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3 17:48:5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汉初经济政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机制 利益群体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95-05
从政治学到经济学：IPE转型的背景思考
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初，有着明显的政治学背景。按照海伦・米尔纳的总结，20世纪60―70年代诞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的是向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2]。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提出了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区别于传统政治学所主张的、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的观点，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4]认为，70年代世界经济的萧条与美国霸权的衰退有关，这一分析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转化搭建了渠道；而苏珊・斯特兰奇的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5]，则建立权力结构模型，进一步探讨经济要素与权力要素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分析世界机制与权力的关系，如依附理论提出“中心”与“边缘”的概念，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6]；还有学者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及区域制度如何对民族国家施加重要影响[7]。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把经济要素作为分析变量引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但是，无论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依附论或权力结构论，都以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对立为前提，学者们重视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转换关系，而缺少对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视角，在这一阶段开始有所体现。这一视角侧重国际力量(主要是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一视角认为，国际经济环境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国际经济制度对国内政治存在着重要影响。早在1972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在《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艺术》中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赞斯坦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8]中，把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结合起来。卡赞斯坦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他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奠定了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9]
不过，70年代开始出现的转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渐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惯性力量，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几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便是以IR的三个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为IPE分类。尽管这一分类方法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顺利接轨，但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整个七八十年代，国际环境的现实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苏联的解体，使得传统的权力政治学、霸权稳定论逐渐失去了意义，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论的解释力日渐苍白。
国际体系的经济权力分布、国际机制对国际环境的挑战，要求政治学者们必须倾注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IPE逐渐摆脱IR研究视角的束缚，而开始走上自身发展的路径。
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现实对IPE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OEP)问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全球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而研究开放经济政治，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质利益(偏好)，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发生的转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这一时期的IPE研究，可以通过多种分类方法来概括。除了丽萨・马丁所提出的立体2x2框架之外，海伦・米尔纳从研究议题的角度对IPE的成果进行了归类[11]，同样摆脱了早期单纯研究政治与经济相互转换关系的窠臼，体现出IPE学者从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互动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如果对90年代以来的IPE理论进行作简单分类的话，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内因研究(国内政治制度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以及内外结合研究(国际和国内行为的政策选择)这三类。
1.外力研究――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后果
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国际层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学视角影响下的早期IPE学者们，按照体系论把国际和国内分为两个层次，国际层次孤立于国内层次之外，并被视作后者的结果。而在经济学视角影响下的IPE学者们，把国际经济体系看成国内政治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总的来说，外力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类把国际市场一体化视作独立力量。国际市场一体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9]，按照苏珊・斯特兰奇的分析，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是权力的来源，全球化的这三个特征正好具备权力转换的要素。在这一思路下，罗戈斯基提出国际贸易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0]。他通过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分析指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11]。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如果多于其他国家，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该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他们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掌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国际规则和条例的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规则通常被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界定权力和义务的行为标准”[12]。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强的全球化，使得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编的《跨国关系找回来》[13]一书，正是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则提出，国际力量通过“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4]这三种途径影响国内政治。
2.内因研究――国内利益群体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
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因袭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与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内因的时候，学者们同样从联系价格和国内制度两方面探讨国内利益群体[15]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机会成本，这些理性的国内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联盟，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由内而外的思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国内力量对国际力量存在“过滤”作用，而包括利益群体、国内政治结构等在内的中介环节是重要因素[16]；②国内力量的作用条件在于国内制度的变革。制度因素能减少或增加国际力量的影响力[17]，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与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可能接受国际力量影响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国内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变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立法机构都是IPE学者关注的行为体。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使不同的国内行为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损益。行为体基于利益而重新结盟，改变或影响政策选择，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3.内外结合的研究思路――国际国内行为体的政策选择
除了上述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两种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还出现了第三种思路：从国内力量和国外力量的互动入手，分析内外结合的交互影响。不过，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显著进展的，只有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20]。
普特南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在国际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总的来说，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对IPE理论转型的几点评价
理论总是希望对现实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路径去解释国际现象。9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促使IPE发生了从政治学视角到经济学视角的巨大转型。国际化所导致的学术领域研究视角的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确立了研究范式的独立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IPE已经被确认为一个学科，但因为脱胎于国际关系学，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都继承自国际关系学领域。自从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IPE学者也以此确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21]。尽管这一框架具有简洁、实用的特色，而且与IR一脉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框架使得许多IPE的研究成果无法纳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维奇的理论被归类入“”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维奇提出了行为体的“物质利益”概念。
从90年代开始，有关经济利益、贸易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IPE理论中。IPE学者认识到，必须更关注经济领域；而经济学者也发现，研究经济政策必须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领域，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边界。学者们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议题也都属于国际关系领域。海伦・米尔纳归纳当时的IPE课题为[23]：①国家权力机关对经济工具的使用(相对于军事手段)；②霸权稳定和美国的衰落；③国内政治的角色；④依存与发展理论；⑤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而随着90年代IPE的转型，学术研究的边界不断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课题的研究热情逐渐衰退，第三个课题被拓展为“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国际机制则逐渐成为最重要的IPE研究内容之一。尽管对一些学者来说，早期的五个议题依旧具有长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分析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制度利益，这就为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范式打下了基础。
第三，需要进一步为打破研究壁垒而努力。不过，总的来说，尽管90年代以来的IPE转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简洁的研究框架指导的情况下，IPE的研究出现了多个“理论孤岛”。经济学家用政治学例子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政治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行为体利益，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之间的争论便在此例。前者认为要素是可流动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两种不同的模型预测了不同的联盟模式和贸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来IPE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思考是，如何打破这些理论孤岛，为将不同研究路径的理论连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强国际与国际层面互动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与制度分析之间的壁垒，而使之出现可沟通的桥梁。
注释：
[1]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5]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书中考察了跨国性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国内结构变迁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跨国行为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两个中间变量――国内结构和国际制度。国内结构决定了跨国行为体参与政治系统并且组建政治联盟来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国际制度的力量则受到双边协议、多边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约束。见：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欧汉和米尔纳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国际贸易和流动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所形成的跨国经济力量。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约翰・鲁杰就提出，被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国内社会力量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变迁时不可忽视的变量。见：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见：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沿袭古勒维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环节的分析方法，分析国内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国际力量的影响。他们所引入的中介环节包括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行为体的利益、国内政治结构等。见：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这些学者把总统制、议会制等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分析性综述//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认为，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赖并且是的，中央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见：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21]吉尔平从IR的研究范式出发，概括的IPE三种研究范式――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相互以来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依附论为代表的――至今仍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经典分类。
摘 要 相机抉择是财政手段调控经济运行的灵魂。一直以来,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在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成功实现财政政策的转型,特别是在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方面成效明显,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值得我们去梳理、分析和研究,以期为今后更好地运用财政税收手段优化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奠定现实基础。
关键词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 效应综述 评析
一、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环境决定其政策作用方向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适应宏观形势的变化,采取改变财政支出水平、调节税收等措施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一套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在我国分别称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认为,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应当“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低迷、需求不足,出现衰退与萧条时,采取刺激需求的扩张性财政措施,在需求旺盛、经济繁荣时期,应当采取抑制需求的紧缩性财政措施。我国各项财政政策,也是基于此观点,相机抉择,适时进行调整并成功实现了一种政政策向另一种财政政策的转变。
(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有效熨平了经济大幅度波动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在体制改革等因素的作用下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与此同时投资需求过度扩张、通货膨胀加剧,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日趋紧张。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确定了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基调。1993年―1997年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地反周期调节效果,不仅有效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发展中的“急刹车”现象,而且在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同时,保持住了经济的平稳增长。金人庆(2006)认为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实现了反周期调节的预期目标,促进了经济稳定增长;朱建设(2007)通过对1993年―1997年我国财政支出与GDP的增减变化进行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检验得出结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是显著地;张通(2009)认为,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避免了“大起大落”的不良循环。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的负面效应。长期紧缩性政策的实施,使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低迷,同时,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得供过于求的比重不断提高,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物价水平持续走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趋势。贾康(2003)认为,1993年―1997年适度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力度有些过大,通货膨胀是抑制了,但也为以后国内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笔,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进行又一次的调整。
(二)以扩张性政策手段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扭转经济衰退趋势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分两个阶段,一是1998年至2004年,一是2008下半年至今。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冲击,长期重复建设带来的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在国际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和国内市场约束双重因素的作用下突出地显现出来。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我国政府果断地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主要是在物价快速上涨的压力下,“防过热、防通胀”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加之2008年上半年,我国先后遭遇了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大地震,以及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在国际、国内各项经¬济指数出现明显下降的情况下,2008年11月5日,我国再度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2004年六年间连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是明显的,它在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还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并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刘汉屏(2002)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扩大投资、刺激消费、鼓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吕炜(2004)认为在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国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是很明显的,其主要作用在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制度变革不足所产生的增长缺口;解保华、李彬联(2009)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现了民间投资1999年-2007年间年均19.5%的高速增长,有效地遏制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颓势。而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不是很理想,它的实施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陈共(2003)认为,不断扩大的国债规模,虽然对我国财政近期来说不存在大的风险,但情况不容乐观;项俊波(2008)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我国投资消费失衡的体制性根源。
2008年下半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减缓了经济的衰退,但是其在对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课题组、国研网宏观经济研究部等(2009)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胡少维(2009)认为,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的偏好有点过强,财政政策创造持续性、长期性就业岗位的能力较低,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就业压力;段炳德(2009)认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对教育培训的投入相对不足,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不详、不细、不透就仓促上马等一些问题。
(三)我国稳健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更灵活体现了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
连续6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但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也亟待改善。面对这种非均衡发展,我国转而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努力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在稳健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各项经济运行指标波幅明显减小,经济运行继续向宏观调控预期目标发展。
对于稳健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效应,国内学者绝大多数都持有肯定的观点。金人庆(2006)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田成川(2006)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对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了评析,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提供了一个健康的、有保障的平台,其调整经济结构的效果也较为突出;张通(2006)认为,稳健财政政策推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并加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而对于稳健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近期国内学界对其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课题组(2008)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偏松,使得财政收支赤字的压力有所扩大;吴骏(2008)等通过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我国稳健财政政策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使利率上升,抵消了从紧货币政策的效果,也使得外部均衡矛盾更加突出。
二、对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评析及其未来政策取向
作为一项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不论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它们的实施成效都是明显的,对我国“熨平”历次的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经验,同时也加快了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步伐。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之所以会产生负面效应是由于在各项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不完善所导致的,在某些方面也归因于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经验不足。此外,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政府为了应对当前所面临的经济波动所采取的措施,因此更多的考虑的是短期的利益而往往忽视了长远利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财政政策的不断更迭,从抑制通货膨胀到调控通货紧缩再到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循环“怪圈”。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是必要的,而且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制度性变革、逐步消除体制,还要保证其实施的连续性、稳定性、科学性和灵活性,以及政策出台的时机选择和切入点选择恰当以及力度的恰当。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并不适宜作为调控经济发展的长期政策,我国财政发展的目标应当向平衡预算财政发展,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构建与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体系,不断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建设。此外,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还必须具有独立性、前瞻性和国际性,在确保财政政策独立实施、不预的基础上,既要充分考虑到我国未来相关财政政策实施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又要紧密关注国际社会的时局变化、风起云涌,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谨慎严防由于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不当实施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发生,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中国社会科学.2004(2).
[2]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管理世界.2008(9).
[3]胡少维.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开放导报.2009(4).
[4]解保华,李彬联.积极财政政策的冷思考.上海经济研究.2009(12).
[5]课题组.推进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财政政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9(51).
[6]刘汉屏.时策聚焦――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及可持续研究.中国财政经济.2002.
[7]陈共.积极财政政策及其财政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金人庆.中国科学发展与财政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关键词]联立方程宏观经济IS—LM曲线
一、引言
上个世纪，宏观经济学随着凯恩斯理论的提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此之后，很多的学者致力于完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学说，其中希克斯（Hicks,1937）和汉森（Hansen,1949）以IS-LM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运作方式，大大加强了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力。虽然IS-LM模型也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但是直至今日其依然是一个有着较为完善逻辑体系的宏观经济模型，并得到广泛应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宏观经济理论在我国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本文试图以凯恩斯理论以及IS-LM模型为理论基础，并吸取其他相关理论的理念，尝试构建能够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作情况的简易模型，并利用我国历年相关实证数据，通过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来获得一个能够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实证模型。
二、文献综述
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来描述一国的宏观经济情况，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的学者做出了相关的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克莱因联立方程系统。克莱因（LawrenceRobertKlein1950）以美国1920年～194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了旨在分析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小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该模型所采用的变量数相对不多，但在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学者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在《中国转轨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及政策效应的模拟分析》一文中借鉴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其他经济理论，并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建立了适应中国经济特点的宏观经济联立方程模型，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我国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应大小。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宁晓青、谢静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选取l985—2003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我国宏观经济的模型。并认为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关键政策并不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是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和外贸政策。
三、宏观经济理论基础
1.消费理论
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由什么来决定？凯恩斯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IncomeHypothesis),其观点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对于消费的认识，认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不是利率，而是收入。之后杜森贝里(Duesenberry1951)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IncomeHypothesis)，认为居民消费存在“示范作用”和“棘轮作用”。“示范作用”使得人们收入提高时，平均消费倾向并不一定会下降，而“棘轮作用”使得消费的变动相对于收入的变动要稳定。在此之后莫迪利安尼和弗里德曼分别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这两个理论强调人们会从整个人生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收入，从而来决定当期的消费。不过无论何种理论，都认为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状况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本期的收入状况的影响。
2.投资理论和货币需求理论
长期以来，克拉克（Clark,1917）的加速原理和凯恩斯的投资函数一直是分析投资的核心理论。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作为资本需求的投资和作为资本供给的储蓄在资本市场上通过利率的调节达到平衡，因此投资被认为是利率的函数。凯恩斯基本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是否要对新的实物资本进行投资，取决于这些新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与为购买这些资产而必须借进的款项所要求的利率的比较。因此，在决定投资的因素中，利率是首要因素。这里利率是指是实际利率。由克拉克提出并经萨缪尔森(Samuelson,1939)等人发展的加速原理(AccelerationPrinciple)率先对古典投资理论发起了挑战。加速原理认为投资不是利率的函数，而主要是由产出的变化所决定。其函数表达式如下：
式3.1中δ,θ为常数，δ代表资本折旧率,It代表投资，Yt和Yt-1分别代表当其和前期产出。
在货币需求理论上凯恩斯认为对于货币的总需求是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的总和。其中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决定于收入，而货币的投机需求决定于利率。因此对于货币的总需求函数可描述为：
式3.2中，等式左边代表了真实货币供应量，k,h为常数，Y代表收入，R代表利率。
四、计量模型假设与数据收集
本文所采用的宏观计量模型是以IS-LM模型为基础，并对其中的投资函数作了一些改进，吸收了克拉克的加速原理的思想。假设模型具体如下：
方程中的α，β，d，λ，k，h为系数项，Y,C,I,R,M,P,G,NX,为变量。其中各个变量的定义如下表：
在投资函数4.1.2式中，加入了收入变动的因素。凯恩斯与克拉克分别强调利率和收入因素是决定投资的唯一主要因素。而本文将利率和收入因素同时放入投资函数。笔者认为在我国，投资同时受到利率和收入状况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一些专门的金融机构以及一些私人的投资机构，这些资金对于利率较为敏感，利率降低将会释放出较多的投资。另一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一般的企业，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商品生产的能力，这样的投资往往受到该企业收入（利润）状况的影响，收入越多，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期会更高，同时也更有能力进行投资。同时由于企业当年的投资计划往往在前一年就已制定计划，所以在投资策划时前一期的收入变动情况(θ·Yt-1-λ·Yt-2)会更多的影响到本期的企业投资。
根据IS-LM模型中的相关变量，本文收集了中国1992年到2005年的相关数据。所选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Y),消费支出(C),政府支出(G),投资(I),进出口(NX)的相关数据来自于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货币供应量为年底余额，包括货币和准货币。本文所采用的利率为历年一年期贷款利率，各年的利率以年底利率计算。
由于原始数据没有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因此本文以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换算出历年的通过膨胀率。并以此计算出排除通胀因素的各变量的数值。处理后的数据是以1978年的人民币价值为基数计算的。
五、模型检验和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
本文首先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识别，认为方程为过度识别。之后对排除通胀后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扩充迪基-富勒（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来判断数据的平稳性。采用的分析工具为Eviews5.0。经过ADF检验。各变量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都接受原假设，即认为各个变量数据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然后采用扩充恩格尔-葛兰杰检验来判断各方程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中的四个方程式都通过了扩充恩格尔-葛兰杰检验，即各方程内的变量具有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来估计联立模型结构参数。得到如下参数估计结果：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系数а,β,d,θ,λ,k,h都通过了假设检验。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函数的R2分别达到了0.97,0.98和0.99。可见方程的拟合结果是比较理想的。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的我国宏观经济简易联立方程模型。
通过对模型中内生变量进行模拟从而获得的模拟值，并与各内生变量真实值进行对比也可以看到，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篇幅关系下文仅列出收入变量的拟合值与真实值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模拟值依然是以1978年的人民币价值计算的。
六、结论
本文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以IS-LM模型为基本框架，采用联立方程的方法计算了一个能简要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运作状况的模型。
其中式5.1.1代表我国的消费函数，经过分析，可以看到收入确实对消费有影响。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45。式5.1.2为我国的投资函数，模型假设我国的投资不仅受到利率的影响，也受到收入的影响。经过分析，发现利率和收入对投资都有影响。利率与投资负相关，收入增长与投资正相关。从投资方程中可以看到收入的变动对投资有放大的效应。即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投资将增加2.15个单位，反之亦然。式5.1.3为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函数表明我国的货币需求既受到收入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利率的影响，收入与货币需求正相关，与利率负相关。将估算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转化，可求得财政政策乘数和货币政策乘数分别为1.43和0.12。
由此可见，从对我国1992年～2005年的数据分析，可以认为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财政政策较之于货币政策更为有效，政府支出每增加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43个单位。而货币供给增加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12个单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我国利率对于货币需求的影响要远大于其对于投资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美)达莫达尔·N·古亚拉提:计量经济学（第三版）.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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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戴思锐:计量经济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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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潘省初周凌瑶: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丁俊君戴生泉: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动态模拟与预测.经济观测,2004
县域经济的内涵：“县”即行政区划名。包括县级市，属行政区划单位“域”即区域，泛指地理空间。“县域”合起来即县的地理空间，也就是以县为地理空间。“县域经济”即以县的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的经济。
从所有的县域经济定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1.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范畴。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的区域经济，区域界线明确。它依附于省、市的区域经济，位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
2.县域经济有一较完整的市场调控主体，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并有一定的能动性。且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与其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
3.县域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配置，获取竞争优势，具有开放性。同时，还要接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
二、溆浦县少数民族发展
溆浦县是一个多民族散居县。共居住著土家、瑶、苗、侗等13种少数民族群众。全县有少数民族人口13.3万人，占总人口数15.46%。如同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溆浦县少数民族贫困存在以下几个特点：贫困人口比重大，溆浦县少数民族行政村共105个，占全县行政村的近17%，贫困人口达到5358人；民众文化程度偏低。
深入分析这一困境的原因会发现，如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特点存在共性一样，造成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致贫因素也是相似的。具体表现为：
1.恶劣的生存环境限制经济发展。溆浦县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山高林密，土地贫瘠，地少人稀的地区。如自然村落位于温水乡冰脚村的第19瑶族组，人均耕地只有0.2亩。同时，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较差，在水利设施、低产粮田改造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由于地处偏远，人烟稀少，人力不足，要靠他们自身力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就更加困难。
2.偏低的受教育程度制约了经济发展。由于多种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要低于其他地区。特别是溆浦县有语言的花瑶、箭杆瑶，他们从小与汉族接触少，导致学生语言不通，大部分学生在中学、小学就已经辍学。
3.由于政策原因，得不到优惠照顾。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聚集区设立专门民族乡、民族州等自治区，溆浦县虽有13.3万少数民族人口，有3个乡少数民族人口过30%，其中有2个乡少数民族人口过60%-80%，但没有一个民族乡，按照现行的民族政策，这13.3万少数民族无法得到优惠和照顾。
三、溆浦县县域经济发展情况
1.溆浦县制发展历史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分辰溪原汉义陵县地，始置溆浦县，属辰州。唐初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废沅陵郡复置辰州，领五县，即沅陵（为辰州治所在地），泸溪（从沅陵分出）、麻阳（从沅陵、辰溪分出）、辰溪、溆浦（从辰溪分出）。唐初曾封李纵为溆王（见《省志》）。 天宝元年（742）辰州改为泸溪郡，溆浦改属泸溪郡。
民国元年，府不辖县，仍置辰沅永靖观察使。民国二年为辰沅道所辖。民国十二年废辰沅道、溆浦县直属湖南省。民国十六年至三十八年溆浦县辖属沅陵行署。
建国后初属沅陵，后属芷江、黔阳专区，1981年1月后属怀化行署、怀化市至今。2000年，溆浦县辖11个镇、32个乡：卢峰镇、低庄镇、观音阁镇、黄茅园镇、江口镇、均坪镇、两丫坪镇、龙潭镇、桥江镇、双井镇、水东镇、北斗溪乡、大华乡、大渭溪乡、伏水湾乡、岗东乡、葛竹坪乡、横板桥乡、九溪江乡、两江乡、龙王江乡、龙庄湾乡、木溪乡、让家溪乡、善溪乡、水隘乡、水田庄乡、舒溶溪乡、思蒙乡、谭家湾乡、陶金坪乡、桐木溪乡、统溪河乡、温水乡、小横垅乡、小江口乡、新田乡、岩家垅乡、沿溪乡、油洋乡、中都乡、仲夏乡、祖市殿乡，总人口798983人。2004年，溆浦县辖14个镇、29个乡。
2.2005-2010年溆浦县县域经济发展状况
近年来，溆浦县县域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县域经济总量持续稳定增长，地方财政收入也不断增长。
2006年，县十届一次党代会提出了“工业强县”的目标，确定了“加快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树立了以新型工业化推进溆浦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新理念。溆浦县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果。2005年至2007年第二产业稳步增长，在经历了2008年的小幅跌落之后，在2009年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县域经济总量的35.6%，到了2010年的三产比重为22.5:36.6:40.9，改变溆浦县一直以来“一、三、二”的产业格局，实现了向“三、二、一”的提升，。
“十一五”末，全县工业企业达335家，实现工业总产值65亿元，实现利税1.5亿元，其中规模工业企业68家，从业人员2.3万人，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62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21亿元，年均增长23.5%，实现利税总额1.4亿元。累计新增规模工业企业31家，共实施工业项目52个，完成工业投入45亿元，其中技改项目38个，总投资35亿元，年均增长35%。并通过引进先进适用技术,加快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严格落实国家关于加快节能减排的实施意见,加快淘汰铁合金、电解锰、水泥等行业落后产能,实现了万元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5.5%和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目标。
参考文献:
[1]崔 征:内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突破的实证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1,5.
同时，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4.8％，远超2007年初确定的目标3％。
经济持续高位运行引发了种种忧虑。2007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2008年宏观调控主要任务定位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基调也由“适度从紧”转为“从紧”。
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深化蔓延，美国经济预期骤然下降，并波及全球，国际经济环境及走向日渐微妙。中国当何去何从？
时至岁末年初，《财经》继续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检测中心（下称景气中心）合作，进行全年宏观经济调查，总结2007年经济运行状况与宏观调控得失，并对2008年的经济走势做出展望。当然，调查不可避免地存在时滞，或有不周全之处，但相信能为人们把握当前及未来中国经济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
《财经》杂志与景气中心的合作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财经》委托景气中心执行的对经济政策的评论和前瞻性调查，半年一度，自2004年底以来已进行了七次；第二部分为景气中心独立完成的季度经济学家信心调查，该调查独家优先发表于《财经》杂志，并在《财经》网（省略）刊出。
调查遴选了国内有代表性、对宏观经济有研究的100位经济学家，通过问卷了解他们对当前经济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并征求他们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及改革的建议。
此次参与调查的经济学家有80位。他们是（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巴曙松、常修泽、陈道富、陈淮、陈浪南、陈平、陈兴动、陈宗胜、程永照、迟福林、丁宁宁、哈继铭、贺力平、洪银兴、胡必亮、华而诚、黄少安、黄卫平、纪玉山、金雪军、雎国余、李泊溪、李羽中、李善同、李天德、李晓西、李子奈、历无畏、梁优彩、梁中堂、刘厚俊、刘世锦、刘宪法、刘小川、卢中原、茅于轼、马晓河、潘云、史晋川、舒元、谈敏、谈世中、汤敏、唐寿宁、田秋生、王、王庆、汪同三、王建、王小广、王小鲁、吴晓求、夏兴园、夏业良、易宪容、喻新安、余永定、袁钢明、袁志刚、曾五一、张宝通、张承耀、张军扩、张力、光、张卓元、章铮、赵凌云、赵志耘、郑超愚、郑京平、周黎安、周立群、周天勇、周学曾、周业安、周振华、周志斌、左小蕾。
对应于经济的高涨，2007年宏观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调控频繁。年内共加息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十次；其他如出口退税变化、产业结构调整乃至信贷调控等措施也接连不断。对此，经济学家们如何评价？有何建议？
国家统计局景气中心的“中国百名经济学家信心调查”显示，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态势的信心在四季度间平稳回升。2007年四季度经济学家信心指数为5.52（取值范围在1－9之间，值越高代表信心越强），比2007年三季度高0.61点，为2004年以来平均值。
但同时，认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过热”和“偏热”的经济学家仍占大多数，分别为16％和68％，而认为“正常”的仅占16％。
调查结果表明，一方面，经济学家对宏观调控的预期效应比较乐观，对经济出现大的波动的担心减少，信心明显增强；另一方面，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经济仍嫌偏热。
多数参加调查的经济学家建议，应强调宏观调控的稳健性，建议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并注意相关政策的综合配套；冷静应对物价上涨，谨防全面通货膨胀；稳步推进金融创新和开放；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
多管齐下，谨防全面通胀
随着CPI攀升，乃至一度创11年新高，通货膨胀压力加剧，经济学家建议冷静应对物价上涨，谨防全面通货膨胀。
10％的经济学家认为，2008年会出现“全面通货膨胀”；超过六成（64％）的经济学家认为会出现“结构性通货膨胀”，17％认为“不构成通货膨胀”，另有9％选择“其他”（图1）。
调查表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2008年物价不会延续2007年持续攀升的态势，考虑到比较明显的“翘尾”因素以及国际石油、粮食价格较高等因素影响，2008年物价会在一个相对高位上保持平稳，且价格上涨较多的将限于食品及可能政策性调价的公共用品，如水、电、成品油等。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一方面应该看到，这次物价上涨是主要由猪肉、粮油及能源、劳动力等价格攀升引起的结构性上涨，其应对措施应与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统筹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必须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积极采取诸如紧缩货币、加强市场监管、增加市场供给、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等方式谨慎应对，保证其可控性，防止由结构性上涨向全面通胀转变。
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压力，来自巨额贸易顺差与银行放贷冲动所导致的庞大流动性。为抹干流动性，央行不得不采用多种手段，持续进行货币政策操作。调查显示，经济学家多数支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并注重相关政策的配套效果。
在种种货币调控手段中，央行重点采用也备受公众关注的提高存贷款利率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其有效性最为经济学家所认可。
调查显示，认为“提高存贷款利率”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最有效的经济学家分别达75％和59％，其次是“加大央行票据发行力度”、“特别国债操作”和“加强窗口指导”，认为其最有效的经济学家依次占42％、38％和28％（图2）。
尽管2007年已先后六次上调存贷款利率，仍有近七成（69％）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六个月应进一步“提高”存贷款利率，仅31％认为应保持“不变”（图3）。
房市拐点尚难判断，
“港股直通车”应稳步推进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房地产调控仍需进一步完善。在调查中，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房价水平偏高，增长偏快。同时也认为，由于中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的特殊阶段，住房需求增长迅速，房地产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不少经济学家指出，要真正解决房地产问题，首先需要明确政策定位和导向，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即政府通过大量廉租房供给等保证市场无法满足的低收入居民的居住需求；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抑制房地产投资需求特别是投机性需求，并适当增加供给，才能真正推动房地产问题的解决。
具体到某些针对性的调控政策，经济学家的态度尚不乐观。对于2007年9月27日出台的提高第二套（含）以上住房消费贷款首付款比例等调控措施，仅3％的经济学家认为这对房地产问题的解决“作用很大”；28％认为“作用较大”；而认为“作用较小”和“作用很小”的分别达到47％和20％；还有2％表示“说不清”（图4）。
基于对房地产市场长期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期和短期波动的担忧，以及此前一系列调控措施效果的不尽如人意，经济学家在“房地产市场是否已临近拐点”的问题上没有形成一致意见，认为“是”、“否”和“说不清楚”的比例分别为31％、39％和30％（图5）。
股票市场方面，在开放境内个人对外证券投资（“港股直通车”）问题上，调查显示，64％的经济学家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港股直通车”政策“应稳步推进”，27％认为“条件不具备，不宜进行”，9％认为“应加快推进”（图6）。
调查表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创新和开放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必然选择，但需要稳步推进。
此外，在国际市场石油价格高位运行的条件下，超过半数（51％）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六个月国内成品油价格在2007年11月初上调的基础上应进一步“上调”，41％认为应“不变”，7％认为应“下调”（图7）。
综合运用各项政策，
积极推进政府改革
鉴于目前经济形势的复杂性，经济学家认为宏观调控应特别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应注重适时适度综合运用各项政策措施，既注重不同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又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综合运用。将财政政策的重点放在解决民生、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创造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支持和配合货币政策的落实；
二是保证宏观调控决策的独立性、调控目标的明确性和调控过程的透明性；
三是密切关注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提前做好应急方案；
四是注意宏观调控措施同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协调与配合，如从紧的货币政策同节能减排、小企业发展、就业问题的协调等；
五是宏观调控同产业结构调整等改革措施的协调；
六是宏观调控应继续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
七是注意紧缩政策的累积效应，防止其集中释放，造成经济较大波动；
八是改善和稳定公众心理预期；
九是注意宏观调控政策在部门间的协调与统一。
着眼于长远，经济学家建议通过改革来提高政府能力，促进发展。具体来说，其对改革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进行行政体制和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将其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建立适应调控和改革需要的机构和机制，提高政府透明度和工作效率。
二是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强对财政的预算管理，增加财政支出的透明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改变重化工业对区域经济的“利好”影响，解决投资过热、轻重工业比例失衡问题，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加快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设置土地物业税作为地方固定收入来源，改变地方“土地财政”的格局；减轻小企业和个人税务负担；改革财政支出结构，重点转向民生、社会保障、教育、扶贫等方面。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政策金融主要指的是公共部门所从事的金融活动，是与民间金融相对应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政策金融在目标、手段、规模、运作方式等各个方面的显著差别，政策金融的涵义也有所不同。
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都把政策金融当作一个重要的经济手段而加以运用，但是效果差异很大.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比较成功，而拉美、南亚的许多国家都失败了。在这些有限的成功者之中，韩国的政策金融最为特殊。在韩国，政策金融成为了其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杠杆，它与韩国的产业政策、发展战略、企业模式等融为一体，共同支撑了韩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制造了“汉江奇迹”。但是它的实施也带来了韩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的顽症，以致韩国在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一败涂地。因此，研究韩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金融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
一、韩国的政策金融
(一)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作用及特点
韩国的政策金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控制金融系统；二是政府控制利率；三是通过金融机构向特定产业以优惠条件贷出资金。
1.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及作用
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始于朴正熙政权的建立，朴正熙高度重视国家对金融部门的控制，认为金融应该作为政府手中的得力工具推动经济增长，于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官治”金融体系，政府不但控制了政策制定权及金融监管权，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的储蓄存款，这使政府在实施政策金融时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实力，见表1。
表1韩国政府金融机构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
时间
政府或邮政
储蓄机构
国有商业银行和
专业银行
总计
1971—1975年
4.8
80.7
85.5
1976—1980年
1.0
80.0
81.0
1981—1985年
2.2
57.9
60.1
1986—1990年
1.1
32.1
33.2
资料来源：《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世界银行政策调研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第191页。
利率是重要的金融杠杆，韩国政府自然要将它控制在手中。政府不但把利率作为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而且作为政策金融的有力杠杆去刺激经济的开发，其调控范围、调整幅度都相当的大，甚至不惜形成“逆利率”、“差别利率(歧视性利率)”等典型的管制利率形态。
韩国的政策金融是与其产业政策密切配合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执行出口导向战略，政策金融向出口部门倾斜。用于支持出口的政策性资金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不断增加。在强有力的金融支援下，韩国的出口迅速扩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3年，韩国政府正式提出“重化学工业”立国的方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向重化学工业部门。政策金融的重点也由此转向重化工业。商业银行贷款大量向重化工业部门倾斜，至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用于推动重化学工业发展的银行贷款共有298种，其中政策金融占221种。用于重化工业的政策性贷款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产业升级，使韩国这个资本匮乏、技术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了高质量的工业化。
2.韩国政策金融的特点
(1)在政策金融运作过程中，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协商机制，并且对政策金融贷款对象进行密切的监督与管理。
韩国总统每月都要主持召开“外贸促进会”和“经济趋势碰头会”，参加人员有政府部门高级官员、产业界领导、银行家以及工会领导。这样，在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便建立了一个紧密有效的协调机制，共同促成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实现。政府、银行、企业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共担风险、共谋发展、互相支持，成为韩国政策金融，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特色。政策金融只支持那些完成产业政策目标出色的大企业，这样必然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监督与管理，加强对贷款使用的监督，这无疑增强了政策贷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政策金融的范围广、程度深、规模大、时间长，可以说它不但支撑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塑造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这与日本以及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都是非常特殊的。
(3)政策金融对中央银行依赖很大。通过商业银行贷出的政策性资金中，来自中央银行贷款的资金高达35%左右。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倾斜性利率比一般利率低得多，比如，出口票据贴现率只有3.5%，而一般银行是9.0%；1974年商业票据再贴现率是11.0%，比一般商业银行低4.5%。这使得政策金融中，中央银行的利率补贴比重很大，容易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一直到80年代初，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几乎年年都是两位数，1964年和1974年甚至达到30%以上。
(4)外资也被置于产业政策之下，成为政策金融的一部分。
(二)韩国政策金融的弊病及改革
韩国的政策金融虽然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是也逐渐暴露了它的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就开始了渐进的金融改革，但是由于体制惰性，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依然没有取消，政策金融的核心依然没有改变，终于酿成了1997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使人们把目光投向韩国式政策金融的负面作用，而此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1.政策金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政策金融使企业的负债率过高，增加了财务风险，助长了不合理的企业扩张，使企业家养成了依赖政府、依赖银行的不良经营习惯，阻碍了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提高。
2.政策金融阻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一个非市场化的、效益低下、管理落后、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和能力的脆弱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危机中显得不堪一击。
3.政策金融恶化了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控股银行，特别是管理利率，这使得金融市场上信号扭曲，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政策性贷款更是一种直接的人为干预，是一种根本上反市场的行为。政策金融造成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长期对出口产业、重化工业的倾斜政策，造成了内需产业、农业、轻工业的相对落后，在部门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长期支持大企业集团，歧视中小企业的政策，造成了企业规模结构的失衡，降低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弹性，增大了风险。
4.政策金融以歧视性为特征，损害了公平原则。它人为地阻碍了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也，包括银行)间的平等竞争，造成了垄断，在长期中肯定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收入差距，使社会动荡日益加剧。
5.政策金融使政府权力过大，官员寻租的可能性增加，助长了腐败。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再加上国内的政治动荡，韩国经济大幅滑坡，在1980年出现了负增长，政策金融的弊端也随之暴露。从全斗焕政府开始，韩国进行了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与政策金融相关的许多做法都发生了改变，经过十几年的改革，韩国的政策金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积重难返，很难在本质上有所改变。畸形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负债率过高而又盲目扩张的大企业集团，脆弱的金融体系，仍然延续了下来而没有质的改变，这些经济深层结构中蕴藏的体制性矛盾终于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生了总爆发，使韩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的损失最大，危机最严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特殊的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金融危机中产生的金大中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建议，推行了一条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路线。其四大措施(分别针对企业、金融业、劳工制度和政府机构)动作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这次改革对整个企业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机构都动了大手术，原来的政策金融体系看来很难再存在下去了。这些重大措施取得的效果也是令人振奋的，韩国仅用了两年就走出了低谷，成为最先摆脱危机的东亚国家(包括东南亚)。这说明韩国式的政策金融只能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它在一个落后经济的起飞阶段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祸根”也从此埋下，当经济进一步成长、成熟起来之后，其弊端也暴露得日益明显，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就避免不了经济危机。从韩国的发展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与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复杂作用，看来最终是政府向市场的复归。
二、韩国的政策金融带给我们的启示
政策金融本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一种干预，而韩国的政策金融在政府干预度上甚至超过许多政策金融失败的国家，为什么却取得了成功呢?答案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政策金融必须是对市场效果的一种逼近。也就是说，政策金融手段要达成的目标必须是市场同样要达成的目标，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只不过依靠政府的力量可以缩短时间，而依靠市场的力量更加耗时罢了。反过来，如果政策金融从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反市场的行为，那么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对市场效果的逼近是政策金融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一)考察韩国的政策金融我们可以发现，它实现了对市场效果的逼近
1.虽然金融机构为政府所控股，但贷款对象却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公营企业因其产权的公有性质，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同时因为公有企业缺乏利润动机和激励机制，难以避免效率低下。向公有企业提供大量政策性贷款，无疑会造成资源的非效益使用，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效率，引起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问题。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墨西哥及一些拉美国家)长期用政策金融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绩效始终不尽人意，其根源就在于此。国有企业是人为建立的，大规模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金融是对市场的背离，与市场所要达到的目标南辕北辙，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2.韩国政策金融在运作上逼近了市场效果。首先，政策金融的实施以经营状况作为标准，出口多、效益好的企业能够继续得到贷款支持，而不成功的企业便不能再得到贷款，这就依据客观经营状况人为地实现了优胜劣汰，逼近了市场机制所能达到的效果。其次，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政府所依据的标准是市场化的。出口工业市场在国外，经营实绩由国际市场的竞争决定，因此反馈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市场信息。发展重化工业也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因此作用机理是相似的。要想达成此种效果，经济体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进口替代，市场信号不可避免地是扭曲的，政策。金融所依据的标准也不可能是客观的。
3.高效、廉洁的发展型政府是韩国政策金融成功的有力保证。政策金融的执行者——政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是一个务实的军人政权，其反腐败措施非常有力，机构精简、运转高效，满足了成功的政策金融对政府的苛刻要求，保障了政策金融在逼近市场的轨道上运行良好。
(二)我国能否模仿韩国，通过政策金融推动经济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
1.我国的国情与韩国不同。虽然我国与韩国在50年前处于几乎相同的低发展水平，但是此后却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模式，韩国融入了所谓资本主义阵营，而我国则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一整套体制所带来的弊病都是韩国在经济起飞之初所不曾遇到的，这也就是说，韩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政策金融体系，而我国则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我国首先面临的是深化改革的问题，从改革中脱胎出来的各方面体制与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颇为不同，因而不可能简单地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
2.韩国的政策金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我们不可能对之进行模仿。想达到那样的效果而又不建立那样的体制是很难的，但是建立类似韩国的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必然重蹈韩国的覆辙。
3.韩国的体制性弊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在20世纪60-70年代之所以未遇到严重的问题，原因就在于韩国处于半保护状态下，尤其是资本市场处于关闭状态。今天，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经济一体化程度与60年代相比大大加深了，金融深化已是各国都普遍认同的一个趋势，对利率进行大范围的、长期的管制已经不可能，对某些产业、企业倾力支持而忽视其他产业、企业的歧视性做法也已不再是明智之举，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必须打破，因此我国不可能再去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了。韩国的政策金融无疑是一种金融压抑，而我国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是与韩国类似的金融压抑，需要的是金融深化，需要一个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和竞争机制。
4.韩国上台的务实军人政府是实施政策金融的有力保障，而我国的文官政府是不适合韩国式政策金融的。即使在韩国，那样的军人政府也只能是—种历史的过渡。
但是，政策金融也不光是韩国一种，世界各国都存在着政策金融，而韩国政策金融由于贴近市场运行效果取得了成功，这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良好示范。我国虽然不能模仿韩国的政策金融，但是可以学习借鉴它的许多东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使政府干预逼近市场效果。为此，我们在体制层面上应该做到：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放弃对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转而支持私营企业，把私营经济提高到战略地位；第二，建立真正的产权保护，彻底打破超经济权力的压制，实现财产权的解放；第三，扩大经济开放度，不再把进口替代战略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第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政策金融的具体实施上，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控制政策金融规模，比例不宜过大；第二，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金融机构完全分开，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要全部取消；第三，政策金融的主要支持对象应转向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第四，政策金融的针对性要加强，力度也要加强而不是减弱，手段多样化，可以更多地采取政府担保等間接手段。
由于我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所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政策金融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的政策金融将与韩国大不相同，它一方面要彻底从旧体制中摆脱出来，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我们相信，这样的政策金融能够逼近市场运行效果，同时又能够避免韩国政策金融的各种弊端，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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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制；规制；监管；干预；调控；市场监管法；市场规制法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23803
1管制、规制与监管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1.2监管及市场监管法
监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监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监督和管理的内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国外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监管就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的活动。卢炯星给监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监管就是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干涉，或者说，监管就是政府根据法律制定与执行规章的行为，因此，市场监管就是监管主体制定各类市场的行为规则，并通过执行这些行为规则来减少市场失灵、构建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竞争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监管法作为经济法需要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渐进入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学界关于此方面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场监管法在微观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调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市场监管法不仅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运营的准则，也是市场监管主体依法监督、持续审慎监管、有效监管的依据，对于保障市场的安全与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市场监管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属于经济法，而且应当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规制法虽然都是调节微观经济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领域却各不相同。经济法学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体现调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调控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的微观市场规制法，对于市场监管法很少提及，这在各个法学著述中可以发现大多学者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如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学》，邱本的《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等。有的则用市场规制法包含了市场监管法，但是对于两种微观领域的调控措施又没能很好的协调两者的差异。在研究微观经济立法时，没有必要区别市场规制与市场监管，因为微观经济活动的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的一个次优选择，所以微观经济领域的立法就应该本着少管，间接管理的原则。当需要管理一项经济事务时，根本不用区别是规制范畴还是监管范畴，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时候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
2干预与调控
干预一词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中似乎历来就被视为国家或者政府的一项权力，在读了丹尼尔•耶金的《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一书后发现，在英美国家，管制与干预有过一次巧妙的交锋，而分水岭就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此后大多数文献都使用的是干预，以区分危机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凯恩斯和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引起的变化。众所周知，经济危机后，美国民众强烈呼吁政府出来“主持大局”，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增加就业、降低通货膨胀、恢复市场等，而另一方面，特别是曾经一度控制市场的资本家们，害怕政府的介入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力和发展，不想再回到20世纪初那种被管制的时代，更不需要一个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这种踌躇中，管制逐渐淡出美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政府发现他们试图再次激活管制的计划有些力不从心。
调控一词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领域被使用的频率很高，特别是当与另外一个词――宏观一起使用时，就构成了通说认为的国家调整经济的两大手段之一，即宏观调控。调控与上述的干预在特定语境下有着同样的内涵，就是国家对宏观经济生活的管理与监督。
2.1干预
即使是对政府干预最具权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也没有对干预一词进行解释。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绘来说明政府干预是对的，这对于理解干预有一定帮助：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客户，对同样巨额财产保险收同样的保险费吸引的往往是高风险的客户，低风险的家庭买保险的可能性比较小。有那么多高风险客户，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巨大，所以公司进行“干预”限定保险范围，不让人们想保多少就保多少，这样做可以激励人们安装防火系统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火灾风险。又如劳资关系，纯市场体系，假定雇主掌握每个雇员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经常调整工资以便使每个人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偷懒的工资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这些情况，所以走捷径采取某些“干预”，如补贴午餐费，以提高积极性从而提高平均生产效率。从中文词义来讲干预的意思是过问别人的事情。干预是一种外在力量的影响，市场有着自身的运作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价值规律等，政府对其进行干预的确是一种外来权力的干涉，相对于政府来说，市场的确是“别人的事情”。在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发展历史，由于过度的竞争导致垄断妨碍了自由的市场环境，于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先有市场和市场失灵从而产生了经济法。这也足以说明，在私有制度国家，使用干预一词是非常的贴切，虽然即使学者们也没有做如此的区分，如马克•波尔曼在他的文章《美国联邦政府的历史演变与国家的经济角色》中谈到19世纪末政府的经济政策时使用的是：干预的加强，并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词语管制。在国家与市场不断协调的今天，用干预来表示宏观领域的调节，用管制来表示微观领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
2.2宏观调控
漆多俊给宏观调控的定义是：国家用以调节经济的各种引导促进方式发达并形成系统后的综合体现，是国家运用引导促进系统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由于国家经济调节的本质是宏观和总体的，作为国家调节基本方式之一，国家所运用的引导促进方式也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宏观和总体上的引导和促进。国家引导促进的主要着眼点和目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所实施的措施重在影响社会经济的全局，而不仅仅触及某些局部和个体。宏观调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导性，并非强制干预或者直接参加经营活动，而是按照宏观规划目标和方向，给社会经济活动者以指导、鼓励、帮助和服务，引导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调控本身具有内在力量自发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国政府相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场，并且运用自身的权力来规范市场运行。可以说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调控代替干预来说明政府在宏观领域的调节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和国情。
3我国的选择――以规制（监管）为重心的探索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发展方向以及经济法的制定，应当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国家或者采用单一的手段，而应该是：立足宏观调控，微观领域重在研究哪些规制（监管）是现阶段必须但是长远要“退出”的，哪些无论是现阶段和长远都要“退出”的，哪些现阶段很“弱”而长远需要加强的，哪些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并且完善和发展宏观调控法、以及市场规制（监管）法，明确二者的界限，发现二者的联系，从而能够灵活的运用于实践当中。
在研究经济立法时，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具体的政府市场经济活动和经济立法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徐杰老师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词语――互动。首先要考虑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变化是如何影响法律体系的建构和运转，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适用又是如何影响政府管理经济秩序的形成。在经济立法研究过程中，应当把政府规制（监管）视为研究的重心，这不仅因为宏观调控的理论研究远远丰富于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规制（监管）是直接作用于各个市场主体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场参与者将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主导，所以对于市场规制（监管）的研究更侧重于个案的分析。我国有着很深的计划经济传统，如何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规制（监管），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规制（监管）确实应当成为经济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体制原因。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起点，我们的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逻辑不断深入：(1)国家规制（监管）市场经济的度；(2)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如何影响经济立法；(3)我国经济法应该有怎样一种体系框架。
3.1确定政府规制（监管）的度
理论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是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因为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活动，要作一个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受许多因素影响下，不断维持这一种动态平衡。
3.2规制（监管）程度对经济立法的影响
法律规范对政府规制（监管）权限的界定以及对政府取得、行使规制（监管）权程序的规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时，又对政府管理活动形成了监督，因此在防止政府过度规制（监管）或者滥用规制（监管）权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规制（监管）要发挥作用主要还是依赖政府机构主动行使权利如处罚权，因此规制（监管）的效率又会因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这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规制（监管）失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一方面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防止权力寻租的出现如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调整范围，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体经济法律关系中努力发掘传统法律救济的资源，关注行政处罚、私人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等多种救济手段的有效结合。
3.3我国政府规制（监管）发展前景
在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上，理论界普遍认为，应当放松经济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笔者认为，加强社会性管制是不置可否的，因为社会性管制涉及劳动保障、消费者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这些都是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所以加强社会性规制（监管）是增加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对于经济性规制（监管）是要放松还是加强，可以从事情的本原即政府规制（监管）的原因来入手，分析是否需要管制、管制多少的问题。当一项经济活动需要政府干预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者政府干预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那么在此领域就可以放松规制（监管）或者让政府放手而完全交给市场。在有些领域，并不是一概而论是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应当结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来考虑。例如，电信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行业由于存在定价悖论、效率悖论、负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缺陷，所以现阶段政府进行规制（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加入WTO，电信市场的开放势在必行，允许国内外新企业进入，强化市场竞争力量对经济效率的刺激作用，从而使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成为一种普遍规律。电信行业是一个需求弹性很小的领域，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电信市场的放松规制（监管）是一个慢慢放手的渐进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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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钢”）作为山东省属特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和国际工程承包商，于2005年底-2008年初，就承建越南钢铁厂项目进行了2年多的前期工作，积累了经验，也遇到一些问题，现予以说明分析。
一、有关背景
聚亨企业集团（以下简称“聚亨”）为台资企业，在台湾、泰国和中国大陆分别建厂。在长期的业务交往中，聚亨和济钢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2005年，聚亨公司与越南广义省容橘（或译为荣国）经济区管理局达成协议，在该区建设钢铁厂，一期年产200万吨钢，二期达到500万吨钢的规模，并在广义省容橘经济区沿海滩选定厂址。应聚亨公司邀请，济钢以工程总承包的方式承建该项目。后双方虽然谈及合资合作问题，但两年来，济钢开展的主要工作是工程承包和建设，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根据聚亨公司的要求和济钢的规划设计，越南钢铁厂一期项目建设一条完整的铁前、炼钢生产线，主要包括：原料场、220m2烧结机、350m3高炉、30吨转炉、3台小方坯连铸机。项目建成投产后，企业年产铁186万吨，钢坯200万吨。项目建设估算总投资为33.93亿元人民币，折合4.19亿美元。其中建筑工程8.95亿元，安装工程3.25亿元，设备购置费13.52亿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3.49亿元，预备费1.75亿元，建设期贷款利息1.02亿元，生产铺底流动资金1.95亿元，估算中未考虑土地使用费。工程建设期预计2年。
在两年多的时间，济钢围绕该项目做了大量工作:充分了解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的优惠政策，以及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人力资源供应情况，特别是其相关政策、技术环保标准、投资环境、建设条件、配套设施、各种税费；借鉴本企业1700热连轧工程总包合同的经验教训和菲迪克(FIDIC)合同条款下项目管理模式起草合同，以经得住市场考验；走访政策银行、商业银行、有关企业、外经贸厅、海关、商检，对筹资及对外承包工程项下设备、材料、施工器械的出入境手续及税费政策进行详细了解；邀请天津大学专家和上级主管部门领导来企业讲解相关知识和注意事项；参与项目的可研论证、工程设计、招投标、建安预案、工地勘探、测量；制定最佳物流方案；拟定越南项目管理流程、外派人员薪酬标准、招聘越南语翻译人员。
由于济钢从商务、技术诸方面积极开展工作，有效规避了风险，推进了项目进展。
二、前期运作
济钢集团公司及时成立了项目部，由集团公司一名副总经理担任项目经理。按照便于管理、便于指挥、服从工作的原则，项目部人员根据需要,在越南或国内办公，做到人员到位、工作到位、措施到位，使得合同起草、工程设计、海运、报检通关、体制机制建设、人员组织、排定工期、招标、建安准备、廉政建设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项目前期运作的主要经验是：
1、做好前期的调研，为项目推进奠定基础
即加强与国内企业、港口、物流公司的沟通，同时加强对越南市场的调查了解。
国内调研对象分为四种:一是青钢、日钢等钢铁业主企业，这些企业在工程项目总成本控制方面成绩突出；二是中国重机、中铁十四局等工程承包企业，它们业绩突出，有丰富的工程承包和建设经验，值得借鉴；三是国内设备和原材物料供应企业，特别是国内冶金设备生产商和位于广西的钢铁、水泥、木材等生产企业，了解钢厂建设所需设备和原材物料的价格和供应情况；四是港口和外运公司，如青岛港、日照港、上海港、广西防城、北海等港口及有关外运公司，为高效率、低成本跨境物流做准备。通过调研，学习了先进的项目管理和成本、风险控制经验，加强了与设备、技术供应商的沟通，密切了与物流企业的联系，为越南项目的顺利开展积累了数据。
另一方面，济钢越南钢铁厂项目部组织由工程设计、工程管理、法律、冶建、国际商务人员组成的综合考察团赴越南两次考察，并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专门人员赴越南数次，调查了解情况。考察团全面考察了正在筹建的越南钢铁厂建设工地、周边环境、政府政策、进度情况，拜访政府部门，走访厂矿企业，调查原材物料市场，了解民风、民俗，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收集了大量重要信息，结交了朋友，加深了对越南建设环境和建设条件的了解。越南大型工程建设安装企业LILAMA公司、中建总公司越南代表处、越钢总公司和太原钢铁公司也提供了很多有益信息和经验。项目部还派员赴泰国详细了解了业主聚亨企业集团（泰国）大众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
2、争取两国当地政府的支持，为项目推进创造有利条件
济钢越南钢铁厂项目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帮助。省领导进行了批示，外经贸厅领导多次过问，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经商处也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项目也得到了越南广义省、容橘经济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项目部人员在越南考察期间与广义省省委书记、省长、容橘经济区管理局局长等有关政府官员进行了深入沟通和交流，先后举行了多次专题会议，就双方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通过协商，双方决定建立定期沟通协商机制，共同列出工作进度表，明确双方责任，共同推进项目建设。前期每月召开两次项目协调会议，以后随着项目进展，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及时调整协调会议的频次。为保证设备和原材物料顺利通关，还专程拜访了广义省海关，深入交换了意见。广义省海关表示特事特办，为钢铁厂项目的进口工作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
在越南期间，我工作人员主动与粤籍工作人员和当地群众搞好关系，树立形象，也为推动工作创造了条件。
3、深入了解项目建设条件，降低项目风险
项目部通过各种渠道，全面了解越南的工程建设条件。除施工力量、钢铁厂周边环境及水、电、风、气等的供应情况外，项目部对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落实。关于工程材料如黄沙、石子、石灰、砖瓦、水泥、耐火材料、钢材、电缆、阀门等和施工工具的生产和供应能力，项目部都进行了详细了解，制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如水泥供应，越南小型水泥厂不少，但标号、质量、价格以及供应保障都与国内水泥厂家无法相比。虽然有“幸福”和“雄狮”牌两种水泥，但品种单一，与冶金建设要求相距甚远，另外水泥价格高，运输困难。因此项目部决定水泥供应国内为主，把本地供应做为辅助渠道。关于建筑钢材，由于越南钢铁生产技术设备落后，钢材价格较高，且物流成本高，项目部决定依托国内钢材市场组织供应，首选中国西南地区。关于施工工具，越南目前建筑施工技术、装备水平还比较落后，冶金建设使用的模板、周转料具等基本没有，必须在做施工设计时考虑解决。越南的通用工程设备和施工机械能够满足供应，而冶金专用施工机械应考虑国内组织为主。
三、项目的启示
越南钢铁厂项目因为建厂配套设施、资金来源等原因没有能够继续下去。但由于济钢越南钢铁厂项目部做了周密的风险预案，工作到位，基本未造成损失。相反，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也为今后开拓越南工程承包市场提供了有益启示。
1 、东道国的政治、社会环境，是承接海外项目的重要前提
承接海外项目，风险因素很多，其中东道国的社会环境状况必须考虑。越南政治稳定，民风淳朴，当地治安较好，一般不会出现工地闹事等事件。虽然一般情况下越南工人是不准随便安排加班的，但也不象有的国家那样绝对严格。如某国，当工人将吊件悬在半空中时，如下班时间到，则法律允许工人停止作业。越南劳动力总体比较文明，法律意识较强，工作中加大工作量或延长时间，要求增加相应工资补贴。
越南政府官员整体素质较高，对中国有感情。我们所接触的一些官员中有不少在中国、前苏联等留过学。广义省领导在招待济钢越南项目部人员时，就曾用清晰的汉语唱起在五六十年代流传的“山连山，水连水，胡志明，”歌曲，让人感动。当然，一些地方也存在官员贪污、索贿现象。
2、东道国优惠的经济政策，是承接海外项目的着力点
承接海外项目，必须用好用足东道国优惠的经济政策。为了富国强民，越南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经济。兴办经济开发区便是其中重要举措。越南钢铁厂项目所在地容橘经济区，作为越南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开放型经济区，越南政府授予其最优惠的投资激励政策，包括土地、税收、银行、海关、进出口等。容橘经济区管理局直属于越南总理管辖，被完全授权通过“一站式服务”和直接的方式来管理投资和开发。经济区对外资企业提供的优惠政策涉及公司所得税、个人高收入所得税、土地租赁、进出口程序、关税、增值税和特别消费税。并且，在越南居住的外国人和外国投资者有权购买房产和租地建房。目前，越南对一些固定资产投资免征进口关税。对于需要从中国出口大量设备、材料和原料的项目，一方面选择最佳物流方案，另一方面可充分利用越南对外资企业的相关免税政策，扩大中国国产商品的出口，取得好效益。越南不允许外籍劳工大量入境工作，但中国企业与越南施工队伍在越南当地成立合资或合作企业后，对施工人员比例的限制可以避免。项目部对越南的优惠经济政策是满意的。
3、东道国的自然条件，是承接海外项目不可回避的因素
承接海外项目，必须认识东道国的自然条件，否则会造成极大的被动。
越南的季节分为雨季和旱季，雨季会对一些工程的施工造成影响。气温高、湿度大的气候不利于高强度体力工作，再加上越南人比较习惯于松散的工作，同样的工程在越南的施工时间有可能相应延长。
项目部通过对越南当地冶金原料市场的考察，认为越南铁矿资源比较贫乏，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运输不便。越南虽然有足够的煤炭，但焦炭须全部进口。因而项目即便顺利完工，在生产运营上也会有很大困难，这对业主和承包商存在较大风险。工厂所在容橘经济区虽具有深水海港设施，但要么为石油专用码头，要么缺少矿石装卸设施，为实现该项目的低成本运行必须设计建造原料码头，不仅大大增加了项目成本，也会对工期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在资金来源无法保障、项目本身存在一定风险的情况下，很难保证承包商获得较完美的业绩。
4、选择好项目，是承接海外项目成功的关键
搞好海外工程承包，必须选择一个好的项目，否则，宁可不干。项目选得好，切入适当，可充分利用好中越两国政府的优惠政策。业绩突出的中国工程承包商在越南承接的项目大多是中国政府的援助项目、两国政府间的合作项目或越南政府规划的重大项目，工程付款比较有保障，如船舶建设、水泥厂、水电站等。这些项目容易获得政府的信用保险、卖方信贷或卖方信贷，政府支持力度大，风险小。 项目选择不当，则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甚至负面的政治影响。
5、高素质的团队，是开拓海外市场的主力军
如果拥有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可促进海外工程市场的开拓。越南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能够使用英语，部分人员能够使用汉语或俄语。济钢在开展越南工程项目时，就曾为招聘既懂业务又通晓越南语的人才做了大量工作。
高素质团队应掌握东道国的税收政策、法律法规，头脑清醒，富有进取创新精神；能不断加强对工程承包问题的研究，制定系统措施，善于规避风险；乐于吸收其它企业的经验教训，有丰富的施工和管理经验，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以一当十，精干高效。
四、结语
济钢的对外经贸业务通过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培育了自己独有的核心能力，但海外工程承包业务却仅仅是个开始。济钢越南钢铁厂项目的前期运作，为今后的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开了个好头。它告诉我们要利用东道国政府的优惠政策，有效规避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要根据工程所在地的法律法规、自然环境、资源状况、投资环境、社会习俗、人力供给、配套设施制定合理的工程进度计划，减少盲目性；要入乡随俗，与当地政府和社区搞好关系，为项目的顺利进展创造好的外部条件。尽管现在越南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如果我们拥有高素质团队，抓住机遇，强化措施，将海外工程承包业务放在应有的高度，放眼世界，与时俱进，实行正确的策略和具体业务的优化创新，就一定能够开拓海外工程承包工作的新局面。
参考书目：
[1]工程咨询协会编译.设计采购施工(EPC)/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关键词：QE政策 前景 退出步骤 中国经济 影响
美国QE政策的前景
2008年11月至2010年4月，美联储实施了QE1；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实施了QE2；2012年9月，QE3正式推出。2012年12月12日，美联储宣布每月采购450亿美元国债，替代扭曲操作，进一步延长超低利率期限，这一做法被称为QE3二代。QE3二代有两个附加条件：即在失业率高于6.5%，通胀率不超过2.5%的情况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会保持不变。但失业目标与通胀目标两个约束条件具有内在不一致性，将直接影响到QE3的持续时间和最终规模。2012年以来，美国失业水平持续下降，但根据历史经验要下降到6.5%的目标之下，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2012年8月份以来，美国CPI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通道，通胀率超过2.5%并不需要太长时间。加上欧洲中央银行、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在全球性货币贬值竞争中，美元贬值速度加快，通货膨胀加剧。美联储近期的会议记录表明，在QE政策上已存在很大分歧，QE政策前景不容乐观。事实上，在第二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推出之后，市场对于美联储是否会退出量化宽松的讨论就不绝于耳。2013年4月2日，美联储最强硬的官员与最温和的决策者进行罕见的公开辩论，讨论美联储刺激经济增长的大胆举措是否带来了通胀风险。QE政策的退出越来越引起市场的关注。
目前美国经济的状况与1936年相似，面临着财政赤字缩减的问题。迫于债务的压力下，2013年3月1日美国财政自动减赤机制已开始启动，2013财年将会削减850亿美元的开支。据美国国会预算局测算，开支削减可能造成2013年约70万个就业岗位流失，拖累美国经济增长0.6%。如果此时中止或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有可能再现1937年的困境，经济在双重承压下陷入“二次衰退”。因此，在美国经济尚未持续企稳的情况下，美联储在2013年不太可能全面退出QE货币政策。
前面提到，尽管美国失业率持续下降，但离目标值还存在较大差距，并且影响失业率的劳动参与率从2008年年底的65.8%下降到2013年年底的63.3%，这意味着美国目前的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而量化宽松政策的风险在于其会对通货膨胀带来较大压力。2012年9月，美联储推出QE3时，美国通货膨胀接连两个月出现上升，从8月的1.7%上升到10月的2.2%，但11月份又回落到1.8%。2012年12月的QE3二代进一步增加了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但这种通胀尚处于可控的区域。因此，在目前情况下，通胀风险并不是特别大，劳动力市场仍然是美联储量化宽松操作的重点考察因素。根据QE3二代的两个附加条件，在通胀控制好的情况下，以当前7.6%的失业率为起点，每月下降0.1%的速率来计，至少还需要一年时间失业率才能降至6.5%，考虑到中间有可能出现反复，所以，美联储可能于2014年年末至2015年年初退出QE。
美国QE政策的可能退出步骤
QE政策退出的策略分为一次性退出与渐进式退出两种策略。从前面分析来看，美国很可能采取渐进式退出策略。这样可以随时监测各阶段经济成长稳定性并适时作出微调，相机抉择可以将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水平，并且使市场逐渐适应政策退出的过程，避免因信心和预期波动所造成的经济剧烈下震。渐进式的量化宽松退出策略可能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自动收缩阶段
自动收缩即临时性特殊工具的到期退出。2009年6月美联储将TSLF第1期和TSLF期权计划中止，TSLF第2期拍卖频率从2周一次减至4周一次，规模从1500亿美元减至750亿美元，之后短暂回弹后于2009年9月逐步缩减，最后于2010年退出。与此同时，美联储将TAF项下2周一次的资金拍卖规模从1500亿美元削减至1250亿美元，此后TAF拍卖量逐步下降，至2010年上半年全部退出。在各类短期创新型工具中，CPFF工具延续的时间也最长，在2009年的1月为了稳定金融市场，美联储通过CPFF工具对有资金需求的商业票据发行者大规模融资，达到峰值，此后逐步下降，到2010年8月之后全部退出。总体来看，应对金融危机的短期应急性创新工具已经全面退出。
（二）局部微调阶段
局部微调阶段是从自动收缩阶段到主动退出阶段的过渡阶段，实践中可能与前后两个阶段并行交叉。在这个阶段美联储通过购买规模的增减、再投资与扭曲操作机制来逐步降低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张速率。首先， 调整有价证券购买规模。第一轮量化宽松期间，美联储月均购买有价证券1029.4亿美元；第二轮量化宽松期间，月均购买量降为750亿美元；第三轮量化宽松期间，从2012年9月至12月，每月购买量已降至400亿元美元，2013年1月起起则增至每月850亿美元。其次，通过再投资机制调整货币供给。第二轮量化宽松期间，美联储通过资产的再投资避免了每月250亿—300亿美元流动性的收缩。如果未来失业率保持缓步下行的态势，美联储将会逐步缩减到期再投资的规模，通过到期机制自动减少市场流动性。再次，在保持资产负债表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扭曲操作降低长期国债收益率。在市场流动性与长短期融资成本需要调整时，美联储可以通过卖出或买入不等量的不同期限的国债来进行。例如在卖出200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的同时，仅从市场上购买15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这样可以在压低长期融资成本的同时，逐步减少市场货币的供给。经过局部微调的货币政策，美国资产负债表扩张速率可以逐步放缓，但经济依然保持了复苏的态势。目前美联储已处于该阶段，预期这个阶段有可能持续到2013年年末。
（三）主动退出阶段
首先是通过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利率主动收缩资产负债表，回收市场的流动性。在主动收缩资产负债表规模的阶段，美联储首先会选择提高商业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的方式来降低货币乘数。2008年10月，美联储将商业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率从0.75%提高到1.15%，试探性评估该项功能对回收流动性所产生的实际功用。其次是美联储不再对到期的国债、MBS等有价证券进行再投资，相反还有可能以稳定的速度出售中长期债券、发行定期大额存单以及进一步扩大回购对手范围、延长回购协议期限、增加回购协议品种等方式来缩减资产负债表，回收市场的流动性。接下来，随着美联储的政策重心将转向控制通货膨胀，信号意味最强的贴现率工具可能被采用，当然存在随经济状况反复使用该政策的可能。预计在2014年下半年，美联储将上调联邦基准利率，QE政策正式结束，货币政策走向正常化。
美国QE政策退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已全面融入全球的产业链，未来经济走向不可避免会受其影响。量化宽松政策的本质是将当前无法有效解决的危机转移到未来的手段，是一个将发达经济体国内危机向国际金融市场转移的机制。从根本上来说，美国QE是一个绝对利己并且非常有可能损人的政策。作为新兴经济体，我国必须深刻研究QE给自身带来的影响，以更好地应对。
（一）在全面退出之前，将会恶化我国通胀前景
首先，美联储渐进式的量化宽松退出政策，决定了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美元供给将会十分充裕。QE让美元作为避险工具的安全性降低，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会转向新兴市场，我国的经济基本面较好，因此有可能成为这些资金流动的目的地，将增加我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此外，由于外部需求的复苏，我国出口环境得到改善，贸易顺差将部分恢复。因为美国经济一旦复苏，势必为低迷的全球经济注入一剂强心剂，我国对外贸易的惨淡局面有望顺势扭转。因而在未来一年内，我国的外汇占款仍有可能不断增加，央行将不得不被动发行人民币来对冲。其次，QE将抬升全球能源与大宗产品价格。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将会通过我国的进口价格指数与PPI最终传递至我国的CPI，催生资产泡沫。对于中国香港来说，这一影响更为严重。由于港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贬值也意味着港币的走弱，大规模资金将入驻香港，香港资产泡沫的风险更加严峻。
（二）在全面退出之前，将会限制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基于四万亿时期的后遗症以及相关组合政策早已实施，加上我国目前失业率低位运行，并未出现大规模返乡潮，所以短期内不宜出台相关宽松政策。2012年1到8月，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是757万，完成全年目标任务900万的84%。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3%，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在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执行将陷入稳增长、控通胀的两难境地，调控难度加大。再如楼市调控政策，当前楼市调控本身就面临与经济增速放缓的矛盾，量化宽松来袭，楼市调控博弈将更加艰难。迫于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我国将允许人民币以更快的速度升值，并逐步提高基准利率，以防止国内的资产投机情绪过度蔓延。在货币政策等受限的情况下，我国将更会重视财政政策的运用，如减免税费等。
（三）在全面退出后，将增加我国经济下行风险
QE政策使美元呈走弱趋势，但QE退出后这一趋势将扭转。未来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进程的加快，产出缺口将进一步缩小，而通胀压力上升，美联储将会退出QE政策，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在QE实施阶段，基于人民币升值预期、中美利差倒挂和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良好预期，2009年以来流入我国的短期国际资本呈现出加速态势。但在QE政策的中止期，资本将加速流出新兴市场国家。在第二轮量化宽松的中止期，我国资本外流的现象尤为严重，即为明证。而且，一旦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价格将会回落，国内资产价格将不可避免受到影响，资产泡沫可能随之而破灭。经历此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已替代欧盟重新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债务危机问题上，欧盟由于成员国各有，财政政策难以统一，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各国在救助政策的协调上困难重重，因而经济复苏要比美国缓慢，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会保持贸易领先的地位。如果美国量化宽松退出政策选择的时机不当，经济出现超预期下滑，将会对我国的出口造成负面冲击，如果过往的出口经济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则经济有可能再次受到拖累。
（四）在全面退出后，将加大我国外汇储备管理难度
受QE政策的影响，美元自2009年3月份以来呈贬值态势，尽管2010年6月央行重启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开始增强汇率弹性，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一直处于单向升值的通道，相应的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资产价格大幅缩水。从中长期看，随着金融市场趋于稳定和美国经济的好转，通胀预期强化，美联储退出QE政策会较大规模地抛售美国的长期国债和机构债，以回收流动性，这可能导致美国债券利率上升和价格暴跌。作为美国国债的海外最大持有国，我国大量持有的美国国债将大幅缩水，资产价值遭受损失。但一旦QE推出，美元可能开始升值，我国持有的巨量美元外汇的价值将会提升，带来正收益。如何把握好这正反两方面影响，将考验我国外汇管理当局的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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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风险；传导；文献
一、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传导的理论根源
1.金融危机传导的最早研究。最早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他的《狂热、恐慌、崩溃―金融危机的历史回顾》一书，是西方国家第一部系统研究金融危机的学术论著，也是第一次提出了金融危机的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国内传导上，该书从分析1636―1637年荷兰的“郁金香热”开始，到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的纽约股市暴跌、1990年11月日本股市的暴跌等，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经济周期的波动密切相关，经济繁荣时期，投资、信贷迅速扩张，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快速飙升，人们被繁荣的景象所陶醉，这种繁荣的陶醉感会从一个市场向另一个市场传播，经济泡沫愈加膨胀，最后以危机的爆发而强制解决。
2.经济学文献的相关研究。金融市场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是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传导的重要根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金融市场间的关联性在增强。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会通过金融市场进行传导。关于金融市场的联动程度研究，Stehle(1977)的固定收益的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提出了国际资产价格均等化理论，表明证券市场间的联动效应很高。后Errunza 和Losq(1985)的中度市场分割理论 、Bekaert 和Harvey(1995)的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别从不同角度验证了证券市场的关联性。Baig 和Goldfajn（1999）也认为股票市场是相关的，即一个市场的变动会引起另一个市场的变动。从众心理、羊群行为是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传导的助动力。经济学文献的研究表明，从众心理、羊群行为也是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传导的根源。金融主体的从众心理是金融主体无法对金融市场的变化做出正确判断时，便依赖于其他主体的行为进行决策。
二、关于金融脆弱性理论
关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理论探讨，海曼明斯基提出“金融脆弱性假说”，在他的《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中提出：私人信用创造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和贷款者，有不断经受周期性危机和破产风潮冲击的内在特性，金融中介的困境会传递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宏观经济的动荡和危机。明斯基从企业角度将借款企业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抵补性借款企业。此类企业是最安全的借款人。第二种是投机性借款企业。该类企业收支基本相当。第三种是“蓬齐”借款企业。“蓬齐”借款企业风险最大。另外，明斯基认为，形成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代际遗忘，即当前金融业的繁荣使人们忘记了上一次的金融灾难，本性的贪欲战胜了对过去危机的恐惧，认为当前资产价格的上涨会持续下去，于是又了重演了历史悲剧。另一个是竞争压力，认为贷款人出于竞争的压力而做出了许多不谨慎的贷款抉择，因为他们为了赢得顾客和市场。
三、金融危机传染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随着货币危机爆发频率的提高和危害程度的强化，激励着学者们对货币危机认识的深化，迄今为止，学术界已发展出三代完整的货币危机模型，包括：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由克鲁格曼（1979）提出，他认为，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由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稳定的汇率政策之间的不协调造成对固定汇率制的冲击，从而造成本币贬值，央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不得不动用大量外汇储备购买本币，但外汇储备耗尽时，固定汇率制崩溃，货币危机发生。第二代多重均衡、自我实现模型，由奥伯斯特费尔德（1994）提出，与强调经济基本面因素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不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预期在货币危机中所起的作用。第三代道德风险模型。该模型认为由于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免费担保，使他们具有很强的投资欲望而很少考虑投资项目的贷款风险，从而引起投资过渡、资产泡沫破灭、危机爆发。总之，三代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危机的生成及其传染，其原因归纳起来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投资者的预期及金融市场上道德风险的存在。
四、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危机传导理论的主要观点
李小牧分析了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理论，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国内传导就是在一国金融泡沫化基础上，货币危机向资本市场危机和银行业危机，进而向全面的金融危机演变的过程。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包括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应该泛指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传播与扩散，既包括金融危机国内传导的溢出，也涵盖单纯由外部原因导致的跨国传导，既有存在于贸易金融联系的国家间的接触性传导，也有存在于贸易金融关系并不紧密的国家间的非接触性传导。狭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即接触性传导，它是指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之中、之后，某些经济要素的变化引起其他要素变化，最终引起经济金融的某些侧面或整体变化，以致引发、扩大、缓解金融危机的跨国作用过程，也称溢出效应。
刘立峰（2000）研究了宏观金融风险的传导。认为风险形成以后，会通过各种渠道与形式向外扩散、传播，形成新的风险。宏观金融风险反过来影响经济、投资、贸易和金融过程，影响制度的变革与政策的修订。不同的宏观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都会有其风险的传导机制与过程，但通常情况下，宏观金融风险与危机的形成及发展的原因是综合的，传导机制也是复杂的。
石俊志在他的《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2001）中分析了推动金融危机传递和扩散的主要因素：一是恐慌心理的传播是金融危机传递和扩散的重要动力；二是不同类型金融市场的关联性、互动性是金融危机传递和扩散的重要机理；三是某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的现实性是金融危机在不同地域之间传递和扩散的重要媒介；四是某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过于密切形成金融危机在不同国家之间传递和扩散的纽带；五是国际间金融协调与干预机制跟不上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步伐，为金融危机的传递和扩散提供了有利条件。
姚国庆在分析经济虚拟化条件下金融危机的传导时认为，将金融危机的传导分为内部传导机制和外部传染机制。金融危机在一国内的传导与扩散为金融危机的内部传导。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扩散称为金融危机的外部传染机制。形成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渠道主要有三个方面：金融联系、实际联系和政治联系。因此，危机倾向于集体出现，一国危机之后紧接着就是另一国的危机。
从上述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传导的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对于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是非常广泛的，从内容上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包括金融危机传导的具体内容、金融危机传导与扩散的形式、金融危机传导的原因等。但前人的研究成果都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其研究结论仅适用于某次金融危机，如第一代金融危机理论仅适用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墨西哥、阿根廷等发展中国爆发的金融危机，第二代金融危机理论适用于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的金融危机，而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则适用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即这些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都带有一定的时滞性、特殊性。而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金融风险的极端表现，因此，对金融风险的传导机理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1]Charles P. Kindleberger: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Financial Crisis[M]. MACMILIANPRESS LTD, 1996.
[2]Krugman P. “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is”, Jouenal of Money , Credit and Banking 1979(11)：311-325.
[3]李小牧，等.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90年代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25-32.
[4]刘立峰.宏观金融风险――理论、历史与现实 [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200-202.
一、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主观因素包括家庭、宗教、生活环境对藏族大学生个人性格和信仰的塑造。客观因素包括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
1、主观因素
首先大学生处于身心尚未完全成熟的成长叛逆期，作为少数民族，在高校的学习生活中会遇到学习压力、生活习惯、情感困惑等各种问题。其次，由于成长环境和家庭影响，藏传佛教文化深植于藏族大学生的思想中，形成了藏族学生独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主观因素，使藏族学生形成了自身特定的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和接收模式。
2、客观因素
藏族大学生作为藏族同胞中的高素质群体，对社会环境、国家政策、经济发展等相对比较敏感和关注，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行政区域的领导配置等，都会影响到藏族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自身的归属感。同时，科技的发达使具有现代化知识的藏族大学生掌握了更多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和对外沟通渠道，一些负面的声音也会对藏族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产生干扰和负面影响。
二、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通过对高校政治思想工作情况的调查和了解，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存在一些普遍的问题：
1、政治思想和理论知识有待提高
藏族大学生由于语言和文化习惯的不同，部分藏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国家政治的关注度不够。表现为对国家政治机构、社会事件、政治体制改革等不够了解，思想中对西方国家宣传的人权与民主存在模糊的认识。其原因是政治理论学习和政治参与度不够，认为政治远离自己的生活，对政治学习的积极性低于文化课的学习，加之网络流传的负面信息，对藏族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造成困扰，影响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
2、对我区 政策的理解
我区的教育政策、 大学生分配情况等，是藏族学生非常关注的问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政策，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团结精神。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家在教育、经济等方面给予西部地区大力的扶持和政策倾斜。大学生初入社会，人生阅历较浅，对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有时会缺少客观、理智的思考，政策的不完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负面现象会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质疑。
3、对经济发展寄予更高的期望
对于经济的认同可以影响意识形态的认同。藏族大学生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和权利意识，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会冲击他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很多藏族大学生认为少数名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内地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尽管改革开放以后西藏的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普遍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民族经济政策来扶持少数名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尽快缩小贫富地区之间的差距。期望和现实的差距会导致人的挫败感和不如意，而这种消极的情绪会在少数民族团体中蔓延和相互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藏族大学生逐渐跳脱出先辈漠视物质的价值观，受到繁华物质世界的影响，关注自身利益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经济发展的认同严重影响到其社会意识形态的认同。
三、增强高校藏族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的有效途径
1、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我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密切关注藏族学生的思想动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创造轻松的学习氛围，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引导作用，使学生充分了解我国平等的民族交往政策，向学生介绍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扶持政策，结合实际，用具体的事例使学生了解国家（兄弟省市）对（西藏）的关心和援助。培养藏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明确西藏是祖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繁荣的目标。培养藏族大学生科学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树立科学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思想，正确理解和处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加强对藏族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2、尊重藏族大学生的文化特性，加强藏汉主流文化教育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的相互尊重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基础。藏族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是藏族大学生的骄傲。尊重藏族文化，将藏族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增强藏族大学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高校中可以定期或不定期举办藏族文化、民族、艺术的展演活动，通过多民族学生的共同参与，加强文化的融合与互通。同时，加强藏汉主流文化的多元文化教育，鼓励藏族学生参与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西藏高校文化氛围由藏汉文化共同构成，多元文化教育，可以通过不同民族的文化碰撞，将藏文化的民族精神与汉族文化的精髓更好地融合，大学生通过对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相互交流与了解，彼此尊重与认同，最终将各民族优良的文化得以更好的融合与传承。
3、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困难
对于这场争论，与其说是争论更不如说是反思。因为虽然争论针对产业政策而发，但俩人眼中的产业政策明显是有巨大差异的。尽管如此，他们的争论使得目前我国产业政策中的一些问题比较充分地得到暴露。笔者认为，相比于产业政策有无效果、要不要产业政策等吸引眼球的结论，争论中对中国目前产业政策的反思更有价值。产业政策俨然成为当下最流行的话语，但是很多读者并不了解产业政策的来龙去脉，下文笔者就产业政策的来龙去脉做一些介绍。
一、产业政策的界定
虽然产业政策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但学界对于产业政策的界定并不统一。即使如张维迎和林毅夫这样的重量级经济学家，他们对产业政策的理解也不尽一致。事实上，对于产业政策，学界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界定。
但是，按照政府作用强度和方式，可以把产业政策分为功能性产业政策和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重点是政府通过人力资源培训、研发补贴、市场服务等形式完善整体产业发展基础功能进而提高产业竞争力，功能性产业政策一般不针对具体产业。而选择性产业政策重点是政府通过补贴、税收、法规等形式直接支持、扶持、保护或者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赶超。
我们看到一些关于产业政策的主流界定都是选择性产业政策，张维迎与林毅夫争论的焦点也主要在于选择性产业政策。
《现代日本经济事典》对产业政策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认为“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经济和社会目的，以全产业为直接对象，通过对全产业的保护、扶植、调整和完善，积极或消极参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的生产、经营、交易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的市场形成和市场机制的政策的总称”。上述定义强调了产业政策的内容特征，在日本学术界具有一定代表性。
欧美研究者则更多地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维护有效竞争的功能特征来界定产业政策，这与欧美的市场相对发达和政策具有功利主义传统等背景有关。
美国学者詹姆斯・罗宾逊认为，产业政策的含义是政府有意识地促进工业发展。西方学者通常将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称为三大经济政策。这虽然大致反映了三种经济政策具有同等地位的事实，但并没有理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日本学者提出，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不是并列关系，不应当将它们相提并论。因为产业政策表明它的作用对象和范围是产业全体，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则表明它们分别以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为政策工具，其影响范围则是超越财政和金融部门本身的。 事实上，产业政策在多数情况下都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才能付诸实施，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常充当实现产业政策目标的基本工具，它们之间是相互交叉、 而不是并列关系。
二、产业政策的起源
产业政策这个词是舶来品，最早应该引自日本，但也许大家感到不可思议――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实行产业政策最早的国家，也是产业政策连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农本商末”观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主调，由此形成“重农抑商”政治方针是古代统治者惯行的基本治国之策。自战国时形成“奖耕战”、“抑商贾”政策始，秦汉后“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渐成国策，到宋元“专卖”法乃至明清“海禁”，均是重农抑商政策之表现。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并执行产业政策的国家，但中国的产业政策更多地是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环境中运转。西方虽然较晚才出现产业政策，但由于西方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更早实现了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完善，因而西方在通过产业政策促进市场经济方面积累了比中国更丰富和多样的经验。以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转而向日本学习产业政策的经验。
德国和美国从19世纪开始，就对民族产业采取过关税保护与扶持政策。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认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大多数产业都不具备同先进国家竞争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必要以关税和扶持政策对本国的产业实行保护，待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再实行积极的开放政策。
欧美各国早期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是维持竞争秩序。这集中表现为反垄断政策以法律形式在欧美各国的正式出台。例如，法国1791年的《沙彼利耶法》就有禁止卡特尔的内容。法学界公认，美国于1890年制定的《谢尔曼法》是世界第一部由国家保障实施的现代反垄断法。《谢尔曼法》的制定和实施，大大缓解了美国因长期的完全自由放任政策所导致的经济秩序危机，是西方早期最有影响的产业组织政策的缩影。
日本自明治开国时起， 就明确提出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口号， 并由政府直接出面创办了一大批官营的近代产业，以期通过对民间产生示范和劝业作用，来加速日本的工业化和近代化过程。
三、中国产业政策的演进
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产业政策的重点是推动总体产业发展，希望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全面提升产业能级，促进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第二阶段是2000年以来至今，产业政策的重点是促进重点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限制部分过剩和落后产能，产业政策不断细化，覆盖范围不断扩大，除了制定针对总体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外，针对重点产业的产业政策不断增多。
改革开放之初，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过于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影响，中国的产业结构极为失衡，为了调整极度扭曲的经济结构，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受日本等国家实施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发展成功经验的影响，1989年中央政府提出要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发展，同年颁布《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一时期虽然国家对基础产业实施倾斜政策，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仍然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而且产能过剩不断加剧，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产业失衡问题仍然严重。
1994年颁布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第一个正式的产业政策。为进一步发挥产业政策推进产业发展的作用，在产业政策纲要的基础上，针对部分亟待发展的行业制定了针对具体行业的产业政策。
纵观第一阶段的产业政策，对国家整体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产业政策对经济微观领域的干预也较少。
中国自2000年以来的产业政策，一方面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又强调要加强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目录指导、市场准入、项目审批与核准、供地审批、贷款的行政核准、强制性清理（淘汰落后产能）等行政性直接干预措施进一步被强化，而深化市场体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具体政策措施相对较少。
（一）目录指导――不只是简单的“指导”
2000年颁布了《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2000年修订）》，1999-2007年期间相继了四个版本《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这是鼓励类的指导目录；1999-2002年期间相继的三批《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则是淘汰类目录。2005年颁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进一步详细分列了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的目录。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相配套，国土资源部和发展改革委颁布了配套的《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06年本）》与《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06年本）》。2009年以来推行的重点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中，《船舶工业科研开发重点项目目录》、《船舶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及产品目录》、《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项目及产品目录》、《石化产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改造项目及产品目录》、《汽车产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项目及产品目录》等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将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外商产业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作为两项重要的实施细则。
以上指导目录均以结构调整为核心，1999年8月颁布、在21世纪初实施的《工商投资领域制止重复建设目录（第一批）》则是以制止重复建设为主要目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将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明显产能过剩的行业、产品、项目列入到限制类目录，试图以此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从实践来看，目录指导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因而，目录指导是产业政策中具有强烈直接干预市场性质的政策措施。
（二）投资审批与核准和市场准入
2004年《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与《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则为政策部门审核和管理各产业内的企业投资提供了依据，这种投资核准也成为推行产业政策的重要措施。在《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和《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中，投资核准和行业准入具有重要作用。第一，《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中第四章第十二条中钢铁工业装备水平和技术经济指标准入条件，就是促进设备大型化、产业技术升级的重要措施；新增炼铁、炼钢、轧钢生产能力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是政策部门促使企业按照政策意图选择相应的技术、规模进行投资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部门实施扶植大企业、提高市场集中度等调整产业组织政策的少数具有一定效力的手段；这种核准也为非钢企业进入钢铁行业设立实质性的进入壁垒。第二，《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对市场准入和投资核准的规定更为严格，这是政策部门促进大规模生产和调整产业组织形态最为有效的工具，在准入管理、投资管理的条款下，进入汽车行业以及汽车行业中跨类别进入均非常困难。产业发展政策中，是否获得投资核准是严控土地和贷款的唯一标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符合核准条件和准入条件并不必然被政策部门准入或者核准，政策部门在采取这两个手段时具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更接近于审批的性质。
2009年以来，作为重点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实施细则的重要实施，政策部门拟出台一系列行业准入政策。在这些政策中，政府对行业准入的行政管理显著加强，制定了严格的管理程序，政府在行业准入上除环境、安全方面的规定外，还对设备规模与工艺、企业规模、技术经济指标方面设定了一系列详细的准入条件。
例如在拟出台的《现有钢铁企业生产经营准入条件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准入管理办法》），对钢铁行业现有企业生产经营实行准入管理，并且作为有关部门核准或备案建设和改造项目、配置资源、核发建筑钢材生产许可证、规范铁矿石经营秩序及推进淘汰落后钢铁产能等事项的依据。工业与信息化部作为审核准入的主管部门，每年对准入公告企业进行抽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部门每年要对公告企业保持准入条件的情况进行一次监督检查，并将监督意见报告工业与信息化部。
（三）越来越受重视的强制淘汰落后产能
2009年以来，政策部门越来越重视淘汰落后产能工具的使用，并强调通过行政问责制保障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实施。在2010年2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中，淘汰落后工作被赋予了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保证这一措施行之有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强调“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规定“工业和信息化部、能源局提出分行业的淘汰落后产能年度目标任务和实施方案，并将年度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能源局下达的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认真制定实施方案，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县，落实到具体企业”，并进一步强化了问责制的实行和行政上的组织领导，就淘汰落后产能重点工作在各部、委以及各级地方政府进行详细的分工。
（四）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