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7 10:44:5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劳动经济学专业，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要探究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的主要方向，必须从根本问题出发，确定高职院校开设劳动经济学课程的目标。同本科院校不同，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目标并不要求其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学术功底，而是注重学生的实践水平、应用能力，将学生培养成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希望培养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指导实践、具备一定的工作技能和职业素养，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基础。这就要求高职院校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不能过分注重理论教学，而是以提高学生应用能力为目标。高职院校开设劳动经济学的专业主要是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经管类专业，作为这些专业的核心课程，劳动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应该是让学生理解基本的劳动经济学原理、学会运用经济学思维范式来思考、分析实际问题、学以致用，将学生培养成具备一定经济学素养的应用型人才。
2.劳动经济学的课程特点
“劳动经济学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以人的劳动和人力资源为起点，研究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理论与制度的一门学科”，包括人的劳动和人力资源、劳动力市场理论、工资理论、个人职业生涯与职业选择、就业与失业、社会保障等内容。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劳动经济学具有理论性强、概念抽象、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和数学功底，另外，它融合了经济、社会、管理、法律、政治等多方面的知识，涉及面广、内容庞杂，以上这些学科特点对于基础薄弱、积极性不高的高职院校学生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二、当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学现状与主要问题
目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的授课教学普遍存在着教材内容枯燥抽象、实践指导性差，教学方法手段有待优化，考核方式单一，学生接受能力有限、兴趣缺乏，教师专业素养尚需提高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对高职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造成了直接障碍。
1.教学内容枯燥抽象、实践指导性差
劳动经济学具有经济学的一般特征:内容庞杂枯燥、概念抽象、数学模型、公式推导多等特点，如劳动力市场均衡、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模式等内容。目前高职院校使用的劳动经济学教材多数是本科生教材的“精简版”而非“提炼版”，部分内容缺乏衔接和背景知识介绍，给学生理解造成了一定困难;缺乏与当今中国社会热点结合的鲜活案例，实践指导性差，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所学”与“所用”的脱节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相背离。
2.教学方法和手段有待优化、课堂效率有待提高
受到学科特征、教师自身能力和考核方式的限制，目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还相对滞后，为完成教学目标和最终考核，填鸭式教学、单一式讲授现象普遍存在，学生参与性差，把主要精力放在生硬记忆知识点、突击式备考上，课堂效率低下。
3.考核方式单一、缺乏应用型人才导向性，对学生、教师的激励性不足
成绩考核是教师授课、学生学习的主要激励之一，但目前高职院校的成绩考核没有突出应用型人才导向性的特点。就目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期末考核的总体情况来看，普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期末考试所占比重大，课堂表现、课后作业、社会实践等环节占比小、甚至不计入考核;二是期末考试题中，记忆性题目居多，缺乏对学生能力的考查，题目陈旧、答案固定。校方对教师的考核过分看重学生成绩，忽视就业率提升、学生满意度等因素，导致教师缺乏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动力。
4.学生接受能力有限、学习热情欠佳
相比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高职院校的学生高考成绩不理想，基础相对薄弱。高职院校开设劳动经济学集中在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管理学专业，这些专业的学生通常理科思维欠缺、数学功底欠佳，也不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因此普遍反映劳动经济学晦涩难懂，失去学习热情。
5.教师专业素养有待提高
目前高职院校的劳动经济学教师多数是高等院校毕业的硕博士，受到所接受教育的影响，他们通常学术功底扎实，教学态度严谨，但也存在着注重理论讲授、缺乏实践经验、灵活性差，对学生自身情况和实际需求了解不足、教学方法不当、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等特点，这直接导致教师与学生双方平行无交流，降低了教学质量。
三、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的主要原则
目的决定行动，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应始终秉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核心目标，校方和教师应对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动态、企业对于高职人才的技能需求保持高度的关注，以企业所需定学生所学。学生是课程改革的实施对象，根据皮亚杰提出的“建构理论”，学习是学生是根据接受的信息自己主动架构知识体系而非被动地接受知识，要保证课改的有效性，必须坚持学生本位原则。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的知识储备状况和接受能力，做好前期学习需求调查工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做到根据不同学生具体情况因材施教。
四、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的主要方向与具体举措
1.教学内容通俗化、简明化、趣味化、本土化
要做到教学内容通俗简明，首先要选取符合高职院校需求的、合适的劳动经济学教材。高职院校的劳动经济学教材不能直接借用本科院校，也不能仅仅是其“删减版”或“精简版”，部分章节的数学模型推导、相对晦涩生僻的国外各流派经济理论与假说、与我国当今社会劳动市场发展相脱离的劳动经济学理论、陈旧的、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外案例、层次较深的拓展性知识等内容可作有选择性的、适当的删除;长篇大论式的解释性叙述应提炼主要信息，语言叙述上应避免过多使用专有名词，多用通俗化语言;对于与社会、学生个人关联较多的章节，如就业、工资、社会保障、个人职业生涯与职业规划等章节可适当增加篇幅;在案例的选取上，应加入与社会实际、社会热点、企业劳资关系相关联的鲜活案例，如大学生与农民工等薪、毕业生频繁跳槽、公务员辞职潮等，以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基于劳动经济学内容庞杂、抽象，高职院校学生接受能力有限的特点，应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在课件展示中较多加入图片演示、视频讲解等内容，避免长篇理论叙述，以较形象趣味的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如展示人才市场图片、招聘会现场照片等帮助学生理解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鼓励教师自创和使用本土化案例，通过对学生熟知的、身边的社会热点、企业案例的剖析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比如介绍当地知名企业的员工工资计算方法来向学生讲述工资的生成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教学内容的通俗化、简明化、趣味化、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删减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破坏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否则会使学生陷入思路混乱、似懂非懂的状态;更不能只重视实践而忽视对基本理论的讲解，因为没有扎实的理论作基础，就无法有效的指导实践。教师在课程开始和结束时还要注意帮助学生理清教材的写作思路、框架和体系，并做好学科背景介绍工作，如针对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补充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知识。另外，根据学生自身需求有针对性地做出个性化的教学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施小班、分组教学，避免学生听统一的“大课”。
2.多元化教学方法并用，注重教学实际效果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教师单纯讲述的方式早已不能够适应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需要，随着信息化的普及和校园人文环境的日益开放，多媒体教学、网络资源教学等教学方式不断涌现。劳动经济学内容庞杂、理论枯燥，高职院校的学生很难产生学习兴趣，学生参与性较差，这对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案例教学是帮助学生理解劳动经济理论、运用经济学原理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案例的选取要注重现实性和把握好难易程度;项目式教学作为新式的教学方法也受到广大学生和教师的大力追捧。在课堂教学中，要注重学生的参与度，避免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可以利用课堂演讲、小组讨论、开放式提问、情景模拟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这些方法的运用应注意实际效果，避免出现小组讨论成为个人发言、学生因回答错误造成的心理负担等情况。丰富的网络资源是对课堂学习内容的有效补充，网络资源有内容丰富、实践性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等特点，教师可以通过网络答疑、向学生推荐与劳动经济学相关的网络资源来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如《职来职往》《聚焦社保》等电视节目、前程无忧等招聘网站，以及各高校、调查机构、媒体的劳动力市场调研报告等。高职院校以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高职院校一般拥有实习基地、合作企业等校外资源，邀请企业管理人员走进校园讲课，带领学生实地参观和调研当地人才市场都不失为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劳动经济学、成为应用型人才的好方式。
3.改革考核方式，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导向
考核是对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师授课成果的考察，更是对学生和教师来说至关重要的激励方式。改革考核方式才能从有效地指引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的改革向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前进。期末考核应避免单纯理论记忆性考察、复杂计算、生僻难点的考核，注重考查学生运用劳动经济学原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素质，并加大课堂表现、社会实践等在期末考核中的权重比例。对于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师的绩效考核也因顺势而变，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适当降低教学成绩所占的比重，加大对学生满意度、学生就业率等软指标的考核比重。
4.加强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师队伍建设，提升专业素养
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实施者和主导者，必须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可以通过精神奖励和适当的物质奖励激励调动中青年教师的职业荣誉感、不断探索培养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方法，比如在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师绩效考察、职称评定中加入相应的培养应用型人才考核指标;还可以通过培训的方式帮助劳动经济学教师改变教学理念、拓宽教学思路、交流培养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的先进经验。
五、结语
关键词：《资本论》；要素生产力；协作生产力；生产力内生演化；经济学；二维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经济学；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1-0015-08
一、引论
生产力不仅是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经济学①的重要范畴。生产力范畴，相对而言，前者讨论的较多，而后者较少，这或许与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关系研究对象有关。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从不抽象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总是把它放在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如具体的生产力条件下来研究，因此他在《资本论》中用了大量的笔墨研究撇开了生产关系的生产及其生产力。所以，生产力虽然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却构成它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则是无疑的。回顾和总结经济学发展历程，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我们有颇多的失误之处：一是在固守政治经济学传统内容和方向的同时，没有对经济学进行细化而发展出不同的分支学科群。二是从总体上来说，重视生产关系研究忽视生产力研究。虽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就有学者提出研究该问题，但未受重视，且很快就被批判而偃旗息鼓。改革开放后，一批经济学家重开其研究，并最终形成了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力经济学”，主要奠基人是于光远、熊映梧、薛永应等老一辈学者，后两人还被理论界美誉为“南薛北熊”。三是虽然我们创立了生产力经济学，但是研究的范围和内容较为狭窄，主要限于对生产力构成要素及其要素组合方式的研究，即限于传统的要素生产力理论进行的研究。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体系是一个由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构成的二维理论体系，在二维结构上才有助于研究和揭示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规律或内在演进机制。四是受学科名称“生产力经济学”所累，而这限制了研究内容的扩展，例如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及其增长问题被排除在外或即使关注也很少研究。本文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借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指称，即抽象了生产关系或社会属性的纯粹的“经济学”指称。五是我们通常绝对地排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而本文认为，在发展的纯经济学问题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更多的借鉴之处，后面对此有专文讨论。
二、人类生产活动的两个维度：要素与协作
对生产力两个维度的分析，应该从考察生产出发，因为马克思认为，生产即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1]（P32），也是其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2]（P22）。
（一）要素维度的生产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里，马克思一开始考察的“劳动过程”即生产活动，就是从生产要素的维度进行分析的。他说：“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3]（P205），所以，“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3]（P202）。因此，马克思对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个概念展开了深入分析，从而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要素维度的生产理论。他还认为，如果从劳动过程的结果即产品看，这一劳动过程就表现为生产过程，从而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可统称为生产资料[3]（P205）。所以，人类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也可简称为人和物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两个要素。马克思明确说过：“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4]（P44）
实际上，马克思这一要素维度的生产理论，在理论界是有共识的，没有多大分歧，虽然在要素的种类上还有分歧和争论，例如除三要素外，生产中的管理、科学技术等是否也是独立的要素？但是，这些争论无关要素生产理论的根本和宏旨。所以，关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剩下的问题就在于：是否还有另一维度即协作维度的生产理论？而这在理论界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而下文将用较多的笔墨于此。
（二）协作维度的生产
首先，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2]（P25）所以，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是社会性生产，即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也是社会性的：男耕女织。其次，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既有劳动对象也有劳动资料，否则生产活动就变成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所以，考察人们的生产活动可以把生产资料当作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而仅从生产的社会性角度即人们的协作维度来考察人们在生产中的分工与合作。
例如：数人抬一重物这种最简单的生产活动，虽然从要素的角度看，它需要有劳动对象即重物，也需要劳动资料如抬的工具，但是我们可以把抬的重物和工具当作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单从“抬”的活动进行考察，立刻就会发现，人们之间必须进行适当的分工与合作，即需要人们以某种形式的协作生产才可实现，比如把几个人均匀地分配在重物的不同地方使力，并且选出一人喊号子即统一指挥，那么这一抬重物的生产活动才可实现，否则重物就不可能抬走。
所以，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可以从要素的维度进行分析，还可以从协作的维度进行分析。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就用了三章的篇幅，即在第十一、十二和十三章中，从协作的维度分析了人类生产活动的三种形式，亦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三种方式：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为了不至于引起歧义和争论，下面将较多地引用原文来证明马克思还从协作维度构建了他的生产理论。
马克思首先定义：“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3]（P362）但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只能是简单协作，因为它除了人数较多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而已。”[3]（P358）所以，简单协作并非资本主义的发明，古已有之，例如“古代亚洲人、埃及人、伊特剌斯坎人等的庞大建筑，显示了简单协作的巨大的作用”[3]（P370）。
在“第十一章协作”中，马克思还分析了简单协作的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形式，是把不同的人分工在同一工作连续的不同阶段或环节。他举例说：“瓦匠站成一排，把砖从脚手架的下面传到上面，虽然每个人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这些单个操作构成一个总操作的连续部分，成为每块砖在劳动过程中必须通过的各个特殊阶段。”[3]（P363）第二种形式，是把不同的人分工在同一工作的不同方面同时劳动。“例如，如果一座建筑物同时从各个方面动工兴建，尽管协作的人做的是同一或同种工作，那也会发生劳动的结合”，于是，“产品的不同空间部分同时成长。”[3]（P363-364）上文列举的数人抬重物事例，就是第二种形式的简单协作。马克思把简单协作，即“许多互相补充的劳动者做同一或同种工作”，也称为“最简单的共同劳动的形式”。[3]（P364）
其次，马克思在第十二章中，进一步考察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生产，并认为，“这种协作……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统治地位”。这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也有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马克思举例说：“马车过去是很多独立手工业者，如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钳工、铜匠……等劳动的总产品。马车工场手工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个工场内，他们在那里协力地同时进行劳动。”[3]（P371）实际上初期工场手工业的“立足点还是简单协作”，“但是很快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专门从事马车制造的裁缝、钳工、铜匠等，逐渐失去了全面地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片面活动现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3]（P373-374）第二种形式是：“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工作，即“每个这样的手工业者……都制造整个商品，因而顺序地完成制造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各种操作。”[3]（P374）第二种形式的工场手工业生产，最初也是“最简单形式的协作”，同样是由于“劳动有了分工”，“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工人同时进行。”因此，和第一种形式一样，它在本质上已不同于作坊中的简单协作。[3]（P374-375）由上述两种基本的协作方式，构成了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3]（P379）
最后，马克思在第十三章中分析了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协作生产。他说：“在工厂内，即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内，总有简单协作重新出现，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这里撇开工人不说）。例如，许多机械织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织布工厂，许多缝纫机集结在同厂房内便组成缝纫厂。”[3]（P416）为什么这里可以“撇开工人不说”而分析协作生产？是因为以机器为基础的分工与合作，在技术上已完全不同于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分工与合作：“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3]（P417）“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3]（P423）这就是说，工人的分工与合作现在不再是取决于人类器官即手工技艺的性质和要求，而是取决于机器的科学技术性质和要求，所以，这里协作的生产过程可以撇开工人不说，而单讲劳动资料之间的协作就够了。由此，我们不得不赞叹马克思思想的超前性，例如在现代“丰田生产方式”的自动化工厂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劳动资料之间的协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只不过把过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主要是体力上直接的协作，改变成了借助劳动资料的间接协作，即改变成了一定意义上的脑力协作。所以，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资料性质时没有忘了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是实现自己的目的。”[3]（P202脚注（2））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从协作维度，即分工与合作的角度十分详尽地考察了三种前后相继演化的生产活动类型：简单协作、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业协作、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协作，从而构建了不同于要素维度的另一维度即协作维度的生产理论。这时可能会有人争辩地说：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不是生产理论，而是生产力理论。也对，也不对！因为二者并不矛盾而具有同一性。这正是下文首先要讨论的。
三、生产力的两个维度：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
辨别生产和生产力，还涉及另一相关的重要概念：生产方式。由于前苏联教科书把生产方式定义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在马克思文本中却找不到这一定义的出处，且马克思又在不同语境中使用了生产方式概念，于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众多的批评前苏联定义的文章。
笔者认为，生产方式实质上就是生产本身，即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不同形式、方法和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两个方面的关系。所以，说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并没有什么错，例如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三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前述的三章中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当然，如果单方面考察生产或生产方式，即撇开了生产关系的生产或生产方式，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生产力上来说的，在这一意义上，生产或生产方式等同于生产力，因为单方面地从生产关系角度考察的生产，一般不叫生产方式，而称为生产的社会形式。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在传统的要素生产力理论基础上提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是一个由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构成的二维理论体系这一命题。
（一）要素生产力即要素维度的生产力
由于不满意前苏联教科书对生产力的传统定义，即“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一定义，一些批评文章在否定该定义时，把传统的生产力三要素论也否定了。例如：段忠桥先生在否定生产力传统定义，并强调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时，先把“劳动的生产力”等同于“劳动力”，然后又从劳动力定义引申出，“生产力是由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构成的”结论[5]。笔者认为，这就连同婴儿一起倒掉了。
首先，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没有错，但是，“劳动的生产力”，即使从字面看，也看不出是“劳动力”！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劳动力是指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力量本身，如他在劳动时所体现出来的体力的大小、智力的高下等；而劳动的生产力是指劳动者通过发挥其体力和智力而创造劳动成果即使用价值的能力和力量。后者，直接与使用价值相关，而前者相反，与其直接相关的是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我们知道，劳动力是可以成为商品的，而生产力是不可以的；能成为商品进行买卖的不是生产力本身，而恰恰是生产力的要素如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力等，如果劳动者的智力能够独立出来，它也是构成生产力的一个独立的要素如“点子”而成为商品出售。
其次，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笔者认为，是为了突出和强调生产力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不是为了否定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如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也就是说，这是把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当作既定前提存而不论而已，因为劳动的生产力的“劳动”二字，无需明言，指的就是劳动者通过劳动资料把其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的活动，进而才可以在其结果即创造的使用价值上体现出生产的能力和力量的大小和强弱，这就是所谓“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而把生产力说成是“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难免让人联想到《皇帝的新衣》中两个骗子的“生产力”。所以，我们虽然也不同意生产力的传统定义，但仍坚持传统的生产力要素理论，当然关于生产力要素的内涵和外延是可以争论的。这里，顺便给出我们从马克思的劳动定义中引申的生产力定义：生产力是人（们）“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力量和效率；或者是人（们）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变化”的力量和效率。前者可称为劳动的生产力定义，用于分析协作维度的生产力；后者可称为要素的生产力定义，可用于分析要素维度的生产力。
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分析“劳动过程”的三要素，换个角度看，就是生产力的三要素。虽然劳动过程不等于生产力，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在结果上则表现为生产，因而，这种撇开了生产社会形式的、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有用而具体的劳动的力量（或能力），就是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力，它自然就是由劳动者（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要素构成。所以，从劳动过程的三要素推导出生产力三要素，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逻辑上的错误。马克思本人也说过：“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3]（P53）这里所说的多种情况，除开“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它们不都是构成生产力的多种因素吗！可见，马克思本人并不否定从要素维度分析生产力，虽然在要素的理解、构成、分类、多寡等问题上，我们后人可以不断地争论下去，但是无法否定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体系中存在要素生产力理论。
而且我们还知道，马克思尤其在两种意义上突出和强调生产力中生产资料要素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第一，考察早期历史尤其缺少文字记载历史的社会经济形态时，劳动资料如同“动物的遗骸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机体有重要意义”一样，“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3]（P204）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这一自然段末，加注说：“史前时期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3]（P20脚注（5a））第二，劳动资料的革命，即劳动资料在性质、形态和效能上的根本性变革，对于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的重大意义。我们知道，马克思特别看重大工业革命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意义，但他认为，“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3]（P43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有时直接用生产资料作为生产力的代名词，或者强调作为生产资料要素的生产力的重要性，例如他说：“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原文为黑体字，下同——引者注）。”[1]（P362-363）这里顺便指出，有个别文章把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的性质”读成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6]，显然是一种望文生义而对马克思原意的曲解。且不说这段话的逻辑关系明明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而非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基础论的逻辑，即便孤立地看“生产资料”这一术语，也只能作为生产或生产力的要素来理解，怎可理解成生产资料所有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下面我们仍用前述的数人抬一重物的劳动过程三要素的案例，来推导生产力的三要素。数人抬重物的劳动过程，应用的工具，可以是人手本身，也可以是扁担加绳子，显然使用这两种不同的工具，其劳动生产力不同。即使在劳动工具既定条件下，这一劳动过程也会因两组不同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的差别，即生产力中人的要素的不同，而导致两组劳动者抬的劳动生产力大小不同。单说劳动对象本身，即使在工具如人手既定下，也会由于它是方形还是圆形的不同（当然这可导致劳动方式由抬变成滚），而使其生产力不同。所以，由劳动过程的三要素推导出生产力的三要素是十分自然的，并无逻辑差错。实际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当我们考察劳动过程即生产使用价值时，是撇开了劳动的社会形式而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分析的，那么，这样分析的不就是生产力吗！当然，劳动过程的劳动要素，在生产力要素中，就不能再命名为劳动，而应改称为劳动力或劳动者。换言之，要素维度的生产力，是从静态角度分析的生产力；而协作维度的生产力是从动态角度分析的生产力。
（二）协作生产力即协作维度的生产力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众多批评传统的生产力要素理论的文章，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协作维度的生产力理论。但是，他们显然都没有把它视为与要素维度不同的另一维度的生产力理论即协作生产力理论。因此我们在这里以《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至十三章的论述为据，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归纳马克思的协作生产力理论。
1. 协作生产力，是在既定的生产力诸要素质量不变条件下，也就是“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现成的”条件下[3]（P373），仅仅由于生产要素数量的某种形式的集合，即由于“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就可以“不仅……提高了个人的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3]（P362）所以，马克思说：“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3]（P366）为此，马克思还以“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为例，说明这种总和的力量是一种“社会力量”或“新力量”[3]（P362）的生产力。
2. 马克思归纳了协作本身导致生产力提高的九种原因或途径：“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运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3]（P366）
上述九种原因，笔者认为：前例数人抬重物的协作，就是提高了劳动的机械力，因为数个单个人的机械力的简单加总是抬不动这个重物的，只有他们协作才可克服地球对重物的引力，即提高其“劳动的机械力”；“一座建筑同时从各个方面动工兴建”，就是扩大了这种力量的空间范围，因此马克思说：“144小时结合工作日完成的总产品，比只能单方面地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多少是单干的劳动的12个十二小时的工作日要快”[3]（P364）；由于协作而相对地缩小生产场所和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这两种途径所取得的功效是一样的，即节约了生产资料，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对于在较短时期完成既定的大量作业，“例如……收割若干摩尔根的谷物”，就是通过协作在短时间内运用大量劳动而产生的协作生产力，否则，“由于缺少这样的协作，美国西部每年都要损失大量的粮食”[3]（P364-365）；至于在协作中因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而提高每个人劳动的生产力，无需解释；协作中由于同种作业的连续性和多面性而提高生产力；最后，协作“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笔者理解，在商品经济社会，作为具体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生产力，必须具有市场竞争力，而协作则可以把个人劳动社会平均化，于是协作创造的劳动生产力就比个人单干的劳动生产力在市场上更强大，从而更具有竞争力。
3.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由于分工和专门化，必须构造某种协作劳动的组织形式，从而便创造了新的社会劳动生产力。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3]（P403）实际上，即使简单协作，只要有一定的规模，都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否则，埃及金字塔和中国万里长城是建不起来的，更不用说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业工场或大机器工厂，它们需要有复杂的生产组织形式，才可创造出更强大的生产力。
4. 由于大工业的协作变成了劳动资料之间的协作，因而在自然科学的自觉应用下，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由于“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它必然“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所以，大工业的协作“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3]（P423，42）这一点，我们在现代的自动化生产过程中看得更明显。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明白无误地论述了协作维度的生产力。实际上，协作生产力思想早在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就已形成，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因此，“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1]（P34，25）
四、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的互动演化机制
诚然，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及其生产力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并没有一面是要素在发生作用，一面是协作在发生作用；另外，马克思也没有明言把自己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划分为两个维度的理论。虽然如此，但上述研究表明，马克思在剖析这个统一整体时，明确地是从要素和协作两个方面展开对生产及其生产力论述的。而且，问题不仅仅如此，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我们现在把马克思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体系划分为这样两个维度的理论，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我们现在这样做，有进一步的理论价值吗？对此，我们的回答是：首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揭示生产力自身如何内在的演化和发展的规律，即有助于分析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的互动演化机制。
为便于认清问题，我们先仍以数人抬一重物为案例来剖析二维生产力如何互动演化，以推动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从人手抬重物的生产方式变革到用肩抬的生产方式，显然是由于要素生产力的变革，即人手工具变革到扁担和绳子（当然劳动工具的改变，本身就提高了要素生产力），才导致协作方式的变革，进而提高了协作生产力，例如由过去三人以上协作才能抬起重物的生产力，提高到二人便可抬起同一重物的协作生产力。而协作方式的变革，则会进一步引起生产工具即要素生产力的演进，例如由于抬的协作方式，引起人们对其工具的改进，如由木棍改进为扁担，则会进一步提高要素生产力。协作不仅会引起生产工具的变革，还会引起劳动者的智力和体力即劳动力这一人的要素的生产力提高和改进，例如他将学会如何与其他人相配合的“抬”的技能，而不再是过去单干“举”或“背”的技能。不仅如此，协作还引起分工和专业化，比如专业化用肩抬的技能，从而退化了用手抬的技能。同时，由于协作本身的需要，还会分工和专门化出一个作为生产力要素的管理职能，如前述的喊号子职能，以组织和协调他们的分工与合作，而这又会进一步提高协作生产力。
上述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的互动演化过程，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主义协作的三章中，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论述。下面我们从以下七个方面归纳马克思关于协作生产力和要素生产力的互动演进思想。
1.简单协作导致生产资料的节约和规模扩大，从而提高了作为物的要素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简单协作，就是生产要素和劳动方式不变的条件下，仅仅由于较多的生产要素集中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人们共同劳动而产生的协作。但是，即便如此，由于“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丝毫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规模会增大。”[3]（P360-361）由于劳动生产力始终是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和力量，因此生产资料的节约，即意味着创造相同的使用价值量，现在仅需要更少的生产资料，所以要素生产力提高了。生产资料的规模增大还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即提高其生产力。
2. 简单协作会刺激劳动者的竞争心和好胜心，从而提高作为人的要素的生产力。马克思说：“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3]（P362-363）上述两点分析说明，即使简单协作，也会使要素生产力得到提高。
3. 简单协作推进分工和专业化，进而使协作生产力自身获得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的起点虽然是简单协作，但是很快就会发生分工和专业化的本质转变。他说：“我们的立足点还是简单协作，它在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现成的。但是很快就发生了本质变化”，即专门从事某件产品生产的手工业者，“逐渐地失去了全面地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片面活动现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3]（P373-374）于是，这种分工的优越性就会“渐渐地固定为系统的分工”，“成为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所以，工场手工业不仅引进了分工，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分工”。[3]（P375）而我们知道，分工的发展即等价于生产力的发展。
4. 协作导致作为要素生产力的管理职能的产生，而管理有助于提高协作生产力。马克思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即对协作劳动进行“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3]（P367）有专职的对协作劳动进行管理、监督和协调与没有专职管理的协作劳动相比，显然前者的协作生产力比后者更高。所以，马克思接着以一个乐队需要指挥、一个军队需要军官为例证，说明管理职能的分工对提高协作生产力的意义。
5. 分工和专业化导致要素生产力的改进和提高。首先，分工和专业化会促进劳动者技能的改进和完善，从而提高作为人的要素生产力。马克思说：“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因为“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3]（P367）这就是说，即使在其他生产要素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劳动者改进了工作的方法和技艺，就可提高其劳动生产力。其次，分工和专业化还导致劳动资料的改进和变革，从而提高作为物的要素生产力。马克思认为，“一旦劳动过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过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即出现“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3]（P378）显然，这种分化出来的专门用于特殊项目操作的工具，其生产效能比通用工具的效能更高。不仅如此，正是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导致的“劳动工具的简化、改进和多样化”，才为大工业机器生产力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3]（P379），因为，大工业的机器，“大体上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3]（P410）。
6. 自然力和自然科学要素生产力为协作生产力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要素生产力的改进和提高导致协作方式的改变，即由劳动力的协作转变为劳动资料的协作，这就把自然力和自然科学作为生产力要素并入生产领域，从而使协作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手工工具一旦被机器代替，人力必然被自然力取代，生产过程中凭经验的协作也必然被自然科学的应用及其劳动资料的协作代替，即“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所以，大工业通过机器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领域，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3]（P423-424）
7. 分工导致产业集聚和专业化扩展，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分析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时，还专辟一节分析它与社会内部分工的互动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即由于“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的产品交换而把这些不同的生产领域“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后者又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而且，“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变成各种独立的行业”。[3]（P390-391）可见，工场内部分工和社会内部分工的这种相互促进，将导致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及产业发展。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注意到这种分工和专业化的互动过程，将导致产业集聚现象的产生和社会其他领域的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他说，“把一定生产部门固定在国家一定地区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种特点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出现，获得了新的推动力”；而这种分工不仅“扩展到社会的其他一切领域”，还“为专业化、专门化的发展……奠定基础”。[3]（P392）
上述研究表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中，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协作生产力和要素生产力相互促进，共生演化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图景。所以，把生产力系统分为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两个方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研究生产力系统自身是如何内在地变革和演进的，而无需求助于外在的生产关系反作用②；而且，马克思本人也是持如此观点的。把生产及其生产力分为两个维度进行研究，还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这是下节将要展开讨论的。
五、二维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与经济学的发展
实际上，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就像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等人所做工作一样，是包含了现在所谓的“经济科学”几乎所有的内容；即使单从理论经济学来说，虽然它的研究对象或者说主体理论是生产关系，即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但马克思也重笔研究了撇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及其生产力问题。基于此，我们便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关于的经济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即对于撇开了生产社会形式的生产及其生产力问题，是否可以从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进行研究，以形成一个“纯经济学”的经济学？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第一，毋庸置疑，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用现代术语讲，可称为马克思创立的“经济科学”，需要发展。而根据近现代以来知识分工细化的发展规律和路径来说，它需要分立出不同的经济学科群，才能获得更大更广泛的发展，如同现代经济科学的分门别类一样。当然，作为的“经济科学”，其硬核与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科学的硬核不同，它的硬核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把生产及其生产力独立出来研究，也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特色，因为生产是经济科学的出发点，而生产力在经济和社会系统中是第一性的因素或子系统。
第二，把撇开了生产关系或社会形式的生产及生产力独立出来研究，难免让人联想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曾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因为它们的理论特点就是抽掉了经济范畴特定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属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要把马克思批判的“庸俗”内容，与它们可借鉴的、具有科学成份的内容区别开来。由于这里不是专文评价庸俗经济学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因此我们只想说明，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庸俗经济学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要害并不在于它们研究了生产一般，而在于把这种一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或者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当作过去乃至永恒的范畴。
第三，在我国，通常把经济科学分为两大类：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理论经济学，在我国是分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样两个具有不同研究纲领和硬核的学科。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关系，这种状况应该说有利于学科之间的竞争。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由政治经济学独领，但从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日渐式微，而西方经济学或新古典范式经济学则流行开来，几为主流，这尤其体现在众多的中青年学者中。如此结局，虽有多种原因，但从经济科学的发展规律来讲，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足有显著关系。例如，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撇开了生产关系的生产，或撇开了社会属性的经济问题，但1960年代以来以其为范式的新制度经济学因重视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研究而异军突起，这一发展显然弥补了新古典范式经济学即所谓主流经济学的不足。相反，政治经济学仍然固守在传统的所有制范式内发展，这无疑极大地限制了它在经济和社会转型及其制度变迁中的应用，这是其一。其二，从应用经济学来看，可以说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即所谓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这或许与应用经济学较多的非生产关系特点有关，如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反，政治经济学在应用经济学中体现极少，这是因为经济科学中缺少了独立一支的以研究生产和生产力等内容为对象的纯经济学。所以，把纯粹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研究，是理论经济学在当前发展的重大任务。
为此，我们在这里顺便提出，理论经济学三个重大发展方向的课题，即当前它面临三个独立学科的发展：一是传统的以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为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二是以生产关系依赖理论为范式的制度经济学发展③；三是以马克思的生产和生产力理论为范式的“经济学”发展。显然，后者借鉴了现代经济科学中的“纯经济学”的概念和含义，即表明，它是以撇开或抽象了生产关系的、因而是“纯粹”的生产及其生产力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经济学。如此一来，“经济学”这一概念，就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广义的，指的经济科学，它包括上述理论经济学的三个分支学科，以及以它们为理论基础的应用经济学；二是狭义的，指的纯经济学，下文即在此意义上使用。
作为一个独立分支学科的经济学发展，我认为可以大胆地借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因为它的许多成果如果剥去了它们把一般当作特殊或把特殊当作一般的外衣，剩下的科学内核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这里不可能详尽而全面地讨论这一问题，只在本文主题的意义上，即马克思的二维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上，简要地讨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与增长理论，对于发展经济学的意义。
首先，我们知道，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和增长理论中，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处于一个核心地位。如果我们把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要素K看成生产资料要素，那么，它就成了马克思要素生产理论的数学表达。因为生产函数左边的产量Q，即是马克思生产理论中所说的，劳动者借助劳动资料将其活动传达到劳动对象上使其发生预定变化而创造的使用价值量。所以，从数量关系上来说，马克思的要素生产理论所论述的内容，即是生产函数理论。至于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因素A，与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率与使用价值量同比关系的分析是相通的，而马克思所说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等因素，即是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因素。生产函数中的另外两个参数即α和β，我们知道，当二者之和等于1时，表示规模报酬不变，大于1时，表示报酬递增。这种规模报酬不变和增加，实际上就是要素生产力的不变和提高。可见，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是可以借鉴和整合到经济学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中去的。
其次，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把技术当作外生变量，并假定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则把技术内生化了，并假定报酬递增。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在一定意义上，如同传统的要素生产力理论的缺陷一样，缺少了技术演进即生产力演进的内在机制分析。而新增长理论，撇开其先进的数学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技术内在演进的思想。而这种演进思想，与上述二维生产力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而且笔者还认为，二维生产力理论，对于技术内在演进关系可能会有更好的解释力，或者说，能为其提供一个更佳的微观机制分析框架④。下面我们对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与二维生产力理论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说明经济学的发展可以积极地借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经济增长，首先与生产要素的投入有关，即与劳动和资本或生产资料的要素投入的增加有关。但是，技术是会不断进步的，当技术进步后，增加的要素投入必将提高其生产力。我们知道，新古典增长理论因其外生性而无法解释技术进步的来源。而所谓新增长理论的“新”，就在于把技术进步处理成内生因素，从而揭示了众多影响技术进步和增长的内在因素，如知识外溢、人力资本、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干中学等因素，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下面我们试图用二维生产力理论重新解释上述新增长理论所发展出来的这些关键词。
“人力资本”从要素生产力理论来看，实际就是劳动力要素或人力要素。把它改称为人力资本要素，只不过是强调和突出了要素生产力理论中人力要素所掌握的知识及其智力因素和健康因素对于提高生产力的作用，以及作为微观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当把人力因素在资本的角度上来理解时，已含有生产关系即收入分配的因素了，即通过投资改进人力要素的质量而能够带来增值。因此撇开后者，新增长理论中的“人力资本”因素与要素生产力理论强调和突出人力要素的重要性是相通的。
与人力资本因素相关的“知识外溢”和“干中学”两个因素，显然与协作生产有关。因为新增长理论中的外溢“知识”和干中学的“知识”，更多的是默会知识，也就是说，只能是在协作生产过程中通过干而学到的知识和在企业内及一定空间范围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外溢知识。无论是企业内还是企业外，通过知识外溢和干中学，既可以提高要素生产力如劳动者个人生产力，也可以提高他们之间的协作生产力，从而使收益递增。
按二维生产力理论，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会促进要素生产力的完善、改进和变革，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协作生产力发展的要义；而前述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外溢及干中学，都与“分工和专业化”有关。因为，分工的深入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发明、创新以及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社会分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包括学校、家庭、厂商对人力资本的直接投入，以及政府、家庭和学校对研究和开发的直接、间接影响；工厂内部的分工则主要通过干中学以及“研究和开发”部门的贡献来促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改进；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产业集聚，则导致产业之间相互的知识外溢；而资本存量即生产要素积累的提高又会有助于发明和创新的产生。
“收益递增”和“外部效应”均来源于分工和专业化及其规模经济，而这与协作生产及其生产力有关。马克思认为，协作首先源于生产要素在一定空间内的集聚，即使要素本身没有变，单是数量的集聚，就会导致生产力的本质变化，即不仅提高单个要素的生产力，还产生新的协作生产力。这种新的协作生产力，用现代术语表述，即是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而协作生产力与要素生产力之间的互动演进过程，从回报来讲，即是收益递增过程。因此，二维生产力的互动演进过程在收益递增理论看来，就是生产力系统不断自我增强的正反馈过程。
综上所述，研究马克思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并独立为一门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所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它还是经济学在当代分立出多种经济学科群的发展所急需的；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向现代经济科学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果进行学习和借鉴。
注释：
①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经济学这一术语，显然是人们不满足其传统政治经济学较窄的定位，而扩展其研究内容后，借鉴了经济学概念的含义。后文对此有专门的讨论，这里我们暂且将它定义为的理论经济学。
②当然，这并不是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而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要从自身的内在因素找原因。
③这是笔者在2007年以来就提出来的观点。
④如果把它与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的互动演化综合在一起，则能提供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新增长理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关键词:企业规模;交易费用;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5-0028-03
产业组织的发展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由于新的市场机会出现和分工的发展导致一个产业内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二是行业内现有企业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生产要素的进一步集中,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对于产业组织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现有的文献中存在着两条相对明确的研究路向:(1)新古典的规模经济和递增报酬范式,自马歇尔(Marshall,1890)以来,新古典范式主要讨论在既定的分工结构下如何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在解释经济增长的来源和机制时,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规模经济和递增报酬的作用,企业会随着规模的扩张而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这种规模经济效应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Marshall,1890;Samuelson and Nordhaws,1992;Krugman and Obstfeld,1997)。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狄克西特(Dixit,A)、诺曼(Norman,V)、兰开斯特(Lancastes,K)、艾瑟尔(Ethier,W)及克鲁格曼(Krugman)等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尤其重视规模经济的思想,基于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他们建立了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型。与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的思路不同,他们更加强调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企业规模的扩大促进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成本降低,并最终导致长期经济增长。(2)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他们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主要从分工演进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并结合了交易费用概念,形成了“分工―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亚当・斯密最早指出促进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要解释经济增长问题,首先必须说明决定分工水平的因素。斯密由此发展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阿林・杨(Yang,A,1928)进一步发挥了斯密的分工学说,认为市场容量又是由分工水平决定的,因而分工水平最终决定了分工的动态演进,因此,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就归结为对经济系统中分工演进的研究。继承这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鲍姆加勒(Baumgarden.J)、基姆(Kim.S)、洛凯(Locay.L)、杨小凯、博兰德(Borland.J)以及贝克尔和墨菲等人,相继提出了一条基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增长思路,形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用专业化表征生产条件,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思想。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廖伯伟发现1970年以后厂商平均规模逐步下降,而同期这些国家的总产出和人均收入都在不断增长,企业规模变化和产出增长不一致。张永生(2003)用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来衡量企业规模,在分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时间序列数据的基础上,揭示了这种意义上的企业规模和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厂商规模无关论”,指出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厂商平均规模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厂商规模无关论”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分析结合起来,并且为了便于进行这种分析,用企业雇佣的劳动力人数来表示企业规模。在此条件下,企业规模的变化取决于分工在企业内还是在企业间发生,而这又取决于劳动和中间产品各自交易效率的高低。如果劳动的交易效率较高则分工在企业内发生,企业就会多雇佣劳动生产中间产品,企业规模会随之扩大;反之,则分工在企业间进行,企业就会选择外购中间产品,减少雇佣劳动,企业规模减小,企业数量增加。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市场交易效率越来越高,交易费用越来越低,企业规模越来越小,主流经济理论中的规模经济效应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不起作用。一些新的商业实践如外包(Contracting out)、特许经营(Franchising)、外购中间产品和服务(Outsourcing)及贴牌生产(OEM)等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部分事实上的支持。
1.企业的横向规模。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企业规模概念实际上是指企业的横向规模,企业被看成一个投入产出装置,其最主要的功能是从事生产,企业规模就是企业的均衡产量,它由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来决定。
古典经济学通过规模经济(生产)来解释企业扩张的机理。有关企业存在与扩张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斯密(Smith)和马克思(Marx)。他们主要是从分工深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规模效应的角度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和扩张的。斯密以制针厂的例子说明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报酬递增现象,技术进步引起劳动分工的深化,由于分工所形成的一些工序、工种是密不可分的,必须在同一组织中进行,因此企业规模随着分工的深化而扩大。他还指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分工深化的边界就是企业规模的边界。马克思也认为协作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协作的经济效果大于单个生产者的经济效果之和,协作的不可分性决定了协作的规模,这就是企业的最小规模。
在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下,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的横向边界主要是由生产中的技术因素决定的。当企业依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去组织生产时,它所选择的生产规模是最佳的,规模报酬递增空间的消失与否成为判断企业最佳规模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 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 确定企业边界时所需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同一行业内部存在着众多的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每家厂商是既定的市场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从长期来看,由于资源在各行业间可以自由转移,因而每家厂商最终只能获取正常利润,在产品价格等于最低平均成本处进行生产,对单个厂商而言,企业的最佳规模是由其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来确定的。完全竞争模型的中企业规模定义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根据完全竞争理论,当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为传统的U型时, 企业尚可在市场竞争中选择最佳规模;而当厂商的长期平均成本线为水平线或向右下方倾斜时(即始终存在着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增现象),企业就无法确定其最优规模了,因为这时它无限地扩大生产,始终会使平均成本等于或低于产品的价格,是有利可图的。针对上述问题,经济学家们开始放弃了完全竞争的假设,在其他市场结构中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斯拉法(1920)指出,企业之所以停止进一步的扩张,不是因为这将使产品的平均成本上升而超过既定的产品价格,而是因为这将使产品的市场价格下降而低于企业的生产成本,现实中的企业并非完全竞争意义上的价格接受者,在非均衡状态下, 企业产品面临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使市场是竞争性的,但由于差别产品的存在,企业产品面临的需求曲线也将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市场竞争仍会使厂商按照价格等于平均成本的原则组织生产,但需求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的切点,不在平均成本线的最低点上,而是在其左侧的某一点上。可见在垄断竞争模型中,企业在确定边界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产品成本,同时还要研究市场需求因素。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市场需求的增加,可以导致企业规模扩大,当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为水平线或向右下方倾斜时,市场需求的大小制约着企业的横向规模。
2.企业的纵向规模。企业的纵向规模揭示了企业内部所包含的生产环节的多寡,它由企业所涉及的交易费用决定。自科斯(1937)以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将企业看成是有别于市场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经济交易的治理机制,企业的存在体现了对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科斯以前的经济学把企业的存在本身作为一个前提,而科斯的贡献在于对这个前提进行了重新论证。他认为,企业的产生是为了节约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企业组织可以内化市场运行的成本,但同时企业代替市场也是有成本的,即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只有当企业节约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时,企业才有利可图,规模才会扩大,企业会包含更多的生产环节。企业的最大规模为“企业将倾向于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者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科斯,1994)。”张五常认为,由于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商品,“企业交易”的对象是要素,因此,企业代替市场是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由于要素市场的合同和产品市场的合同都是私有产权借以让渡的工具,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当劳动要素的交易费用低于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时,企业规模就会扩大,企业就会增加雇佣劳动的数量,直到二者的边际交易费用相等时为止。
在使用不同企业规模概念的基础上,他们分别强调了企业的规模经济性和分工经济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经验证据和理论分析都说明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规模经济性导致了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性,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间歇时间的减少和物质资料的节约都可概括为规模经济性(盛洪,1994)。不同经济学家分别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古典经济学家将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性作为自己分析的起点,而作为回应,新古典之集大成者萨缪尔森认为,规模经济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合理的专业化和分工。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引进交易费用概念揭示了企业和市场是现实中资源配置的两种替代机制,企业的出现是为了节约市场的交易费用。在现实中,专业化的生产者个体之所以不通过市场买卖他们生产的专业化产品―中间产品和服务,而选择聚集在一个企业内,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成本超过了在企业内组织生产的成本,企业一旦形成便具有超过单个生产者的规模,因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看来,由于交易费用的节约而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企业。因此,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一定的情况下,规模经济就是对交易费用的节约;而当我们考虑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规模经济实质上就是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对生产费用的节约。企业的全部成本表现为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的总和,因而规模经济(分工专业化经济)实际上表现为企业总成本的降低。
我们在现实中可以看到企业规模的扩大及企业数量的增加和区域经济增长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下面我们就用中国工业发展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来探讨企业组织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体来说,我们用工业企业数量的变化来表明行业的分工水平,用企业规模的变化来表示行业的规模经济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来具体分析企业数量、企业规模变动与工业产出增长的关系。
由于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没有保障私人产权确定和实施的法律制度,更没有自由的价格机制,因此在这种经济制度条件下,企业的投资权完全由政府实施控制,企业规模和数量的变化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工业产出的变化同样也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他们都依赖于国家计划的实施,这一时期的数据不适合我们的分析。为此,我们选择了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时间跨度从1978―1997年。
为了计算1978―1997年间工业企业数量增加和平均规模扩张对中国工业GDP的贡献率,我们设定了一个简单的回归方程:
LogGdp=C+B■LogSi+B■LogNi+ε
其中,Gdp表示工业GDP的增长,Si表示企业平均规模的增长,Ni表示企业数量的增长,ε表示残差项,下面是对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
logGdp=-14.082+2.818logNi+1.218logSi+ε
(-16.96) (13.15)(8.47)
R2=0.97 F=305.706
我们可以看到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表明了中国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和规模扩张与GDP显著正相关,二者的变化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分别计算了1978―1997年间工业企业数量增加和平均规模扩张对工业产出的贡献率。在1978―1997年间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对工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53%,工业企业平均规模扩张的贡献率为46.49%。
企业纵向规模理论上的逻辑起点源自于亚当・斯密的古典分工学说,并结合了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决定企业纵向规模的最终因素是劳动和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各种变量的交易效率的不同组合会导致不同的分工水平和经济绩效,分工水平内生地决定了企业制度。杨小凯、黄有光(Yang and Ng,1993)的间接定价理论将张五常(1983)的“企业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的企业理论形式化了,赋予企业理论以经济增长的意义。当劳动的交易费用小于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时,企业就从分工中内生出来;在给定的企业制度出现后,如果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下降得比劳动的交易费用快,则企业会在市场上外购中间产品,减少雇佣劳动进行生产的数量,企业规模会随之变小,分工主要在企业间发生,单个企业越来越专业化。反之,企业规模会扩大,分工主要在企业内部发生,企业更多地是自制所需的中间产品而不是通过市场向外部购买。
“分工―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对于企业的一体化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却不能解释企业横向规模的确定问题。现实中的企业的确具有交易和管理职能,企业进行市场交易和内部交易(即管理)都是要花费成本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与市场相比较, 企业具有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了企业的均衡。但企业在本质上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单位,仅用交易成本去解释企业的边界是不够的。实际上,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是加入契约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集合,是各生产要素交易契约的履行过程, 这一过程融交易功能与生产功能于一体(谢德仁,2001)。交易费用分析仅仅抓住了企业组织的“交易性”一面,而忽视了企业的“生产性”。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认为,市场的交易和企业内交易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企业组织与市场的最大差别在于其生产功能,企业组织通过联合生产(队生产)创造出更大的经济剩余,生产的联合效果和团队监督与激励的同时存在导致了资本主义古典企业的形成。因此,无论在企业进行生产活动内部化之前或之后,企业的最优规模都是建立在包括生产成本计算在内的利润最大化基础之上的。新古典范式与经济现实的脱节为交易成本理论的产生预留了空间,但“分工―交易成本”框架并不能完全取代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企业均衡的分析,生产成本仍然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决定因素。企业内部各个生产要素的结合导致生产成本内生于专业化分工的收益,而为了结合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和销售,企业在不完备的信息世界中必须付出搜寻、谈判、签约和契约实施等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又内生于生产要素的结合(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内在统一的,二者统一于企业的产出,二者的结合才最终决定了企业规模的纵向和横向均衡。在这种企业均衡的意义上,企业规模的变动包含了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变化的因素,分工经济性和规模经济性才能真正统一起来。正是二者的统一使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企业数量的增加和企业规模的扩张共同推动了长期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North,D.,“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
[2]Dixit.A and Stiglitz.J.E.(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7,No.3,pp.297-308.
[3]Xiaokai Yang and Borland.J.(1991),“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99,
No.3,pp.460-482.
[4]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5]张永生.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和经验证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M].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外围，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参考文献
[1]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 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杨小凯.在“电子商务与网络决策国际会议”上的讲话[R].北京:2001.
[5] 雷宏振，赵阳.新兴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范式革命[J].江淮论坛，2001(6):9-13.
[6] 李利明，邢惠清.《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简评[J].经济学动态，2001(1):79-80.
[7] 王拓.分工经济思想的发展——从亚当斯密到新兴古典经济学[J].当代财经，2003(11):13-17.
[8] 于业明，王欣，王建军.新兴古典经济学述评[J].世界经济文汇，2001(2):10-12.
[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10]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摘 要：传统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与工业分工的经济转变过程，内生了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流动。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构建两种商品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模型显示：交易效率足够高时，经济增长与劳动力流动都是分工的结果；劳动力流动限制并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只产生收入差距效应。实证结果支持这一判断，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
关键词：分工；劳动力；流动限制；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Restricted by Labor Mobility
LIAO Xianlang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Hubei,430074,China）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selfsatisfying agricultural economy to moder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division leads to economic growth and labor mobility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Based on neoclassical economy model with conditions restricted by labor mobility, the paper builds a 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ic growth model of two commodities. The model reveals that when transaction is high enough, labor division will bring about economic growth and labor mobility. Labor mobility restriction does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but income gap. It is supported by empirical result: no causal relationship lies between labor mo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division of labor; labor mobility restrictions; economic growth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大多存在较严重的劳动力流动限制。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特点尤为突出。改革开放前，为实行赶超战略，优先发展工业，我国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农业劳动力向工业流动。改革开放后，这一限制逐步减弱，但经济发展基本还在劳动力流动限制下进行。本文试图通过一个劳动力流动限制下的两种商品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劳动力流动限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现有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最著名的理论就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1］。刘易斯假定：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以传统方式生产、劳动生产率极低的传统部门（如农业）和以现代方式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现代部门（如工业）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非均衡：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即现代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现代部门工资水平都不变。因此，现代部门得以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和规模扩张，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沿着这一思路，费景汉、拉尼斯、乔根森等人针对刘易斯不重视农业发展和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不合理假定对模型进行了修订和改进。但这一系列模型都假定劳动力市场非均衡，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变可以实现经济增长。
刘易斯开创性的分析框架对于人们把握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这一框架也有不合理的地方。首先，其二元经济结构是在模型外给定的，它没有清晰地说明导致农业和工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而从直观上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归因于劳动力配置的不合理。［2］事实上，人口压力并不是欠发达地区落后的唯一原因，甚至有实证分析显示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3］其次，刘易斯模型强调资本积累带来生产力发展，但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4］的现象。最后，它们没有注意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虽然后期的模型改进了刘易斯忽视农业发展的问题，但它们实质上还是一种局部均衡分析：工业部门均衡与农业部门均衡是相互割裂的。现实经济中，各行业和经济部门之间相互联系、协调发展。
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方向是结构主义的思路。结构主义认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是普遍存在的，经济增长除了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的推动之外，还应该包括资源的重新配置，即资源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曾先峰和李国平的研究对这方面的文献进行了详细介绍。［5］但这一研究思路同样忽视了不同产业协调发展的问题，忽视了不同产业间的联系，同时，它们也没有解释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
近年来，新兴古典主义的研究在吸收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思想的基础上，构建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一分析框架内生了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变动以及经济增长，为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在杨小凯的模型中，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都是分工发展的结果。［6］然而，他们的模型建立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上，不能完全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本文在新兴古典主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先决条件，构建两种商品在劳动力流动限制下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限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意义，并运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对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也可以看作是杨小凯模型的一个实证研究。
本文其他部分内容如下：第二部分先介绍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然后进一步拓展模型加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分析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影响，并提出待检验的命题；第三部分对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是结论及说明。
二、模型
传统部门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劳动生产率低，分工带来的熟能生巧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现代部门高分工生产方式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是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分工的结果。为进行比较，本节首先介绍劳动力自由流动下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然后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分析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影响，并根据模型分析提出待检验的命题。
（一）劳动力自由流动下的经济增长① ①详见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社科文献出版社，第64-74页。
假定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每个人偏好多样化消费；消费品可以自己生产也可以从市场购买；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模式。有二种商品：商品x为工业品，商品y为农产品。购买一单位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数为1-k，交易效率为k (1>k>0)。k的值与基础设施条件、城市化程度、运输条件和一般的体制环境有关。所有消费者-生产者总人数为M。
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的效用函数是：
u=(x+kxd) (y+kyd)
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的生产函数和禀赋约束是：
x + xs=lax, y + ys=lay，a>1
lx + ly=1
个人预算约束是：
px xs + py ys=px xd + py yd
其中，x、y、xs 、ys、xd、yd、lx 、ly≥0。x和y分别表示两种商品的自给自足量；xs 和ys分别表示两种商品的售卖量； xd 和yd分别表示两种商品的购买量；px和py分别表示两种商品的价格；lx 和 ly分别表示个人生产两种商品的专业化水平；a>1，表示个人生产该商品的生产率随着他生产该商品的专业化水平的增加而增加，我们说个人生产该商品具有专业化经济。
根据文定理① ①文枚 1998年在一组一般效用和生产函数的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 对“最优决策不会卖一种以上的产品, 不会同时卖和买同种产品, 不会买和生产同种产品”的定理进行了一般性证明。杨小凯1988年在具体的效用函数与生产函数的新兴古典一般均衡证明了该定理。该定理的详细证明见杨小凯: 《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分析框架》第105-107页。,每个消费者-生产者可以选择三种生产决策模式：自给自足模式（A）；专业化模式（x/y），专业生产x，出售商品x，购买y；专业化模式（y/x），专业生产y，出售商品y，购买x。三种决策模式的最优解如下：
1.自给自足模式（A）。此时，x、y、lx 、ly>0， xs =ys=xd=yd=0,决策问题如下：
Max u = x y s. t. x= lax；y = lay；lx + ly=1
最优解是: lx =ly=1/2；u(A)=2-2a
2.专业化模式（x/y）。此时，x、xs 、yd、lx>0； xd=y=ys=ly=0，决策问题如下：
Max u = x k yd s. t. x + xs=lax；lx =1；px xs = py yd
最优解是: x=xs =1/2；yd= px/2py；u（x/y）= k px/4 py
3.专业化模式（y/x）。此模式与专业化模式（x/y）为对称结构，其最优解是：y=ys =1/2；xd= py /2 px；u（y/x）= k py/4px。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自给自足模式下，没有产品买卖；在专业化模式（x/y）下，存在商品x的供给和商品y的需求；在专业化模式（y/x）下，存在商品y的供给和商品x的需求。记选择模式A、（x/y）和（y/x）的人为MA、Mx、My。接下来我们考虑市场出清条件。把所有人的预算约束加起来，商品y的市场出清条件并不独立于商品x的市场出清条件，所以，我们只需要考虑商品x的市场出清条件：
Xs = Mx xs, xs=1/2；Xd = My xd, xd= py/2 px
令Xs= Xd，得出： py /px= Mx/ My
进一步有：u（x/y）= kMy/4Mx ；u（y/x）= kMx/4My
当u（x/y）> u（y/x）时，My>Mx。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专业化生产y的生产者将向专业化生产x转变。最终，选择不同专业模式的人效用水平相等。令u（x/y）= u（y/x），得出：Mx=My；py =px；u（x/y）= u（y/x）= k/4。
最后，我们比较专业化模式与自给自足模式。令u(A)= u（x/y）= u（y/x），则有：k0=22(1-a)。随着k值的变化，将得到两种均衡结构：
当k< k0时，u(A)> u（x/y）= u（y/x）。则MA=M, Mx=My=0，即所有人都选择自给自足，我们称其为自给自足结构A。
当k> k0时，u(A) < u（x/y）= u（y/x）。则MA=0, Mx=My= M/2，即全部消费者-生产者选择专业化生产模式，且两种专业化生产者人数相等，我们称其为分工结构D。表1总结了这两种均衡结构的所有信息：
上述两种均衡结构意味着，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经济由自给自足结构非连续地转换为分工结构。在此过程中，人均实际收入得到增长。假定商品x为工业品，商品y为农产品。在自给自足结构A下，每个人都是农业生产者。在分工结构D下，由于工业与农业分工，一部分人成为专业的工业品生产者，这一转换过程就形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另外，现实中划分为工业品的商品种类远多于农业品。因此，这就解释了统计上工业生产值高于农业，以及经济增长与非农就业比重同时提高的现象。
（二）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影响
下面我们设定劳动力流动限制条件，考虑劳动力流动限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假定上述经济体通过某种制度限制生产商品x的劳动力数量。令Mx≤M1< M/2< My = M- M1，则有：u（x/y）= kMy/4M1 >u（y/x）= kM1/4My。
同上，我们比较专业化模式与自给自足模式。当u（x/y）= kMy/4M1 = u(A)时，可得k1=22(1-a) M1/(M- M1)；当u（y/x）= kM1/4My= u(A)时，可得k2=22(1-a) (M- M1)/M1。显然，k2> k0 > k1，考虑k值的变化，将得到以下均衡结构：
1.当k< k1时，u(A)> u（x/y）> u（y/x），则MA=M, Mx=My=0，所有人都选择自给自足。我们称其为自给自足结构A。
2.当k> k2时， u（x/y）> u（y/x）>u(A)，则MA=0, Mx= M1，My= M- M1，即全部消费者-生产者选择专业化生产模式，但由于限制生产商品x的劳动力数量，专业化生产商品x的劳动力少于专业化生产商品y的劳动力。我们称其为分工结构D。
3.当k2>k> k1时，u（x/y）>u(A)> u（y/x）。此时，由于u(A)> u（y/x），均衡结构将比较复杂。考虑两种情况：
①当同样限制生产商品y的劳动力数量时，即令Mx= M1，My= M- M1。此时商品y的生产者人均实际收入不仅低于商品x的生产者,而且低于自给自足模式。我们称其为分工结构D(1)。
②当允许生产者在模式A和（y/x）之间自由选择时，一部分生产者将选择模式A，商品y的专业化生产者人数减少，从而u（y/x）上升，u（x/y）下降。由于每个人生产函数和禀赋约束相同，新均衡下模式A和（y/x）的生产者最终人均实际收入必然相等。
令u（y/x）= kM1/4My=u(A) 2-2a，得出：My= kM1/22(1-a) = kM1/ k0。则有：
当k0>k> k1时，My< M1。从而，u（x/y）< u（y/x）=u(A)。则均衡结构为MA=M, Mx=My=0，所有人都选择自给自足。
当k2>k> k0时，My> M1。从而，u（x/y）> u（y/x）=u(A)。则均衡结构为Mx= M1，My= kM1/ k0，MA= M-（k +k0）M1/ k0。我们称其为混合结构B。
接下来比较分工结构D(1)和混合结构B。在分工结构D(1)下，u（x/y）>u(A)> u（y/x）,这种情况在长期中将难以维持。一方面商品y的生产者具有改革的冲动；另一方面我们很难控制一个生产者让他不去自给自足。因此，结构D(1)极有可能转化为结构B。根据这一特点，我们不考虑均衡结构D(1)。在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下，随着k值的变化，将得到三种均衡结构。表2总结了三种均衡结构的所有信息：
（三）比较
下面我们比较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劳动力流动限制两种情况下的经济增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待检验的命题。令劳动力自由流动下的总产值为GDP1， 劳动力流动限制下的总产值为GDP2。
1.当k< k0时，两种情况下所有生产者都选择自给自足，GDP1= GDP2= M2-2a。
2.当k2>k> k0时，GDP1= k M/4
GDP2 = M1k2/4k0+ (M-M1)2-2a
= M1k2/4k0+ (M-M1) k0/4
= k0M /4+ M1 (k2-k02) /4k0
则 GDP1- GDP2 = k M/4- k0M /4-M1 (k2-k02) /4k0
= (k-k0) ［M-(k+k0) M1］ /4
由上文可知，1> k> k0>0，M1< M/2，(k+k0) < 2，则(k-k0) >0，M1 (k+k0) < M。因此，GDP1- GDP2 == (k-k0) ［M-(k+k0) M1］ /4>0。即，此时如果放松劳动力流动限制，经济总产值将增加。
3.当k> k2时，GDP1= k M/4，
GDP2 =Mx u(x/y) +My u(y/x)
=M1× k (M-M1)/4M1+ (M-M1)× kM1/4(M-M1)
= kM/4
即GDP1= GDP2
基于上述比较，并结合模型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在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下，当交易效率很低时，劳动力流动限制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当交易效率足够高时，劳动力流动是分工的结果，劳动力流动限制仅有收入差距效应（u(x/y）> u(y/x)），而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只有当交易效率既不太低又不太高时，劳动力流动限制既有收入差距效应，又有经济增长效应。
三、实证检验
这一部分运用我国1980―2008年的数据对上述命题的核心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一）指标与数据
对于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关系已有较好的文献给予了实证检验［7］［8］，这里我们主要检验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分工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主要有三个指标：
1.劳动力流动指标。根据研究的目的，我们主要考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流动。用非农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FNJY）来衡量，等于1减去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农业就业人口比重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的在线数据库。
2.经济增长指标。用经济增长率和真实GDP两个指标衡量，分别分析其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整理得出。
3.分工指标。分工指标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只能选择变量来衡量。根据资本与投资是用来提高迂回生产活动中分工水平的工具的古典投资理论［6］，并参照高帆［9］的方法，我们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TZ）来间接衡量分工，这一数值越大，说明分工水平越高。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的在线数据库，为以2000美元计量的数据。
（二）计量分析
1.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
中国1980―2008年非农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FNJY）与经济增长率和真实GDP的散点图如下图1、图2。
从图1来看，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率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可以直接判断认为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率不相关。图2显示，劳动力流动与GDP正相关。我们进一步做Granger因果检验来分析二者关系，所有计算均通过EViews6.0进行。
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为I(1)序列，GDP数据为I(2)序列，需进行协整检验来判断是否能作Granger因果检验，Johansen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GDP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进一步，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滞后期根据AIC和SC信息给出。
从检验结果来看，各项检验的Prob.值都在20%以上，应该接受原假设。因此，检验结果显示，统计上GDP与劳动力流动互相没有因果关系。
2.分工与劳动力流动
从固定资产投资于劳动力流动的数据来看，二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同理，进一步作Granger因果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TZ）为I(2)序列，需要作协整检验。Johansen检验结果见表5，结果显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劳动力流动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从表6结果来看，FNJY不是TZ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Prob.都在70%以上，可以接受原假设；而TZ不是FNJY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Prob.值小于5%水平，因此拒绝原假设，即TZ是促进FNJY增长的原因，而FNJY不是促进TZ增长的原因。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可以证实命题的前半部分，但其后半部分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我们考虑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已经具有了较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完善的现代交通系统，可能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处于模型中交易效率足够高的阶段，因此现有数据没有体现上述效应。对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结论
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大多存在比较严重的劳动力流动限制。本文在新兴古典主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先决条件，构建两种商品的劳动力流动限制下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劳动力流动限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用我国1980―2008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下，当交易效率足够高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都是分工发展的结果，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影响。这一点可以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另外，模型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下交易效率既不太低又不太高时，劳动力流动限制具有经济增长的效应，但实证分析没有显示这一效应。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力流动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之一。据此，我国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核心是依靠分工来促进工业化发展、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和工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其关键在于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现阶段，一方面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城乡结合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运输成本。另一方面要保护市场交易，加强产权保护，完善产权制度以及相关市场法律制度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分工水平。此外，如果模型的推论正确，劳动力流动限制在经济发展初期将影响经济发展的水平，而且，长期中要求交易效率有更大的提高，劳动力流动限制才不会阻碍经济发展，同时，劳动力流动限制有较强的收入分配效应。因此，应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参考文献：
［1］Lewis, W. A. ,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 Vol. 47: 139-191.
［2］高帆.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最新研究进展［J］. 经济学动态,2003(9):60-63.
［3］Kelley, A. & Schmidt, R. M. Population and Income Change ［J］. Word Bank Discussion, Paper249, 1994, August.
［4］王检贵. 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51.
［5］曾先峰,李国平. 资源再配置的增长效应:理论脉络及最新进展［J］. 当代经济科学,2009（9）:116-123.
［6］杨小凯. 发展经济学: 超边际与边际分析［M］.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3.
［7］李实.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J］.中国社会科学,1999(2):16-33.
［8］蔡,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9］高帆. 分工差异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7):3-14.
收稿日期：2012-03-13
经济学院2014年继续实施博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在保留原有统考招生渠道的同时，试行“申请考核制”招生办法。“申请考核制”招生制度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根据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研究潜力，通过初审和面试招收优秀博士生，录取者将不再参加学校组织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具体招生办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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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科或硕士专业为经济或管理类的申请人，需修读过《高等数学》(或《数学分析》)、《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且此类核心数学课程成绩以及经济学基础课程成绩的平均绩点都不得低于3.5(或85分);
(2)本科或硕士专业为数学或数理统计学的申请人，专业课程成绩的平均绩点应不低于3.0(或80分);
(3)本科和硕士专业均为其它专业的申请人，需修读过《高等数学》(或《数学分析》)、《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且此类核心数学课程成绩的平均绩点都不得低于3.5(或85分)。此外，还必须选修过中级或高级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课程且每门课程成绩不得低于85分。
三、报名程序
一、财经类高校“理性人假设”的课程建设背景
(一)财经类高校经济学类学科教育现状
财经类高校是以财经类专业为主的院校，学校绝大部分本科专业都以经济学为必修课程，同时，学校会根据自身的财经特色面向其他非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开设财经类课程的系列选修课，可以说，在财经类高校，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覆盖面非常广。例如，南京某高校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就明确指出，其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双语)、宏观经济学(双语)等。在实际教学中，学校也提供了大量与经济学知识相关的选修课程，供非财经类专业学生学习。例如，南京某高校通识教育选修课课表中就包含着大量经济学相关的课程，如经济学入门、经济统计学和中国经济专题等［1］。财经类高校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课程为课程设计的重心，在人才培养方面也以具备一定的经济专业知识为教育目标。因此，财经类高校的学生，不只是专业较为对口的经济管理相关专业，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会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有通识化认识。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充分利用财经类高校丰富的教师和教学资源，对在校学生进行恰当的财经类相关知识的教育，掌握基本的财经观点;另一方面，这样的教学安排也使得一些学生对“理性人假设”的相关知识一知半解，仅仅理解“理性人假设”作为西方经济学核心观点的积极性一面，而忽视其存在的固有弊端，使得学生在试图理解经济知识和经济现象的过程中陷入迷惑的境地［2］。
(二)“理性人假设”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
同时，“理性人假设”在经济学相关课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方经济学注重由假设前提出发，经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理性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前提，也是西方经济学立论的原点。自希腊哲学时代，西方先哲就以“理性”来彰显人的本质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生命物就存在于它所特有的种属活动之中，也构成它同其他生命物种的界限。”而“理性”就是人所特有的本质的活动。因袭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将“理性”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逐利”本性结合起来，甚至将“理性”的内涵直接限制在“逐利性”之内，从而推导出“理性人”这一假设［3］。“理性人假设”的基本内涵包括:“理性人”是指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般性抽象，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都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不仅以“理性人”作为进一步推理的假设前提，更将其视作经济活动中本质的“人”的属性，即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在对“理性人”的研究之中，也即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理性人”的经济活动，非理性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不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中。因而，财经类高校在开展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首先就是让受教育群体接受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这一假设，只有在接受这一假设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进行后续的授课。
二、财经类高校“理性人假设”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一)“理性人假设”的形成逻辑
“理性人假设”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发展的。亚当·斯密作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同样认为人作为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首要目标就是满足自身的私利，只有满足人私利的活动才有可能激发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热情，自利活动所形成的“看不见的手”最终形成了完备的市场机制。在伦理学领域，穆勒将追逐利益的活动同人的本质属性结合起来，并以“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作为基本的道理伦理追求。行为的对错，与它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这就将“理性人假设”从单一的行为描述上升到道德行为的高度，在伦理道德的领域为“逐利”的“理性”行为建构正向的道德评价标准。
(二)“理性人假设”的内在合理性
首先，“理性人假设”是符合人在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采取逐利行为的合理抽象。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是人的本性，在“理性人假设”中，通过对从事经济活动中人的最本质属性的抽象，使得经济学后续的推理过程具备了充分的内在动因和目标导向。生产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最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其在经营活动中的一切策略和调整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其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在经济活动中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是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其次，“理性人假设”使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为聚焦，这便于西方经济学后续的推理和研究。在日常的经济社会活动中主体千差万别，有不同性质的政府、企业、居民等要素，如果不能将其本质进行合理的抽象，就会使理论研究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因此，“理性人假设”为西方经济学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假设前提，不逐利的行为不在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研究范围之内，即无论是何种政府、企业、居民都将其视作理性的经济主体，抽象出其逐利的本质属性，在这个统一的层面上进行理论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西方，“理性人假设”仍然受到了诸多批判，但是“理性人假设”始终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主流。其根源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活动中人的“利己”行为进行合理性论证，并以此为原点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提供理论依据。
(三)“理性人假设”的理论缺陷
虽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据实践的发展对“理性人假设”做出了诸多合理性论证，但这并不能掩盖该假设中存在的种种内生缺陷。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的，“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劳动者，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件事交给刑事法院、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监督去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理性人”这一抽象概念作为考察对象，就必然“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劳动者作为“利己”的经济环境下绝对的弱势群体，必然被排斥在“对等”的交易关系之外，这正是“理性人假设”内在缺陷的根源。“理性人假设”对人的本质的定义是异化的。“理性人假设”的逻辑内涵是这样表现的，其前提:一是根据西方哲学的历史传统，人的本质是理性的;二是人在经济活动中理性的表现就是“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因而推导出结论:人的“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的“逐利”行为就是人的本质，这样的人就被定义为“理性人”，而不这样进行经济活动的人不在经济学的考查范围［4］。一旦将“逐利”行为等同于“人的本质”，那么凡是“不理性”的行为就是对人的本质的剥夺，这不仅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所不允许的，也是道德伦理的评价所不允许的，资产积极经济学家也因此站在了现实和道德的制高点上。这也就是“理性人假设”在西方社会的经济学研究中始终长盛不衰的根源，通过这一套逻辑的论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成功地将“逐利”这一经济意义上的人的特性同人的理性本质联系起来，将人在经济活动中展现的特殊性与人的本质的普遍性混为一谈。这无疑是对人的本质的异化，且根据的观点，这一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有过多次论证，马克思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只有在这一层面对人的本质进行考察，才是真正科学的认识。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就在于人作为类的、能动的、创造性的活动，这一活动真正区别了动物与人，也真正地表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而“理性人假设”正是恰好忽略了这一层能动性的因素，仅仅将从事经济活动中的人看作是“逐利”的、缺失特殊性的主体，更深一层的批判则在于，“理性人假设”将人的本质限定在“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这单一的“逐利”目的之中，就看不见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真正可以表彰人的本质的创造性活动，看不见经济社会运行中从事创造性活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理性人假设”仅就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逐利”进行规定，而不考察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所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将追求利益作为最重要的动力，这种追求利益的行为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就会造成社会道德的滑坡，不受道德和伦理约束的经济行为必然纵容人的自私与贪念，给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恶果。
三、课程思政视域下财经类高校“理性人假设”课程建设的举措
(一)用政治经济学立场批判
“理性人假设”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而造就“理性人假设”的西方世界，其核心价值观则是个人主义。“理性人假设”的逻辑内核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不统一，而“理性人假设”的内核实际上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在社会意识上的反应，是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领域人的价值判断。诚然，“理性人假设”能够进一步激发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上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理性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也鼓励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追求个人私利为唯一出发点，这就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忽视了社会弱势群体在追求群体利益中的差距，就必然会导致资本家对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与阶级之间的压迫和剥削［5］。
(二)把握“理性人假设”课程的意识形态导向
课程思政以专业课为核心，将意识形态工作深入到专业课教学的方方面面，其目的是实现学科教育与思政政治教育的结合。在教学方法上，课程思政教学在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上，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是刻板地说教会适得其反。这就要求教学过程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把思政元素融入到专业知识教学中，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讲授法、分组教学、案例教学法，启发互动式教学、角色模拟教学法，运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大力开发课程资源，将复杂问题具体化、简单化，提高教学效果，突出课堂的专业性及德育育人功能。
(三)加强“理性人假设”授课教师理论能力和教学能力建设
财经类高校的教学活动仍然以讲授型教育为主，教师是课程的主导力量。教师对思政建设的重要作用不言自明。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主要建设者和授课的主要执行者，对改进课程内容、优化课程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理性人假设”的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要着力培养财经类高校教师的工作责任感和育人信念感，充分发挥教师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提升育人实效，培养有担当、有信念、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结束语“理性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追求个人私利为唯一出发点，这就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忽视了社会弱势群体在追求群体利益中的差距。因此，在“理性人假设”的课程开发过程中要突出丰富的思政元素，结合“理性人假设”的种种弊端进行批判教育，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赵海月．“大思政”育人为本意涵研究———以管理学门类“课程思政”的建构为例［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40(2):47—53．
［3］王印红，吴金鹏．对理性人假设批判的批判［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6):193—199．
［4］水丽淑．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后现代困境［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0(3):122—127．
[论文摘要]对于资源富裕的区域，伴随资源逐渐开采和技术进步，必然产生就业率迅速下降的问题。如何通过产业内和产业间分工建立一条经济持续增长与发展途径，本文试图从熊彼特竞争的标准演化模型出发，提出一个初步的模型。这一模型强调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日越复杂的劳动垂直分工的出现。有助于理解基于知识和自然资源的区域增长与发展的过程。
一、引言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企业和区域应该按照它们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例如，一个有丰富森林资源的地区应该专业化于木材生产。但是，随着木材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失业率上升。除非能够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在这里，一个首要问题是能否创造出与当地丰富的资源禀赋相关的新的就业机会。
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制定政策过程中，在新古典理论、熊彼特的研究及投入－产出分析之间的交叉地带，出现了以资源为基础的增长和发展理论。对于这一被广泛运用于诸如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而言，它对政策制定并没有很大帮助，相反，在研究地区和国家中以资源为基础的增长问题时产生了当的混乱。
本文概括了上述主要理论，并且试图在演化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基于资源的增长和发展理论。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促进增长和发展的资源是知识而非任何自然资源。但是一种自然资源可以作为建立一套复杂的增长能力的起点。这一结论和其它结论可以为制定政策提供新方法。
二、马歇尔的区域发展理论
马歇尔指出：“当一个产业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地点，它很可能长期待在那儿”。（马歇尔，1949，225）对于这一点，他发展了一个“产业区位”理论。这一理论应当被看作整个增长和发展理论的一个特例。根据这一理论，虽然资源可能是一个产业长期区域化的最初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应当是技巧、相互依赖的企业网络和支持制度的集合。
区域发展理论最重要的部分是，长期竞争力以技巧和能力的演进为基础。对技巧的持续的市场需求刺激了训练的努力。市场也存在对知识进步的需求。在产业区域内，“机器、生产过程和一般商业组织等方面的发明和改进有着被即时讨论的优点。”因此，创新能够迅速传播：“如果一个人开始尝试一个新想法，这个想法会被其他人吸收并且与自己的想法结合起来；并且因此成为更进一步的新思想的来源。”（马歇尔，1949，225）
虽然马歇尔强调在产业区域内辅助产业的出现，但他并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一主题的细节。区域中企业间复杂的分工模式可以从两方面来研究。首先，可以在给定的劳动分工条件下集中分析系统的功能，这个分析可以通过标准的投入产出分析来做。其次，可以研究这个复杂系统如何生成。这方面研究必须强调企业专业化决策及创新活动的顺序。但是企业的某些专业化和创新会从根本上扰乱企业静态的投入产出过程。这两个方面显示了研究静态结构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企业家创新（或打破旧结构）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分裂。但是只专注于静态或动态特征可能妨害对区域发展的真实过程的理解。
三、演化经济学
上述讨论强调了在研究区域化增长和发展的演化过程时，目前的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新演化经济学的两位先驱，尼尔森和温特（尼尔森，温特，1982，19）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它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经济演化的文字表达似乎可以自然地转化为一种Markov过程虽然它可能处于一个相当复杂的状态空间。”在某一个时间点t，一个产业演化过程的状态用资本存量和每个企业的行为规则来描述。这种状态被用来决定产业的短期行为及在时间t+1时新的资本存量和每个企业新的行为规则。它是企业行为规则的变动，这种变动表明了一个静态Markov过程的全部演化特征。
典型的尼尔森－温特模型处理生产同质产品的产业中生产技术和行为规则的演化。这个模型描述了在给定当前阶段的产业状态（资本存量和生产能力）时，这个状态在下一阶段会如何演变。首先，当前状态被用于定义在已知市场份额、价格和企业利润的产业中短期内经济演化过程。其次，投资决策被看作是企业扩张其收益能力。第三，企业的创新和模仿过程。企业持续地寻找新的生产技术，或复制其它寡头竞争者的技术。如果他们成功，就会增强竞争力。创新也可以由产业外部引入。如果创新成为主流，就会不断提高集中度，即使模仿和大企业的垄断会抑制集中的速度。
四、演化经济学和区域发展
很明显，需要特别设计一个演化经济学模型以研究区域中企业间的劳动分工问题。为了建立这个模型，我们以尼尔森和温特的企业理论开始。根据这个理论（尼尔森，温特，1982，chs．4-5），每个企业都是以大量互相依赖的惯例和由职工执行的任务为基础。在熊彼特竞争的尼尔森－温特模型中，所有这些组织内的多样性被简化为一个单独演化的生产技术和一组固定的决策参数。但是他们关于企业内部复杂性的文字叙述实际上可以被用来对企业创造市场进行研究，这里的企业被特别看作演化过程的结果。在企业层次上模型的动态过程可以用一个简化的案例来描述。一个企业拥有一片森林，产品是木料。起初，企业只能雇用全能的工人，但是逐渐，它发展起了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分工，包括伐木工，运输工人，苗圃工人，制造特殊用途的工具，等等。可以说，它的劳动分工的发展象一棵越来越多分枝的树。如果该区域中其它企业也发展同样的劳动分工，很明显有一个正在扩展的市场，推动企业的专业化，以一种更低廉的方式供给产品或者供给产品比森林所有者能够提供的产品质量更高。当企业建立以后，它们可能要寻找区域以外的市场以实现扩张。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充分描述演化模型的运行方式。这个模型说明了一个产业部门经济“迂回”的变动程度，即在不同类型中间产品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劳动的垂直分工。虽然这个模型是在尼尔森和温特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引入“奥地利经济学”的迂回概念极大扩展了研究议题，包括生产结构创新，中间产品市场的出现及功能，应对上游产品市场的不稳定性的方法，一个上游产业创新效果的传播，迂回程度和整体生产能力的测定。
现在，问题是企业的劳动分工为什么及如何出现。从模型的逻辑和后熊彼特学派的观点两方面，可以认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是涉及特有产品和生产性活动的创新。因此，一次专业化的原因可能是一种方法的创新（涉及一种中间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产品创新（一种特定产品质量的改进）和结构创新。
中间产品市场的创造，发展和消亡过程表明生产的迂回过程的演化并不是一个直线向前的过程。一个已经完成一个重要产品或过程的创新的企业家要判断在一种有重大创新作用的中间产品的生产上专业化是否可行。如果一种专业化相当有利可图，则潜在的购买者被要求给出一个最高价格和所需数量。如果总需求量足够利用企业家的能力并且最终购买者的价格也是合意，那么专业化就会出现，并且产品将以最低价出售。此后，企业家的专业化就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其它企业可能会进入它的“产业”。企业家（及其伙伴）只能进入次级树。
这里提出的模型只是研究产业动态过程的起点，它完全不同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标准模型。在标准模型中，企业在完全相同的小环境中竞争。但是为了理解完全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的，我们必须突破这种演化模型限制。在我们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大量能够被单独创新的不同的生产任务，创造了一个多空间竞争系统，这个系统允许大量行为变量存在。企业能够专业化的原因在于：当一个企业针对它的一个任务进行创新时，它要决定是否在完成这个任务方面专业化。如果它决定专业化，就会以较大规模开发创新。然而企业创新任务的结果作为中间产品，还面临为之创造市场的问题。
五、结论
基于区域资源的增长和发展理论作为对新古典理论的补充已经发挥重要作用。对于许多地区中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就业率迅速下降问题，这一理论有助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考虑是否及如何改进这一问题。马歇尔一派的理论特别强调发展首先是以知识为基础，其次才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他的理论也有助于将研究聚焦于区域化的劳动市场和企业网络。后熊彼特学派的增长极理论和发展锁定理论有助于促进对企业间的联结进行贴近的观察，这种联结可能在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最近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强调在不同产业中决定创新过程的不同的技术范式的作用，它也聚焦于在促进创新方面产品的供给者和使用者之间联结的作用。
参考文献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前沿科学，涉及经济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学科的领域。语言经济学最早是由美国的经济学家Marschak于1965年在《行为科学》杂志所发表的《语言经济学》一文中提出的。Marschak被誉为“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他指出，语言自出现起就成为人类交流不可或缺的媒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其他的资源一样，它也具有一定的经济属性，具体可概括为：费用（cost）、价值（value）、效用（utility）和收益（benefit）。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语言经济学日趋成为一门备受关注的新兴学科。在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下，本文主要讨论以下重要理论：
1.1语言是人力资本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这是语言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无论是母语的掌握还第二外语的掌握，对个人或是集体来说都是一种资本。从个人角度来看，掌握某种或几种语言，一方面可以通过不断完善语言知识和技能，实现语言的效用（比如做编辑、翻译等直接和语言有关的工作），从而获得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语言交流学习其他技能，综合个体总体技能服务于社会以获取收益。从集体的角度来说，某个地区或者集体的语言综合技能指数越高，那么所产生的效益汇报就越大。这说明，语言的普遍性比稀缺性更能体现其价值。
1.2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体现经济价值
从社会市场角度来看，一般来说，劳动力自身掌握的技能，数量越多，质量越高，那么相对资本就高。同理，语言技能做为劳动力掌握的技能之一，也对劳动力的资本价值与酬劳收入有相对的影响作用。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统计，第二外语的掌握程度与劳动者收入成正比。例如，学者Grin对多语种的北欧国家进行了英语使用能力与个人收入情况调查研究，他选取瑞士为代表。结果指出，在排除其他干扰项（地域、性别、年龄等），英语作为一项外语技能，普通民众掌握的程度越高，得到高薪酬的几率越大。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学习英语是对劳动力本身的资本投入，具有经济价值；而经济价值的高低取决于语言的使用熟练程度与社会用工需求度，这是市场经济供求关系的具体体现。
2商务英语教学中的经济语言学
资本就含有价值，实现效用，并有机会获得收益。那么，作为教育者和研究者，利用语言经济学结合教育学、人力资本理论，为商务英语实践教学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商务英语作为特殊用途英语的一个分支，其重要的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复合型国际贸易人才。随着近年的中国经济的高发展，国际贸易的日益繁荣，商务英语，尤其是商务英语实践教学收到越来越多教育者的关注。语言经济学为商务英语实践教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进而为商务英语实践教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2.1语言经济学对商务英语教学具有指导性
自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建立以来，我国外语教育界从多方面对其进行研究，涉及学位定位、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迄今为止，商务英语研究已经取得了卓越有效的发展成果，但是面对全球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各大小企业对专业的英语商务人才的要求从求量发展到求质。企业要求职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外贸理论知识与英语语言知识，更要具备商务沟通与专业技能操作的实践能力。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实践能力越强的求职者，对用人单位越具有价值，企业付出的薪水成本越划算，所以，利用语言经济学指导商务英语实践教学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2.2语言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应用
迎合语言的市场供求关系，满足商务人才市场需要，构建合理的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模商务英语培养式。相对于传统的英语教育专业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商务英语专业培养具备专业实践性较强的跨文化商务人才。根据经济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市场供求理论，学校在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前，应该调查社会所急需的商务人才层次、规格、偏重与需求量变化等方面的数据，然后根据学校自身的客观条件（如师资力量、学生来源等）确定可培养的商务人才层次，设计相对应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保持对人才市场调查的周期频率，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做出前瞻性的教学目标调整，以求实现最有效、最经济的培养模式，以相对较低的培养成本和学习成本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收益。为了解决这一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开展以校企联办为基础的商务英语实践情境型教学收模式，这是一项优化教学成本和创新教学模式的新型商务实践教学实验。通过校企联办，减少高年级商务英语实践教学的边际成本，实现人力资源投资回报的最大化，培养实用性、熟练掌握商务技能的跨文化沟通人才。校企联办实践教学模式有诸多优点，首先，学校可以掌握企业的用人要求。有些企业需要应聘者提供BEC商务英语中级或高级证书，或者专四专八证书，涉外秘书证书、报关员资格证、翻译证等等。有的企业在面试时，考查应聘者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以及简单的商务事务的实际处理能力。例如，发一封正式的询价邮件或用英语无障碍与外商电话沟通。学校在掌握企业单位的用人要求之后，就可以有目的地、有方向地、有前瞻性地培养学生的专业理论素质和专业实践操作能力，毕业生在步入社会时，容易被用人单位录用，获得较高的薪酬，实现高价值的资本回报。其次，利用企业资源培养在校生的实践商务技能。课堂实践教学只是实践教学的第一步，通过模拟的商务场景，构建商务语境，学生在虚拟的环境中学习商务实践技能。但是，校内课堂受场地、时间、人数等客观因素限制，无法全面训练学生的实践商务技能，学生需要真实的商务平台学习和锻炼商务技能。校企联办能很好地解决这一困境。最后，校企联办不仅只对学校有利，同时也对合作的企业有利。在学生在企业学习的阶段，企业可以派出专门的教导员和观察员，关注那些素质高、能力强、有培养价值的学生，通过接触和沟通，优先选定实习生。对于企业来说，有机会先了解、后选定实习生，并在实习期就培养实习生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能够降低企业新员工的淘汰率，合理降低企业人才录用和培养的成本。
2.3转变商务教师培养模式
【论文摘要】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等质量性因素的总和。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从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注逐步转向对人力资本产权、人力资本配置等相关问题的强调。国内人力资本的研究进展迅速,但多属应用性研究,基础理论成果较少。人力资本计量可分为基于成本、基于收入、基于教育指标和基于直接能力四种方法。
20世纪5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本决定论”和“技术进步决定论”增长模型面对“增长余值困惑”无能为力,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开创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异军突起,刷新了西方经济学的历史。随着该理论的兴起、深入和发展,人力资本这一术语已被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广泛使用,以此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文尝试对其概念、理论和计量方法作简要梳理。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现代人力资本概念是在对西方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物质资本概念的批判中创立的。学界公认的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所构成的资本(舒尔茨,1962)。贝克尔强调了人力资本的获得途径,指出人力的投资主要是教育支出、保障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他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贝克尔,1987)。而MM麦塔(1976)的定义较为宽泛:居住于一个国家内人民的知识、技术及能力之总和,更广义地讲,还包括:首创精神、应变能力、持续工作能力、正确的价值观、兴趣、态度以及其它可以提高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定义落脚于人力资本的实质,对人的内在精神的关注让人印象深刻。
我国的人力资本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对人力资本的定义在早期一般借用西方学者的界定。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的以人力资本的作用和功效为核心,如“人力资本为凝结在人体内,能够物化于商品或服务,增加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并以此分享收益的价值。”(李忠民,1999)有的以内容为核心,如“存在于人体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李建民,1999)王金营(2001)将这两种观点综合为“由通过投资形成凝结在人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健康等所构成,能够物化为商品和服务,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效应,并以此获得收益的价值。”朱舟(1999)的说法较为详细,“通过劳动力市场工资和薪金决定机制进行间接市场定价的,由后天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职业培训、卫生保健、劳动力迁移和劳动力就业消息收集与扩散等途径获得的,能提高投资未来劳动生产率和相应劳动市场工资的,凝结在投资受体身上的技能、学识、健康、道德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总和”。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这些界定进行清理。朱必祥(2005)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投资而形成的存在于人体中并能带来未来收益的以知识、技能及健康因素体现的价值。”他突出了人力资本的抽象形态或本质特征——价值。俞荣建(2005)则将各类说法概括为“因素论”、“费用论”、“价值论”和“资本论”,并提出新的定义:对具有能动性人格特征与自然遗传禀赋的人,通过教育、培训、卫生保健、迁移以及“干中学”等投资所形成的具有一定价值并表现为知识、技能、健康和经验等具体形态的依附于人体的特殊资本。他主张将人的天然遗传禀赋和能动性人格特征纳入其中。付一辉(2007)的归纳是“人力资本人力观”、“人力资本形成观”和“人力资本价值观”,他从人力资本财务理论的角度,认为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者投入到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能、能力、经验及情感意志力等要素的价值创造能力。这一说法将人力资本局限于企业生产的劳动者身上,满足了论者的研究兴趣,却难以作为一般的学术概念。但他将情感意志力列入人力资本要素,体现了自己的独特之处。
虽然学界始终难以形成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人力资本概念,但对于人力资本的特征,学者们却逐步形成了共识,如收益递增性、生命周期性、意志性等。因此,对人力资本概念继续进行探讨和寻求共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国学者对概念的定义多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故而首先要确认的是人力资本所“属”。显然,人力资本属于资本的范畴。其次是“种差”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资本类型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表现为物质形态,社会资本附着在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定义需要回答“它与其他两类资本的差别之处何在?”。此外,许多定义中也涉及了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学者们普遍的观点仍是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的投资说。具体而言,俞荣建(2005)的“教育、培训、卫生保健、迁移以及‘干中学’等”说法相对全面。
而对人力资本的实体形态的认可则是诸多定义的分歧所在。其中,部分学者仍停留在“知识、技能、健康”这一较为狭窄的研究视野之上。而有学者却将其扩展到了“人的信誉、社会关系、社会知名度及个人魅力”(吴震棚、韩文秀,2004)。但这种倾向同样有失偏颇——论者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混成一谈了。但是,思想观念和意志力等实体类型是不容忽视的。这类因素与人力资本的本质属性并无违背之处,且在现代劳动市场竞争中显得愈发重要。MM麦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指出了人体能动性因素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将这些要素纳入人力资本概念的呼声也日渐增多。(阙祥才,2004;付一辉,2007)因此,界定人力资本的难点最终落在对人力资本实体的类别划分上。在劳动社会学中,对劳动者的讨论包含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的人格和劳动观念三个方面。(林勇,2006)对于劳动者素质,可概括为自然素质和社会素质。劳动者的人格包括外倾性、责任心、经验开放性和自我控制等。劳动者的观念包括效率观念、时间观念、创新观念、民主观念等。
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的内涵尚需进一步扩充。我们可将思想道德素质、劳动者的现代性和观念统称为劳动者的思想观念。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渠道中劳动迁移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了避免人力资本泛化的危险,将劳动者的人格纳入迁移能力来考察。于是,人力资本类型便可以概括为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五个部分。这种类型划分实际上也间接反映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渠道。综合看来,人力资本便可定义为:存在于人体中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等质量性因素的总和。
二、人力资本的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于对知识经济为特色的“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二战后西方工业国家经济增长中总产业增长率大于资本积累与劳动率增长之和的特征,德、日两战败国在战后重新崛起的奇迹超越了原有经济学理论的解释,以及古典经济学家对人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重视的思想,共同构成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背景。
舒尔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发表的系列文章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一般被认为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的标志。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的研究。而同在芝加哥大学的加里·S·贝克尔也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他注重微观分析,弥补了舒尔茨只重视宏观研究的缺陷,注意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其《人力资本》一书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把人力资本研究的框架扩展到家庭经济学,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也为此做出了贡献,他首先建立了人力投资的收益率模型,最先提出了人力资本挣得函数,将人力资本理论与分析方法应用于劳动力市场行为和家庭决策。另一位美国学者爱德华·丹尼森则运用实证计量的方法证明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对教育在美国经济中作用的研究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产生和发展使人在物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复归。这一时期的人力资本理论全面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形成途径及其“知识效应”,并把人的消费视为一种重要的投资。这一理论也给资本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该理论采用了数学的方法,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克服了以往理论的一些缺陷。罗伯特·卢卡斯和保罗·罗默尔被公认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他们构建的模型被称之为知识积累模型,以在生产中累积的资本来代表当时的知识水平,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罗默模型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式,并将其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产生规模效益,专业知识产生要素递增效益。两种效益的结合使人力资本要素收益递增,并促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随之递增,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继而保证着长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模型由“两时期模式”和“两商品模式”组成,以强调人力资本“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的差异。他将劳动力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和表现为“技能”的劳动,并认为只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两时期模式”是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反映内部效应。“两商品模式”是人力资本增长模式,反映外部效应。
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纳入增长模型。之前的人力资本理论中尽管也涉及经济增长问题,但仅仅把人力资本和教育作为外生变量。罗默尔和卢卡斯的模型使人力资本内生化,同时也克服了经济均衡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的缺陷。另一方面,该理论从模型中阐发其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了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从而使此项研究更加具体化和数量化,也使人们在实践中正确认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关键词：劳动价值 制度价值 本质 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F01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0-026-03
科技发展史清晰地展现了经济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主要原因。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经济社会的生产关系属于制度因素，时间序列的社会制度因素（或者叫制度因素的发展程度）是导致经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变革的内生变量。社会经济制度的存续性（或称生命力）与社会全体居民推选出的制度管理与监督执行机构的执行者（政府公务员）执政水平紧密关联。这是关于国家职能的真正要义所在。因此，劳动价值与制度价值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性，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把握经济社会运行规律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至关重要。
一、劳动价值论的本质
深入研究中西方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劳动价值论本质是关于经济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商品生产、流通、交换及其分配的社会经济历史理论。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劳动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地丰富与拓展，因此，单纯地把劳动这一概念置于历史范畴，把价值这一概念置于商品经济的范畴去解析，都不能客观全面地诠释劳动价值。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一切商品交易活动都是以国家垄断发行的法定货币为媒介与结算工具，这其实是一种市场经济活动的制度规则。为什么要制定这种制度规则？原因就在于劳动价值与制度价值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性。
1.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时期的价值论。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导致了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重商主义把贵金属视为社会财富的唯一财富形式，把贵金属货币积累等同于财富增加，把贸易顺差与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作为政府政策目标的唯一价值取向。早期重农主义者在自然秩序的基础上，推理出特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经济规律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进而推理出了“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于是后期重农主义学派在边沁的“利己主义”哲学价值观的基础上，通过论证遵循人类社会经济规律的理性经济人的经济行为，能够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最终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但是，它却忽视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一致时政府制度协调的作用――制度价值。
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的劳动价值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一个被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由威廉・配第创立，到亚当・斯密集大成，最终又由大卫・李嘉图解体。原因在于所有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者，在研究讨论“劳动价值论”时，都没有严格遵循劳动价值论是关于经济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商品生产、流通、交换及分配的社会经济历史理论逻辑路径。因此，都不能严格遵循一般逻辑构图“劳动价值价格”：旨在确立生成规定上的对象运动的连续性假说。
虽然马克思以他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石，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及其市场经济活动，并且明确指出了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价值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但是，马克思在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后，与大卫・李嘉图在发现“两个不对等”矛盾后一样，都没有继续朝着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路径去架构理论体系，没有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国家职能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抽象、概括、上升为“制度价值”这一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因此，从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视角看，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英国前马克思古典经济学等理论因其所处历史时代的认知能力和阶级立场的局限性，都存在理论上的短视。
二、制度价值概论
1.制度价值内涵。制度价值论（institution theory of value）的本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观。由于经济社会与农业生产的自然界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样，它同样存在着人为秩序：这种人为秩序表现为经济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在任何经济社会，经济主体的生产实践活动都必须遵循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的辩证统一关系，即经济规律；否则，就会违背经济规律，并遭受经济规律的惩罚。国家的政府职能管理部门有必要据此制定、颁布一套科学的经济制度，一切经济活动主体都必须遵守这一经济制度。这样经济社会整体就能免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国内学者徐晋（2014）首次明确界定了制度价值论内涵。他指出制度是价值的源泉，劳动是价值的手段。制度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前提，制度价值决定劳动价值。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社会价值空间的构建。制度确定商品交易规则，赋予商品交换机制，创造稀缺序列和稀缺范式。因此，制度价值论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本源与核心内容。
2.货币发行权垄断与制度价值衍生。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的扩散效应使得全球经济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由此导致了商品交易种类、数量剧增；显然，贵金属（黄金与白银）货币的供应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商品交易数量的要求。于是，以贵金属货币作为交易工具的交易规则就必须改写。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最终找到了其替代品：纸币。只要在国家法制前提下制定一套严密的制度规则，由社会全体成员认可的、经济社会最权威的国家货币管理机构――中央银行来管理印制发行纸币，就可以真正解决以往经济生活中的两大难题“等量资本不能获得等量利润、等量劳动不能获得等量价值”。但是，货币发行权由国家垄断后，在如何有效监督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另一难题：国家在营运部分公共资本（包括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时，如何保证其管理执行者不徇私利？因为纸币发行与银行信贷资本扩张过程中都会产生铸币税与类铸币税的问题，这实际上就会涉及到货币价值尺度的恒定问题，于是最初的经济社会的制度价值由此而生。如果说贵金属货币年代，一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只是体现在监督贵金属铸造时的纯度与重量上，制度价值还不那么明显。那么纸币产生后，在信用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制度价值就十分凸显，并由此进入人类经济生活的视野中，它与市场经济活动如影随形。
3.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制度与制度价值理论缺失。要解决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等量资本不能获得等量利润、等量劳动不能获得等量价值”这两大矛盾，并且架构的经济理论能够指导社会生产实践，就必须合理扬弃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采用一套全新的逻辑分析方法，重构经济理论体系。仔细分析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假设前提与逻辑路径，可以发现，他深刻意识到了大卫・李嘉图指出的的两大矛盾。他发现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所有权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中机械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中其他种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力图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理论，用它解决大卫・李嘉图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中“等量资本不能获得等量利润和等量劳动不能获得等量价值”（学界称其为“两个不对等”）的两大矛盾。在对“两个不对等”的矛盾分析中，他指出，虽然社会的绝大多数劳动者――无产阶级有表象上的人身自由，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机械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式即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最终金融寡头的出现，形成了实质意义上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制度。由此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职能与执政党最初的良好治国理政纲领不可能实施，并且开始异化：上层建筑被少数资本所有权利益集团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政府不能公平、公正地履行其法律职责与义务――公平、合理地分配全社会专业化分工体系下的劳动成果。据此，马克思指出，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制度，才能实现“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等量劳动获得等量价值”。
4.制度价值理论萌芽与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变革。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路径上看，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因“两个不对等”矛盾在大卫・李嘉图那里解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未来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能否顺利发展进行论证时，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于其基本经济制度：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制度。如果要解决李嘉图指出的“两个不对等”矛盾和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产权制度体系进行彻底的变革或革命。从国外早期关于制度价值论的文献看，大卫・李嘉图与马克思两人的上述观点，实质上表明了制度价值论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解体之时就已经开始萌芽。
新古典经济学对以劳动与资本这两类主要生产要素架构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不能从动态的制度价值理论结构上进行创新。因此，在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经典教科书――马歇尔（1890）的《经济学原理》中，制度价值只是零散地见于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等文献中，并且没有体现制度价值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架构中的应有地位。在1936年凯恩斯《通论》问世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因为制度价值的重要性未被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类经济主体充分认知并达成共识，于是经济社会的制度价值对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约束不力；所以，市场经济运行中才会出现市场失灵的不良现象。
诚然，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税收、财政预算支出、适量公有资本（包括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公私混合资本营运就是对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演化出的收益权、处置权（包括分配权）的调适。只要法制健全、监督到位，市场经济社会就可以较好地解决公平、合理分配全社会专业化分工体系下的劳动成果这一关乎民生、民权、民主的首要问题。从这一逻辑轨迹推断：大卫・李嘉图与马克思二者是一致的，都主张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完全的私人资本产权制度进行革命，只是马克思比大卫・李嘉图更加旗帜鲜明，更加立场坚定。
三、劳动价值与制度价值的辩证关系
1.制度确定商品交易规则，赋予商品交换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完全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制度及其资本收益权、资本处置权（分配权），在政府金融财税、收入分配制度价值监管无效时，特别是企业工资协商制度（法律制度）监管无效时，科技进步导致的社会分工体系下，劳动者共同劳动所形成的劳动产品在市场成功交换后，以货币计量值表示的企业产品的销售收入，在扣除生产成本与政府税收后的净利润（严格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在雇主与雇员（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分配自然就不可能实现公平。这时等量劳动就当然不可能获得等量价值（劳动报酬即工资）。这具体表现在同一工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同行业的不同企业工作时（社会分工），获得的工资不同，同一企业不同工作岗位（企业内分工）不同工人的工资不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货币超量发行、信贷资本无限扩张、股票市场大股东高价套现的金融制度会使经济过于“繁荣”。如果政府宏观财政金融制度监管无效，就必定会导致经济社会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贬值，货币贬值会导致经济社会的货币价值尺度发生改变，这实质上在无形中改变着市场经济活动的制度规则。从数理上可以严格证明：货币贬值，价值尺度发生改变时，对于不同的经济主体，其经济效应不同，从而等量资本就自然不可能获得等量利润。
同时，由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公式k×y=v×p×m可以推知，它最终必定会改变劳动产品的名义市场价值量。在这种“内生的货币机制”中，政府凭借其货币发行垄断权、商业银行凭借其货币特许经营权、政府专营的国有资本企业凭借其与商业银行之间凸显的利益相关者优势可以悄然获得“铸币税财政收入与亚铸币税信贷资本利息收入”。这些制度价值实际上已经在全面、深入地影响着经济社会以货币计量的劳动价值与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劳动价值论不能解决的“两个不对等”矛盾，在制度价值论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2.制度价值决定劳动价值。从国家的起源与职能看，代表经济社会全体居民利益的政府只有通过税收、财政预算支出、适量公有资本（全社会居民共同或公共所有资本）的运营来不断调节全社会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努力实现公平、合理地分配全社会专业化分工体系下的劳动成果，国家的职能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据此，可以认为制度价值最终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社会的金融财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对GDP与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上。
再仔细考量凯恩斯（1936）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政府必须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主张：非挤出效应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可以增加就业，进而增加国民收入与增加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最终必然增加经济社会的有效需求，这就可以使经济社会走出萧条，迈向复苏；反之，就可以抑制经济过热。这正是制度价值之所在！可以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界，凯恩斯是自大卫・李嘉图、马克思之后，从宏观视角论述经济社会的制度价值的第一人，正是由于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界对制度价值的不断强化，才使得人类可以自如地应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劳动价值与制度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性，二者密不可分。
（基金项目：课题立项编号：YKJ-2014-3-10，广东省教育厅重点项目；GDJY-2014-D-a001，广东教育科学研究院重点项目。）
参考文献：
[1] 马良.斯密、李嘉图与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观点的比较[J]经济研究导刊，2008（1）
[2] 薛立国.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比较――基于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J].商业经济，2015
[3] 汤在新.价值论的革命变革――从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J].经济评论，2005
[4] 陈振羽.如何理解马克思对斯密价值论的评述[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5] 徐德云.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几点认识[J].财贸研究.2002
[6] 王强.劳动价值论论战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2009
[7] 汪思远.《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现实意义[J].经营管理者，2009
[8] 邓承月.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价值学说之比较[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5
[9] 阮仁慧.重农学派在农业为基础思想方面给我们的启示――学习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评价，经济研究，1980
[10] 汪斌，董S.从古典到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理论与当代产业集群演进[J]学术月刊，2005（2）29-36
（作者单位：广东科技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