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7 16:10:3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文章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先秦儒家、道家音乐思想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深远影响做出了简洁明了的归纳和总结，并阐明先秦音乐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甚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
关键词：先秦 音乐思想 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二、对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在早熟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中内涵着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仁”成为中国哲学所关注的中心课题，于是，在认同音乐给予人的快乐的同时，将它与“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因此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音乐中极力表现对人的重视和以人为中心，这些特点吸引了许多文化学家的眼球，被他们视为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音乐作品的创作也从“仁”出发，为“仁”服务;“正乐”
关键词：儒家思想；文化；语文教学
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影响力极深的中国古代文化。语文教学常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儒家思想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把握，有助于学生树立文化观。
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子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儒家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春秋时期之后，中国文学都受到其影响。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的来源之一。
一、认识儒家文化对语文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指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二人确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但思想上如何一脉相承从而共同形成为一个学派，学术界意见不一。
从这里看，孟子就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代表人，孔子的思想对孟子影响更深。这说明教师和学生之间应有思想的影响，教师所教学的目标对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由《论语》里面中的诗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以看出教师和学生也存在一定关系。
除此之外，论语里面的诗句，在语文教学中频繁出现，有的成为千古名句，对学生的影响极其深。重要的是，教师要了解儒家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和意义，对学生因材施教，让学生健康成长。
二、多背诵，了解儒家经典名句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儒家经典名句，需要学生积极地思考。基于儒家文化和古典文言文的特点，学生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儒家名句的学习需要积累，特别是需要不断背诵常出现的名句，对特殊的名句要细品，并把名句的意境体会深刻，不断积累同儒家文化相关的知识，形成良好习惯。
三、儒家名句的积累品读
教师以校园文化为背景，用儒家思想精粹引导学生关注人生、感悟生活，完善自我人格。在语文教学中，以《论语》读本和选修课为抓手，巧用课堂，拓展探究，分类归纳，适当地把儒家经典《论语》中的思想精粹引入到学生的作文训练中，以提高学生作文文化品位和思想深度。对于儒家名句的教学，教材要做到以下几点，积极帮助学生学习：巧用课堂，拓展探究；理解背诵，学以致用；分类归纳，丰富积累。
四、儒家文化在教学中的传承
文化是有价值的东西，对人的精神会产生影响。在教学中，教师要用儒家精神激励学生发奋图强。思想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也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源泉，只有好好把握文化的内涵，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事业。面对全球化文化浪潮的冲击，人们对儒家文化现代价值的探讨与思索也越发激烈和深入。教师要号召学生积极学习，把优秀文化传播下去，并传播出去。
五、儒家文化的教育价值
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孔子的思想在后世的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好多大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受到儒学的感染，特别是一些哲理性的问题。总之，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儒家思想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以忽略的，是值得学生学习和体验的。
参考文献：
[论文内容提要]文章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先秦儒家、道家音乐思想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深远影响做出了简洁明了的归纳和总结，并阐明先秦音乐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甚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二、对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在早熟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中内涵着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仁”成为中国哲学所关注的中心课题，于是，在认同音乐给予人的快乐的同时，将它与“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因此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音乐中极力表现对人的重视和以人为中心，这些特点吸引了许多文化学家的眼球，被他们视为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音乐作品的创作也从“仁”出发，为“仁”服务;“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音”等术语亦可以不加解释的用于音乐批评，并分别指称处于不同伦理地位的音乐。
儒家传统音乐文化强调礼乐一体，认为音乐与伦理相通，所谓“礼者为同，乐者为异。同者相亲，异则相敬”。《中庸》亦提到“尊德性而道学问”，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音乐教育历来主张以“德为美”。《周礼·春官宗伯》说:“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孔子曾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之言。孟子《公孙丑上》说:“闻其乐而知其德，’，这些言语都将音乐与仁德联系起来。“德生礼，礼生乐”，从“德”到“礼”、“乐”，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礼乐被儒家视为德的表征。“六艺”是西周时期学校教育的六门课程，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包括政治、历史和以“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乐属于综合艺术，包括音乐、诗歌和舞蹈。其中，礼乐代表西周的意识形态，是决定教育的贵族性质的因素。乐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礼重点在于约束子弟们外表的行为，乐重点在于调和子弟们内在的感情。
孔子开创了儒家的音乐伦理理论，建立起情感与伦理道德、个人与社会和谐的音乐思想，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音乐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思想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些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中都有具体体现。第一:“乐之教化在于道德”—即音乐从道德上感化人。“文质彬彬”是孔子的审美思想。“文”即文采，指一个人要注重礼乐即音乐文化修养;“质”即实质，指一个人的仁义之道及伦理品德。孔子认为:一个人没有礼乐修养就显得气质不佳，但只有礼乐修养而缺乏仁义之道的伦理品德便是一种虚饰;所以他还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具有礼乐修养与仁义之道的品德才是完美的人，只有人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才是文质协调。第二:“道德之内涵在仁”—即音乐要贯注“仁”的道德内涵，孔子认为“乐”可以感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仁义礼道，从而发展为君子。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礼?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乐?说的是外在形式的礼乐，都应以内在心理情感为真正的凭依，否则只是表象而已。由此可见，孔子的观点非常明确:礼乐的本质是“仁”，为人“不仁”，便无从对待礼乐。孔子在哲学上崇尚中庸之道，艺术上提倡中和之美泪而胃的“乐而不，哀而不伤”将中庸之道运用于音乐并将情感的因素统一起来，避免因突出某一因素而抹杀另一因素的片面性，这无疑是符合音乐艺术的内在规律。 第三:“尽善尽美的和谐”—即音乐形式与内容、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认为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他评价音乐的标准是“善”和“美”。所谓“善”是指内容的完善，“美”是指音乐的形式美好、动听;二者能完美结合就尽善尽美了。这就将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和“礼”、“仁爱”结合起来了。他在齐国观听古乐舞《韶》后，认为获得了一次很高的艺术享受，以致“三月不知肉味”。并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但接着评价另一部古典乐舞《武》时却说:“尽美矣，未尽善也!”可见他推崇《韶》，并要求乐应合乎礼的规范。他断言，歌颂舜帝功德的《韶》乐的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高度统一。而《武》这部反映武王灭商兴周事迹的乐舞，虽欣赏起来很美，但过多表现征伐的武力行为，未能完全做到仁爱，所以“未尽善也”。而《韶》乐则是赞颂舜帝德治的内容，符合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因此，孔子在正乐时说:“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佞人殆”。将符合他思想的《韶》乐推崇到了崇高的地位。在此孔子是以他的道德标准作为音乐舞蹈的判断尺度。孔子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前提下，强调内容与形式、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的“尽善尽美”的主张是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音乐艺术特征的认识和审美评价的一次飞跃。，孔子对音乐本质的认识非常清楚地强调音乐审美与情感及道德相结合。故历来的儒家音乐既维护“礼”，又满足感官的愉悦。使教育通过艺术表现出来，人的情感在正常发泄时又能受到教育，得到精神与道德的升华，教育也通过审美而获得体现;即所谓的“寓教于乐”;从而形成了儒家的“乐感文化”。
儒家用诗继承了周人注重政治道德伦理的传统，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经》是西周乐官文化的产物。从艺术功用上看，《诗经》体现了以德为本、以礼为用的文化价值和鲜明的理性精神。“德”是乐官必备的素质，“乐德”是贵族音乐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诗经》依据塑造伦理人格、完善群体道德的理想，描写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风，赞美了等级社会宗子宗孙、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个体则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鲜有个性的表现。因此《诗经》堪称西周礼乐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艺术与文化的深层联系。《宇Li己·郊特牲》:“奠酬而工升歌，发德也歌者在上，鲍竹在下，贵人声也。”《礼记 ·仲尼燕居》:“升歌《清庙》，示德也。”所谓“登歌”、“升歌”，皆为人声之歌，而乐器多半处于从属地位。周人“贵人声”，显然不同于“恒舞”“酣歌”的殷商巫音，而更重视乐歌所激发的道德伦理情感(“发德”、“示德，’)。因此就有一“德为乐之本”、“德音之谓乐”之说。《诗经》雅、颂两部分作品大半都充斥着这类“德”的说教和“德音”的颂美之辞，与《国风》中的那些清新活泼的言情民歌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同时为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供了最丰富最现成的思想资料。由此可见，儒家的言必称《诗》、《书》，行必据《礼》、《乐》，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儒家礼乐文明中，乐体现出深厚的伦理化、道德化的色彩。
三、对道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道家既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派“玄之又玄”的思辩哲学，也是一派实际可用的关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达到福乐人生的伦理学。道家伦理体系，也以其恢宏的规模、纳米般的逻辑，中国历史发展历程中社会和文化所带来的铁一般的证据，铸造了它的以“宇宙主义”为理论框架、以崇尚自由人生为特点的伦理学体系。这样一种伦理学，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其在伦理学理论方面的创造性思考和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批判，至今都是发人深省的。老庄及其弟子和诸多道学的后继者通过对“社会伦理”和“圣人之道”的批判和否定，表达了他们重自然的天理伦理观。他们的音乐思想也含有丰富的自然主义伦理观。
道家对艺术审美和艺术所具有的特征有着深刻的认识，它高度重视人的理性精神，但反对用特定的社会伦理道德来规范人的情感。它主张自然、无为，强调情感的自由抒发和表现。老子认为，理想的音乐是“大音希声”，是合乎道之特性的无声之乐，是白然、恬淡、用之不尽的至美之乐。有声之乐或“五音”则是不合乎道之特性的不完美的音乐;老子甚至告诫道:“五音令人耳聋”。庄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并进一步阐明，合乎“道”的音乐是“天”、“真”之乐，是自然之乐;唯它才具备音乐之“和”(即精神内涵);而这“和”才是音乐中最内在、最本质的东西，才是音乐之至美所在。简言之，自然之乐是“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的宇宙之乐。老子否定一切人为的有声之乐，推崇“大音希声”，强调恬淡而不可欲，其意义是消极的:庄子则要以追求“天籁”似的自然之乐、宇宙之乐，来反对一切束缚人心、扭曲人性的有声之乐，与此同时，又肯定合乎人的自然之情性的有声之乐，因此，其意义是积极的。老庄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经过《淮南子》以及稽康、李蛰等人，获得进一步发展。稽康音乐思想的伦理观是道家音乐思想精髓在魏晋时期放射出的一道惊世骇俗的异彩。稽康在遵循道家自然主义音乐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声无哀乐论”的命题，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音由心生”、“乐与政通”、“乐通伦理”的音乐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稽康认为，天地产生万物，音乐是万物之一，也是由自然之“道”、由天地之“气”所生，因而，音乐独立于天地之间，有自己的自然本性，而与人的哀乐无关。换句话说，音乐是客观的存在，哀乐则是主观的东西，二者互不相干，音乐不包含哀乐，也不能唤起相应的哀乐。此所谓“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显而易见稽康明确割断了音乐与心(情感)之间的联系。彰显了其崇尚自由、重自由的天理伦理观。
(淘淘)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哲学重视个人道德，推行服务人民并由道德范例来治理国家。时至今日，孔子的思想渗透到了中国人的生活、文化等各个领域，甚至越过了国界，对东亚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 5 1年左右生于鲁国陬(zou)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东南)。他的先辈曾是宋国的贵族，后来，他的曾祖父孔防叔为避祸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这样，他们便成为鲁国人。孔子的父亲孔纥在当时是一位很知名的武士，曾任鲁国的军官。到了晚年，孔纥又娶了颜氏为妻，后因在尼丘那个地方向神明祈祷才怀上了孔子，因而取名为丘。
公元前549年，年幼的孔子失去了父亲，母亲颜氏因不堪忍受孔家的歧视，于是带着孔子离开了陬邑昌平，定居在曲阜(今山东曲阜)。15岁时，饱受磨难的孔子就树立了远大的政治抱负，开始探索人生的真谛，并埋头于“六艺”的自学。在孔子17岁时，母亲颜氏去世，孔子学习更加刻苦了。成年后，孔子当过管理仓库和牧场的小官。不久，他又辞去官职，离开了鲁国，去了齐、宋、陈、卫、蔡等国，过着奔波不定的生活。后来，他又前往周国学礼。到了30岁，孔子已经积累了高深渊博的学问。
为了使普通平民也能接受教育，孔子便开始广收弟子，成为中国开创私人教学的第一人。孔子打破了只有贵族才可以享受教育的恶习，他主张“有教无类”，求学者不论身份、地位都可以到他那里学习。这一壮举，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据说，孔子一生接收的弟子达三千余人，其中有72人精通“六艺”。在教学方面，孔子强调“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方法，循循善诱，并且要求学生要“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注重“学”与“思”的结合。他教导学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鼓励学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直至今天，这些思想精髓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孔子34岁时，即公元前517年，因为鲁国发生内乱，孔子来到了齐国。后来，齐景公召见孔子，并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方法和行政的原则。齐景公对孔子的两次回答都非常满意，但他年老力衰，没法启用孔子。孔子于是又回到了鲁国，继续从事他的教学工作，传播文化。这时，孔子的思想更趋成熟，逐渐形成了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是“仁”的学说。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并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孔子反对苛政，要求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要有限度，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孔子认为，“仁”是做人的最高道德标准，要实现这一标准，就要借助于“礼”。“礼”就是周朝制度的用以区分君臣上下、父子尊卑的等级界限的典章制度。孔子崇尚周朝的典章制度，希望恢复这些制度。
公元前501年，鲁国国君鲁定公任命孔子为鲁国中都宰。由于在职期间成绩显著，后来便升到掌管刑狱的司寇，并代管过短时期的相事。当时，鲁国国君名不副实，孟孙、叔孙、季孙三家贵族家臣势力把持政治实权，他们各自拥有高大坚固的都城。面对时局，孔子提出“堕三都”的建议，以抑制这三家贵族的势力，提高国君的权威。在孔子的治理下，鲁国的平民百姓很快就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期间，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今山东莱芜)会盟，孔子与鲁定公一同前往。临行之前，孔子提醒鲁定公要提高警惕，以防不测。在会上，孔子严格按照诸侯会盟的礼仪，凭着机智和勇敢维护了鲁国的尊严。齐国君臣感到畏惧，主动把侵占的土地归还给鲁国，为鲁国的外交史勾画了辉煌的一笔。鲁国渐渐变得强盛起来，齐国便设计想要腐蚀鲁国的执政者，挑选了一批美丽善舞的女子送给了鲁国。鲁定公接受了这批美女，从此便沉湎于女色，不理朝政，孔子为此气愤至极，但又无能为力。公元前497年，孔子领着一批学生离开了鲁国。
离开鲁国后，孔子开始了周游列国的生活。在这期间，孔子周游了卫、宋、曹、郑、孙、蔡、楚等国，历尽千辛万苦，寻找从政的机会。但是在各国奔波劳累l 3年，孔子最终却没有得到各国诸侯的重用。
公元前484年，年近七旬的孔子失望地回到了鲁国。这之后直到他去世前的5年间，孔子开始将全部的精力用于从事教育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的工作。孔子对《春秋》《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和《周易》进行搜集整理，编订成册。这些书并非一人一时完成，其中《乐经》已经失传，其余五本书称为“五经”，一直流传至今。
《曾子不受赐》反映了曾子有自已的气节,不因小恩小惠放弃做人的尊严。
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人，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的晚期弟子之一，与其父曾点同师孔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子主张以孝恕忠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内省、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曾子参与编制了《论语》、著写了《大学》、《孝经》、《曾子十篇》等作品。曾子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后世尊奉为“宗圣”，是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
一、中印文化汇通融合
1，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文化内核
中国思想文化的渊源，可以上溯到约公元前四五千年的三皇五帝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而诸侯成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就是说，轩辕黄帝就懂得讲求道德，施行德政，整治军队，从仁、义、礼、智、信教化万民，“修身而天下服”。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将轩辕黄帝的上古道统思想文化归结为如下六点：
(1)“迎日推策”，即依据法则，推策未来。
(2)天、地、人、神、鬼，以及万物，皆一体同根，即所谓“道”是本原。
(3)宇宙万物纯属阴阳之变，治世要遵循天地变化之法则。
(4)祭祀天地神灵，祈求降福祛灾。
(5)“五行之气”是生养万物之源。
(6)扶教万民，诲度四方，普施利物。
轩辕黄帝的“道”统思想文化，为后世的道家、儒家思想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殷商晚期、周朝早期，今山西石楼县人姜太公，千古博学，辅佐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灭商兴周有功，被封到齐国为王，成为周朝齐国的始祖。周武王分封诸侯以报功臣；姜太公奉命发榜封神，才使中国道教神仙具体、明朗而系统化了。由此可见，所谓道教神仙，不过是古代的英雄人物而已。
春秋末年的思想家老子，作《道德经》，将古代道家思想上升为一套哲学思想体系。老子被认为是道家学派创始人，称为黄老之学，在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颇为盛行。
孔子生于春秋末年周灵王21年(前551)，比释迦晚15年，卒于周敬王41年(前479)，比释迦晚7年，二人属同时代人。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仁涵盖的内容广泛，其要义就是孔子所讲的“仁者爱人”。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唐朝大儒韩愈在《原道》篇中指出：“博爱之谓仁。”可见儒家讲的仁，同佛家讲的慈悲相通。孔子去世百年后，中国进入战国时期，出现了孟子，其思想体系是以“义”为核心，提出：“义，人之正路也。”义指正当的事，就是佛家讲的善事。义用于国君，就是仁政和王道；用于百姓，就是孝悌。孟子对义士有个著名论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对儒家学派可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尊孔子为“至圣”。从南宋开始，孟子被奉为“亚圣”。
孔孟继承了黄帝以来的和合文化，并加以发扬光大。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称，黄帝“和合万国”。尧帝推行德治，崇尚社会和谐。孑L子继承了和合文化，特别重视和，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又提出：“君子和而不同。”是将和当作人的行为准则。孟子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们常讲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孔子门徒子夏最先提出的。
从北宋开始，儒学进入一个新阶段，有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南宋时朱熹(1130---1200)集理学之大成，称“程朱理学”。孔孟儒学为第一次，程朱理学为第二次。朱熹吸收了佛学精义，汇通儒佛，如他对孔子讲的“仁者人也”的注释是：“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恻怛慈爱之意，深体味之可见。”可见，朱熹将儒家讲的仁与佛家讲的慈悲融汇贯通一起。
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儒学又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是哲学家贺麟提出新儒学，是将西方哲学同孔孟朱王的哲学融会贯通，他创立新心学。冯友兰创立新理学。60年代以后，新儒学在海外兴起，代表人有钱穆、牟宗三等。
到了20世纪末，新儒学又传人国内，人称第三次儒学。同时，中国再现了“国学”，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入21世纪，国学热持续升温，由大学殿堂向民众扩散。
2，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
中国和印度是邻邦，又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因此，中印两国人民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566—前486年，年30岁获得大悟，被称为佛陀，时为中国周敬王时代。佛教自公元前六世纪在印度兴起后不久，即传播四方，东人中国，从中国又传人日本、朝鲜半岛。因此，中国可说是佛教的第二故乡。
佛教传人中国后，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文化起了很大变化。从西汉末东汉初始，由道、儒、佛三教构成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文化体系。西晋北武当山，有著名的道士涵谷子先生，他在《悟性穷原》中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文化做了很好地描述：“凡修道者须要知觉性而明觉命，既日学道，所学何事，莫非儒之存心养性，佛之明心见性，道之修心炼性”。三教的统一思想是：以人为本，修心养性，性命双修，欲求长生。“修心”是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问题。“养性”是练气功，强身健体。炼金石，成丹药，采木草，服天地之气，欲求长生。“惟愿人人忠孝节义，报答天地君亲”。
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是仁义礼智信，这和佛教的五戒是统一的，通过五条戒律，才能达到仁义礼智信的目的。涵谷子在《悟性穷原》中说：“五戒者，仁义礼智信：一戒杀，仁也。若不戒杀，有何仁德之心，教人无故不可杀生也。二戒盗，义也。若不戒盗，成何义也，一草一木各有其主，不问清白，由我所取，是无义也。三戒，礼也。若不戒，无礼极矣。四戒酒肉，智也。若不戒酒除腥，焉得为智，酒乃穿肠毒药，饮之令人乱性、伤神、耗气、烁精，有损无益；肉味阴浊，污秽本性，不戒不能明心见性。五戒妄语，信也。若不戒除妄语，成何信实，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统；影响
儒家学说是在我国经历了夏、商、周几千年历史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提出，并创立了儒家学派，其弟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将儒家学说补充扩大的。从古至今，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甚至占据了不可替代的统治地位。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其与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直到现代的影响力都是不容小觑的。
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我国已有几千多年的历史，其中还经历了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隋唐儒释道并立等，但儒家思想却一直经久不衰，随着时代的变迁，非但没有失掉往昔颜色，反而成为了一颗更耀眼的明星，可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根基，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的历史上独领两千多年，并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是因为儒家思想能够跟随社会的变迁和改革，不断的吸收其他文化的可取之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得到丰富与改善，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潮流。
春秋末年，儒家学说逐渐形成独立学派。在社会的内部矛盾众多且不可调和的时期，孔子提出“仁学”思想体系，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出发点，主张仁政，推崇“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顺应当时的历史形势，并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框架。汉武帝时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为帝，关于民族发展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进行了思想和政治上的重大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上升到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从此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发展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儒家思想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儒家思想也经历了发展中的起起落落，包括极力推崇儒家思想的时期，也包括发展步履维艰，受到阻塞的时期。但儒家思想无论是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还是本民族其他思想的浸润，都没有改变其本身主要的内涵和思想。与此同时，在儒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能够紧随社会变迁、文化的发展，逐渐走向更高的层次。这也是它能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独领的重要原因。
儒家思想能够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领统治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它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系统的治国理念和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孔子所提倡的“仁爱”思想能够顺应当时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但是封建时期维持国家安定的保障，直至现代社会也依然是人与人能否和谐相处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我们所提倡的“仁义”、“孝”、“诚信”等都是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这些思想对我国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仁义礼孝都是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精华，这些传承深远、意味深长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人格塑造和情操培养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启示。可以说，儒家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在政治方面，儒家思想提倡德治，对当代政府官员的为官之道也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在金钱上，儒家思想提倡“以其义而得之”，唯有遵纪守法，按照正规途径赚来的钱才能久远，这种思想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中最基本的内容 “仁”也依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仁”既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时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也引导我们在思想上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孔孟都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从孔子提出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在强调为人处世的过程中要以人为核心，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一颗仁义的心，互帮互助，多为别人着想，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充满友爱而不是彼此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学习儒学仁义思想不仅对当代人自身人格的塑造和培养有帮助，对中国社会风尚的发展也有积极向上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在我国的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无比重要的地位，对于当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新时期，儒家思想也将不断的与现代社会文化相结合，使传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发展，以新时代的思想对儒家经典进一步的认识学习，取其精华，将适应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继续传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作者单位：陕西中医药大学）
参考文献：
[1] 秦秀莲.儒家思想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逻辑性思考[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2.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赵光贤.先秦儒家思想的几个特点[J].天津社会科学.1982.
摘 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是三大支柱。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儒释道三家典籍浩繁，流派纷纭，相互渗透，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景象。尽管如此，儒释道一以贯之的精神旨趣却清晰可见。儒家的精神旨趣是“勇于担当”，核心是“有为”；释家的精神旨趣是“勇于放弃”，核心是“解脱”；道家的精神旨趣是“顺其自然”，核心是“无为”。中华文化为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危机，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和丰厚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儒释道；价值旨趣；中华文化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10-0058-06
一、中华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儒释道文化的特点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发展的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1］同志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2］中华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化。其他古文化，如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以及玛雅文化、古巴比伦文化等，都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中断或被湮没了，只有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历经百代，盛传不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诸子百家的产生到以儒释道为三大支柱的中华文化格局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群星璀璨、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说是对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生动写照。纵观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在西周以前是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术逐渐走向民间，到春秋后期产生了儒家、墨家、道家等一些颇有社会影响力的学派，到了战国中期，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以及兵家、医家等学派，都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格局。
第二个阶段是群星黯淡，一月当空。
这轮独享尊荣的当空“明月”，先是法家，后是儒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秦王朝推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尊奉法家，焚书坑儒，实际上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儒家，除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都遭受了沉重打击。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儒家的地位渐次上升，特别是在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维护封建国家统治的正统。
第三个阶段是三星参拱，一脉相传。
儒家一月当空的尊荣不可能万世永续，它不可能不受王朝更替和最高统治者信仰变换的影响。两汉之际，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释家文化逐渐在中华这片古老的土地落地生根，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且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陆续在一些王朝占据主导地位。公元七世纪，唐王朝建立，宗奉老子为其先祖，道家地位随之节节攀升，很快位压儒释，日益尊显。此后，儒释道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此起彼伏。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华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包容，此消彼长，合力互补的基本格局。儒释道成为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构成中华文化基本格局的儒释道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
（一）儒释道三学之中任何一家的原典都堪称浩若烟海，汗牛充栋
儒释道三学书籍数不胜数，仅原典的浩繁就足称蔚为壮观。据考，乾隆三年刊印的集佛家典籍之大成的《大藏经》，凡1669部，7168卷；明成祖永乐四年编纂的《正统道藏》，凡5305卷，明神宗十五年编成的《续道藏》，共收入各类道书1476种，5485卷；由北京大学承担的国家教育部重大课题项目《儒藏》的编纂，2003年立项，已编纂推出精华部分281册，收入各种儒家典籍461种，计2亿字，此后还将陆续出版12亿字的大全本。
（二）儒释道三学在漫长历史征程的跋涉中各自的学说不断发展，又枝蔓纠结，异彩纷呈
三学各自形成了林立的门派，甚或门派之中又立门派，造成了不仅三学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也造成了每一家内部各个门派之间、甚或同一个门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秉承的观念迥异，虽不无相互龃龉之处，却呈现出不同的人文情怀。
就儒家而言，当年孔子在曲阜讲学，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各立门派，比较著名的有孔门十哲，后来又有战国八派。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儒家的地位渐次上升，又相继产生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代韩愈的道统论、宋代的程朱理学、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清代朴学等等。
就释家而言，佛教传入中国，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北传佛教、南传佛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之分野。大乘分为八宗，小乘分为两宗，每一宗又分出若干门派，例如，大乘的禅宗，下面又有五宗八派。
就道家而言，有老子之学、庄子之学、老庄之学，老庄之学与法家、名家学说相结合，又产生了黄老之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又有王弼、何晏之学，阮籍、嵇康之学，向秀、郭象之学等等。
（三）儒释道三学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携手同行，出于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包容，彼此的边界模糊不清
三学时而相互攻讦，势同水火，使得我们每每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所适从。例如，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等范畴，历来备受推崇，但老子却针锋相对地发起了激烈的攻击，指斥礼乃“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3］
三学又时而相互汲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我们很难分辨某一种观点究竟出自于何家之口。以佛学的传入、传播和发展为例，印度佛学变为“中国的佛学”，域外的思想嬗变为中华文化中的独特精神智慧，在其一步步走向中国化的历程中，先是受到了道家的影响，再同儒家相结合，最终才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在炎黄子孙的心灵里生根开花。例如，以道家的“无”比若释家的“空”；以儒家的“三畏”《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比若释家的“三皈”（教徒对佛、法、僧三宝的归顺、依附）等等。又如，三学都主张“修身”，儒家主张修道德之身，树立道德理想人格，修齐治平；道家主张修自然生命之身，无为而无不为，顺应自然，家国同治；释家则主张修清净功德之身，“寂灭”一切烦恼，实现修身的最高境界“涅槃”。
唐肃宗时期立于嵩山少林寺的三教圣像碑便是三学融合的一个缩影：释迦牟尼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三圣各展神采，和谐相处于同一画面之中。正如班固在《汉书》中引用《系辞传》对诸子百家的评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
二、儒释道文化的精神旨趣
关键词：儒佛 仁爱思想 引导社会 作用
儒家思想传统中，儒佛总是形影相随，既有“至圣”又有“亚圣”。儒曰“成仁”，佛曰“取义”，他们宗旨也始终配合。儒与佛思想被合称为“儒佛之道”。儒创立了以“仁”为核心思想体系，也是儒治国之道，体现了人道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政府都是适用。而佛进一步发展了儒“仁”，认为“仁者无敌”。并将“仁”发展成为“仁政”学说，认为君主实行“仁政”，则可以得到人民拥护，反之，则会失去民心。这体现了佛“民贵君轻”民本思想。在教育方面，儒并没有直接提出人性善恶观点，而佛却提出了“性善论”。并且更注重于道德教育培养，提出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间正确关系，并上升到政治高度，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之间关系，封建秩序稳定与天下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综上所述，以儒佛为代表儒家文化，不靠武力，就能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广大儒学文化圈，在世界思想史与世界文明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地位。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笔多么可贵文化财富，多么经久不衰治国方略。我们必须要对其仔细研究，应用与当今社会，应用于积极建设与谐社会中来。
一、儒佛观点――一个无法回避价值观问题
在儒、佛之典籍中， 有诸多关于水论述。三圣以其独到视角， 以水之诸多物性折射、拟喻先秦儒家之道， 以水喻德， 以约见博。以水之混混盈厚、源远流长喻道论之本源意识， 皆以仁爱、孝义 为修身之本； 以水之奔腾东往、百折不回喻儒家达观、进取之力行哲学； 以水之润泽万物、去污就洁之性喻儒家礼乐教化之社会道德。循着两千多年来，儒佛所倡导以仁为本价值观对于中国社会稳定、与谐、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树立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今天，我们仍能从中得到有益启发。正确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长治久安基础。两千多年来，儒佛所倡导以仁为本价值观对于中国社会稳定、与谐、发展与重建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在创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有益启发。
儒学重心在人生哲学、伦理道德方面，他们所提倡人生态度、人生价值及人格追求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人类价值，人理想人格价值，人独立人格价值与人社会价值。儒佛强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有高于其他物类价值，这种价值突出地表现在人有道德意识这一点。他们把人善性作为人们追求善、成就善心理基础，把人道德意识作为人们追求道德价值、成就理想人格心理依据。他们理想人格就是以人皆有之善性为基础，即所谓“仁爱”，认为人类向善需要，就是人们追求理想人格心理原动力。这种理想人格实际上是一种理想道德人格，代表人生最高价值。儒佛认为，对理想人格追求，不能仅限于认识，更重要还在于“躬行”，即道德修养实践，也就是要在现实生活中贯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并提出了“内省”、 “反求诸己”与“养浩然之气”修养方法。因此，任何一种核心价值观，要想在社会中得到普遍认可与接受，都需要有一个率先践行示范这一核心价值观集团，这种价值观即使再好，也很难走出倡导者头脑与学者书斋，成为普遍行为准则。
二、儒佛异同――影响价值观之关键性因素
从理论核心、主体与培养方法三个方面对儒家理想人格进行了全面而系统阐释，体现了儒佛在理想人格方面承变。先秦时期，各家学派都对理想人格做过不同探讨。在儒家学派中，理想人格有着极其重要地位。如果我们用发展眼光来看待，就不难发现理想人格也是一个变化发展过程。 “仁”是儒思想核心，儒理想人格最终要达到“仁”精神境界。佛对“仁”定义要儒具体一些。而且这种“居仁由义”修养方法也大大深化了儒“仁爱”之道，使得理想人格修养理论更加可行。儒理想人格分两类：君子与圣人。圣人是理想人格最高境界。儒认为即使是被颂扬尧舜，也未必达到了圣人境界。
三、佛儒融通――人格培养的重要意义
儒提倡通过实践去完善理想人格。儒一贯重“行”，儒认为“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行义以达其道”。在儒看来，只有“行”才能使“道”变为现实。儒还通过宰予白天睡觉事，告诫弟子衡量一个人品德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儒就是以“言必信，行必果”为依据对弟子进行表扬。在儒看来“巧言令色”“言而过其行”都不是道德高尚人。总之，儒要求言行一致，其是着重于“行”思想很值得我们借鉴。佛理想人格培养，在继承中又有所发展主要体现为：第一，尚志。佛也重视“志”。佛认为：“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在佛看来，志是理想人格中最主要部分，人不仅要立志，而且要不断使志向更加高尚，人只有“持其志”，才能有所作为。否则，就如同掘井一样，“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佛也强调意志磨练，尤其是逆境中。“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百里奚举于市。”都是因为他们经受住了困难磨练。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形成与塑造起着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应该全面认识与分析影响，充分利用丰富思想资源，改造与重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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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儒道的弘扬与承继
宋初学者孙复创泰山书院，他本人“尽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三十年，而深通孔子之心”。他的最终目标是“传道授业于弟子，并将其以书载之后世，则道乃大耀之”。由此可见，书院是士人们进行学术研究、光扬儒学的重要基地。宋朝统治者一改五代时士子多散乱而无法学习的状态，汲取了唐末五代武夫当国的教训，采取了重文抑武的国策，对于书院教育极为重视。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积极参与书院建设，使书院有了颇多官方背景，其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也得到了广泛性的社会认可。史上著名的岳麓和白鹿洞二书院，自宋以来，历代都有重修及改、扩建等工程，基本都是政府官员主持此工作。朱熹中兴白鹿洞书院之后，使闽学成为一支重要的学派;陆九渊创建象山书院，成为心学之集大成者。学者们以书院为阵地，通过自由讲学、辩章学问传播学术思想，在争鸣、论辩、交流的同时，使学派得以成型，学术得以继承，思想得以传播。通过宣讲义理、指摘时政、昌明道学、答疑切磋等讲会形式，使学术得以创新，学术思想也得以纵向传播。书院学者通常施行愿者自来的办学方针，即便是乡村野夫亦可使之向学，安之敬业，如此则从横向范围扩大了儒学的传播。
北宋华林山胡氏书院(胡仲尧所建)有教室一百多间，图书上千卷，社会各阶层前来求学的达数千人，“岁时讨论，讲习无绝”。“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追求使书院文化在偏远蛮荒之地亦得以传播，大大提高了当地的教育质量。书院的创办，使儒家文化得以广泛传播。一方面它大大补充了国家教育资源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也聚结了民间的基层社会力量，同时起到了社会稳定剂的功能。学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与书院的培养密切相关。学生们可以说是书院的活广告，通过他们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系，对社会的道德垂范有移风易俗之功效。一个人的修行操守，可以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道德操守，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甚至几代人;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才能慢慢形成，进而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学生散布知识和揖礼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拓展了书院教育的社会化空间。他们的社会形象，与书院教育所要求的人文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传承，这显然与书院培育出的人才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在传统社会中，拥有话语权的社会精英和士子们的文化影响力毕竟不可小觑。
2．对儒家学术文化的传播
中国古代书院一大特征就在于，其往往与讲学者或主政者的学术流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儒家占传统教育主流的社会中，书院往往与儒家学术文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宋代以来，由于道学的兴起，书院在融合佛道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学术文化传播中心，如朱熹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吕祖谦与丽泽书院，陆九渊与象山书院，东林党与无锡东林书院，阮元与学海堂、诂经精舍，张之洞与广雅书院，康有为与万木草堂等。这些书院在11世纪至19世纪之间，不仅延续和弘扬了儒家的学术传统文化，也为儒家学术传统的转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需要提及的是，自宋代以后，书院与理学一体化始终伴随着书院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儒学大家和社会精英将道学视为安身立命之所，另一方面，书院不再单纯是教书育人之场所，它还承担着传播学术文化传统、弘扬传统礼乐文化、重振伦理道德文化之重任。正是基于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书院与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调和着儒家学术与传统政治的关系，也消弭了部分社会矛盾与问题。特别是南宋末期，随着令的解除，以及对理学的极度推崇，书院一时间如雨后春笋一样，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态势。而儒家的“君子群而不党”文化理念，以及社会地域经济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书院峰起林立，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中心的不同学派倾向。书院在此基础上，发展和丰富了各自学派的思想体系。从单体教育推广到形成独特的学派流传，这是书院对传统文化制度化传播的巨大贡献。
自朱熹制定了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书院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后，该揭示成为历朝历代各地书院的总学规。它规定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为五伦之教，并指明至圣先贤的教书育人之道在于明理修身，然后推己及人。反对死记硬背、沽名钓誉，以功名利禄为目的的读书。二程理学的本质是，学则达天德，治则行王道。天德而与王道，实乃一以贯之。理学家们在教育过程中始终将道德教化视为重中之重，从而使道德建设成为书院精神建设的基石。从本源来讲，书院传播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道德教化，“道德齐一而礼义自明”。“故道之不行，则不足为道;学者若无益于家国，则不足为学”。明道始终贯穿于师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之中，才德并重则成为书院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赵宋南渡之后，书院不再单纯是教书育人之场所，这也成为书院与理学相互融合的一个标志。如石洞书院创建者郭钦止曾请名家、大儒主持教学，将所有家藏图书捐给书院供学子读书，将所有土地变为书院的土地，以此向世人表示书院不是他郭某人的私有财产。书院的学术思想不仅在当地得到传播，同时也以学派传承的方式延续千年，呈现出了组织传播时间、空间双重结合的特征。
二、书院对传统教育制度的发展
首先，书院的制度建设不仅使传统教育精神与教学理念得以薪火相继，还对今天的教育制度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自书院的兴起直至终结，伴随着“文化下移”的不断深入，书院各种教育制度建设围绕着平民而展开。这种“大众化”的教育传播方式，无疑为儒家文化的传承和教育制度建设创造了更广泛的话语空间。在此，以讲会为代表的书院教育教学活动，对于传统教育发展以及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这种常规教学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教育教学活动，对学问探究、学术传播等起到积极作用。如朱熹与张拭围绕“中和”问题会讲于岳麓书院;鹅湖之会上朱熹与陆九渊的激烈论争;康有为在长兴学舍和万木草堂的讲学，以及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这一切表明，讲会在书院的文化传播中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需要提及的是，在书院的发展中，传统社会精英不仅积极探索理念层面上的制度建设，还以文献的形式真实记录了书院教育制度建设情况。
流传至今的大量书院学记就是最好证明。除去文字层面的意义，这些学记既是传统教育制度的精华所在，又是传统教育文化升华的集中代表。即使在教育大发展的今天，有些书院制度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比如《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讲义》《鹿洞书院讲学记》等。而这一切对于近代中国教育以及东南亚和日本的社会教育都起到了不小的影响与作用，甚至欧美的书院建设也在这之中获益匪浅。不仅如此，书院以讲会形式所划分的教育内容，对于促进教育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保存，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如黄宗羲主讲证人书院时，其讲会的形式具体分为时文之会、诗古文之会、五经之会。又如颜元在漳南书院讲学时，曾将课程分为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理学斋、帖括斋，及至乾嘉汉学主政书院时，又以注重训诂、经学而闻名于时。可以说，书院提倡的育人以德、德行兼备、注重操守、大家讲学等一系列教育制度建设，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也在某种程度上维系了传统教育理念与道德伦理观。现存岳麓书院等古代书院的文化遗产，至今能成为研究热点，就证明了这一点。其次，书院奉行的祭祀制度对于传统礼乐文化制度和教育理念的传播也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以现代教育眼光来看，古代书院的有些祭祀制度显得有些荒唐可笑，但对于千百年来奉行礼乐文化的中国而言，祭祀制度在书院的文化传播中却意义非凡。因为在宏大肃穆的文化氛围中，书院祭祀活动既能使师生和社会群体能时时感受到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又能使其感受到“一种受世人普遍认同的社会规范和道德价值体系，从而实现个人、家庭、国家乃至天下太平”的文化理念和教育理想。中国向来有尊师重道的教育传统，书院祭祀制度无疑将其放大了。对于此，徐梓先生认为书院作为感性教育和榜样教育的典范，它使生徒们耳濡目染同时，“逐渐培养起了对先贤的礼敬和景仰，进而考索他们的德业和事功，并以建立这样的功德自我期许:‘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诚如斯言，书院祭祀作为重要的教育制度和文化活动，其在类似宗教氛围中，既潜移默化地传承了古代教育尊师重道、推崇道德、弘扬学统的教育文化理念，又进一步提升了诸如仁义礼智信、忠孝等传统文化道德理念的地位。比如朱熹因书院祭祀活动，而成为明清书院和理学派的灵魂与核心，并一直影响到今天;文天祥则因书院祭祀，而心生歆慕忠义之情。更为重要的则是，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使书院在祭祀对象选择上，实际暗含了学术思想和学派归宿的选择。
孔孟周公以及朱熹的学说理念至今还能得到中国社会以及海外的强烈响应，就得益于此。此外，作为书院最基本的制度之一的书院学规，更是将传统教育育人以德、润物无声的教育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比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写字必楷敬”等学规。其传递的不仅是古代教育理念和教育精神，更是古代教育者智慧与经验的集大成者。可以说，书院之所以能在封建社会后期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传统文化能得以延续，无疑这些书院学规在文化传播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些教育理念与制度在今天的现代教育中依然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借鉴意义。
三、书院对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传播
从发展历程看，书院藏书对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书院保存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典籍。这些典籍无论从学术眼光来看，还是从文化传播角度看，都是弥足珍贵的。比如钟山、紫阳、敷文三所书院所珍藏的武英殿刊本的《十三经》《二十二史》，以及白鹿洞、岳麓两书院珍藏的《御纂日讲解义》等古籍，就为研究传统文化典籍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由于书院与学派的发展密切相关，故而许多学术大家的著述文字，也通过书院刊印、收藏得以保留下来。以清代河南书院为例，孙奇逢的300多万字的各种著作，以及耿介、李来章、窦克勤等人的著述，皆因书院而得以保存。甚至这些书院的藏书到现在还为近代图书馆和新式高校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刊印于晚清的《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和上海龙门书院的《女子理科矿物及化学》等书籍，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无形“推手”。其次，书院的刻书与印书等文化活动，不仅传播了文化、扩大了教育影响，也推动了书院学术研究活动。如朱熹所编撰的《论语集注》《论语要义》《近思录》《孟子集注》等二十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一方面扩大了理学的影响力度，另一方面，又促使理学真正占据当时学术主流地位。又如阮元在主政学海堂和诂经精舍期间，不仅刊刻了包括《十三经注疏》《杜诗》《文选》《朱子大全集》等一大批经史子集，又刊刻了《诂经精舍文集》八卷，这对于清代乾嘉汉学的发展，以及乾嘉学派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在传统文化传播以及学术研究中，书院的地位和意义都是无法替代的。其三，书院的藏书以及其他捐书和赐书等举动，对于文化理念的传承、教育的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成绩。比如在清代，官方所修成的《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批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文化典籍，几乎全部以赐书的形式，捐献给了各级书院。而各地士绅官吏的捐书，又无疑丰富了书院的藏书内容。加之书院提倡自学为主、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等办学理念，使得书院在培养人才上有许多官学和私学所不能比拟的突出之处。对于此，学界已多有论述，笔者不再赘述。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较为宽松的氛围环境中，生徒能博览群书，砥砺品行，能自觉地传承传统文化理念。
四、结语
儒家学派自其创派起，就保持了对人的现实学习活动中诸问题的高度关注。学习思想始终不离儒家学派关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一言以蔽之，儒家“成人”的实现有赖于人的现实学习活动。综观孔子、《大学》、《中庸》、孟子、荀子的学习思想，它们在理论建构、具体落实、思想宗旨上呈现出鲜明特色。
首先，先秦儒家学习思想以人性论作建构基础。
从孔子到荀子，儒家学者对学习的探讨，始终以人性问题作为立基点。也许有人会说，孟子、荀子谈学习修养的必要性时，确实或以“性善”而“养心”，或以“化性而起伪”(性恶善伪)而“劝学”，但孔子并没有明确的以人性问题为立脚点来阐发其学习思想。事实上，孔子的学习思想仍然不离人性论基础。他关于“性”和“习”的看法就是显证。
张岂之先生认为儒家思想在早期表现为“人学”，是关于个人自身修养和人际关系的道德学说，人的价值和人的理想的学说，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学说，人的认识学说(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14页)。“人”的相关问题是“人学”的核心。张岱年先生考察分析人性学说时说：“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学说是古代思想家力求达到人的自觉的理论尝试，也就是力求达到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理论尝试。”(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他认为：“自来论性者，并非专为研究性而研究性，而是为讨论修养、教育、政治，不得不讨论性。应如何施教，应如何为政，须先看人之本来状态是如何，于是便提起性的问题；而亦由此，乃特别注重人本来是好或不好，即性与善恶之关系。”(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也就是说，人性论实际上是人将自身视为认识反思对象的理论思辨结果。应该说，用“善”与“恶”来限定“性”主要是从道德起源的角度说明人性。这种说明其实已缩小了人性的范围，并且“善”与“恶”的界定也没有实质性地指出性的内容是什么。用人性“善”与“恶”只是讨论修养、教育、政治的逻辑前提。
逻辑性是一个思想体系保持内在严密一贯的基本要求。先秦儒家学者正是从人性论这个逻辑起点上，阐发了学习的价值以及必要，从而保证了分析的深刻性。孔子不以“善”“恶”限定人性，从“成人”的角度，强调人通过学习修养将外在“礼”和内在“仁”结合起来。从曾子、子思起，儒家开始转向从内在心性的德性方面寻求“成人”根据，萌发出“性善”的端绪，进而系统阐发学习“成人”的目标和方法，即“大学之道”和“中庸”。孟子延续了从心性角度探讨问题的进路，以人的良心本心具有“善端”说为基础，强调扩充修养善端成就理想人。因为良心本心为人内在固有，所以主要以反思自得的方式求取。从曾子到孟子强调了孔子学习修养中的“仁”。荀子与他们不同，发展了孔子思想中的“礼”，强调学习教化对于改变人的气质的意义，提倡“化性而起伪”，通过对儒家经典、王道、礼义规范的学习践行成就儒家的理想人格。这样看来，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说包容性最强。孟子和荀子各以“善”“恶”界定人“性”，虽具体化了问题却不免偏重之嫌。无论是善还是恶，强调学习修养的必要价值则是一致的。这似乎映证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其次，先秦儒家学习思想尤为注重知行结合问题。
“学习”一词本身就包含有知行结合的意义，按照古语用法，“学”相当于“知”而“习”则相当于“行”。学习或者说知行统一，就是指要把获得的知识、技能等运用到实际生活与道德品行的践履中。使二者有机结合；同时，亲身实践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来源于“行”，人经过反思总结后上升到理论的“知”层面，又会获得带有普遍意义的认识，以便更好地为人类掌握。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保证了人类认识学习活动的完整性。
儒家学者在阐发学习思想时，首先肯定实践中有丰富的可学习对象和内容。从孔子起，他们以自己的治学经历和人生经历践行结合，反思总结治学经验而形成理论化的学习思想。他们认为伦理道德实践诸如“孝”、“悌”、“信”、“仁”等都是“学文”的基础，投身政治实践也是学习的重要方面。学习书本理论知识，体会文化典籍包含的丰富文化知识，对于事父事君都很有意义。熟读《诗》《书》经典，却不能处理实际政务，不能解决人世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儒家学者还从学习的阶段上强调“知行结合”。《中庸》强调学、问、思、辨、行是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荀子则将学习的阶段划分为“闻、见、知、行”。四阶段划分便于人们抓住各阶段的特征提高学习的针对性，也说明人自身的学习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他一再强调学要“止于行”。“止于行”不仅是对所学的运用，更是对所学的检验。通过“行”的检验，所学价值方能显现。
“知行结合”包涵了对理性思考价值的承认。因此，在具体学习方法上它又牵涉学思统一的问题。人类认识学习活动，从一开始就肯定人的理性思考价值。从某种角度来说，学习就是人的理性活动。学习思想的形成本身就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这种理性思维离不开实践提供的基础。
儒家学习思想的知行结合特点还从根本上保证了现实社会中儒者的行为价值取向。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礼坏乐崩，不少人对现实毫不掩饰悲观失望之情，甚至逃离隐蔽于山林。尽管当时的隐者在学识修养等方面可能有较高境界，但却没有儒者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他们没有亲身参与重整社会秩序的热忱。这一点与儒家绝不同。儒者即使如隐者所言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却从不放弃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努力。这可能正是“知行结合”特点植入儒者脑海的必然结果。
最后，先秦儒家学习思想在学习宗旨上确立“为己”以“爱人”的目标。
“为己”与“爱人”是自孔子起就提出的学习目标。作为“人学”的早期儒学，一直以“人”的问题为中心。每一个个体，来到这个世界，就宣告了一种基本关系的建立，这就是自己(“己”)与他人(“人”)的关系。因而，人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的每一项活动都离不开这对基本关系。学习是人提高自身素养、完善自我的手段和方式。从根本上说，它是要使个体的普通人成为理想人。然而，人毕竟不是孤立的存在，总是生存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为己”的学习修养后，儒家学者强调要以“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将自己的光明德性施及他人，从而担负起“先觉觉后觉”的重任，以达到人人皆自觉的状态。
［关键词］论语 仁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B8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3－0103-01
孔子的“仁”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以人为主体的人文思想基础，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为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论语》中有一百多处论及“仁”，可谓孔子“仁”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者。本文选取《论语》中部分关于“仁”的叙述，浅要分析孔子“仁”学思想的两个方面。
一、《论语》中“仁”的内涵
林语堂认为，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柢。也就是说，孔子“仁”学的出发点是修身，但最终是要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一方面，“仁”是孔子想要推广强化的社会道德规范。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按照“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从这个核心出发，进而是“入则孝，出则悌”，最后，“泛爱众”，接下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形成了孔子的利民思想。“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使民以时”即是利民思想。在这里，“仁”是作为人的道德规范出现的。
另一方面，“仁”同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强化统治阶级权力的工具。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从而提出了“仁”要维护“礼”，为“礼”服务。要使个人和社会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就必须使外在于个人的“礼”，变成其内在的东西。所谓“仁”，其实就是内在于个人的“礼”。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要人们摆正君臣、父子的关系，严格遵守“礼”所规定的臣服从君、子服从父这种社会等级秩序，即“忠”“孝”道德意识。在这时，“仁”与“礼”构成了具有二元论特征的统一体，成为了维护统治阶段利益的工具。
二、《论语》中“仁”学思想对主体自觉性的重视
孔子主张，必须通过主体（即自我）的自觉才能达到“仁”的境界，这是孔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阳货》）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没有人的主体能动性，作为道德规范的“礼”是无法起作用的，正所谓“欲仁而得仁”（《尧曰》），“求仁而得仁”（《述而》）。可以看出，孔子主张达到“仁”之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
《论语》中讲到“仁”的语条，最重要的是答颜渊的一段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为仁由己”是说人们自主、自愿、自觉地选择并践履道德，不为外物所支配，不为外力所强迫。“为仁由己”是要靠主体的自律和内心信念的驱动来达到“仁”。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币》）在他看来，仁并非远离人们而高不可攀，只要树立了“欲仁”的信念，人人都可以成为仁人。那如何成为仁人呢？孔子认为首先应该“立志”：“仁以为己任”（《泰伯》），然后“择善而固执之”（《中庸》）。通过“笃实躬行”来达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的觉悟，则会树立坚定的信念，从而体现出人的主体性觉悟和人生信仰态度。
“为仁由已”也体现了孔子对“行”的强调。孔子说：“有能一日用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里仁》）肯定人人都有行仁的能力，但能否成为仁人君子，关键就看他是否“用力”去“行”。
孔子还特别注意在内心修养方面的“行”，即主体基于自身的自觉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省察，以达到理想的境界。如孔子提倡“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俱?”（《颜渊》）只有这样做才能不为利诱，不为物移，坚持以“仁”为价值取向。所以，孔子“日三省吾身”（《学而》）。孔子还对“自讼”，也就是自我批评非常重视，通过“君子戒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庸》），人生一世，孰能无过?“不贰过”（《雍也》）、“过则勿惮改”（《学而》），并要从内心上严厉地解剖错误，批判错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加强自我批评，才能在道德上的高标准要求和对自我完善的不懈追求。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仁”学思想具有其现实的进步意义，也具有受时代限制所必然产生的落后性。挖掘民族文化的精髓，发挥“仁”学思想中的积极内涵，对不断进步的社会建设将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著),黄嘉德(译).孔子的智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