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4 10:41: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债务危机的本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债务危机；债务；中国经济
1.引言
债务是指一个国家以自己的为担保，向外部借来的债务，而债务危机指的是一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处理其债务问题而引发的宏观性的、全局性的财政危机[1]。债务危机国家在国际借贷领域中大量负债，超过了借款者自身的清偿能力，造成无力还债或必须延期还债的现象，体现了该国政府债务的不可持续性。随着拉美及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都成为了困扰其经济发展的问题。而这些债务危机的成因及其影响，对于中国自身的债务结构问题有借鉴意义[2]。
2.拉美及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
2.1拉美债务危机的成因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拉美的外债并不多。但是随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改变以及拉美国家某些经济政策的失误，是造成拉美外债增长的主要原因[3]。拉美国家在低利率资金的诱惑下借入了大量以硬通货计价的债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拉美国家的债务问题变得日趋严重，进而演变成了影响世界经济的债务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和保护主义经济政策不但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能力而且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拉美国家生产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此时持续降低，与此同时进口商品的价格却持续升高，这就造成了拉美国家贸易收支逆差日趋严重，进而不得不举借新的债务。另外，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提倡的节能运动也使得一些有石油出口的拉美国家中不再能保持外贸收支平衡。与此同时，一些拉美国家没有及时采取调整措施，则进一步加剧了债务危机。
2.2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
欧洲多个国家从2009年开始相继爆发了债务危机[4]。2009年希腊发生了债务危机，随后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及意大利等国相继出现了信用评级的负面评价，与此同时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也面临着财政赤字压力。由于这些国家持有希腊、葡萄牙等国家的债务较多，因而债务风险越来越大。受这些国家影响，芬兰、丹麦、匈牙利等国家也开始纷纷出现了债务风险。从2010年4月开始，欧洲各国、欧盟委员会及国际组织开始采取制定财政紧缩政策，削减财政开支，提高税率等措施来缓解债务危机压力。至2010年7月，债务危机国通过采取紧缩政策以及寻求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债务危机问题终于开始好转。但是到目前为止，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仍未完全结束。
2.3两次债务危机的特点对比
总的来说，拉美及欧洲债危机在表现上有一些相似之处：在这两次债务危机中，债务国都没有对债务货币的控制权；两次债务危机都源于廉价信贷；两次债务危机都与全球经济衰退相巧合。
从历史角度看，拉美国家经济本身的落后性是产生债务危机的根源。一直以来，拉美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经济结构单一畸型，其国民经济严重依附于发达国家。当时拉美国家正因大力发展出口品而大量举债以扩大国内投资，而此际西方经济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长期滞胀，国际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产生。
欧洲债危机成因的特点在于[5]：第一，欧元区没有建立欧洲统一的财政机构，存在制度性缺陷；第二，欧盟债权国家与债务国家的经济体系有较大差异，各国之间的经济结构明显失衡；第三，欧盟国家中优厚的社会福利支出，不但大大地推高了这些国家政府的债务水平，而且使其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不同程度地降低，进而缩小了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区位优势。
3.拉美及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债务结构的启示
通过研究拉美及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可以发现，经济泡沫和债务危机有一定关联度。而财政是金融风险的最后贷款人，一旦金融危机出现都全由政府财政来收拾残局。所以，金融机构在发展自身业务时，一定要加强风险预测与应对。因此，我国要谨防福利过度、防止泡沫经济转化成金融泡沫和金融危机，进而使转化成财政危机[6]，这样才能有效规避债务风险。
消除债务危机的治本之道就是发展本国的经济，前文提到的大多数债务危机国家的财政资金基础不够坚实是其爆发债务危机的一个原因。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经济，努力使经济增长率超过国债利率。此外，虽然我国中央政府并不存在严重的债务问题，但地方政府债务却成为一个日益凸显的问题。必须严密控制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严格控制新增贷款；对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保持关注，并努力增进存量平台贷款的风险缓释和整改增信[7]。
4.结论
拉美及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说明了债务负担是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经济发展问题。鉴于拉美及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中国应该严重控制财政支出，提升本国经济水平，同时密切关注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和偿债能力，从而降低债务危机爆发可能性的治本之道。（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大学科亚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东荣.浅析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危机的成因和防范―从东亚和拉美金融危机引发的思考[J].金融研究，2007（05）.
[2] 刘志强.财政风险的本质、特征及其转化机制研究[J].经济纵横，2011（08）.
[3] 石建华，孙洪波.拉美国家金融动荡的财政因素分析[J].拉丁美洲研究，2006（04）.
[4] 汤柳.欧洲债务危机分析与展望[J].银行家，2010（08）.
关键词：欧洲 债务危机 政府职能 启示
欧洲债务危机即欧洲债务危机，这里的债务是指一国以本国的为担保，向外部所借的债务。从本质上讲，欧洲债务危机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埋伏着的制度缺陷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一次大爆发，它是继金融危机后又一具有世界范围内威胁性的经济灾难。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大背景下，欧债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拖累了经济复苏的步伐。
欧洲债务危机演变的历程
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突然宣布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相继调低希腊信用评级，希腊股市大跌，欧元对美元比价大幅下滑，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2010年起欧洲其它国家也开始陷入危机，包括比利时这些外界认为较稳健的国家，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都预报未来三年预算赤字居高不下，希腊已非危机主角，整个欧盟都受到债务危机困扰。 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债务危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逐渐由欧元区的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德国等欧元区的龙头国开始感受到危机的影响，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整个欧元区面对着成立十一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各界学者纷纷就此作出了解读。人们普遍认为是由于欧洲宏观经济调控导致的政府支出增加所致。从政府债务收入支出流程的逻辑秩序来看确实如此。然而，这些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欧洲各国政府职能设置的不合理。
（一）政府社会职能设置不合理
政府的社会职能是指政府以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而对国家人口数量、社会保障设置、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的管理活动。政府的社会职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社会稳定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1.福利制度设置不合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国家纷纷建立起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套制度在理论上非常完美，曾经被认为是吸收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长而避免了两者之短的典型社会制度范式。从实践上看，福利制度实施伊始加强了欧洲人的凝聚力，促进了二战后欧洲经济和国民信心的迅速恢复，成为欧洲共同繁荣的基石。然而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现行福利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对于公平和效率的需求，它不仅致使平均主义倾向严重，消磨了欧洲人的创新动力，还导致人们好逸恶劳，享乐主义情绪高涨，减慢了欧洲经济发展的步伐，逐渐演变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
2.人口结构调整不及时。欧洲诸国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时间比较早，出生率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尤其是二战以来，欧洲各国出现了“婴儿潮”，这些孩童在2010年后同时进入了退休年龄。人口老龄化就意味着能够工作的人越来越少，政府要支付的养老成本越来越高。从此次欧债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PIGS”在欧元区中正属于老龄化问题突出的区域，老年人比率高，新增劳动力不足。而且，巧合的是，这四国当中债务负担越重的国家，在未来20年中的老龄化问题越严重。首当其冲的是意大利，然后是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
（二）政府经济职能设置不合理
1.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宏观调控职能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和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进行间接、宏观调控的管理活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的工具，二者搭配才会有效地对经济运行实施调节，缺一不可。但是，从欧盟的制度体系构建中可以看到，欧洲经货联盟中的货币一体化是以欧元区各成员国让渡货币、遵守赤字和债务等趋同标准为基础、各自仍拥有独立的财政政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的软肋在于，货币和财政分属管辖范围、目标不一的欧央行和成员国。财政政策成为欧元区各国政府的唯一选择，导致成员国在遭受外来冲击时无法独立使用汇率政策等来应对，只能更加倚重财政政策，失去了能够熨平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最终导致财政赤字越来越高。
2.产业结构调整不合理。政府经济职能的要点是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在这次债务危机中，受影响较大的国家产业结构都极度不合理。以PIIGS为例，希腊经济发展水平在欧盟内部比较低，主要是以海运、旅游等外需型产业为支柱产业，这些产业非常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意大利主要以出口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拉动经济，随着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和竞争加剧，意大利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近10 年来意大利的经济增长都比较缓慢，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西班牙和爱尔兰主要依靠房地产和建筑业投资拉动的经济，经济本身存在致命缺陷；葡萄牙则依赖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工业基础薄弱。总体看来，PIIGS 五国都属于欧元区中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更多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和旅游业。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深入，新兴市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转移，南欧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而这些国家又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得经济在危机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
（三）政府政治职能设置不合理
政治职能是指政府为维护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外保护国家安全，对内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能。欧洲诸国长期以来奉行民主体制，一直以“民主”国家自居，希腊更是被誉为现代民主的摇篮。然而，西方的民主制度真的完美无缺的吗？从本次债务危机的形成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欧盟诸国内部大多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党派，在这些国家民主体制运作的过程中，任何一个政党要想取得执政地位，就必须在竞选中获得更多的选票。为了在选举中获胜，政党不得不极力拉拢选民，这就逼得各参选政党在竞选纲领中尽可能地提出满足各个利益群体的政策措施和施政方针。例如，一方面许诺上台后会对富人和企业家减税，另一方面又许诺对低收入家庭乃至全社会的高福利。然而，政府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面对上台后不得不履行自己承诺的局面，执政党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这样政府的财政赤字就会越来越多、负债也越来越重，直至演变成为各民主国家的债务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对完善我国政府职能设置的启示
对于我国而言，我国远离欧洲债务危机现场，短期内也不可能发生债务危机，但是，欧洲债务危机还是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一）完善政府社会职能设置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欧债危机暴露出一些国家高福利制度的弊端，但这不能否定高福利制度本身的积极意义。欧洲之所以长期保持稳定和经济发展，很大原因在于其福利制度的受益。相比之下，现阶段的中国需要探讨的并非高福利是否可行，而是如何补上历史欠账，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网。
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类似的困惑在低收入人群中极有代表性。近年来，我国社保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接续等陆续出台确立，但针对农村人口的户籍改革、就业、培训、社保等制度还有待完善，第二代农民工的子女教育等问题也期待取得新进展。不破则不立，不过我们的做法要与西方有所区别，西方一些国家政府高筑债台支撑福利的做法不可取，我们设计社会保障制度时更应考虑我国的国情，注重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不能“嫌贫爱富”，不能挫伤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
2.调整人口结构。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全球人口增长势头已经大幅回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人们关注的问题早已不是人口控制，而是人口老龄化。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经历了大约150多年的时间。然而，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则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的，且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经历着更加迅速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从相对年轻型人口结构，直接转变为相对老年化的人口结构。在这种人口形势下，我们更应重新树立正确的人口观念。对个人和家庭而言，人口结构与我们更加息息相关，老龄化以后，家庭主要劳动力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压力就会相应增高等。而对全社会而言，就算总人口数很少，但如果老人比例过高，同样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省市，我国已经放松了二胎政策，允许独生子女以及为国家做过特殊贡献的公民生育二胎。
（二）完善政府经济职能设置
1.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欧洲债务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各国的经济增长乏力，国际产业竞争力下降，在私人投资不旺的情况下，政府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从而增加政府的债务和财政赤字。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也一直是我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发展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虽然目前我国出口恢复较好，但是在欧洲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我国下半年出口回落是可以预见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主要的出口国——欧美等发达国家低增长的情况还将持续。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我国应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结构性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比出口和投资更好、更长效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倘若不主动转向以内需为主，在面临危机时将处于被动的地位。
2.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也不能过于乐观。因为政府本质上有主动负债的愿望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冲动，加上我国存在根深蒂固的“GDP考核观”，导致部分地方政府可能盲目举债搞发展，我国地方投融资平台资金中的80%来自银行体系，一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积聚，势必会对银行产生重大冲击（王燕、赵杨，2010）。所有这些对未来我国经济肯定存在巨大的隐形风险。我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实际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当条件成熟时，经济刺激计划应适时有序退出。如果当经济已经过热时才开始收紧，会被迫要求加大力度，政策效果也不佳。注意量的积累引起的质的变化，把握好刺激计划的“度”。
（三）完善政府政治职能的设置
尽管民主体制并不是十全十美，存在着诸多不足。如民主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目前我们正在建设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经典作家曾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主席也曾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我国在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必须密切结合国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才行。只有这样，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才能符合我国的国情，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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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永定.欧洲债危机和欧元的前景[J].和平与发展，2010(5)
4.蒋俊贤.欧洲债务危机的反思及其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启示[J].西南金融，2010(10)
时至今日，欧债危机仍在进一步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外部融资成本大幅上升。两国10年期国债利率都超过6.5％。欧洲央行干预后有所下降，但仍面临压力。由于国债和银行发行的债券，大部分为银行体系所持有，债务危机存在自我实现的风险。近期，意大利政府有意放弃此前公布的455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引起欧洲央行的强烈关注。
二是市场开始担心法国的信用评级，并细致评估法国部分银行破产的可能性。
三是希腊第二轮救助面临新的变数。由于芬兰要求希腊提供贷款抵押担保，引起欧洲国家的反对和质疑。同时，各方就希腊经济改革目标出现分歧，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洲央行暂时中断对希腊改革的评估。
四是欧洲债务救助的政治阻力加大，北欧的一些富裕国家对升级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有较大的抵触情绪。欧洲危机国家的财政整顿引发的社会动荡持续不断。
欧洲债务危机的救助资金仍存在较大缺口，且存在设计上的缺陷。欧洲金融稳定机制不具备足够的资金来大量购买债券，稳定市场。据德意志银行估算，升级后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加上IMF配套额度等其他救助机制，总共能提供大约7500亿欧元的资金援助。假设欧洲金融稳定机制要救助希腊（已经出手）、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总共需要1.18万亿欧元的资金，缺口大约4200亿欧元，大致相当于意大利所需要的4480亿欧元援助额。
更重要的是，欧债危机的发展已逼近现有救助极限。如果再次扩大救助机制中最大出资国―德国（占总出资规模的27%）和法国（占总出资规模的200%）的救助成本，将有可能将德法拖入债务危局。欧洲央行和IMF的风险敞口已较大（欧洲央行对欧洲五国的风险敞口4436亿欧元，IMF已提供救助资金785亿欧元，市场普遍认为其隐性承诺资金支持2500亿欧元，但没有正式承诺），如果希腊等欧洲国家出现债务重组，其救助能力和意愿（欧洲央行的资本及储备仅为820亿欧元，IMF拥有的黄金和特别提款权约合3300亿欧元）也将受到极大制约。
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只是为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家设计的紧急金融援助机制。一方面面临金融困境并寻求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救助的国家可以退出，另一方面借贷成本很高的国家可以不充当担保人。因此，其本质是以德法为首的核心国家，向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类似的救助机制越多，德法两国的政治阻力就越大，欧元的前景就越危险。
或进一步引发全球债务危机
欧债危机已不是简单的流动性问题，而是中短期因素相互交织的偿债能力问题。
欧债危机既有人口老龄化、世界发达经济体缺乏内在经济增长动力等客观因素，也有高福利、欧元区货币和财政制度不协调等体制机制因素，还有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将私人债务转为债务、过度利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欧元区部分经济体过度升值等短期政策因素。当前的应对措施也加剧了欧洲短期波动，其中，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已陷入经济负增长，面临着高失业率和经常账户入不敷出，民众抗议和政治冲突不断，特别是希腊已构成事实上违约，这些国家最终走向债务重组的可能性较大。
身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能否战胜危机，在于能否走出一条不依赖财政和货币等需求刺激，甚至在一定需求紧缩的环境下，借助制度变革和生产率提高的“类德国模式”的增长之路。在全球经济缺乏明确的经济增长点和强劲需求的环境中，这条痛苦的增长道路能否坚持并取得成效，仍有待实践检验。
欧洲需要借助金融市场的压力，推动欧洲政治和财政的统一进程，推动欧洲必要的财政整顿、制度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同时也为部分国家未来必要的债务重组，提供市场条件。但这又会进一步恶化欧洲国家的外部融资条件，带来社会问题乃至政治压力，面临新经济增长模式风险等问题。因此，短期内，欧洲又需要借助必要的金融和社会政策，安抚缺乏耐性的金融市场和易受伤害的民众。欧洲当前的各类救助计划，本质上都是“国家间转移支付”和“赤字货币化”，都是权宜之计，但又是必需的。
全球债务危机才刚刚开始。未来一两年年内，在局面稳定下来之前，欧洲的经济、金融甚至社会状况可能会更糟糕。欧洲边缘国家的债务重组、核心国家的流动性救助、广泛的财政整顿、建立欧元区必要的金融稳定和财政转移机制、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等，都是必要的。欧债危机的传导，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全球债务危机，是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近期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
救助欧债危机需坚持我国战略利益最大化
我国的资金和市场，是欧洲避免恶性循环的最有力的外部希望。但如果直接救助，有可能面临欧洲国家债务重组带来的损失。大规模救助，还将不得不面对外汇储备调整引起的世界金融市场动荡。是否救助，已不是简单的流动性支持，还将涉及深刻的世界政治格局调整和外交等方面的判断。
仅从救助本身而言，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一旦决定救助，就需要足够的救助资金持续救助，否则容易前功尽弃。为此，应充分估量可能的资金规模，联合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形成一定的机制，共同救助。
二是需要设计必要的保护机制，区别对待。对于欧洲核心国家（如意大利等）可考虑直接救助，也可考虑通过支持法国、德国债券市场，间接支持欧洲对国家的救助，在提供直接、额外贷款抵押的情况下，可考虑直接救助欧洲国家。
三是救助过程中，应寻求我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如在准确判断、等待债务风险彻底暴露的关键时期，讨价还价，获取所需的技术和资源等。又如，可推动IMF增资扩股，一方面通过IMF间接救助，另一方面增加我国在IMF中的影响力。也可考虑借助欧洲金融稳定机制进行救助，并寻求可能的利益。
前不久，一个外资投行里专做外汇交易的学长愁眉苦脸的告诉我，他半夜里突然接到他们组长的电话，告诉他欧元市场出事了，他在希腊埋下的几百万美金的“炸弹”爆炸了，缩水一半还多。随后，第二天早上的各大报纸上就充斥了欧元危机的新闻。这件仿佛突如其来的欧元危机我们要从希腊债务危机谈起，而希腊债务危机则要回顾到2001年，这一切问题的开端。
当时希腊刚进入欧元区。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标准。在高盛的这种“创造性会计手法”主要欧洲顾客名单中，还有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德国。2009年12月8日惠誉宣布将希腊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前景展望为负面。受消息影响，全球股市应声下跌，希腊股市大跌6％，欧元对美元比价大幅下滑，欧元区一片惨淡。其中最具危险的是“PIGS”，俗称“欧猪五国”：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这5个国家依照首字母组合而被称为“PIGS”。)
本段小结：欧元区中，很多国家都有潜在的债务危机，并且互相之间危机容易传递，在希腊的危机冲击下，极有可能造成债务危机扩散。
二、欧元危机
如果说欧元贬值是由于希腊债务危机带来的一时市场恐慌，那么如今投资者对未来欧元走低的判断，则是由于这一危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绑架欧洲央行政策。
第一，不断地对欧元的齐声喊跌，使资本市场“羊群效应”形成。市场可能会实现自我验证。经济学中，“预期”这个概念并非是个预测，更反映的是投资者的集体心理。而投资者的心理，必然会体现在他们的投资决策中，从而实际对市场产生“预期”的影响。
第二，欧元区与美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也在助推欧元贬值。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欧元区经济第四季度仅仅实现0.1％的微幅增长。相比之下，美国第四季度大幅增长5.7％。欧元区经济前景并不乐观。
第三，国家债务危机，但出于通胀考虑又不能够胡乱印刷钞票，于是只能靠借债。同时必然要大幅削减开支，各国节支的大砍刀首先砍向了工薪阶层，减少的是社会福利开支。此外，还有推迟退休年龄，增加税收等。这些节支措施直接影响社会中下层群体的生活，引发他们的强烈不满，导致罢工浪潮不断；同时其又削弱了他们的购买力，使各国的内需趋软，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制约作用。
第四，财政严重赤字，内需严重不足，投资不被看好，欧元区想要迅速重振旗鼓，就要依靠世界经济的强力带动。尽管欧元汇率不断下降有助于出口，但是在刚经历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虽然开始缓慢回暖，却远称不上强劲反弹。在这一背景下，欧元区想要乘世界经济的顺风车从而迅速爬出深渊恐怕也是无望。
本段小结：因为欧元区国家短时间内的出口，投资，消费，财政公共支出都显无力，显然欧元区自身恢复的活力难以被激活，势必将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低迷。
三、博弈论分析
从上文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希腊危机本质上就是一场“欧元危机”。如果不加以解决，那么从希腊这个点到PIGS这条线，到欧元区这个面，都将受到严重打击。
但问题在于：第一，加入欧盟和欧元区后的希腊已失去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自主。它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提高利率等办法以图自救；第二，随希腊信用评级一跌再跌，国际投资者已对其债券失去兴趣；第三，欧盟之外，没有哪个国家有足够意愿和义务去接手这么大的一个烂摊子――唯一的希望只能来自欧盟内部。
从静态博弈的视角来看，欧盟与希腊之间理论上存在两个纳什均衡解：其一是“希腊财政自律＆欧盟不救援”，其二是“希腊不自律&欧盟救援”。就整体收益来看，第一个纳什均衡甚至比第二个更为可取。其实，让所有成员国学会财政自律正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等欧盟早期法律法规坚持反对强制动用其他成员国资源去救援某一成员国的重要出发点。
但事实上，希腊作为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而不考虑集体福利。――非合作博弈。双方并非一个同时决策的博弈；而是一个“希腊先走，欧盟后走”的动态博弈。在希腊已不自律在先的情况下，欧盟坚持不救的价值无非是严肃纪律以儆效尤。但其所引发的后果更是灾难性的：(－10，－10)――如果希腊被迫倒下，必将引发更多成员国对欧元和欧盟的前景失去信心，甚至选择一走了之。如果欧元区和欧盟都不存在了，再奢谈纪律和道德风险也没有意义了。
这就成了一个“囚徒困境”――集体行动体制的缺失。事实上，“囚徒困境”的解决方式是反复博弈，从而形成一套惩罚机制。但如今，无法惩罚希腊的现今，一旦其他成员国也选择不自律，然后爆发危机，那么是救还是不救?如果救，必然造成欧元区债务危机深化而导致爆发。如果不救，那么别的国家就要问“可以救希腊，问什么不救我们?”
【关键词】欧元；欧债危机；货币联盟；最优货币区
一、欧债危机的进程与原因分析
（一）欧债危机的进程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5月希腊就遇到了债务问题，在欧盟的强力声援后，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半年后希腊的财政赤字并未改善，2009年12月11日，希腊政府披露其公共债务高达3000亿欧元，比此前公布的更为严重。受此影响，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穆迪相继下调希腊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随机愈演愈烈。2010年4月23日，希腊政府正式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5月2日欧盟与IMF正式启动希腊救助机制，向希腊提供总额1100亿欧元的贷款。但这项计划并为平息投资者对希腊可能出现“国家破产”的担忧，相反市场上关于希腊债务危机可能蔓延至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各种传言甚嚣尘上。一时间投资者恐慌情绪蔓延，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动荡不已。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在经过长达11个小时“马拉松”会议后，终于在2010年5月10日凌晨宣布，将于IMF共同设立一项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危机应对基金。其中欧盟委员会将提供600亿欧元，欧元区16个成员国将通过双边担保融资4400亿欧元，IMF将提供2500亿欧元。毫无疑问这项规模巨大的危机救助机制的签署，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心，有助于防范危机的进一步扩展与升级。
与希腊债务危机不同，房地产泡沫是爱尔兰债务危机的始作俑者。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加之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爱尔兰5大银行濒临破产。为了维护金融稳定，爱尔兰政府不得不耗费巨资救助本国银行，从而导致财政不堪重负。据爱尔兰政府2010年9月底公布的数字，救助本国5大银行需要500亿欧元，爱尔兰当年财政赤字猛增到GDP的32%，爱尔兰债务危机由此拉开序幕。到2010年底，爱尔兰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9%，创下自欧元1999年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爱尔兰政府从金融市场筹资的成本已高到难以承受，爱尔兰债务危机全面爆发。2010年11月21日爱尔兰政府向欧盟求援。房地产绑架了银行，银行又绑架了政府，这就是爱尔兰债务危机背后的简单逻辑。
在欧盟的救助下，爱尔兰债务危机暂时平静下来，但经过几个月的“表面平静”后，欧债危机的多米诺骨牌又倒一张。2011年4月6日葡萄牙步希腊、爱尔兰的后尘，向欧盟申请紧急资金援助，以缓解国内的债务危机。
导致葡萄牙经济崩溃，其实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近年来葡萄牙经济逐渐丧失活力，经济增长率低下，但民众不断要求提高工资，造成社会用工成本的上升和资金链紧张。此外前任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推出了高昂的“交通计划”，拓宽城际交通网络，大建高速铁路，遗留下大笔账单和尚未完工的工程。低经济增长意味着政府必须通过加税等手段获取收入，但在欧盟普遍实行“高福利”和“减税”的背景下，加税无疑是宣告罢工和社会动荡的开始。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债台高筑的葡萄牙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偿债压力。由于担心葡萄牙无法偿还债务，国际信用评估机构调低了葡萄牙的信用评级，更加剧了葡萄牙的经济困境。2010年葡萄牙的公共债务高达GDP的92.4%，预计2011年葡萄牙的公共债务高达GDP的97.3%。
2011年7月下旬以来，意大利债务问题趋向恶化。意大利股指连日下滑，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攀升到6%以上的高位，意大利10年期国债与作为基准的德国同期国债的利差达到了390个基点，创下欧元区诞生12年以来的新高。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一旦发生债务违约，其对欧元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冲击都将远远大于希腊或爱尔兰。
（二）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1、欧债危机国经济基本面恶化，经济增长乏力，竞争力下降，再加上盲目的高福利政策是这些国家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欧猪五国（PIIGS即欧元区的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普遍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国家产业竞争力下降、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在欧洲国家中，南欧国家更加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它们是欧元区内部贸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在亚洲等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下，南欧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竞争力明显下降。一方面这些国家没有及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居民又要维持现有的高生活水平，这就使得政府债务及对外债务不断攀升。2009年希腊财政赤字与GDP之比高达13.6%，公共债务高达GDP的124.9%，外债与GDP之比高达73.5%，远远超过《稳定与增长与公约》的相应规定。
欧洲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时间较早，出生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到20世纪末，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结构都进入快速老龄化的进程。从国际经验看，日本是发达国家中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日本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及总人口的数量从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拐点，随之出现的是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和公共债务的不断增长。整个欧洲正重复着十几年前日本的故事，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将陷入经济长期低迷和公共债务的不断增长。这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2、从全球视角看，国际金融危机是欧债危机的外部诱因。我们可以从资产负债和财政收支两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一方面欧洲部分金融业较为发达的经济体中，金融资产在其资产负债表中的比重较大，比如2008年初，冰岛的银行业资产是其GDP的9倍。金融危机重创冰岛和部分中东欧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冰岛资不抵债，陷入“国家破产”，部分中东欧国家外债压力巨大，都源于其资产的严重缩水。另一方面，为应对危机，欧元区各经济体扩大财政支出是必然的选择。金融危机直接扩大了欧元区各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由于2004年以来，部分欧盟国家已经突破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关于财政赤字的规定，为应对危机，欧盟成员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必然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直至公共债务水平引发信用评级的担忧，进而产生债务危机。欧盟各国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的均值从2008年底的不足3%飙升至2009年底的7%，同期公共债务GDP占比从65%提升到85%。
3、欧盟内部经济结构不均衡是是欧债危机的结构性因素。由于欧盟内部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效率和全球竞争力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各国政府面临着收入降低和支出增加的双重困境，只能选择扩大财政赤字以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部分国家财政状况较差、财政纪律松懈。以PIIGS为代表的欧债危机问题是传统的财政收支问题，这说明欧盟成员国的财政审慎性具有缺陷，欧盟需要加强财政纪律的改革。这一缺陷之前是有防火墙的，就是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关于成员国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的规定，否则成员国会被惩罚。但是，2005年初，欧盟同意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可以“暂时”超过3%。《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执行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虽然公约明确规定财政纪律要严格遵守，但是实际情况却未能有效地执行严格的财政纪律。宽松的财政纪律不能有效地维护欧洲货币联盟的稳定性。一旦有成员国不能自觉地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将有可能使整个欧元区的利益受损。
4、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二元矛盾”是欧债危机的制度性根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差异性。在经济衰退与萧条阶段，财政政策的效果一般更加明显。在应对经济波动中，与其他国家相比，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需要谈判协调，政策的时效性较差。而且欧洲央行的政策框架主要来自于德国央行，即通货膨胀目标制。为了提高政策的及时性和增强政策效果，欧元区成员国就发挥财政政策的主动性，扩大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这相当于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一条腿”被绑在一起，而财政政策“另一条腿”自行前进，最后造成了一条腿走路的困境，结果就是公共支出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进而出现债务累计和信用问题。欧债危机暴露了欧洲一体化的制度缺陷。
欧盟的制度性缺陷还体现在欧元区。欧元区作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一大实践，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中政策实践的壮举。但是最优货币区是建立在生产要素流动性准则基础上的，即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性是最优货币区的基础性条件。欧元区扩张以后，成员国经济周期、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指标差异较大，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尚未能完全自由流动，因此造成货币区内成员国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这是欧元区和欧盟成员国出现经济结构和政策取向难以趋同的重要原因。
二、欧元之危
自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与加剧，动摇了国际金融市场上人们对欧元的信心。在危机面前，欧元区国家的矛盾也暴露出来。欧元对主要货币汇率走势如何变动，欧元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欧元区是否会解体，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最为关注的问题。
今天欧元的本质问题是欧盟的经济政策出了问题，而且这种问题是从欧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埋下了，经济繁荣时期不会暴露出来，而当欧元区陷入经济萧条，欧元区的边缘国家希腊、葡萄牙等国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地、强有力地救助，危机便会爆发出来。就欧元区国家而言，由于货币一体化统一使用了欧元，希腊等国不能使用传统的货币贬值的政策，利率政策也因为德国主导欧元区而无效。财政平衡的能力只能依靠债券发行和增加税收来实现。表面上看是希腊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主要依赖旅游业和航运业这两个经济周期明显行业的希腊经济，当经济陷入不景气后，税收锐减，就只能靠发债度日，换言之，只能靠透支国家信誉。但是，因为希腊等国发行的债券是欧元，所以希腊的危局不是简单的希腊货币危机，而是透支完希腊自己的信誉就接着透支欧元区的信誉。
在欧盟以及国际社会的救助下，欧债危机有所缓解。今年年初，由于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成功标售国债。由于此前投资者担心PIIGS国债融资困难，市场情绪一直紧绷。而葡、西、意等国国债顺利发行，是市场紧张情绪暂时缓解。受此影响，欧元汇率借势反弹，欧洲各主要股指也同时上扬。值得注意的是，虽然PIIGS国债发行超预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的短期忧虑，但其主要得益于以下三方面利好因素的支持：一是欧元区稳定机制改革及扩大救助资金规模的传闻；二是欧洲央行此前对国债的购买：三是中日等国相继表示购买欧元区国债，外部支持提振了市场信心。从欧债危机演化进程看，引发欧债危机的根源并未消除，风险警报并不能解除。
今年欧元区成员国将有大量债务到期，大量债务集中到期形成的短期流动性风险或将成为欧债危机新一波的主要诱因。其中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到期债务（本息合计）分别为515.9、148.6、320.9、1533和3380.5亿欧元。PIIGS融资成本仍在上升，市场对欧债危机的担忧情绪仍在蔓延，欧债危机远未结束。
三、欧元的前景
欧债危机充分暴露了欧元区目前所存在的重大结构问题――统一货币联盟下财政联盟的缺失。基于当前的形势，我们认为欧债危机虽远未结束，但不至于导致欧元区解体乃至欧元崩溃。相反，目前的危机应该会使欧盟各国认真反思欧洲一体化的经验教训，亡羊补牢，进一步加强一体化建设。
首先，欧元区国家维护欧元的强烈政治意愿与消减债务的实际举措将有助于改善欧元区经济并利好欧元。经过十多年的运作，欧元影响巨大。如果债务危机导致欧元区解体，必然意味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逆转，带来的巨大损失将远比救市的成本大得多，将成为各方无法承受之重。目前欧元区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元区的火车头―德国的态度。德国愿意拿出多少钱支持危机中的其他欧元区国家，直接决定了危机的走向和欧元区的未来。虽然德国很不情愿，但出于它自身的利益，放弃欧元对它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是因为德国已经从欧元中获益良多，而放弃欧元所带来的后果对德国而言也是灾难性的。作为一个出口大国，欧元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欧元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欧元区内部的交易成本，统一的货币意味着汇率波动的完全消除，降低了贸易的不确定性，也使出口商不必在金融市场上花费成本对冲汇率风险。各国之间的价格信息由于统一的货币变得更加透明，有利于出口商及时反映。德国由于出口占GDP比重在欧元区各国中名列前茅（2009年达到46%），从欧元中获得的收益尤其巨大。对德国而言，放弃欧元除了失去这些收益，还会带来重大损失。欧元区国家是德国最重要的出口地。2009年，德国对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出口占到其总出口的43%。欧元崩盘对这些国家意味着融资成本的上升和经济的动荡，而对诸如希腊这些边缘国家则会带来经济危机，这都会导致德国出口的严重下滑，伤害其国内经济。而在政治层面上，放弃欧元更意味着德国半个世纪以来所推动的欧洲一体化运动的彻底失败，是其决不能接受的。
其次，美元、日元两大货币均有“硬伤”，也减轻了对欧元的压力。为应对危机，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动摇了美元的信心，预计未来相当长的时期，美联储将会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将不利于美元。
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财政赤字已滑至4%以上，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超过200%。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灾后重建会促使日本央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这将不利于日元的稳定。
“欧元之父”蒙代尔认为，欧元不会崩溃，但需要更多的体制性改革。欧债危机及其处理过程充分暴露初欧元体系的结构性缺陷：统一货币政策与独立财政政策的内在矛盾；有财政纪律而无有效监督和干预手段的矛盾；有严格要求而无危机援助机制的矛盾；货币统一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国家利益与欧洲认同的问题等等。如何进行欧元体制和欧盟制度改革，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从积极的角度，欧债危机是对欧元区国家一次难得的压力测试，迫使欧元区各国重新审视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缺陷，及时纠偏。欧洲国家可能以本次危机为契机，进一步扫除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各种障碍，并致力于解决相关问题，欧元仍将是国际货币体系中重要的一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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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欧元危机 ARC
一、ARC概念和欧元危机之间的关联
希腊引起了欧元危机，但在我看来，德国是最例外的国家。因此在这一部分，将德国在欧元危机中的表现作为一个切入点，找出德国与其他遭受危机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区别。
（一）与众不同的德国
与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5国合称“PIIGS”）相比，德国在欧元危机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当“PIIGS”面临巨额债务，等着从外国游客身上挣一点收入时，德国几乎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这有赖于德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经济上，德国非常重视制造业，为国民经济打下牢固基础。政治和社会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制造了健康的政治环境：他们减少个人所得税；改革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加强再就业培训。
（二）欧洲现状和ARC
基于对德国的分析和“PIIGS”的现状，我们发现将债务危机与ARC概念相关联具有可行性。在这一部分，笔者首先整体讨论“PIIGS”，然后通过研究欧洲国家之间的互动，来找出一些有益的指示。
在这场危机中，希腊处在暴风中央，而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存在很多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以下几方面分析中，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首先，与德国不同，“PIIGS”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来支撑国民经济和金融市场。为了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他们盲目使用戈德曼的“新会计法”――他们依赖未来收入，然后将它抵押、兑现。然而，在使用这种“新会计法”时，整个过程会被写成出售，而不是债务，这使得几十亿的债务隐藏在资产负债表中不可见。尽管德国也采用一样的方法，但他们有足够的资产来偿还债务。因此我认为管理会计的概念，特别是编制预算和责任管理是很好的解释。
其次，Holger（2011）指出，“欧元危机的一个原因是巨额公共赤字和急剧增加的公共债务”，这意味着“PIIGS”很可能忽视了他们在危机初期的监管职责，导致危机在短期内失控。
二、从ARC角度解释危机
（一）责任
Roberts and Scapens（1985：447～448）对责任定义如下：“广义的责任仅仅指对所作所为出具理由”。在欧洲债务危机中，受到最大影响的希腊和爱尔兰，不能抓住会计的本质，而且，其他国家也多多少少在责任方面做得不够。
1.会计准则。在ARC手册上，提出了会计的三个要点，其中两个是：账簿的两侧要保持平衡；财富记账的方式非常重要。当希腊和其他国家利用戈德曼的“新会计法”，将借款转移出售，将其记录为收入（如上所述）时，他们事实上已经违反了这一规定。我认为，他们这一做法增加了借债，而信用却没有大幅增加，这违反了两边平衡的原则。另外，他们总将债务拖到几年后，这给消费者提供了滞后信息。这是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2.道德和条规。我同意责任和道德紧密相关。德国哲学家Immanuel Kant说过，即使是对会计一窍不通的人，也会尽量保持资产负债表账面平衡。因此，允许使用一些技巧。但我认为让投资者和交易商清楚其中的风险和回报，正如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规定，严禁使用“不透明的、不可靠的、不能比较的数据”。正是违反规定和无视道德引起了这场混乱。
（二）管理会计和管理控制
控制是组织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Otley and Berry（1980）强调，“控制与‘目的、协调和变化’紧密相关，引导他们关注‘组织的规划程序’”。部分欧元国家没能成功处理这些要点，所以他们丧失了支配地位，这地位建立在严格控制的基础上。笔者将从控制的两个主要概念入手分析这一场危机。
1.预算和编制预算。在实现财政目标的过程中，预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财年期间经常修订就能完善预算，但有缺陷的预算可能导致不必要的花费和令人猝不及防的财政赤字。Otley and Berry（1996）论证了预算的功能，包括“管理绩效的控制、激励和评估”，所以预算实际上是一个控制和管理的方法。在欧元区，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长期存在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资金被迫流出，所以他们靠借债度日。2009年12月，希腊债务达到了2800亿欧元。因此，他们在预算编制上的漏洞是他们错误评估财政状况的重要原因。
2.管理。Koontz and O’Donnell（1968，P.54）指出，“不同企业和部门之间可以互相借鉴彼此的管理知识和经验”。我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展，这个理论也适用于国家之间。“PIIGS”缺乏有效的危机管理体系，因此欧盟有必要建立一个可行的危机管理机构。
（三）代表
Zuboff（1988）认为，ARC中代表的含义可以总结为3个方面：远程控制――会计越来越多地用于财经监控，但它是一个遥远工具，不是传统控制方法；置换――这是通过调整来处理远程控制的方法（Cooper，1992：257；Robson，1992）；缩略――把复杂的东西简化成更能接受的具象形式。这个理论指出，置换和缩略在抽象表达中是不可缺少的，而抽象表达在处理会计控制中有着重要作用。我认为，这意味着下级应该总结代表信息来帮助上级作出准确、及时的控制。在欧元危机中，中央政府丧失对银行市场的控制。当银行面临巨额债款，中央财政部无法掌握问题的准确信息，结果错失了救援的最佳时机。
三、ARC阐释的局限性
尽管利用ARC概念能够让我们从独特、微观的视角去解释欧元危机，但是，仅仅依靠会计规章、责任和管理控制理论，无法解释大规模危机。
第一，ARC理论只用于组织管理和控制，它无法说明如何实施宏观控制，通过调整财政和税收政策来解决欧元危机。
【关键词】欧债危机；福利困境；福利刚性；国民福利
一、欧债危机的起源
2009年11月，希腊财政部宣布其2009年财政赤字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达到13.7%，导致市场出现恐慌，这成为欧洲债务危机的开端。同年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评级，希腊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2010年5月，希腊债务危机全面爆发。由于希腊债务危机传染效应，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同时出现了信用危机。进入2011年下半年，欧债危机出现了向法国等核心国家满眼的势头，欧洲银行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欧债危机的本质是欧元区部分国家的财政危机。关于欧债危机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观点：1.欧元区的制度缺陷，各国无法有效弥补赤字是欧债赤字产生的根本原因。2.产业结构不平衡，实体经济空心化，经济发展脆弱财政状况欠佳，政府收支不平衡。3.欧洲式社会高福利的拖累导致欧债危机产生。
二、欧债危机与福利困境
希腊债务危机发生后，许多学者提出了福利困境的概念。他们认为，希腊的政府赤字问题由来已久，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政府为维持高福利政策产生了巨额的支出。据估计，希腊现有养老金制度将使其资金缺口在十年内累计达4000亿欧元，相当于希腊国民生产总值的2倍。为应对债务危机，减少财政支出，必然需要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然而，希腊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计划遭到了广大民众的反对，甚至引发了。希腊由此陷入高福利困境。然而笔者认为，欧债危机并不是由福利危机所引起的，福利危机只是欧债危机发生后产生的一种社会问题，但并不能本末倒置的说福利危机是欧债危机的原因。欧债危机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场由金融危机所引起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并不能将欧债危机简单的理解成为是由高福利所引起的危机，进而对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产生怀疑。
三、从福利刚性的角度看社会保障的福利水平
“福利刚性”专指人们对自己的福利待遇具有只能允许其上升不能允许其下降的心理预期。福利的“刚性”特征，使得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弹性，一般情况下规模只能扩大，不能缩小，项目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水平只能升高不能降低，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刚性”原则。由于这一原则，世界各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都比较审慎，改革措施都以不降低现有社会保障水平、尽量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前提。其结果是使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开支逐年攀升，政府财政不堪重负。
一味提高社会的福利保障水平而不考虑到现有经济水平必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福利主义在欧洲比较盛行，一直以来也是发达国家炫耀的资本。其主张是通过高税收达到高福利的目的，其实质是大政府主义。这种把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都包括了的做法虽然纠正了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但也导致了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尤其在经济无法良性运行的时候，就会成为社会问题所暴露出来。目前，欧洲债务危机仍在发酵，希腊和意大利都爆发了反对紧缩政策的示威游行，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财政紧缩导致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法国、西班牙也加入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的行列，采取了收缩财政政策。“福利刚性”在这时体现了出来。人们游行抗议反对政府对福利水平的下降，在高税收下的低福利成为了人们抗议的重要原因。欧债危机这种经济和政治危机对福利所产生的危机就体现了出来。
从“福利刚性”出发，我们不难看出，福利的上升水平并不是越快越好，给与人民的福利待遇也不是越高越好。真正健康的福利水平应该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所相适应，稳步、可持续上升发展的。
四、社会保障制度与国民福利
欧债危机发生后，对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些人开始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将会带来经济的不稳定。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尴尬处境，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有关社会保障制度与国民福利水平关系的探讨。
1.通过收入再分配直接增加国民福利水平。应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我们知道，相同的一元钱，穷人的效用远远大于富人。所以，在既定的国民财富总量下，适当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是能够增进国民福利水平的。
2.通过促进社会公正增进国民福利水平。社会保障从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开始，保障了每个人起点的平等，同时，通过对机会平等的促进来增进社会的公平程度。社会公平和社会和睦会促进人们的满足程度与愉悦状况，而国民福利水平又与人们的满足程度与愉悦状况成正相关关系。而且，社会公正和社会和睦将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这又有利于国民财富总量的增长。因此，社会保障可以通过促进社会公正和社会和睦来增进国民福利水平。
3.通过提高效率增进国民福利水平。首先，社会保障对提高效率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对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激励上。其次，社会保障对改善和扩展市场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社会保障可以刺激消费需求促进市场供求平衡，还可以在劳动力市场、卫生保健领域、以及教育、养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五、欧债危机带给我国的重要启示
1.中国需要扩大福利，但要杜绝福利主义。福利主义是因为讨好民众短期偏好从而设置的一种透支未来的做法。福利让很多人不愿意去生育、储蓄，更多的是享受过度消费，失去了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福利政策给与失业者的社会保险同在职人员的收入相差无几，使他们不但可以维持其基本生活，而且可以躲避税收，就演变成了“养懒汉”的社会风气，不愿意工作的懒人越来越多。其次，奉行福利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而是对动荡的社会局势的修补。暂时用高福利稳定社会稳定人心。但是伴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高福利的社会保障模式也将不能负荷，福利主义的大厦必将倒塌，更严峻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也将接踵而来。若要杜绝福利主义，首先，国家在搞福利时就应该量力而行，如果盲目推行不适应本国国情的福利模式或者超出该国经济所能负担的福利政策，只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有损于经济的发展。
国庆“十一”长假期间，国内各大交易所纷纷休市，此时的欧美市场则“利空”不断。希腊债务危机纾困工作进展缓慢，该国政府表示，如果无法在10月中旬前获得贷款，希腊将无资金偿还到期债务，政府运转势必受到影响，这使得持有大量希腊国债的欧洲大银行面临巨大风险。受推迟向希腊提供救助资金的影响，欧洲股市继续下挫，英法德三国股指跌幅超过2.5%。为了让本国经济走出低谷，美国参议院正在推动通过一项要求就人民币汇率惩罚中国的法案，该法案以“货币失衡”为借口，将操纵汇率与贸易补贴绑定，要求美政府调查主要贸易伙伴压低本国货币币值而为本国出口提供补贴的行为，并对其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该法案将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将汇率问题进一步升级。
古人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面对欧洲债务危机、欧美日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等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对我国经济而言，是一场风险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把握这次机遇不仅可以为我国经济创造更多活力，还能为未来改革和发展积累更好的制度和体制基础。
2008年前后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市场需求在快速全面地萎缩，这将成为世界经济中长期内的主导局面。在对外贸易领域，欧美国家减少进口、扩大出口，同时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由此我国出口部门受到的冲击首当其冲。欧美货币的贬值既带来出口收益的减少，也会使我们在已然缩小的市场中，遭遇前所未有的竞争。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口主导的经济模式无以为继，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倒逼我国经济向消费主导转型，把消费主导作为经济转型的基本目标，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
而今，中国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内需，出口占GDP的比重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前后相比，大约下降了7~8个百分点，也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了更具有“平衡性”的角色。我国已经成为欧盟的第一大出口国、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国以及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国，扣除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因素后，也是除北美自贸区之外美国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同时，中国还是美国债务的最大持有国、欧洲债务危机悬而未决之时被寄予厚望的国家。全球金融危机及后续的债务危机发生之后，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也经历着再平衡的过程。我国应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主动性，促成共赢新格局的形成，在主要储备货币轮番经受考验的情况下，可以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也具备了更为适宜的时机。
从我国经济内生动力来看，在世界经济形势未明的大背景下，逐渐承担世界经济先行者的角色，为加快经济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倒逼动力，推动了我国下决心以更大力度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利用欧美经济处于调整时期的时间窗口，加快经济转型应当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线。
结构调整本质上指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发生结构性改变。中长期来看，结构调整取决于资源要素约束的临界点、逐步形成的高储蓄率回落趋势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的调整改革。如果说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得益于劳动成本低、资源价格低、资金成本低“三低条件”，目前正迎来“刘易斯拐点”和“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视窗。这“两大拐点”的来临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将逐步形成，也意味着储蓄率下降和实际利率上升趋势难以避免，加之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未来经济增长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资源集约化使用、技术进步及提高配置效率来实现，这也正是结构调整的应有之义。
在欧美经济全面放缓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将主要精力放到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和刺激民间投资等重大问题上来。沉下心来，把握危机中的机遇，着力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做好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推动关键领域的改革，也是对全球经济的最大贡献。
（嘉宾介绍：国元证券研究中心副总经理）
自美国两党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协议后，标普随即将美债评级下调，美国失去AAA评级，加上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由此引发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股市、金市等均如同过山车急剧波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该做何选择？深圳电台先锋898（FM89.8）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创富赢家》节目主持人孙小美与特约评论员刘勘就此展开了讨论。刘勘表示，欧美债务危机会对全球市场形成持续的干扰，在其维持低利率的背景下，超发货币会以热钱的形式流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客观上将迫使人民币升值，综合考量通胀及汇率等问题，短期加息的可能性不大。
孙小美：目前大家普遍担忧全球经济增速会放缓，如果经济数据欠佳，将会制约金融市场的表现，甚至会引发连锁性的挫伤。您是怎么理解的？
刘勘：欧债问题本来是一团糟，而美债危机将问题更加复杂化，在双重危机的叠加下，欧洲市场缺乏提振的动力，据传法国也极有可能失去AAA评级。在当前的背景下，任何不好的消息都容易在极短的时间内发酵，产生恐慌，进而形成可怕的传导，令股市及大宗商品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挫。
美联储近期宣布维持低利率至2013年，由于联动效应，非美货币国家也必须维持超低利率，而低利率的本质实际上是货币的连续释放，一旦货币构成超发态势，就会以热钱的形式流入新兴市场。事实上，英国也宣布维持低利率政策，欧美国家的这些货币政策客观上会就加大人民币的的升值压力，更会助涨国内的通胀水平。我们所面临的是市场的不确定性及国内居高不下的通胀压力，这就决定了国内的货币政策将趋于谨慎。反映到二级市场上，投资者的心态也将趋于保守，短期内，震荡就是市场的主基调，我预计一时半会不会爆发出大的行情。
孙小美：刚才您说到，热钱会流向高息市场，目前国内的利率水平已让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而7月份的CPI又显示通胀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加息或不加息是一个两难选择，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勘：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创汇改以来的新高，人民币升值通道早已形成了。如果一旦加息，汇率也会同向变化，最终造成双率齐涨的局面，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这种局面绝对是恶性的。等于说欧美在人为的压制利率，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迎合了他们的政策。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短期内加息概率偏低。另外，由于欧美债务危机引起的大宗商品下跌，国内进口的原材料价格也会顺势下跌，最终会使PPI降低，经过产销的传导，CPI上行的动力也会减弱。这也是短期内加息概率偏低的重要原因。
因此，表面上来看，加息或不加息是一个两难选择，操作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的问题。加息的内在逻辑是抑制通胀，如果CPI不继续创新高，暂时保持稳定，加息的动力就会减弱。而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下降会形成对冲效应，压制通胀继续走高。
孙小美：人民币升值是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近期人民币升值进程明显加快，贸易顺差也在上升，您认为人民币未来升值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刘勘：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贸易顺差达到320亿元，创下30个月以来新高。在今年一季度时，贸易顺差是-10亿，经过这几个月沉淀，贸易顺差迅速攀升，其背景恰恰是欧美等国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按常理来说，主要贸易伙伴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一国的贸易水平应下降，不应该出现这样大的顺差。美国目前的MI系数0.8倍，我们是3.8倍，结合贸易数据，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美国缺少的不是流动性，而是市场的有效需求。美国释放大量的货币，从定量宽松转为定期宽松，长期维持低利率，货币必然会发生转移，最佳策略就是流向中国等市场。该过程会提升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如果没有良好的应对措施，估计人民币升值进程会向前推进。因此，央行有必要开动更高的智慧积极应对，汇率及利率问题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本专栏由深圳电台先锋898《创富赢家》节目与《股市动态分析》杂志社联合推出）
1.银行信用风险银行信用是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通过银行而产生的借贷关系。与商业信用相比，银行信用的活动范围比较广，经营规模比较大，借贷期限也相对比较长（银行是可以长期信贷的）。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转账结算等业务，当然，银行只有拥有雄厚的资本，才能经营发放贷款的业务。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银行是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在各种借与贷之间获取差价从而盈利，即获得银行利润，它相当于平均利润。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直接说明“：银行的利润一般的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⑥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银行信用在经济交流和沟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而银行信用本身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使得银行信用成为全球现代信用的主要形式。银行信用使得银行业务规模得以扩大，业务种类得以拓展，银行利润得以增加，但与此同时，银行信用风险也如影随形。所谓银行信用风险，是指各银行在取得盈利的同时，承担着在日常资金借贷的运动过程中有可能遭受损失的风险，即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未能及时、足额偿还银行债务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银行经营风险。这种风险不仅发生在贷款中，也可能发生在担保、承兑和证券投资等相关业务中，而其中主要的风险形式是贷款业务的风险又称贷款的收回风险，即银行贷出去的资金由于各种原因贷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贷款的风险。相对于市场风险、购买力风险等，信用风险是银行最具威胁的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包括道德性信用风险（借款人有钱故意不还）和非道德性信用风险（借款人想还，但无力偿还）。但无论道德性信用风险，还是非道德性信用风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银行出现大量的死账呆账，增大银行不良资产数目，从而导致银行资产受损、信贷能力下降，对银行的出资人、所有者和广大金融消费者造成伤害，最为严重时可能导致银行破产倒闭。
2.货币信用风险货币信用是伴随着以金银为固定等价物进行交换而产生的一种信用关系。后来，由于金银具有不易携带、磨损成本高等缺陷，纸币代替了金银来执行货币职能。当然，纸币只是一种由国家发行的，并强制使用的货币符号，但是这种货币符号却在商品交换和发展中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今天，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电子货币得以产生，电子货币进一步提高了人们支付的便利性。不过，在便利性提高之余，风险也同样在不断增大，这一不断增大的风险亦即货币信用风险。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到：“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⑦也就是说，自从货币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埋下了货币信用风险的种子。所谓货币信用风险，主要是指在经济社会大环境中货币流通和信用领域中长期的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的危机。马克思认为，货币信用风险“只有在一个又一个的支付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只有在人们对信用货币失去信心时，“才会发生”⑧。今天货币市场非常广阔和活跃，潜在的货币信用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本质上，作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不管是纸币，还是电子货币，它们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无疑是大众的信用和日常经济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信用体系。因此，如果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货币信用平衡被打破，那么，所有债务或者款项都被要求以实物提前支付，那些以信用为载体的观念上的、虚拟的、电子的货币将不复存在。这种货币危机如果蔓延到商业领域和其他领域，那么，一场因货币信用危机而导致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就开始了。
二、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
“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风险概念，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个概念。”⑨然而“，现在，发达文明中存在一种风险命运。”⑩犹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輯訛輥而随着这一“新的可怕的武器”亦或称为“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的“崭新的力量”不断发展变化，信用风险及其社会危害也在与日俱增。
1.美国次贷危机在美国，很少有人买房时全额付款，购房抵押贷款（简称房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对于那些收入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来说，买房时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就无法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标准抵押贷款。这些因信用记录不好或偿还能力较差而被银行拒绝贷款的人，往往会申请次级抵押贷款购买住房。所谓次级抵押贷款（简称次贷），是指一些贷款机构为追求比一般抵押贷款高得多的贷款利率，而向偿还能力较差、信用程度较低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由此可见，次级抵押贷款就是信用被放大之后而产生的借贷关系，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新经济泡沫和“911”恐怖事件，美国开始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连续多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而为房地产市场活跃与发展创造了一个利好的政策与经济环境，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有调查研究表明，2006年美国有差不多500万个家庭牵涉次贷，而且规模金额巨大。然而，2007年初，随着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还款利率开始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房屋出售变得更为困难，进而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就难上加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者不能按期还贷。由于贷款人到期欠款无法偿还，银行和贷款机构也就无法收回贷款，因而只能收回作为抵押的贷款人的房子。然而，经济萧条，购卖力下降，房产不断贬值，收回房产的银行和贷款机构没办法完成手头房产的买卖，从而就导致资金周转紧张，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显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被无限放大，却缺少保障信用的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危机发生之初表现在次贷购房人无法还贷而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和投资基金被迫关闭，随后危机波及金融体系，进而影响了实体经济。危机不仅席卷全美，并且蔓延全球。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引发的危机持续恶化，最终酿成了一场对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和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波的全球金融风暴，它使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自2008年11月至2013年12月，美国已推行了4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盟、日本、俄罗斯等也相继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掀起的这股“货币海啸”，无疑又会进一步引发全球货币信用风险。正因如此，与其说次贷危机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倒不如把它归结为一场信用缺失危机。
2.欧洲债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帮助，恢复了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迅速崛起的欧洲各国为了进一步增强竞争力，而结成联盟。实践表明，欧洲联盟符合欧洲各国和整个欧洲利益，有力地促进了欧洲经济政治的发展，提升了欧洲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1999年1月1日，具有独立性和法定货币地位的超国家性质货币的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正式发行，并于2002年1月1日起在欧元区国家内正式流通。毫无疑问，欧元的发行与流通不仅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推进了欧洲社会文化的融合。然而，由于欧元区一些国家，比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各国政府为了提升本国竞争力，缩小同其他欧盟国之间的差距，盲目追逐短期利益，隐瞒政府的财政赤字，过分的透支政府信用，使政府面临着巨额的债务（这些债务来自政府为应付财政支出而大量发行的、无法按期兑现的债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上述各国在发债时根据预测是能按时还本付息的。之后，由于受到全球危机的冲击，各国经济疲软，失业率激增，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增加，从而导致政府无力偿还债务，于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实际上，在加入欧盟前希腊等各国就已经开始隐瞒其财务状况，比如希腊就借助高盛公司掩盖了其真实债务状况。加入欧盟之后，变本加厉透支政府信用，大量举借外债购买金融衍生产品，这与希腊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偿还能力是不相符的，从而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边是日益扩大的政府财政赤字，一边是不断透支政府信用来刺激消费，最终酿成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债务危机。不难看出，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欧盟对某些成员国一味的经济纵容和货币保护，使得政府对国家信用无限度透支，让原本就已存在的问题愈发严重，直到无法掩盖和隐藏，最终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场由政府信用透支而引发的债务危机，简单说来，就是一场货币借贷到期无法偿还的信用危机。从危机源头上来看，欧债危机是由希腊债务危机而引起的、波及整个欧盟的债务危机。希腊一国的大量无法偿还的外债使得欧盟其他成员国因为无法回收债务而陷入债务危机的链条。而欧盟早期没有陷入危机的一些成员国，如法国、德国等，为了维护整个欧洲的利益和地位，以保住欧元的稳定，就必须不断向危机爆发国注资。这一拯救欧债危机的举措使得法、德等救援国国内的流动性货币减少，自身经济发展也受到牵连，最终导致了整个欧洲经济的衰退。
3.中国温州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国沿海沿江地区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温州就因其繁荣的民营经济而闻名全球。温州所产的眼镜、打火机、皮鞋等小商品也远销海外，享誉盛名。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一个江浙沿海的小渔村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密集的现代化大都市。由此，温州一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的模范城市。然而，在民营经济取得成功的同时，温州的民间借贷也逐渐兴盛。这种古老的借贷方式在宽松的经济环境和高额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开始慢慢地变质，这就为温州危机埋下了隐患。温州在经济发展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自爆出一件件老板因债务跑路、甚至跳楼事件开始，温州就被推至风口浪尖处，温州爆发的这场严重的民间借贷危机引发了社会和政府高度关注，也引起了人心惶然。面对温州的现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让原本以民营经济而闻名全球的温州面临如此困境？很明显，温州经济发展中后期，很大一部分企业主偏离原本经营良好的实体经济，将资本转移到房地产等巨额利润的投机行业，以致实体经济日益空心化。同时，温州人热衷于高利息率的借贷（即我们常说的民间高利贷），它是一种靠信用关系维持的私人放贷，而且放贷的资金并不全是个人自有资金，还包括各种来自亲友的资金、信用卡和银行贷款而来的资金等。輰訛輥因此，一旦这种没有任何法律安全保障的“关系借贷”没办法按期归还，一旦资金链在某处断裂，所产生的后果就变得非常严重。一方面，企业家们不仅要填补实业的资金短缺，还面临高额利息率的巨大债务，企业因为严重的资金短缺，没办法正常生产运作；另一方面，这复杂而广泛的借贷关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无法避免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表面上看，全球经济环境恶化加上中央收紧信贷，导致了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实际上，温州现象主导因素是货币的借贷泛滥超出了这个城市本身所能承受的范畴，高利息率的借贷打破了货币流通的平衡。中国房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让大部分温州人尝到了借钱生钱的甜头，纷纷将投资目标放到房市等金融领域，使发家的实业经济开始衰退并日益空虚。当国家加大对楼市的打击力度，限制楼盘的炒价，这给借钱炒楼的温州人以沉重一击，最终诱发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偿还危机。在这个被高额利润诱使的、以信用为基础的私人借贷链条中，银行也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所以，当个人信用透支，资金链在某一处断裂，银行借贷中的货币没办法按时收回，一场因个人信用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就在温州爆发，并向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蔓延。
三、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有效规避
通过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马克思论及的商业信用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和货币信用风险相比，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社会信用风险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从失信主体来看，信用风险由微观个体向政府主体蔓延。与早期的个人和企业违约有所不同，今天政府失信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从欧洲债务危机到美国债务违约风险都反映了政府失信风险在不断加剧。二是从金融工具来看，信用借贷由传统金融工具向衍生金融产品转化。作为在传统金融工具（包括货币、债券、股票等）基础上衍化和派生出来的新型金融产品，衍生金融产品（包括期货合约、期权合约、远期合同、互换合同等）由于能够转嫁风险而得到“青睐”，但这种新型金融产品高度的财务杠杆作用加剧了信用风险的危害程度。三是由引发领域来看，信用危机由生产制造业向房产地产业转移。1929~1933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直接原因在于制造业生产与销售之间供求矛盾的尖锐化，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线则是房地产的泡沫化。基于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以有效规避现代经济社会的信用风险。
1.强化国家债务管理，规避政府违约风险2013年初，尽管美国两党达成了“财政悬崖”阶段性协议，但其政府未能摆脱“关门危机”。实际上，自1960年以来，美国债务上限已经上调了79次（平均计算每8个月就上调一次），如果以现有利息增速判断，十年后美国债务仅仅利息的支出就将增加到1.1万亿（占其GDP总量的4.7%），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十年必须保持GDP增速不低于4.7%，才能支付国家债务的利息。輱訛輥2009~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欧洲五国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分别高达130%、120%、94%、83%和63%。2013年9月5日国际清算银行（BIS）有关报告显示，2007年中旬全球债务规模为70万亿美元，到2013年已经增至100万亿美元，而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是债务的最大制造者。由此可见，规避国家信用风险，防止政府债务违约是防范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首要任务。规避国家信用风险，防止政府债务违约的最好办法是避免政府的过度负债。这就要求政府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将国家债务尽可能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对现有国家债务应该强化管理，构建反映债务危机和债务风险的管理系统，建立政府债务预警、化解和救助机制。比如，调整国家债务期限结构安排，避免债务过度集中偿付；加强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G）等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合作，多渠道监管各国政府债务风险；联合设立跨国债务危机救助的专门机构等。
2.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监管，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20世纪70年代，以期货、期权等证券为核心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满足了人们日益复杂的投资融资、资金保值和避险需要。作为一种高级的资源配置工具，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掉期等在内的衍生金融产品经过衍生再衍生，推进了金融市场高度的发展。据世界交易所联盟（WFE）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期货交易量达到37.8亿手合约，与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24%；全球期权交易量达到2.24亿手合约，与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17%。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杠杆效应，有利于筹资、保值和避险，但同时也放大了衍生金融市场的风险及危害。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爆发，正是被誉为“金融大鳄”的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牟利的结果。基于此，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监管，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成为规避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必然要求。为保证衍生金融体系稳定运行，防止市场系统性风险发生必须加强衍生金融法制建设，提高衍生金融市场交易中信息透明度，健全衍生金融市场的内控机制，构建和完善衍生金融市场的预警系统和风险控制体系，注重开发各种管理衍生金融风险的新技术和新工具。輲訛輥此外，为了适应衍生金融市场国际化，各国政府还应该加强衍生金融监管领域的国际合作。比如，建立相关信息共享机制，注重监管信息的充分交流，以防止跨国证券欺诈和市场操纵；统一监管标准和监管规则，促成各国监管行为的协调性，降低衍生金融市场风险的外部负效用；对衍生金融行业自律进行统一规范，提升衍生金融市场自我监管能力等。
持续刺激经济是政治需要
在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政府相继实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并且在美联储将利率降到零、直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等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配合下，美国经济于2009年下半年开始复苏，但经济虽恢复增长，失业率仍在高位徘徊，至今年8月仍高达9.6%。从奥巴马的角度看，中期选举在即，不将失业率降下来，他此前刺激经济的成果就无法体现，因此本该逐步退出的财政刺激政策，反而被进一步强化。
目前从全球看，经济复苏势头已经基本确立，虽然不断有人发出所谓“二次探底”的警告，其实多有言过其实的成分。本来，经济在复苏过程中出现波动实属正常；特别是在经历80多年来最严重的全球衰退后只用短短一年经济就恢复增长，全靠世界各国的联手刺激，想要一下子回复到危机前的持续稳定增长肯定非常之难。因此，在迅速复苏之后经济出现调整似不可避免，但重新进入负增长的衰退状态可能性也很小。出现调整，正说明仅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无法保障经济恢复稳定增长，需要微观经济主体在休养生息之后恢复活力。当空前的财政刺激导致了欧元区国家债务危机之后，欧盟不得不全面退出财政刺激政策，开始实施紧缩的财政计划，而美国奥巴马政府却采取新一轮刺激，实乃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并非经济运行本身的要求。
过分刺激经济效果适得其反
经济增长有一定周期性，这是由固定资产更新的周期性和产业的生命周期所决定的。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可以平缓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但无法靠持续的扩张来消灭或跨越周期性调整。刺激过度，就会将矛盾积累，最后引发金融危机之类“暴力式”的调整。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对此做过精辟分析，但凯恩斯主义盛行以来，多数政府总以为通过经济政策的反周期运作，可以避免调整，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严重金融危机或者严重通货膨胀。
有些经济学者认为以CPI衡量，全球各国的通货膨胀都不高，因此我们也并无通胀之虞，现在的政策重点是要刺激增长。其实，CPI无法准确反映实际通货膨胀的水平。如果看看资源性大宗商品的价格和贵金属商品价格水平，我们就能知道全球通货膨胀率走高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全球金融资产市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新兴经济体的股市和房市则正融入到全球市场中，它们暂时吸纳了过多的从美国流出的剩余货币，从而维持了10多年的全球低通胀。但这个过程不会长期延续，就像美国房市无法总是火爆一样，次贷危机的爆发将这个过程切断，金融的锁链顿时全面断裂，危机不可避免。当然，短视的政府可以继续刺激，增发货币，但伴随着资产泡沫的一定是通货膨胀和经济正常增长遭受破坏。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滞胀”教训我们不应该淡忘。
过分刺激经济的另一个弊端，是会延缓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衰退和危机为形式出现的经济调整，将传统行业生产过剩的信息揭示出来，让社会资源从这些行业转向一些新兴行业，促进新行业发展，进而使新行业在下一个周期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但政府过度的刺激和宽松的货币供应，使得过剩的行业不能及时降价或者减少产量以达到平衡状态，过剩的生产能力于是维持甚至继续扩张，社会资源向新兴行业转移的速度因此放慢，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被延缓。奥巴马在金融危机后提出“再工业化”的口号，本质上与其持续刺激经济的思路是一致的，其效果将适得其反。
管理好自己的国际储备资产
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高达GDP的10%，政府债务也高达14万亿美元。背负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美国财政能承受得起新一轮刺激的开支吗？奥巴马显然不担心：因为在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以后，避险资金开始回流美国，美国国债又热销起来――全球美元的持有者将为美国刺激经济新计划埋单。在此同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将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等于说美国将印钞票作为资金来源。
在其他各国逐步退出刺激政策时，美国之所以能推出新一轮刺激计划，就是因为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霸主”地位作支撑。这一地位使得美国的政府负债水平虽然高于欧盟和欧元区的平均负债水平，却可以避免债务危机困扰；也正是这一地位，使得美国可以将刺激经济的代价大部分转嫁给国际社会。
大约四年前，2008年9月当华尔街雷曼兄弟破产揭开世纪金融海啸序幕时，当时恐怕全球没几个人能预见到问题会发展扩大到今天这个地步，更很难想象整个形势还会进一步恶化到什么情况。
其实，问题的本质倒也并不复杂，说到底，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实质面”的问题，也就是“全球需求不足”。需求不足与分配的结构性失衡有关，既有微观面的企业利润分配的失衡，也有中观面的国家资源配置的失衡，又有宏观面的全球范围资源配置的失衡。这些失衡，应该都是资本主义深层次的问题，需要从资本主义体制的根本处进行必要的改革，这当然是大工程。（二）是“政策面”的问题，主要是长期积累透支太多，各国政府债台高筑，面临债务危机，到了必须及时煞车，改用紧缩政策的时候。很明显，这个“政策面”的麻烦与前者“实质面”需求不足的麻烦正好矛盾——要紧缩，需求就更少；不紧缩，继续扩张，小国（如希腊、西班牙）立即面对国家债务危机，大国（如美、英）则犹如饮鸠止渴，深陷泥潭而难以自拔。（三）是“金融面”的问题，主要是银行监管的失控及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的金融震荡。
世纪金融海啸发生后不久，英女皇到伦敦经济学院视察，向一众全球精英级的政治经济学家提问：“为什么没有人能预见到危机的发生？”真是大哉问！问得一众精英专家哑口无言，半年后，才向英女皇回了信，但也只是触及了对人性面、心理面的基本观察而已。
现在的形势与问题是，包括G20峰会、欧盟峰会等机制确实已针对“金融面”提出了相关改革思路，包括课征银行税及在欧盟内建立银行同盟等，但却遭遇一些国家如英、美等的抵制，深怕失去他们既有的金融优势。但无论如何，相较于另外两方面的问题，起码是有了思路，甚至还有了一些具体进展。在实质面的需求不足方面，无论就微观、中观、宏观任何一个层面来看，都触及到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学术性、理论性的探讨恐怕才只是开始。与金融面及实质面相比，更让人失望的，或许是政策面了。
在过去的将近一个世纪中，根据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对付经济衰退的“政策理论”从来只有两套。一套是“凯恩斯学派”，主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甚至不惜以举债的方式，只要能增加支出，拉动需求就好。补充一句，当年凯恩斯之所以有这些主张，是因为货币政策遇到“流动性陷阱”后就起不了作用了。另一套是弗里德曼的，其实，本质上也是凯恩斯的，亦即在没有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流动性，引导利率下降，以刺激消费与投资。所以，说到底其实都是凯恩斯的。
这一组原本泾渭分明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到了21世纪美国现任联储局主席伯南克手里，竟然熔为一炉了。所谓“量化宽松”，是以联储局印钞票的方式，向财政部购买国债，此时已分不清是货币还是财政政策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是地道的凯恩斯学派，或者，2.0的凯恩斯学派的政策。这样的政策肯定能减轻眼前的痛苦，但将来呢？凯恩斯有句名言：“将来？在长期间，我们全都一命呜呼了！”
跟凯恩斯同一时代还有一位大师级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海耶克，其经济哲学与伦理迥然不同于凯恩斯，主张严谨的货币纪律与财政纪律，他的传人大约就是今天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了。默克尔显然是孤单的，一如海耶克从来就是寂寞的。但这毕竟是“世纪”或“跨世纪”之争，100年，太长？还是太短？这要看凯恩斯学派政策“最终”的效果了。目前应该还是属于凯恩斯的“短期”吧，但21世纪毕竟还很长，或许有一天，终于证明海耶克赢了凯恩斯，但，会很惨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