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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概念

时间:2023-12-13 11:22: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交流概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文化交流概念

第1篇

关键词:非英语专业 跨文化交流 教材选取 课程建设 教学方法

中国经济的崛起给传统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对于如何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以适应国际竞争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但是以英文专业背景为依托的课程设计并没有真正提高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笔者以琼州学院为例,通过对教材选取,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等情况的客观分析,并提出积极有效的改进措施,以促进非英语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

1 非英语专业《跨文化交流》教学现状分析

跨文化交流学最早起源于美国,在Edward Hall 1959年出版《无声的语言》后,许多有关跨文化交流的著作应运而生。同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流课程[1]。而跨文化交流学在我国的历史很短,大致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

1.1 《跨文化交流》教材选取分析

首先,《跨文化交流》教材内容的选编不应以英文专业背景作为依托。以琼州学院大二酒店管理学生采用的英文原版教材为例,学生的英文认知水平与对英美文化的了解不能与教学目标同步,过难的英语词汇以及地域文化的空白在学生的阅读过程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障碍,从而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次,教学内容的编排以输出“优等文化“为主,抑制了文化双向信息交流的本意。我国引进的原版或编著的教材中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概念、案例和话题具有鲜明的“舶来”特色,如老龄化、同性恋文化、性别歧视、社会阶层、个人取向系统等文化层面和社区动力学、大众传媒、计算机协助交流、关系交流、劝说、谈判、认知、判断、推理等交际学概念和理论。[2]提到异国文化,就会想到西方文化,一讲到西方文化,就认为是美国文化,讲到美国文化,便认为是时尚优等文化。然而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并不仅仅单一传递西方强势国家的文化与价值观,而是通过与本国文化的对比,提供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去激发学生思考问题,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接受世界的多样性,以促进本国文化的良好发展。最后,教材内容的选编不符合学生兴趣。例如学生对于社会热点问题与国际争端的关注要远大于英文诗歌的起源。

1.2 《跨文化交流》课程设置分析

83%的高等院校将跨文化交流设置成为选修课,69%的院校认为最佳开课时间为大三第一学期,62%的院校认为此课应持续两个学期。超过一半的学校认为目前课时不够是教学中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这说明大家普遍感到这门课程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3]。非英语专业的跨文化交流课程旨在从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制度、文学、哲学、美学等各个方面,多角度、多侧面、深层次地发掘和研究目的语和本族语文化[4],同时又肩负着使学生熟悉中国文化传统,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能够以一种多元文化人的身份“开放、灵活、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任务”[5]。因此,仅将其作为一个学期的选修课,是很难完成从“跨越”——目的文化知识和交际技能的获得——到“超越”——对文化多元性的意识和对差异的宽容态度,对异文化成员的欣赏能力以及对自身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观察和反省——的转变。

1.3 《跨文化交流》教学方法分析

93%的院校采用了文化对比,86%采用了案例分析,61%采用了文化讲座。这说明多数教师依然立足于单向传授与对比描述,而对学生跨文化交流的技能提高没有真正落实[6]。例如琼州学院跨文化交流课堂主要采取影音图像示范以及微型剧模拟进行角色冲突扮演,由于受到条件限制,无法带领学生运用项目教学方法(project based)进行社会实践深入研究,从而也无法量化评价教学效果。

2 非英语专业《跨文化交流》教学改革建议

2.1 教材选编应以“因材施教“为原则

阅读词汇的难易程度应符合我国大学生英语水平的实际情况。我国大部分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文水平处在英语四级至英语六级之间,少数优秀分子可以达到英语专业八级水平。英文教材的选编应以适应普遍性为主,过易或过难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内容的选取应从全球角度出发,冲出“英美即世界“的定格模式。同时适当引入社会以及全球的热点问题,如黄岩岛争端或苹果公司,激发学生的讨论热情,提高学生辩证思考的能力。

2.2 优化课程设置

高校应重视跨文化交流课程,将选修课改为必修课。英语应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日趋重要,而交际能力的高低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学生的职业发展与前景。

跨文化交流课程不仅仅是一本教材就可以真正达到“跨”的目的,它要求学生具有广泛的知识与较深的认知水平。例如种族优化主义理论涉及人类发展学,战争史,经济学等;交际学概念涉及到社区动力学,大众传媒,判断推理等;而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又涉及到心里分析方法,辩证法和诠释法。所以为了保证跨文化交流的教学效果,高校应当考虑开设相关人文课程作为铺垫。

跨文化交流课程开设的时间也有待商榷,笔者认为开设在大三第二学年比较适合。大部分高校学生大一大二学年忙于基础公共课的学习,尚未形成比较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和社会认知体系。通过大二学年末期的社会调查实习以及大三第一学年的专业知识学习,学生的批判思想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这段时间他们思维相对活跃,接受新鲜事物的态度也比较积极,而本课程的培养目标也是通过给学生提供一个多元化的视野,促进学生的批判学习能力,两者不谋而合。

2.3 教学方法改革

以学生未来的职业规划为依托,进行针对性较强的实践教学。例如我院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可与本校留学生混合分组作业,共同派遣到本地酒店进行实习调查,并提交英文报告同时进行组织课堂展示。

课堂组织模式应打破传统教师单向传授“静”的模式,给予学生“动”的权利。教师采用启发式教学,将问题不断抛出,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或者观点辩论,将课堂主导权回归给学生,让学生在相互学习(peer study)中自觉提高交流能力,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陈词并由学生独立完成课堂笔记总结。

3 结论和建议

非英语专业的《跨文化交流》课程强调的以英语语言为媒介,通过对本族与异域文化现象的思考和讨论,增加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本文从教材选取,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了教学改革意见,下一步研究方向建议重点讨论教师自身素质的培养以及教学效果量化的体系开发以促进与完善非英语专业跨文化交流课程的建设。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46-55.

[2]姚霖霜.美国大学跨文化交际课程大纲的文化特征分析[EB/OL].htt

p:///news/2008-01-31/70665.html,2012-3-10.

[3][6]邬姝丽,周英莉.高校英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现状调查研究[J].中国外语教育,2010,3(2):61-69.

第2篇

关键词 科技人员 跨文化交流能力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7.01.084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国家之间在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日趋频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大,对科技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在逐渐加深,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合作都以失败告终,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跨文化交流方面存在问题,科技人员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不强造成了双方合作不顺畅,从而制约了我国与国外的经济科技合作,影响了我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国必须要重视对科技人员跨文化交流的培养。

1 科技人员应具备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跨文化能力对于科技人员来说具有多层面的涵义,一般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为了能够达到交际目的而所需要具备的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包括行为层面的交际能力,还包括在情感层面以及认知层面的能力。

1.1 认知层面

科技人员必须要对不同国家的语言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不仅要对其语言进行掌握,还需要对其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语言能力包括语法能力以及社会语言能力,语法能力主要是指科技人员需要对异国语言的词汇、语法、构词规则等进行掌握,而社会语言能力则是对科技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科技人员要能够熟练掌握别国的语言,还需要能够根据场合的不同正确使用该国语言,合理的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把所要表达的内容都通过语言传递给交流对象。在这些交际语言能力中,语法能力是最基础的语言交流能力,而能够灵活运用语言则是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关键。

1.2 情感层面

情感上的跨文化交流主要是指科技人T对于外国文化的理解、认同以及移情能力,科技人员如果想要在这个层面上进行良好的跨文化交流,一是要具有接受外国文化的思想;二是要能够理解外国人的想法;三是能够准确把握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相同点以及不同点;四是对待外国文化中不理解的事物倾向于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而不是直接排斥,;五是能够在交流过程中对自身以及外国友人的行为进行观察和分析了;六是既具有与本国人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也能够获得外国友人的青睐。情感层面的跨文化交流主要是要求科技人员在与外国人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能够克服本国文化的思维定势,能够站在别国文化的角度上对问题进行分析。在现实中,科技人员往往就是因为对外国文化缺少系统性的了解,所以造成在交往过程中总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定势,只有对这种情况进行转变,充分对外国文化进行了解和尊重,才能够避免在跨文化交流中出现冲突。

1.3 行为层面

行为层面上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主要包括对不同文化的适应能力和交际能力。在这种层面上科技人员要能够对自身文化的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进行分析,主动找到不适合在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行为方式,并能够采取合理的措施来灵活的应对这种交际障碍,化解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冲突,科技人员只有最终从行为方面进行转变,才能够保证交流过程的顺利进行,从而不断提升我国在跨文化交流的成功率,深化我国的改革开放。

2 科技人员跨文化交流能力现状分析

为了能够更好的对国内科技人员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进行分析,课题组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天津市的科技人员进行了调查。问卷的内容包含了科技人员在认知、情感以及行为三个层面上的跨文化交流情况,整个问卷共有20道题,其中认知层面的有10道,情感层面的有4道,行为层面的有6道。本次调查主要针对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机关部门的科技人员发放了共100份问卷,共收回92份,其中90份为有效问卷。

2.1 认知层面

从认知层面上对天津科技人员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进行研究可知,虽然有75.6%的科技人员学习英语的时间都在10年以上,但是从调查可以看出仅仅只有4.4%的科技人员能够熟练对外语进行应用,而剩下的科技人员中大部分都不能熟练掌握外语,这部分人员占到总数的55.6%,这部分科技人员仅限于认识大部分的外语词汇,但是在口语交际方面的能力很差,虽然有些科技人员能够读懂外文文献或者资料,但是却在阅读的过程中却会遇到很多翻译难题,需要借助翻译软件或者词典才能够完成。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天津市科技人员对外语的认知水平并不高,必然会影响到跨文化交流。

在对跨文化交流情感层面的调查中发现,能够熟练的使用外语来进行进行科研资料查询的人员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能够认识到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不能够对外语进行熟练使用的人员中仅有12%的人能够意识到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从这就可以看出科技人员对外语掌握的熟练程度直接会影响到对外国文化在情感层面的认可,所以国内的相关组织必须要加强对科技人员在外语能力方面的培养,让科技人员能够准确把握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这样才能够真正改善我国科技人员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困境,从而不断增加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

2.2 行为层面

从行为层面上对天津市科技人员的跨文化交流行为的调查结果看,能够熟练使用外语的4个科技人员经常会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或者是有机会与外国科技人员进行交流,而在能够基本熟练使用外语的科技人员中,仅仅有大约五分之二的科技人员偶尔能够参与到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或者是获得与外国同行进行交流的机会,而对于不能熟练掌握外语的科技人员则很少会获得进行跨国交流的机会。从这可以看出科技人员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直接影响到了科技人员在交流中的表现,从而对其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 提升科技人员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途径

对科技人员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国家相关组织机构必须要在思想上重视科技人员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并采取有效措施来不断提升科技人员对外国文化的理解能力,从而改变我国科技人员在跨文化发展中的困境。

3.1 不断拓宽科技人员获取外国文化信息的渠道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基础,所以科技人员如果想要不断提升自身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就必须要对外国语言知识以及使用方法进行掌握,特别是要重点掌握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不同的地方,这样才可以避免在交流过程中出现误解的情况,从而为提升自身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科研人员在培养自身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过程中要不断拓宽获取外国文化信息的渠道,主要包括书籍、文献、网络资源以及影像信息等,通过多种方式来更全面的对外国文化进行了解。在这些方式中,科技人员应该重视对网络资源的利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信息都可以在网络上查询到,而且这种方法比较便捷,是一种快速积累跨文化知识的有效途径。

3.2 要加强对科技人员有关跨文化知识的培训

科技人员想要加强跨文化交流能力就必须要具有较强的跨文化意识,只有在意识上对外国文化认可和理解,才能够不断提升对外国文化的敏感度,从而在交流过程中能够从外国文化的角度上对整个交流过程进行思考,[脱本国语言文化的思维定势。提高跨文化意识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加强对外国文化的认识;二是加强对与本国文化出入比较大的外国文化的认识;三是能够从理性层面上对外国文化特征进行分析;四是能够从外国人的思想角度来对文化进行思考。这些跨文化意识的养成都需要对科技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通过专门的培训体系来帮助科技人员建立对外国文化的认识和分析能力,从而让他们认识到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不断培养对外国文化的敏感度,这样才能够帮助科研人员不断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从而能够在对外交往过程中避免出现文化冲突,解决我国的科技跨文化交流困境。

3.3 不断加强科技人员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实践

科研人员不论对外语掌握的是否熟练,在刚开始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必然会由于紧张而出现一定的纰漏,也就是说跨文化交流对于所有的科研人员来说都是一个从紧张到逐渐适应的过程。在适应过程中,科研人员通过与外国人的交流,就能够不断加深对外国文化的认识,从而增强对外国文化的敏感度,这样才能够不断提升自身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所以对于相关的组织机构来说,在对科研人员进行相关的跨文化交流培训的同时,还需要多为科研人员提供跨文化交流的机会,从而不断帮助科研人员加强心理建设,超越本国文化心理模式的局限性,让科研人员在每一次的跨文化交流中都能够在心理、情感以及观念等方面加深对外国文化的认同,然后引导科研人员对跨文化交流的心理变化进行分析,并采取正确的方法对心理变化进行调控,帮助科研人员在心理上实现与外国文化的互通。科研人员在心理调节过程中,要将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总结,并与其他科技人员进行交流,从而找到与自身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相符的应对策略。另外,相关的组织机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安排科研人员到外国进行深造培训,将科研人员放在外国文化环境下,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培养其对跨国文化的适应能力。

本文由2015天津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资金支持,系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国际科技交流发展战略研究项目 (合同编号:15ZLZLZF0092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第3篇

[关键词]国家形象 国际传播 跨文化传播

对于“国家形象”的概念界定,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国内学者界定层面也各不相同。国内最早进行国家形象问题研究的徐小鸽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北京广播学院的杨伟芬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在物质本源基础之上,人们经由各种媒体,对某一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总体感知”。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体现。

鉴于本文主要是从文化角度进行国家形象的研究和分析,因此本文采用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同的孙有中教授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界定。国家形象是主观反映客观,是社会公众作为主体感知国家客体而形成的复合体,在社会公众感知国家客体的过程中,必然受到社会公众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性,所以有可能与本来面貌有所出入或相去甚远。

一、感知与文化的关系

正如泰安迪斯说过:“文化因素为人们的感知提供了某些含义,因此,文化因素和感知过程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一方面,人们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对外部环境的倾向性、接受的优先次序,是由文化决定的;另一方面,一旦外部世界进入内心,感知形成后,它又会对文化的发展以及跨文化传播产生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就会带上个人的色彩和阐释,这样一来,人对世界的看法可能是歪曲的或过于理想化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往往由于感知差异所会造成种种障碍和分歧,要进行有效的交流,必须了解来自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环境中的人们感知世界的不同方式。

形象学理论认为,形象的源本体是物质世界,次级本体是物质运动过程中形成的信息,形象是通过传播产生的。由此可知,国家形象也不是自然而然的产生,也必须经由一定的媒介进行传播,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产物。在他国国民中的国家形象可以通过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国际传播等等多种传播获得。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传播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向前发展。在国家形象的传播和塑造方面,国际传播在众多传播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

国际传播作为一个概念首先由西方学者提出,上世纪80年代进入我国以来,在我国新闻学界一直受到重视,研究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研究、新闻学、传播学以及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学者们对于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理解,从多个角度给国际传播下了定义。

国际传播是当今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各种信息的跨国、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国际间各国各民族互为传受主体的广泛的信息交流。吴玉玲副教授在论文《新技术条件下国际传播的发展变化》中提出,国际传播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上海外国语大学郭可副教授在《国际传播学导论》中将国际传播定义为: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即国际媒体)并以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体的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国际信息传播及过程。国际传播具有跨国际、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特征,在国家传播中包含了跨文化交流的内容,有跨文化的成分。

三、国家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国际传播

国家形象的传播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一种综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具有国际性、统合性的国际传播活动。人们认识一个国家,主要通过媒体,不平衡的和有误差的国际传播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或消极的国际形象和国际间的误解,也影响各国政府、组织和人民的关系、理解和交流,甚至引起国际间的冲突,可以说国际传播对塑造国家形象起主导作用。

在国家传播中包含了跨文化交流的内容,有跨文化的成分。正如国家传播学家莫特拉所说,“如果不考虑文化和语言背景的话,也无法真正理解国际传播。”人类生活离不开交流,而文化会使人习惯于某种特殊的交流方式,显而易见,在国际传播中,文化因素肯定是要介入的。

自从“文明冲突论”被提出后,文化因素进一步引起国际传播学界的关注。跨文化交流学者多德认为,“在文化因素介入传播的地方,它就成为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就形成了跨文化交流。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通信、交通工具的现代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美国当代宗教史权威休斯顿史密斯曾经说过:“当历史学家回首我们这个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事不是太空旅行或核能的应用,而是整个世界上的人们可以真诚相对,相互理解。”

可见跨文化因素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同时也必然影响着国家形象传播,跨文化因素制约着国际传播的有效进行,文化差异越大,对有效交流构成的障碍也就越大。

参考文献:

[1]徐小鸽. 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A]. 刘继南. 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C].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7.

[2]杨伟芬.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5.

[3]李寿源.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大众传播的独特风景线[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305.

第4篇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主要任务是把一种语言的文化内涵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本文就文化翻译的概念及其对译者的要求及原则进行了论述,指出译者要有文化意识并能平等地对待不同文化,翻译过程中本着文化交流的原则,要优先采用异化策略。

翻译曾一度被看作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翻译理论家和实践者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化交流行为,即它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因为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总是涉及到特定的文化。其主要任务是把一种语言的文化内涵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译文忠实与否取决于译者对两种语言及其所表达的文化内涵的细微差别的掌握程度。作为翻译的媒介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描写和反映人们的生活方式,没有语言,文化就无法传承;另一方面,文化也影响和塑造着语言,“夫唱妇随”和“妇人之见”这些词语反映了历史上汉文化中妇女地位的卑微。语言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文学翻译与文化的密切相关性。

一、文化因素要求译者要有文化意识

众所周知,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功能之一是促进文化交流,使人们通过译文了解他民族文化。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掌握两种语言,还要熟知两种文化,才能达到传播文化的目的。王佐良教授曾断言,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也就搞不好翻译,因此,译者必须具备文化意识。译者要深入了解使用源语和目的语的人民的过去和现在,即详细了解他们的历史地理,哲学思想,,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等,并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从而增强自身的文化敏感性,避免文化内涵的误译或缺失。

二、译者对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应持平等态度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对于不同文化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任何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产生、发展、和衰落这几个时期,任何文化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因此,文化间的交流也应该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这种尊重是对源语文化和作者的创造活动的尊重。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仅从译语文化出发而忽视源语文化是错误的。拿“Inthecountryoftheblind,theone-eyedmanisking”的翻译为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有些译者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方便,便用中国文化替代了源语文化,从而武断地译作“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这种译法无疑违背了文化平等的原则,它剥夺了读者了解外国文化的机会,阻碍了文化交流。事实上,“盲人国里,独眼为王”这种直译更为贴切,因为它尊重源语文化而且其文化内涵对中国读者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掩盖了源语文化蒙蔽了读者,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过分强调的语文化从而忽略了源语文化,导致归化手段的滥用。译者只有平等对待不同的文化才能合理运用异化策略促进文化的交流。

三、文学翻译的原则

在文学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策略在不同时期使用的频率是截然不同的。就拿英国作家哈葛德的小说JoanHaste的两个中译本来说吧,在二十世纪初的蟠溪子的译本《迦因小传》中,凡是有悖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情节都被删掉了,以迎合当时中国的伦理标准,该译本受到了封建文人的欢迎。而几年后林纾的译本《迦茵小传》则把蟠溪子刻意删去的情节都如实翻译出来,结果该译本受到了恶意攻击。虽然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林译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但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反倒成了不受欢迎的译本。

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现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已经大大改观了。广播、电视、旅游、互联网等等渠道使人们有了更多的接触外界的机会,从而使人们的思想更为开放,对外来文化采取了欢迎和包容的态度,这就给异化的翻译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归化的策略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TheUnitedStateshasnowsetupalonelinessindustry.”一句如译作“美国现在已建立了一种孤独的工业”就会让中国读者摸不着头脑─“孤独的工业”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是一种专为孤独的老年人提供的社会福利项目,可译作“美国现在已建立了一种为孤独的老年人服务的社会福利项目”。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要本着文化传播的原则,在读者能够通过译文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的前提下,优先采用异化策略,从而传播源语文化,丰富译语文化和语言,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第5篇

口译是即时性非常强的一种工作,中西方文化作为口译的背景,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方面来简要分析口译实践活动是如何开展的。

从本质上讲,口译不仅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行为,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译交替或分别使用原语和目的语两套信息系统帮助双方进行沟通和交流。源语和目的语承载着各自特有的文化印记,相互之间的种种差异对口译的影响很大。因此,译员不仅要精通源语和目的语,而且还要通晓的他们涉及的文化背景,了解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语言表达的不同。如果译员对这些文化差异不熟悉,孤陋寡闻,只注意语言形式的对等,忽略对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和相应的翻译处理研究,一旦遇到成语典故,习语套话或其他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词汇或者词语,译员便会由于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表现而出现卡壳的尴尬局面。这类文化概念的翻译可能会出现文不对题的情况,交际双方不能有效沟通,交谈双方常常感到莫名其妙,甚至产生误解。因此,基于口译的基本特点,研究口译翻译过程中的文化翻译对策,以便更好的传译源语的思想文化内容,而不是仅仅拘泥于两种语言形式的转换。

汉英语言民族文化分属东西两种文化,其差异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取向对于另一个民族的成员来说可能是陌生的,截然不同的,或者说是不可接受的。语言表达,风俗习惯,体态表情等文化差异的外部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式的背后隐含着深层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道德标准,道德观念,审美观,心理因素,感知世界等方面的差异。在口译过程中造成的文化障碍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思维模式,生活习俗,地理环境和等方面。

由于汉语和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存在很大的不同,两种语言在行为方式和思维进行时,中国人喜欢从综合角度看问题,西方人从一个侧面去分析解决问题。中国文化倾向于综合,从而在思维上采取整体优先原则,而西方人偏好分析,导致了在思维上部分优先的行为方式特点。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时,如果说是在语言交流,不如说是进行思想交流和文化信息传递。这一交流同时也反映出交际双方的思维过程,使译文能够准确反映出说话者讲话的内涵,同时又能使听者了解说话者的原意。这要求口译者除了具备扎实的基本功之外,还有对文化和思维方式有所了解,不然口译只能是文字传译。

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因而倾向于直觉以及个体感受,通常以经验为基础,从总体上直接地感受对象的本质。因此中国人对事物的认知基于对总结经验和对描述现象,而不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和对现象内部存在的深层理解。如对中医医理和气功的理解,又如对一幅书法作品,一幅国画的欣赏,只能向内领会,才能领略作者的神韵的起伏。西方思维注重思维的实证性、理性和思辨性。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在观察自然界的时候都会把理性思维与思辨融入进去,在整理收集材料的同时,会利用理性思维的力量对整个世界进行探索。东西方人的思维差异往往体现在不同民族的最统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上。这常常使译员感到为难。交谈双方因此在概念理解上各执己见,或一方责怪另一方没诚意,是双方就一些问题很难达成共识。由于的思维的差异,交流双方很难就一些问题达成共识。由于思维差异,交流双方对概念词义的理解不同。没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文化共性,信息交流就会不畅,信息理解就会就会出现差异,影响到口译工作的顺利进行。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来自于美国文化,此概念是一种学说,其核心概念强调个人利益在其中,认为价值、权利和义务都是有个人或者是个体所创造。个人主义是说个体的重要性,个人的作用与影响。在美国文化中,个体的自尊心和责任心是必须部分。中国文化注重整体优先和和谐至上的思维,认同集体主义,每个个体依赖顺从集体,在这过程中能够从集体中获得安全感和关照感。西方文化注重采取分析思维和求异思维,因此往往看到的是事物的对立面,强调个体与集体的对立,他们更注重个人的存在,个人价值的体现,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比如中国谚语中说:“远亲不如近邻”,“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处理问题“要依靠组织”。在中国,“个人主义”具有贬义,它指的是一切以个人为主,把自己的利益看做最重要的事情。不同国家对individualism的不同理解会导致交际中出现误解,从而影响跨文化交流与沟通。

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不同的思维方式的不同,不同的语种意思相同但感彩不同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给交流和口译造成了一些障碍。因此,研究东西方思维差异和研究口译误译的原因,对有效提高口译正确率和有效率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单位:西安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6篇

关键词:“半开放”式工作室;版画教学;文化交流

一、国内对于版画认知的现状

版画作为三大画种之一,相对于油画、国画来说并不被人熟知。其复制性、制作性、偶然性以及间接性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国外艺术市场,版画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流行画种。从收藏者的角度来讲,版画作品具有精致、前卫、价格低廉等优点。

版画的专业性和制作性,使得它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以及设备才能够实现创作。专业制版、印刷知识是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培训学习,这便需要一个完整的版画工作室作为载体。

目前,国内除艺术类院校以外,大部分高校都有版画专业或者涉及版画相关知识的专业。一些高校建立起了非常完备的版画工作室。随着社会整体文化氛围的提升,版画知识的普及不仅在高校中有所涉及,甚至现在的一些中小学、少年宫都开始逐渐涉及。

二、高校版画工作室的功能

1.教学功能

高校中的版画工作室首要任务是满足教学和学生创作研究的需求。无论是何版种的教学和创作,都会涉及构思、制版、印刷这三个环节,其中,制版和印刷则需要相应的设备来实现。版画技法和版画创作的学习,除讲授外,更多在于学生在制作过程中的体验、总结以及研究发现。版画的偶然性给予画面的特殊肌理、构思以外的再创作都和制作不可分割,这意味着版画创作需要一定的尝试和自由性。这对于版画工作室的要求就不能拘泥于课程进行时开放这样的管理模式。

工作室的“半开放”模式是版画教学的最佳状态,这里的“半开放”概念具有针对性。课程进行中针对的是学生;课程之外针对有版画创作意愿等人群。课堂教学的方式、时间和受众,由“半开放”式的工作室管理模式打破,应用在教学范畴内最大化。

“半开放”式的工作室在教学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版画课程、不同年级的交叉。这样的教学状态更加自由化。不同版种形式、不同年级的创意灵感在这个平台交织,打破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为创作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2.学术交流平台

工作室作为一个交互平台,教学之外还会开展一些学术交流活动。

(1)学术讲座。版画作为一种高度依附工作室实现的画种,其学术讲座、交流、workshop等势必也要借此平台实现。将版画艺术家的想法与学生甚至其他的版画爱好者、从业者分享、交流,也能更好地促进学术的往来。

(2)专业切磋。通过邀请、组织专业技法讲座等方式,借“半开放”式的平台,使更多不同风格、版种、类型的版画从业者在这里切磋,开拓思路,汲取更多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形式,从而达到促进教学、加强学术沟通的目的。

3.社会文化交流功能

任何画种的推广和被认知,除教育模式外,艺术市场的引导和推进也是行之有效的渠道。从收藏者的角度来讲,版画以篇幅小、精致典雅取胜,视觉感知和表现形式都比较前卫。另外从收藏成本来讲,版画成本较低,升值空间较大,比较有收藏价值。

鉴于版画独特的制作性,让更多人体验其制作过程,将自己的创意通过版画形式物化也是一种很好的普及方式。更多的人制作属于自己的版画并交流和交换,也体现了版画文化的社会交流意义,工作室便是这个社会文化交流功能的必要平台。

三、版画实验室教学功能与社会文化交流功能的相互作用

版画工作室的“半开放”,让更多教学以外的版画信息交融于此,让创作环境更加多元化。教学推进着大众对这一艺术形式的认知和喜爱,促成这一艺术市场的不断壮大和成熟,而更多的版画从业者和版画爱好者的投入和分享又成为促进教学质量,二者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第7篇

问:国家层面的对外文化交流研究,与我国“软实力”建设有着密切关系。我们的文化交流研究现状如何?

陈:从创新发展的机制和思路来看,我认为文化不是一种摆设和点缀,它应该发展成我们的支柱产业。

对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来说,我们现在是文化资源大国,但还不是文化强国。

有统计表明,在全球的文化产值中,我们只占了3.4%,而美国占了43%,这个差距很大。在文化创新力、文化渗透力、文化感召力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国家一直在强调“软实力”建设,去年我国举办了中非文化部长论坛,有四十六个国家的文化部长和代表来参加。根据正在制定的《驻外中国文化中心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海外文化中心总数将超过50个。在斯科尔科沃-安永新兴市场研究所推出的2010年各国软实力排名中,中国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排名居首位。我们现在比较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现在文化话语权都在别人手里,“文化软实力”也是美国人提出来的,我们习惯把人家的话语拿过来用,缺乏在文化语境和语系中建立自己的自信和地位。在传播中华文化时,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有没有为民众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过去有“三纲五常”,当然其中有封建糟粕,但至少这些观念过去是有覆盖的,现在我们要拿什么出来,去影响世界呢?去树立我们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呢?

问:中国形象在国外的调查中受到了一定影响。卢克索神庙题字事件,让国人反思文明素质问题。普通人应该承担什么角色?通过什么办法来引导国民这方面的自觉?

陈:其实卢克索神庙涂鸦不是个案,很多名胜都有,包括我自己出国参观一些古迹,也会看到我国同胞的留字。在痛心之余,我也要说明一下,这个坏毛病不只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些外国人也有,只不过在概率上中国人比较多。这也说明国民意识的重要性。国家这个概念还是要通过个体去展现,中国在哪里?就在你脚下。

提高人们的国民意识,首先就是要在教育上下功夫。就好像拿中美对于“灰姑娘”故事的教案比较一下,美国老师引导学生去理解“守时”“诚实”“朋友”等品质的重要性,而中国老师讲的是怎么去分段、哪里是明喻哪里是暗喻。所以说,国民素养是从基础教育就得开始培育的。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对外文化贸易处于逆差地位,当然上海是我国唯一在文化贸易上是顺差的城市,但这并不能影响到我国在全球文化市场上占有率太低的现状。还有政府和民间的不平衡,我们现在的对外文化交流中,政府是主导地位唱主角,但这方面的民间意识就不强。另外就是东西地区的不平衡。沿海地区对外文化交流比较多,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就少很多,我们去内地一些地方,想要推介当地的文化产品到海外,却发现这些机构连能够说英文的人都找不到,这还怎么去对外交流呢?所以,国家成立对外文化交流基地,就是要研究这些问题,把研究成果提供给决策者和文化市场的各种主体,特别是为政府文化规划提供前瞻性研究报告。引进各种优秀文化,除了满足欣赏之外,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可以提升和倒逼自己的文化原创能力,优化文化的创造环境,先是引进文化品牌,然后培育自己的品牌。

问:我们的文化产业在原创力上是否比较欠缺?对国产娱乐节目和动漫比较泛滥的拷贝和抄袭现象应如何去看待?

陈:举个例子,加拿大的太阳马戏团,是国际马戏界公认的第一品牌,但是你去看它的演员,很多都是中国人。同样,日本动漫是世界领先的,但是它的从业人员中很多也是中国人。也就是说,在技术上中国人的文化制造能力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少了一个从创意到营销的连续产业链。

我们去研究文化产业就知道,国外是一种文化消费模式,我们分别邀请过美国国家艺术中心和林肯艺术中心的总裁来做演讲,你去听他们的内容,讲的都是文化营销。它是完全用营销的方式来做文化,把市场研究做得很好。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过程不流畅,重视文化创作,轻视文化消费。有意无意地把消费终端堵塞了,文化创造的源头也就流动不起来了。做好消费市场的研究再去创作,事半功倍。

拿《泰囧》来说,一个小成本电影就因为摸到了平民的痒点,能够赚得盆满钵满。但这个影响力是局限在国内的,你拿到美国、泰国去放就没有国内这种效果。同样,很多美国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在中国就反响平平。所以这个规律对任何一个文化产品都是适用的,就是你要赢得国际市场,必须要研究国际市场,做到知己知彼。

其实,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心自己的文化原创力,比如我们的电视剧,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甄嬛传》,从传播上它是成功的,客观上在美国等地方是有影响力的。我们应该去研究国产电视剧是怎么适应市场的,是怎么形成影响力的。这对我们的文化产业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意义。

问:文化创新是一种需要多元化环境的事业。目前我们的文化产业对外来文化有一些限制,比如分账大片配额制度、严格的国外动漫作品播放门槛等等,这种限制对我们发展自身的文化产业有帮助吗?

第8篇

关键词 高等学校 中外办学 跨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Research of College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ZHANG Jiqiao

(International Office,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Shandong 250022)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undertakings, 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education and academia.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from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ory proceed, for lack of current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exist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propose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college; sino-foreign educatio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毋容置疑,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外合作办学是当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办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办学质量,关系到中外合作办学的未来发展。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同时也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生命线。近年来,虽然在教育部门的大力监管和高等学校的积极努力下,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了一批示范性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但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外方教育资源的优势不明显、外方赢利性强、中外课程衔接困难、办学中的文化差异现象未引起重视等。

当前,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规模的扩大,由中外双方的文化差异而引起的跨文化教育现象日益引起教育界和学界的重视。现阶段,在中外合作办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做好跨文化教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

1 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文化差异

按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规定,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或项目的活动,适用本条例。显然易见,中外合作办学①是中外双方的合作教育,是由中外双方教师共同实施的教学活动,其教育教学对象是中国公民,其办学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②外在为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现象。从教育学的角度分析,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1 教育价值观

教育价值观是人们对教育作用的根本认识和观点。从历史上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西教育现象从产生之初就孕育了不同的教育价值观。这一点,从学者们对甲骨文的“教”和拉丁文的“教育”的字源学考察与比较中即可领略一二。③近代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确立,中国的传统教育价值观发生了质的变化。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现代教育价值观已趋成形。虽然同为现代教育价值观,但中国的教育价值观与西方的教育价值观依然存在着质的差别,具体表现为教育目的、教育的人性观、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

1.2 师生观

师生观方面,中国自古就有尊师的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理念将家庭中的伦理关系延伸到教育领域。“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等规定了教育的内涵和教师的职责,同时也塑造了教师在师生关系中的绝对权威。时至今日,此师生观依然深刻影响着教育。而与此相反,在西方,教师仅具有相对的权威性。由英文单词“Education”的词源考察得知,西方的教育有“引导”、“导出”之意。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名言表明,在真理面前,学生与教师是平等的,甚至可以挑战教师的权威。

1.3 知识观

自古以来,中外教育界的知识观即对待知识的态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中国传统观念上,知识是静态的。学生的任务就是获取知识。而从书本中获取的知识是毋庸置疑的。而在西方传统观念中,知识是动态的,是可以改变的。书中的知识不过是前人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是可以进行批判和反驳的。

1.4 教学方法

在应试教育的指挥和影响下,从基础教育到中高等教育,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也是应试型的,教师在课堂的主要作用是引导学生如何去理解、记忆、运用相关知识,培养应试技巧,通过“题海”战术提高应试能力。而西方教育的课堂教学是以提高学生的素质为目的的,注重学生面向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中西方在教学方法上的差异往往导致了中外合作办学中外籍教师与中国学生的互不适应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效果。

2 跨文化教育:从实践到理论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由来已久。从某种程度上讲,一部人类交流合作的历史就是一部跨文化教育史。但跨文化教育实践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无序到有序,从零散到体系的过程。起初,跨文化教育的实践仅仅是自发的、无序的、不系统的。即使到了上世纪中叶,彼时世界范围内人员流动频繁以及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跨文化教育也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和独立的理论体系,仅仅外在为移民教育、外国留学生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等。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教育大会建议书《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中提出“跨文化教育”的概念,指出“跨文化教育(包括多元文化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和公民而设计的,促进对文化多样性的相互尊重与理解和丰富多彩的教育。”④自此,学术界关于跨文化教育的研究不断走向自觉。一般认为,在两种或以上文化之间进行的教育就是跨文化教育。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跨文化教育涉及文化人类学、教育学、跨文化交际学、跨文化心理学、传播学、民族学等学科。学者王军对与跨文化教育有关的理论流派进行了归纳和综述,包括文化变迁论、文化同化论、文化融合论、跨文化适应论、跨文化交流论、跨文化理解教育、多元文化论与多元文化教育。有的学者对跨文化教育的内涵、概念等进行了界定。如鲁子问认为,跨文化教育体现在跨文化知识的获得、跨文化意识的养成及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学术界对跨文化教育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总体上仍然不够深入。

3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教育存在的不足

J大学现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4个,在校项目学生1000余人。笔者设计了中外合作办学学生跨文化教育调查问卷,抽取了J大学金融学专业办学项目1201班、环境工程专业办学项目1202班。同时,对项目的管理人员和部分任课教师进行了半开放型访谈。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笔者发现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教育中存在着以下不足。

(1)跨文化教育意识薄弱。当前,在中外合作办学教育教学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着跨文化教育意识薄弱的现象。笔者在调查问卷中发现,85%的学生对跨文化教育基本知识缺乏,不具备基本的跨文化教育意识。同时,较大比例的学生对跨文化教育的概念不清楚,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跨文化教育知识。同样作为实施跨文化教育的主体,教师的跨文化教育意识也不容乐观。

(2)跨文化教育知识缺乏。通过调查发现,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设置注重了外方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体现了中外双方课程和知识的优势互补。但遗憾的是,有关跨文化教育知识的课程设置较少或未设置。学生无法通过系统的课堂教学获得跨文化教育知识,从而对跨文化教育知识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更谈不上跨文化意识的培育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了。

(3)跨文化教育能力欠缺。在对中外合作办学管理人员、教师的访谈中,笔者发现,中外合作办学管理人员往往以普通学生的管理方法、方式和手段去管理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教师也往往缺乏相应的跨文化教育能力。大多数被访人员对跨文化教育了解甚少,对如何在工作提高自身的跨文化能力缺乏意识和主动性。

4 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教育实施策略

4.1 课程策略

中外合作办学培养方案的制订应充分考虑到跨文化课程的设置比例,尤其是中方合作院校应将跨文化课程纳入中外方合作办学的课程体系,鼓励具备相关学科背景的教师开发跨文化知识课程,推荐具备跨文化教育背景的教师承担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课程的教学。而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应对中外合作办学中跨文化教育课程的设置给予政策指导。例如,在审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时,可将有无跨文化课程设置作为是否批准办学的依据。

4.2 能力策略

跨文化能力是指个人进行跨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学生跨文化能力水平决定了对外方课程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普遍偏低,不利于中外合作办学事业的长远发展。在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教育中,应通过举办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外学术沙龙、赴国外短期访学等途径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和沟通能力,使之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

4.3 环境策略

校园文化环境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文化是多元的,而中外合作办学本身就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流和碰撞。因此,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校园文化更应该是多元开放的。注重发挥校园文化环境的育人功能是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教育的重要策略。在中外合作办学的文化环境建设中,应构建起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以外来文化为辅助的一体多元的校园文化环境。在一体多元的校园文化环境下,既发挥中国文化在育人过程中的主导和引领作用,又注意融合和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成分,营造中外文化和谐共处的国际化校园环境。

4.4 管理策略

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中外大学合作实施的教育活动,其学生管理工作更应得到重视。而从管理的角度实施跨文化教育,实现跨文化教育与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机结合是当前做好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教育的有效选择。在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管理工作中,应有意识地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增进他们的跨文化交流知识,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流和沟通能力,将跨文化教育贯穿于学生管理工作的全过程。

本研究系济南大学2012年教学研究立项项目“中外合作办学视野下的跨文化教育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ZC12038,项目负责人:张继桥

注释

① 此处指的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外合作办学,不包括中等以及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中外合作办学,以下同。

② 因中外合作办学主要以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资源为主,外方合作院校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此处的中外文化对比指中西文化对比。

第9篇

关键词:音译;准则;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206-01

音译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早期的佛经翻译中,译者就采用了音译。音译指的是一种旨在保留原文化词的发音和指示意义的翻译方法。自此之后,音译一直在曲折中发展并被完善。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音译也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在发展的同时也深深烙上了所在文化的烙印。由于各国家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形态,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所以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遇到这样一种语言现象,即某种语言中所表达的内容或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语。此时,人们往往借助音译这一手段,弥补语义上的空白,完成双语间语义表达的互换,音译词便由此产生。这些音译词不仅丰富了本族语言,还对本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就是在音译词大量产生的同时,其中的不规范因素也日渐凸显。例如:在姓名的音译过程中,把Rocky译成洛奇后,就无法让人联想起这位拳击手像岩石(rock)一样坚强的含义了;在地名的音译过程中,像Virginia(佛吉尼亚)等地名,它们原来的含义里面具有浓重的殖民色彩,但是在译后就完全消失了;在商标的音译过程中,把Extra译为益达,这似乎符合中国人的语感,但不规范,因为从音译角度看并不符合音和音之间的相互对应;还有在术语的音译过程中,如把penicillin译成盘尼西林,可以看出音非常对应,也具有词感,但不突显文化色彩。

所以针对此类问题,译者在音译时应该遵守以下准则:1.准确读音 音译必须以准确的读音为标准,译者既要遵守原语的发音规则又要遵守译语的发音规则。对于汉译英来说,我们要遵守《汉语拼音方案》。因为搞不清楚原词的发音就硬译,必然造成错译。比如在汉语里面有些字在作姓氏时读音就和平时不一样,“单”应译为“shan”等。2.弄清词源 译者必须追溯一些词的最初发音和拼法才会有利于音译。如“菩萨”原语为“Bodhisattva”而不可译为“Pusa”。3.约定俗成 由于历史地理原因,有些词语已经有了固定的音译名,并且也已经得到普遍使用,比如有些根据粤语或闽南语的音译。4.准确回译 汉语中音译过来的词在回译成英语时要恢复其在英语里的原来形式,而不能用汉语拼音拼写。如“纽约”应为“New York”。

如果音译能够在以上各项标准下进行,定会对文化的传播起巨大作用。音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同时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有效手段。音译的产生是基于填补了文化空缺的需要,同时又促进了文化交流。不妨以中国为例,看一看音译与文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被外国媒体誉为“形象大师”的国务院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说,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出现了严重的“文化赤字”,他呼吁中国要振兴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他说和中国的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只有在世界文化占有一定份额,才能成为文化大国;只有成为文化大国,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正如大家所知,英语文化对我国的语言和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反过来想一想中国的语言和其文化对外国文化的影响又有多大呢?

所以中国译者要借助音译来传播中国的灿烂文化。台湾东吴大学副教授曾泰元以《牛津英语辞典简编》第五版为语料库,对现代英语里的汉语外来词做过一个统计,得出的数目是约360个,其中直译的词汇约300个。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音译词在英语中的汉语借词里占了很大份额。这些词汇都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在英语中没有对应词,并且这些词语与汉语中的英语借词相比数量实在是少之又少。可是我们怎么才能使数量增加呢?音译作为一种基本的翻译手段,在处理这些特色词汇方面最能保留中国文化特色,而且也能引起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译者应该借此使越来越多的中文词汇进入现代英语来传播中国文化。我们的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几千年的文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明财富,也创造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这些文明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我们有必要把这些文明介绍到世界上,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

总而言之,由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以当今跨文化交流越来越多,也使得我们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变得越来越方便。但是如何在当今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如何通过音译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这就要求音译工作者在遵守音译准则的前提下大胆使用汉语拼音音译中国特色词汇,把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推广到全世界,以发扬我们的文化遗产,传播灿烂的中华文化。

参考文献:

[1]方小兵.专有名词音译探讨[J].皖西学院学报,2002.

第10篇

关键词:格义;佛经翻译;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1-0094-04

文化间的沟通与交流,最主要的还是依靠语言和文字,这也是翻译在异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因此,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运用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的功用不容小觑。两汉之际,印度佛教开始传入汉地,佛教义理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格义

”采用“佛言中书”这种移花接木的方式,试图寻找和探索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共通性和关联度,成为了过渡阶段创造性的翻译手段,对当时两种文化的交涉、共振和圆融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一、“格义”的涵义

据文献记载,僧痹凇冻鋈藏记集》的《喻疑论》中就曾提出:“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并能任持大照,寻味之贤,始有讲次。而恢之以格义,迂之以配说”[1]234。由此推断,汉末魏初已有“格义”一说,且从方法上来看,“格义”与“配说”相似,但是僧辈⑽淳汀案褚濉被蛘摺芭渌怠钡木咛宸椒ㄗ鞒鱿晗杆得鳌D壳埃对“格义”这一名词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定义来自梁代慧皎《高僧传・竺法雅传》中“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2]152通俗来讲,“格义”就是用本土主流文化经典中的概念去“拟配”外来佛经中的“事数”,通过“生解”这种解经注经的方式,起到生动明晓的效果。

佛学史家汤用彤认为“格义”就是“用原本中国的观念对比[外来]佛教的观念,让弟子们以熟悉的中国[固有的]概念去达到充分理解[外来]印度的学说[的一种方法]”[3]。刘笑敢也同样认为,简单来说,“传统的格义是以固有的、大家熟知的文化经典中的概念解释尚未普及的外来文化的基本概念的一种权宜之计。”[4]例如,北齐魏收在《魏书・释老志》中就有记载:“故其始修心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杀、盗、、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5]3026此处很明显是在将佛学的“三归”、“五戒”与儒家的“三畏”、“五常”作类比拟配。

佛经在译为汉语时,主要有两方面的困难:一是汉语域中不存在类似佛学中那些特有的名词和术语,所以翻译此类蕴含丰富文化涵义的语词成了难点;二是汉文化的哲学思想观与佛教观念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显著,翻译时应如何跨越这一文化障碍也是传教人士关注的要点。因此,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要想在中国本土得以传播发扬,就必须解决语言、文化上的障碍,“格义”这一特殊的翻译手段也就应运而生。它侧重于找寻借鉴中土主流经典中现有的概念来指代佛教原始教义有的名词术语,创造性地将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框架作为参考系去研究、阐释佛学思想意旨。“佛言中书”这种通变与调和方式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也使“格义”一时间蔚然成风。

二、“格义”的滥觞

一般学界常说的“格义”指的是佛学与道家和儒家学说之间的格义,这主要是因为印度佛教传入后,传教人士开始尝试用儒道哲学思想来解释佛学。例如,《高僧传・慧远传》中就说到:“(慧远)年二十四,便就讲说。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2]212。刚开始慧远并未使用“格义”的方法来讲解佛经,但由于“实相”是般若学的重点和难点,意义又太过晦涩,为了解除佛经听众的疑惑和不解,慧远才援引道家经典《庄子》来类比佛学中的“实相”,而且效果非常理想,甚至得到了尊师道安的赞许。

“大凡世界各民族之思想,各自解途径名辞多独有含义,往往为他族人民,所不易了解。而此族文化输入彼邦,最初均抵牾不相入。及交通稍久,了解渐深。于是恍然二族思想,固有相通处。因乃以本国之理义,拟配外来思想。此晋初所以有格义方法之兴起也。”[6]。从这一解说可见,印度佛教在传入初始,其教义深奥难懂,不易为汉民族所理解和接受,随着两种文化的沟通和进一步了解,解读者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和关联性,随后开始以本国文化观念为中心比附佛教名相,“格义”逐步兴起。

事实上,借助本族文化去理解异域文化的方法是“两种文化初遇时互相理解的一个必然过程”[7]。佛经翻译采用“格义”的策略是异质文化传播的必然结果。跨文化传播有几种重要的模式,其中“文化与传播的Etic研究是通过比较方法来研究文化,将一种文化作为分析另一种或多种文化的参照物”[8]。这种方法通过研究各种文化的传播模式,对不同的文化进行比照。由“格义”的概念内涵可知,佛经翻译者也是遵循了这种文化传播模式,“格义”称得上是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一种比较哲学方法。此外,对译者来说,要准确清楚地阐述一个陌生的概念,在不借助身边熟悉事物的情况下也近乎不可能,所以,“格义”的使用可以说是必然的。

三、“格义”与佛教的异域生成

《出三藏记集》中记载:“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历涉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1]533。虽然这是后来批评“格义”的文字,但换种角度可以看出,“格义”流行起来的时间段大致是在魏晋时期,而这恰恰是以王弼的《老子注》与郭象的《庄子注》为代表的玄思哲理盛行的时期。不难理解,当时佛教要想在中土立足,就要方便信徒去理解般若学,使佛学思想更快地进入士大夫阶层和上层统治阶级。为此,“格义”的指向自然就落到了玄学上,佛教高僧借鉴老庄玄学的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魏晋玄学)作为道家学说的新发展,其理论特别是其有无之辨、体用之辨、言意之辨等能为佛学思想特别是般若空论的阐释所利用”[9],可见“格义”正是充分利用了玄佛两种思想上的一致性,才让佛学得以向当时作为主流精英文化的玄学借势,这种以玄释佛的方法使得佛学在中国逐步打开了“玄佛合流”的思想局面。

佛学的玄学化倾向实则佛教中国化的萌芽和最初表现,它表明佛学已经借助“格义”适应了魏晋时期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魏晋佛教一方面渗透着玄学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努力保持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宗教地位。例如,佛经翻译巨匠僧肇批判性地提出了“不真即空”、“不真故空”的佛学思想,构建了非有非无的本体论空宗体系,这不仅说明了“格义”策略的使用已经比较成熟,超越了最开始只注重形式上词汇对等的牵引附会,还充分展示了佛学概念是如何通过“格义”与中国传统经典中的相似概念作出区分的。僧肇的著作《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等对佛教般若学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之后随着新译《涅梁经》的出现,“玄学已没有多大的发展,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则开始了自成体系的相对独立的发展”[10],印度佛教在中土慢慢演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格义”作为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的一种顺势而为,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佛学中国化的历程,特别是它的关键阶段。起初的“格义”较为浅显,为了发展信徒,宣扬佛法,在中国经典哲学中寻章摘句,匹配新概念、新术语也是无奈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思想上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创造了机遇。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格义”也慢慢成熟,译学家开始从高屋建瓴的全局高度把握佛教原始教义,研究对比中国经典哲学观念,在发现相似点和不同处的基础上用本土主流思想加以解读,从而加深对佛经原意要旨的理解。“格义”的发展成熟在准确把握“佛言中书”这种中外附会的方式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效果,也使佛教从完完全全的异域宗教发展到“玄佛合流”,最终走向了佛教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由于吸收纳入了中国哲学元素,突破了印度佛教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始教义的逻辑缺陷,使得整套宗教体系更加完善。因而可以说,佛教的中国化使得佛教真正达到了圆融的境界,佛学对世界、人生的认识进一步的深化。

四、“格义”的文化意义

各民族虽然生存发展的地理空间不同,但常常会发现共通的文化内容,譬如、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斯宾格勒认为:“一种文化的内在结构与其他所有文化的内在结构是严格地对应的;凡是在某一文化中所记录的具有深刻的观相重要性的现象,无一不可以在其他每一文化的记录中找到其对等物。人对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11]。“格义”就是译者在认识了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内在结构”,然后用“近在手边的”传统思想概念与“辽远的未知的”佛教经典进行匹配的过程。而允许“格义”发生的基础和前提就是不同文化间“内在结构”的相似性。佛学与儒道学说存在着许多共性和较高的关联度。利用“格义”,佛经翻译者能够在表达方式上创造更加形象生动的效果,提高信徒及潜在信徒对佛经的理解力和认可度。

刘立夫也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任何一种外来的理论,要在一种异质文化环境中生存下去并发挥自己独特的社会功能,就必须作处境化的调整”[12]。在佛经传入中土之前,佛学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可以说是不相联系甚至没有意义的,因此必须适应本土文化来跨越理解上的鸿沟。突破这一困境的关键就在于翻译时要处理好佛经中大量特有的术语概念,特别要考虑归化的方法,让目标听众在心理上认可佛学观,主观上承认其合理性。“格义”方法的使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文化障碍,拉近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距离,提高了国人对佛学的接受和认可度。

除此之外,“格义”也是佛经翻译者为克服文化差异、方便异质文化传播采取的一种迂回策略,即自觉选择的“误读”。高圣兵等认为“跨文化交流和接受活动中都必须经过文化过滤,发生文化误读现象,这是交流活动中接受主体的一种积极的、主动的行为,也是交流语境和比较视域中社会、文化氛围影响的必然结果”[13]。异文化间的冲突和矛盾常常被看成是跨文化交流的障碍,当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试图进入另一种文化时,若碰撞不出火花,很难达到促进自身传播的预期效果,而且人们在接触新思想时,很难摆脱原先固有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所以,“格义”这种“误读”是译者不可避免要选择的方式。但是鉴于文化间的不同质,“格义”这种改头换面的做法时常被指摘为张冠李戴、偷梁换柱。意大利有句谚语:“翻译即背叛”。的确,佛教义旨与佛家、道家学说在一些概念观点上虽然存在互通性,思想理论毕竟达不到完全的一致,“格义”不免有生搬硬套、忸怩作态之感,而且容易滋生误解。但林玮生表示“误读”有一个“可接受缺形”的限度问题,他指出两个文化系统的对等项之间虽然存在不完整性,但它不是任意的,而是有限度、可接受的[14]。倪梁康从交互文化理解的角度去看“格义”现象,他认为意识不只是局限在共同的基础或相似性联想的阶段之上,而是“一再地试图把握差异之物,使被共现之物得以体现,并因此而有可能不断地展开和扩大本己的文化视域。”[15]斯坦纳说:“翻译上最幸运的误读往往是新生命的源泉”[16]。“格义”就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误读”方式,深化了不同文化间的内在联系,以传统文化为本位阐释异域文化,实际上拓展了跨文化交流的对话方式。

“格义”这种源自佛经翻译的阐释方法,彰显了本土文化吸收扩容的主动性。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生存发展,熟悉的也是自身的那套文化体系,当另一种陌生的异族思想来临,将两者作比较也是条件反射式的自觉选择。巴姆认为“甚至在熟悉了一种或多种其他哲学之后,一个人仍然会继续接受自己哲学作为标准”,因为“最初的信仰已成为习惯,而习惯则难以打破”[17]。所以,佛经译者在认知上会倾向于立足本族传统文化,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去迎接新的思想观念。此外,“任何文化虽然因为地域和历史的原因而千差万别,并因此造成交往上的障碍,但是,各地域、各文明中的文化又有着其包容性,因为它们彼此之间不管差异多大,都会存在很多能产生‘共鸣’的因素”[18]。中国文化历来带有包容万物、兼收并蓄的特点,外来文化因而具备了能够展现自身特色的环境。多元文化可以共存的社会使得佛教在传入时能够受到大众的认可、尊重和欣赏,这就为“格义”受到许多著名译家的偏爱进而以儒道等中国哲学阐释佛教经书,最终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思想局面奠定了基础。

五、结语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的实践活动,越来越被看成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方式。印度佛教传入中耄使得两大文化体系不得不相互渗透、相互妥协。佛经的翻译为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文本载体,佛教义理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存在的共识则使“格义”为这一载体配置了有效的工具。佛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语言文化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又有内在的共通性,“格义”的出现既是水到渠成,又是一种创造性的尝试。通过自觉地将外来宗教与本土哲学比较对照、双向阐释,“格义”通过,实现了两大文化体系的沟通理解。尽管此种翻译策略存在误读佛教原旨的可能,但对于跨文化交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印度佛教最终实现中国化也证明了“格义”在翻译方法上取得的成功。虽然是一种阶段性、过渡性的翻译策略,“格义”实现了佛学与中国儒道等哲学的文化融通,促进了异质文化的传播。佛教中国化的道路是在“格义”的基础上完成的,“格义”这种对话方式是外来思想传播与交流的必由之路,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和认知方法。参考文献:

[1]僧v. 出三藏记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5.

[2]慧皎. 高僧传[M]. 汤用彤,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92.

[3]汤用彤. 论“格义”――最早一种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方法[A]. 汤用彤集[C]. 石峻,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40-141.

[4]刘笑敢.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2):79.

[5]魏收. 魏书・释老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74:3 026.

[6]汤用彤. 理学・佛学・玄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9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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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邬锡鑫. 魏晋玄学与佛学的中国化[J]. 贵州社会科学,2004(3):57.

[10]郭美星. 试论“玄佛合流”的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意义[A]. 陈声柏.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第3辑):第3届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292.

[11]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第1册[M]. 吴琼,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10.

[12]刘立夫. 论格义的本义及其引申[J]. 宗教学研究,2000(2):81.

[13]高圣兵, 刘莺.“格义”:思想杂合之途[J]. 外语研究,2006 (4):53.

[14]林玮生. “格义”传译的发生机制:一种“文化形态学”视角[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3(6):94.

[15]倪梁康. 交互文化理解中的“格义”现象――一个交互文化史的和现象学的分析[J]. 浙江学刊,1998(2):28.

[16]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95.

第11篇

文化意象在文化传播中不但具有象征作用,而且高度浓缩着文化内涵,所以文化意象可以比其他形式更感性、更直观、更简洁地表达包含丰富文化内涵的内容。

文化意象的传播和异化

作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附加值的文化意象,不但在文化传播中可以起到一般文化概念所不及的效果,而且其本身的传播也具有独特的形式和特点。

一方面,文化意象一般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塑造和界定,形成了相对集中和浓缩的概念集群和象征方式,可以通过一个文化意象来表达相对复杂的文化内容。

另一方面,文化意象形成后往往并不绝对定型,而是随着文化环境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自我生长、自我更新,不断扬弃着固有的文化内涵和外延。

文化意象的传播实际上就是将某文化意象所凝固的文化内涵从一个文化语境介绍到另一个文化语境之中去。

文化意象不能仅仅作为单个的概念存在,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产品才能出现和流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化产品塑造了文化意象。但是,文化意象一旦从某种文化产品中诞生之后,却不一定一直依赖这个出身的文化产品而存在,往往可以衍生到其他不同的文化产品中去,这样,通过不同的文化传播手段,文化意象可以发生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发展,超过一定的限度之后,就会产生异化现象。

所谓文化意象的异化,是指在传播过程中。原有的文化意象内涵的缺失或扭曲,以及增加或提升。由于在传播过程中,任何信息都有可能在任何环节发生曲解、附会等传递误差,所以文化意象的异化现象并不罕见,尤其是在完全不同文化系统间的文化意象传播过程中,由于思维方式和语言结构难以一一对应,为了解释和翻译的需要,原有的意象往往需要换一种方式来描述,这时文化意象的原有信息就不可避免地会被破坏,原有内涵发生变化。甚至当一个意象经过传播,新的接收者用自己的方式二次演绎原有意象。也会因为角度和观念的不同,产生出文化意象异化的现象。

比如,英国诗人雪莱有一首名作《西风颂》,这是一首脍炙人口、含义深刻的名篇。其中有一句名句:

“西风呵,要是冬天已经来到,春天怎能遥远?”

从一个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很容易把篇中的西风理解成冬天的寒风,因为对中国人来说,西北风是冷空气的代名词,这是由中国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实际上,很多中国读者也是这样赏析这首诗的,觉得它很好地营造了寒冬的景象,烘托出了作者的思想。

到此为止,中国读者完成了对诗中这一意象的解读,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对原有意象的中国式异化。

因为地理条件的不同,对英国人雪莱来说,西风是从北大西洋吹来的暖风,原诗的意思并非是赞叹寒风的狂暴,而是类似于中国诗人描写冬天的东南风,虽然时机未到,还不能改变空气中的寒冷,但是却带来了春天的希望。

对个体而言,个人的主观理解会造成一个文化意象在细节上的千差万别的异化。文化意象的异化在人的内向传播中,是依据个体的知识文化背景和心理取向而作用的。

从个体到人际,从组织到大众,不同的传播方式中,我们都发现文化意象异化现象在不同范畴上的普遍发生。

总体看来,所有的文化意象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只是演进的程度和信息保留的多少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异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

文化意象异化的基本模式

文化意象的异化本质是对意象功能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再编码,所以,一般而言,文化意象异化的基本模式是文化意象重构(Reconstruction of Culture Image)。

如美国电影Waterloo Bridge,这一片名的原意为“滑铁卢桥”,但众所周知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片。而“滑铁卢”这个意象带给人的是关于战争的信息,而缺乏爱情因素,如果直接翻译为“滑铁卢桥”,难免让中国观众在看到题目时产生误读。而中国民间一直有着“鹊桥相会”、“蓝桥相会”的传说,“蓝桥相会”的传说与Waterloo Bridge的故事情节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所以译者把原名“滑铁卢桥”译成了“魂断蓝桥”,这样做不仅避开了中国观众由于地域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知识缺乏而引起的迷惑,而且“蓝桥”这一隐含中国文化的意象能使观众一看到片名即刻领悟到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

在这里。文化意象重构的意义在于它能及时有效地使译文与观众沟通,翻译中为了充分传达原有文化内涵而进行了意象置换,达到使观众心领神会的效果。

文化意象异化现象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第12篇

一、中学多元文化英语教育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关系

随着语言全球化的到来,多元文化不断渗透使英语教育饱受争议,民族文化认同受到巨大冲击。随着全球文化浪潮的波涛汹涌,世界各国的文化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同化和冲突,我国中学的英语教育也是不可避免的。

民族文化认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狭义的理解:一个民族群体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可,包括该民族的行为、思想和制度等内容。民族文化认同从某种程度上讲,关系着整个民族的团结和人心的凝聚力,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因此,一直以来备受人们关注。民族文化认同诠释着民族认同,是它的具体表现,也是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传承。

在英语教育的范畴内,由于英语具有语言的工具性特征,使得中学生或多或少忽视了文化价值传播的意义和文化认同构建的效应。国内外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从宏观上来探讨民族文化认同构建,囊括了传统宣传、教育引导和制度构建等方式。在传统的语言教育中,大部分学者通过研究都希望能成功地学习好外来语言和顺利完成跨文化的交际;只有极少数学者关注了多元文化交际中的本土文化认同构建。客观地讲,任何一门语言都具有引导性,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多元文化语言教育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构建迫在眉睫。

二、中学英语教育中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当我国本土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时,外来的多元异质文化就会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化,本土的民族文化认同就会面对挑战和危机。然而,我们必须面对的是,我国中学英语正处在改良转型期。外来多元文化的侵袭,打乱了正常的英语教育秩序。中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尚处于懵懂期,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就显得尤为关键。随着全球化概念的普及,英语俨然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极大地威胁着整个世界的语言生态环境。随着英语的迅速发展,使用英语国家的文化等也将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就有可能吞噬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思想,使其丧失多样性。如此一来,处于被传播国家的文化就会逐渐失去生存空间,文化主权就会受到极度破坏。这种现象的出现,必然会给国家带来深刻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因此,我国中学英语教育应高度重视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及其带来的各种影响。

中学英语教育不再只是教授外国语言知识,还跟社会有密切联系。语言是文化的媒介,所以英语教育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受教育者个体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度。对于我国中学教育而言,面对外来多元文化的影响,我们应关注中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处理好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发展的关系,因地制宜地对中学生进行英语教育。

总之,中学英语教育中的民族文化认同建构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应该解决的问题。如何从理论上理清外语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认同建构的相关概念及其实施策略也成为本领域研究的当务之急。

三、中学英语教育中的民族文化认同构建

在中学英语教育中,老师主要以文化教育、文化活动等主要方式来解释文化认同与英语教育的关系。民族文化认同可以被当作是英语教育的非语言结果;同时,也可以把民族文化认同当作英语教育中多元文化交流能力培养的基石。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民族文化认同是与其他视角有区别的。多元化英语教育与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是从人与人相互交流的角度来分析文化认同发展历程的,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民族文化认同,探究语言传播过程中民族文化认同的发展变化。

英语教育不可以没有意识形态,英语教育活动中经常会传递一些价值观念。从目前的中学英语教育过程中的民族文化认同建构状况分析,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国内大部分中学逐渐意识到英语教育中的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一般英语课程中都包含了民族文化的内容,选择的是一种常规认同构建的方式。教学目标单一,有着比较直接的教学效果,容易进行评估。然而,此种教学方式形成的民族文化认同是不稳定也是不长久的,很容易被外来文化颠覆和破坏。

在多元文化背景影响下的中学,如何从中学英语教育中进行民族文化认同构建,具体需要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改革中学英语教学内容和考核机制、提高师生多元文化交流能力等方面进行构建。

1.增加中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理性对待外来文化

中学英语教育使中学生不可避免且经常会接触到外来文化。不得不承认,外来文化中的确有些思想和先进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更多的内容是英语国家通过文化传播强加到中学英语教育内容中的,妄想瓦解或减少我国中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这是每个中学生都不能接受的。若要增强中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首先要熟悉我们民族的文化,并对其中优良传统进行传承和弘扬。再者,要学会用理性的视角和思维去对待外来文化,自觉抵制外来英语文化的侵袭。

2.改革中学英语教学内容和考核机制

一直以来,我国中学英语教学内容选材都是坚持选材的广泛性、体裁的多样性和语言的规范性。选材兼有的趣味、知识和思想等特性。诚然,这些都是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有益的,但从研究者对中学师生调查的数据表明,现在中学英语教学内容中涉及民族文化的内容相对较少,这个现状是亟待改变的。首先,要加大民族文化和英语教学逻辑关系的理论研究,强调民族文化对中学生学习的重要意义。其次,适当增大中学英语教材民族文化内容的比重,从而能更好地提高中学生学习民族文化的积极性,也能增强中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再者,开展民族文化与外来英语文化比较的课外知识活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合适的活动方式。

3.提高老师和学生的多元文化交流能力

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提高老师和学生多元文化交流能力的。根据这个现状,考虑到英语学习中文化背景知识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就应该充分弄清楚和理解多元文化与英语学习的关系,这也是提高教师和学生多元文化交流能力的首要步骤。英语教育和多元文化是互补的。通常的认识,语言教育是文化传播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语言涵盖了文化的各种元素,并且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对语言学习的中学生而言,无论是母语学习还是外语学习,在学习语言的同时,都是要学习语言背后的文化的。在英语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善于处理二者的关系,给予学生正确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