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7 15:22: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人文主义的意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包装设计；人文主义美学；审美功能；视觉效果
人文主义美学是包装设计的一部分，在以往的包装设计中，实用功能占据主要地位。随着观念的改变，人文主义美学的地位逐渐提高。现代包装设计中，人文主义美学得到更多的体现。现代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要在保证产品功能的基础上，更多的体现人文关怀。总之，人文主义美学与设计功能之间相辅相成，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设计出更好的产品。也就是说，人文主义美学给现代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设计师而言，把握这一要求才能设计出好的包装，促进产品营销。
一、包装设计中人文主义美学的体现
（一）人文主义美学与设计功能相辅相成
首先，包装设计的功能是为了装载日常用品，设计功能是其存在的基本价值。但随着现代人观念的改变，包装设计的理念明显偏向于美学与设计功能之间的结合。美学体现于包装设计的整个过程中。从消费者心理学角度看，只有结合了美学与设计功能的包装才能够符合现代人的需求。视觉功能是人文主义美学的一种特殊体现，心理学认为，人类购买欲望首先来自于感官，包装的表面设计是其人文主义精神得以体现的重要途径，这也是现代包装越来越重视美学设计的主要原因。美是可以察觉的，这种察觉最终通过购买行为转化为经济效益，在年轻消费群体中，对于人文主义美学有着更高的追求。另外，人文主义美学的精髓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关爱，也就是设计师与消费者之间具有着某种关爱的关系，从这一点出发，人文主义美学是通过设计师的手来传递。包装的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价格、功能、美观等多方面因素，从人的需求角度分析进行设计，满足消费者的价值取向。可见，人文主义美学具有差异性。
（二）审美意境是包装人文主义美学的重要体现
审美意境体现在包装的“装”上，是人文主义美学的重要体现。与设计功能不同，审美意境表现为抽象的美学概念，是人的一种主观表现。消费者在购买包装时，材料、颜色、款式都是其购买的主要影响因素，可见审美意境这一抽象的概念也是通过具象的元素来体现。现代包装设计已经将品牌设计列为重中之重，品牌可以有效的传达包装的审美情趣，这使得美学与人文主义美学之间存在差别。注重审美是消费者的第一心理，但随着购买者心理的发展，理性消费最终会占领市场，因此审美意境的重点在于人文，就是满足消费者的实用功能与审美观念，才是产品设计的主要任务。同时，消费者的审美意境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何在包装设计中体现出其人文特征将成为设计师的主要任务。要求设计师不能一味的追求包装视觉效果，内容与形式的结合才是现代人文主义美学的体现，才能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
二、包装设计中人文主义美学的意义
包装中的人文主义美学具有积极意义，其中主要体现为人文主义美学彰显了包装的审美价值，满足消费者的多方面需求。产品包装往往具有升华产品的作用，消费者甚至会将包装列入购买商品的考虑因素中，产品包装具体广告性，好的包装使产品本身得到了很好的宣传。对于企业利益获得来说，无疑是具有促进作用的。人文主义美学认为，功能与美感是并存的，虽然美感停留在表层阶段，但它往往能制约人的心理，改变人对产品功能的理解。这也是审美意境作用的体现。人类价值观在不断改变，对于现代人而言，人文主义美学的意义更深刻，体现在商家的营销活动中，包装的美学理念得到了升华。日益提高的人类生活水平也促进了审美观念的改变，对于产品包装的美感要求越来越高。商家则不断的加大包装的设计成本，确保包装的质量，提高其审美价值，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当然，这一过程中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产品质量的思考，人文主义的积极意义不仅体现在观赏功能上，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设计者真正从消费者的整体需求和个性需求出发进行设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人文主义美学分为美学、设计学和广告学三个方向，其中美学是直观的体现，设计学是消费者理性心理的体现，是包装上设计质量的要求，而广告学是一种宣传手段，是将美学行为转化为消费行为的工具。人文主义美学同时体现在这三个方面。广告传达与审美意境之间具有关联性，而品牌效应则加深了包装的难度，提高了广告传达的地位。广告将美学中的基本元素作为诱导方式，是形式与内容结合的一种体现。这种结合起到了间接诱导消费者的作用。美学传达的意义就在于形式与内容之间不能分开，缺了形式，也就是美学的基本表现，消费行为很难形成。缺了内容，也就是产品的功能，长久的消费行为则不能建立，只有将人文主义美学与包装设计功能之间进行结合才是其设计方向。
三、包装设计中人文主义美学的应用
人文主义美学包括心理层面和情感层面两部分，包装设计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其美学效应的重要体现。基于此，设计者应将设计美感与设计功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让消费者接纳产品就要从两个方面出发，建立产品的品牌效应。现代社会中存在诸多成功的案例，固体香水的浮雕听子包装，保持面膜的锡纸包装，都体现了包装设计的人文关怀，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包装是产品的外在体现，更是一种美的体现。正是由于这种结合才使得消费者与产品与某品牌之间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泰舒茶被认为是茶的重生，设计上，泰舒茶完全脱离了俗套的设计方式，将东方文化体现了淋漓尽致。而除了这一点外，该产品还重视品味，正是通过品味才使购买后的顾客能够认可并爱上这款茶叶，可见人文关怀的重要作用。对于包装设计师而言，最重要的是体现出人文关怀，理解设计的功能与价值，美感是瞬间感受，而实用性是从日常生活中长期体现出来的。设计产品的功能应能够改变人们的视觉审美，赋予使用者精神世界，体现出关怀与被关怀。包装设计应同时体现出单一价值与综合国力，并且以服务大众为目的。人文主义美学不仅可以增强人们对于产品的兴趣，还是设计师道德与能力的体现。上文我们通过具体的例子说明了这一问题，事实上还有很多成功的设计，他们在设计上采用了能够俘获人心的包装，体现了产品的特征，并且做到实事求是，简洁大方。一些包装设计还能够使人过目难忘，是由于他们应用了具有超大反差的色彩或者材料，在包装设计中，fossil化石手表听子的设计是当时经典设计，包装体现了多种情怀。可见人文主义美学在包装设计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在现代产品设计中更是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而现代设计师的理念也需要随之更新。一些设计师的设计理念更新慢，就会出现产品设计无法满足客户需求的状态，包装设计的人文主义美学体现是一项潜移默化的活动，而不是刻意的，只有设计师真正从人的角度出发，关注设计目的，关注人的需求，才能设计出好的作品，促进工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
四、结语
包装设计是一种深刻的生产性活动，不仅具有实用功能，也是一种美的体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变，包装设计中的美学理念变得更加重要，它影响了人的整个生活与环境。对于设计师而言，应将产品的设计功能与美学理念结合在一起，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需要在工业设计创新中融入更多的美学元素，将现代美学应用于包装设计中，并通过广告效应、品牌效应等去改变产品的功能，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郑 豪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1]陈陆双.试论美学视角下机械产品工业设计的创新[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02.
[2]侯立平.文化转型与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设计的变革[J].中央美术学院,2013,07.
论文摘要：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成为一种思想体系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历经千百年，至今对现代教育有着深远影响。近些年来，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新课程改革。对学生主体性的认识不断加深，进而也要求教师自身全面、健康发展，本文试图从人文主义的角度阐述新时代对教师素质的影响及要求。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人文主义的历史界定
人文主义(Humanism)是几百年来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潮，也是一个广泛使用但含义十分模糊的概念。人文主义并不是一个直接产生的词，他的产生要比“人文学”和“人文主义者”晚得多。教师所教的有关古典文化的教学科目在文艺复兴时代被称为“人文学”，而教授“人文学”的老师就被称为“人文主义者”。“人文学”在15世纪所指的科目是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等。但“人文主义者” 比教授“人文学”的老师的范围要广一些。正如克利斯特勒所说的：“文主义这个词就来自于人文主义者和人文学科这两词，并且，这两个词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被使用的词。从这个时期的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文主义者就是讲授人文学科的人，而人文学科这个词则代表了一组学科，它由语法、修辞学、诗学、历史和道德哲学组成。从这一定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就是上述意义的人文学科的伟大兴起与发展；人文主义对其它文化领域，诸如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必定都是间接性的。”对人文学科的重视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渐渐走出中世纪的神学观念，开始形成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人文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二)人文主义的特征
吴式颖，任钟印主编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中总结了人文主义的四个主要特征。
第一，肯定和赞扬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是人文主义的核心特征。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有能力的，人能够发展自身，从而获取各种优秀品质，不断向完美接近。人文主义对人的赞颂与中世纪都会对人的贬抑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倡导乐观向上的人生观，重视人的能力而非血缘、门第、财富等因素。人文主义反对消极悲观、无为的宿命论，认为人有能力决定个人的命运，人的能力发展得越充分，就越有能力战胜命运的肆虐。人文主义对人的看法更加乐观和自信，认为个人的能力及其发展是获得成功、荣誉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主要依靠。
第三，宣扬人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中世纪神学宣扬人对都会的教义教规的绝对信仰和盲目服从，而人文主义与这种权威主义做法相对立，要求把人从都会的教义、教规和其他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第四，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具有多造诣的全面发展的通才。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传授古典学问，让学生接受广泛的人文学科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头脑发达、能写善辩、风度优雅、体魄强健的经世致用之才，以适应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使人的各种潜力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
(三)人文主义学者对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诠析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北欧人文主义倡导者伊拉斯谟认为好教师应当年长、有高尚的品德、有渊博的知识、有丰富的教育经验、懂得教育艺术。与伊拉谟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维夫斯认为教师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具备三方面的素质：具有很好地进行教育的学问；具有教学技巧和才能；具有纯洁的品格。教师应懂得教学技巧，应具有关于教育教学的“实际的智慧”。另一位英国的人文主义教育家马尔卡斯特要求教师有良好的素质，建议对老师进行严格的职前培训。他认为教师不仅应掌握知识，还应具有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懂得教育和教育的方法。法国的哲学家蒙田认为教师的素质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老师要了解儿童，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秩序；第二，教师不仅要有学问，而且要有判断力和道德；第三，教师有高于父母的权威；第四，老师要学会因材施教；第五，教师要有好的性情。16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强调教师要有工作热心和敬业精神，教育不是简单的传授知识，而是以热情感动学生，使之发生情感变化。
不难看出人文主义学者和教育家所提倡的教师专业素质包括了广博的文化知识、高尚的品德、丰富的教育经验、教育教学知识、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工作热情、工作精神等，具备这些专业素质的教师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师，只有这样的教师培养出的学生才有可能是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学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对教师应该具备的专业素质虽然没有明文的规定。也没有系统的科学论证，但一些学者和教育家对教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已经做了深刻的论证，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限没有对当时的教育产生大面积的影响，但对后世对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我国教育方针的基本思想，这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对教师职业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现代教师专业素质的内涵
(一)教师专业素质的定义
现代科学证明，素质是一个人通过环境影响、教育和内因作用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特质，这种特质通过气质、言行、修养、品格和风度等表现出来。教师的专业素质就是教师在教育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稳定特质。林崇德、申继亮教授将教师专业素质定义为：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决定其教育教学效果、对学生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心理品质的总和。
(二)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分析
叶澜教授认为，新型教师应具备的素质有：专业精神、教育观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教育智慧。李瑾瑜教授认为，应当包含专业知能、专业道德(伦理)和专业精神三个方面。朱宁波教授认为，理想的教师专业素养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专业理想、专业知能、教育智慧。中国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教师专业素质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态度。笔者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到现代，无论是哪一位学者对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论述，它都包含专业知识、专业道德这两个基本方面内容，这两个方面也是一个教师可以立足教育领域的根本所在，它们也决定一个教师是否是一个合格教师的至关重要的方面，也决定着这个教师能否在教育领域里继续成长。当然教师专业素质还包括专业精神、教育观念、教育智慧等许多方面，本文将着重介绍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素质中专业知识与专业道德的影响。
专业知识是一个专业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专业人员区别于另一个专业及其他人员的本质特征。舒尔曼认为“一个专业既是一种高度复杂和熟练的工作，又是一种根植于知识的专业行为”。在舒尔曼看来，教师职业的专业性表现在教师有能力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转化为学生易于理解的形式，也就是说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要特别重视理解和推理、转化和反思的功能与作用。叶澜教授将教师的专业知识分为三个层面。第—个层面是，教师专业知识结构最基础层面的是有关当代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工具性学科的扎实基础和熟练运用的技能、技巧；教师专业知识结构的第二个层面是具备1-2门学科的专门性知识与技能；第三个层面是主要由帮助教师认识教育对象、教育教学活动和开展教育研究的专门知识构成。
专业道德即指教师职业道德，一般认为师德是指教师从事教育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是调节教师与他人、与集体及社会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一定社会对教师职业行为的基本要求与概括。在人格上，教师的师德相对于其他职业道德具有更深广的影响。师德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心灵，影响着学生的人格和品质，师德的影响不但广泛地作用于在校学生，而且通过学生和家长对社会产生影响。高尚的师德会影响一代人乃至几代人、几十代人。因此，在道德水准上，对教师要求更高、更全面。
三、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素质的影响
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历史时期，对教师的专业素质要求也不同。在我国古代，道德伦理的人文知识，是每个教师必须具备的素质；而在欧洲古罗马时期，教师则首先要拥有辩论术；进入中世纪，宗教学说成为最重要的教师专业素质之一。
(一)人文主义思想对教师专业知识的影响
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论述中分别提到过教师要有“渊博的知识”、“教育的学问”、“掌握知识”、“有学问”，虽然他们的“知识”、“学问”的内涵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不同程度上包括了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教学法知识、有关学生身心健康的知识等。
叶澜教授对教师专业知识的三个分层中，最基础的层次中就指出教师要掌握当代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工具性学科的扎实基础和熟练运用的技能、技巧。其中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基本知识就是指，教师不能只片面地掌握人文知识或科学知识，而是要全面掌握人类的优秀文化，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具有多造诣的全面发展的通才，那么教师首先要具备这样的才能，素质教育与人文教育同样倡导的是即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又不能失去人文精神。单纯地掌握科学知识或人文知识。并不能得到人们预期的全面发展的人，人文主义教育教育不仅重视人文学科的教学。主张通过人文科学的教育向学生提供关于人的精神领域心灵世界的有用知识。而且重视自然学科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具有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注重科学技术素质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心智潜力的自由运用和个性的和谐发展。与科学进步相伴的是文明的进步，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学生发展成为一个“整体的人”。所以，这就需要老师不仅要掌握人文知识还应该掌握科学知识，在传授知识的时候更要既要弘扬科学精神，又不能忽略了人文精神的传播和养成。
另外，教师还要掌握能帮助教师认识教育对象、教育教学活动和开展教育研究的专门知识，这些知识包括了教育心理学知识，教育学知识，蒙田在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论述中第一点就提出了“老师要了解儿童，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秩序”，可见教育心理学知识在文艺复兴时期就被重视。有了这些辅知识教师才能更好地将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才能培养出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人才。
(二)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道德的影响
道德教育在古代社会中居于首要地位。孔子要求子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道德修养为主，学习文化知识及技艺只是“有余力”时的事情，道德修养可以说是贯穿于人的一生，而且贯穿整个中国教育史，所以对现代教师来说热爱祖国、献身教育、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精心育人、钻研业务、团结协作、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是一直以来对教师专业道德基本要求。教师的师德相对于其他职业道德具有更深广的影响。维夫斯说“一个教师应该既是个好人，又是学问的爱好者”，可见一个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更应该具备高尚的品德。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就明确指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加强思想品质和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倡导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引导学生创新与实践。这恰好与人文主义的教育观相一致。从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教育指导思想也可以看出，要求教育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才。人文教育思想主张培养和谐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这与我国主体教育思想是一致的。所以，教师要具有优良的品德、崇高的理想，在讲授科学文化的同时，要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把思想品德教育融化到教学实践中去，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一切有利条件陶冶学生的情操，真正做到言传身教。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创新乏力的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教 育研究范式取向，将成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突破口。鉴于我国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重视 不 够，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过于迷信和信仰等问题，又由于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教育 过程的本性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确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 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尚无明确的研究范式意识。有学者以某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4年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文本，分析了这些论 文 中所体现的教育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有些 研 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觉、思辨，有的研究甚 至就是想当然，过于模糊、宽泛、松散，许多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具有 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议论和舆论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 种研 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出建 议”［2］。教育理论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教育研究，难以在学术界获 得应有的地位，难以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更谈不上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又过于迷信和信仰。当代教育研究笼罩着缠绵悱恻的 经验主义的情趣。许多人认为，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就能确保经验事实 不断得到积累，如能对不断得到的丰富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总结，就能自动产生科学理 论。狭隘的经验主义使教育科学研究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非常蔑视思想和理论，尤其蔑视哲学。在不少人眼里，所谓 教育研究不过是搞几张问卷或量表去调查，或在某个范围内进行种种测试或实验。这种单 凭经验或经验至上的情绪，使教育研究实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和理论的地步。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在自然情境中以收集定性资料为主，通过 诠 释和移情的途径来揭示和理解教育及其内部意义的研究范式，虽自20世纪90年代已引入我国 教育研究领域，但之后并未获得正常发展。它对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引导作用也就没能发挥 出来。
二、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的理由
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出发，实现我国教育研究的创新，就必须从教育研究的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须深 刻认识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当前教育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 向，其理由如下：
1.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使然
影响教育研究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因素时刻与教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相关， 它就是一定时代的主流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即从主体与客体对立 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主体间性和互动建构为主的认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认识的目的、真理、知识的性质等问题的界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 认识模式本身的解释上。也就是说，认识不再被看做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间产生的表象 与本质的符合，而是被看做一种解释的活动。这种解释活动依赖于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语境 ，即“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是一个过程，且永远没有穷尽。
人文思维逻辑与科学思维逻辑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工具有着各自的用途与适用范围，并随对 象的不同特性与需要而决定取舍。当世界经济表现为一体化趋势的时候，科学思维的逻辑就派上了用场，而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和追求差异的社会里，追求多样性的人文思维逻辑就占据了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过程中也必将注重人文思维逻辑的运用，教育研究范式也必将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适应哲学思维方式转换潮流的必然选择。
2.教育过程的本性使然
教育过程是教育研究的重点，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应然取向。
首先，教育过程是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统一体，即物质的与精神的、事实的与价值的、外求的与内省的、存在的与意义的、物化的与人文的等等，但教育活动或教育实践并不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而是有层次的。教育的完整意义具有一个“核心”，在一系列对立的两极之间，笔者坚信，教育的“核心”是内隐的和精神的，教育活动的本性在于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和意义的—面。
我们可以说，没有校舍、没有课本，就没有正规教育；没有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准备，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它应有的效率。但不能说，有了校舍，有了课本，有了掌握心理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教师，所发生的教育活动就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有这样的情况，即一个现代化设备的课堂，传递的却是非科学的知识，这是一种异化的教育，一种负教育。校舍、桌椅、课本和知识 等，虽然是教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教育活动的核心是教育活动所欲表达的人类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意义的关怀与寻觅。因此，教育活动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它内在地与“理解”、“体验”、“价值”、“意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育活动的核心是精神的和人文的。因为我们无法将全部教育问题的意蕴客观化，无 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 制的操作过程。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由低层面的 内涵推演而来。教育中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历史地生成的，同时也是依据个体的智慧与觉 悟 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同见识、不同修养的个体所见到(悟到)的教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教 育的核心由于文化历史和人格个性的参与，所以它本质上是约定的，而不是外在规定的。因 为其约定性，人类理解或说明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历程，教育活动就 具有了很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由上述可知，教育过程深刻的人文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的取向。
3.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
教育不是当时当世之事，而是古已有之，教育研究亦是如此。因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 趣就成为今日教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从我国传统教育的内在意蕴来看，我国传统强调为学贵在觉悟。许慎在《说文解字》 中认为，“学”为“觉悟”。为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觉悟，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一切学术 的 根本路向。中国人为学的目的，是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不仅求真，而且求善、求美、求意趣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意义的生成，强调教育研究的主题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现象背后 的意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追求意义的建构，这与我国传统为学求意趣的研究指向有殊途同 归之妙。
其次，我国传统教育研究讲求道理，道理是开创性思想家的洞见慧识，是以其学养、智慧和觉悟作铺垫的，脱离不了主体性的肯认或体认。道理所具有的哲理强制性和普遍接受性，本质上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脉络意义的合情合理与共认共识之上的。合情合理指道理的强制性，共认共识指道理的普遍性，意味着相互主体的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3］。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和融合，走向“主体间性”，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体和客体达到“视域融合”式的理解。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中注重研究主体的相互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不谋而合。
最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所达成的是学问，是觉悟，这决定了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内省而不是外求；是体验(体悟)，而非经验(感知)。一句话，它是为求“心”，而非为证“物”。心的觉悟或者说生命的体验是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法门。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的重新体验和表达，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一致的。
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种种暗合为其在我国的生长提供了可能。 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其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 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古为今用”
要使外来理论在我国生根发展，不仅要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更要透过表面现象， 去把握教育文化传统的内在血脉。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本国文化传统的支撑，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难免走样。教育研究必 须对本国的教育传统进行应有的提炼和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范式的演进中得以弘扬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要实现本土化，无论如何都应以我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这 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不能人为地割断现代教育研究与其历史之间的联系，否则 ，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具外壳，而没有生命活力。
2.恰当解决外来与本土的关系，做到“洋为中用”
众所周知，实践总是特定时空中的实践，悬离于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之外的教育实践并不存 在。由于教育思想构建过程本身也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中进行的，因此，尽管特定文化 与社会境脉可能具有某种类型的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化与社会的某些共同 特 征，但任何教育思想都首先是体现或蕴涵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属性，反映着特定文化与社 会的价值诉求。正是这些具体的文化与社会意蕴，正是这些背后的东西，使思想具有了某 些相应的话语特征［4］。就人文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引进而言，它生长于西方特定 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社会的话语特征。要想确立对中国教育研究 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教育研究范式，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并使其最终带有 “中国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之后，还要有一个“外来思想的本土化 ” 过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经过这样一个基于本土实践的再赋义、再改造的工作，便不再是外 来的理论，而成为本土的教育研究范式。
3.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实际上，教育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替代和否定的过程。迄今为止，任何一种 单一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在整体上为教育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其长处和短 处，这说明每种研究范式都有其价值性和局限性，其合理性是相对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 教育 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是基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而补偏救弊所做出的选择。为 了更全面合理地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研究需要各种范式的“和平共处”，以充分发挥 各自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朱志勇．教育研究方法论范式与方法的反思［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1) ．
［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2)．
【论文摘要】科学主义方法论虽然促进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弊端。通过分析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分析教育活动的人文特点，我们得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倾向于以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教育研究自然也受到影响。“当今严肃对待教育理论学者的主要职责是养成归纳研究的习惯和学习统计学的逻辑”。但同时，许多思想家看到自然科学方法阻碍了教育研究的发展，因为这种方法：只处理与教育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听命于现实或经验的统计趋势而无法在符合价值与理想的方向上提出真知灼见，触及不到教育活动的本质性问题及教育中的灵魂和实质。而教育中的智慧、人格、情感、精神这些才是研究的焦点。
对此，我们提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主张。
首先，人文主义方法论是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试图解释，后者试图理解。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当代西方人文科学方法论中最具人文精神，最有影响的派别。社会现象研究和纯科学的区别在于社会现象涉及有意识的行为主体，他们自己赋予行为以意义，所以社会科学家为了描述和说明社会现象就要有理解的概念与实践，即理解、移情作用和直觉，所以人文主义传统坚决反对要求社会科学把人的行为客观化，把行为主体物质化的观点。
其次，人文主义方法论关注的焦点为三方面：
1.关于经验的客观性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事实中人的主观性方面，如人的信念、动机、需要和希望等并不完全表达于客观的外表行为中。单纯的外表行为研究，不足以深透主观动机和意向领域，因此，人的行为仅仅部分的由它同外界对象或未来结果的关系构成，它的意义相当大部分在于它表达了某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没有同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具体个人的直接接触，是不可能完整理解有关的事实的。选择哪些资料作为有意义的事实，在何种深度或层次上挖掘事实本身的意义都与理论的解释有关。
2.关于因果律的有效性。在社会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原因——结果模式，而人文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自然世界中，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对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都是中立的，对于支配任何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意义都是无关的，但人的行为却由它们对行为主体或对象参与者所具有的意义来辨认，而这些意义的内涵与阐释都是由一种给定文化与行为者本身的意义感受来决定的。众所周知，每一种文化有相应的意义库，不同的人对意义的感受、辨认与理解不一样，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里不同人的行为之间，要作出正确的因果概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然不能把因果规律固定下来解释人的具体行为，要了解这种渗透着社会意义的范畴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对那个意义系统的深刻体会，而不是外部的机械概括。
3.关于理论或解释的性质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或解释的目的，并不是要推导出经验概括或统计定律，而是要对人的行为和语言的意图和意义的深刻理解。人文科学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以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人而不是事物为研究对象，理论解释的目的不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回答行为的内在依据，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因此，一个好的理论要能提供合理的行为主体有关的规范标准，要理解他的行为规范的标准，并不是提供当作客观事件的行为的演绎说明。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能免除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要受到一定文化的规范、预设和偏见的支配。
教育作为使人性完善的最佳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人文主义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所以说，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如何无所不能的程度，自然科学方法论被推到如何高的地位，只要教育还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那么它的人文性就一天也改变不了，人文主义方法论也一天不能被抛弃。
再次，教育活动本性特点与教育实践的内在构成决定了方法论的取向。
一般来说，教育活动的特性表现为：教育活动在对象与目的维度上的特殊性；教育活动进行过程的点双边、共时、交互作用性和要素关系的复合性；教育活动具有预测性与活动过程中的动态生成性；教育活动的本质是在特殊的交往活动中有目的的使社会对学习者的发展要求，向学习者的现实发展转化。教育活动是人的科学精神的活动，表现在求真；教育活动是美感经验活动，表现为求美；教育活动是人伦道德活动，表现为求善；教育活动是实在主体探求生命意义的心灵历程，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或灵魂的洗礼，关怀人生或命运问题，不依赖哪一门学科。教育活动是一种人文活动，而且是人文活动的最高境地，虽然达到这种境地的人是凤毛麟角。
说到底，教育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意义的一面。完整的理解教育，就是要清晰的认识教育活动的精神性、人文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设备的更新并不代表教育的先进，可能传播的是非科学、伪科学的知识，训导如野兽般争斗的人生哲学，展示一个紧张、无人性的社会，培养出毫无生趣，面孔呆滞的“接班人”。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因此，教育活动形式的完美并不代表价值的实现，教育活动表达的是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觉悟，包含了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及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寻觅。况且，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从人文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所以，唯有从人文角度理解科学，才算把握了科学精神的本质。
人类无法将全部教育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不论历史上的以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教育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的。教育中的人文性是历史的生成的，是传统的，同时也依据个人的觉悟和感觉而存在。教育活动搀杂了历史的内省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化价值、目的意义等这些人文性经验的范畴联系在一起，教育活动客观上有很强的独特性，因此，教育科学必须对教育活动达成普遍性的因果规律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用以一种意义标准，一种思想框架或解释尺度来说明全部教育问题，我们能对某一特殊时间、地点、情境的教育发表评论，一旦离开具体场合则可能失效。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说明或解释常常是暂时的、相对的、主观的。教育中与意义、价值相关的核心问题本质上是约定的，不是外在规定的，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过程，任何关于教育的思想如果未经主体心灵深处的认同，也是毫无意义的。
参考文献：
在人类的封建时代，差不多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的全面统治之下，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当然，这不是说在中国封建时代宗教没有起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佛教、道教、各种封建迷信也曾广泛传播，并多次试图登上封建意识形态的王座。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儒家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远远高出其他国家封建时代文化的突出标志。
中国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源头，可以追索到西周。殷商时期的奴隶主阶级是笃信宗教的，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求神问卜，巫师集团在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尚书・洪范》追述，殷人在作出重大政治决策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十筮”。其中有五种情况值得注意：“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殷人的决策程序中，龟筮的结果，即神的意志（亦即巫师集团的意志），具有不容违抗的最高权威。这种情况，至西周为之一变。西周统治者虽然从形式上继承了殷商的宗教并以此愚弄、恐吓治下的人民，但他们骨子里并不真正相信。西周统治者的信条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宗教的外壳里明显地孕育着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礼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道出了殷周在宗教方面的差异。
西周末年，随着宗法奴隶制的危机日益加深，“天”的权威也维持不下去了。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破壳而出，独立地发展起来，并从此确立了它们在士文化中的统治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与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理论形式上颇为相似。它也和西方人文主义一样，把自己活动的领域和研究的对象集中在人文方面，而把鬼神生死之类的宗教问题置之度外。如孔子讲“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后来的许多思想家，进而采取了无神论的立场。它也和西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一样，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重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数思想家看来，人类在宇宙中有卓越的地位，“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域中“四大”之一，是“三才”之一。人有道德，是“天地之德”；人有知觉，是“天地之心”；人能凭借道德和智慧“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能够“参天地、赞化育”。一些哲学家如老子、庄子把所谓“天道”“地道”“人道”中的“道”抽象出来，抬高到宇宙本体的高度，他们所谓的道，实际上是被实体化了的普遍规律、最高原理。一些哲学家如荀子主张以“道”为“衡”。道在荀子那里有总的原则、规律等意思。以道为衡，也就是主张以人们认识到的法则、规律为裁判、衡量一切的准绳。一些思想家如韩非讲“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即人们的行为应该遵循客观规律。凡此种种，都是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之后，在两汉时期、南北朝时期受到严重的挑战。两汉时期，具有许多“非常可怪之论”的春秋公羊说和宗教迷信色彩极浓的谶纬之学盛行一时，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泛滥。但这两次挑战，都受到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坚决而有效的回击。宋、明以降，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力量大大加强，宗教势力日益衰落。
应当承认，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基本上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种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理论形态上与西方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是相通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和文化在17世纪传入欧洲后，受到了启蒙思想家的大力推崇，在启蒙运动中推波助澜，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理性主义倾向的思想先驱和他们“借以鞭挞旧欧洲的‘巨杖’”。
在德国，这种影响可以明确地追溯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莱布尼茨。莱布尼茨高度评价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他的单子论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思想。莱布尼茨认为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中国人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从而开启了以后启蒙思想家借重中国文明鞭笞旧欧洲传统的先河。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在清除现存的基本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后，建立一种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而在伏尔泰心目中，中国儒学乃这种“理性宗教”的楷模，而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伏尔泰还仿照元曲《赵氏孤儿》编写了诗剧《中国孤儿》（副题《孔子学说五幕剧》），剧中崇尚武功、企图以暴力取胜的成吉思汗，最后折服于崇高的道义。伏尔泰在这部诗剧的前言中写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证明，体现了理性与才智对盲目和野蛮的力量具有自然的优越性。”
伏尔泰对中国理性主义的赞扬，得到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共鸣。狄德罗在其《百科全书》中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他特别称赞儒学，说它“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国平天下”。
这些评论都说明，中国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对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发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般来说，从人出发，以人间事务为中心，以人的道德、能力、尊严和自由发展为价值准轴，重人力和人事而轻宗教，是人文主义的基本特质。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人文主义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中西之别。
西方人文主义构成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后形成的现代西方文化的主流。如果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中世纪的希伯来宗教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第二个发展阶段，那么，西方人文主义可被视为西方文化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它至今已经历近五百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人文主义是对中世纪宗教文化的一次否定。尽管它也表现出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回归，但它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也存在很多差别。对于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来说，西方人文主义可谓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形态。
大体而言，西方人文主义表现出这样几个基本特点。一、摆脱宗教和神的束缚，从人出发并以人为中心来观察、思考和界定世界。二、承认意志自由，充分认可人的能力和尊严。三、扎根于自然世界和人的自然本性。四、在认知上，以人的经验和理性为判断根据。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宗教文化逐渐走向衰落，历史上以宇宙秩序以及宗教、道德或自然义务为基点的伦理政治，最终转变为从“自然权利”出发的自然政治，旨在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因此得以建立。不过，与以往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及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对照起来看，西方人文主义也实际促成了自然权利与“自然法”以及神法的断裂、“意志自由”与“自然道义”的断裂、权利主体与德性主体的断裂、道德精神与民主法治的断裂。可以说，在造就现代政治法律文明的同时，西方人文主义附带着与之相关的“现代性”问题，如“自由帝国主义”、“做错事的权利”等，它因此也需要探寻新的出路，并不足以被视为一种终极的、更高级的乃至最高级的文化形态。
如果说，西方人文主义主要立足于人的身体、生理本性以及认知理性，那么，与之相对照，中国人文主义则一直表现出以人的道德精神、道德本性以及道德理性为基础。立足点或出发点的不同，使得中西人文主义呈现出发展路径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能因为西方在现代的一时强势而被简单地归结为发展层级的高低之别。中国人文主义大致形成于周代，一直持续至今，但在近一百多年里受到西方人文主义的巨大挑战。
大体而言，中国人文主义表现出这样几个基本特点。一、非宗教性。在以儒教、道教、佛教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中，缺乏作为“第一主宰”的上帝观念，人自身一直被认为具有超凡人圣的超越性。因此，中国人文主义有时也被人称为“超越宗教的宗教”。二、内在超越和主体性。人被认为是天然具有善性、神性和佛性的主体。人与神、佛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也不是上帝与选民的关系。只要努力，“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成佛。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意志自由，它意味着人经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变在尘世的命运，而且这种能力是人本身完全具备的。三、公共责任。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天地万物为一体”、所有的人都与己相关的观念，并由此生发出“民胞物与”、“四海一家”的道德情愫。每个人被认为对天下人都负有仁慈的道德责任，而此种道德责任的实现实为人之为人的基本要素。四、德性认知。在经验和理智之外，中国文化中还包含着一种独特的“德性之知”。它是人在可感知的自然世界之外发现同样对人具有实际制约作用的道德世界、发现自身的道德“良知”的基本认知途径。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文主义所表现出的这些基本特质，尽管遭受西方人文主义的剧烈冲击，而且在构建现代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们对于重建现代人的价值系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在“古今中外”的时空背景下，现时代有必要结合中西人文主义之精华来形成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这样一种新人文主义旨在实现生理本性、认知理性、见闻之知、自然权利、民主法治与道德理性、道德本性、德性之知、“自然正当”、道德精神的衔接或汇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尚未完全形成自己的政治和法律发展道路之时，尤其需要这样一种融会古今中外智慧的新人文主义，以为其构建民主法治国家及其未来发展设定合理的理论基础。
回顾历史，不难看到，二十世纪是中国文化屡遭摧残、饱经风霜的一个世纪。从“五四”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国传统文化被长期置于“古今中外”和“海陆黄蓝”的简单对比结构中，由此形成了一种钱穆所说的“惟分新旧，惟分中西，惟中为旧，惟西为新，惟破旧趋新之当务”的文化观。在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中，中国传统文化更是遭受前所未有的批判和否定，终致飘摇破败、花果凋零。可以说，在现实政治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冲击下，政治形势、社会功利乃至群情激奋明显盖过了对于根本道理的终极追问。
这种状况，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发生了一些改变。近二十年，是“冷战”结束后文化获得相对平稳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段，其间不仅相继出现“国学热”、“人文精神”讨论、“传统文化复兴”等文化事件，而且，现代“人权”和“中华文化”在国家层面都得到了明确认可。在文化和理论界，一种试图彰显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文化自觉”正在兴起，立足普遍因素来承接融会“古今中外”、沿着中国文化理路来开拓中国的政道法理的文化姿态也日趋明显。总体来看，如果说中国近一个半世纪是外来文化大势涌入的“低谷”时期，那么，经历近二十年乃至以后更长的时期，中国文化可望以其择善处下、兼收并蓄而重现“百谷王”的态势。
在此现实条件和趋势下，沿着自身的文化理路、历史脉络和社会现实来重构据以长远发展的道统、政统、法统和学统，可谓近代以来的中国至为基本的历史任务。套用中国“内圣外王”这一传统理论框架，此任务归根结底涉及的是“内圣”与“新外王”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人的道德精神与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普遍问题。在通向现代民主的道路上，是完全舍弃“内圣”来开“新外王”，抑或与传统思路一样秉承“内圣”开“新外王”，还是在“内圣”与“新外王”之间建立某种共生并济的外在衔接，是这个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完成现时代的历史任务，至少需要从价值、政制、法律、学术，或者，道、政、法、学四个方面作根本考量。
论文摘要：白壁德认为大学的人文性和贵族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现代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笔者认为人文精神的复归是当代大学改革的重要使命，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变成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它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大学的学术性；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学生接受人文教育。
大学是什么?纽曼、洪堡都有过关于大学的经典论述，上个世纪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有过大学的名言。但是对大学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欧文·白壁德先生。(IrvingBabbitt，1865-1933)。他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的鼻祖。他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值得特别一提。在该书中，白壁德对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并对大学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寻找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进行了思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温白壁德的经典论述，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大学走向更加理性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大学及其人文内涵
在书中，白壁德阐述了大学的三层内涵：(1)大学的指导精神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的；(2)大学是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3)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质”的人。
在白壁德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大学实质的揭示。他强调，“大学的指导精神却既不应是人道主义式的、亦不应是科学式的，——尽管这些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而应该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式的。”这句话揭示了大学实质的两大含义，一是人文性，二是贵族性。一方面，大学作为培养人的场所，从根本上说，它是人文的。它以人为中心，“教人所以为人之道”，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关怀的是人的终极理想：另一方面，大学约束性的人文标准的存在，使它不可能指向多数人，而只能是少数人，这就体现了它的贵族气质。这从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中就可以得到说明。人文主义一词是英语humanism的中文译名，它的含义是“信条和纪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者通过“信条和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在整体上就与未受过教导和规束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以“严格的选择”，而不是“泛滥的同情”，表明它只适合于那些“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而不是普遍的大多数人。所以大学从本质上说又是贵族的。这是白壁德先生在20世纪初，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大学社会化倾向，而着意提醒人们要注意大学根本的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大学人文、贵族气质，这就决定了大学不同于社区性学院，它是为“精心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完美人格的场所。因此大学内涵的第二条就是，大学从其性质上，应该界定为一个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对此，大学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大学被定义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二是把大学变成“科学大工厂”。关于前者，白壁德将矛头指向卢梭，他认为卢梭人道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鼓励人类任其自然地发展他的性情，它使大学成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因此，他对于大学实行选课制并不支持。他认为，选课制固然逃脱了高头讲章与权威论断的武断呆板的教育方式，但却是陷入另一种危险——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式的学究作风。在这里，白壁德并不否认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他认为大学需要的民主应当是一种“选择式的民主”，而不是“博放式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大学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白壁德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一个大学完全成为由学生自己来决定自己想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的所谓菜单式学习，那么这与市场上的买卖商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白壁德主张“选择式的民主”的观点，还是比较合乎人才发展的规律，它既满足了人才个性的需要，同时又保证大学所应有的“心智训练”。
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白壁德还对大学与社区学院的功能做了严格的区别：社区学院，可以追求博放式的民主，以大众化教育为目标，让更多人受到教育。但是大学则不然，它应当成为一个能为人文主义者按自身律法完善自我提供丰富机会的场所。
对于后者，白壁德着力提醒的是现代科学主义对大学的影响，正在使大学一步一步变成“科学大工厂”。培根科学主义倾向于单纯使用量化检测手段并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一切事物，它对大学最严重的影响就是人的法则完全被自然的法则所代替，从而导致功利主义在大学校园的畅行。
对于大学的第三条内涵，白壁德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目的就是(如果它有独立的目的的话)：它必须在这个量化的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所谓的有“质”的人，白壁德作了这样的解释：“尽管整个世界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这就是‘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非通俗意义而言。”有质的人就是“高质量”的人。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人呢?这里白壁德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大学毕业生成为某一专业的行家，更主要的是指成为一个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即“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有质的人避免了由于专业的学习(对任何一种学科过于熟悉)所可能导致的“人类心智的失衡”，对此，白壁德提醒道：“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环境要求我们几乎全部成为行家与专家，而我们因此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头脑因过分沉迷某一学科而有损健全。”换句话说，大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然后始从事于专门之学，这才是有“质”的人的真正含义。
适度的平衡——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
可见，大学的人文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专业化、都市化、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要求教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协调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学生存和发展面临市场经济的压力。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教师、学生、后勤人员的激增以及图书、设备的完善，需要大量的经费，不能不迫使学校管理者在筹措经费上花费大量的精力。而学生需要面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压力，为将来的就业谋生做准备。市场经济发展对大学的渗透使得人文的坚守变得非常的困难和不切实际。
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不对社会的急剧变化作出反应。继续固守传统就显得迂腐和不合时宜。事实上，从学校发展史来看，学校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片面地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把直接的功用性作为主要的教育目的，就有可能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的一种“人力投资”，学校成为训练社会各业人力的“知识的工厂”，就有可能导致学校教育理想的丧失。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事实上，白壁德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统一与多样之间寻求平衡，并根据它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义是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抱着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也认为，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不能远离社会”，但是大学要有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的、竺可桢、李登辉，在他们办学理念中也高度强调教育超然于社会的重要意义。相信“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代表激进的功利主义追随者和社会变革者，和理性主义追随者正好形成了张力，相互对立和抗衡中推进了大学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更为合理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随着赠地学院和实用技术大学的兴起，传统大学以培养个人为目标、注重心智发展的理性主义理念受到社会的挑战，大学服务社会的观念获得许多大学的响应，并渐趋上风，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的人文传统因此备受世俗的挑战。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大学理念并没有因功利主义的兴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时也是理性主义给予抨击最猛烈之时。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实用主义的纠偏，它使美国大学教育的“教育钟摆”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而理性中向前发展，大学的人文精神因此从未真正丧失过。
超越功利与回归人文——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们依此来反观一下当下中国的教育，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大学在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天平上已经发生了倾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急功近利现状，我认为中国大学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义的复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学自12世纪产生以来，虽有过很多发展，但是仍然继续遵守某些显然不变的规律。”这种“不变的规律”，也就是大学根本之所在的东西，它规定着大学之为大学。
在美国，大学尽管充斥着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学术组织，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传统没有改变。而中国大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国后一度与传统断裂，失去了积累。教育从“政治的婢女”转向“经济的侍从”，一直未能正视教育自身，这就导致了建国后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复归是我们今天在面临浮躁的功利世界时特别需要召唤的，人文主义的复归也是与功利主义形成必不可少对话的需要。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重新封闭起来，成为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达成一种平衡，形成张力。具体来说，这种人文主义的复归，需要从哪里入手?
首先，确立大学的学术性。大学是学术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更不是经济组织。现代大学是学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无论现代大学发生了何种变化，大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学者的共同体。”“学术功能仍然是其最为主要和不可撼动的部分，这是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关键。”因此，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学者治校是体现大学学术性质的主要方面。
学者治校就是强调由学者来管理学校。先生从教育目的出发，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为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此，大学校长的人选，首先必须是一位学者，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到的大学理念和管理大学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学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实行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学特定的学术性被轻视，大学的管理体制并不蕴涵现代大学自身独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现就是大学在管理上与机关没有差别，行政机构主导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论坛中，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力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学术权力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改中，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提出要设立教授会，但有人即尖锐予以了抨击，“在中国大学这样一个官员治校的组织中，教授会的设立并不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产物，而是领导批准，依然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因此很难享有真正的独立性和权利。”因此，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学的学术性，构建现代大学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创建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
其次，复归人文主义就必须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大学与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间没有了明显的区别。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都升格为大学了，这是中国大学丧失人文气质、沦为世俗工具的体现。复归人文主义首先必须为大学正名。如前所述，为精挑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学创办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因此，保有人文、贵族的气质应该成为大学区别于较为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所在。
一般专门院校适应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侧重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社区学院灵活应对社会急需的实用和应用人才，可为普通公民的就业出路做好充分的准备，服务于大众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学作为一个塑造社会精英的场所，不应以追求大众化为目标，保持它独特的贵族气质，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体现，因此，大学无须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
对此，我国学者梅贻琦的见解也是颇值得我们今天大学主政者借鉴的。梅贻琦在批评大学迎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广设工学院的现象时说到，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他认为，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生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为此，他强调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
复归人文主义第三个要点就是，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无疑问，今日社会上的职业结构越来越要专门知识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专业是必要的，但大学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的专门之士，大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还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为实现这种理想，现代大学一方面设置各种学科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并以教学科研的成果服务于社会，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高等学术的中心，大学又有继续承担保存和增进社会中最宝贵的学术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广泛的张扬，教育片面追随市场的需求，进行专业性教育几乎就是高校单一的职能，根本忽视大学教育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和广度(大教育、泛教育)，却在丧失它的深度(对人生的关怀、对人性的提升)。现代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教学方式上绝对崇尚理性，过分追求规程化、单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发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导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发展。
一、人文文化在文艺复兴时期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表现
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象征是人文主义,由人文主义思潮所孕育的人文文化构成了那个时代文化的主题。人文主义的倡导者借助“复兴古典文化”的名义,反对封建的神学体系和经院哲学,反对神权,提倡人权,肯定现实世界,高扬理性与智慧的旗帜,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和新文化给当时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文文化逐渐成为文化复兴时期大学文化发展的一种主导文化,大学同时也成为了当时传播人文主义思想和培养新人的主阵地,涌现除了一大批具有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教育家,这些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比较系统的提出了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目标、内容和方法,很多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主张把教育理论与丰富的教育实践有效的结合起来,开创人文主义教育实践探索的新模式。在人文主义思想熏染下的人文主义教育对文艺复兴时代整个欧洲的人文主义教育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艺复兴时期的高等教育影响之深和范围之广也是前所未有的。文艺复兴作为人类历史上反封建、反教会的伟大思想,其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弘扬奴隶制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主要是“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6]人文主义思想在当时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大学里传播古典人文文化知识,广设人文学科课程,弘扬人文精神,追求人的个性发展,培养适应社会需要并具有开创精神的经世致用之才是其最主要的表现。为了挣脱中世纪大学以宗教神学为主的文化枷锁,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强烈要求解放被神学束缚的文学、艺术、哲学、文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促进近代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产生,强烈要求用人文主义的教育来取代经院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很注重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此时的人文学科主要是指纯文学、历史、诗歌、艺术等学科知识,在原来“七艺”的基础上扩充以人性和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人文学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人文学科的地位,使之从神学之婢女的地位中走出来,成为正式的传授人文之学的学科。这样,大学中人文主义的学科或课程分支逐渐增加,为大学引进了具有强烈人文主义色彩的“新知识”。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人文主义学科中当然也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也纳入了当时大学的教学内容,但此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在大学还没有应有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文艺复兴主要是人文主义对当时大学文学院人文学科的渗透,文艺复兴的主要目标是在治人之学,而非治物之学。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为了反抗中世纪的精神文化上的桎梏,把“人”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获得自由的发展。由人文主义新文化所导致大学课程体系甚至是教育价值体系的变革,使人文主义的新学科冲破了由经院哲学单独把持大学讲堂的僵化教学状况,进一步丰富大学的课程内容,为中世纪后期日趋保守以及拒纳新知识的大学开创了生动活泼的新局面。人文主义思潮对大学的影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文艺复兴运动虽然产生在14世纪初,但真正对大学产生较大影响是15世纪后半期的是事了,这除了高等教育外部的原因之外,高等教育内部本身也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教育的组织似乎比教会本身还更为排斥变迁,更为保守和传统。教育组织的功能就在于将某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递给新的一代”。[7]序言对人文主义思想的接受,大学也经过了一个保守抵制,渗透接受的漫长过程,直至最后对大学产生比较深刻的影响,大学才慢慢接受人文主义文化作为其发展的一种文化模式。
文艺复兴首先从意大利兴起,更重要的是人文文化的兴起与传播主要是在大学外的一些地方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科班指出:“中世纪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职业性学校。他们训练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以为以后从事法律、医学、教学这些世俗专业或献身教会工作所用”。[8]所以,大学对职业方面的教育是十分关心,专业科目在大学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而对人文主义的教育就比较忽视了,对人文主义方面的“纯知识”也关注不够,甚至在一些大学把人文主义当作一些不实用的东西予以排斥。鲁迪说:“欧洲大学中那些保守的人把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看做对他们既得学术利益的威胁,认为它减损了大学教授的职责,也许还会颠覆高等教育一直允诺要维护的那种信仰”。[9]63因此,一种新的文化要对旧有的文化结构产生一定影响和冲击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文文化对以宗教文化为主的中世纪大学的影响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随着大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文文化进入大学而取代宗教文化成为大学文化发展的主导模式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15世纪中后期,大学的保守、落后与腐朽为人文文化加速对大学的渗透创造了契机,人文文化深入到大学的方方面面,引起了大学的变革,促进了大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教育运动在各国大学如火如荼地开展。自15世纪中叶开始,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大学顺应时代潮流,相继掀起了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潮,大力推进人文教育在大学中的实施,到16世纪的时候,牛津大学已经成为欧洲人文主义文化的传播中心之一,与此同时,剑桥的人文主义教育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法国,人文主义思潮在大学的传播有点特殊,主要是因为巴黎大学是经院主义最坚实的堡垒,大学的宗教性特征十分明显,尽管当时的教会和巴黎大学对人文主义文化在法国大学的传播有较大的抵触行为,但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随着深受人文主义文化教育的教师在大学的聘任、人文课程的开设、人文主义书籍的出版以及后来在巴黎建立一所主要进行人文主义教育的法兰西学院等等,所有这些大大促进人文主义思潮在法国大学的渗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最后巴黎大学也改变对人文文化的抗拒态度,甚至巴黎大学的一些教授也加入到了人文主义者的队伍当中,共同推动人文主义文化在法国大学的发展。在德国,“文艺复兴运动首先是从大学开始的”[5]158,从15世纪中叶开始,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文主义学者开始在大学讲授人文主义课程,传播人文主义思想,从16世纪开始,随着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内的渗透,人文主义借助德国宗教改革的契机,加快了人文主义思想在大学的传播,增加大学的人文主义课程科目,扩充人文主义学科的传播范围,最后德国主要的大学都接纳了人文主义的学科,人文主义文化在德国大学产生广泛的影响,也促进德国大学的文化发展。“到16世纪上叶,德国的哈雷——维滕堡大学(1502年)、法兰克福大学(1506年)、马尔堡大学(1527年)、科尼斯堡大学(1544年)、耶拿大学(1558年)等相继建立,德国各大学都采取了人文主义的改革措施,摆脱了经院哲学的樊篱”。[10]201到16世纪中叶的时候,欧洲大学的课程重点主要体现在各种各样的人文学科上,人文知识成为大学教育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时的高等教育文化选择体现一种明显的人文文化倾向和特征,人文文化成为文艺复兴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选择。
二、人文文化选择与文艺复兴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
人文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想和文化,衍生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教育价值取向。高等教育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人才,为了人更好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高等教育发展选择人文文化作为其新发展阶段的文化发展模式以及与其相一致的教育价值取向是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同时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这种文化选择为高等教育发展增添新的、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人文主义不是一个严格的思想派别或学说体系,而是一种宽泛的价值倾向,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11]由人文主义的思想特征和价值观而形成的人文文化对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高等教育的教育目的、内容、方法都产生积极的影响,促进了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的文化选择,为高等教育注入了文化发展的新动力。文艺复兴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选择人文文化作为其文化发展模式不是偶然的,这是由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及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从文化选择的视角看,这主要是由文艺复兴时期高等教育选择主体、选择环境和选择客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文化在转型,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化作为一种进步的文化抨击了中世纪宗教文化的落后性、腐朽性和保守性,文艺复兴作为一种社会新的文化转型,必定会引起教育的转型,所以,涂尔干说:“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和症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说明教育的转型,”[7]231教育的转型主要诱因是社会文化发展的转型,也就是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反映在高等教育中,就是要求高等教育作出新的文化选择来仅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作为一个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机构,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大学的重要职能,大学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选择新的文化发展模式,是符合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的,大学是不断发展的,它不可能永远也象中世纪大学一样被教会垄断而沦为宗教神学的附庸,充当教会的侍女。正如雅克?勒戈夫所言:“大学组织看来注定要从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向另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转化。它看来必将一个接一个地背离所有其他的人。对教会、对国家、对城邦来说,它都可能是特洛伊木马。它是无法归类的。”[2]66大学脱离基督教会的控制,摈弃大学中单一的宗教文化的文化发展模式,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没有带来传统大学的根本性变革,但人文主义文化已经深入渗透到了大学的各个角落,为处于基督教神学笼罩下沉闷窒息的中世纪大学送来了的一股清晰的气息,为处于迷茫的中世纪后期大学找到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尽管教会还没有完全放弃对大学的统治地位,但是人文主义的文化已经在大学得到比较快速的发展,以人文文化为主导的学科课程对以宗教文化为主的经院哲学课程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通过人文主义文化的传播,使当时大学“绝大多数有文化教养的人士从中世纪的昏睡中唤醒过来。”[12]总之,文艺复兴对传统大学的影响主要是以人文文化的渗透来对大学产生作用的,诞生了高等教育史上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模式。贺国庆认为,“文艺复兴冲击了中世纪大学占垄断地位的经院主义课程,新的学科如希腊文、修辞学、诗歌、历史等学科被证实纳入了大学课程。为自然科学和实验方法进入大学开辟了道路;文艺复兴加快了大学世俗化的进程,大学成为世俗政权的工具,服务与国家的需要;大学由国际性机构转变为民族性机构;学术自由风气的形成”[9]71-72。文化复兴时期传统大学的一系列变化,这既是人文文化对大学渗透和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当时大学选择人文文化作为文化发展模式的结果。
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文艺复兴时代是中世纪大学与现代大学的分水岭,大学在促使人类精神文明从神性走向人性时代起到重要的作用,至此,人文主义文化已深入人心,大学的文化发展也逐渐从以宗教文化为主转变为以人文主义文化为主的发展模式上来,开创在高等教育中进行人文主义教育的新途径。所以,德国学者鲍尔生认为:“旧有的经院主义和新兴的人文主义在教育领域中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新思想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人文主义乃在旧的哲学之旁赢得一席之地。到16世纪20年代,各大学
关键词：高中语文；人文主义教育；教学观念；方法策略
高中语文课程内容的设定，在一定意义上对学生的人文主义教育渗透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语文教育课程改革的内容定向与人文主义教育是融会贯通的，通过语文知识对人文主义教育内容展开渗透。促进学生的有效情感交流，帮助学生树立人文主义情怀色彩，促进高中生的个性化发展。语文学科本身就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提高人文素质和感性精神认知。针对于现代高中生这一生源群体的综合素质调查显示，高中生的自我主义较强，开展人文主义教育，提高学生的感性认知能力迫在眉睫。
一、高中语文教学中人文主义教育工作开展的必要性
（一）注重学生德育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
就目前教育领域主要面临的问题中，学生的自我观念意识强，不注重尊重他人意见和想法的现象极为普遍。现代化都市生活，对价值观初步形成的高中生来说，在思想观念上产生一定影响。高中学生沉迷网络游戏、上网娱乐等现象极为普遍，导致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生活情绪化严重。容易激动、脾气暴躁、过渡追求时尚等不良思想认知，严重形象高中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及时调整高中生的学习状态，在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工作，是高中学生发展的需要，是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通过语文课程内容中的中心思想，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只有注重学生德育教育工作的开展，进行人文主义教育渗透，才能有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作用
高中时期是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最佳阶段，语文课程教学对人文主义教育工作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对于高中学生对美好事物的认知，待人处事的方法上进行系统的感性引导。语文课程不同与其他学科的教学，语文知识具有一定的人文情怀塑造性。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教会学生懂得更多的人文知识，教会学生正确的对待生活中的人和事，学会处理好人际交往中的问题。在学习与实践中同步进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在语文教学中实行人文主义教育，有效地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做教育渗透。高中生是树立价值观意识的最佳时期，价值观可以影响高中生对于升入大学的追求方向进行有效的判定，对未来发展目标和人生规划作出基础保障性质的第
一步。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人文主义教育工作开展的方法策略
（一）注重高中语文教师的人文教育工作水平建设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老师的引导作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辅教学角色。老师要对课堂内容的渗透点设计，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开展形式，人文主义教育流程等方面进行科学可行的教学方案设定工作，每一个步骤都决定着教学成绩的最终实现效果。这就要求学校要注重语文教师队伍的建设，注重提高语文教师的知识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定期展开教学经验交流座谈会，给予老师在教学问题中的经验交流机会。
1）老师与学生平等交流互动
人文主义教育主要是以人文本，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和学生的评等交流，在两性互动的前提下实现人文主义教育工作。“师者，不必贤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这句话告诉我们老师并不是真理的定位者，要注重师生之间对知识理解的平等性，促进老师与学生间的共同学习。老师要更多给予学生人文主义教学方式下的鼓励，如：在学生对语文课文的思想感情进行表达时，老师要更多的给予学生肯定和眼神的鼓励认可。对于学生的错误认识，坚决避免正面的批评教育，通过侧面的指导让学生自愿接受改正自己的错误观点。
2）革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
在高中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注重教材思想内容直接对学生进行渗透的关键点。将关键渗透内容作为课节的教学重点设计教学环节，根据教材内容特点制定迎合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老师设定的学习方法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发现人文主义教育内容。再者创新教学模式是新教改要求的必经过程，摒弃传统教学模式如“固定说教”、“死板灌输”等。传统的语文课程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制约学生的思考范围和人文主义思想的自我认知过程。
（二）注重开展人文主义教育工作的设计内容
人文主义教育是塑造人良好品行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必要的德育教育渗透内容。在高中语文课程教学中老师要注重那些思想内容上的渗透呢？
1）对生命意识的人文主义内容渗透
现代学生普遍村子生命意识淡薄现象，由于受到来自生活中和学习中的巨大压力难以承受的学生，在自我心理抑郁下选择轻生的现象极为普遍。学生没能对自我的生存价值有着全面深刻的思想认知，轻视自己生命意识的同时，轻视他人的生存价值，这也是人文主义教学的重点内容。
2）个体间互相尊重的人文主义内容渗透
由于现代学生受到来自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影响，自我主体意识过于严重。在生活中忽视他人的思想感受，一味的按照自己的思想意愿做事，不顾及他人的现象极为普遍。语文教学中老师可以通过课堂学习方法的模式，对学生进行思想灌输，学会尊重他人，尊重自己。
3）增强责任感认知度的人文主义内容渗透
责任感是我国青少年时期必须树立的良好品德认知，增强高中生的责任感是在必行。要学生领悟到使命感对于一个人生存价值的重要性，探索出责任在每个人身上的重要体现价值。在语文教学中老师通过对课文人物或事件的形象塑造，对学生进行责任感思想渗透，让学生领悟到一个人具备责任感的人文主义色彩
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国权.语文教学中对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必要性[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01）.
[2]农尚仁.高中语文教学中开展让你问教育的探讨[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12）.
[关键词] 对比；讽刺；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 I546.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30-1
《唐・吉诃德》是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的代表作。作家在书的前言中，声称这部作品是“攻击骑士小说的”，宗旨是要“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西班牙长期以来，骑士小说占有统治地位。它以虚构的情节，幻想的冒险故事，取悦读者，成为束缚西班牙人民的精神羁绊。塞万提斯对这种小说深恶而痛绝之。他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仿效骑士小说的写法，对当时流行的骑士小说和过时的骑士制度，进行了尖锐的嘲讽。小说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就是讽刺。塞万提斯正是用讽刺这一武器批判和嘲笑了当时社会的种种丑行，否定了骑士道精神。甚至他的人文主义理想也是以一种讽刺的形式在唐・吉诃德和桑丘・潘沙身上表现出来的。作者在小说中对这两个人物极尽讽刺，却通过讽刺树立了两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文主义英雄，表达了作家的人文主义理想。而这个效果是通过运用对比的手法予以达成的。
一、唐・吉诃德形象的意义
唐・吉诃德是塞万提斯塑造的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在他身上，喜剧的素材和悲剧的因素，进步的理想与落后的现实，高尚的动机和过时的手段等对比构成了唐・吉诃德形象的二重性。
唐・吉诃德是一个不近情理的疯子。他置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于不顾，一心一意按他想象中的骑士法则去行动，去观察和评价世界，并在行动中招来一连串的失败。他盲目地认为，这种失败是骑士避免不了的，“名人而不遭毁谤，那是绝无仅有的”。这样，对周围环境和自身的错误认识便导致唐・吉诃德的一连串的喜剧情节，构成了这一典型的喜剧性的可笑的一面。
唐・吉诃德不仅仅是个疯子，在他的身上也体现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作者生活的时代，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发展十分缓慢，社会还不能为作家提供改造社会的理想人物。加上作者的历史局限，所以塞万提斯只能把自己的思想与理想表现在唐・吉诃德这一人物身上。唐・吉诃德乐观自信、热情豪爽、不畏、不怕牺牲、咬定一种扫尽人间不平事的信念毫不放松，从不灰心失望。他对自由与和平，社会平等和婚姻自主都有正确的看法。这些构成了唐・吉诃德性格的另一面：清醒、明智、充满美好的进步理想和信心，对生活和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和评价。
唐・吉诃德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它的二重性这实际反映了西班牙当时的现实和作家的人文主义思想。
二、桑丘・潘沙形象的意义
在《唐・吉诃德》这部小说中，桑丘・潘沙是唐・吉诃德这一形象的对照和补充。这可以从三方面去把握。
如果说唐・吉诃德这一形象反映出有闲阶级糜烂空虚和无聊的生活的话，那么，从桑丘这个艺术形象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西班牙农民的不幸生活。就这个意义上讲，桑丘是西班牙当时千千万万农民的不幸生活的写照。
桑丘・潘沙反映了当时西班牙农民的两面性。桑丘跟随唐・吉诃德闯荡，图的不是扫清社会的罪恶，象唐・吉诃德一样要求实现没有“我的”、“你的”之分的黄金时代，而是为了发一笔横财，是驼背的妻子坐上金光闪闪的马车。这反映了桑丘狭隘自私，目光短浅的一面。但是在桑丘身上也具备许多优良的品质。他乐观清醒，时时把唐・吉诃德从幻想中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他的语言生动诙谐，表明他的机智和幽默。
桑丘也是作者借以表现自己的理想的人物形象。唐・吉诃德奋斗了半辈子没有实现的理想，在桑丘当总督期间却实现了。作者通过桑丘任总督期间表现的才能从反面批判了当时身居要津的统治者的昏庸无能。
塞万提斯在《唐・吉诃德》中广泛地运用对比的手法来达到讽刺和否定的目的。这种对比，有虚与实的对比，唐・吉诃德认为他的意中人是绝代佳人，实际上她是一个乡下姑娘，长得象男人一样，胸口还长着体毛。通过这种主人公糊涂，作者和读者清醒的戏剧性场面，作者讽刺了骑士小说中描写的矫揉造作的爱情和故做多情的。作品还经常将现实与理想进行对比。唐・吉诃德存在于荒诞不经的黑暗生活中，但他嘴上却时常诉说着自己的美好理想；在客观上，美好的理想使现实生活更显得荒谬和不可救药。此外，唐・吉诃德与桑丘的对比，一个瘦长，一个矮胖，一个疯癫，一个清醒，一个骑一匹瘦马，一个骑一头笨驴，都给作品平添了不少的风趣和讽刺的效果。作品中还时常把相互对立的两极融合起来：藏歌颂于否定之中，寓哲理于荒诞之中，在讽刺中表现出作者的同情。
一.古希腊罗马文学与人的观念
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和在智慧引导下的自由,肯定人的原始欲望的合理性,是古希腊文化的突出特征。
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愤怒就是我的主题”,就是集中体现了个人与群体分离状态的个体本位意识,其中神和英雄们对个人荣誉的崇尚,则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体现了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与欲望的放纵。在《奥德修纪》中,诗人高度赞扬了奥德修斯“求正道、求知识”的人道观,把人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了,极力肯定人的力量,表现人的思想感情,鼓吹个性解放。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古希腊文学中的世俗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并经由古罗马文学广泛的流传于后世的西方文学中。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灵”取代了“肉”,在关于人的理解上,与古希腊文学表现了明显的分野,“神—理性—人”呈三位一体之势,体现出一种尊重了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则是后世西方文学之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
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与人的观念
早在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自主精神与个性意识的苏醒则使人们重新理解上帝的内涵和人与上帝的关系,同时在宗教的名义下探讨自我的价值。而此期出现的圣母崇拜则是基督教人性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世纪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意大利诗人—但丁,他的代表作《神曲》张扬了中世纪人民努力挣脱精神枷锁,寻求思想解放的革命情绪。《神曲》在西方文学史上最早放射出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随后在文艺复兴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罗马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它的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等思想指导下文艺复兴运动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也即原欲与理性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人的觉醒与解放。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人文观念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如果说,文艺复兴确实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的话,那么,只有到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发现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境地。莎士比亚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原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地把握。莎士比亚的作品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又延续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血脉,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的融合的典范。由此,以肯定人的世俗的原始欲望之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文学,到了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了基督教人本意识,欧美文学“人”的观念步入了新的世界。
四.新古典主义文学启蒙运动文学与人的理性
17世纪的欧洲强调理性与秩序,这种时代精神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古典主义文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从而也使文学中“人”的观念发生了新变。古典主义文学所表达的人对自我力量的肯定与颂扬主要是理性意义上的“人”。这种通过对古罗马的崇尚文学,歌颂了从神权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自己,正好是对人文主义文学之“人”的解放主题的一种延伸,是从另一条道路、另一种意义上延续了文艺复兴运动。
18世纪启蒙时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肯定个体的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就是在张扬人自己。启蒙文学肯定人的理智的同时又肯定人的天然情感的合理性,这种肯定理性力量的文学也就是肯定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即张扬人的个性,表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人与上帝、人与王权、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新理解。
五.浪漫主义文学与人的情感
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打碎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自我观念得到了强化,人的命运也得到了重大变化。这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以艺术的方式描绘了这一特定时代人的激荡、亢奋而敏感、纤弱的心灵世界,展现了有着强烈个性扩张欲望的“自我”。
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崇尚“自然”,表达的主要是人对自然纯真的人性的崇尚,对被理性与文明压制下的人的自然情感与欲望的追寻。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展现的是渴望自由、热情奔放,张扬“自我”,个性主义的“人”的形象。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通过狂野的人性、狂放的原欲之爱与宗教的尖锐冲突,显示了潜藏于人们心底的不可抗拒的人性之爱的美,说明了自然人性原本就是美的。总之,浪漫主义文学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张扬个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丰富而纤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满扩张欲望的“自我”,表达了现代人要求摆脱传统文明束缚的强烈的个性主义愿望,使欧美文学中“人”的形象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主体意识。
六.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的异化主题
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延续着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并接纳与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理念进行创作,形成了普遍遵循的“真实”、“写实”原则,展开了对人的灵魂的空前真实、细致的剖析,从而改变了欧美文学“人”的观念。
摘要:人文主义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文主义教育处于高校教育盲区,其结果是大学生人文修养匮乏,独立思考能力下降等严重问题的出现。本文针对当前人文主义教育存在的误区,提出以人文主义核心观念为基础,联系社会现实,让大学生在人文主义教育中逐渐完善人格。探索如何持续关注人文教育事业,不断完善大学生人文教育体系的对策:从生命本源来看待大学生人文教育;树立正确人文精神标尺,引导正确人文精神走向;建立畅通人文学习渠道,搭建广阔精神交流平台,使大学生人文主义教育进入可持续性发展的教育体系。
关键词:大学生;人文主义;教育
人文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往往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接续与发展,人文主义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长期受应试教育影响,改革开放后受经济大潮冲击,整个社会包括大学形成一种浮躁功利之气,人文精神成为大学点缀并迅速边缘化,这些问题的产生折射出大学人文教育中存在的误区。
第一,德育当教育。大学生道德水准下滑有社会道德环境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但要阻止大学生道德水准下滑树立道德标杆不是万能钥匙,进行道德说教、宣传一些高尚光辉的事迹也不会立竿见影,并且当道德教条面对反差强烈的社会现实时极易崩塌。
第二,儒家伦理替代人文教育。了解儒家伦理道德中的有益成分、阅读古代经典在任何时候对个人修养的提高都是有益的,但是儒家伦理有其产生和发挥作用的特定时代。作为文明史的一部分来了解认识并无不妥,儒家道德体系不能完全涵盖也不能根本解决当前社会道德水平下滑的问题。
第三,人文教育变成艺术技能培养。人文教育并不是琴棋书画的教育,琴棋书画其实是一种技能,能对学习者产生一定的熏陶。多才多艺值得赞许,如果把这等同于人文素养,那只是把人文素养当成装点门面的花饰,忽视人文素养是人的内在精神的实质。
面对大学人文教育中存在的误区,结合在实际工作中面对的问题,应该如何加强大学人文教育呢?
第一,从生命本源进行交互性心灵相通教育。敬畏生命是教育的伦理起点,也是教育的价值皈依。关注生命、尊重生命是教育的第一要义。生命教育的实施通过培养学生珍惜生命意识,建构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注重精神生命提升,加强人文教育来完成。突然来临的自然灾难夺取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这些例子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教育洗礼的最好良方,一次汶川大地震唤醒多少颗中国人爱心,一次玉树灾难牵动多少国人心扉,这种对同胞关爱、对生命敬畏的意识是润物细无声的。
第二,树立大学人文教育标尺,引导正确走向。科学是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生命的长度,人文则是我们能够增加生命的厚度。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我们如何树立正确的人文精神标尺指明思路。“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人”是具体的人。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教育观强调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注重培养富有主体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人文教育,思量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审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倡导人性自由与解放。
第三,提供实现载体,搭建广阔精神交流平台。大学人文教育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联系社会。杜威认为:“学生如果完全不能把在校外获得的经验完整地、自由地在学校内利用,同时另一方面,他在日常生活中又不能够应用在学校学习的东西。那就是学校的隔离现象,就是学校与生活的隔离。”提供实现载体,搭建广阔精神交流平台是实现人文教育的物质基础,要为学生创造学习、培养人文精神的机会,努力完善人文教育软硬件设施,切实保障学生学习渠道的畅通无阻,构建立体式教育模式,全方位,多角度诠释及贯彻人文精神精髓,营造大学人文精神场域效应。从人人学习人文精神,到人人实践人文精神,这样的大环境是有必要着重营造,大力宣扬。当一部分先进者树立了正确的人文精神后,发挥从点到面的辐射作用,感染和带动身边人。
总之,我们推进大学人文教育的思路是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转变那种过于功利的教育思想,而是要将成才与育人结合起来。在实践上则是搭建人文教育的平台,在组织上则是要学校、企业、社会、学生、教师多元参与,以务实的内容和丰富的形式来吸引学生、引领学生。在氛围和宣传上,我们重在营造大学人文场域效应,以此作为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人文教育。在“润物细无声”中提升我们人文教育的整体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