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2 16:35: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引言
随着“走出去”战略实施和一带一路的建立，浙江省一大批企业也日益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加紧产业布局。根据浙江省商务厅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处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全省经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境外企业和机构共计7816家，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417.19亿美元。
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界和理论界研究的重点课题。本研究从实物期权理论探究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浙江省企业合理选择模式进入东道国，与东道国市场更好的对接。
针对FDI投资者进入模式选择，传统的研究主要使用交易成本理论和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进行分析。交易成本理论强调投资者权衡不同进入模式发生的交易成本，选择成本较小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但交易成本理论忽视了不同进入模式的价值创造能力。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克服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区位优势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强调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具备，一国企业才可能跨国投资。
投资的传统理论没有认识到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时机选择的意义。实物期权理论开启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视角，即实物期权理论综合了对外直接投资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灵活性的三大特点。
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影响因素分析
1.不确定性对进入模式的影响
Tong&Reuer（2007）、Cuyper&Martin（2007）认为外生性风险和市场需求波动率、制度因素以及汇率变化有关。当某一国家法规制度不能保证资本和产权的市场透明度、流动性和规范化时，不完善的监管会扭曲资产价格及并购后的人员管理的难度，使得跨国并购进入东道国面临的风险相对增大。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1：
投资者面临的外生性风险越小，其通过跨国并购模式进入东道国概率越大。
2.不可逆性对进入模式的影响
在现实投资不可逆的现象较为普遍。假设投入一家钢铁厂，企业只生产钢铁，如果钢铁价格下降，企业依据过去经济发展形势分析而建设的工厂被证明是一项“坏的”投资，这家工厂同样也会被另一家钢铁公司看做是一项“坏的”投资，那么出售该厂的生产能力不会有太多收益。不可逆性增加，转售价格降低，沉没成本越多，因此行业的不可逆性越强，企业面临的风险越大，本文提出假设2：
投资者面临的不可逆性越高，其采用绿地投资模式进入东道国的可能性越大。
3.增长率对进入模式的影响
投资增长机会可以增加实物期权的价值，因此也可能直接影响投资者的进入模式选择。当投资增长机会较小时， 通过绿地投资模式进入东道国的难度较大，此时更适合通过采用跨国并购模式来优化资源配置，进行现有生产力的调整（黄涛、李甲，2010），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投资者面临的增长机会越大，其采用绿地投资模式进入东道国的可能性越大。
4.投资规模和进入模式的关系
Brouthers et al. （2010）发现采用绿地投资模式的FDI投资者进入东道国市场时可以分阶段投资，在初始投资阶段其投资额较小，以此来提高未来的灵活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
相对跨国并购的投资者，通过绿地投资模式进入东道国的投资规模较小。
三、实证检验
本研究采用2010年-2015年浙江省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采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其中绿地投资模式取1，跨国并购取0）探究浙江省企业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因变量是一个包括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P的自然对数函数：
本文利用SPSS.19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logistic二元回归。表1给出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相关性分析表明不可逆性、增长率、投资规模的方向和基本假设一致，且投资规模与进入模式的选择显著相关。
从表2得出，模型的预测百分比达79.8%说明模型的解释力较强。除了投资的不可逆性不显著外，不确定性、增长率和投资规模都在一定水平上显著。
模型中uncertainty和绿地投资呈显著负相关（p
模型中irreversible和绿地投资呈正相关（p=0.101），p值略大于0.1，间接支持了假设2。
模型中growth和绿地投资的可能性呈显著正相关（p
模型中size和绿地投资模式呈显著负相关（p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企业拥有的海外资产越多，创建新企业所需时间越长，投资者越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模式进入东道国。长期负债率越高，研发强度越大，净资产周转率，其通过绿地投资模式进入东道国的概率越大。
四、结论与启示
文本将实物期权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联系在一起，研究了投资的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增长机会以及投资规模对投资者进入东道国模型的影响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文本以2011年-2015年浙江省上市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案例为样本进行研究，得出一些结论。实证发现东道国的增长机会越多，投资的不可逆性越强，采用绿地投资模式概率越大，并且绿地投资的投资规模比跨国并购的小。
参考文献：
[1]黄涛，李甲.中国商业银行海外发展投资模式的决策研究--基于跨国并购与新建投资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0，10：64-70.
[2]KeithD. Brouthers， Desislava Dikova. Acquisitions and Real Options ：The Greenfield Alternativ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47： 1049-1071.
（渤海大学管理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摘 要】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面临诸多挑战。制造业企业如何选择正确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对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
1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自“走出去”战略作为国家战略正式提出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短短十多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非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2003年的28.5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901.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45.2%。非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存量总额5256.6亿美元，其中在2003~2013年间非金融业累积投资4494.1亿美元，占非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5.5%，表明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但实现了短期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由2003年的6.2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6.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48.9%。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存量总额428.2亿美元，其中在2003~2013年累积投资达到397.5亿美元，占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92.8%，说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起步晚，取得了更加快速的进步。由以上数据可知，制造业直接投资存量占非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1%，其中在2003~2013年间制造业累积投资占非金融业累积投资的8.8%。虽然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硕果累累，但机会与风险并存。由于我国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制造业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也面临着更多的不公平待遇。因此，对影响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2.1 技术优势
Barney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既可能是为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能力，也有可能是为了获取其他企业的核心资产[1]。当企业相对于东道国的竞争对手具有垄断优势，并且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企业不能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垄断资产的全部收益时。为了获得垄断资产的全部收益，企业倾向于在东道国采用新建投资的方式实现对垄断资产的控制，以期获得垄断资产的全部收益[2]。当企业在东道国不具备垄断优势时，在与竞争对手的市场较量中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弥补技术上的差距，企业倾向于在东道国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获取目标企业的垄断资产，实现企业技术的快速提升。
2.2 国际经验
在陌生的经营环境中，企业往往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缺乏了解。信息不对称将提高信息收集成本，增加企业运营成本，甚至会导致跨国经营的失败。因此，具有国际经验的企业再次面临投资决策时，通常利用以前投资中的经验、教训，掌握的投资技巧，快速锁定投资目标，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因此，具有国际经验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以前投资过程中掌握的投资技巧，快速锁定目标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反之，则采用新建投资的进入方式。
2.3 制度约束
制度约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减少了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利于保护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合法权益[3]；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各项法律制度，设置制度障碍，限制他国企业进入本国运营，以保护本土产业安全[4]。制度约束会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增大，进而提高企业的运营成本。因此，在制度约束大的东道国进行投资时，为了降低不确定风险的影响，减少运营成本，企业更倾向于高度控制国外分子公司，以保证母子公司的一致性。因此，在制度约束大的东道国经营时，企业会采用新建投资的进入方式。反之，则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
2.4 文化距离
企业决策不仅考虑企业利益最大化，还要兼顾消费者心理状态、社会价值观等社会心理的影响。当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时，则需要考虑母国和东道国文化差异，即文化距离的影响。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越大，企业面临的潜在文化冲突风险也越大，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将随之增加。因此，企业在文化距离大的国家进行跨国投资时，为降低文化冲突的影响，企业应该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与东道国相关企业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东道国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从而实现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反之，则采用新建投资的进入方式。
3 结论与建议
3.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企业应在日常经营中不断完善管理体制、拓展融资渠道、增强资源整合能力，在日常经营中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完善管理能力，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为企业跨国经营奠定基础。
3.2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企业在投资前应深入了解东道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东道国政府对于境外资本的态度。如果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保持开放的态度，则意味着企业可以自由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进入模式；如果东道国在出于某种政治原因的情况下，对外资进入本国经营设置比较严格的限制，则意味着企业应该在明确法律规范的前提下，采取谨慎灵活的方式进入东道国。
3.3 重视潜在文化冲突的影响
在文化距离小的国家进行跨国经营时，企业面临的文化冲突风险较小，可以自由选择跨国经营的进入模式；在文化距离大的国家进行跨国经营时，企业面临的文化冲突风险较大，应在与东道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逐步深入的了解东道国的文化传统，谨慎的选择企业跨国经营的进入模式。
参考文献
［1］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17(1):99-120.
［2］Hymer S.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6.
［3］Meyer, K. E. Institutions, transaction costs, and entry mode choice in Eastern Europ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32(2):357-367.
（一）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产生的最初原因是规避国际贸易中的诸多壁垒。二战以后，各个国家为发展或保护本国经济设立关税，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可以绕过关税壁垒充分利用东道国资源设厂生产，目的是为了克服贸易障碍对资本效率的抵制作用，形成关税引致的投资。这种替代关系实际上是以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动来代替商品的国际间流动。
20世纪50年代Mundell建立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所揭示的是，如果直接投资厂商通过实施国际直接投资，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传统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也提出，国际间生产要素自由化流动将加剧国际贸易的萎缩。由此，至今仍有多人担心国内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竞争力衰败而抵制投资自由化政策。
（二）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互补关系与创造效应。二者互补和创造效应主要是指国际直接投资可以在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扩大贸易的规模。现实中制造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所引起的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才等的流动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要大于贸易替代效应。
在实证研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基础上，日本小岛清教授在1978年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其核心思想的推论之一为日本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亦即对外直接投资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应发生于国内处于劣势，东道国尚具有相对优势或潜在相对优势的产业。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了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效果，其方式有两种：一是国际分工导致国际生产的专业化、协作化，使得企业内部的生产要素国际贸易量的扩大；二是利润最大化动机使跨国公司不断在海外投资兴建、扩建、并购企业，导致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
二、投资与贸易关系的新发展
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新贸易理论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冲击，两大理论体系之间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趋势。一般来讲，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效应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贸易替代效应的表现正在弱化。
（2）贸易创造效应。从投资国的角度来讲，对外直接投资直接或间接导致资本货物、中间投入物和技术与服务的出口，而这种中间产品出口的增加足以抵制制成品出口的减少，从而会促进本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近几年，发达国家相互直接投资和贸易的趋势加强，国际投资的地理流向与国际贸易的地理流向的相近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创造效应。
（3）贸易互补效应。内部化理论可以充分解释这一现象。通过跨国投资和内部化交易可以使外部化的市场成本内部化，从而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效益，同时提高投资国与东道国的贸易规模。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互动的结果表现为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家贸易的模式与格局，产业之间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模式被打破，国际贸易模式已经明显向产业内部贸易和企业内贸易模式转变。
（4）市场扩张效应。外国直接投资的发生，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东道国的生产规模，另一方面加深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市场渗透，使市场容量进一步扩大，从而扩大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规模。
三、投资与贸易关系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一）我国投资与贸易关系现状。我国境外投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商务部统计，截止到2003年底，经商务部批准或备案设立的境外非金融类中资企业7360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110亿美元；从我国境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上看，截至2003年上半年，我国贸易型投资无论从数量还是投资金额上都占据了我国海外投资的半壁江山。但是基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初级阶段，我国缺乏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符合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的实质要件，其投资和贸易关系主要表现为互补效应。
（二）我国投资与贸易关系的发展前景。从发展前景来看，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必将推动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对外经济的长远发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表现在：第一，中国经济已经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目前，国内家电等重要行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在国外投资建厂，就可以带动国产设备、原材料以及半成品的出口，有效地拓展国际市场。其次，“入世”对中国企业是挑战也是契机。入世后，中国企业必须熟知国际市场规则，制订长远战略，整合结构以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同时积极寻找发展机会。最后，国际贸易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企业进一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采取的策略。对外直接投资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订策略必须“对症下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遇到的主要问题有：
1、境外投资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效益低下。目前我国境外投资企业平均规模160.6万美元，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5％，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600万美元的投资水平，同时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450万美元的水平。产业大多集中在贸易领域，非贸易型投资明显不足，集中于资源开发业和加工制造业。
2、企业海外投资战略不明确，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由于缺乏政府发展规划，企业对外投动机不明，随意性较强。部分国有企业受产权问题困扰，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
3、企业资金、人才、信息的缺乏导致海外直接投资的失败。我国国有银行尚未与国际接轨，银行对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缺乏科学和全面的评估，存在“惜贷”现象；人才的流失导致企业在投资管理上的失效；信息渠道不畅导致国内企业对国际市场了解与把握欠缺，战略失败。
4、政府审批制度繁琐复杂，管理和服务功能的欠缺制约了海外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审批制度的繁琐复杂导致投资最佳时机的丧失；同时政府缺乏对海外企业的辅导和信息咨询等公共服务职能，不能满足企业对相关信息的需求，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尚未形成配套法律法规框架来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等。
（四）建议与对策
1、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要继续简化境外投资审批程序，从利于企业及时把握投资商机的角度设立相关审批内容，最大限度地缩短审批时限；组建专门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加强宏观管理指导；改革外汇收付办法，允许企业内部合理调配使用自有外汇；充分考虑企业境外经营的独有特点，适当延长出口退税的外汇核销期等；为企业提供信息充分交流的平台；加强和完善海外投资的立法，减少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等。
2、从企业的角度上讲，进行海外投资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深入了解国际市场的投资规则，注意国际市场的动态，特别是对于关税壁垒的规避。对输入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地方政府的开放度、优惠政策、产品市场的开放度等进行准确掌握。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分析风险防范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行模式
1.扩大市场，在国外建厂或收购相关厂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投资追求的是其产品在国外相关市场份额的扩大。在国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建立自己产品的设计、生产和营销三位一体化网络，从而回避因国际市场波动造成的影响和风险。将工厂设在东道国，这种投资可以绕过关税，增加当地就业机会，产品可享受国民待遇，避免非关税壁垒。如海尔、TCL等企业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模式。海尔集团在全球已建立13个生产基地，在美国、巴基斯坦两国分别设立了工业园。TCL除在越南投资过亿，2002年，又以820万欧元的价格收购了德国的施耐得公司。
2.追求低成本，国内生产、国外销售模式。跨国企业利润增长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两种因素来实现。技术更新可以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宗旨，因此，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多是寻求低成本型的。而中国的优势在于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企业逐步出现一些来料加工或招商引资的合作形式。原材料来自国外，产品市场也在国外，如福耀玻璃其生产汽车玻璃的主要原料90%以上从印尼、泰国等国进口，产品60%以上销售国际市场。它的制造、研发等基地均在国内，海外直接投资均为贸易型公司；而格兰仕的战略是通过受让国际知名品牌生产线的方式实现扩张。即将国际知名品牌的生产线搬到中国交由格兰仕组织生产，所生产的产品再按照比这些名牌企业自己在本国生产的成本价更低的售价卖给对方，由对方利用自己的品牌、销售网络在国外销售。目前，格兰仕不但与200多家跨国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且自有品牌的产品外销的比例占总产量的70%以上。
3.战略资源型投资，以资本换资源的模式。这种海外投资的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被投资国的战略资源，以供应本国所缺乏的稀缺资源的需要。典型的是跨国公司在海湾国家投资以控制石油的供应。我国如中信集团80年代对北美森林纸浆的投资，中化在90年代对美国佛罗里达磷矿的投资，中国石油公司2002年在印尼油田和天然气的收购。由于中国目前的矿产资源多处于供应紧张状态，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自身消费量70%的原油和50%的天然气以及其他的资源铁、铜、铝等严重短缺，只有对海外能源投资，才能顺利完成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4.战略联盟型投资，以控股的方式获得利益的模式。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不是完全与企业的效率直接关联，可能放弃短期的利益，以获取长期或其他方面的利益。对企业而言，由于目标和背景及战略的不同，可分为收购国外上市公司或控股国外大型企业两种方式。如新疆德隆集团控股若干个拥有庞大推销网络的大型企业与美国毛瑞公司合作开发欧美电动工具及户外机械工具市场。万向集团以280万美元收购UAI公司（汽车零部件制造商）21%的股权并强制UAI每年必须向万向集团采购2500万美元的产品，此举不但降低UAI的生产成本，还可进一步扩大UAI的销量，为万向集团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模式分析
截止2002年9月，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已达到6800多家，投资范围扩大到160个国家和地区，协议投资总额165亿美元。其中，中方企业投资91亿美元，主要是对我国港澳地区和美国。其次是东南亚地区，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预测，到2005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达到一年40亿美元。主要是在确保能源及家电行业的对外投资。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而言，1999年全球FDI流出流量8000亿美元，其中6360亿美元流入发达国家，约占世界FDI总流量的75%，208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只占FDI总流量24%.国际直接投资趋向于流向经济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产权明晰、金融管制松、企业运行状况良好、市场准入限制小的国家和地区。
由于中国主要的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且政治稳定，工业基础较好，国家外汇储备充足，政策性限制逐渐减少。格兰仕、德隆等企业坚持国内生产、国外销售，充分发挥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通过国际间的商业运作，将过剩的劳动力转化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进而转化产业优势，提升国家的竞争优势。福耀和万向的选择除了利用劳动力优势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国家的“反倾销”，及一些国家设置了较高的贸易壁垒，这种模式不但加大了国外市场开发力度，而且可以避免壁垒，不受反倾销法的限制，减少征税风险。而海尔的自建营销体系模式就是坚持“世界品牌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竞争力的焦点就是以品牌为核心的企业形象的竞争，含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誉度、国际化的形象及包装等，在经营自有国际品牌的同时，利润也随之而来。
中国的企业除了要了解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优势产品，如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还要规避各种风险，选择适当的时机，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方向及原则
从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来看，企业投资的金额不大，范围却过于广泛，平均每个国家只有几千万美元的投资。与中国的总体经济发展规模不相称。特性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并存性、技术结构的多层次性、投资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投资空间的全方位性，这就使得投资的区位选择获得了广阔的空间。随着海外投资规模的加大，投资主体将逐步由国有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资源性和政策性投资除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风险概率和风险损失，成为对外投资企业的首要课题。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遵循下列原则：避免盲目投资，选择投资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选择产品导入型，市场发展潜力大的国家和地区；依据不同行业的性质和进入国家的政策导向，确定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采取由近及远的策略，优先考虑周边国家；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优势要素和核心竞争力及发展阶段，坚持一元化发展和横向发展，对多元化发展要慎重；出资方式尽量灵活，多筹集国际金融货币市场资金，选择理想的投资伙伴，采用合资企业的方式；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专利及商标的使用，维持自有的技术优势；实现经营管理当地化，真正融入被投资国的经济运行体系中。
鉴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资产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国际投资经验少，我国政府虽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和保护政策，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还是存在诸如多头审批管理问题，管理政策导向不明，对外投资项目审批繁琐，缺乏有效的对外投资监管、制约体系，导致在一些热点市场上出现某些国内企业无序竞争，信息咨询服务欠缺，境外逃资增多等问题，到目前为至，中国还未明确跨国投资经营的整体战略、行业规划、产业倾斜政策、投资行业导向。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和流出量呈现极不对称性，比例为1∶0.03，而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比较状况为：1∶1.33，发展中国家平均是1∶0.19，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内外不均衡发展，使经济增长失去强大的拉动力。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应以项目审批为主要手段的微观管理方式改为以管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主；由直接的管理逐步过渡到间接的监控、监测，最终形成以企业为投资主体，中介结构为服务导向，政府宏观监控的管理体系。
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
大力提升中国跨国直接投资主体的垄断优势。如技术垄断优势、产品差异优势、品牌及营销优势、产品成本和价格优势、管理优势、规模优势等。提高跨国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提升跨国企业人力资源的素质。调整优化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组织方式。拓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渠道。（国内、东道国、国际三种筹资渠道）。中国的经济增长，既要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又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这是经济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必要的战略举措。
参考文献：
1.钟朋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五种模式比较[J].2003
2.车耳。投资西方[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关键词：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控制策略；贸易溢出模型；实证研究
一、研究意义及背景
在一国经济技术发展进步到一定阶段， 对外直接投资在获取高新技术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截至2009年底，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协议投资额112亿美元， 中方投资额76.3亿美元， 仅占全球对外投资总量的0.1%， 与我国的经济实力极不相称。 目前， 我国在经济实力、技术、资金等方面已经具备了较大规模对外投资的条件，入世后， 我国将享受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 同时国外市场限制投资的措施松动、市场准入条件放宽， 为我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在技术进步方面的优势， 成为当务之急。
因为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输出一直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所以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大部分都是已标准化的技术。我国想要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提升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就要进行对外投资，靠近技术源，以获得反向技术外溢，主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一是到发达国家兼并或收购科技型公司，特别应该加大对研发要素丰裕的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力度，可以选择和增加对美、英、德、日等国的投资力度而提高其反向技术外溢效应。值得肯定的是，我国一批有实力的跨国经营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和经验。例如，首钢集团通过收购美国麦斯塔工程设计公司70% 的股份直接获取了相应的关键技术等。二是在海外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设立研发机构，充分利用当地技术资源优势，了解和把握国外新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以此作为开发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地。如海尔集团在美国和德国建立了以研发和技术转让为主要目的的海外企业，并在美国洛杉矶和硅谷、法国里昂、荷兰阿姆斯特丹及加拿大蒙特利尔设立了6 个产品设计分部，通过境外产品开发来推动国内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同时，国内也有很多学者运用实证的方法来考察我国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刘凯敏、朱钟棣通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 （即技术进步率）时间序列数据分别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二者的一阶差分序列均是平稳的，所以认为它们之间有长期的稳定关系。龚艳萍、郭凤华通过借鉴Coe和Help- man的贸易溢出模型 （即 CH 模型）构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影响的模型，并分析计算得出定量结果，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影响的机制研究
Fosfuri和Motta（1999）设计了两阶段完全信息双寡头古诺模型，解释无技术优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模型的均衡解表明，对于既定的相对市场规模而言，即使在海外亏损，只要溢出程度足以保证无技术优势企业国内市场因溢出而获益，除弥补亏损外还超过国内经营与出口的利润，企业要选择国外建厂而不是出口，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他们考虑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虽无技术优势但本身技术水平相当高的情形。这类企业会加剧市场竞争，减少东道国技术优势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迫使东道国企业进行战略性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对博弈均衡的分析发现，当技术溢出程度迈过门槛水平之后，无技术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几率将随溢出程度的增加而上升；即使溢出程度接近于完全时战略性FDI也可能发生，无技术优势企业继续受益；无技术优势企业技术溢出的转移成本增加，是战略性对外直接投资的几率扩大，还促进了无技术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几率扩大，还促进了无技术优势企业继续受益；无技术优势企业技术溢出的转移成本增加，使战略性对外直接投资的几率扩大，还促进了无技术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三、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与控制策略
1、技术转移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主要有外部转移和内部转移两种形式。由于对跨国公司而言，技术外部转移的控制程度较低 ，所以跨国公司多采用内部转移方式。技术内部转移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紧密相联 ，是跨国公司技术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流动。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内部化 ，主要是为了规避外部市场干扰和高成本 ，防止技术模仿和外溢 ，充分利用规模经济 ，并且有利于技术和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分期分批地合理转让技术和技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技术领先优势和实现技术创新价值。跨国公司向东道国进行技术转移的质量和速率 ，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跨国公司在海外直接投资，是服务于全球战略的，所以其投资企业采用什么水平的技术 ， 同样要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市场战略，同时也要考虑到东道国的市场结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伴随着直接投资而进行的技术转移 ，正是跨国公司综合权衡上述种种因素之后做出的选择。
2、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的控制
跨国公司在技术控制上既要充分发挥技术的优势，又要防止技术过早地泄露。在技术风险管理上，跨国公司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差别对待策略，在技术转让时机、转让方式方面都具有不同的选择。为了进一步防范核心技术的扩散，当代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研究与开发一般采用母国中心化的运作模式。母公司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各研究与开发分部技术转移的机构，有利于总部研究与开发的规模经济和对核心技术的严格机密的控制。跨国公司针对其拥有的技术水平的高低选择不同的技术风险管理模式，如独资形式或合资形式。
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如下四点：第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进出口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第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我国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并且有利于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第三，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外资；第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发挥我国的资源优势，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国外自然资源。
四、模型的建立
参考文献：
[1]龚艳萍，郭凤华。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文献回顾与我国的实证研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5；
[2]陶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五大经济效应分析。对外经贸实务（跨国投资）2008：76-78；
关键词：对外投资 区位选择 现状及建议
1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现状
根据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及区位选择现状，下面我们将先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进行总体的统计描述，然后再具体到地区分布方面。
截至2011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实现了自数据以来连续十年的增长，达到746.5亿美元，同比增长8.5%，再创年度投资流量的历史新高。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投资存量更是突破4000亿美元，达到4247.8亿美元。投资遍布全球七成国家地区，我国13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 1.8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2011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前20位的国家（地区）存量累计达到3856.09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90.8%，国家聚集度较高。
根据商务部历年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区位分布呈现相对集中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相对集中的表现形式，正是反映了我国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是具有共同的行为特征。
根据2012年统计年鉴，我国对外投资最多的是亚洲地区，投资流量为454.9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60.9%。截止2011年底，对亚洲的累计投资存量为3034.3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71.4%。主要分布在我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我国澳门、韩国、泰国、越南、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对拉丁美洲投资流量为119.3亿美元，占投资总流量的16%。累计投资存量为551.72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3%。主要分布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墨西哥、巴哈马等国家和地区。
对欧洲投资流量为82.5亿美元，占投资总流量的11%。累计投资存量为244.5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5.76%。主要分布于法国、英国、俄罗斯、德国等国家。
对非洲投资流量为31.7亿美元，占投资总流量的4.3%。累计投资存量为162.4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3.82%。主要分布于苏丹、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几内亚等国家。
对北美洲投资流量为24.8亿美元，占投资总流量的3.3%。累计投资存量为134.7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3.17%。主要分布于美国、加拿大。
对大洋洲投资流量为33.2亿美元，占投资总流量的4.4%。累计投资存量为120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83%。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
2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政策建议
2.1 针对东道国区位因素的政策建议
2.1.1 选择正确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战略。进行海外投资时，必须考虑东道国能提供的特定区位优势是否能使得这里的市场比国内市场、其他海外市场的利润更为丰厚。而且这些区位对所有公司开放，不管公司的规模和国籍并且是不可移动的。这些区位特定优势包括相关的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劳动和物质成本，市场规模和特性，生产专业化，生产集中度，政府政策和税收激励等等。其中资源丰富型的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选择之一。我国对资源开发产业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直接弥补在生产活动中的我国资源缺口，解决在对外投资中长期以来我国资源迅速减少、人均拥有量低的尴尬，并且还能促进资源开发产业的优化与发展。
2.1.2 转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导向模式。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及增长和变化并不是“国际市场导向型”，在很大程度上其是属于“政策导向型”。政策导向型的基本特征是企业更注重境外投资选择的政策意义，而对东道国投资环境和进入条件缺乏从战略高度的考察和预期。比方说对我国香港的投资一直雄踞于我国榜首，大大的超过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因为政府的政策性介入行为太多而被限制。因此约束了企业的种种行为，这是有悖于市场发展规律的。所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逐步改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导向和扩张模式。
2.1.3 针对东道国市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针对东道国工资水平和生产效率的不同也可以考虑采用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如在生产效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东道国投资时，投资国可考虑采用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即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然后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来进行某种产品的设计、规划、生产、销售等所有的经营活动；在生产效率和工资水平较低的东道国投资时，投资国可考虑采用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即在东道国设立工厂或建立企业又或者是采用投资的方式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某个生产阶段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依靠东道国廉价劳动力从事垂直一体化生产。在资源丰富的东道国进行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技术发达的东道国，则从事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2.1.4 建立对东道国风险的防范机制，确保海外直接投资的安全。从往年观察，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政治风险考虑较少，很多投资布局在经济风险比较大的地区。特别是非洲和中东地区，我国为获取原材料大量投资于这些发达国家尚且视为风险非常大的地方。对我国企业来说，为了避开和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竞争，且能够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必要的原材料资源，也为了保证投资安全，所以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需要在投资前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同时应该建立一定的风险防范机制，定期进行评估。
2.1.5 重视市场潜力的挖掘，加大对经济增长迅速的新兴经济体的投资。目前而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属于资源寻求型，主要的投资对象还是资源丰富的国家。而国际上却是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跨国公司，目前，我国的直接投资区位布局缺乏对市场潜力的重视。未来市场潜力大、经济增长迅速的地区，刚好和直接投资追求长期利益的目标一致。
2.2 针对企业内在特定因素的政策建议
2.2.1 提高国际市场地位，形成跨国企业自身的垄断优势。显而易见，投资国具有强劲的经济实力和其企业自身的垄断优势是增强全球化竞争的基础。所以要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内跨国企业在夯实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的前提下，培育自身垄断优势。当前，我国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滞后致使企业培育垄断优势的制度，尤其是国有企业在这方面表现非常突出。由于我国企业的不能形成自身垄断优势，因此国际竞争力普遍不强。只有大力推出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才能为企业垄断优势的形成提供制度基础，相信我国日后会有很多企业通过形成自身的垄断优势，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2.2.2 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第一，企业依据本身的投资动机及核心能力，来对国际化经营的方式和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及地区进行合理科学的选择，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第二，大力鼓励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或创立民族品牌，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且积极寻求市场规模较大、科技发达的海外市场。第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更多的考虑寻求效率，借不同地区的要素价格差异，使企业实现全球化布局，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四，应通过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等手段来丰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知识和经验，不断拓展企业对东道国市场环境、资源条件、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政策等投资环境信息来源渠道，鼓励企业循序渐进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此减少投资的盲目性。
2.2.3 企业根据自身规模，选择合理区位。企业自身规模不同，则抗拒风险的能力也就不同。因此，合理选择区位有利于企业自身在东道国的发展，规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风险。大型企业可以选择的区位灵活性较中小型企业更强，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也更明显。因此，建议我国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扶持中小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增加它们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优势，来弥补它们自身发展的不足。同时可以进行优秀中小型企业评比，将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交给有资质的中小型企业，带动这些企业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宋维佳，许宏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2（10）.
关键词：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温州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2.012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最早出现于15世纪前后[1]，是指一国居民（自然人和法人）为获得另一国的企业控制权，在该国投入生产要素的跨国经营活动[2]。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不断深化发展，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整合的态势，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投资总量急剧提高、投资方式趋向多样化、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的特点。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主力”地位。由于国有企业的制度缺陷和潜在的体制冲突，导致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巨大。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区，市场发育程度相对较高，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冲动”较强烈，被商务部称为“走出去”的“温州模式”。2012年3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区，在试点方案中要求研究开展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这也说明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承担着中国民营企业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先行先试的重任。因此，研究温州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着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1 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是从研发、生产加工到最后营销完整产业链对其区位选择进行解释。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产业链、价值链深度分解，国际产业转移正从产品间向产品内生产的空间分离及生产工序和工艺间的空间分离方向发展。跨国公司在生产持续国际化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按照地方生产网络的比较优势，实现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的链接，进行价值链的全球配置和布局。在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不仅能达到缩小技术差距、优化产业结构、增加贸易的目的，而且还能促进各国经济关系发展，最终推动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3]（表1）。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重点的转移，无疑会对其“走出去”投资的区位选择构成重要影响。
1.1 全球生产网络下产业分工的区位选择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研究大多基于成本角度，如韦伯（Webber）[4]的古典区位论就把成本最小化作为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标准；马歇尔（Marshall）[5]认为本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可以降低企业各种成本，对于单个企业而言本地化不仅是一种外部性[6]，而且对企业的区位选择活动起着重要作用[7]；邓宁（Dunning）[8]引入了区位优势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区位选择，区位优势能强化或补充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但决定区位选择的因素越来越趋向综合。UNCTAD[9]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主要是根据市场条件做出的，区位因素具有系统性，市场规模和成长性、生产成本、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宏观经济状况和总体管理框架等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都有影响；优惠政策并不具有绝对作用，只有在市场规模、生产成本、技术水平及基础设施等因素基本相等的时候，优惠政策才会在区位选择中发挥作用。UNCTAD[10]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区位因素归纳为三大类：投资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和投资促进措施因素（图1）。
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国际间产品分工正向产品工序的分解及全球化配置方向转移并呈现严格的价值等级关系。特定国家依据要素禀赋的优势，吸引国内外投资专注于某一环节或工序的生产（服务提供）。因此一个国家吸引外资，将不再是因为其对某个完整产业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却可能仅仅因为其在某个生产（服务）环节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企业将依据自身在某个生产（服务）环节的要素诉求，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从跨国公司层面来看，通过生产环节的布局转移，可在全球范围内利用某区域在某个生产环节具有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具体到产品生产布局方面，跨国公司一般将高档产品生产主要放在发达地区，部分中间品出口或在国外进行组装；低档产品的生产完全转移到国外进行。从价值链布局来看，跨国公司将价值链进行空间分离形成一定的空间结构：母公司控制核心技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环节被定位在人才密集且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转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低薪酬地区，使全球生产形成多边、互补、垂直与水平分工交织的新型国际分工网络体系[11]。
从宏观层面看，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将按照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及投资地禀赋优势来决定[12]。一般而言，拥有关键资源或核心能力的领导企业的总部控制整个生产网络，其所在区域是全球生产网络的权力中心，这个权力中心自然成为优势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充当管理层的各地生产型领导子总部或区域职能总部所在区域一般为区域经济中心，是生产管理类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中心；充当生产网络执行层的地方生产网络的供应商及生产型子公司所在区域则处于“边缘地带”（图2），是优势拓展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地。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地区）是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节点，而后进国家（地区）尽管通过嵌入生产网络获得发展，但一般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地区。
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在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不仅反应了其在网络中的权力地位，并直接表现为网络权力与网络组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的耦合性，同时也决定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诉求及区位选择。一般而言，控制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位于网络权力中心的企业选择信息、人才等软要素集聚的高端区位；而处于执行地位的企业、从事价值链低端标准化生产的企业，主要考虑土地、原材料、低劳动力价格等硬要素的区位成本[13]。在这样的网络分工和区位分布下，区位不仅关系企业能否进入全球生产网络，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决定企业网络地位形象的“地理名片”。全球领导企业总部、全球专业供应商总部一般定位于少数“全球经济控制点”的城市[14]，这些城市也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权利中心”城市；领导公司的区域总部及部分主要供应商总部、关键零部件生产基地、部分产品组装基地，是领导企业总部与生产单元之间的“中继站”，一般设在区域通通信枢纽城市、区域重要城市；一般标准化的零组件生产基地，主要位于要素价格较低、税收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地区）。
发展中国家往往从事劳动密集型环节或低技术工序，网络成员难以触及到核心技术，因此对发达国家产生技术依赖而被长期“锁定”， 由于技术溢出效应有限，失去了以往产业前向、后向的带动作用，难以实现由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的提升，发展中国家企业寄希望通过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而获取综合性回报的空间被极大地压缩[15]。中国企业要打破长期被“锁定”在为跨国公司“打工者”的地位，必须借助知识和技术的积累，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全球要素资源配置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加快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16]。
1.2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国内外学者仍以比较优势理论和成本理论为核心，延续了从成本、制度、集聚经济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传统，但也形成了一些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企业实际情况的学说。有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东道国的种族纽带和人文共性来对收入水平较低、市场容量不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17]，受“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对相邻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18]。有学者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空间分布进行实证研究。在区位选择方面，有学者研究发现，稳定的政局及其他的经济变量，包括政策变量、实际税率对FDI进入有显著影响作用[19]；Crumbley[20]分析认为经济变量和制度变量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存在较大影响。在空间分布方面，有学者经过实证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FDI初次进入东道国后，随着东道国社会环境的变化，存在着地域性因素的变化，但FDI流向发达国家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21]。
有学者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市场规模更大、工资水平相对中国更低以及自然资源禀赋更加丰裕的区位，更能吸引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22]；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自然禀赋状况共同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23]。林毅夫等[24]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遵循“早半拍”的原则，符合该原则的有东欧、中亚等地区；大部分学者从国际经验出发，指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首先考虑东盟国家，其次是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和地区[25，26]。与上述观点不同，程慧芳等[27]应用引力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提出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类“引力”国家（地区）。李伟杰[28]认为应充分利用中国与睦邻国家经贸往来密切、心理距离短、华人华侨分布广泛、汉文化影响深远等独特优势，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轨迹。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现状是：非洲居首，东南亚次之，拉丁美洲位列第三，发达国家极少[29]。这样的空间分布，基本符合FDI的区位选择理论，但对非洲的FDI存在一些盲目性[30]。从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来看，有学者以“企业规模—产业类型”为分析框架，从不同因子的影响作用大小，选择不同的投资东道国[31]；按企业规模的不同，大型企业可以选择到发达国家投资，中小型企业可以选择到发展中国家投资[32]；从企业创新能力的不同，传统产业可以选择到周边国家投资，知识和技术密集的高新产业可以选择到发达国家投资以提升企业竞争力[33]。与此同时，要对东道国的投资区位环境进行评估[34]，注重“聚集效应”、保持成本优势、强化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区位选择[35]。赵伟[36]以浙江万向集团为例，提出“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应依循从外包的低端承包到“反客为主”建立跨国公司的思路。根据心理距离、先易后难、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区位选择原则，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策略为：选择那些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和我国差异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最佳区位应该是周边发展中国家、东欧和中亚各国，再有针对性的考虑走向欧美等发达国家[37]。
2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在UNCTAD区位因素分类的基础上，本文把民营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优势拓展因素、制度利用因素和优势寻求因素。
2.1 优势拓展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由于投资者面对海外不确定、不熟悉的社会经济环境，成本最小化依然是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38]。一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交易成本低的国家（地区）[39]，国内较高的交易成本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40]，劳动力成本、交通通讯成本等是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41]，信息成本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也有重要影响[42]。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空间集聚会形成产业的自然优势和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面对陌生的投资环境，与东道国企业相比处于一种天然的劣势地位，比当地企业有着更高的信息成本[43]，为克服高信息成本和高风险，东道国产业聚集区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起着决定性作用[44]。Luger等[43]对瑞典的案例研究证实了集聚经济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性，集聚经济对FDI的区位选择的正向影响体现在城市和行业的规模效益方面[45]。
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凯夫斯（Caves）等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强调市场接近、市场规模及市场增长潜力因素的作用，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46]。但出口导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关系并不显著[47]。一些学者使用GDP作为市场规模的替代指标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子，研究发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和GDP增长率存在正向的显著关系[48]。
2.2 制度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是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两个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决定的一个博弈过程。安哥多（Agodo）、贝尔德伯斯（Belderbos）、奥克荷姆（Oxelheil）及鲁明泓等制度学派代表，从制度层面和政府政策层面分析东道国对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尽管成本、市场规模和集聚经济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起着决定性作用[49，50]，但一定程度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实际上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49]，投资者必须深入了解东道国政府对外来企业设置的不同阻碍和鼓励措施[51]。Dunning认为企业投资区位决策的关键在于企业自身优势能够与区位优势得到最佳的结合[52]，只有当其他因素趋同时，东道国激励政策才能够起到最终的决定性作用[53]，因此许多跨国公司并不把激励政策作为投资决策考虑的因素[54]。东道国在提供激励措施时，要将目标集中于本地区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还要区分区域激励和行为激励[55]。对出口国企业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只是规避反倾销的“次优”选择，东道国通过实施反倾销的确可以暂时吸引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但一旦东道国取消这样的措施，它们会重新将生产地点放到成本更为低廉的地方[56]。Barlow和Wender对247家美国公司就海外直接投资的访谈时发现，相对于根本性原因，投资激励只是一个次要因素[57]，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和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欢迎态度在所有因素中最重要[58]，跨国公司在美国的经营活动就与美国的有效保护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9]。
2.3 优势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自20世纪60年代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美、欧（共体）和日本三角，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地区）是全球新产品、新技术和新信息的来源地和集聚地，有利于企业的发展[60]。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重要因素，以知识和技术为中心，一种新的分工体系开始形成[61]。坎特维尔和托兰惕诺[62]的技术积累理论更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优势寻求型的区位选择。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先进的技术[63]。从最能代表创新水平和能力的R&D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来看，跨国公司到美国投资R&D机构，是为了跟踪和获得美国技术以提高自身技术能力和优势，这一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64]。
3 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根据温州市商务局提供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温州共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529家①。笔者根据市商务局提供的企业清单，于2010年上半年对温州市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发放了问卷，最终共收到有效问卷167份，占温州对外直接投资民营企业的比重达到80%左右。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
3.1 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情况
在存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被调查的温州民营企业主要表现出“集中投资为主、分散化投资为辅”的总体特点。被调查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分布比较广泛，除大洋洲、拉丁美洲、非洲三地外，其他各地区均为存在较为集中的投资，其中到西欧地区投资的企业最多，占样本总数的19%（图3）。
在对“贵公司投资最多的三个国家或地区”的回答中，共有36个国家或地区列入温州民营企业投资目的地，其中：美国最受青睐，有59家企业选择在美投资，占样本企业的35.3%；选择俄罗斯、德国、意大利、阿联酋、日本投资的企业也较多。
3.2 温州民营企业预期对外直接投资地区
在预期投资区域中，按选择的企业数量多少排序依次为：东亚和东南亚（76家）、西欧地区（67家）、北美洲（67家）、东欧地区（54家）、中东地区（52家）、非洲（41家）、拉丁美洲（21家）、大洋洲（9家）。与历史投资相比，东亚和东南亚超过西欧地区成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区域；选择在非洲投资的企业数上升幅度最大，新增13家，增幅达到46.4%。
对“未来产品和服务的首选市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东亚和东南亚市场、投资所在地的市场、中国国内市场，而排在后三位的分别是拉丁美洲市场、整个国际市场、大洋洲市场。可以看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市场还是比较明确的，并不是毫无目的的“整个国际市场”，包括东亚、东南亚、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市场是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首选市场；大部分企业“走出去”瞄准的市场还有投资所在地的市场，这说明先期投资的存量给企业带来良好的收益和市场前景，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意愿增强。
从预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国家来看，美国依然受到“走出去”企业的青睐，超过一半的样本企业希望未来前往投资。与现状相比，未来3-5年，选择排在前列的阿联酋（新增27家）、俄罗斯（新增19家）、德国（新增15家）进行投资的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温州民营企业对在意大利投资的前景不太乐观，与现状相比，仅有新增3家希望在意大利投资的企业。
4 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启示
4.1 优势拓展是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温州民营企业历史对外直接投资在欧洲国家的累计企业数达到45家，地区排名位居第一，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国家是温州华侨的集聚地。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商品输出主要是依靠“侨贸”，随着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设立贸易机构，是因为与欧洲国家华人华侨分布广泛的“心理距离短”和人文纽带、人文共性等独特优势。随着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价格的逐步提高，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成为预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也反映了优势拓展型的成本因素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心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e）”开始产生作用，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59]。由于拉美地区自身经济复苏有待时日、大洋洲地区市场潜力不大，一直没有成为温州民营企业预期投资的重点地区，这反证了优势拓展在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
4.2 制度利用是区位选择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东道国的优惠政策、规模贸易壁垒是制度利用型区位选择的测度因素。从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来看，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消费品市场容量大，随着国家加强中非合作政策效应的显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选择非洲，这是东道国优惠政策正面效应的体现。从民营企业从事的产业来看，既有从事矿产资源开发和初加工的；也有投资设立生产基地转移国内过剩产能，服务本地市场，这也验证了优势拓展在区位选择中的重要地位。
从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来看，俄罗斯土地和矿产资源资源丰富、市场广阔且辐射欧洲广阔腹地。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温州人率先开展对俄边贸，逐步通过贸易网络深入前苏联地区，但传统的“灰色”清关做法使温州企业不时遭遇俄罗斯海关、税务部门的打击。随着近几年俄罗斯经济逐步迈入正轨，温州企业投资建设的俄罗斯商品交易市场和生产基地不断增多，从边贸出口建立产品生产贸易基地的发展轨迹，验证了规模贸易壁垒、东道国相关交易成本（腐败、行政效率）等因素在制度利用型区位选择中的影响作用，也是东道国政策倒逼效应的体现。
欧洲是温州民营企业历史和预期投资重点区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规避我国相关的管制政策。据笔者访谈和调研，由于我国对资本支出管制较严，部分温州人利用温州民间金融发达、民间资本充裕和温州华侨网络广泛的优势，通过“互换”方式首选欧洲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是“负面”政策利用型区位选择的一个典型案例。
4.3 优势寻求型是区位选择新的重要因素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地区，因为民营企业基本上属于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可以选择到发达国家投资，中小型企业可以选择到发展中国家投资”[32]，因此我国民营企业“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发达国家极少”。但美国成为温州民营企业历史和预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热点、重点地区，不能不说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与众不同”。因为美国作为当前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拥有关键资源和核心创新能力，是全球生产网络的权力中心之一，温州民营企业选择在美国、欧洲及日韩等国投资，是典型的“优势寻求型”区位选择，是符合“知识和技术密集的可以选择到发达国家投资”的理论解释，这也反应了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全国民营企业中“先知先觉”的典型性。
从市场信息和市场渠道因素的作用来看，迪拜（阿联酋）是优势寻求型的区位选择典型。迪拜（阿联酋）在温州民营企业历史和预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位居前列，因为迪拜是中东地区的金融和经济中心，又是欧洲、非洲和亚洲的经济、交通中转枢纽，区位条件优越。迪拜每年举办的国际性大型展会、博览会、招商引资会等，提供了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等市场营销渠道及市场信息资源，对市场有着天生敏感的温州民营企业热衷投资迪拜，是企业家寻求优势区位选择重点考虑的因素。
从已经实现的优势获得性来看，对欧洲的投资已成为典型案例。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欧洲国家经济逐步陷入“泥潭”， 因此意大利的投资前景不太乐观。但由于欧洲具有“不可替代性”，温州民营企业对欧洲区位选择的坚持，是因为欧债危机为温州民营企业寻求优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部分民营企业已进入欧洲收购研发设计机构、知名消费品品牌和市场营销公司，将加速其向价值链高端提升。
总之，温州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有选择地按照价值链提升和生产网络全球化布局的要求，选择技术创新和市场渠道发达的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投资研发、市场营销机构寻求优势；在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设立生产基地，拓展传统的比较优势；利用东道国的政策，从事资源开发或者设立生产基地规避贸易壁垒，利用制度优惠。因此，温州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受限于企业在全球生产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和权力地位，在网络权力与网络组织的空间分布上没有呈现出耦合性。
参考文献：
[1] 李兰甫. 国际企业论[M]. 台湾：三民书局，1984：3.
[2] 杜德斌. 世界经济地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94.
[3] 张红霞，李平. 新新形势下的对外经贸合作[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64.
[4] Weber A. 李剑刚，等，译. 工业区位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 Marshall. 朱志泰，译. 经济学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6] Krugman P.R. 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7] Smith D.F.，R. Florida.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Japanese Affiliated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 in Automotive-Related Industri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4，36：23-41.
[8] Dunning J. H..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73， 25： 289-336.
[9]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R]. 1995： 298-299.
[10]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R]， 1998： 91.
[11] 陈凤英. 21世纪初期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趋势[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1（5）：38-39.
[12] 邓智团. 非对称网络权力与产业网络的空间组织—以我国台湾地区流行音乐产业网络为例[J]. 中国工业经济，2010（3）：153.
[13] 景秀艳. 生产网络、网络权力与企业空间行为[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146-149.
[14] Hayter R..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Location： the Factory， the Firm and the Production Systems[M]. New York： John Wiley&Sons Ltd， 1997： 265-289.
[15] 景秀艳. 网络权力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构建—以戴尔公司为例[J].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10（3）：84-88.
[16] 周升起.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趋势与政策[Z]. 东亚论文，2009（75）：16.
[17] Louis T.Well.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 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3.
[18] Cantwell J.， P.E.Tolentino.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J].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Studies， 1990：139.
[19] Buckley，P.J.，Clegg， A.Cross， X.Liu， H.Voss， P. Zheng.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
[20] Olive K.O.， C. Larry Crumbley. Determinants of US Priva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OPEC Nations： From Public and Non-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s[J].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1997，9（2）.
[21] Dunning J. H.，R.Narula. Developing Countries Versus Multinationals in a Globalising World： The Dangers of Falling Behind[M]. London： Dryden Press， 1997.
[22] Cheung Y. W.，Qian X. W.. The Empiric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Z]. Munich： CESifo GmbH. 2008.
[23] 黄保东.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和区位的国外研究述评[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2）：189-194.
[24] 李伟杰，宋焱.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综述与实践回顾[J]. 海南金融，2009（1）：29-34.
[25] 赵春明，何艳. 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J]. 世界经济，2002（5）：38-41.
[26] 杨大楷，刘庆生，刘伟. 中级国际投资学[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7] 程慧芳，阮翔. 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 世界经济，2004（11）：23-30.
[28] 李伟杰.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综述与实践回顾[J]. 金融教学与研究，2008（6）：36-43.
[29] 刘丽艳，王姝怡.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探讨[J]. 商业时代，2007（23）：33-34.
[30] 刘鸿武，王涛. 中国私营企业投资非洲现状与趋势分析[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36-42.
[31] 贺琼，孙武秦. 浙江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J].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4（2）：54-58.
[32] 欧阳晓.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理论、战略及模型[D]. 长沙：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2006：51.
[33] 卢建锋. 论我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优势与策略[J]. 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15-117.
[34] 衣长军.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创新[J]. 经济纵横，2008（1）：121-123.
[35] 钟懿辉. 我国企业FDI的区位选择探析[J]. 经济研究与管理，2006（10）：78-83.
[36] 赵伟. 民营企业国际化：现状评价与路径建议[J]. 2005（8）：8-12.
[37] 范亚平，吴雪平.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J].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4）：33-36.
[38] Yamawaki H.. Location Decisions of Japanese Multinational Firms in Europe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In K. Hughes （Ed.），European competitivenes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39] Caves R.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as： 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71（38）： 1-27.
[40] Williamson O..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41] Kravis I.， R.Lipsey. The Location of Overseas 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for Exports for U.S.Multinational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2（12）： 201-223.
[42] Mariotti S.， L.Piscitello. Information Costs and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thin the Host Country：Empirical Evidence form Ital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5（4）： 815-836.
[43] Luger M.I.，S.Shetty.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Plant Start-Ups in the United States：Lessons for Policymakers in the Southeast[J].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1985： 223-245.
[44] Smith D.F.，R. Florida.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Japanese Affiliated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 in Automotive-Related Industri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4（36）： 23-41.
[45] Head K.，J. D.Reis.Swenson. Agglomeration Benefits and Location Choice：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38）：223-247.
[46] Hennart J.，Y. Park. Location，Governance and Strategic Determinants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4（15）：419-436.
[47] Wheeler David， Ashoka Mody.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ocation Decisions： The Case of U.S.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2（33）：57-76.
[48] Gruben William C.，McLeod Darry. Capital Flows，Savings，and Growth in the 1990s[J].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Elsevier， 1998（3）： 287-301.
[49] 贺灿飞.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80.
[50] Agodo O.. The Determinants of U.S. Privat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n Afric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78（9）： 95-107.
[51] Grosse R.，J. Behrman.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J].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1992（1）：96.
[52] Dunning J.H.. Trade，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in B. Ohlin （ed.），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Proceedings of a Nobel Symposiumheld at S tockholm[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7.
[53] 葛顺奇. 激励措施及其对吸引外资的影响[J]. 国际经济评论，2006（3-4）：47-49.
[54] Charles Oman. Policy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Study of Competition Among Government to Attract FDI[R].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aris， 2000.
[55] 梁军.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中国不同地区的引资战略—基于时间和空间视角的研究[D].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2007：64-68.
[56] Belderbos R.H. Vandenbussche，R.Veugelers. Antidumping Duties， Undertaking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U[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4（48）： 429-453.
[57] Morisset J.， N.Pirnia. How Tax Policy and Incentives Affe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Review[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1999，2509（11）： 30.
[58] 鲁明泓. 制度因素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一项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1999（7）：57-66.
[59] Lall S.，N. S.Siddharthan.The Monopolistic Advantages of Multinationals：Lessons from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J]. Economic Journal，1982（92）： 668-683.
[60] 杨建清.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实证与战略[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180-181.
[61] 刘春生. 全球生产网络下新的国际分工格局[J]. 软件工程师，2007（1）：39-40.
[62] Cantwell J.A.， P.E.E.Tolentino.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Z].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ssociation，Antwerp， 1987-12.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跨国公司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加强该领域的研究，对于推动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有效利用外资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85年至2000年为第一阶段。1985年中国企业投资兴办的境外企业数为180家，中方投资额为18亿美元，2000年底累计中国境外企业为6296家，中方投资为763亿美元，遍布160个国家和地区。起初的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中餐馆、承包工程、航空服务、工贸技贸，后涉及资源开发、工业生产、金融保险、咨询服务等。这段时间的特点是：分布的地区广，投资的行业多；与国外企业合资经营的多，独资的少；非生产企业多(特别是贸易性企业)，生产性企业少；海外子公司新建的多，收购当地的少(发达国家占50％以上，我国只占22％)；小型的多，大型的少(中方投资在1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占我国全部海外企业的90％以上)。其主要目的是：开拓国外市场；增加外汇收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资金、技术、管理)等。
2001年至2005年为第二阶段。据商务部合作司境外投资企业处的统计，到2003年底，中国境外投资的企业为747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为1143亿美元。这个阶段，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第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由贸易型转为生产型。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由国有外贸企业及工贸公司为主，转向生产制造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引起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的变化，家用电器、轻纺、石化等生产性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主体。
第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由小变大。从1985年到200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年均为497亿美元。据有关资料称，我国2000年对外直接投资为344亿美元2004年为36亿美元。在第一阶段的初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一笔是1986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合作对澳大利亚亚特兰炼铝厂的12亿美元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10％。2005年5月1日，联想集团公布正式完成对IBM全球PC业务的收购，投资总金额为175亿美元，其中现金45亿美元，股票8亿美元，承担IBM5亿美元的净债务。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由新建境外企业为主到大幅度增加收购境外现有企业。万向集团2001年成功收购美国上市公司UAI，海尔集团2001年6月并购意大利迈尼盖蒂公司下属一家冰箱厂，2003年11月TCL宣布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的电视机和DVD生产部门等等。
第四、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在拓宽的同时，对资源、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比较突出，中国企业对石油、电脑等企业的并购在国际上引起比较大的反响。
二、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特点
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中国跨国公司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一)成长与发展的国内环境特殊。首先，中国跨国公司产生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后发型跨国公司；其次，产生和成长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既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又受到了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再次，中国的国内市场大，导致中国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相对较低一些；还有，由于企业自身情况差异较大，中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创造出了多种模式，包括建立海外加工贸易投资模式、海外自主创牌投资模式、海外品牌并购投资模式、海外品牌输出投资模式、海外资产并购模式、海外股权并购模式和海外研发投资模式等。
(二)企业自身条件有特殊性。第一，中国许多跨国企业开始走出去的时候，还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第二，中国企业是在几乎没有国际知名品牌的情况下开始走出去的，这点同其他国家跨国公司发展初期的情况有所不同；第三，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并不是完全等到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很高以后才开始的，竞争力是走出去的基础，但走出去也可以磨练提高竞争力；第四，到目前为止，走出去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
(三)成长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更困难。当前，外国跨国公司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全球市场和全球资源，已经形成了既定的生产与营销网络，形成了即定的利益格局，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需要打破原有的格局，因此将会遭遇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甚至阻挡。这表明中国跨国公司成长所面对的挑战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成长时面对的要严峻。
(四)发展的速度相对较快。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一二百年，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才25年，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史大体也就这25年，客观来讲是比较快的。
三、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一)制定适合自己的国际化战略
中国企业的发展很不平衡，与国外著名跨国公司相比差距很大，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制定和实施适合自己公司特点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一般来讲，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要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被动的学习，适应和谋生阶段，这一阶段的企业主要是迫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引进国内的技术、资金、设备，接受跨国公司的订单，直接或间接的出口，通过与国外公司的交流合作及竞争，企业既尝到了“出口创汇”增加销售和利润的甜头，也学到了一些国外公司先进的经验，了解了国际市场信息和动态，增强了国际化经营的愿望。
第二步是积极走出去，主动出击，参与国际竞争，这一阶段的企业经过一定时期的学习、研究和适应阶段，同时在第一步成长壮大的基础上，通过对国际市场的了解和对自身比较优势的认真研究，找到了直接走出去，利用全球的市场、资金、人才，直接主动参与国际竞争的切入点和最佳途径。
第三步是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跨国经营，在第二步取得成功并发展壮大的基础上，企业综合运用全球的市场资源、信息、技术和人才建立全球经营网络，包括销售、生产、制造、金融、研究、投资及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和系统，全面实现市场国际化，资源国际化，人才国际化，品牌国际化，研发国际划，管理运营国际化。
(二)加强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
企业的国际化，要求国际化的企业家人才。首先，人才培养市场化，有目的将人才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培养锻炼，优秀的人才必须是驾驭国际国内市场的高手；其次，人才选拔市场化，面向社会在开放的人才市场环境下，公开招聘引进人才是企业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同时在企业内部人才的选拔上，也要按照公开、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建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第三，人才使用市场化，按市场经济原则，建立必要的激励约束机制是人尽其才的重要保障，既要事业留人，也要机制留人，使人才的贡献与报酬紧密挂钩，有奖有罚，优胜劣汰。
(三)加快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当前，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创新要注重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既要注重有形资产方面的创新，又要注重无形资产方面的创新，特别是企业文化、经营理念，管理模式，激励约束机制等无形方面的东西。创新目的和重点首先是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用良好的企业文化和机制吸引人，留住人、激励人、约束人。
第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首先要通过企业不断的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企业为适应市场的竞争需要不断地自我否定，通过改革改制来实现内部结构和人员的优化组合，事实上，核心竞争力本身就是包括企业自身的制度创新能力。
第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要“因企而宜”，不能照抄照搬搞创新。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是玄而又玄的东西，不同的企业又有不同的实际情况，不能盲目跟风，照抄照搬，创新的方案既要理论上可行，又要有可操作性，同时要符合企业实际情况。
第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创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外部市场的变化和竞争对手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因此，企业的创新就是无止境的，必须时时刻刻要有危机意识，不断地自我更新和完善，以保持持久的竞争能力。
四、小结
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企业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竞争更加激烈。尽管中国的企业与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相比普遍存在着较大差距，但从很多企业通过改制上市后，不仅解决了企业长期发展所需的融资渠道，更重要的是转换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企业运作正在朝规范化方向发展，这些公司应承担着与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直接竞争的重任。为了迎接入世挑战，抓住机遇，中国本土企业应坚决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寻找跨国公司经营的最佳渠道和方式，最终发展成为立于世界经济之林的中国跨国公司。
［参考文献］
［1］段先胜、杨秋梅：《外国直接投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梁能：《跨国经营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林康，《跨国公司与跨国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薛求知：《无国界经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5］刘长庚：《企业跨国经营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6］鞠加亮：《我国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较分析》，《外国经济与管理》1999年2月。
［7］陈建南：《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特点及其启示》，《世界经济研究》1999年2月。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经济效应 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途径，其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国际竞争力等都有重大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步伐逐渐加快，并且经济也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中，但与此同时，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必然选择，它可以扩大国外市场、促进国内的就业水平、改善企业的技术水平等。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大都是参考发达国家的，这些理论也都是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中心，因此，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理论方面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理论更侧重于可行性和投资方式，而轻视投资母国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发展中国家为了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该加强对母国经济效应的研究，从而有利于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和宏观经济的关系。从应用方面来说，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有利于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有积极意义。以下将主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其特点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的扩大，其逐渐成了国际经济交易中的主导力量，如今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趋势，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保持稳定上升的趋势，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发达国家垄断的直接投资市场上，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的名次已经提高到了前几名，投资流量的名次在稳定中保持增长。另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从规模上分析，中国每年的投资流量在全球排名第五，增长速度非常快，并且中国在9年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突破了3000亿大关。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相对中国经济实力来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在世界总额的比重还比较低，规模相对还比较小。从产业上分析，中国大多数的投资集中在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邮政业和采矿业。行业分布广泛，其中，租赁和服务业吸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最多的行业。其他分布较多的行业是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低，对制造业投资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大，因为制造业占总投资的比例是提升竞争力的表现形式。从地区方面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其中在亚洲的投资最多，这是由于中国处于亚洲地区，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处。而拉丁美洲有中国需要的稀缺资源。不过，对于这些国家的投资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技术的局限性使其不能从这些国家获得技术。另外，在非洲以及北美洲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比较快，而有些地区却出现了负增长，有待加强。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走出去”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已经成为企业发挥优势、拓展生存空间的需要。中国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中，这就要求中国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开拓国际市场，鼓励企业走出去。走出去是发展中国跨国公司的基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每个企业也是如此。随着经济技术的高速发展，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分工的深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加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才能发挥中国的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从而获取国际分工的利益。另外，跨国企业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因此，走出去还能扩大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同时，走出去的过程也是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培育过程。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加入国际市场，但这是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础上进行的。另外，中国也更容易与国际市场相融合，在国内市场竞争中也会具有国际市场的特点，这样，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将迫使国内市场寻求生存空间。再者，为了稳定和扩大中国对外贸易，也需要走出去，一些跨国公司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市场的重大意义。除此之外，走出去也可以优化和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能够及时转移低层次产业；走出去也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发展战略。
三、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
（一）对中国技术方面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使技术从投资国转移到东道主国，也就是对外直接投资意味着先进技术的输出，而在传统观念中，引进先进技术则是通过购买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或者引进外资。实践证明，引进外资并不能获得先进技术，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获得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在较短时间内，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取国外新技术发展的信息，以此来提升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另外，我们也要积极向一些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国家学习，比如日本和韩国。在当今社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尤其表现在技术创新上，发展中国家很难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再者，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还可以加快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步伐。为了能够在与别的国家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型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除此之外，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应该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来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比如可以购买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对于国外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实行兼并和收购。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外部动力。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也可以促进企业整体技术的进步。
（二）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也是有一定影响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一起合办的生产性企业，中国一般投资设备、物资和技术，这就扩大了成套设备和物资的出口。第二，与国外合资开办的企业，在制作和加工的过程中，可以促进中国和产品相关的材料和劳动力出口。第三，在中国投资技术的合资产业中，专利、专有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出口有所增长。第四，为了快速准确地了解国际行情，减少盲目性，可以通过海外投资办厂来实现。第五，根据当前的形势，在海外投资办厂有利于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避免了一些国家设置的配额、关税等，从而可以扩大中国的出口贸易。
（三）对投资国就业的影响
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部分工作机会丧失，这包括本来可以在母国生产而后出口的产品的就业机会丧失，还包括在国外的企业把生产好的产品出口到母国，从而导致就业机会损失。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产生更多的国内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包括向国外子公司提供服务创造的就业机会、国外子公司对本土机构人员的需求带来的就业机会等。总的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的就业影响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对就业的影响还是比较积极的。此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可以影响从事制造业的人员和批发、服务业的人数，制造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这两个产业的影响可以促使就业人数的增加。
四、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美国带来了很多利润，给美国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积极效应，但是也使美国的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有些统计数字可能存在偏差，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以下将分析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不完善
虽然中国与很多国家都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条约，但是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立法还处于空白状态，这就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远发展。很多中国的对外投资立法，大多是关于企业在出国前的审批管理，而对企业出国后的相关法规却很少，很多方面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二）缺乏海外投资保险机制
目前，中国处于体制转型阶段，海外保险制度的缺乏，不能保证海外企业投资的安全性，降低海外企业投资的风险，为其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是很有必要的。
（三）企业技术特征的制约
中国海外企业大都规模小，技术落后，劳动密集型技术，自主开发的能力弱，大都是集中研究和开发的模式，这样的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占据一定的优势，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生命周期短、容易被模仿等。如今，在中国，企业技术开发的投入所占比重很低，科技开发所占的比重还不足1%，在国外，这类企业是很难生存的。中国的很多大型企业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技术开发机构，即使有些企业建立了技术开发机构，也不能正常地进行技术开发，这样就很容易出现恶性循环，最终使企业被淘汰。
五、改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途径
（一）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立法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可以使对外直接投资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应尽快制定出一些相关部门的专门法律，及时对海外企业的经营主体、审批程序、产业政策、资金融通、企业内部管理、利润分配等作出法律规定，使中国的海外企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海外投资保证制度
政府应该保护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中获得利益，因此，应该建立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一方面要设立机构，另一方面还要有法律规定。承办海外投资保证业务的机构必须具有经济组织和政府部门的相关功能，这样有利于海外企业投资的运行，可以使遇到的政治问题转化为商业问题得以解决。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具体应包括以下几项：被保险人、保险范围、损失补偿等。另外，中国应该积极加入国际上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还应该争取和东道主国家签订有利于中国重点投资区域的条约。
（三）企业应努力培养自己的竞争优势
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都有自己的优势，各个企业应该善于发现自己的优势。因为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不一样，对投资规模和需求的层次也不一样，所以企业应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制定海外投资策略。再者，企业应该具备自身独有的优势，这样才能使跨国经营活动不受阻碍，如核心资产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内部化优势、组织管理优势等。总之，企业要培养自身跨国经营的优势，以便企业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作者单位为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简介：李玮玺，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职研究生，经济学专业。]
参考文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亿美元，年均增长31.2%，高出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14.2个百分点。尽管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499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万美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见，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实证研究尤其是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实证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较短，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少，占GDP和进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F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
综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方程(1)表示LnEX与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2)表示LnIM与LnC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根据表3与表4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本文实证表明，浙江省CFDI与进口贸易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显著，C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相比之下，CFDI对进口贸易的短期调整作用更强。
从浙江省当前贸易战略出发,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充分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对能产生进出口贸易互补、创造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各种政策优惠,从而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往政府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与贸易有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我们必须跳出这种思维模式，直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使浙江省企业步入国际化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提升产业结构。
对企业界而言，加入WT0后,国内市场上国内外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场而放弃进入国际市场,那么其国内市场份额势必逐渐被吞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拓宽企业的生存空间，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投资促进贸易，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参考文献：
蔡锐,刘泉.2004.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8).
齐晓华.2004.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现状与趋势分析［J］.投资研究(3).
邱立成.1999.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J］.南开经济研究(6).
小岛清.1987.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37-442.
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趋势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49).
张如庆.200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3).
AGARWALJP.1986.Thirdworldmultionalsandbalanceofpaymentseffectsonhomecountries:acasestudyofIndia［M］//KHUSHIMK.MultinationalsfromtheSowth.London:Maemillan.
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J］.AmericanEconomicReview,(6):321-335.
MARKUSONJR,JAMESRM.1983.Factormovementsandcommoditytradeascomplements［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4:341-356.
进一步深化改革境外直接外汇管理，巩固改革成效，需要剖析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领域仍然存在不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为：
（一）法律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立法层次偏低在立法方面，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没有制定统一完善的境外投资单行法，权威性较低。目前，用于规范和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以部门行政规章为主，如商务部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发改委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不同管理部门各取一块，分别涉及审批、外汇等单方面管理，并且不同管理部门的行政规章无法相互补充和支持。在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时，各部门往往会采用一些临时性的政策措施，制成规范性文件。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对外投资的安全和利益最大化无法保证，与促进企业“走出去”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二）存在多头行政管理体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境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呈现多头管理。现行体制下，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外汇管理局负责管理，各管一块，各司其职，存在多头行政管理。这种多头分散的管理体制，增加了企业负担，还容易造成管理资源浪费和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由于针对同一主体的不同业务内容与环节的管理资源与数据信息分散在上述多个职能部门，各部门之间尚未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和数据交换机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难以满足当前跨境资金流动全口径监测的需要。
（三）统计监测体系和主体监管机制不完善统计监测手段单一。境外投资企业在完成外汇登记和资金汇出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其唯一的监测手段是每年一次的外汇年检，年检数据由企业自主申报，年检数据较为简单不够深入，其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有待进一步验证，而且从年检数据中难以挖掘境外投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资产和权益具体情况，统计监测和调控难度较大。
（四）个人境外投资管理空白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财富的日益增长，以及境外资源、环境和投资回报等因素吸引，境内个人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增强。但是，目前发改委、商务部等境外投资管理部门出台的法规均为境内机构对外投资设计，外汇管理部门制定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虽然为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预留了政策空间，但至今仍未出台相应的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操作规程。政策限制和制度空白使大量的境内个人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海外投资。大量的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行为游离于外汇管理部门监管视线之外，不仅使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失真，无法监测境内个人非法财产转移等跨境资本违规流动规模，也使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
二、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国际比较
中国在境外直接投资方面起步较晚，在管理上积累经验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总结归纳其他国家在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指导未来改革的方向
（一）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国际比较1.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很早就取消了外汇和资本管制，只要对外投资符合国家经济政策，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美国一般都允许和支持。在法律保障方面，美国基本上已构建了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尤其是二战以来，在对外投资方面专门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法律，不断加大对本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和利益的保障。在行政审批权限上，美国实行各州政府管理。一方面美国能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和新经济兴起的不断变化，来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保证和占领境外投资市场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如1999年美国政府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短时间内促使美国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兼并和境外直接投资手段成为世界排名前列的公司；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海外投资企业资产申报制度，充分掌握企业运行状况。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美国是鼓励私人资本境外直接投资的。1948年，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时，就创立了海外投资保证制度，用来奖励、促进和保护私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与利益。在1969年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作为主管美国私人境外直接投资保证和保险的专门机构，帮助美国个人企业及个人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投资。2.日本：日本的境外直接投资资本管制政策经历了“由紧到松”的重大调整，实行分类监管模式。在法律保障方面，日本政府始终坚持把支持企业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方针，先后制定和修订《外汇法》《外资法》和《境外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等法律，利用外汇储备通过购买海外战略资源和海外企业股权等形式，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资大国，达到消化巨额外汇储备和“资源立国”的双重战略目标。在行政审批方面，日本对境外直接投资不再采用海外投资审批制度，实行海外投资自由化制度和资本交易项目备案制度，实行“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模式，一类政策一个部门主管，不搞重复管理和审查。资本出境管理政策由财务省主管，“外向型”对外经济政策由主管工商贸易政策的经产省管理。财务省受理对外投资者相关备案文件后，转交经产省做出对该事项的备案意见，最终由财务省做出决定。在危机管理方面，日本政府建立了严格的特许、事先备案和事后报告制度，并实施“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为掌握日本企业海外经营活动现状、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调整提供依据。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日本政府在1998年日本国内的外汇兑换和交易完全放开后，个人境外投资基本放开，不受管制。3.印度：在法律保障方面，印度是金砖国家中最早以法律形式来建立投资保障机制的。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先后制订和颁布了《对外直接投资法》《国际投资法》《海外投资保护法》等，以法律形式来保障本国的对外投资。在行政审批方面，印度政府不断放宽境外直接投资限制，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投资。1978年，设立海外合资企业委员会，由商业部、外交部、财政部、工业部、技术发展总局和公司事务部等机构派员组成，负责批准、管理和审查一切有关境外投资的事宜。在危机管理方面，印度政府专门设立经济司，隶属外交部，来全面负责监管境外投资企业。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由于印度私人企业较为活跃和发达，印度政府对于个人境外投资管制方面也比中国较为宽松，例如允许个人汇出不超过100万美元在国外购买房地产、允许个人在海外承认的交易所上市等。
（二）启示综合比较上述几国境外直接投资管理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以下几点值得借鉴：一是国家都非常重视立法的作用。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有法可依，减少企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保障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安全和利益。二是发达国家都设立一个统一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如美国对外投资由各州政府负责管理、日本实行“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分类监管模式。这种行政管理资源高度整合的管理模式值得我国借鉴。三是在对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上都采取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监管模式，比如美国设立海外投资企业资产申报制度，日本实施“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印度设立专门部门负责监管。四是越发达的国家对个人境外投资管理就越宽松。例如美国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放开程度大于日本，日本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放开程度又高于印度。
三、完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政策建议
（一）制定《海外投资法》，完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体系对我国现行境外直接投资行政法规认真梳理，实现顶层设计，提高法律保护层次，制定出台适用于所有投资主体、投资区域、投资性质的《海外投资法》作为境外直接投资基本法，从宏观上把握境外直接投资法律规范，内容涉及鼓励促进、审批管理、宏观调控、监测预警、政府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在《海外投资法》的基础上，涉及各管理部门具体分工的，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在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和行政服务等方面制定相应的制度性和规范性文件，从而形成系统化的、逻辑化的、体系化的完整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体系。
（二）完善部门分工管理和信息共享机制，整合管理资源一是将境外直接投资项目核准和开办核准业务合并，归口一个部门管理，形成主管部门负责事前审批备案，外汇局负责事中监测、事后核查的管理体制。这样既提高了境外直接投资便利性，避免了投资主体在多个部门奔波，节省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又使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框架变得清晰明朗。二是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逐步放松境外投资管制，逐渐向自动许可制或登记备案制过渡，对符合条件的海外投资免除政府事先批准，落实企业投资自，实现跨境资金流动均衡管理的目标。三是搭建跨部门的境外投资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开发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商务部、发改委、外汇局、税务部、海关等多个部门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备案、登记、资金汇兑、纳税、非货币出资等多项信息的共享，为国家宏观调控和构建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信息支撑，防止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监管缺失。
（三）完善统计监测体系和主体监管框架一是建立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事中、事后主体监管框架。进一步规范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兑管理，严格执行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往投资所在国的规定，加强同一主体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各项数据之间的数据联动监测，防止不同性质的交易行为违规渗透的漏洞。二是完善境外投资年检制度，建立境外投资企业增减资、股权转让、清算等涉及资本变动，境外再投资、对外担保等重大事项的全口径监测指标体系，充分掌握境外投资企业的实际资产和收益的真实状况，强化管理。三是建立境外投资活动调查制度。根据企业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和实际汇出资金、行业属性确立境外投资重点企业名录，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投资收益、境外再投资、跨境资金流动和结售汇状况定期实施专项或抽样调查，全面了解境外投资资金真实流向，为国家宏观调控和境外投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关键词：对外投资 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
一、前言
我国进行对外投资的时间还比较短，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还不能完全的解读我国现在的对外投资模式以及原因。所以，一定要根据实际，研究出正确的、符合企业需求以及国家需求的对外投资理论，使得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加的顺利。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在十九世纪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是一直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才真正的形成具体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海默（美国学者）是该理论公认的奠基人，他是第一个将垄断优势理论提出来的人，该理论是国际投资理论发展的标志。在同一时期，维农的贸易理论、卡森、拉格曼、巴克莱的市场内部化理论相继提出。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英国学者邓宁说明了一个新的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这个理论的观点是：企业的国际投资行为应当有几个基本要素：所有权优势，也就是企业自身所具有的唯一的、国外的企业不能够得到的某种资产，使得企业具有组织管理、生产技术等优势；内部化优势，这是因为市场交易免不得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竞争等因素，然而这些因素会引起最终产品以及中间产品的竞争不够充分，所以为了使得企业所有权方面的优势得以保存，而且企业在交易市场所获得的收益要小于进行内部化转移所收获的利益时，该企业就要选择进行对外投资；区位优势，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一般会受到地理所在、运输成本以及生产要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慢慢的向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探讨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家不仅仅有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而且后者的发展趋势越来越猛。这种趋势使得国际生产体系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大，使得部分工业化国家想要进行对外投资以收获更大的收益，并且这种欲望愈演愈烈。在同一时期，相继出现了很多的针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有效的、著名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比如说：小泽辉智（日本）所提出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等等。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理论认识
与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前者是有一定区别的。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其企业所进行的外直接投资是由于资本过剩，明确说就是对外直接投资只是发达国家进行资本输出的方式罢了。但是我国企业在经济刚刚有起色时就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本过剩无关，并且由于我国国内没有非常充足的建设资金，因此吸引很多的外资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不但体现在动因上，还体现在投资所获得收益的价值判断上。
发达国家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前提是国内产业结构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样会提供给各个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形成自己的国际生产体系优势。然而我国还处于经济发展状态，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非常完善、完美的产业结构，而且整体产业素质还不是非常高，比不上发达国家。我国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外直接投资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也就是国内产业结构还处于中低层，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高强度化，我们反过来要利用国际生产体系来提高我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层面。
四、中国企业在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一定要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规律以及发展进行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得到了基本的保证，并愈演愈烈，使得交易市场不仅仅局限在国内，国外也可以进行交易；使得世界市场联合了起来。现在国际直接投资的地位越来越高，其成为了各个国家进行国际市场竞争的捷径以及重要方式，而且企业对外投资占企业优势的比重是越来越大了。我国企业所进行的对外投资，在这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其作用不只局限于发挥以及利用已有的优势，还在于怎样构造一个新的竞争优势。企业可以利用对外投资与国外、国内市场相融合、贴近，得到其他国家的先进管理方法以及技术，提高技术累积的速度，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想要去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原因了。
（二）对外投资具有很多的不同类型，投资企业一定要对其加以区分
投资企业想要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种类进行区别，首先要根据自身的动机以及本企业的优势进行考察。我国的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一般有以下几种动机类型：寻找市场、寻找效率、寻找资源等等。企业要根据其所决定的对外投资动机，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区域进行选择，确保其符合企业的发展需求。而且在进行研究分析时，企业要将投资的动机以及自身的优势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合理的解释企业所进行的各种国际投资行为。
五、小结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对外投资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很多的企业已经将其产品销往了世界各地。为了使我国的对外投资得到长久的发展以及不断的进步，我国要制定出与之相匹配的各种审批程度、完善各相关法规，使得我国的投资企业可以走得更远，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大。
参考文献：
[1]王泽东.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