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30 10:27:0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历史和文化的关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
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
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
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
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
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
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
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着《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
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着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
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
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
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
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
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
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kūn@①、
马学良、严学qún@②、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
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
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
,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
,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
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
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
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
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
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
。”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
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
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
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
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
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 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
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
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
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
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
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
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
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着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
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
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
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
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
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
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
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
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
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
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
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
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
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
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
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
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
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着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
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
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
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
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
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
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
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
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
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
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
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
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
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
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
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
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 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
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
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
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
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
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
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
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
)、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
,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
其中有些设想尚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关键词：音乐和文化；音乐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8-0160-02
0引言
“中国音乐名作赏析”是为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这门课程是音乐与文化的结合，更是音乐和相关文化的集中体现。音乐和文化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不分离的关系，中国的音乐史既是音乐发展的历史，也是文化、社会发展的历史。欣赏课程的教学不仅仅是对中国音乐的学习，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了解和学习，在中国音乐名作欣赏课中进行有关文化的教学，是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
1音乐与文化的结合是课程的主要内容
中国民族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中出现不同形式的音乐，这与各个时代的文化紧紧相连。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又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它又以其独特的功能作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崇仰创造万物的大自然，又重视人的内心体验，而中国民族音乐的审美特征也是“和”的精神。
在课程中，给学生介绍一部中国传统的音乐作品，要结合该作品所处的时代，讲解当时时代的文化脉络，该作品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创作出来的等相关知识。现以宋代的词乐《扬州慢》为例。
宋词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它的起源虽早。据《中国古乐》记载，“楚声，即楚国民歌，是战国时代兴起的一种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音乐，其中包括利用其曲调而填词的作品。”这些在严格意义上不是词调，但是具备了词调音乐的特征。但词在宋代最为昌盛，是宋代最为代表性的文学。宋词兼有文学与音乐两方面的特点，其实就是音乐文学，可“依声填词”或可“因词度曲”。宋代词调歌曲就是中国古典的艺术歌曲。
《扬州慢》是南宋著名词人姜夔的触景生情之作。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汇西鄱阳人南宋音乐家和词人。他不但工于诗词，并能作曲，在音乐上自成一家。作自度曲《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其中《扬州慢》、《杏花天影》、《鬲西梅令》、《暗香》、《疏影》等曲词十七首，均有公尺字旁谱。他的自度曲技巧很高，在调式、转调等技巧处理上精致细腻，有一种独特而又深远的意韵。《四库全书》提要载，姜夔诗格高秀，词乐亦精深华妙，尤善自新新腔，故音节文采，并冠一时。
在他所处的时代，南宋王朝和金朝南北对峙，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复杂。战争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使姜夔感到痛心，但他由于幕僚清客生涯的局限，虽然为此也发出或流露过激昂的呼声，而凄凉的心情却表现在一生的大部分文学和音乐创作里。1176年，他出游途经金人两次蹂躏、惨遭兵焚的扬州，看到昔日繁华的商业都城，已是“市尘尽荠麦，号角吹宵寒”，更显得空荡凄凉。眼前的景象和爱国的情思，激起他强烈的感情，用警辟对比的词藻度成此曲，传为佳作。这首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描写由于金兵入侵，自古繁华的扬州变得残垣断瓦，荒芜不堪。这首词不仅是艺术创作，也是真实的史料。作者一生处在矛盾的心情中不能自拔。他对自己的幕僚生活感到厌倦，却又处处依附统治集团，留恋那种狭隘空虚的生活，因此，忧郁凄凉便成了他的音乐和文学创作的特色。我们也能从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美好生活的追忆和面临国势颓衰时的迷茫感伤。
在课程中结合历史背景、音乐史、作者音乐创作等诸多方面，为聆听《扬州慢》这首作品提供理论的支撑，文化的载托。让学生在听的同时，深入了解、学习背后的文化内涵，使得音乐不是空中花园，有深厚文化底蕴作为依托。可见文化承载着音乐，音乐的创作离不开文化的氛围。
2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体现课程中音乐和文化的结合
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使得在赏析课程中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思维具有创造性。
2.1 综合性的方法学习利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进行中国音乐的欣赏以及相关学科专业文化的展示，利用图片、视频更为直接的传达给学生。在中国音乐的赏析中，不是单一的学习，而是综合性、交叉性的学习，不仅是学科内（绘画、雕塑、舞蹈等），也有学科外（文学、地理、历史等）。使学生听的同时，看的多，了解的多，思维更加的活跃。比如丁善德的《交响曲》和组歌《不怕远征难》再现了中国工农两万五千里的历史，可以从介绍的历史背景，播放电影、电视的片段，增加学生历史的理解，同时还可以展示历史文学家、画家的作品以及的诗词，使学生从心上感悟，在欣赏的过程中，音乐的曲调、和声、段落怎样表现这一历史，也要介绍给学生，帮助学生感受音乐中的深刻内涵。音乐虽然不是历史事件的具体描述，但通过音乐可以使学生获得强烈的审美感受，同时了解到波澜壮阔的历史，在课程中实现音乐和相关历史文化的有效结合。
2.2 探究性的教学方式探究性的方法就是不把现成的结论告诉学生，而是让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获得结论的学习行为和认知趋向。这个方法也是学习音乐与文化主要方法之一。在欣赏的课程中，教师主动的介绍知识，学生被动性的接受，长时间使得学生养成懒得思考、反正有老师讲解的固定思维模式。打破学生被动性的模式，学生成为主动。比如提前一节课给学生布置一首作品《春江花月夜》，在课下不仅要找到这首音乐作品，还要摘出该作品的相关知识，以及这首作品如何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特点。在下节课上先由某个学生对同学讲解曲目赏析，而后其他同学进行补充。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应与学生一起探讨音乐，尊重学生的见解和感受，鼓励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的听觉感受，不能将自己的体验代替学生的体验，更不能压制学生的体验，在师生共同参与下，探究音乐。
2.3 合作模式的方法这种模式的方法在本人的课程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学生是音乐专业的学生，合作模式的方法比较适用。比如提前半周准备一首中国传统合奏曲目《喜洋洋》，学生根据各自的专业在课下寻找曲目的不同声部练习、合作，在课上以合奏的形式展出，课上生动活泼，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同学们在交流中学到了知识，增进了感情，提高了相互协作的能力。学生各自发挥所长，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使每个学生的价值都得到了体现，获得了成功的喜悦，也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从探寻音乐与文化的关系中，找到音乐和文化的适合的结合方式，并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这是一个崭新的学习领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如音乐与文化的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对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培养等，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和探索。但本人相信，音乐与文化的结合性学习必定会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3音乐和文化的结合在课程中的作用
3.1 开拓学生的文化视野在中国的音乐作品中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底蕴。比如在中国音乐作品的“少数民族音乐赏析”课程中，教师带领学生了解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人文地貌、音乐文化、音乐的典型特征，通过演唱或欣赏这些音乐作品，可以使学生了解更多的民族文化。通过中国音乐作品的赏析学习，开拓了学生的文化视野，丰富了学生的文化内涵，加深了学生对于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认识。
3.2 提高了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在课程中为了不使教学过程单一，借助多媒体设备展示相关文化的说明，运用图片、声音、动画等形象的展示音乐作品，不是简单的听作品，在听前动手动脑寻找相关的知识，激发学生的思维，增加对赏析课程的兴趣性和积极性。能够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另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给学生渗透音乐艺术之真善美，其中包括音乐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等内容。当然，这种渗透应该伴随着欣赏音乐来进行，而不是枯燥地讲解哲学道理，美学道理，社会学道理等。这种渗透，会影响学生的音乐审美观，也必将会影响学生的音乐审美情趣，从而使“音乐与文化”的应用真正的发挥作用。此外提高学生的全面的音乐鉴赏能力，对于音乐类专业学生学习其他相关音乐课程也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3.3 激发学生的开拓性、创造性创造是发挥学生想象力和思维潜能的音乐学习领域，是学生积累音乐创作经验和发掘创造思维能力的过程和手段。丰富的文化知识是创造的基石。因为创造的过程要有生活积累，再通过想象进行的过程。积累越多，创造性思维就越快，所以在学习课程中结合文化的学习，增强学生们的文化修养，能够促进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在音乐教学中，随时都有发挥学生创造性的机会。
3.4 促使学生找到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合理的、适当的学习方法在教学中也很关键，音乐和文化的融合学习，为学生提供了一种学习的方式和方法，多元化、交叉性的学习也是这个时代所需，由此引申出的其他课程的学习也需要借鉴这种学习方法，给学生自身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另外在课程中还应注意到几点问题，在课程中将音乐和文化的结合，音乐是主体，文化是辅的，涉及到的相关性、代表性、典型性的文化给予适当的介绍，不可喧宾夺主。在音乐的教学中，将音乐类学科及涉及到的相关学科充分融合、联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结语
中国丰富的文化孕育了本民族多彩的音乐。在传统的音乐教学中，过多地注重音乐学科本位的学习，忽略了音乐与文化的因素，也就不能深刻地领悟音乐的人文内涵，这是一种缺憾。正如刘承华先生在《中国音乐的人文阐释》中所说：“长期以来，我们的音乐教育被限制在理论的知识性传授和形式的抽象分析方面，使音乐教育成为悬浮在表层的纯技术操作……在普及教育中，它只能使人民获得音乐的种种技巧，而很难得到对音乐的深层的鉴赏能力与美感趣味。造成这一状况的关键在于将音乐与文化分离。”从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我们音乐教学中重视音乐与文化结合的重要性。音乐是文化的一面镜子，透视出人类的情感世界和人文精神。所以，我们只有了解音乐才能更深层次的挖掘文化，让我们用文化激活音乐，让音乐擦亮文化的火花。
参考文献：
[1]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2]洛秦.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媒体时代；保护；宣传
中图分类号：G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279-01
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刚刚起步，且与见“物”为主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的选择更注重如何留住看不见的文化传承，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台，其目的并不在于建立一个新兴遗产名录体系，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该《公约》和名录体系寻找一定的方法，促进处于濒危状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的延续。同时各国应该制订宣传计划、教育计划和科学研究等活动，鼓励社区和个人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振兴中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和传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宣传
计算机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随着技术创新，数字化技术应运而生。数字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很多优势，但数字博物馆不是万能的，它的数字化技术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也将具有“活态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历史定格，参观者了解到的也只是固定在某一历史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活态的、变化的文化现象，这对参观者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的条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的命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片面强调记忆工程或以人为本，应该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联系的各要素做通盘考虑，在加强人才培养的同时，也要注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中与之息息相关的其他因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方法和原则不是僵死的，要根据文化遗产项目的具体情况，根据区域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在遵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对文化遗产规定的具体方针和政策的条件下，对保护原则与保护方法灵活运用，不能拘泥于一种形式或方法。
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的意义
（一）有利于维护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理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庞朴、朱维铮等学者都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本质进行了辨析，几位学者都认为文化传统是“活文化”。文化传统是活态的，其在民族共同体中产生、传承、延续，文化传统中蕴含着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传统的存在是民族存在的标志。近年来，“祭孔”、“祭黄帝”、“祭炎帝”等活动在各地悄然兴起，这是中华儿女通过这种形式在表达自己对民族和祖先的情感，是文化上的一次次寻根，表达了他们在心理上和组织上的各种诉求。只要民族的文化不断，民族精神就不会断，民族文化传统在延续，民族精神就会延续。
（二）有利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如我国东北和西南等少数民族的衣饰文化，云南地区保存有树皮衣制作技艺，即用“见血封喉”树的树皮制作衣服；北方黑龙江地区保存有鱼皮衣制作技术，这些技艺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但这些少数民族保有的树皮衣和鱼皮衣制作技艺是鲜活的历史材料，能够生动地反映各民族文化的特异性，证明民族发展的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它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证明功能是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代替的。留存这些文化创造，就是留存民族的文化记忆，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起步时间晚，法律和制度还没有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民族精神的延续，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构建文化和谐的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结语
文化遗产见证了民族或地区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历程，体现了民族文明发展的高度和社会的进步状态。19世纪以来，人类对自身文化遗产创造的认识轮廓日渐清晰，并在100多年来的保护历程中形成了一套渐趋完整的保护框架体系，文化遗产的类别也从单纯的物质性文化遗产逐渐跨界到双遗产，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扩大到无形的精神文化遗产，并衍生出了线性文化遗产，比如乡土建筑、记忆遗产、农业遗产、工业遗产等新形式，日渐丰富的文化遗产已经不仅包括历史的馈赠，也涉及当下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起居饮食等。总之，多样的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形势所需、时代所需和文明发展所需，文化遗产已经融入到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c发展关系着现实的国计民生，关系着国家文脉的传承，更关系着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张新宇.试析新媒体时代的大众文化[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4）.
[关键词] 语言 文化 文学 教学法 优势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它凝聚着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社会意识,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人类社会所有的特征。不同的文化背影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有相当的文化差异。
首先,在文化的定义方面,文化是一个很泛的概念,对它的定义很难。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文化的定义便不相同。Williams (1985)年的定义比较科学,他将文化定义成三个层面,首先,是精神层面,即价值观,道德观和思维方式等;第二个层面是具体的,指历史遗留下来的书面文件,如史书等,这对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的指导和影响作用;第三个层面更加具体,它指具体的生活方式,即所谓的风俗习惯。在文化研究的时候,应该从某个角度出发,对文化先进行定义。
文化研究的方法有两种:民族志(ethnography)和结构法。前者强调研究人去要研究的地方切身感受当地的文化,后者仅强调对文本的研究,通过研究目标语文本来看出目标国家的文化。一般采取的是后者。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是本次所要阐述的重点。在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的研究上,西方显然比中国来得具体和科学。中国的文化语言研究发源的比较晚,而且方法大多数来源于西方。
西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鼻祖是洪堡特,他提出的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对后来的文化语言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主要分成两派:一派是以Whorf为首的认为语言决定了文化的;另一派占少数,认为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比较大。另一派的观点比较弱,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文化决定语言的说法。Whorf的假说是建立在大量的实证基础上的,他认为语言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让人们透过一个框框来看这个世界。但是他的观点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强一点的,认为语言完全决定文化的,另一个是相对弱一点的,认为语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但没有决定文化。这两个观点均由他提出,且有一定的偏差。虽然后来的学者对他的许多观点提出质疑,但他仍是至今为止处于统治地位的理论。但我认为,这种语言决定文化的观点,过多的强调的语言的决定性作用,而忽略的文化的反作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的影响,人们使用语言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相比西方的文化语言研究,中国的研究没有那么系统,也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理论。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太多的去研究文化和语言是否有决定性关系。中国的学者大多集中在通过研究汉字来看出中国古代的文化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汉字比英文字母蕴涵了更多的文化。但是,大多数这方面的研究都太过于笼统。
总而言之,语言和文化的决定性问题,是属于“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只要明确文化和语言相辅相成的紧密联系便可。透过语言看文化却有很大的实际意义。比如,中国人通过分析西方人的语言,便能看出西方的思想,反之亦然。了解了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实践意义就在于能将其理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
在某种文化中,语言的作用和该特定的文化对词汇习语意义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以至于不仔细考虑其文化背景就很少能准确理解语言材料。因此,外语教学就不应脱离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正确处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除了完成必要的语言知识讲解外,还应有意识地、适时适量地进行文化导入,这样既可以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又可以通过文化的学习来促进语言习得,加深学生对语言的理解,使语言因赋予了文化内涵而易于掌握,在提高学生语言知识和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的同时,增强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对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而且,英语中的听、说、读、写、译都离不开对文化背景知识的掌握,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目的语。
目前,在英语语言教学中导入文化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1.直接注解法,即在某些有文化涵义的词或句子后面加上注释。学生通过阅读注释来了解背后的文化常识。
2.交互融合法,即将文化内容与语言材料直接结合在一起。学生在训练阅读或听力的技巧时也了解了一定的文化常识。
3.交际实践法,即学生通过具体的实践,与听说读等练习,以及直接和外国人交流来达到学习语言的目的。
4.比较法。顾名思义,这个方法要求老师在讲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加上中西方文化的对比,让学生比较中西方文化的特点,这样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能够更好的了解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这个方法就需要教师对中西方文化都有一个透彻的了解。
除了以上的几个方法,我认为还有一种方法比较有用,即通过文学看文化。可以说,文学就是语言的一部分。文学不是脱离语言存在的,更不是语言的另一个范畴。语言是文学的构成,而文学作品则是语言的应用。语言和文学作品的关系就象砖瓦和建筑物的关系一样。它是由语言搭造而成的,语法、句法、词法等语言知识被灵活运用其中。另一方面,文学又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分析一个文学作品,必然要参照它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和哲学观点等。文化深深的嵌在文学作品中,所以,文学作品必然会反映出文化。所以,导入文化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出发,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分析作者的观点,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特点,及其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的特点。最典型的作品莫过于《圣经》了。可以说,英语语言文化发展至今,《圣经》的影响贯穿了始终,英美日常生活中的用语经常引自圣经的典故。学习了圣经,就可以理解很多其他地方出现的文化常识了。
目前的英语教学中,文化已被大大重视,多媒体以及网络的普及让学生有更大的机会可以在学习的语言过程中,学习文化。现在国内英语教学界比较流行的交际教学法实际上便是文化与语言结合一个典型的例子。交际法认为语言是用于交际的工具,学会一种语言不仅要学会掌握他的语言形式,更要学会具体运用,也就是说要知道在什么场合运用。知道在什么场合下使用也就意味着使用语言的人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化常识。
总之,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虽然还不知道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语言决定文化,还是文化决定了语言,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文化和语言是互相渗透、相互影响的。这对教学实践是有很大启发的,它告诉我们,教师在教学语言的同时,应该要同时进行文化的导入,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语言的学习。
参考文献:
[1]鲍志坤.也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外语界,1997,(1:)7-10.
[2]张宜.英语教学与文化.社会科学.
扎实做好新时期名城保护工作
北京市副市长 陈刚
30年来，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有力促进了各地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但在保护工作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面对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要切实保护好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各类文物古迹，仍然面临诸多的矛盾和挑战。比如，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对名城和文物保护带来的持续压力与冲击不断增大，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影响和建设中忽视文化价值的倾向无处不在，打着“文化兴市”的招牌，新的急功近利行为所产生的建设性破坏有可能继续出现，以及深入做好保护工作所面对的来自体制、机制、制度、认识方面的制约，等等。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城乡发展已步入全面转型的阶段，其核心是转变单纯追求GDP增长的传统发展观念，将依靠创新驱动和文化强国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一全面的转型，不仅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也同样对我们在转型发展进程中，切实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和文物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站在发展的新起点，我们要更加牢固地树立通过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精髓来提升城市文化品质的意识，进一步强化通过历史名城名镇的可持续发展来增强城市文化的软实力。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自1982年被确定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1983年、1992年、2004年的历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都将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资源与环境作为一项重要的规划内容，逐步形成以文物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基础，以旧城整体保护为重点的保护格局。
多年来，北京市政府坚持以民生为本，不断加大对旧城整体保护与更新。例如，前门、什刹海、南锣鼓巷等地的更新改造，采用试点的方法，探索“政府主导、居民参与”的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模式，在妥善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方面做了有意义的尝试，不仅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提高了生活质量，也优化了城市环境。
为提高保护工作层次，2010年10月，正式成立了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任名誉主任，市长郭金龙任主任，26个部委办局为成员单位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显示了市政府加强名城保护工作的坚定决心。2010年底，完成了《北京市“十二五”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编制，在挖掘文化内涵、强化内容外延、促进实施保障上，提出了创新的方法和途径。
同全国其他历史文化名城一样，北京市在深入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历史街区保护、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中，也面临着种种问题与矛盾，实现保护与发展“双赢”，仍任重而道远。
延续名城风貌格局 传承民族历史文化
云南省大理市市长 马忠华
大理市境内有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1项，其中国家级5项、省级10项、州级7项、市级59项。30年来，大理市严格按照“统筹规划、科学管理、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以延续古城风貌格局和城市空间形态为重点，用强烈的文化意识指导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持续推进文物古迹保护、历史街区和民居建筑风格保护整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各项工作，实现了名城保护与经济、社会、城市发展的共赢。我们的主要做法和成效是：
第一，强化宣传，名城保护意识深入人心。通过印发宣传资料、举办专题培训班、制作影像光碟、利用媒体宣传等形式，积极组织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条例》、《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宣传活动，提高全体市民对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使知名城、爱名城、保护名城的意识深入人心，为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二，统筹规划，名城风貌格局得以延续。我市于1984年6月编制完成《大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并于1996年8月作了进一步修编完善。2007年6月，大理白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此后，先后编制完成《大理市喜洲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大理市双廊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和《大理市龙尾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等，形成了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体系。通过以上规划和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的颁布实施，大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已成为贯穿整个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过程的一项重要工作，历史文化名城风貌格局在发展中得以保护、在保护中得以延续。
第三，科学管理，名城保护机制逐渐规范。在原有大理市文化局、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大理市博物馆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大理古城保护管理局、大理市文化遗产局、大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所，相关的机构不断建立健全，为深入推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领导基础。
关键词：城市规划；文化规划；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整体保护原则；适宜性开发原则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planning， a sub-system of urban planning，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rchitectural heritage， namely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ed protection under the basis of organic renewal and the principle of suitabi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sis of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The former， as the core principle， is not only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rchitectural heritage， but also the basic path of cultural planning in the protection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function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resources. The latter， as the expansion principle， aiming at promoting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agenc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heritage protection department， makes full use of the existing architec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so as to make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city’s cultural education， cultural tourism，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and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urban space and public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urban planning ； culture planning ；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 ； architec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ed protection ； the principle of suitability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11-10（6）
总体上看，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已有的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注重文物建筑或某一类型建筑遗产的保护，却未能有效地将建筑遗产保护与维护城市整体风貌和营造城市文化空间有机联系起来，缺乏从文化规划的整体视角探索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本文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主要考察对象，尝试提出基于文化规划的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
1 文化规划的内涵
文化规划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在我国，它常常与政府的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纠缠不清。本文所指的文化规划，有特定的涵义，它作为城市规划的子系统，虽然与城市的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有密切联系，但两者并非相互涵盖的关系。
国内研究文化规划问题的学者一般认为，“文化规划”（culture planning）的正式提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城市规划界。1971 年，美国规划学者哈维・佩尔洛夫（Harvey S. Perloff）从社区层面将文化规划描述为“社区了解并运用其文化资源进行发展的途径”[1]1979年他在《用艺术提升城市生活》（Using the Arts to Improve Life in the City）一文中又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推荐给社区建设，以达到社会文化认同和社区文化资源运用的双重目标。[2]
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随着与大批量生产与工业都市扩张相联系的福特主义（Fordism），向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与弹性生产方式相对应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转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消费社会的兴起，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澳大利亚学者德波拉・史蒂文森（Deborah Stevenson）认为，这种社会转变，其结果是导致了城市中物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符号的吸引力日益成为消费焦点，而城市文化的本质与潜力更多体现在其多样性与创造力方面。同时，伴随生活方式的体验与旅游观光业逐渐成为服务经济新的轴心，城市的特色与城市的文化体验日益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在尝试创造独特的城市元素，增强城市特色，而这些尝试是构成一个城市在世界众多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策略基础。[3]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与文化经济在欧美兴起，许多城市开始将文化规划作为一种包括城市、街区、社区和中心商业区复兴在内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策略，重视城市和社区软环境的建设，重视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将文化作为城市复兴的催化剂和引擎。文化规划的基本途径主要有：基于城市形象的提升而发展文化旗舰项目，兴建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等地标性建筑；规划专门的“文化区”；发展文化旅游活动；举办庆典活动或大型文化活动；将都市空间改造成为具有可参观性的文化展示空间等等。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市便是运用文化规划重塑城市形象较为成功的范例。尤其要强调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一些欧美国家的城市为代表，特别注重社区层面的文化规划，探索将文化元素有效导入城市社区的发展机制，即运用文化资源来解决社区层面的文化发展问题，鼓励从社区参与的角度保护地方特色，促进社区空间布局优化与文化品质提升。
与此同时，相关专业人士针对城市美学品质，以及城市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与理论的探索也开始涌现，例如，伦敦城市大学城市研究院院长格雷姆・埃文（Craeme Evan）所著的《文化规划：一种城市复兴？》（Cultural Planning： An Urban Renaissance？2001）便是其中的代表。总体上看，虽然世界范围内文化规划的概念并没有被普遍使用，但文化规划已逐渐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城市设计领域一个受到关注的专业分支。
如果不限定使用过滥、几乎无所不包的“文化”的范围，便试图从“文化”与“规划”两个概念整合的角度，或者以城市规划的文化导向、文化途径的角度来界定文化规划的含义，将会因为“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与模糊性而导致文化规划概念的混乱。黄鹤在总结了国外一些机构和学者对文化规划的定义之后，提出文化规划中的“文化”，针对的目标是城市的文化资源，即指那些能够用以促进城市发展的可共享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4]在此基础上，黄鹤认为：“文化规划一方面是作为针对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是在城市和地区发展中对文化资源整体性及策略性的运用，用以提升城市和地区的竞争力，以及城市和地区的适宜性，它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化规划作为一种规划思想和理念，是城市规划设计的艺术，代表了以文化的观念来解决城市问题的发展理念。”[5]黄鹤从城市文化资源运用的角度诠释文化规划，有助于为文化规划提供一种既具有分析性又具有操作性的定义。
本文将从较为狭义的角度界定文化规划，即将文化规划视为城市规划中对城市文化资源的整体性运用，或者说基于城市规划的文化途径，综合性、整体性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价值和作用，使城市文化资源有机融入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城市形态之中。
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能够充分展示其城市魅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文化资源，主要是历史文化资源，具体表现为物质形态的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以及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民俗、表演、民间技艺等地方特色文化。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如何在文化规划中整体性地利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中的建筑遗产资源，有效地将建筑遗产保护与维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营造城市文化空间有机联系起来，激活历史文化名城丰富的建筑遗产资源，塑造富有魅力、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形态。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很多历史文化名城出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是针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的专项规划设计，作为一种相对单一的文化规划，它属于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的一个层次，但并不能以此替代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因为，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是城市规划中一种整体性运用文化资源的方法和途径，旨在建构有明确文化导向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体系，并协调处理城市文化发展的所有要素。
2 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
在我国，长期以来城市规划过程偏重物质空间规划而缺乏对文化层面问题的关注。进入21世纪，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观点，在我国规划界和政府层面得到广泛认同。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显然也包含着作为公共文化政策的城市规划。换句话说，当城市规划从偏重于物质空间规划向偏重于公共政策设计转变时，就意味着将文化规划也纳入到城市规划的体系之中，文化规划实际上是公共政策与文化资源之间的联接。
总体上看，我国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之中，虽然早就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之中，但主要任务是划定保护和控制范围，鲜有将城市主题文化、城市总体文化风格、城市形象的文化表达明确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之中，并将文化规划视为各个层次规划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其他领域的规划密切合作以更为有效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作用，同时制定将文化和土地利用以及文化和城市经济发展关联的整体规划政策。正如单霁翔所说，在我国“从城市规划的任务到城市规划管理的方法，从城市规划的编制到城市规划的实施，内容可谓详尽，但是却缺少城市文化的基本内容，无论是城市文化规划还是城市文化建设均少有涉及。”[6]
因此，针对中国城市，尤其是对“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7]――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应借鉴欧美一些城市文化规划的成功经验，通过涵盖区域、城市、社区等不同层面的文化规划途径，使城市的传统特色文化有机融入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所有物质空间对象，并能够得以强化和表达出来。具体针对建筑遗产保护而言，核心原则就是坚持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
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主要用于调整建筑遗产与城市风貌、城市更新的关系。作为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有形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建筑遗产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最直观和具象的表现，是展现城市风貌独特性的核心元素。现代城市在走向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城市更新速度加快，建筑遗产与城市风貌的关系日益呈现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建筑遗产日益呈现出“孤岛化”或“盆景化”现象，大量的普通老建筑和传统街区被拆除，仅靠少数文物建筑或标志性老建筑作为孤立的“岛”或“盆景”支撑，它们虽使城市体现出历史的痕迹，但所谓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建筑元素却萎缩为形象单薄的几个“点”，城市的传统格局几乎不存在，传统风貌整体性丧失。第二种形态是通过城市规划途径较好地处理老城与新城、保护与更新的关系，营造建筑群的图底关系，保留老城、历史地段、传统街区原有的空间场所特征，城市在保持基本文脉的基础上有机更新，历史文化名城整体风貌得以有效保护和延续（图1）。
无论是从文化规划的视角，还是从城市建筑遗产保护理论的基本原则来看，上述第二种形态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应该努力的方向。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的第一层含义便是通过城市规划途径实现城市建筑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保护。早在20世纪初叶的意大利，既是一位建筑师，又是一位城市规划师的古斯塔夫・乔万诺尼（Gustavo Giovannoni），在其所创立的城市遗产保护和修复学说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就是“古代城市‘片断’应被整合到一个地方的区域的和国土的规划中，这一规划象征了古代肌理与现在的生活关系。”[8]可见，乔万诺尼主张，应通过城市规划整合建筑遗产与当代城市形态的关系，使古代的肌理能融入现代城市生活。
实际上，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通过的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的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建筑保护理论对建筑遗产本身内涵的扩展性认识，即建筑遗产的范围既包括历史建筑及其建筑群，也包括历史建筑赖以存在的历史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等能够集中体现特定文化或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已足以说明对建筑遗产资源整体性保护的重视。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和技师协会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第六条指出：“古迹的保护意味着对一定范围环境的保护。”1975年欧洲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中指出：“多年来，只有一些主要的纪念性建筑得以保护和修缮，而纪念物的周边环境则被忽视了”，因此，“欧洲建筑遗产不仅包含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还包括那些位于古镇和特色村落中的次要建筑群及其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9]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比建议），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重要理念，即“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其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因素”，同时，该建议还强调：“除非极个别情况下并出于不可避免的原因，一般不应批准破坏古迹周围环境而使其处于孤立状态，也不应将其迁移它处。”[10]
上述总体上强调的是通过保护建筑遗产的周围环境，或者说通过对建筑遗产环境的控制来实现对遗产的整体保护，这是实现建筑遗产资源整体性保护的底线要求。从城市发展和文化规划的视角看，对于有着丰富建筑遗产资源的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建筑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保护原则还要求充分发挥建筑遗产的综合价值与整体文化效能，避免城市空间中传统建筑元素的“面”被打散，“线”被切断，通过“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的规划策略，将建筑遗产有机整合到城市的空间形态和结构形态之中。
以北京为例，近些年来已初步构建了片状保护与线状、带状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整体保护模式。若不算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北京旧城区域内共有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面积共1967公顷，占旧城面积的31%，此外还有风貌协调区183公顷，占旧城面积的3%，正是它们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肌理、建筑景观资源与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构成北京城市魅力的重要部分。除了片状保护，2011年12月公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提出“一轴”、“一线”和“一带”的保护概念，坚持旧城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文化北京建设中的核心地位。这其中，“一轴”（传统的中轴线）和“一线”（从朝阳门到阜成门的朝阜路沿线）和“一带”（长安街-前三门大街带状区域）是旧城的核心景观带（图2），必须进行更为完整和系统的保护。历史文化区空间要素的整体保护与线状、带状开发，有利于突显北京传统城市格局和历史文化建筑的独特魅力，使之成为北京文化记忆和文化旅游的高度聚集地。
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不仅强调文化规划必须从空间维度上将建筑遗产单体和周边环境、空间格局的整体保护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还应处理好建筑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之间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动态保护城市发展各个时期形成的建筑遗产，处理好新老建筑之间的关系。
物的衰败与消亡，一如其更新与发展。在历史文化名城发展过程中，即便在旧城风貌区，也不可能完全不允许新的开发，不建造新建筑。老建筑固然是旧城风貌的基本载体，但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新旧建筑并列而形成一种和谐的层叠关系，恰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与活力之源。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认为，好的城市形态是充满活力的，而城市活力主要源于城市的多样性。维系城市多样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处理好老建筑与新建筑的关系，使不同年代和状况的建筑能够并存。雅各布斯特别强调，她所谓的老建筑主要不是指博物馆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而是很多普通的老房子。假若不同年代的普通建筑能聚在一起，复杂多元的用途和功能才有可能真的混合。[11]因此，在历史文化风貌区，可以在符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要求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更新或建造一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建筑，只要这些新建筑能够尊重周围的环境氛围和空间尺度，不以自我为中心，破坏空间环境的整体审美品质和文化特征，如《内罗比建议》所说：“应特别注意对新建筑制订规章并加以控制，以确保该建筑能与历史建筑群的空间结构和环境协调一致。”[12]目前在我国，不少历史文化名城所制订的保护条例和保护规划中，对保护规划范围内的新建筑风格和体量有一些强制性要求，如现行《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20条规定不能突破建筑高度、容积率等控制指标，违反建筑体量、色彩等要求；不能破坏历史文化街区内保护规划确定的院落布局和胡同肌理等。这些规定仅适用于保护规划范围内的新建筑，从城市整体风貌保护的视角看是不够的，应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对新建筑的整体风貌提出基本要求，制订具体的新建筑设计导则，从城市规划层面对历史风貌区及建控地带的城市开发形成有力的控制。
3 强化传统建筑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适宜性开发原则
虽然在建筑遗产保护问题上“开发”这个词如同“文化产业”一词一样，由于与市场化、商业化紧密相关，而常常遭致批评。但实际上，在现代城市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不可能仅仅只对建筑遗产实施保存、修缮和环境整治工作，如同建筑遗产的内涵在不断扩展一样，对于何谓“保护”，也有新的拓展性认识。1979年，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拉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巴拉》），不仅突出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还提出“保护”的概念包含保护性利用（conservative use）、展示或阐释（interpretation）等更为广义的内涵。西班牙学者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Salvador Munoz Vinas）认为，今天的保护是一项综合性的活动，狭义的保护是相对于修复而言的保持性活动，而广义的保护还包括再生、复兴、更新、改造、利用、活化等其他相关活动在内的行为的总称。[13]同时，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便是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从内在价值走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结合的综合价值观，即将建筑遗产不仅仅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通过对建筑遗产的适宜性再开发（包括重建、改造、扩建、再利用等活动），更好地保护其综合价值，尤其是挖掘和发挥其蕴含的独特公共文化价值功能，也是一种保护。那么，何谓建筑遗产的适宜性开发原则？
文化规划视角下的适宜性开发原则秉承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的理念，强调任何对建筑遗产的开发性保护，若有助于提升而非损害遗产的文化价值的话，则是适宜的。其中，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涵义，它至少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
法国文化部建筑和遗产司总监阿兰・马里诺斯（Alain Marrinos）认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21世纪，保护历史遗产不再是孤立地保护古建筑，更多的是保护一种文化认同，是一个与人息息相关的议题。人们需要文化根基来平衡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冲击继续前行，这就是如今我们保护历史遗产最重要的意义。”[14]马里诺斯的观点实际强调，不能仅仅为了保护而保护一些孤立的古建筑，建筑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一种文化认同，考虑如何让这种建筑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存续下去。马里诺斯的观点也折射出当今遗产保护理论中的一种价值转向，即真实并不是保护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应从保护“真实”走向保护“意义”。[15]建筑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相比，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文化意义，因此如何通过保护性再开发途径提升其公共文化效能，提升公众对建筑遗产的兴趣以及对其价值的认知和鉴赏水平，使之成为一个城市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象征和源泉，一定程度上说是对建筑遗产最好的保护。1975年欧洲建筑遗产大会通过的《阿姆斯特丹宣言》指出：“建筑遗产只有得到公众赏识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赏识才能得以存续。”[16]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只要有利于增强公众对建筑遗产的了解、赏识和文化认同感的开发性保护，同样也是适宜的，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作为文化发展和教育策略的遗产保护途径。
英国社会学者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曾经从“可参观性”（visitability）的生产这一视角，探讨了当代城市公共空间被展示出的文化价值。她认为，“1980年代以来，可参观性已经成为规划公共空间的一项关键原则”[17]，而可参观性取决于对文化的展示程度，即如何将场所变成展览，使场所具有“可读性”（legibility），让文化被铭刻在物质层面上，使某些文化价值被视为某一场所的身份，以此方式吸引市民的注意力，这是促进城市文化消费的重要路径。“可读性”、“可参观性”同样也可作为建筑遗产资源规划与开发的一项原则。基于文化规划的城市有机更新与建筑遗产保护，可以通过对一些建筑遗产和传统都市空间进行改造、再开发，并介入一些阐释性的公共艺术，使之成为具有可体验性、可参观性的文化设施或文化展示空间，让建筑遗产更好地传递意义，令使用者（居民、游客）不仅能“观看”建筑遗产，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阅读”建筑遗产、体验建筑遗产，以此激活建筑遗产的公共文化价值，培育公众的传统文化认同感，发挥建筑遗产有助于展示与体验城市独特性的重要功能。
例如，在当代，侧重于与社会文化与艺术需求相结合的普通历史街区、产业建筑遗产再开发模式，业已成为保护并活化建筑遗产的重要途径，中外许多城市都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一些再开发较为成功的历史文化街区，往往在保护真实的历史信息基础上，以地域文化脉络为主线，根据建筑遗产的不同特点，将其修复或改建成不同功能的文化空间，探索传统建筑遗产与城市文化生活融合的有效途径，有效发挥其公共文化功能。还有一些产业遗产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则结合自身情况对产业遗产进行改造再利用，将其改造或扩建成主题博物馆或展览馆、社区文化中心、艺术区、景观公园、工业遗产展示游览区等各个层次的文化空间（图3）。基于城市文化规划的历史街区和产业建筑遗产再开发利用模式，不仅可以通过其营造的文化空间展示和传承城市文化，而且还可以给予衰败的街区和废弃的建筑以新的生命。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建筑遗产的再开发途径提升其“可参观性”，多数情形下只适用于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非重要文物建筑。建筑遗产中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的重要纪念建筑和文物建筑，例如北京的故宫、天坛，其建筑遗产本身便具有独一无二的“可读性”与“可参观性”，这类建筑不适合开发性保护。对这类建筑遗产的保护，除了坚持原真性和历史完整性原则之外，面对人潮汹涌的参观者，还有必要采取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丝・萧伊（Francoise Choay）所提出的调节游客人流、设置步行通道等限制方式的策略性保护原则。[18]由此可见，适宜性开发原则并非适合所有建筑遗产的保护，它主要针对的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中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普通建筑遗产。
总之，本文从文化规划视角，探讨并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即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与强化传统建筑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适宜性开发原则。前者作为核心原则，既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化规划作用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路径，旨在推动综合性、整体性地发挥建筑文化资源的作用；后者作为扩展性原则，旨在促进城市开发机构与建筑遗产保护部门紧密合作，充分利用现有的建筑遗产资源，使其与城市的文化教育、文化旅游、娱乐休闲等功能有机结合，成为富有活力的公共文化空间，强化城市空间的文化特色与公众的文化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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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法]阿兰・马里诺斯.白川村的故事：保护古建筑必须与人、与文化结合起来[N].人民日报，2014-12-04：23.
[15][西]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当代保护理论[M].张鹏，张怡欣，吴霄婧，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153.
[16] 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G].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61.
[关键词]壮族；布洛陀文化研究；拓展与提升
[作者]廖明君，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1－0103－005
近年来，在广西壮学学会的带领和推动下，在区内外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下，布洛陀文化在资料的搜集、整理、译注、出版以及考察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有壮族创世史诗性质的《布洛陀》经诗也于2006年入选由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了进一步传承和发展布洛陀文化，需要在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提升布洛陀文化研究，促进布洛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一、明确与深化布洛陀文化的定位和价值
(一)深化布洛陀的文化定位
自然生态决定生产类型，生产类型又决定文化特征。因此，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常常产生出不同类型的文化形态和文明类型。在此基础上，在某一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的民族(族群)，总会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具体而言，由于每一条大江大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使得其所产生的文化形态和文明类型也不尽相同，各具特点。作为珠江流域主要原住民族，壮族先民不但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更在其文化的创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人文始祖布洛陀。可以说，人文始祖是布洛陀的总体文化定位，具体包括创世之神和文化英雄。
1、创世之神布洛陀
创世之神通常指的是某一民族(族群)在观念上所集体认同的最早的祖先。这一创世之神一般并不是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而通常是一个观念性的集体创造的人物形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往往不约而同地把本民族(族群)的诞生、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本民族(族群)在文化创造上的重大业绩都集中到他的身上，并将之神化。因此，在总体上，创世之神大致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创世之神一般是神话人物，或者是一个传说人物，民间认为他在历史上为本民族(群体)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文明和文化创造上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其次，认同某一创世之神的人通常属于一个民族(族群)，他们之间可能有血缘或亲缘关系。也可能没有血缘关系。第三，某一创世之神可以是有世系可考的，也可能是无世系可考的。总之，在一定意义上，创世之神实际上就是某一民族(族群)在文化上集体认同的祖先。
在壮族民间广泛流传的布洛陀创世史诗以及有关布洛陀的神话传说中，都叙说了布洛陀创造天地、创造人类、创造火种、创造干栏、创造稻作、规范秩序等，集中反映了生活在珠江流域的壮族先民的物质文化创造。同时，布洛陀创世史诗以及有关布洛陀的神话传说还讲述了农作物来源与耕种、耕牛和其他禽畜的创造、河渠泉塘的开挖等。如在《造谷米》中，就叙述了先民种植的粮食作物包括粳米、糯米、旱谷、黑糯谷、小米、高粱等，还叙述了开田造地、犁田、耙田、播种、移秧、灌溉、耘田、施肥、收割等稻作生产的全过程。
从历史上看，壮族民众一直认同布洛陀是本民族的创世之神；从现实来观察，数十万的壮族群众每年农历四月初八都自发地集中到广西田阳县的敢壮山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布洛陀的活动。而在壮族地区的其他地方，也有规模不等的祭祀布洛陀的活动。
因此，在壮民族的文化理念中，布洛陀就是本民族的创世之神。
2、文化英雄布洛陀
人类社会形成之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和支配自然的力量逐渐增强。到了原始社会后期，随着一些大部落以及部落联盟的出现，这些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首领和其他早期文化的创造者具有了莫大的力量与权利，并为部族的发展特别是文化的不断壮大以及文化特点的进一步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于是，这些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首领和其他早期文化的创造者便被该族群视为所谓的“文化英雄”。
也就是说，文化英雄不但为人类获取或制作了各种文化器物，例如火的使用、农作物栽培、工具发明等，还为氏族扫除了各种妖魔鬼怪。文化英雄不但将各种生产、生活技艺传授给氏族，还为氏族制定婚丧习俗、礼仪节令、伦理道德，等等。此外，文化英雄有时还参与了自然秩序的制定。在一定意义上，文化英雄可以说是氏族集体力量的集中体现，更是氏族文化成果的集中代表。
在壮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布洛陀不但创造了宇宙天地，创造了人类生命和自然万物，是一位丰功伟绩的创世之神。布洛陀还为壮民族制定了相关制度、文化习俗，等等。如在布洛陀创世史诗以及有关布洛陀的神话传说中，都叙述了布洛陀制定氏族部落社会的制度和习俗、伦理道德观念、原始宗教观念等，包括村规民约、风俗习惯以及怎样处理好父子、婆媳、兄弟关系等。因此，布洛陀同时又是一位文化英雄。
总之，一方面，布洛陀在宇宙起源、开天辟地、人类起源等方面具有神奇伟大的力量，为壮民族的诞生、生存与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确实是一位创世之神。另一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始祖布洛陀运用其颇具力量的智慧，安排、协调壮族先民与自然万物的文化关系。始祖布洛陀是一位安排、协调壮族先民较好地处理与自然界诸多关系的智慧之神。更为重要的是，布洛陀在完成创世伟业以及帮助人类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的同时，针对家庭成员，如父子、母女、兄弟、婆媳之间的矛盾，通过相应的各种“解冤经”予以调和化解，并以勤勉和睦作为家庭伦理的主题，从而使得壮族社会得以稳定、和谐、发展。可以说，在特定的历史年代里，始祖布洛陀立下的以和谐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对于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调整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因此，如果说，布洛陀在开天辟地之时是壮民族的创世之神，在创造世界万物之时是智慧之神，那么，在安排人间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之时，布洛陀则是至善之神。布洛陀是壮族一位集创世之神和文化英雄于一身的人文始祖。
鉴于壮族与珠江流域原住民族所具有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布洛陀也是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人文始祖。
至于布洛陀与东南亚相关民族的文化关联，需要进行深入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布洛陀的文化定位，存在着“人化”和“历史化”――将布洛陀视为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的现象。这是不符合布洛陀文化的基本定位的，也是不科学的。在有关布洛陀文化研究和宣传中，需要尽量避免再出现这样的观点。
(二)探究布洛陀文化的主要特性
1、悠久的历史性
布洛陀文化源自远古的神话传说和民间祭典，是壮族及其先民文化理念和民间习俗长期积淀的具体再现，具有悠久的历史性。
2、强烈的信仰(宗教)性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如果说民间艺术像一个人的服饰一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在表现，那么，民间信仰(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所在。具体到布洛陀文
化，不论是文化内涵、艺术形式还是举办场域、传承体系以及发展脉络，千百年来元不都体现着壮民族与文化观念，具有强烈的信仰性。
3、突出的活态性
布洛陀文化形成于民间，也传承于民间，千百年来代代相传，至今仍在壮族民间流传，是壮族民众现实生活有机的组成部分，具有突出的活态性。
4、价值的多元性
布洛陀文化反映的是壮族先民氏族部落社会的情况，反映了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走向农耕时代的生活图景，蕴涵着宗教、神话、文学、语言、艺术、民俗等多方面的价值，具有价值的多元性特征。
(三)明确布洛陀文化的主要价值
布洛陀文化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壮民族的经济状况、文化面貌和心理素质，体现了壮族民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适应自然环境而所具有的独特的创造力，是一部民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1、有助于全面了解壮族历史、社会与文化
2、有助于重建壮族文化传统
3、有助于加强壮民族的文化自信心
4、有助于增强壮民族的凝聚力
5、有助于提升壮民族的文化自觉
6、有助于推进壮族社会的和谐发展
7、有助于推动壮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二、拓展与提升布洛陀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方式
(一)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
一方面，狭隘的民族主义会导致文化虚无心理的产生，进而使得整个民族缺乏自主性，难以获得继续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会导致文化自大心理，进而使得整个民族缺乏包容性，难以获得继续发展的活力。
因此，面对布洛陀文化，我们既要突破导致民族缺乏自主性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也要突破导致民族缺乏包容性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
(二)强调客观性、真实性和整体性。坚持在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时空中考察研究布洛陀文化
1、鉴于布洛陀文化所具有的丰富性，坚持以跨学科的学术视野来考察研究布洛陀文化。
布洛陀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性、变异性特别是价值的多元性，决定了需要采用跨学科的学术视野来观照布洛陀文化，特别是需要运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前沿理论来考察研究布洛陀文化。
2、鉴于布洛陀文化所具有的活态性，坚持以扎实的田野考察作为布洛陀文化研究的前提与基础。
坚持布洛陀文化考察研究的客观性、真实性和整体性，布洛陀文化考察研究要争取做到“五个在场”：文化传统在场、文化活动在场、活动主持与表演者在场、传统受众在场以及研究者的在场。
文化传统“在场”――指布洛陀文化的活动行为是合乎传统规定性的现实存在与动态传习，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文本考古中的历史传承来加以简单地映证。
文化活动在场一布洛陀的文化活动有着场合上的严格限制，要发生于真实的仪式生活。
活动主持与表演者在场(“演述人在场”)――指在田野调查中，不但要有布洛陀文化活动的主持与表演者，更需要将主持与表演者的相关情况纳入考察研究的范畴。
传统中的受众在场――布洛陀文化活动往往是民俗生活的重要事件，有时甚至是仪式的中心内容，是文化活动参与群体共同关注的主要内容。因此，他们既是布洛陀文化活动的接受者，也是布洛陀文化活动的参与者。这就是说，我们在考察研究布洛陀文化的时候，也必须关注传统中的布洛陀文化活动的受众。
研究者在场――这并非是指研究者单纯地置身于田野或有一段田野经历，而是说针对具体的布洛陀文化及布洛陀文化活动之间的关联来寻找自己的研究视界与进入文化活动传统的融汇点。
(三)围绕信仰性。从与布洛陀文化相关的仪式活动入手，立体性地考察研究布洛陀文化
1、信仰性是布洛陀文化的最为重要内核，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视野，考察研究信仰性与布洛陀文化的内在关联，推动布洛陀文化考察研究的深入开展。
2、相关仪式活动是布洛陀文化的重要载体，需要充分运用相关仪式理论来考察研究布洛陀文化的有关仪式活动，在立体性、动态性方面加强布洛陀文化研究。
(四)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来观照布洛陀文化的变迁脉络
1、布洛陀文化内涵丰富，传承方式多样，影响深远，需要用全面的眼光才能够较好地观照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脉络。
2、布洛陀文化历史悠久，代代传承，活态性强，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才能够较好地把握住其在文化长河中的变迁脉络。
三、加强与推进布洛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鉴于布洛陀文化是一项珍贵(国家级)的活态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壮民族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因此，在对布洛陀文化本体进行考察研究的同时，也需要深入探究如何在现代化背景下传承和发展布洛陀文化。
(一)增强认识，改变观念
布洛陀文化传承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需要全社会的支持。要大力加强布洛陀文化的宣传工作，采用多种方式，加大传播力度，大力宣传布洛陀文化的重要重要价值，改变观念，增强认识，实现在文化心理上由文化自卑乃至文化虚无到文化自尊、文化自信乃至文化自觉的转变。
(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1、政府的主导性
文化建设属于政府的三大建设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中的一项，当然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另外，为公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传承发展布洛陀文化，也是壮族地区各级政府的重要责任。政府主导，不光要拿钱，还要进行指导和规划。
2、学界的指导性
布洛陀文化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因此，需要围绕布洛陀文化及其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组织各类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有关布洛陀文化的认定、保存、传播、保护和利用等领域的研究，加大布洛陀文化传承发展的学术支撑力度。
3、民众的主体性
布洛陀文化所具有的活态性，要求布洛陀文化必须在特定的文化生态中来保护与传承，这就决定了作为布洛陀文化的创造者、所有者和传承者的壮族群众必须是保护传承布洛陀文化的主体，政府和学界起到的应该是支持、帮助、引导民众的作用，而决不能代替民众来保护传承。因此，要充分发挥民众的积极性，让他们主动地自觉地开展保护传承工作。就目前而言，这方面的工作还需做出努力。
总之，要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利用民间力量，开创布洛陀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的新局面。
(三)立足传承，以民为本
坚持以民(民众)为本，注重整体保护和动态保护。由于布洛陀文化的活态性，决定了传承发展是布洛陀文化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进而决定了布洛陀文化保护工作必须是以民众为根本，以传承人为核心，注重传与承的关系，避免传与承的断裂。同时，以民为本又决定了布洛陀文化保护工作必须实施整体保护，也就是必须抓好普查、传承、开发、利用、发展等保护工作的各个环节。
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建立全新的传承机制：坚持传统传承方式(民间传承――社会教育――师徒之间的口授身传)与现代传承方式(学校传承)相结合。
(四)加强保护，合理开发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是布洛陀文化保护的立足点，我们要坚持布洛陀文化的真实性和整体性，科学地传承发展布洛陀文化，防止对布洛陀文化的误解、歪曲或滥用。
关键词：习语 对应关系 文化相似性 文化相异性
语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语言能反映相似或相异的文化，而习语是语言的精华，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更能典型地反映出不同语言的文化异同。
习语是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产物，是民间流传的至理名言，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的沉淀。英汉习语承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它们与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一方面，英汉两个民族的生存环境的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风俗习惯的区别、和历史文化的不同都使得大量的英汉习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语言构成、表达习惯和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两个民族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认识以及整个人类社会所存在的共性使得部分习语表现出相似的语言构成和文化特征。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查阅了人们对于英汉习语的文化异同进行的比较研究，发现很多关于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性的研究，但是对于英汉习语的文化相似性的研究却不多。史湘君在《从英汉成语对照看中英文化之异同》中只是比较了英汉习语来源的相似之处；龙江华在《文化比较及习语翻译》中也仅是寥寥数语提及有些习语体现了英汉民族相似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前人的基础上，本文将探讨英汉习语的对应关系类型，并详细解读英汉习语所表现出的文化相似性和相异性。
一、英汉习语的对应关系类型
英汉习语在形义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对应关系。从英汉习语的意义和表现形式是否一致以及语义和形象是否相似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英汉习语的对应关系分为以下四种：形同义同、义同形不同、形同义不同和形不同义不同。
（一）形同义同
这类习语在意义和用法上基本一致，在语义、文化内涵和修辞手法等方面相对应。也就是说，这类习语不但有相同的意义和修辞手法，而且有相同或大致相同的比喻形象。例如：
Look before you leap. 三思而后行
Still water run deep. 静水流深
A good anvil does not fear the hammer. 好砧不怕锤打
A rat crossing the street is chased by all.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Strike the iron while it is hot. 趁热打铁
Constant dropping wears the stone. 水滴石穿
Walls have ears. 隔墙有耳
Castles in the air 空中楼阁
Add fuel to the flames 火上加油
To be on thin ice 如履薄冰
To fish in troubled water 浑水摸鱼
To know something like the palm of one’s hand 了如指掌
A ray of hope 一线希望
To go through water and fire 赴汤蹈火
（二）义同形不同
这类习语修辞手法和文化形象各异，但表达的意义一致或相近，例如：
Fine feathers make fine birds. 佛要金装，人要衣装
Best swords into ploughshares.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Love me，love my dog. 爱屋及乌
Let sleeping dogs lie. 莫惹是非
Diamond cut diamond. 棋逢对手
A wonder lasts but nine days. 昙花一现
bark up the wrong tree 捕风捉影；错怪
plentiful as black berries 多如牛毛
a piece of cake 小菜一碟
a lion in the way 拦路虎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s 本末倒置
（三）形同义不同
这类习语形式上有些相同之处，但是其表达意义和文化内涵迥然不同，往往是“形象酷似、貌合神离”。例如：
Child’s play 英文指的是“非常容易做的事情”或“不太重要的事情”；汉语的“儿戏”指的是“对重要的工作或事情不负责任、不认真”。
Eat one’s words 英文指的是“收回说过的话，承认自己说错了话”，并带有“羞愧地、不光彩地认错”的感彩；汉语的“食言”指的是一个人“说话不算数、不守信、不履行诺言”。
Pull someone’s leg 英文指的是“和人开玩笑，戏弄某人”；汉语“拉后腿”指的是“阻挠他人或牵制别人的行动”。
Put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 英文“旧瓶装新酒”指的是“两种事物格格不入、互不协调”，“旧形式适应不了新内容”；汉语指的是“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
Lock the stable after the horse is stolen 英文指的是“事后弥补为时已晚”，大致相当于汉语的“贼走关门”强调的是“迟了”；汉语的“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强调的是“未晚”。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 英文用来形容“看到或听到某种可怕的事物而十分害怕与恐惧，使人毛骨悚然”；汉语的“令人发指”用来形容“看到或听到某种暴行等而十分气愤”。
A walking skeleton 英文用来形容一个人骨瘦如柴；汉语的“行尸走肉”比喻徒具形骸、无所用心的寄生者。
（四）形不同义不同
这类习语不论是字面意义、形式还是文化内涵都不对应，相去甚远。例如：
Bury one’s head in the sand 英文指的是“采取驼鸟政策”，“闭眼不看或不去了解某种危险或不愉快的事情”；汉语的“掩耳盗铃”指的是自己欺骗自己。
The longest day must have an end 英文表达了人们对最长一天的厌倦，希望这一天早点结束，含解脱之意；汉语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表达了对人们不可能永远欢聚的惋惜之意。
New broom sweep clean 英文侧重于“除旧革新”；汉语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强调“新官刚上任时的热情”。
二、英汉习语的文化相似性
前文提到英汉习语的形成与各自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共存于这个物质世界，因此，任何民族，其本身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包括生态环境、四季轮回、气候变化等等，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性，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也极具相似性，这些共性造成了英汉习语表现出一定的文化相似性。
（一）来源的相似性
习语，言简意赅，生动形象，是普通老百姓在生活劳动中创造而成。很多习语都是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的劳动人民用来总结经验抒发感受的行话，逐渐变成家喻户晓的定型习语。英汉语言中都有很多跟职业有关的习语，像农民、渔民、水手、士兵、家庭主妇等角色都创作了很多运用广泛的习语，如Never offer to teach fish to swim（别班门弄斧）、to wipe the floor with sb.（把某人打得打败）、to skate on thin ice（如履薄冰）、plain sailing（一帆风顺）、look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大海捞针）、to steer according to the wind（见风使舵）、As a man sows，so he shall reap（种瓜得瓜，种豆得豆）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箭双雕）等等。
（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相似性
不同文化赋予各个民族的精神形象、道德形象、智慧形象与文化形象都有不同具体的表现，但是，其精髓都体现了相似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英汉民族一些基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非常相似，都表现了人们对理想、目标和信念的向往和追求。英汉习语中不乏“与人为善”的习语，如Do as you would be done（己所不欲，勿施于人）、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好有好报）、A good beginning makes a good ending（善始者善终）、Let bygones be bygones（既往不咎）等；也有很多鼓励人们自强不息、奋发勇进、刚毅艰卓的开拓精神和先驱气概，如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之）、Nothing ventures，nothing have（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
另外，A candle lights others and consumes itself（蜡烛照亮别人，却毁灭了自己）、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患难见真情）、A hedge between keeps friendship green（君子之交淡如水）、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物以类聚，人以群分）、Money makes the mare go（有钱能使鬼推磨）、Let us eat，drink and be merry（今朝有酒今朝醉）、Woman’s place is in the home（女子无才便是德）、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血浓于水）等等都体现了英汉民族相似的道德观、伦理观、友谊观和婚姻观。
（三）生活经验的相似性
英汉民族在多年的劳动、学习和生活中累积并总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如Caution is the parent of safety（小心驶得万年船）、Diamond cuts diamond（强中自有强中手）、It’s the unexpected that always happen（天有不测风云）、Now or never（机不可失，时不再来）、Bad news has wings（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A straight foot is not afraid of a crooked shoe（脚正不怕鞋歪，身正不怕影子斜）、A man can do no more than he can（凡事都应量力而行）等。
可见，英汉习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和共性，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增进，这些共性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三、英汉习语的文化相异性
前文提到英汉习语承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所以英汉习语所表现的文化相异性也非常显著，具体如下：
（一）历史文化差异
很多英汉习语反映出英汉民族不同的历史文化，包括历史事件、历史典故、历史传说、寓言神话等等。有些英汉习语表达的含义相同，反映出的历史文化却不同，例如，burn one’s boat源于凯撒大帝渡过庐比根河之后下令焚船，以表不获胜毋宁死的决心；“破釜沉舟”源自项羽渡河之后，命部下砸碎做饭的锅、凿穿渡河的船，以表有进无退、志在必胜的决心。To meet one’s waterloo源自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遇到惨败，表示“受到沉重的打击”；“一败涂地”源自《史记・高祖本记》意为“一旦失败，就要肝脑涂于地上”，后用来形容“失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不同的历史文化影响下，更多的英汉习语在表达上存在巨大差异。例如，英语中有to eat one’s crow（被迫认错）、Columbus’s egg（万事开头难）、sour grape（聊以）、the touch of Midas（点金术）、Achille’s heel（唯一的致命弱点）、the lion’s share（最大的份额）等等，汉语中有“卧薪尝胆”、“请君入瓮”、“完璧归赵”、“图穷匕首见”、“乐不思蜀”、“画龙点睛”、“刻舟求剑”、“管鲍之交”等等。
（二）差异
英汉习语折射出两个民族不同的。英语中大量的习语源于《圣经》，与基督教有关，如go to the church（做礼拜、结婚）、God bless you（愿主保佑）、Noah’s ark（诺亚方舟，意为避难所）、scapegoat（替罪羊）、a Juda’s kiss（犹大之吻、口蜜腹剑）、the apple of one’s eye（掌上明珠）、David and Goliath（弱小者取胜）、David and Jonathan（管鲍之交）、the seventh heaven of delight（七重天、极乐）等等。汉语中大量的习语源于《佛经》，与佛教有关，如“五体投地”、“回头是岸”、“借花献佛”、“脱胎换骨”、“无事不登三宝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等。
（三）风俗文化差异
英汉习语反映了英汉民族不同的风俗文化。比如，在饮食习俗上，英语中有bread and cheese（粗茶淡饭）、butter and bread（基本生活所需、生计）in the soup（陷入麻烦）、a tough nut to crack（难对付的问题）、a pie in the sky（虚幻的美景、不能兑现的承诺）等等，汉语中有“生米煮成熟饭”、“小葱拌豆腐”、“青菜萝卜各有所爱”等等。又如，龙dragon在英语中是贬义，a dragon year意为灾年，the old dragon指恶魔；而在汉语中，“龙”是吉祥、尊严的象征，像“龙腾虎跃”、“龙飞凤舞”、“望子成龙”都含有褒义。猫cat在英语中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而在汉语中，中国人用“馋猫”比喻人贪嘴，表示亲昵。再如，英语中有black and blue，汉语中却是“青一块紫一块”；英语中有green-eyed，汉语中却是眼红；英语中有blue jokes、blue films，汉语中却是“黄色笑话”、“黄”；英语中有black in the face，汉语中却是“脸色铁青”等等。这些都反映了英汉民族在生活习惯、习俗理念等方面的不同的风俗文化。
综上所述，英汉习语的对应关系可以归类为四种：形同义同、义同形不同、形同义不同和形不同义不同。英汉习语折射出的文化相似性和相异性，展示了文明社会的文化共性和民族文化的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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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郁福敏，郭珊琏.英汉习语对比［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 英语教学 语言与文化 交际能力 教学方法
长期以来，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往往只重视语言的外在形式和语法结构，培养的只是纯语言能力，而对于所学语言的文化内涵不够重视，忽视了语言形式的意义和在实际场合的应用性，忽视了语言的文化教育，导致学生交际能力方面有所欠缺。因此，深入研究语言的社会文化因素，培养学生对所学语言的文化意识，进而转化成为自身的文化能力，是今后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语言不仅仅是一套符号系统，人们的语言表现形式更要受语言赖以存在的社会的习俗、制度、宗教、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的制约和影响。古德诺夫（H.Goodenough）在《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中是这样论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美国社会学家G.R.Tucker和W.E.Lambet对于外语教学中只教语言不教文化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相信，任何这类企图都会使学生失去兴趣，使他们不仅不想学习语言符号本身，而且也不想了解使用这一符号系统的民族。相反，帮助学生在学习语言时提高对文化的敏感性，就可以利用他们发自内心的想了解其他民族的兴趣和动力，从而提供了学习该民族的语言的基础”。由此可见，离开特定文化背景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要想真正掌握一门语言，必须了解产生、使用这种语言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否则，就不可能真正掌握这种语言，而明确这一点对英语教师和英语学习者来讲尤其重要。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
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可能存在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这被称为文化的偶合现象。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民族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会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体验和经历，这种相似性必然会反映到语言中来。例如：“披着羊皮的狼”，英语为wolf in sheep’s clothing；“同舟共济”，英语为in the same boat；“破土动工”，英语为break earth；“三思而后行”，英语为 think twice before you act；“蓝图”，英语为blue print，等等。但是，不同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不同，因而对不同的事物和经历有着不同的编码、分类；不同的民族因其发展的特殊历史过程也产生了本民族自己的历史典故、传说轶事；不同的民族因不同的，也导致了他们独特的笃信、崇尚和忌讳心态。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相信有“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与此有关的习语很多，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相关的习语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也有Go to hell（下地狱去）这样的诅咒。
三、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发展交际能力是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语言能力是交际能力的基础，然而具备了语言能力并不意味着具备了交际能力。交际能力应包括五个方面：四种技能（听、说、读、写）加上社会能力（即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合适交际的能力）。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曾提出过交际能力的四个要素：即语法性、可行性、得体性和现实性，后两个因素直接和文化有关。但长期以来，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往往比较重视语言的外在形式和语法结构，培养的只是纯语言能力，而忽视了语言的社会环境，特别是语言的文化差异，对文化意识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从而忽视了学生的交际能力。由于文化差异的影响，学生只能造出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不能正确理解所听、所读的材料，导致他们难以知道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所写的内容也因此而不够得体、恰当。外国人一般都能容忍我们所犯的语法或语音错误，但对文化错误却常常耿耿于怀，因为这些错误不符合他们的交际习惯，在习俗上不能接受。语言知识只能指导人们表达出形式上正确的句子，而语用能力则指导人们表达出恰当、得体的话语。因此，外语教学目的最终应是培养语言应用能力，交际能力离不开对所学语言国家文化的了解，学习一种语言必然要学习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
四、文化教育的方法
文化教育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作为教师可以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进行多方位文化渗透教育，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够主动、自觉地吸收并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中。
（一）正确使用注释
教材中对涉及到具有文化特异性的内容加以注释和讲解。但是学生对于这些内容理解很困难，有时还会引起理解偏差。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化难为易，可以利用一些事例进行讲解，有针对性地把这些零散内容进行系统化让学生易于接受，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
（二）应用归纳教学
教学中可以将日常生活交往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进行总结归纳，这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可将中国人与英语国家人士初交时谈话的禁忌归纳为四个词：I，WARM，where，meal。I代表income；第二个词中W代表weight，A代表age，R代表religion，M代表marriage。由此而引出“七不问”：不问对方收入，不问体重，不问年龄，不问，不问婚姻状况，不问“去哪儿”，不问“吃了吗”。这样可使学生对与英语国家人士交谈的禁忌有更清楚的了解，实现语言交际的现实性和得体性。
（三）把文化教学融入语言教学
把外国文化内容作为语言教学材料，介绍外国文化中的异国习俗、典故、历史、风土人情等。这些内容学生们很感兴趣，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利于英语教学。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同时进行。例如：让学生收集一些英语故事，将这些故事进行分类。将有些故事当作课文进行讲解，一方面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还培养了学生动手能力和主动学习的习惯。另一方面将这些故事作为阅读材料，通过大量的阅读提高阅读能力。
（四）让学生体验异国文化
体验教学是很重要的学习方法，但通常情况下条件不会允许。我们可以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可以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运用英语电影、电视、幻灯、录像等资料给学生直观的感受，使学生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向学生推荐阅读体现外国文化的简易读本，以增加对英语文化的了解；组织英语角、英语晚会、英语兴趣小组等，创设形式多样的语言环境，加深对文化知识的实际运用。
总之，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教师一定要注意英汉两种语言及文化的对比教学，不断挖掘教材中的文化因素，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不失时机地向学生灌输一些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掌握英语。
参考文献：
［1］齐筠.语言，文化及英语听力教学.外语学刊，1998，1.
［2］罗传伟.跨文化意识与外语教学.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3.
［3］刘书英，张光明.增强跨文化意识，提高外语交际能力.外语研究，2002，6.
关键词 城市记忆 历史街区空间重塑
中图分类号：C35文献标识码： A
历史街区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记忆，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单元。然而深受当代片面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除旧立新”惯性思维的影响。城市的记忆逐渐消逝，城市的空间肌理无法延续，众多富有地域特色和文化传统的历史街区被摧毁，抹杀了城市的记忆，破坏了传统的风貌，窒息了传统的街区活力，人为地割裂了历史空间和文化脉络，使城市的连续动态发展遭受了中断的威胁。除此之外，城市的面貌越来越趋同，城市间的差异性在逐渐消失。国家新一轮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现如今更强调的是各具特色城市发展模式，更强调对文化的传承。历史街区作为城市记忆重要的载体，作为城市的精神内核，承担着城市文化及空间格局延续的重任。因此，找回城市记忆是历史街区空间重塑的关键所在。
1.城市记忆在历史街区的存在与延续
历史街区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化特色。这里存在着城市的文化底蕴及发展脉络，延续着城市的记忆及空间肌理。
有关城市记忆的概念目前尚没有明确权威的定义，布正伟认为：城市的记忆是人们对城市环境及其形态要素所具有的美学特征认同后所产生的集体记忆，包括了宏观和微观记忆，并同时在人的心灵上打下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烙印[1]。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认为，对一座城市历史的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虽然历史记忆只是个人的印象，但是每个人的记忆参照物却都是固定的，其中包括各种建筑、街道、河流等物化的因素和语言、风俗等非物化因素，这些都能引起人们在感情上的共鸣，它们是城市历史记忆的载体，为城市居民所共有。不同时代不同人们的记忆，通过记忆载体在时空进行交错交流[2]。
总的来看，城市记忆是人们对于一座城市所产生的连续的而又经过不断演变发展的动态记忆。当记忆功能缺失时，空间环境与人之间的亲密互动也失去了连接的纽带，城市就成为了只具有使用功能的物质场所。而历史街区正是这样一种纽带，更是一座城市的精髓所在，也正是城市记忆使其富有了历史韵味。历史街区集合了一座城市历史发展的脉络，反映了一座城市空间肌理的演变，并能够体现这一城市的特色文化脉络，是城市记忆的核心体现。
城市记忆的延续是城市历史文脉和城市空间秩序的延续，城市记忆也不仅仅是对原有存在的延续，同时也是在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许多城市的历史街区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了文化、社会问题。于是，推倒重建的方式破坏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传统的历史街区，致使历史空间和文化脉络被割裂，城市记忆日益缺失。因而对于历史街区的延续便是城市记忆延续的具体表现。这种延续不仅是对历史街区物质空间的重塑，更是对精神文化空间的延续。通过对历史街区的修复、重建、再创新，使城市记忆得以延续，这不仅给城市注入了时间与文化的价值，更使得城市具有了超脱现实维度束缚的深层意义。
2.具有城市记忆的历史街区的特征属性
历史街区蕴含着丰富多样的地域特色文化，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城市记忆、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因而这种具有城市记忆的历史街区也被赋予了时间性、空间性及社会性等方面的特征，这些特性从某些孤立的角度上看是相互独立的，但在现实的维度上来说却是相互勾连，相互影响，相互印证的。
（1）时间性
历史街区是一部流动的史书，它经由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时间的累积沉淀而成。把过去与现在通过时间维度连接在一起，以一种固定形式保存下来并不断更新。正是这种特性使得历史街区完整而又真实地再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将历史记忆定格在某一时期。
从微观来看时间性体现出历史街区的空间形态和功能结构的变化。例如，古代街巷的尺度较小，以人步行舒适度为宜，而现代街道大都以车的尺度为出发点设计。
从宏观来看，历史街区的规模、空间形态、文化特质、社群形态等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阶段性，其总体发展趋势在时间维度上有着起伏、震荡、中断甚至消失，而这种波荡的态势与城市的发展演化息息相关，真实刻画并记录了城市记忆的走向与变迁。
（2）空间性
历史街区的空间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特定的空间特征，由于不同的时期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不同，历史街区的空间规模、建筑特征、街巷大小等也会在一定的基础上有所变化，但因受地域环境的影响，这种空间特征通常保持在稳定的形态中进行。例如，历史街区与山势呼应，依河流而建，空间的走向受制于地理条件的影响，甚至包括建筑形式、材料和色彩等空间造型技法也都由其地域环境决定。同时，人口的迁移，外来文化的侵入，其建筑形态、生活方式等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例如，明清时期的建筑与民国时期的建筑在同一地区也有着不同的空间表现。
（3）社会性
历史街区不仅是具有时间性、空间性的物理空间，同时这里还包含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社会结构形态以及人文风貌等社会性特征。
这些社会性特征是历史街区的重要属性，它们的存在、演变、发展、中断与衰落，印证了社会形态的变迁，也正是由于社会形态的不断发展使得历史街区更具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也反过来深深影响了城市的空间环境及城市人的生活形态。正是因为这种社会性要素的积累需要途径繁芜冗长的沉淀，历史街区的成长演化往往伴随着漫长的过程，以达到对时间积淀的苛刻要求，而在此过程中也逐步完成了文化的保存。因而，社会性与时间性及空间息相关，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街区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同时，时间性与空间性则是社会性的具体表现。
3.历史街区空间重塑策略
鉴于历史街区的时间性、空间性及社会性的特征，其空间重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以达到在“城市记忆”的影响下不断调整空间形态并实现再生的目的。
（1）时间维度
对于历史街区的保护，不能仅仅限制在一个时间维度上，现存完好的具有特色的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都需进行保留与修缮。而不是大面积的拆旧，亦不是大范围的新建。历史街区在历史的长河中所积淀下来的岁月痕迹，其背后隐含着深厚城市的历史记忆，这些是引发人们对于历史事物回忆的关键所在。
同时，在保持主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对部分要素进行更新和梳理。把控整体的结构框架，控制住新老建筑的联系与组织方式，重点突出街区空间时间脉络的传承，使其能保留“城市记忆”的固有发展脉络，并以此为起点在时间的维度上开始书写新的故事。
（2）空间维度
历史街区的形成有一定的空间秩序，这种秩序是街区内各要素彼此间的恒定的组织关系。延续空间秩序有利于形成脉络清晰的空间格局，对于历史街区内部的生活状态有积极的意义。但现有的历史街区往往因为无序的改造而造成整体空间的不和谐，扰乱了原有的空间秩序。
因此，首先对空间秩序进行梳理显得尤为重要，经过空间的梳理，能够清晰把握历史街区空间结构的发展历程及规律。
其次是对结构的更新，掌握历史街区发展的规律后，对相对稳定的空间结构进行有机更新，不仅是对历史记忆的尊重，更是对历史记忆的延续。
再者是对空间场所的营造，诺伯舒兹曾提出，场所这个环境术语意味着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组成的有意义的整体。这个整体以一定的方式聚集了人们生活世界所需要的具体事物，这些事物的构成方式反过来决定了场所的特征[3]。而城市记忆的传承依赖于空间场所的营造，是在对原有场所的尊重之下，在传承城市记忆的同时，创造出丰富的公共活动空间和街区环境，强调街区生活氛围的营造。
最后是景观风貌的控制，历史街区景观风貌主要构成元素中，建筑与景观环境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构成了街区主要的基调。景观环境基于自然环境存在的，是根植于地域文化的。而建筑元素也因地域与历史也有所不同，新老建筑在空间关系上协调统一，在时间维度上延续城市记忆，形成以城市记忆为基准的动态历史街区。
（3）社会维度
通过研究历史街区内在的生长规律，遵循其内在逻辑，从社会学维度，对历史街区的空间构成及生活方式进行保护。历史街区内元素包含了大量的历史记忆，街道街面蕴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同时也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形态，显现出社会人文环境的发展轨迹。
这种人文社会环境通过一定的符号体现出来，在历史街区空间重塑的过程中，通过符号的体现与释义，使城市记忆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形式的表现，更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动态符号，从而唤起人们对城市历史的记忆。
综上所述，历史街区承载着一个城市历史发展的记忆，是地域历史、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在历史街区空间重塑的过程中，应在城市记忆的基础之上，延续原有的空间秩序和历史文化，并从时间、空间、社会维度的视角提出历史街区环境改造的策略，为进一步研究历史街区环境改造提供普适性的见解。同时从多维度视角出发，为历史街区环境改造提供可行性方法，也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以期能够增强空间重塑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进而为历史街区城市记忆的延续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布正伟：《创作视界论：现代建筑创作平台建构的理念与实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关键词：历史街区，非物质文化，延续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人类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对城市的记忆保存需求增加，城市历史的延续所体现出的社会文明发展脉络越来越受重视。而随着城市建设的加速，很多历史城市的风貌已经不复存在，很多历史建筑都以各种理由被拆除，而规模成片的完整历史街区愈加难以寻觅。因此，具有针对性的进行历史街区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城市建设中迫在眉睫的重要事项。
历史街区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相关概念解析
1.1 历史街区的基本概念
我国在1986年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公布时提出了“历史街区”的概念：“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看城市的历史，及其保存的文物古迹，还要看其现状格局和风貌是否保留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2002年10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将历史街区列入不可移动文物范畴。我们从总体上可以明确地认为：历史街区，一是具有一定的区域(范围)，二是其风貌、特色具有历史和文化的保有性和原真性。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
2、历史街区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类型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内容广泛，但是就历史街区来说，其非物质文化的保护类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 与历史街区相关联的历史信息
历史街区见证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历史记录的真实载体。与历史街区相关联
的历史信息一方面包括历史环境所经历的某些特殊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如天安门广场
记录了自近代以来我国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地
记录了革命志十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另一方面包括它们所记载的一个民族、一个地区
文化发展进程，包括定居、社会状况、技术水平、价值观念等。
2.2 体现行为文化的地方文化传统
地方文化传统如地方风俗、传统工艺、土特产品等文化内容，同样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文化特色。地方风俗是生活传统的展现，特别是岁时节令和游艺竟技的风俗，可以将人们从现代文明社会拉回到历史的记忆之中。
2.3 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原住居民
历史街区中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邻里关系等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街区活力的体现，这种特有的生活风情也是历史街区与众不同的风景。
街区居民的生活方式、邻里关系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是人们内在的精神要求，不仅是过去的、也是今后的居民的文化载体。
2.4 文化空间
历史街区中的文化空间主要包括广场、传统商业街市、居住小巷等物质空间和实体。城隍庙广场为传统庙会、民间绝活、民俗展示等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场地；传统的商业街市是民俗商业交易发生的场所；居住小巷是街区生活风情展示的空间，这些都是历史街区中最频繁使用、独特的文化空间。
3、历史街区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近年来，中国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对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了多种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地得到了改进。
3.1 乌镇的保护
乌镇的保护与更新采用了“修旧如旧”的方式。这种保护模式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有关专家的高度赞扬，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带来了丰富的商机和发展潜力。“修旧如旧”的保护方法决定了不可能出现大拆大建的现象，主要是对其内部一些不适应保护或旅游需求的一些建筑进行了拆迁，对大部分的建筑还是以修缮为主。
但是乌镇的保护也在面临着自己的尴尬，为了保护古镇的原有外部风貌，生活于此的居民一直充当着历史的“演员”，他们的生活条件需要改善，古镇破墙开店后，安宁、纯朴的江南小镇变成了喧闹的嘈杂的小商品市场，原住居民反而没有经商的权利，居民在此地没有了谋生的手段，最后的受益者只是承包管理的开发商。
3.2 菊儿胡同住宅改造工程
菊儿胡同位于南锣鼓巷地区的东北角，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段，也是危旧房较为集中的街区，占地面积8.2公顷。该项目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1987年正式开始实施，己完成一期和二期。菊儿胡同的住宅改造方案，是对北京历史街区改造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它在顺应城市肌理、寻找新的合院体系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
3.3 成都宽窄巷子历史街区改造
宽窄巷子是成都三大历史街区之一。宽窄巷子历史街区拥有满族人在成都聚居的独特历史背景, 并因此形成了“鱼脊式”的北方胡同街巷格局、安静闲适的居住环境、素净雅致的街巷景观和建筑风貌。
改造后的宽、窄巷子将不再具备居住的功能, 这就意味着原先居住在此的将近九百户居民将全部搬迁, 离开他们几代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由于早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生活居住习惯, 且宽、窄巷子地处成都市中心地段, 生活相当便利,所以绝大多数居民并不愿意搬迁。
保护老街古巷, 不能不考虑那里积淀下来的人文内涵, 要尽可能的保存一些那里过去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民俗风情, 使民众生活在一种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中, 让群众体会到温馨的人文关怀。
4、历史街区中非物质文化的延续方式
4.1 鼓励部分居民回迁, 恢复传统文化载体
原住居民是历史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直接载体, 因此应制定相应政策, 鼓励宽窄巷子的原住居民迁回, 以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源头。居民回迁后通过经济支持的方法, 鼓励他们发展传统生活习俗和文化艺术。
4.2 营造有生活气息的场所空间
传统的生活形态和方式、邻里关系是历史街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并不是单纯的物质空间，而应是将非物质文化融入其中，包含丰富的生活百态的、更具人性化的场所空间。
利用历史地段内的部分弃置地或在传统标志性构筑物如古井、名木周围新增绿地及休憩广场用地，可作为传统空间的延续及人们对空间尺度的一种反映，有助于历史地段价值的提升。
4.3 产业发展立足于传统生活
历史街区适度进行商业开发有利于其文化价值的推广, 并为长期保护提供后续资金。但开发应有限制的进入历史街区, 即控制商业开发范围和开发内容。在范围上,传统风貌核心区应严格控制商业比重, 尽量不设或少设商业；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交接处则可适当增加商业比重。在内容上, 商业开发应在当地非物质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发展, 而不能用外来文化去替代。
4.4 非物质文化保护与景观营造相结合
已消失的、无法通过继承人传承的非物质文化, 采用静态景观保护的方式, 让后人了解历史。改造后的宽窄巷子历史街区物质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原来的“大杂院”景象随之消失, 但它仍然代表了宽窄巷子发展的历史；通过图像与立体雕塑的结合, 形成“影像景观”, 呈现宽窄巷子过去的生活场景。
5、结语
历史街区是文化遗产中物质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街区的各组成要素并不一定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是他们组合所构成的空间环境却能够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价值和风貌特征，历史街区的保护应该强调生活的真实性。
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反映着历史文化的积淀，形成了历史环境的不同特色和价值。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工作的有机结合，才是文化遗产的完整保护。
参考文献：
[1] 杨春蓉.历史街区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冲突[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1(3)
[2] 李t.论古民居保护中的败笔与人文关怀的流失[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1)
关键词：建筑装饰 设计风格 建筑文化
众所周知，房屋的装修过程是一个个性化过程的体现，而在我国的各个地区，由于地域文化和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我国在房屋装修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甚至很多地区内部的建筑风格和装修方式十分落后，这直接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长久下来，会影响经济的效益和水平。
一、建筑文化的内涵
可以说，一个建筑的文化主要体现的是当地的历史和文化的背景知识等，也是一个地域基本特征的重要体现，而在一些群体和个体中，由于环境因素造成的房屋风格的不同也很多。在这里，我们所知的文化主要是由内外两个部分混合而成，也就是指文化的内核和外缘。首先，建筑文化的内核方面主要是指房屋在长期的建筑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古老而纯净的文化方式，这种方式在我国依然存在。而文化的外缘主要指的是，在后期的文化大传统中，很多的内核文化被破坏，参杂了很多外在发育并不健全的文化因素，这种因素是一种生根的文化，对于整个建筑的发展十分重要，可以通过其找到一个文化的发源所在，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精髓性的东西进行阐释。当然对于整个的建筑文化来说，其发展和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建筑物的发展主要是两个方面，这种和自生文化相关联的方式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而另外一方面，从外缘方面来说，由于文化的重要是被动，因此通过文化的推动，人们的生活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和提高。
当下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包容性更加强烈，对于外来文化的融合更加迅速，因此，建筑的地域文化从外缘到内核都有着不同的改变，我们可以说这种改变是对于新兴建筑的敬礼，也是对于我们生活的一种有效的方式，通过这样的方式， 更多的人的生命里更加的旺盛起来。
在我国，很多的建筑依旧使用的是混凝土作为整个建筑的主要材质，这和国外的一些建筑结构不同，在文化方面有所变化。一般来说，西方的建筑具有很强的文化气息，当通过混凝土进行木质材料的设计时，需要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于一些新兴的文化产业知识来说，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人们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尤其是在现代化的建筑中，很多的城市发展会以轻盈的机构，这种结构虽然美观大方，但对于整体的文化特征使用的十分不明显， 同时对于房屋的质量问题，我们 已经达成共识，争取各个方面从外缘和内核方面进行了转化和控制。
同属东方文化范畴的日本，其建筑文化“外缘”向“内核”文化的成功转化，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华夏文化经过五千年的历史沉积，内核质量亦趋庞大，表现出了巨大的独立性、纯正性和遗传性。在为悠远的历史文化而自豪的同时，这种“内核”文化又显得负荷过重、进程缓慢，对外来文化的反应能力及接纳能力相对不足。因此为摆脱其自身文化“内核”过于负重的不利因素，站到吸收“外源”文化的有利地位，接纳人类所共同拥有的现代文明精华，并将其消化、吸收、革新，使之溶入为中国建筑文化的“内核”之中，并加速实现这一转化，是我们这一代建筑师将要不懈努力的。
二、对建筑装饰设计风格与建筑文化关系的探讨
风格与文化的探索 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先生说到“每一个建筑都得个别设计，不仅和气候、地点有关，而同时当地的历史、人民及文化背景也都需要考虑。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各地建筑仍各有独特风格的原因。”室内设计风格的形式，是不同时代思潮和地区特点，通过创伤构思和表现，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室内设计形式。一种典型风格的形式，通常是和当地的人文因素和自然条件密切相关，又需有创作中的构思和造型特点。
风格虽然表现于形式，但风格具有艺术、文化、社会发展等深刻内涵，从这一深层含义来说，风格又不停留或等同于形式。装饰设计的风格往往是和建筑以至家具的风格流派的紧密结合，有时也以相应时期的绘画、造型艺术、甚至文学、音乐等的风格流派为其渊源和相互影响。
将风格的外在因素（民族特性、社会体制、生活方式、文化潮流、科技发展、风俗习惯、、气候物产、地理位置）和风格形成的内在因素（个人或群体创作构思，其中包括创作者的专业素质和艺术素质）相结合，从而赋予所设计装饰的内容具有视觉愉悦感和文化内涵的室内环境，使生活在现代社会高科技、高节奏的人们，在心理上、精神上得到平衡，将体现艺术特点和创作个性的各种风格（传统风格、现代风格、后现代风格、自然风格、混合风格等）溶入我们所设计的具体装饰工程中去，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创造出功能合理，舒适优美，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论是物质技术的，还是精神文化的，都具有历史的延续性。追踪时代和尊重历史，就其社会发展的本质讲是有机统一的。
三、对建筑装饰设计风格与建筑文化的进一步理解
当今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建筑室内的功能复杂而又多变，室内装饰材料，设施设备，甚至门窗等构件的更新换代也日新月异，室内设计和建筑装修的“无形折旧”更趋突出，更新周期日益缩短，而且人们对室内环境艺术风格和文化氛围的欣赏和追求，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改变。
一种风格或流派一旦形成，它又能积极或消极地转而影响文化，艺术以及诸多的社会因素，并不仅仅局限于作为一种形式表现和视觉上的感受。近年来，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在总体上呈多元化，兼容并蓄的状况。室内布置中也有趋于现代实用，又吸取传统特征，在装潢与陈设中溶古今中西为一体。
四、结语
总而言之，对于不同风格的文化，需要支持和鼓励。在我国这种风格和文化的关联，主要还是房屋质量的保证，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房屋的基本路线方面的问题，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才能够在整个的建筑行业中更加的成熟，做好本职工作，才能够在整个的基础之上，进行合理的控制过程，需要不同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滨. 建筑外饰设计风格与建筑文化关系博弈论[J]. 民营科技. 200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