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0 11:32: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双减政策的特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Key words： carbon tax；cap-and-trade；a hybrid policy of cap-and-trade and carbon tax；game model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4-0001-04
0 引言
随着国际环保法规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等制约日益严格以及消费者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中国积极推行基于市场机制的碳减排政策，并承诺在2020年之前将中国的碳排放量降低40%～45%。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碳减排机制，如碳交易机制[1]、碳税机制[2]、以及碳交易与碳税两者相结合的复合机制[3]等，这些机制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为了实现2020年的碳减排目标，中国正通过在天津、北京和上海等多个省市建立碳交易所来推进省级碳交易试点。同时，国家财政部门曾多次表示要研究征收碳税的相关事宜。在环境保护和巨大的碳减排压力下，我国的减排政策究竟是选择碳交易还是碳税，抑或是碳交易与碳税两者相结合的复合政策，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
文献[4]和文献[5]认为在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以及零交易费用的条件下，碳交易和碳税机制具有等效性，两者可以相互替代，只要将价格或者排放上限确定在边际减排成本与边际减排收相等处即可。但现实市场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很难满足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和零交易成本的假设，两种减排机制的政策效果并不相同。近年来关于碳交易和碳税的选择问题，学术界各执己见。部分文献支持应采取碳交易政策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6-9]。他们认为：①碳税虽然可以保持碳价格稳定，但是它不能确保既定的减排目标的实现，而碳交易机制通过确定碳排放总量提高了环境效益，碳交易优于碳排放税；②碳交易机制为减排提供了时间上的灵活性可以降低企业碳减排成本，受到了企业的青睐和决策者的支持；③从长远来看，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相对稳定；④在碳交易机制中，碳排放权按照拍卖方式进行分配，一方面，拍卖方式可减轻广大消费者面临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拍卖带来的经济收入可被用于降低其他扭曲性税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部分文献认为碳税机制有优势[10-13]，他们认为：①碳税比碳交易更简洁更容易管理，即使在征收碳税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阻力，随着对全球变暖问题认识逐步深化，阻力也将会日趋降低；②碳税可以提供相对稳定的价格信号，反映减排现状，促使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排放；③在既定碳减排目标下，碳税所需管理成本与经济成本最低，碳税优于碳交易；④碳税的税收收入如果用于补贴企业提高减排技术和其他扭曲性税收，不但会有效减少碳排放，而且有利于国家财政的增收。还有部分文献认为根据减排目标需要和两种减排机制的适用性，在不同时间和地区使用不同的减排策略或者采取碳交易与碳税相结合的复合政策可以更有有效地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刘小川，汪曾涛[3]认为在近期内应以采用碳交易为主再逐步向以碳税为主体的减排机制过渡；袁永娜，周晟吕等[17]认为将碳交易和碳税结合的复合政策可以克服碳交易过于灵活和碳税过于死板的特点；石敏俊，袁永娜等[15]将碳交易和碳税结合起来考虑，通过政策模拟手段，比较分析碳交易、碳税以及两者相结合的复合政策在减排效率、减排成本和经济影响等方面的的优劣，认为复合政策减排策略减排成本适中，不但可以确保既定减排目标的实现，而且可以使较为分散的排放源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降低减排机制覆盖行业的减排压力，是较好的减排政策。
目前，碳交易与碳税相结合的复合政策大有成为潮流之势。在我国，在碳减排机制的选择上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存在着分歧，以往文献的研究多集中在碳交易和碳税概念和定性的探讨[5，15-16]，或从减排成本、减排效果以及经济影响角度比较其优劣[17]。本文考虑碳交易政策和碳税政策的属性，设计了单一碳交易、单一碳税以及碳交易与碳税相结合的复合政策的不同情景。通过构建政府与两个具有竞争关系制造业在三种不同政策下的三阶段博弈模型，逆向求解，比较分析了在单一碳交易政策、单一碳税政策和碳交易与碳税相结合的复合政策下社会总福利水平、产品的定价策略、制造企业的市场份额及利润，为政府碳减排政策的制定以及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划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1 问题描述与模型假设
1.1 问题描述
本文以政府和双寡头市场下的两个具有竞争关系的代表性制造业企业为研究主体，其中制造企业1采用常规生产方式生产普通产品，制造企业2采用低碳生产方式生产低碳产品，两制造企业的生产能力足够大，可以满足市场需求。制造企业生产的产品碳排放会造成环境污染，为解决此外部性问题，政府首先根据国家总体减排规划和以往碳排放情况以及社会总福利水平对市场上两家企业选取合理的碳减排规制政策，并制定该行业征收碳税水平或碳交易排放权和单位产量碳排放配权的市场价格；两家制造企业针对政府实施的碳减排规制政策，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来确定各自最合理的减排研发技术和生产技术来降低碳排放并获取利润；两家制造企业在充分考虑其之间的竞争关系、各自生产的产品低碳水平的差异性、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偏好程度等因素以及自身利润最大化确定各自产品的最优定价和最优产量。
1.2 模型假设
为简化模型，本文作如下假设：
①在双寡头市场下，有两家具有竞争关系的制造企业，分别为：制造商1和制造商2，两家制造企业生产并在市场上销售同质产品，两种产品可相互替代，具有互补性和共存性，消费者根据自身偏好选择产品。设制造商1生产普通产品，制造商2生产低碳产品，各自的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分别为cj和pj其中j=1，2，本文假设三种减排策略下普通产品和低碳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同。
②市场容量为N，为简化计算，取N=1。并记制造商1生产的普通产品和制造商2生产的低碳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分别为q1和q2，并有q1+q2=1
③用T表示低碳技术水平服从均匀分布，制造商1生产的普通产品的低碳技术水平为T0，制造商2生产的低碳产品的低碳技术水平为T2，政府规定企业不被征收碳税或在碳排放权之内的低碳技术水平为Tl，则有T0
④设产品每提高一个单位的低碳技术水平，消费者愿意支付的费用为k，当满足条件p2=p1+k（T-T0）时，消费者选择购买普通产品或低碳产品是无差异的。
⑤制造商2生产低碳产品，由于低碳技术水平的提高节省了部分原材料和能源使得生产的边际成本下降，设为？浊（T2-T0），其中？浊为成本降低率。
⑥由于生产低碳产品，制造商2需要投入一定低碳技术研发成本R。根据文献[18]可设投入的研发成本正比于减排率的二次方，设？着2为低碳产品的单位产品减排率，则低碳产品的低碳技术研发成本R=■？茁？着■■（？茁为研发成本系数）。
⑦在单一碳交易（T）规制下，政府初始分配的单位产品的碳配额为g，折算为单位产品的碳减排率即？着0（0？燮？着0？燮？着20）（仅考虑单周期，可认为碳交易价格不变）。
⑧在单一碳税（S）规制下，普通产品的单位碳排放量为e，政府规定对碳排放征收的碳税税率为t（元/吨CO2）。
⑨在碳交易与碳税相结合（TS）的复合政策下，政府初始分配的单位产品的碳配额与单一碳交易规制下相同，但碳交易价格为■（仅考虑单周期，可认为碳交易价格不变）；政府规定对碳排放征收的碳税税率为■（元/吨CO2）。
⑩消费者在购买制造商1生产的普通产品和购买制造商2生产的低碳产品时获得的效用分别记作U■■和U■■，两个制造企业的利润记作？装■■和？装■■。政府的最优目标是使社会总福利最高。故可用社会总福利表示政府的收益函数，即政府的收益？装■■=社会总福利=消费者效用U■■+制造企业的利润？装■■+政府对企业征收的碳税[19-20]，其中i=T，S，TS；j=1，2。
2 三种碳减排政府规制策略博弈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两家制造企业产品的产量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三种碳减排规制政策下，市场对低碳产品的需求量为q■■，且q■■=1-q■■，则制造商1和制造商2的需求函数为：
q■■=N×■■dT=1-■，（N=1）（1）
q■■=1-q■■=■（2）
消费者购买制造商1生产的普通产品获得的效用为：
maxU■■=■■dT=■（3）
消费者购买制造商2生产的低碳产品获得的效用为：
maxU■■=■■dT=■-p■■+■（4）
2.1 单一碳交易策略（T）
制造商1的利润最大化博弈模型为：
max？装■■=（p■■-c■）q■■-e（1-？着■）q■■？滓（5）
制造商2的利润最大化博弈模型为：
max？装■■=[p■■-c■+？浊（T■-T■）]q■■-■？茁？着■■+e（？着2-？着0）q■■？滓（6）
此时，政府的具体收益函数可表示为：
max？装■■=maxU■■+maxU■■+max？装■■+max？装■■（7）
2.2 单一碳税策略（S）
制造商1的利润最大化博弈模型为：
max？装■■=（p■■-c■）q■■-eq■■t（8）
制造商2的利润最大化博弈模型为：
max？装■■=p■■-c■+？浊（T■-T■）q■■-■？茁？着■■-e（1-？着■）q■■t
（9）
此时，政府的具体收益函数可表示为：
max？装■■=maxU■■+maxU■■+max？装■■+max？装■■+eq■■t+e（1-？着■）q■■t（10）
2.3 碳交易与碳交税相结合的复合策略（TS）
制造商1的利润最大化博弈模型为：
max？装■■=（p■■-c■）q■■-■eq■■-■e（1-？着■）q■■（11）
制造商2的利润最大化博弈模型为：
max？装■■=[p■■-c■+？浊（T■-T■）]q■■-■？茁？着■■-■e（？着■-？着■）q■■
（12）
此时，政府的具体收益函数可表示为：
max？装■■=maxU■■+maxU■■+max？装■■+max？装■■+■eq■■+■e（1-？着■）q■■（13）
根据以上公式分别求得各碳减排规制的最优策略和最优利润列于表1中。
3 三种碳减排政府规制策略博弈模型的比较
3.1 命题1三种减排策略下，■>0或■>0。
命题1表明在三种减排策略下，政府制定的碳税税率或碳交易价格越大，普通产品和低碳产品的价格均会增加。
3.2 命题2 三种碳减排策略相比
①当0■时，普通产品的价格大小关系为p■■
②当0■时，低碳产品的价格大小关系为p■■
命题2中①说明在生产成本相同的前提条件下，若？着2，？着0给定，政府制定的碳交易价格和税率符合0■）， 即政府制定碳税税率较高（碳交易价格较高），此时，碳税（碳交易）规制下普通产品的价格最高，碳交易（碳税）规制下普通产品的价格最低，碳交易与碳税相结合复合的政策，普通产品的价格处于二者之间；命题2中②说明低碳产品在三种策略下的价格规律与普通产品相似。不同的是，当■？燮■（■？叟■），即0
将三种碳减排机制下的最优价格带入需求函数得普通产品和低碳产品的最优市场需求量如表1所示。
3.3 命题3 三种碳减排策略相比
①当0■时，普通产品需求量的大小关系为q■■>q■■>q■■。
②当0■时，在减排机制下低碳产品需求量的大小关系为q■■
命题3说明在生产成本相同的前提条件下，若？着■，？着■给定，政府制定的碳交易价格和税率符合0■），即政府制定碳税税率较高（碳交易价格较高），此时，碳税（碳交易）机制下普通产品的市场份额较低，低碳产品的市场份额较高；碳交易（碳税）机制下普通产品的市场份额较高，低碳产品的市场份额较低；在碳交易与碳税相结合的复合政策下，普通产品和低碳产品的市场份额处于二者之间。
3.4 命题4 三种碳减排策略相比
当0■时，生产普通产品的制造商1和生产低碳产品的制造商2的最优利润大小关系分别为？装■■>？装■■>？装■■，？装■■
命题4说明在生产成本相同的前提条件下，若？着■，？着■给定，政府制定的碳交易价格和税率符合0■），即政府制定碳税税率较高（碳交易价格较高），此时，碳税（碳交易）规制下制造商1获得的利润最少，制造商2获得的利润最大，碳税税率远高于碳交易价格时，普通产品与低碳产品之间的竞争趋近于低碳产品垄断情形；碳交易（碳税）规制下制造商1的利润最大，制造商2的利润最小，碳交易价格远高于碳税税率时，普通产品与低碳产品之间的竞争趋近于普通产品垄断情形；碳交易与碳税相结合的复合政策，制造商1和制造商2的利润处于二者之间，不会形成垄断。
3.5 命题5三种碳减排策略相比
①当0■时，在减排机制下社会总福利的大小关系为？装■■
命题5 说明在生产成本相同的前提条件下，若？着■，？着■给定，政府制定的碳交易价格和税率符合0■），即政府制定碳税税率较高（碳交易价格较高），此时，碳税（碳交易）减排机制下，社会福利最大，碳交易（碳税）减排机制下社会福利最小。这是因为，当政府制定的碳税税率高于（低于）碳交易价格，碳交易（碳税）带来的经济收入影响小，碳税（碳交易）带来的收入不但可以用于补贴企业提高减排技术和其他扭曲性税收，有效减少碳排放，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国家财政的增收。将以上命题结论汇总列于表1。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考虑同一市场中在三种不同减排政策下不同产品的竞争，基于单一碳交易、单一碳税以及碳交易与碳税相结合的复合政策特点，构建了政府与企业间在不同减排机制中的三阶段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在三种减排政策下的社会总福利水平、产品的定价策略、制造企业的市场份额及利润，分析表明在？着2和？着0一定的情况下，三种减排政策下的社会总福利水平、产品的定价策略、制造企业的市场份额及利润受碳交易价格？滓和碳税税率t取值影响：
①在三种减排策略下，普通和低碳产品的价格与政府制定的碳税税率和碳交易价格相关，会随碳税税率或碳交易价格增大而增加；
②政府制定碳税税率较高时，在碳税减排政策下社会福利较大，低碳商品的价格较高，市场份额较大，生产低碳商品的制造商获得的利润较大；碳交易减排机制下社会福利较小，低碳商品的价格较低，市场份额较小，生产低碳商品制造商获得的利润较小。
③政府制定碳交易价格较高时，碳税减排政策下社会福利较小，低碳商品的价格较低，所占市场份额较小，生产低碳商品的制造商获得的利润较小；碳交易减排机制下社会福利较大，低碳商品的价格较高，市场份额较大，生产低碳商品制造商获得的利润较大。
【关键词】“营改增” 交通运输业 税负增加
一、背景
我国自2012 年从上海开始，在部分行业部分地区进行“营改增”试点。具体税率为：在现行增值税17%和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营改增”是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减轻企业税负提高企业效益。但是，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部分企业税负增加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对91家试点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有超过40%的交通运输企业一般纳税人税负增加。这一现象引起了其他服务业企业对“营改增”推行前景的担忧。
二、“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的影响理论模型
“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的影响分为两种。第一，通过实施“营改增“可以实现实现进项抵扣，减少重复征税，从而实现减税，在此称之为抵扣效应。第二，实行“营改增”的企业适用的税率也会进行调整，税率升高会增税，反之会减税，在此称之为税率增（减）效应。因此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在此称之为减税净效应=抵扣效应-税率增（减）效应。
以下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对税税率增（）税效应和抵扣效应进行分析，以探究“营改增”使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
设某个交通运输业企业的营业收入为R，“营改增”前适用的营业税税率为t0，则在“营改增“前，该企业应缴纳的营业税额为Rt0。“营改增”后，设该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t1，那么企业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为Rt1。设企业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第i种外购商品的价格为Pi，其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ti，则此企业的进项抵扣额为∑Piti，因此“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为（Rt1-∑Piti），税负变化为Δt= Rt1-∑Piti-Rt0=R（t1-t0）-∑Piti ，其中R（t1-t0）就是税率增（减）效应，-∑Piti是抵扣效应。
以下着重分析抵扣效应。为了体现产业分工的专业化水平和进项税抵扣全链条的完整性，需要分析企业外购商品的总价格即中间投入①占总成本的比重以及外购商品中可进行进项税抵扣的比重，因此引入进项平均税率 ，使 ∑Pi=∑Piti，∑Pi为企业外购商品中可进行进项税抵扣的商品总价格。设企业外购商品的总价格为P，则-∑Piti=-∑Pi=-P其中，表示外购商品总价格中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比重。（①企业中间投入指企业生产经营中所消耗的外购物质产品和对外支付的服务费用之和）。因此Δt=Rt1-∑Piti-Rt0=R（t1-t0）-∑Piti=R（t1-t0）-P。
三、具体原因分析
（1）企业新适用的增值税税率t1过高。交通运输业的营业税税率为3%，但实施“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适用11%的税率，比较“营改增”政策实施前后，税率提高了8%，幅度过大，税率的增税效应明显。
（2）外购商品总价格中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比重 较小。在增值税抵扣全链条没有打通的情况下，
（3）企业中间投入P的特殊性。交通运输企业的中间投入具有特殊性，其所用的主要生产资料为汽车飞机轮船等，虽然当期购入设备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但是这些设备使用寿命较长，一般不可能每年大批量购进，日常成本主要以维修费和燃料费为主，因此实际中可抵扣的金额有限，导致企业税负增加。
四、建议
（1）建立健全财政补贴机制。在“营改增”政策实施的过渡期，对因税改造成税负增加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以弥补增值税全链条打通前企业的进项抵扣不足和税率提高带来的损失。但是在实际实行中一定要落实，透明化运作，简化行政手续，确保企业可以获得补贴资金。
（2）调整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但从长远来看，也应对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促进行业税负的优化。不同行业的成本结构和中间投入的比率即特点上存在差异，交通运输业的成本结构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不能实现进项税抵扣，同时其固定资产更新周期长，会导致实际中可抵扣的金额有限。但是，目前其适用11%的增值税，相比原来的营业税率大幅上升，为此，可以适当增加几档增值税税率，但也不能设置过多的税率档次，否则会给税收的征收征管带来困难。
（3）解决增值税发票取得困难的问题。对企业财务部门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结合“营改增”政策进行相应的税务筹划调整。做好企业增值税发票的归集和管理工作，尽量选择可以开具专用增值税发票的客户。另外，为了解决开票据繁琐的问题，可以采取集中采购分散适用的措施，例如企业为了取得燃油费的增值税发票，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同意集中购买油卡，再发放给驾驶员使用。
（4）加快“营改增”的双扩围。双扩围一是从地域上，向全国扩围。另一个扩围是从行业上，将更多行业纳入“营改增”的范围，这有利于打通增值税的全链条，增加进项抵扣效应，减轻企业税负，同时可以促进行业的专业化分工和结构调整，实现“营改增”的最终目的。但在双扩围的同时要注意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特殊性，进行相应的调整，切勿简单复制、一刀切。
9月7日，在首届中国数字碳中和高峰论坛上，一组数据极为亮眼。
在四川，“十三五”前四年，在全省GDP年均增长7.8%、城镇率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年均增长3.2%的情况下，人均碳排放为3.2吨，是全国最低的两个省份之一。
与此同时， “十四五”开局，四川定下“高水平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目标，明确要“把数字牵引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聚焦激活新要素、推进新治理、营造新生态，加速促进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打造西部领跑、全国领先的数字驱动发展高地。”
若是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作为全国的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能源大省，四川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在全国生态安全格局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实现碳中和碳排放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数字化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是实现碳中和促进可持续发展重要路径。
这意味着，在“数字化”“低碳化”浪潮下，如何加快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探索出数字空间绿色低碳发展的四川方案，将成为天府四川在“双碳”目标下的“破局”之路。
这趟跋涉中，也正酝酿出前所未有的新机。
这里将汇聚数字经济新业态带来的新机遇，将肩负起创构理想城市形态的时代使命，还将承载起每一个个体对于生活和工作、现实和理想的更多想象……
毫无疑问，“双碳”目标下的四川故事，正入佳境。
格局
“十三五”期间
四川碳排放总量快增态势基本扭转
从初春到立秋，四川很“忙”。
四月初，省会成都，首个冠以“数字”之名的产业功能区正式官宣——位于新津区的天府牧山数字新城，其定位为“数字经济赋能实体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重要功能是“成渝数字经济新名片”。
到了初夏，四川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联合召开覆盖21个市(州)、183个县(区、市)政府的重要会议，聚焦“两高”项目分类处置。随后，省节能减排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对上半年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红色预警的3个市(州)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随后，传统产业主动谋变。四川省钒钛钢铁产业协会发出全省首份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倡议，呼吁钒钛钢铁低碳转型。7月27日，四川冶控集团揭牌成立，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短流程绿色炼钢集团。
来到9月，首届中国数字碳中和高峰论坛在蓉召开，论坛以“数字助力，绿色发展”为主题，旨在动员聚集各行业各政府部门，各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等社会力量，探索如何有效利用数字化手段助推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目标，备受关注。
数月之间，针对“双碳”的目标，四川就涉及到了数字产业集聚、严控“两高”项目发展、助推清洁能源转型等多个领域，再细化下去，新场景新业态、新生态等题中之意更是贯穿于每个日常中。
也正因为这样的快节奏，眼下，四川的碳排放总量快增态势已基本扭转，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
“十三五”期间，四川全省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7.4%。全省水电装机达到7892万千瓦，居全国第一，水电外送电量累计6698亿千瓦时，全省森林覆盖率累计提高4个百分点，达到40%。
在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的背后，是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加快。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全省累计创建国家和省级绿色工厂296家，建设工程节能标准设计阶段执行率达100%，新增和更新城市公交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连续3年超过90%，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占比突破84%，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达50%以上，化肥使用量连续4年负增长。
这也印证了一个事实逻辑，从微观主体的“一小步”，汇聚成助推能源转型的“一大步”，再到探索出数字碳中和中的四川“样板”。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时间节点，四川正积极抢占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高地，从顶层设计入手，以数字技术助推能源转型、引领市民生活减碳合，实现经济效益和降碳减排双提升。
天府四川，新的格局，正在崛起。
破局
发展阶段不平衡不充分
区域间减碳压力差异明显
何为数字碳中和？
“我理解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在首届中国数字碳中和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讲到，题中之意，除了包含让数字产业低碳化、绿色化之外，还有让数字产业为碳达峰、碳中和赋能增绿的思考。
王金南坦言，国家要实现“双碳”目标，势必将目标任务分解和细化到各地，各地方政府将成为实现目标的关键，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过程中，各地因能源结构不同，产业结构不同，必然节能减排任务不同，完成时间也将有所不同。
事实上，发展阶段不平衡不充分，这样的困局在四川同样存在。
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在赵乐晨看来，四川下一阶段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思想认识和能力薄弱与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存在巨大差距；发展阶段不平衡不充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挑战十分巨大；碳达峰、碳中和纵深推进的发展基础和政策行动差距较大。
对此，四川正通过统筹谋划、系统推进、战略布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国家实现碳达峰目标、碳中和愿景作出更大贡献。
具体而言，达峰时间有先后，区域上，成都、广元等已经作出承诺的地区要锚定目标推进达峰，攀枝花、眉山等具备条件的地区要加快达峰，多数城市应于2029年及之前达峰；行业上，特别是煤电、钢铁、水泥、化工等传统高碳产业要率先达峰，建筑、交通要通过提升能效、优化用能结构实现低碳化。达峰水平有高低，四川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资源大省，要树立全国和全省一盘棋理念，增强大局、全局意识，设立总量刚性目标，实施差异化增量控制。
而这样的探索，其实已有成果。在成都，以数字经济推动低碳增长、以数字治理助力低碳生活、以数字创新驱动低碳发展、以数字基建支撑低碳转型，“十三五”时期，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分别累计降低14.2%、21%，清洁能源占比提升至62.6%，森林覆盖率达40.2%、年固碳量超过200万吨，人均碳排放位居全国十大城市最低，荣获联合国“全球绿色低碳领域先锋城市蓝天奖”。
解局
着力提升数字碳综合的能力和水平
积极探索多路径减碳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系统变革，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论坛上，有专家举例道，浙江、上海等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可重点关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优化等；甘肃、宁夏等西部省份可在探索新能源发展方面持续发力；四川、福建等森林覆盖率较高的省份可重点关注生态碳汇。
整体上看，“十四五”期间，四川将以碳中和愿景为引领，围绕2030年前达峰目标，积极探索符合四川战略定位、发展阶段、产业特点、能源结构和资源禀赋的低碳转型路径。
对此，论坛上，相关领导透露，下一步，四川将着力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抓好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运用互联网加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升，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着力推动能源数字化转型，加快普及智能化用人监测和诊断技术，强化能源使使用的精准调控，优化能源生产运输交易和消费环节的资源配置能力。着力推动市场数字化转型，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技术、赋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新场景新业态正在不断涌现。例如，科技战线积极响应碳达峰碳中和号召，四川大学联合东方电气集团等单位组建全国省级碳中和技术创新中心，布局碳减排、碳零排、碳负排三大研发方向。西南石油大学挂牌碳中和研究院，设立天然气绿色开发利用、零碳能源系统、储能技术、二氧化碳高效捕集与绿色转化4个研究中心。
绿色金融创新迈向2.0时代。人行成都分行实施碳减排票据再贴现专项支持计划，加大对碳减排企业的融资支持。中航成都碳中和产业基金合作框架协议签约，四川机场集团、雅砻江水电参与发行全国首批碳中和债券，全国首单区县级碳中和绿色中期票据在成都新都区发行。
此外，四川也是林草碳汇的“沃土”。《四川林草碳汇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林草碳汇项目规模达3000万亩。支持凉山州乡村振兴、宣汉森林经营、天全大熊猫栖息地恢复、龙泉山城市森林、若尔盖湿地等林草碳汇项目示范，还将探索林农碳汇+互联网“微碳汇”模式，开发乡村林草碳汇产品。
XX县按照《市“四控”行动一个意见和四个办法》要求，综合施策，出台方案，有序推进。制定并印发《XX“四控”行动实施方案》。坚持政府主导、典型带动、综合施策、全民动员的原则，结合地方实际，全面开展控肥增效、控药减害、控水降耗、控膜提效“四控”行动工作。
一、“四控”工作采取的措施
（一）控肥增效采取的措施：
1、推广测土配方施肥。一是开展土样调查。借助盐碱化耕地的普查和综合治理工作实施，完成我县土壤普查工作，建设完善测土配方施肥数据库。在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田园综合体内推广使用有机肥、掺混肥、复合肥、缓控释肥等新型肥料。二是加快智能配肥的推进。引进推动肥料企业建设“液体加肥站”和“固体配肥站”，为农民开展个性化的配肥服务，实现精准施肥，减少化肥用量。2019年建设 个智能配肥站，测土配方施肥达到 万亩以上。
2、提高耕地质量。一是大力推广有机肥。引进商品有机肥生产企业，对畜禽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后，引导农民使用，培肥土壤。开展商品有机肥的试验、示范和推广，扩大施用面积，推广有机替代无机。2018年使用有机肥达到 万亩，2019年达到 万亩。二是加大农作物秸秆还田技术推广力度。依托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项目，配合耕地机械深松旋耕，辐射带动农民开展向日葵、玉米、小麦秸秆还田，改善土壤结构。2018年小麦、玉米、向日葵秸秆还田面积达到种植面积的 %，2019年达到 %。推广麦后绿肥还田技术，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和供肥能力。三是实施工程提升地力。大力争取和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深耕深松等项目，全力推进改盐增草（饲）兴牧等工程，提高耕地质量，促进化肥使用量的减少。
3、转变施肥方式。一是按照农艺农机融合、基肥追肥统筹的原则，推进化肥机械深施、机械追肥、种肥同播等技术，减少养分挥发和流失。在农业科技产业园、示范园内建设种肥同播、机械深施肥技术示范点，以点带面，逐步转变农民施肥方式。二是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依托项目，引导、扶持有条件的地区全面推广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较农民常规施肥方式亩均减少氮肥 kg，节肥 %，氮肥利用率提高到 %。
4、推广应用新型肥料。建立有机肥、掺混肥、复合肥、缓控释肥等肥料生产、销售的奖补机制，加快我县肥料减量增效步伐。在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园区，全面推广示范缓释肥料、水溶性肥料、液体肥料、叶面肥、生物肥料、土壤调理剂等高效新型肥料，引领带动新型肥料的使用，逐步替代传统肥料。加大宣传力度，改变农民施肥观念，以项目、惠农政策等对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园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补贴，引导农民使用缓控释、水溶性等新型肥料，不断提高肥料利用率，推动肥料产业转型升级。
5、建设试点示范带动。整合项目和资金，由各苏木镇、农场和农业部门联合开展示范园区建设，集成推广以上多项技术，促进化肥减量增效工作。
6、坚持源头控制。严格执行《市化肥减量增效实施办法》，根据我县化肥施用量较大、肥料品种较多的实际情况，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其他各相关单位配合，完成县内化肥生产企业和销售点登记备案库建设并进行动态管理，建立完善并严格执行肥料销售登记备案制度，进一步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坚决杜绝假化肥、劣质化肥的生产销售，动态监测全县化肥生产和销售情况。
（二）控药减害工作采取的措施：
1、加强农药监管。一是严格执行国家对高毒、高残留农药不许生产、销售、使用的规定，对违规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按照相关法规条例，追究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严格管理限用农药。对国家农业部限用农药分类准入，实施定点销售制度，全县设立 个销售点。限用农药进货时必须到县农药管理部门备案，建立全程可追溯平台，采用实名制购药，实现购药、使用全程可追溯。三是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对农药经营、使用监管力度，定期和不定期的进行执法检查，对违法经营、使用农药行为严厉查处。鼓励广大群众进行举报，鼓励农林牧水综合执法监督执法局监督举报电话 。同时，积极争取项目和资金，加强农贸市场内农残检测室的建设，加大农产品农残抽检力度。
2、加强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积极争取农业部“农作物疫情田间监测点”建设项目和资金，完善重大病虫数字化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建设，力争监测预警体系实现重点乡镇全覆盖。
3、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一是扶持发展装备精良、服务高效、规模适度的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对统防统治作业费给予一定补贴，统防统治面积达到 万亩，力争达到 万亩。二是鼓励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提升装备水平，所需统防统治机械纳入农机补贴范围。三是利用高效施药机械减量，避免农药“跑、冒、滴、漏”等现象。推广使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高效常温烟雾机，采用低容量喷雾、扇形喷头、静电喷雾施药技术，降低药效飘移损失，提高农药利用率。
4、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率先在科技示范园区、合作社基地等实施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并以此进行展示示范，以点带面，提高绿色防控技术覆盖率，达到 万亩。以物理、生物防控代替化学防控。物理防治方面大力推广杀虫灯、黄板、蓝板，性诱剂等物理方式诱杀害虫，减轻病虫危害，降低农药使用量；化学防控方面一是推广使用生物农药，植物源农药，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二是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化学农药，三是合理使用助剂，提高药效，减少药液流失。
5、加大宣传培训力度。针对农民意识淡薄、对农药安全使用知识一知半解等问题，通过发放农药安全使用技术手册，并加强对农药安全使用技术的培训等途径加大宣传力度。同时，加强现场指导，引导农民坚持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与化学防治并重，在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规定的基础上，根据病虫发生期及农药作用特点，选择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三）控膜提效工作采取的措施：
1、加强农膜市场监管。市场监督管理和农牧业综合执法等执法单位负责从生产、销售、使用三个环节，加大监督检查处罚力度。严格执行《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GB13735-2017国家标准，根据《 市农用地膜管理办法》，从2018年5月1日开始执行，禁止在我县生产、销售、使用厚度低于0.01mm的非国标农用地膜。农用地膜生产企业、销售者应当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农用地膜生产应符合国家政策。政府鼓励和支持农用地膜生产企业研发生产高标准、长寿命及按需求定制的农用地膜产品。农用地膜新产品须由生产企业或生产企业委托有关部门进行2年以上的多点田间应用试验，经农牧业环境保护部门评估确认达到国家标准后，方可大面积推广应用。
2、加大废旧残膜回收力度。本着谁生产、谁销售、谁回收的原则，鼓励生产企业、销售企业、农机合作社积极回收废旧残膜；鼓励农民自发收集废旧残膜，以旧换新，实现废旧农膜资源再利用。农膜回收机械全部列入农机购置补贴目录。在每个乡镇建立一个回收站点，政府对回收企业予以补贴，具体补贴办法参考《 市农用地膜管理办法（暂行）》。农膜回收机械全部列入农机购置补贴目录。争取上级资金 万元，每个回收网点补贴 万元，主要用于回收场所建设、设施设备购置等。开展废旧地膜残留定位监测，共设置监测点 个，按年度采集数据。推广“地膜二次利用免耕栽培向日葵技术”，地膜玉米后茬免耕种植向日葵技术 万亩，减少地膜投入，实现控膜提效。制定和报送了《XX县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与处置实施方案》，有关事宜正在落实中。推广新国标地膜 吨，开展全生物可降解地膜的试验、示范 亩。
3、大力推广可降解地膜的使用。在农业科技产业园、示范园内推广可降解地膜，并开展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
4、推广节约型地膜覆盖技术。推广“地膜二次利用免耕栽培向日葵技术”，达到一膜多用、重复利用的目的，减少地膜投入，实现控膜提效。
（四）控水降耗工作采取的措施：
1、切实加强用水管理，提高灌溉利用效率。严格执行《 市农业用水“控水降耗”实施办法》，全面实行“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灌溉管理制度，坚持“早浇、节水、保墒”，坚持总量分配、用水管理、用水计量、水费计收“四到直口”的用水制度和“指标到渠，供够关口”的供水原则，严控秋浇用水量、春灌用水定额和井渠双灌提取地下水总量。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对水资源管理的总体要求，秋浇实行统浇、包浇，推行“一把锹”浇地统一秋浇灌水标准等措施，严禁深浇复浇，提高灌溉效率。严控井渠双灌提取地下水总量，实现采补平衡。将灌区内井渠双灌区纳入统一调度管理，正常年份利用井灌用于青苗灌溉，春灌干地和秋浇用水采取引黄灌溉，实现采补平衡。
2、积极改变用水方式，加快工程措施节水。农业综合开发、水利、国土等部门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水权转换、土地整理等项目，实施土地整理大破大立工程，倒逼农民土地按照“一户一田”的模式规模化经营，为高效节水创造先决条件。一是继续实施渠道衬砌工程，推进工程节水源头减量。二是在科技示范园区、设施农业、露天瓜菜、玉米生产上配套水肥一体化工程，推广水肥一体化“井黄双灌”技术，推进农艺节水过程减量。三是利用各类水产养殖区等储水池塘湖泊，试验应用黄河水二次澄清后水肥一体化技术，扶持鼓励生产者通过渠道取水、机械运水等“土办法”，在农作物果实膨大的关键时期适时补水，推进“鱼农互补”二次利用措施减量。四是有序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与优势农作物轮作倒茬，发挥好“河长制”的作用，推进管理节水终端减量。水利部门负责积极争取国家节水改造资金投入，重点要做好骨干渠道的节水改造与维修养护，减少输配水过程损失，同时加快推进高效节水项目的实施，强化已建成的高效节水项目的管理，提高节水效果。
3、注重农艺措施节水，不断调优种植结构。加大推广立体种植技术力度，推广小麦套葵花、小麦套玉米和瓜类、葫芦等经济作物间种葵花等立体栽培模式，高效利用水资源，实现节水降耗 %。引导、鼓励合作社、农企等社会化组织按照区域化、规模化种植，实现统一种植、统一灌溉、统一收获，确保作物生育期内高效利用水资源。严格执行《 市农业用水“控水降耗”实施办法》，全面实行“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灌溉管理制度，大力推广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和小麦套葵花、小麦套玉米等立体栽培模式，全年实现节水 多万立方米。
二、“四控”工作取得的效果
（一）控肥增效的效果：逐步建立科学施肥管理和技术体系，科学施肥水平明显提升，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实现负增长。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等养分结构趋于合理，有机肥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测土配方施肥面积达到 万亩以上；机械深施占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 %以上；逐步增加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面积；主要农作物肥料利用率达到 %以上。
（二）控药减害的效果：初步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病虫害可持续治理技术体系，科学用药水平明显提升，农药使用总量实现负增长。绿色防控面积达到 万亩以上，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 %以上，农药利用率达到40%以上，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比例明显提高。
关键词：碳排放；区域划分；面板数据；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6000707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碳排放问题，尤其是区域碳排放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他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区域碳排放问题进行研究，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状的碳减排路径。考虑到我国省市地区较多，而且人均碳排放量在部分地区间存在“俱乐部收敛”[1]（P31-42）[2]（P35-46），即地区间碳排放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我国区域碳排放问题时，一般会在一定的标准下，对我国30个省市地区①进行分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我国区域碳排放问题的研究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从目前的碳排放区域划分方法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使用国家已有的区域划分结果，一类是基于某些与碳排放相关的指标进行区域划分。
我国已有的区域划分主要有三种，部分学者选择其中一种，对区域碳排放问题进行研究。（1）东中西区域划分②。使用该区域划分的学者较多，且研究视角丰富。其中，陈诗一等[3]（P111-119）、雷厉等[4]（P59-65）和仲云云等[5]（P123-133）使用LMDI方法，研究了我国区域碳排放量及其因素效应的差异性问题；李国志等[6]（P32-39）利用STIRPAT模型，研究了人口、经济和技术对各区域碳排放的影响；许广月等[7]（P37-47）、张为付等[8]（P14-23）研究了全国及各区域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问题；许广月[1]（P31-42）、林伯强等[2]（P35-46）研究了我国区域碳排放的“俱乐部收敛”问题。（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中所提出的经济区域划分③。使用该区域划分的学者较少，王文举等[9]（P442-447）使用该区域划分结果，利用对应分析，对碳税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特征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3）《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的经济区域划分④。使用该区域划分的，主要是因为要用到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进行相关研究。其中，刘红光等[10]（P129-135）建立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模型，对各区域各行业的减排效果进行了分析。姚亮等[11]（P16-19）利用投入产出技术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对我国区域间产品（服务）以及隐含的碳排放在区域之间流动和转移总量进行了相关核算与分析。以上这三种区域划分结果，均是基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及地域分布特点，并未充分考虑到区域间的碳排放特征。使用这三种区域划分结果去研究区域碳排放问题，均缺少较强的针对性。因此，大部分学者在研究区域碳排放问题时，基于其研究视角，采用不同的分类指标和方法，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这里也可以分为三种分类方式：（1）单指标分类方式，由于这种方法较为简便，大部分学者选择了该方法。比如，李国志等[12]（P22-27）、宋德勇等[13]（P8-14）选择碳排放量年度均值指标，设置一定的大小区间，均将我国划分为高排放、中排放和低排放等三个地区，并在此基础上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全国及不同地区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张雷等[14]（P211-217）根据2005年碳排放量的截面数据，将我国分成超重碳排放型、重碳排放型I、重碳排放型II、一般碳排放型I、一般碳排放型II和轻碳排放型等六个地区；肖黎姗等[15]（P21-27）选择1990—2007年的碳排放强度（即单位GDP碳排放量）年度均值，将我国划分为三类地区；曲如晓等[16]（P10-17）为验证中国省级收入排放的不一致性，选择1997—2010年的人均GDP年度均值，将我国划分为高收入、较高收入、低收入和最低收入等四个地区。（2）双指标分类方式，部分学者选择了该方法。比如，何建武等[17]（P9-16）在研究统一碳税对各区域的经济影响时，选择2002年人均GDP和碳排放强度两个指标，将中国划分为三大地区，即第一类地区（人均GDP水平很高，碳排放强度较低）、第二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碳排放强度却很高）和第三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碳排放强度也较低）。许泱等[18]（P1 304-1 309）根据2008年城镇化水平和1995—2008年的城镇化年均增长率，将我国划分为四个地区。（3）聚类分析分类方式。前面两种分类方式，均是采取数据间简单大小排序，此种分类方式则全然不同。张彬等[19]（P53-56）通过Kaya恒等式得到人口、人均GDP和碳排放强度等三个碳排放区域划分的模糊聚类指标，然后基于截面数据，将我国按碳排放驱动因素分为四大地区，即北京、上海完全城镇化地区、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和天津。
综上，已有文献在碳排放区域划分方面各具特色，但仍存在尚可完善的地方：（1）由于影响区域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不止一两个，所以采用单指标和双指标的分类方式，指标选取过于单一，未能充分反映区域间的碳排放特征，且其选取也尚未统一；（2）张彬等[19]（P53-56）采用模糊聚类分析，虽然较为全面地考虑到了区域间的碳排放特征，但是并未充分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碳排放特点，同时由于使用截面数据，仅考虑区域碳排放在截面上的特征，而忽略了其在时序变化上的特征。因此，是否存在一种有效的分类方式，对碳排放区域进行划分呢？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在进行分类时，不仅能充分考虑指标在时间和截面两个维度上的特征，而且能一次容纳多个指标。这恰恰为碳排放区域划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思路。聚类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的重要方法，也是处理分类问题的主要方法。近年来，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成为了热点研究领域。Bonze和Hermosilla[20]（P339-360）首次将聚类分析引入到面板数据中，运用概率连接函数和遗传算法改进聚类分析算法，从而提出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Ren和Shi[21]（P253-258）基于费舍尔次序集群理论，通过Frobenius准则重建Ward函数，提出了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这两种方法较为复杂，且李因果等[22]（P73-79）指出他们都没有详细考察面板数据的动态分类统计特征。朱建平等[23]（P11-14）提出了单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但是单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量太少，且在现实应用中多为多指标问题，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能解决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问题。郑兵云[24]（P265-270）对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做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对时间进行了“降维”，即每个指标在时间维度上取均值，消去时间维度，退化为截面数据的聚类分析问题。但这种处理方法存在两个缺陷：一是信息损失问题，均值只能表现平均变动情况，不能反映其他分布特征，如离散程度等；二是存在一个隐形假设，即各样品的每一相同指标在时间维度上同方向变化，否则会得出不准确或错误的结论。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李因果等[22]（P73-79）选取面板数据的绝对量、增长速度、变异系数三个统计指标，分别建立测度相似性的欧式距离函数，将其赋权构建综合距离函数，并重构Ward聚类算法，从而提出了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方法。虽然其研究综合考虑了面板数据的时序和截面特征，但仍存在一定问题。其一，综合距离函数权重的选择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如果选取的权重不一样，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聚类结果；其二，增长速度和变异系数均可能远远小于绝对量，尤其是增长速度，这样如果综合到一起来构建Ward聚类算法，即便选取较大的权重，也很容易忽略增长速度和变异系数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较为简单、可操作性强的方法，即综合各指标的年度均值和年均增长率的聚类结果，来解决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在这样的思路下，基于我国30个省市1995-2010年与碳排放直接相关的相对指标数据，对我国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相比已有文献，本研究有以下特色与拓展：（1）分类指标的选择。结合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的区域碳排放特点，基于涂正革等⑤⑥的LMDI“两层完全分解法”，提取影响区域碳排放的指标，在分类指标选择上不仅较为全面合理，而且首次区分了生产和生活两大部门的影响因素；（2）分类方法的选择。选取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进行区域分类，在分类时不仅考虑到区域碳排放的截面特征，而且也考虑到区域碳排放的时序变化特征。
二、理论方法框架
（一）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
由于对各指标进行时间“降维”再聚类分析，可以体现面板数据的截面特征；取各指标的年度平均增长率进行聚类分析，可以显示面板数据的时序特征。那么综合这两个指标，便能较全面地说明面板数据的时序和截面特征。于是，本文提出以下思路，进行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第一步，计算各指标的年度均值，在时间上对各指标“降维”，并对其进行聚类分析。第二步，计算各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并对其进行聚类分析。第三步，综合第一步和第二步的聚类结果，将其作为最终的聚类分析结果。如第一步的聚类结果将北京划为第一类，而第二步的聚类结果北京被划到了第二类，但其他省市均没变化，那么便可以将北京单独划为一类。
本文选用欧氏距离，选取系统聚类法中的离差平方和法（或称Ward法）进行聚类分析。相比已有的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该聚类思路操作较为简单，操作性强，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面板数据的时序和截面特征。此外，在进行第二步，即对各指标的年均增长率进行聚类分析时，若相异性取到较小的值，仍未获得良好的分类结果，那么便说明各个体的每一相同指标在时间维度上同方向变化。此时，便可以不考虑面板数据的时序特征，即不进行第二步操作，此时本文的方法便退化为郑兵云[24]（P265-270）所提出的多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
（二）碳排放区域聚类的指标选取
为了得到较为科学的碳排放区域划分结果，必须选取合理的分类指标。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和人口等指标先后被用于进行碳排放区域划分。
【关键词】减排节能；电除尘技术；应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 TE08 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了更好的进行节能减排，并且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节能减排电除尘新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二、电除尘器技术发展现状
我国全面系统地对电除尘器技术进行研究和开发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1980以前，我国在国际电除尘器领域还处于非常落后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不断地高速增长，环境保护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显得愈来愈重要。受市场经济下的利益驱动，国内许多大、中型环保产业对电除尘器进行技术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电除尘器的应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国家更是将高效电除尘器技术列入“七五”国家攻关项目。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合理借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电除尘器技术水平基本上赶上国际同期先进水平。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把“大力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加强环境科学研究，积极发展环保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相关政策，环保产业进一步得到重视。随着国家对污染控制要求的不断提高，对粉尘排放的要求也大幅提高。电除尘器作为控制大气污染、解决环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主要设备之一，其应用技术进一步得到飞速发展。
目前，电除尘器已广泛应用于火力发电、钢铁、有色冶金、化工、建材、机械、电子等众多行业。我国作为世界电除尘器大国立足于国际舞台，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技术水平上都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电除尘器技术从设备本体到计算机控制的高低压电源，以及绝缘配件、振打装置、极板极线等已全部实现国产化，并且已有部分产品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1980年以前，我国电除尘器的规模绝大多数都在100m2以下，而其行业占有量为有色冶金行业32% ，钢铁行业30% ，建材行业18% ，电力行业8% ，化工行业5% ，轻工行业4% ，其他行业0% 。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力、建材水泥行业的发展达到空前水平，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电除尘器行业占有量的格局已改变为：电力行业72% ，建材水泥行业17% ，钢铁行业5% ，有色冶金行业3% ，其他行业3% 。目前火力发电行业的电除尘器用量已占全国总量的75% 以上，648m2的电除尘器已在100MW的火电厂中成功运行。在化工行业，由于受国际硫磺价格的影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采用硫磺制酸工艺取代硫铁矿制酸工艺的企业急剧上升，使得电除尘器的行业占有量也随之大幅下降，直到近两年才有触底反弹的迹象。
三、减排节能电除尘新技术
1、余热利用提效技术
在火力发电中，由于煤粉变粗、煤的含水量过多等因素很容易造成锅炉排放的烟雾温度过高，很大程度地降低了电除尘器的工作效率。煤烟温度的过高对电除尘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高温烟雾会增加烟气量，同时使得电场的风速增加，造成烟尘经过电除尘器的处理时间变短，降低除尘效率。
2）高温烟雾也会降低电场的击穿电压，增加了气体分子间的间隙，不利于电子与之碰撞，从而造成电离效应增加，降低除尘效率。
3）容易形成反电晕（除尘器极板上高比电阻尘产生的局部放电），早晨尘粉二次飞扬，降低除尘效率。
2、高频供电技术
火电厂使用的电源主要为工频段在50Hz 的常规电源，而高频电源对电子和微电子等技术的应用，利用波形转换可以满足电除尘电力要求的同时，有很多优点：
1）提高效率。如果给电除尘器使用高频电源，利用高频电源的电气特性以及放电的性能，可以将电除尘的效率提高很多倍，同时还能降低烟气的排放量。
2）节能。同样利用高频电源的一些特性，可以将电除尘的效率因数提高至0.9，更加的节省能源消耗。
3）体积小，使用便捷。普通的电源在制作中由于工艺的局限性，很难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体积进一步缩小。而高频电源则因使用的变压器与控制系统集成的技术，体积很小，在安装中可以考虑安装在电除尘器的顶部。集成化的特点也决定了其可以使用更少的电缆，也更加节省空间。
4）绿色环保。高频电源采用了三相电源供电的方法，使用起来对整个电网的影响小，其最大的特点还是无缺相的损耗以及无污染，同时在电路的设计中增加了短路、开路、超温保护等功能，完全可以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使用。
3、三氧化硫调质技术
三氧化硫是火电厂烟气的主要污染物之一，所以在电除尘技术中如果能减少三氧化硫的排放量，或者能进一步减小排放的三氧化硫对环境的污染，才能达到国家减排的要求。三氧化硫烟气调质技术可以将一定量的三氧化硫与烟气中的少量水分通过一定手段结合成酸气溶胶，这种溶胶在通过除尘器的时候能够轻易地吸附于粉尘表面，从而达到电除尘的效率。
4、低二次扬尘技术
低二次扬尘技术主要是为了解决在电除尘过程中烟气在电风作用下产生的二次扬尘带来的除尘效率低的问题。低二次烟尘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
1）对电除尘器内部的振打机构进行一定的改进，优化振打工作的程序，通过合理配置振打的强度以及去除不必要的振打来降低二次扬尘的浓度，让聚集在极板上的粉尘聚成块状而脱落。
2）对电场进行改进来克服高流速下的二次扬尘。目前使用的对电场的改进主要有使用高频电源来减少电晕闭塞，增加电场的工作效率；在电场中增加变阻流格栅，减少扬尘量；增加电场的面积来扩大对烟气流通的阻断作用范围，进一步降低风速。
5、气流分布技术
在对火电厂电除尘技术进行改进的时候，出了对于烟尘成分的研究，还出现了一种气流分布的新技术。这种技术是考虑了在大型的电除尘器中气流分布和浓度分布对于排放量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种气流分布不均带来的影响，气流分布技术从最原始的检测分析入手，通过对电除尘器内部的结构以及气道中气流分布装置的安装情况进行研究，经过一系列的实验来找到影响气流分布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这种技术主要是通过复杂的运算来找出修正的方案，可以有效保证气流室内的气流分配均匀，最大限度地提高电除尘的效率。
四、其他技术
1、机电多复式双区电收尘技术
常规的电除尘器粉尘荷电与收尘功能是在同一个电场内完成，电场场强往往受荷电电压限制，使电除尘效果不能得到最佳发挥。这里提供一种阴阳极分小区布置、复式组合的机电多复式双区收尘电场新型产品技术，根据设计要求，可沿电场长度方向设置2~3 组荷电与收尘小区并呈复式交错布置。
2、节能电控提效技术
主要是通过对不同煤种、不同工况、不同负荷条件下的各种运行数据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对电场动态伏安曲线族与工况特性变化的关系规律进行对比和分析，建立不同的工况特性分析诊断的数学模型，基于该模型可以可靠地计算出电除尘器的反电晕指数和常电晕指数，正确地反映整台电除尘器的工况状态和变化趋势。结合锅炉负荷、烟气量、烟气温度、吹灰信号等多种信号；自动分析、诊断电场工况；实时自动选择高压供电的供电占空比和运行参数；实现综合节能，使电除尘器始终运行在功耗最小、效率最高状态。
3、湿法电收尘技术
湿法电除尘器采用洗涤电极的方法，可确保电极清洁，并可有效捕集细微粉尘、去除 SO3及一些重金属等，主要应用在冶金环境除尘等常温型工况场合。用在燃煤锅炉湿法脱硫后，可捕集逃逸的 PM2.5 细微粉尘等，有效解决石膏雨等问题，实现近似零排放。但要注意解决好设备防腐以及废水循环处理。
4、全布袋技术和电加袋技术
全布袋除尘工艺不仅在技术上可行，且具有投资省、占地少、运行费用低等优势，是符合我国特点的新技术，是典型的节能环保工程。电加袋除尘器由电除尘器改造而成，改善了电除尘器的除尘效率收粉尘“比电阻”的影响很大，除尘效率低的缺点。
五、结语
总的来说，各种新技术的不断被研发和应用，极大地促进了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颗粒污染物的排放，促进了生活环境的改善。
参考文献
[1]胡 减排节能电除尘新技术应用研究 [J]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 -2013年9期-
[2]罗如生，廖增安，陈丽艳 满足新标准采用电除尘新技术改造的应用与分析 [J] 《电力科技与环保》 -2012年4期-
关键词：混合寡头；国企私有化；污染物排放；环境税
中图分类号：F27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2)01-0059-06
收稿日期：2011-09-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中国频繁遭遇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1YJC790217）；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频繁遭遇贸易摩擦与争端的形成机理与对策研究”（ZR2011GQ005）；中国人民大学新教师启动金项目“中国遭遇国际贸易摩擦的新动向：特点、成因及应对”（10XNF062）
作者简介：谢申祥（1978-），男，湖北荆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王孝松（1983-），男，天津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商龙燕（1976-），女，山东齐河人，中国重汽集团设计研究院会计师，研究方向：贸易与会计关系。
①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计算而得。
②凤凰网，“江西地税官员称正向国务院申请环境税开征试点”， finance.省略/news/20100810/2493614.shtml。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以年均近10%的速度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1995年我国工业废气的排放量约为12万亿标立方米，而到了2008年，我国工业废气的排放总量超过40万亿标立方米①。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就显得尤为迫切。正因为如此，开征环境税的呼声日益高涨，根据媒体报道，江西省正向国家申请开征环境税，而湖北、湖南、江西、甘肃四省则有望成为首批开征环境税的试点地区②。可以预见，我国开征环境税指日可待。
由于国有企业承载着部分政府的职能，许多国有企业经营效益较差，常被大众所诟病。而以股份制改造为核心内容的国有企业经营目标转换改革在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希望借助股份制改造，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进而提高经营效益。不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似乎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试图讨论在一国开征环境税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进程对污染物排放和社会福利，以及环境税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就我国而言，本文的研究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一般来说，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会排出废水，排放废气，同时还会产生固体污染物，生产的产品越多，排出的污染物也会越多。经典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当国有企业从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取向转向以企业自身利润为目标的取向时，国有企业的产量将会下降，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将降低，因而环境质量会得到改善。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Beladi和Chao［1］的研究表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在只有一个国有企业的经济里，如果社会的需求函数很凸（需求曲线十分凹向原点），尽管开征的环境税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但是较低的环境税导致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量超过国有企业由产量降低而减少的污染物排放量，最终导致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因此，文献［1］从需求的角度论证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不一定会导致环境质量的提升。
而Wang L和Wang J［2］则在一个混合双寡头模型下，引入产品差异因素，通过比较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竞争的两种极端情况，即国有企业百分之百为国有时和私营企业的竞争以及国有企业百分之百私有化为私营企业时与私营企业的竞争，研究结果表明，当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较高时，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时的环境污染会超出国有企业完全为国有时的环境污染。因此，文献［2］的研究侧重的是产品质量差异，同时也发现产品质量差异这一因素会导致国有企业私有化时污染物的排放增加。
国内学者就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似乎并不多见。徐有俊等［3］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工业企业在部分私有化后，政府征收环境税对企业产量、劳动力就业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当政府能够决定环境税税率和国有控股比例的情况下，部分私有化和环境税将通过资本租金和工资率的变化来影响企业的产出量。工业企业产量的变化会进一步引起城市就业水平的变化，从而对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农业企业中工人工资水平的变化产生影响。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年
第1期谢申祥，王孝松，商龙燕：混合寡头竞争、污染物排放与环境税
本文沿袭文献［2］的混合双寡头竞争框架，在相对更加现实的设定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基础上，发现国有企业最初的私有化水平确定了污染物排放量和社会福利与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向的关系。因为国有企业不仅关注自身的利润，同时也关注社会中其它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国有企业最初的私有化程度影响了国有企业继续私有化时的产量，进而影响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时政府为平衡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和污染物排放量，致使其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中降低环境税。这样环境税的下降又会反过来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产生影响，由于这些影响不是单调的，因此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环境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也不是单调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研究从另一个视角论证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并不一定导致环境质量的改善。这也正是本文的创新所在。
二、理论模型与分析结果
假定本国市场有两个企业1和2，其中，企业1为国有企业（public firm），企业2为私营企业（private firm）。两个企业生产同质产品。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q1,q2)=(q1+q2)-12(q1+q2)2（1）
qi为企业i的产量。因而，消费者剩余可以表示为：CS=U-∑2i=1pqi，其中p表示产品的价格。由消费者剩余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我们得到市场的需求函数为：
p=1-q1-q2（2）
两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相同，均设定为：
C(qi)=F+cq2i
为分析和计算的简便，不失一般性，我们限定F=0，c=1。需要说明的是企业成本函数通常设定为关于产量的线性或二次函数形式。尽管更为常见的是采用递增的线性形式［4-7］，然而为了与文献［2］进行比较，我们将成本函数同样设定为二次形式。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均排出污染物，假定其污染物的排放和产量之间的关系为ei=qi-ai，其中ai为企业自身的减排量，ei为企业的最终排放量。企业的减排成本为a2i/2。污染排放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和其排放量有关，按照通常的设定方式为：D(ei)=m•(∑iei)2/2，m为损害的技术参数，同样为便于计算，我们设定m=1。另外，政府为保护环境，限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特征收环境税，其标准为每排放单位污染物征收t元税。
因此，两个企业的利润表达式为：
πi=pqi-q2i-tei-a2i2, i=1,2（3）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已具有高度自，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已和计划经济时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在许多方面仍会和国家保持高度一致，但是毕竟作为企业，它有追逐利润的本性，同时对一些负的外部性问题不会像计划经济时试图去内部化，典型的如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根据2010年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关于限期完成上市环保核查整改承诺的通知》，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冷轧薄板厂因“周边富浩小区居民对宝钢薄板厂的异味问题仍投诉不断，新的酸洗机组工程尚未建设完成，无组织排放扰民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再次被要求限期整改。与此同时，还有大型的国有控股企业，诸如青岛啤酒、中国石油、和江西铜业等业内知名企业腾讯网，“宝钢陷排放门 环保部发通牒”，finance.省略/a/20100601/000631.htm。。正因为如此，我们参考文献［1］，将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设定为：
V=kπ1+(1-k)Wp（4）
其中：Wp=p1+p2+CS，表示国家所关注的微观经济主体利益，Beladi、Chao称之为私人经济部门利益（private welfare），k（0≤k≤1）表示国有企业被私人持有的份额。当k=0时，企业1为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而当k=1时，企业1则为百分之百的私营企业，因而此时称企业1仍为国有企业似乎不合适，不过，为了表述方便，我们仍然称企业1为国有企业，只不过此时的份额全部为私人所用。
本国的社会福利表达式为：
W=π1+π2+CS+t(e1+e2)-(e1+e2)22（5）
本文的博弈时序如下：在博弈的第一阶段，政府为控制污染物排放，特制定征收标准为t的环境税率；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产量竞争，同时确定产量和污染物减排量。根据处理这类问题的常规做法，我们采取倒推法进行求解。
首先，我们分析产量竞争阶段的情况。在这一阶段，国有企业1和私营企业2共同决定各自的产量和污染物减排量。由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我们有：
Vq1=1-2q1-kq2-t=0, Va1=t-a1=0（6）
由私营企业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我们有：
π2q2=1-q1-3q2-t=0, π2a1=t-a2=0（7）
联立（6）、（7），我们求得：
a1=a2=t, q1=2(1-t)5+3k, q2=(1+k)(1-t)5+3k（8）
由（8）可知，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正好等于政府征收的环境税率。
回到政府制定环境税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确定环境税。将（8）代入（5），我们得到：
W=7+76t-233t2+k(14+56t-250t2)+k2(3+12t-69t2)2(5+3k)2（9）
由（9）的一阶条件，容易求得：
t=38+28k+6k2233+250k+69k2（10）
进一步由（10），得到：
tk=-48(62+51k+9k2)(233+250k+69k2)2
命题1：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政府的最优环境税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减少。
命题1的直观经济学解释是：因为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国有企业关注企业的利润程度增加，其产量相应降低，企业的减排量下降，边际减排成本下降，因而环境税率也相应降低。
将（10）代入（8）、（9），我们求得：
q1=78+42k233+250k+69k2， q2=3(1+k)(13+7k)233+250k+69k2（11）
进一步，可以求出：
π1=2(1882+5212k+4027k2+966k3+9k4)(233+250k+69k2)2
π2=6007+16168k+16954k+7896k3+1359k42(233+250k+69k2)2（12）
CS=9(39+34k+7k2)22(233+250k+69k2)2
两个企业最终污染物的排放总量E：
E=e1+e2=41+46k+9k2233+250k+69k2（13）
对（13）求一阶导数，有：
dEdk=-12(77k2+122k-39)(233+250k+69k2)2，也就是说当k0；当k>k*时，dEdk
命题2：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呈倒U形关系。
直觉上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越高，其产量越低，因而污染物的排放量越少，从而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也将越少。然而命题2显示，仅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方才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上升而下降，相反，当国有企业在私有化程度很低时，整个社会污染物的排放量反而会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增加。
图1E和k的关系图
事实上，在双寡头市场结构下，尽管国有企业会随其私有化程度的上升，产量会降低，因而自身的污染物排放量会下降，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和私营企业生产的产品间的替代关系，在国有企业产量下降的同时，私营企业的产量会上升①，因而私营企业的排放量会增加。当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很低时，国有企业的
①因为：dq2dk=6(705+734k+185k2)(233+250k+69k2)2>0
产量降低较小，而私营企业产量增加较多，因此，所引致的污染物的净排放量反而增加，而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继续提高，国有企业的产量将降低的较多，污染物排放量也将减少的较多，而私营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幅度将低于国有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的降低幅度，因而污染物的净排放量将下降。
尽管Beladi和Chao在垄断市场结构下，发现较凸的市场的需求函数会导致私有化的提高反而会增加污染物排放量的结论，不过，在双寡头市场结构下，由于国有企业初始的私有化程度较低，国有企业的进一步私有化也会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反而增加的情形。
我们可以进一步求得本国的社会福利为：
W=3(41+46k+8k2)466+500k+138k2（14）
将（14）对k求一阶导数，我们得到：
dWdk=-18(77k2+122k-39)(233+250k+69k2)2，同样，我们发现当k0；当k>k*时，dWdk
于是，我们得到下述命题：
命题3：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本国的社会福利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也呈倒U形关系。
本国的社会福利由五部分构成，即国有企业的利润、私营企业的利润、消费者剩余、环境税收入以及环境损害，前四项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为正，最后一项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为负。因为国有企业的产量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降低，引致产品的价格增加，不过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产量较高，市场对国有企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较低，因而国有企业的利润反而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上升，而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较高时，国有企业的产量较低，此时，市场上国有企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较高，因而国有企业随企业私有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利润反而下降。这样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的利润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呈现倒U形。对于私营企业来说，由于价格提高和产量增加，私营企业的利润增加。因为国有企业的产量在私有化进程中下降的幅度要超过私有企业产量增加的幅度，因而消费者剩余是逐步下降的。而就征收环境税而形成的税收而言，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尽管污染物排放量随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不过这种增加的幅度要远远低于环境税率的下降幅度，因此，从整体看环境税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是下降的。对于环境损害来说，因为污染物的排放量是先增加而后下降，因此环境损害也是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先增高后降低。上述五部分对社会福利的综合影响就是随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倒U形。
从命题3我们很容易推知，一味地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可能并不会提升一国的整体社会福利。
三、结论性评述
在文献［2］的研究中，他们将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设定为国有企业的利润和国有企业利润与消费者剩余之和的加权函数，然而，由于国有企业作为代表政府的经济行为主体，除了关注消费者的利益以及自身的利益以外，还会关注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将其他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排除在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之外，显然并不能反应国有企业的本质。因此，尽管本文和文献［2］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基本一致，但是由于我们基于国有企业在各国经济运行中所承载的作用，采取了更接近现实的设定，进而我们发现了私有化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又一重要因素。
自巨变后，一些转型经济体纷纷掀起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浪潮。同时，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得我们更加清醒的意识到，在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环境保护。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会通过降低国有企业的产量，从而可能达到降低国有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存的经济体中，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可能会通过替代效应，致使私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增加，进而使得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上升，恶化环境。因此，借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途径达到控制污染排放的目的可能并不可行。同时，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一定条件下会恶化一国的社会福利，所以，我们必须更加审慎的对待期望借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提高社会福利的策略。
参考文献:
［1］BELADI H, CHAO C C.Does privatization improve the environment?［J］.Economics Letters, 2006,93:343-347.
［2］WANG L,WANG J.Environmental taxes in a differentiated mixed duopoly［J］.Economic Systems,2009,33:389-396.
［3］徐有俊，江旭，沈悦．发展中经济部分私有化、环境税及其影响［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7）：36-41.
［4］谢申祥，黄保亮．产业安全视角下的外资并购［J］．统计与决策，2009（1）：131-132.
［5］李长英，谢申祥，王孝松．异质产品、中间品贸易与最优研发政策［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9（4）：191-202.
［6］谢申祥，王孝松．技术外溢、国有企业并购与FDI［J］．世界经济研究，2009（4）：63-69.
［7］KATO K.Can allowing to trade permits enhance welfare in mixed oligopoly?［J］.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88:263-283
.
Mixed Duopoly Competition, Pollutant Emission and Environmental Taxes
XIE Shenxiang1，2, WANG Xiaosong3, SHANG Longyan4
（1.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Institute of Design and Research, China National Heavy Duty Truck Group Corp. Ltd, Jinan 250100, China
）
[关键词] 2012汽车销量;市场;分析;预测
一、近期汽车市场总体分析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统计分析，2011年，全国汽车产销总量双超1800万辆，但是销量增幅明显回落，同比增长不到3%，为13年来最低。
乘用车方面，全年乘用车销售1445.75万辆，同比增长5.19%。月度销售除2月份外，其余各月增速均高于汽车总体增速。乘用车市场增速依然趋缓；但多功能MPV和运动型多用途SUV增长明显，比重提高。其中，轿车销售1010.78万辆，增长6.57%；MPV销售49.77万辆，增长11.74%；SUV销售159.37万辆，增长20.19%；微客销售225.83万辆，下降9.38%。
商用车方面，货车占商用车市场的近90%份额，由于2011年宏观调控力度较大，经济增速放缓，影响货车需求，市场表现不甚理想，货车销售270.20万辆，同比下降4.57%；半挂牵引车销售25.76万辆，下滑27.37%；货车非完整车辆销售58.53万辆，下滑13.31%。而轻型客车受城市物流需求强劲因素影响，增长较快，成为拉动客车增长的主要动力，客车（含非完整车辆）销售虽然有一定的增长，但销售也只有48.79万辆，难以支撑整个商用车市场。
我国汽车出口81.43万辆，同比增长49.45%，创历史新高，对汽车销量增长贡献度达60.79%。另外增长快速的还有新能源汽车，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汽车整车企业销售新能源汽车8159辆；另外，2011年代用燃料汽车销售3.13万辆。随着新能源汽车规划即将推出，相信今后几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将增长迅猛。
二、近五年中国汽车销售情况分析
2007年起，中国汽车工业已经明显成为世界汽车工业的重要力量；2008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重大自然灾害，中国车市可谓是高开低走，跌宕起伏，全年以900余万辆的成绩让业内对汽车行业的未来恢复信心；而2009年对于中国汽车工业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国家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等一系列鼓励政策的刺激下，中国车市一反全球颓势，呈现出一派火热景象，同比增长创历年最高，乘用车产销首次超过1000万辆，产销双超1360万；2010年，政策优惠开始减弱，需求却没有因此下降，正如业内人士乐观预测的，全年以1800余万辆收尾，世界各大汽车企业也以中国汽车市场为主要投资区域；2011年，在业内的担忧和期盼中开局，在经历了2009年和2010年高达30%以上的跨越式发展之后，2011年进入了调整期，同时在这一年中，中国汽车市场经历了扶持政策的退出、多地限购政策的出台等不利因素，但依然保持了旺盛的增长势头，这无疑再次证明中国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
三、影响2012年汽车销量的因素分析
（一）经济因素分析
宏观经济是汽车产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和基础。
今年以来，中国车市呈现低迷态势，但我们依然对未来持谨慎乐观的判断。据有关预测，中国车市还可以稳定增长20年左右。
首先，2012年，预计欧美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将保持稳定，世界经济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2012年上半年中国将延续2011年宏观调控政策，预计2012年中期将对调控政策进行局部放松，基础建设投资将得到发展。
2012年宏观调控的重点仍将是调结构、控通胀、稳增长；通胀形势将好于2011年，货币政策可能出现转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继续放缓，主要动力已从过去铁路、公路、机场建设投资转向保障房、水利建设等新兴力量。受外需不振和投资放缓影响，预计2012年GDP增长将下滑至8.7%左右。
其次，中国经济东部、中部、西部呈梯度发展，各区域发展不平衡，提供新的增长机会。东部、中部、西部呈梯度发展。
近几年，国家把区域规划提升到战略高度，中国区域经济版图初步显现——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尤其是天津滨海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等区域快速发展，以长沙、郑州、武汉为中心的中部经济走廊逐渐提速，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西南经济区初步形成。这些区域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协同效应和扩散效应将会给汽车产业带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二）市场因素分析
目前我国的汽车人均购买力不断提高，推动乘用车消费进一步普及，为乘用车市场带来长期增长动力；一、二线城市将出现以SUV增长为特点的二次购车热点；随着各车企在三线以下市场的布局完善，三、四线城市的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提升；环保节能等政策将促进老旧车加快淘汰；节能和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实质推动阶段，新能源汽车将成为国民经济先导产业。
（三）政策因素分析
小企业减税政策、惠农政策的继续，以及进一步加快西部开发等都对乘用车市场的扩大起到推动作用，而国内增大燃油税的政策可能最早要到2012年四季度或2013年才能措施。
新的节能汽车推广补贴政策从2011年10月起生效，随着更多的补贴车型在2012年逐步，也会对汽车消费形成一定刺激；2012年各地方已经开始实施新车船税，新车船税体现了抑制大排量车，鼓励小排量车消费的目的，但是对车市的影响非常有限，本次调整更多的是一种导向作用；而新能源汽车关系到中国汽车产业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作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纲要性政策，《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能够加快新能源汽车市场化。
汽车限购或将继续，虽然限购范围在2012年不太可能继续扩大，但已经实施限购的北京、贵阳等地很可能会继续执行该政策，上海也会继续高价拍卖号牌，更多的城市为了缓解拥堵将提高停车费用和区域限行作为主要手段，这将影响全国整体汽车市场的增速。
关键词：改造 能源利用率 探讨
中图分类号：TM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3）011-036-02
90年代初期，由于全国各地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造成各用热用电企业的热能电能严重供应不足，各企业都想尽办法进行老厂扩建或进行老厂改造。现根据其中典型的工程实例，详细论述中压热电机组采用高压抽汽机组迭置技术改造后的能源利用率。
1 改造前热电厂机组状况
（1）汽轮机组：两台12MW抽凝机，两台6MW背压机，具体参数如表1。
（2）锅炉：五台65T/H煤粉炉，具体参数如表2。
（3）机组汽平衡表，具体参数如表3。
2 改、扩建原因
根据统计及计算，设计热负荷为：年加权平均热负荷为334 t/h，冬季最高热负荷为501.35 t/h，冬季平均热负荷为414.1 t/h，夏季平均热负荷为276.8 t/h。供热蒸汽压力为0.98～1.27MPa。原机组供热能力为198 t/h，这样缺口负荷为：年加权平均热负荷为136 t/h，冬季平均热负荷为216.1 t/h，夏季平均热负荷为78.8 t/h。
热电厂经过前期工程建设后，锅炉容量已不能满足四台中温中压汽轮机满负荷运行。缺口负荷为50.43 t/h。
而在供电能力方面，因严重缺电而制约了当地国民经济发展。
3 扩建方案
根据扩建场地条件及以热定电、热电结合的原则拟定方案如下：
方案一：采用高压迭置。
方案二：独立高压抽汽机。
具体参数如表4。
对于方案一，双抽机的一段工业抽汽作为中温中压机组的入口蒸汽。这样相当于多了一台中温中压锅炉，使得老厂四台中温中压汽轮机组可以同时满负荷运行。新老锅炉的额定蒸发量略有富裕，全厂汽平衡状态良好。机组对外供热为363T/H。与热负荷年加权平均值334T/H相平衡。在冬季工况下，机组额定供热能力略显不足，此时可通过减温减压器供锅炉富裕蒸汽86.2T/H。
对于方案二，三期工程以独立形式建成并投运。中温中压机组的蒸汽平衡为-50.43 T/H。高温高压蒸汽的富余量与方案一相当。全厂供热能力为428T/H，满足冬季平均热负荷的需求，在冬季最高热负荷时，可通过减温减压器供锅炉富裕蒸汽62.7T/H。夏季需降负荷运行。
由于方案一双抽机的一段工业抽汽可带一台背压机（中温中压）运行，方案一的各项经济指标均优于方案二，发电能力高于方案二，锅炉的最低负荷率也低于方案二。且方案一投资略省。因此推荐方案一，即高压迭置系统。
4 高压迭置系统的特点
（1）高压汽轮机的第一段中压抽汽4.12 MPa、435℃补充原锅炉容量的不足。
（2）在满足各项生产指标的条件下，高压机组和中压机组都完全独立运行，仅把高压机组抽汽供给中压机组的主蒸汽对高压机组而言视为抽汽对外供热、而对中压机组而言视为锅炉所提供的主蒸汽。
（3）根据《小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GB50049-2011中13.10.2的规定：装有抽汽式汽轮机或背压式汽轮机的热电厂，应按生产抽汽或排汽每种参数各装设一套备用减温减压器装置，其容量等于最大一台汽轮机的最大抽汽量或排汽量。这样可使中压汽轮机不会因高压汽轮机事故停机时而受到影响。
（4）为保证安全，除高压汽轮机在中压抽汽管路上串联设置两个抽汽止回阀外，还根据《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的二十五项反措》9.1.10中要求的：抽汽机组的可调整抽汽逆止门应严密、连锁动作可靠，并必须设置有能快速关闭的抽汽截止门，以防止抽汽倒流引起超速。
5 高温高压汽轮机迭置改造中温中压汽轮机的优点
5.1 提高了经济效益
（1）提高了循环热效率。在蒸汽量不变、蒸汽终参数不变的条件下，供电标煤耗率由300～400g/kw.h可降至250～335g/kw.h，节约50～65g/kw.h。全厂热效率可大幅提高。
（2）降低了供热标准煤耗率。因高压煤粉锅炉热效率比中压煤粉炉热效率高约5%，则供热标准煤耗率由41.8kg/GJ降至39.5kg/GJ，每吉焦节标煤2.3kg。
5.2 增加了发电能力与供热能力
（1）增加了发电能力。由于蒸汽初参数从中温中压提高至高温高压，如终参数不变，一公斤新蒸汽可多做功～0.53kw.h/kg。如每小时新蒸汽流量为415T/H，则每小时多发电能219950 kw.h，年发电量和供电量大幅提高。
（2）增加了供热能力。CC50-8.83/4.12/1.47机组一段抽汽（额定/最大）75/220 T/H，二段抽汽（额定/最大）120/200 T/H。按本期全迭工程工况，除一段抽汽用作中温中压汽轮机组发电后还可供热外，二段抽汽均作供热之用。
5.3 降低造价和缩短建设周期
（1）老厂主要设备和附属设备均可利用。
（2）本期扩建2X220 T/H锅炉和1X CC50-8.83/4.12/1.47汽轮机。总投资为4.04亿元。单位投资为8080元/kw.h。但是实际上总发电量大于50+9.5MW，所以单位投资少于6789元/kw.h，比新建热电厂投资省。
（3）因原有中压电厂的化学水、生活水、输煤、压缩空气、疏水等公用系统可以部分利用部分扩建，金属实验室；锅炉、汽轮机、热控、输煤、电气、化水等各检修设备间；综合办公楼；厕所和浴室等公用建筑（构筑物）可合并利用，然后根据《火力发电厂试验、修配设备及建筑面积配置导则》DL/T5004-2010中规定的辅助建筑面积，采取不足部分进行扩建，因此可缩短扩建电厂建设周期。
5.4 可充分利用老厂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新建热电厂需要一批技术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培训达到一定要求方能上岗。而老厂改、扩建可利用老厂原有的技术力量带动新生力量即“以老带新”和一套成熟的管理经验，使新扩建的高压热电厂快速投运并实现安全经济运行。
6 结论
（1）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投产了一大批中温中压热电厂，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所伴随的热负荷的增长，以及技术的进步，改、扩建这些中温中压热电厂机组成为必然。
（2）有较好的环境效益。热电厂供热能力的大幅提高即使用集中热电联产供热，替代各用热企业大量小容量锅炉，不仅可以有效地节约能源，而且还可以极大的改善环境质量。这也符合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制定的环境保护总体政策和精神。
（3）选择 CC50-8.83/4.12/1.47高温高压汽轮机组作为原中温中压汽轮机组的前置机，实现高压迭置是变中压热电厂为高压热电厂较为合理的一种技改措施，在有条件的地方值得大力推广。热力系统紧密相连，可提高发电出力和供热能力。大大降低全厂供热煤耗率和供电煤耗率。因此，它是一种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技术改造措施之一。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资本金融项目；对策
所谓双顺差，是指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同时出现外汇收入大于外汇支出的盈余状态。在理论上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是互补的，所以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国家都不会同时出现顺差，但在我国却出现了这种独有的现象。这一特殊的经济问题，便引起了国内学者对此的广泛关注与研究。项妍妍（2011）以1985～2010年的数据为基础，对两个项目顺差成因之间进行相关性研究，并得知两者的原因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共同的因素。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一方面刺激了我国出口行业的发展，促进了经常项目顺差的形成；另一方面还吸引了外国企业大量在国内投资生产，诱发了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刘兴宇（2012）以经常账户失衡为例，分析由于处在微笑曲线的最底部，我国的劳动密集性产业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加工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经常项目余额。另外，认为双顺差这种不合理的国际收支格局是同各种制度缺陷、价格扭曲、宏观经济不平衡相联系的。陈腾龙（2012）由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恒等式：Y=C+I+CA，来推导出S=I，S>I，S
1.总体趋势。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表现为以贸易顺差为主的经常项目顺差和以直接投资顺差为主的资本项目顺差。我国从2006年起开始保持着连续多年的双顺差，自从“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政策之后，2012年我国国际收支从往年的“双顺差”格局转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一顺一逆”状态。国际收支总顺差大幅下降。2012年，经常项目顺差1931亿美元，较2011年增长42%；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68亿美元，为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首次逆差，上年为顺差2655亿美元；国际收支总顺差1763亿美元，下降56%，大大低于2007～2011年年均顺差4552亿美元的规模。
2.经常项目。第一，经常账户仍是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主要来源。我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积极融入到世界市场中，并增加经济对外开放度。因国内外市场结构特点，国内鼓励出口贸易，国外对华出口限制，导致中国出口贸易发展远远快于进口贸易。经常项目顺差一直呈增长趋势，对双顺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高时达到4206亿美元，占国际收支总差额比重为91%，占GDP之比为9.3%，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有些许下降，2012年又有反弹。（见表1）。第二，货物贸易顺差较快增长。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12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0569亿美元，进口17353亿美元，分别较2011年增长8%和5%。近年来，货物差额的增长幅度与经常项目的增长幅度是大致相当的，其中经历了基本平稳期（2001～2004）、大幅上升期（2005～2008）和金融危机之后的下降期（2009～2012）。
第三，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体现，但是我国的服务贸易状况仍然相对落后，甚至常年保持逆差。从2001年的-59亿美元到2012年的-897亿美元，服务贸易的逆差规模还在逐渐扩大。第四，收益项目逆差有所收窄。收益项目在这十二年期间，除了2007、2008年出现顺差之外，其余年份一直为逆差。2012年，收益项目收入1604亿美元，投资收益逆差574亿美元，下降33%。主要是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投资收益较上年有所下降，导致投资收益差额偏小。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历年国际收支平衡表整理。
3.资本、金融项目。第一，资本、金融账户比重上升。2001年以来，我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始终保持顺差状态，从两大项目的贡献率中可以看出，几乎完全由金融项目主导。与经常账户相反，资本、金融账户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顺差规模反倒逐步扩大，占国际收支总差额比重从2208年的9%上升到66%，与GDP之比也相应的从0.9%上升到3.6%。直到2012年才首次出现逆差（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第二，直接投资保持较大顺差。作为直接投资的两大组成部分，我国在外直接投资和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分别呈现长期逆差和长期顺差的状态，并且两者之间的比重除2009年外，其他几年为1：0.3左右，这说明我国的直接投资项目存在严重失衡。直接投资差额是金融账户顺差的主要原因，两者走势基本一致。2012年，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呈现逆差，但直接投资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净流入。第三，证券投资净流入大幅增长。2012年，证券投资项下净流入478亿美元，较2011年增长143%。其中，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64亿美元，2011年为净回流62亿美元；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净流入542亿美元，较2011年增长305%，创历史新高。第四，其他投资大幅净流出。2012年，其他投资项下净流出2600亿美元，而2011年为净流入87亿美元。其中，其他投资项下对外资产净增加2316亿美元，较2011年增长26%；其他投资项下对外负债减少284亿美元，而2011年为净增加1923亿美元。
三、对2012年中国国际收支运行的原因与评价
（1）国际收支平衡新格局初步形成。2012年我国经济呈现缓中趋稳的走势，国内物价水平保持稳定。我国国际收支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持续“双顺差”首次转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状态，这显示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改善，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自主性进一步增强。（2）国内消费增强、国际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国际收支一直以来都饱受内部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影响。由于国内储蓄率高、内需长期不足，同时又因为价格优势，以“世界工厂”的地位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发达国家的长年赤字经济结构又为中国提供了广阔的贸易出口市场，使得我国经常项目中的货物贸易不断增长，国际收支持续了多年的双顺差。（3）国际市场波动、资本流动变化明显。一方面，国内外经济和金融运行稳定时，新兴经济体重现资本流入；又加上主要发达经济体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重拾升势，境内外正利差刺激了套利资本流入我国。但是当欧债危机再次恶化，市场避险情绪加重，新兴经济体普遍出现资本外流。受国际经济环境动荡及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2012年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新设及增资流入有所下降，对外直接投资资本金跨境流动规模大幅增长是带动总流出与流入上升的直接原因。
四、结论及建议
2013年“促平衡”任务依然艰巨，但是我们要抓住机遇，按照“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思路，建立健全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机制，选择有效的对策实现预期目标。（1）降低高储蓄，坚定不移地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当前，中国政府短期内要坚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拉动生产，提高中低群体收入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同时逐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医疗、住房和教育等领域的改革，扩大有效需求，增加政府支出来克服内需不足。（2）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稳定出口和扩大进口，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调整出口优惠政策，借助于出口政策的调整促进产品结构升级，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鼓励企业引进适用的技术设备，加大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和旅游带动进口。（3）把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结合起来，支持企业“走出去”，优化投资结构。应加强对跨境资本的管理，阻止热钱流入，平稳国际收支的剧烈波动。适当调整吸引外资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鼓励更多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4）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发挥外汇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作用。我国目前应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加速建立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从而发挥汇率制度调节贸易及资本有序流动的作用，进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项妍妍.浅析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成因及治理[J].时代金融.2011（9）
关键词：国际收支；现状；对策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主要由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决定，而经常账户的盈亏取决于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账户则主要决定于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投资报酬率与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变动。从动态上讲，国际收支活动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往来的货币收付活动。就静态而言，国际收支描述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货币收支的对比结果，把这种结果加以系统地记录，就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我国目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近两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1342亿美元，增长12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29.6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分别为49亿美元、40亿美元。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增长2089.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2.6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0.05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19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借方，为168亿美元，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21%，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以内。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2.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7%，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09%。国家外汇局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对外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强。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
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王子先,张晓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经验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0).
2、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关键词】凯恩斯效应 非凯恩斯效应 马尔科夫区制
内需不足已经成为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增长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1998年我国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也随着不断扩大，2008年在全球性次贷危机日趋严峻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计划启动4万亿资金，以强力启动内需，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由此产生的一个担忧是庞大的财政支出是否会挤占居民消费，从而降低国内实际消费需求，即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可能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区域。本文运用内生识别方法马尔科夫转换MS-VAR模型实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主要是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效应，以期评价我国财政支出，特别是1998年以来扩张性的财政支出在宏观需求管理中的有效性。
一、非线性有效需求跨期替代模型的理论分析
在Karras（1994）、Evan和Karras（1996）以及Ho（2001a,2001b）等人的研究中，他们假定凯恩斯有效需求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简单线性（C■■=Ct+■Gt）关系所决定，其中参数■为正（或负）表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由于效用函数是有效需求（C■■）的增函数，参数■为负意味着消费者总效用函数U(C■■)为政府支出（Gt）的减函数，即当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时，政府支出性支出增加降低了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这与效用函数的经典假设相矛盾。为了有效克服该问题，与陈创练（2010）和陈创练、陈国进和陈娟（2010）相一致，本文建立了一个政府支出（G■）和居民消费（Ct）具有不完全替代性质的非线性凯恩斯有效需求函数（C■■），即：
C■■=C■■C■■ （1）
其中，α为居民消费对有效需求的弹性系数。黄赜琳（2005）分别对我国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原值比Gt/(Gt+Ct)和增量比ΔGt/(ΔGt+ΔCt)两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原值比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增量比序列则是平稳的，这表明使用非线性刻画中国居民的有效消费行为更为合适。此外，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不仅仅是居民单纯私人品消费的等量替代，而通常具有某种弹性效应关系，直观上这也比较符合经济含义。由此可见，使用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关系能够更加有效地刻画中国居民的实际有效消费行为。
考虑在一个无穷期限的经济体中，代表性消费者在0时刻终身效用总和最大化可表示为：
U(C■■,G■)=■ E0■β■[u(C■■)+φ(G■)] （2）
s.t.At=At-1(1+r)+Yt-Ct-Gt （3）
其中，Et是基于t时期信息的期望算子，β为主观贴现因子，C■■表示代表性消费者的有效消费需求，At表示代表性消费者t期持有的金融资产，Yt表示t期的劳动收入，假定实际利率r为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常量。而有效需求的即时效用函数为u(C■■)=C■■/(1-σ)，在此类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不变的效用函数中，σ表示曲率参数，特别当σ=1时，C■■/(1-σ)=lnC■■。φ(・）为政府购买的效用函数，必须强调的是由于消费者不能够对政府购买行为决策产生影响，因此代表性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忽略考虑效用函数φ(・），而简单考虑关于有效需求的即时效用函数u(C■■)。那么，以上最大化问题可转换为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者决策模型，其拉格朗日函数为：
E0■β■u(C■■)+λ■(Y■+(1+r)A■-C■-G■-A■ （4）
其中，拉格朗日乘子λ■度量了财富的边际效用，对上式进行一阶条件求解，可得：
αC■■G■■=(1+r)βE■(1-α)C■■G■■ （5）
在最优化条件下，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给居民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则有Gt=(1-α)Ct/α①，将其代入（5）式做进一步分析，两边同时取对数并整理可得实证方程：
ΔlnCt=μ+θ1ΔlnGt+et （6）
其中，μ=ln[β(1+r)]/[1-α(1-σ)]，θ1=[(1-α)(1-σ)]/[1-α(1-σ)]，et是均值为零的随机扰动项。由于在计量实证分析中如果模型设定遗漏了重要解释变量，则估计结果将会是有偏的。Graham（1993）、Evan与Karras（1996）以及Ho（2001a,b）研究表明，由于个人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实证模型中综合考虑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y■■）对消费的影响，将会弱化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考虑两状态下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从而，待估模型可进一步完善为：
ΔlnCt=μ+θ1(st)ΔlnGt+θ2(st)Δlny■■+et （7）
其中，st表示状态变量。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中，由相关数学证明可知：当θ1(st)>0时，表示政府支出增加挤入（促进）居民消费，则政府支出具有“凯恩斯效应”；反之，当θ2(st)
二、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非线性影响的经验研究
（一）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
本文采用两状态下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式（7）进行估计，两状态即St=1和St=2。模型中θ1(st)和θ1(st)都具有区制转移特征，且随状态St变化估计系数数值也发生变化。假定St为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并且采用经验数据对内生状态的转变过程进行估计，首先考虑yt和St的联合分布：
f(yt,st|?渍t-1)=f(yt|?渍t-1,st)f(st|?渍t-1) （8）
其中，f(y■|?渍t-1,s■)=■exp(■) （9）
在正态分布的条件函数中，?渍t表示直到t期的信息集（Kim和Nelson,1999），具体算法由Hamilton滤波实现。因此模型参数可由以下极大似然估计（即最大化下面的对数似然函数）得到：
lnL=■ln■f(y■|?渍■,s■)Pr[s■=i|?渍■] （10）
本文采用迭代极大似然函数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Pr[s■=i|?渍■]表示在t时时刻状态为1或2的概率。假定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s■服从遍历不可约的一阶马尔科夫过程，其转移概率为Prt[s■=j|S■=i]=pij，且对于所有的时间t，i，j=1,2满足■■■p■=j=1。在本文中：
p=Pr[s■=2|s■=2]1-p=Pr[s■=1|s■=2]q=Pr[s■=1|s■=1]1-q=Pr[s■=2|s■=1] （11）
从t时刻开始的概率计算公式为：Pr[s■=i|?渍■]=■Pr[s■=i|s■=j]Pr[s■=j|?渍■]。其中，Pr[s■=i|s■=j是由（11）式定义。在每一时期的末尾，用以下迭代滤波对起初计算的概率进行修正（Kim and Nelson,1999）：
Pr[s■=i|?渍■]=Pr[s■=i|?渍■,yt]=■ （12）
其中，f(y■|?渍■,st)是由（9）式定义，然后再通过采用迭代极大似然函数的方法即可获取模型收敛的各个估计值。
（二）经验研究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年度频率数据，考虑到制度变迁因素，选取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978～2008年②，并且所有序列均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基期为1978年）进行调整为实际变量。与此同时，为了对理论模型进行估计，分别使用人均实际居民消费、人均实际政府消费和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对数的差分序列③。三个序列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列于表1中，检验结果表明ΔlnCt、ΔlnGt和Δlny■■序列都为平稳序列，从而可使用MSIAH模型对（7）式进行估计。
说明：（1）ADF单位根检验形式（C,T,K），其中C表示常数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K表示根据SC准则选择的滞后阶数；PP单位根检验形式（C,T,B），其中C表示常数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B表示采用Newey-West（1994）选择的带宽；（2）变量前加“Δ”表示对变量做一阶差分；（3）**和***分别表示在5%和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零假设，其中检验临界值根据MacKinnon（1996）确定，并由Stata10.0给出。
根据AIC、HQ和SIC等信息准则，本文选取q=0，p=0。与此同时，利用极大似然法得到本文选取MSIAH(2)估计模型中方程截距项和各系数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说明：（1）估计模型MSIAH(2)允许截距项、自回归参数和异方差性转变。
（2）*、**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零假设。
模型非线性检验统计量LR为17.28，其伴随概率χ2(6)= [0.0083***]，④在1%的显著水平拒绝了原假设H0：μ1=μ2；θ1=θ2；γ1=γ2，这说明在1978~2008年间我国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制转移非线性效应，各区制转移概率矩阵的估计结果列于表3。从表3估计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明显存在两个区制。在非凯恩斯效应区制1中，政府消费增加将降低居民消费，从而减弱了我国财政政策在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上的乘数效应，即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在凯恩斯效应区制2中，政府支出具有显著挤入的凯恩斯效应，即政府消费增加刺激了居民消费，这进一步为中国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带动内需提供了理论依据。就表3中的估计结果而言，两个区制都相对稳定，其转移概率分别为P11=0.79，P22=0.85。
与此同时，表4给出了各区制的样本数、区制出现的频率以及平均持续期，其中在同一区制的持续时间为D（St)=1(1-pii)。估计结果显示，在1978～2008年间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非凯恩斯效应区发生制频率为41.47%，而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凯恩斯效应区制发生频率为58.53%，这说明凯恩斯效应发生的年份多于非凯恩斯效应。
表5给出了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凯恩斯效应和非凯恩斯效应的区制划分，从表中可以看出，非凯恩斯效应区制主要发生在1985~1997年间，随着1985年中央银行体系的建立，货币政策作为一项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开始走向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为了预防改革初期和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过热现象，在此期间我国政府实施了适度“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成功推动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落”。而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降低了经济的活力，减少了居民能够获取的可支配资源，这直接导致政府消费增加挤占了居民消费。凯恩斯效应区制主要发生在1979～1984年间和1998年以后，在这两个阶段，我国主要实施了“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或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从而刺激了国民经济整体的活力，使得政府支出在某种程度上挤入了居民消费。
从表5以及图1和图2中还可以看出，1979～1984年和1998～2008年等区制里，发生政府消费发生凯恩斯效应的概率接近于0.9（如图1所示），而1985～1997年区制里发生非凯恩斯效应的概率接近于0.9（如图2所示），这说明我国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现象，这为合理评价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以及后续财政货币政策安排提
说明：方括号里的数值表示政府支出发生非凯恩斯效应的概率，如[0.9042]表示发生非凯恩斯效应的概率为90.42%。
在非凯恩斯效应区制内，政府不能够一味依靠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和扩大内需，这样不但不能达到带动内需的目的，而且还有可能造成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或国债规模。政府为了刺激消费，应该采取配套的货币政策，实施结构性减税，增加转移性支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地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从根本上刺激居民的实际消费需求。在凯恩斯效应区制里，政府则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消费或经济总需求。此外如图1所示，1998年以来我国扩张性的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一直位于凯恩斯效应区制内，这充分说明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政策是积极有效的，而在国民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现象的情况下，由于“双松”政策转而实施“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正确的。
三、财政支出非线性效应的宏观决定因素分析
纵观现有文献，主要是从预期观点和劳动力市场观点对财政政策的凯恩斯非线性效应进行解释。能够影响个体对未来政策预期变化的因素，主要包括初始财政水平（国债、赤字）或财政政策的调整力度（政府支出调整、赤字调整）两个方面上。本文试图从这两个方面上给出改革开放以来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财政发生非线性效应的宏观决定因素。
（一）初始财政水平
国外研究文献表明，初始财政条件可能改变人们对未来政策的预期，从而产生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Blanchard，1990；Felcdstein，1982；Sutherland，1997)。下面将利用中国国债、赤字数据对初始财政条件在引起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方面的作用进行检验。图3表示中国国债比例(国债余额/GDP)和赤字比例(赤字总额/GDP)波动路径。
图中阴影区域表示检验出的财政政策产生非线性效应的区制(下同)。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国债比例连年升高，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都产生在国债比例较低的时间段。而国债比例较高的近儿年财政政策具有显著凯恩斯效应。图3中的赤字比例具有同样的现象，即在赤字较高的近儿年单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并未产生非凯恩斯效应。可见，初始财政条件在中国并不是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产生非线性效应的必然原因。
（二）财政政策调整
现有文献中将财政扩张或调整的幅度作为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即大幅度财政扩张或调整会影响人们对未来政策的预期，从而产生非线性效应。我们在此采用中国赤字比例的变化幅度作为对财政扩张或调整幅度的衡量。图4表示赤字比例变化额的波动路径。
从图4可以看出，1978～1980年中国财政赤字比例波动较大，似乎印证了大幅度的财化是产生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原因，然而，在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1984～1997年的区制中，赤字比例变化极小。同时，1998～2004年的赤字比例变化比1984～1997年大很多，但财政政策在该区制内却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可见，财政调整幅度与非凯恩斯效应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据此，本文认为在中国，初始财政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并不是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必然原因。
事实上，正如王立勇和刘（2010）指出，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是由我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程度和特点决定。这表明政府要识别财政政策效应类型，则应密切关注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变化。
四、结论
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是宏观经济学长期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90年中后期以来，我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以有效需求不足为主要特征的运行态势，居民消费率一直处于低位并且逐年下降。1998年以来国家一直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刺激内需和居民消费增长。本文采用MSVAR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识别。研究表明，在1979～1984年和1998～2008年份，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而1985～1997年份则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说明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现象，同时也表明1998年以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积极有效的，而在国民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现象的情况下，由“双松”政策转而实施“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正确的。最后，指出初始财政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并不是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必然原因，而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程度和特点变化可能导致了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对称性影响。
注释
①对上述最优化问题，分别求出居民消费边际效用和政府消费边际效用，令两者相等可获得该等式。
②本部分所用数据均来自于中经网数据库（cei.省略）及《中国统计年鉴》（1978年~2009年）各卷整理获得。
③人均实际国民收入、人均实际政府支出和人均实际居民消费分别使用各变量除以总人口获得。
④检验统计量LR=-2(LR-LU)~χ2(q)，LR和LU分别是有约束和无约束模型的极大似然函数值，其中，q为约束个数。根据LR统计量可算出其对应的P值，当P值较小时则拒绝原假设，选择无约束制估计模型；反之，当P值较大而无法拒绝原假设时，则选择有约束估计模型。
参考文献
[1]陈创练.政府财政收支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挤入效应[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6）：7-14。
[2]陈创练，陈国进，陈娟.政府消费最优规模对私人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12）：5-14。
[3]方红生，张军.中国财政政策非线性稳定效应：理论和证据[J].管理世界.2010（2）：pp10-24.
[4]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情势转变视角[J].管理世界.2007（5）：7-15.
[5]郭庆旺，贾俊雪.稳健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及其可持续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6（5）：58-67.
[6]王立勇，刘.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及其解释[J]，经济研究.2010（7）：6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