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0 10:29: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乡土文化进校园方案，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粤剧 传统文化 发扬光大
【中图分类号】G62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8 -0214-02
粤剧享有“南国红豆”的盛誉，是岭南文化和广东艺术的鲜明形象标志，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随着经济步伐的快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日益走向富裕。现阶段，青少年缺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熏陶，导致他们在做人处事的态度和方法上都倾向于西方的一些享乐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更无从谈起。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以粤剧作为切入点，让下一代热爱南国乡土文化，让学生找到自己对粤剧的兴趣，甚至让他们学会粤剧的表演，从而成为一颗“南国的小红豆”。
一、“南国红豆”粤剧需要传承
传统文化的流失，对一个民族而言，是失去了赖以延续的根源和血脉。当下国内流行的艺术形式中，唯独戏剧是最传统的一种，是有着我们传统血脉的根本，是一种文化的源。文化的发展要有根有源，才不会浮躁，才能延续一个伟大的民族，并引领它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中国戏剧应该说是当今世界最先进、包容性最强、观众面最广、最优秀的一种艺术。粤剧作为中国戏剧的一种，同样是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重要表现形式。有一句话：“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在海外，粤剧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是广东的一张名片。
因此，粤剧确实是值得我们去继承的传统文化遗产，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更是刻不容缓的。
二、让娃娃乐学粤剧
少儿粤剧在传统粤剧的基础上加入儿童剧、音乐剧等内容，具备了思想性、艺术性和可看性于一体，其人物、剧情设计和表演手法都是紧紧抓住儿童心理，以儿童爱好为基础，非常适合儿童的欣赏情趣。音乐、唱腔的改变很有一种排新戏的感觉除了主题歌改成了原汁原味的粤剧唱腔外，在角色安排上，也充分体现了粤剧行当的特点。戏曲儿童剧，它以鲜明的主题、新颖的舞台样式受到了小观众狂热的喜爱。这正是期望能探索出一种粤剧在生存发展的独特方式――少儿粤剧。
我有意识地将带入音乐课堂。当一幕精彩的少儿粤剧在大屏幕上演时，孩子的眼睛清澈透明，他们所表达的感情时如此真挚，所有孩子的现场反映是兴致昂然、欢天喜地的。同学情不自禁地说：“这样的粤剧太好看了，如果我能唱那就好了。”他们希望自己就是台上的小演员，甚至渴望自己化成一颗“小红豆”，作为中国人就要会唱中国戏。此时此刻我感到的责任是重大的，接下来的戏就由我和孩子们一起唱下去。正因为如此，我正精心计划如何让学生对粤剧产生浓厚的兴趣，怎样令孩子们有出色的表演。在教学中怎样令学生乐学粤剧呢？教师可通过体态语言进行评价，包括动作、表情、身体语言等，如教师当一个历史悠久、搏大精深的戏剧文化粤剧走进校园时，它将成为小学校园文化的一道风景，更加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三、“南国红豆”粤剧培养从娃娃抓起
传统粤剧文化的继承并不是简单说教几年就会的，它需要的是长时间的熏陶，是一种心灵的浸染。 所以我认为从小学就应该明确提出传统粤剧文化的继承问题，同时将这一方面的教学目标放在继承民族思想、民族精神这一核心上，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早日扎下根基。
四、“南国红豆”粤剧成为校园的亮点
粤剧剧艺术是一种综合艺术，博大精深，基于小学生的理解与欣赏接受能力，主要采取从常识和简单学唱入手，把握一个从了解到熟悉、到热爱的过程。
首先，开设“小红豆”粤剧表演班，并进行“让粤剧走进校园”宣传活动，使我校成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魁宝之粤剧艺术示范性学校。
第二，在学生中普及基本知识，有选择有时间地邀请粤剧专家、艺术家，讲解粤剧基本知识，可利用音乐课或周二至周五下午4：30―6：00的艺术课时间，作为指定的排练课。
第三，组织粤剧演出，选择现代戏一些脍炙人口的唱段，让学生学习唱段，并逐步地学习一些传统名曲名段。
第四，到一定阶段，组织排练节目，参加一些活动的演出。
第五，在学生逐步了解粤剧的基础上，适当机会，组织“小学生粤剧文化座谈会”，深入进行当地乡土文化教育。
第六，必要时邀请粤剧演出团体到校园演出。 随着学生对粤剧逐步认识，学校领导的重视及新闻媒体，社会各界的对小学生唱粤剧的关观，这“南国红豆”粤剧在小学校园文化中一定是个亮点。
综上是基于同志“要重视少年儿童进行民族文化艺术的教育和熏陶”“要全社会造成一种尊重民族艺术的好风气”的一点思考。我们组织学唱粤剧，让粤剧艺术在小学校园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让民族文化遗产一代一代传下去，成为校园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参考文献：
[1]粤剧对青少年的意义
剪纸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少年中的传承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我校将剪纸这一民间艺术引进校园，在保护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把剪纸与富有艺术创造力的儿童美术教育融为一体，发挥学校教育在文化传承方面的优势，并把民间和乡土文化资源与美术教育研究相结合，是民间美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
但在这一项目的初步探索中，我们发现，我校的剪纸兴趣小组活动和校本课程的开发还存在一些急需改进的问题。如缺乏必要的系统性，活动比较随意；无教材，无完整的评价体系等，因此，我们对剪纸艺术的传承活动进行了系统编排。
《课程标准解读》中指出“增加民族文化的内容与内涵，使学生通过民族艺术的学习，懂得尊重地方民间文化传统，学会感受各民族艺术的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增强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和热爱……”立足本地本校来弘扬民族艺术文化，有效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我校挖掘民间剪纸艺术蕴含的丰富资源，开展“剪纸艺术校园传承的实践与研究”活动，充分发挥学校功能，更有利于对我国民间传统艺术、优秀民俗文化的传承。
一、确定研究目标
首先是课题目标的选择应以学生的发展为根本目的，以校本课程的开发为基本手段，实现由课外兴趣小组向校本课程转变，完成剪纸校本教材的编写任务，进而充分发挥学校功能，实现对我国民间传统艺术、优秀民俗文化的传承。其次是学生发展目标。学生掌握剪纸的基本知识技能，能独立创作作品，学生通过体验和感受，激发兴趣，培养特长，陶冶情操。第三是教师发展目标。在研究实践中形成一定的教育理论和专业自主意识，掌握扎实的课程理论和样本课程开发的知识、技术，形成相应的实际能力。第四是学校发展目标。以剪纸为载体，逐步形成具有时代特点、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在学生和教师整体素质提高的过程中发展学校，提升学校的办学品位。
二、确定研究内容
依据课程标准，结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的需求以及文化背景，有机整合国内外民间剪纸风格特色并依据学习内容联系渗透其他多种民间美术形式的基本知识，尝试探索一种较为科学、实用的校本课程开发渠道，真正实现“剪纸艺术校园文化传承的实践与研究”的规范化和普及化。（1）通过对剪纸这一民间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培养学生对剪纸艺术的热爱。（2）开发剪纸校本课程，包括剪纸内容的编排体系、各阶段教学目标的达成、教材设计方案、教学活动原则、评价标准等共12册教材。通过系统训练，使学生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爱国情趣。（3）通过增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养成主动观察、探究的能力。（4）通过整合校园文化优势资源，开发主题式剪纸与和谐校园文化建设课程，形成较为完善的主题式剪纸艺术教育活动体系。
三、确定研究方法
一是文献研究法。搜集、学习有关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养方面的理论专著和科研信息、剪纸信息等，指导本课题研究的全过程。二是行动研究法。运用于课题研究的实施阶段，是课题研究的重点。三是经验总结法。总结教学活动中的心得体会，寻找理论依据，做好实验资料的储备、整理工作，运用于整个实施阶段。
四、课题研究的成果
第一，初步完成了撰写《剪纸艺术校园文化传承的实践与研究》专著，完善了我校剪纸校本课程体系，完成了教材的编写。研究过程中注重突出实践性、自主性、趣味性、创新性、发展性的原则：内容编排体现了实用价值，做到形象生动，易懂易作；教材编写是按照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性格爱好分为低、中、高三部分共12册；呈现内容遵循由浅入深的递进关系，适合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学生使用；呈现形式图文并茂……为学生的主动学习提供广阔的空间，使他们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创意，使“剪纸艺术校园文化传承的实践与研究”形成良性循环。
第二，努力提高教师利用、开发地方文化资源的能力，增强教师的教科研水平，打造引领一方文化的品牌课程。
第三，着眼于学生的身心和谐发展。俗话说“心灵手巧”，手巧又能促进心灵，表现美的技能需要特别精心培养。因此，对学生进行剪纸教学目的是唤起学生对祖国各地民间艺术的热爱，了解剪纸知识，掌握剪纸技能，提高创作能力、综合实践能力，着重发展他们的个性特长，以此培养具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代新人，使他们成为传承民间文化遗产的骨干。
第四，加强宣传，做到学科间的渗透，逐步普及剪纸艺术。为达到既定目标，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剪纸作品评比、展览、汇编学生作品集。以艺术的观点为支撑，将学生的作品融入生活，不仅促进了学生的身心发展，让学生在活动中受到美的熏陶，而且还发展了学生的创造力，更重要的是保护并继承了中国的传统艺术。
校园文化是学校自身形成和发展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在学校教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学校综合办学水平的重要体现，更是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的内在需要。为进一步推动我市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开展，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以建设优美的校园环境为基础，以建设优良的教风、学风、校风为重点，以推进素质教育为核心，以构建体现传承与创新的校园文化精神为取向，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努力打造具有区域特色、学校个性的校园文化体系，使师生在良好的校园人文、自然环境中陶冶感染，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二、总体目标
通过3—5年努力，提升我市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整体水平。推动全市中小学逐步形成彰显个性魅力和办学特点的校园文化体系，校风、教风、学风焕发新的面貌气象，校园文化活动进一步繁荣发展。基本建成基础设施完备、校园环境优美、书香氛围浓郁、文化底蕴厚重、规章制度完善、师生关系融洽、教学质量优异的学校群体。逐步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学校管理文化、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初步彰显教育品牌特色。
三、工作重点
推进校园文化建设重点包括物质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和行为文化建设等四个方面。
物质文化建设。指校园硬件建设、环境建筑、校园的硬化、绿化、美化及办学条件和文化活动阵地设施等。
制度文化建设。指学校机构设置、规章制度、行为规范、文明公约等。
精神文化建设。指办学指导思想，校风、教风、学风的培养，校训、校歌、校徽等载体设计，学校人际关系等。
行为文化建设。指校园文化活动，包括校园文化团队建设、学校典礼、提升学生人文道德素养的各类文化活动、文化刊物等。
各学校要结合各自实际，进一步挖掘校园文化内涵，拓展校园文化外延，建立起符合各自实际的校园文化体系，凸现一校一品的特色校园文化。
四、建设内容
（一）营造优美校园环境。科学规划校园硬件环境建设，完成学校总体规划、美化校园环境建设，从硬化、绿化、美化入手整治校容校貌，精心设计，让校园的一景一物都起到教育作用。各学校因地制宜，制定符合本校实际的“三化”规划方案，并纳入学校总体规划，打造洁净的校园环境，提升学校的外部形象。
（二）完善校园制度建设。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既是广大师生的行为准则，又是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各校要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完善学校章程、教职工管理、学生管理、教学管理、财务管理、后勤保障管理、安全卫生管理、仪器设备管理、校产管理、图书管理、体育活动管理、校内外活动管理等制度，做到依法治教、依法治校。
（三）加强学校精神宣传。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是育人目标的高度概括，体现着校园文化的方向和实质，主要突出表现在校风建设、教风建设、学风建设上。
1.校风建设。校风是校魂，校风体现形式上主要表现在校训、校歌、校徽和校旗上。要根据本校的办学传统和特色提炼先进的科学的符合学校实际的办学思想、理念和校训，设计和运用好本校的校徽、校歌、校旗等，让师生耳濡目染，受到熏陶和激励。同时，还可通过建立校史陈列室、荣誉室，举办校史展览、校庆活动等，增强师生对校史、校风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建设具有特色的校风。
2.教风建设。抓好教风建设，在教师中树立起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治学严谨、认真负责、耐心细致、开拓进取的教风。
3.学风建设。注意学风养成教育的特点，对学生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加强日常行为规范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勤学好问、严谨治学、尊师重教、遵纪守法、举止文明等良好学风。
各校应将本校的校风、教风、学风予以最精炼的归纳，彰显在醒目位置，并不断向学生解读其内涵，激励学生努力实践。
（四）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各校应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寓教育于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让学生在活动中求真、求知、求乐。
1.积极开展主题活动。各校要从实际出发，利用“五四”、“六一”、“七一”、“十一”等重大节庆日，“九一八”、“一二九”等重要纪念日，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开展重温“五讲四美三热爱”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开展“红歌大家唱”活动，组织学生学唱百首爱国主义歌曲，组织歌唱比赛；要组织丰富多彩的主题班会、队会、团会，举行各种庆祝、纪念活动和必要的仪式，引导学生弘扬民族精神，增进爱国情感，提高道德素养。
2.创新活动载体。各校要结合实际创设活动载体，积极开展学生阅读、书法、文艺、体育等各种健康有益的课外文化活动，举办各种知识竞赛、演讲会、书画比赛、文艺汇演、体育竞赛等，活跃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对学生实施审美教育，陶冶情操。
3.创建校园文化活动阵地。各校要因地制宜创办好校园文化刊物，建设好校园网络，通过多种途径为师生提供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使学生随时随地受到感染和熏陶，提升学校文化品位。鼓励组建校园文化团队，培养优秀校园文化建设骨干力量。适时开展优秀校园文化活动阵地评选。
4.充分发挥本土文化育人的功能。要结合实际，深入挖掘本地人文、历史、乡土、地理等资源，为校园文化建设充实内容，开拓空间。
五、加强领导
（一）认真部署。各校要围绕各自校园文化建设的主题和特色，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机制，制定并报送校园文化建设规划，采取多种形式，部署落实。
（二）突出特色。各校要努力打造各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品牌，要在全面开展工作的基础上，结合本校实际，找准能体现本校特色的校园文化主题，如：书香校园、绿色校园、书法校园、艺术校园、科技校园等。
1、精心融入学校愿景、理念和目标
我们所参访的每所大学都会精心地把本校发展愿景、办学理念和奋斗目标鲜明地体现在学校的硬件建设、环境设计、文化活动等方面，使之具体化、直观化、情境化，让人一进校园就能感受到他们不同的办学特色，并自然而然地升起一种敬仰与认同之情。如建国科技大学一入大门，迎面就是一块大气、厚重的“三力”景石，刻有学校“学力、实力、愿力”的治学之道，向右稍稍转头就能看到景观墙上刻有学校“活力、优质、杰出”的办学理念；万能科技大学在一处教学主楼的面墙两侧刻上了“科技万能无所不能，教学卓越就业领先”的校园特色；兰阳技术学院的“Skill技术，Service服务，Speaking沟通”的“3S”办学理念在校内更是随处可见。
2、注重打造校内硬件设施的文化内涵
几所高校校内建筑的命名、花草树木的选择、盆景雕塑的造型无不蕴藏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教育内涵，如台北科技大学把她的校史馆命名为思贤楼，龙华科技大学为纪念学校创办人孙法民先生，便把她的行政楼命名为“法民大楼”，万能科技大学把综合楼命名为“万芳楼”，校内还有“万卷楼”、“仁爱大楼”、“信义大楼”等；在花草树木的选择以及盆景雕塑的造型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建国科技大学，虽然占地面积只有360亩左右，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经过了精心地设计和布置，处处都能感受到学校对学生们的良苦用心，“建国十二景”各具特色，充满传统文化氛围，可谓是到处皆有“情境教育”之效，此外，校内还种植了铁树，该校一位领导解释说：“铁树本身就是一个很珍贵的树种，我们学校里的这些铁树都要上百年才能长成，照顾起来很不容易。我们要像照顾这些树一样来照顾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健康成长而且成才”，这些颇有见地的思想和匠心独运的做法，无不蕴含着“因材施教”和“百年树人”的教育真理。
3、精致布局和利用校园建筑空间
几所校园的建筑布局及功能设计大多具有紧凑有致、绿色节能和富有人文关怀的特点。如有些高校受校园面积不大，校内地势起伏不平等因素的制约，从而采用了传统的回廊结构建筑风格，将校内很多大楼都用回廊连接，使人感觉不到楼间距很小，并且她们能够充分利用回廊来展示师生作品、宣传优秀师生事迹、张贴宣传标语、举办小型活动，甚至还设置了电动赛车的跑道，合理地使用每寸地方；龙华科技大学在学生活动大厅的回廊墙上用可清除的大幅展板宣传着“节能减碳行动方案”，并用电子显示屏滚动展示学生自创的“环保标语”，这种宣传方式本身就很低碳环保；建国科技大学的校园建筑布局科学，16栋主体建筑错落有致，并依学区分为工学园区、商学园区、设计园区及人文大楼等四个部分；龙华科技大学在每层学生公寓的顶端都有一间“学生生活间”，里面有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热水壶等家用电器，这样就大幅减少了学生违章使用大功率电器的现象。
4、图书馆是校园文化环境的代表
台湾地区的绝大多数大学将图书馆作为校园文化环境的代表，都很重视图书馆建设。虽然大多图书馆不如大陆高校的高大豪华，外表不见花岗岩、浮雕石，也没有玻璃幕墙、不锈钢构件，甚至许多廊柱竟是未加任何修饰的水磨石面层，但很注重内部功能的开发，注重人性化的配置，注重文化内涵的积淀，注重校风特色的彰显，因此他们的图书馆电子化程度高，软件系统发达，数据库资源丰富，能够全方位开放，为学生提供综合服务，几乎每所大学图书馆的空间布局、家俱选择、照明策划都为读者考虑得细致入微，连阅览桌的桌角都经过处理，大多图书馆数还会配备打印机和复印机，他们精心考虑到的每一个细节，处处为学生着想的理念常常令我们感到惊叹。
5、用心培育具有文化素养的师生
台湾高等技职体系普遍重视“全人教育”，即倡导尊重个性、尊重潜能、培养适应能力的人性化教育，类似于大陆的“素质教育”，提倡“术德兼修，五育并重”，重视学生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多阅读；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培养团队协作能力。万能科技大学目前有60多个学生社团组织，其中竞技拉拉队、啦啦舞、棒球队、龙舟队都曾荣获全台冠军，多个学生社团还能屡获国际大奖，如今年该校龙舟队就荣获了2012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公开男子组第三名的好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技职高校的学生事务工作模式已由以前的“重训导”改为“重辅导”，这样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完善人格与儒雅谦逊的言行。事实证明，他们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我们参访的每所学校里遇到的领导、老师以及学生，都很自然地给我们一种亲切、礼貌而又真诚的感觉。通过对五所台湾技职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的观摩和体会，让我感受到的远远不止这些，历经人世间风雨沧桑，中华教育之风仍是一脉相承；时隔半个世纪之遥，乡土风俗人情依然那样亲近，真可谓是海峡阻不断亲情，岁月割不断血脉，我永远都无法忘记宝岛那美丽多姿的山水人情，那几所充满文化底蕴的大学校园，那数十位敬业乐群的台湾同行以及他们那富有启迪意义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和教学行为。
作者：施成单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2年12月，我区成立广元市第一个县级陶研会，开始了农村教育改革行动。围绕“运用行知思想推进农村教育现代化”主题展开：一是研制实施策略。以培养“长久的现代人”为指导思想，提出“1+5”实施策略，即在确定县域教育主导理念下，从学校德育、课堂教学、教师研训、学校活动、学校管理五个模块着手，按照“理念定‘魂’，研训引线；德育奠基，课堂突破；差异行动，文化塑型”的思路推进突破，构建县域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路径模式。二是构建“学校群落”。为更好地激发农村薄弱学校的内在需求和内生发展力量，引导践行教育理念相近的学校交流沟通、共享资源，形成特点鲜明的“学校群落”。目前已经形成四个“学校群落”雏形：以广元市行知小学为龙头的生活教育“学校群落”，共9所学校；11所尝试生本教育理念的学校形成生本教育“学校群落”；围绕7个“教育集团”形成的“学校群落”，涉及20所学校（与其他“学校群落”有交叉）；3所尝试新教育理念的学校形成新教育“学校群落”。三是创建行知基地。成立“广元市行知小学”，带动学校践行生活教育。与龙潭乡农业产业公司签约，建立学生素质教育实践基地600多亩。
二、突出“德育重自治”，构建“生本德育”模式
坚持“德育奠基”，重点探索以“自主管理”为重点的生本德育。培养手脑双全、自立立人的儿童，让学生拥有“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一是开展“五好”教育活动。各学校多形式开展以“唱好歌、做好操、走好路、写好字、扫好地”为主要内容的“五好”教育活动，提升师生“精气神”。各学校开发的激情跑操、古诗文韵律操、“无人监考”考试等，使校园焕发生机、课堂充满活力。二是推进“自主管理”行动。“学生自治是学生结起团体来，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各学校成立学校、年级、班级三级“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在学校教学、管理、德育等各方面推行学生“自主管理”，促进学生“自我成长、自我发展”。三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行知先生提出“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区政府与中国青基会、中国社工教育学会共同成立“广元市利州区希望社工服务中心”，向全区学校派驻常驻社工，服务师生和家长。实施“新1001夜农村寄宿学生睡前故事干预项目”，舒缓农村低龄住校生夜间因“分离焦虑”和“情感缺失”而致的不安情绪。
三、突出“智育重自学”，打造高质“自主课堂”
坚持“课堂突破”，探索优质高效的“自主课堂”教学模式。“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于教学，而在于教学生学。”“与其把学生当天津鸭儿添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锁匙，使他们可以自动去开发文化的金库和宇宙之宝藏。”鸡啄米的故事更启发我们坚持把课堂教学方式变革作为实施教学改革的突破口。一是实施改课“三行动”。实施“搬桌子”行动，全区有条件学校全部推行小组合作学习；实施“推门听课”行动，各学校实行“课前不通知、推门就听课”，促进教师“真课改”；实施“校长进课堂”行动，校长每周必须听评课3节以上（全年100节以上）。二是落实课堂“三步曲”。各学校、各学科、各学段遵循“个人自学、小组讨论、班级交流”这“三步曲”开展课堂教学，探索建立适宜的课堂教学模式。三是强调前后“三环节”。突出集体备课，发挥集体智慧，强调资源共享；突出前置性学习，强调“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突出课堂展示交流，落实“小先生制”，强调“兵教兵”“兵学兵”。使其“有求学之乐……而无不必要之恐怖与烦恼。”部分学校改革已经初见成果，如嘉陵一中“前置学习、小组过关、班级交流、评价激励”，三堆初中“学议练思”，七一宝轮小学“三段五环节教学法”等课堂教学模式和流程。
四、突出“行知合一”，提高农村教师专业素质
坚持“研训引线”，把教师培训提升贯穿教育教学改革始终。“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为了造就“具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一是实施教师“换脑”行动。先后邀请姚文忠、储朝晖、汤翠英、刘裕权等中陶会专家来区开展生活教育讲座，组织教师赴南京、安徽、贵阳、成都等地参加中陶会、省陶会组织的学习培训活动，参训教师5000多人次。二是组建核心团队引领。区教育局、各学校均组建了教育教学改革核心团队、学科教学改革核心小组，引领和指导教育教学改革。三是引导教师读书成长。区陶研会牵头成立利州区星空教师读书社，共有16所成员学校（绝大部分为农村学校），各学校成立读书分社。区教育局、陶研会每年寒暑假，均要组织开展“假期教师读书月”活动和读书征文比赛，引导教师“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
五、突出“生活即教育”，构建行知校园文化
坚持“文化塑型”，引导学校以生活教育为引领，从环境文化、生活文化、课程文化、管理文化等方面进行学校文化建设的建构与实施。一是构建生活教育特色课程。行知小学研究、设计、开发厨艺、农耕种植、剪纸、书画、机器人、独轮车等特色课程，为孩子们提供展示才能的舞台，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山区的龙王小学突出“农耕教育”，开设田园课程，组织农耕活动。二是从周边环境中提炼学校文化特质。注意吸取乡村本土地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教育资源，开发农村教育的内发性资源。白龙湖畔的三堆中学除把三堆唢呐、川北锣鼓引进校园，还组织学生自己动手养殖白龙湖各类鱼种，制作相关生态鱼标本。革命老区乡镇的赤化初中突出“文化”，高寒山区的白朝小学突出“绿色生态文化”。三是培育学生“自主管理”文化。“为学生预备种种机会，使学生能够大家组织起来，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整体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后，各学校开始显现的新现象。各学校、班级“自主管理委员会”通过学生公开竞选组建，学校将德育、文体、管理等方面的活动，放手让学生谋划、组织、实施和评价。课堂上多了学生交流展示的机会，校园里多了学生自我成长的平台。有的学校建立学校常规活动如升旗仪式的“申办制”，每周都有让人意想不到、让学生心灵震撼、终生难忘的升旗仪式。通过两年努力，我区践行生活教育理念改造农村教育取得初步成效。一是培育了“新教师”。全区校长和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行为发生“颠覆性”改变，很多教师的教育理想和教育情怀被再一次点燃。2013年，4名教师获全国、全省优质课竞赛特等奖、一等奖；1名教师成为《四川教育》封面人物，为全市首例。二是构建了“新课堂”。全区学校“教师教”为主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被主动、探究、合作、巧学、创新的新型学习方式代替。各学校探索构建基于小组合作学习、突出“前置性学习”的“自主课堂”基本教学模式。三是塑造了“新学生”。学生被动、消极接受教育的状况开始改变，主动学、合作学、探究学，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成长正在成为趋势，学生综合素质显著增强。学生焕发出来的生命光彩，又激发和激励着教师坚定走“改课”之路。这些变化，被学生、家长、社会所感知和认可。四是催生了“新学校”。各学校在“五好”教育活动中，开发的激情跑操、古诗文韵律操等活动和“无人监考”考试等尝试，创设的具有乡土气息的校园文化，使地震灾后重建的学校有了“魂”，有了“神”。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种子，经过肥沃的利州土壤的培育，已经在这一方土地上发芽、抽枝、开花、结果，并在不断繁衍滋长，生生不息。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定生活教育为指导，继续发掘其理论精髓，播种“陶种”，培育“陶花”，享受“陶果”。在抓好以上已经在实施的各项工作的同时，当前还要在以下方面开拓践行：一是探索农村微小学校发展之路。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农村山区微小学校（学生数少于100名）如何发展？我们拟开展一些探索，正在向省教科所申报《农村微小学校发展研究》课题。二是探索开展“订单式”服务。顺应未来教育评价改革方向，我区陶研会拟针对农村学校开展“订单式”服务。设立“校园文化的建构与实施”、“质量管理的方法与策略”、“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服务项目，承接学校“订单”，为学校制订“个性化提升方案”。这方面，希望得到中国陶研会、大专院校的专家帮助。三是依托社区资源开展校外教育。进一步挖掘利用乡土资源，开发校外教育活动项目，使其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让参与学生拥有“康健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及团体自治的精神”，培养改造乡村的新一代。
南京素称六朝胜地，十朝都会，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南京的民俗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蕴藏，包孕着南京地区主要是汉族人群的共同心愿特征，代表着南京地区人群参与意识的选择。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属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因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社会形态、经济条件等因素而形成独具金陵古都特色的民俗文化。
一、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简介
"甘熙故居"始建于清嘉庆年间，为甘熙之父甘福所造。后经甘熙等续建，占地达12000平方米，由三组五进穿堂式古建筑群组成，民间俗称"九十九间半"。还建有后花园、藏书楼，惜于时期毁于战火。现存古建筑面积约8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位于南京市南捕厅15、17、19号和大板巷42号，这是一组具有典型明清建筑风格的古建筑群，"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置身此地，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浓厚的市井生活气息和古代民居建筑艺术的精巧。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于1986年开始筹建，1992年11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它是南京地区收藏陈列民俗物品、研究民风民俗、弘扬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专门机构。1982年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4月被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我国南方大城市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巨宅。
二、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开发与利用现况
1.资源整合与关联开发
2000年6月，根据国家建设部关于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传统历史街区保护项目的文件要求，在市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下，把南捕厅历史街区的保护作为一个整体项目上报国家建设部及省、市建委，并在次年初得了国家建设部的标准，将此项目列入国家财政部2000年度项目，由国家建设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共同下达了项目批文及历史街区专项补助经费。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所述，相关部门现已确定南捕厅街区为南京10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从现状来看，南捕厅巷13、15、17、19号和大板巷40、42、44、46号保存了完整的院落形态，其主要的门厅、轿厅、大厅、后厅、后堂等建筑基本保存完整，街巷布局合理，空间格局有特色，具有整体环境的历史及艺术价值。
根据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周边环境，南京市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希望把以"甘熙故居"为中心，向夫子庙、江南贡院一带扩展，发展成为南京市的城市文化标志——金陵历史文化风尚街区。并制定政策明确指出，对其发展的重点应基于两个方面：在街区资源方面充分利用和挖掘南捕厅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协调好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开发旅游与改善居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在城市发展方面，联系新的背景条件和周边环境，从城市发展战略和旅游发展战略的层次上进行精心规划，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城市历史文化的关系，地方旅游发展与城市旅游战略之间的关系，展示出城市发展历程中的地位。
2.原貌修复
经维修专家发现，甘熙故居并非徽派建筑，也不是完全的苏式建筑，而是和南京本土的高淳、六合等地一样，有着南京自己的建筑风格，如门楼装饰较素，显得简朴大方，封火墙特别高大注重实用等，整个建筑反映了金陵大家仕绅阶层的文化品位和伦理观念。
一期工程范围内的南捕厅历史街区传统民居保护的主体部分，均为清代中晚期民居建筑，格局完整，保存较好.2002年9月28日，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动迁和维修，"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终于重新向市民开放。2006年5月，甘熙宅第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在南京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甘熙宅第后期修缮及环境治理工程正式启动。2007年6月18日，甘熙宅第主体部分修缮竣工，除原有的南捕厅15、17、19号建筑，又陆续复原了大板巷42、46号，和后花园、津逮楼等建筑，重新开放后的甘熙宅第完整重现了历史原貌。
3.民俗技艺现场表演与旧时习俗重现
在2002年时，刚开放的民俗博物馆内维修好的三组建筑群内，以清末民国初年为背景,以都市中产阶级居住文化为主题,分别推出了《南京传统民居复原陈设》、《南京传统民居建筑艺术》、《儿童专题陈列》、《老茶馆和票社》等展演展示活动和《明清紫砂精萃》等临时性展览，让人们感受到"老南京"悠远的文化韵味。
15号东偏院是老茶馆和票社的展览展示。"票友者，戏曲之友也。"---票友结成的业余演戏团体，素称"票社"。目前还有定期的票友活动。287南捕厅17号，梦回童年，这里展出的是南京地区传统的工艺、民乐和食俗。这里还摆放有一些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益智游戏，如：九连环、华容道、七巧板、孔明锁及斗草等等。此外，还有伴随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读物--小人书。这里所有的玩具和图书都免费向观众开放。
在15、17、19三个号的大厅中，17号的大厅造价比较高、工艺较为豪华。在修复时，工作人员仅在上面刷了些清油，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原貌。这里是皮影戏厅。四进和五进是传统民艺和民乐的展示区。民艺厅是五彩斑斓的民间手工艺品的世界，分云锦、刺绣、绒花、民艺结、茶桶、食格、石雕、木雕、花灯、剪纸、民间版画、绣品等十几个专题陈列。目的在于颂扬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以引起全社会对濒临失传的民间技艺的重视。
4.与各大高校实现基地共建，促进文化交流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作为南京市民俗展示的汇聚地，同时也作为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南京市多所高校进行基地共建，并举办了很多有推广意义的，同时也是弘扬了南京历史民俗文化的大型活动。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于2003年4月与我校签署了共建协议书，证实称我我校得共建单位。自共建以来，我校与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举办了很多大型的民俗民艺推广活动。例如我们所熟悉的很受学生欢迎的民俗民艺进校园活动，今年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在学生中也掀起了一股民俗热潮。还有个各类型的讲座与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这些举措以及举办的活动，不仅是对于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一种广泛选宣传，这更是对于南京市民俗文化的一种大力推广。
三、已取得成果、不足以及改进方案
1.民俗资源开发利用，硕果累累
如今的熙南里一带街区，已经成为南京市除新街口、夫子庙之后的第三大街区。这是南京市民俗资源的一大汇集地。甘熙故居是南京地区现存规模最大、型制最完整的明清传统民居建筑，现有旅客规模近万人次，发展潜力巨大。
就民俗博物馆自身而言，各建筑的修复以及场景的重现在不断的增加着游览的人数。而各种各样的合作项目也让民俗馆曾加乐于外界的各种交流与联系。而近两年来，相关的开发部门也已经在甘熙故居周围建立手工艺制作和交易市场。这将是一条类似于北京琉璃厂性质的商业步行街。在形成商业步行街后，牛角铺、银器铺、铜器铺、糕点铺、茶铺、刺绣铺、古玩铺、字画铺、文房四宝铺、颜料铺、乐器铺、布鞋铺、中药铺等中国传统精致手工艺品将云集于此。在这些店铺中，可以展示特色商品，展示制作材料和工艺，并出售制成品。同时，游客也可以亲自参与到制作过程中。
如今老字号店铺李顺昌、绿柳居等数十家已经进驻，甘熙故居之南的熙南里正以崭新的面貌举着古风遗韵迎接着各方宾客的到来。
2.开发中的不足以及改进方案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虽然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进行了修复与开发，但是还是有很多方面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如民俗技艺的传承问题。民俗馆中很多优秀的老艺人都已年近古稀，但是谁能成为其接班人成了民俗博物馆的新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少人对它感兴趣并且能够热爱它学习它。所以，这些宝贵技艺的传承成为一项议题。
第二就是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内部资金来源有限，而且日常的活动很多，还有民俗馆内众多的老艺人，这也成为如何在开发利用至于进行创收，也成为民俗馆的艰巨任务。
综合上述分析，得出四项建议。
一是对于民俗老艺人技艺传承问题，可以在博物馆内组建类似于老年大学或少儿艺校之类的学习班。对于有一些简单易学的手工技艺可以以授课形式教授给小孩或老人。
二是评事街民俗文化旅游一条街联动甘熙故居旅游开发，重点展示南京民俗风情。为了弥补民俗街经营效益不确定性，在再在熙南里一带开辟古旧家具经营与古玩市场，力争成为华东地区古玩的集散地。
三是利用甘熙故居已有的小吃文化，结合清真寺，开发回民饮食、特色小吃等，推出品牌，建立民族文化旅游线路，以反映出这里曾经密集居住过的回民及其特有的文化。
四是为了尽快收回、维修、使用全部"甘熙故居"古建筑，为南京增添一处新的文化旅游景点，应对民俗博物馆作大规模扩建。目的是全面开发"甘熙故居"，以展示中华文化的内涵，把这进而建设成为一个融文物陈列、旅游商贸、娱乐休闲、民俗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区。
民俗文物和民俗事象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结晶，通过对民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而达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目的，使人们受到乡土艺术的熏陶，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引导人们树新风、弃陋俗，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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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对邮政市场开发提出了新的挑战，邮政企业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营销体系建设为手段，以超前的思维，紧跟城市经济发展步伐，为邮政营销体系建设布局，积极推动邮政经济发展。
1 博弈的内容：提高城市邮政经济与营销体系的关联度
在博弈论中，广泛被应用的是“纳什均衡”概论。即在市场中，第一个完善的发展策略的竞争主体能赢取博弈的先机，而要赢取先机，就必须首先认清博弈的内容——深入了解城市经济和邮政市场现状，制定更先进的战略。
1.1好的营销体系能拓展城市邮政经济
近年来，长沙城市变化十分明显。商户和楼宇日益增多，政府事务持续增加，市民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这些都影响着长沙城市邮政经济的发展。邮政具有实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三流合一的优势，在城市经济发展中，邮政可以提供多功能的信息联络服务。通过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做好渠道建设，加大市场开发力度，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1.2城市邮政经济结构变化带动营销体系变化
城市邮政经济结构不断变化，促使邮政在已实施的战略计划中，不断增加新的应对措施，营销体系也要随之变化。当前城市邮政经济结构的重心已不再是函件、包裹等传统业务，商函、金融、保险等逐渐成为主要业务。为此，长沙邮政的营销体系也逐渐向商业化转型，合理利用政策，获取政府支持，赢得商家信任，不断适应城市邮政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在博弈中赢得主动。
2 博弈的策略：“三通四进”扩大邮政市场的蓝海
邮政市场竞争，不能只会分“蛋糕”，更要学会自己做“蛋糕”，这正是新经济理论——蓝海战略的基本内容。根据“蓝海战略”的基本思想，我们的视线要从竞争对手移向市场需求，跨越现有竞争内容，不断开辟新的市场。长沙邮政实行蓝海战略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融城计划”、“三通四进”、“商务邮秘”等营销举措，拓宽城市邮政营销渠道，发展城市邮政经济。
2.1“三通”：与政府、企业、群众需求相融合
政府、企业、群众是邮政经济涉及的三个重要主体。“通政”、“通商”和“通民”，是长沙邮政发展邮政经济的三项基本策略，与政府、企业、群众需求的结合，丰富了长沙邮政服务的内涵与外延，拓宽了渠道和市场，开辟了邮政市场的蓝海。
2.1.1“通政”策略
该策略主要是派驻专人进入政府办公大楼，设立邮政服务中心，与政府各机关主动接洽，捕捉商机。如2008年3月，长沙邮政在市政府设立邮政服务点，设置高级客户经理1名，其主要职责是与长沙市政府办公室、宣传部门、组织部门协调关系，推介邮政业务。截至11月底，该派驻点成功开发了《长沙市政府形象邮册》、《劳动法颁布一周年系列贺卡》、《长沙市委宣传部风光明信片》等多项大型业务，累计实现收入近300万元。同时，该派驻点还成功举办了政府答谢会、邮政日宣传会等多项活动，拉近了政府机关与邮政的距离。
2.1.2“通商”策略
该策略主要是走访中小企业，进入写字楼向中小企业上门推介邮政业务，直接和商业对接，获得经济效益。为了更加深入地开发商务市场，长沙邮政在大的物流商品集散地、专业大市场商务楼设立邮政服务点，实行项目经理派驻制，形成专业局项目主管、区县局项目经理开发的营销体系。
以信广分局与大润发超市的合作为例。2008年，大润发超市开业在即，急需扩大影响力，信广分局借助邮政商函平台，积极推介邮政数据库商函业务，使大润发的促销海报传送到长沙千家万户，扩大了大润发的品牌知名度，实现收入130万元，并使此项目成为一项长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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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通民”策略
该策略主要是大力开展便民服务，利用邮政的网点与服务优势，构建邮政服务平台，为市民的衣食住行提供便利服务。长沙邮政计划至2008年底建立466个电子化社区，同时通过业务兼并、优化组合、自然淘汰等方式对现有的电子化社区队伍逐年进行规划和调整，着重在高桥的区域建立电子化社区，成为邮政所有业务的代办点。为了挖掘更大的商机，长沙邮政正在开发“自邮一族”项目，该项目的服务人群主要为有车一族，这是从便民利民的角度出发，拓展邮政服务种类的一项新举措。
通过与政府、企业和群众需求的对接，邮政建立了新的有针对性的营销体系：一方面由政府颁布政策，提高邮政经济参与度；另一方面，借助民众和商户的需求，促进政府出台有利于长沙邮政的政策和措施。从而改变邮政经济格局，使之朝着有利于长沙邮政营销的方向发展，并形成良性循环。
2.2“四进”：与商贸市场、写字楼、社区、校园相对接
与其他城市相比，长沙邮政经济有着特殊的一面，城市邮政经济比例远远高于农村。这一特殊性，让长沙邮政逐步将目标转向进商贸市场、进写字楼、进社区、进校园，这就是“四进”措施。“四进”的主要目标是当前邮政市场急需开发的对象，尤其是写字楼和校园，更是邮政市场的蓝海。“四进”工程，使长沙邮政对蓝海市场的开发突出了重点，同时实现了蓝海和已有红海市场的对接。
2.2.1进商贸市场
首要决策就是经济决策，收缩指导价格，力争平衡成本与市场竞争的关系，让利不让市场。为最大限度地抢占商贸区市场份额，长沙邮政着重打造了物流配送、金融结算和信息三个平台，逐步形成邮政商圈服务模式，全面提升了邮政综合服务能力。
目前，长沙邮政已成功将服务触角延伸到5个商圈的多个角落，2008年3-8月，累计创收150万元，开辟了新的业务增长点。到2009年初，长沙邮政还将相继成立红星商圈、万家丽商圈、定王台商圈、南湖商圈4个市场服务中心。以高桥支局为例，作为长沙邮政的一块试验田。高桥支局成为市场开拓的先锋部队。支局内设“三所三部三段道”，“三所”为现有的高桥邮政所、高桥市场邮政所和新搬迁的一个邮政所，“三部”为窗口营业部、同城物流配送部、营销部，“三段道”为包含投递职能在内的三个业务揽收段道。在制度上，采取灵活高效的激励机制，在薪酬上实行提成薪酬制，采取“底薪+揽收提成”制，在保证员工最低收入的基础上多劳多得；在经营上，实行灵活的资费优惠政策，实行季节性打折优惠指导价格；在服务上，组建同城包裹配送专业队伍，分别成立包件处理班组和投递配送班组，收到了很好的服务效果。
2.2.2进写字楼
依照省邮政公司总经理提出的“靠山吃山，靠楼吃楼”的理念，长沙邮政将规格高、企业多、业务发展潜力大的写字楼作为重要的营销目标。向商务客户密集、用邮需求量大的写字楼派驻客户经理，为写字楼内的企业、个人提供邮件直投到户和上门收寄等服务。为使进驻写字楼的市场策略更加具有整体性，长沙邮政还开发了“商务邮秘”等子品牌业务，服务内容包括邮递服务、客户服务与拓展、品牌形象推广、缴费一站通四大板块，使邮政的品牌更有形象性和推广性。
2.2.3进社区
在大型住宅小区，设立邮政综合服务站，最大限度地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提升电子化社区服务功能。为社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使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地办理邮政业务、缴纳各类费用。
电子化社区是长沙邮政进社区的新方法。2008年，长沙市电子化社区队伍扩大到432个，形成便民体系，开办收寄信件、包裹和订阅报刊等基本邮政服务，开发了代缴电话费、手机费等公共事业性收费，代购飞机票、火车票等多项新业务。目前，长沙市区五区局已建成的191个电子化社区，月均代放号2091余户，月均代收费2810余万元，业务量是68个白有网点的11倍；四县局也已建成电子化社区241个，电子化社区代放号占县局总放号量的80％以上，代收话费占70％以上。
2.2.4进校园
针对以前校园邮政市场业务单一、服务有限等不足，长沙邮政2008年重新整合资源，采取市场部统一规划，区(县)整体部署，网点、支局全力执行，客户经理优质服务的整合营销模式，使校园市场开发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如在2008年校园市场开发中，长沙邮政先由市场部对校园市场包裹需求进行调研，并制定统一的营销方案，在15个校园内增加校办网点或流动服务点，并组织近300名干部职工深入30余所大中专院校，设立上百个流动服务收寄点。与2007年相比，招生商函完成省局计划的170％，邮政绿卡发放数量达2万余张。
2.2.5“四进”工程
通过对原有邮政市场重新进行定位、叠加和渗透，达到了扩大邮政服务领域的目的。“四进”工程顺利进行的前提是营销体系的改进，长沙邮政针对不同的市场提供不同的服务，对商贸市场、写字楼、社区、校园等不同板块，有针对性地、重点突出地进行体系调整，以适应不同的人群；合理地细分市场，科学地对目标市场进行选择和定位，从而整合资源，突出重点，在千变万化的市场中动态地升级邮政营销体系。
3 博弈的核心：“核心营销”达成邮政市场的多赢
同时面对多种市场机遇时，必须要理清头绪、把握重点，这就是“核心营销”的思想。“核心营销”是发展城市邮政经济的关键。
3.1大客户营销体系建设带来新的出路
在城市邮政经济发展中，大客户营销与管理工作处于邮政营销体系的最上层，是城市邮政营销体系的重中之重。长沙邮政的“核心营销”，首先从大客户市场的持续开发开始，将大客户营销开发为城市邮政经济新的增长点。
大客户营销体系以区域文化为突破口。抓住长沙成为我国首批“两型化社会”试点城市的契机，对大客户实行精细化管理，实施优质服务营销，建设好VIP客户俱乐部。同时，对大客户实施数据库营销，组建大客户核心资源。利用名址数据库，发挥创意，逐步推进数据库营销，做大做强各项业务。并且在“三通四进”的基础上，做好中小企业的服务工作，提高中小企业基础信息质量，丰富名址库信息。数据库营销既丰富了邮政自身的网络和数据，也为大客户提供了更多的个性化服务。
通过大客户营销，2008年上半年长沙邮政实现大客户业务收入4119.47万元，占全局收入(不含储蓄、汇兑、通信、发行收入)的51.90％。
3.2项目营销体乐建设带来新的发展
对邮政而言，每一笔业务，无论大小，都是一个项目。邮政一直拥有良好的品牌基础，函件、包裹等拥有良好的知名度。但在如何做大做好项目营销方面，邮政部门长期受现实的束缚。作为“核心营销”的主要方式，项目营销的主要落脚点在于开发新的城市邮政经济增长点，在项目营销中，与客户共同受益。
长沙邮政的项目营销有六大重点内容：总部经济、行业经济、假日经济、会展经济、商务经济、校园经济。围绕这六大经济增长点做强项目营销，推进城市邮政经济开发。长沙邮政以现有的根本性业务和支柱性业务项目为主体，以已形成的大客户为项目营销的主要对象，以已完善的函件业务和储汇业务的营销体系为重点，实现项目效益最大化。此外，充分整合邮政数据库、物流、报刊、金融服务等内部资源，将策划中心打造成长沙邮政的产品研发中心，提高项目营销的成功率。这样的营销手法，不仅使客户不断增多，更为双方创造了收益，达到城市邮政经济发展和营销体系建设的完美结合。
例如，在2008年湖南冰冻雪灾发生后，宁乡县邮政局积极与长沙电力局联系，开发了“电力系统抗冰救灾”明信片，明信片见证了电力系统不畏冰雪、艰苦奋战的工作作风，获得了良好评价。
3.3创意产业开发带来新的机遇
创意产业是建立在创新基础之上的生产活动的集合。就像“科技产业化”指的是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企业效益一样，创意产业化就是把创意转化为企业生产力，在城市邮政经济市场，针对客户不同需求，开展创意营销，例如函件的账单明信片、包件的家乡土特产包裹、通信“自邮一族”等项目，都是依靠创意推动业务发展。同时，创意产业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不仅包括产品和服务的创意，而且包括战略、营销、管理、体制、机制、信息等各个方面的创意，创意产业化是发展城市邮政经济的助推器。
在2008年贺卡营销中，长沙邮政率先开发“登机牌”贺卡，营销人员发现黄花机场正在使用的自制登机牌封套中，有一个广告面与邮政普通明信片很相似。这一发现让长沙邮政看到了商机：建议对方使用邮政明信片制作登机牌，专门赠予每一位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乘机离开的旅客，这样不但可以为所有旅客送上平安的祝福，充分体现机场的人性化服务，还能使封套上面的广告广为流传。
4 博弈的关键：“狼群战略”提高营销队伍战斗力
无论外面环境如何，博弈最终还是要靠自身。自身的协调发展，让博弈成为一种无限的可持续发展循环。在动物世界里，由于狼群的团结合作、协同作战，即使面对强大的野牛群，它们也能成为胜利者。营销中将这种现象称为“狼群战略”。就邮政企业而言，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没有超水平的营销团队是不行的，营销团队是营销体系建设的内部基础。
4.1抓好队伍建设
“狼群战略”，首先是要有骨干队伍。长沙邮政采取各种方式建立和完善营销人才管理和评价体系。打造了5支骨干队伍，使得营销体系更能接近城市邮政经济发展的脉络，最大程度地拓展市场。
在2008年贺卡营销工作中，长沙邮政打造了一支集中层干部、职业经理人、投递员、策划设计于一体的综合队伍。2008年长沙邮政贺卡营销战役中，组建了由各中层干部带队的60支营销团队，全员并进，发挥各自潜能，深入长沙各个目标客户，推介邮政贺卡业务，实现了贺卡业务新的飞跃。
4.1.1职业经理人队伍
长沙邮政2008年提出了“三个提高”，计划至2010年，年薪10万以上的职业客户经理达到40人以上。首先是提高地位，建立优秀职业经理人优先晋升机制，如长沙邮政多名首席客户经理均晋级为副科级营销管理人员；其次是提高收入，根据实际情况，将工资分配向营销人员倾斜，提高营销人员工资基数，同时设立“特殊贡献”、“重大项目”等奖项，提高营销员积极性；再次是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营销人员的利益。如财务部门出台具体措施，确保营销员的工资奖励在第一时间兑现；再如投递部门设立客户经理投诉处理台席，专门帮助营销人员处理退信及投递服务问题。
4.1.2中层干部队伍
充分利用中层管理人员的人脉关系和管理能力，组建近40支以中层干部为核心的中层干部营销队伍，使中层干部也成为长沙邮政营销措施的执行者。同时，将中层干部的营销业绩和营销能力作为评议标准之一，在大型项目上设立“团队组织奖”、“争先奖”、“模范带头个人奖”等奖项，调动团队积极性。
4.1.3投递员队伍
主要实现“两个转变”：第一，营销政策转变，2008年长沙邮政免除了所有投递人员的主人杯任务。第二，营销观念转变，通过不定期的邮政营销培训，提高投递员的业务能力，使投递员认识到营销工作能够增加工资收入，让投递员能够主动投入到投递工作中去，力求把投递员打造成移动的“邮政营销窗口”，使投递员能够深入到城市各个角落，推介邮政业务。
4.1.4策划设计队伍
策划设计是营销工作的基石，通过强化培训和学习交流，提高设计人员的专业水平，通过举办策划、设计方案评选活动，调动设计人员的积极性，挖掘他们的潜力，同时，进一步丰富各种素材库，如设计图库等，以提供更多可以选择参考的资料，与此同时，可以适当增加硬件设备投入，提高印制质量，增强广告的视觉效果。
4.2完善机制建设
“狼群战略”主要是在内部统一思想和行动，使队伍成为分工合作、相互照应的“狼群”，以快速敏捷的动作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员工最大的潜能。这就需要一套完整的机制，邮政员工的配套合作对实现城市邮政经济的发展目标尤为重要。完善机制建设，主要是完善经营机制、理顺管理体制和完善激励机制。
4.2.1完善经营机制
主要体现在约束机制上，团队的约束力让团队捆绑成为整体。因此，长沙邮政将大客户机构设置、营销人员所占比重、考核制度、服务水平等列入区县局领导班子年度绩效考核，促进工作落实；加强对市场开发、财务管理、客户维护等各项工作的监督和核查工作。
邮政经营主要包括渠道建设和产品营销两部分，根据所属任务的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经营措施。在区局层面设立三个部门：市场营销部——以专业营销和项目营销为主线，加强大客户营销；渠道管理部——负责渠道管理和建设，整合网点和社会资源，做实公众客户和商务客户的营销；综合部——协调关系，做好支撑服务，制定考核政策。
在县局，对机构重新进行设置：营销服务部下设机构调整为大客户营销服务部、包件速递业务部、函件集邮业务部、“三农”服务部、业务部五个部门，其中大客户营销服务部职能不变，包件速递业务部负责县局包件、速递、中邮快货业务的管理和发展，函件集邮业务部负责函件、集邮业务的管理开发；“三农”服务部负责农资分销、酒水分销、物流业务的管理；业务部负责保险、通信以及其它业务的管理。机构调整后，原用工计划和管理人员编制不变，县局不再设立业务专管员岗位。
4.2.2理顺管理体制
一个真正能抓住城市邮政市场的团队，不仅要理顺“领头狼”的带头作用，更应该既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拥有明确的管理目标。
针对这一点，长沙邮政首先建立市局、县局、支局三级大客户服务机构：市局设立独立的大客户营销分局，区县局设立市场营销部，支局设立营销岗。市局各专业局负责专业营销指导，加强专业大客户和区域大客户营销；区县局负责本区域的营销，实现专业营销强市局。同时，健全营销秩序规范机制，规范经营秩序，各专业局以专业营销为主，区县局以综合营销与专业营销相结合为主；明确项目开发权，实现全区统一经营、协调发展，对传统业务按属地原则界定经营范围，对新开发项目和业务采取“先入为主”的原则。
4.2.3完善激励机制
在邮政管理中，需要按工作内容的不同对管理人员、营销员、营业员、投递员设立不同的奖励办法。
营销员：根据“存量保工资、增量分成”的原则，通过加大业绩激励力度，培养一批年薪过10万元的职业经理人，激励更多的能人从事专职营销工作，拓展城市市场；营销员工资=基本工资+业务提成。
营业员：推行“基本工资加效益工资加工作量工资”的结算机制，考核指标量化成分值，使考核有据可依，便于落实；营业员工资=基本工资+效益工资+业务发展奖。
投递员：实行工资与妥投率高低、工作量大小、发行业绩优劣相挂钩的办法，取消投递人员的主人杯任务。投递员工资=基本工资+效益工资基数×绩效得分+超计划揽收报刊流转额×奖励系数+函件量×计件单价。
策划设计员：按照计件工作量和成功项目贡献率进行薪酬核算。策划设计员工资=基本工资+计件工作量+收入贡献率。
关键词：传统音乐 校本教材 研究综述
20世纪60年代，英、美两国兴起“新课程运动”。以此为开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逐步开始了课程改革运动。90年代初，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台湾与香港。进入90年代中期，校本课程及教材开发的理念逐步引起了我国大陆少数课程研究学者的关注。
通过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及万方数据库的模糊检索，截止到2016年5月31号，以“校本课程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检索到10000余篇研究文章，硕博论文2000余篇。以“校本教材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模糊检索到1900余篇期刊文章，600余篇硕博论文。以“音乐校本教材”为关键词能搜索到的的相关文献仅70余篇期刊文章，硕博论文3篇。由此可见，虽然国内音乐校本教材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我国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实施，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校本课程以及校本教材开发与建设工作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以下就“新课程运动”以来国内外传统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研究文献做详细梳理及阐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校本教材开发始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校本课程运动”[1]。校本课程开发一词最早由菲吕马克和麦克莱伦在1973年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的国际课程研讨会上提出[2]。到20世纪90年代，才在日本、美、英等国家有所发展，很多国家鼓励各地区、各学校设计具有特色的课程[3]。国内外很多学者将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而针对校本教材，没有完整独立的研究，故相关少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
（一）校本教材研究
世界上多数国家并没有像我国一样实行统一的教材制度，而是由各个学校甚至是教师自行选择、选编适合学校、学生发展的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校本教材[4]。例如：经历了“新课程运动”挫折后的美国教育采取分权制，全国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教材。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所属的学校董事会负责学校教科书的选购以及教学策略的决定，政府不能干预各州的教育事务。教师作为课程实施者，有着诸多选择、改编教材的机会[5]。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只能通过立法、调研、协调等手段对教育施加影响。出版商有权自己编写教材，学校有权选择教材，教师有权增删教材内容。美国的音乐教材具有既注重本土化和民族性，又十分尊重多元文化的特点[6]。而英国一直都有尊重教师专业自的传统，自“新课程运动”后采用学校普遍享有课程决策权和教材选择权，教师可主动参与课程开发，选择或改变教材，也可以决定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英国采用的是教材自由制度，即教材的出版发行是完全自由的，学校和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教材，也可以根据需要自编教材，教育部也没有指定教材开发编写的固定或审定的法规。自1988年教育改革法颁行以来，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考试标准，就成为了全国统一课程教科书的编写依据[7]。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国外传统音乐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
1.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政策
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仅仅将视野停留在教育政策文本本身，关注的内容由少数民族音乐生存状态到课程实践不等，在理解层面都能深入探究教育政策与教学现状的矛盾与问题。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Neryl 和 David （2008）特教授在《澳大利亚当代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8]一文中探讨了澳大利亚传统音乐在澳大利亚学校课程中的生存状态。文章指出，澳大利亚的学校音乐教育对本土音乐（或艺术）的学习是匮乏的。文章通过对各州音乐教育政策的实例分析提出了在学校课程中加入更多澳大利亚本土音乐教学的愿景。
较早意识到利用政策的实施来深化传统文化环境的是香港教育学院的Yip和Scott（2010）博士，她在论文《保护本土传统音乐：一个在音乐教育的政策和实践两难的局面》[9]提出：在香港，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化的城市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而随之产生的问题是：传统音乐环境逐渐被恶化，传统音乐有消亡的危险。论文通过香港传统音乐生存现状的分析，提出音乐教育实践政策的漏洞和困境，最后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建议。如：允许教学实践的创新，支持学生在传统音乐相关领域工作的研究等。这些建议对香港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十分有益的。
此外，研究者Han 和 Leung（2015）对不同地区传统音乐在音乐课程中地位进行比较研究，还有研究者提出传播平台和模式的改良是保护传统音乐文化一种有效途径等等[10]。总体来说，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不仅没有关注到音乐政策在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和解决途径，也鲜有文章关注政策对于传统音乐教材的影响与作用。仅有的研究难以概括整个文化多样性影响音乐教育政策的全部内容。
2.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
芬兰西贝柳斯学院的Heidi（2000）教授论文《不断发展的实践：本土音乐教材的新视野》关注的是芬兰的本土音乐教材的生存状态[11]，以及教材在互联网教育上（尤其是音乐教育上）的应用。文章批判性地回顾了本土音乐教材的发展，并探讨其在音乐教育中的潜力与局限性。然而，该研究并无特别涉及教材文本的部分，资源仍十分有限。文章分析了对本土音乐教材对于芬兰音乐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系列基本情况，对未来的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提出了一些建议。
日本的Ritsuko （2009）博士在《“音景”的“肌理”：日本音乐课程的重新审视》[12]一文中提出，日本普通音乐教育中的教材只是简单的将传统和民间视为某种音乐流派，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要用“传统”或“民间”这样的词汇对音乐加以界定。
此外，有研究者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的设计中如何更好体现语言包容性的问题；更有研究者集中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编写中认知偏好的适应性策略，以及学生对于传统音乐态度的实证性研究[13]。但是该方向的研究没有涉及到教材编写的具体设计和实践问题，对于教材运用到实际音乐课堂和教学中的反馈情况也鲜有提及。因此，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无疑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对于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将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少数民族音乐实践研究
国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学研究主要关注教学风格、模式、实践三个角度。研究者提出的观点有较强的针对性，一些建议和理念视角独特新颖、引领研究前沿。
Wang（2006）的研究认为：民族音乐课程在教学理念上应是多元的和功能性的世界音乐。这是由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培养音乐教师的需要和责任所共同决定的，其本质是要将它与西方音乐语法的不同规律分离开来，进行自身语言智力结构、文化结构的探索，打破以西方音乐本体结构为标准的认识框架的制约，进行自己较独立的系统建构[14]。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关注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问题，在近现代音乐教育历史上就有以柯达伊（Kodály Zoltan，1882-1967）、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和卡巴列夫斯基（Db.kbalefuskuu，1904-1987）为代表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他们各自所创的音乐教育课程体系始终与其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密切相关，他们的音乐教材不仅在本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广泛使用，还被世界上很多国家音乐教育学者、教师们作为参考教材。
柯达伊曾说“如果每一代人不能够很好的继承传统的话，我们祖先的文化不久就将会消失，文化是不能自动永存的，我们正是为此而工作[15]”。柯达伊认为“儿童的心灵纯净如水，只有真正的艺术、经得起推敲的音乐才能够拿来教给孩子们[16]”。“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孩子培养成外国人的话，我们就只能用民族的音调培养他们学会音乐的读写[17]”。柯达伊把音乐的感受变成身体的律动，音乐的音律变成节奏、变成了力量。他在教学手段和内容上突出民族音乐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音乐教学中民歌的演唱，以歌唱教学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手段。他重视学校音乐教材内容的选择，强调学校的教育作用。
奥尔夫曾在“奥尔夫音乐学院”成立典礼上的演讲中说过：我所有的观念，关于一种原本性教育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18]。而只是一个把古老的精华继续传递下去的人。奥尔夫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把“原始的”、“基础的”、“初级的”、“自然的”、“元素性的”的贯穿到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上，通过肢体的活动让人们感受音乐元素，并常常把音乐训练与民族音乐教学联系在一起。
卡巴列夫斯基的新音乐教学大纲，以“三根支柱”――歌曲、舞蹈、器乐为主要教育形式，以民族音乐为主要教育内容，树立音乐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达到学生能通过学校俄罗斯传统乐曲而理解俄罗斯民族精神，了解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目的。大纲规定：一至三年级主要以民族音乐内容为主，以“熟悉民间风俗、家乡民歌传统旋律；了解俄罗斯传统乐器、民间歌曲及传统音乐表现形式”[19]为教学目标实施民族音乐教学。
综上所述，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音乐政策与教材研究及传统音乐教育传承的实践研究。研究整体上更加强调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有效结合，但从整个宏观背景下校本教材的研究情况来看，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视野仍需要进一步扩展。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现阶段的学校教育中，教材仍然是基础教育的核心环节。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校本课程的同时，也关注到了校本教材的开发，从教科书的“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再发展到目前的“多纲多本”来看，校本教材研究在适应着教育改革发展的同时也在推进课程改革。综合目前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对校本教材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个层面。
（一）校本教材研究
目前，国内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校本教材资源开发、校本教材编制、策略等方面。如蔡伟等（2006）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提出，校本教材与统编教材应该相互借鉴补充，各具特色，并在融合中扬长避短、尽显其能，校本教材的编写目标应该是在适应现实的基础上促进发展，编写内容应看重科学性和求趣味性取得平衡[20]。刘学（2012）在《从“以何为本”到“何以为本”―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对少数民族校本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种解决方法：1.适应社会发展状况；2.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3.充分体现学校特色；4.要促进学生的终极发展。就校本教材的资源问题。孙娇（2011）在硕士论文《校本教材应用的困境及策略研究》中，分析校本教材的应用现状，指出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分析出导致这些困境的原因；通过调查校本课程在实施中的问题，提出校本教材使用的原则。凌美凤（2010）等学者认为，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领域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被提上重要位置。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没有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宏伟目标就很难实现[21]。
从已有研究视角来看，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地方音乐校本教材资源建设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已逐步得到重视。如：英（2007）的《苗侗民族山歌走进校本教材》和刘小兰（2009）的《民歌校本教材开发的价值及教学范式》两篇文章中都是将地方民歌融入到校本教材的建设与实践中，寻找民歌中育人的文化内涵，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爱国爱乡情感的目的。吕志明（2011）的《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可行性分析》中也提到，在我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民族环境下，本土母语音乐进校园的必要性。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校本教材资源研究中，鱼彬的硕士论文《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西宁市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对青海西宁市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进行问题分析，根据现状为青海省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开发应用本土音乐教材给出了相应的途径措施与建议。博雅杰、杨丽容（2010）《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中校本课程开发探究》，博雅杰、张波、尹爱青（2012）《影响民族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教师因素分析》与夏敏（2012）《地方课程开发与校本课程实施》《新疆中小学音乐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对策之我见》等文章，在研究方法及观点上都主要集中在理论综述、讨论分析等方面。缺乏对具体的开发策略、实践的可操作性以及个案研究的描述。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音乐教育学者们认识到学校教育在音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传统音乐教育研究领域。1994年《音乐研究》第二期刊登了《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得失》《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两篇文章，拉开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理论研究的序幕。1996年《音乐研究》第四期刊登的《传统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中提出了“传承民族文化，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的观点。1999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教育学术研讨会”上，谢嘉幸教授提出“让每个学生都会唱家乡的歌”、赵宋光教授提出“扎根办学”的呼声得到倡导。2001年11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21世纪面向基础教育的高师音乐课程改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深入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传承”问题。随着各种学术会议对民族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的关注，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教学实践层面的学校教育传承[22]。如由谢嘉幸、杨立梅负责的国家“九五”课题“学校教育艺术实践研究”的子课题――“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艺术教育”项目，先后调查了“福建泉州中小学南音比赛”、“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开办蒙古长调大专班”、“贵州省榕江县的多声部侗族大歌进课堂”等各地乡土教材的开发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承活动；湖南吉首市民族中学音乐组开发的《湘西民族音乐》校本教材，教材内容由当地主体民族土家族的歌、舞、乐三个单元组成；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小学《戏剧音乐校本课程》，教材内容由河南豫剧的演唱与演奏组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开发的《微型音乐剧实践与音乐剧鉴赏》音乐校本教材，内容由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剧组成；厦门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刘瑛老师主持开发的《闽南民间音乐校本音乐课程》，结合闽南民间音乐特点设计编写了《闽南民间音乐》校本教材等。
我国多民族的独特自然环境、社会风俗、语言文化孕育了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民族音乐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面临传承危机。近年来，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得到了国内音乐教育专家们的关注。如王耀华（1997）在《福建南音继承发展的历史及其启示》中梳理了福建南音的发展历史，并对继承这一传统音乐文化提出了建设性的启示；孙丽伟（2000）《福建南音进课堂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从教学实践层面提出了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方法与策略；杨殿斛（2003）《论侗族大歌音乐传承》中就我们如何把握好基础教育改革的良好机遇、如何把当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引入基础教育课堂和高等院校殿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泽梅（2008）在《客家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之策略研究》中对客家传统乐种、剧种-汉乐、汉剧的历史发展及生存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客家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建设性的策略方案；伍国栋在《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指出：“中学音乐教师在音乐教学的本土化进程和民族音乐的青少年传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23]；岳圣东等（2014）在《自贡市部分中小学开展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对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状况进行调研、探讨，分析了当下省内学校基础教育阶段中音乐课堂开设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意见与建议。国内更有不少硕博论文也在关注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如张亚利（2008）在《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和总结了豫剧教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提出可行的建议；乐康（2008）在《南京本土音乐在初中音乐课程中实践的可行性研究――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为例》一文中采用教育行动研究方法，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这两种音乐形式设计了符合学生水平的教学课案进行课堂实地教学，通过多种方法手段让学生参与、实践、创编音乐活动，并邀请老艺人进课堂表演等形式来进行学习，目的是使学生从小受到本土音乐的熏陶，培养对本土音乐文化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跟踪、调查、测量以探讨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学习态度与音乐成就的变化，从而提出可行性建议；石莹（2015）在《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以西安五所初中调查为例》中分析了目前西安民族音乐教育在中学开展现状不理想的原因，并提出了改善的方法。
在学校传统音乐教育案例方面，目前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要数福建南音进校园活动。从1990年开始，泉州市教委、文化局联合发文，正式将福建南音列为学生课堂的教学内容[24]。市政府还推出一系列的奖励措施，每年举办中小学南音演唱比赛，获奖者可作为音乐特长加分。市教育局、文化局成立南音教材编撰委员会，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南音演唱的难易程度，编撰和修订中小学南音教材[25]。2009年9月，“福建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泉州文化的标志[26]。
综上可见，目前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将校本课程开发与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融合在一起，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国外校本课程开发较早的一些国家，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更加深入。但整体而言，国内外关于校本教材研究仍处在探索发展阶段，仍缺乏独立完整的研究体系。
管建华先生曾说：“乡土音乐体现了民族灵魂的本质，每个民族、国家都将立足于自身的音乐文化的历史与世界交流，并面向未来[27]”。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音乐校本课程及音乐校本教材的开发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好地方民族音乐课程资源，使其能够与学校音乐课程结合使用，更好地为基础音乐教育发展服务，将是新时期音乐教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的责任和使命。
注释：
[1]钟启泉：《现代课程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2]庞健：《初中弹性教学管理实践探索》，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
[3]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4]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5]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6]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7]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8] Neryl，J， & David， D. （2008）. Commission for Policy： Culture， Education， Mass Media. Bologna： [1] Melbourn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2008.
[9]Yip，L.C，&Scott，G.J. （2010）. Music Education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Culture and Technology[C].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10] Han，R.C，& Leung，B.W.（2015）. 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1]Heidi，P.（2000）.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folk and popular music programs in Finnish music universities.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J]，196.
[12]Ritsuko，K.（2009）. New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ldrens songs：“Warabe-uta” in the Japanese School Music Curriculum. Journal of Artistic and Creative Education， 2， 166-174.
[13]Han，R.C.，& Leung，B.W.（2015）.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4]Wang，J.C.（2006）.Multicultural and popular music content in an American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196 out of 224.
[15]甄琦：《齐齐哈尔市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现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
[16]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7]石莹：《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
[18]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9]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20]彭岚：《湖南省初中英语校本教材的问题及改进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3年。
[21]凌美凤：《思想政治课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新课程学习》（基础教育），2010年第12期。
[22]张亚利：《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8年。
[23]伍国栋：《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国音乐教育》，2012年第11期。
[24]刘婷婷：《论福建南音的传承》，《中国校外教育》，2014年第8期。
[25]博雅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的现状与对策――以新疆伊犁州直县市十五所中学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起端于2003年，2005年承接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个试点项目”为标志，拉开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建设的序幕，已形成了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格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
新疆成立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在领导协调、专家咨询、保护研究三方面形成了区、地、县三级系统化的工作机制。同时，于2008年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在文化厅增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当前，除自治区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并新增了7个全额事业编制外，新疆已有90％的地州、县（市）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截止到2009年底，新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员已达557人。
（二）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
首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级文化部门投入本系统人员1896人并吸收社会力量9063人参与，经过三年的全面普查，获得阶段性普查成果3772项，初步掌握了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等基本情况。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目前新疆已形成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其中，世界级3项，国家级70项，自治区级293项，地（州、市）级535项、县（市）级2480项。13个世居民族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入国家级和自治区保护名录。2012年计划建立“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名录项目”，实施分类保护。再者，注重扶持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新疆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7名（共3批），中央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8000元；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427人（共3批），自治区财政每年给予每人传承补助3600元。各县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共登记各民族传承人17483人，给予一定的传承补贴。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和对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工作的考核机制，贯彻落实权利义务和奖惩制度。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各民族优秀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而且充分调动了他们传承、教习的积极性。最后，积极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道。以维吾尔木卡姆的保护传承为重点，逐步开拓了五种传承通道。一是坚持原生态传承，统一规划建设10个木卡姆传承中心，已建成投入使用3个，4个在建，实行民间艺人就地传习、教学、展示；二是专业传承，积极支持新疆木卡姆艺术团做好维吾尔木卡姆的收集、整理、规范、展示等工作；三是文本传承，《十二木卡姆》已有3个版本，《哈密木卡姆》已有2个版本，《吐鲁番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各有一个版本出版，经过深入研究，还将出版更为完整、严谨的木卡姆版本以传之后世；四是教育传承，区内有关大专院校开办维吾尔木卡姆传承班、招收木卡姆专业研究生，编写维吾尔木卡姆的普及型乡土教材，推动其进校园、进课堂；五是多媒体传承，出版有关维吾尔木卡姆的多种图书和音像制品，编制《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数据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传播
由新疆艺术研究所和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头编撰的《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志•新疆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新疆卷》“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已出版面世，该套志书始于1985年，历时24年，是全面搜集、整理新疆各民族优秀民间文学艺术浩大工程的标志。此后《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等陆续面世，2012年“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正式启动。从2006年起每年“文化遗产日”系列展示活动、“新疆民间文化艺术节”、“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首届哈萨克族阿依特斯全国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全方位多渠道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四）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保护区
依据“十二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规划，拟在新疆13个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集中、传统文化生态保持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街区、村落或特定区域，建立莎车县“维吾尔木卡姆生态保护区”、布尔津县“哈萨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等4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加强在地整体性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活态传承和发展。
（五）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2011年吾库萨克乡热合曼•阿布都拉传习所———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技艺）列为文化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12年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举办了“2012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成果展”。目前正在落实设立4个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保护实验区，推进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产业发展、文艺创作繁荣，促进其在民间的保护和活态传承。①
二、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保护实践
最早对民间文学艺术给予立法保护始于1985年1月1日文化部颁布实施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和《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199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是对民间文学艺术立法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目前拥有“新疆美术工艺大师”126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名。1991年6月1日颁布实施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其间国家版权局曾于1997年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2012年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立法进程被列为2012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同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列入“开展‘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研究’项目，将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内容纳入中国民间文艺基础资源管理系统，形成可操作的中国民间文学数据库的知识产权解决方案”的工作措施。我国2004年8月加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后国务院先后颁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并于201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法制保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2005年批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体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8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施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法制轨道。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2010年4月19日新疆颁布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加强传统知识、民间艺术、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促进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发展被列为专项任务，以知识产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成为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新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和新疆地理标志保护等地方性法规及政府文件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2011～2015）的工作措施。
三、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司法保护实践
新疆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所引发的典型纠纷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积累了有益的司法实践判例。
（一）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纠纷
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之争引发人们的关注最早要追溯到“西部歌王”王洛宾与西部民歌版权纠纷，这也是我国最早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纠纷。1992年王洛宾在台湾与晏茜茜女士签订协议，将《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十首民歌作为个人的著作财产由台商买断。期间王洛宾指控罗大佑推出的《情歌纪念日》专辑，侵犯了他的著作权和署名权。罗大佑就此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希望通过学术界、音乐界、文化界和法学界弄清这些“根本是民族遗产的新疆民谣，究竟版权归属什么人”。此事件在音乐界引起一片哗然，在西部也引发了许多关注。1994年《人民音乐》从第6期开始开辟专栏，展开了持续一年针对王洛宾和西部民歌版权的讨论。
（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著作权纠纷
代表案件之一是关于王洛宾多曲民歌权利归属问题出现的多起案件。在新疆洛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等与哈力旦•乌甫江等侵犯著作权案中，涉案歌曲《高高的白杨》经过鉴定与原告《我的花园多美丽》的曲调在音高组织、旋律骨干音及旋法节奏形式、句式结构等主要方面基本相同，在节拍形式、具体的润腔及结构细部有所差别。两首歌曲中曲调的母体均源自同一首维吾尔民歌，只是歌词不同而已，因而无法认定《高高的白杨》是由原告作品改编而成的作品。因此，在王洛宾生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不能被确认为侵权作品的情况下，王洛宾应享有《高高的白杨》的著作权。①代表案件之二是万志民诉葛顺中等侵犯著作权案。歌曲《相爱》是原告万志民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整理后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司法实践认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一方面归属于某一区域内的群体，但为促进民歌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应允许公众对民歌进行合理改编和使用。被告进行改编不需经过原告许可，形成的《送我一枝玫瑰花》的作品著作权应归有独创性贡献的葛顺中。判决多次提及两首歌曲改编自民间艺术作品，在署名上仍应注明民间艺术作品的来源。②
（三）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纠纷
新疆近年来民间文学艺术标示纠纷以“刀郎”之争为最。首先是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诉罗林侵犯著作权及姓名权纠纷案，受理法院认为：尽管“刀郎”一词具有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等含义，但因罗林以艺名方式推出其歌曲作品为公众所认知，“刀郎”一词不仅带有原有含义而且亦兼具“演唱者罗林”的特定署名含义。飞乐影视制品公司与潘晓峰专辑在其包装上标示演唱者时，弱化使用“西域”，突出放大“刀郎”，构成对罗林“刀郎”艺名的使用和演唱者身份的假冒，侵犯了罗林的作品署名权和表演者权。③此后的“刀郎”商标被热注成为酒、刀具和服装类商标，早先被注册为酒类商标的“刀郎”商标行情看涨，据称将以3000万元的底价拍卖。④“刀郎舞之乡”新疆阿瓦提县县委宣传部注册了daolang．cn、“刀郎”等近10个域名。⑤类似的争议还有“木卡姆”注册商标专用权⑥以及“阿凡提”注册商标纠纷案等。⑦
四、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制约评析
从行政、立法和司法来看，对新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行政保护方面，新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整体框架下，扎实推进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传承体系的建立健全，遗产整理与传播以及生态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的推进。在立法保护方面，新疆在全国列位于较早开展地方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省区，开辟了我国专就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省级地方单项立法的首例，并首创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地方立法保护的初步尝试。在司法保护方面，新疆多起相关案件，既有较为普遍的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权利案件，更有全国首例民间文学艺术纠纷案件，在司法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有益的判例作用。通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现状，可见一条这样分明的脉络：法制层面从国家到地方，《著作权法》第6条勾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路径，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第22条“利用木卡姆艺术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活动，应当依法保护木卡姆艺术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并尊重木卡姆艺术传统样式和特定习俗，不得对其歪曲、滥用”的规定首开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立法尝试。但这两条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都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法规与之配套，其实际的法制效用是非常有限的。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现有民事法律机制架构实际就是一部国家法律和一个地方条例的相关条款，除此之外的法制依据，从《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均是行政法规。行政立法保护与行政政策的保护是互为因果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行政保护与立法保护实际是在同一行政法律机制架构下展开运行的。而在司法实践层面，大量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属异议关乎的都是知识产权制度：除了民间文学艺术再创造作品可以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的条款之外，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元素在“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未出台之前事实上处于民事法律调整视阈之外，充其量依托极特殊个案判例，①或现有可援引的法条来展开运行，而后者方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本体。由此，新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呈现出法制层面事实上的不均衡、法制与司法事实上的脱节：行政法律机制丰沛而民事法律机制单薄；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面临大量的民事案件无法可依，现行法律捉襟见肘的局面。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中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事实上遭到了忽视。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这种状况也正是我国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
五、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出路探析
文化的本质使民间文学艺术既是精神智力文化、又是经济文化、也是政治文化，这客观需要将其视为文化人权与，也需要将其视为经济产权；民间性使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客观需要将其视为公共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维持族群与其文化间的互力，维持族群与其他文化利用者之间良好互补，客观需要将其视为群体私益。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交织客观决定了保护机制的非单一性出路。知识产权民事保护机制是以市场为环境的交易制度保障，以权属的厘清为市场行为的基本前提，遵循市场法则并呈现市场调节的特点。其优势在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注重激励、自发淘汰，形成微观经济体的竞争活力；其劣势在于利益至上、两级分化、宏观失调。民间文学艺术是体现价值创造和精神需要的智力成果，凝结着民族的价值、信仰，传递着民族的历史、知识，承载着民族的精神、灵魂，实际上无法也难以以市场价值来衡量其价值。①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二位一体权利；其主体二元统一，体现出浓重的公共品格；民间文学艺术的族群人权性要求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私权与人权协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将民间文学艺术的意义从族群生存发展需要，扩展到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关系国家的文化安全乃至政治安全。这与产权机制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行政保护机制高效、统筹、均衡的特点，能对市场机制实行有效互补，方能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利用优势资源后发赶超，增强文化软实力。行政法律机制是借助行政法规与行政政策，将管理者宏观目标通过被管理者贯彻落实。以国家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遵循政府管理法则并显现宏观调控的特点。其优势在于总量控制、调节分化，形成宏观经济环境的健康；其劣势在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指导滞后，导致活力不足。在新疆实地调研中可以深切感受到行政法律机制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卓著成效的巨大推手，其效用持久与政策力度成正比，这对行政管理部门的投入荷载是严峻考验。行政法律机制外在的善意在极大提升族群文化自尊自信的同时，族群自身应对环境的能力建设依旧滞后，这种差距使族群总体缺位于主动的文化保护和促进，并引发文化传承内核虚化、文化开发内涵空化。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现：第一，当前法律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主体仅涉及到代表性传承人，更多的普通传承人、民间文学艺术族群主体的权利搁置，这在实践中已经引发矛盾纠纷，削弱了族群成员个体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第二，整理者的权利义务缺乏相应规定导致争端；第三，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进行新创作对原作品与素材的权利尊重问题；第四，商业性演出以及改编民间文学艺术中的歪曲、不当使用造成精神伤害问题；第五，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艺术，来源群体获益有限，主体缺位难以实现对保护利用的有效监督；第六，跨境共有民间文学艺术申报与归属问题。这些问题都根源于缺乏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认定，尚未建立相关群体、个体传承人与再创作者之间合理利益分享机制，尚未设置保障公众使用的权益机制。而这些正是知识产权机制努力的方向。无独有偶，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重要的两个国际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年来的相关立法活动，表现了在探索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侧重点发生变化和保护传统文化的不同视角，走向民事法律机制的私法保护与行政法律机制的公法保护二位一体的进路。WIPO于2000年成立了专门机构“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政府间委员会”（WIPO－IGC），其工作主要围绕遗传资源、民间文学艺术、传统知识等三个主体展开。着手探讨传统文化保护问题，推动各国相关立法，继续发挥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主导作用。UNESCO所辖的诸如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国际制度安排进行了有益探讨，发动了超越WTO体制的“软法”造法活动：一是颁布保护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二是鼓励各国尽可能利用《知识产权协定》的弹性条款和开放性条款，在协定的“总轮廓之内型塑权利和权力的结构”，“以满足缔约方政治、社会、经济和其他政策目标”。②先后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国际社会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法律行动框架。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①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经济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私人产权，这即是WIPO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文化属性出发，其权利形态是集体文化权利，这即是UNESCO的非知识产权保护模式。WIPO主张的著作权或专有权，都是授权性的保护措施，即是以赋予产权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提供保护。UNESCO在其公约中所提出的“保护”，包括“保存”、“维护”和“加强”等9种方式方法，主要是行政性的保护措施，即是国家从文化出发对传统文化资源所采取的文化政策和措施。可以说，两种保护方法分属于民事法律机制和行政法律机制的不同领域。②回观新疆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轨迹与现状，也是这种需要和进路的翻版，这与民间文学艺术非实现国际保护不能成就其真正保护不无关联。概观国际、国内保护脉路，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综合保护、全球协调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必经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