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8 10:11: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族意识的概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民族观教育 人际交往训练
中图分类号：G4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5（b）-0169-01
1 研究的目的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普通高职院校中，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占据一定比例，民族观教育是此类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与民族类院校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又较少，民族观教育相对不受重视，教育方式、方法也不够灵活。同时，高职高专类院校学生素质与本科类院校相比又存在着一定差距。民族观教育形式切忌单一、死板，需要建立更有趣、更灵活地教育方式的相关研究。
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正是一所少数民族地区的高职类院校。在该校中，少数民族学生有“抱团”现象，尤其是预科一年期间，与汉族同学交往较少，小型冲突时有发生。冲突的表象是民族问题，表象之下其实隐含着民族观问题、人际交往心理及技巧等多方面的问题。为减少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学的交往冲突，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技巧，促进民族和谐，进行民族教育观及大学生人际交往训练是必要的。
2 研究的理论依据
有学者提出，民族观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同属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民族意识控制。还有学者系统的提出了“民族意识控制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民族意识，是民族问题和社会控制的中心内容。其中就主要包括了对民族知识的认知和决策意念。同时，有学者认为民族观教育也就是一种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内化的过程。
人际交往训练，作为团体心理咨询的形式，主要的理论依据有学习理论、群体动力学理论、人际交往理论、人际沟通理论等。其中学习理论，尤其是行为派学习理论受认知心理学的影响，认为人的行为受到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交互作用，观察学习不等同于模仿，具有认知性。
故从某种角度说，民族观教育和人际交往训练都是一种意识内化的过程。用人际交往训练方法将民族认同、民族意识与个人行为、个人意识结合起来，改变民族交往中的认知方式，无论是人际认知还是民族认知。
3 研究的训练方案
3.1 训练方案的目标
由于人际交往是存在一定目的性和方向性的，所以交往的个体必然在交往之前就必然需要一定的情感和心理准备。在存在民族差异的人际交往中，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便成为影响到个体交往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交往训练的一大任务便是使参与成员理解民族情绪、民族意识对自身人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有一定的影响，帮助参与个体做好心理上的接纳准备。
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是人通过感觉器官感知外界事物的过程。在心理学中是指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来获取知识的过程，即个体思维进行信息处理的心理功能。学生民族理论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通过外部环境和学校内部生活接触老师、同学的过程，即概念形成的过程。所以人际交往训练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使参与成员在民族概念形成的过程中形成具有民族融合性的认知方式。
3.2 训练方案的内容
本次训练活动计划安排4次，每周1次，每次预计1个小时。第一次训练包括热身活动“大风吹”、主题活动“滚雪球”和“同舟共济”；第二次训练包括热身活动“我们一定是最棒的”和主题活动“团队建设”、“大脑结构图介绍”；第三次训练包括热身活动“心有千千结”和主题活动“信任背摔”、“飞越黄河”；第四次训练活动包括主题活动“定向越野”。
3.3 训练方案的实施
随机抽取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班级4个，共192人实施前测。测试问卷为自主编写问卷《民族观调查问卷》及《大学生人际关系调查问卷》，根据问卷所得总分及关键题得分筛选出有同质性问题的学生40人，分成实验组20人、对照组20人。实验组20人参与四次训练活动，训练活动完成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共计40人参加后测，使用问卷同前测。测试后将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前后两次的问卷得分进行整理录入，使用spss20.0进行数据整理分析。
4 研究的结果结论
使用spss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实验前后问卷得分差异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样本小。研究组参与人员较少，所以在选择被试和实验组上就有很大限制，不能选择大样本进行研究。在拓展活动训练中，指导教师只有三人，所以只能选择小样本进行研究。这对数据的回收和分析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使用spss进行分析的时候，小样本的前后测T检验以及实验组和对照组的T检验分析结果显著性不高。结果不显著的另一原因是交往训练次数少，四次拓展训练导致实验的深度和持久性只能显现较为细微的效果。
数据分析结果并不显著，但实施过程中在每次主题活动后的分享会上，大部分参与学生表示内心有所触动，对团队协作和与他人交流的方式有所感悟，并十分希望再次参与此类活动。组织者通过切身观察，发现部分学生随着参与时间的推移和次数的增多，参与训练活动时情绪和态度有明显变化，从被动到主动，从话少到热情。
该研究的不足主要在于，作为研究主要内容的训练活动，其项目不够丰富、时间不够持久。对参与学生的追踪调查不够全面，未对训练以外的生活学习进行干预，不能形成立体教育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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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主义 法治建设 民族意识
作者简介：李会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09级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4-292-01
一、民族主义的涵义
在当代语境中，民族主义至少有这样几种基本涵义：一是作为强烈民族意识的民族主义，即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表现出来的认同、归属等强烈情感和持久意识，它充分反映了本民族的社会心理；二是作为社会思潮的民族主义，即在特定历史时期出于维护本民族利益的需要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强烈的政治诉求和社会潮流，它在不同时期往往有着不同的焦点和兴奋点；三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即为谋求民族权益而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对外关系上形成的一套行动准则和价值观念，它往往成为一个民族对待民族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重要战略和策略思想。
二、民族主义与中国法治建设
谈及民族主义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关系问题，容易陷入一种误区：将民族主义视为单一维度的术语来试图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样就往往导致顾此失彼的境况。通过对现有的文献检索发现，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以先入为主的“消极意义大于其积极意义，需要审慎的对待民族主义”的观念作为其论证立场。基于这种考究，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民族主义的层次化、多维度的内涵体系，从而进一步的明晰民族主义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关系。
正如上述，不同的语境下民族主义的意涵是有差异的。讨论民族主义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关系问题必须明确其语境，分层次的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明晰这一讨论前提，才能得出尽可能科学和合理的结论。
（一）作为民族意识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法治建设
作为民族意识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关系问题本身是一项中巨大的课题，但出于本文行文与结构的完整，又不得不提及此种关系。因此，关于作为民族意识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关系问题暂且作一些感性的、简要的梳理。
民族意识的民族主义有两个层次的内容。在以中华民族为整体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第一，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点在于增进整个民族的福祉和利益。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塑造一种社会秩序，而在于使得所处此种社会秩序下的民众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的尊严。在中国的语境下，基于整体的中华民族，一方面，法治建设的开展要走出中国的特色化道路，以增进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契机，同时也需要关涉身处此民族的个体公民利益主张的实现。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整体民族观的形成，为我国法治建设中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平衡提供理性的支撑和正当性基础。
在以单个少数民族作为其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关系上：首先，明确我国各个民族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其次，我国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要关涉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并非全国各个民族整齐划一就是法治。真正的法治在于人们能够在符合人道主义的社会秩序中实现人的尊严。
（二）作为社会思潮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法治建设
作为社会思潮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关系问题，涉及到我国法治建设背后的理性支撑和基点问题。选择民族主义作为我国的立法的基点，将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是中国法治的政治哲学问题，是集体主义亦或是个体主义？其次，对待涉外法律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上。再次，涉及到我国法治建设中的执法和司法的理念问题。
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也必将作为社会思潮的民族主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是为作为社会思潮的民族主义提供中国的现实版本，二是有利于构建体系化的、科学的民族主义认识体系。
（三）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法治建设
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既然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可以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倾向，因而很难抽象地肯定或否定民族主义，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具体分析。
目前，民族主义有时被区分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进步的民族主义；也有时被归结为病态的民族主义和健康的民族主义。这样一来，对民族主义就不能作单一化的理解，应当加以辩证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决不回避民族主义，但我们所要坚持的是健康的、进步的民族主义。
就民族精神建设而言，必须正确对待民族主义并恰当处理好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民族精神主要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它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升华和凝结；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融民族情感、民族思想和民族运动于一体的社会思潮和行动准则。在二者关系上，一方面，民族主义渗透着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运动又是民族精神展示的舞台。由于民族主义常常是一把双刃剑，因而积极的、健康的民族主义可以振兴一个民族，消极的、病态的民族主义则会葬送一个民族。这样，在民族精神建设问题上，不能无原则地强调民族主义，应当坚持和发展有利于民族进步和人类进步的民族主义。
因此，我们在进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和重视健康的民族主义，并且通过相关的立法手段、司法手段和行政手段为其形成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英]埃里·凯杜里着．张明明译．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摘要] 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中具有振奋民族精神、培养良好道德素质、树立创新意识、推进现代文化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推进作用；同时，也产生民族传统文化断裂现象、消散与外来文化的被动拿来、缺乏保护、人才缺乏，发展能力弱化等不利影响。要利用传统文化，实现文化变迁促进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注意杜绝民族意识的狭隘性、保守性、利己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西南民族地区 经济生产方式转型 文化变迁 影响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15.040
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作为一种现代化进程，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方式本身，还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概念，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和人的全面发展。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直接影响着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必然要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对社会整体和个体提出相应的要求。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要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就体现对文化经济的和谐发展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的长远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即是要达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进步、社会安定、人与自然生息相融的良性互动的局面，文化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民族文化的功能主要是通过民族意识的调控和引导而得以实现。民族意识是人们在族际交往中形成的关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的观念，它能唤起民族成员对民族利益的关注，并在处理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中体现出来。我国作为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建立和谐健康的民族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发挥民族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对民族意识进行调控，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健康地发展，使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一）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中具有的推进作用
相对来说，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民族文化丰富鲜明是西南地区的一个显著特点。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是十分突出的。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众多的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互相碰撞，互相融合，各族文化既有差异又有统一，形成了多样性的地域特点；由于地处内陆边疆或是偏僻山野，加之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西南民族地区相对发达的汉族地区来说是较为落后封闭的，民族文化保留着某些原始生态性，特色独具，多姿多彩。可以说，拥有悠久历史、多元文化、美丽山水和奇特民风民情，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一种宝贵文化资源，应当加以保护、传承和开发。少数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凝聚力，而且能够为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1、民族文化中团结爱国的意识，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增强社会凝聚力，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来提供保障。只有建立一个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物质文明，以思想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以民主法制为核心的政治文明的社会环境，现代化才能得以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振奋民族精神，是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元素。民族问题是国际政治的一大热点。2006年5月27日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1］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保证，必须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振奋民族精神，为我国的发展经济、建设和谐社会服务。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撑，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是推进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的重要文化保障。民族精神往往就孕育在民族文化当中，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就集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上。民族文化当中有许多对民族团结、同舟共济的要求和规范，并在千百年代代传承中根扎在人民心中。中华民族文化蕴涵的共同之处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各个少数民族则又有各自的追求和特点。由于西南民族地区大都地处偏远，经济社会落后，很多民族还保留着原始的，或者守护着古朴的民俗文化，并以之作为行为准则。有的全民族信仰一种宗教，学习和遵守共同的教义，认同共同的价值观。由宗教文化所产生的认同心理是很强烈的，产生的民族凝聚力是巨大的。西南民族地区的回族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就对回族民族文化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回族教坊组织把分散的穆斯林集结在清真寺周围居住，规范他们的宗教生活，伊斯兰教“穆斯林皆兄弟”的信条促进了回族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除宗教文化产生的巨大威力外，世俗文化的力量也不容小视。民族的节庆文化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不同内容的节庆用不同的方式将人们召集在一起，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一种思想感情或美好愿望，在情感上将人们团结起来，增强民族凝聚力。瑶族的盘王节以祭祀先祖盘王为核心，集中整个族群，通过怀念祖先来强化族群意识。
文化对一个民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它可以凝聚人心，传递社会共识，汇聚民族信念。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也就是推进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发展，对整体和个人都是一种积极的思想教育。民族精神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把历史传统和新时期形成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与时俱进，形成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氛围。因此，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倡导各民族各阶层团结和睦、平等互助、共同发展，从而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欧洲一体化;欧洲认同;民族认同;民族主义
在现代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洲认同的建构也如同民族认同的建构一样，是主动性的甚至是带有人为因素的。但是和民族认同建构不同的是，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欧洲认同想走民族认同建构的路线，却面临这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先入为主的困境。有人称欧洲一体化是集体民族主义，是超国家的组织，早在之前对于欧盟究竟要建成一种什么性质的组织也存在着许多的争议，那么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如何?它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本文试着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探讨。
1.民族意识的建构与民族主义的起源
在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中，民族是这样定义的:“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 limited and soverEign)。”[1]作者列举了一些理由:第一，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大多数的同胞，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这就是说，拥有同一共同体的成员身份，促使个体在主观臆想上确认与他族的边界，即使这种边界实际上并不存在。第二，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10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但也还是有限的。受到民族主义动员的成员认识到由族裔身份、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所产生的区隔，从而做出了我族与他族的划分。第三，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民族国家兴起后，“主权观念”使得以前的统治权威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在政治行为上的表现就是对外排除教廷的影响，对内努力营造出一体感。第四，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存在着不公与剥削，民族总是被想象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之爱。
此外，安德森还认为这种“想像”不是凭空捏造的“臆想”，而是把想象当成一种社会过程，贯穿于民族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始终，民族是在民族主义的想象基础上产生的。他认为民族的产生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根源。体现在“宗教共同体的式微”、“王朝的衰落”和“对时间理解的改变”上。二是民族意识的根源。“资本主义，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2]文化根源是民族主义被“想象”的主要动因，而民族意识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则是民族主义在现代形成的前提。
尽管作者的视角多维化且广泛，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个重要的立足点，那就是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想象”的，作者在文中也这样定义过，即“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3]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持相似观点的民族主义的另一位研究专家盖尔纳，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把民族主义称作是“发明”的产物，虽然“发明”与“想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都带有主动的人为创造因素。对于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产生，他是这样解释的，民族主义是近代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它诞生于满足工业社会独特社会结构的需要中。盖尔纳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定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做最恰当的界定。民族主义情绪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者是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满足感。民族主义运动是这种情绪推动的一场运动。”[4]盖尔纳认为关于民族不能仅从意愿和文化的角度来下定义，而要从“意愿和文化与政治单位结合的角度来给民族定义，因为意愿与文化同时也是许多其他事物的基础。
理解了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建构，我们将视角放到欧洲一体化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假如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洲认同的建构不可避免(事实上也证明如此)，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欧洲认同建构的模式是怎样的?如果欧洲认同的建构过程与民族认同相似，是否能够成功，又会产生哪些问题?
2.欧洲认同的建构与欧洲一体化
正如民族国家通过创造民族象征和神话以及重写历史作为建立民族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认同的建构也体现了最初的自上而下的一种建构过程。1972年巴黎峰会就第一次提出建立欧洲认同和欧洲政治联盟的目标。1973年的哥本哈根峰会正式提出了“欧洲认同宣言”。该文件认为欧洲认同的基础是“共同的传统”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同时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尊重“欧洲统一的动态特性”。从欧洲认同宣言到欧盟的诸多教育行动计划，直到欧洲公民权的建立，欧盟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对欧洲认同的建构做出了各种努力。那么我们面临这这样一个问题，即欧洲认同是否具备如同民族认同一样的条件呢?
学者鲁道夫·宾尼认为欧洲认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欧洲认同”意味着欧洲人的集体认同，欧洲人自身的特点，他们与众不同的共有特性、制度或者惯例。另一方面“欧洲认同”还表示欧洲人之间的情感，这种欧洲情感至少是与非欧洲人对立的一种共享的骨肉亲情，是他们之间协调一致的利益。[5]那么这种欧洲情感的起源在哪?有学者认为来源于文化，也有学者认为来源于历史，还有人认为这种情感来源于欧洲人共同的命运。可以说这几个方面都是欧洲情感的重要来源，其中文化的同一性更是欧洲人建立彼此血脉联系的重要纽带。文化上的认同是达到欧洲认同的重要途径。可以说，民族国家自产生以来，就一直是欧洲人情感寄托的摇篮。盖尔纳在其为民族所下的两个临时定义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当且只当两个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意味着思想、符号、联系体系以及行为与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斯大林在谈及民族时，曾给出的定义就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可见，文化认同一直以来都是打着民族的深深烙印。相比之下，“欧洲认同”是否具备文化认同建构的基础?
纵观欧洲的历史，欧洲文化的同一性是存在的，这在许多的学者中也达成了共识:从古希腊的民主精神、犹太—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古罗马的政治制度到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工业文明及现代性等，欧洲各民族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地分享了这些文化传统或遗产。尤其是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念更被 看作欧洲文化的同义语。这种文化上的同一性正是建构欧洲认同的重要基础之一。欧盟也正是意识到这点，开始为建构欧洲文化认同而努力。1983年斯图亚特《关于欧洲联盟的庄严宣告》指出，欧共体各国应当“促进欧洲意识，参与各文化领域的联合行动，以确定将共同体文化遗产的意识作为塑造欧洲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就和上述的观点一样，欧洲认同具备这些基础，那么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会是怎么一种趋势?我们知道，欧洲认同的建构在这些既有的基础之上被建构，会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这一发展趋势在很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是没有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实际上，早在这之前对于欧盟该建成何种的组织，就一直存在着争议。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欧洲认同与民族认同，冲突还是共存?
3.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的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自身的困境，这给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也带来了瓶颈。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单位已经深入人心，欧洲认同要取代这样的地位是否可能?对于这个问题，学者各持己见，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有学者认为一个统一的“新欧洲”必然取代现有的民族国家的地位，欧洲认同作为一种正在发展中的超国家认同属于未来，而民族认同则属于过去。随着八九十年代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这个观念被更多的人吹捧。而全球化不仅反映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它还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综合性社会进程。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角色和作用，对民族认同感形成了冲击。德国学者迪特尔·格瑞姆也提出:“如果欧盟欲超越经济共同体的框架而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那么这一发展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这些价值观念“首先是人权、民主、法治国原则、社会福利国原则或是民族命运共同体、多元主义、文化国家等观念”。他还说:“欧盟体现了20世纪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创新性成果。它并未解体那些拥有在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合法性资源与团体归属感资源的民族国家，而是利用他们，为今天国家力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6]可见，政治方面的价值共识和共同体追求能够超越所谓的文化特性从而在新的政治实践中创造新的文化。欧盟一体化每一步进展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进展，都有力地说明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武断性和政治民族主义在学理上的可会意性。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民族国家的终结”这类主题。他们认为欧盟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在这方面走得最远。欧洲一体化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和认同提出了最为强烈的挑战，欧盟这样的区域组织将取代民族国家，成为新的“命运共同体”。哈贝马斯提出:“今天，民族国家对内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突，对外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是否存在着一种替代物，在功能上与有关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和由民众组成的民族的一揽子方案旗鼓相当”。[7]
但是这一观点被许多学者所反对，他们认为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确实构成了一种竞争关系，“很容易看出这种关系是界线分明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欧洲统一体越大，作为成员的每个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就越弱。”[8]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欧洲认同能够取代民族认同的地位。他们的主要观点是:首先，尽管全球化、区域化产生了一些新的跨国的社会变化，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其次，全球性、地区性的集体认同具有先天的不足，具体表现为其内容的空洞化。再次，他们强调民族认同的重要性及其不可替代性。宣称欧洲认同只不过是一种想象，难以成为现实。如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就指出由于欧洲认同缺乏民族认同所具有的来自于广大民众的情感层面，缺乏共有的集体记忆、象征符号和神话，所以在内容上，欧洲认同是虚幻的、空洞的。“与法国、苏格兰、加泰罗尼亚、波兰或者希腊那些确定无疑、令人震颤的文化和民族传统相比，‘欧洲认同’显得空洞无物、毫无特征，更像是对整个大陆所有民众与各种文化的一种有气无力的综括，对已经存在的东西没做任何的补充”。[9]他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没有文化和情感的空间来发展一个新的泛欧洲层次上的超级民族的大众认同。”[10]他总的结论就是:在现代世界上，对由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而言，民族和民族主义仍是惟一现实的基础。记忆、神话和象征符号的链条把民族与那种普遍而持久的共同体即族裔联结在一起，而正是这些东西赋予了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并使其牢牢控制了如此众多的人们的感情和想像。“那种认为民族主义不久将被替代、民族即将被超越的预测是愚蠢的。”[11]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全球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全球化、区域化等一体化进程并没有削弱民族国家的能力和认同意识，相反，在这些进程中民族国家的能力和重要性不断增加，而且并没有足够的迹象表明，“全球认同”的兴起正在取代人们对民族的本能认同。对全球化的反应非但没有削弱民族主义， 相反可能增加了人们的民族认同。如盖尔纳就在自己的著作中说到:“实际上我们看到，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际竞争也更加激烈，而国家(政府)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加强。美、日、欧盟等国家和国家集团拥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它们的政府千方百计为自己的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和生存空间，为此不惜利用优势向他国施加压力;它们大力促使本国企业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极力保护本国市场，保护本国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并积极调整国内法律法规，以加强本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但国家作为资源调解和分配、作为国际比较的基本单位的作用没有改变。”[12]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欧洲认同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必经的一步。它的建构模式与民族认同的建构相似，盖纳尔在书中曾这样写到:民族国家牢固地主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民族主义牢固地控制了欧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民族”与“国家”已经完全融合为一体，“民族第一”与“国家至上”观念深深融入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在已经建立民族国家的地方，民族主义表现为对“民族权利”和“民族利益”的坚决伸张和维护;在其他一些地方，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就成为民族主义的首要目标。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正反映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人类当今困境的症结所在。[13]正因为如此，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才面临这样的困境，造成了欧洲一体化的瓶颈。在面临主权问题的让渡上，欧洲一体化总是徒步不前。但是，对于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是相互竞争、相互冲突乃至相互替代的观点有点偏颇，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变得更具包容性。在欧洲认同逐渐成为一个现实的同时，民族认同还不会消亡。
注释:
①这里的共同命运有一些学者认为是指对于黑死病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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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态环境与文化相连并且关注人类社会或某个族群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状况,这是文化生态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它研究某一环境背景下人类的行为和文化,考察人类如何与其周围环境相适应以及环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文化⑩。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斯图尔德认为,“文化核”(cultural core)(生存方式)因其所利用的特定或“有效”的环境(土壤、气候等等)而发展起来,又反过来促使其他文化特征(社会组织)的形成,即环境和文化之间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互动(11)。尽管文化生态学存在某种偏颇,但它认识到,环境和文化是不可分离的领域,两者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生态系统表现为环境及构成它的一部分的有机生命体之间的结构性及功能性的相互关系(12),因为生态系统较为复杂,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考察。而以舞蹈作为核心,将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当作影响舞蹈的生态环境,宏观、深入、多维地研究它们与舞蹈的交互作用与依存规律,这又是舞蹈生态学的基本任务。舞蹈生态学确立了这样一个认识:舞蹈是在自然、社会环境中造就、发展、改变的。以舞蹈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影响舞蹈民族特异性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主要有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习俗等。民族心理特点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制约与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通过某民族特殊的社会化过程而世代相传。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认为,民族心理是社会因素的结果,是人的高级心理过程的体现,是人类的“文化成果”。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生产行为、交往行为以及艺术活动等都可表现民族心理。驰骋、游牧于草原的蒙古族舞蹈体态略向后倾、眼望辽阔草原、肩部松弛自如、步伐稳健有力、动作大开大阖,表现出强悍骁勇的心理特质,以及以草原为美、为骄傲的民族心理。所以,一个民族的舞蹈语汇可揭示该民族的典型心理特征。
19世纪末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团体表象”概念。他认为,一切来自于个体经验的感受,实际上产生于团体生活之中,属于“团体表象”(13)。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民族意识即是典型的“团体意识”,它的存在是先行的“团体表象”造成的,并且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民族内部成员的个体意识。民族意识主要表现为高度的民族自我意识,即民族的个体都热爱本民族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习惯于本民族的习俗、生活方式,并关切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很大的稳定性,成为维系该民族的重要因素。在侗族祭祀舞蹈“多耶”里,众人拉手、搭肩成圈,有节奏地踏步徐行,双膝微颤,双手摆动。这种集体舞蹈,具有民族认同、强化血缘亲情、凝聚宗族力量的功能,也显示了特别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
在地缘环境中历经漫长岁月的时光雕琢而成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的精神浓缩,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种内在灵魂,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一种推动力、向心力、凝聚力。它渗透在其风俗习惯、艺术活动之中,内化于民族成员个人的自觉信念、理想和追求,转化为民族成员个人的情感、道德和意志,使本民族成员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指导民族实践行为。在民族的舞蹈活动中,民族成员能够真切地感受、深刻地把握民族精神的真谛。汉族的大型舞龙活动,含有民族意识的认同,含有一种潜在的凝聚力。通过舞龙,强化了巍巍中华自强不息、奋起腾飞的民族精神,刚健有力、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
一个民族的集体性格会表现出民族成员性格的共同性,它影响人的形体动作特征与形体表达。维族性格开朗活泼、幽默风趣,他们高兴时会摇头摆颈,这些动作被吸收到了“赛乃姆”里,形成了移颈、摇头动作。羌族的民族性格勇武不屈、豪放豁达,“跳盔甲”手执兵器、分列对阵而舞,威武雄壮,尽显粗犷性格。朝鲜族性格既沉着坚韧又内敛含蓄,故其舞蹈风貌是潇洒柔婉与刚劲跌宕兼而有之。因此,民族舞蹈也是“性格舞”,其动作性格正来源于民族性格。
作为民族特点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的民俗,如生产劳动、岁时节令、婚丧礼仪、信仰崇拜等,是民间的、群众性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规范性的传承性文化,由民众和群体传习而得以嬗变和发展。它既是群体生活的产物,又是群体所享受的文化。独特的民俗事象和民俗传统,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加强同样起着积极地整合与促进作用。许多民族岁时节令几乎都是载歌载舞,如红河哈尼族人“苦扎扎”节跳扇子舞、竹棍舞、乐作舞,拉祜族“库扎节”跳芦笙舞。一个民族的民俗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生产劳动是关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大事,与之有关的习俗不外乎是希望生产顺利、硕果累累。在白族“田家乐”里,霸王鞭、白鹤舞、蚌舞等穿插其间,整个活动囊括了水稻栽插劳动的全过程,表现出白族农耕文化的丰富内涵,也充分反映了白族人民对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希冀。民俗舞蹈和民俗的传承载体均为特定的民族群体,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村寨、乡、县,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在民俗活动的特定时空中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群体,特别是通过集体舞蹈的方式强化、凝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婚丧习俗是民族舞蹈的重要内容,婚嫁舞蹈主要功能是祝福、庆贺。从“龙纵舞”、“洒米舞”的哈尼族婚礼舞蹈,到“奎翮嘎”和“腊叉嘎”的怒族婚礼舞蹈,都充满了欢乐、喜庆的气氛。与送鬼祭魂仪式相配合的丧葬舞蹈主要是安抚死者的亡灵,如景颇族丧葬舞蹈“格本歌”欢乐豪放,“思港斋”稳健低沉,“金寨寨”粗犷而充满原始气息。就民俗与舞蹈的关系而言,“民俗为舞蹈提供了广泛的舞台,也为它增添了民族文化的色彩,更重要的是民间风俗为舞蹈艺术提供了内容、气氛和表现环境,而舞蹈又是民俗文化整体中有形传承的重要表现”(14)。
由对超自然神灵的崇拜而产生的宗教信仰是对社会和自然界的主宰者的神灵的志愿顺从,宗教作为人类和民族精神的支柱,有净化个体灵魂、提升社会道德、凝聚民众人心的意义。它自民族文明冶铸的一开始就深深地扎根在文明的最深层,随着历史的积淀,逐渐形成荣格所谓的民族集体的潜意识。作为一种精神风俗, 宗教信仰形成了崇拜—祭祀—禁忌的信仰风格。孕育与发生于原始农耕文明条件下的中国民俗文化,对大自然的依赖性表现为自然信仰和多神信仰。这些宗教信仰活动主要是一种被明确表达的、参与者可以理解相关行动的显性仪式活动。比如跳“雨舞”的显性仪式是求雨,参加者对仪式的目的、结果有明确的意图和决心,这可以理解为结构功能性认知模式。仪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指示:1.作为动物进化进程中的组成部分。2.作为限定性的、有边界范围的社会关系组合形式的结构框架。3.作为象征符号和社会价值的话语系统。4.作为表演行为和过程的活动程式。5.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经历和经验的表述。(15)“作为文化原动力的‘窗户’,人们通过仪式可以认识和创造世界”(16)。而舞蹈就含有配合信仰观念而进行的具体的、感性的、实践的仪式活动的功能意义。如哈尼族在二月祭寨神、三月祭山、六月祭水、七月祭天地,每一次仪式活动又都是盛大的歌舞庆典。这些“仪式就像一场令人心旷神怡的游戏”(17)。舞蹈加入宗教仪式,扮演着崇拜对象的角色。它凝炼和浓缩着民族成员炽烈的情感、信仰和愿望,抒发出民族成员膜拜神鬼、祷求安泰、期待美好婚姻的感情,有着强烈的功利目的。在景颇族的“目脑纵歌”中,就有上千名舞蹈者围绕着汇集了多种崇拜偶像祭坛“目脑示标”起舞。他们通过舞蹈来倾诉对神灵祖先、图腾对象的崇敬和希望神灵保佑村寨平安、五谷丰登的朴素愿望。反过来,宗教信仰与崇拜也对舞蹈动作、运动路线、舞具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由于虔诚的宗教信仰、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强制的礼仪,使得藏民形成躬腰敬礼、低手前伸,表示“敬意”的习惯动作,因此在藏族舞蹈的舞姿、体态上,就刻有宗教心理的痕迹。“锅庄舞”等一些舞蹈运动路线具有按顺时针方向(由左向右)行进的特点,反映出对吉祥追求的宗教心理。壮族舞蹈中“凤凰手”、“蛙形”动作,由蛙状动作演变而来,是壮族人以蛙为图腾的原始宗教风俗的体现和衍化。羌族的“羊皮鼓舞”则在舞具上留有“羊人合一”的羊崇拜古代遗风。一些民族文化风俗活动,为舞蹈的传承提供了特定的时空坐标、表演环境,在内容上提供了特定的社会内涵;同时,舞蹈以规律性的人体动态为媒介,表现、传达并保存了宗教主旨和文化底蕴。
这些社会生态因素(民族心理、意识、精神、性格、习俗等)虽然对舞蹈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却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们影响了舞蹈的不同层面,或内容、或形式、或风格、或动律。
关键词：流行音乐；民族主义；中国风；中国心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189—05
纵观当代流行音乐，不难发现一个现象：从1978年的《龙的传人》到2007年的《中国话》，民族主义始终是流行音乐中的重要一脉。民族主义是当前的热点话题，而当代流行音乐中一直都有表现民族主义的作品在流传。一直以来，学术界关于当代民族主义的讨论往往局限于精英文化的范围内，而忽视了大众文化。流行音乐是影响广泛的大众文化，对其中的民族主义表达进行深入研究，实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讨论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内地原创及在内地流行的港台流行音乐中的民族主义。
一、民族主义流行音乐的产生与发展
民族和民族主义之难以定义是众所周知的，其难处在于，我们都承认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现象，但很难科学地定义它们。本文不打算繁琐地考证民族主义这一概念，而是给出一个简明的工作定义，以作为本文的立论基础。民族主义就是以本民族为中心的主义，民族是由于一定的客观基础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情感和认同意识的共同体，因此，民族主义可以定义为：强调本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语言、价值，维护本民族的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情绪、学说、意识形态、政治原则或运动。
在民族主义建构和传播过程中，音乐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作为共同文化的一部分而成为识别民族的标志，而且可以直接表达民族意识。今天，国歌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象征，各种重要场合下的国歌演奏、合唱已是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仪式。作为音乐家族中受众最广的一员，流行音乐自然成为民族主义的重要载体。
所谓“流行音乐”，《中国大百科全书》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通俗音乐（popular music），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亦称流行音乐。
这个定义虽然强调了流行音乐的娱乐性、通俗性和流行性，但没有指出其商品性。除了通俗易懂、流传广泛之外，流行音乐还具有如下重要特点：它是在工业化时代大批量生产和复制的文化商品。有的民间音乐虽然也流传甚广，但不是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当代流行音乐的主体是流行歌曲，器乐所占比例很小。因此，也可以用“流行歌曲”来替代“流行音乐”一词。我们这里用“民族主义流行音乐”泛指在风格上的民族化或在歌词主题方面表达了民族主义诉求的流行音乐。
西方音乐史上有所谓“民族主义音乐”（或“民族乐派”、“国民乐派”）之称，泛指在民族主义广泛传播的19世纪，俄罗斯、东欧、北欧等地出现的强调民族意识和民族风格的乐派。如捷克的斯美塔那、德沃夏克、俄罗斯的格林卡和“强力集团”等。这种通过音乐来体现民族特性的乐派，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思想与音乐结合所产生的成品”①。这股潮流很快就扩展至整个欧洲。西方流行音乐也一直与民族文化相关，如节奏布鲁斯（R&B）和说唱乐（Rap）与黑人文化，20世纪60年端于牙买加的雷鬼音乐（Reggae）表现出“泛非洲”的认同，而发端于美国白人文化的乡村音乐则成为美国民族文化的代表。［1］
在中国，主题和风格两方面的民族主义都可以追溯至流行音乐的产生时期，20世纪20年代的救亡歌曲和时代曲分别是这二者的代表。
在主题方面，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式军歌和学堂乐歌中，就出现了大量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歌曲，如《国耻歌》：
四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件，日本要挟我国/欺我四万万，同胞奔走呼号/誓死奔国难，况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
又如石更作词的学堂乐歌《中国男儿》（其一）：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皇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
当然，学堂乐歌还不能算是流行音乐，但是作为近代新音乐的开拓者，它对流行音乐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的黎锦晖，原本就是一个乐歌课的教师，也创作过这类歌曲。
关键词：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实施策略
传统的中小学音乐教材中，民族音乐所占的比重较轻，它只被当作一种皮毛的了解，没有注重继承、掌握、运用。同时，我国的专业音乐学院的音乐教育普遍采用了欧洲音乐体制,其课程设置和授课内容均以西洋音乐为主。从而造成了中小学音乐教师对中国传统音乐、民族民间音乐概念模糊，印象淡漠，知之甚少。因此，中小学生更不可能体会到我们民族音乐的博大精深和多彩之姿。1995年召开的第六届全国国民音乐教育研讨会上，提出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口号，这一世纪性的呼唤反映出我们民族音乐教育的觉醒。而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颁布与实施，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标准》指出：“应将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和反映近现代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优秀音乐作品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标准》明确了音乐教育的“文化传承”价值和“弘扬民族音乐”的理念，并提出具体的开发地方课程资源的要求。
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学校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民族音乐文化的观念一直未能在音乐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教材中得到基础性和系统性的体现，使一代代学生对自己民族的音乐了解甚少，更谈不上“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因此，面临21世纪国际音乐教育的发展潮流，在新课标指导下，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依然任重而道远。基于此，笔者就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策略，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通过培养学生正确的民族审美观，加强民族音乐教育
有资料载，湖南一位教师曾对200名中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学生共有746盒磁带，其中流行音乐占75%，英语学习占20%，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加起来不足5％。学生不了解民族音乐，不喜欢民族音乐，偏爱流行音乐、摇滚音乐的现象非常严重，主要原因在于学生缺乏正确的民族审美观，总嫌自己的民族音乐太土太没有品位。因此，我们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审美观，让学生能真正喜欢我们民族的音乐。
民族音乐是扎根于各民族生产劳动和生活之中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劳动人民质朴的审美观。从美学的角度讲，我国民族音乐主要讲究横向方面的旋律美（当然我国民族音乐中也有一些多声部的音乐），着意于旋律塑造意境，强调音乐作品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完整统一，重视音乐作品的教育价值，即音乐给人带来启示，带来欢乐，带来温馨。在审美过程中，讲究韵味、风格和特点。例如我国每一个民族的民歌在音调、节奏上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新疆民歌活泼、欢快，常常带有舞蹈性的节奏；内蒙古民歌高亢、悠扬，节奏宽广；彝族民歌朴实、细腻，清新动人，节奏丰富。我国的戏曲音乐品种繁多，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剧种，他们在行腔、道白、武打、服饰等方面各具特点。我们要引领孩子们多听、多看、多接触这些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使他们能“乐在其中”。
二、通过提高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加强民族音乐教育
在我们教学生学习、欣赏各种民间音乐的过程中，可以选择一些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经典乐曲，使他们通过自己的情感体验，来吸收、接受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神韵，从而提高学生的民族意识。如：民族管弦乐曲《春江花月夜》，我国古典的优秀作品，在国际乐坛上享受很高的声誉。它典雅优美，旋律古朴，节奏比较平稳、舒展，用含蓄的手法表现了春天静谧的夜晚，月亮从东山升起，小舟在江面上荡漾，花影在两岸轻轻地摇曳的大自然迷人景色。乐曲可以使学生联想到春江深处浪涛推拥，连绵起伏的景象。
音乐教育家、民族音乐学家柯达伊曾说：“让我们给城市的孩子看看歌唱声中和音响声中的匈牙利！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生活在这儿。让他们感到，祖国这个字眼不是要他们歌唱那些少数空洞的陈词滥调，而是轻松活泼的生活，是治愈的温暖，是他们可以尽情，深深依恋的丰富多彩的原始森林。那么他们才真正算是身在家乡……”。现在，我们也有必要让我们的孩子在民族音乐声中感受祖国的美丽，了解祖国的历史，体验中华民族的精神。
三、通过学生广泛地接触祖国的传统音乐，加强民族音乐教育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出了巨大的音乐文化成果，无论是吹拉弹唱，都极富音乐感染力：一首古琴曲《流水》，形象地描绘出涓涓山泉和小溪，刻画了洋洋流水汇入大海的壮观景象，充分体现了作者博大的胸怀和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一曲《阳关三叠》，完整地再现了唐代诗人王维的赠别诗，把诗人送友人西出阳关时的愁情伤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一首《阿诗玛》，热情地歌颂了彝族人民追求自由、幸福和光明的光荣传统；一首《精忠词》，讴歌了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用富有浓郁民族气息的音乐，生动而感人地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热情地歌颂了纯真的爱情。从音乐课堂到课后休息欣赏，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让学生尽可能地全方位品评欣赏民族音乐，全面了解接触我国的民族音乐。
四、加强学校民族音乐教材的建设，充实民族音乐和家乡音乐
民族音乐教育，主要通过学校的课堂音乐教学和课外活动进行，那么民族音乐教材的选编是关键。要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音乐教材，既要有全国统编的民族音乐教材，也应有各地学校自己选编的乡土音乐教材。所有教材都应当配备相应的音响材料。在选编传统音乐时，一定要选择有代表性的、曲调优美动听和内容积极向上的优秀曲目，从一开始就吸引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民族音乐作品主要以三种形式来体现：（1）在全国有影响的，原汁原味的，具有典型性的民族音乐作品；（2）以民族音乐为素材创作的适合中小学生演唱（奏）的歌（乐）曲；（3）各省市、各地区编写的具有本区特色的与自己生活贴近的乡土教材。
我国各地区都有民间流传的儿童歌谣，各大剧种的韵白、吟诵以及锣鼓经、快板、说唱音乐等都可以作为很好的教学材料。这些富有生活情趣的民间歌谣、游戏类小调等音乐材料正是引导儿童进入音乐世界最好的元素。同学们通过民族音乐的学习，不仅可以了解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精品，还熟悉了本土的家乡音乐。这样，更能使学生从音乐中潜移默化的获得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熏陶。
五、注重多种教学方法的运用，营造民族音乐教育的良好氛围
一方面，我们可以请“原生态”的民间音乐重返校园。在纯正的民族民间音乐日益失落，甚至越来越找不到生存位置时，请乡土味极浓的民间音乐重返校园，是非常有意义的。例如，时常邀请民间音乐家、民间艺人为学校学生现场表演，使学生可以直接面对传统，了解它并感受它。这种请“原生态”民族音乐重返校园的尝试，不仅创设了一个尊重民间艺人、扶持民间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还增强了我们与传统文化建立“血脉”般关系的信心。
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定期进行与音乐艺术相关的各种采风活动和民俗活动。在学校民族音乐教学中，应鼓励学生走出学校，面向社会，深入民间音乐社团，在民族音乐文化的大课堂里，感受民族音乐的丰富资源，身临其境地体验存活在人民群众中的优秀民族音乐。
在教学中可以引入民族乐器、民间歌舞、民间歌谣等。目前中小学课堂器乐学习以竖笛、口琴为主，课堂伴奏乐器以身体乐器为主，辅以少量简易打击乐器。自课程改革以来，演奏成为表现领域的重要内容，按照奥尔夫体系开拓、发展的观念，只要能配合教学目标、应该充分利用本国、本民族的乐器。我国有大量的具有民族特色、简单易行的民族吹奏乐器、打击乐器、弹拨乐器等都可以根据实际条件引入课堂教学。或者利用课余时间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学习一种民族乐器，从而激发他们学习民间音乐的兴趣。因此，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应丰富教学形式，为学生营造浓郁的民族音乐教育的生态环境。
笔者曾在自己所教的学生中做过一次口头调查，在音乐、体育、电脑、文学、美术等项目中，喜欢古典音乐、民族音乐、轻音乐的学生寥寥无几。在我们的音乐教育中出现了忽视民族音乐教育，而偏重流行音乐和西洋音乐教育的现象。学生缺乏对民族音乐基本知识的学习，缺乏对民族音乐的理解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因此，重视学校教育中的民族音乐传承，已经成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那么，遵循新课程标准的教育理念，加强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伍雍谊先生在《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认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西洋音乐文化的影响占主要地位，等待形成以民族音乐为主体的教学体系。”我们要积极建立一个充分体现独特民族特色音乐的独立完整的中国音乐教学体系，才能充分认识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在世界音乐发展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才能使我们的民族音乐永远立于世界音乐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1]伍雍谊.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2]王耀华、王安国.高师音乐教育论[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4.
[3]王耀华.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意义及其展望
[J].音乐研究.1996（1）.
[4]吕韶风.我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四次浪潮[J].中国音乐，
1995(3).
[5]冯光枉.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音乐教育[J].中国音
乐，2003（1）.
摘要：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以两名从小生活在城市杂居区的侗族大学生为个案，从他们的主观感知和对客观的侗族文化环境或事物的认识两个维度调查了解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状况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状况，分析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杂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民族文化认同；城市杂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个案研究；教育人类学
引言
中华大家庭各民族绚烂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发展各民族优秀文化一直是国家倡导的重要民族政策。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少数民族从农村走向城市，其子女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少。民族文化传承的关键在青少年，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教育无疑是必要的、紧迫的。传承民族文化的前提是培养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是其民族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各民族对共享的、普遍的国家共同体文化的接受、认同则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基础。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引发了当代大学生不同程度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1]民族认同本身带有强烈的跨文化色彩，不同民族的民族认同、同一民族在不同成长环境下的民族认同情况都不一样。那么，在城市环境背景下成长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其民族认同状况如何，在表现上呈现出怎样的差异，影响这些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因素是什么，应该怎样进行自我反思？这些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国外学者Geertz认为：“一个人出生在某个宗教社区、语言社群，以及其生长所在地的社会习俗，这些与生俱在的共同文化构成其认同的基础。”[2]简而言之，语言、血缘、宗教、种族、地区、习俗等，都是群体文化认同基础，这些共同的文化和认同的基础，形成一种无可言喻的力量，将群体成员集结在一起。Phinney是美国民族认同的重要研究者之一。在她的文章中提出，民族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包括对民族的归属感、对民族的积极评价，以及对民族活动的行动卷入。[3]有国内学者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心理进行研究，认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和相应的行为倾向处于积极状态，大学教育要注意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民族认同，改善学生的行为应对方式。[4]还有学者以海南省彝族学生为例对散杂居区民族学生族际交往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认为其族际交往呈现族际关系和谐化、交往态度理性化、族际认同地域化的特征，并从文化、区位以及民族认同等因素来进行分析。[5]
文献梳理发现，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愈来愈受到学界重视，但是当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研究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现状，对于在城市杂居区成长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经历、状况等这些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主要从研究对象的主观感知和对客观的侗族文化环境或事物的了解两个维度对两位侗族学生进行深度访谈。一是研究两位侗族学生对侗族民族文化身份的认识，主要包括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学习的途径、遭遇的尴尬境地三个方面；二是研究两位侗族学生对侗族文化（事项）的接触了解，主要包括语言掌握情况、民族服饰穿著情况、对侗族大歌及建筑的了解情况、对民族风俗习惯的了解情况这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对城市杂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现状和特征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选取
本次研究对象主要选取来自贵州城市地区的两位侗族同学，现均在M大学就读，基本情况如下：
Z同学，女，侗族，22岁，来自贵州省凯里市，现就读于M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大三，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公务员，从小生活在城市地区。
G同学，女，侗族，22岁，来自贵州省铜仁市，现就读于M大学教育学院，大三，母亲是教师，从小生活在城市地区。
（二）研究方法的实施
1.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主要是指无结构式的访谈。[6]它并不依据事先设计的问卷和固定的程序，而是只有一个访谈的主题或范围，由访谈者与被访者围绕这个主题或范围进行比较自由的深入交流。本文通过对Z同学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她对于侗族文化的了解情况以及关于民族认同的看法等。
2.口述史研究
口述史是研究主体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对研究对象（可以是别人，也可以是自己）进行访谈或回忆，根据口述历史的方式搜集资料、运用资料的研究过程和方法。[7]
本文将采用以上研究方法对研究者本人以及研究者的侗族朋友进行访谈，通过从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以及心理感受等方面进行剖析，探讨生活在城市杂居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状况，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研究者于2014年12月对Z同学先后进行了两次深度访谈，同时，请室友对自己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整理出约8000字的访谈记录。
二、主要访谈结果
（一）对侗族文化身份的认识
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识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因此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两位同学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认识进行探讨。
1.民族意识淡薄
Z同学：其实关于民族的概念我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但是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Z同学在外地上的初中），当时我们班就我一个少数民族，但是当时也只是说说，也没觉得我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同学们也没有觉得奇怪。
G同学：有民族的意识应该很早吧，小时候爱国主义教育，但是真正的这种本民族意识应该是从大学才开始，上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大家都是少数民族汉族一起的，没什么差别，也就懒得问大家都是什么民族，也记不得。
对于两位同学的民族意识我们可以追溯到她们的家庭背景以及家族史来进行分析。从进一步的访谈中我们得知两位同学的家庭都不是单一民族家庭，而分别是和苗族、仡佬族通婚而组成的民族混合型家庭。Z同学的母亲和奶奶是苗族、爸爸和爷爷则是侗族。与之相似，G同学的外婆是仡佬族，其他家庭成员都是侗族。从两位同学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来看，基本没有关于民族的事项。而对于学校教育来说，两位同学都只是接受了中华民族这个大背景下的民族意识教育。但是，针对本民族的民族意识显然并未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也没有设置相应的课程。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民族教育的发展已然成为我国教育链条上的一个薄弱环节。
2.民族文化学习途径单一
Z同学：我主要是在上大学之后加入了侗年筹备会，通过这个筹备会的一些人我接收到的民族知识很多，经常跟他们聊天，他们也会告诉我一些有关侗族的知识，我自己在和他们的接触中也耳濡目染的接受了一些观点，就是我们侗族的文化真的非常的美好，非常值得传承下去，我自己也会献一份力。
G同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侗族，我们学校的侗族也没有像广西三月三这种社团，所以我了解侗族文化知识的途径非常的窄，都是从网上呀、侗年晚会呀什么的，可能我自己也没有太主动的缘故吧。
通过对两位同学访谈，发现两人都是在进入M大学学习之后才逐渐开始对本民族的文化知识感兴趣。同时，她们在了解本民族文化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主动性，Z同学会主动去参加相关的社团活动，而G同学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这与她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有关。通过进一步λ们的家族史进行挖掘，我们发现家族的民族历史因素对后代的民族认同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Z同学家是其太爷爷辈从天柱县（贵州省东部）搬迁到现居地，而天柱县是一个典型的侗族聚居地，其长辈都会说侗语，但是随着语言环境的流失，他们的民族语言能力也逐步退化。G同学的家族史又与之不同，她所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少数民族杂居区，据了解该地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过一次民族成分认定，因此这让G同学对自己的民族身份一度产生怀疑，其民族认同感也不高。
3.民族认同处于尴尬境地
Z同学：你所说的尴尬境地是指被别人问起自己的民族文化吗？
这肯定会有啊，别的学校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是民族大学，能歌善舞的同学非常多，当我说自己是侗族的时候别人就会问我关于侗族的各种问题，但是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多少，这个是时候就会特别的尴尬和羞愧。
G同学：有，这个有，特别是第一堂课上，大家都要PPT展示自己的民族，然后我就从网上找了很多资料，读得非常熟，然后上去讲，结果老师的一些问题就把我问傻眼了，毕竟自己知道的东西只是从网上找的一点点，所以就答不上来了，就特别尴尬，还有就是高考加分让其他没有民族加分的同学觉得我们好像占了很大的便宜才跟他们坐到一起，很伤心。
上文提到，Z同学和G同学都是就读于M大学，而M大学是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这里汇聚着众多来自天南地北的少数民族学生，因此民族身份是一个重要的标签，也正是因为如此，Z同学和G同学她们在学习生活中都遇到了不少尴尬的事情，例如访谈内容中提到的自我介绍、被问关于侗族的民族文化等。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得知，也正是因为这种尴尬的经历让她们更加地想要了解自己的民族，提升自己的民族认同感，想要做一个真正的侗族人。
（二）对侗族文化（事项）的接触了解
风俗习惯和心理素质具有极大的稳定性，是维系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8]对侗族文化的接触了解是实现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两位同学的认知情况进行探讨。
1.基本不掌握本民族语言
Z同学：不会说，一点不会，我爸也不会说。后来上大学之后，听别人说过，还在咱们那个侗年晚会上学过一句。
G同学：不会，听不懂，上大学之前都没听过。
2.很少穿着本民族服饰
Z同学：我有一套侗族的衣服，还挺贵的，是当时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看了要求，说少数民族同学可以带上自己的民族服装，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了一套带过来，从来没穿过。
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只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还挺好看的呢。
G同学：我是上大学之后才开始关注侗族的，所以那时候就从网上找了好多资料，侗族的服装应该是以青色为主，女生的是裙装，男生的是裤子，侗布好像特别有名，非常的漂亮，但是我没见过，听说好几年前咱们还有侗布的展销会，可惜没赶上。
我自己没有侗族服装，据说一套好一点的得一千多块钱呢。
3.对侗族大歌、建筑感兴趣
Z同学：我听过侗族大歌，也是在上大学之后，特别的原生态，讲究多声部合作。我不会唱。
建筑的话像鼓楼、风雨桥这些我都知道。
G同学：我知道，侗族大歌被称作东方的天籁之声，特别的好听，但是我自己不会唱，是在网上搜来听过，还在课上给大家介绍过，曾经我还想做关于这方面的社会实践的，但是后来发现不行。
侗族建筑我知道鼓楼、风雨桥，好像每个侗族村寨里面都有一座鼓楼，而且每座鼓楼都是单层的，绝对没有双层的，不信你去数数，这也是我在上课的时候知道的。
4.了解一些侗族风俗习惯
Z同学：风俗习惯有侗年，咱们学校每年都会举办的，但是之前我真的没有听说过哎，宗教好像没有吧，对了我之前跟一个侗族研究生师姐聊天，她告诉我，侗族有试婚的传统，女方先到男方家住一段时间，如果合适就结婚，如果不合适就回家去，还有以前侗族男的可以娶很多个老婆，现在就不知道了，这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就觉得侗族还是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G同学：好像有斗牛、抢花炮、侗年，我之前搜过好多，现在都忘了，不过侗年在我们学校每年都有，而且我们侗族学生的手机号他们都有，每年都会给我们发短信去欢聚侗年，聚餐，我第一年去过，后来两次都有事儿耽搁就没去，晚会挺好看的，就是有侗族大歌呀、侗族乐器表演呀之类的。
通过这两位同学的访谈，我们可以看出，她们在上大学之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了解是知之甚少的。不管是从语言方面、服饰方面还是对侗族风俗习惯文化遗产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她们的原生家庭已经失去了本民族语的语言环境，取而代之的是现居地的方言。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主流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压迫也使得民族地区的人逐渐从着装上面与主流社会接轨，民族服饰被搁置一旁无人问津。最后是两位侗族同学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建筑以及侗族的风俗习惯的了解情况都是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和了解，而了解的途径主要是课堂以及媒体网络资源等等。通过对两位同学的访谈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纳，她们在进入大学之前对自己民族的文化都知之甚少，但是在进入民族大学之后，她们都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逐步开始去了解和接受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民族认同感深化和强化的表现。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文中对Z同学和G同学的访谈内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同，生活在城市杂居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经历了一个重构的过程。刚到学校时，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处于基本不了解的状态，但是随着与其他民族同学的交往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认同危机，从而产生去重构自己民族文化知识的意愿。这种认同危机一般发生在人生的转折期或是环境发生很大改变时，通过不断刺激体现出来的。在面对“他者”时，“我是谁”的问题才变得突出，[9]在和异文化的交流中，更刺激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城市杂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离开主流文化环境，来到多元文化环境中求学，这期间必然要遇到文化冲击、文化震撼等问题。另一方面，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中，他们也意识到增强自身民族文化认同的紧迫性。在文化交融中，他们深刻意识到了认同危机的产生。但是，认识本民族文化的途径却使他们的认识产生了局限性。他们通过网络、交流等方式对本民族的历史、传说、宗教、价值观、世界观的了解又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人云亦云式的。针对该问题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建议
第一，充分认识到杂居区少数民族学生民族认同的特殊性，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课程。
散居区少数民族的孩子从小生活在汉族文化背景下，由于大环境下主体民族是汉民族，他们的家庭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都倾向于汉族。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孩子对于自己的民族都相对陌生，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都知之甚少。因此，在当代学校教育中可以开设民族文化课程，将民族文化知识带进课堂，让所有的学生，包括汉族学生都能够了解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让他们形成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观念，从而产生更深一层次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兴趣，这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意义重大。
第二，拓展历史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觉能力。
“文化自觉”是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面对经济全球化下文化的激荡，对待文化的正确态度应是启发文化自觉，即继承传统文化，改进落后文化，吸收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学校可以通过团学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等增加各种形式的有关中华民族传统及其民俗知识的教学，以此提高大学生的民族认知度，激发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之情，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认同。
第三，积极引导大学生的民族认同观，拓宽民族文化知识获取渠道。
民族认同对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功能的发挥、对于民族团结、对于地区和国家稳定有重要意义。[10]大学生是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只有不断提升和优化大学生民族认同感，才能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才能为大学生将来投身祖国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注入强大动力。但是，由于当前城市散居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知识知之甚少，他们的家庭并没有民族传统，因此，要让他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本民族文化的知识就必须拓宽其渠道，学校内部可以开设有关选修课，开展社团及民族节日活动等，让学生获取到更多的民族文化的相关知识。通过参加民族文化活动，不仅可以减轻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本族语言文化势微带来的身份认同焦虑和文化失落感，而且还可以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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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应然性需求和实然性缺失之间存在较大鸿沟，开展国学教育，促进大学生基于民族文化知识习得的认可和自信，及对民族文化价值的探索和体悟，推动基于文化自觉的民族文化传统践行和升华，具有深远意义。同时，需要构建大学国学教育课程体系，拓展国学教育阵地，潜移默化地培养大学生民族精神和巩固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
关键词：
国学教育；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信仰；文化自觉
当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掀，深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价值伦理精粹的民族文化正在激起更多的文化热点和社会关注。各个层类的有识之士本着重铸民族精神，传承优秀民族价值观的宗旨，直面社会痼疾，反思百年来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破坏，寻求和实践优秀民族文化保存和弘扬的途径。而这其中，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民族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教育，培育当代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筑牢文化复兴的主阵地，尤显急迫和意义深远。笔者结合攀枝花学院《国学基础》课程教学实践和思考，来讨论这一主题。同时，需要提前解决的问题是“信仰”这一概念的厘定，“信仰”一词指基于民族文化自信和礼敬的对民族道德精神的体悟和研修，进而达到践行优良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强。
一、当代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培育的意义及其实然性缺失
大学生是我们民族复兴事业的生力军，也是民族文化传承和振兴的主体，青年兴则国家兴，大学生是否具备基本民族文化知识，是否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历史有基本的理解和尊敬,能否自觉体悟和研习民族文化精要知识，能否弘扬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伦理观，做到厚德自强，信义担当，既是大学生自我文化心理成长和人格健全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大学人才培养的核心任务；更是应对民族文化危机和道德沙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基础和动力。虽则培育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的意义不言自明。然而，考察当代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的现状却让我们倍感心灼。根据笔者平时观察，与大学生交流，以及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应然性需求和实然性缺失之间鸿沟较大。一是对民族文化认同不够，惟西方文化为尊。多元文化特别是打着民主自由幌子的欧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严重冲击青年一代的文化观和信仰基础。许多大学生对民族文化认同性和自豪感严重不足，对来势凶猛的外来文化分析辨别能力不足，盲目认同西方社会的生活和娱乐方式，看美国大片，听外国歌曲，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风靡大学校园，而深具民族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的传统节日在大学校园里反倒显得冷清，对西方文化过分的依赖和崇拜；二是传统文化知识缺乏，民族文化虚无主义，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强调，基于对本国历史的了解应对本国历史怀有一种温情和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1]
钱穆先生所言“本国历史”与民族之精神、传统之文化密切关联，极力批评民族文化。而今日部分大学生群体，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冷漠疏离；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伦理道德和文化精神一味地排斥，否定民族文化的世界意义和当今价值，崇尚实用、功利、享乐，认为华夏传统文化在当今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已经一无可取之处，应当求助于先进的技术工具和西方的契约精神。这造成了伦理道德失范，也忽略了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寻。大学的重要使命在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以上两点反映了当今大学生在民族文化信仰上的缺失，这要求我们创新思路和方法，在青年大学生中间开展内容丰盈、形式多样的国学教育，努力培育大学生民族文化意识，重拾民族文化信仰，重振中华民族精神。
二、国学教育促进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培育的三个维度
一是基于民族文化知识习得的认可和自信。构建民族文化信仰是对大学生不良价值观的重塑，而这样一种关乎民族文化命运的培育过程是以大学生对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和习得为前提的。必须让我们的大学生迈进国学的“门槛”，并且“徜徉”在处处经典的传统文化的大观园里，在我们教师的讲解和引领下，体会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精髓，才能促使他们认识到我们的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璀璨壮美，产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可和自信。知识是敲门砖，更是一扇窗，通过国学教育（在这里，国学教育指的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干，以儒家道德为主体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授和弘扬），大学生能够发现除了影响世界进程的四大发明，我们还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意志品质，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德，有“见素抱朴”、“上善若水”的人生哲理，有承载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的汉字，有数不胜数的文学高峰和熠熠闪光的文学作品，有蕴含人生况味的琴棋书画，有厚重辉煌的人类历史，有无可比拟的工艺技术，还有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这些不仅在产生的时代不逊色于西方的历史文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比他们更稀缺，更先进，更符合人的自由发展，更利于应对当今世界性的难题和人类的困境。有了这样的认可，大学生才会有更理性的分析比较，不会一味地盲目崇拜，一味地排斥拒绝，激励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用于应对外来文化的洪水猛兽，体悟民族文化的不可多得。二是理解基础上的对于民族文化价值的探索和体悟。文化信仰和传承是一个民族的核心，深层次来看，民族文化信仰的培育并不主要在于实物和文化典籍的传承，虽然必须有这种载体，但更主要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的传递，“构成民族特征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只有经过心理传承的过滤和整合,才能为该民族的社会群体所共识”。[2]“国学代表了中国浩瀚五千年文明积淀中的核心价值,代表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精神成就。”[3]
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教育的主体是作为自由个体的大学生，所谓的“深入人心”靠的是大学生对种种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自我评判和体悟，以及再生产、再复制性质的探索，探索隐藏在国学知识里的真、善、美。民族文化的超越时代性需要传承主体的探索和体悟，进而形成个体和群体共通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信仰。因此，国学教育在达到知识传授的目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促使大学生在精神和心理的维度去理解、接纳、体悟中华民族文化。三是基于文化自觉的民族文化传统践行和升华。“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知晓该文化的诞生、形成过程,知晓该文化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了解该文化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了解它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简言之,就是要有正确、健康的文化观。”[4]基于认知和体悟的民族文化自觉更利于大学生发扬文化精髓，完善道德素质。尽管信仰关涉人的终极价值和文化心理，但正如体现为宗教仪式活动的一样，民族文化信仰应该在大学生的日常行为和生命实践中呈现出来，因为信仰必然靠着它指导下的（实践）行为才成为这样一种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承认其存在的精神活动，反过来，一种活动会产生并巩固一种文化信仰。所以，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的培育和巩固，必须也必然会由认知和体悟递进到实践行为。从知识类型来讲，国学教育中不仅有理论性和思辨性的知识，同时也蕴含了丰富的应用型和技术性的知识，在吃穿住行、人际交往、修养生性等方面可以为大学生提供指导，能在行为失范、自我迷失的时候对大学生进行矫正，更能在无路可走、面临挫折的人生关口提供一种来自灵魂的支持。
三、国学教育开展的可能形式及相关问题探讨
大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开展国学教育，以国学精华来培植大学生群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信仰。一是构建大学国学教育课程体系，开设国学教育相关课程，我们已经看到席卷全社会的“国学热”已经开始在大学校园蔓延，部分有条件的高校已经开设了国学或传统文化类的院系、专业，出版了多种国学类教材，着力培养民族文化领域专业型的精英人才，希望藉此引领整个大学及全社会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和探索。对于更多的高校来说，受限于师资及办学类型多种因素，以通识课的形式开展国学教育更具普适性，受众面更广，效果也更好。但在此种普及型的国学教育开展过程中同样需要不断加强师资建设，丰富国学教育的课程门类，既要有概要性的国学课程，帮助学生走近民族文化，认识民族文化，理解民族文化；更要从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以及服饰、饮食等各个方面有条件地开设国学类课程，以及专题性讲座扩展广度和深度，形成系统，便于大学生选择符合自己审美兴趣的课程进行研修。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学教育更要走出课堂，以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亲近大学生，要把国学教育及传统文化弘扬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借助社团等学生组织，借助传统民族节日等契机，将民族文化的传统性和时代性有机融合，将国学精要与大学生课外活动结合起来，益智益趣，使民族文化的魅力以一种可观可感可参与的形式呈现出来，潜移默化地培养大学生民族精神和巩固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
还需要澄清的问题是民族文化信仰和民族意识的区别。民族意识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是民族共同生活体长期积淀和内化形成的民族本位观念，强调的是一个族群的生存空间、生存利益和繁衍存续，是构成民族精神的基本要素，指向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而民族文化信仰则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意识的基底，是个体对群体精神生活的积极向往，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和礼敬能够升华为一种明确的民族观念。信仰产生力量，信仰同时具有一种排外特性，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下，培育民族信仰一定要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培育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不仅仅是为了本民族政治利益和生存权益，同样也是为了作为全人类财富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不是站在对立面排斥外来文化，而是在借助民族文化信仰的力量丰富我们的民族特色文化，使其在人类生活共同体视阈中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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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回族消费伦理；经济观念；政策
经济观念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发生而产生，但是经济思想的产生则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对所具有的经验进行总结归纳概括才得以形成完整地经济思想体系。同样，回族消费伦理思想的产生也经历相当漫长的过程，唐宋元时期的萌芽，到民国时期的深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回族传统消费伦理思想内涵、特点
回族传统消费伦理思想是对伊斯兰教文化改造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吸收改造以后所形成的一种思想文化。正是由于这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特殊性，使得回族的消费伦理思想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值得我们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而消费意识下降的今天去探讨和反思。
回族传统消费伦理思想得到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消费原则具有宗教性与民族性；第二，消费观念具有附儒性和本土化；第三，消费习俗具有自觉性和持久性。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特性，与回族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具有相当大的关系。首先，回族穆斯林将伊斯兰教义思想作为自己思想的最高指导，无论从内在还是外在时时刻刻用教义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思想，遵循着教义的原则规定。无论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宗教思想在回族穆斯林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是不会改变的。回族在形成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压迫与摧残，其中也包括在外在压力下被汉化的危险，但是回族先民凭着共同的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奋起反抗，又适应当时社会背景大环境的需求，积极努力地将自身的信仰文化融入到新的文化体系中，吸纳新的文化特色，充实完善其民族原始文化，使其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生存发展。
二、回族传统消费伦理思想的萌芽阶段：唐宋元时期
唐宋时期是伊斯兰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期，尚未形成回族的概念。所以，这一时期就无从谈起消费思想。但是，这一时期，以商人身份来到中国的回族先民，其经济交往活动对后期回族形成消费伦理思想起到重要作用，唐宋时期可以说是回族传统消费伦理思想形成的前期阶段，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为回族消费伦理思想的形成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来华经商的阿拉伯、波斯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商人在中国的定居初期，只是局限在自己相同的小团体之间，他们的意识形态总体来说是纯伊斯兰式的。到了元朝，穆斯林开始了以为群体标志，在特定区域组织内进行聚居，逐渐的与周围的汉文化相融合，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加之当时政府国策的干预，使得在中国聚居的“纯穆斯林”开始与其他民族结合，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本国人民，并且逐渐融入中国文化。试图将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融洽的结合起来，为后期伊斯兰学者构建具有二元文化特色的回族消费伦理思想奠定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础。
三、回族传统消费伦理思想的形成阶段：明朝到清中叶
元末明初，回族正式形成。在回族形成过程中，面对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两大文化体系，回族穆斯林的精神生活和观念很长时期是双重的、矛盾的。到了明代，政治和意识上的双重歧视，汉化现象在初形成的回族团体中越来越严重，也正是由于这种“存亡危机”意识的刺激，一大批的回族学者试图将回族宗教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融洽的结合起来，用儒家文化来翻译注释伊斯兰文化，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对伊斯兰文化日益加深的影响，标志着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由于明末清初的回族学者、伦理思想家们提出了“忠君顺主”的“二元忠诚”思想，解决了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对君王与对真主的信仰问题，同时又提出了“五典”等既不同于伊斯兰道德伦理观念又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相区别的学说，使得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良好的融合。对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进行改造，运用中国传统文化阐释经典经济思想，在两大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与经济理论相关的理论和规范。这样，包含着回族消费伦理思想的经济思想理论就最终形成发展起来了。
四、回族传统消费伦理思想的持续发展：晚清
在清王朝奉行大统一的时代背景下，回族的与风俗习惯不但没有得到尊重反而受到了各方面的危害。生活在两大文化夹缝中的回族人民，以为主要精神依托，衍生出了众多的教派与门宦的分支，为回族经济思想的发展做出贡献。在清政府的胁迫下，回族的经商范围扩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促进回族各项经济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在大的政治环境下生存，就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所以在清时期，回族的经济伦理更加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对回族经济思想的影响更加深刻；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门宦经济思想的形成逐渐发展成为了回族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清朝时期，虽然回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生存环境艰难。但是，回族的经济思想仍旧在继续发展并进一步完善。
五、回族传统消费伦理思想的深化阶段：民国
在清王朝统治之后，中国人民依旧承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而提出的“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主张从未得到实现，甚至在的操控之下，回族民众处在更加不利的处境。虽然回族穆斯林面临着诸多不利的客观政治因素，但他们凭借着自身独具的经商意识和文化道德规范，在艰难曲折中使得回族经济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发展。在民国社会环境改善经济提升的背景下，崇商思想在各大城市日益兴盛。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回族买办资本家。在消费方面，回族人民能够克服一切周围环境的影响，恪守教义中的消费原则与禁忌，发扬教义中的福利分配思想。各个阶层的回族民众身体力行的参加救济活动，使得慈善机构以及民间救助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在这一时期，寺院经济思想的成熟，对于回族经济思想的深化发展更是起到重要作用。在民国时期，回族的经济伦理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各项经济活动都初具规模，并在伊斯兰教义的指导下开始有条不紊的施展开来。
回顾回族传统消费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回族之所以能够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具有共同的、严格的教规以及其强烈的共同民族意识。其次，在中国汉文化的同化下，回族思想中也难免具有了一些汉文化的色彩，回族伊斯兰学者吸收了中国封建宗法中的阶级等级思想，并将这种思想渗透融合到回族的消费观念之中来，刘智主张以衣冠的不同来区分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服有常制，制有常级，非其位，不服其服……冠服者，明尊卑，辨等杀，分中裔，别贵贱”[1]这些都显示出回族伊斯兰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对汉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同化。最后，回族穆斯林也适中坚持遵守着各个方面的教义原则，并不因为胁迫压力与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放弃本教的原则训诫。回族从形成发展至今受到各个方面的打压摧残，但是都没有屈服，而是奋起反抗，也正是通过一次次的反抗使得回族的民族凝聚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充分体现了回族民族精神的持久性。
【注 释】
[1] （清）刘智.天方典礼择要解.“冠服”篇，引自.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古籍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三函，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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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明确了音乐教育的“文化传承”价值和“弘扬民族音乐”的理念，并提出具体的开发地方课程资源的要求。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学校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民族音乐文化的观念一直未能在音乐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教材中得到基础性和系统性的体现，使一代代学生对自己民族的音乐了解甚少，更谈不上“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因此，面临21世纪国际音乐教育的发展潮流，在新课标指导下，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依然任重而道远。基于此，笔者就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策略，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通过培养学生正确的民族审美观，加强民族音乐教育
有资料载，湖南一位教师曾对200名中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学生共有746盒磁带，其中流行音乐占75%，英语学习占20%，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加起来不足5％。学生不了解民族音乐，不喜欢民族音乐，偏爱流行音乐、摇滚音乐的现象非常严重，主要原因在于学生缺乏正确的民族审美观，总嫌自己的民族音乐太土太没有品位。因此，我们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审美观，让学生能真正喜欢我们民族的音乐。民族音乐是扎根于各民族生产劳动和生活之中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劳动人民质朴的审美观。从美学的角度讲，我国民族音乐主要讲究横向方面的旋律美（当然我国民族音乐中也有一些多声部的音乐），着意于旋律塑造意境，强调音乐作品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完整统一，重视音乐作品的教育价值，即音乐给人带来启示，带来欢乐，带来温馨。在审美过程中，讲究韵味、风格和特点。例如我国每一个民族的民歌在音调、节奏上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新疆民歌活泼、欢快，常常带有舞蹈性的节奏；内蒙古民歌高亢、悠扬，节奏宽广；彝族民歌朴实、细腻，清新动人，节奏丰富。我国的戏曲音乐品种繁多，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剧种，他们在行腔、道白、武打、服饰等方面各具特点。我们要引领孩子们多听、多看、多接触这些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使他们能“乐在其中”。
二、通过提高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加强民族音乐教育
在我们教学生学习、欣赏各种民间音乐的过程中，可以选择一些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经典乐曲，使他们通过自己的情感体验，来吸收、接受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神韵，从而提高学生的民族意识。如：民族管弦乐曲《春江花月夜》，我国古典的优秀作品，在国际乐坛上享受很高的声誉。它典雅优美，旋律古朴，节奏比较平稳、舒展，用含蓄的手法表现了春天静谧的夜晚，月亮从东山升起，小舟在江面上荡漾，花影在两岸轻轻地摇曳的大自然迷人景色。乐曲可以使学生联想到春江深处浪涛推拥，连绵起伏的景象。音乐教育家、民族音乐学家柯达伊曾说：“让我们给城市的孩子看看歌唱声中和音响声中的匈牙利！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生活在这儿。让他们感到，祖国这个字眼不是要他们歌唱那些少数空洞的陈词滥调，而是轻松活泼的生活，是治愈的温暖，是他们可以尽情，深深依恋的丰富多彩的原始森林。那么他们才真正算是身在家乡……”。现在，我们也有必要让我们的孩子在民族音乐声中感受祖国的美丽，了解祖国的历史，体验中华民族的精神。
三、通过学生广泛地接触祖国的传统音乐，加强民族音乐教育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出了巨大的音乐文化成果，无论是吹拉弹唱，都极富音乐感染力：一首古琴曲《流水》，形象地描绘出涓涓山泉和小溪，刻画了洋洋流水汇入大海的壮观景象，充分体现了作者博大的胸怀和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一曲《阳关三叠》，完整地再现了唐代诗人王维的赠别诗，把诗人送友人西出阳关时的愁情伤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一首《阿诗玛》，热情地歌颂了彝族人民追求自由、幸福和光明的光荣传统；一首《精忠词》，讴歌了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用富有浓郁民族气息的音乐，生动而感人地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热情地歌颂了纯真的爱情。从音乐课堂到课后休息欣赏，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让学生尽可能地全方位品评欣赏民族音乐，全面了解接触我国的民族音乐。
四、加强学校民族音乐教材的建设，充实民族音乐和家乡音乐
民族音乐教育，主要通过学校的课堂音乐教学和课外活动进行，那么民族音乐教材的选编是关键。要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音乐教材，既要有全国统编的民族音乐教材，也应有各地学校自己选编的乡土音乐教材。所有教材都应当配备相应的音响材料。在选编传统音乐时，一定要选择有代表性的、曲调优美动听和内容积极向上的优秀曲目，从一开始就吸引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民族音乐作品主要以三种形式来体现：（1）在全国有影响的，原汁原味的，具有典型性的民族音乐作品；（2）以民族音乐为素材创作的适合中小学生演唱（奏）的歌（乐）曲；（3）各省市、各地区编写的具有本区特色的与自己生活贴近的乡土教材。我国各地区都有民间流传的儿童歌谣，各大剧种的韵白、吟诵以及锣鼓经、快板、说唱音乐等都可以作为很好的教学材料。这些富有生活情趣的民间歌谣、游戏类小调等音乐材料正是引导儿童进入音乐世界最好的元素。同学们通过民族音乐的学习，不仅可以了解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精品，还熟悉了本土的家乡音乐。这样，更能使学生从音乐中潜移默化的获得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熏陶。
五、注重多种教学方法的运用，营造民族音乐教育的良好氛围
一、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详细地记录了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它是在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最终被塑造为文学经典的。因此，我们理解《诗经》必须回到孕育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诗》是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特殊时代的历史记忆和某一地区风土人情的集体记忆。其中最为当代学者所重视的十五《国风》的地域特征尤为突出，它展现了特定时空架构中人们理解社会的方式，即某种形式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的形成方式和思维模式不同于现代科学创造知识，它是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特定空间内，人们根据日常生活所积累的经验总结的不具备体系结构的知识。一方面，它有别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创造的结构性强、逻辑严密的知识。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更多针对农业生产、生理健康、食品安全和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活动的物质性基础。学术界围绕这一概念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由于它是从人类学研究中拓展、延伸出来的，我们仍需要将其置放于人类学研究视域中进行讨论。在文化的诸多构成元素中，我们不应将人的行为、人的情感或者物质性空间的事物作为重点，而是要将人们认识事物的概念以及构建这一切的原则作为关注的焦点。任何形式的理论在其诞生之后被译介到其他文化体系中，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就“地方性知识”的内涵而言，我国学者指出这一学术概念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一，它与西方社会建筑在理性思考和逻辑推演基础上的知识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其二，它的基本构成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知识，而不是传统文化模式下的传统知识；其三，“地方性知识”往往为特定地域、特定空间的掌握者所享有，是无法与特定对象、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语境脱离关系的存在。人类学家在试图了解某一族群的历史记忆，乃至于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时，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与这一文化所孕育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的持有者之间进行有效对话。由于早期形态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完整的体系、鲜明的形象和突出的主题，他们属于笼罩在历史迷雾中“口耳相传”的精神遗存，通常将其称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他们应该被纳入到“地方性知识”的范畴中进行考量，又由于不同族群、不同民族所处的文化形态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以广泛分布在贵州的苗族为例，他们曾经拥有本民族的文字，却由于逃避战争和民族迁徙的需要，将原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抹去、焚烧。最终，当仅存的掌握苗族文字的族人逝去后，苗族就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了。因此，属于苗族的历史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得到传承和延续的：其一是在苗族群众中传唱的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既涵盖了苗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也涉及到他们从社会经验中所总结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是建立在现代西方实验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为“前经验主义”的历史累加。但我们可以在苗族古歌中寻找历史的痕迹，这是苗族的“地方性知识”的历史渊薮。我们不仅可以在民间文学中发现民族历史迁徙的痕迹，更能直接感受苗民族在历史发展早期的生命体验。如果说《苗族史诗》中记载的“溯河西迁”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支系苗族的历史记录，我们还能在苗族古歌中看到更具代表性、更具广泛意义的历史记忆。以《洪水滔天歌》为例，它分为“洪水滔天”和“兄妹结婚”两部分，围绕着姜央和雷公展开叙述，当二人的争执最终引发滔天洪水之际使得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天上哗哗下，地下无路淌，洪水满地流，水小浪滚浪，日日往上升，夜夜朝天涨。姜央老公公，相两和相芒同坐葫芦里，随水起，水淹过屋顶……淹没千条岭，沉没万条冲、淹没万年杉，沉没万年松，淹没千支奶，沉没万支公，寨边朋友绝，楼门伴侣空，只有姜央公坐在葫芦里……拉着大棕索，向着天上划，心想到天上，捉住老雷公，同他把账算。
古歌的内容是苗族先民的日常生活为蓝本，却又充满着卓越的想象力———人可以坐在葫芦中。如此的描写使得我们对于苗族先民所经历的一切不再陌生、不再遥远，瞬间拉近了读者和苗族先民的心灵距离。但古歌的价值还不仅在于此，它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劳动方式、文化形态以及思维观念都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是苗族先民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劳动生活的某种形式的折射。人们可以通过苗族古歌的描写与现代生活进行对比，进而使今人洞悉出古人和今人的差异。同时，苗族先民在《洪水滔天歌》中展现的生存智慧、以及他们应对艰难生存环境所采取的策略，已经随着苗族的集体记忆不断沉淀，成为凝聚起民族认同感的文化资源。同样的故事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传说都有反映，苗族在历史上极有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事件，从侧面说明了苗族古歌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历史发展的痕迹。上述两则古歌分别记录了特定苗族支系的发展历史、以及苗族先民的关于上古洪水的集体记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苗族先民是将本民族早期的生活经验、历史遗存和情感表达都内化在一首首的古歌中，使得苗族古歌不仅仅是单纯意义层面的情感宣泄，而是具有广泛意义层面的诗性言说。
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碰撞的契机
作为“地方性知识”构成要素之一的民间文学必须要面对“现代化”的考验，它不仅要成为记录、反映和描写某一民族历史发展的精神载体，也应该成为支撑古老民族面对现实的拯救。同样以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为例，它是维系苗族社会繁衍、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原始的经验积累阶段，只能是被现代文明所制造的鸿沟所阻隔，无法参与到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能否参与到当下的文学建设中来，往往需要一定的历史性机遇。我们无意于辨析两种形态的知识究竟哪一种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更有现实意义，或者说对于我们解决诸多的现实问题是否能够提供参考性意义。事实上，西方学者很早就针对非地方性知识的逻辑构成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精细化，能够将研究对象拆分为若干构成元素。但却很容易陷入到以拆分为拆分的思维模式中，最终遗忘了将某些构成元素重新拼装起来。他们的反思开始于20世纪中叶，根本目的在于弥合传统文明形态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差距，试图实现二者之间“无缝隙”的对接。正是受到这一价值诉求的启发，现代人开始重新审视长久以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地方性知识”———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的民间文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剧变对于形成我们今日的多民族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方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
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意识到当我们不是从纯粹的理性思考，而是观察者的角度审视“华夏民族”和周边民族的生存边界时，就会发现我们对于民族的理解往往是模糊的，甚至是将近百年以来所形成的认识视为千年不变的历史事实。因此，当我们试图分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化遗产时，必须要建立适当的取舍标准。不仅要考量我们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否真正拥有漫长的发展历史，符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时，我们也要以审慎、客观的态度去处理文人文学在吸收、借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时所采取的策略。在传统意义层面上，民间文学并不受到重视，这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明清两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的“土司分治”制度，以及当地“溪峒文化”的制约，民间文学中的古歌、歌谣、民族史诗长期被忽视，成为游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的边缘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成果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事实上，身处主流文化圈的文人在某些特殊境遇下会与诞生于人民群众中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生直接的联系。这当中有两个例子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是屈原所开创的“楚辞”，第二是刘禹锡创造的“竹枝词”。
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本国巫风盛行的文化语境中，根据楚地方言中多“兮”的语言表达习惯，将楚国民间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形象、历史遗迹，乃至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由于楚国长期与中原地区隔绝，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传统，代表当地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民间歌谣也沾染了厚重的巫术色彩。他们是楚地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生活积累所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屈原被贬之后获得了亲近民众、了解民生疾苦的机会，也为他更多地了解楚地的民间文学作品创造了碰撞的契机，屈原正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楚国民间文学养分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文学两大源头之一的“离骚”。类似的故事在千年后再次上演，晚唐诗人刘禹锡被贬夔州之际，获得了亲近民众、更多地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间文化的机遇，创造性地将流行于巴蜀地区的竹枝词吸收为文人文学的创作范式。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突出特点是“志土风而详习尚”，重点以表现当地民众的风土人情。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并非鸿沟深隔的两种艺术范式，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的空间。[7]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能够建立起联系，关键在于三点：其一，二者都是人民群众历史文化的凝聚，展现了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类最真实、最美好的情感，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化形态；其二，二者在情感表达和价值诉求层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是特定民族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所塑造的民族审美范式的具体表现；其三，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民群众都能够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和文人文学中感受到相对稳定的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它提供了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可能发生碰撞的契机。
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互动性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特定民族历史文化的凝聚，作为这一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文本，它所承载的绝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和历史的痕迹，更多的则是属于某个民族文化延续和发展的证明。二者的互动关系从19世纪中叶逐渐增多，这也从客观上说明了中国社会在这一阶段发生的深刻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