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3 14:51:0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非遗传承的必要性，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苏州 215104）
【摘 要】苏州手工艺发达，非遗资源丰富。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众多非遗项目举步维艰，传承发扬创新受到了严重的抑制。本地高职校在弘扬本土文化方面肩负历史责任，将非遗项目引入高职课程，对传承实践做出有利的尝试，提出了建传承基地、单元化课程、名师工作室、校本教材等多种模式，提升非遗影响力，加强师资队伍培养专业设计人才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高职校；非遗传承；苏扇；校企合作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的建设研究”（2014SJB332）。
作者简介：周敏（1975.10—），女，苏州人，教育硕士，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高职课程、艺术设计教育、非遗传承等。
苏州市具有二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名城，其手工艺历来非常发达。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蔓延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非遗苏州折扇全盛时期有400多种不同样式，如今只剩七八十种，有些制扇工艺已基本失传。苏扇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本地高校传承苏扇的职责理应担负起来。目前校企合作教学为企业和学校之间搭起了一个良好的互助平台，各高职院校推进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方案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中心工作。非遗传承在高职校的行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非遗传承认知调查，区域培植文化土壤
为了更好的利用高职校资源，必定要对学生现状有一定的了解，设计了一套《调查问卷》，主要针对是五年制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发放调查表总计有405，共回收答卷401份，通过数据分析课题组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了解苏州本地的传统手工艺占56%，反之不了解的占38%，其余无效；100%的人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护和传承有必要性；高职应当开设当地非遗有关的课程持有支持态度的人高达81%；平时生活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参与性活动仅仅16%；了解苏扇特点的占到52%；曾买过苏扇的的仅仅是6%；相关苏扇现状营销市场问题的仅在10%左右。从调查问卷的分析得知，当前青少年对非遗是比较感兴趣的，普遍认同非遗的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缺少对非遗的参与性，也对非遗更多文化层面的东西不很了解。周围能参与到非遗的机会是非常少。依此认为，在高职校开设相关的课程有一定的基础，在高职校区域内有发展非遗普及认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2 建立和运作非遗基地，高职校构建传承机制
苏州市的非遗项目种类丰富，包含民间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民俗文化等多种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已逐步进入社会各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本地高职校担任着发扬本地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和义务。为非遗传承在高职校有一个长效机制，特别成立了“苏扇技艺传承研发教学基地”。基地享有专用教学场地，三个功能教学区。同时行业企业成为了学校实训的校外基地，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成为了苏扇传承教学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学生参观学习的基地。本基地的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收藏展示、交流合作、聚集示范、展示展览、研发孵化、教育培训、创新探索。此外，组建了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机制。有《基地建设目标和内容》、《基地管理办法》、《基地管理人员及职责》、《旅游工艺品实训室基地规章制度》、《基地教学研讨记录》、《基地活动手册》等。从日常细节到宏观组织，都有严谨的制度并认真执行，使基地真正成为一个校内外合作交流的良好平台。
3 实施高职课程教学，专业课程凸显地方特色
高职课改从未停下脚步，各专家学者对高职课改有众多的认识和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无不体现出现代教育对职业教学中的人才培养的重视。高职课改的人才培养从技术型人才到技能型人才的模式转变。苏扇艺术的课程落实，主要采用单元化课程设计模式在课堂教学实践。高职校采用项目化模块式的课程体系，把苏扇艺术课程在艺术专业的各个有关课程中进行了教学目标、教学课时、教学计划、教学教案、教学反思的各个环节的课程设计。苏扇艺术的教学在主要是在corelDRAW课程、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线描课程、工学一体毕业创作设计课程等进行了项目化教学实践。从专业教师的集体备课，对校本的教材分析、课程性质和重难点、学生情况分析、使用的教学模式和策略、引发兴趣、深化思维、学法指导和重难点解决的方法等等，教学中的各个环节中从理论到实践的认真落实。课程的单元化研究性学习要求有严格的教学设计，重点难点，不同课程嵌入的时间长短根据本课程的总体要求来进行设计。通过本地高职校开展苏扇课程，彰显了地方文化和高职办学特色。
4 编写苏扇校本教材，落实理实一体高职课改
教材的编写是为了适应高职教改的前提下进行的一套全新的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的“理实一体化”的教材，确定了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宗旨。苏扇教材的编写要突出本地传统文化的深厚沉淀，力争在非遗继承与传扬上有所突破。教材主要是参考了原有企业编制的论文集以及网络资料，其次是通过访谈求教学习，对多位行业专家的意见整理。通过对苏扇行业专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扇传承人的访谈，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目前苏扇的状态。然而现有关非遗苏扇前身今生后世的资料并不多，所以编著相关教材难度特别大。再次，通过收集和整理其它地方的非遗项目的著作，例如《杭州像景》、《南京云锦》等平行项目的研究进一步指导苏扇的教材编制。校本教材中还附有一张苏扇教学辅助的光碟。这本教材的编著填补了目前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5 建立苏扇名师工作室，加强行业交流与探讨
苏扇的发展已有百年历史。历经多次变革和创新。发展到如今，更需要的是对传统手工艺的深刻的认知，更好做好传承和创新工作。目前，在众多檀香扇企业中，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辉煌后，行业急转而下，企业萎缩，很多专业技术人才大量流失，有很多设计人员改行。即便现在从事苏扇行业的众多人员，由于经济单方面的追求使得在技术、艺术造诣有所停滞，尤其是在新品开发上不尽如人意。近年来，由于社会的重视和行业的复苏，设计专业人才尤其显得特别紧缺。建立专业的苏扇研发教学的师资队伍，建立苏扇艺术研发的专业人才库非常重要。名师工作室将苏州本地有利资源进行整合，将檀香扇技艺的行业专家与高职学生对接，古老精湛的技艺传授给年轻的一代。在本设计团队中，主要有专家学者的指导，高职校艺术专业教师为核心，以五年制高职艺术专业学生为主体开展苏扇的传承和创意设计。
综上所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前提下，针对高职学生艺术设计专业的特点，以单元化研究型的创新教学实践，走出了一条培养学校中的非遗传承的特色之路。以校企合作为机制的传承基地是积极有效的，单元化研究型课程的嵌入是合适的必要的。多样化的教学模式能够培养学生的兴趣，能有效地提升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编写檀香扇校本教材，更是学习和总结的一次历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专业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下转第175页）
参考文献
［1］许思豪.手工艺创意产业[M]．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2009．
［2］潘嘉来.中国传统雅扇/中国传统手工艺文化书系[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化；活态传承；工匠精神
早在2006年，及教育部就已经将9月定为每年的“传承月”，希望通过该手段能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在学校学生中的宣传教育。江阴作为长江三角洲发达地区，政府及文化部门积极响应，多次尝试将本土的传统手工艺带进校园，采用不同的形式开展校园活动，因其形式丰富多彩，展出作品颇具特色又精致少见，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校园文化的方式传承逐渐体现了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1 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传承现状分析
近年来，江阴市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精神的活动开始逐步地走入校园，长泾实验小学就开众学校之先河，率先推出了“口袋书”文化，这些“口袋书”只有扑克牌大小，刚好可以装入学生的衣服口袋，十分的便携，内容丰富，涵盖了《衍纸》《剪纸》《超轻粘土》《发禄袋》等校本教材。[1]校长濮亚娟表示，在近几年教学教改期间，学校发现孩子们对这些传统手工艺十分感兴趣，但是由于能力有限，所以存在着一定的探索障碍。恰恰是这几年，基础教育体系中，劳技课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没有一个合适的课程体系，多数都是通过购买现成的材料进行简单操作，学生觉得无趣，老师也觉得没有意义，加上偶尔还被语数外常规课程占用，孩子们能锻炼动手能力和思考创新的机会少之又少。于是长泾实验小学的领导班子思考着将传统手工艺和劳技课结合起来，编写了一套具有非遗特色的校本教材，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
传统的课本，学生在接受程度上存在着不足，甚至有些学生刚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角色转换并不到位，因此对常规书籍存在抵触心理。长泾实小在编写教材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于是推出了这些模块化，主体化，图文并茂的彩色印刷的口袋书，这些小册子包含了作品赏析，学生作品展示，制作过程，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学生在课堂有限的时间中无法获取的知识，都能从小册子上找到答案。编写“口袋书”体现了长泾实验小学劳技课的地方特色，也引领了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基础教育校园文化的潮流。然而，这只是长泾实小劳技课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小小缩影，学校致力于挖掘地方文化，引导学生把自己成长的环境每一处都作为学习的场所，把蚕种场，叶飞园艺，张大烈民俗文化作为实践基地，还阶段性地邀请传承地方手工艺文化的民间艺人匠人到学校来，聘请他们作为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让每个学生能参与进来，希望通过努力，在培养学生对乡土文化自豪感的同时，培养和开发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将本土传统文化“活态化”传承。江阴市长泾镇在传承本土传统手工艺的体验中培养中小学生的劳动品质，从小树立起工匠精神，不失为一举两得。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本土传承与实现途径
2.1 基础教育阶段的“参与性”传承
江阴作为连续几年的百强县之首，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呈现了“低龄化”的趋势，青少年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的机会越来越多，甚至连能掌握吴语方言的青少年队伍也在逐渐萎缩，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除了现有课程资源，大量的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关注和开发，这就需要学校在课程教学外组织学生深入本土非遗文化生存的环境采风，融入环境，理解背后蕴含的文化因素，让他们从了解到认同，进而传承，使非遗发展延续的纽带在基础教育中得到良好的延续。
在不久前刚落下帷幕的第一个非遗纪念日里，南闸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就在南闸实验学校举行了工艺《百寿图》非遗传承进校园系列活动。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传承应当是一种“活态化”“可持续”的传承，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其实现途径主要要突破三个方面：一是结合学校办学理念，形成有特色的课程体系，将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现有课程相结合。其次基础教育阶段还是以最终的升学为目标，因此将传统文化的校园传承融入学生的教育、活动中去的同时，不能增加老师和学生的额外负担。最重要的一点是构建多元化的实施渠道，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以一个文化形态再现者的角度主动地理性地去亲近传统文化。
2.2 高校教育阶段“专业化”传承
专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已被纳入了学科建设规划之中，一方面可以培育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人才，另一方面还能凸显学校的办学特色，相关课程也逐步被高校纳入公选课，素质拓展课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博士点硕士点陆续通过审批，可见国家在培养复合型非遗保护的管理人才上不遗余力。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传承传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媒体的更新换代推动着文化本身的更新再造，高校应当利用好数字化技术和网络平台，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库，合理架构，为静态型数据到动态化转变奠定基础。
高校不仅要维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要思考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平台上提出创新，高校有着大量的优秀学术研究群体，可以凭借学力量作为支点，推广传统文化的传承，让更多人关注到传统文化，认可传统文化。
“活态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消失，[2]这一特殊性要求高校教育阶段的非遗传承突破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校开辟资金通道，鼓励师生田野调查，深入传统文化的发源地调研一线资料，丰富原有课题成果，近年来，不断有各地的高校开展“非遗周”、“非遗行”等一系列活动，并成功申报了一大批以非遗为主题的教科研课题，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次落实校内外学术讲座与学术研究，增强师生和民众的非遗文化传承认同感，如江阴学院的师生联合当地政府相关文化部门拍摄了数量可观的非遗数字纪录片，在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学校教育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只有广大学生支持传统文化的传承，才能有发展的动力和支撑。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手艺“工匠精神”的当代校园培育
溯本追源，我国的工匠文化源远流长，历代能工巧匠对于历史的文明创造功不可没。作为一个以实用技术见长的民族，我国的丝绸与瓷器早在千年以前就享誉海内外，这无不体现着每个领域工匠的高超技艺，这些精湛的技术同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西学东渐近代工业化的迭起，半自动全自动工业制度逐渐替代了传统手工艺制度，大量优秀的传统工匠技艺走向衰败甚至失传。
3.1 搭建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性平台
受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的影响，现代学徒制逐步被引入我国职业教育模式，为培养学生往高精尖技能的方向发展，这对“校企结合”的联合办学机制的诉求更为迫切。纵观本土校园的教学硬件，往往困难重重，资金不到位，设备陈旧，管理体制的缺陷等等原因让学生失去了更多实践技能培养的机会。拿高校来讲，学生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做精致的PPT，演练如何在众多专业老师面前侃侃而谈，或是用充满视觉刺激感的展板，数万字的长篇大论赢得成绩册上一个漂亮的分数，我们的学生不能只有伶俐的口齿和良好的表达能力，他们需要有善于发现的大脑和忙于执行的双手，校园为培养的是能工巧匠，不是空洞的演说家。从这个层面上讲，切实有效的搭建实践性操作平台，在推动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同时也培养成功成熟的技能操作能手，这是一条必须经历的道路
3.2 培养具备合格“工匠精神”的师生队伍
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品牌企业各技术部门中薪酬最高的，往往不是管理层，而是老技术工人，他们甚至可能没有大学文凭，但是论经验和解决实际状况的能力无人可及，而这些个体化的知识和积淀无法从课本中汲取。因此政府和学校应当支持鼓励工匠们走进校园，长期与各专业建立起实际性的合作，引领工匠精神的示范，与专任教师及学生建立严密的团队，从自身专业，传统艺术工艺特点结合现代化发展趋势，不断突破，同时，应当从职业技术认证的角度思考，强化职业资格认证，提高职业水准和职业荣誉感。对手艺与匠艺的尊重，既保护了传统手工艺技术又同时提高了其社会地位，让师生在社会和学校大环境的鼓励和倡导下有序地组织起来，在自己所归属的领域持续创新。
3.3 弘扬“工匠精神”与工匠作风的校园氛围
精神教育只有通过体验才能产生感受，通过每年固定的宣传日发动讲座组织学生进行纪录片的观看仅仅是对以非遗传统手工艺为载体的工匠精的了解，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学校和教育部门应当同心协力将这些技能或手艺拼纳入教学教育中，强调“学技能，练技能，比技能”。工作与学习中强调工匠作风，踏实肯干、认真细致。带动工匠精神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学习钻研的态度，指导学生们自发的组成小组，“一带一”，“一带多”的形式形成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的小团队，求精求实的开展学习和工作，把从传统匠人那里带来的优秀品质传播在校园里。作为学校的领导层更应该看到这样的启示与力量，以真切的工匠精神引领工作，以务实的工匠作风开创事业，传播校园正能量。
4 结语
几经反思，在国家大力宣传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以及工匠精神的信仰，背后更多的是时代竞争带来的劣势，提到中国，人们无不联想到廉价劳动力，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却无法生产出质量过硬的产品，还随之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究其根本，是外在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内在精神世界的匮乏。民间技艺，民间美术等民间文化是传统精神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它在民众的精神世界里连接着过去和未来，随着社会的推进，年轻的一代对于经过历史长河淘洗沉淀的传统文化态度越来越淡漠。传统收工技艺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是历经无数劳动者磨练之后的民族文化精髓，是人民群众心手相连的艺术，守住传统文化，才能守住维系族群发展的核心动力。校园是指引社会新生力量的圣地，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传统优良精神的传承延续，责任重大，我们还在践行的路上。
参考文献：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区；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章编号：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2-00029-02
非物质文化遗传是我国民族精神和情感的载体，同时也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如今，我国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但大面积开展了关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而且通过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真正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一、社区文化的定义
建设社区文化的目的在于促进社区和谐，而且一般都指的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期，城市和乡村、省和市之间的人群流动，形成了大面积、大跨度的迁徙。但这个迁徙不是相对分散的，而是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社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审美好恶、风俗习惯、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在整个社区当中形成了互不相识的现状，人和人之间很难进行沟通和交流，甚至只能隔楼相望。这样不但不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更不利于文化的交流和传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根据联合国制定的公约，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个群体、团体或者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表演、实践、知识形式、技能、工艺品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指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和群众生活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形式，其中主要有民俗活动、表演艺术、手工技能等。在联合国的规定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以家族、师徒或者是学堂的形式，传承了三代以上，此外，谱系也必须清楚，这样才具备申遗的资格。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和问题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我国自始至终都非常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且还对联合国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约和条例十分的重视。早在2004年，我国人大第十届常务委员会就批准了我国政府加入这个公约当中，同是，中国也是第一个向联合国递交公约批准书的国家，从此，中国成为了缔约国。在加入了这个公约之后，我国认真的履行了其中的义务和条约，而且也在国内推动了相关的立法进程。 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出台，体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1.没有将保护措施进行落实
虽然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和重视，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因为国家需要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建立起关于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所以在全国出现了很多的宣传活动，很多人都在忙着“申报非遗”的工作。这样的现象导致人们仅仅只把精力放在“申遗”方面，而没有考虑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
2.公众自觉保护和传承文化的意识非常的差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是祖先流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更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财富，因此必须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很多人都缺乏自觉保护的意识，甚至不了解传承文化的重要性。近年来，这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很多依靠口授和行为来进行继承的文化形式正处于灭绝和消失的状态，一部分祖先流传下来的技艺也失传了。此外，还有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文化资料被人们销毁，或者流传到了国外。还有一些人，过度的开发和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3.文化的传承具有一定的难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必须依靠人的行为，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很多古老的技艺可能会因为老艺术家生命的结束而失传。这就说明它的传承具有一定的艰难性，另外一些还没有失传的文化遗产，则随时面临中断的现象。
4.保护的经费很少，无法保障工作的正常开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缺乏相应的资金，如果没有资金，就缺乏动力，也无法保障工作的正常开展。此外，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很多专业的人才不愿意加入其中，缺乏利益的驱动，更不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合理的宣传和讲解。这些问题都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四、社区和谐建设需要依靠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于几千年以前，而且还在不断的完善当中，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创造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化财富，这些都是我国文化的精髓。我国素来尊崇“礼让谦卑”的人文品质，这些都凸显了我国的和谐文化。同时，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推崇“以和为贵”的思想，以及国人期望的“世合世泰”，都集中的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相处的思想精髓，而且这些思想精髓也体现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被今天的人们所挖掘和借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必须是人们所创造和发明的，所以也必须散发着乡野的醇香。用如今的观点和想法来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现其不但源于社区，而且也承在社区，并且大多数都和民俗节日、民俗文化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如：很多人为了能够在春节回家团圆，不惜夜以继日、匆匆的赶回家，同时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辛苦一年，只为春节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过一条广告，在这条广告中有句这样的台词，“快乐也是生产力”，这句台词虽然很简单，但是却说出了我国放民俗节假日的一项初衷，即继承民俗文化，共享和谐生活。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社区建设的双赢
早在2005年，国务院就提出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并且在文件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也就是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只有合理的保护了文化遗产，才能够连接民族感情，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安定以及统一。 昆明市五华区高度重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建立由区文化体育旅游局牵头负责，区文产办、各街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五华区加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了以五华区文化体育旅游局、五华区文化馆、各街道办事处文化站为一体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网络体系，形成了政府职责部门主抓，相关职能部门配合抓，区文化馆具体抓，文化站（室）协助抓的工作格局。为保证五华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
五华区文化馆按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人才的分类不同，分类别、分层次、分方式进行相应的平台搭建。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播中的表演性代表人物进行宣传和推广。先后组织了滇剧、花灯、民族歌舞类的500人次参加了元旦海鸥节、昆明春节老街庙会、沙朗白族三月三庙会、“五・一”昆明国际旅游节、6月“遗产日”的演出，充分展示他们娴熟的技艺。还编出版了辑《昆明扬琴汇编》抢救了濒临遗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目前为止，共有省级项目3项，市级项目30项，区级项目59项。省级传承人6名、市级传承人11名、区级传承人11名。
由于甄选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都来自于市里的各个社区，所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具有保护社区的性质。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也加大了对社会文化的建设，使得社区文化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另外，因为民族、民间的文化活动在社区当中的活跃，使得剪纸、土陶、花灯等走进了学校和企业、机关等等，对广大的社会人士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且民风、民俗在所的社区被挖掘，社区居民们的文化素养、道德素质被充分的提高，社区也开始慢慢的走向和谐之路， 既完成了文化遗产的传承，又建设了社区文化，所以真正实现了双赢。
六、总结与体会
我国在大力的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时候，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的影响和阻碍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属的社区，必须将保护措施落到实处，并且鼓励社区居民和民众积极的参与，这样才能够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取得一定的成效，并且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创新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 张汉军，谢宏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态势：城市社区旅游――以武汉市非遗聚集地江欣苑社区为例[J].大众文艺，2013，（12）：3-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可持续性开发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6—0076—03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对一个地区或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的记载，反映历史文化传统和变迁。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可以促进高端旅游产品的开发以及旅游文化品位的提升，其作为传统历史文化的承载者，可以满足旅游者体验文化、寻求差异的需求。国内外非遗保护与利用的成功经验表明，现代观光旅游可以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重新赋予其市场价值，并激发和增加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意识。因此，将非遗保护与利用与旅游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有效促进旅游业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涉及民间文学、民间歌舞、地方戏曲、民俗节庆还有传统手工艺品等方面，内容丰富多样。地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之一，非遗旅游资源是一定地域内人们智慧的结晶，其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价值高，可以有效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如云南的丽江古城与山西平遥古城在1997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当地知名度大幅提高，旅游接待人次逐年攀升，旅游业发展突飞猛进。其中非遗旅游同样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更加凸显其文化效益。如绍兴鲁迅故里以鲁迅文化作为主题，展示鲁迅生活过的祖居、“三味书屋”；建立“鲁迅文化风情园”，设立“绍俗祝福”“迎神赛会”“男婚女嫁”等几个展览馆；举行鲁迅文章朗读大赛等，充分展示鲁迅文学和绍兴民俗文化。
（二）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保护作用
旅游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本身具有继承、发展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功能。如果采用合理的开发模式，正确处理好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的关系，而不是掠夺式或者篡改式的开发，旅游业的发展将有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首先，将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相结合，可以为后者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旅游开发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可以使其保持原有的生机和活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土壤，使其不断发展。其次，充分发挥旅游产业化优势，既可通过税收等方式增加政府收入，也可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例如近些年来云南省就实现了旅游开发与文化传承的共赢，数据显示：西双版纳财政收入73%来自旅游业，丽江旅游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达90%，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资金保障。
二、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现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旅游开发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绍兴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非遗资源丰富多样，其中有11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71项人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在这些非遗旅游资源开发中，比较成功且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享有盛誉的有：“大禹祭典”“西施传说”、绍兴黄酒酿制技艺等；已具有一定规模且在当地颇具知名度的有：“王羲之传说”、越剧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为绍兴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绍兴安昌古镇将本地的岁时习俗与旅游项目相结合，连续几年举办腊月风情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鲁迅故里景区内的朱家台门，每天都有越剧、绍剧、莲花落等表演，每逢双休日、黄金周，在沈园景区可以欣赏到越剧演绎的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故事，其他如鲁镇景区等也有展示，这些带有浓重乡土味的戏曲表演备受游客青睐。
（二）旅游景区成为非遗保护和传承基地
如三月初三是中国传统的上巳节，而在公元353年的这一天，相传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名士雅集兰亭，著名的《兰亭集序》由此诞生，兰亭也成了著名的书法圣地，1985年绍兴市政府将三月初三定为书法节。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祭禹典礼传承至今，也被赋予新的意义。兰亭、大禹陵等旅游景区为非遗保护和传承提供了载体，是难得的历史文化传承基地。
三、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绍兴非遗旅游开发得到了广泛重视，并对一些较为知名或珍贵的项目予以重点开发，丰富了当地旅游产品种类。但在具体的旅游开发过程中，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续合理开发与利用，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法规制度不健全
浙江是全国最早启动非遗保护工作的省份之一，于2007年5月率先通过了地方法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但是这部条例主要涉及非遗保护内容，针对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行详细规定。而绍兴市也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适合本地和具有针对性的制度来保障《条例》的实施和落实。由于法规制度不健全，导致非遗旅游开发混乱无序，过度开发、重复开发以及严重的商业化和庸俗化现象时有发生。同时传承人在社会民众中的法律地位欠缺，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传承人的培养经费匮乏等，这些都导致绍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的危险，不少传统表演如竹马舞、西路乱弹等濒临失传，一些民间技艺如绍兴锡箔锻制技艺等后继无人。如何在新的社会形势下依靠采取有效的措施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不仅关系到这些传统文化是否能得到传承和弘扬，也直接关系到绍兴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缺乏系统规划和资源整合
进行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对非遗保护与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绍兴市旅游局编制了《绍兴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但目前还没有专门的非遗旅游开发规划，非遗旅游开发建设较为零散，个别非遗开发并未考虑其独特性，盲目跟风，造成巨大的资金浪费。此外，绍兴县安昌镇为国家历史文化名镇，绍兴县稽东镇冢斜村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价值品位，绍兴的旅游资源都名列全国地级市之首。但是目前绍兴并未将非遗资源与这些自然景观、物质文化遗产有效结合起来。
（三）开发深度不够且形式单一
首先，缺乏对底蕴深厚、知名度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资源禀赋强，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但是现阶段绍兴相关开发仅限于知名度高、获利快且能够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资源，而对于那些鲜为人知、底蕴深厚、文化价值开发潜力大，甚至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较少甚至忽略对其进行有效开发。以传统戏剧为例，对越剧、绍剧等游客耳熟能详的剧种宣传和开发较多，而对于莲花落、西路乱弹等知名度较小曲种却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其次，绍兴非遗旅游开发大多仅是停留在旅游节庆、名人故里、博物馆展示上，开发利用形式单一，涉及内容也不够丰富。而且大部分旅游产品都是采用静态的形式呈现给游客，缺乏动态参与性。各类名人故里和民俗旅游村的旅游项目大多雷同，游客局限于参观游览民居、民间艺术品制作、品尝特色小吃，互动体验项目较少。这种参观游览式旅游方式不能使游客深刻体会非遗文化内涵和氛围，难以满足游客的心理需求，使游客产生审美疲劳。
（四）缺少高素质的旅游文化专业人才
非遗保护与开发是具有较高文化品位和技术含量的文化事业产业，离不开大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支持。但受市场导向和新型艺术形式的冲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同时在非遗保护和开发中，要实现产业化发展，必须要有专业的文化经营管理人才。目前绍兴在非遗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数量偏少、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不高，尤其是懂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知识的少，擅长项目策划、资本运作的更少，难以适应文化产业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需要；二是人才的开拓能力、创新能力不够强，缺乏大型集团经营管理经验；三是文化经营管理后备人才不足、缺乏活力，尤其缺少既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又熟悉市场经济规律，具有丰富的文化产业运作及经营管理经验的高层次、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而且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在广大农村和小城镇，加剧了非遗旅游开发人才匮乏的问题。
四、绍兴非遗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法规制度，规范管理开发行为
首先，地方政府要尽快出台《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办法》及相关法规，实现非遗旅游开发的法制、规范化管理，创造良好的开发环境；同时明确以保护为主，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把握好非遗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规避旅游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不良行为，确立非遗保护问题在旅游开发中的法律地位；可通过建立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协会或相关中介组织来指导和协调非遗的旅游开发，注重解决好旅游开发中出现的问题，赋予其相应的权力和责任，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其次，非遗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要建立健全有关专项资金申请与使用制度，健全相关的配套设施，制定旅游开发企业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以扶持既利于非遗保护又有利于旅游开发的好项目。
（二）整合非遗旅游资源，打造旅游产业链
首先，绍兴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做好非遗整体规划编制工作，相关县、区做好当地的专项规划，提炼出具有广泛影响、深入人心的非物质文化精髓和树立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典型形象，尤其是在县、区相似度较高的非遗项目，要选择最具有特色和保护价值的非遗项目所在的县、区作为规划实施主体。其次，按照合理布局、重点开发、开发有据、开发有序的原则，对非遗进行资源整合开发。如可以整合开发对旅游者吸引力较小的非遗类型，如民间文学类、民间音乐类、民间舞蹈类和民俗类遗产；可以建立非遗园，将全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园区中进行展示。在园区中不仅可以展演技艺，如表演音乐、舞蹈、曲艺和传统手工艺等，可以让游客共同参与、亲身体验或亲自参加传统工艺品制作，并品尝地方特色美食，从而达到宣传效果，获得经济效益。
（三）创新开发模式，进行深度开发
首先，应更加注重对知名度低，但文化价值较高的非遗资源的旅游开发。如对国家级非遗项目——嵊州竹编进行旅游开发时，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群体，采用不同的展现形式。如让青年旅游者参观嵊州艺术村，了解竹编、根雕等特色地域文化和工艺流程以及新型竹编产品的科研开发。其次，加强与旅游企业合作。非遗内容和传承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旅游开发中政府参与的必要性。应在政府主导下，加强非遗旅游景区与旅行社、旅游酒店、旅游交通以及旅游购物等企业的合作，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宣传和开发。旅行社可以重点推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的精品线路；在旅游酒店店面装饰中植入非遗图片、实物，还可建造特色鲜明的主题农家乐酒店；旅游交通公司应将非遗资源的广告宣传加入旅游车体的包装中，并开辟不同主题的非遗旅游专线。
【关键词】传统文化 传承
近些年来，经济的步伐所到之处，少数民族的原有文明迅速改变，人们不禁思考：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进步”，难道必然要以原住民的文化原型的变迁或同化为代价么？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将经济的步伐和民族文化保护加以整合，即在开发生经济的同时使民族文化得以保护和延续，成为目前学术界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在开发中保护
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群体一致认同，经过世世代代传承、淘汰而得以保留，至今仍为本民族共同遵守的行为范式、价值体系、民间信仰和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资源的源泉，若无民族文化，民族旅游资源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地旅游业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旅游开发中迅速脱贫，已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保护的必要性，但是由于认识还很不到位，许多旅游经营者还是把片面追求旅游规模、争取游客放在第一位，从而导致破坏性开发。例如，一些珍贵文物因过度开发而遭破坏，一些传统风俗也因被过度舞台化、艺术化而失去了原有韵味和风貌。少数民族地区一些传统文化十分脆弱，一旦遭到破坏或毁灭，就再也不可能重现。因此，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民族旅游时，一定要重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
2、在保护中开发
诚然，经济开发给民族文化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放弃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坚决反对以“保护传统文化”为名来限制民族旅游业发展的行为。保护不是保守，更不是自我封闭和与世隔绝，因为这与社会经济发展主流相悖，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不相符。采用封闭式、隔离式的保护违背了少数民族人民追求富裕和现代化的美好愿望，其本质是阻止民族文化的进步。一个地区的民族文化是独特性、传承性、整体性的统一体。为了充分展现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应多挖掘一些优良的、高尚的、易于教化和传播的风俗。要想更好地传承和保护好民族文化，我们应当把能表现民族精神、民族特性、行为偏好的文化广泛传播和推广。因为少数民族文化价值是在开发、保护、传播及其与主流文化的相互撞击与交融的辩证过程中得到体现的，所以，对民族文化资源既要合理开发利用，又要充分保护。总之，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走“保护性开发”的道路。
二、关于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关系的思考
1、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1.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的共同需要。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陆地、水域、海洋中所有的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遗传基因和它们所构成的系统之间的丰富度、多样化、变异性和复杂性的总称。文化多样性是与生物多样性相对而言的，笔者以为，文化多样性就是指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异质化以及文化所依存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世界上可能并不存在完全未被侵扰的自然环境，就像世界上并不存在未被侵扰的原的文化一样，任何自然环境都承载着许多人类文明入侵的痕迹，而任何文化都打上了一定的自然环境的烙印。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中形成的，具有各自的地域特点。文化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正是后者为人类社会和特定的生存方式以及文化的建立提供了无数的物质材料。正如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物种类型都有其生存的合理性一样，每个民族的文化也都有其生存的权利。其实，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有机的自成体系的环境系统，像生物一样有自己平衡发展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在历史上是协同进化的统一体。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在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的进程中应被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2.可持续发展是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的共同追求。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一直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旅游实际上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旅游领域的应用。1995年，《可持续旅游发展》指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即旅游与自然、文化、环境相统一，以形成一种旅游业与经济、文化良性协同发展的模式。虽说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和文化变迁等问题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但旅游业的开发却强化了这些问题。旅游业的发展不仅造成民族地区环境的恶化，更使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民众的价值观受到震荡，并使很多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最有吸引力的部分面临着衰退变迁的困境。
三、关于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整合的思考
保护与开发是世界性的课题，至今没有完全成功的例子。但有效的方法，就是从的视角审视旅游活动和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民族生存方式的本质是文化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民族文化是在自然界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两者相互依存，自然和文化交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民族生存空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只能植根于本土环境，只能在体现民族氛围的地域中进行。保护民族的生存空间必须重视民族自然和文化环境的保护，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必须保护这个区域原住民的有形的、无形的文化，只有重视这一点，才可能维持一个民族长期完整的环境体系。
搞旅游开发，民族文化及其遗产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渊薮，是旅游业的灵魂。旅游的基本吸引物既包括自然因素也包括文化因素，但通常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文化或倾向，或者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没有明显的倾向变化情况。
要想处理好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关系，必须进行保护性开发。要想对民族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必须明确保护对象，并针对不同的民族文化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措施。此外，还须正确分析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体系，使各主体的合力最大限度地推动民族文化和民族旅游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并举―――PECC第二届国际旅游论坛综述.
[2]徐国祯.是适应，是选择[J].绿色中国，2005，（12）.
一、现状分析
花垣县地处武陵山片区核心，位于湘渝黔交界处，总面积1109.35平方千米，人口31.09万，苗族占总人口的87.3%，是中国苗族人口密度最大的县。拥有苗族赶秋等国家级“非遗”项目5个，接龙舞等省级“非遗”项目9个，州级项目29个，县级项目51个，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苗绣织锦艺术之乡”“全国蚩尤文化研究基地”。该县中小学及幼儿园共175所，在校生51566人，民族学校仅4所。调研选取了该县高级中学（含职高）、完全高中、初级中学、九年制学校、城区小学、乡镇中心小学34所，加上县民族幼儿园，共35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研对象合计41042人。
1.广泛开展
为全面提升学校素质教育水平，繁荣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县教体局针对“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校园美丽，特色鲜明，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保护、传承、弘扬民族文化方面，利用学校主阵地做了大量工作。关注边远村寨，筹措资金，帮助部分中高海拔少数民族聚居区学校，实现了“一无两有”目标（无危房、有教室、有课桌凳），基本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利用现代新技术新手段，有效促进了各级各类学校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广泛开展。
2.成果初现
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文件有关要求，湘西州教科院设立36所学校为“湘西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研究基地学校”，吉卫民族小学、董马库九年制学校、麻栗场小学、花垣县第三中学、花垣县职业教育中心共6所学校获得该荣誉称号，数量居全州之首。在“首批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校和实践基地” 33所获奖学校中，湘西州有9所，而花垣县有3所，占全省1/11，占全州1/3，分别是国土希望小学（珠算）、边城高级中学（苗族武术）和花垣县职业教育中心（苗族服饰）。其中，花垣县职业教育中心2015年成为 “中国微电影大典组委会（湘西花垣）创作基地”“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示范学校”，2016年成功举办“武陵山职教集团民族文化进校园成果展演暨经验交流会”，被授予县“精准扶贫培训基地”，并成为“中国（花垣）蚩尤文化研究基地”；边城高级中学作为该县唯一的省普通高级中学，蚩尤拳大课间操常态化，成立了苗鼓和舞龙舞狮协会，体育节和艺术节常规化，成为“湖南师范大学舞龙舞狮培训基地”，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攀升，体育与艺术教育成果斐然；花垣民族中学实施太极文化、《边城》文化、以孝文化为中心的国学和苗族文化进校园“四进”工程，学校走内涵式发展之路渐入快车道；花垣县民族幼儿园“苗味苗园”特色突出，注重丰富民族文化教育大环境，设计整理了多个苗族本土教学案例，以课题研究为抓手，开发校本课程，录制视频专题片，加强综合建设；花垣县道二学校的“书香校园”建设独树一帜，保护、传承、发展“三不误”，发展态势较好。
总体上看，各校朝着“一校一品”或“一校多品”方向发展，涌现出20所代表性学校，成果初现。
3.方兴未艾
从抓好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教育的宣传、贯彻，切实帮助民族学校改善办学条件，突出其特色建设入手，以点带面，梯次推进。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借助本土苗族文化元素优势，分别开展了苗歌、苗绣、苗鼓、苗拳、舞龙、舞狮、剪纸（踏虎凿花）、苗画、苗族服饰、苗族乐器、接龙舞、打糍粑、竹竿舞、花灯、腰鼓、秧歌、民族绝技、竹编、双鱼教学、珠心算、太极拳、苗族礼仪、苗族童谣、诵读国学经典《弟子规》《养成教育三字经》、苗味苗园、书香校园、少年宫、诗画社、组歌、爱国主义、环境建设和制度建设及其他苗族音体美传统项目等活动。立足于增进民族团结进步、构建和谐花垣、花垣变花园这一背景，以民族文化进校园为载体，深入开展校本课程的开发与研究，促进师生综合成长。部分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苗族文化资源禀赋较好的有利条件下，受限于某些综合因子制约，民族文化进校园方兴未艾。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观念误区导致重视程度不够，民族意识不强
调研发现，部分领导过于重视应试教育，个别人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活动而非常态化工作。这种观念误区，必然会忽视民族地区学校贯彻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的责任和义务，忽略素质教育与民族文化进校园的相互作用，民族意识不强，导致重视不够，措施不力，流于形式。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差异大，政府、民宗旅文广新局、教育局等部门存在观念差异，重视程度不一，部分校负责人不重视，导致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在学校这一主要渠道和主要载体上未能实现素质教育的综合作用和倍增效应；二是发展不均衡，总体上看，城乡差异大，民族校与非民族校差异大，中小学幼儿园公办与民办之间差异大。
2.支持体系不健全，未纳入常规考核
政府各部门统筹协调不够，在构建和完善民族文化教育支持体系上短板较多，缺乏统一的工作机制，未能在资金、政策、资源、人才、组织、制度、考核标准等方面有效整合，受领导个人偏好的影响较为突出，具有任务性、临时性、应急性等特征，未能严格按照课程标准规定，在目标、内容、实施效果等方面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连贯性，加之领导者与师资的异动缺失、经费困难、升学压力、职业倦怠，影响到该工作的可持续性。
3.人才短板突出，师资培训不足
目前，该县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城乡之间、中小学之间义务教育资源总量偏低，教育质量差距较大。教师队伍尤其是农村教师队伍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边远地区个别学科师资紧缺。专业幼教人员严重缺编，影响学前教育发展；职教中心“双师型”教师短缺，引进难，限制职教发展，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城镇化加快的影响，撤乡并镇的震荡，教育布局的诸多制约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办学规模和素质教育质量，影响着民族文化进校园的稳步推进。各校普遍缺乏民族音乐、民族舞蹈和民族体育教师，农村贫困地区民族师资严重短缺。在聘请民间艺人、演出团体、非遗传承人、专家学者等方面，涉及待遇、安全隐患、制度保障诸方面，各校各行其是，在指导培训上缺乏统一规范的执行标准，缺乏专业的创意人才导引，专项培训路径较窄，资金匮乏，大多数学校手段单一，同质化现象较突出并停留在较低层次。
4.涌现部分成果，停留在“墙内开花”阶段
民族文化进校园包括物质文化的“固态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活态文化”。该县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校园标志性建筑不多，在“活态传承”上未表现出强大的“软实力”。部分校开展了一些相关的校本开发和课题研究，有的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推广应用上乏善可陈，实验推广局限在校内进行。如吉卫民小的“双语双文”教学实验，开办了四个苗文班，2008年被指定为“湘西州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实验校”，项目实施至今，尚未在全县乃至州内外由点到面实现推广应用，还在“墙内开花”阶段。该校省教育学会课题《苗族民间艺术在学校传承的有效途径》2015年已经结题，尚未体现其应用推广前景，在如何上水平、上档次、上规模方面还未有作为。
5.管理与研究职能错位
民族文化进校园，涵盖政府统领下的民宗旅文广新局、教育局等部门，须由行政管理部门强力推进、督查落实，各乡镇政府应参与到对辖区内学校相关工作的管理、指导、督查、落实，县委、县政府应建立对上述部门的相关考核评价体系。县教科所的职能局限于研究、管理、指导、服务，业务上属教体局管理，相当于教体局智库。目前，教体局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由教科所这一研究机构行使教体局的行政管理职能，既无法给予各校以政策支持，也不能提供经费保障，更无法实施奖惩措施，即使在教科研方面，考核评分权值也很小，无法直接与教体局之外的其他职能部门进行高效对接。单就教科所相关的人员配置看，仅限于一位专职地理教研员，同时承担全县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其效力可想而知，不容乐观。
三、对策与建议
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一种情怀，更需要领导重视、部门联动、经费保障、措施得力、督查落实、奖惩到位，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刻不容缓。
1.党政共抓齐管，行政部门联动形成合力
县委、县政府要把民族文化进校园作为“五进”（进农村、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的重中之重，建议纳入省财政专项预算发展基金，至少纳入县级以上，做好全民共同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的战略决策、规划设计和部署实施，旨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助推地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达成精准扶贫的智力支持目标。行政推动是“尚方宝剑”和“定海神针”，也是排除“沉疴”、斩断“懒政”的“披甲锐器”，要明确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由县委、县政府牵头，民宗旅文广新局、教育局等部门建立常态化领导机制，设计切实可行的文化支持体系，建设综合评估考核办法，将各乡镇党委、政府纳入到目标管理之中，加强政府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形成合力，共生共赢。
2.确保资金投入，启动“六个一”工程建设
确保资金投入，既是党委政府面临的现实课题，也是该项工作常态化可持续推进的发展瓶颈，更是达成民生事业精准扶贫目标的“刚性需求”，民族地区的扶持资金，要予以适当倾斜，确保投入到位。具体抓好“六个一”工程：一是民族学校有一处民族特色的标志性建筑；二是每个学生有一套民族特色服装；三是代表性（示范性）学校有一套民族常识教材；四是每个学校有一台民族民间传统文艺节目；五是有一组竞技水平较高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六是每个师生有一个民族技能特长。
3.突出重点抓落实，着力抓好10项工作
一是全社会充分认识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二是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文件精神，巩固和加大工作力度；三是各校要高度重视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四是各乡镇要落实民族文化进校园的主体责任，将其纳入年度工作目标绩效考核内容；五是实行项目补助资金投入差别化；六是将以集体表演内容传承转为提高个人技能内容为主的传承思路；七是学校走出课程即校园误区，加大校本教材（课程）开发力度，做好应用推广；八是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比赛活动，促进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九是县民宗旅文广新局要按月给受聘到学校上课的传承人发放补助，并与每个传承人签订传承协议书，确保宣传指导；十是各乡镇政府和项目学校要明确相关工作人员负责的相关工作。
4.理顺管理研究职能，实施多元一体化战略
教体局设立校园文化建设职能部门，以民族文化进校园为引领，坚持教育性、自觉性、融合性、多元性、整体性“五原则”，抓好精神、制度、行为、物质文化建设。教科所担纲教体局智库，配套2至3人，成立民族文化进校园发展研究室，专司全县该项工作的研究、指导、管理、服务。全县一盘棋，鼓励差异化，认真研究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尽可能立足于本土苗族文化元素，把蚩尤文化作为当地的政治经济资源适度开发，融入校园文化和教育教学。既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注重提升民族精神，校际联合，资源共享，多元一体化，打造文化校园、特色校园、魅力校园品牌，全面实现学校素质教育个性化内涵式发展。
5.项目引领多跟踪，打造民族文化智力硅谷
立足于政策、资金、项目、人才体系建设，以项目引领为主要抓手，积极构建民族文化元素库，围绕示范校和基地校建设，加强文化场馆的布局设计和项目落地，发挥政府的保障力，院校教育教学的助推力，行业协会的技术支持力和专业人才培养的主体力，形成四力合一的培养局面，构建一个高效运行的民族人才培养模式。正视花垣蚩尤文化优势，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因人制宜，找准坐标，“一校一品”或“一校多品”，“走出去”，“请进来”，学校、社会、家庭多方联动，各部门密切合作，做好跟踪管理服务，社会给力教育，教育反哺社会，努力挖掘包装一批学校，谋划民族文化盆地，构建民族文化智力硅谷，撑起助推当地生态文化旅游精准扶贫的一片天。
一、英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现状
综合考察五年制高等师范学校英语教学的现状，可以发现英语课上片面讲授知识点而忽视文化教育的现象具有普遍性。鉴于五年制师范生不具有高中阶段扎实的英语语法和词汇基础，同时他们也缺乏强化训练的热忱和深度钻研的紧迫性，因此减少英语课的难度和时间可能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但是，这种做法既可能削弱了英语学习的趣味性，对学生更深入、准确地把握英语知识和要点也是不利的，对于学生离开校园后自主学习英语也必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英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添加和实施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英语综合教程》，这套教材是提供给五年制高等师范非英语专业学生使用的。其中第三册第十三单元《Social Values》（社会价值观）的课文是《American Values》（美国价值观）。学习英语的时候若能学些英语国家的文化和社会知识，学生总是很感兴趣。可是这篇课文中，“Individual Freedom”（个人自由）、“Choice in education”（教育选择）、“The Family”（家庭）、“Privacy”（隐私）等四个子项目都是非常扼要、点到为止的总结。由于非学生并不学习诸如《英美概况》的课程，因此这样介绍别国社会的题材会令学生觉得很遥远――除非教师在课上穿插英语国家的文化常识，这样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
二、英语课堂开展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文化的重要意义在教育上是有着根本的体现的，因为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都需要言传身教的代际传承才能得以延续，否则这种表现形式就可能逐渐没落。乐黛云在她的著作《跨文化之桥》中说，“文化发展首先依赖于人类学习的能力以及将知识传给下一代的能力”。而学校的课堂显然是传承文化的一个最正规、有效的场所。
（一）文化的内涵和影响
文化是一个社会学的术语，按照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文化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因此，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在交流时，即使语言准确无误，也仍然会产生误会。讲述同样一个笑话，本国听众可能乐不可支，而他国听众很可能觉得莫名其妙。
（二）语言与文化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过，“语言的背后还有些其他的东西，总之，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单独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对学生进行英语教学时，决不可将语言与文化完全剥离开来，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文化背景的语言学习迟早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学习英语文化是有效掌握英语的前提
英语教学过程中，理解英语这门语言背后的文化底蕴以及它和我们自身文化的差异既是学生英语学习的有力臂助，也是学生学习英语的终极任务。不了解不同语言的文化背景，要么很容易造成彼此间的误解，那么容易造成交流信息的丢失。比如，英语和汉语都很喜欢使用一些动物作为一类人物或是性格的比喻，但是在英汉两种语言中，许多动物的意象是完全不同的。“英汉语言从动物隐喻性比喻的构成，到具体词汇所隐含的语义及联想差异，都受到文化、社会、地域等方面的影响”。 “猪”在英汉语中都不是什么褒义词，但是汉语中虽是贬损的意义较浓，敌意却往往较低；反而“pig”一词在英语中贬损、敌意都很浓。“dog”一词在英语中是贬损较少，几乎不带敌意的；反而“狗”在汉语中指向人时贬损、敌意都极浓。这样的文化差别不提前了解是无法很好得掌握外语的。试问“It is raining cats and dogs.”一句的理解和这两种动物又有何干呢？
（四）英语文化教育是跨文化交际的客观要求
今天人们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交际、应用，但是仅仅将语言视为一种语词累加的工具显然是远远不能达成沟通的目标的。“没有相同经历的人们彼此间很难真正理解。”“我们拥有特殊的、彼此各异的经历，正是这些经历构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一词――也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只有学习对方的文化，方能了解对方的传统习惯、日常生活、宗教节庆、文学形象、喜好禁忌等等，进而理解对方语言中的习语、典故和其它艺术表现形式，从而真正缩短他国语言与我的心理距离。
三、英语文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在实际英语教学中，对于英语专业以及非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采取各种形式、采用各种媒介对学生进行英语文化教育和英语文化常识的输入都是很有必要的，其目的旨在提高学习的效果，增加学习的动力，丰富英语学习的形式等等，具体有一下一些方式和途径可以借鉴。
（一）英语国家概况学习
无论是对专业或者非专业的学生，英语国家概况都是既实在又有吸引力的英语学习资料，英语教师很容易将英语国家的信息以图片或视频向学生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以便给学生提供一些总的印象，弥补学生对这些国家文化知识了解的短板，从而拉近对这些国家乃至他们使用的语言――英语的亲近感，从而提升他们学好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文学阅读
无论什么年代，都不乏对文学抱有激情的青年学生。尤其是像多丽丝.莱辛和爱丽丝.门罗这样知名的而又影响广泛的作家，更是成了风靡世界的文化经典形象。教师可以依据学生的专业和水平状况给学生介绍英语著名作家及相应的代表作品，介绍他们阅读难度合适而已相对有吸引力的作品，这是鼓励学生深度自学英语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
（三）影视欣赏
这是吸引今天年轻人学习文化常识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青年学生绝大多数都有自己钟爱的英语电影或电视作品，教师可以紧跟潮流，给学生放映最新的影视作品，并在欣赏过程中向其解释不同的文化现象。如不久前的电影佳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教师可以向学生简要介绍作者菲茨杰拉德的生平和其它作品，看完以后可以请学生谈谈对它的感受。教师可以适度地给学生提示，甚至可以略微介绍“爵士时代”和“美国梦”的概念，也可以请学生理解电影中显示出来的彼时人们的语言风格等。
（四）音乐欣赏
很多英语不好的同学反而可以很娴熟、优美地演唱几首英文歌曲，英语教师应该很好地利用音乐这种无国界的艺术形式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即便是今天的青年学生也有许多人了解、崇拜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这是很好的一个介绍摇滚兴起的背景和经典音乐人物的机会，学生可以通过这个话题了解许多与美国历史、黑人运动、人权解放等有关的历史事件。今天的Lady Gaga也是一扇了解今天美国社会年轻人喜好的一扇窗口。英语教师挑选难度、速度合适的英语歌曲给学生播放，既可以提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也可以适时地向他们介绍英语国家的文化、社会和生活状况，而这样既可以加深他们的理解，也容易培养他们的文化功底。
四、结语
奈达在他的著作《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一书中说，“文化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一个社会想法和惯例的总和，语言对于文化所具有的独特重要性在于，这些想法和惯例要靠语言来得以表达和传播，社会成员的交流也要靠语言才得以实现。”这固然说出了作表达工具的语言的重要性，但是文化之于语言学习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自明的了。没有语言，文化还有其他的载体；没有文化，语言存在的价值何在呢？英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绝不可将文化教育自语言教学中完全分离，否则语言学习成了言之无物、学而无着的任务定是事倍功半的了。
[关键词] 书写文字；人类经验；教书育人
教书育人，或许是每一位教师耳熟能详的话语了。事实上，相当多的教师也比较认同此种关乎其职业特质的表述，但是，教书真能育人吗？这似乎是一个未经审视的问题。苏格拉底曾言，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依此理，似乎也有必要检视“教书育人”这一约定俗成的教师职业观。由此引发的基本问题是教书与育人的关系，其前提问题则是知识与成人的关系。若教师对此类问题缺乏教育学意义上的学理反思，似乎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其工作就是教育人了。严峻的现实是，一些教师确实操劳于“教书”，但是，似乎无暇顾及“育人”。或许有教师否认上述推断，认为自己在教书的同时确实考虑到教学生如何做人，但是，这种关于“教书+育人”加法式理解，难以厘清教书与育人的内在关系。因此，重新理解“教书育人”，似乎也不为过。
人与书的关系：人 ― 符号 ― 文化
纵观人类历史，人与书的关系有着绵长的叙事。书的历史可追溯至“书写文字”，但是，人类最早发明文字的目的不在于复制口语，而是想要完成一些口语无法完成的事情。目前，考古学家们能够找到的人类祖先最早留下来的文字信息是“29086单位大麦37月库辛”，这是远古时期苏美尔人的账单，最可能的解读是：“在37个月间，总共收到29086单位的大麦，由库辛签核”。[1] 对此，或许有人会失望吧。人类的书写文字史既不是起源于哲学，也不是诗歌，而是无聊至极的财务账目。事实上，这份文字是记载于大约公元前34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泥板上。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写下文字是一件极其耗时的差事，哲思或诗歌等等，只能通过口头语言，口口相传。例如，希伯来《圣经》、古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佛教的《大藏经》、中国的《诗经》等，最早出现时都是口述作品。
诚然，随着人类生产生活内容的不断丰富，世界各地的人类祖先都不满足于使用部分表意文字，逐渐发明了完整的表意文字。如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已经拥有了完整的文字系统，今天称之为楔形文字；中国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也拥有了完整的表意文字系统，即我们汉字的祖先――象形文字。从此，人们用这些完整表意文字来写诗、写戏剧、编史、发表预言，甚至记食谱等等。
在此，我们仅仅撷取了人类“书写文字”历史的若干片断，就看到了人在宇宙间的神奇存在，即人能够利用符号创造出一个文化大千世界。动物只能对“信号”做出条件反射，只有人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有意义的“符号”。所以，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2]。依据卡西尔的研究结论，书与人的关系呈现出了一个基本逻辑：“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因此，“人―符号―文化”是三位一体的。[3]
历史地看，由于承载文字的工具的局限，完整表意文字创造之后，它与普通人的距离还相当遥远。直至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并广泛使用之后，“书写文字”才真正走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加之近代以来学校教育的普及，“书写文字”与每一个普通人的关系才日渐亲近。当然，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而言，理解蕴涵于“书写文字”（或符号）的意义，这绝非一个简单的生物遗传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教育和文化过程。
毋庸赘言，一个人只能通过后天的教育过程才能拥有识文断字的能力。个体一旦获得这种能力，透过书中的文字，显现在其视域中的将是一个无限广袤的“文化-意义”世界。这是符号的力量，也是文化的力量，更是教育暨人类文明延续的力量。与此对照，一个文盲的生活世界是多么有限啊。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扫盲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使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够识得几个字，而是要使他更好地同他的环境协调一致，更好地理解生活的真正意义”[4]。
教书与育人的关系：
经验传承 ― 个人生活 ― 人类延续
承上所述，我们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视域中看到“书写文字”作为人类创造的文化符号，承载了人类个体生活和种族生活的全部经验，它包括习惯、制度、信仰、胜利和失败、休闲和工作。这些经验对于个体生存和种族延续固然十分珍贵，但是，人类生活的延续面临两个严峻挑战：其一是人类群体生活中每一个成员的生和死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即作为群体生活经验载体的特定个体，总有一天会消亡；其二是这些符号化的群体经验无法通过生物遗传方式实现代际复制。
人类生活若要继续下去，历代社会成员所积累的经验，只能通过成熟的成员与未成熟的成员之间的传递，才能够保证人类族群的延续，这就决定了教育的必要性。换言之，人类生活的所有经验包括符号形式的经验，均不能像其他动物那样通过生物遗传基因实现代际相承。教育因此就成为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也只有教育能够弥补人类先天不足的缺陷。对于人类而言，每一个新生的个体，生来就是未成熟的，孤弱无助的，没有语言，不懂社会规则，更谈不上拥有种族生活的各种观念和信仰。这些幼小个体，先天遗传的生存能力少的可怜，如果要生活下去就必须通过教导和学习实际经验的代际转换。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教育是生活的需要”[5]。他清楚地看到教育在个体生活和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未成熟个体与生俱来的能力与成熟个体生存能力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一个孩子仅凭身体的生长和个体的直接经验，都不足以支持其有品质的个体生活和高度文明的群体生活延续。社会正是通过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使人成为人，并实现人类文明的代际传承。记得笔者的硕士导师陈桂生教授在回忆其小学生活时，朗朗上口地诵读其小学课本中的内容：“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后来，有机会一睹民国时期的老课本，果然有此段文字。顿时惊叹于小学课本给一个孩子头脑中留下的深刻印迹。由此可见，“不读书，不成人”早已是民间妇孺皆知的教育信条。教师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境域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教书育人”的职业认同。
在此，教书与育人的关系直接得以显现。“书”直接承载着前人经验或者说人类文明成果，“教书”即“教育”的日常语言表述，实为人类经验或人类文明的传递。个人的生长与生活过程，也内在于人类生活和人类文明的延续过程之中。可见，成人过程与育人过程具有同一性，“读书成人”与“教书育人”也因此具有内在一致性。
尽管如此，但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读书与成人关系的理解似乎存在一定差异。一方面，生活在农耕时代的家长，他们把孩子送到私塾里，多数仅是指望孩子成年之后，能初通文墨，记账，写信，赶上春节写写春联罢了，即使在科举盛行时期，农村里虽有耕读世家，但是，靠读书成为秀才、举人、进士的只占少数，《范进中举》也只是出现在小说里的读书人的传奇故事。另一方面，从中国私塾里的蒙学读物，到科举取士的必修书目，多是圣人之言或儒家经典；从西方教会主日学校的《圣经》读本，到文法学校里的必修书目，也多是西方社会的人文经典。从这一时期中西方的书本知识里看，内容上都直接关乎人的道德形塑，“教书育人”的内在关联是不言而喻的。
以学校为标志的制度化教育产生之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经验或者说人类文明成果系统地进入基础教育课程，并以诸多科目的书本形式出现在儿童面前。以学科课程为例，大致分为理科、文科、艺体等。与之相应，课程的系统化程度决定着教师之教的专业化取向，中学教师多按学科分工，如数学（学科）教师、语文（学科）教师、物理（学科）教师等等。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教师的“教书”行为失去对书中意义世界的关照，换言之，“教书”与“育人”的联系被人为地割裂。
对于语文、历史和思政①三科教师而言，课本内容与学生的道德成L直接相关，这些教师的观念中也多有“文以载道”的意识，“教书育人”似乎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但是，一些教师或许太在乎教“书”中的“道理”了，忘却了“书”中的意义世界，而意义只能在儿童的直接经验中绽放。与此同时，理科教师或许不认可上述同行们的“道德说教”，但也纠结于如何渗透德育。他们在教学中的通常做法：一是注重与教学内容直接相关的某位科学家废寝忘食的钻研精神；二是在教学过程中不时给学生讲些做人的道理。对此，一方面要理解这些教师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里的“教书”与“育人”已然成为两件事了。
基于前文中阐明的“人与书的关系”，教师有必要深刻理解学科课程作为人类生活的特定文化符号所承载的意义世界，以及其对于学生成人的内在价值。杜威就曾在其论文《教育中的道德原理》中提醒关注“学科的社会性质”[6]，并强调学科教育必须与人的自觉经验发生关系。以此反思当前的学科教学，过于关注学生掌握概念性知识的能力，却遮蔽了这些学科知识产生之初与人类经验的直接关联，即忽视了“教书”对于学生成人过程的文化意义或社会价值。
师者何为：教书即育人
关于师者何为的话题，韩愈的“传道、授业、解惑”早已被广大教师津津乐道，也常被用来作为“教书育人”的注脚。“教书育人”也被写入我国颁布的师德规范①之中。但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的学校教育作为一种制度化教育存在形式，与韩愈时代的非制度化教育相差甚远。尽管教师在观念上认同教学是“传道、授业、解惑”，行动上却实实在在地倾向于传授掌握知识之“术”，而书写文字作为文化符号所承载的意义世界似乎已经远离师生的生活世界。
事实上，书写文字中的“道”即意义世界，是人类经验的精华所在，并以基础教育课程的形式进入中小学教科书。在这些书本中，“经验与知识是统一的，不是二元的。”[7]表面上看，不同科目的教科书里包含不同领域的知识，实质上，“这些知识本身就是经验，它们是种族的经验。它们体现了人类一代一代的努力、斗争和成就而积累起来的结果。”[8]这其中蕴涵着波澜壮阔的人类生产和生活实践，换言之，这些知识里蕴藏着色彩斑斓的意义世界。因此，教学不是教知识本身，而是通过间接经验影响学生的直接经验，促进其个人经验的改善。换言之，用人类文明照亮儿童心灵。遵循此理，教育学意义上的“教书”即以直接经验的方式引导儿童进入人类的间接经验，并以此改善其直接经验，进而提升其心智水平，即实现课程的“育人”价值。这也契合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主张的“教育性教学”[9]。
在赫尔巴特的时代，“教之学”（即教授）与“教育之学”是两个概念。他在解释德语“教育”概念时指出，“教育”这个词是由“训育”和“牵引”两个词来的。据此可知，德语“教育”的基本含义有二：（1）引出，即它是一种内发的活动；（2）内发有一种方向（近于训育，即对青少年的心灵产生直接影响，有目的地进行培养）。[10]同时，赫尔巴特充分认识到个体有限的生命阻碍其获得无限经验的可能，指出“教学作为经验与交际的补充”[11]，并与训育共同构成真正教育的措施。因此，赫尔巴特指出，一个青年人纯粹出于得到好处的目的向教师学习本领和学识，这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其思想的形成，这对于教育者来说就是一切。[12]若将这番话转换成今天的教育学话语，“教育性教学”就是要通过基础教育课程的教学养成儿童的世界观，即课堂学习在儿童狭小的个人世界与宏大的人类文明世界建立起直接关系。具体到教学的操作层面，“教育性教学”就是“教书即育人”，即在教学过程中用人类文明开启学生的心智，通过改善学生的思维水平来提升其意识品质。
试想一下，如果教师的视域中存在“人―符号―文化”的关系，他们就能够从书本世界中触摸到前人的生活世界，进而能够自觉地透过教科书中的知识直观到人类经验的流变。此时，知识不再是简单的、静态的抽象物，而是“处于运动状态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知识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它并不存在于抽象的思想中，而是融在人的欲望、意志、行动甚至整个生命之中。”[13]由此可见，中小学基础教育课程中的各科知识都不是外在于学生个体的概念式真理。
这些书本知识是前辈的直接经验，凡是经验一定有着内在的生命力，即知识贡献者个体的求索体验。教学一定要打开概念化知识，唤醒知识的原初意义，即让间接经验以直接经验的方式呈现在儿童的生活世界，与儿童的直接经验接轨。这样的“教”能够在儿童与课程之间真正建立一座心灵之桥。通过这座桥梁，教师引领儿童走进内涵丰富的人类文明世界。儿童的视域由此朝向人类经验建构的精神世界，沿着人类文明之阶梯，他们探索着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
总之，教书即育人，理应成为当代教师的职业信念，并由此展开其日常教学的丰富样式。这样，教师就拥有了全新的知识观、全新的教学观，并能够自觉运用前人的间接经验改善学生的直接经验，课堂教学也将呈现崭新气象。至此，求知、爱真理、追求光明，将内化为儿童真实的学习生活体验，而非校园里的标语或口号。
参考文献：
[1][以色列]赫拉利著.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21.
[2][3][德]卡西尔著.人论[M].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5、12.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65.
[5][美]杜威著.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7.
[6][美]杜威著.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53.
[7]滕大春.杜威和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下）[J].河北大学学报，1996（1）.
[8][美]杜威著.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20.
[9][10][11][12] [德]赫尔巴特著.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M].李其龙，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3、159-161、68、13.
关键词： 小学语文 多元化教学 人文素养
自21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对我们的第一大挑战，既不是技术性革命，又不是经济类发展，而是人的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对于学校教育而言，其始终承载着传承文明、继往开来的历史职责，是培养社会建设与发展人才的“摇篮基地”。这就是说，学生的人文素养问题备受国家及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高度瞩目，应当且必须成为新形势下办学工作的指导思想。作为母语学科和一门基础课程，语文知识及其教学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元素，充分凸显独特而又强大的人文教育功能，不仅完全符合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根本要求，而且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和个性化发展。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究竟如何有效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呢？笔者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1.努力从“情趣化”教学中凸显语文学科的人文教育功能
兴趣与情感是人文素养中的有C成分和重要元素，情趣化教学更是对学生开展人文教育活动的重要措施和有效手段。由于心智发育的规律性，小学生群体属于“唯情趣一族”，他们对“情趣”化教学有着难以摆脱的依赖性，一旦远离或者摆脱情趣元素，人文教育功能就必然会黯然失色。这就是说，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积极开展丰富多元的情趣化教学活动，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十分必要。以“合体字”教学为例，在整个汉语言文字中，仅合体字就占据94%以上，它主要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从组合的两个成分上显示字义，如“伐”、“取”、“魔”、“唇”等；另一种是由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其中一个字表示义类，另一个字表示字音，如“河”、“张”、“球”、“潮”等。语文教师可充分利用这种优势特点，一方面通过“猜字谜”的方式教学生字，比如“彬”字――“去掉左边是树，去掉右边是树，去掉中间是树，两边去掉还是树”，另一方面引导学生自己“编制”字谜，深化对汉字的解读与认知。又如“推敲”一词，它来源于唐代贾岛与韩愈之间的历史故事，既饱含情趣性，又孕育“严谨求学、善于指导”的人文精神。
2.努力从“情境化”教学中凸显语文学科的人文教育功能
古语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要充分凸显人文教育的功能优势，语文教师必须学会“弄情”，并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善于“煽情”。宋代范唏文曾说：“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尤其对于小学生群体来说，他们“形象性思维富余，而抽象性思维不足”，要有效激发他们的情感活力，教学情境的创设与应用不失为一种“良方妙药”。以问题情境活动为例，比如《我的伯父鲁迅先生》的第一自然段中写道：“鲁迅先生逝世了，许多人都来悼念他……”根据这一内容笔者提问：“当你们看到无数个花圈、无数对挽联，还有许许多多的大人、学生、老人、各界人士都来悼念鲁迅先生的时候，心中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大多数学生纷纷答道：“鲁迅先生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笔者进一步激励他们：“既然大家提出了这一问题，你们能否自己从文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呢？”在笔者的激励与引领下，学生不用扬鞭自奋蹄，快速地投入自主研读和讨论交流活动中。在如此情境化教学活动下，他们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同时接受了来自鲁迅精神的无声教育。
3.努力从“生活化”教学中凸显语文学科的人文教育功能
美国教育家华特强调指出：“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在小学语文课程活动中，教师要以课堂为起点开展“语文生活化”、“生活化语文”教学，善于把“小课堂”与“大社会”有机地链接起来，让学生自觉接受生活的丰富涵养和有效滋润，从而在学用结合、知行统一中更好地理解课文并受到启迪，在激发生命活力的同时更好地揭示它的潜在意义，引导学生在人文教育中更好地懂得生活和学会生活，在有所创造中争做生活的强者、生活的智者与生活的主人。以《大自然的语言》一文教学为例，笔者首先让学生明白“大自然语言”的含义；其次以文中“蝌蚪”、“大鱼鳞圈圈”、“三叶虫化石”为讲解实例，让学生进一步加深理解和加强认识；再次激励他们说一说“其他更多形式的大自然语言”。有的学生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现象，而有的学生只说了一点点。笔者故意问学生：“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大自然语言呢？”他们的回答：有的是从书里、电视里看来的，有的是从大人那儿学来的，还有的是从大自然中观察来的……坚持用“身边人说身边事”，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4.努力从“科技化”教学中凸显语文学科的人文教育功能
以微型计算机和网络信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具有集声、光、电、画、动于一体的先进优势功能。教育科技化特征的强化与应用，有利于在时空穿越中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情趣，有利于学生在画龙点睛中更好地触摸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有利于在音像和谐、直观形象、动静自如中为学生提供喜闻乐见的“视听盛宴”，有利于在海量储存、取之不竭中不断地开发与利用丰富多元的课程资源，从而为语文教学和人文教育活动提供良好有力的支撑，并且源源不断地注入一些活力元素。以《让我们荡起双桨》教学为例，笔者只需适当地解析文中的一些字词句，然后借助多媒体技术播放这首歌曲，让小学生从歌词的情境描绘与音律的感染传递中切实体悟到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无限的艺术审美价值。再以《金色的鱼钩》一文教学为例，笔者借助多媒体技术播放从网络下载的有关精彩片段，让学生切实体悟在万里途中从许多“老班长”身上表现出来那种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事迹和精神，尤其当他们面临生命威胁也对革命充满无限向往的信念，让孩子们接受振奋人心的情感教育。
5.努力从“自主化”教学中凸显语文学科的人文教育功能
“授人以鱼，仅供一餐之用；授人以渔，可保一世无忧”。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善于迎合儿童活泼好动、生动有趣的天然心态，积极开展以个体独立和合作探究为主的自主教学活动，不仅有利于培养手口脑互动写作的学习能力，而且有利于他们潜移默化地逐步树立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情感实践的信念。以《田忌赛马》内容教学为例，笔者没有直接进入课程教学程序，而是以简单有趣的“棋类比赛”进行铺垫：首先让小学生每个人手中握有纸做的“车马炮”三个棋子，并且提出“车吃马，马吃炮，车吃炮”的基本规则，然后让同桌两人之间开展“三局两胜”的比赛活动。结果有些人无缘无故地赢了，同时有些人无缘无故地输了，不仅如此，他（她）们是输的人得不出教训，赢的人也说不出经验，都是一副糊里糊涂的样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待到全班表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状态时，笔者这才把全班引进地课文赏析之中。在最后交流与总结环节，学生都能意识到勤于动手与善于动脑的好处，这不是别具生面的人文教育吗？
6.努力从“个性化”教学中凸显语文学科的人文教育功能
什么是“个性”呢？顾名思义，所谓个性，就是指一个人在思想、性格、品质、意志和态度等多个方面所具有的不同于他人的自有特质。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学生来说，都是如此这般。由于先天遗传、生长环境、心智发育、习惯品质等方面的综合性因素，在众多学生中无可避免地存在个体差异性，这就需要教师以此为客观基础，积极开展以个性化为追求的因材施教和因才施评活动，从而让不同层面的学生都能从中获取相应的知识效果和人文因素。特别强调的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对于众多学生中出现的个性化见解和体悟，教师要予以相应的欣赏、珍视，并且做出必要性保护，即使有时出现一些“离经叛道”现象，也要做出积极性引导而绝不是扼杀或否定，从而在厚积薄发中不断地张扬与培养学生的个性化特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组织者、主导者和促进者，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努力创新并彰显教育教学的个性化特色，以不断体现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基本特点。
以上是笔者对小学语文教学中人文教育活动的简要性实践与思考。人文教育元素蕴藏并遍布在语文知识及其课程教学之中。只要我们始终本着“以生为本、人文关怀”的指导思想，高度重视并认真对待，人文教育之花就必将在校园内外迎风绽放、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李洪梅.小学语文教育中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J].科教文汇（下旬刊），2015（02）.
哲学与教育学都是关于人的精神实践活动的学科，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严格地说，这些学科研究的内容相距甚远。但通过专门研究可以看出，根据各自的思想价值归属，它们又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并且相互发生积极的作用。哲学与教育学相互作用能使人清晰而肯定地认知自我，有些研究者甚至把教育学当成一门“具体的哲学”(II.纳托尔)。同时，有人也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哲学对于生活的作用与教育学没有什么不同(C.格谢)。音乐教育学在自身发展的各个阶段或多或少地与哲学发生了联系，还运用了哲学的经验来思考和解决自身的问题。类似情况在哲学里也同样存在，哲学与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紧密联系，而后者也同样地丰富了哲学科学的实践经验。
因为哲学与音乐学这两个领域的知识范畴与功能各不相同，所以探讨二者之间直接相互促进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探讨的问题，是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授粉”作用，是两者之间的一种融合。其结果是产生一种能够理解的人类与艺术世界的关系，并提炼出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方式的一种更为深刻的思想(见M.C.卡冈《交际世界：客体间的关系问题》，莫斯科，1988年)。例如：哲学是作为一门广博的方法论知识来对音乐教育领域施加影响的，而这种影响主要在于帮助我们弄清后者的思维基础，明确其优势和功能。但哲学既不能改变具体的音乐教育的内容，也不能提出音乐教育的方法。哲学是一门解决音乐教育现实问题的思维基础和方法论的学科，对音乐教育进行完善是极为重要的，这就是哲学及音乐教育学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如果从现代学术思维角度出发，音乐教育的指导思想首先应该是发展个性。它通过音乐语言来发展个性，帮助人们了解万事万物和自己的内心世界，认识人类周围环境的多样性。这种对现代音乐教育的思维功能的理解对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现代音乐的推动下，哲学积累了大量对音乐内涵进行思考的经验，还促进了其对艺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方面的思考和研究。
笔者认为，哲学构建了科学地研究现代音乐教育学主要问题以及现象的基础。阿里斯托杰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时至今日仍对音乐教育意义重大，即艺术与音乐的实质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作用于人类本身，如何作用于人的心理活动及社会行为的。在哲学思想的基本原则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概念，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需要音乐教育知识的参与。比如，关于艺术思想问题，关于对人与世界的审美思想结合与形成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许多哲学家(如罗谢夫、索罗夫耶夫、什列恩等)对以上问题的思索和取得的成果，在音乐教育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但帮助学生们用心灵和头脑去理解音乐的真谛，还让他们更深入地认识到音乐的美妙之处和所蕴含的精神力量。
许多哲学、美学方面的知识在音乐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A.B.卡巴列夫斯基制定的一套学校音乐教育大纲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套音乐教育大纲是以艺术与生活的相互作用以及人对世界的艺术观为基础制定的，目的是激发出学生思考音乐时可能产生的神奇力量，加强学生对艺术之美和生活之美的本质的理解。
现代哲学家越来越关注艺术教育的问题，他们认为将哲学知识运用于实践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哲学家H.H.基亚申科关于音乐哲学与音乐教育关系的观点是对此最有力的证明，他的基本观点是“现代音乐教育哲学方法论产生具有必要性”。H.H.基亚申科认为，正是这一点扩大并丰富了音乐教育过程的价值思维空间，使得它的对象(学生及音乐教师)能获得一种特殊的平和状态，身处其中的人们内心会有“对世界的崇敬”之感(A.什维采尔)，并深深地、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心灵与世界“自然而然”地产生同一性(M.布什维)。哲学家坚信，正是音乐所具有的协调性和“音调的无限延展性”构成了音乐教师专业经验的“核心”和基础，使音乐教师可以与音乐本身、与学生、与周围的事物进行直接的交流。他还认为，现代音乐教育应该更多关注如何去丰富学生的“心灵”，这种丰富的心理状态可以使他们的艺术思维与对周围世界艺术信息的理解保持统一。鉴于此，哲学家强调，儿童对广阔音乐世界的向往一定要通过他们对“民族旋律因素”的了解来实现，即通过本民族音乐的“遗传密码”，让学生了解到本民族丰富的精神财富。
最近，在音乐教育学与哲学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又有了新的见解，其中关于个体(教师和学生)世界观形成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思考这个现象的实质时，音乐教师首先要依靠哲学中系统完整的个性认知观及哲学在精神领域的优势――世界观的认知。根据这一方法论原则，音乐教师的世界观就通过其对生活和职业的理解与体会表现出来了。
音乐教师的世界观是综合的，这是个重要的个性特征，也是其个性特征和职业文化素养的核心。世界观将精神、心灵以及其他个性特征融合为一个整体。从广义上讲，音乐教师的世界观是其完整个性的自我认知，是其了解与深入世界的方法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专业学习与音乐教育活动是其基础。
音乐教师的世界观决定了同艺术教育的对象(音乐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特性。这种相互关系表现的多样性和典型特征(首先是激情美感、个性创造的特征)证明了音乐教师要有丰富的世界观，比如，活泼开朗的个性。因此，音乐教师的世界观自然而然地包含了丰富的精神美学内容中的“激情饱满、创作热情”，并能够对周围现实及自身价值进行理解和思考。
音乐教师世界观的社会和职业意义首先是通过其所具有的功能表现出来的。当其作为外部功能时，世界观是其在社会文化和职业中自我定位的手段，其内部功能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教师自身，更好地进行自我剖析和自我认知。
与上述第一个功能相关的是，教师拥有了足够明确而深刻的个体世界观立场，并据此对各种事件及周围环境的变化进行认知，其中最重要的是针对艺术和具体音乐教育活动发表看法与做出评价。在这种功能中，教师的世界观是一个转换器，它在世界观准则和社会思想、教师本人的艺术教育理念的确立与表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功能的作用与教师完善自我的内心世界和改造世界等活动紧密相关，其中包括个^职业方向世界观的确立和发展。
可以说，教师建立职业世界观的目的首先在于构建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既是与音乐教育活动(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相互作用的个体精神个性模式，也是吸取和认知“本我”高尚精神(作为这一活动的特殊“产物”)的自我职业个性模式。现代科学观点认为，从事任何职业，其中包括音乐教师的个人世界观结构的主要基础是由各个领域的知识组成的(科学、艺术、宗教、政治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相关的观点、信念和理想。因此，哲学不仅仅是综合知识系统，而且还是个人的内心状态，是一种“锻造”自我的艺术(M.K.马
塔达什维利)。世界观的结构内容非常广泛，就像具体的人(音乐教师也不例外)与周围世界发生的广泛而紧密的联系一样。教师的世界观应该向人类思想和精神的所有领域开放。只有在知识与信念和谐统一的情况下，音乐教师的认知才能克服实用主义的缺点从而达到一种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物质的”和“精神的”、“个人的”和“社会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得以从“永恒的对抗”状态过渡到“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
信心是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是世界观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在与观点、理想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关系中，作为一种特殊的个性心理组成部分，信心是更加符合世界观的自然特征及价值思维的。
在音乐教师的职业活动中，丰富的知识和必要的音乐才能并非总能成为信心产生的源泉。最重要的是音乐艺术本身和艺术创作，他们包含了用艺术美学形式表现出来的世界观的立场和态度。在这个过程中，音乐教师的“心灵倾听”是艺术教育与音乐交流的基础。
现代音乐教学必须有哲学和美学知识作为基础，而哲学和美学的知识成果都是思想家们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比如，在H.A.伊里依的关于个体精神与文化的联系的学说中，许多观点可直接帮助我们对音乐教育实际问题进行思考。当时伊里依坚定地认为，“无心灵的文化”不是真正的文化，而是一种愚昧的“文明”，这种文明缺少了文化的核心价值，使人类精神空洞无物。另外，对哲学家来说，“精神”、“爱”和“创造”是具有深层意义的概念，在这里，“创造”被伊里依理解为世界与世界的对话，这个对话是建立在自我剖析的基础上的。这一观点期待着被人们了解和认可。它将心灵的自由、人的意志、人类对世界的责任感以及明确人本身的生命价值等因素联系在一起。
在方法论的框架下，伊里依的这些论断和观点对解决一些问题是有帮助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教育领域的各种知识，其中包括音乐教育知识。显而易见，现代音乐教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产生的根源首先是本国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包含着真正的公民的精神力量，并且可以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学科和思想进行比较和分析。
M.K.马塔达什维利的艺术作品价值思考理论对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具有实质意义，它将这些艺术作品看作人类所有行为中的一部分。这种行为需要延续下来，最理想的状态便是进行再创作。
现代音乐教育之中存在着由独自向对话转化的过程，这首先建立在M.M.巴赫金的概念理论上，他确立了人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原则。正是这种“人们寻求真理”的观点使得音乐教育过程的参与者(学生和教师)认识到自己与这个过程中一切事物的联系。理想中的音乐课是音乐艺术家、教育家与学生能够相互交流，从而达到传递艺术价值的效果。在音乐师范教育过程中，对话不只是一种方式和方法。这是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最本质的基础，是方法论的原则。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会消除孤僻、自私和孤独。在真正的心灵交流中，教师已不是在单纯地“教”，而是要达到让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并将信心注入学生的精神创作之中。
关键词 文化 文化演变 知识创造过程 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30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无疑是由先进的文化所引导带来制度上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引领中国日益现代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仍然存在一些旧有的思想及相应行为若隐若现影响着新的社会制度的运行、阻碍新的社会格局的产生，例如封建特权思想、圈子文化、山头主义等。对于未曾全盘西化的当今中国而言，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与国情，面临着全新的国际发展环境，也不可能像当初西方列强一样靠对外侵略扩张而发展，其全面复兴必然需要全新的文化来支撑，这意味着它必须充分发挥历史传统的优越性同时又必须摆脱历史的包袱，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又必须剔除其糟粕，因而必然需要围绕全新的建设与发展任务实现全面的文化创新，尤其是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这样，理解掌握文化创新的过程实质，就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1文化的基本单位即文化基因是一种认知模式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考察100多种文化定义后，曾给出一个广为接受的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
文化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
（1）精神要素，即精神文化，主要指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其中尤以价值观念最为重要；
（2）语言和符号；
（3）规范体系：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有约定俗成的如风俗等，也有明文规定的如法律条文、群体组织的规章制度等，它们共同调整着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
（4）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其中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关系的实体；
（5）物质产品：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环境和由人创造出来的一切物品，是文化的有形部分。
文化有其基本的构成单元――文化基因（meme）。文化基因的概念，最早是来源于英国著名科学家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他认为文化基因或觅母（Meme）是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音乐调子、概念、妙句、时装、制锅或建造拱廊的方式等，都是觅母。这一概念解释只提到一些具体表象，没有区分文化的内在遗传信息和外在表现形式，也没有注意到前述文化内容的结构体系。
P・DiMaggio在综合评述文化社会学与认知心理学的相互影响后认为，将认知的模式即schema作为文化分析的基本单元是极有意义的。它代表着各种对象、事件以及它们的特征、构成要素、相互关系的各种假设，多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形成的；同时它也是人们的信息处理方式，展示文化的运行过程。这一分析突出了文化基本单元的内在信息属性，与生物学的“基因”概念内涵更具一致性。
比较上述两种概念分析，文化基因，应是特定人群对某种对象及其相关特征、关系的认知模式，是在传播过程中能够被内化吸收的基本理念，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这种理念决定着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如音乐或时装的风格、建筑的方式等；人们在传播、模仿这些具体形式时，实际上也隐含地传播者这种内在的理念或知识。
2文化演变的核心是文化基因的知识创造过程
Gabora提出一种文化演化框架――公共交流（communal exchange），认为是公共交流使得人们对不和谐、挫折或误解做出回应：从不同的视角思考，调整理念以适应环境，因而减少熵、重建和谐完整的概念系统。使得复杂的、可积累的、开放的文化得以演化的是一种递归性反思能力：一种思想触发另一种思想，后者再触发另一种，如此持续进而形成一条联系链。换句话说，文化演变的核心是概念、理念的发展变化，是通过与环境的互动产生新的认识的过程；它通过这种自我修正过程产生可传播的创新，因而必然地是一种新知识产生的过程。对比文化基因的概念，这种调适后的新理念、新概念，实质上是一种新的认知模式，即新的文化基因；递归性反思能力形成的思想联系链即是文化基因链。
这一演化框架理论强调的是新理念的产生，但并没有解释新理念转化为新现实的过程；如前述文化概念与组成，文化演变还应包含新理念转化为新的行为规范、新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组织以致新的物质产品的过程。
对于由新知识产生至新产品或新现实得到实现的知识创造完整过程的探索，最经典、最透彻的分析仍然是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的知识创造三要素统一模型。它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知识创造的SECI模型、场及知识资产。
（1）知识创造的SECI过程，是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知识转换过程，包括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部化（Externalization），联接化（Combination）和内部化（Internalization）。社会化意味着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换，是分享体验并由此创造心智模式和技能之类隐性知识的过程；外部化将隐性知识转为显性知识，是利用比喻、类比、概念、假设或模型等形式将隐性知识明示化的过程，是知识创造过程的精髓所在，通常由对话或集体反思所触发；联接化是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得转换过程，将各种概念综合为知识体系的过程，它通过对显性知识的整理、增添、结合和分类等方式，重新构造既有信息，进而催生新知识；内部化是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得转换，主要通过干中学以共有心智模式或技术诀窍的形式内化到个体的隐性知识基础内。经历了这样的相互作用，一项创新便涌现出来。模型认为组织知识创造始于被调动的个体隐性知识，通过知识转换的四种模式在组织层次上放大，并在较高层级上固定下来，并会随着互动社群的扩大，超越团组、部门、事业部、组织的边界而不断往前推进，形成知识螺旋。
（2）场，是知识得以分享、创造和应用的共同环境，它为个体的知识转换以及知识螺旋的展开提供能量、质量和场所，存在形式可能是物理空间如办公室、虚拟空间如电子邮件或网络，和精神空间如共同的理想或文化等，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是场形成或存在的关键。与上述四种知识转换过程相对应，场也有四种类型：起始场、对话场、系统化场和实践场；
（3）知识资产，是知识创造过程的输入、输出和调节因子。知识资产可分为四类：经验性知识资产、概念性知识资产、系统性知识资产和惯例性知识资产，是上述四个知识转换过程的必然结果。
所有的三个元素统一为一个整体。简而言之，是组织应用既有的知识资产，通过SECI过程创造新知识；而SECI过程发生在相应的场中，创造的新知识也成为组织知识资产的一部分，成为新的知识创造过程的输入。这一模型强调从隐形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换；包括了新构思或新思想的形成到形成新现实的完整过程，但主要是针对企业的创新实践分析得到的模型。
将这一模型扩展应用到文化演化过程中，则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拓展和历史事实上的探索验证。另外，这一分析模型一个显然的局限是没有说明知识创造的动力源泉。
3实践中的矛盾启动新文化基因的知识创造并促进新基因链的形成
将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认识发展感性与理性阶段、矛盾的普遍性等原理与野中郁次郎等人的知识创造三要素模型相结合，我们可以得到：是实践的需要触发了知识创造的过程；直接的推动力正是各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就是矛盾；而知识创造的目的或结果，则是为实践中的矛盾提供解决方案。事实上，野中郁次郎等人的知识创造过程模型，也蕴含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同阶段：社会化、外部化阶段，以感性知识交流为主，开始向理性知识例如概念转化；联接化阶段则是理性知识的相互组合；内部化则是系统理性知识的实际应用，“由认识到实践”必然经历的过程。
作为特定矛盾的解决方案的新认知或新思想，就可能成为新的文化基因；而现实世界中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则为新的文化基因的出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成为“思想联系链”形成的现实基础；而新的“思想联系链”，即相互联系着的新的文化基因，成为人类推进相关现实世界变化的认知基础。
例如始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过程中的知识创造过程。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佛罗伦萨的人们需要探索理解人与神、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当时的实践环境构成了新理念产生的起始场；各种学校及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内全新的探求新知（表现为追崇古典）的自由氛围，承担了对话场的角色；加上外部知识即古希腊文化成就的输入，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即对人性的尊崇，得以孕育形成，形成了对人与神、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全新认知；上述对话场也触发了这种新的文化基因的外部化，即各种艺术创作实践，各种文艺及美术作品，便是这种外部表达的具体形式；同时或随后，探究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规律、探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需求进一步产生，相应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建筑学；和社会科学如政治学得以产生，并形成了相应的知识体系以及相应的科学与社会实践，进而改变了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按照新的知识处理人与自然界、及人与人的关系，而不再唯神命是从；相应地，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作为新的文化基因也得以形成。形成新的科学或社会实践、改变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过程，就是上述的知识内部化过程，相关的新的实践活动，就是实现内部化的实践场。古希腊文化成就是这一知识创造过程的知识资产的输入，人文主义理念、科学与民主思想等新的文化基因及各科新的知识体系则是这一过程输出的知识资产。与野中郁次郎等人的分析模型不同的是：人文主义观念传播到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时，随即开启了新的SECI过程，而不同具体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则这种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内部化的具体表现。
由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而导致自然科学成果的积累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学领域进一步深化拓展为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批代表人物在吸收既有科技成果、体验现实群众生活、考察国内外实际的基础上，对理想的国家制度的各侧面及整体结构进行了分析论述。如英国的哲学家洛克和科学家牛顿，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就人民、国家功能、政府职责与权力范围、法治的必要性与内容、宪法的地位等相继做了透彻的分析，进而进行了国家制度的设计，如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等保障个人权利的国家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随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各具特色的资本主义体系，包括法国、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加拿大、日本等。显然，吸收科技新成果、考察实际社会生活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就国家制度各侧面的分析论述及相关成果的出版则是新的政治观念的外部化表达过程，而国家制度的整体设计则是一个相关政治观念系统化整合的过程，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完全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则是国家制度在社会现实中的内化过程。
上述过程中文化基因链的形成过程是：人与神之间矛盾的解决导致基本人文主义基本理念，即尊崇人性这一文化基因的产生；而人与客观世界的矛盾是人与神的矛盾解决后必然面临的新问题，它进一步分解为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分解后各领域的知识创造过程中，针对各自的新矛盾的解决又产生了新的文化基因，例如自然科学领域对于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的重视，贯穿于所有自然科学领域；例如西方政治学领域中的民主相关的观念体系：自由、平等、法制、民权等等。这样，不同文化基因的创造、演进就渐次形成一个树形图谱。当然，并非所有新的知识成果都能成为新的文化基因，唯有影响广泛、长期传承的理念，才成为文化基因。从根源看，文化基因所以能长期传承、影响深远，原因在于它对于现实中某类共性的矛盾的解决仍然有意义。而当社会生活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出现时，新的知识成果或新的文化基因的出现，就成为必然。这正与Gabora提及的递归反思能力所形成的思想联系链相对应。
这种文化基因链的形成过程可为我们新文化的建设提供借鉴。
4新文化的建设要注重各种实践中相关场的建设以及与相关文化基因的关联
由文化的概念所决定，文化创新或新文化的建设，必然地包括捕捉提炼新的理念，设计完善新的制度和政策，完善相关机构的新功能，新的理念的传播，新的实践惯例的扩散等；而由文化演变的知识创造过程及实践动力所决定，关注新的实践中对新文化基因的需要以及相关的各种场的建设具有特别的意义。
例如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需要产业界、研究机构、相关政府部门、服务机构等通过开放式创新、整个区域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以形成创新生态链和以知识创造、流通及应用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并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地包含着相关文化的创新与不断完善。只有区域范围内的新的创新文化，才能凝聚各方资源与力量、促成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新的文化基因的创造过程，其起始场与最初隐性知识的形成，往往与新的实践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文化建设进程中，企业家俱乐部、企业界与学研界以及政府部门的界内或跨界的论坛、协会的活动等形式，属于实现社会化的起始场或实现外部化的对话场；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以及研究机构与实践部门的互动、结合，则是实现相关知识组合化及完成制度或政策设计所必须依赖的系统化场，实地培训、相关宣传资料的编辑出版发行，新闻媒体对新文化内容的传播，“干中学”及实践中的交流等则是实现内部化的实践场必不可少的内容。
起始场、对话场的建立，有利于促进与新实践相关人员的交流、借鉴外部相关知识、对新的实践进行理论探索与总结等，进而实现作为新的文化基因中新知识的社会化、外部化。需要注意的是，当代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为相关主体之间的关联、对话提供了诸多便利，起始场、对话场的建立有了更多的可能途径；但隐性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依靠信息化、网络化的手段依然是远远不够的。
新的文化基因的内部化过程，即实践场的作用，有的靠实践中榜样的力量以及相应的实践体系可潜移默化地传播实现，有的则要注意利用制度的强制力量以及系统的教育体系来实现新的文化基因的植入。例如现实中反腐所要求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的建设。腐败的大面积发生，无疑与长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遗留有关，如官本位、封建特权、圈子文化等，不仅仅存在于很多官员自身思想深处，也存在于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里；同时，也与我国在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过程中忽视相关制度建设有关，如权力设计及运行模式、监督机制以致公务员的薪酬制度等。“不能腐”意味着健全的制度形成了对官员行为的有效制约，这有赖于新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的有效内化；而“不想腐”，则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形成，与新制度相对应一整套观念体系通过教育已深入到官员的思想深处。
新文化建设还需要密切关注相关的文化基因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有时需要相关基因的变化才能实现特定基因的演变，这是由其内在矛盾的相互关联特性所决定。例如反腐的新制度及其理念基础，可能与其他相关制度、理念的改变密切关联。
中国的建设实践必然需要衍生出新的文明，而新的文化则是这种新文明的内在基础；把握文化创新与建设的一般规律，探索营造恰当的氛围与措施，结合各项建设实践完成文化的创造，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基金项目：本文曾得到上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shucx080158）和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博士论文专项基金（20090610）资助。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社会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4）：409-410.
[2] R・道金斯.自私的基因[M].卢允中，张岱云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12）：267-273.
[3] P・DiMaggio.Culture And Cognition[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7（23）：263-287.
[4] L・Gabora.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Socially Situated Cognition[J].Cognitive Systems Research.2008（9）：104-114.
[5] L・Gabora.An Evolutionary Framework for Cultural Change： Selectionism Versus Communal Exchange[J].Physics of Life Reviews.2013（10）：117-145.
[6] K.Nonaka，R.Toyama and N.Konno.SECI，Ba and Leadership：A United Model of Dynamic Knowledge Creation[J].Long Range Planning，2000，33（1）：5-34.
[7] 刘明翰，朱龙华，李长林.欧洲文艺复兴史・总论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1）.
[8] .实践论[C].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7）：259-273.
[关键词]目的地意象；固化；更新；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2-0042-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2.010
引言
旅游目的地意象是学术研究和地方实践的重要领域。旅游者如何认识目的地将影响其目的地选择[1]、满意度[2]及其对目的地的态度忠诚与行为忠诚[3]。过去40年，旅游目的地意象的概念、构成要素、影响因素等内容均受到不同程度关注。目前，虽然旅游目的地意象的概念框架还未最终形成[4]，但毫无疑问，旅游目的地意象要素研究所关注的核心是旅游者的“感知意象”[5]。Gallarza等指出，复合性、多重性、相对性和动态性是旅游目的地意象的4个基本特征，其中，动态性与旅游目的地意象营销策略息息相关[6]。一些早期研究认为“时间”和“距离”是影响旅游者目的地意象动态性的两项基本因素[7-8]，后续研究陆续扩展至外部环境（信息来源类型、数量等）和旅游者个体（人口学特征、旅游动机、文化价值观等）等因素[9]。有研究指出，目前旅游目的地意象动态过程的研究仍较薄弱[10]，主要体现于现有研究多着眼于影响目的地意象过程的外部因素，而对目的地意象本身的动态变化规律缺乏分析。
近年来，香港、新加坡等众多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通过持续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战略，积极推动旅游目的地意象更新，有效避免了旅游目的地意象趋于陈旧，较好配合了其国际化旅游目的地发展战略。与之相比，我国境内旅游城市在目的地意象更新方面泛善可陈，大都不能通过目的地意象更新战略灵活应对国内外旅游市场发展变化。有鉴于此，本文选取苏州作为案例地，开展旅游目的地意象动态过程研究。从古至今，苏州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东方威尼斯”“天堂苏州，东方水城”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目的地形象特征；2015年，该市提出打造“国际化全域旅游目的地”的发展目标，将使其固有目的地形象面临国际市场的严峻考验。基于对案例典型性和资料足证性的双重考量，本文以苏州作为研究案例，或将有助于取得更多理论⑹居胗τ媒展。
围绕苏州旅游目的地意象动态过程，本文对过去10年（2006―2015）旅游博客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找出目的地意象固化与更新的主要脉络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探析了这一现象背后，地方政府、市场组织、当地居民和旅游者等多个社会群体共同参与、互动协商建构目的地意象的内在机制；结论部分从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为避免目的地意象走向固化、推动目的地意象积极更新提供对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1.1 旅游目的地意象固化与更新研究
固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退化或老化。在品牌管理领域，品牌老化和激活是品牌长期管理的重要方面[11]。其中，品牌老化被定义为“在竞争中出现的品牌成长率低、品牌再现率底、品牌认知质量下降、品牌忠诚度降低、品牌联想弱化、品牌陈旧过时等现象”[12]。品牌墓地（brand graveyard）理论认为，所谓“墓地”品牌是高认知度和低再现度的品牌[13]，Lehu、Ewing等均认为，当品牌不再影响消费者购买时，品牌便开始衰落[14-15]。作为多维度的综合服务型产品[16]，旅游目的地同样经历着从开始、发展、成熟到衰退的生命阶段，无论目的地品牌还是目的地意象（实践中，两者甚难区分）皆随目的地生命周期不断演化[10]。对一个旅游目的地来说，当前一阶段所积累的良好意象无法继续吸引旅游者时，便意味着其目的地意象已经走向某种固化，其中的某些方面需要得到更新。
与固化相对应的概念是“更新”。在市场营销学中，“更新”意味着改变。一般认为，若某一产品品牌形象长期维持不变，则会制约其获得更有活力的市场认知[17]。回归旅游目的地营销议题，在目的地发展的不同阶段，旅游者对其会产生不同的认知与评价[10]。尤其在社交新媒体时代，实际到访游客借助“互联网+口碑”的传播方式，能够对潜在游客心目中的目的地形象产生持续影响[18]。实地到访游客正在取代目的地营销机构（DMO），成为目的地营销传播中最重要的内容生产者和信息传播者。为了更加灵活地适应旅游市场上述变化，旅游目的地需要更加重视其意象更新问题，应立足更灵敏的目的地意象战略以取得更积极的游客市场认知。
1.2 旅游目的地意象的动态过程研究
旅游目的地意象具有动态性特征[6]。Gartner依据旅游目的地信息来源划分潜在旅游者的“引致意象”[19]，显示信息源是推动目的地意象动态过程的重要因素。一些研究还分析了个人体验、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目的地意象动态过程的影响[9，20-21]，表明旅游者个人因素也是影响目的地意象动态过程的重要因素。在互联网提供的合作环境中，政府和目的地营销机构不再是表达目的地意象的唯一主体，旅游者围绕目的地意象的表征生产活动正在使目的地意象处于一个多群体介入、多元表征循环的动态进程[22-23]。当旅游者感知意象与目的地投射意象之间的偏差变大，目的地就需要投入更多营销资源加以纠正[18]。可见，目的地意象动态过程不仅要受信息源和旅游者个人因素影响，在“互联网+”时代，目的地意象动态过程还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互动生产进程。
在过去5年中（2011―2015），文本中的苏州旅游目的地意象表征变得更加丰富，表征关键词除了“园林（拙政园）”“历史”“旅游”外，还纳入“平江路”“博物馆”和“观前街”等文化景观符号。具体来看，博客文本对苏州目的地意象的表征集中在以下5大模块：地方、园林、文化、观前街和虎丘。“地方”这一文化地理学所关注的概念，开始大范围出现在旅游博客文本之中。当代旅游者以“园林、平江路、博物馆、观前街”作为物质文化载体、获取对苏州这个“地方”的体验，体现着自身的旨趣和追求。对旅游者来说，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与“他者”相遇的过程，该过程的主要特征就是要通过与园林、地方、文化、观前街、虎丘等目的地元素的“他者性”述说，去建构自身独一无二旅游目的地意象表征体系。与第一个5年相比，旅游者对苏州园林的认知开始突出地方性（关键词：中国、地方）和遗产商业化（关键词：景点），“林晓峰_粤X”这般写道：“不过，苏州对我来说不仅有这个意义，还有就是我非常憧憬那种古城的气息，可能是小时候玩太多武侠类游戏的关系吧，对古代的建筑和园林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怀，总想亲身体会一下生活在古代的感觉，而苏州就是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保存得最为完好的地方，无论从哪个方面出发，苏州是非去不可的。”与之相呼应的是，文脉属性（关键词：时间）和空间属性（关键词：地方）在苏州旅游目的地意象中的结合变得更为紧密，苏州园林依然是苏州意象时空凝结的焦点、一个地标性的世界文化遗产景观，而平江路、观前街、虎丘则成为来苏旅游必去之地。
4 研究结论
4.1 苏州旅游目的地意象固化与更新现象
根据10年（2006―2015）测序结果，苏州旅游目的地意象中的文脉属性，尤其是“园林”作为标志性符号一直处于苏州目的地意象表征的中心。这说明固化现象客观存在于苏州旅游目的地意象动态进程之中。与此同时，以观前街为代表的游憩属性逐步成为苏州目的地意象的主体，则揭示了过去10年苏州目的地意象更新的基本特征。在两个5年时间段中，围绕“园林、文化、水乡、文物和寒山寺”的语义网络逐渐转换为以“园林、地方、文化、观前街、虎丘”为核心的语义网络，更直观显示出苏州目的地意象存在固化与更新的事实。
具体来看，苏州目的地意象固化主要围绕着以“园林”“文化”为代表的标志性遗产旅游景观，而苏州目的地意象的局部更新则受制于旅游者审美策略分野和商业资本操作（图5）。表面来看，苏州目的地意象通过固化和更新适应外部环境，建构出更为丰富的表征符号和意义；在其背后，目的地意象的动态过程则隐含着目的地与旅游者的持续协商与互动过程。
苏州古典园林被视为独立于街区生活之外的“文化标本”[35]。本文关键词频统计和语义网络分析都证明了这一点：苏州园林是苏州目的地意象的符号化凝结。为了满足日益庞大的旅游需求，旅游目的地商业机构向旅游市场提供各类服务并谋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在遗产旅游层面，依托苏州园林经营遗产旅游也是地方政府部门和各类商业组织利益角逐的结果，商业化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古典园林的历史文化气息――“Micky”提到：“第一个周末就慕名而往，结果却是大失所望，再美的景致如果出现人潮汹涌的情形也就黯然失色了，枉费了70元的门票。”目前，园林等文化遗产资源仍是苏州最重要的旅游吸引物，遗产旅游者借助园林等遗产景观建构其个人意义，使得文化遗产成为某种“活着的东西”：“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有些建筑物还是有其历史痕迹存在，即使不能身临其境，但也能感受一下岁月的流逝。”（林晓峰_粤X）
研究进一步发现，在苏州目的地意象更新过程中，因满足旅游者“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情调而迅速发展的各大江南古镇（周庄、木渎）、历史文化街区（平江路、观前街）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在苏州目的地意象中，江南古镇元素迅速被激活，这既得益于旅游公司的资本和市场运作，也得益于当地社区的积极参与，他们为苏州旅游目的地意象提供了差异化发展的新方向，为大众旅游者带来文化旅游必不可少的全新时空体验，“红毛”：“客栈位于平江路钮家巷子里，位置很方便，无论是去狮子林、拙政园还是去繁华的观前街，10分钟就能到。客房户户向庭院，室内以苏州传统民居布置，木梁瓦顶、回廊小苑，清幽恬静，整个客栈就是个小园林！”与此同时，集教育和娱乐功能为一体的各类博物馆受到旅游者关注，无论是苏州博物馆还是昆曲或评弹博物馆，它们向旅游者展示着苏州古城独特性，提升古城文化旅游吸引力：“苏州博物馆的面积虽然没有国博那么大，但是它布局非常合理，并且每一个展区设置以及展区之间内容的衔接都很精妙。在参观的过程中，你就能感受到苏州人生活的精致与吴韵文化精妙。”（Crystalgon）
除此之外，研究还透过“水乡”至“地方”的语义网络演变，解析苏州目的地品牌营销转变，特别是近年来苏州围绕“苏式生活”的目的地品牌化实践。在这一转变中，旅游需求淖畛醯摹爸由寒山寺苏州”式的观光游览为主，发展到如今以“平江路观前街苏州”和“景点虎丘苏州”为主要脉络的都市休闲；游客体验也从最初以“古镇水乡苏州”为主脉络的“前台”体验，转向以“拙政园地方苏州”为主特征的“后台”互动，相关表述如是：“说真的，时代在变迁，然苏州的园林、河道、小巷人家却依旧让游客像参观博物馆里的文物一样，很想透过窗子去打探一番。在我心里，苏州人过日子如同这条平江路，讲究的是精致和文雅。”（章慧敏）
4.2 苏州旅游目的地意象固化与更新机制
如前所述，在旅游目的地意象更新过程背后，隐含着地方政府、市场机构、本地居民和旅游者等多元利益主体博弈，正是有赖于各自群体的理性诉求以及相互之间的冲突博弈、互动协商，旅游目的地意象才得以不断延续和更新（图6）。
在旅游目的地意象构建中，旅游者寻求新奇个性的体验，追求便捷高效的旅游产品，渴望苏州维持一致的“他者性”旅游目的地意象，以便其在旅游过程中能够体验真实的苏州古城文化。在此基础上，政府依托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推动地方文化市场，获取延续地方文化的必要资源，并不断提升社会、文化、经济综合效应。而各类市场机构为了获取经济效益最大化，致力于推动本地标志景区和拳头旅游产品品牌化，努力创造、引导并迎合旅游消费形态。在旅游经济大潮下，旅游者、地方政府和市场机构“合围”，让苏州旅游目的地意象中最显性、最易操控和最具商业价值的部分――“苏州园林”深入人心，成为旅游目的地意象表征内容生产的焦点，也成为苏州旅游目的地意象“固化之锚”。在苏州旅游目的地意象构建中，当地居民一方面作为旅游凝视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充当着产品供应商与消费者的角色。当地居民对文物加以保护、传承、商业化利用，以周庄和木渎为代表的苏州水乡古镇随之在古城意象中逐步凸显，既蕴含着居民对本土传统文化延续与复兴的期望，也表明经济效益也是文化传承与保护、旅游社区发展的一大动力。随后，“古镇”和“平江路”等关键词及关联语义路径在2011年后大范围出现，更清晰地勾勒出苏州旅游目的地意象更新的基本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居民群体主导和推动的结果。
事实上，如果缺乏当地居民的积极参与，旅游者感知的苏州旅游目的地意象很可能将更加集中于苏州园林等产业资本运作对象。缺乏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旅游目的地意象建构过程，将完全处于商业势力和资本逻辑的主导之下，而如前所述，商业和资本恰恰是导致目的地意象“固化”的一大诱因。考虑到旅游目的地意象一旦“固化”，将难以适应社区创新发展、旅游者多元体验、遗产活态保护以及文化有机更新等多重发展目标，长远看势必会损害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因此，研究认为，必须更加积极看待居民在目的地意象更新中的作用。
5 讨论
本文以苏州为例，基于对过去10年（2006―2015）在线旅游博客的内容分析，解释苏州旅游目的地意象固化与更新现象，梳理苏州旅游目的地意象固化和更新的具体内容，探索苏州旅游目的地意象固化和更新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苏州目的地意象固化主要体现在园林符号的高度凝结，其主要诱因是地方政府和市场机构为了更好地满足旅游者需求，对目的地意象进行了持续、强有力的干预；而苏州目的地意象更新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街区和周边水乡古镇的逐步凸显，其背后的主导逻辑是地方政府引导、商业资本运作、本地居民积极参与到遗产旅游发展之中，以某种“化学反应”的方式赋予旅游目的地新的意象特征。综上，政府、商业机构、旅游者和居民共同构成了旅游目的地意象固化和更新的基础动因。
在理论层面，本文验证了旅游目的地意象进化理论（image evolution）[6，20]。研究认为：首先，旅游目的地意象的固化与更新同时存在，内生动力和外部干预协同作用于这一进程。其次，旅游目的地意象动态进程具有周期性特征，根据这一特征，苏州近年来涌现出的古镇、历史文化街区等要素也会逐渐“凝固”，而新的目的地意象要素将继续得以逐步建构。再次，研究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对目的地意象动态进程的讨论之中，发现目的地意象进程由整个区域社会生态系统所主导，其固化与更新的动力来自地方政府、市场机构、本地居民和旅游者的f商互动。这一观点揭示出在旅游目的地意象战略中，对多元利益主体协商、对话加以制度性安排的必要性。最后，研究发现旅游发展背景下的遗产资本化进程是造成遗产旅游地意象固化的重要诱因。毫无疑问，遗产旅游地意象固化会严重限制旅游商业模式创新，进而扼杀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在遗产旅游目的地，为了有效制衡资本逻辑可能导致的目的地意象固化，本地居民在目的地意象进程中的权益应得到进一步保护。
虽然在线旅游博客已经成为众多研究者所采纳的资料来源，但就本文研究而言，旅游博客的使用主体仍然难以精确加以识别。因此，本文研究仍存在不足，今后研究应就此论题，继续开展居民访谈、多案例地调研以及对更长时间跨度的目的地意象过程研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Fan Jun， Qiu Hongliang， Wu Xuefei.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 place attachment and tourists’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A case of Zhejiang tourist resorts [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1）： 55-66. [范钧， 邱宏亮， 吴雪飞. 旅游地意象， 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J]. 旅游学刊， 2014， 29（1）： 55-66.]
[2] Bai Kai， Chen Nan， Zhao Anzhou. Potential Korean tourists’ cognition of Chinese destination image and their behavioral intentions [J]. Tourism Science， 2012， 26（1）： 82-94. [白凯， 陈楠， 赵安周. 韩国潜在旅游者的中国旅游目的地意象认知与行为意图[J]. 旅游科学， 2012， 26（1）： 82-94.]
[3] Liu C R， Lin W R， Wang Y C. From destination image to destination loyalty： Evidence from recreation farms in Taiwan [J].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2012， 8（4）： 431-449.
[4] Li Hong. The two kinds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J]. Tourism Tribune， 2006， 21（6）：9. [李宏. 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概念的两种理解[J]. 旅游学刊， 2006， 21（6）：9.]
[5] Zang Dexia， Huang Jie. A review of overseas studies on destination image： Based on the articles of Tourism Management and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in the last decade[J]. Tourism Science， 2007， 21（6）： 12-19. [臧德霞， 黄洁.国外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综述――基于 Tourism Management和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近10年文献[J]. 旅游科学， 2007， 21（6）： 12-19.]
[6] Gallarza M G， Saura I G， Garc??a H C. Destination image： 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1）： 56-78.
[7] Gartner W C. Temporal influences on image change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6， 13（4）： 635-644.
[8] Crompton J L. An assessment of the image of Mexico as a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upon that image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79， 17（4）： 18-23.
[9] Baloglu S， McCleary K W. A model of destination image formation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 26（4）： 868-897.
[10] Wu Tiehong. Dynamic researches into images in tourist areas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life cycle [J].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 2005， 34（2）： 119-121.[乌铁红. 旅游地形象的动态研究与其生命周期的演化[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34（2）： 119-121.]
[11] He Wenli. An Empirical Study about Laozihao Brand Revitalization[D].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12. [何雯丽. 老字号品牌激活研究[D]. 北京： 清华大学， 2012.]
[12] Zhang Qian. Brand Outdated and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D].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2006. [倩. 品牌老化及对策研究[D]. 成都： 四川大学， 2006.]
[13] Aaker D A. Building Strong Brands （the 1st Edition） [M]. Lü Yilin， trans. Beijing： China Labour & Social Security Publishing Group， 2004： 11-12. [戴维・阿克. 创建强势品牌（第一版）[M]. 吕一林， 译.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11-12.]
[14] Lehu J. Back to life！ Why brands grow old and sometimes die and what managers then do： An exploratory qualitative research put into the French context [J]. Journal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2004， 10（2）： 133-152.
[15] Ewing M T， Jevons C P， Khalil E L. Brand death：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senescence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9， 62（3）： 332-338.
[16] Buhalis W B D D， Qiu T B M X. Marketing the competitive destination of the future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0， 21（1）： 97-116.
[17] Zhang Linghao. Research on the continuity and renewal methods of product image： Based on gene heredity theory [J]. Packing Engineering， 2007， 28（8）： 170-173. [张凌浩. 基于基因遗传理论产品形象的延续与更新方法研究[J]. 包装工程， 2007， 28（8）： 170-173.]
[18] Lü Xingyang， Xu Hong， Lin Shuang. Brand hijack： The alienated evolution process of destination image [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6）： 67-75. [吕兴洋， 徐虹， 林爽. 品牌劫持： 旅游目的地形象异化演进过程研究[J]. 旅游学刊， 2014， 29（6）： 67-75.]
[19] Gartner W C. Image formation process [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1994， 2（2）： 191-216.
[20] Beerli A， Martin J D. Factors influencing destination image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31（3）： 657-681.
[21] Frias D M， Rodriguez M A， Casta?eda J A. Internet vs. travel agencies on pre-visit destination image formation：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view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8， 29（1）： 163-179.
[22] Stepchenkova S， Zhan F. Visual destination images of Peru： Compar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DMO and user-generated photography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6（3）： 590-601.
[23] Huang Yan， Zhao Zhenbin， Chu Yujie， et al.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the Internet era： Multiple constructions and circulations [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6）： 91-101. [黄燕， 赵振斌， 褚玉杰， 等. 互联网时代的旅游地视觉表征：多元建构与循环[J]. 旅游学刊， 2015， 30（6）： 91-101.]
[24] King C， Chen N， Funk D C. Exploring destination image decay： A study of sport tourists’ destination image change after event participation [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2015， 39（1）： 3-31.
[25] Cherifi B， Smith A， Maitland R， et al. Destination images of non-visitor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49： 190-202.
[26] Li Leilei.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M]. Guangzhou：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1999： 90. [李蕾蕾. 旅游目的地形象策划： 理论与实务[M].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9： 90.]
[27] Jin Yingruo. A new approach to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positioning： A case study of Guizhou [J]. Journal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02， （4）： 24-27. [金f若. 更新定位， 一种新的旅游形象定位方法――以贵州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 （4）： 24-27.]
[28] Li Changqiu. On the renewal of image orientation of tourism attractions [J]. Journal of Northern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3， （2）： 66-69. [李长秋. 论旅游地形象的定位更新[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2）： 66-69.]
[29] Wang Yuan， Feng Xuegang， Sun Xiaodong. A model of temporal changes in destination images [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10）： 20-30. [王媛， 冯学钢， 孙晓东. 旅游地形象的时间演变与演变机制[J]. 旅游学刊， 2014， 29（10）： 20-30.]
[30] Tseng C， Wu B， Morrison A M， et al. Travel blogs on China as a destination image formation agent： A qualitative analysis using Leximancer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46（1）： 347-358.
[31] Guo Fenghua， Wang Kun， Zhang Jianli， et al.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of the case in “Five Golden Flowers”， Chengdu： Based on the text mining of blogs [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4）： 84-94. [郭风华， 王琨， 张建立， 等. 成都“五朵金花”乡村旅游地形象认知――基于博客游记文本的分析[J]. 旅游学刊， 2015， 30（4）： 84-94.]
[32] Dai Guangquan， Chen Xin. An initial discussion about tourists’ photographic psychology： Based on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tourist photos [J]. Tourism Tribune， 2009， 24（7）： 71-77. [戴光全， 陈欣. 旅游者摄影心理初探――基于旅游照片的内容分析[J]. 旅游学刊， 2009， 24（7）： 71-77.]
[33] Fan J M. Suzhou its style and mode as a fashion leader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3， （4）： 123-141. [范金民. “苏样”，“苏意”： 明清苏州领潮流[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3， （4）： 123-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