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9 17:31: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儒家思想中的孝道，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儒家不仅包含丰富的道德内容,也包含宗教内容。儒家认为,人死后魂魄分离,通过招魂仪式可以让死者复活;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是快乐的,人害怕死亡;孝道是对在世父母、长辈的尊重,通过祭祀祖先以期盼先辈们获得再生
传统的儒家观点过多强调其道德内容,忽视其宗教内容。儒家产生于崇尚礼治的鲁国,夏、商时代,黄教盛行。到了周朝,虽然身教仍然普遍,但人们开始崇尚礼治,注重对人的关怀,认为国家稳定需要贫民生活安定,行为尊崇一定的规范。儒家理论就是对当时鲁国人行为规范的系统化、理论化。儒家理论两千年不衰是因为他规范的行为准则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有人认为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国家,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正在下降。笔者认为,儒家文化的道德内容适合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到了工业社会,必然要有新的道德内容来丰富和发展儒家文化,但这不等于儒家文化的消失。而儒家文化的宗教内容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东北亚洲社会。
本文浅析儒家的宗教内容,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儒家,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新的儒家道德规范以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要求,为全球化的人类找到共同的道德标准。
一、神、生、死
l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人对东北亚洲国家(中国、南韩和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宗教的概念变成了为得到超度的绝对忠诚。因为基督教徒对上帝的信仰与忠诚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上帝只适用于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基督教徒们敬畏、惧怕他们的上帝,他们相信上帝只有一个。而东北亚洲人普遍习惯多神教,大多是多神论者。他们只是单纯地求助于神,并不惧怕神,神在他们的精神力量里很软弱,因为对神(上帝)他们总是有自己的选择。
宗教徒对死亡的看法与儒家理论不同。基督教徒们认为,人类是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产物。他们威慑于上帝的威严。男人劳动,女人生育是上帝的旨意,不能违抗。基督教徒认为生活在现实世界就是痛苦,死后可以进入快乐的天堂,死亡是解除痛苦的根本方式。起源于南亚的佛教是东北亚洲最为流行的宗教之一,佛教徒也认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痛苦的。因而,基督教徒和佛教徒都寻求解除罪恶与痛苦的救世主,如主、耶酥和菩萨等。
相反,崇尚儒家理论的东北亚洲人最怕的就是死亡。他们以这个世界为中心,只相信现在活着的世界,并不相信基督教里的天堂和地狱,不相信另一个世界,也不相信佛教里的伊甸园。他们认为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最快乐的世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是痛苦。他们既不像基督教徒那样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被上帝选为圣人,也不能像佛教徒那样因生命的轮回而获得再生。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尽可能长久地活着,哪怕只多活一天。
对东北亚洲各国来说,宗教是一种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儒家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令东北亚洲国家的人们信服,后来的道家也成功地提供了一些解释。儒家思想在亚洲东北各国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所以,无论是起源于中东的基督教,还是起源于南亚的佛教,尽管在东北亚洲长期宣传,仍然不能改变东北亚洲人对死亡的看法。
二、死后的世界
儒家认为,人是由精神和肉体组成的。控制精神的是魂,控制身体的是魄,魂魄的组合就是生命,死亡导致的魂魄分离。死后魂漂流到上界,魄到下界。根据这种解释,通过对死者魂的召唤可以获得生命。即死者可以通过招魂仪式重返人间。儒家的这种解释可以消除东北亚洲人对死亡的恐惧。死者的招魂仪式就是用黄教。儒家是在黄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其他几种黄教只保留了仪式而未在理论上有进一步发展。在古代,儒家子弟举行死者的招魂仪式。随着儒家的发展,死者的家人和后代充当了这个角色。
人们认为,生育后代是死者返回的必要手段。换句话说,生育后代是把某个死者的魂传给新生婴儿。在东亚这叫投胎,即死者的魂与胎儿的魄结合在了一起。这样,即使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继承他魂的后代仍在这个世界上活着。通过招魂仪式复活先辈的灵魂使先辈能复活,因后代的出生而继续先辈的生命,这种信仰使人们能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人们认为,做好事多的人死后投胎可以做人,而做坏事多的人死后就投胎到动物。这一观点将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等同起来,也就是说动物死后也是魂魄的分离。这与当今社会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尊重实验动物的权利是相吻合的。
另外一种解释是,后辈是先辈的再生。这种前辈和后辈最亲近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是未来的后辈,而子女是故去的先辈。这样,这种“先辈(父母)——自己——后辈(子女)”的关系对应的时间顺序是“过去(父母)——现在(自己)——未来(后辈)。”
儒家提倡的孝道由三件事组成:祭祀祖先、孝敬父母和养育后代。大众认为的孝道只是孝敬父母,这是对儒家思想的曲解。孝敬父母只是孝道的一部分,孝道包含完整的死亡观。
孝道中涉及现在是自己、过去是父母祖先、未来是子孙。孝道中总是晚辈孝敬长辈。一个人是先辈的复制品,先辈又是他们先辈的复制品。由于一个人是他先辈的另一个自己,也就是他父母或祖父母的另一个自己,所以,他存在时他的先辈也存在。换句话说,他一个世纪前活着,他很多世纪前就活着。甚至可以说从生命的开始他就存在。如果可以用生育后代这种方式继续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死后就能复活。为逃避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寻找到了一种缓解恐惧的解释。他们发现他们很早以前就存在并有可能永远活着。这样就不再害怕死亡了。
当然,这种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与生命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由祭祀祖先、孝敬父母、养育后代三个部分组成的孝道是理论上的生活。是一种表达永久生存的愿望,一种宗教理论上的可能性。儒家的死亡观认为,人是一种可能永久活着的生命。死者的魂在上界漫游,而魄在下界游荡。但通过对死者魂魄的召唤仪式,魂会回到期盼的世界。此外,魂可以附在后代这个复制品上继续留在这个世界。这样死亡就不再可怕。家庭和后代的存在也就是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东北亚洲人修墓并热切盼望后人来扫墓、纪念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菩萨或者其他的神对死者都没有用。修墓是儒家思想,而与东亚流行的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儒家是东北亚洲人的指导思想。东北亚洲人相信灵魂的存在、使用黄教召唤死者灵魂。这对建立儒家理论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东北亚洲人容易接受儒家教诲的原因。东北亚洲人的信仰至今尚在,如至今流行的祭祀祖先活动。在日本新兴的宗教里,赐福于新生儿或从背后赶走恶魔的净化仪式在日本仍很流行。
值得提出的是,祭祀祖先的行为并非来自佛教。佛教认为,除了进入极乐世界者,人死后的灵魂必须悬挂7个星期,而本身并无任何意义的尸体就焚烧了。在这49天里决定这个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地位。这种地位取决于他在有生之年行善作恶的程度。据说多数死者在这段时间能重获新生。但也有的魂被送进地狱成为恶鬼或再生成各种动物。所以,死者的亡灵在49天内必须有个去处。从理论上讲,第5O天以后,死者的灵魂就不存在了。因此,修墓等祭祀祖先的仪式尽管现在佛教徒里随处可见,却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无关。东北亚洲人如此强烈地信仰灵魂的存在,以至使佛教传人东北亚洲各国后变成了贴附有儒家死亡观的东亚式佛教。基于东北亚洲人的这种信仰,儒家因此创造了祭祀祖先、孝道的思想。
三、孝道中的宗教含义
孝道的内容之一是孝敬父母。父母活着时,孝是一种礼仪,如为父母祝寿、婚礼中拜父母都是用仪式表达对父母的孝。父母故去后,孝表现为祭祀父母。祭祀活动形式上就源于儒家以前的黄教。因此,孝本身就包含有宗教内容。在长期的尽孝习惯中,产生了家庭伦理,家庭伦理又是周礼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儒家的思想内容之一。
儒家家庭生活里的重要仪式包括纪念生日、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其中最重要的是葬礼。葬礼的质量和水平成为其他礼仪标准。父母去世是最悲伤的,因此,父母的葬礼也就最庄重,而家庭其他成员的葬礼则相对简单些。各种礼仪如生El、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都以伦理为基础。伦理是各种礼仪的内在约束,礼仪形式总是在伦理的制约中。在各种礼仪活动中,个人情感的表现都将受到限制。比如,在举行葬礼的地方绝对禁止欢歌笑语。
儒家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理论在孝道和家庭伦理基础上逐渐发展。第一个发展的人是孔子。但孔子之徒们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家庭伦理上,而是从儒家的观点试图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宣传儒家的政治和经济理论。这样,宗教内容开始与伦理礼节分离,伦理礼节发展成为儒家政治和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孝；伦理思想体系；维系
《孝经开宗明义章》即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是说，孝是德行的根本和教化的开端。《论语・学而篇》中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说，孝悌是仁的根本。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孔子以孝为仁之本，这些足以说明，孝在儒家思想中根本性地位。
一、孝作为家庭伦理要求
孝，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其意为：“善事父母者。从老者，从子，子承老也。”显然，孝的基本含义就是“善事父母”，其规定的是在家庭之中，子女对父母的侍奉与承接，阐明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具有明显的伦理意蕴。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将孝纳入其思想体系中，赋予其丰富的伦理意义和道德内涵。
孝作为家庭内部伦理道德观念有两个基本的要求。其一是敬，敬不仅要有对父母发自内心的尊敬之情，而且还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比如孔子说“色难”，就是要求对父母和颜悦色。其二是无违。无违不仅有对待父母不要违背礼节的意思，还有对父母正确行为和志向需要加以继承的要求。敬和无违最终让子女对父母孝符合礼的要求。
敬首先就是对待父母的发自内心的尊敬的态度。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是说，对父母的孝不仅要做到对父母的奉养，还需要发自内心的严肃恭敬之情。因为仅仅做到养活父母，将与狗马没有什么区别，狗马也能做到。人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主体，在孝父母上要与狗马区分开来就要做到敬。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子女要做到孝，在父母平居无事的时候也应当保有敬谨之心。敬是子女孝父母的不可或缺的要求。敬作为一种内心的感情，有其外在的表现，“色难”便是其中之一。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色难”，杨伯峻将其解释为“儿子在父母面前经常有愉悦的容色，是件难事。”《礼记・祭义篇》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在父母面前保持愉悦容色，是发自内心敬爱父母的一种表现。
无违要求侍奉父母要遵循礼的规定。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活着，依规定的礼节侍奉他们；死了，依规定的礼节埋葬他们，祭祀他们。不能违背礼节是无违的一个重要规定。除了对礼的遵从，无违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对父母正确行为和志向需要加以继承。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孔子说：“当他父亲活着，（因为他无权独立行动，）要观察他的志向；他父亲死了，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合理的部分长期地不加改变，就可以说做到孝了。对父母志向和行为合理的部分长期的加以保留，这体现了无违的另一个方面的要求。
二、孝由家庭推延到社会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要求，是以孝父母为根本的。然而人不仅要作为家庭成员而存在，还要作为社会成员而存在，儒家要求人在齐家的基础上还要有更高的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孝就不仅要作为家庭内部的道德伦理要求还要作为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要求，成为社会成员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并且，在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作为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的孝依然是建立在家庭内部孝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孝是如何在孝父母的基础上突破家庭成为整个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的呢？
孝是一种对父母对亲人的爱，这种爱推广到别人就是一种对他人的爱，一种博爱。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亲爱自己的父母人便不敢对于他人有所厌恶和怠慢，更不会对他人的父母厌恶和怠慢。《孟子・梁惠王上》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样是在说明这个道理。基于“推己及人”的道德修养方法，儒家要求人们像尊敬、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他人的父母，像恭敬自己的兄长恭敬他人的兄长。“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所以，君子在家能够孝敬父母，在外自然对国君忠诚；在家尊敬兄长，在外对长者自然礼顺；能够把家务处理好，自然能够把公务处理好。这样孝便由家庭推延到社会。
三、教与争
孝作为儒家伦理体系的根本，具有可教的特点，是教化的出发点。“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的这个特点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因为孝可以通过教化在天下流行，才使得人人都可以走向孝道，以孝为根本的伦理体系才能够得以维系。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由自觉的家庭伦理观念，通过教化推广到天下，有理顺天下、教化万民的作用。在孝道流行的地方，人与人和睦相处，上下级之间没有怨恨。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君子用孝道教化人民，并不是挨家挨户的去说教，天天当面教人行孝。以孝道教育人民使得天下做父母的都能够受到尊敬。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治理天下的大道应该以教化为先，教民相亲相爱，没有比孝道更好的了。孝道可以通过教化，盛行于天下，使得天下一家，亲爱和睦。
孝作为家庭、社会的伦理秩序，并非对父母、对国君、对上级言听计从，没有任何异议。孔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母、君主、上级也难免会有出现过错，难免有做出违背道义之事的意向和举动。当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情况，应该大胆的进行劝导、劝谏，引导事情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尽量避免父母、君主、上级、朋友走向不仁不义之境地。
孝不可教就很难在天下推行；面对父母、君主、上级将做不义之事而不去劝谏，便称不上是孝。这两方面对于维系儒家以孝为根本的伦理体系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有关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郑阿财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一书，探其内容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由于笔者多年来关注《观音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弘扬，故于敦煌遗书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发现许多造经者基于中国孝道思想为亲人抄写《观音经》。为此，本文拟从《观音经》抄经题记中探讨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一则说明抄写《观音经》也是佛教徒表达孝思的方式；其次说明敦煌《观音经》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并与净土信仰结合，使观音在中国成为超渡亡灵、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菩萨，而孝子们对菩萨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升。
一、佛教孝道思想的产生
冉云华先生总结说，在印度经典与龙树山出土的碑铭中，可以知道印度社会虽然也重视孝道，但不像中国佛教，孝被视为“天地之本”。由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远胜于印度，因此中国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压力远比印度沉重（冉云华：《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容受与后果》，收入《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10月，第107～120页）。
中国原本重视孝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最为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发”与“无后”二项。中国佛教祖师为了使佛教见容于国家、社会，遂积极阐扬孝道思想，主要有“翻译佛教孝道经典”、“注释印度孝道经典”及“阐扬佛教孝道思想优于儒家”等三个方面。佛教历经几个世纪与儒家论辩后，经过一次次质疑，最终积极地建构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想不仅因此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资产。
二、敦煌佛教的孝道文献
敦煌虽地处边陲，但与中国政治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孝道的重视也不例外。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间主要的教育机构，其儿童教育教材以《孝经》为最主要内容。如前贤的研究，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的孝道文献，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
这些作品主要说明孝顺必须出于真心，且实践于昼夜十二时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仅在世能消灾免难、得富贵、获封侯；死后还可升往极乐净土。此外文献中也常引用《孝经》、《论语》、《曲礼》等儒家经典来互相印证，并说“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赞扬，反映出敦煌儒释两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徒还将儒家推广《孝经》的事迹编成歌曲，如巴黎伯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第三首：“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歌曲中这位广为敦煌百姓歌咏的皇帝，就是天宝三年下诏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见唐代政策确实扩及于敦煌。当然敦煌地区也像汉地一样，流行参加盂兰盆会，藉以供养三宝，超渡先亡，并为生者祈福。遗书中有：伯2055佛说盂兰盆经，乃翟奉达为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一卷；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尚有敦煌盂兰盆经卷子以及“二太子盂兰节荐福文”的超度疏文。显然敦煌地区并没有脱离儒家教化的地域范围，释门徒众反而极力会通儒、佛两家的孝道思想，而创作出这些唱作俱佳的孝道文献，其目的无非是启发人们的善根，强调学佛不离世间，尤其必须要尽伦尽分、恪尽孝道。在如此重视孝道的文化环境中，我们可以从敦煌大量的遗书题记发现，子女也常为父母抄经祈福或超荐度亡，敦煌《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以下逐一说明。
三、反映孝道思想的《观音经》题记
在注重家庭人伦“孝道”的中国环境中，子女面对父母的去逝，不免伤痛；对于父母的追思，传统儒家亦强调“丧则致其哀”，习俗必须守丧，甚至要遵从国家所立服丧的严规。而佛门所阐扬的孝道思想，除了说到能与儒家一样做到这些世间的孝道，更强调使父母脱离轮回之苦、获得往生净土的出世间孝道。敦煌佛教对孝道思想的阐扬，正是深受汉地的影响，所以从敦煌孝道文学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弘扬者极力宣扬佛弟子必须于父母在世时，劝化其持戒修行；父母丧时，不像儒家杀生祭祀，增重父母恶业，而是延僧诵经作七超渡，或亲自参加盂兰盆会、书写念诵佛经、敬造尊像、佛经变相，回向父母。敦煌三十七号有题记的《观音经》造经中，有十三部是子为父母所造，其中包含在家信众十部、出家僧人三部。
1、在家者的抄经题记
从所见《观音经》抄经题记来看，在家者为超荐亡父母的题记，最早的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最晚的是五代后梁壬申年〔912〕张海晟为亡父的抄经。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清信女张氏为超渡七代父母所写这部经是与《无量寿观经》合抄，说明七世纪中叶以后敦煌《观音经》信仰与西方净土信仰已密切结合。这类“净土观音”的信仰当是受到西方净土经典的影响，而从唐高宗、武后开始广为流行，并且历经晚唐、五代乃至今日而不衰。因此不论贫、富、贵、贱，人们不仅深信书写、受持、读诵《观音经》能免除人世的灾难，而《观音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更具有接引往生西方的功能，可谓是冥阳两利。敦煌孝道文学作品中，除了描述母亲怀胎十月的艰辛以启发子女孝心，更极力强调侍奉父母当和颜悦色，对于孔子所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也有许多感人的描述。尤其，对于那些未能亲自孝养父母、离乡背井、追求仕宦者，如伯2418号“父母恩重难报经讲经文”也说到：“经求仕宦住他乡，或在军中镇外方；儿向他州虽吉健，母于家内每忧惶。心随千里消容貌，意恨三年哭断肠。”讲经文指责的是忘却父母恩德、抛弃父母于不顾的不孝之子。这类人虽然荣华富贵，但因为见利忘义，背弃人伦，所以特别为中国社会所不容，往往被称为连禽兽都不如。然而，罗振玉旧藏唐至德二载（757）长孙颜夫妇的抄经，所呈现的是中国人最传统的家庭孝道形式之一：
至德二载十一月十三日，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长孙颜妻清河路氏，为亡妣远忌敬写《观音》、《多心经》同一卷。
长孙颜官拜“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他是豆卢军军粮的负责人，并以武散官身分兼任山西与陕西交界府兵的一名将领。这对武官夫妇显然不是上述追逐功利背弃人伦的负心人，从题记中可以知道他们虽然身处异乡，但适逢亡母忌日，难掩思母之情，遂亲自恭敬书写《观音经》与《心经》各一部，为亡母追福。从这条题记，我们看到佛教传入敦煌后，抄写《观音经》也成了中国人家族祭祀、慎终追远的重要宗教活动之一，敦煌的《观音经》信仰似乎更加多元了。
2、僧人的抄经题记
诚如前言所说，佛教传入中国后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剃发”与“无后”两项。僧佑《弘明集》记载反佛人士引《孝经》，首先对牟子提出“剃发”的问难：“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其次，又指责僧人出家修行，有违孝道“无后为大”的观念：“福莫踰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2～3页）虽然牟子极力辩论，佛门为此所受到的责难却有增无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佛教祖师为了顺应民情，遂积极阐扬佛教孝道文化。然而僧人出家修行，又如何克尽为人子女的孝道？在敦煌文献中，我们看到僧人既是孝道观念的引导者，也是实践者。僧人除了以各种活泼善巧的方式宣扬佛教孝道，并且也同在家居士一样，藉由参与抄经、造像、法会等宗教活动，为俗家的父母亲追福。如斯4366号卷子，是比丘尼道容于大统十六年(550)为先亡抄《大般涅盘经》卷十二；另外甘博002号卷子，为比丘尼元英于戊寅(558)年为七世宗师、父母等抄《大集经》及《入楞伽经》。这些僧人的愿求，与前述在家信众的抄经题记，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别，也就是相信不论造的是大小乘经典，都有利益现世生者与往生者的多重功效。同样的观念可见于敦煌僧人的《观音经》抄经题记。
在有纪年的题记中，僧人抄写《观音经》的比例仅是在家信众的三分之一，而且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廿五年（737）才出现，年代有偏向晚唐五代的趋势，但又没有形成僧人大量抄写《观音经》的现象。其中120号题记曰：“开元廿五年二月八日，弟子支师师为身亡写《观音经》一卷。”从题记中可以知道，这是某人为亡者抄经的愿文。但是文内的“弟子支师师”意味着三种可能：（一）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某人抄经；（二）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自己未来身亡预写经典。（三）是僧人“支师”为其师父身亡亲自写经。若采用第三说，则“支”姓乃西域僧人的俗姓。盖道安法师统一僧人以“释”姓之前，中国的僧侣出家后多从其师姓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41页），而“支师”这份写经也说明晚唐时期敦煌佛教对于出家姓氏仍没有严格的规范，且约定俗成的力量也还不是很强。其次，“支师”的题记不禁令人想到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儒家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的人际关系，师伦虽未列入，但《礼记·学记》说：“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可见老师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也居重要地位，尤其唐韩愈更说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师长应保持恭敬与感恩，都是僧俗应该有的基本修养。“支师”为师身亡，而以中国的书写工具与方式发心抄经，除了说明西域胡僧对《观音经》的信仰及汉化的事实及他们对于华、梵“师道”传统的接受，也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影子。
北新879号写卷，是晚唐天复二年（902）敦煌三峗山地区寺院住持，虔诚刺血抄《金刚经》与《观音经》各一卷。由于整个愿文所回向的对象，涵盖“四生九类”、“水路飞空”等一切有情，不像一般的抄经愿文，看来三峗禅师似乎将法会祈愿模板，作为个人抄经愿文。如文说：“……师僧父母，各保安宁；过往先王，神生净〔土〕。……”但这类愿文中“孝道”与“师道”观念，仍是不可少的重要的项目之一，而僧人写作的顺序也置“师僧”于“父母”之前。可见，佛教的孝道思想已经深深在敦煌扎根，僧人不必再刻意强调对父母的孝道。S.3054号是后梁贞明三年（918），报恩寺僧海满为亡父所造，并委托师兄弟胜智抄写。它与其它《观音经》抄经最大的不同，是海满特别回向父亲往生“弥勒净土”，而不是广泛的“净土”或“西方净土”，说明了五代时期报恩寺观音信仰与弥勒信仰并存的现象。从这三条题记可以知道，随着《观音经》在敦煌流传几百年来，观世音菩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功德几乎提升到极点，抄一部《观音经》的功德，也几乎等同一场水陆等法会的效力，观世音菩萨可以圆满人间孝子的各种愿求，使先亡父母及七世祖先能随愿往生各种净土。
在社会发展中，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如何有效弘扬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管理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是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旌表制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评价机制。在传统社会，国家通过旌表制彰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取得了显著效果。儒家思想在旌表制的影响与渗透下深入人心，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共识。
一、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东方文化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仁”与“礼”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两个基本内核。在儒家思想中，“仁”以个人道德品质为依据，“礼”以社会等级差别的合理性为基础，二者共同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儒家思想中“爱有差等”的基本原则，规整了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促进了社会有序状态的形成。“仁”与“礼”犹如两块基石，从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法巩固维护着封建统治，促进了社会有序状态的形成。它们在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等文化深层结构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被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金科玉律。“仁”与“礼”的有序结构结束了这一社会核心价值出现之前的无序与困惑，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适应了封建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的需要。
至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道德论，至此，儒家核心价值体系获得了完备的理论形态，并获得了社会的法律认可，得以确立。之后，历代统治者均大力倡导，以此作为伦理导向与秩序约束，实现了封建社会的延续与发展。“仁”与“礼”的思想构成了“三纲五常”的基本框架。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礼”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体现。“纲”原指网上的总绳。《尚书・盘庚篇》曰：“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意即，只要提起总绳，就可以迅速并且有条不紊地带动起全网来，引申为主导、支配、核心、宗旨、目的等意。君臣、父子、夫妇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三种关系，只要解决好这三种关系，就可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1]，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所谓“五常”，原指处于特定关系和地位中的某些人所应当遵从的特殊道德规范。《尚书・泰誓》云：“今商王受，狎侮五常”。孔颖达曰：“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2]后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德目。“仁”是“五常”之首。
如果把“三纲五常”比喻为一张网，“仁”就好比一条横向的网线，从主体内在修养与家庭伦理的层面提供价值准则；“礼”就好比一条纵向的网线，从社会外在约束与宗法秩序的层面提供行为规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网格，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确切的位置，每一个人的言行都有具体的约束和规定。这样，作为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 “三纲五常”就以“仁”与“礼”为基本内核，从家庭伦理与宗法秩序两个层面为封建社会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行为价值准则，将不同社会角色的人规整到自己的位分之上，使整个社会处于有序的状态之中。“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准则。它将政治强制和道德自觉相统一，把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行为纳入各自轨道，使社会行为带有模式性。这种模式性的出现，正是思想统一、文化统一的必然要求和具体表现。“三纲五常”的出现不但从理论上总结了先秦直到汉代多种流派发展的结果，而且在社会实践上适应了中国古代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对统一思想，统一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儒家思想对秦、汉以降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具有定型作用，并对中国封建社会价值体系产生广泛而又深远影响的。春秋时代，社会急剧动荡，思想界百家争鸣，大倡己说，各诉其所是，非其所非，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正所谓“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孔子提出了“仁”与“礼”的思想，用以匡正社会规范和道德伦常。儒家的“礼”促进了人的社会化过程，并在客观上起到了增强社会稳定和持久发展的作用。在尊贤有等，亲亲有术的等级秩序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位置。个人在宗法血缘上，在家与国同构的网络中，都受到具体的约束和规定。儒家的“仁”又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民族的统一和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儒家的纲常伦理、仁爱思想为在失序的社会中无所适从的人们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行为价值准则。儒家“仁”与“礼”思想既是封建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又是现实生活实践中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和评价依据的依据，为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阶级所倡导。中国传统社会在“仁”与“礼”的导向下，产生了超常的稳定结构，社会处于长期稳定和团结的局面。
二、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评价机制
旌表是以皇帝名义授予奖励的国家表彰制度。通过为民众树立榜样，表彰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等道德行为，彰显儒家核心价值体系。旌表活动一方面使旌表者美名远扬、荣宗耀祖；另一方面使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在民众中扎根。“三纲五常”成为主流评价标准[1]。
“旌”的原意是一种旗帜。《周礼・春官・司常》载：“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通帛为，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龟蛇为，全羽为，析羽为旌。”[2]“表”原指裘的有毛的一面，引申为仪范、表率之义。“表”与“标”音同义通，意指立木来标志、彰显、告示某事物。《管子・君臣上》谓：“犹揭表而令之止也。”唐代尹知章注曰：“表谓立木为标，有所告示也。”后来“旌”和“表”通用均为表彰、表扬之意。如《左传嘻公二十四年》：“以志吾过，且旌善人。”“旌”、“表”连用意即树立匾额、碑石、牌坊等标志以示表彰。
旌表制度萌芽于先秦。《尚书・毕命》中记载：“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3]“宅里”即居处，“淑慝”即善恶。“旌别淑慝”、“彰善瘅恶”即对善恶作出区分，表彰善、惩治恶。春秋时期，齐桓公曾令各州：“表称贷之家，皆垩白其门而高其闾。”[4]齐国对慷慨捐献、乐善好施、佐国家之急的“义民”用白泥粉刷门墙、增高里门的方式予以表彰。先秦时旌表的对象除佐国家之急的“义民”之外，还包括殷遗民中的善者以及作为前朝贤达的商容等，旌表主旨尚不十分确定。后世则明确将忠、孝、节、义之人作为国家旌表的对象。秦汉时朝廷多次表彰对国家对人民有杰出贡献或者品节高尚之人。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是中国古代产生最早、影响最深的一个家族道德观念和伦理范畴[5]，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孔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能遵守孝道的人大多具有向善的基础，很少有为恶作乱的。对于“孝”的重要性，《孝经》有言：“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在儒家看来，孝乃“百行之冠，众善之行”，是道德的根源。汉代实行察举制，通过举孝廉选拔的人才最多。《文献通考》记载：“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盛则莫如孝廉，斯亦后世之所不及。”（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通过孝廉选举出来的人才不再经过考试而直接被任用。汉代皇帝如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顺学习过《孝经》。在皇帝的率先垂范下，最能集中体现孝道理论的儒家典籍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汉代重视学校教育对推行孝道的教化作用。无论官学、私学，入学弟子除《五经》之外，均需学习《孝经》。吕思勉说：“古代学校本讲教化，非重学业，汉人犹有此见解。故武帝兴学之诏以崇乡里之化为言，而公孙弘等之议，亦云建首善自京师始也。”[6]汉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道德教化。通过学校教育，“孝”在社会得到了广泛普及，儒家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得以广泛传播。自汉以降，孝成为重要伦理精神支柱，在治国安邦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旌表的主要德行之一。
魏晋南北朝沿袭汉代以孝治国的做法，并开始以载入史册的方式旌表孝行。正史中的“孝义传”、“孝友传”、“孝感传”和“孝行传”等表彰孝行的类传都是对笃行孝道之人进行旌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规定在立太子时要旌表孝子节妇，表其衡闾，赍以束帛[1]。至隋唐，旌表制度逐渐成为定例。隋朝已见旌表详案，如：“田德愚，观国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上闻而嘉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为和顺里。并赐帛二百匹，米百石，复下诏表其门闾。后历太子舍人、义州司马。大业中，为给事郎、尚书驾部郎，卒官。”[2]可见，隋朝旌表已采用更易地名、赐物、旌门、授官等多种形式。
唐朝在《册府元龟》旌表部中对旌表的教化功能与目的详加阐述：“王者甄明高义显异至行，所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也。盖天下至大士民至众不可家喻而户晓故显其忠，所以励事君也褒其孝；所以劝事亲也尊贤者；所以善也表烈士；所以义也。或授之爵秩，或禄其子孙，或旌其门闾，或赐以帛以至其征赋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奖一而劝百，故能述宣王度丕薄俗民德厚有耻且格……”（《册府元龟》卷一三七）旌表制以儒家道德规范“忠”、“孝”、“贤”、“义”作为评价标准。为使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民众明善而效仿，朝廷对被旌表者授以爵禄、赐以帛、旌其门闾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与此同时，民众通过这些醒目的、显见的、外在的物化标志，能够更好地了解官方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以致竞相效仿，蔚然成风。
自秦汉以降，旌表制度成为朝廷对臣僚百姓的一种最高荣誉和奖赏，不仅从对象、程序上进行了规定，而且规定了多种旌表方式，并逐渐成为定例，沿袭传承。旌表对象是符合儒家礼教的模范人物。《后汉书・百官志五》明确指出： “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魏书・世宗宣武帝纪》也规定：“孝子、顺孙、廉夫、节妇旌表门闾。”《元史・百官志八》亦谓：“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高年曹德。”可见，历代王朝均对义夫、节妇、孝子、贤人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赞赏。忠君、孝悌、贞节、贤义成为朝廷确定的旌表对象。旌表方式灵活多样：“或授之爵秩，或禄其子孙，或旌其门闾，或赐以谷帛以至复其征赋，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册府元龟》卷一三七）朝廷和官府通过树立物化标志、给予经济奖励、提高政治地位等多种手段对“忠”、“孝”、“节”、“义”等道德行为加以旌表。
树立物化标志主要有表闾、立阙、立碑、立牌坊、立祠建庙等形式。表闾、立阙即由朝廷官府或赐匾额悬于门上、或于门前建立高大门观以崇声势，亦称旌门、旌闾。立碑即将碑立于村头街坊、孝子庐墓之所。一人贤德，里闾增辉。立牌坊、立祠建庙即建牌坊、建置祀庙于其里巷，如各种功德牌坊、孝义牌坊、贞节牌坊、科举牌坊、关帝庙、岳飞庙等。牌坊匾额上题有“乐善好施”、“义方世训”、“力孝遗芳”、“嘉德懿行”等字样，并记载着主人的姓名、功勋、事迹。这些醒目的物化标志一方面是表彰个人忠、孝、节、义的道德行为，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树立道德楷模、行为典范。给予经济奖励主要有赐给实物和减免课役两种形式，以米、绢、金银等实物作为奖赏，或减免税赋课役以示旌表，给予旌表者以经济补偿。提高政治地位主要有赐爵和授官等形式。赐爵即给予名誉爵位，授官即给予官职，以示表彰。唐宋时期因“孝悌”而得旌表者具有任官资格。虽然由此谋得官职并不占入仕主流，但也并非罕见。这在封建社会无疑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除此之外，还有更易地名、赐予名号、荣荫子孙、载入史册等多种形式。更易地名即改所居乡里的名称，赐予名号即赐予如“孝义”、“贞德”等名号以示表彰。载入史册即将旌表者事迹列入史书记载。二十五史中的《孝子传》、《烈女传》、《忠义传》等记载的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典范。在封建社会，科举取士造就了数量庞大的读书人，许多人并不能幸运地踏上仕途，“英伦沉下僚”的现象在所难免。儒者理想有三立，曰“立德”、“立功”、“立言”，亦称“三不朽”，是儒者的毕生追求。为鼓励这些归于民间的读书人“立德”，朝廷官府通过荣荫子孙、载入史册等手段，为难以“立功”的读书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使他们在基层民间发挥敦化民俗的表率作用。
由于旌表是直接由皇帝或朝廷颁发的最高荣誉，且一般情况下终生享用，这在崇尚礼仪的时代是莫大的荣耀，因此受旌表者不仅本人深受乡里仰慕，子孙后代亦深得裨益。在榜样的示范下，人们纷纷为光耀门庭而身体力行。通过旌表制上下互动的方式，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引导着民众评价活动。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不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且内化为民众的价值信念并转化为实际行动。
宋代旌表已有一定程序，包括受旌表人的事迹、条件、荐举人的权限、上报公文的格式、审批的程序，以及审查和检测制度等。明代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和检测制度，防止出现腐败和不作为现象，保证旌表制度落到实处。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下诏榜示天下：“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所善实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此等善恶，每遇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到来，里老人等亦要报知，以凭覆实入奏。”[1]里老上报的请旌名单需经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严厉把关，层层核实，同时还需乡邻担保。如经监察部门审核发现问题，须承担连带责任，朝廷将予以严厉打击。
清代旌表制度更为完善。建立一个贞节牌坊需层层核实、审批、上报。表彰须经过州县题请、册结、驳查、题达、（都抚学政）具题或汇题、发建坊银两等步骤，手续繁杂。可见清代旌表程序管理更为严格。清人尹会一说：“节孝为风化攸关，表扬实朝廷大典。”（尹会一：《抚豫条教》）不可忽略轻慢。旌表制度的不断完善保证了旌表手段的落实和旌表目的的实现。通过对礼乐教化的不断强化与引导，国家的权威渗透到基层的民间，儒家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规范。
三、结语
旌表制度的发展史直观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引导方向及评价标准的最终确定。旌表的目的在于为民众树立道德楷模，教育民众忠君、孝悌、贞节、仁义。通过物质奖励与精神表彰等多种形式，使民众在对荣誉的追求中认同并遵循儒家礼教，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内化并转化为实际行动。历代王朝均十分重视发挥旌表的教化功能和导向作用，通过旌表忠臣、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以及累世同居等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行为，树立标识、引导民众，从而实现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渗透与认同。在旌表活动中，自上而下形成一股凝聚力，有效地发挥了权威评价的强制作用与导向功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效激励机制。对此，伏尔泰在其《风俗论》中这样说：“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2]在人们内心深处，“三纲五常”实际上已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甚至比法律更有威力、更深入人心。这正符合儒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礼法融合的趋势。
旌表制符合民众心理，促进了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普及与认同。人们从匾额、碑、祠、牌坊中获得具体的教谕。这些物化标志传递着忠、孝、节、义的价值信息，成为“一种凝固的社会记忆”[3]，是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传承的重要载体。赐物、赐名号、授爵、拜官等旌表形式又以功利引诱民众争相效仿实践。自周至清，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但是民众对旌表的追求始终不变。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得以传承而绵延不绝。
儒家思想的产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儒家思想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对我国民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华民族经过长期历史实践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在全球化过程中一度遭到排挤和消解。强调秩序和整体观念的儒家思想及其评价机制一度遭到批判，西方价值观念中的个人主义、民主、自由观念及其管理制度被奉若神明，大肆吹捧。然而，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所揭示和反映的，正是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核心价值体系只有依托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为新秩序的建立，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面对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儒家思想如何为现实社会、为未来社会服务是当代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面临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冲突中，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新途径。一方面继承、发掘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的积极内涵；另一方面，开放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使儒家思想跳出传统文化的囿苑，彰显其现代价值，使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新的制度框架内，发挥着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
关键词：孝道；家庭道德建设；养老
从原始时期孝文化观念产生，到先秦时期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秩序而颁布的《孝经》，都体现出孝文化在我国传统道德中的重要地位。孝文化于西汉开始政治化，像孝文帝、孝景帝等以孝为谥号的皇帝，便是汉代以孝治国思想的最好例证。而随后明清时期的二十四孝典故也更凸显出孝道在我国民众思想上的重要地位。
一、传统“孝道”在当代社会中褪色的原因
（一）传统社会解体后的“孝道”
前的中国，上至统治者下至黎民百姓都奉行仁义礼智的儒家伦理道德。随着列强的入侵，来自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而在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洗涤锈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道德时，也磨灭了儒家思想中孝赡父母的传统美德。从至，在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还未成熟前，传统“孝道”在动荡的年代被搁置、在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中逐步瓦解[1]。
（二）家庭教育的缺失
曾有学者指出：一个人人格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家庭教养方式有密切联系。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就是对他所属的传统和准则的适应。[2]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作为教诲子女要孝悌爱长的家规是父亲教育子女的重要形式，而随着现代社会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社会被功利主义充斥，父母对孩子知识学习的过度关注和对子女的道德教育的忽视，让孩子逐渐远离了孝敬老人的传统美德。
二、“孝道”在维系和谐家庭中的作用
传统孝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情感与伦理道德， 可以继续在现代中国社会中起到积极作用。
（一）有利于弘扬尊养父母的传统美德
家庭对老年人的积极保障作用是其他社会保障难以完全代替的，家庭养老是迄今最基本的养老模式。它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孝文化，在这种孝文化的熏陶下，中国家庭不仅功能齐全，且每个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均以伦理的形式趋于固定。我们在积极寻求社会采取措施应对老龄化社会时，更多的是呼唤人们的真情良知[3]。故加强中国孝文化教育，积极倡导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有利于维系代际和谐
传统孝道思想中充满了浓郁的感彩。传统孝文化以赡养父母为尽孝之本，在今天这样流动的社会，我们可能做不到不远游，但至少能在走出家门后经常回家看看。所以要想维持代际关系的和谐，必须从新提倡儒家的“仁爱”精神开始做起，这样父母子女之间才能亲密无间。
三、从传统“孝道”中得到的养老启示
孝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其道德教化与规范作用，给公民提供一项新的道德需求[4]。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老龄化社会到来时，构建起对养老问题最广泛意义上的协助。
（一）注重孝道在家庭和学校的普及教育
针对孝道在当今社会衰退的现象，我们可以把德育教育的起点放在孩子力所能及的事情上，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和理解善待父母的心理，多开展为父母捶背洗脚的感恩活动来培养新生代的尊老意识。
（二）建立以孝文化为依托、符合中国国民性格的养老保险制度
中国有着浓厚的孝道传统，故我们可以建立一种以孝文化为依托的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事实上，我们在考虑养老模式时，更多的考虑是怎样通过技术的完善去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而忽视了受孝文化深刻影响的中国人特殊的心理需求和行为方式，更没有注意到历史文化所具备的功能。故在我们实行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时，须充分重视孝文化对中国养老的积极作用，利用孝观念对子女行为的约束，建立一种以孝文化为依托、符合中国国民性格的养老保险制度。
（三）探索多元化的养老模式
面对社会日趋老龄化和当前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健全的国情，我们需探索多样化的养老方式。在城市，为适应社区发展需要，我们可多增加些社区养老机构。同时，政府应加大对民营养老机构的扶持力度。此外，还需发展来自社会化服务的现代居家养老方式，包括通过长期工、钟点工等形式雇人进家侍奉老人等。
四、结语
孝赡父母的传统没得曾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作为统治者维系社会稳定的工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至今，我们依然可以大力弘扬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来作为中国养老机制的文化根基。因为，与成文法的法律相比，孝文化作为根植于华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道德有其更深层次的软控与规范力量。（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刘巧利. 略论中国古代的孝教育[J].教育史研究.2002年第2期
[2] 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M].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关键词：地藏信仰；儒家文化；孝道；金地藏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5（c）-0135-01
在汉传佛教信仰中，地藏与观音、文殊、普贤一起被尊为中国的四大菩萨，《地藏十轮经》谓：地藏以“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地藏”而得名。更以“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宏大誓愿与自我牺牲精神而著称，千百年来得到民众的普遍崇敬与膜拜。地藏信仰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地藏信仰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之间有着某种契合，并在历史的长河中走向融合。地藏信仰与儒家文化的契合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金地藏本人潜心修炼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事迹和宏深大愿以及其博大的胸怀符合儒家宣扬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之风。
中国佛教史上所说的“地藏王菩萨”有两个，一个是“释地藏”，一个是“金地藏”。前者是佛经上描述的地藏王；后者却是实有其人，他就是朝鲜三国时期的新罗王子金乔觉。唐开元末，金乔觉渡海入唐求法，卓锡九华，苦行修道，并抵制了亲人和未婚妻的劝说，远离市井，隐于山林，食掺白土，遇毒鳌亦端坐无念，潜心修行。如此的苦修、如此的定功足可看出他修道的诚心，护法的决心。金地藏在九华山潜心修行了整整75个年头。公元794年，他以99岁高龄坐化于此山，三年后乔觉大师肉身不坏，容貌栩栩如生，摇动他的骨节就像摇动金锁一样，发出清脆的声音。而这些迹象正好应验了佛经上所说的“菩萨钩锁，百骸鸣矣”之语。因而被弟子们尊奉为“地藏菩萨”。其后，中国佛教所说的九华山地藏菩萨，指的就是金乔觉，金地藏。金地藏这种为了信仰可以舍却一切，不畏艰苦，奋斗终身的精神不正是和儒家所追求的自强不息的人格是一致的吗？
其二，地藏信仰的经典中体现着孝道的思想，这一思想也是与儒家的忠孝思想是相契合的，因而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地藏菩萨本愿经》中的《切利天宫神通品》载，地藏曾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抵劫时的一位婆罗门女，其母信邪，常轻三宝，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地藏为了救渡母亲出离地狱，得进地狱，见地狱种种苦相。救母后发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阎浮众生业感品》载，地藏为过去无量阿僧抵劫前一位名叫光目的女子，其母堕入恶趣受极大苦，光目女为救母发出广大誓愿：“愿我自今后，对清净莲华日如来像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饿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竟，我然后方成正觉”，通过这两则地藏菩萨的本生事迹，我们可以看出地藏菩萨感天动地的孝道精神。这种的孝道精神正是儒家所提倡的。这样的故事和“董永卖身，迁殡葬其父母”、“郭巨为母生埋子，天赐黄金五百斤”、“王祥为母卧冰”的儒家教化故事是一样的感人至深。地藏信仰中的这一思想对儒家教化人们要行孝道实则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强化。
其三，地藏菩萨的誓愿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藏菩萨在佛经中被尊为功德无量、威力无比、智慧深广的偶像，他为了普渡众生，显现无量化身，遍于十方世界，作种种善事，利益大众。《地藏菩萨本愿经》中的《切利天宫神通品》载，地藏曾于过去久远劫前，身为大长者子，在如来座下见佛相好，千福庄严，于是在佛前发愿，“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地藏菩萨集大慈大悲、大智大德于一身，不仅度脱在苦海中受苦的母亲，而且受释迦牟尼佛的嘱托，在释迦既灭，弥勒未生之前，自誓必尽度六道众生，拯救诸苦，始愿成佛，因而，要度脱一切在地狱中受苦的灵魂。要“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为此，他一直现身于人、天、地狱之中，并发愿要为世间一切众生担负一切痛苦，创造一切幸福，并发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他以自我牺牲的精神赢得了众生的崇拜。
地藏这种慈悲深广的胸怀自然受到人们的尊崇。这也与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是一致的，儒家倡导“八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地藏菩萨则是修身、度母、度众生，其实可以将佛教的“菩提心”比之于儒家的“忠义心”，“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
其四，地藏信仰与儒家精神契合还表现在二者之间的互相交融。这种交融表现在九华山的地藏信仰与儒家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活动中。史载王阳明非常喜欢九华山，并留下歌咏九华山的诗歌50余首以及禅修遗迹“东崖晏坐”。王阳明来到这座佛教名山之后，一方面吸纳佛学之精粹，另一方面弘扬儒学之宗旨。他在九华山广纳弟子，弘扬儒学，九华山及其周边地区便兴起了一股儒学热潮，先有阳明书院、甘泉书院之建构，后有双华精舍、钦所精舍等，一时间九华山这个地藏信仰的集中地聚集了一大批儒家学子，遂开九华儒学之盛况，更加促进了佛儒之间的交融。
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九祖藕益大师则自称“地藏之孤臣”，亦曾久居九华，一生侍奉地藏菩萨，并长期有意识地从事“以禅入儒，诱儒知禅”的儒佛会通工作。他以儒家“孝道”为基础，着力进行儒佛间的汇通，提出“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认为儒佛虽分为两家，其实并无本质之异。
正是由于地藏信仰与儒家文化有着深刻的契合，从而使得地藏信仰有着广泛的受众，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形成九华山的地藏菩萨道场。大量僧众集聚于斯，寺院数量和规模迅速发展，历代游山名人不绝于史，李白、王安石、苏舜钦、王阳明等一大批名人的游历更加促进了地藏信仰的传播。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许齐娟，女，1981年出生，安徽芜湖人，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九华山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0
[2]张总.地藏信仰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M].2003
关键词 跆拳道 礼仪 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G886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2）05-000-02
跆拳道是一项内外双修的体育项目。跆拳道的礼仪有内外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是以行礼的方式来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是内在的表现形式，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表现形式，表现出了人的自身修养。跆拳道的“道”字，意为人生的正确道路，是技术方法和精神的修炼。跆拳道礼仪与我国传统武术道德相似，练习者可以不断的从中吸取营养和智慧，形成一种道德思想观念。将跆拳道运动的礼仪教育与我国的传统道德思想联系在一起，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有着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韩国的跆拳道更与我国的儒家思想有着相融合之处。韩国人最尊崇的就是儒家思想，最注意的就是礼仪的培养。韩国人用儒家思想规范着跆拳道礼仪，儒家思想对跆拳道礼仪修养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跆拳道礼仪
跆拳道的礼仪是指练习者从内心深处溢出的自然的表现在人的行为上的、高尚的、有价值的举动。跆拳道练习者在学习技术训练之前，首先要学习的是跆拳道的礼仪知识。只有懂得了跆拳道的礼仪知识，才可以练好跆拳道，从而达到最高境界。跆拳道礼仪的学习对于一个跆拳道练习者非常重要：谦虚和正确的言语，忍让和友好的态度，虚心和好学的作风，是跆拳道练习者应当遵循的重要礼仪。跆拳道的基本礼仪常规分有站姿、跨立、坐姿、敬礼（向国旗敬礼、个人敬礼和相互敬礼）、以及不同场合的礼仪程序，有着不同的要求和形式。进行严格的礼仪、精神和行为规范的教育，是跆拳道运动重要而必修的内容；是跆拳道精神的基本体现，是所有跆拳道修炼者发自内心的对跆拳道的尊崇与敬意。作为一个以对抗为表现形式的运动项目，在训练比赛中，无论对抗程度如何激烈，它始终是一个载体，承载的是跆拳道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它始终是一种形式，是修身养性和完善人格的过程。通过这种形式来达到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磨练意志品质的目的。
二、跆拳道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跆拳道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很多儒家思想的优秀传统，它讲究“以礼始，以礼终”，在练习始终贯穿各种相应的礼仪要求。跆拳道的道，是儒家的道，一种从修身后齐天下的道。无论从跆拳道最早的产生以及后期的整理发展，它最开始产生以及存在的目的，就是以武止戈平天下。儒家的文化也如此，都是以文为工具，两者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手段不同。儒家文化主要宣扬的是政治功能，也就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此乃大儒。即使没有如此眼光和能力的，也可以通过论语来“修身”，就是不能治天下的，就拿它来治自己。跆拳道是一样的，跆拳道已不再成为治国的一种手段，但通过练习，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提高和修行，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来修身。如果说任何一种体育运动都有一种文化作为精神层面的支持的话，跆拳道的文化，也是一种准儒家文化，或者说是一种韩国式的儒家文化。
三、儒家思想对跆拳道礼仪的影响
（一）儒家伦理观对跆拳道道义的影响
儒家文化属于伦理道德型文化，不论先秦儒家，还是两汉儒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其基本价值在于伦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把道德教化置于首位，这是儒家的特点。跆拳道是一项搏击格斗类的体育项目，属于重竞技体育。如果不加强思想道德的教育，势必会引起一些不良的后果和负面的影响，对他人和自己造成一定的伤害。练习跆拳道要内修精神、性情，外修技术、身体。培养练习者坚韧的意志品质和忍让谦虚的美德。跆拳道本身就强调“学艺先学礼，习武必明德”的武礼、武德要求，并倡导“以礼始，以礼终”的尚武精神。跆拳道本身还蕴藏着一种精神追求和道理，并且包含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为正义而献身的崇高精神。教练应告诉学生跆拳道不仅是一项具有较强攻击力的运动项目，也是一种精美的形体艺术和行之有效的强体健身方法，使学生在练习跆拳道时更注重精神和性情的修养，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的品质。
（二）儒家内外观对跆拳道礼仪的影响
体用合一，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的统一，是正统儒学的一贯主张。人们习惯于按天人合一，把人体视为大地的一部分，身心一天地，天地我身心，注重和谐，讲究整体和全局的把握。学习跆拳道的同时也是对跆拳道的认知过程，这种认知过程就是对文化素质的提高。朝鲜半岛是我国的友好邻邦，我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对朝鲜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跆拳道礼仪修养也不例外。从项目本身可以看出跆拳运动的精神实质内涵和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非常大的相融性，特别是我国的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在这项运动的“体”“用”两方面表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跆拳道运动的礼仪修养中蕴藏着中国古文化修养中“内用黄老，外用儒求”的深刻涵义，以道家为“体”，以儒家为“用”形成了强大的生命动力。
（三）儒家中庸观对跆拳道礼仪的影响
“乐而不，哀而不伤”，“温柔敦厚”，“中和为美”是儒学的主旋律。鲜明地透射出重人格力量的倾向。斗技之中的跆拳道，不仅可培育勇猛的人，而且还可以培养无比的统率力，这种统率力和胆识，不只可增加自信，而还可以维持心理上的安定感而不易受到环境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可产生态度毅然的忍耐力，并由忍耐而产生谦让态度提高个人修养。谦让不但可借牺牲的精神维持共同秩序，进而建立秩序井然的社会，同时，也因而可以开创不卑不屈的社会奉献者应该具有的明朗个性，换句话说，跆拳道是造就一个人优异品性的根源，又是爱国的根基。儒家中庸观影响着跆拳道练习者的礼仪修养，进而有利于创建和谐社会。
四、小结
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特重人的品德修养，主张“仁、义、礼、智、信、让”。跆拳道运动也要求练习者不仅要学习跆拳道的技术，更注重对跆拳道的礼仪、道德修养的学习与遵从，每一次练习都要求“以礼始，以礼终”，训练始终要在充满“尚礼”和“仁爱”的氛围中进行，并将“智、仁、信、勇、严”作为人生信条，除了在道馆和训练中要讲究礼仪，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求以礼待人，这是跆拳道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尤其对跆拳道初学者的教育，要让他们认识到跆拳道的礼仪教育是跆拳道教学与训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练习者的必修之课。因为跆拳道的宗旨是：开发人的智力、体力与精神的潜能，增强人的信心、勇气和正义感，陶冶人的情操，磨练人的意志，振奋人的精神。竞技体育竞争激烈残酷，而跆拳道搏击格斗中体现出来的残酷性更烈。正因为它非常残酷，故必须以“礼”为先导，这是跆拳道对儒家精神的又一种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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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加坡；电视剧；儒家文化
新加坡是位于马来半岛南部的城市国家，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发达。其人口中华人占占人口的74.2%，新加坡华人大多数来自于中国福建、广东和海南省，其中4成是闽南人，其次为潮汕人、广府人、兴化人（莆仙人）、客家人、海南人、福州人等。华语（普通话）是新加坡华人的通用语。在此背景下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华人的生活型态。新加坡华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不关乎国籍，在华人家庭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维护集体、重视家庭、尊老爱幼东方传统与西方的自由竞争、崇尚法治互为补充成为一体孕育了新加坡文化的独特性。传统的儒家文化中融入了新加坡的移民文化，存优汰劣不断传承创新。儒家文化的精髓已经融入了华人的心中，融入了华人的生活，指导着华人的言谈举止。
《三十风雨路》全剧贯穿30年的时光，这30年是新加坡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时期，本剧以时展为背景展现了个人情感、家庭的悲欢、事业的成败。以张家的家族利益冲突和道德的取舍为主轴展现了张耀坤几个子女对亲情、爱情、金钱的不同观念和矛盾冲突。这部电视剧向世人传达的是“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价值观。
一、“克己复礼为仁”儒家传统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经商就是做人，“诚信”与“仁义”始终贯穿张耀坤的一生。“义利”的统一，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必须遵守道义，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重精神而轻物质的文化观念协调了人在金钱和道义的关系使其能够在义与利、家庭与社会、金钱与道德间取舍。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建立在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本位文化，仁慈的家长以身作则、恪守礼法并引领家族走向繁荣。其他家庭成员对这样的家长给予尊重、忠诚和服从，在家庭具体体现为亲疏、尊卑、长幼的分别。“礼”在维持这种秩序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张耀坤所表现的正是对“礼”的固守。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西方文化的融合，年轻一代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观念。张耀坤强迫从美国回来的文禧到自己的建筑公司上班，而一心想在服装设计上有所成就的文禧不愿在家族公司工作，在双重的压力下甚至吸毒自残。小儿子文禧表现的是前卫、时尚、叛逆，阿枝表现的是兼容并蓄与开通。文福做错了事张耀坤让他在祖宗牌位前下跪受罚显现的是对祖宗的尊敬与崇拜，由此显示出长辈的至高权威。父亲的专制与慈爱贯穿始终，一方面表现了张耀坤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子女，一方面表现了他极力想恢复传统礼法在年轻人的地位，重塑儒家礼法在家庭中的地位。
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儒家思想讲的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入则孝出则悌”，对家庭关系的稳固有积极意义，在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导下敬老尊老已经成为社会风尚。百善孝为先，儒家思想强调“孝”是“仁”的根本，孝道超越了家庭伦理范围成为儒家思想最重要也是统领性的道德规范。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一个人基本道德修养。当阿枝嫁入张家后，接连发生了几件不顺利的事，迷信的家婆认为阿枝是个把霉运带来的扫把星，对她很反感并处处刁难阿枝。阿枝却坦然面对以德报怨更加关心家婆。对家里的成员，张耀坤的大儿子文福和四女儿文思互相勾心斗角，每每设计陷害她，文思能力很强但是心胸狭窄，最初她害怕家父张耀坤对阿枝的信任会取代她在公司的地位于是想尽方法陷害阿枝，虽然阴谋最终被张耀坤一个个看穿，但是阿枝并没有记恨文思相反在文思被女儿出卖后被逼跳楼时舍身相救，在她的公司破产被收购时时以援手帮助她度过危机，体现了阿枝宽厚善良的本性和“悌”的道德修养。在祖屋的拆迁上阿枝把房产分为几个单元每个兄弟都有自己的房子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家，但是要自由就要忍受它带来的独立与孤独这是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儿孙绕膝天伦之乐是相背离的，阿枝在这件事上表现的是东西方文化的重构与融合。
三、“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精神
儒家文化传统和家族企业的文化偏见往往使得女性很难走上公司的领导岗位，阿枝到家族建筑公司上班最初只是想帮助自己的丈夫文寿找到自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化，张耀坤慢慢发现阿枝身上所具有的高尚品德是他其他几个子女没有的，在阿枝帮助公司度过一次次危机中阿枝的能力和人品得到了家翁的信任在公司的地位逐渐提高，正是有张耀坤的信任和自己勤奋好学使得阿枝从一个单纯的乡下女孩历练成为一位商界女强人。表现出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艰难的奋斗和抗争。她处处牺牲自我以维护家庭的团结，困难面前知担当，利益面前懂谦让一个品格高尚又不失人情味的女性形象。与男性领导风格不同女性更倾向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更为民主、自由的管理风格。阿枝以自己出身社会底层的经历在处理公司事物和上下级关系上游刃有余，使她更有亲和力和感召力。从阿枝小儿子瑞祥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过程使观众明白了骄子纵情的后果，正可谓是“养不教父之过”，女性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中平衡是她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每个家族企业都想得到事业永续代代相传，儒家文化里重要的思想就是传续，文化的传续，精神的传续，财富的传续。在张家第三代瑞明成长起来之后阿枝把企业的管理权交出，自己功成身退显示了对名利的淡泊。
最后他们认识到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亲情和家庭，使儒家的“孝悌”思想大放光彩。这部电视剧重新树立了爱的信念与担当，诠释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值得我们去探寻。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细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人都有善良的一面有人性与本性之分别，要想家庭和睦兄弟友爱事业成功每个人都要约束自己的贪婪本性。通过观看此剧可以启迪人的良知，和谐人际关系，规范人的言行，改变人的观念，净化社会道德风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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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论语 孝 思想内涵 当代价值
《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书中详细记录儒家所提倡的传统道德观点，全书围绕“仁”的思想展开，涉及到政治、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可称为“诸经之慧眼”。在《论语》一书所涉及的儒家思想中，“孝”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谓这种中华传统美德最确切最丰富的诠释，对于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论语》之“孝”的内涵
《论语》一书中，有关“孝”的内容一共出现了26处，分布于“学而”等11个篇章中，其中有14处直接出现“孝”字，其余12处是未见“孝”字而与“孝”有关，下以表格示之：
由表格可以看出，有关“孝”的内容在《论语》中占有一定的篇幅。经笔者分析，《论语》之“孝”具有较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关于“孝”的词汇意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这样的：“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1]。这就告诉我们，“孝”在伦理方面的一般意义是指子女对父母的敬爱与奉养，而别无他意[2]。而在《论语》中，“孝”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既是成己之方，对个人行为有一定的要求，涉及子女对父母的敬爱与奉养，同时对于君主来说又是为政之道和治国之策，表现出一种由个人到天下的道德修养进程。笔者现将《论语》中有关“孝”的内容分为两组，以此为《论语》中“孝”之思想内涵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这两组中，一组内容有关个人修养与行为19处，另一组则有关为政治国之策7处。（具体附录于文后）
《论语》之“孝”更注重个人的修养与行为这一方面，而涉及为政治国之策这一方面较少。当然两组也有重合之处，意义并不是彻底分离的，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3]中的“慎终追远”既有关个人修养行为又有关为政治国之策，君主与一般的士人一样，也是个体，也要注重有关“孝”的个人行为修养，进而才可以推之天下。
我们且来分析两组内容之要义。首先，在与“孝”有关的个人修养与行为的内容中，将“孝”看作是个人的道德标准之一，并且提及了不少与“孝”相关的具体行为准则，从理论到实践要求个人注重“孝”这一重要美德。从这一部分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论语》之“孝”对于个人修养与行为的要求：
一是理论上理解何为“孝”及“孝”对于个人良好道德修养形成的重要性。这一方面，点出了“孝”与“仁”的关系，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篇第2页）而“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这样就彰显了“孝”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性，正如另一部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孝经》中所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4]
二是行为上要求敬爱奉养父母。具体如物质奉养，这是孝道的基本，但也是最浅的一层，故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为政篇 第14页）又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篇 第15页）;又如情感慰藉，这是高于物质层面的行孝之道，是在精神方面给父母以关怀，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修养，有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篇 第40页）“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篇 第14页）;再如怀念父母之恩，奉之以礼，如书中所言“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 第13页）“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里仁篇 第40页）“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篇 第199页）礼是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儒家还有一本专门阐释“礼”的经典――《礼记》，儒家思想认为只有经过礼，仁才能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而“孝”作为“仁”之本，自然要受到礼的规范，“礼”是行孝的准则和方式，在日常生活、父母之生日及丧祭时都要注意，严守礼节，则达于“仁”可期也;再如无改父道，言“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篇 第7页），但从义不从父，父母有错时，要及时纠正之，但不能使其怨怒，也不能对其怨怒，故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篇第40页）。
再者，与“孝”有关的为政治国之策的内容，将“孝”由个人与家庭拓展到了国家天下，往往将“孝”看做是道德风化的一部分与其他道德标准并提，是以仁德治国（用现在的言语说即是精神文明）的一部分，同样体现出对“仁”和“礼”的重视，因此当“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篇第20页）《论语・尧曰》也提到：“所重：民、食、丧、祭。”（第202页）将“孝”用于为政治国，是将“孝”由个人推向天下的必经之路。
可见，《论语》中有关“孝”的内容体现出一个由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天下的系统，显现出“孝”和“仁”、“礼”的密切关系，指向“仁”的核心思想，要求个人注重“孝”的修养，要求君主以身作则，善诱民众。
二.《论语》之“孝”的当代价值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然而他有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篇第2页）可见“孝”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将《论语》所有谈“孝”的内容归纳到一起，我们会发现他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说体系：“仁”是“孝”的指导思想，而“礼”是行孝的准则，一个涉及理论，一个涉及实践，而都指向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论语》之“孝”，有的对于现今社会来说太过保守，不切实际，如严守礼节之“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阳货篇第188页）等，但其中还是有不少地方对于我们现今的社会仍是颇有启迪的，具有较高的当代价值。
第一，强调“孝”之美德的修养及“孝”在人伦关系中的地位。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将“孝”作为其思想核心“仁”的根本点和出发点，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篇 第2页）认为“孝”是最根本的美德修养，只有具备“孝”之美德，才能向着“仁”之目标前进。《论语》之“孝”注重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亲”一面的孝道，强调子女要善事父母，认为其具有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作用，而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家庭的和睦是社会和睦的基础，可见“孝”在社会人伦关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张入世的孔子亦常将“孝”与“忠”联系在一起，认为忠孝是士最根本的修养，如言“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篇第92页）《孝经・广扬名章》中亦有言：“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於君。”[5]“孝”也是君主的行为准则之一，如“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微子篇第198页）意思是君主不要怠慢亲族，不要被大臣抱怨没被信用[6]。这样看来，在孔子眼中，为人臣者只有孝才能忠，为人君者只有孝才能治理好天下。这样的看法虽然具有封建思想的烙印，但从历史上看也不无道理，放于现今社会同样受用。子女孝敬父母而得家庭之和睦，个人的修养也会有所提高，更易闻达于世，而能光宗耀祖，是以尽孝;子女尽孝使家庭稳定和睦，这样才能有社会的稳定和睦。
第二，使“孝”的具体内容更为丰满。孔子在《论语》中指出，“孝”不仅要求子女怀念父母之恩，从物质上奉养父母，使之衣食无忧，而且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愉悦，以礼事之，使之身心舒畅，不让父母过多担忧自己，还要求子女在父母死后也要尽孝，重丧葬之礼，为自己的后代做好表率。是故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篇第14页）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篇第14页）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篇第40页）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第13页）《论语》之“孝”，要求子女真心实意地对待父母，更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意识和能动作用，更吻合人的情感与理智。一个人只有真正懂得了孝，才有可能把它转化为一种品质，才可以更稳固地实施下去。对于当代社会，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所倡导的孝道仍然颇有启迪，他时刻为我们敲着警钟，告知我们，不可弃生育自己的父母于不顾，甚至打骂父母，而且并非给予父母物质上的满足既是尽孝，要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使父母身心愉悦，颐养天年。
第三，将“孝”由个人、家庭推向了社会，用于为政治国。《论语》之“孝”，不局限于个人与家庭，孔子及其弟子还将“孝”推向了社会，使其具有政治内涵，把其视为为政治国之策，认为“孝”具有使天下归顺的作用，体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模式，故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篇第20页）曾子亦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篇第6页）历史上，不少君主如汉文帝、清康熙帝等，将“仁孝”作为其治国之一，君主也做了很好的表率，国家因而得以趋于安定，民风得以趋于淳厚，“仁”则可期也，应了孔子所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篇第2页）现今我国政府关注“中年空巢”，倡导子女“常回家看看”，并将“孝敬父母”纳入法律，以此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手段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孝”这一美德的重视与提倡，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义，也在某个侧面体现了孝的政治功用，同时这也展现出了两千多年前孔子思想的魅力。
“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论语》之“孝”具有其丰富的内涵及其独到之处，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至现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孝”之思想仍然闪耀着温情的光辉，对当代社会颇有启迪。虽然《论语》之“孝”具有封建思想的烙印，但无论如何，其“孝”之思想确实给中华文明带来了不可否定的重要意义，值得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和发扬下去。
附录：
《论语》之“孝”两组内容一览：
1.个人修养与行为：
（1）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第2页）
（2）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第4-5页）
（3）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第5页）
（4）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第7页）
（5）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第13页）
（6）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第14页）
（7）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第14页）
（8）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第15页）
（9）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第40页）
（10）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第40页）
（11）子曰：“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里仁》第40页）
（12）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第40页）
（13）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於我哉？”（《论语・子罕》第92页）
（14）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论语・先进》第111页）
（15）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第139页）
（16）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於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於其父母乎！”（《论语・阳货》第188页）
（17）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子张》第199页）
（18）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论语・子张》第202页）
（19）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论语・子张》第202页）
2.为政治国之策：
（1）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第6页）
（2）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第20页）
（3）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第20-21页）
（4）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第84页）
（5）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论语・子路》第140页）
（6）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於一人！”（《论语・微子》第198页）
（7）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第202页）
注 释
[1]（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73.
[2]程碧英.《论语》“孝”字的文化阐释[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3）：16―18.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6.
[4]生.孝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1.
[5]生.孝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31.
【关键词】 土族；儒家文化；影响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厚重的历史画卷，毫无疑问在这幅画卷中，儒家文化逐渐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周边的民族以及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南麓的土族也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对土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既是土族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
一、儒家文化在土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儒家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从根源上来说它起源于周文化中的宗周礼乐文化。礼乐传统，从根本上来说是以调整社会秩序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它所包涵的内容非常广泛，基本上渗透到了人们活动的全部领域。儒家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随着统治者的尊崇和提倡，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体思想，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并不断得到一些儒学大家对其内容进行补充。从儒家文化不断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具有高韧度的传承性，并具有非常强的兼容效应，不断地吸收百家思想之所长为己所用。从另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又具有很强的辐射效应，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与华夏其他文化之间互竞互融。
土族是我国西北边陲上的一个民族，现在主要聚居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大通、同仁以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等地。其余散居在青海的乐都、门源、都兰、贵德、共和、西宁、乌兰以及甘肃的永登、肃南、卓尼、积石山等地。土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其族源较为复杂，史学界主要有五种看法：吐谷浑说；阴山白鞑靼说；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说；沙陀突厥说和阻卜说。如果从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作者倾向于：以吐谷浑为主流，其他四种为支流，并逐渐融合的观点。当然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土族的族源成分又存在着不同偏重。
据史料记载，公元663年，吐谷浑亡国后，其民众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吐谷浑人仍留居故地，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之后，居于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险屯聚自保；一部分吐谷浑人，在吐蕃占据灵州后，移居河东，12世纪后，河东的这部分人返回甘青故地，在此迁移过程中，一部分逐渐融合在了汉族当中；另有降服吐蕃的吐谷浑人又逐渐融合到了藏族当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土族和汉、藏、回等民族交错杂居。历史记载，今互助、大通、民和、乐都、天祝等地很早就是土、汉、藏等民族的共同居住地。到了明清时期，又有一部分汉族从甘肃、四川、山西等地迁入民和、互助一带。所以，土族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藏、汉、蒙古等民族的成分并受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土族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是在元末明初时期，此时出现了“土人”的名称。土族中融入了汉族的成分，从土族的民间传说和一些土族族谱中能得到印证，如民和官厅土族张家、贾家的家谱称其祖先是山西平阳府人等。长期与汉、藏等民族的杂居和融合，土族的文化业表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既有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文化，又有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等。而儒家文化的影响对土族尤为深刻。但也并非一概而论，在不同的土族地区所受汉文化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民和三川的土族汉文化较浓，被藏族称为“嘉霍尔”，意思是汉化了的霍尔人。而互助、天祝的土族藏文化稍微居上。
二、儒家思想在土族传统文化中的体现
土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不断吸收着汉文化的因子，融入整合到自己的文化当中，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儒化教育在土族地区的加强
在明清时期，政府对周边民族控制力在不断的加强，有意识地灌输儒家思想文化，以加强思想控制。明清科举考试内容专取儒家经典中的“四书”“五经”命题，在土族中有很多“博通经史之士”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功名。根据史料记载，在明代的科举考试中，土人李完考中举人、李玑考中进士、李光先考中武进士；清代有祁仲豸取得武进士，等等。至于取得秀才者，更是不胜枚举。
2、儒家文化对土族方面的影响
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或者曾经有过。土族的较为复杂，萨满教是土族的原有信仰，随着藏人、汉人的影响，藏传佛教、道教以及汉族的民间信仰逐渐融入其中。在土族地区兴建了许多娘娘庙、龙王庙、城隍庙、三官庙、文昌阁等汉式寺庙。土族人家的院中，住房的位置根据大门的方位和阴阳五行、八卦等确定。土族对道教思想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儒学思想的一种接受。土族在过年、清明节的时候，有上坟祭祖等习俗。上坟祭祖对祖先的崇拜，也是儒家思想中“孝”的体现。同时，在土族的神话故事中，也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认知，《混沌周末歌》是土族的诗体神话传说，其中就提到了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分别创立儒、释、道三教的内容。
3、儒家思想在日常习俗方面的体现
“婚姻，是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和伦理道德规范所认可的男女两性的结合”，[1]所以在婚姻过程中一系列的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土族在婚礼上遵循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规程，并且在定亲的过程中还请阴阳先生预卜方位、合八字，在结婚仪式上新人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这些仪式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
在丧葬以及禁忌文化方面，儒家文化也有所体现。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反映了传统的宗法观念和伦理道德。“事死如生”是我国传统丧礼的基本原则，同时人们普遍认为“灵魂不死”，死者到了另一个世界要跟生前一样进行生活，需要生前所必须的一切，所以丧葬过程中，亲人尽量为死者创造与生前一样的条件。土族也十分重视丧葬活动。土族主要使用土葬和火葬两种埋葬方式，这两种埋葬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又有所偏重。在实行土葬的地区，亲人为死者进行选坟地、测日子，这些习俗跟汉族一样。在土族的寺庙大殿或者家庭佛堂内不允许妇女以及去过暗房的人进入，妇女在不带帽子不穿长衫时，不允许在长辈面前走动，这都表现了对儒家文化的吸纳。
三、儒家文化对土族文化产生影响的原因
首先，土族族源上的复杂性和多源性。正如前文所述，土族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成份。内部构成的多样性以及复杂的历史形成环境，必然导致中原儒家文化的渗入。特别是明朝卫所制度的推行，大量的汉族人口迁入青海土族地区，在汉文化的强大引力下，土族文化在与汉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吸收整合了大量的汉族文化因子。
其次是土族经济形态的转变。土族在形成之前或形成之初，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在明朝时期，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青海，并在青海东部大规模屯田，带来农耕文化。他们开始尝试农耕生产，这使土族开始从畜牧业的经济方式逐渐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并最终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的转变导致土族对传统的文化产生了不适应，从而吸收与农耕文化相适应的的儒家文化就成为了必然。农业文化在宗教和社会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重定居轻游动，重家庭，重孝道、重等级等等，这些思想特点，正是儒家文化的要求。
其三，封建王朝在土族地区兴学扩大了儒家文化对土族的影响。政府对儒学的传播推动，主要体现在书院的兴建上。明清时期甘肃版图包括今宁夏、青海。据史料记载，甘肃最早兴办书院的首推静宁的陇干书院，约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其次为陇西崇羲书院、渭源渭川书院，皆建于明嘉靖十四年。从现存资料来看，清代甘肃共有书院百余所。其中，在土族居住地区的书院就有8所，它们分别是：1、龙冈书院，在平番县城，建置年代失考；2、五峰书院，西宁府，光绪二年西宁办事大臣豫师、西宁道张宗翰、知府邓承伟、知县朱镜清捐建；3、乐都书院，碾伯县，乾隆二十四年公建；4、河阳书院，贵德厅，乾隆十二年公建；5、祟山书院，大通县，同治初毁于兵火，光绪二十二年知县史文光、何得彪重建；6、约礼书院，西宁县西，乾隆四年公建；7、惶中书院，西宁县，乾隆十四年知县冷文炜捐俸、乡绅捐资修建。由此可知，政府在西北的甘青地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兴建书院，加强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思想控制，推动了儒家文化的传播。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在土族文化的形成以及和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为土族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家庭关系的稳固、民间信仰的传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丰富了土族的文化内容。
【参考文献】
[1]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2] 编写组.土族简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3] 漆子扬.古代甘肃书院考.西北史地，1994.4.
小说中的四位母亲均来自战火纷飞的旧中国，她们出生并成长于旧中国，在大陆的娘家都曾有着不错的家境，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早在她们赴美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她们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她们的四个女儿均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在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下成长，与生俱来所信奉的大多是美国文化中鼓吹的个体与独立，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基于这样的背景，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就与普通美国家庭的情形不同，反映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
本文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由于中美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的小说中人物间的性格冲突，从而揭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促进不同文化圈的人们的和谐共处。
一、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差异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美国文化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代表。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地域环境的差异，中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伦理思想。一个文化体系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源于不同的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因而，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倡长幼尊卑有序，家庭中小辈必须服从长辈，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不得有半点违背。《弟子规》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就是“反了”。
西方没有像中国那样一统数千年的传统核心伦理思想，但我们依然可以追溯到其渊源。在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封建贵族的等级观念很重。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核心是人文主义，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这极大地推动了个人进取精神。另外，在欧美文化中，人们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崇尚个性。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就是基督信徒“靠个人信念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1］。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思想。美国的伦理思想虽然起步较晚，但它继承了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伦理学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其核心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特立独行，而不是百般服从”［2］431。美国伦理思想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却富有“美国特色”。美国“辽阔的土地、独立流动的气氛、积极乐观进取的精神等，为美国伦理思想注入了鲜明的美国特征”［2］427，培育了独特的美国精神。
无论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还是独特的美国精神，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二、《喜福会》体现出的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冲突
小说中，随着对这四位女儿成长的描写，作者展示了四对母女间的代沟与文化隔阂。这些冲突集中表现了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四位母亲要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塑造自己女儿的性格，按照自己的期望教育女儿，而在美国生长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四个女儿要按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无法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两代人无法沟通思想因而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四个女儿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美国人发生矛盾。在女儿方面，她们几乎都不能理解她们各自母亲的过去，而且常常为中国的习俗、规矩大伤脑筋。在母亲方面，因英文的贫乏以及对美国社会的不甚了解，她们无法接受各自女儿疏远自己这一事实。此外，因失落感和望女成凤之心的膨胀，几位母亲都企图控制她们女儿的命运，这无疑激化了母女之间的矛盾。
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与美国精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和美国家庭中的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母亲龚林达一直试图教会女儿韦弗利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顺从父母，做事中庸，“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从小到大，每一个成长阶段无不浸透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儿女必须对父母尽孝。“孝”的第一层含义是不仅要尊敬父母长辈，物质上精神上还要无微不至地关怀父母，而且要养老送终、传宗接代。“孝”的另一含义是顺从。“顺”就是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按照孔子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子女必须服从父母。但是，韦弗利从小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熏陶，强调独立能力，自我意识和反叛心理强烈，所以她抱怨妈妈对她“管头管脚”。当吴晶妹不愿按妈妈的要求弹琴时，妈妈说：“女儿只有两种，听大人话的和不听大人话的。只有一种女儿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女儿。”［3］145晶妹顶嘴道：“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3］146她认为“我不是她的奴隶，这不是在中国”［3］145，表达了她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无处不在的独立自主观念。妈妈的话一语道破了中美家庭中母女关系的区别。在中国，人们常用“女儿是妈妈的贴心袄”来形容妈妈和女儿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母女关系是诸多家庭关系中最和谐、最容易理顺的。美国伦理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之间是平等关系，是朋友关系。美国人在家庭中的权利与平等地位意识极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论长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其他成员无权干涉。美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使得美国父母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个体来看待，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小说中的四对母女之所以冲突不断，就因为女儿已经美国化了，是典型的“香蕉人”。而中国妈妈仍按华人的传统解释母女关系
例如，在韦弗利第一次婚姻期间，母亲常常不打招呼，随便来访，这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了，可却遭到了女儿的抗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往往不允许晚辈直呼长辈的姓名，这也是长幼有序的要求，否则会被视为没有教养，不懂规矩。《弟子规》中写道：“称尊长，勿呼名。”而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不论长幼都可以直呼其名，越亲密越如此，体现了对平等的追求。小说中，瑞奇初次拜见未来的丈母娘，临别时，他紧握两位老人的手，说：“林达，庭姆，我相信我们不久以后还会见面的。”［3］189林达和庭姆是韦弗利的母亲和父亲的名字，除了几个同辈的至亲好友外，无人这样直呼他们的大名。这个举动在华人眼里就是“没大没小”！可瑞奇浑然不知，还觉得自己与未来的丈母娘挺谈得来呢。但是吴晶妹和韦弗利等人由于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她们总是以“叔叔、阿姨”等称呼长辈。简单的称呼，体现的却是价值观的差异。
（二）中国式的谦虚与美国式的直爽之间的冲突
为了得到母亲的支持，经过精心策划，韦弗利带瑞奇来家里吃饭。因为她知道“烹饪是我母亲表现她的爱意、骄傲和能力的一种方式”［3］186。谁夸颂她的烹饪，谁就会取得她的欢心。赴宴前，韦弗利反复叮嘱瑞奇：“饭后一定要告诉她，她烧的菜是你吃过的最好的。”［3］186果然她妈妈烧了一桌丰盛的中国菜，包括她的拿手好菜梅干菜蒸肉。按照中国的习惯，老太太对自己的拿手菜总是先谦虚一番，说自己的菜做得如何不好，其实意在获得大家的表扬。那晚，她满心欢喜地端出自己得意的梅干菜蒸肉，骄傲地放在未来女婿的面前，自己尝了一口后故意谦虚地说：“唉，这菜太淡了，没味，真让人难以下咽。”［3］188那句话实际上是提醒大家快来尝一口，然后称赞她烧的菜如何美味可口。但是，在座的人还没来得及这样做，瑞奇就接着老太太的话说：“你知道，只要放点酱油就可以了。”［3］188说着就在这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上倒上了一层乌黑的酱油，顿时老太太变了脸色，气得目瞪口呆，弄得在场的其他人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谦虚为美德，对别人的赞扬、夸奖常礼仪性地予以否认，更不喜欢炫耀自己的成绩；美国人崇尚自我奋斗，常会对别人的赞扬乐于接受并表示感谢，对自己的成绩也乐于展示。瑞奇把一切都搅混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因为他根本就无法理解中国人这种自贬式的谦虚。
（三）儒家伦理中的家族观念与美国精神中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
韦弗利获得全国象棋冠军后，她妈妈喜欢到处炫耀，自己也跟着出名。女儿看不惯这一套，抗议道：“为什么您总是用我来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学下棋好了。”［3］97儒家伦理重视家族的力量，一家人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母亲们望女成凤，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用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无形中给女儿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女儿成名了，母凭女贵，当妈的当然高兴。可是小说中女儿们崇尚的是美国精神中的“个人奋斗”。她们认为自己的成功纯粹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与父母无关。韦弗利对母亲行为的反感使她最终放弃了下棋。
（四）作为华裔的女儿与美国白人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四个女儿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但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长期的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成长、思想及各自的婚姻，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的美国人发生了矛盾。韦弗利打算和白人男友瑞奇结婚。可瑞奇比韦弗利小几岁，她担心这桩美国式的婚姻会遭到母亲的反对。尽管对母亲心存怨恨，她还是想方设法试图先得到母亲的认可而没有如瑞奇所说的“说一句‘妈妈、爸爸，我准备结婚了’”［3］189。母亲总是对瑞奇挖苦讽刺。韦弗利向朋友玛琳娜诉苦，玛琳娜建议：“告诉她住手，别破坏你的生活，告诉她闭嘴！”［3］182女儿让母亲闭嘴，这在儒家文化中也是闻所未闻。韦弗利虽然对中国传统伦理——孝道一知半解，却深知作为女儿，是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的，“你会被指控为杀人帮凶”［3］182。韦弗利一方面讨厌母亲干涉自己的婚姻，坚决要独立，另一方面又要顾及中国的孝道，这让她处于矛盾之中，非常痛苦。
小说主人公之一罗丝是位性格温顺的姑娘，一次她受白人朋友泰德的邀请出席他父母的招待会。这是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泰德的母亲婉转地表示不同意罗丝和泰德结婚。罗丝听后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没有公开表示反抗。当泰德得知此事时，他大为恼火。首先他对罗丝不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感到吃惊和不解，然后他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斥责他的母亲不尊重他的权利。婚后罗丝对泰德百依百顺，因为她相信这是她爱他的表现。这是中国儒家思想中“夫为妻纲”、“夫唱妻随”的伦理要求。然而事与愿违，泰德反而对她产生了厌倦提出离婚。这下震动了罗丝，经过痛苦的反思后，她终于明白了，在美国，作为一个人，她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她决心为自己在婚姻中的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斗争。泰德发现妻子原来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权利意识的弱女子，两人竟破镜重圆，生活得比以前更加美满。在这里，先是泰德违背父母之愿选择了亚裔妻子，而后一向没有主见的罗丝学会了对丈夫说“不”。这两件事都表现了美国家庭中的独立意识。
女儿们在与母亲们的不断冲突中长大，经历了各自的快乐、烦恼与痛苦，也希望能缓和一下母女之间的矛盾，试图去理解母亲。小说行将结束时，女儿们已意识到她们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才能了解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并使其变为优势。吴晶妹的中国行从中国传统伦理角度看，实际上是在尽“孝”，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母亲们在遭到长期的反抗后，不再利用母亲的权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早已成熟的女儿们了，注意到在她们生活的基础上女儿们正在谱写更为美好的生活篇章。母女间的这种和解，不只是两代人之间矛盾的化解，也是作家的希望，希望华裔的后代能在两种文化间取长补短、和谐地融合。
关键词：孝;文化;孝德教育;治国
引言
尊老敬老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世代传承。中华民族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是一个农耕部落，并且是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所形成的社会组织。血缘关系产生了不同的辈分，随之形成了成员之间的等级关系，并且有了各自的分工。从三皇五帝，经历封建王朝，一直到现代社会，崇祖敬老的风尚也一脉相承世代相沿，因为只有凭借老者的经验与智慧，才能习得生产的技能，获得生活的幸福，从而推动部族的发展。
一、先秦时期
历史上关于尊老敬老的记载，最早是从三皇五帝时代开始的。“有虞氏养国老于上痒，养庶老于下痒;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痒，虞痒在国之西郊。”①可见，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的孝文化历史悠久。不同的朝代对于尊老敬老出发点可能不尽相同，对待身份地位不同的老人的方式也可能不同，但是“畏祖敬老”的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
根据史书的记载，夏商周时期就一直尊老敬老传承了尊老敬老的传统，并且一步步发展。周武王平定天下后，重新分封天下，使社会秩序又重新恢复正常。在这样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关于尊老敬老的制度建设也随之展开。周代不仅传承了前朝的传统，而且还开创了关于尊老敬老的风俗和节日。比如“乡饮酒”礼，就是周代独有的乡村聚会形式，用敬酒的方式来表达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宴会上要演奏古曲或者《诗经》中的篇章，颂扬老人的德望。在这样的氛围中，让人们不仅感受到礼乐的教化，而且使人们明白父慈子孝。
在周代，对于三老五更之类的老者，不仅普通人要表示自己的尊敬，就连天子都要对他们礼遇有加。这样做一是为了咨询政务，匡扶社稷，而是为了向天下做出敬老的表率。从国家制度层面上，赋税制度也针对老年人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同时，刑罚规定中也有关于老人犯罪的特殊处罚办法，西周时期有“三赦”之法：“一曰幼弱，再曰老耄，三曰蠹愚。”②这样统治阶级从法律的层面，对老年人也给予了尊重。③
另外，在史料典籍中，也出现过关于敬老侍亲的故事，比如“郑庄公黄泉见母”、“灵辄为母遗食”等等。纵观整个历史过程，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从夏商周时代开始了文明的篇章，尊老敬老的传统也开始形成。虽然这个时期内物质不是很发达，但是淳朴的风气为以后中华民族的文明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秦汉时期
提到中国的思想文化，不得不说到儒家思想。孔子创立儒家之初，就提出了关于尊老敬老的思想。“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孟子继承了这一观点，提出“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儒家认为，孝敬长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是每个人应该做的事情。人活于世间，没有什么事情比孝敬长辈重要。古语有云，百善孝为先。孝作为一切伦理道德的核心，引导着人的善念和善心。在儒家思想里，一个人有了孝悌之心，并把这种孝德从家推及到社会中，这样才能使整个人类感受到爱。
汉初，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与此同时，朝中的君臣钟情于黄老学说，政府提倡宽刑减税，无为而治，与民休息。高祖二年下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④这就形成了西汉特有的三老制度，三老在县域之内德高望重，县的管理者遇事也必须与三老商量。正是由于汉朝政府在宽政持国的政策架构中把尊老敬老的政策作为基本国策。
汉武帝之后，儒家学说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儒家敬老尊贤思想的影响更为广泛，孝事父母传为美德，敬老尊老成为风尚。皇帝也多次颁诏书表达对忤逆行为的不满，令其俭省自行，善事老人。不仅如此，朝廷还通过受粥、赐杖等活动抬高老年人的社会地位，以此弘扬社会上尊老敬老的风气。国家对老人有一定的补贴，同时赐予一定的赏赐，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三、魏晋至隋唐时期
魏晋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以孝治国，把孝作为治国之本。统治者亲力亲为的侍奉自己的母亲，为天下臣民做出了表率。魏晋的统治者对于《孝经》极其重视，不仅让大儒们讲授，而且还亲自作注。皇帝在讲授《孝经》的时候，必须有重臣在一旁相陪，并且分工明确，分别有侍坐、侍讲、执读、执经和摘句。由此可见，讲授《孝经》的隆重和皇帝的重视程度。
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孝文化的坚定推崇者。他不仅和大臣们讲解《孝经》，而且撰写了《孝经讲疏》和《制旨孝经义》，同时要求太子也出席。重视孝文化不仅仅局限于汉族统治者，五胡十六国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同样重视孝文化。对于《孝经》的研究，他们不仅作为教化外民的范本，而且作为汉化的手段之一。北魏晋南北朝的选官制度和孝文化紧密联系起来。魏晋南北朝继承了汉朝“举孝廉”的制度，又设立了九品中正制。其中中正官是用来评价人才的等级，以此来甄选官员。以孝选官，为人事任免制定了标准，这样将国家的意识形态推广开来并制定了奖罚。
唐高祖李渊在高举义旗的时候，就提出了“乞言将智，事属年高。老人等年馀七十，匍匐垒壁。见我义旗，子饣魅馈＝盍χ礼，知不可为。肉帛之资，虑其多阙。式加荣秩，以Q其养，节级并如前授。自外当土毫隽，以资除授。”⑤到了唐太宗时期，李世民大力推行孝道。把孝作为百行之本，作为个人道德最基本的素质。在唐朝统治期间，唐太宗赏赐物品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唐玄宗两次执笔注释《孝经》。
在政治方面，朝廷对高龄老人授予一些荣誉性的官职，以此来表达国家对老人的尊崇。这种授官制度是一种非正规的任官制度，因为这些官职不掌握实际的权利，仅仅是一种政治荣誉。
唐朝设立“悲田养病坊”来救助病弱孤苦的老年人，并将悲田养病坊的范围推广到全国各州县，充分发挥扶弱救贫、赡养孤老的作用，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并逐渐成为唐朝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唐朝政府颁布了“侍丁养老”的法律诏令，为高龄而无子女者配备专员，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
四、宋元明清时期
宋代的孝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从孝文化本身来说，无论是封建政策，还是理论思想体系，都已经臻于完善;从影响范围来说，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宋代统治者不仅继续推行“以孝治国”的方略、而且更加重视《孝经》的推广和教育，另外推行尊老的国策，表彰孝子的行孝事迹，树立孝行模范。民间则有大量的劝孝诗、劝孝文和劝孝故事用来使人们行使孝道，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正是这样比较简单的形式才使得孝道文化能在民间流传开来。因此宋代的孝文化呈现通俗化的特点，且劝孝对象趋于民间化。
到了元明清时期，孝文化的扩展空间已经非常小。在国家层面，各种尊老敬老的政策也基本沿用历朝的传统，没有较大的创新。这一时期主要对历朝历代的孝行事迹以及尊老政策进行了概括性总结。另外，由于戏曲的高度繁荣，很多孝行事迹也被写进戏曲里，成为独有的“孝子戏”。元明清时期孝文化与前朝相比，内涵和内容上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传播形式和途径上变得多样性。明清孝子戏的戏文不但有对李朝历代孝行的收录，而且还有戏曲家的构思创作。
明清时期，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化，都十分重视孝德的教育。在家庭方面，出现了家谱、家规、家训以及族谱、族规等诸多的教育形式，旨在教化族内或家人明教义、知礼仪、尊老幼，从而使孝德教育有一个指导性的规范。在社会教化方面，基本延续了历朝历代所流传下来的乡礼、祭礼、堂会、旌表孝子等手段，并创作了大量贴近大众的劝孝诗歌、评述及小说等。孝德的宣扬在这一时期，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阶级，语言的大众化和形式的多样化把孝德推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点。
总结
“孝”始终作为治国方略。从三皇五帝到明清，“以孝治国”一直是统治者的统治手段。从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为了收服民心，提出一系列仁政的措施，尊老敬老就成为最基本的政策。从最简单的社会结构家庭来讲，老人是一家德高望重的长者，也是生活经验的传授者。尊老行为从家到国，有助于家庭的进步，从而促进国家的蒸蒸日上。纵观历朝历代，建国的国策都会有关于优待老年人的政策。
孝文化与法制和政治紧密联系，对古代司法制度产生重要影响。从汉朝开始，各个封建王朝就制定了惩处不孝行为的法律条文，并详细的根据情节处以不同的处罚，老年犯罪者可以从轻处罚，犯罪者家中有老人需要赡养的情况，可以酌情转变服刑时间和方式。在古代，孝文化与官员的人事任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汉代的“举孝廉”制度开始，孝文化就开始与古代官员任免联系起来，并一直在封建王朝中延续下去。孝德是一个官员不可或缺的基本品德素质，也是考核官员的一项指标。
孝文化的传播载体趋于多样性，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也随着物质载体的出现越来越强。“孝”文化传播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途径：在先秦时期，主要依赖于人们口口相传的孝行典故;秦汉时期，一些思想家开始著书立说，并把孝也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魏晋至唐时期，关于孝的著作开始流行开来，同时出现宣扬孝德的碑文雕塑;宋元时期，孝德思想和儒家理学结合在一起，通过儒家著作传播，并且出现了家族内的纲领性规范，比如族规族谱;明清时期，孝文化和文学作品紧密结合起来，出现了大量有关孝德的传记、通俗小说及戏曲文本等，并随着戏曲广泛传播开来。（作者单位：1.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西安工程大学）
注解：
① 崔高维校点.里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② [明]董说.七国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③ 林尹.周礼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56
④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⑤ [清]董浩：《全唐文》卷一《授老人等官教》，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一册，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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