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2 16:35: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人本思想 教学应用 思想教育功能
据相关的调查资料显示，传统的儒家思想主要弘扬对其他人要有尊重之心，要主动的关爱他人和爱护他人，所宣传的是一种大爱思想。儒家思想主要是对人心理素质的完善。其是建立在批判主义和传承主义基础之上的，儒家思想将不同的教派思想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千百年来，不论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儒家思想始终都是中国文学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的弘扬在我国历史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儒家人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小时候，大家都看过三字经，其中众多语言，对于以前乃至现代的人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以及应用价值。列举其中的典型语段，即：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此句话一直被大众所传唱，具体分析其所涵盖的意思，其实就是对于人性的一个观点阐述而已。而孔子也有言论：性相近，习相远。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质上是涵盖了大家――儒家的思想。从孔子的角度来看，其更加看重于人性本善的道理，当然这一点也得到现今社会的重视以及拥戴。再进一步的对孔子的言论以及思想――"信任"进行研究，其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首先，人自身实现以及思想等其他方面的完善；其次，教育本身所具备的功能性。所以，也正呼应了上面所提及到的孔子的名句。而当今社会，对于人自身的价值以及理想价值更加重视，所以也加大了本身的培养力度。
二、儒家人本思想在高中教学中教育功能的体现
（一）儒家人本思想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教育的个体
儒家的人本思想有利于督促和指导人们会形成正确的三观、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这些规范、原则、观念并不是约束个体的排他力量，而是促使个体尽可能的完成特定任务的引导源，孔子希望人们通过学习“克己复礼”的修养，认识真正意义上的“道”，最终达到认识自己，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目的，推己及人，调整自己的行为举止。
以人为本，促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健康发展，是我国社会的核心与主流。以人为本也是思想政治教学理念中把学生看作是教学的主体和目的的一种行为。在教学中，应该尊重学生的价值观，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为学生的个性潜能发挥创造条件和提供空间。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教师应该主动和学生交流，研究学生，积极的研究不同时期学生个性和行为的不同变化，善于运用灵活和具有发散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来改善教学方式，主动适应和选择并改造教学环境，为学生提供一个积极的充满正能量的思想政治学习氛围。
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学生应该能够保证学生可以大胆的、自由的、无拘束的发挥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这需要教师与学生保持经常的思想和生活方面的交流。在交流期间，教师应该注意观察学生的情感变化，从而做到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教师关爱学生，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人本思想在教育教学中的体现。所以，教师也要做到理解学生，理解他们的言语和行为，理解他们的选择和思维。特别是了解他们言行举止的原因与内涵，这样才能够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去帮助学生和指导学生的实际思想和行动。
（二）儒家人本思想在思想政治教学中教育的社会
政者自身在教育中的作用是孔子本人尤为重视的，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和一个国家的政者是密不可分的，他关乎着道德社会繁荣和道德内在动力的形成。为了促进社会教育的发展，儒家重视人的思想和教育的联系性，财富因素对于人素质的提升有着重大的作用，所以儒家重视财富在教育中的导向作用，以财富为标杆，可以区分君子和小人，君子“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即使穷困潦倒亦不会改节，小人在穷困的影响下就会无所不为，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这些因素对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存亡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儒家的人本思想中关于社会最基本单位的构中，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将尊重长辈和孝顺父母放在学习的首位。另外，儒家强调通过正当的途径实现财富的获得，主张限制人们对财富追求的欲望，强调一切个人行为都要合乎“礼”的要求，如反对暴殄天物，主张节用至仁，讲求适度的原则，形成一种理性的消费行为，当今社会所提倡的餐盘文明，就是对儒家这种思想的完美继承与发展，在儒家教育文化中吸取其合理的成分，力求达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古论今，革故鼎新”。
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助于对人本身身心成长的帮助，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思想政治内容，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未来融入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帮助他人，组建家庭。这是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教师应该在思想政治的教学中做到“以人为本，以社会为背景”的教育思想导向，告诉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程的目的不但要丰富自己的头脑，也是为了更好的融入于社会，帮助学生建设他们的心智教育，主张他们对于自身欲望与来自社会的诱惑的控制，做到穷则独善其身 富则兼济天下。
结束语：
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儒学得到了不断地创新与发展，儒家的人本思想也是以各种形式呈现在高中的教学应用中，国学、实学、显学、新儒学都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儒家文化中的基本内核和基本内容，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发挥个体的社会功能，夸大人本思想的应用范畴，以儒家君子为主体的教育方法，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从而实现儒学人本思想在教育中的最大效用，促进教育的飞跃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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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思军，邓淑华.西方思想史中的人本思想与利益范畴的内在联系[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32.
[3] 丁纯杰，李双贵.人本思想的高校大学生创业服务问题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6）.
关键词：重农抑商 传统文化 因素分析
一、我国“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及演变
我国“重农抑商”思想的创立当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根据《商君书・外传》的记载，商鞅在秦国实行了“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的政策，这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先河。到了两汉时期，汉武帝“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在我国历史上辉煌的隋唐时期，“重农抑商”思想略微有所松动，商业和手工业空前繁荣。但是统治者为了限制商业活动，仍然对商市的范围、时间和地点进行了限制。到了两宋时期，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南迁，极大的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农业生产技术和水平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但此时的抑商思想进一步的放松，商市出现了夜市景象，泉州、杭州等港口的市舶贸易十分活跃。应该说，我国“重农抑商”的政策在这一时期最为宽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我国工商手工业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手工作坊和雇佣关系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但是明清时期，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并没有出现像两宋时期那样“抑商”思想明显松动的迹象。明太祖朱元璋喻告大臣：“理财之术，在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清世宗雍正皇帝也强调“农为天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这种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思想从此在明清时期牢固树立。再加之，明清先后实行海禁和闭关，这种“重农抑商”应该说是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从上述我国“重农抑商”思想的演变，我们不难看出，不管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重农抑商”思想都是贯穿始终。但从总的历史脉络来看，我国“重农抑商”政策具体表现为：一、统治阶级反复强调“农本贾末”思想，从思想上牢固确立观念；二、在土地及农业问题上不断改革，防止土地兼并，巩固小农基础；如我国唐代的“两税法”改革，明清时期的“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这些都是为了巩固农业基础而进行的改革；三、统治阶级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商业活动。如在身份上对商人实行歧视政策，在经济上给予商人重税，在政治上阻断其仕途等。总之，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重农抑商”政策从未间断过，它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二、我国“重农抑商”政策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正如的认识论所说的那样，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依赖于社会意识的指导。我国在漫长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必然也是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儒家思想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被推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并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中，儒家的“义利观”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贵义贱利”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儒家的所谓“义”，是指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等级观念。正如荀子所言“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而儒家指的“利”是指能够满足人们正常需求的功利。“重义轻利”更是成为了封建社会判断是非的道德标准，正如《论语》所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从上述对儒家“贵义贱利”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思想的实质是主张人们放弃自己的利益，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这一思想自然会名正言顺的被统治者采用。一方面，从国家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要维护统治，就必须以农为本，即农业为国家大义。而工商业的发展，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于国无义，反而会为此而废农时，动国本。且放弃工商之利，也正体现国家轻利。所以，“重农抑商”政策从统治者角度看，是与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相吻合的；另一方面，从被统治阶级的农民的角度来看，发展小农经济，放弃工商之利，是个人维护国家道义，放弃一己私利的体现，所以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农民也必须坚决维护和贯彻这一思想。
2、法家思想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法家历来主张法治，提倡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法家作为“重农抑商”政策的首创者，对这一政策的推动与实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法家更为务实的注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认为一国的胜败归根到底的还是经济与军事实力。这与相对理想化的儒、道、墨三家三家而言，更能为统治阶级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具体到“重农抑商”的政策，法家认为“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这说明法家认为工商手工业者不从事农业生产，而且要消耗大量粮食，长此以往，会使国家土地荒芜，经济实力大减。同时法家认为商业背后的逐利性与封建专制主义存在深层次的矛盾。因为商人的逐利会导致“民富国贫”。所以，为了禁止商人的暴利，西汉著名理财专家桑弘羊提出要推行“盐铁官营、统一铸币”。从经济上彻底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实现“国富”，限制商人暴利。自西汉以后重农抑商、干预经济成为封建社会贯穿始终的社会正统赋税思想。可见，法家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3、道家思想对“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即“无为”思想。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道家思想被统治者采纳和应用往往是在王朝建立的初期，即给予百姓“休养生息”。而具体谈到道家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更多的还是侧重于“重农”。因为在封建王朝建立之初，往往经历了长期的战乱，经济社会急于修复发展。而在“休养生息”期间，往往伴随着免税和免租的现象，这对促进农业生产具有十分巨大的作用。同时，由于国家急需财富，一定程度的商业活动即有利于解决百姓生计，又有利于积累国家财富，因此，在王朝建立之初，商业往往是真正的“无为”。
三、我国“重农抑商”政策对传统文化的反作用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与发展。同样的，我国传统文化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了深远影响，相应的，此政策的实施也必然对传统文化产生反作用。一方面，“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为儒、法、道三家的相关理念提供了实践基础。特别是在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之后，统治阶级利用这一工具，将相关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从而使“重农抑商”思想在广大士子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从此，儒家思想不断的被加入专制主义思想，腐朽的因素也不断沉淀；另一方面，“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践不断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在不打破这一传统共识的基础上，人们不断的对农业进行改革，包括各种赋税制度、田制等等，这些制度的创新极大的拓展了传统文化的外延，也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重农抑商”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它产生于中国长期的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同时，也极大的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重农抑商”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坚持的理念，在早期对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在后期，这种维持小农经济的思想观念与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思想格格不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先进生产力的进步，使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但无论如何，这种植根于中华大地，吸纳传统文化的政策现象，依然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聂慧丽.中国古代农业赋税思想及演变 [J].生产力研究.2011（10）
【2】范卫平.我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的文化成因 [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9（8）
【关键词】法家思想；会计制度；性恶论；利益最大化
一、前言
法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之一，其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对现实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进入现代，随着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思想的传入，人们发现法家思想与西方思想存在着相似的地方。在我国建立会计制度和发展会计制度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尽管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孔孟之道已在人们心中形成主流，但在经济社会中，法家思想的影响不失其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法家思想的产生背景、意义及基本内容
1.法家思想的产生背景和意义
在经济上，春秋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个体耕作、个体商人和手工业者纷纷出现，逐渐形成了以利益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在文化上，各国政府纷纷寻求文化发展，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多因素形成了法家的竞争思想，并且逐渐成为法家体系。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策略的不断引入，中国也开始着力于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会计制度。企业寻求发展，不外乎如何促进资本的流转使得个体乃至社会的不断富有化；会计的衍生，体现了对客观数据反映现实经济状况的需求。企业乃至整个社会追求利益的扩张，投资的稳准，上升的空间与趋势，更不应该忽略文化思想在经济战略选择中的作用。法家思想的运用可以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进而可以保证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2.法家思想的基本内容
法家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国家管理制度方面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就执法而言，法家思想主张法治，反对人治。法家思想的核心思想在于“人性本恶”，这与儒家等学派的思想大为不同。法家思想学者认为人性本恶，应该采用处罚、监督和告诫的方式利用到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从而使人遵守法纪，服从管理者。
三、中国会计制度的内容
中国会计制度的发展历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到八十年代末期，该阶段开始探索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制度。第二阶段为从九十年代初到现在，其主要特征为采用各种会计工具和核算方法，更好地适应现代企业的发展，并逐步与国际接轨.两个阶段都着力于促进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
四、传统法家思想对中国会计制度的影响
1.“性恶论”是建立会计制度的基础
会计制度建立的基本理论之一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即理性的人会选择利益更高的行为。可见，这种说法与性恶论的理念相似。在“性恶论”的基础理论下，说明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双方在伴随着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可能会出现弄虚作假和尔虞我诈的行为，为了规范这种行为，必须采取一种规章制度来防止弄虚作假，而这种规章制度就是会计制度。只有不断完善会计制度，才能满足宏观调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需要，进而培养出有着更高会计素质和水平的会计从业人员。
2.“以法治国”思想促进了会计制度的颁布
如上文所述，法家思想之一便是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在近代中国的部分企业中，“人治”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生产效率低下和人才流失等问题。企业管理者不凭借规范制度，依靠个人喜好去办事的情况十分严重。根据法家的思想，必须通过严格的制度和机制来规范企业行为，使企业可以健康发展。在我国会计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九十年代以前，由于会计制度不够明确，一些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无所依从，导致效率低下，难以走出国门参与竞争。因此，在后续的会计制度发展过程中，出台并完善了《会计法》和《小企业会计制度》等各种具有针对性的会计法规，通过法律的完善，使得企业进行合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时有规律可循。可见，以“会计制度治企业”具有良好的效果。
3.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在会计制度中的运用对比
在思想性质方面。法家思想强调在经过考虑之后，理性的人会选择利益更高且更能满足个人偏好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会计制度的出现是为了遏制人性自私的行为，而儒家思想强调义重于利益，而义所表现的就是政府的公有利益；在会计制度的建设方面，法家思想主张依法治国，存在较高的制度约束性，而儒家思想强调礼仪治理，强调等级制度。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对会计制度的建立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儒家思想决定着会计制度的模式，是会计制度的根本，法家思想是会计制度的立法基础，是形成会计制度的前提。只有合理的运用儒家与法家的思想，才可以完善会计制度。
五、总结
在现代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中，有大量的儒家思想、法家思想或者墨家思想值得借鉴，尤其是法家思想，其“性恶论”和“以法治国”对于现代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性恶论”是建立会计制度的基础，“以法治国”思想促进了会计制度的颁布。可见，法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其对现代经济学、管理学和会计学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徐升.浅析传统文化对法律的影响[J].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02）：50-52.
[关键词]现代法；思想
法律是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象征，从最早期的习俗法到后来发展到成文法，从汉莫拉比法典到民法大全，从古希腊的先哲们到人文主义潮流的思想家，法律在吸取文化精华的过程中也不断促进着文化的进步。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经过文化断代的悠久种族，在五千年的文化沉淀中涌现了无数的思想流派以及人文主义精华，而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则是一场中华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场思想碰撞，而其中最闪耀的则是儒家，道家，法家这三家之言：儒家是中国文化哲学的集大成者，普及度也最高；道家不仅有深厚的宗教色彩，也是涉及形而上学的深邃学问；法家则以严苛的管理方式闻名遐迩，我国现代法自然也是集合了五千年文化的精髓，那么以上三种思想在现代法中有哪些体现呢？让我们一一分析。
首先我们要先分析这几种思想的核心内容，再结合现代法的内容相联系，先说儒家，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以此在各领域进行推广，无论是个人修为还是世界观的角度上讲都有着明显的特征，而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发展，在战国时期，儒家并不为主流统治者推崇，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国家硬实力更加重要，因此在那个时代兵家之类的思想实用学派更受追捧，不过毕竟中华民族更多是处于一个强盛统一的大帝国，历朝历代均是如此，在汉初之际，中原地区在抵御匈奴的袭扰后，开始了长期的稳定发展，从此儒家渐渐成为了主流学派，曾经有这样一句戏言，很能够体现儒家的地位：“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在整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一个是关羽，另一个就是孔子。”儒学能够长盛不衰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符合统一王朝的统治要求，其中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和明确的等级观念都具有重大意义，除此以外最为现代法借鉴的思想就是义务与权利的统一，比如天子是一国之君，天之骄子，他虽享有九五之尊的至高地位，但他施行仁政，治理天下则是他的责任，诸侯于天子之间的义务关系也是如此，儒家在千年之后已经绝非单纯的思想工具，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过后已经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血液中，小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大至治国安邦的国家政策，都深深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学在道德层面上的是中国人的行动指南，并间接影响着法律。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近代时期西方思想的大量引进使很多保守的思想家，政治家产生了抵触情绪，而作为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法律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然而到了民国时代，中国也进入了崭新的时代，那一时期很多的先进思想者都致力于西方法律的中国化，法律普及的必要性决定了每个国家的法律都要结合其自身的文化，宗教，政治背景，而近代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阶层和平民阶层都熟知的儒家思想必然是西方法律中国化不可或缺的一剂良方，曾经水火不容的两种思想之结合，才逐步产生了现代法。所以，儒家对现代法最大的影响体现在早期的立法思想的建立与早期法律普及的角度上。
接着是老子开创的道家，道家产生于先秦时代，将世间万物，宇宙洪荒的运行规律统一定义为“道”，“道”是一切的运动法则， 可以说是东方世界的第一原动力，而核心思想就是探索并遵循这种道，在自然环境中寻山访水，集天地精华，从而窥探到终极意义上的天道。道家思想往往追求一种超乎于物外的脱俗境界，不提倡过度极端和激进的行为，倡导贴合自然，无欲无求的境界。从老子到周庄，再到列子，后来又有了极深的宗教基础，一直发展至今。道教对于现代法最大的影响在于其中维护个人利益的部分，道教主张人性的自由与解放，道家从维护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在经济理论、社会实践方面创立了“人本”的思想观点，主张通过维护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来达到社会的和谐繁荣，道家尖锐批判了以天下为根本的政治观点，认为这是“悉天下奉一身”的罪恶表现，在社会制度上主张以维护私有制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大同”， 这跟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私有制度有所不一样，道家的观点是以私有来促公有。道家主张不损害个人利益，也不能侵犯个人利益，只要每一个人的利益得到应有保障，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不受到侵犯，甚至包括自然界的动物植物的利益不受侵犯，把不受侵犯的个人利益加在一起就是社会的利益得到保障，只有每个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整个国家才能是真正的繁荣。道家的这种思想暗中契合了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思想，天赋人权最重要的原则即是：“个人权利不可侵犯”。而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是欧洲史上极具进步意义的思想政治运动，其影响远至美洲大陆，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惊鸿一笔，尤其在立法精神上直接影响了美国宪法和整个欧洲的法律发展。而在东方，先哲们玄而又玄的杰作已经与中国的现代法产生了共鸣。
法家自然更不必说。顾名思义，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重视法律的学派。法家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赢家学派，在战国时期就有申不害，商鞅，韩非子，李斯如此之多的先驱者在各国将自己的理念普遍推广，尽管随着历史发展法家似乎没有儒家和道家那么耀眼，但是纵观千年，哪一个王朝没有详尽的法律，法家在法律建设上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法家明确了法律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但是法家的法律和现代法仍有本质上的区别，法家强调“法、术、势”三者相结合，法其实只是最高统治者的工具，只因其严苛性与效果异常显著而备受追捧，但是古代的法家之法绝非今日之法，古代的法律完全是统治者实行人治的工具，充其量不过是方便个人专权的条文，充斥着封建迷信及很多封建专制阶级的糟粕成分，从本质上就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基本原则。我们也必须正确看待其局限性，在那个社会背景下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虽然存在着很多尚且幼稚甚至愚昧的思想混在其中，但法家思想在法制的健全与法令的完备上作出的贡献仍然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
【论文关键词】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异同点
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但是又能以宽容的心态接受各种宗教乃至不同文化。在中国，儒家的正统地位，尤其是吸收佛道精髓的宋明理学，在元、明、清几代被钦定为官方权威思想，形成为定于一体的文化语境。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渗透与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中国伊斯兰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伊斯兰伦理文化与儒家伦理文化有众多一致，二者相互交融，在人们的宗教行为与现实生活中发挥重要影响。
一、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关怀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其教义中某些部分与儒家思想和精神相通，为穆斯林在中国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民族化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寻求与儒家相互认同、发展、融合的过程。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具体表现在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方面。
(一)本体论
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强调严格的一神信仰，以安拉为本位，以人与安拉的关系为重点，强调对安拉的崇拜和顺从，强调人对安拉的义务，甚至把宗教信仰和功修视作人之本性；而源于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的儒家文化的主流，重视现实人生，重视人伦道德，强调家庭亲情，关注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
中国儒家一贯主张是天命就存社会人事之中，不能离开社会人事谈及天命，只有搞好人事关系，才能得到上帝的赞许。近现代以来，对伊斯兰文化基本精神的认识更加明确，著名学者马次伯指出：“不尽人情，不合理性，不切实际，不可得而知的东西，违反了人性的需要的信仰，为回教(指伊斯兰教)所鄙视而认为异端。其基本精神，与儒家‘至诚’、‘尽性’、‘成德’、‘立本’的主张完全符合。不过回教更进一步，很具体地指出了人类对宇宙万能主宰的应有的态度，这就成为他宗教的本质。”
(二)认识论
就认识论而言，而伊斯兰教认为“夫正道之原，自开辟之初，乃真主自立，敕降天仙，……代已极，阐扬至道，道立纲常，而后有教。”即认为知识是由真主创立的，是人类不能企及的。伊斯兰伦理道德要求穆斯林爱真主所爱，恶真主所恶。然而中国儒家相信知识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它来源于社会生活。
总之，伊斯兰文化的核心是宗教信仰，儒家文化的重心则是伦理道德。“天即吾教所谓天地人物万有之真宰”，“天”即“真宰”，“天道”就是神道。
(三)人性论
关于人性论，伊斯兰教认为。至善、完美是真主安拉的重要属性，真主是“至仁至慈”、“至睿至善”、“至尊至大”的。人性的问题上，伊斯兰教认为人性具有善恶两重属性，一方面，人由于禀赋了真主的本性，人是天地问最高的典型，人具有最美的形态；但同时，人又是脆弱的、易受诱惑的，人具有作恶的趋向。 人性的善恶问题上，中国儒家在历史上有各式各样的争论，除了孔子以外，孟子、荀子、告子等都各有自己的观点。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认为“皆有善性，但当充而用之耳。”荀子性恶说却持相反的言论，他认为人性皆恶，不以礼义矫正，则不能为善。告子论性则称：人性易变，无分于善不善。他说；“食色性也。”求生存和求配偶是人类的本能，是天命之性。”但宋明以后，“理学家普遍主张‘人性二元论’，即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理学家所建立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结构，”代表了中同古代人性论思想的最高成就。
二、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相同之处
“如果摆脱一元化的思维方式，从多元化的文化结构与宽容的文化立场来看，每一种文化或文明体系都具某一个特定的方向而有其特色，从而也自然具有其局限”人类有着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问题或相似的社会问题，所以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必有相同之处。
儒家文化虽以人学为主，以伦理为本位，但儒家文化不绝对排斥灭道，儒家主流派不否定宗教，还把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和情感功能作为圣人教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儒家典籍不讳言“天”的主宰的意义。“儒家在积极关注社会人生的同时，并不否定天道。儒家虽不热衷于宗教，但主张适当保留宗教，而且把神道看成人道的继续和组成部分。”国家甚至把祭天作为国家宗教，极为重视。“天”字包含二义，一指形象之“天”，与地相对；一指造物之“天?，与物相对，是各教尊奉的最本根之存在。所以对于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共性解释应该“和而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承认东西文化的差别，另一方面主张文化之间应该保持和谐。
三、结语
一、中国古代契约立法的历史沿革
1.先秦时期的契约立法。
西周时期，买卖契约分为“大市”与“小市”。大市指标的大、价值高的买卖行为，包括买卖奴隶、牛马等；而小市则指标的小、价值低的买卖行为，包括买卖兵器、珍玩等。《周礼•秋官•质人》记载“：凡买卖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在债务契约方面，债务契约则被称为“判书”、“傅别”等。契约书于木简或竹简上，完成后从中剖分为二，债权人与官府各执一份。一旦因债权、债务发生纠纷，债权人必须出示契约的一半，与官府所藏一半相吻合，方可由官府受理。春秋时期，买卖契约的成立要件是双方合意，双方法律地位较为平等，交易主要依靠双方自由议价，价格随供求关系涨落。借贷契约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并形成高利贷行业，战国时高利贷已有“倍贷”之说。债务的担保除了广泛使用的“盟誓”外，人质担保也成为较为常见的一种方式。当不能清偿债务时，只能出卖家属，沦为债务奴隶。
2.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契约立法。
秦代在契约法上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人质抵押方式的禁止上。《法律问答》记载，无论强索人质为债务抵押，还是双方同意以人质为债务抵押，同样视为犯罪，要处以“赀二甲”的惩罚。根据成例，在强索人质的情况下，把人质交给对方者不论罪。到了汉代，包括契约立法在内的财产关系立法逐渐丰富，特别是为适应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经济需要，有两种法律关系受到特别限制：一为盐铁，只能由国家专营；二为对外贸易，须得到国家批准。到了晋代，在买卖契约方面，法律规定买卖田宅牛马必须订立“文券”，写明买卖成交的价值，官府按成交总额百分之四“契税”，卖方负三分买方负一分。买卖他物则可不立文券，但依上例“契税”，叫作“散估”，此制为南朝沿用。如发生纠纷，官府依“契税”单据（文券上有纳税之红色印章，称红契）进行裁决。在借贷契约方面，官府以强力助放贷者收回本利，如《北齐书•循吏苏琼传》记“：济州沙门统，资产巨富，在郡多有出自息，常得郡县为征。”
3.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契约立法。
唐代在契约的订立上，要求当事人双方“两情和同”，即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订立契约。民间契约在形式上已经形成较为统一的格式，包括标的、价金、交割方式、期限、违约的处罚、担保等。在契约的种类上，主要包括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和租赁契约。买卖行为，按标的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动产买卖与动产买卖。在一般情况下，土地买卖属于被禁止的行为，但唐律又规定，符合法定条件者，不属于禁止之列，例如官僚贵族的永业田及赐田、百姓因迁徙或因贫无力丧葬等情形，均可交易，但必须经官府批准，并订立契约。部分动产买卖亦必须订立契约。唐律规定，买卖成交后，必须于三日内于市司订立契券，从而使买卖行为在法律上正式生效。交易的活体财产可能带有疾病，但在交易时却未必能被发现，为了防止因此侵害买方利益，法律规定了三日的瑕疵担保期。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为充分，交换关系广泛发生，契约种类很多，包括田宅契约、买卖契约、典当契约、借贷契约、赠与契约、寄托契约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亲邻、契纸、契税、交割等制度。《宋刑统》卷十三规定“：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房亲着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如业主、牙人等欺罔邻亲，契贴内虚抬价钱，及邻亲妄有遮虍者，并据所欺钱数与情状轻重、酌量科断。”开宝二年（969）进一步规定：“其邻以东、南为上，西、北次之。上邻不买，递问下邻。”绍圣元年（1094）又规定：“应问邻者，只问本宗有服亲，及墓田相去百步内与所断田宅接者。”为使契约规范化，宋朝推行“契纸”制度。太平兴国八年（983）规定了标准的契约文本。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规定“：田宅契书，并从官司印卖。除纸笔墨工费用外，量收息钱。”为推行契约，后来敕令又规定：“人户典卖田宅，议定价值，限三日先次请买定贴，出外书填，本县上簿拘催，限三日买正契。”正式的契税制度建立于宋代，投纳契税的范围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交易，以交易额按比例征收。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开始征收契税，税率为2%，以后有所增加，到南宋时增至10%。在不动产的转移上，以过割契税，业主交业为标志。
元代有关契约之债的规定基本与宋同，对于不动产交易，要求必须具备“经官给据”、“先问亲邻”、“印契税契”、“过割赋税”四个法定要件，才能生效。明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在买卖、典当田宅等不动产契约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大明律•户律•典卖田宅门》规定：“凡典、卖田宅不税契”，最重者要“杖一百，其田入官”，用“以杜异日假捏之弊”，“清各赋役之籍也”。即通过责令典卖田宅的当事人缴纳契约税的形式，确认买卖或典当田宅交易的合法性，避免在田宅使用上的各种纠纷。与此同时，明朝在处理债务纠纷方面，既注重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限制他们非法清偿债务人的财物。《大明律•户律》规定“：负欠私债违约不还者”，要给予债务人笞刑乃至杖刑的处罚，并且追还本金与利息给债权人。如果“豪势之人不告官司，以私债强夺去人孳、畜产业者，杖八十；若估价过本利者，计多余之物坐赃论，依数追还（本主）”，严禁债权人直接追偿债务人财物的不法行为。清代在契约制度的发展上，主要表现为典权制度的完备。《大清律例》明确了“典”的定义：“以价易出，约限回赎者，曰典。”对典与卖进行了法律上的区分，如果是典契，必须在契内注明“回赎”字样。同时，还规定了出典人的回赎期、承典人在典权存续期间的责任等内容。
二、中国传统契约法精神的定量分析
通过上述史料上的列举后，如果以现代合同法的标准架构做参照，则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契约立法仍旧体现了较高程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古代契约法强调合意，“两情和同”。合意是整个合同制度的基础，无合意则无合同。“两情和同”的规定充分地体现了现代契约法的基本精神；第二，中国古代契约法强调合同的要式性。尤其是在不动产契约方面，都要求有官方的契据，方得生效。尽管现代合同法倡导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形式上一般不做硬性的要求，但民法举凡涉及不动产的制度设计，要式性从来都是基本的内容；第三，中国古代契约法规定了较为完备的瑕疵担保、抵押、先买权、所有权转移、债务清偿等制度，同时，构建了以买卖契约为主，以典卖、雇佣、借贷为补充的合同分则体系；第四，在合同的履行上，强调公力救济，禁止对债务人人身的直接强制。禁止对人身的直接强制，无疑是现代法的一个基本理念，但自秦代始，这一基本理念便渗透到了契约立法的制度层面。契约法毕竟只是整个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分支。因此，考察古代契约法精神，首先需要从总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法制的精神。关于中国古代法制或曰中华法系的特质，可以归纳为“法律的儒家化”。这一历程肇始于汉代中期，为了满足当时中央集权统治的理论需要，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此后，通过儒家注释法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渗透到立法层面。在司法上，则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直接作为判案的原则和依据，以经决狱。“上请”“、恤刑”、“亲亲相隐”等儒家思想源流作为刑法原则入律，奠定了法律儒家化的基础。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八议”、“官当”、“准五服以制罪”等原则的确立表明，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影响不再是零星的，儒家的一些礼的内容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到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历程基本完成，唐律“一准乎礼”的规定，集中体现了法律总的精神在于贯彻封建三纲。相较于前代，唐律有更多的条文由礼的内容敷衍而来，唐律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充分阐释封建礼教的义理，礼与律在唐律中融为一体。至此，中华法系的儒家化基本成型，一直延续到清末修律。综上，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契约立法在实然的意义上体现了如下的精神内涵：第一，客观地反映了商品经济的某些规律，并在制度上做了积极的回应。商品经济以交换关系为基础，同时强调交换主体在身份上的平等以及对交换对象、交换内容的自由选择，传统民法理论谓之“意思自治”。自秦以降的历代立法，有意或无意地遵循这条主线，以合意、平等、自由的精神塑造了中国古代契约法。在强调长幼尊卑的古代中国，这一制度特质，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古人认识到了商品经济的一些内在要求，并顺势而为，在封建所有制的框架下，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其制度功能，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在商品经济发展较为充分的宋、明两朝，同样也是中国古代契约立法高度发达的两个时期。很难说是前者促成了后者还是后者成就了前者，但两者形成的良性互动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二，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指导，同时本着务实的态度，较为妥当地处置了义和利的关系。
在承认商人逐利正当性的同时，以儒家义理进行必要的规范，最大程度地舒缓了义、利的紧张关系。前述“亲邻”制度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对债务人人身强制的禁止则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人本主义；第三，较为浓厚的国家干预色彩。国家干预是近现代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但据此并不能认为中国的契约立法带有经济法雏形的色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当时的国家干预是出于克服商品经济内在缺陷的考虑。笔者以为，此中缘由还得归结到儒家“重农抑商”的基本经济政策主张。当然，在客观上，这一做法稳定了交易秩序，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儒家文化；作用；价值；积极；消极
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
从孔子创立儒家思想至今， 儒家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儒家文化的发展阶段可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是儒家文化的开创期。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在这里，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做官，孔子的解答是，“做事时懂得廉耻，出使各国能完成国君交付的使命即可”。这是孔子对“士”的标准，也是原始儒学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在先秦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原始儒学提倡的道德修养说在“士”这个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原始儒学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为一统天下、礼义王道为上。仁与礼的统一是孔子为那个时代所提供的社会、伦理模式。①由于和当时四方割据的时局大相径庭未受重视，故而儒家文化最开始只是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
（二） 两汉时期
从汉初对“六经”的教授和研究，到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不仅吸纳并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还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白虎通德论》的出现标志着儒家文化从一个“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转变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和道德规范”。正式确立了儒家文化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但与此同时，儒家文化中自我修养的意义和作用则在其社会作用和功能的不断发展中被大大减弱了。
（三） 宋明时期
宋明时期的儒家文化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随着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兴起，宋明时期的儒家文化性理学家在阐述原始儒学基本原则的同时还从形上学理论方面发展了儒家文化。这一时期的性理学在构筑起一套“天理”、“良知”的形而上思想体系后，使儒家文化在形上学理论方面与佛教、道教势成三足。儒家文化发展到宋明时期，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又进一步强化了个人修养方面的功能。宋明时期以后，儒家文化在政治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社会功能一致化，使得原本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规范变成强制人行为的严苛律条。
（四）近现代时期
近现代时期儒家文化发展的标准是康有为的近现代新儒学的确立。在中国封建制度解体的过程中，以性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时期儒家文化走向了衰落。在资本主义的侵略下，大批思想先进的国人奋起反击。此时的儒家文化便在康有为等人的现代转化的探索中开始了。但是康有为把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家文化与个人修养层面的儒家文化继续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却并没有促进儒学文化的发展。反而是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认为代表的儒学新家坚持在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儒家文化、发展儒家文化的做法实现了儒家文化的突破和传承。新确立的儒家文化体系，在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阐释的基础上，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使其国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 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作用
（一）积极作用
1、 提升自身修养
儒家文化中随处可见的对自身修养的要求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中有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提倡人要敢于和善于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提倡人合理的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争取个人的合法权益，还提倡要惠及他人，利他益众，为中国古代人的行为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和标准。儒家文化重孝道，在儒家经典著作中众多关于“孝”的论述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文化中道德伦理的学说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及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中，儒家文化的道德伦理学说促进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质品质的形成，对提高个人的德行修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2、 维护政治稳定
儒家文化中倡导的处事之道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强调“和为贵”，倡导和谐生活，倡导天人合一。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维护了古代社会的稳定，儒家文化的“仁政思想”闪烁着民主的光芒，促进了历史上多个封建制国家的兴盛，为中华名族的发展和振兴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3、 促进教育发展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儒学思想，儒学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兴办私学，以一己之力不断推动着平民教育的发展。其“有教无类”、“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教育思想和理念影响了后世千千万万的教育活动的参与者。而且，儒家文化的教育思想中还有提倡学习终身性的内容，主张“学不可以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为政》）就是儒家文化中提倡终生学习思想的最好例证。这种思想的存在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二） 消极作用
1、 阻碍商业发展
儒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严重的重农轻商的思想。回顾中国历史的发展，当儒学文化兴盛，商业的发展便遭到巨大的阻碍，这就是儒学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和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
2、 束缚个人思想
儒家文化重视“三纲五常”强，强调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被统治阶级利用后更是严重的压抑人的个性发展，造成了国民的愚忠愚孝。家长专制、家族统治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数不胜数的人身压迫、精神虐杀不仅制约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也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家文化的发展提升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带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事业，但也对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和个人思想的觉醒产生了阻碍。因此，应当在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基础上，拒绝走因“独尊儒术”而导致衰败的历史覆辙，在建社会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科学的倡导国人自身修养的提升和和谐社会的建成，让儒家文化为祖国的长治久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积极的贡献。
(作者单位: 武汉理工大学)
注释：
①李玮著.先秦儒家荣辱观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05.
参考文献：
[1]党延敏 著.对儒学思想当代价值的评价[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2 .
[2]刘喜珍 著.论儒家伦理思想的“和合”价值目标及其现代转换[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5,02.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家。自西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之后，儒家思想便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儒家思想不断地演化发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每每谈到儒家文化，儒家思想的时候，人们都不约而同的将焦点集中到其创始人孔子的身上。孔子是儒家学派的鼻祖，是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关于孔子，后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对孔子有各式各样的封号。但是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影响最深远的，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当属清朝康熙皇帝所题孔庙大成殿匾额“万世师表”，此外还有“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等等一系列的谥号封号。从这些称号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都将孔子看做为老师，教育家。不可否认，孔子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在使用，而且在不断地发展。
1 因材施教
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在今天的信息时代，仍有可取之处。对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要求，根据学生的特点，给予不同程度的教育诱导，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学习潜能，是极为可贵的。《论语?子罕篇第九》写到，颜渊谓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颜渊的感叹也让我们看到了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循循教导，使得学生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欲罢不能”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
每个人的先天条件都是不相同的，因此要针对每个人的条件特点进行教育，引导，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提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第六》）告诉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学生不同的心理、文化素质等，采取不同的态度，有针对性的方法。
孔子提出因材施教的原则和方法。主张要根据学生们的资质，有差别，有深浅地进行教学，使教学活动变得多样化。在《论语》中，孔子运用这一方法的事例是相当丰富的。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篇第十一》）子路和冉求都是孔子的门生，都向他们的老师提出了同一个问题――“闻斯行诸？”但是两个人却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可以说这是《论语》中关于孔子“因材施教”的最生动的案例了。冉求生性胆小做事畏缩，因此，孔子给他壮壮胆，鼓励他前进，使他能够突破自己的障碍，故“进之”；但是子路和冉有正好相反，胆量过人，勇于作为，因此孔子要压压他，故“退之”。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对学生提出的同一问题，孔子能针对提问人的不同情况，作出涵义完全相反的回答。这里的“进之”和“退之”就体现了其因材施教的思想。
2 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是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作为最早的民间教师，将贵族文化（主要是礼）传播到民间，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传统，为中华文化的普及开创了先例。“有教无类”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无差别教育，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每个人也都应当受教育。无论是贵族还是庶民。
在孔子之前，享受教育是贵族的专利，平民子弟是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的。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并通过办私学来实践它。他招收学生不受贵贱、贫富、老幼、“国籍”等条件限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招收的学生，绝大多数为平民子弟。在他的弟子中，既有家财万贯的子贡、公西子华，又有家境贫寒的颜回、子路、原宪以及子张等。孔子也因此受到普通百姓的敬仰，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也为历代进步教育家所继承、所效法，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教育传统。
也正是基于孔子开创的“有教无类”的儒家教育传统，中国的教育始终没有把贵族和平民区别开来。科举制度确立后，不少平民子弟通过考试进入统治阶层，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只要诚意求学，均因材施教，给人谆谆教诲，“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送上少许学费(十条干肉)作为拜师礼，没有不给予教育的。在当代社会继承和发扬“有教无类”的精神，对教育平等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使所有学生真正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权利，以实际行动更好的贯彻执行“教育公平”的原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同时，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在客观上起到了两种积极的作用。一是通过开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局面，使官学和私学共同发挥作用，共同开发和提高民智，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重视人的价值以及重视群体意识的人本主义思想。第二，通过民间讲学，利用民间渠道，推广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孔子企图通过施仁学对周礼进行局部的损益，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3 学而优则仕
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是“学而优则仕”。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十四》）孔子之前的人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而已。但是孔子以后的学子们，学习的观念却发生了改变，学习不再是自己的事情了，学习的目的也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了，而是要学以致用，要将自己所学回报于他人，反馈于社会。因此也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学而优则仕”在古代本有两义：一为学有余力则仕官；二为学有所成则仕官。从《论语》中所记录的孔子的言论来看，孔子认为致仕为官才是一个人体现个人价值的最好的方式和方法，因此孔子看不起士农工商，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第十三》）孔子将向他请教种庄稼种菜蔬的樊迟嗤为小人，认为真正的人，真正的君子应当好礼、好义、好信，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焉”抱着孩子都来投奔。孔子的“学而优则仕”观点，从其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也是其主张的“贤人政治”的一个表现。
春秋时代，正是是奴隶制没落的时期。孔子看到各国“世卿世禄”的衰落而感到忧虑，他一方面站在保守立场，主张恢复周道，反对僭越行为；另一方面又力图改良社会，提倡“贤人政治”安邦定国。一次他曾对子贡大发感慨：“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怎样才能达到天下有道呢？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第十三》）季康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第十二》）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第十三》）这些都是讲贤人政治的道路。
大理是滇地远古文明的中心，大理是茶马古道的重镇又是云南设治最早的地区，西汉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设叶榆、云南、邪龙等县。当时的大理是个丰腴之地，土地肥美，宜五谷蚕桑。大理历史悠久，远在新旧石器时期，就有古人类居住。西汉武帝在云南设置郡县时，大理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唐宋时期，大理先后出现隶属于唐宋王朝的南昭国和大理国两个地方政权。到了南诏国时期，大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技术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南诏是在唐王朝的支持下才得以统一六诏的，因此与中原交往比较密切，通过吸收和运用汉文化，因而建筑、雕刻、绘画相当出色，响誉海内外的崇圣寺三塔、石宝山石窟、剑川木雕，以及著名的《南诏中兴国史画卷》等，都是当时的产物。当时南诏王凤伽异到长安进贡时，带回了唐朝赠给的龟兹乐队。他们与南诏的专业乐队相结合，创编了《南诏奉圣乐》，被列为唐代十四部音乐之一。大理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是云南早期文化发展的中心。早在南诏时期，大理的文化已相当发达，崇圣三塔就是古代文化的象征。《白史》、《国史》、《南诏奉圣乐》、张顺、王奉宗绘的《南诏画卷》、张胜温绘的《大理画卷》等不朽佳作，充分说明了大理文化的发达，而且大大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大理国建立后，与中原宋王朝的关系更加密切，贸易频繁。白族文化已经提高到汉族文化的水平，各领城通行汉文，官、商各界竟相买汉文书籍、读汉字、写汉字。雕刻、绘画等艺术也有了显著的成就，现存大理地区佛寺中优秀的壁画，大多是大理国时代的作品，公元1180年，描工张胜温画的《大理画卷》又称《张胜温画卷》，被誉为“南天瑰宝。从南诏国到大理国的五百多年时间里，大理一直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后又经过漫长的发展、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民族优秀、经济富足的一块宝地。1956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同时，大理也是滇西的交通枢纽。改革开放后，大理已逐步发展为滇西的商贸旅游中心城市。大理古城成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一、 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
汉代大理是“蜀身毒道”必经之地，印度、缅甸人到过大理。唐代，印度僧人到大理传教游览，有的还成为南诏王的“国师”；唐初，唐将梁建方率兵讨松外蛮，招降河蛮首领杨敛，在大理地区游历考察，他将耳闻目睹的大理地区的部落、特产、风俗等内容写成《西洱风土记》；唐贞元十一年（公元1287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大理旅游，著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元末明初，有几个日暗本僧人到大理旅游居住，有四位日本僧人圆寂后，还葬在苍山龙泉峰，并修建了著名的“日本四僧墓塔”；元代十七年至二十年（公元1280-1283年），西台御使部松两次到大理游览，调查了大理的山川、风俗、物产、社会生活，写出了著名的《大理行记》。民国初，英国人弗茨杰罗德到大理旅游考察，著有《五华楼--对大理民家族之研究》一书；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被贬到云南的翰林修撰杨慎，与大理白族学者李元阳结伴漫游苍洱名胜，写了《游点苍山记》，明末清初，著名诗画僧人担当，走遍苍洱之间，留下许多赞美大理的诗名；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6年），地理学家徐霞客来大理旅游，在他的《徐霞客游记》中对大理的苍洱名胜、传统的三月街等均作了翔实的记述。清代，大理的苍洱风光业已驰名，来大理游历的人更多，陈鼎在他的《滇游记》中，对大理三塔、一塔、感通寺、三月街等名胜古迹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剑川州牧张泓游历大理，在《滇南新语》中记述了大理的龙女花。大约在四千年前，大理便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战国时期，有大批移民从中原来到大理。早在汉代，大理就是古西南丝路的交通要冲。公元七世纪初，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较大的民族部落。在唐五朝中央的支持下，蒙舍诏逐步吞并了其他五诏和许多小部落。公元738年，南招把政冶中心从巍山迁到了大理，筑太和地为都。同年唐玄宗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设"云南安抚司"，从此，大理成为云南的政治中心。公元937年，段思平联络滇东三十七部进军大理，建立了"大理国"。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十万大军乘革囊，渡金沙江，灭大理。大理国相传二十三王，共318年。元朝在云南设立了中书行省，并将行省的治所东移到昆明，才结束了大理五百多年一直是云南政治中心的历史，公元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改大理国为大理府，称太和县。清沿明治，民国二年改太和县。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大理县、下关市建制撤销，组建为大理市。大理白族的风情浓郁，民族文化多姿多采，至今仍保留着独具特色的语言、服饰、风俗。还有许多具有地方特点的民族成会，如本主节、绕三灵、耍海会、三月街等。白族民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华丽典雅，别具特色，"家家养花"的美好环境令人流连忘返。
“文献名邦”一词在云南，常被人们作为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地区的称誉。“文献”二字的含义为：“文，典籍也；献，贤也。”用现代的话说，文指的是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的是熟悉典故的人才。因此，文献名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丰富的能够反映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典籍，二是要有精通典籍的人才。大理被誉为“文献名邦”的历史根据，就是高悬在大理古城南文献楼上的匾额。匾额是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云南提督偏图所写。偏图是汉军正白旗人，原姓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偏图以督标别将随云南总督赵良栋征讨吴三桂，第二年被提升为云南随征够兵。平定云南后，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偏图任云南提督。云南提督府衙门就设在大理。偏图身居大理15年，深感这里的人文兴盛故报请清政府颁发了这块匾。大理被誉为文献名邦的依据，在民间还有这样的说法，是根据大理文献村而来的。建于康熙年间的文献楼楼上有一副长联，为大理近代文人周仁所撰：“溯汉唐以还，张叔传经，杜公讲学，硕彦通儒代有人，莫让文献遗风暗消在新潮流外；登楼台而望，鹫岭夕阳，鹤桥小路，熙来攘往咸安业，但愿妙香古国常住于大世界中。”这幅长联道出了文献村的来历。联中的张叔何许人也？乃汉代大理文献村先贤。据传，汉武帝时，文献村名叫南山村。当时，大理地区还不开化，特别是文化方面更处于迷蒙状态。天资聪颖的张叔与同村好友盛览一块放牛时，深感不识文字的缺憾和痛苦，于是二人商议出走学习。他俩历尽千辛万苦，到处寻师访尊，终于寻访到了汉代大学问家司马相如，拜司马相如为师学习经文。司马相如授其经文，张叔、盛览学成归来，教化乡人。因张叔、盛览被后人尊为精通学问、精通典籍的人才，故将南山村改名为文献村。明著名白族学者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人物》载：“张叔，叶榆人，天资颖出，过目成诵，俗不知书，叔每疾之，思变其俗。元狩间，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负笈从之，授经，归教乡人。”
二、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与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文化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与儒家文化的影响有着根本的联系。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缔造的儒学，自春秋起就开始书写她源远流长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发展的历史的演进，儒家学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其社会功能也在与时俱进，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其后，宋学家朱熹对儒学文化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与终身性，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如他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仅要认识，更应该去实践。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按照古代的说法，“文，典籍也；献，贤也；邦者，国也。”也就是说，大理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地方，既有浩瀚典籍供人穿越时光，也有胸存甲兵三千的饱学俊士，可谓人杰地灵。毫无疑问，那时以及更早的大理是无愧于这块悄无声息的匾额的。白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之一，同时又是南诏国、大理国文化的直接承传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白族文化、别具一格的民风民俗。这些文化通过文物古迹、文献典籍、口头文学流传下来，记录了白族人民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特殊认识和深邃思考。
（作者单位：大理大学）
1."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学术上去伪论，存真理
A、对于孔子儒学的批判
对于孔子儒学的批判有李贽有一段经典的言辞：
"余自幼度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为尊，所谓矮子现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一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小而已・・・"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李贽是反对当时代的儒学的。
李贽反对儒家推崇的"礼"，认为这种"礼"是外加的、人为的，实际上"非礼"。礼的一句应当是顺乎人们之自然的行为，是人们于不学不虑，不思不勉，不识不知之中就自然能达到和做到的东西。而儒家的的"礼"，以及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训诫，其实都是在本质上为违反了礼的本质和精神的。
更有，他认为《六经》、《论语》、《孟子》，"非其史官过为褒贬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这些都成为后世为了尽其对于儒学治世的一种利用。穿凿附会了很多后者臆想、迎合时势之意。于是李贽在童心说中说到"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意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对于后人杜撰，李贽认为是失其童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提出读书"障童心"的极端论述。但前后通读文章、了解时代背景我们就可以发现：李贽反对读的书是已经"被"失其本意的书。
B、对于宋明道学的批判
对于正统学术的批判不仅表现在儒学上，在宋明道学的批判上表现的更甚。
程朱理学流行了三百年，作为官方思想，科举考试八股文的思想标准，逐渐的"空无"，一大批的坐而论道，空谈天理的虚伪学者出现。李贽认为他们是误国误民的罪魁，得出"道学误国"的结论。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前面李贽的著名论述中，并不是对儒家的主要批判，矛头还是指向了具有"随而吠之"的无知群众，是对当时无知群众风气的批判。接受儒学思想的李贽并非对于儒学的全盘批判，他曾多处表达过对于颜回的尊崇。认为孔子的诸多的弟子中，唯有颜渊是真正学到儒家之精髓的。但是，儒学在汉代的时候就是在"附会"，到了宋代儒家更是进而"穿凿"，更有甚者到了明代，更以宋儒的穿凿作为正宗的儒家精神，奉之为儒家思想的标注了，李贽不禁感叹"人益鄙而风益下"。
总之，明代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相对发达，社会相对安稳，人民安居乐业。政治上对于儒家理论的应用已经消失即它的实际意义已经不存在，人们对于儒学的崇拜仅仅还是对于"惯性"的未消失，一味附庸风雅的"跑偏"继承。社会希望挣脱这个束缚，寻求更为适合时代的理论实现对旧有制度的蜕变。
2."童心者，心之初也"――生活上去人性束缚，存人之真性
"童心说"是李贽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他思想的逻辑起点。他得全部思想，仿佛都是从"童心"这个起点出现，从"童心"这个核心向四周辐射。这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均有体现，提倡尊崇童心，遵从自然赋予，做真人。
A、童心最真――"人必有私"论
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中，私欲一直被看作是"恶"，道家则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理论，佛家更是"清心寡欲"一心修炼。
李贽重视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他对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将人类最基础的需求作为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既然如此，一切追求私利的行为，"如好色、好货，如勤学，如多积金宝，如多卖田宅为子孙谋・・・・・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就都是合理的，也是"人所共好共喜的"。因此他提出了"人必有私"的论断，"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李贽将追求私欲提高到了人的本性的高度，从理论上揭示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人性。在《答邓明府》中，李贽告诉人们，人性中有"私"本是补证自明的公理，可于"百姓日用之迩言"见之。
李贽指出，程朱理学和宋明理学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概念，就是破私利公，破人欲之私而立天理之公，不过是将人民大众的"私"统统剥夺了去而成为专制特权者所享有的"公"，即用"天理""公义"的美名来掩饰专制特权者的"人欲之私"。
B、童心最善――"圣贤与众人平等"
之所以把其"圣贤与众人平等"思想划分为童心说的最善源于这种思想的渊源来自李贽为僧为佛后的"众生平等"概念。
在封建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模式的等级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出现了初级的早期市民意识。他们欲挣脱卑微地位，于是从根源上寻求一种平等。
其实从前面介绍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就可以看出李贽已经开始把孔子从高高殿堂之上的供奉拉到人间的批判。进而还提出儒家的"君子之治"是不能治国的，儒者不可以治理国家的论述，并由此提出了"致一之理"，人生来平等，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甚至在宗教上李贽也是指出了，以宗教的虔诚去尽心为民。主要就是强调了群体意识中百姓的崛起。
这在理论的客观真实上给予了百姓一个心理安慰和暗示。
C、童心最自由――"大道不分男女"
其实对于男女平等问题的提出，对于其"新"的妇女观、情爱观、观，并不是一项具有创新的提议。鉴于对于学术的认真负责态度，我们仍旧可以发现即使是在孔子的思想和实际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对于女子的尊重。这个"新"的概念并不新，只是在其时代中提出的和实际不同的理念而已。
但是他的大道不分男女仍是有其突破的地方，李贽削发为僧之后广招学徒，在这其中更是有广大的平民百姓中的女子。当然，这是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有很大的关系，资本主义的萌芽，尤其是纺织业的发展，养蚕织布成为一项很大比例的经济来源。这项产业的生产者--女人在经济上有了地位，于是，生活的地位也需求不断的提高。李贽的提议是一种对于社会新现象的发现和引领。
3."个随千万人之欲"――政治经济上去专权，存自由竞争
李贽思想的核心是"童心说"，有其理论的基础，生活的表现，而主要的就是在政治经济上的大爆发，形成一种上行下效的影响力量。他反对政治的上绝对专权，强调了平民百姓的地位，强调政治行为要以百姓的利益为准，人民的福祉高于一切。反对专权，呼唤市民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儒学；经济人；理性；人性论
一、引言
基本假定在西方经济学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经济人”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最优化分析贯穿各个领域，有着极强的魅力和实证解释力，而西方经济学磅礴的理论大厦也是在“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一基石之上建立起来的，无数经济学家不断地为其添砖加瓦，西方经济学理论日趋完善，各种流派也是百家争鸣。西方经济学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同时，经济人假说在不断地得到修正。
通常人们认为经济人的利己假定及其正统经济学的解释是对人的本性的毋庸置疑的概括，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但是当我们将这一假定和不同的文化基础联系在一起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经济问题可能会做出不同的抉择，这说明了传统文化对于人们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影响中国经济学独特性的最根本的原因，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百家争鸣，但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最具历史渊源和影响力的部分，所以，本文在视图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影响时，首先选择了儒学文化作为开端。在经济利己性角度探究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冲突与融合，力求找到两者之契合点，在此基础上改善原有假设，建立适合中国的新假设体系。
二、文献综述
（一）“经济人”假设的历史、文化、宗教渊源
传统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利己的，在新古典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初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态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其基本假设的建立。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残酷的原始积累，人们的经济行为基本上可以不顾其他人的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此时显现出的是人类自利的一面，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现实的反映。另外，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文化，而基督教的教义基础是性恶论，由此“原罪”是基督教所遵循的核心教义之一1。由宗教背景所影响到的西方文化，是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论善还是恶都追求自我，这一点在众多西方著作、电影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因此，基于经济背景和文化、宗教背景，才提出并逐步形成了传统“经济人”——完全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利己主义者。
（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形成及修正
“经济人”假设，起源于享受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关于劳动交换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必须加以鞭策。之后，西尼尔定量地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最后帕累托将“经济人”这个专有名词引入经济学。但是“经济人”假设从建立之初，就倍受怀疑，爱奇沃思（Edgeworth）曾提出每一个人的行为受自利原则驱使是“经济学第一原则”，但他也承认这个原则并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而这种非现实性来源于简单的利己性假设对社会规范及个人——社会关系等重要方面的忽视。
阿玛蒂亚K.森（Sen，Amartya.K.）在其著作《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评述道：“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类对别人的事情不管不顾是没有道理的（sen，1987）。”该意见代表了早期批评者如美国的凯里（Carey，Hery.C.）及其追随者汤普森（Thompson，Robert.E.），特别是德国历史学派及新历史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们反对古典经济学对人类动机作这种以偏概全的理解，主张以“真实的人”来取代非现实的“利己人”，因而要求在经济学中全面反映人的本性。而在经济实践中，利己原则遇到的一个重要困难是现实中存在的利他主义经济现象，这一点就连马歇尔（Marshall，Alfred.）也不否认，而提出人类的利他主义动机在家庭中的存在。
（三）中国经济学基本假设构建的进程
在中国，最初关于传统文化对于经济影响的讨论大多作为解释每种经济现象的原因之一出现的，而对于这一问题进行较为专门的研究并把他上升到构建中国经济学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度上来认识，起于樊刚、盛洪、汪丁丁等少数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已开始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为经济学研究重要前提，例如盛洪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秩序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传统之区别，力图以此找到中国经济学之根（盛洪，1994），并且师徒通过比喻把经济学的最大化原理用于道德范畴，但是没有建立相应的模型（盛洪，1998）；樊刚则从中国文化重人治与西方文化重法治的比较中，说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樊刚，1994）；汪丁丁把中国文化分为若干层次，分别说明与经济的关系及其相互融合（汪丁丁，1992）。
近些年的研究中，王晓玲从西方经济学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体现以及西方经济学如何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角度，对于中庸思想、自由思想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进行分析（王晓玲，2006）。程恩富提出了“新经济人假设”：第一、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第二、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第三、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程恩富，2005）。
三、儒家思想对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冲突与支持
（一）传统儒学的文化精髓
传统儒学思想和上述西方基本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儒家文化实质是一种伦理哲学，其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恕、宽、和。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儒学形成了独具特质的精神风貌和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产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及时在现代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与基督教义相比，儒家文化崇尚“仁”的性善论；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比，儒家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与西方非黑即白的极端主义相比，儒家文化主张“和”为贵。因此，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社会中的人的基本性质有着迥异的认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必然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其行为与西方文化熏陶下的人们的行为是不同的。
但是，儒家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历史背景之间并不是仅仅存在冲突的，也有很多相通的内容，例如博爱、信用、理性等等。
（二）儒学思想与“经济人”假说的基本冲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有三义，一曰“仁者爱人”。二曰“克己复礼”为仁。三曰君子之仁。孟子对孔子的“仁学”理论继承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而提出了“义”，认为仁是发自内心之爱，义是所以为人之道。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仁义”道德会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人们在经济利益和仁义道德前要做出权衡和决策，而仁义道德对于决策结果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儒家的价值哲学中，一向认为人的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孔子用“见利思义”2、“见得思义”3奠定了义和利的关系基础，在此基础上，在进行价值选择的时候合义的利可以取，富而可求，不合义的则坚决不取。经过后人的发扬，儒家的价值观基本上定型为“先义后利”，“以义率利”的义利观。当人追求物质的欲望与社会的政治合道德原则不会完全一致，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都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指导行为，而孟子认为，当欲与礼矛盾时，要用礼节制欲，生命与礼义不能兼得时，要毫不犹豫地“舍生而取义”4。
据前所述，西方文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完全对立，而儒学的“中庸”思想却是强调的整体思考，不强调对立与矛盾。孔子追求“天人合一”，强调对人性进行全面整体的思考，考虑经济与否时不是强调二者的对立和矛盾。
（三）儒学思想对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支持
前述内容中曾提到，传统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提出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和基督等宗教渊源，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领导者的儒家文化与基督教的许多教义不是敌对关系的，而是可以交流和相互补充的。例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相通的。而孔子的“仁爱”与基督的“博爱”、孔子的“大同”和基督的“天堂”、孔子的“天”和基督的“上帝”都有其相通之处。
《论语·里仁》中的一段话：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上述文字表明孔子并不反对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关键是取之有道。也就是必须坚守“仁”的标准，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人总是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生活，追求利欲是人的本能，但是，为了得到利欲而不顾廉耻，就会酿成大错。
因此，对于财富的追求并不是人的唯一目标，要在财富和“仁义”之间进行权衡。因此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目标在面对儒家的财富观的时候，不需要全盘否定，只需要进行必要的改善：经济人的收益应该由货币财富和精神财富两部分构成，其中货币收益即“财”，而精神收益便是“道”。
基于以上分析，儒学思想并不否定人对于利益的追求，只是在追求利益时要兼顾财富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系，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思想。既然思想相通，则对于“经济人”假说而言，其内容并非与传统儒家思想完全相敌对，在建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经济人”假说时，应该保留传统“经济人”假说中的部分内容。
四、“儒学人假说”的探索：广义利己性与新理性
（一）“广义利己性”假设的及其影响
基于上述对于儒学思想与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设内容的对比分析，在儒学人论的背景下，提出“广义的利己性”假设如下：
人同时具备利己和利他性，由于利他会给行为人带来满足感的增加，也即效用的增加，因此利他性会在行为产生时转变为利己性，因此，广义的利己性包括直接性的利己性和由利他行为转变而来的利己性。
直接性的利己性带来物质（material）效用（用“Um”表示），物质效用可以用货币的效用加以表示，而由利他行为转变来的利己性带来精神（spiritual）效用（用“Us”表示）。但是两部分效用变化的方向有可能是相同的，也有可能是相反的。而行为人的行为决策依据是两部分效用的矢量加和。
例如，需要去损害他人利益来获得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该行为会带来物质效用的增加，而精神效用为负，因此行为人是否会选择该行为取决于两种效用的大小。如果是利己思想偏重的人，物质效用可能会强一些，而利他思想偏重的人，精神效用会强一些，因此也就产生了不同行为主体作出不同决策的情况。
（二）新理性人假设
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智的，可以辨别与区分物质和精神两部分效用的大小。经济活动中，主体目标是自身综合效用的最大化，消费者追求的是物质和精神满足程度的最大化，生产者追求的是货币利润带来的物质效用与生产销售行为所带来的精神效用综合的最大化。
（三）新假设下的利益评价体系——基本思路
基于上述“广义利己性”和“新理性人”假定，人类行为决策的目标不是完全的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综合。人在“利己”的同时也是具有“利他”性的，而“利他”的思想也会带来个人满足感的上升，增加个人收益，因此在此基础上的利益最大化可以将传统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的效用理论与厂商理论相结合，不论是消费者还是厂商，其收益由两部分构成：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只有当两者之和达到最大化时，才会达到均衡。
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中，物质收益的评价采用效用（消费者）和货币（生产者）两种评价方法，而且两种方法分别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消费者还是生产者）独立评价。在新的假定前提下，要将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综合评价，需要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借助效用理论中的“货币效用”的观点和结论，可以将货币收益利用效用的方式统一表现出来，以使评价标准统一，以利于进一步关于最大化等问题的分析。鉴于篇幅的原因具体的评价方法的构建将在另外的文章中单独论述，在此暂不赘述。
五、结束语
基于儒学“仁义”道德和“天人合一”的中庸思想下的“广义利己性”假设和“新理性”假设，在满足描述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人的影响的同时，可以利用现有西方经济学概念和体系，将原本对于不同目标群体的理论融合在一起，建立新的利益评价体系和基本规律，使用现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做最小的改动满足中国经济学的适用性问题。由于篇幅的限制本篇文章中没有对具体的利益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做详细阐述，具体内容将在其他文章中单独进行阐述。随着各类相关理论的不断丰富，进而构建出整个中国经济学的微观体系。
注释：
①出自《旧约.创世纪》第三章.
②出自《论语·宪问》.
③出自《论语·季氏》.
④出自《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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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5]盛洪.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J].读书，1994（12）
[6]樊刚.苏联范式批判[J].经济研究，1995（10）.
一、全面整合学科知识
1.用通史体例整合历史知识，增强历史的时空感。
新的历史教材（必修）是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三大模块来编排教材的，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培养出较强的时空感，因此按通史来整合历史知识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按通史体例将教材整合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和世界近代现代史五个部分。然后将每个部分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模块来整合。如中国古代史可以整合为：
2.用专题来整合历史知识，构建学科主干知识体系。
近几年高考试题中，无论是选择题还是问答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根据某一专题挑选材料，然后依材料设计问题。因此按专题来整合历史知识、构建学科主干知识体系也是非常必须的。
如中国古代史先秦和秦汉时期的阶段特征可以整合为：先秦（远古～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时期；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起到了奠基作用。
政治方面：
（1）商周时期，王位、爵位实行世袭制；地方管理实行分封制，确立了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王族内部实行宗法制。
（2）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逐步走向瓦解，出现了诸侯争霸和割据混战的局面；各国纷纷开始变法，封建制度逐步确立。
（3）秦朝统一后，中央实行帝制、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4）汉承秦制，又有所损益。汉武帝时重用身边工作人员，削弱相权，地方推行郡国并行制，又实行“推恩令”等措施，解决了王国问题。
经济方面：
（1）生产工具：自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方式的转变；汉代犁壁的发明和二牛一人犁耕法使牛耕方式发展。铁犁牛耕成为古代主要的耕作方式。
（2）经营方式：经历了从集体劳作到个体自耕农的发展过程，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形态。
（3）土地制度：经历了井田制到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过程，封建土地私有制成为封建社会土地兼并现象的根源。
（4）经济政策：从西周时期“工商食官”到春秋战国时期大商人的出现；秦汉统一了货币，但秦汉时期歧视商人和实行专卖制度，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5）手工业：商周时期，青铜器盛行；汉代开始用煤作燃料冶铁；秦汉时期，陶瓷丝绸远销欧洲，获“丝国”称号。
思想文化方面：
（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纷纷登场，提出各种治国方案和道德思想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2）秦汉时期，实行思想文化专制，西汉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纳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众多学派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学；汉武帝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官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石氏星表》成为天文历法成就的代表；《诗经》《楚辞》代表了当时的文学成就；战国的帛画浪漫而古拙。秦汉时期，以医学、数学、天文学和造纸术为代表的古代科技得到发展；“赋”成为主要的文学体裁；“印宗秦汉”的篆刻艺术产生。
3.用不同的历史观整合知识，培养多角度深层次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
（1）从文明史观看，其主要内容有：
从横向看，包括经济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政治文明（从人治、专制到民主、法治）和精神文明（从迷信、愚昧到科学、解放）。
从纵向看，人类文明经历了农业文明时代（新石器、青铜、铁器）、工业文明时代（手工工场、蒸汽、电气和信息）。
从范围上看，可分为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华古代文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若干系统。
文明史观的掌握一要注意不同文明类型的特点与主要成就。二要抓住两个重点：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华文明（古代）、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方文明（近现代）。三要突破一个难点：政治文明史。以政治制度文明为核心，辐射物质文明史和精神文明史。
（2）从现代化史观的角度看，其主要内容有：
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
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民主化、法制化。
人们思想意识的演化――世俗化、理性化、科学化。
社会生活和风俗的演进――城市化、衣食住行现代化。
对现代化评价：现代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需要人类在探索中纠正失误。如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活恶化，女工、童工问题和环境问题等。
（3）从全球史观看，其主要内容有：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初步形成、最终形成；世界经济的体系化、制度化、全球化、区域集团化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对西方文明进步的影响及相互关系；西方近代文明对中国等落后地区的冲击与这些国家的变化；中国对外开放历程与和谐世界建设的主要举措等。
（4）注意在不同史学观理论的指导下多角度地审视重大历史事件。
二、如何提高材料处理能力
通过前面知识的整合，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历史思维能力都会有较大的提高。但要想高考得高分，还需要提高材料处理的能力。
1.仔细审题，带着问题精读材料。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材料解析题，仔细审题都是解题的前提条件。审题要做好“四读”：一读提示语，判断是根据材料来作答还是结合所学知识来作答；二读主干语，划出材料中的主干知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三读限定语，找准限定内容的时空范围，有的放矢；四读求答项，找准要求回答的内容。
2.把握命题意图，弄清几组关系。
首先是材料与设问之间的关系。据统计，70的主观性试题都是要求直接从材料中提取答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带着问题去读材料，同时在阅读时要时刻想着问题。其次是设问之间的关系。主观题各设问之间往往是递进关系，问题设计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直至推导出结论。在解答时不仅要注意各问之间的纵向联系，还应关注其横向关系。最后是材料与教材之间的关系。高考设计的材料再新，也都与教材有着密切的联系，均是针对某一知识点而设计的，所以，再难懂的材料，也可以与教材中的具体专题对号入座。
3.提炼观点，列出相应提纲，整合有效信息。
材料中体现出来的信息（包括显性和隐性两种）均显现或隐于材料之间。这些信息需要去归纳、提炼、总结。然后依据总结、提炼的观点，列出相应提纲，在列提纲时注重层次性。
材料一 ①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②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绫绸之利”，渐成风尚，城中“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③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织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00名。至康熙六年（1667）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④“家杼轴而户篡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二 ①自中世纪晚期开始，乡村手工业特别是毛纺织业在英格兰东部、西部和约克郡地区快速发展。②商人发放原材料，回收产品，销往海内外，这种新型的“乡村制造业活动”被称为“原工业化”。③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厂”，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16世纪初，纽贝里的一家毛纺织“工厂”雇佣了1140名工人，其中近三分之二为妇女和儿童。海外市场的需求大大的刺激了此类“工厂”的发展，英国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毛纺织产品生产和出口国，1700年毛纺织品占国内出口商品的70%。④棉纺织业作为新兴行业随之兴起，其他行业也迅速扩张。机械化逐渐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并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
――摘编自《剑桥欧洲经济史》
材料三 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恩格斯《反杜林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明清之际江南手工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工业发展的阶段及阶段性特征。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对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的认识。
步骤一：整理设问，理清目标与路径。
步骤二：概括材料，结合所学，得出关键词。
步骤三：判断观点，寻找依据，做出论述。
观点描述：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相应的历史前提条件。
寻找证据
从材料看：材料一描述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在明清之际得到发展，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材料二描述了中世纪后英国手工业得到发展，不仅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且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通过材料一、二的对比，材料三借恩格斯的言论做出结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相应的历史前提条件。
从所学看：教材提到明清之际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联系以后的历史看，却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因在于专制主义制度的束缚。教材也提到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在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的刺激下，资本主义获得长足发展。所学知识与材料信息基本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