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现实困境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双减政策的现实困境，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手腕更硬

目前，我国约有11万家印刷企业，包装印刷企业约4万家，包装印刷产值占印刷行业总产值的30%，然而包装印刷行业的VOC排放量却达到印刷行业总排放量的80%左右。该现况已引起国家环保部门的高度关注，在相继出台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法规中，屡次将包装印刷列为重点治理行业。

环保部门统计的资料表明，从目前国内大气污染的程度、污染排放企业的发展现况来看，要想彻底治理大气污染问题，至少要将污染程度削减80%以上。因此，国家和地方在下一步将加大对重点污染行业的治理力度，以政策管制和经济处罚的双重管理模式，来进一步推进VOC的全面治理。未来一年，将会有一系列的国家和地方政策或标准出台，据悉《大气污染防治法》正在修订中，并有望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另外，在VOC治理方面，环保部还将出台一项综合性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将包装印刷在内的众多行业划定为重点整治行业，于2015年开展重点整治工作。

此外，有望于2014年年底或2015年年初出台的国家包装印刷行业VOC排放标准，目前正由广东省环境科学院承担编制，主要借鉴《广东省包装印刷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的编制思路与执行经验，并提出更加完善的思路和执行标准，该国家标准将重点突出绿色印刷的思想，侧重于在包装印刷行业内推广清洁生产和最佳环保生产技术的应用。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加大重视力度，如北京市将要出台北京地区包装印刷行业的VOC排放标准，该标准主要以削减存量、控制增量为原则，在控制力度、控制范围方面要比正在制定的包装印刷行业VOC排放国家标准更加严格、更加细化，甚至严于欧洲同类标准。从中可以看出，北京市在治理VOC污染方面的决心之大。此外，上海市也将紧跟首都北京的脚步，制定包装印刷行业VOC排放地方标准。

从根本上来看，政策的制定是为了促进社会的更好发展，然而，作为将要“受制”凹印企业是否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顺势而为

随着更加严苛的VOC排放法规即将出台，一些软包装企业的心态和做法逐渐得到扭转，大部分企业已经停止了徘徊，纵观整个凹印行业，行走在VOC治理道路上的凹印企业已越来越多。他们或通过源头控制，或通过改造设备达到过程控制，或采取末端治理技术，抑或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努力实现VOC减排。

纸张凹印企业

凹印是我国烟包印刷的主要生产工艺，由于以往生产中大量采用溶剂型油墨，由此导致的VOC排放和溶剂残留超标等问题，一直使业界颇受困扰。为解决以上问题，越来越多的烟包凹印企业逐渐改用水性油墨，如云南侨通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侨通”）经过不懈探索，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水性油墨使用经验，并取得良好的印刷效果，对一些常见质量问题处理起来游刃有余，加之在印刷末端采用了有机废气回收装置，云南侨通不仅实现了绿色化生产，还降低了VOC排放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另外，还有一些纸张凹印企业为了更好地控制VOC排放，从源头控制和末端治理双向治理，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双燕”），在几年前便开始将油墨改为醇水性油墨，并通过实施减量化生产（减少油墨使用量）来实现VOC减排的目的。同时，为了更彻底治理VOC排放，北京双燕还在废气排放口实施了活性炭吸附。

软包装凹印企业

相比纸张凹印企业来说，VOC治理给软包装凹印企业造成的压力和困难更大。然而，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到适合企业自身生产特点的VOC治理技术已经成为许多软包装凹印企业积极应对的命题。江苏彩华包装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彩华”），早在2009年前后便在复合工序安装了VOC回收装置，每年回收的有机溶剂不仅可以满足企业自身的生产需求，有部分还可为企业赢得额外利润。

2014年，江苏彩华正式开展了单一溶剂油墨的改造项目，通过与国内油墨供应商的协同努力，如今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并计划于今年年底将油墨改造项目进行市场化推广。与此同时，江苏彩华正与VOC回收装置供应商进行洽谈，计划在凹印环节引进VOC回收治理装置，油墨项目改造实施成功之后，便能够很好地解决长久以来凹印油墨中混合溶剂的回收处理问题。江苏彩华的副总经理武向宁表示：“希望通过这两项处理措施的结合，在有效治理凹印生产VOC排放问题的基础上，还能获得一定的收益。”

困难犹存

虽然，目前国内已经有一大批凹印企业开始在VOC治理方面做出努力，然而，现实情况中依然存在的问题却不容我们忽视。

一些规模不大、生产方式较为单一的凹印企业，在面对即将出台的VOC排放控制法规时，面露难色，据大部门凹印企业反映，资金和技术依然是限制凹印企业大刀阔斧进行VOC治理的两大限制。在资金方面，不仅包装凹印企业VOC治理费用要投入的资金，还包括VOC治理不达标将受到的处罚，因此未来面临的资金压力更大，加之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无疑要将许多中小型企业打入发展的“冷宫”。

另外，目前VOC治理技术的不成熟也令凹印企业困惑不止。在末端治理方面，凹印产生的混合溶剂回收处理难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如果凹印企业自行投资引进相应的精馏设备，不仅耗能较大，而且回收的溶剂在纯度上大多不达标，回收溶剂的利用价值也不高；而如果交给下游厂家来处理，那更没有投资回报而言。所以，目前大部分凹印企业不敢贸然引进专用的VOC回收装置，而是采取简单的末端处理方法，如北京双燕在末端使用活性炭吸附的方式，“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更换活性炭，不仅在购买活性炭方面需要耗费一些投资，有时还需要承担VOC排放不达标的风险。”北京双燕副总经理王程鑫无奈地说。

在源头控制方面，软包装凹印行业比较明确的发展之路是采用水性油墨或单一溶剂油墨，相对来讲，水性油墨的呼声更高，但事实上水性油墨的实施化之路要比单一溶剂油墨走得更长、更难。“从总体上来看，水性凹印油墨所呈现的印刷质量尚未达到溶剂型凹印油墨的同等水平，生产过程中容易因印版网穴堵塞而产生版面上脏和气泡等故障，且印品在色泽度、附着力、印刷适性等方面的表现也很难被市场接受。”一位受访者如是说。的确，薄膜水性凹印油墨还存在不可忽视的技术“软肋”，最为突出的就是溶解性差、干燥速度慢、复合强度差等。为了弥补水性凹印油墨在性能方面的不足，就必须改造现有凹印设备的干燥系统，改进印版和制作工艺，甚至油墨配方也要改变，这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增加软包装企业的综合成本。

另外，一些不容忽视的水性油墨“并发症”也同样存在，如油墨中含有的水分可能会改变复合薄膜的结构，影响薄膜的功能性。同时，油墨中水分蒸发到设备周围，长久下来印刷设备便会生锈，进而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这也是凹印企业的一大担忧。

曙光初现

尽管国家及地方政府在VOC治理方面的决心更大，但同时也给出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励。比如环保部在出台国家包装印刷行业VOC排放标准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疏导措施，对于西部偏远地带，国家将加大清洁能源的引入，对于VOC排放行动比较积极的企业，国家也会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

近年来，从国内油墨供应商研发推广水性油墨的力度来看，水性油墨的一些技术难题正逐步破解，比如水性油墨的附着力问题，目前主要靠选择合适的连结料，水性丙烯酸或水性聚氨酯，目前国内外正在研制这两种连结料的相互改性。此外，业界也有通过控制颜基比来提高水性油墨附着力的。可以预见，在业界的努力下，相信很快水性油墨的附着力问题将不再困扰凹印企业。

造成凹印水性油墨溶解性波动的首要问题是pH值的波动，目前常用的水性油墨添加氨水的比较多，为保证水性油墨的稳定剂，国外常采用pH值实时控制装置，随时测定，随时添加，以维持水性油墨性能的稳定。

在水性油墨的研发上，国内不乏一些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的油墨供应商，比如由山西精华科工贸有限公司研制开发的水性油墨，在结构和性能上都得到了优化，目前已开始在山西、台湾等凹印企业实现全面应用。相信，这是水性油墨推广应用的一个重要阶段，行业专家建议，内地凹印企业可从点到面逐步实现水洗油墨的全面推广。

第2篇

今年年初,环保部颁布了《火电厂氮氧化物防治技术政策》(以下简称《技术政策》),电厂脱硝工程再次被提上议程。

大气环境的日益恶化提醒我们,控制氮氧化物的排放势在必行。事实上,我国早在2003年就出台文件要求电厂脱硝,但由于政策是非强制性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脱硝工程将大大增加电厂的成本,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企业不堪重负,自然缺少动力。

“现在煤价走高,电厂本身已经是负利了。作为电厂,尤其我们是股份制的民营企业,运行脱硝工程,根本承受不了。”广东顺德五沙热电厂(以下简称“五沙电厂”)经营部部长万义荣对《新财经》记者表示。根据五沙电厂的核算,电厂脱硝的运行成本费用每年高达4799万元。

保护环境是大势所趋,国家政策应该怎样落实?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要求脱硝电价补助是企业一致的呼声。

脱硝势在必行

说到发电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对环境的污染,万义荣并不回避。他回忆说,五沙电厂刚规划筹建时,四下里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树。短短几年时间,电厂建立起来了,环境也面目全非了。原来绿意盎然的环境在不知不觉中已悉数变成了黄色。新建不久的建筑物也被腐蚀得厉害,诸如避雷针、防盗窗、防盗门之类有金属的地方,锈迹斑斑。“除了这些看得见的,还有一些看不见的,比如,我们人体吸吸入过量的二氧化硫或者氮氧化物气体,危害也很大。”

万义荣有些无奈地告诉记者,五沙电厂自规划之初就把脱硫、脱硝提上了日程,并一直在努力节能减排,力争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但从企业本身来讲,缺少足够的财力支撑,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我国煤炭丰富、电力偏紧的背景之下,电厂已星罗棋布,燃煤数量日益猛增,对环境的污染也日益严重。

煤中所含的杂质硫(约1%),在燃烧中排放酸性气体二氧化硫(SO2);燃烧产生的高温促使助燃的空气发生部分化学变化,氧气与氮气化合,排放酸性气体氮氧化物(NOx)。它们在高空中为雨雪冲刷、溶解后形成酸雨(硫酸雨和硝酸雨)。

酸雨是我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酸雨使得大气透明度变差,令城市变为“烟霾岛”,有害居民身体健康;可导致土壤酸化,使植物中毒甚至死亡;加速土壤矿物质营养元素的流失,改变土壤结构,导致土壤贫瘠化,影响植物正常发育或诱发植物病虫害;使非金属建筑材料(混凝土、砂浆和灰砂砖)表面硬化水泥溶解,出现空洞和裂缝,导致强度降低,从而导致建筑物损坏,建筑材料变脏、变黑,影响城市市容和城市景观。

据了解,在北欧一些国家,由于氮氧化物的沉降,使得水体中氮成分大大增加,已经引发了海水赤潮。随着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剧,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污染已超过烟尘污染,成为大气环境的第一大污染物。

来自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电厂是氮氧化物的最大来源,其次是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氮氧化物的成分是硝,因此,硝是电厂对环境的最大污染源之一。

作为电厂环保的一种技术设备投入,脱硝工程能够消除氮化合物,直接减少氮氧化物对环境的污染。因此,脱硝势在必行。

脱硫应起到示范效应

对于电厂来说,是否应该强制脱硝?有业内专家表示,这需要综合考虑。因为脱硝不仅仅是新型环保技术问题,还要考虑电力企业的经济成本和相应的财政投入。万义荣也表示,从企业自身来讲,的确面临很大的成本投入。

相比较而言,脱硫工程在我国推行得相对较好。国家强制电厂上相关装置,并给予电价补贴。目前,世界各国对脱硫都非常重视,已开发出数十种行之有效的脱硫技术。

由几家企业小规模起步,我国大约在十年前就开始研究脱硫工程。发展至今,我国已是全球最大的烟气脱硫市场,能依靠自主研发的脱硫技术给产业注入活力。

脱硫产业,美国用三十多年才发展起来,我国用了不到十年。从脱硫电价补贴每度电1.5分钱,到各类意见的出台和措施的颁布,我国脱硫产业已逐步走向规范化,进入整合时代。

相关部门对脱硫的重视程度和治理程度正逐年加强,脱硫产业的容量进一步得到提高。据悉,行业龙头龙净环保脱硫项目的营业收入,从2005年的1.75亿元提升到了2009年的将近12亿元。产业发展态势喜人。

在我国,脱硫产业先行,但仅仅脱硫是远远不够的。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教授贺克斌指出:“我国提出了在‘十一五’期间削减二氧化硫10%的目标,但如若不进行综合治理,二氧化硫的减排效果将被氮氧化物的增长全部抵消,因为尽管降水中硫酸量下降了,但硝酸量却上升了。”

据万义荣介绍,发达国家是脱硫产业和脱硝产业同时发展,电厂实施双项工程一并起步。相比较而言,我国脱硝产业却明显滞后。

“我国在三年前开始强制要求脱硫,而脱硝没有强制要求。但现在要求更严了,要上电厂一定要加装脱硫、脱硝设备,尽量减少燃煤、燃油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万义荣指出,政策在脱硫和脱硝方面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上脱硫设备有电价补贴,而且已经实施了三四年,但是,脱硝这块补助一点也没有。

在脱硫电价政策的激励下,我国电力行业二氧化硫减排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相关专家表示,对脱硝而言,脱硫应起到示范效应,脱硫电价的执行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电厂有苦难言

对于脱硝电价补贴,万义荣告诉记者,最初有关部门也认为应该给,因为电厂有投入、成本高,但一直没有出台具体执行措施。

“现在市场煤价持续走高,要上脱硫,又要上脱硝,企业财力很吃紧。”万义荣说,“我们电厂去年的收入情况还马马虎虎,一是可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加大了投入,对电的需求量较大,再者去年煤价还不是很高。但今年的煤价在去年的基础上,上涨幅度高达30%～40%,而电价在有些地方,比如广东,不涨反降。”

今年年初有消息称,龙煤集团与五大电力集团中的四大电力集团所属电厂签订的2010年电煤合同,吨煤价格在去年的基础上上涨了50元。这只是开了个小头,之后的半年里,煤价持续走高。据万义荣说,最近的煤价又涨了约200元/吨。

2009年的“好日子”来得快,也去得快,这让电力企业叫苦不迭。高位徘徊的煤价令他们惴惴不安,电煤库存下滑的紧张现实让部分企业如履薄冰。因“缺煤”,华中地区一度电力供应紧张,一些火电机组被迫停机。

内部挖潜空间不大,企业只能努力从购煤、运煤方面控制成本。背负着重重压力,2010年,大部分电力企业面临微利甚至是负利的结局。华电能源一位负责人称,他们去年已经亏损,如果煤价还这样高,2010年,公司将继续亏损。

根据发改委开会确立的煤电联动的精神,煤价每上涨5%,电价就要上调1分钱/度。但现在电价根本就不动,企业却得面临煤价的持续高涨。万义荣说:“如果国家再强制脱硝的话,我们企业的压力很大。”

“燃煤之急”让五沙电厂很伤脑筋。煤价飞速上涨,没有计划煤,领导就拍板买市场煤。“可市场煤内地价格很贵,那就买国外的,因为现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印尼煤价稍微低一点,为了生存,我们就买印尼的煤。设计煤种(一般是指报告书和初步设计中采用的煤种)买不到,我们就买热值低一点的,没有办法,为了发电。”万义荣告诉记者,作为电厂,发电可能亏损,但不发电也不行,“之前我们跟电网签了合同,一年要发多少电就一定要发的,如果发不足,将面临罚款” 。

今年年初,五沙电厂用于发电的40多万吨煤,有2/3来自印尼。

就五沙电厂本身来说,电厂现运行两台30万千瓦超火电机组,工程总投资数额巨大。万义荣有一肚子苦水:“还有70%银行贷款,如果没有效益,就还不了贷。”虽如此,电厂用于环保的设施建设一项都没少,一开始就上了脱硫、脱硝设备。“其中脱硝系统一投资就是1.5个亿,平时的费用一度电要1.4分钱。”投运以来,环保也成为公司的亮点,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来自五沙电厂的脱硝运行成本核算表显示:电厂脱硝运行成本费用总计为4799.65万元/年。按年运行7500小时,上网电量33亿kWh计,4799.65÷330000≈0.0145(元/kWh),供电脱硝成本为:0.0145元/kWh。因此,万义荣最期待的国家脱硝电价补贴值为1.45分钱。

据记者了解,另一家电厂――广东国华台山电厂,也面临同样的困境。电厂配置相关脱硝设施,投入巨大,对于目前部分经营困难的电力企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民营电厂的生存越来越难。由于脱硝运营成本巨大,不少电厂,特别是民营电厂,虽然已经上了脱硝设备,也没有运行。

企业脱硝经济负担应削减

事实上,我国环保行业的发展,强烈依赖于政策的激励和保障。从我国脱硫产业的发展来看,政策对行业发展的推动力可见一斑。

早在几年前,我国已提出了要脱硝,国家早在2003年就已经对脱硝相关政策立项,多方期待脱硝能和脱硫做得一样好,但相关配套措施一直没有出台。目前的情况是,国家已经给出政策,支持电厂上脱硝装置,但怎么支持并没有务实的举措。企业呼声较高的电价补贴,也没有得到政策支持。

去年下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环保处处长赵鹏高,在第十一届国际环保产业展览会暨环保产业报告会上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研究烟气脱硝的经济政策和电价政策,当年将开展试点工作。”

业内有关专家指出,《技术政策》是脱硝技术的引导性政策,先于相关经济政策出台,从而保证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有足够的技术储备。技术先行,通过基于技术的相应方案来确定需要多大的成本投入,从而确保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协调。

这也说明了:脱硝标准的制订等问题令业内人士困惑,实用性政策的出台尚需等待。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脱硝电价等问题属于经济政策范围,需要各部门协同合作出台配套政策,如发改委、财政、税务等,环保部门也会参与到火电厂脱硝设施建设和运营成本的核算工作中去。到底该补多少钱,牵扯到多方因素,也决定着多方利益。

据介绍,单从脱硝技术上来讲,我国多采用乙胺加蜂窝式的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这是引进的日本技术,即加胺进去,跟碳起综合反应,使得其不生成硝酸。五沙电厂目前用的就是上述方法。万义荣表示,有的企业正在研发新的方法,国家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所以,政策跟上之后,技术不成问题。万义荣还提出,“电厂现在要强制脱硝,但是相关的管理是一片空白,没有考核。”

第3篇

关键词:中等职业学校;生源;问题;对策

一、中等职业学校生源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生源质量对学校生源的影响

笔者通过平时观察和谈话得知，我校就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自我意识较强，根本没有从未来职业去要求、认识自己，思想素质、行为习惯都较差，不能正确对待同学之间的矛盾，喜欢用打架的方式解决问题。另外还有经常的抽烟、赌博、沉迷于网络游戏、谈恋爱等现象。学生的种种表现和行为极大损毁了学校的声誉，从而使得招生更加困难。职校就在这种“生源差——招差生——生源差的困境中恶性循环。

（二）落后的教育观念的影响

一些人思想僵化、守旧。鄙视职业技术教育，认为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洗礼才是受人尊重的人才，瞧不起普通劳动者。所以许多家长与学生宁愿花大价钱挤在普通高中拥挤狭窄的教室里，也不愿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而职业学校为了多招生，他们利用家长希望学生上大学的心里，高举“对口升学”的招牌。诚然对口升学是学校招生的一大亮点，可导致的结果，若没有“对口升学”学校就根本招不到生，最后步入死胡同。比如开县职业教育中心的“农学专业”在2007年以前由于“对口升学”这条路子办得很是红火，然而，自从2007年开始取消“对口升学”，该专业的生源就一落千丈。

（三）就业难导致学校可信度差

我国目前就业形势严峻，一方面企业招工盲目要求高学历，使许多中职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职业学校自身的办学条件差、生源差，从而导致办学质量差，所培养的学生无法达到企业的用人标准，无法上岗。此外，还有部分学生就业时专业不对口，比如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安排在电子厂或机械厂等，造成社会反响差。还有部分中职毕业生是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在求职中“眼高手低”。在择业时一旦达不成他们及家长的心愿，便认为是学校没有能力。甚至诋毁学校，最终不相信职校。

（四）中职学校本身存在的问题

1学校管理者思想观念陈旧，缺乏竞争意识

长期以来，部分学校领导注重严格教育教学管理，重视改善办学条件，加大教师队伍培养的力度，强化学校内部管理机制，却忽视了对外的宣传工作，认为“酒好不怕巷子深”，在职业学校普遍出现生源荒时还没有足够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其他职校通过各种方式打出宣传招式时，而这些学校却没有很好地宣传学校的特色和优势，致使招生被动，生源大减。

2学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不完全吻合。

随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的多层次要求职业教育具有多层次性。而实际上，许多中职教育层次结构不尽合理，缺少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的准确把握，培养目标过分规范化、单一化，学校专业设置过窄，降低了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难以适应经济体制的转轨，从而造成学校培养的毕业生与社会需求脱节。

3师资力量不能完全满足职业教育的需要

一些职业学校教师的学历层次不高，专业不对口，部分教师由教文化课改教专业课，从教期间很少参与实践技能训练，专业知识并不扎实，知识陈旧，观念落后，不懂现代化教育手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质量。而新引进的大学毕业生虽然专业知识扎实，但实际教学经验欠缺。此外，由于近年来学校招生难，生源差，教师对职业学校发展无信心，不安心工作，于是，人才外流现象较为严重。这种师资队伍的匮乏和不稳定是导致生源不足的又一原因。

二、中等职业学校生源不足的对策

（一）提高对中职教育的认识

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教育改革的先导，也是发展职业教育的先导。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宣传力度，要使大家明白我国人口多，人人都上大学是不现实的，要培养正确的人才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通过各种形式面向社会宣传“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树立新的人才观。除了加强政策宣传转变观念，我们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宣传力度，例如组织各地开展中职招生宣传。利用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的专题访谈，向社会广泛宣传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组织优秀毕业生进行巡回演讲，让社会各界人士明白“技能在身，百业可为”，从而增强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的吸引力。

（二）改革办学模式，满足市场及学生需求

长期以来，中职教育实行长学制模式。笔者认为长学制模式不利于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作出灵敏的反应；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能适应现有经济及劳动者本人对文化基础知识的需求；不利于提高中职的教学质量；也不符合学生、家长较高层次的教育消费需求。因此，改革现有办学模式势在必行。近几年来，大部分中职学校在搞好毕业生跟踪调查和社会人才需求基础上，大胆冲破办学方向单一，培养层次过窄的弊端，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灵活办学。重庆市开县职业教育中心的办学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该校在校学生达四千六百余人，形成了融五年制大专、中高级技工、职业高中、成人中专和中短期培训为一体的多层次办学格局。如 “2+1”模式；“3+2”模式；“1+1+1”模式。

（三）规范招生政策

每年三月至五月是职校争抢生源的高峰时间，各校纷纷利用报刊、电视、媒体宣传等手段拉拢生源，更有甚者不惜利用请初中学校领导吃饭，送慰问金给毕业生班主任等不正当手段达到争抢生源的目的。大部分职校内部出台了所谓“送一名学生，给若干奖金”的做法，鼓励初中班主任送生。这样一来，许多老师便盯上了这一笔投资少、见效快、收益高的好买卖。于是他们不再全身心的投入教育，最终导致学生素质跟不上。上述情况有关部门应该管管，严令禁止招生的恶性竞争，阻止回扣事件的发生，按严格的程序录取学生。

（四）加强实习基地建设，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

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踏入社会后，用人单位往往不在对其进行培训，要求毕业生直接上岗。因此学生在校期间就必须接受实践性教学，模拟各岗位的操作。作为培养学生技能水平、动手能力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在职业学校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些都必须有完善的实习基地，较强的实习设备为基础。

（五）建设一支相对稳定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1“双师型”教师的内涵。

“双师型”教师是指具备良好的师德修养、教育教学能力，具备良好的行业职业态度、知识、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持有“双证”(即教师资格证、行业技能等级证)的专业教师。

2 明确双师型教师的基本条件，使“双师型”教师培养工作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双师型“教师除具备教师的基本能力和素质外，在能力和素养方面还有特殊要求:一是行业职业道德。“双师型”教师除熟悉并遵守职业道德外，还要熟悉并遵守相关行业的职业道德，并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业职业道德，自觉按照行业职业道德办事。二是行业职业素质。“双师型”教师必须具备宽厚的行业职业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具备把行业职业知识及实践能力融于教育教学过程的能力。三是组织管理能力。“双师型”教师要懂得企业行业管理规律，具备指导学生参与企业行业管理的能力。四是协调交往能力。“双师型”教师要自觉按照竞争规律、价值规律办事，具有教强的交往协调能力。五是创新能力。“双师型”教师要善于接受新信息、新知识、新观念，主动适应变化的新形势，具有良好的创新精神。

主要参考资料

1、 郝克明《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几个问题》，《教育研究》2000年9期。

2、 蒋乃平《职业学校生源忧思录》，《职业与职业》1999年11期。

3、 杜屏《职业中学生源困难的原因及对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4月。

第4篇

关键词：税制结构；治税理念；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1-081-05

流转税和所得税的比重问题，是税制结构研究的主要内容。正确处理好这一比重，对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起，流转税和所得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呈现出前者高、后者低的状态：1994～2003年，流转税的比重平均为61.35%，所得税的比重平均为17.17%；到2004-2011年，流转税的比重平均为53.97%，所得税的比重平均为25.55%，比重虽有所调整，但差距仍然比较悬殊。近年来，税收理论界和税收决策部门对我国税制改革以来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的状态进行了深入探讨。当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的现状，致使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时确立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在实际运行中“跛足”，为此，应当调整税制结构，降低流转税比重，提高所得税比重。

本文认为，我国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的状态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如果这种状态仍然持续下去，将对社会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客观上需要适时进行调整；但按照税制结构优化理论的要求，这一调整不应“刻意而为”，而应“顺其自然”。

一、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是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治税理念的必然结果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1994年进行的划时代的税制改革就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当时，基于增值税具有税源稳定、税基宽广、充分体现税收中性原则、避免重复征税等优点而大范围地推行了这一税种，并于当年实现增值税收入2308.34亿元，占整个税收收入的45%，之后的多年间增值税收入也平均高达近40%，从而奠定了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的主体地位。可以说，这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我国税制建设总体上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治税理念的必然结果，其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是一个历史的、自然的过程。这一点可从世界各国税制结构的变迁轨迹得到印证。

纵观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世界各国的税制结构总体上经历了从以古老的直接税为主到以间接税为主，再到以现代直接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的变迁轨迹。在前资本主义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十分低下，以土地为中心的农业经济和源于这一经济发展水平的“重农”“抑商”的主流经济思想，决定了当时的主体税种只能是按土地面积课征的土地税或按人头课征的“人头税”。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提高，商品生产和交换规模日益扩大，为实行商品课税创造了条件；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在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下，将追求经济效率作为税收政策的首要目标，以商品为课税对象的流转税（间接税）自然而然地逐渐成为主体税种。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商品的课税难以课及自给品，保护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对商品课税的数额越多，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越大，削弱了商品经济的竞争优势，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模式已超出了商品本身而扩展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高度商品化的结果使一切收入都可以分解为个人的所得，而经济管理的水平也发展到可以控制个人所得的程度，这就为实行以所得税（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奠定了前提条件。与此同时，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也使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日益凸现，因此，一些发达国家将其治税理念由“经济效率”转向“社会公平”，并相继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

198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普遍得到提高，形成了较为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贫富悬殊问题，而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期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陷入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困境，为摆脱困境，以美国为首的一些以所得税为主的国家，在供给学派注重效率经济思想的影响下，将税收政策的主要目标由偏重公平转向了突出效率，纷纷降低所得税的高边际税率，以缓解所得税对储蓄和投资的压力，增加总供给，刺激经济增长。同时，许多发达国家还着手改革原有的流转税制度，实行了增值税，这使所得税的比重有所下降，流转税的比重有所上升。发达国家税制结构出现的这一新的变化趋势显然是这些国家治税理念转变的一个必然结果。

综上可知，基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税收政策取向是影响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税制结构状态的主要因素。18年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税收政策取向在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必然会形成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的税制结构状态。这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是与我国这一时期的客观经济环境相适应的。

二、治税理念转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客观上要求适时调整流转税与所得税的比重

公平与效率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标准，其关系结构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性。以往我国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这种增长相伴还有贫富差距的拉大。有资料披露，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其收入仅占全社会家庭收入的4.27%，最富有的20%的家庭其收入却占全社会家庭收入的50.24%，收入状况明显呈现出“富有者越来越富裕、贫困者越来越贫困”的两极分化特征。

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处于3000～10000美元时，则意味着该国的经济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矛盾逐渐凸现并可能激化，因此，如何处理好社会矛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处理得当，国家将进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若处理不当极易激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432美元，已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进入到了这样一个“敏感”阶段。这个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已由原来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严重的低效率转变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出现的严重的不公平问题。因此，有人主张我国今后的改革需要以“效率为先”转向以“公平为先”，或者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开始“淡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或“公平与效率优化组合”过渡。

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权衡，并不一定必然要求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调节取向都具有同一特征，各经济变量的选择应该依据自身的本质属性和内在功能相机抉择。因此，本文认为应兼顾公平与效率并进行优化组合。其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结构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关注社会公平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中全会强调分配制度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六中全会再次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可见，我国的收入政策和原则的调整已经开始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随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的转变，治税理念也应适时转变。我们认为，我国的治税理念不仅理应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应“旗帜鲜明”地立足于“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税收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因为，税收是政府参与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而收入再分配的核心是公平。

治税理念的转变客观上要求适时调整税制结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税制结构的一些负面效应不可避免地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是所得税占比过低的负面效应。由于所得税特别是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以及遗产税具有较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所得税比重过低，尤其是来自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的比重过低，必然会影响税制公平收入分配功能的正常发挥，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是流转税占比过高的负面效应。高流转税与高物价密切相关，由于流转税占比过高，我国的税制结构呈现“由企业缴纳、走价格通道”的特点，也就是说，在现有税制结构下，物价越高，税收越高，而高税收则反过来又推高物价，如此循环，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纵观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演化进程，我国税制结构目前出现的这种负面效应，同发达国家自18世纪中叶起逐步形成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出现的负面效应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我国应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治税理念下适时调整流转税与所得税的比重。

三、税制结构的调整不应“刻意而为”，而应“顺其自然”

我国流转税占比高、所得税占比低的税制结构需要调整，已成为税收理论界和税收决策部门的共识，但如何调整还存在着很大分歧。从见诸于报端和媒体的议论看，人们每每谈及这个问题，其出发点大都是为了矫正“双主体”的“跛足”，这是对税制结构调整取向认识上的一种偏差。我们认为，目前我国进行税制结构调整不应一味地为追求或达到“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而刻意降低流转税比重、提高所得税比重，因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缺陷。

对于我国税制结构中主体税种的设计，税收理论界和税收决策部门一直都有一种近似于约定俗成的“双主体”观点，认为我国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应该由商品税（流转税）和所得税组成，二者在整个税制体系中占有相近的比重，在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方面共同起主导作用。这种观点的本意是想通过综合商品税的资源配置和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优势，互补各自的缺陷，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税收制度的总体功能。但本文认为，按照税制结构优化理论，“双主体”的理论依据是难以成立的，而且恰恰正是在这一点上，“双主体”观点陷入了税制结构优化理论研究的误区。

税制结构优化理论从具体分析各税种之间的相互影响人手，论证如何实现税种之间的相互协调和最优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税收制度的总体功能。结论是：税收制度总体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各税种个体功能的实现程度，但税收制度的总体功能并不等于各税种个体功能的简单相加。这是因为，各税种的个体功能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叠，任何一种税的征收都不仅影响自身功能的发挥，而且还会影响其它税种乃至整个经济的运行，因而，需要在各税种的个体功能之间进行有效协调。

按照税制结构优化理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税种之间通过价格、货币等中间机制相互影响，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收入征集方面，各税种间的相互影响集中表现为，一种税的征收量会影响到其它税种的征收量。在既定时期内，既然可供政府参与分配的国民收入总量是既定的，那么，各税种在征收量上就存在着相互消长的关系。如商品税和企业所得税，虽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税，但也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这两种税一般都是由企业直接缴纳的，在价格受到行政限制而固定不变时，商品税是不能转嫁给消费者的，纳税者即为负税者，因此，在性质上商品税类似于企业所得税，二者都直接减少企业利润。这就要求在征集收入方面二者要有适当的分工，即若高征商品税就不应高征企业所得税，高征企业所得税就不应高征商品税。其实，这种协调关系即使在价格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必要的。因为，当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时，除非某种商品需求完全没有弹性，否则，商品税税负将始终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负担。这就意味着商品税在价格放开的情况下也会直接减少企业利润，因此，它同企业所得税在征收量方面存在着消长关系，人为地让商品税和企业所得税都成为主体税，显然是不恰当的。二是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方面，各税种间的相互影响表现为，税收对资源配置目标和收入再分配目标的实际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个单一税种，而是取决于各税种的综合影响。从一般均衡分析的角度看，所有的税种对政府的某个特定政策目标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货币和价格等中间机制的作用下，无论在资源配置方面还是在收入再分配方面，L类税的征收总是会影响到另一类税的收入规模，同时也影响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而且，这种影响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对应与交叉并存的关系。商品税不仅具有资源配置功能，通过内部各税种的合理设计，还可以兼顾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同样，所得税也可以兼顾资源配置的功能。因而，那种简单地认为只要将两类税绝对均衡地置于税制结构中就可以做到资源配置与收入再分配功能并重的完美构想，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基于此，本文认为，目前我国的税制结构需要调整，但如果刻意地按照“双主体”的模式进行调整显然是不可取的，这只能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增加额外负担。因此，税制结构的调整应该“顺其自然”。所谓“顺其自然”，就是按照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来调整，进一步说，就是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下进行调整，即朝着税制结构优化目标迈进。

实际上，我国始于2004年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朝着这一目标迈进了，如增值税的转型、企业所得税的“两法合并”，都促进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消费税税目税率的调整，增进了消费领域的公平性；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的提高和最低一档税率的降低，增加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同时，这种“顺其自然”调整的结构优化效应也已经开始显现。例如，2004～2011年流转税的比重平均已由1994～2003年的61.35%降为53.97%，下降了7.38个百分点；所得税的比重平均也由17.17%提高到25.55%，提高了8.38个百分点。目前，这一调整还应继续朝着税制结构优化目标迈进。

1.流转税：继续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一是进一步规范、理顺增值税与营业税之间的征税范围，逐步以增值税替代营业税，彻底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我国已于2012年1月1日率先在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进行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后又于2012年8月1日起将试点范围分批扩大至北京等8个省市，从试点的进展情况和效果看，2013年有望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并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内试点。“营改增”作为我国“十二五”时期税制改革的重点，不仅是推动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迫切需要，也是与世界通行做法接轨、优化我国税收制度的必然选择。因此，下一步应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选择适当时机，尽快将增值税的范围扩大到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紧密相关的交通运输业、物流业、建筑安装业和房地产业等劳务服务领域。同时，还应考虑调整增值税税率。在我国周边18个开征增值税的国家和地区中，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增值税基本税率不超过15%，相比而言，我国的税率偏高；另外，基于目前我国营业税税率多在3%～5%之间，“营改增”后17%的增值税税率也有一定的下调空间，因此，为保持两个税种税负的大体平衡，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税负大体相当，从中长期目标看，需要适当分步调低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二是进一步规范理顺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一方面，根据节能减排的要求，将一些不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性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充分发挥消费税“寓禁于征”的环境保护作用，弥补我国当前没能开征独立环境税的制度性缺陷，增进我国税制的绿色化功效；另一方面，应根据对奢侈品范围的重新界定，相应地取消对化妆品和金银首饰等的征税。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这些产品都已成了一般性消费品而非奢侈品，对其继续征收重税不但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反而还会因重税造成的境内外价差，导致我国境内消费的大量外流。

第5篇

关键词：宏观调控 货币政策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4-019-04

2007年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货币政策也出现了大“转向”：伴随中国经济长达10年的稳健货币政策适时淡出，“从紧”货币政策正式走上前台。货币政策向“从紧”的转变，发出了强烈的政策信号，必将对中国经济走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货币政策“转向”的宏观经济背景

（一）深层次的内在矛盾使中国内、外部经济同时失衡

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深层次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长期处于储蓄大于投资的内部失衡状态。而1978年以来，人口红利、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市场化改革是使我国储蓄率一直处于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呈逐渐上升之势的。

20世纪60、80年代的高出生率使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又推动了劳动适龄人口就业。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尤其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非农就业比重的增加使得整体的边际储蓄倾向上升。另外一方面，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却使得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其要素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了经济的发展，主要以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形式存在的资本要素收入比重不断上升，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和政府高收入下的高储蓄。

中国经济的高储蓄奠定了高投资的基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则推动了投资的增长。另外，资源价格改革滞后下的要素价格低廉，货币当局管制利率下的资金成本较低，土地政策、地方政府考核体制等存在的弊端，都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增长。然而，高速增长的投资仍然不能完全吸纳高企的储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尚处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进程中，债券市场的滞后发展、股票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弊端又极大地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以银行占主导的间接融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储蓄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国内经济运行长期处在储蓄大于投资的内部失衡状态。

从外部因素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国际生产力的重新布局使得发达国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了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结构和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利用外资的方式，使得自身处于制造业的终端，承担了许多亚洲国家的转移顺差。另一方面，2003年以来全球经济全面复苏，国际需求旺盛，而“人口红利”使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还有“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出口导向的外资政策和“宽进严出”的外汇政策等，都使得我国净出口额和贸易顺差大规模增长，加上这个阶段利用外资的增加，使得我国国际收支呈现“双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加。

（二）现阶段的汇率机制使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表象化

实体经济因素带来的国际收支顺差，使得人民币升值预期明显，投机资本大量流入国内。特别是2002年以来，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和联邦基金利率的下调又加大了这种预期。由于套汇和套利双重利益的驱动，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加剧，外汇储备猛增(见图1)，外汇占款也急剧攀升。

2005年7月人民币汇制改革前，我国实行实际的盯住汇率制；2005年7月21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这种汇率制度下，央行不得不持续购入大量的外汇，以平衡市场上的超额外汇供应，致使外汇占款和被动基础货币投放攀升速度难以遏制，银行体系流动性迅速增加。可以说，缺乏弹性的汇率机制以货币形式表象化了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

2003年起，央行开始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采取了大量的“冲销”措施，以加大基础货币回笼力度。2006年起,更是加大了调控力度，重磅货币政策频频出台。然而，随着外汇占款的持续大幅增加，央行的对冲措施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银行体系内流动性过剩，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趋势明显；资产价格迅速膨胀，泡沫化危险凸显；CPI逐月走高，全面通货膨胀压力显现……。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适时做出了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决定，要求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

二、“转向”后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两难处境

（一）“转向”后的中国货币政策面临内外平衡的艰难与制约

伴随着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货币当局在利率这一操作工具的运用上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局面。

从外部因素上看，如果进一步提高利率，将增大由于国际资本的涌入、外汇储备的增加所导致的货币供应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存在、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和人民币升值三者相互交织、循环影响，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必然加大货币投放压力，成为通胀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另外，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波的爆发，使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当局纷纷减息。在这种背景下，理论上应降低国内存款利率，减少投机资金无风险套利的机会，缓解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增长压力，进而减轻由本币投放过多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

然而，国内面临着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又要求提高利率，稳定通胀预期，防止全面通货膨胀的发生：（1）我国经济走上了快车道，由经济持续增长和奥运效应引起的社会总需求有增无减，带来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2）导致国际国内农产品及能源、原材料等价格上涨的因素短期内不会消失，对这些产品的进口带来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3）受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欧佩克限产、国际投机资金炒作等多种因素影响，原油、贵金属及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各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1，而经济的高度外向性加大了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发生的概率。在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面前，要扭转负实际利率局面，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稳定通胀预期、缓解通胀压力，必须提高利率。但是，利率的提高又会因为内外利差，吸引国际投机资金的进入，进一步加快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增长，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可见，目前中国货币当局通过利率水平的调整来影响消费、投资需求，抑制通货膨胀，调控宏观经济的自主性及有效性大大降低。

从汇率机制来看，由实体经济因素带来的对外贸易顺差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系列问题的内在根源和深刻经济背景，而现行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制度使内在的经济结构矛盾以外在货币表象的形式呈现出来。要想解决当前的一系列问题，从汇率制度看，就要增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如此，多年累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必然要集中释放。在当前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升值，如果处理不好，又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尤其是，自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波爆发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经济扩张开始有所放缓2，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这增加了我国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如果此时人民币贸然大幅升值，必将会因货币和实体双重因素引起出口的减少，在我国深层次的内部矛盾尚未解决之前，这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响。

面对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和外部压力，货币当局只能采取保守的方式，逐步增加汇率的弹性，人民币以持续小幅的形式升值，这就使得中国货币当局陷入了内外失衡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人民币升值预期基础的持续存在和升值预期的自实现机制使投机的国际资本“伪装”成经常项目或者其他渠道涌入中国；另一方面，现行汇率制度下，为避免大幅升值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央行只能吃进外汇，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小幅升值，货币供应总量相应增加，这会使国内巨大的通胀压力雪上加霜，并与“转向”后的货币政策紧缩性取向背道而驰。

（二）“转向”后中国货币政策面临两难处境的原因分析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指出，经济条件的开放程度，特别是相应的汇率制度将会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产生巨大影响。目前，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对外依存度也很高，外部经济状况和政策变化成为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变量。特别是利率、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通速度等内部经济变量越来越紧密地与汇率、外汇储备等外部经济变量联系在一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因此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从而使得“转向”后的中国货币政策面临内外平衡难以兼顾的两难处境。例如，现行汇率制度下，外汇储备的内生性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国际收支顺差使得外汇储备迅速增长，货币当局被动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而这又通过货币乘数成倍地放大了货币供应总量，这大大增加了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降低了其政策工具的选择自主性和空间。

然而，在更深层次上，经济体制、制度、发展阶段等因素造成了我国经济储蓄大于投资的内在结构性矛盾，这使得我国内、外部经济同时失衡。要根本解决现阶段涌现出来的问题，必须改变中国经济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这涉及到政府体制、经济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单独的货币政策所能为。现阶段的汇率制度表象化了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内、外部经济的失衡，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涉及到外汇管理体制、资本监管制度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深刻变革，而这项改革，又要以中国经济内在矛盾的解决为前提，否则，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增长。另外，现行货币政策的“多目标”――既要照顾到必要的经济增长，还要承担起抑制通货膨胀的重任，也使得货币政策在操作中捉襟见肘，陷入上述两难的尴尬境地。

三、“转向”后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建议

在当前的形势和背景下，如何顺利地实现“转向”，更好地发挥从紧货币政策的作用，考验着中国货币当局的宏观调控艺术和调控水平。从中长期来看，解决现有的一系列问题，涉及中国的金融体制，特别是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制度的变革；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中国经济内在结构性矛盾的化解和经济内外部失衡状态的消除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一）“转向”后货币政策的近期操作思路

第一，坚持“对冲”操作大方向，注重数量型工具有效运用。从紧货币政策在近期的实施过程中仍然有必要坚持“对冲”操作的大方向，在操作工具的选取上要更加注重数量型工具。因为目前，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央行已没有太大的主动性：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已经降到了最低；央行所持有的政府有价证券数量非常有限。因此，只能更多地在负债方进行调控，即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包括：①继续利用央行票据对冲流动性，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在之前的“对冲”操作中，央行票据作为冲销操作的主要工具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调控工具，在目前“对冲”金融工具缺乏的情况下，央行票据依然是“对冲”的重要手段。②特别国债对冲流动性作用或加大。除将继续利用央行票据“对冲”流动性以外，央行还可以将持有的特别国债逐步卖出以调节货币供应量，缓解流动性偏多的难题，从而充分发挥特别国债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点的功能。③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不断被压缩，但并未完全消失。在2007年的“对冲”流动性操作中，存款准备金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考虑到部分商业银行流动性已经偏紧，中间业务尚不能担当商业银行主要利润来源的重任，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正在不断被压缩，但并未完全消失3，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有继续发挥作用的可能。

第二，价格型政策工具运用趋于谨慎。在全球减息4的背景下，内外利差的加大会加剧热钱流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在价格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上应该更加灵活审慎。相对于2007年，利率政策在2008年货币政策中的作用可能有所弱化。价格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应根据国内外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化，主要发挥其在抑制需求膨胀、稳定通胀预期中的作用。同时，为防止贷款利率过高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过大的冲击，可选择不对称加息的方式，更好地发挥利率的作用。

第三，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2006年和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各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都提到要“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这预示着“从紧”货币政策在实施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央行将再次把计划控制信贷纳入调控工具中。“转向”后的货币政策在未来一个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回收流动性、控制信贷投放，以使经济增长节奏放缓、通胀压力逐步释放。而央行利用控制商业银行信贷的“闸门”，有利于货币当局掌握调控的节奏和力度，且相对容易达到既定目标。当然，这种带有行政性的调控手段往往会遮蔽市场信号，只能作为临时和辅的操作手段。

第四，加强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在国内消费不振的情况下，以稳健的财政政策配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同时避免国内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在这一政策选择前提下，通过财政政策加强对民生领域的公共财政支出，同时采取配套政策增加城镇低收入家庭和农民的收入以及转移支付力度，引导和拉动消费需求，有助于减轻“从紧”货币政策引起的投资和出口需求的减少对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

（二）夯实开放条件下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

从长期来看，要提高从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须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增强利率和汇率的弹性，利用利率――汇率之间的内在联动机制，增强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

第一，彻底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在强制结售汇制和现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下，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导致货币供应连动性急剧增加，带来了巨大的货币供应增长和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基于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下国际资本的涌入对汇率失衡的放大，现阶段要大力加强资本流入的控管，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的监控，外汇资金流入、结汇的检查以及企业和金融机构短期外债的管理，阻断国际投机资本的涌入渠道，以保证紧缩性价格工具的实施效果。对于存量外汇储备，应该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同时，必须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供体制保证。这就需要放松对外汇的管制，藏汇于民，将原先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改变为由货币当局、其他机构和广大企业和居民共同持有外汇的格局，有效隔断外汇储备增长同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关于汇率制度，应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适度扩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区间，以减轻央行的“对冲”压力。从长期来看，增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最终实现完全的浮动是当今开放经济条件下，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和自主性的最终选择。当然，这要以中国内在的经济结构调整为基础。只有中国经济基本消除内部失衡，改变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需的模式，汇率的自由浮动才有可能。否则，不仅会使多年累积的升值压力集中释放，使中国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外汇储备大幅度贬值，而且还会因为对出口部门的较大冲击，引起经济的衰退。所以，现阶段更加现实的选择是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选择适当时机引导人民币一篮子货币实际有效汇率小幅升值，降低进口成本，促进国内企业更多利用国外技术设备、资源和加快“走出去”步伐，提高出口门槛，压缩国内落后产能通过出口继续生存的空间，加大推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第二，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畅通利率汇率联动机制。市场化的利率机制和富有弹性的汇率机制紧密协调，是建立灵活有效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的基础。而利率市场化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将市场化利率引入实体经济，使得资金引导实体经济资源的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外资本流动对国内经济政策的制约。而汇率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更清晰地反映主要市场参与者对汇率走势的判断，让其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主导地位。随着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推进，资本项目管理体制应当逐渐适应二者的变革，促使利率汇率市场化联动机制的形成，从根本上增强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自主性和有效性，更好地促进经济的长期、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简化和统一货币政策目标、调整货币政策范式。长期以来，央行货币政策已不堪重负。首先是货币政策必须平衡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其次是资产价格泡沫、汇率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货币政策也得程度不同地兼顾。这就很容易使货币政策顾此失彼。因此，必须简化和统一货币政策目标，调整货币政策范式。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在向“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转变。从该货币政策模式实施的理论和实践来看，这一制度框架比其他货币政策框架更加广泛和全面，能使央行充分关注金融的运行和实体经济的运行。虽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目前我国还不完全具备，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把抑制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似乎是相对合理的选择。

注：

1 2007年10月份美国消费价格指数涨幅达到3.5%，欧元区涨幅达到2.6%。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均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据统计，2007年9、10月份消费价格指数涨幅超过5%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俄罗斯（10.8%）、南非（9.7%）、阿根廷（8.6%）、越南（8.1%）、印度尼西亚（6.9%）、印度（6.7%）、中国大陆（6.5%）和中国台湾（5.3%）。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2007年的4.9%（估计值）降至2008年的4.1%。其中，主要经济体美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欧元区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日本经济增长也将有所减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将会从2007年的7.8%（估计值）回落至6.9%。

3 尽管现在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了14.5%的历史高点，商业银行还保留着一定比例的超额存款准备。

4 2007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三次下调，年内累计降息达到1个百分点。2008年1月21日，30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分别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调75基点和50基点至3%。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07年12月6日下调官方利率25基点至5.5%，为两年来首次降息。2008年2月7日，再次下调官方利率25基点至5.25%（参见“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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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第6篇

【关键词】訾柏山泉 成本 成本管理

一、成本管理概述

（一）成本管理的内容

成本管理观认为，企业成本管理的主要目标是正确进行成本计量，因此，成本管理的范畴就是产品或服务的成本核算与报告。成本管理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计量成本、分配费用、报告成本核算信息，既包括产品生产成本的管理，也包括产品设计及试制成本、资金筹集成本、材料采购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质量成本、使用寿命周期成本、人力资源成本、战略成本管理与控制。

（二）成本管理的意义

第一， 有助于目标成本管理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完善。管理科学理论的形成和提炼来源于实践， 又应用于实践， 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第二，加强成本管理与控制，对于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实现企业经济高速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三）成本管理的观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始终是企业管理追求的首要目标，企业成本管理工作也应树立成本效益观，即由传统的“节约、节省”观念向现代效益观念转变。企业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企业的一切成本管理活动，应以成本效益观念为导向，从“投入”的必要性、合理性出发，以尽可能少的付出，创造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为企业获取更多经济效益。“尽可能少的成本付出”，是运用成本效益观念来指导新产品的设计及老产品的改进。如在对市场需求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认识到如实现产品的新增功能，会相应地增加一部分成本，而这部分成本的增加能提高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最终为企业带来更大效益

二、神木訾柏山泉有限公司成本管理存在问题

（一）神木訾柏山泉有限公司简介

神木訾柏山泉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1日，使用旋转设备生产及销售五加仑、三加仑、一加仑桶装、340ml瓶装纯净的山泉水和通过过滤加工的优质水。

公司投资500万元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型旋灌和水的处理设备，将神木县常家沟中段优质岩层之水作为水源（目前已被国家地质部门初步鉴定为优质天然山泉水），然后通过很多介质过滤、活性炭过滤、钛管过滤、双级RO反渗透技术、能够良好的杀菌等高科技保证了山泉水、纯净水在生产过程中的质量。

尤其当市场环境不景气时，企业往往把目光转向了直接成本要素，如强行降低原材料的价格或档次，或减少单一产品的物料投入，或降低工艺过程的工价，严格控制人工费用等。但后果却是导致产品质量下降，企业劳动力资源流失，最终失去客户和市场。

随着成本投入的减少，销售量也在减少。2012比2011的成本投入减少4%，销售量减少4.17%；2013比2012成本投入减少8.3%，销售量减少5.8%；2014年比2013年成本投入减少9.1%，销售量减少7.1%。

由于企业管理人员认识的不到位和标准成本管理自身精致性的要求，往往导致组织体系搭建高度和深度均有欠缺，未能引起公司层面决策人士的一贯高度重视，也未能吸收基层作业层面人员的参与。很难从财务核算的角度理解成本差异，因而现场的成本分析和财务人员的分析无法相结合，成本改善找不到明确的路径。所以，财务控制和生产经营控制缺乏和谐统一。

企业的各个部门参与项目，而且各个部门都自成体系，公司各职能部门都在参与项目的成本控制，但是职能部门之间互相沟通少。

（二）企业成本管理缺乏市场观念

神木訾柏山泉有限公司合并了神木县的七大纯净水生产公司，在神木县一枝独秀。形成了唯一的市场。需求噱头大按照成本习性对产品成本分析，计划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产量，这种做法导致企业不管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如何，片面地来降低产品成本将生产过程发生的成本转移或隐藏于存货，提高短期利润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企业成本管理缺乏市场理念，导致成本信息在管理决策上出现误区，似乎产量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利润越高。

神木訾柏山泉有限公司难以树立市场营销观念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在于受旧观念影响至深，把握不住市场营销的实质，分不清“营销”、销售、促销与推销，从而在营销实践中导致营销观念的扭曲。

神木訾柏山泉有限公司不能适应现代市场需求结构极其复杂而且瞬息万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欲求生存求发展，必须改变市场观念。它是以买方需要为中心，即以市场、以顾客为中心，“以销定产”。

节流是企业在资本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选择的提高收益最常见的方法，强调减少支出，节约原材料的使用应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该减则减，该加则加，不可过分执著。很多企业仍将成本管理的范围局限于企业内部，甚至只包括生产过程，而忽略了对其他相关企业，如上下游企业、竞争者及相关领域的管理。成本管理的目标局限于降低成本，较少从效益角度看成本的效用，降低成本的手段也主要依靠节约方式，不能应用成本效益原则，这些落后的观念已经不能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环境。

成本是企业内部投入和产出的对比关系，是一个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综合表现。有些企业走入了成本管理的误区，以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为提高生产效率而采取降低成本的方法。这种成本管理与控制的方法不是积极的、全而的成本管理与控制方法，从现代成本管理的视角来分析成本管理与控制的口标，会发现降低成本是有限度和条件的，在某些情况下控制成本费用，还会导致产品竞争力、产品质量下降，严重影响企业的效益。

成本管理范畴较狭窄，企业的任何一种产品从引进开发夏到产品上市销售，其成本绝不只是产品制造成本，而是贯穿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全部成本。

（三）企业成本管理制度落后

神木訾柏山泉有限公司企业成本管理与控制制度形同虚设， 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神木訾柏山泉有限公司成本管理薄弱， 成本预测、成本决策缺乏规范性、制度性， 可有可无； 同时成本计划缺乏科学性、严肃性、可增可减， 因此， 造成事中、事后成本管理的盲目性。公司在成本的具体核算中， 偏重于财务成本核算， 而缺少管理成本的事前核算； 由于成本管理的手段仍处于手工操作阶段， 缺乏现代化管理段。成本管理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成本信息提供的及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 而手工操作是很难达到这些要求的。因为成本管理与控制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成本管理与控制需求的主体是公司， 成本管理与控制的动力也应来自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 但是公司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成本管理仅限于国家颁布的财务法规中有关成本条例的遵守和执行上， 成本管理与控制侧重于宏观需要， 而忽略成本管理与控制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作用。

三、神木訾柏山泉有限公司成本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企业对成本管理的观念淡薄

企业在资本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选择的提高收益最常见的方法，强调减少出，节约原材料的使用应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该减则减，该加则加，不可过分执著。很多企业仍将成本管理的范围局限于企业内部，甚至只包括生产过程，而忽略了对其他相关企业，如企业的上下链接、及相关领域的管理。成本管理的目标局限于降低成本，较少从效益角度看成本的效用，降低成本的手段也主要依靠节约方式，不能应用成本效益原则，这些落后的观念已经不能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环境。

（二）企业对成本管理制度规划不全

我们都知道只有降低成本， 加强成本管理才是公司生产盈利的基础， 只有很好的管理与控制成本才能增强公司经济的发展和进i， 而降低成本是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综合反映， 是适应市场需求走向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成本管理与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有效实施是两个概念。目前，公司早期建立的成本管理与控制制度， 仅重于事后管理， 忽视了事前的成本的预测和决策， 难以充分发挥成本管理和控制的预防性作用。且缺乏有效预防的监督机制，使企业经营信息生成过程缺少有力的约束。所以公司要想扩大经营规模，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扩大市场占用率， 必须总结经验， 改进成本管理与控制制度的不足，充分发挥公司的优势， 才能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

（三）企业成本管理体系片面

开展成本管理工作的热情不高在这样的基本思想的指导下，保证完成生产任务便成了公司的首要经营目标。在发展历程中，相比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公司的管理工作却始终没能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员工普遍认为只要产量跟得上集团的要求，就是胜利完成任务。在这样的想法驱动下，员工对提升管理工作不够重视，在Y铸造厂开展成本管理工作的热情也不高。

四、提高神木訾柏山泉有限公司成本管理的对策

（一）加强成本管理的理念

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企业应从系统观念、全局视角、全方位分析成本管理的对象、内容、方法、手段等要素，根据每种成本管理方法特性，建立适合本企业的成本管理方法体系。

其一，拓展企业成本管理的显性范畴，成本范畴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过程，应向前拓展到该产品市场需求调查分析、产品设训一及相关技术的分析，向后拓展到产品销售过程及售后服务。因此成本管理显性范畴包含产前的信息成本、设计成本、技术成本、后勤成本，产中的生产成本，产后库存成本、销售成本、售后服务成本等等，要用严格、细致的科学方法对所有这些显性成本进行管理，以提升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其二，拓展企业成本管理的隐形范畴，随着市场经

济的发展和完善，产品成本管理的内涵不仅仅包含物质产品成本（显性成本），也将拓展到非物质产品成本（隐性成本），如人力资源成本、服务成本、资本成本、环境成本、产权成本等，企业对隐性成本进行有效控制，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处于有利位置。其三，拓展企业成本管理的外部范畴，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成本管理应由企业内部管理拓展到外部管理，研究分析各种决策成本也就成为企业成本管理的范畴，如边际成本、付现成本、机会成本、相关成本、可避免成本、重置成本、未来成本、差量成本等。在企业成本管理中，对这些外部范畴的成本加强管理，将有利于企业避免决策失误给企业带来的巨大风险和损失，为保证企业做出最合理决策、获取最佳经济效益提供决策基础。

（二）成本管理与实际相结合

加强成本管理组织建设就是按照职责分工明确、精兵简政、指挥统一和信息灵敏准确的要求，以成本管理责任制为中心配置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规范成本管理规章制度，确保成本管理工作有秩序地进行，达到不断降低产品成本、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口的。

第一，要处理好成本管理权限，涉及成本管理长远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要实行集权管理，以保证口标成本的顺利实现。与此同时要实行分权管理，使各级部门和子公司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有权灵活地处理好本部门工作，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第二，建立健全严密的成本管理规章制度，各级部门责任明确，任务具体，权力适当，并享有一定的经济利益，调动全体员工主动性和积极性，在企业内部形成全体员工民主和自主管理意识。再者按照成本管理的职能，构建成本管理体系，建立科学的成本指标体系、核算体系、控制体系、考核体系和成本信息系统等，确保成本管理达到最优化。

第7篇

研究引入“政策行为从众”的概念，并通过实证证明，作为超常规政治激励手段的行政问责制，会在不同类型的政策执行主体中产生“政策行为从众”的行为模式，而不能在整体上提高所有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水平。具体的来说，政策实施初期执行进度较慢的省份将在行政问责的压力下强化政策实施力度以实现赶超，但初期执行进度较快的省份将在后期主动弱化实施力度。不同执行的主体的“从众”行为将在整体上减弱行政问责制的政策效果，并在客观上导致节能约束性指标打折扣。本文建议应在完善问责制的基础上，综合采用财政与税收奖励等激励性手段，提高地方对节能减排等国家政策的“自发性”实施意愿，构建自我强化的政策实施长效机制。

关键词 政策行为从众，行政问责，节能目标，省际差异，“十一五”

中图分类号 F206：F123.14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2-0127-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2.021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与能源安全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2010年单位GDP能耗要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20%，并作为“十一五”期间“必须实现的八项约束性指标之一”。虽然经过多方努力，“十一五”的节能目标在2010年底基本完成（19.1%），但是总体推进速度不尽如人意。进一步对各地区的数据进行梳理，我们发现各地区完成节能任务的情况存在明显的差异，完成情况最好的地区（北京）完成了预定目标的132.95%， 但同时有多个省份刚刚达标[1]，而情况最差的新疆只完成了计划任务40.05%[2]。节能目标推进的地区间差异是整体目标完成情况欠佳的主要表现之一。对于我国在节能工作上的省际差异，一些关于我国能源消耗水平和节能工作的文献已经有所涉及。但相当多的研究都是在考察我国能源消耗强度或能源效率本身，并没有对“十一五”节能目标的政策实施进行直接分析[2-6]。另一部分研究则通过各种指标分解模型[6-8]或者统计模型[9]对于导致能源强度变动的技术性要素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十一五”期间的节能工作是一项重要的自上而下的政策任务，具有明确的可测量的目标和时间性。其目标的完成过程应该首先被视为是一个主动的政策执行的过程。前述一般性技术指标的变动对于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也应该首先被视为是政策执行主体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出于完成政策的需要主动调整这些技术指标的结果。因此，对于作为政策目标的“十一五”节能工作的完成情况的分析，有必要超越技术经济分析本身，而引入政策执行过程的相关理论，这对于节能工作推进有重要意义。

1 行政问责、政策执行与政策行为从众

1.1 行政问责与政策执行

自上而下的政策在地方的执行的情况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政策目标相配套的激励机制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相当一部分的学者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财政分权对于地方领导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激励作用上，试图总结出中国通过分权（decentralization）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现激励相容（incentivecompatibility）并进而实现政策目标的一般性规律，例如Oi[10-11]，Nee[12]等人对于乡镇企业发展逻辑的研究，Montinola等[13]等人对于“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的研究，都是基于自上而下的经济激励机制来阐释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中国长期以来基于自上而下的权威体系构成了对地方官员的有效的政治激励机制[14]。实际上，即使是地方官员对于经济增长的关注，也更有可能是出于在以升迁为主要目标的“政治锦标赛”中胜出的政治考量，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作用的结果[15-18]。在实践中，更多的学者也发现，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威，而不仅仅是财政分权，对地方政策执行行为的间接调控，是中央推动包括地方经济增长在内的不同政策目标在地方的落实的主要政策工具[19]。

行政问责制以2003年抗击“非典”为契机的出现，有效的证明了政治激励机制作为主要政策工具的存在。针对这一政策工具，不同学者已经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对于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制度环境[20-22]、行政问责制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挑战[23-24]、行政问责制的国际比较[25-26]等问题展开了研究。然而， 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通过管理“执行者”来间接推动“政策执行”的政策工具，其在实践中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在现有文献中还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成果。

1.2 行政问责制与政策从众

虽然目前对于行政问责制这一新的政策工具的实际效果的实证研究较少，但是不少学者已经对其他政治激励机制的政策效果开展了研究。其中比较多的研究选择了以“目标管理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干部考核标准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所传递的政治激励机制对于地方领导政策执行行为的影响。这一类研究较多的借用了“多任务委托模型”[27]的基本框架，发现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内在困境，即：在面临多元复杂治理目标时，目标管理责任制无法对所有政策目标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监管，地方执行者会在不同的政策目标中间进行“选择性执行”[28]，或者采用形式主义的应对[29]，或者在层层增加的“压力责任”下选择不执行[30]。

目前关于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政策效果的研究，对研究行政问责制的政策效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这类研究较多的遵循了现有政策执行文献中的“自上而下”的思路[31]。与目标管理责任制相比，行政问责制通常只针对单个的政策目标，而且行政问责制中的问责手段更加明确和直接。换言之，站在一般地方执行者的角度来看，行政问责制已经解决了激励机制设计本身的问题。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能否达到期望的政策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地方执行者在面对相同的激励机制下所采取的不同行为能否在这一激励机制的持续作用下收敛到期望的政策行为上来。

在现有文献中，Chung[32]对研究比较早的关注到了持续的中央权威对于不同地方执行行为所产生的收敛作用。作为一项有由“政策探索者”（pioneer） 率先试验并由中央权威推动的政策在其全国推广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探索者”继续实践，“跟随者”（bandwagoner）主动跟进以及“后进者”（laggard） 被迫跟从的阶段从而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实施。结合到本文研究对象来说，“十一五”节能目标在能否在全国范围内落实，其关键就在于行政问责能否持续发挥作用并使得三类不同的地方执行者最终收敛到较高水平的政策执行行为中来。

通过对于行政问责制的特性的分析，我们对这项政治激励机制持续作用使得三类执行者都向高水平政策执行行为收敛的可能性存疑。行政问责制主要采用超常规的干部管理手段来影响地方干部的执行行为。这种超常规的做法在常规性的政策执行中使用可能会进一步产生诸如之前提到过的形式主义应对、压力过大导致“不执行”的问题。同时，也因为行政问责的超常规性，实施问责的对象通常都只具有代表意义个别而不可能扩展到所有应该问责的对象，这会产生公平性疑问的同时，带进地方执行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行政问责制单向的强调对于执行不力行为的惩罚，而缺乏与之对应的奖励措施，也有可能会使得地方缺乏动力更好的推动节能工作。

“十一五”节能目标省际差异为实证的检验上述逻辑提供了可能。我们认为行政问责制从长期来看，对于上述三类不同的地方执行者会产生“政策行为从众”而不是向高水平收敛的效果。具体的来说，行政问责制会有效的促使后进的执行者迅速提高执行水平；而对处于平均水平的执行者来说，行政问责制不会改变他们的执行行为模式；对于执行行为的领先者，行政问责制的实施甚至可能会产生负的激励效果。

2 节能目标政策实施的测度

我国采取了节能减排目标分解机制和目标考核机制，将节能减排目标完成进度纳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绩效考核和政绩考核。考虑到各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节能减排空间上的不一致性，节能目标分解存在一定的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中部省区的节能目标总体上高于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其中吉林省最高，2010年能耗强度较2005年需下降30%。东部省区尽管经济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分解后的节能目标基本低于20%的国家节能目标。

考虑到上述节能目标分解的地区差异，我们对于各省区节能目标政策执行水平的测度不能采用能源强度下降的绝对值，而应考察其相对于各自“十一五”分解目标的完成进度。值得注意的是，体现出我国在目标分解与目标考核机制并非一个纯粹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在实施中存在着自下而上的地方对中央进行谈判和博弈的过程。2008年，中央将对吉林、内蒙古、山西等省份的节能目标考核要求调整为22%。并且，由于在2009年我国进行了第二次经济普查，同时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做出了重大调整，导致每年对各省区经济指标与能源强度指标核算上存在变动。因此，考虑到数据统一性的要求，本研究选择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统一的各年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等指标公报》中公布的完成进度值来测度各省区的当年政策执行程度。

具体而言，对某一省区而言，某年的节能目标政策执行程度（即节能目标完成率）为：

EIRPROGt=TEIRPROGt-TEIRPROGt-1

TEIRPROGt=（EIt-EI2005/EI2005）EIRGOAL

其中：EIRPROGt为该省区第t年的“十一五”节能目标完成进度；

TEIRPROGt为该省区第t年的 的十一五”节能目标累计完成进度；

EIt为该省区第t年的单位GDP能耗；

EI2005为该省区2005年的单位GDP能耗；

EIRGOAL为分解到该省区的“十一五”节能目标（即2010年能耗相对于2005年的下降比例）。

3 节能目标落实的省际政策行为从众现象

3.1 “十一五”初期节能目标完成进度的省际差异现象

如果各省区都将“十一五”目标平均分解到各年来完成，则每年的节能目标完成进度（EIRPROGt）为20%（即“十一五”目标要求的年均节能进度）。但由于经济发展阶段、技术水平、地方政策实施力度和能力等原因，必然存在节能目标实施的地区和年度差异。表1对30个省区市（除自治区）的节能目标完成进度进行了汇总统计描述，可以看出，“十一五”第一年的政策执行程度较低：

2006年，30个省区市的节能目标完成进度均值仅为13.09%，远远低于预期的20%，反映出在问责制度出台之前，“十一五”纲要中将节能作为约束性指标对于地方行动的影响力有限。

除总体完成情况不如人意之外，我们还能观察到节能目标实施在2006年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完成最好的北京市达到了26.25%，而完成最差的青海省则不降反升。对各省区2006年节能目标完成进度与2005年万元GDP能耗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545；见图1）。表2的回归分析也表明，在控制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变量（上年人均GDP、上年三产比重、当年GDP增长率）后，2005年万元GDP能耗每增加一个单位，2006年的节能目标完成进度反而降低接近4%（回归系数为-3.754）。也就是说，2005年万元GDP能耗越高的省份，“十一五”节能目标的初始完成情况越差。　

3.2 行政问责制下节能目标完成进度的政策行为从众现象

2007年，国家强化了对地方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行政问责，并制定了相应实施方案与考核机制，不仅总体上改进了节能目标完成进度，而且有效缩小了政策实施的省际差异，呈现出政策行为从众趋势。表1可以看出，2007年节能目标执行程度有明显提升，平均节能目标完成进度提高到了18.93%，并且完成进度的省际差异明显缩小（标准差从2006年的5.66%降低为2007年的3.51%）。2008年问责风暴后，地方执行程度进一步加快，平均节能目标完成进度提高到25.26%，但有意思的是，2008年和2009年的政策执行省际差异再次加大。

进一步对比东中西部地区的节能目标完成进度均值，亦反映出节能目标实施的政策从众现象（图2）。首先，能源强度更高的西部地区在2006年的平均节能目标完成进度仅为9.42%，远远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其次，尽管东中西部地区的各年节能目标完成进度均逐年提高，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政策实施进度基本一致。而在“十一五”初始年处于落后地位的西部省份，节能目标完成进度在2007年有迅速提升，从2006年平均完成9.42%提高到了2007年平均完成19.32%的水平（图2），并在2009年基本实现对其它组别省份的超越。

为进一步描述行政问责制下的政策行为从众现象，我们逐年区分了节能目标完成的政策执行优异组、中等组、落后组三类，考察其当年与下一年节能目标完成进度的变化（图3）。2006-2007年、2007-2008年、2008-2009年这三个时间段均体现出类似的特征，即：上一年度节能目标完成率落后的省份（即政策执行落后组），当年的节能目标完成率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从而实现对优异省份的追赶甚至超越；相反的，上一年度政策实施表现优异的省份，则可能因为面临较小的政治压力，当年节能政策执行力度有所放松，出现节能目标完成进度保持稳定甚至有所下降的现象。特别是2008-2009年的对比可以看出，2008年节能政策完成进度最高的省份组别在2009年的节能目标完成进度较2008年出现了绝对下降。

4 节能目标实施省际从众现象的验证

上述政策从众现象可能正反映了我国特有的基于目标分解与行政问责制的政策落实机制所带来的地方政策执行行为特征。节能目标作为一项政治目标层层分解到省后，其最初实施在地方上遇到较大阻力，但行政问责的强化可能会推动地区间政策行为的从众。对每年完成进度的核算公布，强化了对地方政策实施行为的政治压力；原本节能目标完成进度较差的后进省份，需要在当年显著性地强化其政策执行力度、尽快提高节能目标完成水平以实现对先进省份的追赶。同时，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问责，也促使地方政策实施行为仅以完成中央下达指标为目标，原本完成进度较好的先进省份，完全可能在后期面临较小政治压力从而放松政策实施强度，最终实现向低执行水平的 “从众”。

为进一步验证地区间节能目标落实上的政策行为从众现象，我们构建了三年（2007-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当年节能目标完成进度增幅与上一年节能目标完成进度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因变量是当年节能目标完成进度较上年的差异（Yt），即节能目标完成进度的增幅，以测度该省份多大程度上改善了节能目标的政策执行强度。

Yt=EIRPROGt-EIRPROGt-1

模型的自变量是上年节能目标完成进度（EIRPROGt-1），同时引入当年GDP增长率、上年人均GDP（对数值）、上年三产比重等变量以控制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由于我们的研究时限为2006年-2009年，而以节能目标完成进度较上年的变化为因变量，因此只能构建三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考虑到2008年汶川地震及新疆“七五事件”的影响，中央对两个省份的节能考核不作要求，回归模型中剔除了这两个省份，因此全部观测值为84。

。

回归结果再次证明了节能减排行政问责的强化对政策实施的促进作用。如表4所示，在控制上年经济发展水平（即人均GDP）、上年经济结构（即三产比重）和当年经济发展绩效（即GDP增长率）的情况下，2008年和2009年的平均政策完成进度增幅均显著高于2007年，且呈逐年提高的趋势。此外，回归结果同时证明行政问责制所带来的执行行为“从众”现象。在控制基本经济变量的条件下，节能目标完成进度增幅与上年政策完成情况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系数=-0.920；见表3）。具体而言，上年节能目标完成进度每高出一个百分点，则下一年完成进度的提高幅度将比其它省份低0.9个百分点。换句话说，上年的节能目标完成情况越差的省份，会在当年改善政策实施力度，节能目标完成进度的提升会高于其他省份；而上年的节能目标完成更好的省份，则容易放松政策实施力度，从而导致节能目标完成情况的低水平从众。表4所示的分年度回归结果反映出类似的结果：经济结构与当年经济增长绩效与节能政策实施绩效的改善并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关联。但是，在控制上述变量后，当年节能目标完成进度增幅与上年完成进度为显著负相关。

5 政策建议

行政问责制导致的在节能目标执行中的政策从众，虽然能在短期内促进前期进展较慢的省份迅速的加大执行力度，但是前期完成进度较好或者一般的省份会在后期放松政策实施强度，在整体上拉低行政问责推动政策执行的效果。

“十二五”期间，我国再次明确了单位GDP能耗降低和CO2排放降低的相关约束性指标。在《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方案》中，也再次将目标考核与行政问责作为推进上述约束性指标实现的重要机制。基于上面的研究，本文从完善政策落实机制的角度，对提升“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政策实施效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5.1 节能减排目标分解应充分考虑地方发展进程与实施能力的差异

从“十一五”节能目标分解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省份都承担了相同比例（20%）的节能任务。这种看似平等的目标分解模式，因为没有考虑到地方发展进程与实施能力的差异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从落实的情况来看，一些省份（主要是东部省份）完成得较为轻松，而西部地区则明显困难较大。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由于目标分解不合理而产生的省际进度差异会在不同省份之间带进横向的“从众行为”。任务负担相对较轻的省份会在进度完成较快的时候主动降低执行强度，而一些受到地方发展进程和实施能力限制的省份则会受困于强大的问责压力，用较高的成本迎头赶上。这两种“从众”行为从长期来看对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的目标分解已经针对这一情况作出了调整，未来在制定年度目标以及进行目标考核时，还有必要在继续坚持问责的公平性的同时，针对各地情况进行有有针对性的设计和考察。

5.2 政策落实机制设计应当综合考虑短期政策效能与长期政策效果

在“目标分解”基础上的行政问责对地方执行行为的推动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在短期内对地方官员决策产生影响，短期政策效能较为明显。但是强力的行政问责使得地方政策执行仅以完成中央下达指标为目标，多数省份会在中期政策压力减轻的情况下降低政策执行强度，前期执行强度较大的省份也可能会在与其他省份的对比中产生“向下”攀比的倾向，从而减弱政策执行的效果，最终造成能耗水平的回弹。为此，“十二五”期间应当综合考虑政策手段的短期效能和长期效能，在保证目标责任制强度的同时，注重构建促进节能减排目标落实的长效机制，保证节能减排工作推进的常态化和有效性。

5.3 完善落实机制的根本在于提高地方节能减排的“自发性”意愿

面对基本相近的问责压力，“十一五”期间节能目标完成进度的省际差异表明地方政府的执行意愿也是决定工作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改革开放30年来，地方政府逐渐从单纯的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变成了地方发展的责任主体与利益主体。改革进程中已积累起来的地方利益格局和地方谈判能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行政问责的效力，从而增加政策目标实现的难度。因此，在推进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国家应该在完善问责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政策工具，综合采用财政奖补、税收激励、“区域限批”等多种手段，提高地方“自发性”的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意愿，形成自我强化（selfenforcing）的政策实施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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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 Ciqi LIU Zhili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regional variations in annual provincial progress in achieving the energy saving goal set up in the Eleventh Five Year Plan， thereby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in promoting local implementation. Adopting the concept of bandwagon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we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is and demonstrate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being an irregular political incentive mechanism， may induce bandwagoning behavior among agent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rather than promoting overall improvement of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Specifically，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provinces that lag behind earlier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will significantly improve its implementation behavior later in order to catch up with other provinces； however， provinces pioneering earlier will reduce their efforts due to lessened political pressure to them. As a result， such bandwagoning behavior will reduc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in achieving best policy outcomes. We suggest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government should disaggregate national goals in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based upon provincial conditions， enhance other policy instruments （such as tax and fiscal rewards）， and build a selfenforcing mechanism to increase local officials’ willingness in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Key words bandwagon；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energy saving goal； provincial variation； eleventh fiveyear plan

收稿日期：2012-07-03

作者简介：

第8篇

关键词：欧债危机；货币一体化；财政同盟；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4-0005-042010年以来，欧债危机跌宕起伏，不断冲击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为应对这场极为严重的危机，欧盟困难重重地在成员国间密集地进行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初期，这些措施多是迫不得已的应急之举，其后随着对危机严重性和其内在根源认识的深入，欧盟所采取的措施逐渐覆盖到经济治理和制度建设层面，宏观政策的组合搭配也逐步提高了其协调性。经过两年多的调整，近期欧洲金融市场状况有所好转，2012年下半年，欧债危机有可能步入一个相对平缓的阶段。但未来几年，欧债危机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高风险因素，云开雾未散，柳暗待花明，欧盟将面临削减赤字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

开辟经济一体化道路，提升国际竞争力，是欧盟成立的初衷和发展动力。为摆脱危机并着眼于长远发展，欧盟宏观政策的重点将回归实体经济层面，致力于改变债务膨胀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修建财政同盟和经济治理机制，纠正宏观经济过度不平衡，增强经济活力和经济融合度，使经济共同体与货币联盟具有更稳固的财政根基，进而扩大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

一、一体化进程中不期而至的欧元区债务危机

自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以来，欧洲联合的深度和广度逐步拓展，由关税同盟发展到统一市场和统一货币，欧盟各国，尤其是欧元区各国成为紧密相联的利益共同体。欧元是欧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进展，它发挥着锁定欧洲一体化路径的作用，欧盟内在的成长逻辑和自觉期望是借助货币对经济的粘合作用，以货币一体化催化经济融合，进而走向财政统一，最终实现政治一体化宿愿。

欧元通常被视为区域性货币合作的典范。它产生十多年来，维持了币值的相对稳定，消除了成员国之间的汇率风险，节约了交易成本，扩大了成员国的开放度。欧元在全球外汇交易、全球外汇储备等领域，都已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在国际债券市场的份额则已超过美元。作为一种货币，欧元一度看来是相当成功的。

然而，从理论上分析，欧元区没有完全满足最优货币区的必备条件，作为货币联盟是不完美的。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一个成功的货币联盟需要满足若干标准，包括：区内劳动力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工资和价格富有弹性；成员国的商业周期相似；具有对其中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风险分担机制；等等。欧元区现实条件与上述标准存在显著差距，欧盟在成员国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一味推行货币一体化具有超前性质，既超越了各成员国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程度，也超越了打造财政同盟和推行政治一体化的进程。

超前曾被更多地解读为创新。之所以实施这种创新，原因在于全球化背景下，一体化是欧盟各国应对挑战和扩大影响力的根本之道，而货币一体化具有引领经济、政治一体化的作用。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即使在次优条件下建立货币联盟也似乎远胜于延误时机，货币一体化先行被认为符合各成员国共同的利益诉求。

但是，在没有完全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的情况下，货币联盟的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对欠发达成员国的吸纳更容易导致矛盾积累，抗外部冲击的功能脆弱，成为欧元区稳定运转的隐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在这一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冲击之下，欧元区制度框架以及经济治理的缺陷，包括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的冲突、财政规则约束失效、劳动力市场僵化、危机管理制度缺失等纷纷暴露，其结果是一些成员国爆发债务危机并在成员国之间传染，引发整个欧盟范围内的财政紧缩、信贷紧缩、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等严重后果，欧盟为超前货币一体化模式付出了陷入剧烈动荡的代价。

欧债危机本质上是欧元区运行机制的内在缺陷在外部压力下的表面化。因此，解决欧债危机必须弥补和修复欧元区制度框架的关键缺陷与薄弱环节，把货币联盟建立在一套坚实的制度基础上，包括要素流动制度、价格稳定制度、经济融合制度、财政同盟式治理制度、政策协调制度、危机管理制度等。形式上，除了危机管理制度以外，其他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欧债危机发生之前多多少少都是存在的，例如《稳定与增长公约》、《里斯本条约》等，但由于制度设计不完善、执行力弱等原因，未能完全有效地发挥作用，客观上也未受到足够力度的考验。

欧债危机的不期而至，作为一种反向激励机制，使强化制度约束和深化融合的观念在欧盟各国更加深入人心。虽然不同观点始终存在，但政治决策层面捍卫欧元的态度始终鲜明，因为退出货币联盟，所需的调整成本很可能要高昂得多，将经受的整体痛苦也要大得多。目前来看，尽管持悲观论调的仍大有人在，但欧债危机没有改变欧盟一体化的大方向，反而对财政一体化形成了一些强有力的刺激与鞭策，欧盟加快了修补制度缺陷的步伐。作为利益共同体，欧盟获得繁荣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在于加强经济和政治上的融合。加快财政一体化程度将是解决欧债危机、消除不完美货币联盟隐患的根本途径。

二、欧盟财政整固和一体化的路径、条件与模式

在货币联盟条件下，财政利益取向各异的欧元区成员国本身存在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内在倾向和“道德风险”。为避免成员国无节制的财政赤字倾向影响欧元币值稳定和欧洲中央银行独立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规定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必须满足和遵守财政纪律标准。但是，2000—2007年，欧元区对财政规则的执行情况相当松弛，大多数成员国存在财政赤字超标纪录。2008—2009年为救助风雨飘摇中的问题金融机构和刺激经济复苏，欧盟成员国财政支出规模普遍攀升，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复合作用，整个欧元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1.4%提高到2010年的6.2％，同期，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由68.5％上升到85.6%。那些在危机前就存在大量政府债务的国家，则更容易产生前所未有的创纪录赤字水平，最为典型的是2009年希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13.7%，从而诱发了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发生以后，金融市场对欧盟各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高度敏感，怀疑情绪弥漫，一些国家政府债券收益率急剧攀升，导致这些国家债务融资能力严重受限而落入偿债困境。为避免债务违约、降低传染效应、舒缓政府债券市场压力，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提供了资金救助。同时，为避免救助行为陷入无底洞，所有受援国都要承诺推行财政紧缩计划。欧盟其他成员国出于财政可持续性的考虑，也纷纷加入削减财政赤字行列。这样，从2010年开始，欧盟各国普遍实施财政整固，纠正财政收支过度不平衡状况。

（一）欧盟财政整固的路径

欧盟各国主要通过政策紧缩和制度约束两条路径整固财政。

在政策紧缩方面，欧盟各国制定了减赤目标和时间表。例如，爱尔兰的减赤目标是2015年赤字率降至3％以下；法国2012年、2013年、2014年的赤字率目标分别是4.5％、3％、2％；德国2012年赤字率将在1％左右，2013年降至0.5%，2014年和2015年基本保持预算平衡。各国把削减赤字和降低政府债务余额增速作为预算的核心任务，从削减财政支出和增税两大方面着手实施财政紧缩政策。今后几年，欧盟各国的财政政策都将是“紧”字当头，以降低前期累积的超标债务，恢复财政可持续性。

在制度约束方面，一是强制引入预算平衡的规则和对预算平衡偏离的纠正机制。例如2011年8月西班牙修正本国宪法第135条，成为第一个把预算稳定原则引入国内基本法的国家。同时，签署《欧元增益条约》（the Euro-Plus Pact）的国家已同意把有关的财政规则转变为国内立法。二是在《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框架下加强抑制过度赤字，提高财政规则约束的执行力，重新建立了对各国预算框架的最低要求。最新的进展在2012年3月，除英国和捷克以外的欧盟25国正式签署了“财政契约”，以加强预算平衡，进一步收紧过度赤字处理程序，使各国承担起让公共财政回归秩序的责任。根据“财政契约”的规定，欧洲法院将有权对结构性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0.5%的国家进行处罚。

这些财政整固措施对于化解欧债危机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将给欧盟带来长远之利，有利于欧盟优化财政治理机制，弥补货币联盟内在缺陷，使经济与货币联盟具有更稳定的基础。

（二）欧盟财政整固的相关条件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表明，财政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历史上，债务危机通常会发生在银行危机之后。在本轮危机中，欧盟各国的金融部门救助计划也是导致财政赤字率急升进而诱发债务危机的重要因素；欧债危机发生以后，又对欧盟金融环境产生了破坏性影响，银行的外部融资条件恶化，所持有的政府债券面临或遭遇资产减记，同时，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的提高要求银行加快去杠杆化进程，这些影响的后果最终体现为欧盟信贷市场萎缩，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深度受损，经济进一步衰退；经济衰退又会导致财政赤字上升，从而陷入财政不稳定与金融不稳定相互牵制的恶性循环。为实现真正的财政整固，欧盟必须采取措施打破上述恶性循环，避免债务危机与银行危机相互转化，这就需要相应的“防火墙”制度，需要加强多项政策的协调配合。

欧债危机以后，欧盟相继建立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等专门机制处理危机救助事宜，欧元区永久性救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ESM）也将比预定方案提前一年推出。利用这些“防火墙”制度与救助安排，欧盟可以化解传染风险，阻止危机蔓延，处理债务危机对金融稳定的威胁。同时，永久性救助基金作为欧盟经济安全网体系的必要成分，是对经济与货币联盟制度架构的重要补充。

在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方面，初期的进展并不顺利。欧洲中央银行认为货币政策的任务是维护价格稳定，不愿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因此，货币政策只是相对宽松，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状况依然紧张。受债务危机持续影响，2011年第三季度，信贷紧缩问题明显加剧。欧元区企业大约三分之二的外部融资来源于银行信贷，银行对欧元区货币政策传导和实体经济意义重大，欧洲中央银行此后加大了货币政策宽松力度，相继采取连降主要再融资利率、扩大抵押品范围、降低准备金利率、开展长期再融资操作等措施，尤其是三年期再融资操作的推出，有效地支持了银行的流动性管理，使银行可以按照有序的方式进行去杠杆化，避免了银行急售资产和减少长期贷款。2011年底以来，宽松货币政策使财政紧缩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得到缓冲与平滑，金融市场环境相对改善，有利于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从而为实体经济的增长打开了空间。

（三）未来财政整固需要采取财政同盟支撑的增长友好型的模式

财政整固是欧盟国家的中期任务，可持续的财政政策作为培育长期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基础，其实质问题是“欧元俱乐部”成员国财政同盟的打造。前面连续几年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已经使各国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高达10％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2年欧元区将陷入负增长，GDP增长率约为－0.3%，西班牙、意大利等债务问题严重的成员国经济衰退的程度会更深，而且，由于能源价格上涨和间接税提高等因素，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将上升。在此局面中，各国利益取向的分化有可能愈演愈烈，从而考验财政同盟的努力能否见效。

财政安全毕竟需要植根于经济繁荣，欧盟各国财政政策需要在削减赤字与应对经济下行风险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所以必然需要采取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整固模式，同时尝试发展财政同盟制度框架。2012年英国预算案中，涉及的减赤目标是2016—2017年消除结构性预算赤字。在削减支出方面主要是削减福利支出，对于现代基础设施、各种学校教育、航空业、能源和医药业、小企业等领域则是加大投入力度。在税收方面，对银行、烟、酒、燃油、奢侈品等方面加税，同时，把公司所得税从2012年的24％降为2014年的22％，简化税制，为企业提供更便利的商业环境，意在通过这些措施支持英国的企业发展，鼓励人们努力工作，改变过度消费和债务膨胀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以恢复经济活力，实现经济复苏。

由于欧盟各成员国的财政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对于那些债务问题更严重的国家，妥善处理财政紧缩与经济复苏的关系已极为困难。未来经济状况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但可以预计，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未来几年，带有“供给管理”区别对待特征的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整固模式将是欧美国家的普遍选择。与之相伴，有无可能实质性地发展“转移支付”式救助机制而成功打造财政同盟，将不断成为支撑全局的底线。

欧洲一体化是一个历史进程。从历史上看，法德之间曾有几百年间彼此杀来杀去的血海深仇。二战之后，一些非常有远见的政治家力促法德形成所谓煤钢同盟。法德之间的同盟后来又发展到称为欧共体的经济合作，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国家合作创建空客，直到九十年代终于发展到可与波音平起平坐。欧共体发展过程中，得到“欧元之父”的理论支持，政治家们又搞了欧元区的货币同盟。这个货币同盟开始是精英合作，成员国之间差异不大，所以矛盾并不突出。剧变之后，欧元区范围迅速扩大，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大不相同。北欧、南欧的差距明显，孕育了非常显而易见的矛盾，只不过在一段时间内并未触发危机。

作为货币同盟的成员国们让渡货币方面的，但并不让渡财政。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形式上只有两条签约时确定的财政纪律：一是赤字率不超过3%，二是公共部门负债率不超过60%。希腊这样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加入货币同盟后，如果他们违反上述两个约定，就要受到警告；如果他们迟迟不能遵守约定，同盟就会减少甚至停止给予他们救助和扶持。但这两条财政纪律近年已经不足以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这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本质是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成员国独立的财政制度无法长久匹配的深层矛盾。如果可以匹配，货币同盟就可能继续运行；如果不能匹配，矛盾就会激化，直到引发危机而危及同盟的命运。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传到欧洲后，成为欧元区矛盾暴露的肇因。现在的局面是，欧元区在不同成员国内的利益协调上不断地试探底线。这将是一个阵痛的过程，而且会持续若干年。

解决欧债危机的关键是欧元区成员国能否最终真正形成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财政同盟，未来欧元区形成一个与欧洲央行相呼应的财政主体，各成员国让渡自己的财政，服从欧元区这样一个财政主体。欧元区财政主体的典型特征是发行公债，作为欧元区财政框架下的调控手段。我们现在看到了建立财政同盟的一些端倪，如建立救助基金，还有一些商议中的类似于财政政策工具的创新，如金融交易税。我们认为金融交易税也是明确的财政概念，欧元区需要有类似于美国联邦的准联邦来行使这种税权，这项公共权力要覆盖所有成员国。

财政同盟可以使我们联想到一个宏大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的大同境界的逐渐接近。如果欧元区真的建立了稳固的财政同盟，其发展势必会上一个大台阶。历史上，欧洲移民曾到美洲大陆采用很残酷的手段，把土著居民几乎赶尽杀绝，最后建立了联邦制的美利坚合众国。而欧洲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虽历史上杀来杀去，但最后要寻求共赢。如果通过阵痛，最终建立起一个“欧罗巴合众国”，那将是世界历史上一个社会趋近大同境界的新阶段。但是，现在无人可以保证其成功，而且这个阵痛的过程会很漫长，需要反复地试探、反复地“悬崖勒马”来维持欧元区不解体。

三、欧盟谋求宏观经济再平衡和激活实体经济的调整取向

为摆脱危机，避免解体，并提升欧盟未来在全球经济的地位，欧盟已更为积极地运用可行政策调整举措，致力于强化经济联盟，增加经济活力。

（一）关于纠正宏观经济过度失衡的取向和指标约束

经常账户逆差往往是一种反映宏观不平衡和失去竞争力的综合性指标，发生债务危机国家普遍存在经常账户逆差。一般而言，追赶型的经济体存在经常账户逆差也属于正常，因为追赶性国家通常需要吸引国外资金流入，以扩大国内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而且，货币联盟成立以后，成员国之间资金流动的汇率风险完全消除，利率风险明显下降，追赶型国家获得了有利的外部融资环境，外部借款活动更为便利。但是，危机国经常账户的逆差规模已超过了追赶发展理论可以解释的合理范围，以借债方式融入的资金也未能有效地助推实体经济增长，其相当高的比例被投向房地产和消费领域，助长了资产价格泡沫，导致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双膨胀。

从欧元区整体看，过去十多年，各成员国出口竞争力和经常账户平衡的差异不断扩大。过大的差异不仅会威胁到每个国家的经济稳定，而且会破坏人们对欧元区的信心，降低欧元区的凝聚力。由于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僵化，欧元区国家消除宏观经济不平衡和重新获得竞争力将是一个痛苦和持久的过程。再者，欧元区宏观经济过度失衡与2008年之前的全球宏观经济过度失衡相似，拖延调整的时间越长，进行调整的成本越高，不主动调整的后果可能就是无序的和破坏性的被动调整，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即为明证。因此，实施结构性改革，加强经济治理将是欧盟长期可持续运转的关键。改革内容主要包括：逆差国进行大规模的价格和成本调整，提高劳动生产率，培育产品市场的竞争力，尤其是服务部门领域，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僵化程度；顺差国继续提高竞争力，调整妨碍国内需求的结构性因素，刺激私人部门的需求。

为了激励成员国进行结构性改革，欧盟新推出了监测和纠正宏观经济不平衡状况的制度和程序，允许欧盟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在不平衡状况达到某种不可持续的程度之前就采取制裁措施，第一次制裁受罚国需要缴纳无息存款，第二次制裁所缴纳的无息存款转为罚款，是否实施制裁由大多数成员国投票即可决定，具有半自动性。

今年2月份，欧盟委员会推出了首份宏观经济不平衡预警机制报告，该报告采用10个指标监测成员国的外部不平衡和内部不平衡，每个指标设有警戒线。监测外部不平衡和竞争力的指标包括：经常项目差额GDP比例（三年平均值大于－4％、小于6％）；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比例（小于－35％）；五年内出口市场份额变化百分比（小于－6％）；三年内名义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百分比（对欧元区国家警戒线是小于9％、非欧元区国家警戒线是小于12％）；三年内真实有效汇率变化百分比（对欧元区国家警戒线是正负5％，对非欧元区国家警戒线是正负11％）。监测内部不平衡的指标包括：私人部门债务占GDP比例（小于160％）；私人部门信贷流入占GDP比例（小于15％）；房屋价格年度降幅（小于6％）；公共部门债务占GDP比例（小于60％）；三年内的平均失业率（小于10％）。欧盟希望通过细化的指标预警，从深层次支持各成员国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巩固欧盟在经济融合方面的根基。

（二）关于应对中长期挑战的战略取向

伴随欧债危机，欧盟面临的中长期挑战还体现为低增长、老龄化、资源压力，尤其是低增长的持久化问题更为严峻。在过去十年中，欧盟与主要经济伙伴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扩大，人口老龄化也在加速，从2013年起，适龄劳动人口的规模将缩减，福利支出和公共财政压力日益加大。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解决公共财政和失业问题将会越来越困难，欧盟在全球经济的地位会下降。因此，欧盟必须寻找一个使经济繁荣向上的解决方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

目前，欧盟已实施了指引未来发展的“欧洲2020战略”。它所包括的核心目标为：一是智慧型增长，加大对教育、知识经济和创新的投入以发展建立在知识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二是持续型增长，促进更有效利用资源、发展更环保和更具竞争力的经济领域；三是包容型增长，培育高就业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和地区的深度融合。欧盟希望推行这些目标加速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引导成员国走上知识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道路，从而摆脱债务危机困扰，进入富有活力的新阶段。能否如愿，还要回到协调消除各成员国利益摩擦而保障共赢结果的一体化制度建设上来。

总之，欧债危机暴露了货币联盟的缺陷，同时，也给修复和优化货币联盟提供了契机和方向。今后如何实现财政再平衡和宏观经济再平衡，改变高负债、高福利、不可持续的相关机制性缺陷，不仅是欧盟面临的任务，也为全球其他经济体提供了警示与借鉴。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经济未来新格局中重新定位和规划自身发展战略，值得思索。

参考文献：

［1］【意】贾恩卡洛·甘道尔夫.国际金融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M］.靳玉英，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405-419.

［2］Amie Kreppel，European Monetary Union: Theory，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EB/OL］.clas.ufl.edu/users/kreppel/euro.pdf，2012-04-08.

［3］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2012），UK Budget 2012［EB/OL］.hm-treasury.gov.uk/budget2012_

documents.htm，2012-04-08.

第9篇

“我们这快成多晶硅的第二故乡了。”阿拉善出租车司机李师傅说。

阿拉善盟，这个地市级的区域在有卡通式的拉伸，它的面积相当于8个海南省，年日照数在3000小时以上，太阳能资源占内蒙古太阳能资源总量的4/5。在这里，采撷太阳能的大型光伏电站，2012年建成2座，2013年建成6座，域内现在坐落着至少21座光伏发电站。建成和在建电站数目分属当地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局管辖。阿盟经信委电站汇总表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盟建成光伏发电站6座，阿左旗发改局一份《光伏企业开发建设情况通讯录》中，在建的光伏发电站是15家。

不仅是阿拉善。

2013年中国光伏产业发展逐步复苏，多晶硅产量逐月回升，部分电池企业经营好转。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13年多晶硅产量约8万吨，电池组件产量25GW；大型光伏电站建设提速，分布式应用示范规模化开展，初步估算全年新增光伏装机超过8GW，其中大型电站超过6GW，分布式光伏装机约2GW。

光伏电站装机量大增，给阿拉善带来的并非全是惊喜，更多的是一盘电网与光伏企业、光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棋局。

锋威的到来

30年前，阿拉善就开始推广户用型光伏电池组件。由最初的10W、20W逐渐发展到170W的户用型及中小型村落供电系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由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先后建成一批试验示范型村落风/光互补、光/柴互补、风/光/柴互补电站。本世纪初，国家实施“光明工程”、“送电到乡”工程，阿拉善光伏电站总功率达到398kW，但大多属于离网系统。

当时，良好的光照资源并没有给阿拉善的光伏发电站带来爆发式增长。而最先发展起来的，居然是光伏产业的最上游。2008年下半年，锋威硅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多晶硅项目在阿拉善开建并于次年投产。

锋威硅业的到来被认为是实实在在的高新技术产业，至少让以煤炭、原盐等资源为支撑的阿拉善工业经济似乎看到了转型发展的方向，这使锋威得到了认可和扶持。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锋威投产当年就作为阿拉善盟行署10大重点投资商被表彰，原因是其投资完成1亿元以上，项目开工、投资到位、竣工投产表现突出。一同被表彰的还有宁夏发电集团贺兰山风电场。

锋威硅业投产的第二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达到10.5GW，占全球产量的50%以上，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纷纷削减光伏补贴。中国光伏产业联盟的统计显示，我国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产量从2007年还不到0.5GW，直窜至2012年的22GW，占全球产量的54%。

坏消息接踵而至，靠海外市场而大量出口的光伏组件，遭遇欧美国家“双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数据显示，2013年第一季度，国内多晶硅（光伏上游）产量不足1万吨，较上年同期下滑50%以上。热气逼人的光伏产业瞬间无缓冲掉入谷底。

一边是中国巨大的光伏产能，一边是欧美“双反”收窄需求，中国政府在此背景下一次次出台支持光伏产业消化产能的政策。

2012年8月，国家能源局出台《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将太阳能“十二五”期间的装机目标确定为21GW：这是原定的4倍。大型地面电站因装机容量大、容易实施，成为尽快消化过剩产能的唯一选择。2010年前后，中国东部地区几乎每个市都冒出一个光伏产业园区，2011年后的中国西部地区，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光伏产业园区，不同的是前者生产光伏相关产品，后者则用光伏产品发电。

2011年，青海格尔木等西部城市已经成为光伏电站装机的焦点地区。该年仅青海一省就建成1003MW太阳能光伏电站，创世界之最，占当年全国光伏电站安装总量的40%，世界总量的1/27。同年，青海一次性核准了42个光伏电站项目，总量达1000MW，这些项目于2012年建成并全部实现并网发电。

地处内蒙古西部与甘肃宁夏接壤的阿拉善，并没有成为此轮光伏电站建设投资方的首选。到2011年底，阿拉善并网装机的光伏电站仅25MW。彼时的西部地区，已有10多个城市的电站规模达到数百MW。青海、甘肃、新疆的各城市最少有一个光伏发电园区，多数光伏发电产业园都按照1000MW级规模设立。

阿拉善被遗忘或轮空。

晟辉的盘算

地处一类资源区，有着良好光照资源的阿拉善，不甘被轮空的行动始于2011年。当地第一份里程碑式的文件是《关于加快推进全盟风电和光电产业发展的意见》。

该文件明确要求全盟光伏发电到2015年新增装机1000MW，到2020年装机要达到4300MW，此外设立新能源产业发展引导专项资金，对当地风电光电产业公共技术平台搭建、技术研发以及技术成果产业化等项目给予补助，对引进重大新能源产业项目有功人员进行奖励。该文件中一次性规划了13个光电场，分别位于巴彦浩特、吉兰泰、巴彦诺尔公、敖伦布拉格、腾格里、苏宏图、额肯呼都格、雅布赖、阿拉腾敖包、达来库布、居延海、乌斯太、孪井滩。

在阿拉善积极吸引光伏项目的同时，青海格尔木、甘肃敦煌等地爆发式建设的电站遭遇困境――限电让一些光伏电站建成之后处于“晒太阳”状态。

很难分辨是阿拉善强有力的政策起到了实效，还是投资者被迫的选择，机会开始光临这片对光伏项目期待已久的土地。一时间，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国电电力内蒙古新能源公司、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大唐山东发电、中兴能源等众多企业上门，提出要在阿拉善建设光伏电站。面对纷至沓来的电站投资商，期待已久的盟长冯玉臻忙到只能“抽时间接待”。

随后国电电力内蒙古新能源阿左旗分公司、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和晟辉能源科技公司等一批公司相继在阿拉善投资建设电站。晟辉是其中唯一一家民企，却极具代表性。“我们用的是自己生产的光伏组件。”在现场施工的石姓项目经理说。

晟辉的母公司是内蒙古山路煤炭集团，这原本是一家以原煤开采、铁矿及硅石矿开采为主营的企业，几年前加入光伏掘金的行列，并且采取从高纯硅、多晶硅、多晶硅铸锭到光伏电站建设的全产业链布局。

石经理所负责的晟辉阿拉善光伏电站一期30MW已经成功并网，这让他稍稍松了一口气。

根据财政部的相关政策规定，电站如果并网晚于2013年12月31日，将按照0.9元/千瓦时的标杆上网电价执行，而之前并网的电站则以1元/千瓦时上网。虽然只差0.1元，但是对于装机容量为30MW运行25年的电站来说，以年平均发电量4500万千瓦时保守估算，就涉及1亿元的利益――这决定了一个电站的盈亏生死。

为了这个30MW的电站，石经理在阿拉善来回跑了2年。电站从开始施工到建成仅用了6个月，此前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协调各种部门和办理手续上。政府监督部门的各类验收令他烦恼不已，原本预期在6月完成的并网工作一直到10月底才完成，时间的拖延使他十分焦虑。晟辉最终抢在年前并网，石经理认为民营企业的灵活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如何灵活，他表示，如果是国企，肯定不会这么快。

晟辉最直观的投入是在光伏电站的旁边出资建设了一个110kV的变电站，用以将光电升压后送往当地贺兰220kV变电站。而国电集团、中节能的光伏电站是直接利用当地既有的110kV变电站，省下了这笔建设变电站的钱。

与其他的当地光伏电站一样，石经理最担心的是未来新上的项目标杆电价能否在0.95元/千瓦时以上。而按照现在的政策，阿拉善属于一类地区，2014年起并网的电站只能享受0.9元/千瓦时的价格。“就算5分钱也要争取，那可是很大的量。”石经理说。晟辉二期70MW项目已经拿到相关的批复，准备开工，如果能争取到0.95元/千瓦时的标杆电价，那晟辉二期的70MW电站就能增加利润近1.3亿元。

“发电站靠发电赚钱，限电麻烦就大了。阿拉善原来不存在弃光限电的情况，这并不代表未来不会。”晟辉阿拉善电站站长邱淑林对此十分担心。在她看来，在光伏电站建设运行过程中，民营企业对于赢利要求更为迫切。不过她庆幸的是，阿拉善现在还没出现弃光限电的情况，电站能够满负荷运行，发多少电上网送出多少。如果能保持这一状态，晟辉阿拉善电站有望在10年内收回成本。

限电的隐忧

在晟辉的光伏电站内，20名员工全部是当地人，负责电站日常运行管理的站长邱淑林刚从阿左旗供电局退休。邱淑林的工作职责是确保电站设备正常运行。虽说电站已经实现自动并网发电，可上万块的光伏电池板几乎每天都有零星的故障发生，必须安排人去现场检修。邱淑林过去的同事朋友有时还能帮忙处理一些故障。不仅于此，邱淑林之前供职的阿左旗供电局负责其所在电站的地方调度工作，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电站发电的情况。

晟辉另外建设在青海格尔木的电站，就没有这么幸运。2012年青海格尔木出现弃光限电情况，其电站弃光严重时达50%以上。

“阿拉善没有大的用电企业，电网送出容量有限，等大量的项目跟进，限电是迟早的事情。”石经理提及此事有点担忧。而且现实的限电事件就在眼前，2011年阿拉善新建的风电场至今还间或地被限制发电，只是那些风电场都接入的是隶属于国家电网的西北电网。

国电阿拉善左旗光伏发展公司总经理宋占国介绍说，电站建成以来发电没有受到限制，原因是对于电网来说，阿拉善目前的光伏装机量较小。国电属于第一批来阿拉善建设电站淘金的企业，阿拉善的第一个光伏电站就是国电2010年在这里建设的装机5MW的金太阳项目电站。截至目前，国电系已经在阿拉善建成6个电站，总装机量达90MW，占当地光伏总装机量的1/3。

多煤多风的内蒙古，一直是全国大“电源”之一。与其他省份不同，内蒙古拥有两张相互独立的电网，即国家电网蒙东电网与蒙西电网。后者隶属于内蒙古，是国内唯一一家独立运行的省级电网，发电总装机占内蒙古电力总量的60%。2002年的电力改革中，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为五大发电集团和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两大电网公司。蒙西电网成为两大电网公司之外仅有的一张省级电网。蒙西电网覆盖内蒙古中西部的8个盟市，阿拉善就是其中之一。阿拉善目前建成的光伏电站都接入了蒙西电网。

阿拉善盟输电线路为蒙西电网220kV的最西端，由乌斯太开发区接入蒙西网后，分别输送至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及额济纳旗。

属于蒙西地方电网管辖区的阿拉善，虽然地域辽阔，但是能够用于光伏电站并网的变电站和输电线路并不多，能够供光伏电站直接接入的110kV和220kV电站不足20个，且分布不均衡。光伏电站经济性等要求决定了其离变电站越近越具有经济性，尽可能靠近变电站，这给光伏电站的选址带来困难。

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是，近年来，内蒙古发电能力翻了近8番，外送通道却未增加一条。抗争10余年，条条出省通道都拼力试过，但当地至今有电愁“路”，尽管年年闹“电荒”。

蒙西电网曾经提出建设两条超高压线路，让蒙西电网和华北网之间的网对网交流通道送电能力提升。这两条超高压通道在2005年通过专家论证，被写进了2010年6月的国务院研究室送阅件《关于尽快解决蒙西电力外送难问题的建议》中，但至今未见落实。

对于当地电网来说，虽然输送清洁能源一直是蒙西电网的主要任务，但是相对独立的蒙西电网在装机容量连续翻番的情况下并没有增加外送通道，早已造成严重的“窝电”问题。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同样价格从发电企业购电，建设新的输电线路和变电站对于电网来说是额外的投入，而招商引资来的发电企业，并不会给电网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阿左旗发改局副局长李忠茂一天要接好几个光伏企业询问电站建设情况的电话。2013年12月25日，他下乡调研一天，次日，他的办公桌上就又多了两份光伏电站的投资意向性协议，其中有一份是国内某知名光伏企业与盟长签字的，要求他协调选址。

“来的企业中，有被我们拒绝走的。”李忠茂说，“有意向的企业很多，不能谁想来就来，来了没有地方建设，建设后并不了网都是问题。这需要规划。”在李忠茂看来，央企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在当地投资建设电站是实实在在的，而部分民营企业，签订一个金额巨大的战略合作协议后就没了下文，并不是所有签订协议的企业都能够让项目落地。

爱康科技当年与阿拉善盟行政公署签订的投资额约28亿元，土地使用面积约近500万平方米的200MW光伏发电项目投资协议就没有落实。有消息称项目已经转让，截至2013年年底，阿拉善并网的光伏电站中并没有该项目。

各种忙于上马的光伏电站项目背后，是全国光伏电站装机量的快速增长。国家能源局预计，到2013年底，中国累计光伏电站装机约10.8GW，其中青海3.21GW、甘肃2.83GW、新疆1.28GW、宁夏1.26GW、内蒙古910MW。国内专业光伏市场研究机构Solarzoom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已披露的达成意向、签约以及正在开发建设的光伏项目总量达到130GW。

与此同时，并网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弃光限电问题，已经受到了国家能源局的重视。

去年10月底，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征求2013、2014年光伏发电建设规模意见的函》，2014年光伏发电建设规模将从原计划的10GW上升至12GW，其中分布式光伏项目将达到8GW。光伏电站装机量的增加已经在行业预料之中，而其中的一张附表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该表对2014年拟建设光伏电站规模提出了初步安排，其中河北、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的光伏电站装机容量被加上了括号，该文件特别标注，在不出现弃光限电的情况下，括号内装机量才有效。这意味着，一旦这些地区出现弃光限电现象，将不能再申请新的装机项目。

阿拉善的愿望

在一位不愿具名的阿拉善主管经济的政府部门领导看来，已经建成的光伏电站并没有明显拉动当地经济。

一个10MW的光伏电站只需要7～8个人，其中3个技术人员、4个日常勤杂人员，且技术人员通常是发电站从外聘请，这对于当地的就业无法明显改善。此外，光伏电站作为招商引资项目，按照当地政策将给予所得税“三免三减”（三年免征、三年减征）的优惠，而一个10MW的光伏电站占地20万平方米以上，占用时间长达25年，这让地方政府觉得不很划算。他抱怨说，建设电站的地方并不是完全的沙漠，如果能够加以开发利用也能有经济效益。

正是出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考虑，阿拉善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全盟风电和光电产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使光伏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当地除了规划建设光伏电站之外，还将在现有的多晶硅产业基础上，形成“硅材料-光伏电池-光伏发电”产业链。

当年把光伏产业带到阿拉善的锋威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为了促进就业，当地扶持已经停产近一年的锋威多晶硅项目重新开工，并支持其在稳定多晶硅产能的同时，尽快上马多晶硅切片、太阳能组件、光伏电站等项目，同时建设5GW太阳能电池生产线。

“我们会适当要求来阿拉善建设电站的企业使用本地的光伏组建产品，已经发文要求支持本地光伏企业化解产能走出过剩危机，阿拉善也准备出台相关文件。从本地买光伏组件的价格不比从外地购买高，还能省去运费，何乐而不为呢？”一位当地主管工业经济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李忠茂认为，从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来看，在阿拉善盟开发沙漠、戈壁滩太阳能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可以使广袤的沙漠、荒凉的戈壁变废为宝，实现阿拉善盟经济乃至全自治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第10篇

[关键词]经济危机；税收流失；税收管理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3-000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制度障碍与政策研究》（08CJY043）。

一、我国税收流失现状及其危害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有限的管理能力成为税收的束缚。对发展中国家的逃税情况的研究表明，半数以上的潜在所得税未能征收入库的情况并非罕见，其他税种也有些类似情况。我国这类研究资料比较缺乏，但同样，应征额与实征额之间有较大的差距，税收流失严重。有学者曾对我国逃税的规模进行测算，结果令人震惊：在1995年至2002年中，我国逃税规模分别为4473.95、4099.14、4358.44、4524.92、4440.31、4438.13、4320.56、3991.88亿元，逃税率分别为0.74、0.59、0.53、0.49、0.42、0.35、0.28、0.23。[1]最近，审计署公布的有关审计结果表明，由于企业存在着核算、申报不实等诸多问题，导致大量税收流失。这不仅使得政府收入流失，税收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大打折扣，更降低了税制的弹性。特别是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由于管理的原因，导致税收收入相对额下降，要想增加收入，只有不断地提高名义税率和开征新税，导致了高税率低税额的现象，也使得减税面临巨大困境。并且，从长远角度看，税收流失还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作用。因此，减少税收流失是一项重要而又迫切任务。

二、税收流失问题的原因

（一）公民的依法纳税意识淡薄

企业通过做假账，多摊派费用，减少账面利润来减少纳税已成为一种风气，公民的依法纳税意识淡薄。这固然与我国公民素质不高有直接原因，但是还有其他方面因素。

1.部分征税人征税观念不正确。在部分“税官”看来，我是“国家税官”，我就有权管你，你不服，我有法治你，一副典型的“税老大”的模样。并且，某些地方人情大于税法，只要人情到，好处到，一切都可以通融。这使得纳税人感觉社会主义税收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并无本质区别，从而产生反感。

2.政府机关的财政支出不够透明，甚至错位。虽然我国人大每年都对预算情况进行审议和监督，但是绝大部分纳税人并不清楚财政收入有多少用于纳税人，有多少用于政府开支。如果纳税人看到的仅是政府机关漂亮的办公大楼，宽敞的职工宿舍和高档的轿车，他们就会感到即使依法纳税，也都被“当官的”挥霍掉了，故产生一种少缴税甚至偷税的动机。

3.税收宣传不得体。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税法宣传仍然停留在“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任务”、“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阶段上，这使得纳税人误认为税收是政府无需付出取得的，税收是一种绝对的权利，权利义务的不平等使得纳税人对征税产生抵触情绪。

4.偷税惩罚力度不够。纳税人看到：许多偷税漏税单位或个人并没有被发现；即使被发现，受到的惩罚力度也很小，从而使依法纳税的人们有不公平的感觉，他们也改为不依法纳税。这种“示范效应”使不依法纳税成为普遍现象。一旦如此纳税人就不会因为不依法纳税而产生罪恶感。

（二）税制设计不合理、税务管理能力弱

1994年税制改革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现行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基本上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可以从我国宏观税负不断的提高中看出。据统计，从1994年～2002年，我国宏观税负率分别为10.96%、10.33%、10.18%、11.06%、11.82%、13.02%、14.07%、15.95%、16.40%。[2]但从税收结构情况看，流转税和所得税这两个主体在结构上是严重失衡的，流转税比例过高，目前已达到税收总收入的70%以上，而所得税所占的比重则比较低，仅有16%左右，其他财产税等辅助税种也未调整到相应位置。同时，应该看到，我国税务管理能力较弱，这使得税制实施的效果不好。从实践看，正是由于对法定的各个税种缺乏管理能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税制设置的初衷与实际运行情况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其结果首先是影响一定时期税收收入的总量与结构。在这种较低的税务管理能力下，要增加收入，政府往往必须不断提高税率和开征新的税种，其结果必然使得税制缺乏严谨的体系。我国税务管理能力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征收系统信息化程度低，征管手段落后。首先，税收计划缺乏弹性，税务机关的征收进度比照税收计划进行，很难做到应收尽收。其次，征收大厅没有充分发挥其功能效应。虽然投入大量硬件设施，但其功能的应用有待于开发。如以计算机代替手工征收，虽然提高了工作效率，但目前的软件功能尚有欠缺，只是对纳税人简单情况进行储存，打印税额及征收日报等，不能提供大量信息。对纳税申报资料的人工审核不但缺乏可比性而且还存在滞后性纳税评估，税源监控信息在征管实践中没有被灵活地运用。特别是对未申报户、欠税户缺乏很好的源泉控制方法，未能与工商、银行、企业进行联网。再次，征管数据没能为稽查选案即使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2．管理系统信息化程度低，没能有效地支持征收系统和稽查系统。管理系统是税收征管体系的桥梁和纽带。现行的管理系统从税源监控的广度到深度都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而且信息化程度低，过多强调了静态税收资料的保管，忽视了动态税收资料的采集。

3．稽查系统效率不高，没能把稽查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及时反馈给征收和管理系统。稽查人员所占的比例不足，稽查力量有待充实，稽查的内容、方法也有应进一步完善。特别是目前稽查部门实行的“选案、稽查、审理、执行”一整套方法，虽然本意是要强化对稽查权力的制约，减少大规模稽查而增加的税收成本，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出现一些问题，利用选案提供的数据不尽准确，影响了稽查工作的准确率。

4．征收、管理、稽查各部门之间的职责范围划分有时不甚合理，缺乏整体协调。表现在征管数据没有能为稽查选案及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管理系统既缺乏相对独立性又不能有效地支持征收系统和稽查系统；稽查没能借助于征收和管理系统获取选案线索，有针对性地实施专项稽查和重点稽查，同时，也没有很好地做到把稽查检查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及时反馈给征收和管理系统。

5．征管工作在具体操作中缺乏一定的规范性。首先表现在税务人员的素质、业务水平有待于提高；其次办税程序、手续、文书还不甚规范，税务人员执法的规范化问题仍然存在。

（三）税收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法律框架，《税收征管法》等税收程序法的颁布实施，也进一步完善了税务执法、法制监督、和法律救济的制度体系。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新型经济及相关法律的不断涌现，税收法制建设中不仅原有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还暴露出新的矛盾。主要问题有：

1.税收法律体系不完善。许多重要的税收法律，如税收基本法、税务违章处罚法、税式支出法、税务法理法、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等还未出台；税收实体法内容滞后，税种设计不合理。

2.税法与相关法律存在明显脱节，长期游离于整个法律体系之外。不仅《宪法》中未对税收的开、征、停、减、免以及公平税做出规定，税法与行政法之间还存在矛盾。

3.税收依法行政上存在明显缺陷，税收司法运行机制存在明显不足。

三、税收流失问题解决办法

（一）提高公民的依法纳税意识

现代各种税种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公民的纳税意识，这种纳税意识一方面来自于纳税人的“觉悟”，另一方面来自于考虑到被抓住后会受到惩罚。公民的纳税意识很大程度上来自纳税人对作为正式制度的税法体系的认同程度。如果纳税人能确认税收用途正当，与自己享受的公共服务能联系在一起，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影子价格”，并且能感觉到与其他纳税人相比，税收是公平的。这个时候，纳税人对尽义务的意愿会大大加强。但是不少纳税人对征税有抵触情绪。要改变这一态度，一是要改变目前征税人高高在上的错误观念，使他们知道：正是公民的纳税，政府机构才能正常运转，才能给公务员工资。二是要改变目前的税法宣传，不能只停留在“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任务”、“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类口号宣传的水平上，而要使纳税人看到：税收是他们为社会生活付出的代价，是为消费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税收给他们生活中增加的，并不只是负担。

要增强公民的依法纳税意识就要加强对违法纳税人的检查和处罚，并将这些情况公布，以儆效尤。而这又和加强税收管理是相联系的。一个合理的税制跟一个完善的税收管理体系，应该使纳税人衡量逃税的成本―收益后选择依法纳税。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解释：

E(Y)＝K[Y-T(Y)-P(m)m×Y]+(1-K)[Y-T(1-m×Y)][3]

其中, E(Y):可支配收入 ，Y:个人真实收入 ， T(Y):税收函数 ，m:真实收入被隐瞒比例 ，P(m):罚款率函数 ，K:逃税行为被查获函数 。

因此，理性的纳税人要使个人可支配收入最大化，预期的最优“逃税”程度取决于税率结构、逃税被查获概率以及罚款率结构。在其它因素不变情况下，逃税程度取决于查获概率K（检查力度）、罚款率P(m)（惩罚力度）。因此，降低畸高税率，加大查处力度和频度，提高罚款率，均能减轻逃税。而这些，是税制设计和税务管理所决定的。

（二）改进税收管理

1.优化税收征收系统。要实现税收系统信息化，包括纳税申报方式多元化，纳税申报数据采集、处理、分析自动化，税控装置普遍化，税款入库无纸化，与相关机构实现网络化。

2.管理系统信息化。管理系统信息化的重点，应该放在纳税信息的分析，存储和与征收系统和稽查系统的相互衔接、相互交流上，建立管理系统与征收、稽查系统相配合、相促进的机制。只有逐步实现管理信息化，加大管理力度，最大可能地获取纳税信息，缩小征纳双方的信息差距，实现合理有效的纳税评估机制，才能使征收、稽查系统高效运作。

3.强化税收稽查，提高稽查水平。要加快税务稽查的制度建设，规范税务稽查执法的权限和程序，建立税务稽查考核体系。税务稽查要实现信息化，以征管数据作为稽查选案的依据，充分利用协查信息，使稽查选案更具有针对性，提高稽查效能。在稽查体制上应确定选案、稽查、审理、执行四分离格局，既能分解权利，又能明确责任，应强调在对稽查权力制约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稽查行为。

4.制订规范的核定征税程序。通过规范核定程序，可以有效地避免核税的随意性。具体要求包括：同一城市对核税文书做出统一规定；核税人员定期开展辖区业户经营情况的调查分析及定税后的跟踪管理；逐步实现核定征税由手工管理向计算机管理转化。[4]

（三）完善税收法律法规

加强税收立法，健全税收法律体系。这是推进依法治法、治理税收流失的基础。基本思路是：建立税收基本法为母法，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相配套的税收法律体系。

1.建立税收基本法。税收基本法是具有最高税收法律地位的“母法”，规范税收共性问题，统一、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法。可以为税收执法、司法及其监督确立目标，提高执法、司法水平。

2.健全税收实体法。税收实体法是指规定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税收法律规范。在我国现行的各税收实体法中，除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其余税收法规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但从实际情况看，这种有税无法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税收的强制性，国家应该尽快将一些可以预见长期适用的税种完成立法程序。

3.完善税收程序法。税收征管法是指规定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与义务履行过程的执行程序的税收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案）》于2001年5月1日开始实施。新征管法充分考虑了税收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影响，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一个立法宗旨。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与义务履行过程的执行程序还需要不断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易行健,杨碧云,易君健.我国逃税规模的测算及其经济影响分析[J].财经研究,2004,(1):31-40.

[2]2002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3]Allimgham, M．and Sandmo, A．．Income Tax Evas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72,（1）：323-338．

[4]曾国祥.对我国税收管理战略目标和框架的构想[J].税务研究,2002,(6):64-66.

Research on Tax Evasion Issu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nancial Crisis

Wei Guo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第11篇

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资源价格偏低和比价关系不合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我国偏低的资源价格不能及时和充分地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缺乏对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激励和约束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资源的过度开发、过度需求和过度浪费，造成废弃物的大量产生和污染物的无度排放，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不到发挥，由此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粗放的，资源产出效率低。二是偏低的资源价格加剧了资源供求紧张的矛盾。从需求来看，资源价格偏低导致资源需求的过快增长，特别是不正常的投机性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从供给来看，资源价格偏低，影响了资源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此外，资源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还促使资源出口大幅增长，最终造成国内资源供给不足。三是资源价格扭曲带来国际收支失衡和汇率上升的压力。由于国内的资源价格被人为地压低，多数低于国外水平，使得我国资源消耗型出口产品的成本很低。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始终保持在全球较低的水平，刺激了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贸易顺差扩大，带来结汇压力和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国际投机资本也会因此迅速流入，造成资本项目顺差，最终带来国际收支失衡和人民币汇率上升的压力。

从长远看，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是有利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完善，价格关系尚未理顺，特别是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主要是通过价格信号的引导作用实现的。因此，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使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能够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是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合理制定资源性产品价格政策，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关系，适当提高资源性产品价格，健全资源性产品价格构成，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的价格约束机制和补偿机制，使其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是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合理的价格机制和价格水平，不仅可以促使消费者节约资源，减少浪费；而且可以刺激经营者加强管理，改进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必须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这是从体制机制上解决资源短缺问题的客观要求，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

四是有利于纠偏中国经济日益加剧的内外失衡。当前，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局面已经十分突出，同时我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局面有所加剧。在内外失衡压力下，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巨大。全球经济形势的紧张加上国内外经济失衡状况的恶化，使得原来准备有序推进的各种调控政策步履蹒跚。在这种情况下，破局的着力点需要转移到价格改革上来。价格改革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科技创新力、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来促进经济失衡的缓解，减小人民币大幅升值压力。

总之，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既是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长期化价格管制是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最大障碍

当前，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面临的障碍，除了我国二元经济特征、资源垄断经营体制还没有打破、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外，长期化的价格管制措施是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最大障碍。价格管制及其成本财政补贴决不是宏观调控的灵丹妙药，而是与市场机制相悖的微观干预，是以政府代替市场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发育的主要障碍。在一个有着深厚管制传统而且管制也在现实发挥作用的国家，必须防止借干预之名回归长期管制的旧体制之路。价格管制的巨大负面影响决定了其应当慎用。

1．造成了资源加工企业的政策性亏损，威胁到其生存与发展。由于成品油售价受到严格管制，炼油企业外购原油的成本上升不能向下游传导，造成了炼油企业的政策性亏损。近两年电煤价格持续大幅攀升，加上电厂脱硫成本增加，导致发电企业普遍出现亏损，发电企业亏损面达到80％以上，部分发电企业出现资金周转困难、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局面。应该让全社会来分担油价和电价上涨带来的成本和压力，而不能仅仅由某一个环节来承受，更不应仅让国家财政来补贴。

2．价格管制造成事实上的中国补贴世界、穷人补贴富人。“中国制造”产品畅销世界，除劳动力廉价因素外，所使用资源价格普遍低于国际市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偏低的资源价格提高了“二高一资”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造成这些产品的大量廉价出口，等于在间接补贴世界。现在境外资金正在进驻到内地各种能源消耗领域，例如石油石化下游领域、依靠油运转的工业加工领域，最终以铝、钢等工业制品的形式走出国门，境外资金便可满载而归，这无异于变相对中国能源资源的掠夺。价格管制也造成国内不公平的跨地区转移支付，因为目前我国多数炼油厂分布在中部地区，而成品油消耗最多的是东部发达地区，价格倒挂的结果是欠发达地区补贴了发达地区。通过价格管制和财政补贴形成的低油价，实际上使有车族得到了实惠，而政府和无车族间接承担了有车族的成本。目前部分地区的油、电、煤供应紧张与价格管制不无关系。

3．价格管制对节能减排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我国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的。我国能源消费以煤为主，相对落后的煤炭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压力，随着中国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加，部分城市大气污染已经变成煤烟与机动车尾气混合型，这种状况将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在一个物价整体上涨的环境里，能源价格管制造成能源相对便宜，必然促使消费者增加能源消费，甚至可能用能源去替代其他价格已经上涨的商品，放大能源需求增长。低价能源为高耗能企业创造了更大利润空间，造成低效和不合理的能源消费。在强劲的能源需求面前，行政手段对控制高耗能行为无能为力，只要能源价格不涨，企业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兴趣就不大，节能减排就没有动力。

4．价格倒挂导致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供求紧张。成品油价格倒挂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外价格倒挂，二是批零倒挂。持续加剧的价格倒挂现象，意味着进口大门已经关闭，使得国内加油站再次陷入油源紧张的困境。油价管制也造成进口成品油以保证国内供应的中石油、中石化更多的政策性亏损，进口积极性大大下降。相反，由于国际市场高油价的刺激，部分企业不顾国内资源紧缺的现状，为追逐利润开始加大出口步伐。电力市场也存在类似情况，目前发电用煤的价格已经放开，但电价还由政府管制，2007年以来的情况是电煤价格大幅上升，造成发电企业亏损加剧，企业就会少发电以减少亏损，这势必使电力供不应求的状况更加严重。价格管制必然导致供求结构失衡，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价格放开的条件下，管制措施难以实现预期目标。

5．价格管制对抑制通胀的效果有限，反而会加大中长期的通胀压力。虽然目前成品油、电力等一些重要资源的价格被管制，但是其他未被管制的物品如煤炭、铁矿石等上涨带来了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很多石油石化产业链下游的化工产品也都出现了价格上涨现象；进口价格指数趋于上升，输入型通胀压力有增无减，这与其他国家没有进行价格管制、从而成本上升较快有关。由于部分资源品价格被管制，导致中下游行业承受成本能力有所增强，但这种承受成本的空间往往被不受管制的资源品所占用，导致其出现更大涨幅。

6．价格管制会强化行业垄断，损害企业效率。目前我国石油行业呈现明显的寡头垄断局面。在政府定价的情况下，投资放开还不足以吸引外资和民营进入，国企一家独大，越做越大。因为当能源价格持续上涨时，价格管制不能为企业提供一个相对确定、可预测的商业运行环境。只要政府愿意，国企是可以亏损的，资金链也是不会断的。目前的油价倒挂对于中石油和中石化来说只是短期影响，最终政府会被迫调价或补贴。成品油调价滞后的牺牲者必然是民营油企，而中石油和中石化则趁机低价收购，加强垄断，成就中长期垄断利益。价格管制还会造成企业效率下降、成本上升。由于相对垄断的市场地位和价格管制，石油国企的精力必然放在和政府讨价还价上，放在要求政府提高价格和增加补贴上，而不是依靠改善管理、技术创新、优质服务来提高赢利。长期而言，由于石油的不可再生性和替代不确定性，如果由于价格管制造成低效率的石油国企和石油消费，最终的受害者一定是消费者。

逐步放松价格管制、积极稳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总体思路应以形成和完善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为目标，以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为导向，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节约和综合利用为核心，以水、电、油气、煤和土地等重要资源的价格改革为重点，以强化外部效益的内部化为手段，以兼顾公平和社会稳定为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一）现阶段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重点工作

1．加大水价改革力度。全面推进水价改革，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加大水资源费征收力度，扩大水资源费征收范围并适当提高征收标准；推进农业用水价格改革，推行面向农民的终端水价制度，逐步提高农业用水价格；合理提高水利工程和城市供水价格，加快推行阶梯式水价、超定额加价等节水型水价制度，对非居民用水要实行计划用水和定额用水管理，以鼓励社会各界、各行各业节约水资源；全面开征污水处理费，尽快把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到保本微利水平；研究建立国家水权制度，探索建立水权市场，利用市场机制优化水资源配置。

2．深化电价改革。积极推进电价改革，必须着力解决电价形成机制不合理的问题，改革电力定价方式，进一步理顺电价关系，对现行的低类别的电价，在保持价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按照补偿成本、公平负担、合理盈利的原则逐步理顺价格，使价格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以提高全民的节电自觉性。应区分自然垄断与非垄断环节，逐步建立起发电、售电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输电、配电价格实行政府定价并监管的价格形成机制。为此，要加快推进上网电价改革，将上网电价由政府制定逐步过渡到由市场竞争形成；改进和规范输配电价格管理办法，形成合理的定调价机制；改革销售电价的分类和结构，形成有利于公平负担的销售电价定价机制。

3．完善石油、天然气定价机制。坚持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的方向和原则，建立既反映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变化，又考虑国内市场供求、生产成本和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等因素的石油价格形成机制；建立石油企业内部上下游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相关行业的价格联动机制、对部分弱势行业和弱势群体适当补贴的机制；适时提高成品油价格，加快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的改革步伐，改变原油、成品油价格倒挂的现象。要针对天然气价格水平偏低的状况，进一步改革燃气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提高天然气价格，建立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理顺天然气价格与可替代能源的价格关系，建立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调整的机制，实行定额用气、超定额加价政策，以鼓励燃气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促进天然气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4．全面实现煤炭价格市场化。进一步建立市场化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政府逐步淡化对煤炭价格形成的干预；研究建立科学的成本核算体系，构建反映煤炭完全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全面反映煤炭资源成本、生产成本、安全成本和环境成本；改进煤炭订货方式，推行长期交易合同；加强价格监测，建立有效的信息服务系统；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煤电价格的良性互动。

5．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认真落实土地保护制度，运用价格机制调控土地，强化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严格控制行政划拨用地范围，扩大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范围，减少协议出让土地的数量；建立规范的基准地价确定和公布制度，以及协议出让土地最低价制度。改革征地补偿办法，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综合运用价格调控手段，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基本农田；健全土地收益分配机制，推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

（二）努力为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创造有利的体制政策环境

1．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加快水利工程供水和城镇供排水管理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创新，推进污水处理产业化进程；继续完善电力厂网分开的改革，积极推进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的改革，稳步发展电力市场，为深化电价改革创造体制条件；深化成品油流通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石油市场体系建设，规范石油现货市场，趋利避害、善用期货市场；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强化节约利用土地；深化资源型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国有能源企业集团，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2．深化资源财税制度改革。主要思路是提高资源税（费）率与改变资源税费征收方式双管齐下。一方面，提高资源税率和资源费，通过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强其解决由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生态改善、污染治理、土地复垦、水土流失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公共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改变资源税费征收方式，把从量计征为主转向从价计征为主，从量和从价计征相结合，形成和完善有利于从资源富集地区分享资源溢价收入的机制。要利用税收政策，合理控制我国资源产品的出口。提高各种涉及环境保护的税、费征收标准，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择机出台燃油税，促进节约用油，体现多使用者多交税的原则。

3．打破资源性行业垄断经营。在重要资源行业垄断格局没有改变、政府监管体制和方式改革不到位的条件下，简单地放开煤炭、油、气、电力、水等重要资源产品价格，而没有放宽部分资源垄断领域的市场准入以培育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与机会，可能会固化资源垄断行业的利益刚性，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将很难起到有效调节市场供求、刺激经营主体节约资源等目的，甚至反而可能放大资源垄断部门对价格的支配力，为该行业垄断企业进一步增加利润大开方便之门，这违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初衷。因此，必须加快资源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放宽部分资源垄断领域的市场准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分割和行业垄断，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促进资源在不同行业、部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形成全方位的竞争格局。

4．进一步明晰并完善资源领域的产权关系。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使中央政府通过提高资源开发税税率、健全资源开发秩序相关制度来行使包括资源开发权、收益权等在内的所有权，真正把法律规定的资源国家所有权落到实处。一级市场上，将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落到实处；二级市场上，建立完善的产权交易制度，实现产权按照市场规则交易流转。

5．建立完善资源储备制度。为确保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平稳运行和战略安全，有必要建立健全战略性物资储备制度和价格调节基金制度，以有效应对资源产品价格异常波动，应对战略性需求和安全性需求，确保价格总水平稳定。建立战略性物资储备制度，有助于确保能源的正常供应，防范不确定因素引起的能源供应紧张，保持能源供应及价格的相对稳定。建立价格调节基金制度，有助于在紧急情况下，政府可运用调节基金干预能源市场价格，实行临时价格补贴等措施，平抑和调控突发性能源价格异常波动，维护社会的稳定。

6．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实质是对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资源性产品涨价意味着中下游企业和居民支出负担增加，尤其对低收入群体生活产生很大影响。政府应抓住当前财政增长较快的有利时机，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社会公众的承受能力，并配合实施减税等政策缓解上游涨价对中下游企业和居民的冲击，确保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不因价格上涨而下降。

（三）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需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

1．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要建立健全价格法律法规体系和科学有效的价格管理体制，加强和改善国家对价格的宏观调控，注重运用税收等经济手段引导价格。同时,应注意到在竞争市场不成熟和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过度推动市场化改革，忽视对重要物资的计划调控和民众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将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资源价格改革要与我国资源行业发展现状相适应，既要稳步推进市场化进程，又要发挥政府的监管和调控作用。

2．要根据宏观经济环境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时机。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出台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措施的进程及力度一定要做到“有控制、有步骤”，要在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合理规划，谨慎、适度地把控制资源市场化改革进程和社会各界的可承受程度结合起来。为避免过快放开市场价格可能引起的社会震动与摩擦，资源产品价格改革要因势利导、稳步推进，分步实施、分类进行渐进式改革。

3．要协调好政府定价与市场定价之间的关系。相当一部分资源性产品涉及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利益，或带有准公共品性质，政府需对其总体价格水平进行管制以确保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不是否定政府定价倡导市场定价，而是通过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促进资源节约，进一步理顺价格体系和完善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个前提下，通过协调政府定价与市场定价之间的关系，平衡好国家宏观价格控制和市场微观放活之间的关系。

4．要处理好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与企业、不同地区之间、生产方与消费方的多种利益调整，处理好各方的利益关系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价格改革过程中，涨价的成本应由政府、企业和民众共同、公平承担。

第12篇

RMCM：2016年上半年公司的销售情况怎样，是否达到预期？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铁拓机械：铁拓2016年上半年销售情况在我们的预期之中，同比略有增长。我认为铁拓近年来逐步形成了品牌效应和业内良好的口碑，这是公司在整体环境不利的形势下能有稳步表现的主要原因。

泰安岳首：2016年岳首的销售量比前两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虽然这两年宏观经济存在下行趋势，许多地方单位经营困难，但是由于国家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入，施工领域的大型央企的业务仍在延伸并扩大，而我们与中铁工、中铁建、中交系统、中水电、中建、中材、中冶等央企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合作，有着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受益较多。

山东贝特：2016年上半年，我们的沥青搅拌站销量是25台（套），相对于其他产品，沥青搅拌站的表现略低于预期。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今年公司出台了新的客户评价系统，该系统对客户的实力、付款方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徐工道路：2016年1～5月份销售情况还是令人比较满意的。徐工道路对沥青搅拌站产品加大了核心技术的研究，追求更加精致的产品质量，能满足更多特殊施工类型对设备的要求，如环保型、温拌等，再加上徐工道路产品成套化的带动，徐工沥青搅拌站性价比高的特点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市场口碑大幅度提升，这些因素促使销售情况达到公司的预期，圆满完成了公司预定的销售计划。

亚龙筑机：2016年上半年，亚龙筑机已完成全年销售任务的53%，比去年同期增长28.6%。公司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经营好于预期。

RMCM：目前，公司的主要销售区域是哪里？主导产品有哪些型号？影响因素是什么？

泰安岳首：公司的出口占销量的比例较大。在海外市场，南亚、中亚、非洲地区销售的产品都在2000型以下，以1000型、1500型为主；国内市场上3000型、4000型的销售有明显增长，其中中原地区以及新疆、湖北、山东、河北、河南、四川、重庆、贵州这几年的销售情况良好。我认为今后3000型、4000型及2500型将会是养护市场的主导产品，这与摊铺机、压路机比较匹配，市场表现与工程项目的工期联系紧密。

山东贝特：在2015年售出的沥青搅拌站中，3000型以上的型号居多，2016年则是3000型及以下占比较大。我认为这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工程量有所减少；二是前几年国内工程机械需求量很大，很多厂家将技术不成熟的4000型搅拌站推向市场，扰乱了整个沥青搅拌站市场，导致有些需要大机型的客户对国内产品失去信任，转而采购国外品牌。

徐工道路：目前，我公司销售的沥青搅拌站产品中所占比例较大的是中型沥青站，这主要与工程类型有关。由于大规模基础投资越来越少，开工的工程主要为国内公路改扩建、公路养护类等，公路建设逐步从“建”向“养”转变，因此。

亚龙筑机：在国内市场上，公司目前所售的产品以大型设备为主。这说明国内用户的生产和施工工艺日趋成熟，大型设备虽然初期投资较大，但是设备本身性能更稳定，技术更先进，施工更便捷，长期来讲具有较好的使用效益。

RMCM：随着国内道路养护市场持续走热，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关注热再生技术和设备，因此近年来拌和站产品的功能和性能在逐步发生变化，其中热再生功能及其技术指标在不断进步，贵公司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南方路机：行业非常重视废旧沥青混合料的再生利用，及热再生设备的发展。南方路机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近15年的设计制造与生产经验，并拥有良好的市场和口碑。其中RLB系列沥青混凝土厂拌热再生设备采用欧洲全新技术，结合了国情，具有独立知识产权。该系列可采用升级改造方式，通过对已有的设备添加再生功能模块，扩展设备的应用场合并获得更大效益。

南方路机的热再生设备具有的特点如下：稳定可靠、技术先进、加热安全、计量精确、智能控制；独特的加热方式，避免RAP加热过程中沥青老化；烟道、出料口等多点的温度监测，保证出料温度及生产的安全性；回收料烧损、蓝烟排放、附加污染等指标，达到并优于国家标准；最大热再生料添加比例可达50%，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铁拓机械：热再生设备是铁拓的强项，铁拓从2005年就进入了这一领域，因此，目前在热再生领域铁拓的产品具有较大优势，也是公司力推的产品系列。

泰安岳首：高速公路沥青旧料添加设备我们做的还比较少，公司做的比较多的是针对市政道路以及二级、三级公路的设备。热再生中的旧料添加、复原状态、回收物料的各项性能与原生材料的状态性能有很大区别，各地区对公路等级的要求不一样，检验标准也不统一，旧料的使用范围、应用标准、寿命等方面区别较大。因此，产品的应用一定要结合各地公路发展的进程。

山东贝特：我公司每年都有几台（套）厂拌热再生设备的订单。2016年我们跟山东省路桥集团公司设备研发中心达成合作协议，山东省路桥集团旗下的沥青搅拌站以后都将配套我们的再生站。通过合作，我们的新产品、新技术可以马上拿到现场试验，他们的想法也可以通过我们厂家付诸实现，这种高效合作将给产品的技术水平带来很大提升。目前，我们已经合作完成了2台再生设备的配套，另一方面还在加大温拌沥青及路面养护机械设备的研发投入。

徐工道路：徐工在旧料再生技术于国内兴起之初就已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深入研究，成功研制出XRP80、XRP130及XRP160三款厂拌热再生设备。目前，徐工厂拌热再生设备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类道路施工工程中，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此基础上，徐工还推出了XFP系列沥青发泡设备，配合厂拌热再生设备可以将废旧回收料添加比例提高到50%以上。徐工仍然会继续加大这方面的研究投入，完善产品系列，提升产品先进性。

亚龙筑机：公司早在2006年就成立了再生研究专项小组，开始研发再生设备与技术，通过持续研发、改进、优化和完善，在2013年推出新型沥青再生设备。2014年亚龙筑机推出的再生设备深受市场青睐，实现销售近8台（套）；2015年亚龙公司的新一代再生设备融合沥青发泡温拌技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新之路。

RMCM：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拌和站在智能、绿色、人性化方面的技术特点已成为企业有效提升竞争力的突破口，企业做出了怎样的努力，达到了怎样的效果？

南方路机：南方路机沥青搅拌设备在环保性能上的提升和创新有几个方面：首先从设计理念上基于环保考虑，整个原材料系统建立环保料库，后台进行综合调配，在上料过程中就将灰尘控制住；其次在烘干技术上，利用精准的先进软件和实验室配合分析计算，合理布局烘干滚筒内部的提料叶片，通过对料流、料帘、火焰和热气流的模拟分析，将技术成果应用到实际当中。骨料进行充足的热交换，从而最大程度利用燃料；三是推出温拌沥青也就是用泡沫沥青方式，利用物理过程进行搅拌，南方路机始终致力于发泡技术的研发，尽量把泡做小，降低拌和温度的同时，搅拌沥青过程中产生的沥青烟也少了，碳排放量也就降低了；四是南方路机推出了室内搅拌设备，把整个沥青搅拌站封起来，起到降噪除尘的作用，但该设备也是基于用户需求来定制，“环保不等于环包”。五是已经向市场供应厂拌热再生设备近十五年，技术工艺不断细化提升。六是南方路机成品料放料门处，设计了蓝烟和灰尘清除系统；七是从原材料上，南方路机一直致力于将砂石骨料做到精细化，从源头上解决因为骨料品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总之，南方路机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分别提供结合当地实际需求的整体环保实际方案。

再说产品的智能化。南方路机互联网云平台，能够利用现有的无线3G网络，将设备在一线发生的实时图像，第一时间传送回南方路机远程监控中心，通过总部工程师的及时诊断，提出及时有效的处理方案。同时，南方路机互联网云平台，通过授权实现对各地运行设备的24 h在线实时跟踪和健康监控，监视设备的作业情况和机器性能变化，预测预警故障的发生，出现故障及时报警，变被动维修为预防性维护。

铁拓机械：由于全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政府和舆论都对沥青搅拌行业提出了更高的环保要求。提升搅拌站的环保性能可以从搅拌站生产中产生的粉尘、噪音、尾气等具体环节入手加以控制，每一个具体环节达标后，搅拌站整体自然可以满足环保要求，而且这种方案在成本控制方面具有更大优势。我始终认为，沥青拌和站的研发和设计不应忘记初衷：成品料的质量更高、更好、更稳定。这也是铁拓长久以来追求的最高目标。

泰安岳首：岳首是国内沥青搅拌站整机制造厂家中最早提出“环保”概念的少数厂家之一，早在2006 上海宝马展中，岳首既已展出环保型沥青搅拌站，换句话说，岳首研发环保站已有十年以上的历史。目前，城市型和模块化沥青搅拌站就是岳首在环保型搅拌站方面取得的成果。

徐工道路：徐工沥青搅拌站在绿色、智能、人性化等方面一直走在行业的前沿，率先研发的智能生产管理系统、智能故障诊断系统，使产品实现了对生产过程的远程智能监控和管理，实现了故障智能诊断及分析处理。徐工研发的温拌泡沫沥青生产设备，大幅降低了燃油消耗和有害气体的排放。徐工道路的沥青搅拌站还实现了一机多能，可生产原生热拌沥青混合料、温拌沥青混合料、再生沥青混合料、温拌再生沥青混合料，真正达到了绿色、环保。

陆德筑机：随着社会各界对于环保的关注愈发深入，政府主管部门对于施工设备排放标准的监管也越来越严格。作为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本着对社会、用户负责的态度，陆德筑机在除尘、排烟等方面严格按照国家环评要求设计沥青搅拌设备。陆德筑机没有采用将拌和站封闭起来的方法，而是通过其他技术措施消除沥青烟、粉尘及噪音对环境的污染，例如在冷料系统采取了设置全密封装置并引风除尘的措施，以控制扬尘；拌和楼采用通道密封加引风负压形式杜绝粉尘泄露；多余回收粉采用集中储存与加湿搅拌双结合的处理方式，解决回收粉料排放带来的粉尘污染；采用高效环保布袋除尘器，使尾气排放优于国家标准；通过消声、隔声、减振等措施，显著降低噪声。我们严格依照国家环评要求来设计拌和站，粉尘排放、噪音以及有害气体排放全部满足国家环评标准的要求。

亚龙筑机：亚龙筑机的城市商品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将现代搅拌技术、信息智能技术、环保技术及城市艺术高度融合，实现了环保与效益兼得。镇平县市政管理处主任仵泽峰曾赞叹说，他们经过广泛的调研考察后，之所以选择亚龙筑机公司的新型环保站，就是因为这个设备不仅好用，而且扬尘、烟气、噪声、能耗、操控系统设计能够有效地解决粉尘和烟尘排放、噪音干扰、能源消耗、操控安全人性化等问题，营造洁净无尘的生产环境；设备放在城市周边，本身就是一个靓丽的风景。

亚龙筑机的生产经营专业管理系统已投入使用，这是信息化、数据化管理的升级，它让搅拌站的销售、生产、运营、数据统计、决策分析、信息沟通等实现规范化管理。该系统有完善的多点监控子系统，可随时监测各关键设备的工作状态；同时可选用GPS定位系统及远程数据传输系统，进行远程程序升级、故障诊断与处理，保证设备可靠运行。

RMCM：随着城镇化率不断提高，沥青混合料的商品化生产、城市型沥青站需求也会越来越多，贵公司如何看待这个动向？

铁拓机械：在市场应用方面，我认为今后大中城市附近的拌场会逐步集中，将按照供料区域分布在城市周边的少数几个地方，每个拌场会集中多台（套）拌和站，就近给一定区域供应沥青混合料。这样可以将污染和噪音问题集中起来，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便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除此之外，只要能解决产能的分配，拌和站集中起来还会在设备的成本节约、日常维护、原材料采购及质量控制方面带来很多益处。

目前欧美发达国家采用的都是这种集中生产的模式，因此国内拌和站零散分布于城市周边的这种缺乏统一规划的模式可能会被逐步取代。

泰安岳首：从长远来看，城市型环保搅拌站需要一系列系统的办法来提高环保水平，并且不能把一个污染引发成二个污染。真正的城市型环保拌和站应该无基础、占地面积小，同时要实现环保。民族企业有责任担当，环保无污染搅拌站将是城镇化发展对设备提出的要求，在这方面，岳首人一直在努力做到最好。

山东贝特：这是行业今后发展的大方向，国外都是在一个城市周边做详细规划，固定配置几套搅拌站，称为网络化布置、工厂化设计。城市型搅拌站对环保性能有很严格的要求，不过现在还没有标准，各企业的理解也不太一样。我们目前以客户的需求为标准，按照现行的标准建站，并按照客户对粉尘、沥青烟、噪音处理的要求来设计环保系统。我们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客户群量身定做了多种方案。

徐工道路：城市型沥青站也就是环保型沥青站，可以隐蔽于城市中。由于城镇化会带来土地资源紧缺，而搅拌站生产需要很大的土地空间，即使在城市内可以审批到土地使用权，但使用成本高昂，这无疑会增加用户的生产成本。此外沥青搅拌站生产时需要原材料、成品料不断进出，因此大型车辆过往繁忙，这必然会给附近居民的生活和环境带来较大影响。

城市型沥青站未来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考证，这有可能是个例或特别需求，我公司在这方面已进行深入研究，关键技术已经掌握，可根据使用单位的要求量身定制。

陆德筑机：对于城市型拌和站，陆德筑机拥有完整的技术储备，只要政府的相关标准出台后，陆德可以立即推出更加环保、适于城市内使用的工厂式沥青拌和站。我们的工厂式沥青拌和站设置有独立料仓，每个料仓都加装了除尘装置，从原料环节就开始进行除尘。分料过程是在内部封闭进行，可以达到满意的除尘降噪效果。

“十三五”开局之年，陆德筑机除了继续加强沥青拌和站的环保和质量技术研发外，还引进日本破碎机技术，推出了国内领先的再生破碎设备。

RMCM：“一带一路”是国家提出的战略规划，工程机械行业发展的阴晴圆缺历来紧随国家政策，那么在出口方面，贵公司有怎样的计划？对于未来行业整体的发展势头您有怎样的看法？

南方路机：出口一直是南方路机销售的重点之一，依托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大通道，南方路机的海外市场发展布局正在逐步推进。2016年5月，南方路机为瑞典客户设计制造的LB1500型浇注式沥青搅拌设备，在南方路机厂区内预装调试成功。这一设备是南方路机出口欧洲的第10套沥青搅拌设备，也是南方路机专为瑞典客户量身打造的浇注式沥青搅拌设备。能够在沥青技术发展相当成熟的欧洲市场获得瑞典客户的订单不仅是南方路机多年来深耕欧洲市场的一大成果，也是南方路机技术实力最佳体现。在国际市场上，南方路机产品早已在非洲、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立足，而进入欧美市场才更有意义。

铁拓机械：铁拓在海外销售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目前公司海外销售的机型主要以1500型及以下的产品为主，销售情况比较稳定。

海外市场的交易成本和风险在增加，前几年都是国外用户全额付款后，厂家再出货，现在一些海外客户开始使用远期信用证，而且期限甚至达到36个月，这对于厂家来说风险太高。我们公司目前做过的最长的期限是20个月，时间再长我们就不做了，变数太多，风险不可控。

泰安岳首：岳首对重点市场进行了切分、细化，调整人员结构， 按三个层面的客户群体制订了不同的营销办法。在国际贸易方面，岳首近年来持续产品优化升级，以内部提升带动外部贸易，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中亚五国、外蒙古、俄罗斯、加拿大、北欧、中非、南亚等区域或国家的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已在马来西亚设置洲际办事处和快速响应服务中心。

徐工道路：徐工集团一直致力于开拓海外市场，已建立了完善的海外销售服务体系，海外销量也在逐步提升。徐工一直响应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政策，从2016年1～5月份的销售情况看，徐工切实地把握住了这个契机，同比销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出口订单也逐步增多，已出口至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喀麦隆、乌兹别克斯坦、马来西亚等诸多国家。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实施，相信出口业务将迎来黄金发展时期，我们计划在现在的基础上加大出口型产品、海外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投入，进一步提升出口份额。

亚龙筑机：“一带一路”沿线有65个国家，亚龙筑机在过去10年已经进入了大概二十几个国家的市场。在俄罗斯、蒙古、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建立了经销、服务与配件保障网点。现在，亚龙正在积极开拓东南亚市场，并已和新加坡、柬埔寨、泰国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回顾与总结

在这次耗时近两个月、行程几千公里、足迹遍及七省的沥青搅拌站企业走访中，我们亲眼目睹了生产车间的状况，这是企业运行情况的缩影，是能真实反应其状态的镜子；亲耳听到了行业大佬的声音，其中不乏侃侃而谈与闪烁其词；亲身感受了企业对市场环境的焦虑和对技术发展趋势的热切关注。走访结束后，回顾此行的点点滴滴，我们收获良多、感触良多，将之整理之后，汇总于以下两大方面。

一、行业问题

工程机械市场已从波峰滑落到波谷，这个市场曾经被认为是潜力巨大的“蓝海”市场，而如今已变为“红海”，甚至是“血海”。受其影响，沥青搅拌站市场的表现近几年虽不至于哀鸿遍野，但也是差强人意，而行业存在的弊端始终未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1）门槛低、企业数量多

沥青搅拌站虽然是筑养路工程中的核心设备，其性能对沥青混凝土路面工程的质量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其技术与生产门槛却不高。据估计，目前能生产沥青搅拌站的企业，在全国有100余家，其中不乏被业内人士称为作坊的企业，这些企业甚至没有固定的员工和办公地点，只在接到订单后才临时招聘员工，租借加工场所，组织生产。还有一些企业接到订单后，自己并不生产而是整体外协，只贴牌，这种情况也不鲜见。真正有实力独立完成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全过程的企业恐怕不超过总数的40%。其缘由跟产品的技术门槛不高和市场与用户不成熟密切相关。

（2）买方市场不成熟

目前我国工程建设领域的设备买方层次差距较大，既有高大上的国字头企业，也有独霸一方的区域龙头，还有数量巨大的个体经营者。总体而言，我国公路建设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这个市场体系并不健全，市场分割、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严重，监管体系严重滞后，因此它还只是初级的、低层次的不成熟市场。由此带来的问题之一就是用户对设备品质要求的差异极大。有沥青搅拌站企业就谈到：“曾有用户明确提出，买一台沥青搅拌站只要凑合干完一个工程就行。”此类用户大多属于拿到分包工程的投机者，他们几乎不考虑高价质优设备的可靠性高、寿命长、更有利于保证工程质量、售后服务及时的优势，他们购买设备的主因仅仅是价格。在目前的买方市场，这类用户的数量不在少数。

（3）价格战若隐若现

说到价格战，没有一家企业公开说“喜欢”，大家都表现得很痛恨。但事实上，还是有很多中小企业在打价格战，不惜以牺牲产品品质为代价来获取订单。采访中就有企业感叹：“一些品牌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打价格战，因为他看到市面上还有比他报价更低的。”价格战是一种恶性竞争，无疑会导致行业畸形发展。企业不应忘记前几年的教训，行业里大范围的价格战导致的结果虽称不上白骨岑岑，可至少也是血泪斑斑。

二、技术焦点

（1）热再生技术

早在十年前已有一些企业开始在厂拌热再生领域投入资金与人力，目前很多企业都在技术水平和制造工艺上有了一定的积累。随着养护市场的急速扩大，热再生设备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有人用夸张的一句话说明了热再生设备的重要性：“不能生产热再生设备，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沥青搅拌站的！”

（2）节能减排技术

在节能方面，由于沥青搅拌站是能耗大户，大中型设备动辄需要数百千瓦功率，以吨计算的燃料消耗量，因此提升节能技术、减少能耗对于用户有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在减排方面，由于环保意识已深入人心，筑养路设备中的“排放大户”――沥青搅拌站备的排放水平备受关注，因此提升这方面的技术水平既可以作为产品的卖点，也可以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品牌美誉度。

（3）全环保型拌和站

近年来，封闭的工厂式全环保型沥青搅拌站发展迅速，也备受关注，不同品牌对环保沥青拌和站的设计理念大相径庭，生产者本身及外界对于它的评价褒贬不一。其实，新型环保技术具有很多优势是值得肯定的，但应避免仅对优点夸大其词，而对缺点闪烁其词，甚至避而不谈，我们不希望以美好愿望为出发点的技术创新最终事与愿违。

生存的必须、同侪的压力、市场的残酷、机会的稀缺、行业的期许是企业们必须跨越的障碍。采访时谈及这些，企业们虽言谈谨慎，却也信心十足。由此，我们也坚信，目前的困境终将被摆脱，所有的艰难终将化作成功路上的靓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