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8 15:27:0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心理预期 博弈 政策制定者 公众 宏观经济政策
一、引言
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越来越频繁。尤其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更可怕的是造成全球投资者信心崩溃。如何树立“比货币、黄金还贵重的信心”,已成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
实际上最近的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最初实体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显著恶化,只是由于虚拟经济的波动拖累了实体经济,最终导致整体经济衰退,正如伯南克所描述的“小波动,大周期”。以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据IMF统计,美国抵押贷款和相关证券规模不足1.4万亿美元,已将全球经济拉人泥沼,不能自拔。可见,金融经济周期一且形成,治理起来则事倍功半。截止到2008年全球已经获批的救市方案金额已逾4万亿美元,救市规模已远远大于次贷规模,但让人失望的是这些前所未有的全球联手救市措施仍然不能驱散次贷危机的阴影,达到止滑提速和提振信心的作用。
很明显,金融危机期间负向波动被金融市场缺陷和人们的悲观预期放大了,中央政府要治理危机并从中摆脱出来,避免或降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影响,关键要治疗公众的悲观预期和心理恐慌。
二、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的恢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要治理危机,首先要理清金融市场缺陷和心理预期在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传导机制,才能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
1、国外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外学者主要从金融市场缺陷――市场信息不完全导致的预期偏差角度间接描述了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费舍尔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认为,经济繁荣阶段由于微观主体乐观预期导致的“过度负债”与经济萧条阶段基于悲观预期的“债务清算”形成了金融经济周期,危机爆发后企业为清偿债务而廉价销售使净值下降,引起利润水平下降甚至破产,进一步导致产出和就业水平下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心理预期是影响供给和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就业水平、货币需求、投资水平以及经济周期都与之有关。伯南克和哥特勒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缺陷在经济萧条时期被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放大,导致企业净值降低,外部融资困难,从而使得投资下降,产出减少,危机进一步加剧。米尔顿从委托一问题的逆向选择出发,分析了金融危机下微观主体中锻行的行为:负向冲击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可贷资金将减少。银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防范陷入“挤兑危机”和“流动性困境”,采取压缩自身信贷规模、规定更加严格的信贷合同、催还企业贷款和提高信贷实际收益率等措施。其直接后果是企业的可贷款规模减小,成本上升。投资急剧减少,整体经济的活跃程度降低。
2、国内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心理预期角度论述了微观主体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刘骏民,许圣道等认为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传导和深化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虚拟经济是以心理为支撑的价值系统。其独特的定价方式与人们的预期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由于现代金融市场固有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恐惧和从众心理决定了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注定了虚拟经济具有过度波动性和敏感性。刘春航,张新指出在宏观经济波动比较大的环境下,心理预期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心理预期来间接影响投资行为。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不能直接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参与者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对各种宏观政策信号作出及时地反应,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都认为金融危机期间,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完全,心理预期在危机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传导过程中起了推波助谰的作用。
三、治理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大部分研究在选择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危机时都忽视了金融加速器和心理预期的重要作用,而主张选择明确的扩张财政政策。辅以适当扩张的货币政策甚至中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期间当利率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无论货币数量如何增加,再也不会使利率下降,进而不会使投资和产出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从而主张选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治理衰退。货币主义学派代表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认为。应避免货币政策受政治因素左右,不管经济出现什么情况。央行都应保持稳定的增长率,确保经济主体享有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预期,以实现经济稳定。
但是。在次贷危机中我们观察到一个事实:危机期间理性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发生改变。经典理性预期假定认为公众能够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做出合理预期,事先估计扩大货币供给带来的物价上升,从而在物价上涨之前。工人就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从而导致雇主因为成本增加而放弃扩大生产的打算,因此货币政策失效。但是。在这次危机期间,由于失业人数增加和就业压力倍增,工人失去提高工资的动机和谈判筹码,结果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同时利率下降,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从而最终导致企业因为投资成本降低而扩大雇用人数,扩张生产,提高产出水平,即扩张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而且,从逻辑上讲,扩张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恢复最有效,扩张货币政策则对恢复虚拟经济最有效,危机起源于虚拟经济,继而拖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衰退是因,实体经济衰退是果。如果只重点治理实体经济衰退,而虚拟经济仍未恢复的话,实体经济还是会被虚拟经济拉入泥沼。所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树立投资者的乐观心理预期,有利于恢复虚拟经济进而使整体经济复苏。
四、一个简单博弈模型
在上一节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通过一个两阶段的非完美信息博弈模型来论证和描述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在治理危机中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与公众包括企业和家庭的基于市场缺陷的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过程:政府通过发送各种信息或信号――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企业和家庭观测到信号后形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政府根据企业和家庭的预期再重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在详细描述博弈模型前。我们需要了解几个函数:
1、企业产出函数:
式中表示充分就业时的产出水平,u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为
公众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b0表示宏观经济政策与预期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产出的作用。这个产出函数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在金融危机时期意料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能影响产出水平。
2、政府收益函数:
这个收益函数的含义是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使“产出低于目标水平的损失”与“宏观经济政策松动导致的通货膨胀、声誉损失之和”最小。式中C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松动有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在政府收益函数中的权重,C值越小表示政策制定者关心失业或产出增长更甚于通货膨胀,由于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干预,所以在金融危机时期,倾向于选择较小的以获取较低的失业水平或较高的产出水平,即。
3、企业的收益函数:
企业收益函数告诉我们企业总是试图正确预测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在时他们的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具体博弊模型描述如下:
I 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公众(企业和家庭);
Ⅱ 政府类型:凯恩斯主义者,自由主义者;
Ⅲ 博弈顺序:
a 自然赋予政策制定者某种类型c,政策制定者向公众发出选择紧缩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号;
b 公众形成对第一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c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预期,其后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第一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d 公众观测到(但不能观测到政策制定者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然后形成对第二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e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然后选择第二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这个两阶段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解告诉我们: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能够明确判断出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因而他们预测的宏观经济政策松紧程度与政策制定者实际实施的宏观政策能都达成一致,从而不会形成悲观预期,能够做出与政策制定者期望相同的投资决策,有利于较快走出危机泥沼。
但是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只能够观察到政策制定者的现行政策,而无法观测到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即不知道他们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在悲观预期和风险厌恶的双重约束下,公众可能减少投资,因而不利于经济恢复。为了让公众明确自己的类型。政策制定者在实施第一期的救市措施时,可以通过突破以往尺度的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来表明自己的类型,使公众相信政策制定者会继续采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直至经济复苏。从而有利于提振公众信心,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复苏起来。
五、政策建议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因为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需要获得公众的理解、接受并主动配合。
(一)金赫危机期间,货币政策依然有效
对实体经济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使消费者对未来更加明朗,减弱谨慎动机,提高消费倾向;可以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使投资预期收益率大于投资成本而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对虚拟经济而言,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公众信心恢复。有利于资产价格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又可以通过托宾q效应、莫迪利安尼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进一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与消费带来积极影响,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从经济周期中恢复过来。
(二)政策制定者辟递政策信号的明确性套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制定者在治理危机期初选择明确的政策信号有利于化不完全信息为完全信息,从而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度。便于公众理解政策制定者和树立信心。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制定者在表明自己的危机治理态度后,要保证按照态度传递的信号制定政策并严格执行,以向公众巩固其在危机中的积极态度,从而有利于经济恢复。
关键词:定量宽松 货币政策 消极影响 措施建议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实施了惊动世界的经济决策,即宣布购进价值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与价值为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随后于3月23日美国又实施旨在处理金融机构“有毒资产”的“解毒”计划。这些经济决策的实质内涵是进一步释放流动性,由此美国进入了“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时期。对美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影响进行充分的认识,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与实质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指,货币当局向市场注资以增加货币供给量和释放流动性的货币政策手段。“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核心在于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和资本市场的规模,以加大市场的流动性,进而推动实体经济的复苏。纵观实施的情况,推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成为货币当局大肆印制钞票、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借口。从这个意义上讲,“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是货币当局所推行的金融领域中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与贸易领域中的保护主义政策具有相同的实质,并且二者互为补充,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其实质都是片面注重国家的核心利益,而将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全局状况置于不顾。
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的消极影响
在全球经济和金融的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美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外汇储备、物价和出口等宏观经济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外汇储备缩水
中国拥有的美元外汇储备现在已达2万亿,其中,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证券类资产早已超过1.3万亿。自2009年以来,美国发行了大量国债并且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导致美元大幅贬值。相应地,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价值也大幅缩水。
此外,SDR的币种结构较为单一和美元在SDR中的比重较大也是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缩水的原因之一。1969年创立的SDR的现有结构是:美元占44%,欧元占34%,英镑占11%,日元占11%。通过计算这四种货币的加权平均值,即可得到SDR的价值。SDR的创立已有40余年,但其币种构成没有扩大,尤其是美元在SDR的构成比重仍占大头,因此持有美元资产仍然有风险压力。
(二)输入通货膨胀
美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使中国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元的贬值,导致海外的大量“热钱”流入我国,由于海外的“热钱”拥有诸多载体,并且其规模和走向的隐蔽性极强,中国面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增强。再者,采取增加信贷与货币投放量等逆向调节措施原本是为了应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对国内经济的消极影响,但是,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大环境中,中国所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的通货膨胀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出口压力加大
美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直接导致了美元的贬值,这使得中国的出口面临下行的压力。同时,美元的贬值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美元价值。这些都减少了中国外汇资产价值的增长率。出口的下降极大地压缩了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甚至导致了企业的亏损,影响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出口企业是我国面向国际经济市场的重要主体,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出口企业的发展受到了影响,就会对我国的就业问题产生巨大的压力。
三、应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措施建议
(一)改变特别提款权的结构
应该通过广泛沟通,扩大共识,推动SDR的改革进程,增加SDR的币种范围,其中包括将人民币作为SDR的币种组成部分,以减少美元贬值风险对国际储备资产的消极影响。为了实现这一重大改革,需要着力于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加深,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二是积极与广大国家进行合作和沟通,达成改革共识;三是通过对IMF提供资金以扩大我国在IMF份额的权重。
(二)完善外汇储备管理
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外汇储备管理,以有效应对美元大幅贬值的负面效应。具体地说,建议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灵活调整外汇资产的存量规模,使之与我国的发展情况相适应;二是加强和完善外汇资产流量管理,尤其是强化对投机性“热钱”的监测;三是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安全性和流动性进行综合考虑。四是在基本稳定发达国家外汇资产存量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新兴市场的外汇资产比重,并且在新兴市场采取投资国债和优质股票等方式以丰富外汇资产形式和分散风险。
(三)适当调整经济政策
我国应该适当调整经济政策,以熨平宏观经济的波动:一是降低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使货币投放回归常态,避免流动性过剩复现的陷阱;二是对美元贬值所引发的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与通胀预期形成正确的评估,并适时调整经济政策导向。在经济政策适当调整的过程中,我国的货币政策将由紧缩趋向稳定。这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仍在继续,国内经济的增长速度也有所下调,如果在货币政策控制通胀取得了一定效果之后,仍然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将可能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出现较大波动。因此,中国的经济政策的调整必须适当,注意掌握时机。
参考文献:
[1]盛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中国海关,2011年1期;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
一、理性预期理论概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率快速增加和经济发展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停滞膨胀的经济状况下,并没有得到期望的经济效果。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而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学派理论上的逻辑严谨,又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从而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理性预期理论的典型代表理论是货币周期论,以及在该理论上建立的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二、理性预期理论的基本假设
理论预期理论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与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三、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建议
首先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四、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目前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在一些方面减少了行政干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政府部门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而有高质量的增长。
参考文献: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中小企业 影响
2012年,随着央行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宏观政策的出台,在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经营困难超出预期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如果有所放松,就极有可能会出现具有趋势性的连续动作。因此,深入探讨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当前宏观货币政策现状
(1)宏观货币政策调控基本理论
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涵盖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个方面。一旦市场处在通货膨胀的时期,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所取得的效果较为明显。然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往往也会受到市场中其他各类因素的影响。就我国目前货币市场的均衡情况来看,如果要增加或者减少货币的供给以影响利率,就一定要以货币流通速度的不变为基础。在市场出现了通货膨胀之时,央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就会紧缩货币的供给,或是降低货币供给增长率,而民众一般来说却往往会加大支出,同时,在物价上升较快时,公众却不愿意持有货币,而是希望能够尽快地花出去,这样一来,货币流通的速度也会有所加快。此时,不仅没有办法让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而且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其执行中也会碰到资金流动之影响。企业的对外投资往往会受到政府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而货币政策作用于外部时也会影响到政策的成效。央行通过变动货币的供给量,就能影响到利率,从而影响到投资,随后再影响到民众的就业以及国民收入。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会得到全面发挥,特别是在市场利率出现变动之后,投资的规模并不会立即就发生变动。因此,货币政策即使已经开始采用,也不需要耗费比较长的时间,然而,从执行起到产生最后的效果,却往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经济状况往往可能会发生和原来所预计的相反变化。所以,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市场的投资预期,对企业产生导向性的作用。
(2)近期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特点
当前,我国通胀的压力相当大,运用相对较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会相作用到企业的投资之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货币政策所具有的效果还会由于资金在全球各国进行流动而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一个国家在实施紧缩货币政策之时,其利率有所上升,国外的资金就会不断流入,如果汇率浮动,本国货币就会升值,从而使出口受到一定的抑制,其进口就会受到一定的刺激,进而导致本国的总需求比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状况下出现更大的下降。如果实施固定汇率,央行为了让本国际货币不致于升值,肯定会抛出本国货币,依据固定汇率以收购外币,于是货币市场中本国货币的供给会有所增加。因此,货币政策对于本国资本市场以及对外投资等均有相当大的影响。
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集中于存款准备金率和货币市场调控上。2012年2月和2012年5月,央行两次宣布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是对当前经济明显下行的及时反应。下调存准率有助于通过进一步增加流动性来改善企业融资环境、降低融资成本,推动企业扩大投资;有利于未来股市债市等金融市场趋向活跃;有助于下半年流动性保持合理水平。对于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市场预期,央行还会继续优化流动性管理,综合考虑外汇流入、市场资金需求变动、短期特殊因素等情况,运用逆回购、正回购、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率等各种流动性管理工具组合,灵活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外汇占款增长不足、新增存款准备金缴款等各类因素,也将对货币市场所具有的流动性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的货币市场资金面将出现适度宽松的局面。
二、我国当前宏观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的主要影响
(1)当前宏观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投资造成的影响
一是宏观货币政策调控改变了当前的市场运作环境。所有的宏观调控均会控制一部分产业的持续发展,但是,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发展趋势,而且还能形成全新的增长方向。这可以表现在中国目前所处的转方向和调结构上。例如,国家正在注重于提升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运用宏观调控政策以健全完善新兴行业与节能行业中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系统。从而发挥出央行对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作用。央行应当依据企业自身所具有的特点,适当放宽贷款利率的相应浮动范围,从而发挥出利率所具有的杠杆作用.并且更好地调动起金融机构往这一类企业贷款的主动性。要积极鼓励商业银行开发出适合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优质金融产品。商业金融机构应当准备把握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以及风险情况,积极探索运用财政贴息以及奖励等多种形式鼓励商业金融机构强化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实现金融产品的创新。要更加积极地开展股权质押与票据质押等多种形式的贷款,持续改进对各中小企业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积极促使金融机构更加积极地为中小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与此同时,要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民间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上的主动性。中小企业也应当因地制宜,及时地调整自身产品的结构,更好地发挥出当地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从而逐步建立起具备竞争性优势的地区主导性产品,引入、消化与吸收高效、节能、降耗与清洁生产技术,从而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过程,进而提升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宏观货币政策调控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正在驱动着市场与资源快速集中于配置较为高效的企业,从而加大了企业优胜劣汰的进程。大量中小企业在宏观调控政策的驱使之下,不断转变市场竞争的方式,持续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体现出中小企业所具有的机制与决策较为灵活之优势,跨国之间的并购行为十分活跃。目前,我国在境外的投资正在从原来十分单一的大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转变为包括许多中小企业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且从在国外设置流通领域的贸易企业为主向,成立加工贸易类企业或者专业市场。宏观经济调控所具有的资源导向性能够促进企业持续不断地学习国内外先进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以及运行模式,让我国中小企业产品在全球竞争中能够处在更加有利的位置上。
(2)当前宏观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造成的影响
一是明确中小企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要想方设法,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变化着的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形势对于中国经济的深入发展必然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中小企业为我国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稳定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应当致力于积极发展中小企业。应当尽快地制定出帮助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相配套的财政、税收以及金融等方面的利好政策。我国尽管已经制定出台了《中小企业促进法》,但是和日本政府曾经颁布过的《中小企业基本法》与《中小企业技术开发促进临时措施法》等数十多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体系比较起来,我国这一部仅有的法规显然力度好不够。有鉴于此,国家应当快速建立起和《中小企业促进法》相适合的一整套较为健全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法律法规体系。各地方政府也应当制定出适合于本地的,专门用于发展本地中小企业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从而为中小企业的继续发展作出贡献。
二是立足资本市场形成多层次融资途径。依据一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我国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卷调查,在固定资产投资上,有66%的中小企业没有能够从商业金融机构得到贷款,有62%中小企业的自有资金超过投资比重的80%之上;在流动资金贷款上,有44%的中小企业没有能够从商业金融机构得到贷款, 有52%企业的自有资金在流动资金中的比重达到了80%以上,即便是得到了贷款,贷款的期限比较短,贷款的规模小。鉴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逐步调整,商业金融机构的信贷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然而,对于众多中小企业而言,依然处于一种杯水车薪的状况,而资本市场的滞后又进一步提高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所以,政府应当进一步地发展与完善本国的资本市场,形成多个层次的融资新推进。除了依靠于目前的商业银行信贷支持之外,还应当涵盖融资担保、风险投资以及发行中小企业联合债券等措施,并鼓励那些条件成熟的中小企业筹备上市。
三是健全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制,2008年,我国国务院就出台了关于鼓励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其中明确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建设融资信用担保机制。当前,我国担保机构主要有政策性信用担保、互助担保以及商业性担保机构等三种不同的类型。但是,我国担保体系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政策性信用担保的比例太高,担保机构没有相应的风险补偿与风险分散等方面的机制。所以,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制显得十分迫切。政府应当将实施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作为扶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措施来抓。要通过设置担保基金、建设担保机构互助担保基金,从而形成更加多元化的担保方式,保障信用担保机构的资金来源能够更加稳定。要积极强化担保风险控制与管理,使担保机构和商业金融机构能够共同建立健全担保资金补偿体系,从而切实降低商业金融机构贷款的风险。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政府宏观货币政策的调整对于广大中小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就整体而言,随着我国经济重新回到保增长的轨道以后,货币与信贷政策都一定会有相应的放松,而财政政策也将变得更为积极,因此,今后一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大走势也将变得更为温和,这就能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创设出更为宽松的环境,促进其取得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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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苗俊杰. 政策频出助力中小企业[J]. 嘹望,2008(8).
[5]高 超. 浅谈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 理论界,2010(2).
关键词:内外部均衡;经济政策;政策配合理论;三元悖论
1 我国经济的内外部均衡分析
1.1 物价
根据2000年-2005年我国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分析,我国的消费品物价指数逐年上涨,近年来我国也面临高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的2006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2006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形势良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保持相对稳定,但未来我国价格走势的上行风险仍然不容忽视,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
1.2 就业
失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社会面临的严重现实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第四次失业的延续期。根据有关部门数据,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00多万人)为1200万人左右,2002年达到1400万人左右;若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失业者,我国估计2001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2002年也在1900万人左右。城镇真实的失业率大约在7-8左右。因此,能不能使失业者理想就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难题,还将是一个最重大、最尖锐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1.3 经济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1978年-1998年的2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7。从1997年至2001年,中国经济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6。近几年我国经济仍然持续高速增长,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2。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增长出现了偏快现象,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增长偏快。2007年4月,发改委在一季度经济运行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十八点三,增速同比加快一点六个百分点,达到近十年同期最高增长水平。虽然,对我国经济增长是否过热,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我国经济增长偏快,却是不争的事实。
2 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
如何把握财政金融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不同力度,适时调整政策调控导向非常重要。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通过减少财政开支,增加税收,使社会上通货紧缩,迫使物价下降,从而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增加国际贸易顺差。但我国已经面临了巨额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无疑会使贸易顺差继续加大,外部经济持续不均衡。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削减货币供给的增长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信贷比较困难,利率也随之提高,因此,在通货膨胀时,多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目前我国已经多次提高利率,增加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来影响国内信贷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但同时也会使投资和消费减少,引起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
在汇率制度方面,我国现行汇率制度被称为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中有汇率浮动的机制,因此不存在稳定的汇率预期。但研究发现,从人民币—美元汇率的实际运行态势上看,除了汇率并轨的初期,人民币有小幅度的升值以外,人民币—美元汇率在其他时间里是相当稳定的,一直保持在8.27-8.33(元/美元)的水平。目前我国的汇率制度就十分类似于 “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虽然人民币近年来不断增值,但总体来看,人民币汇率还是具有固定汇率的特征。
3 政策配合理论
政策配合理论是由经济学家蒙代尔与1962年提出的。该理论主张,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这是因为货币政策多半会对国际收支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它倾向于扩大国内外的利率差距,从而引起大量的资本流动: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是因为货币政策通常是对国内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大,而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作用小。即采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内部均衡,采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外部均衡,实现固定汇率下的最佳政策搭配。
政策。而我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则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以说我国是放弃了外部均衡来调节经济的内部均衡。这虽然可以保持国内经济相对稳定,但严重的外部经济不平衡,也将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4 三元悖论
开放经济的三元悖论又称“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形,指的是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资本账户、保持固定汇率制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政策目标之间只能同时选择两个,不可能三者兼得。
由这一悖论我们不难推得,要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框架下继续维持固定汇率,其必要条件是进行资本管制。这是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没有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则一国市场利率水平不仅由国内可贷资金的供需决定,也将受到国际资本追逐利差的套利行为影响。当一国经济发生衰退时,利用货币政策通过放松银根降低国内利率以便刺激投资,但开放的经济条件时资本流动不受或受到很少的限制,此时国内资金将大量外流,从而减少国内资本供给,直至国内利率趋近国际市场利率,这一套利机制才会停止作用,这样一来,国内宏观扩张的货币政策就无法实现了。要阻止这一状况发生,只能采取浮动汇率制,在该制度下,本国资本流出会造成国际货币市场上本币供过于求,引起本币贬值,这一贬值会很快阻止进一步的国内资本外流和利率上升,从而维护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在固定汇率制下,这一机制则无从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缺乏资本管制的条件下,当一国固定汇率遭受外部因素冲击而产生贬(升)值压力时,央行为维护汇率水准必须在外汇市场上买入(抛出)本币以平衡市场供求、维护固定平价,这导致国家外汇储备相应减少(增加);而如我们所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外汇储备实际上发挥着与基础货币相同的作用,外汇储备的增减类同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减。于是,国内的本币投放就不取决于宏观经济的需要,而被动地取决于维持固定汇率的需要,货币政策独立性于是丧失了。
近期有媒体报道:为了应对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各地方政府的投资,中动再度提高。根据媒体的统计,全国各地准备的“铁工基”项目投资金额高达20万亿元。这个数据着实令人担忧,因为这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进一步提高,导致平台贷失控。所以我认为,中国对此必须控制,绝不能进一步放大金融风险。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经济出现不可逾越的困难之时,政府出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提振市场信心的做法无可厚非。但这样的事情不可以长期持续。否则中国经济质量将被大幅恶化。什么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恶化?按我的理解,其核心是: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主动性增长力量不断弱化,而政府主导的被动性经济增长依赖越来越强。至于经济的“效率和效益的下降”则是上述结构扭曲的必然产物。
从一而再、再而三地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现实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发生严重错位。其具体表现为:财政政策变成了总量政策,而货币政策却变成了结构性政策,这是很不正常的。
为什么说财政政策变成了总量政策?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每当GDP出现下行压力,我们就让财政政策补上去,以财政投资顶住GDP的回落,这不是总量政策吗?为什么说货币政策变成了结构性政策?因为货币政策一直在强调结构问题。比如,央行、银监会一直都在强调“信贷投向要有保有压”;央行也一直在说“货币政策紧一点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等。
这不是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严重错位吗?这样的错位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扭曲和不良后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屡屡被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冲。紧缩的货币政策严厉地压制了“内需”,民间投资被高企的财务成本、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迫使其减少投资;这使得中国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主动性增长动力不断恶化,并需要财政投资不断加大力度,或者过一段时间就得刺激一下。
这是问题的根本。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经济增长质量的恶化问题——经济增长的被动性越来越强,主动性越来越弱;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国进民退,改革回头;效益和效率不断递减,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持续,非国有的新兴产业发育越发艰难,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等。
整个社会经济就像是个“鸦片”上瘾的患者,刺激一下好一点,失去刺激用不了多久就又犯“瘾”了,这像不像过去20年间的日本经济?政府需要不断地给经济打“强心剂”,需要不断地干预汇率,经济才能维系零附近的增长,否则很快便会衰退。日本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经济困难,其根源就是“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相对于其它发达国家紧缩,日元不断升值,国内出口产业停滞、转移,最后经济空心化,泡沫泛起。“泡沫经济”引发危机之后,经济衰退,而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衰退,不敢将货币宽松程度与其它发达国家拉平,导致日元贬值,而使货币越升值经济越困难;经济越困难,货币越升值,同时,整个过程中,政府不断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而每次都不能获得货币政策的配合,使得财政刺激效果被对冲。
尽管中国的情况与当年的日本有些差异,但基本特征和本质因素却如此相似。如果我们依然不能察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功能运用方向的严重错位:如果我们意识不到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不能获得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反而破坏了财政政策,那中国经济健康程度势必继续恶化,而我们今天一切抑制做空中国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所以,必须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本来面目,让货币政策回归总量政策,财政政策回归结构性政策的正途,正如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先生所说:货币政策必须言行一致。
一、传导模型:一国货币政策与货币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比较
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完整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工具、市场以及其参与者、传导载体、传导链(层)。广义讲,还包括与本国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和他国货币政策的相互传导机制和传导效应。并由此划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两条途径、经济变量传导和金融机构、市场传导两种方式、金融自身调节和金融作用于经济两个阶段。经综合简化,我们得出一国基本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
在该模型中,需要说明的是:(1)货币供应量(M)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预设指标,表现为预期的中央银行货币量、货币供应总量或货币增长率上下限等;(2)金融市场主要指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中央银行借助M,影响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流动性,随之形成市场利率(i)、证券价格、汇率(e)向国内产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他国向本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亦复如此;(3)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要素价格变动,可能部分增强或抵消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因此,政策搭配和相互间传导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4)国际贸易(B)是联系国内、国际产品市场的桥梁。M、i、e、B的变动,最终实现一国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内外供求均衡,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完成。
货币联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产物。若假定联盟内各国经济周期一致、金融市场完全一体化、要素市场具有充分流动性、影响产品市场的外生变量如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统一,则货币政策在联盟内各国间的传导基本上可视为被扩大了的一国货币政策国内传导。其传导机制与后者并无二致。但上述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完全具备。对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因之更为复杂。
与一国货币政策传导不同的是:(1)各成员国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是影响联盟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最重要变量和基本出发点,前已述及;(2)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是统一货币监控指标M、i得以实现的关键;(3)在联盟内各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由于各国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经济增长率、要素流动性等外生变量变动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完全,影响统一货币政策下名义i、e和真实i、e在各国间的变动差异,则可能出现货币流动和货币替代导致货币供求的地区性结构失衡。因此,货币政策传导中应建立一种约束机制以弥补或抵消这一缺陷;(4)与(3)相适应,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首要或最终目标是且只能是保持币值稳定,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则需要由联盟其他机构或各成员国政府完成。就强化货币政策效力和联盟“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而言,若一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联盟货币政策不能有效配合,则该国要么退出货币联盟,要么向统一货币政策妥协。
有鉴于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货币一体化伴随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各成员国货币政策也经历了由国内到国际由局部到整体的传导过程,初步实现了统一货币政策传导的条件,如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形成以欧洲货币单位(ECU)为核心,双重中心汇率运行机制(ERM)为主体,以信贷体系为辅助手段的区域性可调整固定汇率制度,为EMU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89年《德洛尔报告》强调了所有成员国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固定汇率;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提出EMU的建设进程和引入单一货币——欧元(EURO)的设想;经实施,第一阶段(1990.7.1~1993.12.31),欧洲统一大市场启动,欧盟(EU)取代欧共体,旨在促进欧盟各国经济、货币、财政政策协调和趋同的《马约》正式生效,《欧洲中央银行章程》出台,EMS进一步强化;第二阶段(1994.1.1~1998.12.31),欧洲货币局(EMI)建立,从欧盟总体货币形势出发,每年公布货币供应量(M3)的增长上下限,以此监控、协调各成员国货币政策,EMS汇率运行窄幅波动再度缩小;1998年3月,欧盟执委会宣布11个欧盟成员国达到实施单一货币条件,可在1999年1月1日(第三阶段开始,至2002年6月30日欧洲货币一体化完成)启动欧元,在欧元区内实行永久固定汇率制,实现货币、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三个统一”;ECB执掌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决定权,NCBs参与并执行ECB货币政策的决策,决定各自的业务政策,并按ECB的指令管理外汇储备等。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构建初具雏型。
二、从德意志联邦银行看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欧洲中央银行从框架设计上尽管参照了西方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制度和经验,但主要是以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操作模式为蓝本,二者在组织结构、货币政策目标、工具、独立性设计等方面都颇为相似,了解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特点,对分析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无裨益。
概而言之,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监控货币供应量M3,协调运用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改变银行的流动性,并通过金融市场的利率机制,间接地影响银行的信贷政策以及德国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求,最后集中作用于经济中的支出和物价的决定。这一传导机制主要受信用机构的货币扩张机制、德国最低准备金以及再融资制度特征的制约。由于整个银行体系信用货币扩张在短期内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中央银行货币的无弹性需求和滞后效应,联邦银行就此可凭借其在中央银行货币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运用可支配的工具去调整利率和货币市场的需求条件,使之与货币目标相一致。首先,它改变自已的再融资交易和公开市场业务的利率,其次,它选择提供或抽取中央银行存款的最佳渠道,并且决定干预货币市场的时间和在货币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区间。通过对货币市场流动性的管理,联邦银行对信贷和资本市场条件施加间接影响,使在预定的方向长期影响银行贷款愿望,以及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要,从而使货币扩张适应其货币增长目标。与长短期调节相结合,联邦银行还常常利用外汇掉期和外汇回购交易,对货币市场进行“微调”,通过吸收和提供流动性抵制每月最低准备金缴存期间信用机构在中央银行存款所出现的难以预料的波动。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因而得以巩固。
由于ECB与德意志联邦银行一脉相承,故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章可循,特别表现在二者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高度相关、可比上,由此可明晰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流动性管理和利率机制。
1、公开市场操作
公开市场操作均是两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其目的是引导市场利率、管理市场流动性及为货币政策的导向传递信号,从而控制货币供给量。操作主要采用有价证券回购协议方式。其实质是中央银行以金融证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资金。从联邦银行的经验看,它适应了与国外市场联系更为密切的德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需求,从而可对金融变化作出迅速反应和采取力度不同的措施。货币市场的水平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这种交易的流动性和利率结构所决定,且可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对定期存款利率进而对银行从非银行部门获得资金的边际成本施加影响。此外,回购协议方式的公开市场利率报价和寻价还具有心理上的信号效应,中央银行可利用它们去影响市场上的利率预期。
在ECB的操作框架中,公开市场操作主要由NCBs组织实施,但其适用条件(如回购利率)等则由ECB统一制订。这意味着,ECB为整个欧元区的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制订了依据。
除主要利用回购协议进行短期融资操作外,ECB还可利用直接交易、发行债券、外币掉期、吸收定期存款开展公开市场长期融资操作、微调性操作、结构性操作。直接交易指ECB通过向非银行部门出售货币市场票据,利用价格竞争机制,直接影响银行的存款利率。外汇掉期交易在通行的市场利率下进行,除影响流动性外,一般不对汇率产生直接影响。上述操作的有效性已经德意志联邦银行运作实践所证实。
2、存贷款便利
ECB为控制隔夜市场利率,暗示其货币政策基本立场,设立了存贷款便利。在此种便利下,ECB可向市场提供或吸纳流动性,使市场利率不致超过中央银行事先确定的范围,即上限是贷款便利利率(类似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伦巴德利率),下限是存款便利利率(类似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贴现率),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回购利率。在德国,短期存贷款利率和利率结构常随贴现率和伦巴德利率的变动而变动,并与联邦银行流动性政策相互关联。其基本关系用之于对ECB存贷款便利的分析,则可解释为:当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十分紧张,存款便利利率远低于货币市场利率(如回购利率),则主要的银行利率与存款便利利率的自发联系将使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趋势只能通过银行向其客户提供资金而逐渐传导出来。如果银行不使其利率适应于一般的货币市场条件及其边际融资成本,则盈利机会减少,以致银行贷款愿望迟早降低;如果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预期,流动性政策与利率政策的相互作用比通过提高名义利率来控制经济中的信贷需求更能有效抑制货币扩张。反之,对贷款便利利率的分析亦复如是。如此ECB可达到维护市场稳定性的目的。
3、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
为稳定市场利率,控制市场流动性和货币扩张效应,ECB还决定向欧元区内所有信贷机构提出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最低准备金具有双重功能。首先,它给ECB通过改变其比率以持续地调节银行在中央银行存款或贷款便利提供了选择,或在特定的准备金比率下,使银行的货币创造比没有最低准备金要求相比更依赖于ECB及其提供的流动性和利率政策的便利。由于最低准备金同时也用作银行的“流动资金”,可使ECB在不丧失对货币加强控制的条件下在货币市场上稳定流动性和利率变动的趋势;其次,除影响流动性外,最低准备金还影响利率,表现为准备金比率的增加首先减少银行盈利,削弱其对外授信能力,承担由此带来的机会成本,而在负担转嫁过程中,降低存款利率要比提高贷款利率困难得多,从而抑制了货币扩张效应。ECB最低准备金制度的这一内在特征,同时也正是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对ECB即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一基本描述:为实现“保持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ECB选择货币供应量M3作为中介指标,由各成员国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贷款便利、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三大法宝”,使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刺激因素——流动性和利率——从各国货币市场开始,进而通过金融市场扩展,使M3年度目标和主要经济目标变量在长期内也有望达到。ECB还须在一年内经常考虑是否、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通过改变货币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条件使货币扩张对货币目标的偏离得到纠正。故货币、经济、财政等方面的变量(事实上和潜在的通货膨胀率、汇率、利率、经济的实际增长)将受到监控,并采用各种指标评估货币政策运行状况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同时,考虑到现实条件下欧元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且必将对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影响,为此须作进一步分析。
三、不确定性:影响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
按内外因论的思想,影响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源于欧盟及ECB自身的机制缺陷和外部潜在的干扰力。前者作用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后者主要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以及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一)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程度
从历史经验看,中央银行独立性是保证币值稳定的必要条件。在独立性设计上,ECB组织机构、人事任免、股权结构、权力行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都较独立性久负盛名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基于欧盟机制上的缺陷,如欧盟成立之初由各成员国财政部长组成的“稳定委员会”,将是ECB在执行货币政策上的对抗者,ECB与联盟其他机构存在的各种联系,也可能影响ECB的独立性及执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状况参差不齐,像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缺乏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要使其完全脱离政府指导,任务艰巨。由于ECB货币政策统一且不可分割,NCBs独立性高低不同势必导致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指标的地区性失控,进而削弱整个ESCB的可信度,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也将大打折扣。
就透明度而言,由于适合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态势不一定普遍适用于各国,不同指标与物价稳定目标之间的关系也很不确定,增强透明度可使各国经济实体事先了解ECB货币政策调整姿态,从而形成对通货膨胀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预期,强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ECB目前尚缺乏一种有效的管理约束机制保证其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充分性。
与独立性、透明度相一致。ESCB的协调性程度同样影响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由于各成员国金融制度、中央银行业务政策的不一致,对币值稳定的作用和通货膨胀的成因的看法不尽相同,经济发展区域性差异也要求货币政策操作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势必引起ESCB货币政策决策特别是执行上的分歧和抵触,从而导致稳定币值目标处于次要地位或客观上造成反通货膨胀不力的危险。而加强协调,,取决于ECB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组织管理艺术。
(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ECB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
就政策取向看,ECB将执行以币值稳定为目标从而是谨慎的独立货币政策。“增长与稳定条约”则明确规定,欧元区成员国应奉行财政预算平衡或略有盈余的稳健财政政策。但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其内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将显现,如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欧盟执行的严格的货币、财政纪律、政策的矛盾,货币与财政合作不均衡的矛盾,经济发展差异与欧盟财力不足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等使各成员国经济离异增大的情况下,国家的利益与联盟的利益的矛盾可能激化,引发联盟内部的金融危机,甚至扩展至全球。就目前各国财政政策而言,德国、法国、意大利等首批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在压缩预算赤字方面尚且勉为其难,双紧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能否维持,则更难以预料。即便维持,各国也需付出经济增长的相当代价。这也正是欧盟试图只控制银行信用而对各成员国财政信用无力控制的机制缺陷所在。同时,在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仍存在差异,没有财政转移机制,且劳动力等要素流动性较差的欧元区内维持固定汇率制仍存在困难,从而影响ECB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的内外稳定。
从非联盟国家对联盟的货币政策传导看,如果美国提高利率,大量资金流向美国,欧元流动性遇到困难。为对付美国,ECB相应提高利率,结果导致失业率上升,欧盟一些国家就会难以承受,进而调整其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其政策效果,极可能与ECB统一货币政策意图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讲,ECB与美联储的合作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联盟统一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三)各成员国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最终有赖于微观经济基础的运行和反馈。后者本身即包含了持续存在于生产和物价方面的不确定性。货币转换带来环境的变化,使这种不确定性尤显扑朔迷离,进而对整个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施加影响。
如前所述,ECB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经由流动性得以实现,并通过商业银行信用创造功能货币乘数效应间接提供或在公开市场上与非银行部门直接交易提供流动性。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银行系统提供的信贷交易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替代效应。但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并非仅由银行等金融部门决定,现金漏损率和货币结构等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由社会公众决定。因其对货币需求的流动性偏好不同,银行货币创造环节可能因此受阻或中断,而在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环境中,货币替代效应增强,也会使货币政策效力削弱。
摘要:本文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情况及实施条件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我国可以借鉴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单一货币政策目标,减少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的扰动,进而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关键词: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7-0021-03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业的发展,中央银行原有的货币政策目标框架日趋失效。1990年,新西兰政府率先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瑞典、芬兰、澳大利亚、西班牙、瑞士、冰岛、挪威等国家,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或转型国家,如智利、以色列、秘鲁、韩国、波兰、墨西哥、巴西、泰国、捷克等都相继将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度框架,并且取得了成功,这使得通货膨胀目标制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1]本文试图在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情况及实施条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寻求通货膨胀目标制对我国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启示。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际实践
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中央银行直接以通货膨胀为目标并对外公布该目标的货币政策制度。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传统的货币政策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策工具与最终目标之间不再设立中间目标,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主要依靠定期对通货膨胀的预测。[2]政府或中央银行根据预测提前确定本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中长期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在公众的监督下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使通货膨胀的实际值和预测目标相吻合。
从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实践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货币政策承诺维持一个具体的长期通货膨胀水平,长期价格稳定将是压倒一切的首要的政策目标。重要的是,通货膨胀的目标值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预防通货紧缩与预防高通货膨胀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新西兰、智利、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仍使用通常意义上的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水平计量指标,[3]这主要是因为消费价格指数是进行经济预测的核心指数,具有更新快,数据的滞后期较短、可信度高、易为公众所接受和理解、不易被中央银行所控制及有利于提高通货膨胀水平的信誉度等特点。[4]
第二,在长期通货膨胀目标值的约束下,为达到产出稳定等其它目标,中央银行短期内拥有采取灵活政策的权力――这就是“弹性通货膨胀目标”这一术语的真正含义。英国、瑞典和澳大利亚等国采用有弹性的区间通货膨胀目标,他们遵循一条基本原则:政策的灵活性不能以损害中央银行的信誉为代价。[5]
第三,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货币政策决策者保持实质性的开放和透明,例如,应定期公布通胀形势报告,并让公众参加政策讨论。从国际实践来看,波兰、西班牙、瑞典等国家由中央银行公布;巴西、以色列和英国由政府公布,不过中央银行也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南非等国家是由中央银行和政府共同公布。公布的内容主要有: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局限,包括确定通货膨胀目标的理由;公布通货膨胀目标,不仅包括通货膨胀的目标值及其决定它的依据,而且还包括价格指数、目标期限和目标区的类型;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如何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偏离通货膨胀目标的原因。[6]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济学解释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在人们的理性预期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是人们对政策的预期偏差,在长期看是无效的,货币政策不但是无效的,而且扰动正常的经济周期,使得经济偏离常态。但许多国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且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有几下几点:
1.通货膨胀目标制中体现了信息充分的思想。物价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终极目标之一,通货膨胀目标制正是物价水平的综合体现,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是终极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因为它没有中间目标,在它的作用结果中不确定性因素减少。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目标为例,作为中间目标的货币供应量要实现的目标是多元的且不确定的,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也可能向其反方面作用,造成经济周期的紊乱,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结果是明确的。在确定通货膨胀目标之后,货币当局在公众的监督下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使通货膨胀的实际值和预测目标相吻合,而且中央银行或政府会定期公布货币政策的实施结果。在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减少了居民的搜寻经济信息和做出相应判断的成本,从这点来看,它又是有效率的。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更有利于货币政策的贯彻实施,也能够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效果。
2.通货膨胀目标制中体现了货币中性经济思想。按照货币数量主义的观点,货币中性就是使得货币增长都表现为名义价格的提高上,对真实经济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供应使得:真实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换言之,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那种保证货币因素不对经济运行产生任何影响,从而保证市场机制可以不受干扰地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货币政策。由于真实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在通货膨胀率既定的前提下,相当于货币供应增长率与真实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固定关系,在实际经济中利率和汇率水平等一系列因素要不断的调整,调整的目标是通货膨胀不超过设定值,实际上也就是货币增长量与实际经济增长相一致,这是货币中性的一种体现。货币中性是货币政策追求的一种境界,它可以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这一点也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有效性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通货膨胀目标制实施的条件
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这些国家具有许多相同的市场经济特征,如中央银行具有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浮动等。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实施的条件主要有:
1.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由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因此在两者的目标发生冲突时,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屈从于政府,从而无法完成既定的通货膨胀目标。[7]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要求相当高。首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操作上要具有独立性,即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对通货膨胀的预测,独立的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贴现、道义劝告等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市场干预和调节,引导社会公众预期,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公开设定的区间。其次,中央银行应摆脱“财政控制”,即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受财政政策的支配或者制约,否则,大量的、持续的财政赤字将加大通胀压力,这将削弱货币政策在实现通货膨胀目标方面的有效性,并迫使中央银行采用高通胀率的货币政策。当然,基于银行体系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防止政府实施金融压制,对于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来说,还要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银行体系。
2.货币政策的高度透明度。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其货币政策无一例外的具有很高的透明度。透明度是公众判断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是否达到既定目标的信息基础,目的在于使公众了解并相信央行的政策意图。[8]货币政策具有良好的透明度,能够使公众获得更多的货币和金融政策信息,提高市场潜在的效率。同时,透明度也使得中央银行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使其在做出决策并执行时更有责任感,尤其在中央银行被赋予很高的独立性的时候。
3.利率的市场化。利率在调控经济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率变动是货币政策变动的信号。从理论上说,利率具有及时性、可测性和可控性的特点,在调控经济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市场化的利率传导机制下,企业和个人的储蓄和投资决策受利率波动而发生变化,从而改变总需求水平,最终导致物价和通货膨胀的变化。[9]作为资金的价格,利率能够通过资金供求双方不断变化的交易及时反映出来,其变化从根本上说能反映经济的运动状态。从以上各国实践历程中可以看到,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传递的主要工具,真正成为了市场需求和投资、消费决策的主要参考指标,市场化的利率在调控经济活动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浮动汇率制。各国的实践告诉我们,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固定汇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为了确保汇率目标的实现,必然要通过基础货币的扩张或收缩进行外汇干预,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进而对价格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很难通过可信而又透明的方式向公众表达自己优先考虑价格稳定而不是其他货币政策目标的信息。因此,中央银行实现一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必须在浮动汇率制下。
四、通货膨胀目标制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管理的启示
我国把调控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这种目标下,货币不是中性的,正是这种不是中性在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累积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把M1、M2的增长率定位公开目标,并希望它能够成为抵御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增长以及提高就业率的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环境还不完善以及GDP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的前提下,提高货币供应量是一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的选择,因为货币供应量提高会累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造成社会财富再分配,这种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按照货币数量理论,货币供应的增长表现为真实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和,可是在我国,由于货币传导机制的缘故,后两者加起来小于前者,即一部分货币供应迷失了,货币数量公式变化为:真实经济增长率+迷失的货币=货币供应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这个公式反映了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与此同时,并不是因为有利于政府和企业的货币非中性的货币政策就可以长期使用,已有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的货币政策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减弱,而且从现有经济形势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已经到左右为难的阶段――扩张性宏观政策害怕膨胀,紧缩宏观政策害怕通货紧缩。基于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困惑,当前我国能不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呢?笔者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暂时还不符合我国国情。在我国中央银行还不具备独立性、利率的决定还没有市场化、汇率还是属于有管理浮动汇率制、金融抑制现象普遍存在、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还未完成、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扭曲、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灵等情况下,通过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施情况及其应用条件分析可知,我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还很不成熟。如果盲目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会造成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
但是从目前许多国家实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并取得成功的实践来看,这种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做法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而实际上,这四个目标很难同时实现。因此,我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实施侧重点不同的宏观政策目标。如,目前我国失业人口和隐性失业人口的比例较高,就业压力很大,已经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可以把降低失业率作为首选目标,其余目标可做为兼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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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政策;经济刺激;退出;路径
[中图分类号]F81;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9-0027-03
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抓住时机果断决策,推出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政策。实践证明,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经济刺激政策是中国政府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取得的效果明显。但是也面临流通货币、通胀压力加大的风险,所以经济刺激不要过度,要适当控制刺激的力度,为未来的经济政策预留多一点空间。当前,全球经济企稳回升,但经济复苏的进程并不是那么顺利,再加上欧洲债务危机引发欧洲市场发生变化,世界经济的复苏还是存在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在宏观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前提下,经济刺激政策如何适时、择机、渐进退出。这是因为,综合各种因素,我国经济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支持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逐步恢复,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经济由危机状态真正恢复正常,关键在于市场机制的自我修复。市场机制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而政策推动只是外力,外力的作用只能是暂时的,经济的平稳发展最终还是要靠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因此,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是否恢复是我国经济刺激政策能否全面退出的关键。在退出政策的选择上,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不仅仅是一个决策的问题,还需要艺术化地操作,这里面有很多技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哪个该先退出?财政政策应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货币政策需要怎样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该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财政政策需要怎样协调和配合。
一、如何看待非常规经济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如何支撑新古典经济学的天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政府在此次金融危机大拯救中的作为得到了世人普遍的赞誉。毫无疑问,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之所以较世界各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超出预期30%的银行信贷增长,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按照政府的政策逻辑,面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得经济刺激政策可能矫枉过正。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时间太长,便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过去几十年间这也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以往的经验还表明,即便通胀相对稳定,产出实现增长,也不能防范资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目前我国的资产泡沫问题已经有所抬头,价格指数也在节节走高,这对于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我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中,主要是拉动总需求的短期性货币财政政策,在实行了一年多的刺激政策,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但这些措施的实施,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累积了相当的负面效应。
1.通胀预期对经济复苏步伐的挑战。当前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是货币供给的巨量扩张。货币扩张在成功制止了经济下滑和防止了信贷紧缩的同时,也埋下了未来通货膨胀的隐忧。一方面,流动性膨胀造成了大宗交易商品等基础原材料产品脱离实际需求的上涨,许多大宗交易商品由于存在期货市场而具有金融属性,价格变动在很长时间内可能发生偏离真实基本面供求状况的现象;另一方面,流动性加剧了资产泡沫,使得金融部门从实体领域中不断吸走资金,导致实体部门生产更加下降;资产泡沫造成的生产环节相对效益下降,反过来更进一步压制了生产,从而更进一步削弱了经济扩张的基础。上游原材料的涨价和资产泡沫,分别从成本和需求两方面强化了人们对一般价格水平上涨的预期,导致了人们重视资产甚于生产的行为偏好。
2.赤字上升对政府的可持续债务管理提出了挑战。为应付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无不加大了财政刺激的力度,财政赤字迅速蹿升。因为此次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因此各国财政扩张力度规模也普遍达到了空前地步,因而也普遍地造成了赤字规模的激增。对当前的赤字状况,各国普遍是作为例外原则处理的。各国政府都心知肚明,当前的赤字规模无论是从激励需求,还是未来的融资偿还方式上,都不能平常化。显然,当前的赤字状况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延长,拉长了巨额赤字的时间,通胀、利率上升和政府融资成本上升的压力不可避免。一旦这种压力上升到一定地步,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会大大提高,私人的投资和消费会更加让位于政府的投资和消费,经济的活力会被进一步削弱,更为重要的是,政策的效应会逐渐衰减。此外,为解决投资资金来源不足的约束,近两年大量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运而生,部分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其潜在风险值得关注。
3.投资增长与产能过剩的挑战。随着投资的高速增长,国内产能过剩风险有所加大。不仅以钢铁、水泥、煤化工、多晶硅等为代表的中上游工业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以部分机械制造行业为代表的中、下游工业制造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同时,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行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效率不高,企业经营效益较低。
二、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时序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时机的选择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世界经济的复苏情况、国内私人投资的启动情况、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情况和世界各国经济政策退出情况。从世界经济复苏趋势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在具体实施上可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是采取措施使政策从过度刺激向正常刺激转化。在这个阶段,财政政策暂且可以按兵不动,但应考虑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适度的减税等。对于货币政策,这个阶段可以将“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作为核心内容。对于这个核心内容需要切实贯彻有关的具体要求情况。如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和控制资产泡沫需要清晰的政策目标,这有助于市场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否则可能导致预期的紊乱以及对市场的冲击。考虑到操作层面,当前货币政策应当设定一个清晰的信贷增长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目前看来,要观察宏观政策的退出,关键的指标还在于信贷增长。综合各方考虑,可以将信贷增长仍然维持在20%左右,稍微高过此前正常年份的15%~18%。我国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避免一个问题,即由于政策目标不清晰,导致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可能的信贷紧缩而大规模提前发放贷款,引起信贷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此外,提及控制资产泡沫,要求货币政策从操作上不仅要紧盯住CPI指标,还应考虑资产价格的变化情况。尤其是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可从此次危机中的美国、英国、冰岛、阿联酋等国得到一些启示。即货币政策不仅仅应该关注通货膨胀,还需要对股市和房市的资产泡沫作出足够反应。尤其在抵押贷款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加速机制”效应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货币决策应更为重视房价变量。因为资产价格对经济运行和公众预期变化更为敏感,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可以作为一种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早期和直观预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是否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有不同看法,似乎倾向于暂时不予考虑的态度。这种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维,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时中央银行对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进行救援。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就印证了“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目前我国中央银行需要重新定位货币政策的角色,应将资产价格纳入政策范围之内,使货币政策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从操作的可行性上看,可以编制广义的包含资产价格在内的价格指数。考虑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相对稳定,且与经济周期变化较为吻合,可首先探索将房地产价格变动纳入整体物价指数中,央行加以监测并定期反映到货币政策操作中。
第二阶段则要考虑经济刺激政策的最终退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经济运行有望逐渐回归正常化,与之相伴随的是宏观政策的中性化,以保证有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跟进。在这个阶段,可以将“调结构”作为核心内容,逐渐从政策支持上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要求。货币政策方面可以将信贷增量回归历史正常水平,并同时启动存款准备金和利率等工具,实现政策风向的真正转变。而对于财政刺激政策的调整,重点是控制投资的结构和增长的节奏。为了防止政策彻底退出过程中经济二次下探,经济政策的退出必须强调与结构调整相配合的方针。如引导银行将资金投入中小企业,支出和发展低碳经济和新兴产业,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和服务业发展等。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导向定位为以增量补存量,通过逐渐培育新的增长点来取代原有发展模式。
三、财政政策:中央政府投资逐渐退出,民间资本能否顺利接棒
2009年的经济快速复苏主要受益于政府政策的拉动,而政策拉动不可持续。从目前的情形看,财政投资,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其投资增速在下降,在信贷规模控制和地方融资平台规范的背景下,这种趋势预计还将持续。而民间投资能否顺利接过国有投资手中的“棒”仍然需要进一步确认。
从2010年前6个月的投资构成看,民间投资有所恢复,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完成的投资额正逐步增加,而非国有企业投资增速虽有下滑,但幅度较小,并且其增速自危机后首次超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但是,非国有企业等民间投资的持续增长依赖于投资机会和投资收益。从投资机会来看,我国仍需进一步放开行业准入限制。而从投资收益看,当前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收益远未回到危机前的盈利水平,截止2009年底,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都恢复了利润的正增长,但离危机前的高达20%-55%的增长率尚有很大的距离。显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仍需鼓励。
四、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适度性、针对性与灵活性
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过程中,尽管中央银行仍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不变,但着重强调政策的针对性与灵活性以及相应的政策安排,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了政策退出的路径,大致可以划分为:从反危机的超常规扩张政策,转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次的阶段才是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中性;只有出现显著的通胀压力时,才可能从中性转向紧缩。这个转换的时机、力度以及对市场预期的引导都十分重要,如果力度把握不当,很可能导致市场的大幅波动。
中央银行实施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一方面能够借助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影响货币供应量或市场利率,通过投资、储蓄、消费等渠道传导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发出了政策导向信号,引导公众预期,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实体经济走向。
1.保持货币政策的适度性。从理论上讲,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对经济严重快速下滑而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适度性是针对政策实施后的市场主体的反应程度而需要采取的货币供应扩张或收缩的量度。当资金流动性充裕时,适时收缩;当资金流动性不足时,适时扩张,以保证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它反映的是货币政策主体对于政策调控的客观性和合理性。2009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更侧重于宽松,货币存量相当高;2010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将更侧重于适度性,央行安排7.5万亿元贷款增加计划较2009年收缩2.2万亿元以及1月18日央行决定实施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都是明显的信号。
2.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我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针对性指向非常明确。一是通过对经济领域和各项项目的有促有控,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二是根据CPI,管理通胀预期。具体而言,2010年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就是要加大对低碳经济、新能源、新科技、“三农”、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环保、中小企业、居民消费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保持投资适度增长,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加大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好对“两高一剩”行业的贷款,着重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3.要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组合。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应侧重于体现货币政策的操作上。一是体现在实施货币政策在力度、节奏和重点的把握上;二是体现在使用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灵活上。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物价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结构满足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根据经济变化和银行体系流动性状况,灵活安排公开市场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加强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的协调配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有效发挥再贷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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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今的经济政策和货币制度,分析历年货币供应量M1,M2与居民消费指数CPI之间关系的八个阶段,预测出今后CPI的走势,以及今后国家经济政策和货币制度的调整方向。
一、M1,M2增速与CPI的走势分析
如图1所示,针对1993年~1994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政策面开始了从1993年至1997年长达四年的“软着陆”宏观调控,从治理金融秩序入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规范金融行为、完善金融法律制度、强化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能力、加强政策协调措施、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等多项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逐步缩小了信贷规模的控制范围。从1994年第三季度开始,正式向社会公布季度货币供应量指标,1995年初宣布将货币供应量列为货币政策的控制目标之一,1996年开始公布货币供应量的年度调控目标。也就是说政府开始对M1和M2值进行严格的控制。从此,M1和M2登上了我国经济的历史舞台。
下面对图1进行八个阶段的M1,M2增速及CPI走势分析:
(一)阶段1:1996年~1998年。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这两年间M2线要远高于M1线,此时CPI下降。
问题:此阶段我国CPI偏高,当时中国经济出现“泡沫”势头,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时膨胀。二是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三是货币供应量膨胀。四是金融秩序混乱。从图1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那时我国的CPI飞涨,物价已经超出控制。
措施:我国开始对M1,M2进行控制,实行宏观调控。
结果:在宏观调控的影响下,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金融宏观调控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至1997底,国民经济初步实现CPI的“软着陆”。
(二)阶段2:1998~2000年。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这两年间M1线持续下滑,M2线依然比M1线要高,CPI也持续下滑。直到1999年底M1追上M2,CPI有反弹趋向。
问题:针对97年下半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那时周边国家贸易萎缩,货币贬值,资本抽逃。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对我国外贸出口,资本流入等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国内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低谷,多年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相对过剩,出现了买方市场,国有企业改革缓慢,效益下滑,投资没有好项目,消费没有新热点,内需严重不足。金融运行和货币政策操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从图2中可以看出M1,M2增长速度都出现下滑,而M1更为严重,这就代表这消费市场热度不够,CPI降得很低。
措施: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了多项措施:第一,调整货币政策中介目标。1998年1月1日,人民银行取消了实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制额的控制。由此,信用总量不再成为中介目标,金融宏观调控对象完全转为控制货币供应量。第二,人民银行独立性加强,为克服体制运行过程中的障碍,保障中央银行能按照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自主地操作,从而保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取消了人民银行一级、二级分行办理中央银行贷款的权力,取消了中央财政从中央银行的透支和借款,切断了向财政供应基础的货币渠道,从而理顺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取消了中央银行向非金融部门的开发性贷款,割断了固定资产政策性贷款与基础货币的联系,从而理顺了货币政策与投资的关系,为彻底打破地区封锁,消除行政干预,199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撤销了省级分行,跨省区设置9家区域性分行。这是人民银行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为人民银行依法独立行使货币政策职能提供了体制保证。
结果:从货币中介目标看,实际指标与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有一定差距,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中介目标有许多局限。央行对利率的调控,其对象只是名义利率,实际利率的变化还取决与物价的变动,而且名义利率水平的下降空间是可逐渐缩小的。从宏观来看,多项货币政策的实施,没能阻止各项经济指标偏离政策预期目标不断走低的趋势。伴随着金融指标的下降,实质经济已持续一段时间出现增长乏力,规模紧缩的态势。从图1中可以看出,没能快速抑制住CPI的下滑,但是随后M2的加速上涨还是拉动了内需,在2000年CPI曲线实现了由负值转正。
(三)阶段3:2000年~2001年上半年。从图1中可以看出,这段时间M1线高于M2,CPI也有上涨。
(四)阶段4:2001年~2002年上半年。从图1中可以看出,该阶段M2线高于M1,CPI有略微下降。
分析: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外来竞争品对国内商品的冲击导致了CPI的下降。
(五)阶段5:2002年下半年~2005年。从图1中可以看出,此阶段M1和M2线相对稳定,CPI也相对稳定。
(六)阶段6:2005年~2007年。从图1中可以看出,此阶段M2线高于M1线,CPI略微下降。
(七)阶段7:2007年~2008年上半年。M1线高于M2线,CPI有所上升。
(八)阶段8:2008年~2010年。M2线高于M1线,CPI下降。
结论:从以上的八阶段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M2线高于M1时,CPI下跌,当M1线高于M2时,CPI上涨,若M1与M2线相当,则物价保持稳定小幅震荡。
下面分析下原因:
(1)若M1增速相对于M2过快,就是说活期存款相对较多而定期存款相对较少,也就是说人们手头的资金很充裕,消费能力很强,供不应求,就会导致物价上涨,产生CPI的上涨。
(2)若M2增速相对于M1过快,就是说活期存款相对较少而定期存款相对较多,也就是说人们手头的资金不是很充足,资金都存入银行了,需求少于供应,就会导致物价下跌,致使CPI下跌。
二、个人观点与政策倾向
我国最近的经济政策:自从2009年9月M1增速的最近一次超越M2,M1和M2增速都在下滑,而M2下滑速度更快这就导致了CPI现在又略微上升的趋势:
2009年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得到了较好的执行,2009年第二季度政策效果开始显现,积极财政政策对抵制经济下滑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从宏观经济态势和需求来看,要坚持积极财政政策,以稳定和巩固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201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既要坚持又要在2009年的基础上提升和深化,要结合国家发展任务进行必要的调整。主要应着眼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着眼于选择近期发展和远期发展相结合的公共投资项目,以支持我国长期发展。第二,着眼于支持国家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实施,这既是国内发展需要,也是国际公约的要求。第三,着眼于保民生,特别是承担国家在社会保障上的需要。第四,着眼于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以有利于扩大内需,提高消费需求。第五,着眼于支持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主要通过支持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实现,等等。专家指出,积极财政政策要围绕政府职能的需要,并重视促进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关键点,为此,必须要支持国家的改革部署,并贯彻财政体制的改革。
一、世界经济进一步深化调整,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明显分化
1、发达经济体复苏步调不一,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分化
美国经济复苏态势好于预期,但工业生产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产能利用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私人消费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有限,失业率居高不下。2010年11月,美联储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综合考虑就业、通胀和经济增长三大政策目标,2011年美联储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结束后,短期内货币政策转向的可能性不大。
欧元区经济受债务危机拖累,复苏力度弱于美国和日本。为了应对希腊、爱尔兰等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欧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出台了附带条件的金融救助计划。在欧央行难以收紧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债务风险较大的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等国家被迫紧缩财政赤字。
日本经济回升较快,但继续面临通货紧缩压力。日本长期受通货紧缩困扰,公共债务水平很高,内需对经济支撑作用有限,受外部市场影响很大。日本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时点上不太可能早于美国和欧元区。
2、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减速,通胀压力普遍较大
2010年上半年,新兴市场国家印度和巴西保持了强劲增长,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下半年工业生产明显减速,增速放缓。2010年印度已经连续6次加息,今年1月份再次加息。巴西2010年4月以来3次加息,将政策利率由8.75%上调到10.75%;但是,巴西通货膨胀12月又创出年内新高,今年1月份也再次加息。
二、全球流动性泛滥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美国和日本央行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元区维持低利率政策,全球货币供应量持续超出实体经济的需求,导致流动性泛滥,美元指数再创历史新低,推升国际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上升,使得股市虚假复苏和波动,风险更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
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全球股市出现分化。受美元贬值、市场信心转好及新一轮刺激经济政策出台等因素影响,2010年美国股票市场呈震荡上扬趋势,道琼斯工业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均上涨10%以上,欧洲德国和英国股指与美国类似;但是,受债务风险困扰,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等国股指多表现下行趋势。同期,秘鲁、阿根廷、泰国和印尼股票市场指数上涨超过40%,俄罗斯和韩国也超过20%,印度超过15%。其他主要经济体日本、法国股指略有收缩,巴西略有扩张。
世界经济不平衡复苏,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明显分化。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缺乏信心,短期内仍然需要宽松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撑,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刺激作用有限,新增货币供应主要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尽管增速放缓,但由于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很多国家需要紧缩货币政策。同时,全球流动性向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集聚,增加了这些国家管理通胀的难度,不仅加大本币升值压力,而且增加了资产泡沫。
三、世界经济再平衡难度增大,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缓解世界经济失衡需要主要经济体的消费、储蓄和投资结构进行实质性调整,核心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超前消费和透支消费行为的调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看作是对世界经济不平衡的一次强制调整。但是,随经济复苏世界经济再平衡难度加大。
1、美国经济结构尚未进行有效调整,私人储蓄率进一步上升空间不大
美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核心,一方面,从消费支出在经济中的比重看,经济刺激计划和减税政策的实施,使得美国私人消费收缩小于国内生产总值,应对危机的政策在短期内进一步提高了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2009年上升到70.8%,2010年前三季度这一比重依然高达70.6%。另一方面,从美国个人储蓄率看,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过度消费,资金账户下个人储蓄率(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接近于零,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个人消费处于历史低位。2007年开始,随着次贷危机扩散,家庭财富大幅缩水,个人储蓄率明显回升,但是2009年下半年随着经济的复苏,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个人储蓄率维持在6%左右,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不大。
2、世界经济不平衡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受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影响
以往的世界经济不平衡,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世界经济不平衡,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这种新的现象归根结底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不断扩张和逐利的结果,是全球产业转移和重新分工中,国际资本和发展中国家廉价要素的结合。在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的情况下,资本、要素和市场的这种不对称分布,很难改变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同时,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主要发展中国家较快的经济增长和明显的成本优势,进一步强化了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联合国贸发大会2011年1月份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估计,金融危机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50%流向了发展中和转型经济国家,2010年这一比重更是上升到53%。
3、世界经济再平衡需要各国发展方式和治理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
消费拉动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通常来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最有效率。由次级房贷引发的经济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次信用和债务危机。美国的过度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用不受约束的过度扩张,其结果必然导致消费透支和信用危机。因此,就发达国家而言,消费拉动的发展模式不太可能进行根本性调整,但是信用消费的治理和监管需要加强,信用的扩张必须以可支配收入为基础。对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来启动消费并逐步摆脱过分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模式,涉及到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需要大量的投入,也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
4、汇率政策调整并非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核心
世界经济不平衡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和投资的不平衡,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不平衡。就发达国家之间不平衡的发展演变情况看,日本和德国在历次不平衡中均处于顺差一方,日元和欧元的升值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反而有可能带来经济停滞的长期风险。就中美两国的不平衡看,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资和外资企业是导致中国大量顺差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
主要原因。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但也并没有显著改善各国国际收支的状况。但汇率的急剧调整却可能影响国内其他政策的调整,增大经济的长期不确定风险。
5、改变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决定了美国永远处于国际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方,而且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逆差方,其竞争优势使得逆差主要来源于货物贸易赤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金融市场国际化,需要不断增加大量国际货币支撑。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储备和结算货币,在为全球化大量融资的同时,客观上需要保持相应的国际收支逆差,这也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实际财富的净输入国家。过去十年,随发展中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崛起,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比重有所下降。这样,美国在为不断扩大的全球化融资的同时,其国际收支状况必然恶化。因此,如不改变现有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国家货币体系,世界经济不平衡状况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但是,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短期内难有大的突破。
四、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面临两难选择
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发达经济体私人需求乏力,美国继续受失业困扰,欧元区面临财政紧缩压力,日本则继续面临通缩压力,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加严峻。
世界经济调整缓慢曲折,外贸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有大的作为。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收缩34.2%,外贸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3.9个百分点。2010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下降,外贸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价格贸易条件指数进一步恶化。近几年,我国成为WTO成员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对象,美国和欧盟等经济体也频繁利用贸易问题干扰我国的汇率政策。“十二五”期间,我国外贸环境仍会持续面临挑战。
我国继续面临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和干扰。我国外汇储备增长正常情况下主要来自于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和外汇储备资产增值三个方面。2010年三季度,我国新增外汇储备1940亿美元,创1997年以来的季度新高;其中,贸易顺差65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为229亿美元,非金融类企业对外投资185亿美元,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导致外汇储备资产增加约867亿美元。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三季度我国新增外汇储备中仍有高达376亿美元的流入无法解释,可能主要是由于热钱流入所致。四季度,我国新增外汇储备1990亿美元,再创季度新高。
当地时间7月21日,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在第23届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在投票站出口民调中,72%的被调查者对日本放送协会(NHK)表示,他们认同首相的经济政策。因此,这一结果也可以被解读为日本选民对“安倍经济学”给予了肯定。
何谓“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指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开始加速贬值。目前,“安倍经济学”的头两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在市场上显示出效果。而随着安倍在选举中获胜,结构性改革这第三支箭也将射出。
在某种程度上,安倍出台的这些扩张性经济政策提振了股市,逆转了日元连续6年的升势。特别是其所倡导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了依赖出口的日本制造商一臂之力,但也引发了韩国、中国等国的不满。据韩国贸易协会数据显示,如果日元对韩元贬值10%,韩国对日出口额会减少4.1%。同时,日本货币泛滥必会导致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而致使中国企业的原材料成本提高。而日元贬值又会变相压制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从而对中国的出口制造造成挤压。
统计发现,从安倍履新的2012年12月26日到2013年2月15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日元对美元贬值幅度就超过8.4%。结合国际环境,一些国家由此担忧日本此举可能引发全球货币竞相贬值并助推新一轮贸易战。安倍经济学(Abenomics)要的是创造通膨预期,当消费者预期日本物价要上涨,所以对于一些本来就要购买的商品,就会尽快地去购买,因而带动消费及投资,进而扭转日本长年消费与投资极度低迷的状况。
首先,安倍经济学有三个主轴,安倍晋三首先强势要求日本央行配合发钞。其次,安倍在2013年1月11日通过了1170亿美元,总数2267.6亿美元的政府投资。在日本政府负债余额已超过GDP200%,高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情况,这样大规模的政府举债支出,当然也是高风险。最后,是日元贬值政策,自2008年9月金融海啸爆发至2012年12月,日元相对美元升值23.62%,对照韩国在同样一段期间内,仅小幅升值0.22%。
第三支箭难寻靶心
有分析认为,这项迄今为止以增加政府支出和由日本央行大举放松货币为特点的政策能否让日经指数持续走高,还要看最终的结构性改革。这也是“安倍经济学”中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对此,外交学院副院长江瑞平认为,短期内,这“第三支箭”能够对日本的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达到刺激效果,但若想赢得日经指数的长期增长,则还需要一系列周密的经济政策予以扶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安全与合作研究部的宋均营博士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第三支箭”的目的显然是想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经济,但能不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则是日本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自2012年12月安倍当选日本首相以来,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和演讲,概述了范围广泛的法律修订计划,以作为央行刺激计划的补充。法律修订计划中包含的多层目标都会被写入“国家增长战略”中。
但直到今天,这项所谓的“国家增长战略”中的许多举措仍缺少细节。安倍政府承诺将在9月份拿出一套更具体的提议,这也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好奇。江瑞平预计,对人力资源的改革确实会在“国家增长战略”中占有很大地位,这符合当前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日本要重振经济的目的。
宽松货币政策的利与弊
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其中以2%的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已引发韩国、中国等的不满。韩日企业在海外市场形成直接竞争局面,而虽然部分中国企业已开始与日本企业竞争,但出口产品重叠的领域仍不多。据韩国贸易协会数据显示,去年韩国和日本50大出口产品当中26个重叠。该协会进一步预测:如果日元对韩元贬值10%,韩国出口额会减少4.1%。受最大影响的无疑是汽车行业,据韩国汽车产业研究所近期的报告,在日元对韩元贬值10%的条件下,韩国汽车出口额将会缩减12%。然而,无论是G7还是G20都默许了日元的暴跌,因为他们大多不会受到日元贬值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再加上,除了加拿大,G7都在进行不同程度上的量化宽松。
纵观整个“安倍经济学”,江瑞平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其最大的优势,它适应了西方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安倍希望通过新的公共开支计划,通过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的设想,也确实在日本国内外市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弊端。比如,此前日本股市所出现的剧烈波动,以及对国债发行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而后者则会致使日本国民储蓄无法转换为有效的社会投资。
宋均营也指出,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是“安倍经济学”的一大亮点。但是,当今的日本社会十分复杂,整个社会中有许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失业率高等。这些因素的存在会让“安倍经济学”负重前行。此外,这一经济政策的推行也会对深化区域经济合作起到负面效应。长此以往,甚至会让日本在亚洲市场处于孤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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