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5 10:46:2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新闻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区别，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南唐诗人李中有“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的佳句，这是汉语中“信息”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其古义指消息、音讯，侧重于口头或书面传递的内容。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本土“信息”概念勃兴，如1872年《申报》直接列出栏目，标明“丝市信息”、“陕西军情信息”等，此时，信息的近代含义仍指向消息、音讯、情报。
值得关注的是，现代意义的信息并非从我国本土文化延续而来，而是西方思潮的舶来品。现代信息概念最早是1928年Hartley在《信息传输》中提出，他第一次指出信息与消息的区别，并设想用数学方法描述信息量。
1955年，在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热情支持下，数学家Weaver将信息论引入传播学，从此，信息成为统领传播学的核心概念。1984年，李良荣教授的《“信息热”和新闻改革》一文，正式将信息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引入到中国新闻学，并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的传播”的结论。
从信息的角度认识新闻本体及其本质特征，最早提出“信息是新闻的属概念”观点的是宁树藩教授，1984年他在《论新闻的特性》中提出“新闻是向公众传播新近事实的讯息”。1987年一本由国内20所大学联合编写的新闻学教材则称“新闻是一种信息”已是新闻学里无须证明的公理。
信息概念的引入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新闻观念，引发国内对新闻定义的重新思考，而且促成了理论研究更大层面的变迁。李良荣教授评价，信息概念的引进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二次跨越。然而，跨学科、跨语境关键词的导入与接收，信息概念也发生了意义偏转。
香农信息论中的信息是通信工程学的概念，用来研究信道传输能力，正如Warren Weaver1949年在《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近期成就》中所说，香农信息论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意义问题和实效性问题。而我国本土文化中的信息侧重于消息、音讯，是指向内容的概念，有更多人文色彩，这或多或少影响了新闻学对现代信息概念的理解，直接体现在新闻的定义中，其内涵接近于事实，这就凸显了传播的内容，指那些对人有用、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原有的技术特征似乎被遮蔽了。
信息对中国新闻学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新闻学的学科意识逐渐复苏，处于新闻无学到有学的艰难转型中，需要主动寻找到一个科学的起点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信息概念恰逢其时地导入，这是新闻学突破束缚的一次历史选择。具体来说，信息概念在以下几个层面起作用：
第一，确定“新闻的本质是信息”。即使不引进这个信息概念，传统新闻学中关于新闻本源的问题也依然能解决。但是，“信息才是新闻的本质规定”却能够修正“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一说，因为作为新闻进行传播的并非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中蕴含的某些属性的要件所构成的信息。“信息”显然要比“事实”更科学、更恰当，这个科学术语提升了新闻的本质。
第二，承认新闻学是科学。宁树藩先生认为，只有以新闻及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才能建构起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信息概念反驳了过去存在的“新闻工具论”，以信息逻辑起点建构新闻本位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新闻与宣传划分开，新闻本位的回归使新闻的本初功能得以彰显，体现了对新闻规律的尊重，使新闻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过去强大的政治话语框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地位，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学术精神，同时，搭起了我国新闻学与具有国际视野的传播学对话的桥梁。
第三，20世纪90年代，“信息”触发了新闻商品性的讨论。人们认识到，新闻除了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生成、传播、接收反馈过程还带有经济实践和商品生产、消费的特性。既然媒介把信息资源的开发、采集、传播当作主要任务，向社会提供各种信息、知识和娱乐服务，那么，媒介本身也就具备社会第三产业的特性，这一特性强调的是信息的服务性。这一认识直接关系着我国“事业化性质、企业化经营”的传媒体制变革，为传媒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
信息与新闻学辩证看
20世纪80年代，信息概念刚引入中国新闻学，有学者认为信息论与新闻学科交叉，由此产生新的学科“信息新闻学”，甚至提出信息新闻有八种写法。这是种不确切的提法，其实质指向是新闻的信息量。这种提法体现了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但也反映了信息概念的引入对学科思维的冲击。
中国新闻学研究曾经出现过关于新闻的信息量的计算公式，这种做法参照了信息论的信息计量，但却并不可取，因为信息论并不关心信息的内容，并不能反映人的能动作用与信息处理的关系。新闻传播不同于机械的科技传播，而贯穿了更多的价值选择倾向和人文关怀，如果新闻学中的信息仍旧是一种冷冰冰的硬科学符号和技术指标，就会限制实践中新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制约了新闻人作为有思想、有责任的社会工作者的追求。
虽然并不认同运用信息论计量新闻信息，但这种思维方式却开创了另一番局面，新闻媒介努力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进一步满足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但随着信息泛滥的态势，其弊端逐渐显露。现代人陷入对潮水般信息的依赖，层出不穷的媒介事件又挫败了人们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最终变得轻信和缺乏安全感。事实上，零星的信息不能代表整体的世界，过度依赖人与机器的信息交流，反而钝化了人类的感知能力，并且，借助技术、集中渠道和传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取代了人人平等参与的、平衡的集体行为，即交流。
此外，一段时间里新闻商品性认识助长了有偿新闻现象，甚至被指为是其产生的理论根源。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知”的需要催生了新闻，与公共利益有重大、深远而天然的密切关系，担负着特殊而无可取代的社会道义和责任。商品化的新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闻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作用，使新闻这个本应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资源被少部分人利用，从而减少了其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影响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正义。当前新闻实践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证明，对于商品化的特性渗透到新闻这一点，要持有批判意识。
关键词：传播学史； 罗杰斯； 社会科学； 传记式
这是一本“有血有肉”的史册，作者运用轻松幽默的笔风，为读者揭示了最丰富生动的社会科学史。这是一本人物传奇史册，描述历史人物的个人历程，勾勒出贴近生活的历史。这是一本给人启发的史册，以史为鉴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新的传播认识在这里起航。区别于一般的传播学史，该书不仅仅从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开始论述，而且追溯到传播学相关思想的欧洲起源，通过宏观的历史大背景构建使我们对传播学史的理论来源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本书从三位欧洲学者（达尔文、弗洛伊德、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为发源，为我们勾勒了庞大的理论体系。该书以宏观的理论概述为框架，以微观的历史人物故事为填充，为读者生动地讲述人物的故事。罗杰斯运用综合的讲述和传记式的方法，不仅从学术上阐述大家们的理论，而且以一种时间推移式的手法描绘了关键历史人物的成长经历及教育背景，把人物放在成长的社会背景中去解析，结合人物的个性和特殊经历而带领读者走入传播学大家学术的世界。看完这洋洋洒洒的十几万字，对比我国现今的传播学发展现状，内心感慨良多。
1 和新闻学捆绑之后的传播学，走得越来越窄
各大高校的传播学专业基本上是在新闻学科基础了建立和发展的，新闻学本身的研究存在诸多局限，传播学寄生在新闻学的土壤之中，必然造成中国传播学理论的先天不足，相关学科的理论储备问题尤为突出。现在的传播学的人才培养和学习基本上是和新闻学的学生的培养结合在一起。在中国，提到新闻，必然联想到传播，而很多高校开办的新闻传播系中，传播学的学习只能算是采、写、编、评课程的陪衬。传播学在新闻学的映衬下，仿佛就像参天大树下的小花朵，看似朝气灿烂，却缺少了阳光的关注。最初的传播学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为二战同盟国关于战争的宣传研究和美国战后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引入中国的之后的传播学，地位却有些尴尬。一方面，国内没有形成一个传播学专业的培养模式，传播学专业的学生被当作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培养。另一方面，普遍认为传播学是相较于新闻学更加偏重理论性的学科，这个观点在读罗杰斯的著作之前，笔者是深信不疑的，觉得很多传播理论确实是比较生涩难懂，但是在读完罗杰斯这个著作之后，笔者有些新的感悟：传播包含于各个领域，也反作用于各个领域，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回顾传播学产生的历史，回顾那些传播奠基人的理论，哪一个不是在服务社会、研究社会课题中产生的呢？而今天，我们国家引入过来的传播学，相较之下就是学到了点皮毛。就拿我们这一代传播学学生来说，能大概地了解传播学理论，但了解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学生又有几个呢？能运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的则是少之又少了！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和发展现状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对于传播学这个学科的挖掘和认识仅仅停留在新闻传播这个粗浅的层面，殊不知传播的伟大力量，信息的伟大动力。
2 传播学学生的单一背景PK传播学者的多学科背景
传播学来自于社会科学的贡献，来自于传播学者的贡献，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等理论先驱都是多学科背景的。维纳、香农的专长是数学，拉斯韦尔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霍夫兰则是心理学家，他们在传播学上的成功与他们的聪明才智有关，更与他们的多学科背景息息相关。传播是一种存在于社会运作的一种现象，时时刻刻都有传播，这些知名学者们在自己所属的领域着眼于传播在其中的作用，从而提出了相关的概念。再来对比当今我国的传播学学者状况，实在是相形见绌。首先，我们的传播学者大多都是人文学科单一学科背景，许多都是中文、新闻等专业，显而易见在视角上就缺少一种“跨学科”的眼光，而恰恰传播现象的出现是没有学科界限的，比如说以传播学为大背景，就可以衍生传播社会学、传播教育学、传播政治学、传播经济学等等学科。再者，我们的培养模式更倾向于把传播学学生往“媒体人”这个方向去培养，而很少去关注传播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例如：传播社会学、传播心理学、传播政治学等课程在中国高校鲜有开设，通常只作为一个学科常识在课堂上略微提及。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自传播学成立以来，“跨学科”的概念，普遍被后人们意识到，但是如何让在“跨学科”这个概念的引导下，改进自己的学习方式和拿出具体研究方案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比起思想的智者来说，我们更像是行动上的傻子。
3 只关注大众传播，忽视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
追溯传播学史，西方传播学史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多学科背景，从目前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现状来看，也是多学科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介入研究的。与之相比，传播学在我国由新闻学界引入，其影响目前还在新闻领域。已有学者呼吁，要向社会科学中取得突出成就的人类学、经济学、组织管理等学科寻求理论支援，这成为我国传播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当前，尤其需要加大对传播学的几个领域的研究的力度，如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只有在各分支研究的前提下完成必要的积累，传播学体系才能上升到整体认识阶段，在此基础上，才能完成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构建。
传播社会学者，在大众媒体兴起之前和早期的社会研究中，较多的关注的是组织、企业的信息传播；而传播心理学家则关注人际之间的传播。我们在研究和分析组织与个人与传播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中国的组织其实是一个比西方国家组织更加充满矛盾、变异、冲突的文化空间，显得极为复杂。因此，研究组织传播和个人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大胆预言，在未来的中国，组织传播理论研究大有可为。组织的传播能力将被视为一种资产，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一种利器。各类组织管理者唯有在高效率的网络传播和优质的传播环境下，才能使组织能以生存和发展。
关键词：新闻学；报学；Journalism；集纳；广义新闻学；
作者简介：周光明(1963-)，男，湖北浠水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一般认为，1920年前后，中国近代新闻学开始创建起来，它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群体，出版了最早一批由国人编写的新闻学著作，当时的高等院校也相继开设了有关专业课程。但是，综观近代最后三十年的学科史，可以发现，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学科用名遭受着一些独特的困扰，它不像其他新兴学科命名那样往往一锤定音，或只经过最初几年短暂争论后便尘埃落定。近代新闻学的学科用名实际上可以开列出一份冗长的清单：报学、新闻学、报道学、集纳学、新闻科学、报纸新闻学等等。这与其说是因为它缺少一个华丽的命名仪式，还不如说十足地反映了近代新闻学的不成熟。在这些已经入围的名称中，“报学”无疑是“新闻学”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它们之间的较量甚至越过了1949年，余音绕梁，直到20世纪末才渐渐平息下来。
一、“新闻学”与“报学”之初现
“新闻学”一名创自日本人，时间当不晚于1899年，即使不是由松本君平(1870-1944)首创，也是新创不久，未曾流行，所以为博文馆版《新闻学》作序的田口卯吉才会发出“新闻之业亦有学乎？”①这样的疑问。根据现有材料，“新闻学”这一名词最早于1901年为中国方面所注意。中国留日学生出版的《译书汇编》，在1901年6-8月间的新书广告中，提到“新闻学松本君平著”。半年后，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的第二部分“报馆之势力及其责任”中向中国读者介绍说：
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豫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谅哉言乎!
“新闻学”一名就这样由中国旅日人士直接借用过来了。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了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书名“新闻学”照旧，但中译本删去了书名副题“歐米新聞事業”。中译本编译者不详，估计是由商务印书馆收购的《译书汇编》同人合译的初稿。
“报学”之名差不多同时出现。1904年正月，基督教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在“译报随笔”栏发表《报学专科之设立》，该文介绍了美国《世界报》老板普利策(JosephPulitzer，1847-1911)资助创设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一事：
西国分类学堂，为最近之进步。各专科之间，于新闻杂志一类，所谓报学者则犹未遑也。近日美国纽约世界报主人布列周，拟捐出美金二百万元，特为报学专科，立一学堂。盖世界报乃纽约最大之报馆，其房屋一项，至值美金一百万元。每日所出之报，自五十万纸，至一百万纸。故布列周之意，尝谓美国报馆之多，而报学界上，独无专科之教育，致能通知报学者尚少。必当以报学，立为科学一项，方足收效。因以美金一百万元置于纽约哥伦比亚大书院中，先行举办。俟三年之后，此种学堂，通于各处，愿再捐美金一百万元云。[1]22315~22317
但截至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新闻学”与“报学”出现次数都不算多，“报学”用得更少一些，它们两者之间尚无竞争关系，在前新闻学时代(黄天鹏称之为“新闻学术启蒙时期”)，这两个用名所受到的待遇，并不比“物质学”、“平准学”、“资生学”等新学语优越多少。
这两个学科用名都是域外影响的结果。“新聞学”(しんぶんがく)是日本人使用的汉字词，“报学”则是美籍传教士林乐知(YoungJohnAllen，1836-1907)与“秉笔华士”范玮的创制，相比较而言，“报学”更具中国风味。此前的1897年，《知新报》载吴恒炜《知新报缘起》一文曾使用过“治报之学”。“报学”一词，或由此脱胎而来。
二、对“新闻学”名称的质疑
“新闻学”与“报学”最初是可以并用的。1912年，全国报界俱进会议设“报业学堂”，1920年，全国报界联合会又议设“新闻大学”，两个名称意思是一样的。1919年国人编写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试着如此界定新闻学：
此学名新闻学，亦名新闻纸学。既在发育时期，本难以下定义，姑曰：“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2]1
新闻纸既等同报纸，那“新闻学”与“报学”也就没什么区别。所以，在1920年代初新开设的大学新闻教育专业中，有叫“报学系”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叫“新闻学系”的(如燕京大学)。第一代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1890-1935)，1925年出版译著《新闻学撮要》，1927年出版《中国报学史》，两个学科用名的使用比较随意，似乎两不干扰。到底用哪个更合适？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重要性的是黄天鹏(1905-1982)。1929年，他决定将中国近代第一种正式的新闻学杂志《新闻学刊》(季刊)更名为《报学月刊》。在他《报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的《报学弁言》中申述道：
案新闻有学，为近数十年间事，译自东瀛，习用已久，创刊之时，姑从俗尚。顾以报纸学术之意义而言，则以改称报学之为当。盖报纸全部事业，包罗万有，新闻不过其一端，他若广告、印刷，殆如鼎足，近通称新闻学，实难概括也。观夫日洲于报业教育之分为编辑经营两科，欧美之劈为新闻广告两系，其义益见明显，而究以“报学”之音简而义广也。本刊既以整个报业为对象，则新闻学广告学固应并重，即报馆经营管理，报纸发行推销，以及印刷、写真、纸墨、邮电，亦皆应为等量之注意。际此二周改弦更张之时，乃行更名报学月刊，亦示新猷之意，非仅便利发行已也。但本刊勇往直前之精神，则始终如一，过去较注意与新闻之学。自后范围既广，编制略有变更，内容亦大增益。
留美归来的汪英宾(1897-1971)赞同黄天鹏的意见。他在《报学月刊》第1卷第4期(1929年)发表《释报》一文说：“以报为业谓之报业，报业之学术谓之报学，凡属于报业之人谓之报人。”
“报学”派人士都认为“新闻”或“新闻学”范围太小，明显不如“报纸”或“报学”涵盖广泛。直到1948年，袁昶超仍坚持己见，《报学杂志》第1卷第3期发表《初期的报学教育》一文说：
笔者早年研究报学的时候，就感觉一般人士惯用的“新闻学”一辞，不能包括报学的范围，因此主张以“报学”为Journalism的正确释名，大学和专科以上学校的“新闻学系”，应一律改称为“报学系”。这个意见一直支持了十年之久，获得报界和教育界许多朋友的赞同，但没有正式向关系方面提议采用。
尽管如此，在近代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具体使用中，“新闻学”用名仍居上风。其实，“报学”与“新闻学”两者之间的纠葛，解决办法并不困难，只需对“新闻学”做广义解释即可。1848年，袁昶超在《报学杂志》第1卷第5期发表《中国的报学教育》一文，承认更名之不易：
笔者向来主张把“新闻学系”改称报学系，但以各校都沿用“新闻学系”一词，是以本文引用专名时，仍照其旧称。
继而又在《报学杂志》第1卷第8期载文《报学教育和职业训练》，提出了妥协办法：
社会人士对于沿用“新闻学”一词，只知其狭义的解释，不知作广义的研究，大都以为凡报学系的毕业生，都只能担任普通新闻报社的记者，那种职业是范围狭小，待遇菲薄和工作辛劳的，这也是阻碍报学教育发展的原因。
但是，“新闻学”用名之所以被更多人士认可，还因为它适应了传播媒介发展的新形势。二战以后，印刷新闻传播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对此，胡道静(1913-2003)总结道：
一般谈新闻事业史的，都习惯于“口头新闻”、“手写新闻”和“印刷新闻”的三个进化阶段的说法。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闻事业已跃进到另一个新阶段，即入于“广播新闻”时代，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探向一个新的世纪，要成为“电视新闻”的时代了。[3]1
新形势使“报学”变得有些陈旧，也受到了更多的排斥。最终新闻学兼并了传统的报学领域，而使报学变成了它的初级阶段。
三、Journalism或“集纳”
无论是“报学”还是“新闻学”，它们的英文对应词都是Journalism。1927年，戈公振在其《中国报学史》中解释“报学史”用名的时候说：
民国十四年夏，国民大学成立，延予讲中国报学史。予维报学(Journalism)一名词，在欧美亦甚新颖，其在我国，则更无成书可考。无已，姑取关于报纸之掌故与事实，附以己见，编次成书。[4]3
1933年，吴晓芝在其所编《新闻学之理论与实用》一书中这样介绍新闻学：
新闻学(Journalism)为治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文学、教育学、哲学及社会学诸学者之必修学科，即为一种最饶兴趣之实用科学也。[5]18
Journalism的原义究竟是什么？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NewOxfordAmericanDictionary》第二版中对Journalism的解释是：“theactivityorprofessionofwritingfornewspapersormagazinesorofbroadcastingnewsonradioortelevision。”(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新闻报道活动或职业)。该字典同时也提供了Journalism一词的引申义“theproductofsuchactivity”(此类活动的成果)。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的《韦氏高阶美语英汉双解词典》中“Journalism”一词的汉译为“新闻业、新闻工作；新闻写作、新闻报道”。从英文辞典的解释看来，Journalism一词在英文中的含义都是“新闻业”，与“新闻学”关联并不大。
而对于这个“学”与“术”分离的问题，早期的新闻学者也有所认识。1928年11月陈布雷为周孝庵的《最新实验新闻学》作序说：“新闻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为时盖犹未久，世人或谓Journalism者，与其谓之学，无宁谓之术”。
1935年，一位署名君健的作者在《报学季刊》第1卷第2期(申时电讯社编辑并发行)的《新闻术语》栏目，对Journalism作了专门解释：
“集纳”是英文Journalism的译音。原意就是新闻事业，或新闻主义。
1936年，刘元钊则在其《新闻学讲话》中对Journalism进行词根分析，对Journalism作为“学”提出质疑：
新闻学的原名叫Journalism，这字的语尾是ISM，这三个字母的意义是“方法”的意思，不过在普通的外国的学科名词，他们的语尾，后面都是LOGY四字母，而新闻学的名词却独异，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外国学者对于新闻学的这个东西，从来不把他列于科学的地位。[6]18
袁殊(1911-1987)的《“集纳”题解》则索性笼而统之：“关于报纸的学术、报纸业、杂志业等，就统称为Journalism。”[7]84
似乎是感觉到Journalism不好译成合适的中文名称，或是要特别显示新潮，一些学者干脆直接用Journalism代表“新闻学”或“报学”。如黄天鹏1927年在其所编《新闻学刊》第1卷第3期刊《第二卷新闻学刊革新计划》一文称：
本刊旨趣，在唤起国人对Journalism之兴趣与注意，谋同业有研究与讨论之机关，以促进新闻事业之发展，期与国际同业共臻世界大同。
但也有学者更喜欢直接使用音译词“集纳”。
以袁殊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曾探讨过当时的“新闻用语与新闻用字”问题，他建议使用汉字“集纳”对译“Journalism”，而且还强调这不是个简单的音译词，袁殊注意到报刊除“时间性”这一条件外，同时还具有“集纳性”特征，即报刊的无所不包的特性，但报刊又不是大杂烩，报人也不应该是被动的旁观者。他说：
(报刊的)各种内容材料，必须经过搜求、蒐集、编制以及类别归纳过程。而内容的质别，也绝非的单纯专一的。所以以前有人把Journalism译作“拉杂主义”，这在字面上讲，未始不可。但在字义上讲，则Journalism完全是“报导”的意义：报者，将事务之全貌作正确的报告；导者即在报告上负有对社会的倡导批判的任务。所谓倡导批判，是根据客观的社会的需要的，是有目的意识的，是在选择与舍取的，而到集纳的完成。[7]85
不过“集纳”在新闻业务上，还带有精采精编的意味。如中国新闻学会(1913年成立)宣言中称：
在淞沪战中，该报(指《大晚报》——引者注)特派记者黄震遐、张若谷等冒险赴战地探访消息，写来更是生动活虎，确实地获得了集纳(Journalism)空前的效果。[8]87
四、“报学”一名的淡出
在近代新闻学时期，本学科的用名并不限于“报学”、“新闻学”两种，此外还有“集纳”、“集纳学”、“报道学”、“报导学”、“新闻纸学”、“新闻科学”、“报学科学”、“报纸新闻学”、“Journalism”等，其中，“集纳学”一名在30年代影响较大。袁殊力挺“集纳学”，其所作《集纳学术研究的发端》写道：
集纳学(新闻学)，实在是很浅近的一种实验的学术；不如哲学那样的玄奥，也不如数理那样的深邃。[7]5
在袁殊那里，“集纳”即“新闻学”，但“集纳”一名胜过“新闻学”，更不用说“报学”了。他在《“集纳”题解》中言道：
“集纳”究是什么呢？很简接的说，就是“新闻学”的一个新的名称。是从英语的“Journalism”的译音和译义而拟定的……“新闻”与“消息”同一语义，即News。以“新闻学”作为代表，关于报纸上之一切的学术，似嫌狭隘。(如果用“报学”二字，则更狭隘了。)[7]83~84
袁殊还说“集纳学”一名曾征询过新闻学家谢六逸(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和任白涛(著有《实用新闻学》)，二氏均表示同意。但“集纳学”用名终究还是局限于上海左翼运动的小圈子，没能撼动“新闻学”与“报学”的地位，“新闻学”稳居榜首，“报学”次之。以近代新闻学书目(包括专著、译著、文集及资料汇编)用名的情况来看(如下表)，可见一斑。表中统计数据来自1989年新华出版社的林德海编《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
(表1)近代新闻学书目用名统计表下载原表
(表1)近代新闻学书目用名统计表
“新闻学”之所以流行，除前述理由外，还因为中文“新闻”一词本就不只“消息”、“报道”两义。对此，萨空了的《科学的新闻学概论》(1947年)总结说：
现在我们决定仍沿用“新闻学”这一名词，一方因为他在中国比较为人所熟知，一方也因为“新闻”二字，广义的看来，未尝不可以包括Journalism一字所含“报道”以外的意义。——像评论专栏论文，是提供一种新的意见；对读者自也可说是一种新的见闻。[9]13
1949年之后，“报学”之名渐渐不再使用了，在中国大陆它几乎成了历史名词，港台地区也使用不多。但奇怪的是，“新闻学”一名仍受到不断的质疑，究其根源还是由于对Journalism的理解，即对Journalism的中英文差异的困惑。
关于Journalism的翻译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日本人，说是日本人先错了然后我们也跟着犯错。近代新闻学输入有日本渠道，也有美国渠道，也许还存在着一条德国渠道。早期的“四大新闻学名著①前两本译著分别来自日美两国，任白涛等学者受日本方面影响明显，他毫不迟疑地使用“新闻学”，但留美学者汪英宾主张用“报学”，另一个留美学者徐宝璜则是调和派。实际上，日本方面后来作过纠正，他们将“消息(News)”从“新闻”中抽出来一样(用片假名ニュース表示)，他们也试着将新闻学与新闻事业分开，后者使用片假名ジャーナリズム表示。
到底中文怎么翻译Journalism合适，缺乏一个权威的学术仲裁机构，这倒不一定是坏事。对Journalism，现当代学者仍不断发表意见。台湾学者林大椿在为戴华山《新闻学理论与实务》(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所作序中，将Journalism译为“报刊集纳之学”；旅美学者赵心树则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与李希光、潘忠党商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译为“期刊学”。
大陆学者宁树藩教授以“本义新闻学”与“广义新闻学”的划分，回应了近代以来“新闻学”与“报学”之争，但宁先生承认“Journalism”与“新闻学”之间的名实不符已经相当严重了，他说：
“新闻学”这个称呼已经100多年了，约定俗成了，已经形成思维定式，还得承认的存在，但只能看作一种符号。为了避免研究中的混乱，还得给不同含义的“新闻学”取个称呼，即真正研究“新闻”之学的可称为“本义新闻学”，研究“报业”的可称为“广义新闻学”。[10]
台湾学者陈世敏甚至认为这个译名已经涉及我们这个“学门”的正当性问题，他说：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材；形态；风格；定位
近十年高校应用文科教材不断地适应时代和专业要求进行更新，更多的国外成熟或经典的新闻传播学教材被引进。根据2005年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数字，全国共有新闻传播类专业661个，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超常规发展”学科。对于这样一个学科来说，深入探究学科的共性，促进学科教学的成熟，促进专业水平的提升，就成了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要事，而规范和提高教材编写水平对教学质量的普遍提高的作用也不言而喻。
近年来，国内各个出版社都纷纷推出权威的新闻传播学国外教材，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国外经典教材系列”、华夏出版社的“影视传播主流教材译丛”、新华出版社的“欧美广播电视高级教程”等都在高校受到欢迎，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等都出版了许多有特点的译著。对这些教材特有的新闻传播类教材编写体例和思路系统分析，总体特色非常明显，对国内高校“十一五”精品教材规划和编写借鉴价值凸显。
一、守正创新齐举，知识智慧并重
国内外同学科教材形态框架并不同，这既有观念上的不同，也受科研管理中考核教师成果的标准影响。
国内占据教材功能主导观念的是知识观的教材观，“这种观念视教材本身呈现的知识为目的，教学即以教材所负载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掌握为宗旨，它也重视智慧的或发展的功能，但终究是把这种功能视为知识的从属和附庸”。国外的的教材功能观念是知识智慧并重，是对知识教材观的超越，“希望强调在知识的吸收过程中，态度、才能和本领的形成实际上比知识本身更重要”。
另一方面，国内高校在评鉴科研成果时，教材和专著是分开的，这似乎在做着一种鉴定：大学教材，首先是一本面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书籍，是基本的，已经成为定论的知识，求扎实，求准确，求谨严，求稳妥，与重视研究创造的学术专著不同。这就使得以往教材编写者更多地关注“守正”，框架稳定成为教材写作的出发点，于是后来者总是在前人打好的框架中修补裁剪，规范性高于开放性和启发性。就新闻传播学而言，经常忽视教材出版“进行时”的传播生态环境和媒体特征，这就使得教材出现了明显的脱离实际“自说自话”特性。比如从来我们的新闻实务教材从来采访和写作都是分开的，但在实践中，采写永远是一个整一的思维场域，这就使教材天生就带有滞后性。
国外教材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是：教材是教师物化自己教学科研成果的完整集中的体现。对大学教材的双重性体现突出：作为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书，是基本的，已成定论的知识，但同时教材明显也在整合研究成果，将学生带入前沿学习，专著的特性明显。编写者既推崇传授基础知识，同时善于吸取和整合最新研究成果，这使得教材带有明显的学术专著研究启思特性，教材的个性和较为长久的生命周期就有了前提。
另一个特点是内容丰富，教材厚度明显超过国内教材，重印再版率高。蓝鸿文先生将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大学教授卡罗尔・里奇所著《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课程》誉为“一部经典新闻教材”，其中认为“丰厚”是其最明显特点，其内容包括了国内教材采访写作，打通了报刊和电子媒体，涉及专题报道，强调写作中涉及到的新闻伦理，而且“高度关注新技术给新闻采写带来的变革和影响”。”权威的《美国新闻史》一书，曾获得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全国研究成果奖的最高奖，翻译过来的是第九版，初版是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创造性的采访》是第三版，已经在美国作为教材使用了25年。梅尔文・门砌著、展江主泽的《新闻报道与写作》，初版是1977年，美国300多所大学选用此书作为教材，到2000年第八版时累计印刷295・635册，2003年推出第九版时又加进了“9・11事件”等内容。《大众传播动力学》是第七版，此版的书名副标题是“数字时代的媒体”，中文版序中，说明“在过去几年中，全世界的大众媒体经历了几波惊人的转变，他们永久性地改变了媒体景观”，成为内容变化和修订再版的由头，也是保持畅销的原因。“多次修订、再版，不断更新，滋养了几代学人”，也“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的权威性、全面性、时代性和前沿性”。
所以，教材中的“变与不变”在历次修订版的体例上目录中都有清晰的显示。既守正，注意把握专业的特点但非因循守旧，也是创新，创新依据的是专业的发展和社会生态折射，而且越来越重视教材在体现经典知识的同时，对学生扎实功底、广阔视野、文化素养等的规定性强调。
二、案例先于概念，强化专业精神
面对信息化时代的呼唤，其实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都在不断出版新教材，旨在建立学科完善的理论建构和学科体系，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一个明显的不同在于对构建“学科理论”的理解，也在于对具体写作结构和体系操作的思路。
如大凡属于学科前沿和科技含量较高的教材如网络传播和媒介经营管理等，国内教材习惯于先出版“概论”和“学”，但国外在先期更集中于对案例的解析。国内教材强调体系，“伊始就是关于某个‘学’的基本定义、基本结构、意义等等，占了很大的篇幅”，逻辑严谨，按部就班，结合实践尤其是最新实践尤缺。究竟应该用怎样的写作起点和思维链条搭建教材的整体布局乃至学科理论?
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的职业发展路径一般有三步：首先是强调专业的实务价值取向，强调掌握专业技能和规范；其次是通过技能训练确立专业理想，如为公众服务、讽喻社会现实，当然也要熟悉各国不同的传媒功能属性；最终是建立一套特有的学术理论体系，为实务做好理论支撑。而国内外无论是专业理论教材还是实务教材，都必须分别致力于对此三个层面的专业感知、理解、掌握或运用。如果基于此前提，结合国内新闻传播学科教育发展阶段，其实是应该遵从新闻传播学科本身性质特点，善于从具体实务或案例出发，渗透专业理想，确定一个整体写作思想或贯穿线索的。这一点，很多国外教材无一例外强调实践中的问题，专业精神也贯穿始终。虽然看上去似乎少了中国学者的严谨，有时还显得有相当的跳跃性，但“实用”功能突出，从而对专业特质和学科理论也有了准确的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美国卡罗尔・里奇著的《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课程》，一以贯之的线索是“获奖记者的秘诀”，(我们的教材是忌讳这种提法的)，然后从四个方面掌握基本采写理念、方法、模式和规范；感悟采写之精髓：赏析优秀作品；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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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练习。以从构思到结构报道为顺序展开，先是新闻报道基础，后采集信息，再组织报道结构，思考报道带来的相关社会问题，掌握技巧。
而新华出版社“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的《新闻采写教程》则立意通过采写确立“公共新闻学”，着眼于理解“新闻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的哲学观念”，强调传统新闻学和公共新闻学的对比。是一本强调解决“怎么办”的同时思考“为什么”的教材，所以顺应逻辑，强调“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思考”，其研究起点和落脚点更多着眼于地区性新闻。这部著作的副标题是“如何挖掘完整的故事”，成为全书的框架支撑。
这种框架和主题其实是我们多年缺失的新闻实务的研究起点，国内教材特别强调的似乎是“思维训练”，强调理论的严谨和知识体系的完整，是围绕教学内容组织教材，特别看重概念的理解，先有理论，再建框架，后装材料。但新闻传播的应用特性决定了其出发点应该是“引例”，实践最新的实践永远是学科的出发点。
三、学生先于教师，重视启发引导
有学者将教材观分为知识教材观和智慧教材观。“知识教材观认为教材是教学的蓝本、规范，控制着教师的教学”；“智慧教材观视教材为发展学生能力的素材，教材的价值不在于控制教学，而是为教学提供基础性文本，教材的结构具有开放性和创生性”。对于新闻传播学科来说，合作――问题――实践是构成教育范式的三个维度，具体到教材使用的层面上，便是师生作为共同的“探索者”进行合作，继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行实践，最后解决问题。
虽然古代教育家早有“教为不教”训导，但传统教材更具教师强势，是比较典型的“知识型教材”和“教师用教材”，典型如章节思考题，“对于观念性的东西要求记住的过多，而这些观念大多是作者编织的套话，并无价值”。
国外教材的出发点和“诉求对象”一般都是学生。前文所提的《新闻采写教程》在前言致学生中以身说法，极言新闻职业的神圣，强调无论作为记者还是公民，都有了解事实和了解新闻领域的重要性。教材在编写时显然更多地考虑学生的特点和尽量融入学生的认知世界，尤其在文字表述和内容编排上很注重人性化，术语概念自然引入，讲解详尽清晰。几乎每一本的教材每一章后都有结构、要点、复习题、评论性思考题、关键术语，进一步阅读的建议，互联网冲浪导引，方便的是自学。所以国内的教材更多是“讲授用教材”，而国外则主要是“阅读用教材”。
对教师，则强调对内容的整体理解和服务性。《新闻采写教程》在“致教师”中，开门见山推销“此书”不同于同类教材的优势：强调新闻工作者对支撑民主方式中的关键作用理解。另外，还有一些教材后面附有教师反馈表，近年随着数字出版发展在纸质教材出版后便开发了教师手册、习题解答等教学课件以及网上资源。承诺“如果你用做教材，出版公司将免费提供英文原版的教师手册和教学课件”，服务性、针对性以及品牌拓展提升是普遍特征。当然这一点在近年国内出版教材的过程中也在强力突破。
在注重“启发性”和激发兴趣上，国外的同类教材更是形式多样，甚至追求新奇而不拘形式。《新闻采写教程》中，特地虚拟了两位人物：杰克・卡特和姬尔・阿普莱特，犯一些记者因为经验不足的常犯的错误，然后有针对性进行解释分析。其实注重浓郁的人文特性不仅激发学生阅读和学习以及从业的兴趣，更是潜移默化提高了学生的专业素质，知识的记忆也就成为没有强制和负担的内容了。兴趣成为导引，也为非专业学生入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潜移默化扩大了专业影响和魅力。这些方法，初看浅显，但“溶解”和“催化”作用强劲，学生参与――感受――发现――研究――创造，在主动与自觉状态下自主完成了研究性学习的全过程。
综言之，写作过程中考虑学生和老师的“实用”，善于引导，方便阅读，而且不断创新，这使得教材定位清晰，并有良好的感染力，同时推崇启发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培养激发思考兴趣。这和国内教材“适合东方人思维模式，演绎式，条理性强，但不利于创新”形成明显对比。
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教师和学生分列两极――学生是主体，教师为主导，教材便是连接器，是教的依据学的对象，教材编写的高度和特点实际上决定了学生学习的起点和学科的学术高度。对国外教材编写方法和思路以及编写体例，一味接受或排斥皆有不妥，须有取有舍，但何取何舍?取舍之间分寸如何把握?旧的专业教材无论是宏观策划还是每本书的撰写思路如何调整?本科生教材和研究生教材区别何在?等等，皆是需要重视的问题。其实国内出版社如高等教育出版社，早在2002年就推出了“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重在“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既传授知识又引导能力的提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作为本学科的权威阵地也在数十年里筚路蓝缕，竭精殚力，但飞速发展的专业教育呼唤更高水平和更具专业特质的精品教材。毕竟国外新闻学教育历史较中国大规模开展专业教育早了近一个世纪，所以其教材无论是内在机理还是外在形态，都提供了一个批阅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模板和标准，值得不断提炼吸纳。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是认识论的一种。顾名思义，它是对于事物从哲学意义上的认知方式。传统上作为哲学认识论的自然辩证法与新闻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双方都是在传统的学科界限内各自发展着的。但是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上述的传统界线和学科壁垒在现实发展面前被彻底打破了，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不朽著作《第三次浪潮》中所言：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信息时代，它必将更新我们所遵循的传统认知方式，进而影响我们的习惯和行为方式。的确，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基本上已经验证了他的说法。新闻业进入新媒体时代后，必然要经历一次大的变革，尤其是进入全媒体时代之后，很多传统的思维和概念都无一例外地要发生改变，诸如新闻的定义等等。按照哲学的观念，概念是由事物的本质所衍生出来的，重新认识对新闻的定义，必然首先从认识论上发生改变。自然辨证法恰恰是研究事物认识的方法，两者的自然结合，也必然会发生一些碰撞，继而相互之间产生影响。
笔者无意于对自然辩证法或者新闻的定义展开研究和论述，而是定位于自然辩证法对新闻学的影响。笔者认为，首先应该从学理上来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否则，将会“剪不断，理还乱”。
作为哲学的认知方法，自然辩证法立足于自然，从事物的本质属性着手，深入事物的内部，对事物做形而上的深入研究。而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研究的是新闻现象，包括新闻事业的发生和发展、新闻信息的传播以及具体的业务。两者之间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但是仍然存在着相当的共性：比如，两者都是基于形而上的认识，两者同属于认识论的一种；两者都是对事物根本性质的认识。区分共性和异性是认识不同事物的根本方法之一，只有完成上述差异性的认识，才能从根本上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寻找自然辩证法对新闻学认识的影响。
第一，对新闻本源的认识。1943年9月1日，在延安《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指出无产阶级新闻学与资产阶级新闻学之间的差别，提出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先有事实，后有新闻”。这一论点直到现在仍然是亘古不变的定律，是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前提。自然辩证法对新闻学的第一个影响就在于对新闻本源的认识。什么是事实?按照常识理解，事实即是人类所能感觉到的事物的变化，包括颜色、位置、结构和形态等等，重要的是强调变化。自然辩证法对事实的理解要从两个方面进行：1、事实的主体是物质，所谓物质即是指客观存在。2、物质发生某种形式的改变，即本来的属性没有发生改变，仅仅是人类可感知到的部分发生某种程度上的变动。从自然辨证法的角度所理解的事实就是客观存在为我们所感知的部分的变动。新闻研究的是变动，没有变动，即无法构成事实，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是事物，是认识论的层面。应该说，是自然辩证法指导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进而发展到对事实的认识，即对新闻本源的认识。
第二，对新闻本体论的认识。新闻是什么?在传统新闻学上一般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观，一种认为新闻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即新闻是报道，提出并支持这一观点的是。另一种是由中国著名的新闻学家，已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中提出来的：新闻是新近变动事实的信息，即新闻是信息。新闻的本体究竟是报道还是信息，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仍未能得出比较一致的结果。凡是涉及到本体论的东西，就必须要从其基本性质人手，这恰恰是自然辩证法提供给我们的最有利的武器。按照上述所言，新闻给受众带来影响的并不是新闻本身，而是其所富含的内在意义，公众接受新闻，实际上是接受其中的有意义的部分。也就是说，新闻能引起公众注意的实质是在于它所隐含的信息，报道就如同这些信息的外衣，公众接触到新闻时，首先做的是脱去报道的外衣，重新对新闻的内在涵义进行解码。实质上，通过对事实的认知，我们已经感受到新闻的实质就是意义的负载，也就是信息。从本体论上说，新闻应该是信息。自然辩证法在对新闻本体的认识中始终担当着引导者的作用，通过辩证的思维，区别出报道和信息之间的差异，去伪存真，最终达到正确清楚认识新闻本体的目的。
全媒体意味着媒介整合(亦称之为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从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到被称之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人类所面临的世界突然间从原始的二维变成了立体的三维。认识空间维度的改变，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很多原来的认识重新定义，甚至推倒后重建。例如，在网络空间，网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随意结合，“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传统的道理伦理观念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又如在虚拟的竞技场上，“杀”掉别人或者为人所“杀”，在传统的认识上这些都是不成立的。虚拟空间带来认识维度上的变化后，我们已无法再用传统的对“事实”的定义来解释网络空间里所发生的事情，传统的新闻的概念从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已经被消解了。基于对物质本源的认识，自然辩证法是我们重新认识“事实”的最好武器，无论是哪个空间维度，基本上都可以看做是不同平面上的概念向量的叠加。
综上所述，自然辩证法作为最可靠的、最基本的认识世界、认识事物本源的哲学研究方法，对于新闻学的影响同样体现在认识论上。在当前全媒体时代来临的情境下，新闻定义的改变势不可挡，当然，为其提供哲学理论支撑的仍然是自然辩证法。
[关键词] 新闻价值 观念 文化学
新闻传播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新闻价值观决定着新闻事实的取舍与报道的不同角度。中西新闻工作者在传播实践中，总结归纳出了大致相同的几个新闻价值要素――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趣味性等。然而，中西方以相近价值观指导出的新闻传播实践却表现出巨大差异。中国批评西方媒体报道无视中国国情的文化霸权主义，西方媒体则认为中国媒体报道忽视了对人权、公民知情权与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国际传播中的意见分歧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间的沟通交流。本文将从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来审视分歧的根源所在；把新闻价值观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大框架下，以此思考全球传播新秩序构建，思考中国软实力建设中新闻传播功能的发挥。
一、“同”――对“人”的共性、新闻事实本体和新闻价值观形成历史的考察
如上所述，中西方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形成了对新闻价值基本一致的看法，这是中西方新闻信息交流和沟通对话的基础。学者赵莉在《从看美国的新闻价值观》中统计发现，“2002年美联社和新华社所评的十大国际新闻中，有四条是完全一样的，反映出中美新闻价值观中某些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1]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相同性的存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社会化的人的共通心理与思维习惯。人的生命存在共同性，具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和行为方式。人类共同的实践活动也面临着共同的外部环境。这些相同或相似性，使得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形成的心理、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具有共通性，这必然会影响到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新闻价值选择。
其次，客观发生的事实对新闻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基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闻事实――其中蕴含着能够满足受众需要的特定属性。这些特定内涵和属性决定了中西新闻价值观相同的一面。
考察新闻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历史就能证明中西方“同”的一面。
西方新闻价值观念的形成源远流长。1690年，德国人托比亚斯・朴瑟在一份关于报纸的论文中提出，为了在数不胜数的新闻事件中作出选择，应该把那些值得记忆和知晓的事件挑选出来加以公开报道。他列举了他认为值得报道的事件，涉及到了选择新闻的异常性和重要性等标准问题。这是西方新闻史上最早提出的新闻价值观念。后来，德国学者卡斯帕・斯蒂勒又在1695年提出了新闻价值的新鲜性、接近性、显要性和消极性等。[2]
西方新闻价值观念的真正形成，伴随着美国政党报刊的逐渐衰落和大众报刊的蓬勃兴起。在19世纪30年代的报业竞争中，西方各报社老板和主编为扩大报纸发行量，十分重视对新闻事实的选择。20世纪初，美国、日本的一些新闻学者把新闻事实的选择标准统一到新闻价值这一概念上。1922年，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中首次提出“新闻价值”这一概念。他明确提到突发事件、地缘接近、个人影响与冲突等新闻价值要素。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再一次掀起探讨新闻价值观念的。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是约翰・格尔腾（Johan Galtung）和玛丽・鲁基（Mari Ruge）。他们考察了“事件”变成“新闻”的奥秘，并论述了新闻的12个要素。[3]
关于传统的新闻价值标准，西方新闻学者少则有5因素说，如麦道格尔；多则有20因素说，如英国汤姆森基金会专为第三世界新闻工作者编写的新闻教科书等。尽管西方新闻界在新闻价值标准的具体表述上有多有少、有轻有重、有先有后，但他们在主要标准的确定上还是相当一致，其中包括：影响力、接近性、异常性、显要性、及时性、冲突性和趣味性等。[4]
实践的需要与向外的学习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进行了本土化诠释，形成了与西方比较接近的价值观要素。徐宝璜在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中认为，“新闻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并明确提出了新闻价值的三个要素，“重要之最近事实，自能引起较多人数与较深程度之注意，故为价值较高之新闻。次要之最近事实，仅能引起较少人数与较浅程度之注意，故为价值较低之新闻。”“同一新闻，其价值与发生及登载相隔之时间成反比例。此相隔时间愈短，则新闻价值愈大，愈长则愈小也。”“同一新闻，其价值不仅随时而异，又大抵随地而有别也。吾人所注意之事，大抵以己为中心，渐推及于己所熟悉之人及事。故现虽处交通便利之世，所最注意者，大抵仍为本埠之事，及本埠之人。”[5]
邵飘萍在他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介绍了美国威斯康新大学新闻学教授格兰特・赫德对新闻价值标准的概括：爱读者之数；时机之适当与否；距离远近之关系；性味集中之变迁。格兰特・赫德分析新闻价值减少的原因是：含有广告的意味者；揭发人之阴私者；有害社会之风者。[6]
20世纪40年代，萨空了在其《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了新闻价值“两个条件、两个要素”的观点。他把新鲜、真实列为新闻价值要素，而把新闻与人类“有关”、“有益”作为新闻价值的基础，体现了新闻价值的“有益性”原则。这种阐释对新闻价值理论有所突破，回归了新闻价值的本意，但他未对新闻价值的内涵作出详述。[7]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新闻改革的逐步推进，新闻价值理论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西方国家的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对西方新闻价值理论采取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在广泛汲取和积极消化的基础上，对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形成了关于新闻价值的一些基本观点，主要包括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等。[8]
对中西方新闻价值观形成历史的考察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地区，在人的共通性基础上，形成了大体一致的新闻价值观念。
二、“异”――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审视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于新闻价值要素的不同理解，以及在实践中不同的选择上。
西方新闻价值观尤其是传统新闻观往往强调反常、冲突、矛盾，定位于媒体是社会和政府的监督者，习惯“多报忧少报喜”；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新闻价值观往往注重正面、健康、和谐，是党和政府的“喉舌”，着力于反映光明面，“多报喜少报忧”。西方新闻价值观注重以受众为本位，强调以受众的兴趣与需要作为新闻价值选择的主要依据；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则习惯传者为本位，将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作为新闻价值选择的主要依据。[9]由此，在诸多新闻价值要素中，西方新闻价值观更注重“趣味性”，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更强调“重要性”。
为什么在基本要素认同的基础上，中西方仍对新闻价值存在不同的理解，甚至在实践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取舍呢？笔者认为，中国特殊的国情、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取舍，是形成分歧的重要原因。同时，对新闻价值作出判断的主体，即生活在特定文化环境下，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也是造成新闻价值不同的关键因素。
认为，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者心目中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0]人从出生起就在进行社会化，其中文化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创造物了。”[11]
文化传统是新闻价值观形成的历史渊源。中西方文化传统存在许多不同，在此文化生态环境下生活的“人”的心理、思维和价值观也表现出很大差异。司马云杰在《文化价值论》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相应地可归纳为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价值取向，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取向和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价值取向。由此，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模式可简单地概括为：“安土地，尊祖宗，崇人伦，尚道德，重礼仪”。[12]
钱兆和先生在《西方文化精讲》一书中阐述西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认为，西方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为求知而不是为实用目的，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热衷于探索现象背后的原因，注重理性思维和对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具有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传统，法治传统源远流长，热衷于设计理想社会模式，注重对知识的检验和论证。[13]
从以上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特点的梳理可以看到，中西新闻价值观的不同，是与双方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完全一致。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影响到人的价值观差异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较多个人主义取向，中国文化较多集体主义取向；西方文化崇尚科学理性，中国文化重人情伦理；西方文化注重对自然的征服，中国文化讲求“天人合一”。这些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必定会在新闻传播中有所体现，从而导致了中西方对新闻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和选择。
三、文化学阐释下的新闻价值观的意义
由文化的维度看待中西新闻价值观的异同，具有重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
1．有的放矢，有效传播。
全球化的今天，闭关锁国肯定行不通。我们既要通过国际传播了解国际动态，以做好准确定位；又要借助国际传播，构筑自己良好的国际形象。这一切的前提是国际传播要达到“传通”的效果。分析以往国际新闻传播产生纷争，主要原因就是不同价值观的指导偏向，传播主体往往是从“我”的角度去思考报道新闻事件。从文化学的视角看，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双方都要考虑不同之处，即清晰认识“异”后的深层次文化原因，用“他”的视角报道，分析和了解对外传播对象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习惯，做到有的放矢。
2．，和谐传播。
国际传播旧秩序指的是国际新闻传播中的不均衡和不公正现象。此时，信息的流向是从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流向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信息的内容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以自己的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发生事件的偏向和误解性的报道。这其中除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原因外，文化理解分歧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文化的视野看待全球新闻传播，使我们认识到每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有其优点和特点，在全球传播中要，互相尊重，以共同致力于全球和谐传播秩序的构建。
3．文化立足，融洽沟通。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4]
这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国情，也是新闻传媒业发展的最大语境。我们的新闻工作应该从这一语境去思考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努力做好两个方面工作。对内，要发挥凝聚力向心力作用，从传统文化的发展来思考自己的工作，努力达到“传通”效果。对外，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充分考虑国外的文化心理特点，有的放矢开展信息传播，有针对性地向外展示良好的国家形象，同时，尊重他国他民族的文化心理，相互理解，融洽沟通。
注释：
[1]赵莉：《从〈今日美国〉看美国的新闻价值观》，《青年记者》[J]，2002年第4期
[2][3][4]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M] ，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5][徐宝璜：《新闻学》[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6]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9]郑保卫、刘新利：《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新闻价值观》，《今传媒》[J]，2010年第8期
[8]郑保卫：《新闻理论新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M]，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13]钱兆和：《西方文化精讲》[M]，华龄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调整思路、方案，应对环境变化
21世纪，新闻教育环境变化的特征是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以及新媒体挑战。中外学者不约而同在这种变化的宏观背景之下，对新闻教育面临的种种挑战予以分析并从中寻求对策。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Brain•SBrooks（布莱恩•布鲁克斯）教授很形象地用人类曾经历过的交通环境变化来比喻新闻教育面临的环境变化。想当初，铁路问世后，一度独领。后来，汽车、飞机问世后，火车的乘客就开始大量流失了。在面对很多新兴“媒体”涌现的情况下，他呼吁不应让报纸像铁路一样，流失掉大量读者，应该大胆面对这些变革和挑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我国开办新闻传播专业的高校迅速增多，招生规模日益增大，但是就业情况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年到新闻媒体去当记者、编辑的毕业生逐年下降。2005年，全国20所排名在前的新闻院系到媒体去工作的毕业生（本科、硕士）首次跌破50%，而且进入媒体的有相当多人不当记者编辑。他认为，我们的新闻教育需要思路和方案两方面调整。首先是培养目标以及由此引发的专业设置，其次是知识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课程设置的调整。他建议，一名合格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具有四种知识：电脑操作、外语、文字表达、社会调查；还应具备四项能力：适应（环境）能力、沟通能力、实际操作能力、继续学习能力。我们要以这四种知识和四项能力来重构我们的教学包括课程设置。
新民晚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陈保平以《新媒体环境下的晚报优势策略》为题，探讨了报业在新媒体竞争环境下如何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他指出，新媒体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股颠覆性的力量，并且当前新、老媒体的融合趋势进一步加速。对于晚报而言，原先所具备的优势都受到了冲击，因此，晚报采取的策略一个是拓展―――打造手机报，为报纸媒体起到了很好的“导读”作用；二是开展合作―――打造网报互动，通过网络对报纸内容的有选择性刊登，提升报纸的影响力，既保证了网络的快捷，又发挥了报纸的深度，从而形成良性的发展模式，这种业界实践对新媒体环境下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现实需要也提供了启示。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ColinSparks（科林•斯巴科斯）教授在题为《新闻教育的新发展：我们是否在西方遇到了危机？》发言中指出，学徒式的新闻教育已经被大学专业教育逐步取代，随着学新闻的学生人数的增加，精英的背景成分减少，女性新闻学生的比例不断上升导致新闻作为职业越来越女性化。此外，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学院派重视理论却缺乏实践经验，实践派虽然经验丰富但却缺少理论积累，致使教学理念与方法也有所不同。在教师方面，到底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来带领新闻学院不断走向进步？我们是否必须招聘那些业界的人员？是否必须招博士？教职员工升迁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GêzimAlpion（盖泽米•阿尔平）教授在《全球化对新闻教育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人们的沟通方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不同国家、不同机构都可以借助媒体这个平台促进交流；媒体教育所担任的任务应该让学生了解一些实用性的东西；新闻教育者应该致力于创建不同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自由选择。
密苏里大学章于炎博士在发言中指出，新闻媒介的成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从业者的素质，而全球交流对于新闻学行业以及新闻学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应通过多种方式来提升国际交流。
天津师范大学的刘卫东教授在《新闻教育面对信息文明挑战的思考》中指出：信息化给新闻教育带来的全面的挑战有五个方面：一是信息普适主义倾向，二是新闻教育有接受市场哲学的危险，三是新闻教育价值取向的变化，四是在信息文明面前，新闻教育工作者的角色身份日渐模糊，五是信息文明也改变了学生学习方式，引发了学习方式的革命。
上海大学的郑涵、金冠军教授认为：学位课程不宜过多，否则自学时间将难以保证。国际上，新闻或传播类本科学位课程一般在130学分左右，而我国多至300学分左右。而所谓专业必修课程设置层次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低年级和高年级专业必修课程安排随意性比较大，而且学术上区别不大，尤其是高年级专业必修课程学术含量较低，经典解读非常不够。
坚守职业精神，要培养能执掌社会公信力的人
在新的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学界和业界专家一致呼吁要坚守与弘扬职业精神，这是新闻教育的目标与核心，也是解决既有问题的出发点。
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的AngelaPhil lips（安吉拉•菲利普斯）提出：在市场化商品化浪潮的冲击下，新闻记者应该被教育成执掌社会公信力的人，还是简单地训练成适应市场需要的人？她认为，如果受众失去了对新闻的信任，记者将失去在社会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但目前这种信任已经被侵蚀了。不少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放弃了客观报道事实的责任。如果西方社会的媒体要重拾大众的信任，就必须校正这种畸形的关系，而这一切都应该从新闻教育开始。新闻教育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培养把自己看作道德演员的新闻记者，而不是培养仅仅填充发霉版面的记者。
上海大学的吴信训教授做了题为《21世纪：新闻教育最需要什么》的主题发言。他强调指出，当人类进入新的世纪，新闻教育最需要的是坚守与弘扬新闻的职业精神，以及能有力实践职业精神的专业能力。教育的目的，是解决有限的人生精力与无限的知识之间的矛盾。而“最好的教育，是能用最小的教育成本最快培养人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
上智大学的石川旺教授在《当今日本新闻业的实用主义》中谈到日本的媒体和新闻报道情况，他坦言日本还没有真正实现媒体的客观和公正报道，媒体政治宣传的成分过大，一定程度上都在造势。因此新闻教育面临很大的问题，一方面，新闻专业学生面临很激烈的竞争，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挑战。同时记者必须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准则，这无法从课堂上得到，我们必须从小就向他们灌输有关道德方面的东西。
JohnHolm wood（霍姆伍德）教授也提到，新闻报道里面出现了由某一部分人唱主角的情况。媒体应该反映社会的呼吁，媒体应该和公众树立一种“互相对话”的关系，现在媒体中迎合通俗化的现象比较普遍，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解决。我们应该关注新闻报道对现实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新闻教育应该让学生懂得一些社会学的基本知识，也应该和社会学家有些沟通，从而避免在社会中一种角色唱主角现象的发生，这就更加阐发、拓展了职业精神的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人才培养应该遵循的原则，就是专业主义和职业精神。市场和政治都会对新闻有很大的影响，新闻应该在遵循本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与政治各方利益互相协调，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以此找到合适的发展空间。
暨南大学的董天策教授认为，如果缺失新闻专业理念教育，新闻教育也就缺失专业灵魂。我们不仅要在专门的新闻职业道德课中深化新闻专业理念，更要将其贯彻到所有的专业课程之中，尤其要通过中外名报人、名记者、名编辑的优秀业绩、典范作品来加以启发熏陶，让所有的专业教学内容都浸透着专业理念的精神。
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教授指出新闻人才有三个层面：技能，知识和精神。技能和知识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调整，而新闻的职业精神应该保存。
中国文化大学的郑贞铭教授认为新闻不仅是一种传播讯号，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透过媒体以传送讯息时，讯息的内容必须赖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修养与专业理念。所以，要把新闻教育奠定在人文主义教育的新希望中。人文主义的新希望在肯定人性价值，在提供更多责任感、关怀、尊严、自我思考、自我实现的内涵。
《芝加哥论坛报》副主编KerryLuft（凯瑞•路夫特）在《新闻专业学生应当如何应对现代新闻业需求的挑战》中提到，技术的发展使如今的新闻业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新闻的基础和本质不会改变，也就是一个记者必须有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很好的讲故事的能力，这样才能很好地为读者带来有价值的信息。
人民网副总裁官建了《新世纪新媒体新编辑》的主题演讲。他认为网站编辑应集三个角色于一身，一是审核员，负责文字图片的内容审核；二是服务员，热忱为受众提供满意的网络服务，有做嫁衣的精神；三是引导员，包括对现实社会有所冲击的舆论的引导，像交通警察那样对于“禁行”与“通行”的告知等等。
新闻的本质属性由三个属性构成。这三个属性是：“真实性——真实的观念事实”、“具有新鲜性”、“蕴含认识引导意义”。这三个属性是新闻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本质的区别，是衡量新闻与非新闻的标准。
新闻自身的内在矛盾决定其本质属性
事物的本质属性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曾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①事物自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决定事物的特殊本质，决定事物的特殊本质属性。因此，要认识新闻的本质属性，就必须揭示和把握新闻自身的内在的特殊矛盾。
新闻自身存在着怎样特殊的矛盾呢？新闻是传者采写活动的产物，新闻自身的内在矛盾是在新闻采写过程中形成的。
新闻采写活动是认识活动。一般说来，在认识活动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认知关系和价值关系。认知关系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关系，是主体以了解客体为目的的。价值关系是评价关系，是主体以弄清客体对自身的意义为目的的。新闻采写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主客观之间的认知关系和价值关系都有其特殊性。首先，新闻反映的客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客观事实。第二，新闻的主体是双重的：传者和受众；主体的需要具有双重性。传者需要、受众需要、客观事实这三个主客观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决定了新闻采写的内容和过程，也决定了新闻内在矛盾的特殊性。
在新闻采写过程中，特殊的主客观矛盾表现在三个方面。矛盾的第一个方面，即主观映像与客观事实的矛盾。它是由传者与事实之间的认知关系决定的。它反映的是人类对新闻这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基本规定性，即要求“新闻必须是客观事实的反映”，主观映像必须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相符合，即新闻必须是具有真实性的观念事实。矛盾的第二个方面，即客观事实与受众的需要的矛盾。它反映的是受众与事实之间的价值关系。因为新闻是一种以传播为目的的精神产品，所以必须满足新闻消费者——受众的需要。受众是为了及时掌握客观世界最新发展变化情况才接受新闻的。因此，要解决客观事实与受众需要之间的矛盾，就要求新闻反映的事实必须具有新鲜性。矛盾的第三个方面，即客观事实与传者需要之间的矛盾，它反映的是传者与事实之间的价值关系。传者采写新闻是有明确目的的，其主要目的就是引导认识、引导舆论。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求新闻事实的意义蕴含必须满足传者的引导需要。
新闻本质属性形成的过程
新闻自身的特殊矛盾是怎样在采写过程中形成的呢？新闻采写的基本矛盾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这个矛盾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客观事实是不依赖传者认识的客观存在，是传者认识的客观对象，主观反映与客观事实的一致是认识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传者和受众的需要又影响着反映过程中的主观与客观的一致。传者（也代表受众）不是被动地反映客观事实，而是能动地反映客观事实。对事实的选择、对反映事实角度的选择等等，就是这种能动性的反映。
在新闻采写过程中，传者正是通过多次“选择”，不断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达到主客观统一的。真正的新闻必须实现“三个统一”：客观事实与主观映像的统一、客观事实的新鲜属性与受众新闻需要的统一、客观事实的意义蕴含与传者认识引导需要的统一。新闻的三个本质属性正是“三个统一”的体现。
新闻学的逻辑起点是新闻，新闻的内在矛盾中蕴含着新闻学一切矛盾的“萌芽”。
正确理解新闻本质三个属性的含义
1.关于“真实的观念事实”
观念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能动反映形式。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以观念为中介的，观念事实就是客观事实在人脑中的反映形式。
要正确认识“真实的观念事实”的含义，就要弄清事实与新闻的联系和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新闻是事实的反映，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事实是客观形态的东西，是客观世界曾经发生过的；而新闻是存在于人脑中的东西，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观念形态的东西与客观形态的东西是有“质”的区别的，二者不能混淆。
传者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真实的观念事实”就是传者对客观事实的正确反映，是对客观事实如实的模写，是与客观事实相一致或相接近的映像。观念事实并不都是真实的。真实性就是“真实的观念事实”简明的概括。但是，新闻的真实性是客观事实真实性的反映，并不是客观真实性本身。
2.关于“具有新鲜性”
新鲜性首先是个时间概念，要求事实是新近发生的。新闻的时间应当尽可能接近事实本身发生的时间，这二者的时间差越小，就越有新鲜性。新鲜性也指新闻内容的新颖性，为受众提供他人没有提供过的事实。新闻内容的新颖性是极其广泛的概念，一切受众“欲知、应知、未知”的事实都具有这个特性。
3.关于“蕴含认识引导意义”
“蕴含认识引导意义”是指新闻蕴含着的客观认识价值。这里的“意义”是个内涵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可以是本质的意义，现象的意义；现实的意义，历史的意义；个别的、特殊的意义，普遍的意义。它也可以是政治意义、经济意义、文化意义、日常生活的意义。不能对“意义”做狭义的理解。
“蕴含认识引导意义”这个本质属性，是传者引导需要与事实意义蕴含之间关系的反映。传者的引导需要，传者的目的、意图和倾向是主观的东西，而事实的意义蕴含是客观的东西。在这对主客观矛盾中，新闻事实的意义蕴含具有决定作用。就是说，新闻事实的意义蕴含是决定传者的引导需要能否实现的客观条件。
“蕴含认识引导意义”的基本要求就是传者的引导需要与事实的意义蕴含一致、相符。但是，在新闻传播实际中，存在着二者不一致的情形。由于事实的意义蕴含是自身固有的、是客观的，因此二者的不一致是由传者对新闻事实意义蕴含的错误认识（有意或无意）造成的。凡事实都蕴含着“意义”，都对接受者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在传者的引导需要与事实的意义蕴含不统一时，并不等于新闻就失去了认识引导作用，只不过已经不是传者需要的罢了。
新闻本质三个属性的统一性
新闻的三个本质属性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地联系着，相互依赖着，相互制约着，具有不可分的统一性。“真实的观念事实”即真实性，是新闻本质属性的基础，是躯体，失去它，新闻本质的其它属性就失去了依附，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具有新鲜性”是新闻的特色、标识，失去它，就不是新闻了，新闻就失去了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意识的资格；“蕴含认识引导意义”是新闻的精神价值、灵魂，失去了它，新闻就是“死”的躯壳，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
新闻本质的三个属性统一于真实性，即新闻的三个本质属性都必须具有客观性。新闻新鲜性是具有客观性的新鲜性，新闻认识引导意义性是具有客观性的认识引导意义性。
根据对新闻本质属性的认识， 笔者给新闻下了一个定义：新闻是蕴含认识引导意义的具有新鲜性的真实的观念事实。
注释：
①《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83～284页
一、慕课对新闻传播课程教师的挑战
“慕课”(Moocs)是互联网2.0时代的新型教学手段和模式。所谓“慕课”(Moocs),其中的“M”是指massive(大规模),慕课通过互联网技术的支持,可以实现世界各地不同年龄、不同语言、不同国别的成千上万的人来学习同一门课程,在教学对象上实现了规模化;第二个字母“O”则代表“open”(开放),慕课没有年龄、国籍、经济地位等限制,只需要一个邮箱线上注册即可参与学习;第三个字母“O”则代表online,即在线学习;第四个字母“C”则代表course(课程)。可见,开放性、规模化及网络化的课程学习是慕课教育的核心,也正是它区别于传统教学模式的焦点所在。
1.对教师知识层面的挑战。现在中国高校中新闻传播课程的师资,大部分都是在大学里经过长期的学术训练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在此意义上,教师的知识储备及知识视域都极为宽厚。但在web2.0时代,新闻传播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是:新闻传播本身就构成了web2.0的重要内容和载体,亦是其发展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代新闻传播的知识更新和技术发展能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也没有哪一个时代新闻传播形态的发展变化能达到今天这样的高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学里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将面临着本专业领域快速的知识更新所带来的海量知识,这对其本身的知识素养构成了挑战。
2.对教师传播能力的挑战。同时,慕课对新闻传播教师的挑战还在于对其传播能力的挑战。慕课通过切割而又有机联系的众多微视频进行上课,并在课程进行中通过问题考核、课后作业、作业互评等多种方式实现了知识传播和管理学生二者的有机结合。但在传统的新闻传播专业教学中,往往出现教师一人满堂灌的现象,对知识点讲授的节奏及衔接的情况等都有赖于教师自己传播能力的提升。而在慕课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发生了改变,从传统课堂中的知识传授者变成学习的促进者和指导者。因此,面对慕课中教师所展示的传播能力及对课堂节奏的控制能力,传统教学模式中的教师面临着巨大压力。
二、慕课对新闻传播教学理念的挑战
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可按课程设置的侧重点划分为两类:以“采写编评摄”为核心的侧重于实践教学的课程和以“新闻学概论”、“新闻传播史”为核心的侧重于理论及史论的课程。由于专业的实务性质,长期以来,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培养过程中,老师往往按照“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教学培养,将自身的经验及知识以“传、帮、带”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以期能培养出精英的媒体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和理念带有一定的“手工作坊”的余韵,是传统精英教育的理念。而在慕课模式下,这种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遭到挑战。慕课动辄几千上万的学生、没有任何入学门槛的限制都表明慕课的教学理念已与传统精英教育的理念大相径庭,它是一种普及教学。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慕课所代表的精英文化普及化的方向将成为势不可当的文化潮流,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也将遭遇到更大的冲击。
三、慕课对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挑战
1.对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挑战。慕课的学习看似开放自由,但实际上是比传统教学模式更要求学生具备高度的自我管理能力。能否完成一门慕课的学习,更多地要依赖于学生的求知欲望和自律精神,依赖于学生的坚持能力以及对自我的约束能力。而这对当前新闻专业的学生形成了完成慕课最大的自我障碍,从而导致了慕课通过率的低下。以目前中国慕课的《新媒体概论》一课为例,该课是由浙江大学传媒学院的韦路博士讲授,注册的学生共有13571位,但在课程结束后只有109位成绩合格和160位成绩优秀的学员,其比例仅占注册学生比例的1%左右。可见,慕课模式之下,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种教学模式。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社区大学研究中心助理主任莎娜·贾格尔斯(Shann. Smith. Jaggars)强调,慕课比较适合于为了个人或职业兴趣的学习。如果学生为得到课程学分、获取学位而注册学习,风险就比较高。
2.对学生知识积累的挑战。每一门学科体系都有其符合逻辑的课程体系,这些课程在授课的先后顺序以及彼此关系上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前后衔接的知识铺垫。在模式风潮来袭的语境下,新闻传播专业目前上线慕课的课程仅为极少数。这些慕课课程的学习需要学生在前期教育中储备了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否则便在课程学习中有困难。因此,慕课课程并非对于每一个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都适合,它的适用度仍然要视学生的知识积累程度、所学前期课程的情况而定。
四、慕课模式下新闻传播传统教学的优势与契机
无论慕课的发展如何迅猛,从本质上说,慕课只是一种技术性工具。它固然有其对传统教学理念的颠覆部分,但由慕课发展中的问题和不足也展露出新闻传播传统教学模式的价值与优势。 1.慕课不能取代传统教学中师生的人际交流及其所引发的教学效果。新闻传播传统教学的一大魅力即在于教师与学生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在讲授知识,同时也在讲授自身在新闻传播实践中的亲身感受以及人生哲理。延续长期以来人文社科教育的传统,教育的内容除了教学课程内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即为师生之间精神的交流和人生感受的分享。这一内容,有赖于传统教学模式在固定地点、固定时间多次
授课而形成的人际交流共享圈以及师生之间在课堂、课间和课下的交流互动。而在慕课中,面对素未谋面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这些人际交流则很难做到。也正基于这一点,德国鲁尔大学哲学研究所终身教授汉斯马丁·萨斯(Hans Martin Sars)认为,慕课这种网络授课形式对于化学、数学等学科足够,但对诸如生命伦理学、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就不够,因为这些学科更需要多维度、多层次的讲授和现场交流。 更为重要的是,新闻传播学科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授课教师的个人新闻传播的实践经历也是学生学习的宝贵财富,其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被分享,是学生从业后的巨大精神财富。从人际传播的角度而言,人们往往不会面对不熟悉的人分享自己的私密经历。而慕课的大规模学生,相对于授课教师而言,却是陌生的存在,授课教师那些经历自然不可能在慕课中得到分享。
配备完善的新闻传播教学资源
目前，新闻传播专业已构建起了由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组成的多层次教育体系。但与相对齐全的新闻教育体系相比，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科归属是含混不清的。这种尴尬的局面造成了高校新闻学资源相对匮乏、实力不够雄厚。在许多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是设置在汉语言文学系的。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与记录，文学与新闻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之间也有着本质区别。汉语言文学的基础课程虽能为新闻传播专业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却忽略了新闻传播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相关的基础理论，更要把理论知识转换为新闻操作能力。
因此，学校首先应加大对新闻传播专业的投入，除了配备较为先进的教学设备如摄像机、录像机、编辑机械之外，还应该设立专门的演播室、编辑室等实验室，以供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策划与制作、播音与主持、电视摄像技术、纪录片的拍摄等课程的教学与实践之用，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其次，学校应为学生提供丰富权威的图书、报刊资料。综观许多高校的图书室、阅览室，汉语言文学方面的图书较为丰富，而新闻传播方面的则相对匮乏。互联网虽然能够为学生提供海量的信息，但是网上的信息终归是零散的、片段式的。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既要关注新闻动态、新闻现场、新闻资讯，更要通过新闻传播方面的书籍、报刊，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拓展自己的视野，以此来提升学习的自主性。
课堂教学内容作品化、成果化、精品化
目前，依托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建立的新闻传播教学在课程设置方面，深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偏重于理论讲授，教学思路比较单一。从教学效果来看，新闻传播类的课程虽然开设了不少，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唤起了学生的学习热情，难以说清楚。学生对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理解与掌握依然停留在死记硬背的层面，缺乏探究新闻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之间关系的热情。原因何在？这一方面与教师的教学有关，另一方面与课堂教学内容的转化方式有关。课堂讲授结束后，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大多是就某一新闻现象谈谈自己的看法，或对相关的新闻作品进行赏析，学生的参与意识与创造意识相对薄弱。
要实现对新闻传播类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实践模式的改革，笔者认为，应通过课堂教学内容的作品化与成果化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学生的作品来考核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运用。比如以身边发生的新闻，拍摄一条新闻短片，时间不少于6分钟。首先，老师和班干部确立拍摄小组；其次，确立相关的细则，逐项打分，包括拍摄的实施步骤，新闻立意要贴近大学生生活，画面衔接自然、流畅等；再次，对作品进行展示与评比，以此来树立学生的作品意识，拉近学生与新闻实践的关系。
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目标是培养符合现代社会需求、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传媒人才。囿于学校环境的教学终究过于封闭，难以适应当前媒介市场对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因此，为了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更好地感知、理解传媒市场的变动，我们鼓励学生“走出去”，积极参加社会企事业单位组织的创意大赛，在竞争中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从而将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真正达到实践教学改革的目的。基于课堂教学内容的作品化、成果化的实践，在学院组织的创意大赛中，笔者教授的学生所完成的优秀作品《漫画工坊》获得最佳技术奖，《一条街的神秘与忧伤》获得最佳制作奖，《NIKE的创意构想》获得一等奖。通过上述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更新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法
为了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首先应在自我转型中更新教学理念。有什么样的教学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教学效果。教师的“教”不仅是教学展开的基础，也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目前新闻传播学的师资队伍看，大多数教师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新闻传播教育，他们多来自语言、文学、历史等学科，知识结构与新闻传播类专业的知识体系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其中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传统的学科多为基础理论学科，新闻传播类学科的实践性则比较强。新闻传播类的专业教学要求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理论知识，还应具备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否则，当他们以传统的教学理念来从事教学时，就会陷入“重理论轻实践”的误区。很多时候，教师可以通过对一个新闻现象的分析，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但是，对新闻操作具体流程的讲解只能陷入理论的说明。因此，要实现新闻传播教学的突破，从事本专业教学的教师应该加强自我培养，可以通过出国进修、到新闻单位实践等方式来提升自己的新闻实践能力。
其次，多媒体教学为辅，启发式教学为主。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学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相比，多媒体教学融文字、图画、声音于一体。在新闻传播教学中，多媒体手段的运用让学生置身于真实、鲜活的新闻现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是，在教学中，如果一味地停留在多媒体的演示上，就会使学生的思维跟着画面走，进而形成单线思维。而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不仅能够报道新闻，更能够发掘新闻背后的事实。也就是说新闻工作者应兼具感性思维与理性认识。如果说新闻教学中多媒体手段的使用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知识，那么教师还应当利用启发式教学手段来做理性认识的引领者。目前，大学生多是90后，他们思维活跃、个性意识突出、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对他们而言，信息的获取并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加强学生的辨析能力，进而让学生有所领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借助多媒体手段的同时，更要针对学生的个性，通过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抛砖引玉，让学生怀着浓厚的兴趣参与新闻传播教学活动，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再次，在学校课程中心搭建网络交流平台。美国的浦尔教授曾提出“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理念，“指各种媒介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媒体融合可以使我们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把报纸、广播、电视等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媒介整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信息采集、新闻表达、资源利用等层面的融合。目前，许多高校设立的课程中心可以说顺应了媒体融合这一趋势。课程中心不仅是课程展示的平台，更为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尤其是对当下的新闻传播教学来说，仅凭借单一的课堂教学不足以完成对信息的筛选与分析。
借助课程中心，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的需要，随时添加、整理与本专业相关的信息。而且90后大学生普遍热衷于网络技术，乐于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课后，教师可以对上课所讲的知识点进行梳理，建立相应的教学资料库，也可以论坛的形式发起讨论，形成学术探讨的氛围。笔者发现，学生对论坛的参与度比较高，甚至一些平时课堂上不爱发言的学生，也表现很活跃。在线作业与批改让教师能够及时掌握信息反馈，从而切实有效地展开答疑、辅导。总之，新闻传播学课程中心的使用，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又对课堂教学起到了必要的补充与延伸作用。
近年来，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速，但是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创新依然不足，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与汉语言文学学科相比，新闻传播课程还很少，而且课程设置依然还是依据传统学科，特色不突出，内容重复的现象严重。新闻传播专业的实验观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较少。为了更好地满足当前媒介市场对复合型新闻人才的需求，我们期待着新闻传播类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能够不断走向深化。
富二代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大众口中的富二代形象会如此恶劣?富二代和侨商二代的区别有哪些?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走访了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于德山。
记者:于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最近,江苏卫视关于富二代问题的讨论极为热火。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于德山:嗯,我也关注了这一事件。这个事件,我从一个新闻学者的角度来看,其实是给了富二代一个证明自身清白的机会,因为整个事件暴露了关于富二代的形象丑化是完全和媒体的炒作有关。但是有一部分富二代确实形象不够好,比如杭州飙车事件,这部分富二代,我更愿意给他们戴个引号的帽子,叫“富二代”。
记者:为什么大众容易受到媒体的误导,是不是媒体本身有这样独特的优势?
于德山:我始终认为大众并没有受到媒体的误导,因为如果误导了,我们今天也不会发现那个刘云超是假的了。而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周瑜打黄盖”的现象,受众愿意看到这样的新闻,因为这是爆点,符合受众的需要,他们需要找一些借口对富二代进行“颠覆”。
记者:那么,这是不是典型的大众仇富心理?
于德山:不能这样说,目前社会上形成的对富二代的反感,是多方原因造成的。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时代背景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分层越来越明显,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贫富差距,有很多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譬如,有很多人抓住时机,利用权位一夜之间从政界精英转变为商界精英,这其中就存在着一种不平等。加之这些商人的二代一些不合理的炫富行为,使得整个社会对这些暴富的二代,产生了反感。同时由这种金钱和财富带来的机会是否均等问题,也是影响阶层社会观念的重要因素。比如现阶段,富人获取利益的机会是否和穷人一样均等?有钱人可以用钱买到学位,可以撞人不用坐牢……包括,有钱人炒房现象等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外在表现。所以,我们不能把大众谴责富二代归结为穷人的仇富心理,那是不合理的。
记者:这是不是也体现了侨商二代和富二代区别的原因,跟父辈获取财富的方式有关?
于德山:对,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因为侨商二代,大多是出国打拼的一代。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这些都在当时幼小的二代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侨商二代骨子里是一种勤劳、拼搏和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这和国内那些暴富的富二代有明显的区别。当然也有教育的原因,侨商自然是希望子女出国留学的多,而且是很小的时候;而国内的暴富者,虽然也希望子女出国留学,但那多是子女长大成型后才出国,那种教育,说白了是走过场。
记者: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富二代的?
于德山:富二代中只有少部分富二代表现不好。我们不能一叶障目的看待问题。我觉得这个社会,富二代越多越好。著名学者刘再复就说过,任何一个民族文明的传承都离不开贵族。为什么我们国家在唐朝、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文化特别发达?这是因为贵族比较多。贵族,贵族,由富而贵。所以,富二代是一个社会发达必须拥有的阶层。文学艺术,怎么发展?通过富人的心理,富人的认同,富人的追求得以实现。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和公众都要对富二代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看清楚富二代有良有莠的区别。只有这样,这个社会的发展才会趋向良性,趋向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