有机地结合，促进艺术类专业学生个性化与综合性的发展格局。综合类院校开设艺术考古课程，无论在师资配备还是实践资源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作为艺术类学生必备的综合知识素养，艺术考古可以以讲座形式来开设。
艺术考古介入艺术类专业教学，是专业综合改革实践中课程体系综合改革的有益尝试
艺术考古是介于考古与艺术两大知识领域间的一个新兴学科，是高等艺术院校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与科研过程中形成的综合教研成果，也是综合知识体系教学改革的总结。该课程体系主要由四大方面综合而成，一是艺术考古与专业知识点综合理论基础的讲授，使艺术类学生能基本掌握艺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国内外相关艺术考古及美术发展的前沿动态，掌握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独立从事相关科学问题的分析与实践创作；二是博物馆实习参观与考察；三是艺术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四是实践作品的完善。目前，国内部分高等艺术院校，如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虽已开设了艺术考古相关课程，但艺术考古教学和其他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尚未开展，因此，我们倡导艺术考古本科教学应在艺术类专业院校逐步开设，以充分发挥艺术考古教学的基础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艺术考古学教学体系。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可以促进艺术类专业研究方法、思考方法与实践创作方法的创新。艺术考古不同于艺术创作，它是一门严谨而科学的实践课程，掌握艺术考古科学的正确研究方法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对于艺术考古专业人员来说，他们首先重视的是资料搜集能力的培养，实地调研考察能力的培养，对前人研究成果理性分析与评价能力的培养，文献调查及综述能力的培养；其次是选题、制定研究方案及科研创新、追踪学科发展动向能力的培养；第三是个案、专题研究、综合研究能力及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第四是科研成果展示能力的培养。在艺术类院校本科教育中介入艺术考古教学，开拓中国艺术教育的新视野和新领域，建立科学、完整、崭新的教学思路与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对学科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可以对艺术类学生严谨扎实的专业创作提供良好的科研基础与学养基础。严格意义上来说，艺术考古研究思路和艺术专业创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需要经过收集素材、构思草图、选题定位、创新提炼、作品成型等诸环节，只是艺术考古更侧重于对实物、实证的掌握，以及对历史专业知识体系的系统研究与挖掘论证，而艺术创作更侧重于在观察基础上形成独有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但艺术考古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将促进艺术创作水平的提高。同时，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有助于引导学生对相关知识体系的探究，也可以对艺术类学生的学科素养、感悟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比如对于本土文化的深入研究，地域文化特色的挖掘与品牌保护意识的提高，创意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等。多知识领域的融合，也为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提供了一些新机遇。原有单一的教育模式容易导致学生综合能力的低下，而宽泛、交叉知识体系的建构，特别是对边缘知识体系、零散而小学科知识体系的有效组织，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出不同专业的价值。当前，中国文化正在面临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与冲击，中国的艺术教育如果不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不主动地与其他学科进行合理而有机的结合，就不可能产生更大的艺术成就和科研成就。社会的发展已促使各个学科更广泛而深入地结合，多学科交叉教学已不是一种“时尚”或“潮流”，而是教育发展必备的基本手段之一。以艺术考古学教学为硬件条件，对艺术专业教学展开深入的探索，是适应社会需求、促进教育发展的有益尝试。
结语
艺术考古介入艺术类专业教学的课程体系改革，不是无中生有的武断推论，而是专业综合改革中课程体系综合改革的有益尝试。我们常常思考艺术教育的方向与未来，许多专业之间、课程之间的壁垒依然存在，打破专业与专业之间、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壁垒，达到知识体系的完备，是艺术专业教学发展的必备条件。艺术考古与艺术教学交叉的内容结构就是课程体系改革的实践之一。
作者：黄梦新单位：西安美术学院
然而,国内关于植物遗存的归属及法律地位却不甚明确。除了作为遗址构成成分的植物遗存在遗址层面受到法律保护外,脱离遗址的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却缺乏明确的规定。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它并不像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那样受到《文物保护法》的明确保护,尽管后二者同样也不属于文物。但是,从国际社会流行的自然与文化遗产或文化财产理念看,它却具有遗产属性及相关价值,理应受到我国法律的确认与保护。以下就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遗产属性、价值、保护和展示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遗产属性
考古出土的植物遗存只是全部植物遗存中的一小部分,在时代、种类和存在形态诸方面都有较明确的界限。受考古学研究对象年代范围的制约,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主要属于人类产生以来及其临近时期,即第三纪晚期和第四纪时期。就种类而言,考古出土植物遗存除具备第三纪晚期以来植物种群的基本类别外,那些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物种尤其占有显著比重。目前,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具体形态主要包括植物大遗存(macrobotanical remains)、植物微体遗存(microbotanical remains)和分子及化学残余物(molecular and chemical residues)或者印迹①。这些形态不同于古生物学研究的化石,它们(特别是植物微体遗存)并没有真正石化,只是由于在地层中保存时间很长以致某些外在特点与现代植物有所不同。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因其上述特征,在科学及历史等方面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价值,国际社会对此也早有认识。
国际社会有关考古出土植物遗存遗产属性的规定,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在巴黎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口、出口及转移文化财产所有权公约》(以下简称“1970年公约”)和1976年通过的《关于文化财产国际交流的建议》(以下简称“1976年建议”)等文件中。前者将文化财产分解为11项,其中第一项为“动物群落、植物群落、矿物和解剖以及具有古生物学意义的物品的稀有收藏品和标本”,第三项为“考古发掘(包括正常的和秘密的)或考古发现的成果”。显然,这两项均包含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后者将文化财产的类别简化为六项,第一项“动物的、植物的及地质的标本”和第二项“考古实物”与“1970年公约”中上述两项是相同的。
考古出土植物遗存既被国际社会视为文化财产,也即具备遗产属性。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用的“财产”与“遗产”术语,其内涵是相近的,在许多公约与文件中是互释的。但比较而言,有关遗产的分类却更为清晰。例如,“1970年公约”和“1976年建议”中列举的动植物和矿物标本主要具有科学价值,这与其它具备历史、考古、艺术、文学等价值的文化财产显然不同。特别是“1976年建议”将文化财产视为“作为人类创造或自然进化表现和明证的实物”,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差别。因此,动植物和矿物标本与其它种类文化财产的区分,倒类似于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划分。考虑到国际社会“遗产”术语的使用范围更为普及②,尤其是我国官方文件已明确使用了“遗产”术语③,我们主张统一使用“遗产”术语,作为涵盖文化财产在内的规范用语。这不仅具备国际共识的基础,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及学术语境。据此,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就其主要特征而言更宜归入可移动类自然遗产之中④。需要说明的是,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不仅具有自然属性,相当部分往往也兼具社会或文化属性。例如,野生稻之于栽培稻的驯化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还包含了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所以,栽培稻还同时具有社会属性。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将栽培稻完全视同于工具和用品等人工产品,其自然属性仍是主要的。这也与考古学有关研究对象的分类相一致,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一般被归入自然遗存之中。总之,将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归入自然遗产,并不否认某些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化遗产的性质。这是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与古生物化石的一个重要差别。
二、 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价值
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历史价值,这是构成其遗产属性的内在依据。具体而言,这些价值可从以下方面阐述。
首先,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有助于确定遗存的绝对年代,复原人类生活的生态环境和气候背景,探讨人类活动对周围植被的影响等⑤,并可为科学预测未来环境及气候变化趋势提供重要的历史背景资料。
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是进行碳十四测年的重要资料,在对遗存的年代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而植物大遗存(木材、果实、种子、叶子)及植硅石、孢粉等往往可代表较小地域范围的地方性植被特征。这些遗存的发现有助于恢复当地的植被与古人类的生存环境。例如,对以河南渑池班村遗址为代表的植物遗存和动物遗骸的研究表明,70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主要适应的是中全新世温暖的季风性气候⑥。
近年来随着植物考古学科的发展,通过孢粉学、植物硅酸体和炭屑含量统计等综合研究,可为古代植被和古气候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⑦,并为探讨其发展趋势提供重要的历史背景资料⑧。已有研究表明,对班村遗址开展的综合性研究“对论述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时间序列上和探讨黄河流域环境治理的背景值中提供可以借鉴的环境考古学资料”⑨。
其次,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可为探讨古代人类对周围植被的认识、利用、适应乃至改造的历史进程,展现植物资源在人类社会及其活动中的作用与意义等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
人类对植物资源的认识及利用,广泛存在于生产、生活乃至精神文化诸领域。目前,有关研究主要涉及到以下方面。
一是关于人类的食物结构以及古代社会对自然资源的适应、利用和改造情况。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如内蒙古兴隆洼遗址、河北易县北福地等均发现了大量8000年前左右的核桃楸果实遗骸⑩,这些情况证明了当时上述地域范围内有比较丰富的核桃楸资源,而人类对它们的利用也比较多。而早期人类需要依赖橡子等坚果类资源的情况,也可能是全新世早期考古遗址大都位于山前平原地带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这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稻、粟或黍的栽培在中国至少有10000年以上的历史。中国丰富的原始农作物不仅具有历史上的悠久性,地理分布上的广域性,而且兼具稻、粟、黍、豆、高粱、小麦等栽培作物的多样性,从而确立了中国地区在世界农作物起源和传播研究中具有的重要地位。有关植物遗存的探索与发现自然是解决这些重大学术课题的焦点。
二是植物资源用作其它经济和文化资源的状况。例如,考古发现的植物遗存除了保存于灰坑、窖穴等遗迹中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陶器(包括陶范等)、红烧土中发现的。如湖北枝城城背溪、河南淅川下王岗等遗址中的陶器和红烧土均发现夹杂有稻谷、稻壳痕迹。这些植物残骸不排除是在制作过程中随土料而无意掺入的,但更明显的是人们当时已经认识到某些植物的块、茎等部位可以用作建筑材料的组成部分。这也是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一个表现。此外,植物资源还广泛用于制作服饰、日常用品以及葬具和葬品等方面,相关发现和研究不胜枚举。
三是植物遗存在深入揭示不同文化之间历史联系方面的作用,有关农业资源及技术传播的研究也能从中获得重要信息。例如,考古发现表明华北和东北不但有很发达的旱地农业,还有少量的稻作农业。严文明先生据此认为存在一条“从江淮流域经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而到九州乃至全日本的稻米之路”(11)。
四是植物遗存对探索特定社会活动中的组织结构的作用。若我们采取将今论古的形态、解剖及遗传学等对比研究方法,对遗址中取得的孢粉及植硅体、植物炭屑等进行精细的形态研究,结合数理统计和定量定性分析,可以恢复聚落形态、经济结构等社会情况。对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地层和遗迹中土壤进行植硅体分析发现,两城镇聚落稻谷收割、加工乃至储存都遵循了一定的规定,这可能说明当时的社会结构比较复杂,对此过程进行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12)。
三、 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保护与展示
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一旦被视为遗产,便不再是纯粹的学术资料,而是人类及其环境综合演进的见证物。例如,玉蟾岩出土的稻谷遗存在考古学、科学史、农业史等方面具有极高价值,是人类文化与环境互动的重大见证。国家理应从法律法规层面,明确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遗产性质及重要地位,制订有关采集、研究、保护和展示的科学规范,确保它们得到妥善保护并充分实现其社会价值。
现行《文物保护法》是我国关于文物保护的专门法律,尽管明确规定“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但二者毕竟不能全面代表动物、植物和矿物标本等可移动类自然遗产。因此,可考虑在《文物保护法》中增加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乃至其它非化石形态的生物遗存、无脊椎动物化石等遗存的保护条款,或者依据我国批准参加的相关国际公约,制定国内有关自然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为相关保护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为保障有关法律的有效实施,还要就植物遗存的采集、研究、保管和收藏等环节制定详细的科学规程,可以行政规章等形式予以颁布和实施。
首先,考古工作者的学术理念和工作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植物遗存能否被发现、研究和利用。同时,植物遗存受遗址埋藏条件的影响会形成不同的保存形式和状况,这需要应用专门方法才能有效提取。可喜的是,最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已对包括植物遗存在内的自然遗存的采集和取样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这些必将推动植物考古和植物遗存保护工作的有效进行。
其次,那些已经出土的植物遗存既是重要的学术资料,也可成为科研机构以及博物馆的重要藏品,需要加以妥善保管。为此,可参考现行《博物馆藏品保管办法》及博物馆有机质地藏品的相关保藏标准,针对不同类别植物遗存的特点,探讨相应的保管措施,制订具体的保管标准和规范。以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植物大遗存为例,其存在形式就分为炭化、脱水干燥、受浸和籽粒印痕类等四种。炭化类遗存的形成一般认为与火有关,是受高温烤焙的结果,也可能是植物残骸自然炭化的结果,或者是厌氧细菌活动的结果。这类遗存的保护环境至少要求干燥和真空。对于浸水、缩水遗存样品的保存,基本原则是要使浸水样品保持湿润,而缩水样品必须保持干燥。临时盛放各类植物种子的最好容器是胶囊,但只有在湿度为50%的条件下才适合长期保存。一般性的长期保存可以选用玻璃或者塑料容器,透明无色的这类容器也可满足遗存展示的需要。
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不仅需要妥善保管,还应积极展示,充分实现其科学与教育价值。这种展示因其类别不同可选用多种方式。肉眼可见的炭化植物遗存可以保存在干燥封闭的容器中进行展出。植硅石、孢粉、淀粉粒等标本则可借助显微镜与摄像机等装置,通过终端屏幕上呈现出的放大图像进行展示等等。总之,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展示既可丰富博物馆的陈列与展览,引发公众对环境变迁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注与思考,又能促使公众了解其珍贵价值,从而为包含植物遗存在内的历史遗产的保护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致谢:本文在资料收集、写作、修改及完善过程中承蒙靳桂云教授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① 汤卓炜编著:《环境考古学》,第57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有关公约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就教科文组织对“财产”和“遗产”的使用频率来看,“遗产”术语更为普及。例如,有关公约除使用“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术语外,还使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双重遗产”等词。此外,“遗产”一词在其他国家与地区也得到迅速传播,可参阅杨志刚:《试谈“遗产”概念及其相关观念的变化》,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编:《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③ 国务院2005年12月22日颁布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明确使用了“文化遗产”一词,其范围涵盖传统所谓的“文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并设立了国家“文化遗产日”。
④ 已有学者建议扩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公约中界定的“自然遗产”内涵,以便能够包括动植物物种、湿地、地质遗迹和古生物化石等可移动类自然遗产。可参阅卢学实、黄德林:《关于自然遗产的概念及其几个相关问题的探讨》,《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2卷第3期。
⑤ 刘长江、靳桂云、孔昭宸:《植物考古――种子和果实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⑥ 袁靖:《研究动物考古学的目标、理论和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59~68页,1995年总第24期。
⑦ 孔昭宸、刘长江、张居中、靳桂云:《中国考古遗址植物遗存与原始农业》,《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
⑧、(9) 孔昭宸、刘长江、张居中:《渑池班村新石器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人类环境学上的意义》,《人类学学报》1999年第18卷第4期。
⑩ a.孔昭宸、杜乃秋、刘观民等:《内蒙古赤峰市距今8000~2400年间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周昆书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第112~119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b.段宏振:《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
对古钱币的研究自南朝刘氏《钱志》和顾垣《钱谱》就已经开始，但是社会文化背景会制约一个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古钱币学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之前，对古钱币的研究停留在最基本的描述摹绘和考据两大方面，所以直至清末对古钱币的研究还停留在传统金石学的范畴。这段时期的成果，是产生了很多古钱币的谱录和对古钱币字、形、色、质、声及出土地点的研究。
自近代考古学的方法和技术传入之后，中国钱币学界不再满足于“忽略制作，偏重文字，斤斤于色泽肉好，戚于珍常多寡，范围狭隘”的简单的经验型研究。1936年，由叶恭绰、吴稚晖、丁福保等组织成立中国古泉学会，其创办的会刊《古泉学》第一期中提到了其宗旨，“以阐明古泉学识，研究古泉制作，鉴定真赝，辨别年代，启人好善之心为宗旨”，这反映了当时古泉学研究的对象有所扩展，已经开始注意钱币的制作了。1940年，丁福保组织成立中国泉币学社，提出研究钱币须“按诸货币原理，以究其制作沿革，变迁源流，利病得失之所在，治乱兴替之所系”。（张N伯《本刊发刊词》，见《泉币》第一期）尽管民国以来考古学已经传入，对古钱币的研究的认识有所突破，但是古钱币研究仍然比较沉寂，此时期出版的书籍，如《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等，仍然具有图谱的性质。直到1954年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问世和1989年后中国钱币学理论体系的提出，对古钱币的研究才更加科学，中国钱币学逐渐成熟、繁荣。
从1954年至1989年之间，有一本著作不仅在考古界影响重大，被誉为有“中原汉墓编年可资借鉴的标尺”，同时在钱币学界的影响也非常重大，是考古学与古钱学结合起来的经典，那就是由蒋若是先生主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的《洛阳烧沟汉墓》。
在《洛阳烧沟汉墓》一书，以科学的考古学方法，解开了号称历史货币研究的“谜团”――五铢钱分期断代，此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对五铢钱的断代基本都沿袭此书的方法，并且被多次证明结论的正确。那么《洛阳烧沟汉墓》何以能够解决这一个千百年来的谜团呢？这就需要仔细阅读一下此书了。
《洛阳烧沟汉墓》一书是1953年洛阳烧沟区发掘的255座汉墓的报告，报告分为序言、第壹编、第贰编、第叁编、第肆编、结论和编后记，着重研究了汉代墓葬的墓室结构和陶器、铜器、铁器、铅器、玉石器等等器物类型的发展演变及分期依据，建立起中原地区汉代墓葬的年代标型序列，给汉代物质文化史研究也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就包括对255座汉墓出土的11267枚钱币的分析、研究。
《洛阳烧沟汉墓》在第叁编第十章专门对出土的钱币进行了研究，从钱币的形制、年代、与墓型的关系三个方面展开。在这些钱币当中，从时代上看有秦、西汉、新莽及东汉的钱币，种类有半两、五铢、新莽钱及杂钱，除了一枚铁质、一枚铅质外，其余都为铜质。
书中对半两的分型比较简略，分为三型（图1），根据墓葬年代、文献记载及大小轻重关系，认为第一型为秦半两，第二型为吕后半两，第三型为文帝半两，但是在第四、五型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半两第三型出土，即是说第三型半两是东汉晚期的。但是在书中227页的表五五中，没有分型说半两的年代，而且表中表示的半两流行时代只有武帝、昭帝、宣帝及桓帝、灵帝时期，在武帝、昭帝、宣帝时期是非正式通行期，在昭帝、宣帝时期虽非正式通行期但是流通仍很多。这样的结论是客观的，只是没有对半两的类型与时代对应起来有一点遗憾。
但是对于五铢的分型分期却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五铢钱，最早的起武帝中、晚期，下限到东汉末，数量众多、差别微小的钱币，非下一番苦功夫不能够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书中以墓葬及遗存的年代（包括墓葬结构、共存遗物及出土情况）为主要的判断依据，结合文献、类型学、图像学方法进行分析（包括对钱币的文字、形制及钱范的考证），综合考察并确定随葬五铢钱的历史年代。先对五铢钱类型的相对年代考察，再分别对五型的绝对年代进行判定，客观严谨。
将五铢分为五型（图2）：第一型为武帝到昭帝时期，“五”字中间相交两笔为直笔的是武帝时期的，昭帝时期的稍弯曲，“铢”字“金”头为镞形，多不清晰，“朱”字头方折；第二型为宣帝至西汉末，“五”字两笔弯曲（越晚的越弯曲），“铢”字同前无大的变化，但字划清晰；第三型为东汉前期，字体较宽大，金字头较前为大，如三角形，“朱”字头圆折；第四型属于东汉中晚期（桓帝及以后），各种特点基本同于东汉前期的三型，只是较薄，文字轮郭更浅平，并带有阴文或阳文符号；第五型为灵帝时期，背有四道内外郭相连的四出文是其主要特征。
“前人定五铢钱年代，说多无据，惟“四出”为有据，有由据者推之，知无据者尽臆说矣。”清代戴熙若是看到蒋若是先生提出的五铢分期断代，定不再有此感叹。此外还有一些地域或时代特征的五铢钱币。（图3-1、2）
这一成果概括了各个时期五铢钱的基本特征，让行用时间长达700多年的五铢钱分期断代有了科学可靠的根据，历经半个世纪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说，这是一本将考古学方法应用于研究古钱币、将古钱币研究纳入考古学范畴的重要著作，在古钱学和考古学中都意义重大。
当然在五铢钱的分期断代研究上，《洛阳烧沟汉墓》也有不足。但是这是由于非钱币学专著，没有深入探讨，由于烧沟汉墓墓葬时代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洛阳烧沟汉墓》提出的分期标准不能面面俱到，它对早期五铢钱的类型认定有些不足，例如郡国五铢、赤仄五铢、上林三官五铢。
《洛阳烧沟汉墓》得出的结论并非不准确，其结论仍然是可用的，只是有一些片面，没有能够涉及到西汉前期五铢的特征。满城汉墓的发掘，则填补了五铢钱分期断代研究的这个空白。1968年发现的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墓主刘胜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其妻窦绾卒年可能稍晚，在这座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中，出土了保存完好的五铢钱4200余枚。从墓主入葬时间断定，满城汉墓五铢钱基本或多数为上林三官铸钱之前的郡国五铢钱，其特点表现在钱文、记号、质地的多样性上，在满城汉墓中发现的就有十余个品种之多。在《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中，作者对四千余枚五铢钱逐一进行了测量重量，将五铢分为三型，对“五”、“铢”两字及记号等特征又作了分析，取得了准确的资料，充实和订正了《洛阳烧沟汉墓》的成果。蒋若是先生还写了《郡国、赤仄与三官五铢之考古学验证》，以其慧眼对郡国、赤仄、三官五铢进行了系统的区分，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