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04 15:08:1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畜牧业发展背景，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近日，浙江省农业厅、环保厅和国土资源厅联合制定的《浙江省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达标验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出台，不仅对相关验收方法作了明确规定，为该省农业水环境治理设定了标准，也为该省畜牧业首次设立了环境准入门槛。从畜牧业的现代化管理而言，应该具有里程碑意义。
《办法》的出台，有着现实背景。为实现全面治理污染的目标，浙江省在国内率先提出“两个转变”，其一，由单纯的项目环评审批向空间、总量、项目“三位一体”的环境准入制度转变;其二，由过去单纯的专业机构评价向专家评价和公众评价“两评结合”的环境决策咨询机制转变。
不符合规划的养殖区散落化和畜牧污染的现实危险，凸显了畜牧业污染治理的紧迫性。从总量来说，据统计，我国养殖场年粪便量约为17.3亿吨，相对工业固体废物的6.34亿吨来说，达到2.7倍之多;从现实污染来看，由于畜牧粪便污水的生化指标极高，高浓度的有机污水一旦排入江河湖泊，其中高浓度的氮磷就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从而对整个生态链造成不可逆的侵害。与此同时，其本身的恶臭、抗生素和激素等残留也会对环境造成持久性污染，而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人畜共患疾病的传染源现实可能性同样也不容忽略。
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浙江省“三改一拆”与“五水共治”的推进，出台《办法》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无论从畜牧业的转型倒逼来说，还是“三位一体”的环境准入制度的确认来讲，通过畜牧业的再规划和确认畜牧业的环境准入门槛，对未来畜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
从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实现农牧业的有机结合和有效互动，能够实现畜牧业产值的绿色效益最大化。例如美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狠抓了环保工作，据1990年相关调查，75%的牛场建立了人工粪池，61%的牛场建立了水渠，80%的牛场建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区，73%的牛场进行了水系的有效治理，42%的牛场还实现了草场植树。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规定，每新建一座规模化养殖场必须保证有足够的农田来消耗粪肥，这些相应举措实际可谓畜牧业环境准入机制的雏形。
国外的发展历程为我国畜牧业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通过环境准入门槛的环保硬指标倒逼，能够促进畜牧业的规模化效应和科学养殖，同时实现畜牧业粪便等排放物的绿色转化和价值附加。由此，畜牧业的准入门槛实际更多是畜牧业利润转型的新要求和新方向。
同样，通过准入门槛的设置，能够催生畜牧排放物污染处理服务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从而提升污染处理的技术含量和应用范围，从产业下游处理角度完善畜牧业养殖的现代化链条。因此，从科学管理以及利益回收最大化而言，制定畜牧业的环境准入门槛不仅是对群众的负责，也是一种实现畜牧业现代化的驱动和力量源泉。换而言之，环境准入门槛更是传统与现代、集约与粗放、环保与污染、可持续和不可持续发展的关卡，在畜牧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关键词】发展 畜牧业 经济 农民
我国的畜牧业是我国支柱产业之一，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畜牧业政治开始逐步的代替传统畜牧业，在国家注重“三农”问题的政策下，加大发展现代畜牧业经济已经成为构建现代农业的重要手段。我国是农业大国也是人口大国，由于人口过多，致使某些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失业现象，发展畜牧业正好可以充分利用劳动资源、解决失业问题。
一、发展现代畜牧经济的意义
畜牧业是产业关联度相当高一个产业，它和种植业以及工业都有交联，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畜牧业虽然看上去一个独立产业，但是它与其他产业衔接的十分紧密，上接种植业，下系加工业，具有十分强大的产业拉动力，能够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把现代畜牧业作为农业产业结构提升的主力军，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一）推动新农村建设。畜牧业顾名思义是通过饲养动物取得畜产品的产业，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目前国家对农业发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农业改革的脚步也在加快，作为农村经济的支撑点，畜牧业成为了我国发展农业的突破口。由于社会发展迅速，我国有些地方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畜牧业作为一种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正好可以有效的帮助缓解这种现象，提高农业生产力、加速农村经济发展。而且现代畜牧业是可持续的发展行业，整合了农业资源，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中有着明显的优势，为新农村建设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二）增加农民收入。现代畜牧业相比种植业所存在的风险要小得多，种植业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不高，导致农民的收入面临着不可预见性的风险，而畜牧业面对自然灾害的防预性显然要比种植业高出许多，这可以减少农民收入不稳的风险。而且目前市场对于畜禽类的要求也是有增无减，这表明了发展畜牧业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民收入的增加既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加强了综合国力。
二、畜牧经济存在的问题
社会的进步、国情的改善，让我国的经济建设在不断快速发展，我国的畜牧业经济也有显著的提高，但是我国畜牧业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饲养过程的环境问题。在饲养过程中，很多养殖户不注意环境问题，比如将牲畜的粪便不进行科学处理直接倒入河中，致使河流受到污染等，除了养殖户养殖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些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的原因，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这种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反向思考，由于工业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一些工厂没有进行科学的排水处理，导致水的质量受到影响，水物质金属含量超标，一旦牲畜饮用这些污染过的水，肉质就会受到损坏，人们进食这些变质的肉也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二）牲畜质量有问题。在市场经济利益的催化下，有些养殖户为了追求高收入，对牲畜进行激素饲养，让其生长速度加快，这也导致了牲畜的质量出现了问题，使我国在进行产品输出时出现退货处理，影响我国在国际上的信誉，也抑制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三、发展现代畜牧经济的途径
发展现代畜牧业是我国建设新农村的必然过程，势在必行。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经济一定要运用科学发展观，进行创新发展，要以绿色为出发点，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积极推进绿色产业。
（一）重视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当前我国畜牧业运转过程中还存在着科技含量不高、高消耗运作以及商品率低等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重视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这样才能保证现代畜牧业经济的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能够保证资源的充分利用，改善现有畜牧业存在的问题，实现科学生产、绿色生产。建设标准化的现代畜牧业，进一步提高畜产品的的质量，比如，在秋收后，对农作物的秸秆进行加工、作为饲料喂养畜物，这样不但可以减少饲养成本，还可以减少焚烧秸秆时产生的环境污染。这类循环模式，可以实现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加强了对于生态的保护，也推进了现代畜牧业的发展。
（二）推进标准化养殖，构建信息化体系。发展现代畜牧业经济一定要推进标准化的养殖，通过技术改造提升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对畜禽产品进行质量认证，保证农户的养殖水平。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背景中，要想现代畜牧业真正的得到发展必须构建信息化体系。畜牧信息化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畜牧业能否实现的转型的关键。信息化的建立能够及时准确的了解畜牧业在市场上的发展状况以及最新的科学技术应用手段，及时的为养殖户提供准确、科学的情报消息，帮助并推进其实现标准化养殖，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力度，帮助养殖户提升科学养殖的水平，提高农民的素质文化。构建信息化的养殖体系才能加大发展现代畜牧业的经济发展。
（三）政府加大对畜牧业的扶持。畜牧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政府一定要加强对其的扶持，对畜牧业的扶持，有利于拓宽市场和带动劳动力的作用，能够缓解我国农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对于合适发展畜牧业的贫困地区要给予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支持，让畜牧业得到发展。对于畜牧业的龙头企业也要加大扶持力度，通过专业培训，推进产业化经营，完善企业机构，让其带动区域的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实现收入增加，加大对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
四、结束语
畜牧业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也是我国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经济，可以帮助农民提高其收入，保证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新农村的建设，在满足国内产业需求的同时提高对外的出口量，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脚步，加速了我国现代化的建设，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姜文康.抢抓改革机遇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J].四川畜牧兽医，2014，03：10-11.
[2]王军华.浅谈如何加快发展现代畜牧经济[J].当代畜牧，2013，32：15-16.
1牧区经济发展背景
我国是农业大国，畜牧业在农业中所占的比重也是较大的。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畜牧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草原畜牧业经济理论指导不先进，缺乏专业管理人才等原因，使得草原畜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走入了误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饮食材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对蛋、奶、肉等需求不断增长。这就要求畜牧区必须抓住机遇，从传统的草原畜牧业向科学化的现代畜牧业转变，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实现畜牧业经济的不断跨越。
2牧区畜牧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2.1草场质量下降。
畜牧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草场资源，发展畜牧业经济必须建立在草场建设的基础上，比如扩大草场面积，提高草质。据笔者调查，内蒙古草场面积为全国第一。但近年来草场沙化严重，草场面积减少。草场沙化带来的恶劣影响不止是草量和草质的下降，还产生了毒害植物。这些毒害植物不仅影响优质牧草的正常生长繁殖，还会造成牲畜的中毒死亡，直接对牧民造成经济损失。为解决草场沙化问题而组织的草场建设等项目也效果不佳，草场的恢复能力仍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除此之外，鼠害、虫害、自然灾害没有相应完整的应急措施，导致近年来草场的载畜能力逐渐下降。
2.2畜牧产品的流通和开发滞后。
牧区畜牧业经济的主要方面就是畜业，畜业发展好了才能推动整个牧区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还能够带动食品及毛纺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据笔者调查，牧区畜牧业在数量上持续稳定的发展，但个体产量下降。生产出的畜牧产品没有便捷健全的流通网络，流通速度慢，出栏率低，商品率低，产业单一。现代市场发展更新换代变化快，畜产品如果没有一个快捷便利的流通渠道，没有一个符合市场规律的发展模式，将制约畜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2.3缺乏专业人员。
提高牧区畜牧业经济的必由之路是提高畜牧生产的科技含量。但牧区生活水平偏低，专业技术人员因待遇等问题不愿留存，导致牧区畜牧养殖新技术更新慢、推广慢。由于缺乏专业人才，牧区畜牧业经济的专项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还没有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支持。
2.4教育水平有待提高。
牧民虽以畜牧为生，但基本还是靠天养畜，在养殖的过程中轻出栏，重存栏。牧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没有学习先进养殖技术及管理方式，无法学习掌握农牧新技术。由于部分牧民还没有脱贫，存在子女辍学养家的现象。这样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牧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再加上牧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和历史问题导致的草场分配不均，这部分牧民如果没有企业及政府的帮助扶持，是不具有扩大再生产能力的，所有这些都是关系到牧民切实利益的问题。
3发展对策
3.1保护草场资源是重中之重。
草原经济的发展根本还是在于草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针对牧区草资源沙化严重，质量逐年下降的现象，牧区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草场保护及建设工作。这就要求牧区具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完善的保护制度来制约、处罚破坏草原的滥垦行为。相关部门在执行过程中也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畜牧工作人员需定期向牧民普及保护草原的必要性和相关知识，培养牧民的保护意识，利用奖励政策使牧民能够切实感受到草资源的宝贵以及提高牧草质量所带来的益处。
3.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要提高牧区畜牧业的经济效益，就必须提高牧区畜牧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职能，为畜牧业科技研究所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引进高科技人才，研究制定有效的草畜平衡机制，加强毒草除治、虫鼠病害防治、防护林建设以及畜种改良、防疫、完善畜群结构及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研究，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促进提升畜牧产业效益。要制定和完善牧区畜牧业发展和资源保护政策，加大政策调控力度，落实优惠政策，实实在在提高牧民收入。通过国家惠民政策，鼓励和激励牧民保护草资源、发展牧业经济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共同为牧区畜牧业经济建设努力。
3.3绝不能忽视教育。
为提高牧民整体综合素质，相关机构可在扫除文盲的基础上，开办畜牧技术业余教育培训班，主要教授牧民科学的养殖及管理技术。为了防止牧区儿童因为贫困辍学，政府可制定牧民子女教育优惠政策，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对家境贫困的优秀学生制定完善的奖励、补助制度。针对学业有成回乡建设的牧区青年，也可提供一定的奖励政策及人才引进制度，鼓励牧民重视子女的教育投资。
3.4鼓励发展龙头企业。
政府应积极扶持大型企业的建立，通过各项优惠措施使得牧民愿意跟随企业的指导，按照市场要求生产畜产品。企业可为牧民建立便捷的收购通道，通过对畜产品的多层次系列加工，提高销售率，发展特色畜牧产业，实现产销一条龙。产业化的生产模式不仅能降低牧民的生产风险，减轻牧民的生产压力，还可提高牧民的经济收入，从而加快牧区畜牧业经济的发展速度。
4小结
目前，虽然牧区畜牧业经济发展存在亟待解决的各项问题，但可喜的是牧区畜牧业正在逐渐进步。在牧区畜牧业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上，政府不能盲目乐观，也不可掉以轻心，需学会因地制宜，理论实践相结合，发展牧区特色畜牧经济。草原是牧区畜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要保护草原，建立有效的草原畜牧平衡机制，保证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农牧互补，让生态环境能够有一个良好的休养生息。政府应完善牧区各项政策，加强科技服务工作，完善牧区医疗、教育卫生事业，鼓励并引导牧民为更好的建设牧区畜牧业经济贡献力量。
作者：巴特尔 单位：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经营管理站
参考文献
[1]陈文.草原畜牧业经济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
结果显示:区域畜牧业在市场经济的拉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由于资金投入严重不足,金融部门信贷支持力度减弱,较大程度上制约了畜牧业发展步伐。
截至20__年末，全市金融机构畜牧业贷款余额3亿元，占“三农”贷款比重仅为9.2%。其中20__年前畜牧业贷款2.4亿元，近4年来新增畜牧业贷款只有0.6亿元，远远低于其他行业贷款增量。
究竟难在哪里
畜牧贷款风险高，惧贷心理加重。
过去，__市辖区内农业银行和农信社曾多次承办畜牧业贷款，对当地畜牧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受市场、经营、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大部分畜牧业贷款出现不良，甚至形成风险。截至20__年末，全市畜牧业不良贷款余额2.2亿元，占畜牧业贷款投放总量的73%，这一巨额不良贷款的形成，致使承办贷款的金融机构产生了惧贷心理，贷款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据对某县农业银行调查了解，20__年办理一批奶牛贷款，贷款规模为20__万元，共计63户，购买奶牛216头，期限为3年，于20__年到期。目前，该批贷款共计收回本金137万元，其余1863万元全部形成不良，不良率高达93.15%。
户多面广、分散经营不利于管理。
几年来，__市70%以上的养殖户还处于分散经营，庭院养殖，遍布各村屯，给承办贷款的金融机构增加了经营成本和管理难度。例如某县农行20__年发放的养羊贷款，共计2380万元，养殖户1017户，分布10个乡、97个村、225个自然屯，每名信贷员平均负责170 个养殖户。距离该行最远的养殖户村屯达120公里。这样就导致信贷员到户率低，跟踪管理不到位，对养殖户和养殖情况发生变化不能得到及时了解和掌握。
例如，该县包拉温都乡五道营子村养殖户王志刚贷款2.5万元，购买羊76只，仅半年时间，由于饲养能力和越冬缺少饲养，便把羊一次性全部卖掉，卖羊款用于子女办婚事。目前，该笔贷款已全部形成风险。
缺少产业化龙头企业，使市场与养殖户难以形成产业链条。
目前，畜牧业产品市场发育并不完全成熟，全市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仅有22户，覆盖率低，对养殖户经济利益联结不够紧密，拉动作用小，养殖户直接面对市场，只要市场价格或需求出现较大波动或变化，不但畜牧产品难以转化为商品，而且养殖业主的经营理念和信心也会产生变化，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收入的不稳定性，导致对农户经营规模，经营项目受到严重制约，致使畜牧业贷款存在风险隐患。
相关部门之间缺乏协调联动机制。
无论是当地政府、牧业管理部门或金融机构，在过去项目建设中，往往表现为重扶持、轻管理；重投入、轻回收。这种项目后期管理不足或管理不到位现象，是严重缺少部门之间协调联动机制的典型表现，后果是把养殖户风险直接转嫁给了承贷的金融机构。
以某市农信联社为例，20__年奶牛贷款项目启动后，从开始申报贷款、筹建奶牛园区，到养殖户办理贷款，购回奶牛。项目竣工之后，畜牧部门及推介该项目的乡镇政府便完成使命，后续的经营管理、经济效益、资金偿还、安全隐患等全部由该联社承担。这种严重缺乏部门之间协管理的现状，致使畜牧业项目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不仅给金融业带来新的风险，而且严重影响了牧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相关政策措施不配套。
畜牧业贷款具有额度大、期限长、风险难以把控等特点，如果没有相关政策的配套实施，金融业投放信贷的顾虑短期内难以消除。据对辖内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座谈反映，过去支持畜牧业发展的信贷资金由于缺少相关配套政策，以至于出现大面积不良贷款和经营风险时难以挽回，因而顾虑重重。
主要表现在：一是信贷资金出现风险时，金融内部缺少保全措施；二是地方政府推介或主导的项目，金融业贷款出现损失后缺少必要的补偿政策；三是畜牧业贷款缺少保险政策的及时跟进。
对策与建议
完善配套机制，实行封闭式运行。
针对区域大多数养殖户与市场脱节，尚未形成产业链条的实际问题，各级政府部门要注重培育和引进产业化龙头企业，使当地养殖户通过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市场的有机对接，形成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链条。即：市场—公司+农户的运行模式。由产业化龙头企业首先建设养殖和加工基地，要引进养殖农户进入基地集中饲养，并由公司统一提供防疫、疾病治疗等服务，提供饲料，统一收购加工，统一销货，统一结算，整体运作程序完全达到封闭式运行，将市场、管理、资金流程等置于可控之内，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资金风险。
建立多方联动的协调管理机制。
针对目前养殖户点多面广、分散经营、不便管理的实际，建议由政府部门牵头协调畜牧职能部门，乡村政府，承贷金融机构建立多方联动协调管理机制。
乡村政府要协助承贷银行管住户、看住物，防止个别养殖户中途转产不养、变卖等造成贷款形成风险；畜牧职能部门要对养殖户实行档案化管理，不但要为养殖户提供饲养技术、防疫等服务，还要协助承办贷款行社管理资金使用，防止挪用；对贷款购买的大牲畜实行档案化管理，变卖时需经畜牧业部门批准；承办行要督促分管信贷人员做到经常到户，及时了解掌握养殖户的经营情况和思想变化情况，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控信贷风险。
政府牵头、搭建平台、实施集约化经营。
政府部门在扶持区域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应改变过去按户补贴、分别使用的做法，将政府扶持养殖户的财政资金集中起来，按统一标准建造畜禽集中养殖园区，走牧业养殖专业合作化道路，建议由养殖大户或养殖能手出任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实行种畜统一购进，统一饲养，统一配购饲料，统一防病治病，统一管理，逐步提高专业化、产业化、集约化经营水平。
尽快建立并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充分调动金融机构信贷支持畜牧业发展的积极性。
首先，要对大牲畜、规模养殖的家禽等实施保险政策，由地方财政统一承担畜牧业保险费用。其次，制定实施畜牧业贷款风险和损失的补偿政策，在该项贷 款完成一个周期后，由当地政府部门牵头、畜牧、承办行、保险公司担保机构参加的评估小组，对被认定风险和损失的贷款及时予以补偿。最后，对金融机构新增加畜牧业贷款要给予收贷税收优惠或减免政策，充分调动金融机构信贷支持畜牧业发展的积极性。
金融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不断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
一是牢固树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营销理念，要正视区域经济与社会环境实际，努力寻找金融助推畜牧业发展的着力点，切忌畏首畏尾，故步自封，无所作为。
二是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与管理，力求在信贷人员配备、业务流程设计、风险管控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关键词：畜牧业 财务控制 财务监管
畜牧生产在保障人们生活品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好畜牧业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对促进畜牧发展有重要意义。国内畜牧业企业要有大的发展，必须重视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的提高。财务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因此，重视畜牧业的内部控制，规范畜牧企业的生产活动，来保障畜牧企业的全面健康发展。
一、畜牧业财务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畜牧业企业的财务内部控制对畜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国内畜牧业财务内部控制水平并不高，还存在许多问题。
（一）畜牧业企业对财务内部控制重视度不高
受传统企业管理习惯的影响，国内畜牧业企业内部管理并不高。少数大型畜牧企业建立起了完善的管理体系，从养殖到深加工再到销售分工明确。但国内还有许多畜牧企业其内部管理制度并不完善，甚至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其主要原因是对财务内部控制的理解和重视度并不高。
（二）畜牧业企业财务内部控制制度还不完善
畜牧企业与传统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活动有一定区别，因此传统行业企业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不能直接照搬到畜牧企业。从畜牧企业的内部控制实践来看，控制力度不够。企业对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和配合不高，导致在一些企业内部出现了制度一套，执行又一套。财务内部控制的票据、单据还没有完全统一，企业内部对财务控制的配合力度也不高。
（三）畜牧企业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管
企业内部控制实现了企业内部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经过完善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能有效避免企业资本的流失。建立完善的财务监督制度和体系是现实内部控制的关键。由于畜牧企业主要以养殖为主，养殖过程极具风险。一方面，动物疾病是危险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市场变化对畜牧业影响较大。例如：饲料价格的波动，肉制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如何实现对畜牧企业经营风险的有效控制，以及如何对畜牧企业实施有效的财务监控是当前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四）畜牧企业财务内部控制的实施缺乏得力的专业人才
畜牧业企业主要业务以养殖为主，企业内部以畜牧技术人才为主，而在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并不多。在一些企业其财务人员并不基本扎实的财务基础。财务上任用唯亲，导致财务专业人才的及其匮乏。没有专业财务人才参与的财务内部控制只是形同虚设。
二、提高畜牧业财务内部控制水平的对策
提高畜牧企业的财务内部控制水平对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完善的财务内部控制实现对企业内部的高效管理；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有效避免一些畜牧企业违规使用禁用药物、饲料。畜牧产业企业的管理水平备受社会关注，在这样背景下提高畜牧企业的财务内部控制水平是及其重要的。
（一）不断提高畜牧企业对财务内部控制的理解和重视
从畜牧企业整体的管理水平来看，还有很多企业的内部管理比较粗放。一些养殖厂只有厂长、会计、技术人员和饲养员的岗位安排。这样的组织结构反映了一些畜牧企业对财务控制管理的忽视，甚至一些企业的管理层对财务内部控制的认识还不够。重视畜牧企业管理层对财务内部控制管理体系的学习是关键，通过学习帮助管理层建立正确的财务管控意义，实现财务管控制定在企业内部的有效实施。重视企业内部财务内部管控的思想统一。重视财务内部控制对畜牧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关键。
（二）重视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
其内容除了财务内控制度的完善，还要做好组织结构的完善和优化，建立健全财务控制体系下的财务制度。首先，财务内控制度是建立在完善的财务预算基础上的。畜牧业竞争激烈，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大家一窝蜂的增加圈养数量，但这样又导致了市场价格的下跌。建立完善的财务预算体系，能有效对市场畜牧圈养的数量以及市场价格做一个科学的预算和计划。财务预算帮助畜牧企业有效规避的市场风险。其次，完善的财务控制制度需要健全财务监管体系。在财务岗位上要岗责分离，设立会计、出纳岗位，实现有效的财务监督才能实现财务内控的有效进行。最后，实现财务内控制度的条件下可以对畜牧企业的采购行为有效监管，避免一些违规药物、饲料在畜牧饲养中使用，保障畜牧养殖的安全进行。
（三）重视畜牧企业专业财务人才的引入和培养
人才是保障企业财务内控制度有效实施的关键。财务人才也是许多畜牧企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因此重视畜牧企业专业财务人才的引入和培养是对企业发展是及其重要的。财务内控制度下，财务人员需要具备良好的财务专业技能，具备完善企业财务内控体系的能力。但同时由于畜牧企业的特殊性，作为畜牧企业的财务人才还需要具备一定畜牧养殖知识。畜牧养殖过程中涉及到的饲料采购、疾病预防防止、病死动物的处理、销售等等方面，各个环节都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不懂养殖技术的财务人才是很难有效推动财务内控制度。重视财务人才的沟通能力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
三、结束语
不断完善畜牧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畜牧养殖企业的生产效率是非常必要的。财务的内部控制制度在现实社会经济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畜牧企业推行有效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是实现畜牧企业发展的关键。完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大力推行内控有效措施、积极推动财务人才的培养等等是比较有效的措施。
参考文献：
[1]杨帮文.浅议内部控制制度设计[J].公用事业财会，2006（3）：29-31
[2]蔡涌啸.如何进行集中采购机构的内部控制建设[J].中国政府采购，2005（5）：58-60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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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张承志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3～6.
[3]Owen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tety,
[4]CarlSauer.AgriculturalOriginsandDispersals.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5]［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4～48.
[6]文物考古所.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278～295.
[7]史培军，王静爱，等.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环境考古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1-2):168～171.
[8]史培军.地理环境演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鄂尔多斯地区晚第四纪以来地理环境演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118～123.
[9]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迁.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4～27.
[10]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27～305.
[11]Owen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1):117～140.
[13]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296～316.
[14l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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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l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
关键词：畜牧兽医；服务质量；解决措施
中图分类号：S851.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273X（2016）08-0051-02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地提高，这都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由于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畜牧业在农业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畜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也随之而出，畜禽疫病严重制约着养殖业的发展。为了保证畜牧业平稳快速发展，完善和健全畜牧兽医队伍的建设十分重要。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来保障畜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1 基层畜牧兽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1 基础设施不完善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相关基础设施的投入跟不上养殖发展的速度，基础设施的落后严重制约了基层畜牧技术的推广和发展[1]。加之我国乡村地区人员少，区域广，疫病防治畜牧科技推广的任务十分繁重。有些落后乡镇的部分村没有防疫员，导致在春秋防疫工作开展时，只能找人临时代替，缺乏系统的管理。有些防疫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培训，业务不熟，导致在免疫注射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注射部位、注射计量不准的情况，这样也反过来会造成养殖户有抵触情绪，使得防疫进程受到严重阻碍。另外，由于疫苗从厂家到畜体的环节多，尽管冷链设备比较完善，但是在运输过程中难免会有疏漏之处。加之，农村的保管贮藏条件的较差，使得疫苗的质量难以保证。
1.2 技术人员知识老化
对于边远的农村，一些兽医工作者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而且由于资金的原因，技术人员缺乏进修、学习的机会，导致知识老化。就目前而言，乡村的防疫技术人员缺乏，承担不了繁重的疫病防治工作，对于堵、防、检、控等相关措施也难以实施，缺乏人员和技术的支撑。
1.3 兽医工作人员待遇低，队伍不稳定
由于基层防疫工作人员的待遇低，条件差，大部分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不断转向城市，农村的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在一些防疫的重要季节，需要临时聘用人员开展工作，队伍极不稳定。其次，基层地区的基础设施较差，大多数都是一支针管鸡鸭全打，而且检测仪器设备缺乏。再有，就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只看到基层站存在的问题，没有考虑到基层兽医管理机构在公益服务方面的特殊性。对于农业技术推广机构，采取一刀切做法，简单对基层站进行撒并了事。这样，就造成兽医基础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动物防疫和畜产品安全隐患十分严重。基层防疫组织队伍不稳定，经费得不到保障，防疫工作的机制问题没有解决，使动物防疫的基础受到动摇。
2 提高畜牧兽医工作服务质量的措施
2.1 加强基层动物防疫机构建设
对于畜牧兽医工作，重点在于动物疾病的治疗、动物防疫和检疫等，这些工作的开展必须有相应的基础设备作支撑[2]。根据经营的原则，推进乡镇畜牧兽医站的改革，再由县级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建立畜牧兽医站，有效地促进基层兽医站防疫机构的建设。加快基层动物防疫机构建设的关键在于政府加强畜牧兽医工作的支持力度，并且会组织加大对畜牧兽医工作的投入，完善各种设施配置来提高畜牧兽医工作的质量。
2.2 提高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对于畜牧业的持续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尤其是在新形势下的关键时期，更需要高素质的工作人员。根据技术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进行相应的培训，促进业务人员的水平朝着专业化发展。除此之外，还要从整体上加强防疫队伍的建设，促进畜牧兽医工作的健康科学发展，全面提高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同时，号召社会人员对畜牧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保证其合法高效的完成任务，促进畜牧业工作的规范化发展。
2.3 提升基层畜牧兽医队伍的现代化水平
首先，进一步明晰新形势下基层畜牧兽医服务队伍的职责，有效解决其职责混乱、 职能分工不清的现状，进而实现服务性职能与公益性职能的分离。强化监督体系与防疫体系的建设力度，实现防疫、监督工作的标准化与专业化。
其次，加大基层畜牧技术推广力度。畜牧技术人员积极承担起畜禽新品种选育、引进工作，积极深入生产一线， 全面推动新技术的发展以及落实，整体提高畜牧业效益。
再次，在整体上抓好防疫队伍的建设与管理。 强化基层防疫队伍的建设，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将任务责任到人、分片包干。政府部门将防疫经费结合防疫工作的具体任务以及工作量进行下拨，将防疫经费真正用到疫苗购入、防疫器械、工作人员补贴等行动中去， 促进畜禽防疫队伍的常态化建设， 提高基层畜牧兽医的服务质量。
第四，积极转变基层畜牧兽医人员的服务理念。生态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养殖方式是现阶段畜牧业发展的目标，因此，必须通过教育、培训，尽快转变基层畜牧兽医团队的服务理念，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畜牧业生产。积极转变工作方式， 从传统的被动进行诊疗、引种、检疫等工作，积极转向畜禽防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为主的工作上来，积极拓宽服务范围，加强畜牧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综合，进一步提高基层队伍的服务质量。
3 小结
综上所述， 针对现阶段我国基层畜牧兽医队伍的发展现状， 要从全面提高基层畜牧兽医队伍综合素质，提升基层畜牧兽医队伍的现代化建设水平， 转变基层畜牧兽医人员的服务理念等几方面入手来提高基层畜牧兽医人员的服务质量。
参考文献：
一、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意义
1. 关系畜产品供应。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有效保障了城乡居民“菜篮子”产品供给。
2. 关系农牧民增收。畜牧业收入在农牧民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11 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中，来自畜牧业的人均收入为462.5元，占14.4%。
3. 关系食品质量安全。发展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养殖，能更好控制药物投入，高效防控各种动物疫病，提高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4. 关系生态安全水平。草原面积60 亿亩，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既是畜牧业发展重要的生产资料，又承载着重要的生态功能。
二、我国畜牧业发展概况
（一）改革开放以来畜牧业发展历程
1978-1984 年是缓解城乡居民“吃肉难”问题阶段，肉类产量1984年是1978 年的1.8 倍， 年均增长10.3%。1985-1996 年是满足城乡居民“菜篮子”产品需求阶段，肉类产量1996 年是1985 年的2.4 倍，年均增长率达8.2%。从1997-2006 年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阶段，1997 年主要肉类产品比重：猪肉是68.26、牛肉8.37、羊肉4.04、禽肉18.57，到了2006 年主要肉类产品比重：猪肉是65.60、牛肉8.13、羊肉5.13、禽肉21.25，特别注意的是奶类的年均增长率在20% 以上。2007 年以来则进入向现代畜牧业转型阶段，主要特征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畜牧业进入快速转型期，现代畜牧业生产体系逐步建立。
（二）畜牧业发展现状
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2013 年肉类产量世界排名第一，人均占有量62.7 kg， 比1985 年增加了3.3倍，禽蛋产量世界第一，人均占有量21.1 kg，比1985 年增加4.2 倍，奶类产量世界第三， 人均占有量25.9 kg，比1985 年增加10.6 倍。全国肉类结构变化趋势：1985-2000 年猪肉大幅下降，降低20 个百分点；禽肉明显增加，提高11 个百分点；牛羊肉小幅增长，增加7 个百分点。2000 年以来猪肉缓慢下降；禽肉稳步增长，已达到20% 以上；牛羊肉基本稳定在13% 左右。
规模养殖发展步伐加快，2013年生猪规模养殖500 头以上占41%，2013 奶牛规模养殖100 头以上占41%，2013 年蛋鸡规模养殖2000 只以上占68%。
区域化布局优势显现，畜牧业生产区域化进程加快，区域比较优势得到发挥。2013 年优势区域畜产品产量猪肉占92%、鸡蛋73%、牛奶87%。
良种供应能力不断提升，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基本形成，原种场和资源场为核心，扩繁场、改良站为支撑，质量检测中心为保障。遗传改良框架体系初步建成，颁布实施生猪、奶牛、肉牛、蛋鸡遗传改良计划。
以地方品种为素材，成功培育了119个畜禽新品种和配套系，满足畜产品多样化、优质化、特色化消费需求。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正式对外，共收录地方品种资源508 个。
三、主要畜种生产形势
（一）猪肉生产形势
猪肉产品是城乡居民肉类消费的主要来源，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生猪价格波动的社会反响非常敏感。现行CPI 测算中，食品价格的权重为31.79%，猪肉价格的权重约为2.4%，有人说CPI 是China PigIndex。2014 年生猪生产形势：年初持续下跌，4 月底开始回升，目前仔猪、活猪、猪肉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0.82%、12.63% 和8.73%。生猪存栏连续4 个月回升后出现小幅下降，能繁母猪存栏同比下降11.3%。猪粮比价已连续49 周低于6∶1 的盈亏平衡点。随着元旦春节节假日消费高峰的来临，生猪市场价格将有所上涨，但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二）家禽生产形势
家禽生产，主要三大特点，一、产业基础大：4 000 多万养殖场（户），7 000 多万从业人员，家禽饲养产值6 900 亿元，占畜牧业的25% ；二、集中度高：山东、广东、江苏、广西、辽宁、河南为禽肉主要产区，禽肉产量占全国的52.9%。山东、河南、河北、辽宁、江苏5 省为禽蛋主要产区，禽蛋产量占全国的56.8%；三、出口优势明显：畜产品出口中的优势产品，出口贸易量占全部畜产品的35.8%。2013 年上半年人感染H7N9流感疫情，家禽产业遭受灭顶之灾，家禽养殖环节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0亿元。2014 年年初，人感染H7N9流感病例再次发生，受2013 年疫情重创尚未恢复的家禽业损失进一步加重。为解决家禽产业问题，国家出台祖代种鸡补贴政策，广东、广西、浙江等地也出台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活禽加工收储补助等政策。另外，需要加大宣传引导，提振禽产品市场消费信心。受消费回暖和节日消费带动，禽产品价格恢复性上涨。12 月第2 周，全国活鸡、白条鸡、鸡蛋价格分别为每公斤18.96元、19.03 元、11.51 元，同比分别上涨9.3%、8.8%、16.38%。近一个时期，江苏、浙江、广东相继出现人感染H7N9 流感疫情，家禽业稳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后期需重点关注。
（三）牛羊肉生产形势牛羊肉是重要的“菜篮子”产品，关系到城乡居民日常生活，也是穆斯林群众生活必需品，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1. 肉牛肉羊生产现状：2000-2013 年，牛肉产量由513 万吨增至673 万吨， 增长31.2%， 年均增长2.1%。羊肉产量由264 万吨增加到408 万吨， 增长54.5%， 年均增长3.4%。2000-2013 年， 全国牛出栏量由3 807 万头增加到4 828 万头，增长26.8%，年均增长1.8% ；羊出栏量由2 亿只增加到2.76 亿只，增长34.7%， 年均增长2.3%。2000-2013 年，全国牛存栏量由1.24 亿头减少到1.04 亿头，减少2000 万头，下降15.9%。羊存栏量保持在2.8 亿只左右， 但2013 年存栏比2004 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减少1 390 万只，下降4.6%。2004-2013 年，肉牛年出栏 50 头以上规模比重由13.2% 增加到27.3%，提高14 个百分点，增长1.1倍。肉羊年出栏 100 只以上规模比重由12.1% 增加到31.1%，提高19个百分点，增长1.6 倍。牛羊生产水平不断提高，通过组织实施良种补贴政策，推广人工授精、短期育肥等实用技术，出栏率和单产水平稳步提高，成为近年来全国牛羊肉产量持续增长的主要支撑因素。
2. 牛羊肉价格持续上涨。牛羊肉价格从2000 年到2013 年连续13年上涨，牛肉从12.63 元/kg 涨到58.81 元/kg，羊肉从14.45 元/kg涨到61.88 元/kg。
3. 供求偏紧导致价格持续上涨：牛羊肉价格持续上涨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是消费增长太快，生产增长赶不上消费需求增长。另外，由于母畜饲养周期长，养殖效益不如专门育肥来得快、来得稳。“十一五”期间，全国能繁母牛存栏比“十五”期间下降了10.2%，能繁母羊存栏下降5.4%。
4. 进口调节空间有限：2011 年之前，牛羊肉进口总量不到10 万吨，近两年，牛羊肉进口量迅速增长，2013 年进口总量达到55.3 万吨，其中牛肉29.4 万吨、羊肉25.9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379%、109%。进口量总体较小，约占国内产量的5% 左右。主要原因：国内外价格差异大。进口牛羊肉到岸后，加上关税、增值税等，价格仅为国内的40% ～ 60% 左右。国外货源的制约，全球牛羊肉贸易量不足800 万吨。因防控疯牛病、口蹄疫等动物疫情需要，允许进口牛肉的国家只有6 个，羊肉只有3 个。穆斯林群众有消费清真牛羊肉和新鲜牛羊肉的习惯，完全依靠进口难以解决问题。大量进口必将抬升国际市场价格，同时有可能冲击国内生产的积极性。
5. 客观看待牛羊肉价格：牛羊肉特别是羊肉属于高档肉食品，牛羊肉价格适度上升符合消费规律。牛羊肉与猪肉比价，美国、欧盟、巴西3∶1～ 4∶1，中国2.2∶1。
肉牛区域布局，加快发展冀鲁豫和东北，稳定发展西部8 省区，冀鲁豫大力发展肉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加大品种改良力度，提高农作物秸秆利用率。东北发挥粮食主产区玉米和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集约化养殖，做大做强龙头企业。西部8 省区牧区，以饲养能繁母牛为主，半农半牧区，推广专业化育肥，农区，培育发展屠宰加工企业。
肉羊区域布局：巩固发展西部8 省区，加快发展冀鲁豫，兼顾南方和东北地区，西部8 省区，牧区，发展母羊饲养和羔羊当年出栏。半农半牧区，推广舍饲圈养。农区，推行规模化、标准化育肥。冀鲁豫推行适度规模舍饲养殖，大力开展商品羊杂套生产，鼓励发展多种产业化经营模式。南方和东北加快草山草坡改良，加大圈养设施改造力度，提高规模化程度。
四、主要畜牧业扶持政策
2007-2013 年中央财政畜牧业资金投入，97 亿增加到最高的363亿。财政转移支付包括：良种补贴，畜禽标准化养殖（原菜篮子项目）、基础母畜扩群增量，生猪调出大县。部门预算项目：种质资源保护，种畜禽质量安全监督，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饲料质量安全监管。基础建设项目：标准化养殖场建设，良种工程，秸秆养畜。
五、现代畜牧业面临的挑战、思路及主要任务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要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畜牧业现在处于转型期、矛盾敏感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以及行业形态未稳定，小散户退出，规模场发展的背景下。
（一）现代畜牧业面临的挑战
一是畜产品供求进入紧平衡阶段：人口总量增长、城镇人口比重上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业用途拓展，农产品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畜禽饲料、用地、水资源等资源约束趋紧。畜牧业发展对饲料粮增长幅度的需求，超过全国粮食产量平均增长速度。蛋白质饲料原料明显不足，2013年我国进口大豆6 341 万吨，进口依存度近80%。玉米加工乙醇的新趋势，2013 年净进口玉米319 万吨。肉类产量增幅明显降低，畜牧业生产增长难度进一步加大，保障畜产品市场有效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大。
二是畜产品生产进入高成本阶段：在全社会人工成本提高、原材料价格升高等因素的推动下，饲料原料、人工、水电等费用呈上涨态势。
三是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疫病多发，重大疫病时有发生；防疫机构不健全；防疫力量薄弱，既影响消费，也影响养殖信心。
四是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长期存在：涉及到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无小事，责任大如天。媒体夸大其辞、恶意炒作，对产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五是现代畜禽种业体系建设滞后：生猪、奶牛、家禽等主要畜禽良种大多依赖国外进口，自主育种能力亟待提升，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畜禽育种机制尚未形成。
六是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养殖总量与环境容量不匹配；农牧结合不紧密；废弃物综合处理利用技术模式滞后；“十二五”时期，国家将农业源纳入总量减排考核管理体系，将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纳入总量减排约束性考核指标；《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正式施行，对畜牧业污染防治提出更高要求。
七是科技支撑能力仍显不足：“三多三少一脱节”现象。三多：提高产量技术多，外来引进技术（品种）多，一般性科技成果多；三少：改善质量、生态和环境保护的技术少，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少，重大突破性少；一脱节：畜牧科技研究和推广存在脱节。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55%，比发达国家低20 个百分点。
（二）现代畜牧业建设的基本思路目标：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畜牧业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建设生产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优质安全的畜牧业。
主线：努力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坚持“稳生猪、保家禽、促牛羊”的工作思路，稳定提高畜禽综合生产能力。强化畜牧业信息监测预警，为畜牧业市场体系建设提高基础支撑。
抓手：持续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规模化养殖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畜产品稳定供应的主体，以农牧结合、适度规模为基础，以标准化生产为核心，以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为载体。
支持点：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建设现代饲料生产体系，加快发展现代奶业。持续推进草原保护建设，坚持农牧结合，促进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一)畜牧企业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管
企业内部控制实现了企业内部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经过完善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能有效避免企业资本的流失。建立完善的财务监督制度和体系是现实内部控制的关键。由于畜牧企业主要以养殖为主，养殖过程极具风险。一方面，动物疾病是危险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市场变化对畜牧业影响较大。例如：饲料价格的波动，肉制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如何实现对畜牧企业经营风险的有效控制，以及如何对畜牧企业实施有效的财务监控是当前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二)畜牧企业财务内部控制的实施缺乏得力的专业人才
畜牧业企业主要业务以养殖为主，企业内部以畜牧技术人才为主，而在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并不多。在一些企业其财务人员并不基本扎实的财务基础。财务上任用唯亲，导致财务专业人才的及其匮乏。没有专业财务人才参与的财务内部控制只是形同虚设。
二、提高畜牧业财务内部控制水平的对策
提高畜牧企业的财务内部控制水平对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完善的财务内部控制实现对企业内部的高效管理；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有效避免一些畜牧企业违规使用禁用药物、饲料。畜牧产业企业的管理水平备受社会关注，在这样背景下提高畜牧企业的财务内部控制水平是及其重要的。
(一)不断提高畜牧企业对财务内部控制的理解和重视
从畜牧企业整体的管理水平来看，还有很多企业的内部管理比较粗放。一些养殖厂只有厂长、会计、技术人员和饲养员的岗位安排。这样的组织结构反映了一些畜牧企业对财务控制管理的忽视，甚至一些企业的管理层对财务内部控制的认识还不够。重视畜牧企业管理层对财务内部控制管理体系的学习是关键，通过学习帮助管理层建立正确的财务管控意义，实现财务管控制定在企业内部的有效实施。重视企业内部财务内部管控的思想统一。重视财务内部控制对畜牧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关键。
(二)重视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
其内容除了财务内控制度的完善，还要做好组织结构的完善和优化，建立健全财务控制体系下的财务制度。首先，财务内控制度是建立在完善的财务预算基础上的。畜牧业竞争激烈，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大家一窝蜂的增加圈养数量，但这样又导致了市场价格的下跌。建立完善的财务预算体系，能有效对市场畜牧圈养的数量以及市场价格做一个科学的预算和计划。财务预算帮助畜牧企业有效规避的市场风险。其次，完善的财务控制制度需要健全财务监管体系。在财务岗位上要岗责分离，设立会计、出纳岗位，实现有效的财务监督才能实现财务内控的有效进行。最后，实现财务内控制度的条件下可以对畜牧企业的采购行为有效监管，避免一些违规药物、饲料在畜牧饲养中使用，保障畜牧养殖的安全进行。
(三)重视畜牧企业专业财务人才的引入和培养
人才是保障企业财务内控制度有效实施的关键。财务人才也是许多畜牧企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因此重视畜牧企业专业财务人才的引入和培养是对企业发展是及其重要的。财务内控制度下，财务人员需要具备良好的财务专业技能，具备完善企业财务内控体系的能力。但同时由于畜牧企业的特殊性，作为畜牧企业的财务人才还需要具备一定畜牧养殖知识。畜牧养殖过程中涉及到的饲料采购、疾病预防防止、病死动物的处理、销售等等方面，各个环节都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不懂养殖技术的财务人才是很难有效推动财务内控制度。重视财务人才的沟通能力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
三、结束语
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下，由于过牧理论所导致的政策等人文因素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造成草原生态环境的局部恶化。由于对内蒙古草原的过牧问题缺乏深层次的研究，难以为草原生态治理和产业发展提供长远规划，致使草原建设项目、生态治理恢复项目出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本文从内蒙古草原的过牧理论，过牧理论引发的理论退化，以及为其治理所实施的各类理论工程项目入手，揭示了造成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人文因素，提出牧区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以此改变草原治理模式，确保生态安全，维护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为全球变化在草原地区的响应研究提供新的建议。
一、对内蒙古天然草原过牧理论的反思
草原退化是指不合理的管理与超限度的利用在不利的生态地理条件下所造成的草原生产力的衰退与环境恶化的过程。草原退化属于逆行演替，其主要表现为草原原生植被的退化、土壤退化、水文循环系统的恶化、近地表小气候环境的恶化。过大的牧压突破了草地的再生能力，使植物的生物量减少，群落稀疏矮化，利用价值优良的草群衰减，劣质草种增生(刘仲龄，2004)。内蒙古草原真的是因为过牧造成的退化吗?内蒙古草原真的过牧吗?
图1是通过畜牧业经营管理站的汇总数据，结合的统计年鉴和实地调研数据制作。牲畜实数来自24个纯牧业旗和9个半农牧业旗牧区的牲畜，不包括农区的牲畜。其中用能值的方法扣除了“”后由牧区系统外向牧区系统内输入的能量所支撑的牲畜头数。这部分能量主要包括由城市和农区两系统输入的能量，主要项目包括国家和牧民的防灾基地建设即防灾措施的能量投入，也包括国家生态治理项目的能量投入。
从图1看出，1949年内蒙古牲畜头数以羊为单位约为1009万头只，到1968年约为5301万头只，达到建国50年米的最高值，1965--1986年畜牧业发展基本平稳，牲畜头数在5000万头只上下波动，1990年以后牲畜头数开始下滑，到2005年天然草地支撑的牲畜头数不足2000万只，与我们一直认为的合理使用草地的20世纪60年代牲畜头数整整减少了3000多万头只。内蒙古统计年鉴上的牲畜头数实际上是天然草地牧养的牲畜头数和牧区系统外输入的能量支撑的头数的总和。如果不将牧区系统外输入的能量支撑的牲畜头数从总头数中扣除，往往会得出一个草地在不断退化，牧区的牲畜在不断增加的结论。为什么会出现牲畜头数减少和统计幻觉的伪过牧呢?这需要从理论和制度去分析。
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先后实施了“内蒙古境内一切土地属蒙古民族公有”和“在牧区实行自由放牧”；民主改革时期的“人畜两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草场公有，集体经营”；时期的草牧场所有权重新界定等一系列政策。这一时期尽管在居住方式上采取了行政区划上的定居，在草牧场公有制的大前提下，牧业区的牧民对付干旱的方式是在政府疏导下自由配置草地资源，即上级政府协调各级政府在自治区境内配置草地资源。牧民可以根据牧草长势用大范围的游牧方式来对付牧草的时空变化。这一时期草地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即相应的畜牧业政策并没有对草地生态环境造成太大的影响，反过来这时候畜牧业效率也是最高的，上个世纪60年代牲畜头数达到5301.12万。这就涉及到牧区的另一项产权制度，即80年代解体以后的“两权分离”，草场所有权由所有变为集体嘎查(大队)所有，牧民享有草场的使用权，集体草场也随着使用权的到户按牧民人口数分隔成无数个小块承包到户，集体的牲畜也按各种形式全部承包到户，集体经济也随着“草畜双承包”完全解体。这项借鉴农村改革经验移植到牧区的产权制度，彻底切断了政府为了对付自然灾害所采取的大范围的移动避灾，又由于畜牧业的周期性和母畜生产的连续性所表现出的脆弱性，使独立的牧户对付自然灾害往往采取放空怀和从草地系统外购买草料来保存母畜以维持畜牧业的持续性。这时的政府对畜牧业也由主动避灾变为被动防灾，大量的资金都用于从草地生态系统外输入能量的办法来构建防灾体系。这时的统计头数由原来的天然草地牧养头数，演变为天然草地牧养的牲畜头数和外系统输入的能量支撑的牲畜头数之和，使草原畜牧业走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天然草地也由于放牧半径的缩短，牲畜的反复践踏出现了局部的退化。在“双增双提”的战略指导下，外系统输入的能量支撑了绝大部分的牲畜统计头数。又由于天然草地牧草生产力计算的单一性，只是一次切割量或一个时段的牧草产量，再加上草畜之问的互动关系，不能代表全年牧草的生产力，这就出现了一个理论上的伪过牧。
二、对内蒙古天然草地退化的反思
下面案例是对四子王旗某嘎查一牧民采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口述史料汇总而成，它反映了“草畜双承包”以来，牧民作为畜牧业经济中的一个个体，生产、生活及草地变迁的整个过程。
据乌某的口述：乌某草场的4068亩夏营地，在1998年二轮承包时被嘎查转包给外来的公司开发旅游去了，1998年以后乌某只能在冬营地全年放牧，同时，乌某也结束了冬夏营地的两季游牧，草地退化状况从1998年以后开始逐年加重。
图2是2006年6月四子王旗乌某的草地上以定居点棚圈为中心，至划分的草牧场的四至边界所拉的两条垂直样带所作的样方，样带是以乌某的棚圈为中心，垂直样带北线距乌某划分草地的北界约718m，样带的南线距乌某草地的南界约295m，西线距乌某草地的西界654m，东线距乌某草地的东界1329m。乌某的草地形状类似长方形。样方以棚圈为中心向东西南北两条垂直样带以50m的间隔作一个1×1m的样方。为了不影响乌某今后的放牧，所圈定的样方内只作极度退化草地的标志种骆驼蓬的数量统计，样方的序号以棚圈
中心向草牧场四界以50m为界排序，乌某草地全部围栏。
从图2可以看出，马某的草地极度退化，骆驼蓬为草地由于家畜的践踏极度退化的标志种，一般生长在居民点周围、水井旁、牧道上及其它物种很难生长的地方，夏秋季家畜不去采食，枯萎后只有马匹采食，所以大量生长骆驼蓬的草地，过去是不作放牧场使用的。前草原管理部门一旦发现放牧场出现了骆驼蓬，就组织牧民游牧到其它草场上放牧，等草地恢复后再来放牧。乌某的草地退化由棚圈向草地的四界扩散，退化的特征尤以棚圈的周围草地和围栏的四界草地最为严重。这也是牲畜游走采食饮水时践踏最为严重的地方。
从表1和图2不难看出，草畜双承包后，由于定居下的草场分隔和不合理的产权变更，草地放牧半径不断缩短，定居点出现的点荒漠化呈一定梯度向周边地区扩散，造成草地的生产力不断下降，致使天然草地支撑的牲畜数量越来越少，只有通过购买饲草料对付灾年以维护母畜的持续性，才能保证下年的生产。再看官方的统计数据，到2002年，全区牧区人均收入水平为1761元，而全国农区农民同期收入水平为2451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1％(内蒙古经营管理站2002)。2005年笔者通过对典型地区抽样调查，对1000户牧户家计调查的汇总分析，牧民人均收入仅为627元，其收入仅够当年购买维系生命的食品支出。畜牧业经济呈超萎缩态势发展，牧民的教育、医药、生产用品支出只能靠贷款和举债来维系，大量家庭因子女上学、因病、因灾破产。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从建国起内蒙古两次草地产权变革对草地畜牧业及其草地环境的影响。前，草地公有制的产权制度下畜牧业的效率比建国前草地领主制的效率要高，公有制下的定居对草地环境的影响也不是很大的。“草畜双承包”草场到户的20多年来，牧区经济和生态环境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畜牧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和生产经营方式对草地分割到户的产权方式不适宜，也正是这种新的产权制度使人们放弃了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这种游牧生产方式可能更适合蒙古高原的地貌和气候的生存条件，也保护了天然植被的生态服务功能，对正常的自然灾害有自我适应，自我恢复的能力，同时也维护草地资源和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值得深入研究。
三、对内蒙古天然草地管理和治理的反思
(一)饲草料基地开发的草原管理对畜牧业的影响
几千年来，草原牧业之所以没有被耕作农业取代，是因为气候、水资源、土壤结构、植被群落及相关的自然因素不适宜耕作农业发展。也就是说，在气候干旱寒冷、水源匮乏、土壤沙质化的地区，只有选择草原生态畜牧业，才能有较高的、稳定的经济收益。这里仅就定居以后为了对付由非平衡生态系统引发的年度间、年际间干旱出现的草畜矛盾，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开发饲草料基地的现代化草原管理对草地生态环境和草原畜牧业的影响，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1985年以后政府又采取了饲草料基地开发，即对草原的第三次开垦。这次开垦虽然没有前两次的规模，但是由于利用现代化农机具，在所谓的寻求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约束下收益极大化理论指导下进行，因此开垦进入到草原深处。土层较厚的荒漠地带、内陆河流两岸的湿地，原本植被很好，过去利用强度也很轻。这次开垦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饲草料，但却遗患无穷，草原上一些干旱荒漠带的内陆河流和小型湖泊就是在这个时期枯竭的；这些河流两岸生长的灌木、半灌木、芦苇、芨芨草开始成片死亡，以河水为生机的草原生态系统陷入了崩溃的境地。1992年以后开始在草原上推广五配套小草库伦建设，虽然从每块草库伦上看，没有饲草料基地的开发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严重，但它的普及率极高，几乎50％的牧户都搞了这种小草库伦，因此全局上看，其危害仍很严重。因此，这次政府倡导和扶持下的小型饲草料基地的开发几乎全部失败了，但人们并未就此警醒。有人开始参考国外的经验，搞起了人工草场建设。人工草场尽管能提高牧草的产量，但它需要水资源配套，并且要在破坏了相当好的原生植被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植被，还需要后期人力、物力的投入。由于投入严重超过收益，需政府配套大量的资金才能进行后期管理，一旦超过牧草的盛草期，草场的退化和沙化就成为必然趋势。
自提出开发饲料的草原建设方针以来，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集体和个人为此投入的财力、人力、物力可谓不少，但是，至今没有创造出成功的范例，相反，草原生态环境在不断的恶化，牧民越来越贫困。
(二)草原围栏的草原管理对草原畜牧业的影响
草场的承包以及相应的围栏建造将原有的牧道小屏障(隐域性生境)和道路围起来，阻断了野生动物的季节性迁徙，野生动植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消失，自我平衡相互维系的生物链被破坏，鼠虫灾害频发。同时，围栏也使人畜绕着围栏行走，导致在围栏外出现地表破口。这种破口在风蚀下向周边扩散，造成草地的退化和生产力的下降，势必影响畜牧业的发展。
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牧户将自己的大部分草场围起来，平时在围栏外过度地使用自己的草场和蚕食他人的草场，围栏外的草场因过度超载使用先行退化。当每年春乏时，又将牲畜放进自家围栏内，结果围栏内的草场也接着退化、沙化，结果造成了围栏内外的草地生产力下降，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草场的围栏除缩短了牲畜的放牧半径造成了草地退化、生产力降低外，还使蒙古高原五畜中的大畜由于放牧半径缩短，自动退出草地生态系统。由于五畜的采食规律和采食物种不同，在采食过程中又能相互利用各物种，不会由于单一某物种的过度采食打破物种间的自组织功能。五畜的出栏分属一年的不同时期，五畜的饲养和出栏，使牧民在一年的生产过程中都保持一定的现金流，以维护畜牧业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又由于五畜采食的专一性和其不同的耐性，在自然灾害中表现出极强的协作性和互补性，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因此，草原的围栏使草原畜牧业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的风险在降低。
(三)草原引种(改起)的草原管理对草原畜牧业的影响
盲目的引种会导致生态系统内其它组成部分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随着生态系统中相互影响引种物种的数量不断增加，继之而来的这些物种排挤当地物种，变为人侵物种。在入侵的后阶段，很可能取代本地物种的功能作用，对受控系统和自然系统造成极大破坏，造成土地退化，这直接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如为治理沙化和草地改良进行大面积飞播，大量干旱地区的灌木种在半干旱的草地和沙地上飞播，这些灌木疯狂孳生，很少有食草类动物去利用它，结果它取代了当地的草本物种变为建群种。但在这些灌木的周边几乎没有植被，这就违背了植被的多层次结构，多物种类型对维持多种动植物生存和生态系统功能的作用。其最根本的危害就是没有遵循自然植被的恢复规律，形成大片“绿色沙漠”。这些“绿色沙漠”
的地表由于没有其它植被的保护，经过风蚀、水蚀就会出现大量的沟壑，当土地的养分消耗光时，就出现了雅丹地貌，这在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尤为明显。沙地的地带性植被的景观改变了，土地退化并造成了生产力下降，也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建国后为了发展集约化畜牧业，盲目改良土种家畜，尤其是西部引入改良品种取代土种山羊，由于采食和营养不同，改变了当地草本的建群，使荒漠地带的灌木失去了草食性动物的抑制，结果灌木疯长，也造成了土地的退化。草牧场跟当地有蹄类动物的自然平衡是上千年自然选择的产物，人为的改变只能造成荒漠化。同时，由于改良品种的耐性差、成活率低、受胎率低、产羔率低、市场交易率低，冬春两季需要补饲，往往造成收益远远低于投入，严重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四)草原生态环境治理对苹原畜牧业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国家投入产业结构调整和天然草地恢复的国土整治资金越来越多，草地的生态环境却还在进一步恶化。下面就以跟踪调查5年的一生态移民奶牛园区案例来说明近年来生态移民的国土整治战略对牧民和草原畜牧业的影响。
从笔者2002年以来对近千户移民所作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口述式的资料汇综分析，负增长的牧户几乎100％，这个案例在移民中具有普遍性。从这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以恢复生态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在违背我们的初衷，不得而知。从自食其力的牧民变为负债累累的生态移民，这难道不违背畜牧业布局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的规律，避免畜牧业产业结构的趋同性的陷阱吗?他们的草地由于无人管护，大量开发矿产资源车辆的碾压和挖埋，由原来的轻度退化变为重度退化。这难道还不能激发我们对政策和制度的反思吗?其社会交易成本无论谁去埋单，都是很沉重的。
四、结语
一则“中国北方白羽肉鸡养殖企业联盟正式成立”的消息映入笔者眼帘，怀着好奇心仔细了解才知道，原来这是以山东、河北肉鸡养殖企业与合作社为主成立的区域性组织。虽然其成立并没引起太多注意，但在笔者看来，这是我国家禽业组织化程度提高的体现。
1 我国家禽业组织化程度稳步提升
作为白羽肉鸡养殖企业聚合体，北方白羽肉鸡养殖企业联盟是致力于联合肉鸡产业链各环节专业化企业，实现信息互通、计划有序生产、合理分配行业资源、规避市场风险，打造肉鸡行业安全健康、战略持久、强强组合的全产业链联合体。与北方白羽肉鸡养殖企业联盟类似的是去年成立的南方黄鸡行业协会，但其成立的初衷是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行业高效发展、维护行业利益，两者的发展诉求不尽相同。其实，与家禽业相关的行业组织，大家最熟知的是行业协会，国家层面有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许多省区也有自己的畜牧业协会或家禽业协会，虽然这些组织运作多年，但是所起的作用仍然有限，与企业发展需求有一定距离。为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中国畜牧业协会这两年相继成立了白羽肉鸡联盟、白羽肉鸭工作委员会，肉鹅工作委员会也在筹建之中，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工作正在开展。此外，家禽技术研发和创新领域的行业组织也不少见，如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还有一些省市成立的家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这些组织主要是围绕产业技术需求进行技术创新，也起到相应作用。
2 组织化程度高利于行业进步
发达国家的农业属于高度组织化的产业。其中，畜牧业的组织化程度远远高于种植业、林业和渔业，因为畜禽产品属于鲜活产品，货架期很短，要提高销售效率，就要把生产者组织起来进行组织化销售；另外，畜禽产品不能直接消费，需屠宰、加工后食用，导致畜牧业产业链条长，为使各环节协调发展，需建立产业组织。提高家禽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大力推进产业化经营有利于促进整个行业生产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转变发展方式，这也是家禽业发展的必然方向。提高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推进个体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方式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提高集约化水平；二是推动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经营服务体系，才能实现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条龙，推动行业整体进步。
3 现有行业组织需要进一步健全
据了解，发达国家畜牧业产业组织按照功能和性质可分为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技术组织，与三种组织对应的分别是农民联合会、农业合作社及农会或农业协会。农民联合会属于农民的政治性组织，代表农民利益，参与政府决策，反映农民意见和要求，若政府出台的政策遭到其反对，政策就很难实施；农业合作社属于农民的经济性组织，合作社向农民提供的服务项目包括加工服务、销售服务、金融服务；农会属于农民的技术组织，主要对农民提供各种技术咨询，经常为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在育种、人工授精、防疫等方面提供上门服务。我国现有的家禽业组织大多属于经济组织，只能在产销环节起到一定的沟通与协调作用，由于组织相对松散，作用相对有限；政治组织和技术组织相对欠缺，这与我国国情相关，虽然行业协会可代表企业反应行业诉求，但与企业的期待差距明显，技术组织也由于遍布各地的畜牧技术推广站而名存实亡，成为行业发展的短板。
4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
发达国家的畜牧业组织在行业发展过程中既维护农民利益又为农民提供公众服务。发达国家政府赋予农民组织许多权利，例如行业的规章制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标准和规范的制订、技术推广、政府补贴的发放、质量认证、市场监督等许多工作都交由行业组织完成。我国目前行业管理的许多权利掌控在政府部门手中，由于政府部门人力缺乏，许多事情想管而无力去管，容易形成管理漏洞，不利于产业发展。在我国家禽行业，各级行业协会已经不在少数，在政府部门逐步放权、加大向行业协会购买服务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起到与国外畜牧行业政治组织相似的作用；行业内要多建立如北方白羽肉鸡养殖企业联盟这样的经济组织，有效组织协调各生产主体的产销行为；尽快弥补技术组织缺失这一短板，为行业发展提供可靠有力的技术保障，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实现整个家禽产业链的共生共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