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05 17:07:3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天文学的特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大家都知道，天文观测是天文学家的火眼金睛，通过观测，天文学家能够在浩瀚的星云系中不断有所发现，探索宇宙的种种奥秘，可你也许并不清楚，数学计算也是天文发现有力和重要的工具呢!下面的这两个真实的故事就能加深你对这方面的认识。
1705年，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爱德蒙・哈雷根据牛顿的论断，对那一年出现在天空中的一颗明亮的彗星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发现这颗彗星是沿一个长椭圆形轨道运行的，他首次利用万有引力定律推算这颗于1682年出现的大彗星的运行周期，预测它约以76年左右的时间为周期绕太阳运行，哈雷说：“我坚决预言，这颗彗星在1758年还要回来!”1743年，法国数学家克雷罗考虑到木星和土星的影响，对哈雷的计算予以修正，预言这颗彗星将于1759年回归，果然，到了1759年，人们等待已久的由哈雷计算预言的那颗彗星。终于又一次出现在美丽的星空，虽然哈雷在1742年就离开了人世，没能亲眼看到他所预言的实现，但这颗彗星仍然被命名为“哈雷彗星”，以此表达人们对他的纪念，可以想像，哈雷彗星的回归，是17世纪一个激动人心的数学计算发现，因为它让人们真切感受到数学是科学预言的有力工具和运用数学计算得到的伟大发现，当然，只要是理智的人都知道，并非所有预言的结果都是正确无误的，预言都必须经历事实的检验和科学的推敲。
比如，对于上面提到的哈雷彗星也曾发生过一些错误的预言，据说有一些天文学家也是经过推算后预言：19t0年它回归到地球时，将和地球正面相撞，并造成人类的毁灭，这个恐怖的“预言”在当时引起了一阵世界性的恐慌，但经过科学家们的复核和检查，最后却发现预言的数学计算上二存在明显差错，正确的计算结果表明，地球只是穿过彗星稀薄的尾部，人类并没有灭顶之灾，事实也证明，1910年美丽的哈雷彗星如期而至，除了和地球遥相呼应外，只是在天空中洒下了一些流星雨，一切宁静平常。
下面的这则关于谷神星的有趣故事，同样可以让人们再次领略数学的神机妙算和无穷魅力。
1766年，德国有位叫提丢斯的中学数学教师，他随意写下这样―个数列：0，3，6，12,24，……，不难看出这个数列的特点：从第3个数起，以后每个数都是它前面相邻数的2倍然后他在这个数列的每个数上都加上4，再除以10，得到这样的一个新数列：0.4，0.7，1，1.6，2.8，52，10，19.6，……，这似乎没什么特别的，连提丢斯也这么认为，直到有一天，提丢斯的朋友一天文学家波得无意间看见他的数学手稿，才改变了一切。
一次波得来看望提丢斯，两人在聊天时，波得无意间浏览到好朋友随意写下的数列，他以天文学家的敏感突然发现了这个数列的奇妙之处，波得激动地大叫起来：“我的天呐，这些数简直就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到太阳距离的比值翻版啊!”两个朋友惊喜地互相拥抱起来，欢呼数学与天文之间惊人的巧合，1772年波得公布了他们的这个发现，引起了世界科学家的重视，这个发现也被称为“提丢斯――波得定则”。
20年后，即在1801年1月1日晚，意大利天文学家皮亚齐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的2.8位置七发现了一颗体积不大的行星有趣的是这颗行星与皮亚齐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就在皮亚齐郑重向天文界宣布自己的发现后，这颗调皮的行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搞得笃信眼见为实的天文学家们半信半疑，而束手无策的皮亚齐只好无奈地说：信不信由你!
著名数学家高斯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对找出这颗爱捉迷藏的行星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他大胆提出了通过理论上推导和计算的寻找方法，引起了一片哗然，对于这个显然属于“门外汉”的设想，有许多好心的朋友劝阻高斯，认为隔行如隔山，数学和天文学毕竟不同，天文学家眼睛找不到的谷神星，你怎么可能用头脑算出来呢?但高斯没有放弃，因为他相信宇宙是按照数学规律构成的，数学是科学之母，所以高斯在系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自己卓越的数学知识和大脑，创立了比前人更加精确完整的计算理论，然后只用了一个小时就计算出了结果，他根据理论计算结果推断谷神星的确存在，并根据它的运行轨道准确地推算出它将在什么时间出现在哪一片天空，果然在高斯预言的时间和天空中，天文家在望远镜中惊喜地找到了谷神星!
天文教育 北京天文馆 科技馆 天文奥赛
天文学以神秘宇宙作为研究对象，是一门激发科学兴趣、挑战想象力、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能力的自然科学。通过对大众天文基础知识水平的调查，发现大众天文基础知识水平普遍不高，但对于天文学的兴趣却非常浓厚。近年来，中国人太空漫步的实现和“嫦娥一号”、“嫦娥二号”的探月飞行成功吸引了公众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关注，航天科技中的天文知识也激发了人们浓厚的兴趣。2008、2009年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日全食天象以及2009国际天文年等全球性天文活动的开展在青少年和公众中掀起了一轮学习天文的热潮，天文普及教育将迎来新的良好局面，成为了一个具有发展前景的课题。但是从过去到现在，天文学作为六大基础自然学科之一，却很少进入学校教育范畴。因此，课外教育成为中小学生获得天文知识的重要途径，而天文类科技馆在天文课外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天文类科技馆是普及天文教育的有效途径
天文类科技馆是含有天象仪，能演示模拟星空的科技馆。纵观国外，天文馆建设十分发达。美国有约1100座天文馆，每年有上百万人参观。这其中30%向学校开放，60%的天文馆同时向学校和公众开放。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的独立天文馆并不多，大多数天文馆分布在科技馆、青少年中心、少年宫等场所。除北京天文馆、天津科技馆、上海科技馆、深圳市少年宫、河北科技馆、香港太空馆、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台中自然科学馆等几座大型场馆外，其余都是中小型天文馆，而且小天文馆占到80%以上。它们大多只有一个天象厅，这些天文馆真正发挥作用做到日常开放的大约有30%，目前有的场馆已经停止开放。
由于光污染严重，城市夜晚的星光逐渐被灯光湮没，而对于生活在光污染城市的孩子们来说，参观天文类科技馆可能是他们接触星空的唯一途径。一方面，对于青少年来说，参观天文类科技馆，可能是他们一生接触天文的开始；另一方面，天文类科技馆也可以为一时没有条件建造天象厅的学校提供教学场地和设备，在天文教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要使天文教育得到更好的普及，需要充分发挥天文类科技馆的作用。
二、根据公众最感兴趣的天文活动来开展天文教育普及工作
为了更好地开展天文普及工作，对公众最想参与的天文科普活动进行了调查研究。采用分层随机取样法，针对三类人群：具有一定天好倾向的天文馆参观者、高校学生和中小学生家长展开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91份，收回问卷180份。
1.天文望远镜观测――公众最想参与的天文科普活动
北京天文馆每周五晚为观众开放口径为130mm的折射式望远镜进行观测。在七夕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和2009国际天文年系列活动的免费开放观测时，吸引了不少群众的关注。免费开放观测时的人数往往超出预期异常火爆，使得天文馆不得不因为安全因素而减小宣传力度，这说明公众对于观测星空具有十足的热情。经调查发现，北京天文馆的130mm望远镜为50年代建馆时建造，年岁已久，建议天文馆可以考虑将望远镜更新换代。另外，内置一台口径为40cm的光学折反式天文望远镜的大众天文台，因为建在楼顶位置不便，也基本没有向公众开放。建议天文馆可以在路边广场等地开放小型望远镜供公众观测使用，满足更多观众和青少年学生对天文观测与教学实践活动的需要。
2.引进天象节目和丰富科普展览
天文类科技馆内的先进天文设备和丰富展览形式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青少年在参观天文科技馆的同时也是一次学习天文知识，扩大视野，增加科学兴趣的过程。傅科摆、日月食模型、天球仪、日晷、星象图等天文设备和道具能生动形象的演示天文现象；数字宇宙剧场、3D动感天文剧场、4D动感影院等现代化的剧场，不仅能生动形象地演绎壮丽的星空景象和人类探测太空的壮举，更能以其特殊的视听合成效果为观众营造出强烈的临场感和震撼力氛围。因此天文类科技馆可以大力加强馆内设备建设，引进天象节目，丰富科普展览的内容和形式，如此既能吸引观众，普及天文知识，又能促进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三、北京天文馆普及天文教育主要活动方式研究
北京天文馆作为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和“科普先进集体”,在开展天文活动，普及天文教育方面做出了很多探索。北京天文馆除了利用天象节目、展览、讲座、观测、兴趣小组、假期天文学校等方式开展天文科普活动之外，还在个别高校和中学开展天文教学活动，在《天好者》杂志中逐渐增加中小学天文教育的内容，并在近年来致力于通过开展全国中学生天文奥林匹克竞赛以及组队参加各个级别的国际天文奥林匹克竞赛，来推动天文学在中小学的普及。
1.建设“天文教育基地”
北京天文馆分别在大兴区第一小学、大兴区庞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建立“天文教育研究基地”和“天文观测实践基地”。建立教育基地后，北京天文馆派天文专家对学校天文教育工作进行指导。这种天文馆与学校合作建立天文教育基地的方式是一种既有利于向天文研究机构培养和选拔天文人才，又有利于向学校进而向全社会普及天文教育的双赢模式。因此“天文教育基地”建设是普及天文教育的一条捷径。同时，北京天文馆的业务人员也走出去，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大专院校开设了天文选修课。
2.接轨国际天文活动
2009年是国际天文年，天文馆根据国际天文年的各项基石项目，在国内开展了各项活动，如天文学100小时、暗夜意识、伽利略教师培训计划、伽利略之夜等，并将中国的天文活动在国际天文年的官方网站上注册，将中国的天文进展分享给全世界。这些活动面向公众，既吸引了青少年的参与，又培训了天文教师，宣传了光污染的危害，在科学、环保、文化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3.举办全国中学生天文奥林匹克竞赛
（1）天文奥林匹克竞赛
目前国际级别的天文奥赛分为三种：国际天文奥林匹克竞赛（IOA，始于1996年），国际天文与天体物理奥林匹克竞赛(IOAA，始于2007年），以及亚太天文奥林匹克竞赛（APAO，始于2005年），其中以国际天文奥林匹克竞赛（IOA）历史最长。国内的天文奥赛包括：全国中学生天文奥林匹克竞赛（CNAO，始于2003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天文奥林匹克竞赛（始于2005年）、星空大会知识竞赛、古天文知识竞赛等。
2003年北京天文馆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中学生天文奥林匹克竞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预选赛、决赛，并从决赛获奖选手中选拔出优秀者组成国家集训队，参加国际比赛。每年参赛的中小学生达到几千人，涉及的中小学生群体广泛而影响深远，近年来参赛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0年全国中学生天文奥赛报名人数达到2922人。天文奥赛吸引并激发了青少年对于天文的兴趣和爱好，也促进了天文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同时提高了国民科学素养，并逐步推动天文学在中小学的教学和普及。天文奥赛选拔出的学生进入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专攻天文学，为这些高校的天文系专业提供了优秀的生源。天文奥赛对于天文知识在中小学生当中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天文奥赛并不如传统学科竞赛如物理奥赛、数学奥赛那样颇负盛名。原因之一是学科限制，虽然北京天文馆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突出工作，但是要推广天文普及教育，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天文教师、学生的培养，以及大众的热情才能有大的突破。这是未来天文科普推广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但同时也蕴含着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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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文奥林匹克竞赛新形式――“网络直播天文奥赛”
现行的天文奥赛形式是闭卷考试，这使得竞赛者之外的大众对天文奥赛从不关注，也几乎不了解。如何使天文奥赛成为更多大众可以参与和关注的事件，将会是天文教育普及事业的一个重大突破。
在天文奥赛模式上，可以借鉴国外的天文奥赛形式。经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的国内天文奥赛形式为可调动全民参与积极性的“网络直播天文奥赛”。网络奥赛实行“机考”，奥赛题会在同一时间呈现给参赛者和网友，因此网友可以和参赛者一样在网络参与天文奥赛。每一名参赛者对应一位监考官，在参赛者做完一道题并提交到监考官时，分数随即给出。网友可以根据考生目前的得分，来预测哪位参赛者将取得冠军。赛后将在预测准确的网友中抽取一、二、三等奖进行奖励，并且答对题目最多的网友也将获得奖励。这样一种结合网络，信息快速、无地域限制特点的“网络直播奥赛”形式，使得印度尼西亚的天文奥赛走近了公众，影响力在逐渐扩大。“网络直播天文奥赛”的形式既使得公众了解了天文奥赛，又普及了天文教育，传播了天文知识。目前这种形式还尚未在我国推广，但这是一种推广天文奥赛，普及天文教育的绝好形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当条件成熟时，全国天文奥赛组委会将会考虑接纳和采取这种天文奥赛的新形式，并由天文奥赛逐渐推广到其他学科竞赛领域。
四、总结
北京天文馆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系统最为完备的天文馆，是天文馆建设的一个成功典范。北京天文馆的天象节目动感而具有震撼力，科普展览丰富多彩，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市民前来参观；通过成立“流动天文馆”即科普宣传车，以模拟星空演示、天文学知识展览、天文望远镜观测、天文科普报告、天文知识咨询等形式把“神秘”的天文学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形式送到公众之中；《天好者》杂志和天文在线网络资源的建设等也为天文教育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的每个城市，只要有一座这样的天文馆，那么天文科普教育事业就一定会逐步发展壮大，直至达到世界天文科普教育的领先地位。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普及天文教育的道路上，天文类科技馆之间汲取各自的经验，将会使中国的天文科普教育事业呈现一片繁荣之势。
参考文献：
[1] Fraknoi Andrew. The state of astronomy education in the US [C].In J. Percy(Ed) .Astronomy education：Current developments，future coordination.San Franciso：Astronomical Society of the Pacific，1996.9-25.
[2]郭霞.中国天文馆的发展与探索[J].科普研究，2009，3（4）：83-88.
人类知识体系的形成根植于三种最古老的科学，即天文学、数学和力学。这三种科学之所以古老，原因就在于其直接服务于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如果说力学的产生是人类为从事农业生产而适应定居生活的需要的话，那么天文学则是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而存在的。当先民摆脱了原始的采集狩猎经济，而以人工栽培农业的生产方式为氏族提供有保障的食物来源的时候，天文学就应运而生了。众所周知，气候条件对于农业的起源具有直接的影响，这意味着原始农业一定首先发生在寒暑季节变化分明的纬度地区，而在这样的地区从事农耕生产，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和收获的时间非常有限，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天②，显然，了解并掌握时间――农时――对农作的丰歉至为关键。因此就农业的起源而言，古人对于时间的认识已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首要前提。事实上，没有古人对时间的掌握便不会有人工栽培农业的出现，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对时间茫然无知的民族可以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而对早期先民而言，解决时间问题的唯一方法只能到天上去寻找，这个工作就是观象授时。显然，原始农业时间服务的需要促使天文学最早发展了起来。
为解决农业生产所遇到的时间问题，粗略地仰观天象显然毫无意义，人们需要将对星象的观测尽量精确，通过了解星象的运行周期以建立时间的周期。在这个使星象观测逐渐精确化的过程中，数学知识及相应的计算工作必须被引入，从而使数学作为早期天文学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得到了发展。中国古人素以天数不分，正是基于这样的传统。
在人类创造的三大古典科学之中，天文学不仅出现最早，而且具有特殊的价值。如果说这三大古典科学构筑了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的话，那么天文学则不仅是这一知识体系的核心，而且更成为古代制度与思想之渊薮。尽管探索天象的初衷只是为农业生产提供准确的时间服务，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天文学则对中国古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地说，天文学不仅是古人赖以建立时空体系的重要手段，而且直接促进了传统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礼仪制度、哲学观与科学观的形成，这些观念在构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涵的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字宙观，体现了古人对于天、地、人相互关系的深刻思考。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探求中国文化，就不能不首先研究作为这一文化背景的天文学及字宙观。事实上，如果我们不了解古代的天文学以及相应的宇宙观，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把握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脉络。显然，天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明之源的事实相当清楚。
一、“文明”考原
何谓文明，澄清这一问题对正确认识中国文化及字宙观非常重要。文明的诞生源自先民对于天人关系的独特理解，体现了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固有思考。《易・乾・文言》云：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见龙在田”为《乾》卦之九二爻辞。孔颖达《正义》：“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龙本为上古时代观象授时的重要星象，其由二十八宿东宫七宿中的六宿所组成。每当黄昏日没后苍龙之角宿初现于东方的时候，这一天象便被称为“见龙在田”。古人又以东方属阳，故龙星自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天象也就是所谓“阳气在田”，而传统则以阳气主生，所以初民根据龙星东升天象的观测以行农事，便会“始生万物”而享有丰年，终致天下有文章而光明。很明显，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思想于此表述得清楚而明确。
“天下有文章而光明”的思想，其本质所强调的实为人文之彰著，这里的“文”也就是“文明”之“文”。先民对于“文”的推崇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思考与文明传统。商周古文字的“文”本作，象人形而特彰明其心，所以“文”的原始内涵实相对于“质”，如果说“质”的思想乃在表现人天生所具有的动物的本能，那么“文”显然已是经德养之后所表现的文雅，这种通过内心修养所获得的文雅自然是对初民本能之质的修饰，这种修养的文雅由内而外，以德容的形式彰显出来，这便是古人所称的“文明”的本义。
传统的文明观念其实体现的是初民经过内心的德行修养而表现出的文德，从而将人从以质为本能的动物世界中分离出来的精神追求，所以“文明”之“文”的义涵就是文德。这种文质思想后来被儒家哲学所继承，而在传统的礼仪制度中则更多地以文武的思想加以阐释。当然，不论文、质相对还是文、武相对，“文”所具有的文德的本义都是明确的。
文德修养不足，自然不可能彰明显著，于是文德之修养又关系到另一个重要观念――郁。“文明”之“文”于《说文》别作两字，一作“文”，训为错画；一作“踅”，训为碱。许慎的这种做法实不可取，“文”训错画实际乃是其本引申。显然，“文”、“踅”本为一字，唯作“文”。春秋以前的古文字有“文”而无“ā保知“ā弊治后起，是为明证。《说文・有部》：“磁，有文章也。从有，或声。”段注本改“文章”作“踅彰”，并云：哺戒古多隈或字为之。或者戒之隶变。今本《论语》‘郁郁乎文哉’，古多作或或。是以苟或字文若，《宋书》王或字景文。《大戴・公冠篇》‘遵并大道邻或’，郐或即彬或，谓彬彬或或也。《小雅》‘黍稷或或’，《传》云：‘或或，茂盛兑。’即有踅彰之义之引申也”。“碱”今通作“郁”，其本义即为文德彰明。《论语・八佾》引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既见文盛德厚则可彰明的思想。《礼记・表记》引孔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朱彬《训纂》引方性夫曰：“加乎虞、夏之质，则为上古之洪荒；加乎殷、周之文，则为后世之虚华。”虞、夏近古，其民始修文德而未郁，故文不掩其质。
人何以需要修养文德？因为人必须要与动物相区别，这一点在后世的儒家思想中反复被强调。然而最早的文德是什么？先民根据怎样的标准建立并规范人类的文德？他们又从观象授时的活动中体会出怎样的朴素德行的认知呢？这些思考充分体现了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
观象授时的活动使先民首先完成了对时间与空间的规划，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则是通过对主授农时的标准星象的运行变化实现的，这个标准星象就是东宫苍龙星象以及位于其中心部位的大火。初民视龙星及大火之昏见以建时，久之而不爽，从而形成时间为信的思想，并由此产生了以信为德的观念。《礼记・乐记》：“天则不言而信。”即此之谓。显然，诚信思想是先民从对时间的观测与规划中感悟并懂得的，人们与时间虽无约守，但其每每如期而至，从无差误，初民据此指导农业生产，致屡获丰稔，故时间便具有了诚信不欺的鲜明特点。郭店楚竹书《忠信之道》云：“至信如时，必至而不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先民以测影计时之圭为瑞信之物，也体现了同样的思考。而古代盟誓将约守诚信之盟辞书写于玉圭，或又以圭臬赠与妇人以显妇德之忠信，也都是这一思想的反映。事实上，西周金文所见时人之道德观正体现为信与孝，而信更是构建孝信之德的基础。事实上，在原始思维的背景下，“至信如时”的思想必然蕴育出时间乃由神灵所司掌的朴素认识，而由此产生的信的本质内涵也一定体现为人神之间的诚信约守。显然，信的思想不仅源于远古的观象授时活动，而且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观的核心价值。这便是“见龙在田”与“天下文明”所呈现的因果脉络。
以信实为德而构成文明的本质内涵，这种思想在早期文献中反映得非常清楚。《尚书・舜典》云：
日若稽古帝舜，日重华，协于帝。溶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
伪孔《传》：“溶，深；哲，智。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允塞上下。”孔颖达《正义》：“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浅近也。经纬天地日文，照临四方日明。既有深远之智，又有文明温恭之德，信能充实上下也。”所论未逮本义。实“温恭允塞”四字同在阐释文明之德的基本内涵。“温”，德容也。《诗・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论语・季氏》：“君子有九思，……色思温。”是以“温”即德容，其犹《诗》以修德之善之作称“颂”，“颂”也德容之谓。“恭”，敬肃也。《礼记・曲礼上》：“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孔颖达《正义》引何胤日：“在貌为恭，在心为敬。”“允”，诚信也。《尚书・尧典》：“允恭克让。”伪孔《传》：“允，信也。”伪《古文尚书・太甲上》：“克终允德。”蔡沈《集传》：“允，信也。”《左传・文公十八年》：“明允笃诚。”杜预《集解》：“允，信也。”“塞”，诚实也。《诗・邶风・燕燕》：“仲氏任只，其心塞渊。”孔颖达《正义》：“其心诚实而深远。”《孟子・公孙丑上》：“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诗・大雅・常武》：“王猫允塞。”郑玄《笺》：“允，信也。尚守信自实满。”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言王道诚信充实。”知经文实言舜有温恭允塞之德。《尚书・皋陶谟》论九德而有“愿而恭，直而温，刚而塞”，伪孔《传》解云“憨愿而恭恪，行正直而气温和，刚断而实塞”，实“塞”即“允塞”，乃言诚实。此与《舜典》所论正合。
德的观念的产生源自于观象，这一思想根深蒂固。《易・大有・彖》云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又《象》云：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王弼《注》：“德应于天则行，不失时矣。”尚不失本义。文明来源于古人对天象的掌握，观象以知时，则文德渐成。天行健而不止，故德刚健而不息，其文彰著，遂有享大祀――元亨――之位。“火在天上”之“火”即为大火星，乃位于苍龙星象中心的授时主星心宿二。古人观火星以授时而“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亦“大有”而享祀，皆所谓“顺天休命”，故上九爻辞言“白天祜之”。文明源白天文，于此表述得同样明晰。
人类以修养文德而彰明，而社会则得有制度的建设而彰明，事实上，文德与制度的形成皆有赖于一个根本工作，这就是观象授时。“见龙在田”所呈现的是苍龙星象的起始宿角宿昏见于东方地平之上的天象，这既是新的农作周期开始的标志，当然也体现着先民对于空间与时间的规划。事实上，人类知识体系的形成是从他们对空间与时间有意识地规划开始的，而在时空体系完善的基础之上，一切人文制度及形上思想才可能最终建立。《礼记・大传》云：
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郑玄《注》：“文章，礼法也。”即以“文章”所言为礼仪制度。《左传・隐公五年》云：
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
杜预《集解》谓“文章”日：“车服旌旗。”皆以文章为礼仪典章，其属人文制度自明。人文制度包括一系列的礼乐制度与典章制度，这不仅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重要标志，而且也同德行观念的推行一样，是维系社会正常秩序的根本保证，故光大昭明，可见其与野蛮的不同。
毋庸置疑，中国古人对文明的阐释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有特点，其所强调的其实是“文”字所具有的形上思想与制度义涵，而相关思想与制度的形成则直接导源于观象授时以及先民对于天人关系的思考。物质的创造尽管可以满足先民生活的需要，但以器载道，借器物以完成思想的表达及制度的昭明才是他们追求的根本目的。很明显，基于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事实，对于早期文明与文明史的研究而言，仅仅关注物质文明而忽略上古形上思想与礼仪制度的探索是极不全面的，忽略对上古天文学与字宇宙观的探索同样也难中肯綮。
二、“文化”考原
中国古代天文与人文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先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论述精审而深刻。《易・责・彖》云：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王弼《注》：“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文明”之“文”所体现的由人之心斋而致文雅，到社会制度的完善而有秩序，都呈现出郁郁乎文的彰著。这使“文”具有了碱文的本训。人有文德则德容昭显，其犹以文绘饰之而掩其质：社会有制度礼仪则秩序井然，其犹以文绘饰而掩其野。故“文”又引申有错画之训，此即《彖传》所谓“天文”、“人文”之义。对天之绘饰错画即为天文，其本指天上由不同星辰所组成的图像：而对人类社会之绘饰错画则为人文，所指乃人之形上思想与社会制度。孔颖达《正义》：“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所论虽不全面，然尚得人文之旨。
“刚柔交错”意即阴阳迭运，其所描述的是天文星象的回天变化。星象之运行时刻在变，或东升西落，或天渊两别，这种星象运行的位置变化不仅可以象征阴阳的变化，同时更预示着时间的变化。古人以“刚柔”表述阴阳，既有时间的意义，也有空间的意义，而天象的特征乃在于变，这一点恰好可以借助阴阳思想而加以表现。故先民观测天象，其目的即重在掌握其变化规律，唯知其变，时间系统才可能建立。而与随时变化的天象不同，“文明以止”之“止”则在强调思想与制度的相对不变。如果说变是天象的基本特征，那么因人文制度与思想观念重在传承，其所表现的必然是恒守不移的不变传统。因此对于制度与思想而言，古人更怕其变，而希望其不变，如此才能完成对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思想与制度的有序继承。天文不变则无以知时，人文若变则无以成传统。《易传》以变与不变的对比，准确地阐释了天文与人文的本质特征，这对客观理解上古文明是极为重要的。显然，先民求天文之变以建立时间，求人文之不变以形成传统，这些思想既体现了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思考，也揭示了天文与人文的本质内涵。
源于天文的人文制度与思想的形成，由于其内涵不同于天文所具有的时间意义，而重在强调人及社会之郁文，因此其作用则在于“化成天下”。这里的“化”意即以文明或人文教化，实际也就是以文治化，这当然涉及了古人对“文化”的理解。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轰声乱色不留聪明，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
即在强调人之身体与思想都须以顺正之方向行乎道德，这便是“化”字以正人之象以喻德化的本旨。《荀子・正论》：“尧、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同样表达了教化以顺正的思想。德化实在于端正人心，端正之心即为化成以正人。故“化”字所体现的文治教化的本义极为鲜明。而《易传》以人文化成天下，表述的正是这一思想。
准此可知，古人所谓之文化同文明一样，也不是指人类技术的进步与物质的丰足，而在强调文德教化之尚德追求。《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所言“文化”本即以文德教化为义甚明。《文选・束广微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李善《注》：“言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也。”其以文化与武功相对，以文德与武德并举，以内和以外远互称，皆明文化本即以文德治化于心，此文明、文治之谓也。
三、中国原始文明的基本内涵
中国的传统文明体现着一种独具特色的字宙观。我们所说的广义的宇宙观是指中国古代先民对于天、地、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独特思考，这种思考虽然源出于一种最朴素的观象活动，但却是以古人对于时空的规划、政治制度与宗教观念的形成、祭祀及典章制度的完善，以及哲学思辨与科学证认的形式呈现的，显示出天文对于人文的深刻影响。
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差异即在于两种字宙观的不同。中国传统的字宙观博大而包容，和而不同，这个特点不仅来自于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而且也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明。很明显，对中国上古文明的研究不可以抛弃其赖以建立的宇宙观背景。
中国原始文明的诞生是从初民有意识地对空间与时间的规划开始的，事实上在他们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时空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完成了对时空关系的思考，而时空体系的建立以及时空关系的思考都必须基于相应的天文观测才可能完成。中国传统的时空关系表现为空间决定时间，这不仅意味着辨方正位成为一切用事的基础，从而决定了古人对于子午线的重视以及诸如都邑、茔域等的方正布局，而且对于传统文化中有关时空问题的理解，也都需要首先建立这种时空关系的背景。先民通过对时空的规划建立起一整套有关空间、时间的基本概念及表现形式，而且将时空体系与阴阳哲学彼此结合，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
阴阳的思辨虽然是对万物生养原因的哲学解释，但其本质却同观象授时的工作一样重在祈生，这使以观象为基础的时间体系成为表述阴阳的最理想的形式，从而形成传统的阴阳合历以及以阴阳为核心的时空传统与原始宗教传统。
空间方位的精确辨正显然得益于染表的发明，这种天文仪器的出现成为天文观测精确化的必然结果。在中国传统的五方观念中，中的位置不仅是立表的位置，而且在早期文明社会，立表的活动由于被统治者所垄断，从而导致时空体系、政治制度与宗教思想的结合，使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逐渐形成。
上古王权的基础当然在于对观象授时的掌握，由此则逐渐发展出君权天授的政治思想。因此根据传统的政治观，人君治民实受天命而为，故其配帝在下，所居之位也必依近于天。《逸周书・度邑》言武王治民作邑“其惟依天”，何尊谓武王定天保而直告于天，且宅中域以义民，都体现了这一根本思想⑨。古人以为，授命之帝居于天之中央――北极，则人王若要依天而立政，就必须居于地之中央。故王庭的选建首先就要解决以圭表求测地中的问题⑩，从而形成以地中为中心的中域、中土、中国、中原的政治地理概念，以及相应的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论语・尧日》：“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即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王庭选建于天地之中意味着建筑于观象授时基础上的政教合一的王权具有了政治和宗教上的合法性，所以，居于中央的王庭对四方的统治必须通过于王庭所在的内服周围分封诸侯而实现。外服诸侯所建立的实体为“国”，而由王庭及其所统御的侯国所形成的内外服政治实体则称为“邦”，国对于中央王庭首先具有的就是拱卫的义务，同时通过贡纳的形式以表现其对王庭的臣服。西周大盂鼎称武王嗣文王之业而“作邦”，即此之谓。而外服侯国以外的“方”则对王庭时叛时服，所以王所巡守之邦本及四国――四方之诸侯国，形成早期家天下王朝的基本政治格局。而王更以耀德使四方荒服之“方”归附宾服，形成更广大的内外服政治实体。西周昭王世之作册令方彝铭云周舍命于“三事四方”，即是这种政治格局的真实反映。
由立表测影而产生的“中”的观念事实上包括三方面的内涵。其一，因立表测定空间方位所获得的“中”具有“中央”的内涵，这是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的基础，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及都邑制度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其二，立表测影的工作必须以校正表的垂直为前提，由此获得的“中”则具有“中正”的内涵，从而直接影响着“中庸”哲学观的形成。其三，表所居的位置在中央，其又以中正的状态呈现，这个位置显然是最为和谐且不偏不倚的，由此又引申出“中和”的内涵，从而使“中”最终具有了阴阳哲学的义涵。
由于观象授时的工作始终为统治者所垄断，这使天文学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即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很明显，在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的远古社会，如果有人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实践掌握了在多数人看来神秘莫测的天象规律，并通过敬授人时维系着氏族的生存，那么这种知识本身也就具有了权力的意义。事实上，当观象授时作为王权政治的基础存在的时候，人王的权力源于天授的认知便自然产生了。基于这样的认知，至上神上帝开始被创造，帝廷组织得以建构，帝与人王的直接血缘关系得到确认，以祖配天的观念由此形成，进而对天地、天象、祖先、社稷的祭祀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与礼器制度，以及有关阴阳、刑德的哲学思考相伴而出现。不仅如此，政治观的形成必须创造出王权的象征形象，而龙星以其授时主星的地位具有了这种资格。畿服的规划与王庭的建制必须体现出尊卑的差异，古人对于时空的认识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人居于天地之间如何才能合于天地之道而永续恒久，这种思考使先民选择了顺时施政的用事法则。而宗教观的建立则又需要首先确定上帝的居所以及帝与人王的关系，于是有关天极、极星、璇玑的认识相继完成，而在确立帝作为天子嫡系祖先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帝的世俗形象。显然，天文学不仅导致了君权神授、天命观念的形成，而且直接关系到原始宗教观、古代祭祀制度及礼仪制度的建立。而就古典哲学而言，如果说儒家哲学的天命、中庸、道德等核心思想乃是对传统宇宙观的继承的话，那么道家的思辨哲学简直就是借助天文学的研究完成的⑩。
【关键词】文艺复兴；哥白尼革命；科学
与哲学相比，科学具有直面经验世界的实用性。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哲学起源于古希腊人的闲暇和好奇，而且哲学的任务在于对真理知识的追问。哲学家们往往通过归纳的或演绎的方式形成一种对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之存在的解释和证明，自笛卡尔以来，我们认识和解释世界之存在的方式大体上被归结为两种：一种是理性论，另一种是经验论。正如培根所说：“人类的理解不是不带偏见的领悟，而是从意志与感情中受到鼓舞：哪里在从事科学，这些科学就可以被称之为‘人们需要的科学’。”i通过科学理论的构建，人们将神与经验世界的联系一步步切断，取而代之的是人和物质世界的紧密联系。文艺复兴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并不只是局限于欧洲的那几个具备科学突破的国家，后世的科学盛况证实了当时的科学突破是作用于全世界的。“近代科学诞生于欧洲，但它的家确是整个世界……事情越来越明显，西方给予东方影响最大的是它的科学和科学观点。这种东西只要有一个有理智的社会，就能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民族流传到另一个民族。”ii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的兴起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形成一个庞杂的体系，而是需要先从个别领域进行突破。显然，这种科学突破首先体现在天文学领域。
一、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
翻开任何一本科学史，都不约而同地追溯到人类在文明初始时期对于世界本原的探求。在东方，有老子的“道”，有古印度的“四大”；在西方，有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毕达哥拉斯的“数”等等。这一系列对于世界本原的追问，刺激着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关于世界的“假说”，当追问到世界运行的目的和动力之后，初期的关于“天”的讨论和解释便开始了。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注意到了夜晚天空中闪烁的群星，那些有相对固定位置的被称作“恒星”，而另外一些非常明亮但位置不定的则被称为“行星”。经观察后发现，所有恒星都步调一致地、每天自西向东地运动，如此周而复始；然而行星的运动却不规则，时而向东，时而向西，这种奇特的现象自然引起了当时天文学家的注意。“希腊天文学将自己的任务规定为对行星运动给出合理的解释，特别是要按照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传统，用完美的正圆运动的复合来再现行星的表观（视）运动，即所谓‘拯救现象’。”iii后来，托勒密的本轮―均轮宇宙体系被认为是希腊人为“拯救行星运动”所做出的巨大成就。iv
在欧洲第一次学术复兴之后，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所代表的宇宙论开始进入人们的世界，后来托马斯・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哲学融入基督教神学，使得地球中心的理论在当时获得正统的地位。而这种“地球居于宇宙中心”的权威思想被赋予了一种严格的宗教意义：地球和地球上居住的人们被置于上帝的怀抱之中，他们受上帝所恩宠，并沐浴在上帝的光辉中。
值得一提的是，天文学的革命之所以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与当时文艺复兴影响下的宗教改革有着极大的关系。“宗教改革所造成的基督教内部分崩离析的局面，虽然从许多方面来看是一件可悲的事，但到头来间接地帮助了思想自由的实现。”v正是当时宗教改革造成的社会动荡，才使得异类思想得以施展拳脚，而以尼古拉・哥白尼为代表的天文学革命也正好躲在当时的浪潮下积蓄着自己的羽翼。因此，同宗教改革的骚动相比，科学的变革却是在平静中建立雏形。
二、关于“宇宙中心”的争论
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被托勒密的地心说所垄断，而托勒密的整个宇宙体系是由四个假定构成：其一，天呈球形，并且像球一样在运动；其二，地也是球形的；其三，地位于天的中央；其四，地球是静止不动的，不参与行星的运动。基于以上四种假定，托勒密由此建立了他的天文学理论，即本轮―均轮的宇宙体系。但到了哥白尼时代，由于航海事业和天文历表的不断发展，托勒密的理论显得越来越繁琐，而且在经验生活中开始遭到质疑。
哥白尼同意托勒密的前两个假定，认为天和地都呈球形，但却反对后两种假定，因此他自己提出了地球自转和公转的初步概念，并用太阳中心论取代地球中心论。在深入思考新的宇宙体系的基础上，哥白尼于1539年完成了天文学巨著《天球运行论》vi，并在该书中系统地论述了他的日心地动学说。正如哥白尼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的，他曾经广泛查阅古今哲学家的著作，希望能从中找到天文学关于天球运动的研究。果然，他在西塞罗的著作中找到，西塞塔斯曾设想过地球是运动的；后来，他在普鲁塔克的作品中又发现有一些人对此也持相同见解。基于这些资料的启发，他开始考虑地球的运动性。虽然这种想法在当时很荒唐，但他仍坚持用地球运动的假设，来确定是否可以找到比他的先辈们更可靠的对天球运行的解释。“于是，假定地球具有我在本书后面所赋予的那些运动，我经过长期、认真地研究终于发现：如果把其它行星的运动与地球的轨道运行联系在一起，并按每颗行星的运转来计算，那么不仅可以对所有的行星和球体得出它们的观测现象，还可以使它们的顺序和大小以及苍穹本身全都联系在一起了，以至不能移动某一部分的任何东西而不在其它部分和整个宇宙整中引起混乱。”vii如此，哥白尼构造了一个全新的宇宙蓝图：最外层是恒星天，它是静止不动的，构成了行星运动的参考背景；最远的行星是土星，其运行周期是30年。以后依次是木星（周期是12年）、火星（周期是2年）、地球（周期是1年）、金星（周期是9个月）、水星（周期是80天），处在这些行星中间的是太阳，月亮是地球的卫星，它既绕着太阳运动，也围着地球转动，且绕地运动的周期为1个月。日心说比地心说更加简洁，连哥白尼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此外，哥白尼还成功地恢复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想，使正圆运动得以更好地保持，在他的学说里，几乎所有的本轮和均轮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运动，太阳真正处于宇宙的中心。
【摘 要】本文以纳西古乐为例，探讨了翻译的跨文化交际意义，解说词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功能，以及解说词翻译的特点。
【关键词】解说词；翻译；跨文化
1、翻译的跨文化交际意义
翻译指的是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在很大程度上，跨文化交际活动和翻译活动联系紧密，因为跨文化交际促进了翻译的发展，没有跨文化交际的需要，就没有翻译；同样，没有翻译，跨文化交流就无法顺利开展和进行，所以翻译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翻译起着桥梁的作用，我们要对中西方文化有着全面的认识，在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过程中，认真严肃地对待翻译工作，从而翻译时能够“忠实于原文内容，具有通顺的译文形式，发挥译文的语言优势”（许渊冲，2003），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西方文化，也能够更好地发扬和传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2、什么是解说词
解说词是对人物、画面、展品或旅游景观进行讲解、说明、介绍的一种应用性文体，采用口头或书面解释的形式，或介绍人物的经历、身份、所做出的贡献（成绩）、社会对他（她）的评价等，或就事物的性质、特征、形状、成因、关系、功用等进行说明。其作用有二：一是发挥对视觉的补充作用，让观众在观看实物和形象的同时，从听觉上得到形象的描述和解释，从而受到感染和教育；二是发挥对听觉的补充作用，即通过形象化的描述，使听众感知故事里的环境，犹如身临其境，从而达到情感上的共鸣。
3、解说词翻译在跨文化传达中的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文化已经成为跨文化交际中的新的亮点，我国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正吸引着全世界的关注，从而民族文化的传播也成为了一个文化传播的窗口。在这个过程中，旅游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提供了相互了解和交流的机会，在实现这种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工具，这就是翻译。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的一种语言，为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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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亩琳呋蚨⒂锏挠慰头竦穆糜斡⒂锓耄翘逑至朔氲目缥幕患收庖惶氐悖渲校馑荡史胧且桓龇浅9丶囊蛩亍：玫慕馑荡史耄芄磺宄⒓蚪唷⒅惫邸⑿蜗蟮亟史壮实拿褡逡衾帧⒗贰⒏栉琛⒒婊⒈硌荨⒕扒冉樯芨嗣牵俳夜褡逦幕墓驶ァ
4、纳西古乐解说词翻译的启示
纳西古乐，源本出自道教谈演的《三洞经文》的宗教科仪音乐，儒家正宗的雅集型音乐，包括流入民间的宫廷宴乐和词牌曲令，它从久远的历史走来，从西京、南京、北京等中华文化枢纽传来，世代不衰地在丽江流传，一直音乐的原发地已经寂灭、消失，却在丽江出奇的保留着这些“音乐活化石”。1981年，宣科先生重新组建了现在的大研纳西古乐会，成功地复兴了纳西古乐，并且使我们国家的民族音乐享誉海内外。数十年以来，大研纳西古乐会每晚公开演出，成为一个民族文化国际化传播的窗口。其中有一大亮点，就是在音乐演奏过程中，使用了中英文主持词和中英文解说词。可以肯定地说，纳西古乐的中英文主持词和解说词，是纳西古乐吸引外国游客的一个重要原因。大研纳西古乐会对乐器的介绍，词牌、曲牌的介绍、音乐背景的中英文介绍，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值得我们借鉴参考。试以以下翻译为例进行探讨：
4.1大研纳西古乐会被称为“三老乐队”，因为纳西古乐会集古老乐曲、古老乐器和高寿艺人为一体，被誉为稀世“三宝”。“三老乐队”、稀世“三宝”，如果直接翻译为the three old， the three rare treasures， 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听众将不知所云，莫名其妙。大研纳西古乐会将“三老乐队”、稀世“三宝”翻译：There are three reasons why the Nahki Orchestra is so famous and special. It is because of the ancient music， aged musicians and aged musical instruments. 译文简单明了，清楚又直接地向听众介绍了“三老乐队”的来由，而且衔接自然，毫无造作之感。
但在哈勃太空望远镜的眼里，宇宙有着另一番景象：物质聚集的地方充满了暴力，有壮丽的出生和惨烈的暴死。宇宙和我们的自然界一样，也是弱肉强食。
1666年，牛顿在花园散步时，突然想到重力，它的作用让一个苹果从树上掉到地上。重力是否仅局限于在地球周围的有限距离里，难道不能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吗?(图1)
20年后，牛顿在其光耀史册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发表了万有引力定律，指出：“宇宙中每个质点都以一种力，吸引其他各个质点。天上的星体运动和地面上的物体运动都受到同样的规律――力学规律的支配。”(图2)
在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视野里，这种力学规律所编排的节目让宇宙永不宁静：这里有星系的舞蹈、引力的魔镜、黑洞的抛球表演，犹如宇宙盛大的马戏演出。宇宙是如何利用“引力”控制星系和黑洞进行表演的呢?我们先到宇宙中物质最密集的地方――星系和星系团看看吧。我们所在的银河系从外面看，像个从中心甩出两条长臂的大飞盘，整个系统在慢慢旋转；在星体之间充斥着大量的气体与尘埃；在远离中心的位置，其中一条旋臂之外，银河系的边缘，有个小小的恒星系，那就是我们的太阳系。(图3)(图4)
当我们仰望晴朗夜空时，能看到距离地球最近的5000颗恒星，更远的就太微弱了。因为空气中漂浮着的尘埃，会弱化星光，若没有望远镜，我们只能看见银河系的一角。银河系中有两千亿颗恒星，其中的很多都同太阳相似。天文学家还相信，在宇宙中有上千亿个类似银河系的星系。
作为宇宙最基础的组成部分，这上千亿个星系是怎样形成与演化的?这是探索宇宙最基本的问题，也是20年来哈勃太空望远镜捕捉到的最大量的内容。
哈勃望远镜在其他天文台的协作下，已经对天空中的几小块区域进行了长时间曝光，把迄今最遥远、最古老的星系的面貌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这些早期星系离我们很远，所以很暗。在早期宇宙，这些星系形成时都很小，要分辨出星系的细节需要很大的分辨率，只有哈勃才能把这些星系拍得很清晰。(图5)
这些超精细图片揭示了早期宇宙的细节，当时的宇宙年龄仅有几亿年，大约是现在宇宙年龄的5％。与现在的星系相比，那时的星系尺寸小，形状更不规则。哈勃望远镜拍摄的这些照片，成为建立现代星系形成模型的关键。
2003年5月7日，哈勃望远镜对仙女座大星系的星系晕进行观测，发现这里恒星的年龄千差万别：最古老的有110亿年到135亿年，最年轻的只有60亿年到80亿年。
天文学家发现有些星系是由不同年龄的恒星形成的，一种解释是等级式的结构演化，即一个星系形成过程中要吞并其他一些小星系，形成了星系里有各种年龄的恒星，就像小孩闯进了养老院。
与此相反，我们的银河系中没有大量年轻的恒星。因此，尽管仙女座大星系和银河系外形相似，但哈勃望远镜的数据显示，这两个星系的成长史迥然不同。这一发现加深了我们对星系形成的理解。
在夜空中，我们的银河系像一条永恒的乳白色带子，宇宙看起来好像也是静止的。这是因为人类的生命只不过是宇宙时间中的瞬间而已。实际上，宇宙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只有通过长时间观察，才能感受到星空的运动，看到运动中的恒星和星系。恒星围绕银河系的中心旋转，星系依靠引力相互吸引，有时甚至会发生碰撞。哈勃望远镜就观测到了无数冲撞在一起的星系。
星系们就像漫漫长夜中行驶在星海里的巨轮，彼此不断地接近，直到引力的相互作用最终将它们压缩成复杂的结构，相互交织在一起。这是一场由引力编排的宇宙舞蹈。
两个星系发生碰撞的景象，像是钩在一起的两根手指头。星系中的大多数恒星，会在星系冲撞中幸免于难，引力会将恒星连同气体尘埃一起抛出，绵延数十万光年，甚至更长。实际上，再经过上亿年，两个星系最终会合并为一个组合星系。(图6)
人们认为现在的许多星系包括银河系，是由许多小星系经过数十亿年组合而成的。由于星系间巨大的相互作用，本由气体烈焰形成的恒星生出了壮丽的高温蓝色星团。我们的银河系也将要同另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大星系仙女座星系相撞，它们以每小时50万公里的速度接近，30亿年后将从正面相撞，会导致两个星系壮烈合并。在撞击过程中，银河系将改变形状，再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螺旋形，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椭圆星系。那时的银河系不仅包含自己原有的恒星，也包含了所有仙女座星系的恒星。
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拥有上亿个恒星的星系相互碰撞呢?这些力量又来自哪里?
我们相信在宇宙中仍然有很多操纵着我们周围事物的隐秘力量，其中就有黑洞。黑洞巨大的质量，是影响周围天体的原因。黑洞在宇宙引力剧场里是主角，它表现活跃、花样繁多、手法独特。有人形容黑洞是“宇宙中的神秘恶魔”，因为它会吞噬一切靠近的东西。对于天文学家来说，黑洞中心是最难解的谜。黑洞强大的引力，封锁了所有信息，连光都无法逃逸。所以，我们也无法得知那里到底有什么。(图7)
然而，我们怎么去研究它?又如何去寻找到一个看不见的点呢?
用太空望远镜对准一个星系的中心，测量那些离中心非常近的恒星的运动，发现它们运动速度非常快。
这些靠近星系中央的恒星在高速旋转，这不是恒星的正常状态，因为大多数恒星都以相对较慢的速度运动。这肯定是因为有质量超大且体积超小的东西存在，只能有一个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那里有个黑洞。
长久以来，天文学家一直怀疑一些大星系，比如我们的银河系的中心有一个特大质量的黑洞正在吞噬恒星、星云和周边路过的物质。银河系中心存在着如此密集的恒星，地面望远镜只能看见由成百上千颗恒星挤成一堆的斑驳的星光。而哈勃望远镜高分辨度的图像让我们看到每一颗独立的恒星，以及它们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运动。这些恒星的移动速度远远超过正常值，似乎有一个小型的、看不见的强大引力牵引着它们。根据哈勃望远镜观测到的现象，天文学家得出结论：一个黑洞潜伏在银河系中心。
最早，黑洞是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推测出来的。现在，借助于空间望远镜，我们终于能看见它了。科学家一直在搜集黑洞的所有信息，希望更多地了解它，现在黑洞的真实面目已越来越清晰了。
天文学家认为黑洞是单一体，是太空中的单点，无体积、不扩展，但密度无穷大。巨大恒星死亡塌缩后的“尸体”质量太大，以至于自然界中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它将自己压缩成无穷小的体积。虽然物质表面上是消失了，但它仍然有巨大的引力，恒星和其他靠近它的天体都会被吸进去。
黑洞的吸积盘就像恶魔张开的大嘴，一旦有东西，比如一颗恒星被拖进
这个点，我们就再也见不到它了。这颗倒霉的恒星会沿着一条螺旋轨道运动，当它运动到接近黑洞的位置时，离黑洞最近的物质会比恒星的其他部分受到更大的吸引力，黑洞吸吮拉伸恒星，直到将它撕成碎片吞噬掉。(图8)
黑洞诸多特点中，最令人迷惑的是它巨大的引力可以扭曲时空，改变或放慢时间的进程。尽管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会使时空发生细微的变形，但黑洞对时空的影响就大多了。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一个勇敢的旅行者造访黑洞，他将穿越“视界”，这个“视界”指的是光线不能超出的一定范围，在其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如果他穿越“视界”，最后没被黑洞吞噬，当他返回时，会发现自己比同龄人年轻。那么，他是否是穿越了广义相对论所假设的另一种奇怪的天体――虫洞了呢?(图9)
虫洞，类似于在苹果上有一个虫子钻了一个洞，我们看到从表面上的某个地方通过一个小洞联系到另一个地方。现在认为，一个虫洞基本上是一条穿越时空从宇宙的一点到另一点的“捷径”。如果虫洞真的存在，也许有一天它们会使星际旅行比常规的光速旅行更快捷。
黑洞中存在时空的秘密通道吗?现在还无法得知。根据哈勃太空望远镜提供的证据发现，几乎所有的星系中心都有黑洞。1997年1月13日，哈勃望远镜在对27个星系进行详细考查后宣布，在星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是普遍存在的。
银河系中央的黑洞，也许比那些大恒星形成的黑洞要大上百万倍。天文学家估计银河系的黑洞可能是在早期星系运动中形成的，是许多恒星的黑洞合并的结果。
当两个星系碰撞时，它们各自中心的黑洞会上演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在星系合二为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它们的黑洞最终合并成一个质量极大的黑洞之前，这两个星系仍然会继续相互围绕旋转数万年。
这最后过程的力量太大了，以至于改变了我们能够观测到的时空结构。不管是在地面上用全新的引力波望远镜，还是在太空船上，都看不到。然而，同需要数百万年之久的星系合并相比，最后核心合并的惨烈过程相对简短。所以，能看到这个过程的几率很小。
在这个引力剧场中，星系的碰撞，类星体的光芒，伽马射线爆炸，都与黑洞有密切联系，它是这些节目的导演(图10)
“黑洞”是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早就在设想的一种可能存在的天体，然而它是否真的存在呢?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家开始认为这个天体很可能是存在的。而且有一类天体叫类星体，是通过别的手段发现的，大家猜想它是否就是“黑洞”呢?
最初，类星体被认为就是一些普通的恒星，因为看上去它们就是一些很亮的扁圆。后来，人们偶然发现，这些天体离我们如此遥远而又那么明亮，说明它们的能量极其巨大，在以非常高的能量发光。这些奇异的天体究竟是什么呢?
恒星运动到离黑洞很近时会被撕裂，好比水从一个巨大的水槽漏下去。螺旋状气体形成了一个很厚的盘。恒星在向黑洞自由降落过程中温度升到极高，气体向上方空间爆发能量。这种类星体现象在宇宙的星系里可以找到不少，许多都在猛烈地发生着。
当物质往黑洞里落时，会产生两类现象：一是它的能量会转变成辐射；另一类是它会把很多物质抛出来。
这种把能量转换成辐射的现象表现为类星体；把落入的物质抛出来的现象，表现为伽马爆。这是黑洞两类主要的表现形式。(图11)
最初发现这些爆发的美国科学家并不理解这种现象，因此作为军事秘密没有发表；有段时间，他们甚至怀疑是不是太空武器，是不是有太空战，在向地球不断地发出像伽马射线枪那样的辐射。
这些伽马射线高能爆发，每天至少能从天空中任意方向探测到一次。虽然伽马射线爆只持续几秒钟，但它释放的辐射量足以同银河系几百年释放的辐射量抗衡。人类肉眼看不见的伽马射线，只有通过特殊的仪器才能探测到。30多年来，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引起了射线爆。伽马射线就像掠过地球的子弹，可我们却看不见发射它们的枪。
多年来，哈勃望远镜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望远镜都在寻找那些“还在冒烟的枪”，各种望远镜观测天空中爆发出伽马射线的位置，但一无所获。直到1999年，哈勃望远镜有了重要发现，基本上证实了这些恐怖的射线爆发生在很遥远的星系。可能是由大质量恒星塌缩引起的；或是由两个密度极大的天体猛烈相撞造成的，比如两个黑洞，或是一个黑洞与一个中子星。
伽马射线爆虽然恐怖，但从天文学讲，它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宇宙的演化。由于最远的伽马射线所发生的地方，是处于宇宙从黑暗时期到光明时期的过程中，因此可以利用它研究宇宙是如何突破黑暗时期的。
但在宇宙中到处放枪的伽马爆是危险的“”，我们必须小心它，时刻关注它。如果伽马射线爆直接冲着地球而来，它强烈的辐射会使地球大气层的化学成份发生改变。比如，如果臭氧层被改变，将使地球暴露在太阳紫外线中，威胁地球上的生命。
今天，在地球周围运行的伽马射线天文卫星，平均每天看到一个左右的伽马射线爆，表明在宇宙中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产生伽马射线爆的爆发。如果它离我们很近，就能摧毁地球。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离我们特别近的伽马射线爆。
任何剧场的演出不可能内容和风格一直没有变化。在引力主导的宇宙剧场中，既有星系舞蹈的文戏，也有类星体和伽马射线爆发的武戏，还有抽象的怪诞戏。它通过幻象反映真实，让我们看到宇宙更深遂的地方。有可能是黑洞引力产生了它，所以它的样子有点怪诞，名字叫作“引力透镜。”(图12)
黑洞是宇宙中最奇异的天体，会以惊人的方式影响周围物体，它的引力场甚至能使光偏转。实际上，靠近黑洞的光线不会继续沿直线传播，而是改为新的路径传播。这样形成一个天然望远镜，使我们比想象中看得还要远。
正如在沙漠里迷路的人会看到海市蜃楼，那是由于遥远物体的光，被沙子上悬浮的热空气弯曲了。宇宙中也能看到海市蜃楼，用现代望远镜，比如哈勃望远镜观测到的“海市蜃楼”，不是由热空气引起的，而是来自遥远的星系群。
很久以前，一些人认为地球是平的，这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不到整个地球；实际上，宇宙空间是弯曲的，即使我们在星光灿烂的夜晚也看不到这个现象。
但正是弯曲的空间，造成了可供我们观测的这种现象。爱因斯坦的预言之一即是引力可以扭曲时空，进而使光线偏折：好比池塘中的涟漪使池底的沙子看起来像扭曲的蜂窝；遥远星系的光线在射向地球时，被巨大星系群的引力场扭曲放大了，就像透过一枚巨大的放大镜看东西，这个现象就叫引力透镜。
引力透镜现象是由于有质量的物体，对光线的路径发生了改变。所以，我们看见的背景物体，它的形状和大小都发生了变化；此外，它跟引力透镜本身的强度直接相关，就像放大镜一样，放大倍数大，看到后面的背景物体也大。
当光线遭遇质量很大的天体时，会根据“透镜体”的性质，变成不同的古怪形式，也就是说这种背景天体会以几种外观出现。爱因斯坦认为，整幅图像会被挤压成一个光环；遥远星系的原本面目被克隆出多个幽灵般的复制品，或者被扭曲成香蕉状，就像光弧。
虽然爱因斯坦在1915年就意识到太空中有这种现象，但他却认为在地球上是观测不到的。然而目前，遥远天体的引力图像，已被人类所掌握的最好的望远镜观测到了。(图13)
哈勃望远镜是第一个能看到各种小光弧细节的望远镜，直接揭示了背景天体的内外结构。2003年，天文学家推导出哈勃照片上的一个神秘的小光弧，是我们所见过的宇宙中最大最亮最热的产星区。(图14)
迄今为止，已经观测的引力透镜，主要是包括数十万星系的星系群，那是宇宙中最大的引力组合结构。
摘要：中国古代辉煌发达的科技文明，诞生了一批重要的科学伟人。重要科技人物的思想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梳理科技思想变迁、分析科技发展动因具有重要意义。气象科技的发展孕育在天文地理、农工水利等各个学科中，很多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农学家、水利学家和医学家等在推动古代气象科学认识技术和气象观测技术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多重身份的糅合也使得古代气象科技人在发明创造方面具有独特的特点：发明主要针对农业生产、人民生命健康等方面服务；造就了我国悠长的农林气象史；受限于人物个人发展，气象科技发展具有时期性。
关键词 ：春秋至隋唐；气象；科技人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地向前迈进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最初在人类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是一部人类认识、改造、控制自然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经验的结晶①。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分工的细化，出现了专业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本文通过总结我国春秋至隋唐时期历史上在气象科技方面做出贡献的典型人物，分析其在科学思想、专著、技术发明等的成就，结合时代背景和人物自身经历，研究气象科技人物的组成特点，及气象科技成就的主要特点。
一、重要气象科技人物
1.秦汉时期的气象科技人物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初建发展时期，在这400多年的时期中，建立了统一王朝，社会相对稳定，为学术文化思想活跃提供了环境。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很重视天文气象的发展，设有专门的官员，在长安建造观象台灵台来进行天象观测，使得在这一时期中，中国的气象体系走向完善，并在古代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②。这一时期有张衡、张仲景、王充、董仲舒、京房、崔实等人在气象科技方面做出贡献，主要包括张衡气象仪器的发明创造；《伤寒杂病论》中的医疗气象理论；《论衡》对于降水、雷电成因的研究；《雨雹对》中对于冰雹成因的认识；《易飞候》《四民月令》对于天气的站占验等③。其中，张衡和张仲景是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气象科技人物。
张衡，字平子，汉族，南阳西鄂，南阳人，生于公元78年，卒于139年，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文学家、学者。在气象方面的贡献，张衡发明制作了相风鸟。相风鸟就是一个很轻的鸟形物悬在杆头，鸟的头部所指便是风向。“灵台”相当于国家天文气象观测所，就安装了这种铜制的相风鸟，用来测定风向和风速，这对于生产生活和军事都是非常重要的，也为后人的气象预测和预报提供了最初级的基础④。
张仲景生于公元150-154 年，卒于215-219 年，名机，汉族，南阳人，是东汉最有成就的医学家，被称为医圣，著有《伤寒杂病论》。张仲景在气象方面的贡献体现在医疗气象学上，其理论继承和发扬《内经》的学说，通篇建立在“气”的基础之上。对于四季的正常气候，张仲景表述为“四时之气”，对于异常的四季气候，张仲景表述为“时行之气”，比如春天应该暖和，结果出现倒春寒；这种反常的气候就可能造成人类的疾病。医学家对于正常气候和异常气候进行精确掌握，并根据天文气象知识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是医疗气象理论与实践系统走向成熟的表现⑤。
2.魏晋隋唐时期的气象科技人物
隋唐的统一，结束了从西晋末开始的近300 年的分裂割据时期。这种大一统的稳定繁荣局面，对于思想的活跃发展，学术文化的交流，甚至是中外文化的交流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统治者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也大力的推动天文气象学的发展，使其在深度广度上都有一定的进步。隋唐五代时期主要创造相风旌、占风铎、占雨石，详细分析日晕，并合理解释虹之成因，将风力分为10个等级，并把风向分为24个方位。这一时期还涌现出许多气象学家，如北魏贾思勰所作《齐民要术》、初唐李淳风作《乙巳占》、黄子发编著预报风雨的著作《相雨书》、裴行俭和李愬对于军事气象学的发展等。其中贾思勰、李淳风和黄子发最具有代表性。
贾思勰，生于公元386 年，卒于543年，后魏时人，汉族，益都（今山东省寿光市西南）人，曾经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著有《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在《齐民要术》的开头，贾思勰就阐述了掌握好气象条件是农业的根本大事，注意温度、雨水变化等天气情况对于土壤的影响。其中包含了气候、物候、节气、天气等方面的知识，对于各种作物都细致地提出了每一项生产技术的农业气象指标，做到“顺天时，量地利”，并计算其经济效益。对于畜牧气象，也做了具体可行的气象条件论述。齐民要术是气象学应用于农业生产中的典范，对中国古代汉族农学的发展产生有重大影响⑥。
李淳风生于公元602年，卒于670年，汉族，唐代天文学家、历算学家，岐州雍人（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精通天文、历法、数学、阴阳学等，编著中国古代第一部星象巨著《乙巳占》。在《乙巳占》中，包含有关于风力划分等级的内容，对于各种怪雨的情况进行了记叙，记载了观测太阳的许多现象，对于日月旁的云气，也做了非常细致的分类。这些都对古代气象的预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⑦。
黄子发，唐朝人，生平失考。著作《相雨书》共10篇，是古代第一部系统性的天气预报著作。内容包括候气30条、观云52条、察日月星宿31条、会风4条、详声7条、推时12条、相草木鱼虫玉石14条、侯雨止天晴7 条、祷雨3 条、祷晴9 条，共169条。《相雨书》不是天气谚语，而是经过验证和选择的预报指标。其根据预报内容的分类也为后来的占验书提供了参考，很多方法沿用至今。此书各篇都引用例子，在气象预报的实用性方面更近了一步⑧。
二、气象科技人物的特点
1.春秋至隋唐我国农学家对气象科技进步具有重要贡献
气象和农业是紧密联系的，尤其在古代受到生产技术的制约，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度和敏感性更强。春秋至隋唐时期在气象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注上，主要是对气温、光照、热量、水分等要素进行研究和总结，摸清其时间和空间分布的规律，为农作物的栽培时间时节，农作物的种植规划布局提供指导。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的开头，引用《氾胜之书》，阐述了掌握好气象条件是农业的根本大事：
《氾胜之书》曰：“ 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胜，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以此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日膏泽，皆得时功。”⑨
“趣时”即“趋时”，就是掌握气象变化，对于耕田来说，最重要的是注意温度、雨水变化，化冻、件对工作效率、产量、品质的影响。贾思勰指出的是季节变化，即气象条件的时间变化。
2.春秋至隋唐中国气象科技人物往往具有多重身份
春秋至隋唐时期中国的气象科技人物大多不是专职人员。与现代科学相比，春秋至隋唐中国科技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明确细致的学科分类。统治者所设的官方科学机构所涉及的学科相对比较全面，民间的科学家心系百姓的生活，所研究的领域也十分广泛。这使得许多气象科技人物的研究面非常宽广，并且大多拥有一个杂糅的身份。他们在对气象科学进行研究并作出贡献的同时，在农学、军事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和哲学方面均有建树，其中，与农学的关系尤为紧密。因而，其他学科的科技发展可以带动气象学观测研究技术的进步，气象学的发展也可以反作用于这些学科，促进相邻紧密学科的进步。
此外，春秋至隋唐中国气象科技人物大多在朝廷中担任官职，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可以看出，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气象科技的发展。（见表1）
3.中医“气”之思想促进了古代气象在健康方面的服务作用
气象要素是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春秋至隋唐时期医学实践中，学者认为医学来源于食和巫。即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与精神交换。而这两者，都与气象有关。
两千多年以来，《内经》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东方医学的渊源和基础。其理论核心运气说，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主要是人与气象关系的基础上的。《内经》也是古代医疗气象理论的大成之作。
东汉名医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中的理论，继承发扬《内经》的运气学说，通篇都是建立在“气”的基础上的，如: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⑩
上述理论说明，那时医学家对于正常气候、异常气候都能很精确的掌握“按斗历占之”，大量运用了节气知预测气候变化，在此基础上“对症下药”，根据不同气候情况采用不同的治法。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总结出气象人物的如下特点：第一，春秋至隋唐气象科技人物的活动研究对于气象科技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这些气象理论及科技发明广泛的应用在农业的生产和预报，还应用于气象灾害的规避、气象医疗和健康等方面。第二，我国古代气象科技人物与相关学科领域有较多的联系，与农学接触最为密切，与军事、医疗、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关联。这种学科领域上的关联，使春秋至隋唐中国气象科技人物在学术思想方面具有较强的兼容性。第三，春秋至隋唐中国气象科技人物的身份大多是朝廷官员，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政府的投入与支持对于气象科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引文注释
①高达声.技术哲学与技术史[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0，6（5）.
②温克刚.中国气象史[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4：139.
③洪世年,刘昭明,著.中国气象史（近代前）[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27.
④卢嘉锡,总主编.唐锡仁,杨文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209-210.
⑤温克刚.中国气象史[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4：105-116.
⑥温克刚.中国气象史[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4：253-254.
⑦温克刚.中国气象史[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4：260-262.
⑧温克刚.中国气象史[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4：262-263.
⑨(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9.
⑩(东汉)张仲景,著.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
1农业与中医学的关系
科学文化首先是由社会经济活动所决定。从本质和起源来看,中医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早在七八千年以前,中国人开始从事种植经济,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遗址都证明了这一点。此后数千年间中国的农耕、丝织、金属冶炼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农业劳动是生物型生产劳动。农业生产的胚种与成体都是生物有机体,它不能机械分割;胚种的生长是发育的过程;农业生产需要和谐的自然环境,是按生物生长的规律进行的;农业生产者是多面手,分工协作尚处在萌芽状态,所以农业文化本质上是有机性的文化,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合乎规律的变化过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种文化泛化到看人,人体也是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同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建立在这种有机论、朴素系统论基础上的传统中医把人体看作不能机械分割的有机整体,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人的生理和病理,对人的生命功能作出生物学、甚至哲学本体论的解说,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把人体当作一个黑箱来研究,在诊治疾病时注重辨证施治,用药注重多味药并服,注重整体调养,药物大多是生物药材或靠采集或耕种获得,注重顺应自然、养生保健。其思维方法较多采用取类比象,注重悟性思维,强调整体观念,具有浓重的辨证色彩。从而同建立在还原论、机械论基础上,尤其是作为工业文明反映的近代西医注重分析、实证、工具、技术的作用,注重用物理学、化学解释人体功能,重视单药独进、有针对性局部治疗(即强调溯因分析认识论、微观实体本质论、浅性因果决定论的向后、向下、向外的认知方向)疾病的医疗观有根本区别。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当时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汉书•艺文志》载,农学名著有9种之多,金属冶炼、造纸、煮盐、制帛等手工业亦有重要成就。这些都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医学。如构筑物质世界和人体系统的“五行”学说,直接源自现实的生产和生活。《尚书大传》曰:“水火者,百姓之求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其值得注意的两点,一是“金”,不同于单质的天然物,是由于冶炼技术发展从矿石中提炼出来的合金。二是点出“土”在五行中的重要地位。《国语•郑语》曰:“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表明“土”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比其他四行重要,这是农业生产以土为本思想的体现。这一点反映到医学中,《黄帝内经》把运化水谷精气谓之“后天之本”的脾归于土,认为“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素问•太阴阳明论》)足以略见其影响之一斑。农业生产对于中医药学的最显著影响和作用之一,是规定所用药物以草木为主,动物及矿物类药物只占很小比例。据统计,《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类药物252种,占69.04%;动物药67种,占18.35%;矿物药占46种,占12.6%。此后的历代本草著作中,植物药始终占大多数,动物药也多是农业的副产品与渔猎产物,矿物药则与农业或手工业有关。总之,以农为主,兼营(手)工、林、渔、猎的农业经济,规定了中药的种类及其获取途径。
除此之外,农业文化还规定了中医的基本理论特征:第一,法于自然。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自然界,必须顺应自然规律而不能逆行。中医据此提出防治疾病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亦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生长之门。……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第二,重治未病。效法自然,并非无所作为。在农业生产中,既要遵循自然规律,又要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预防自然灾害发生。农业中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经验,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疾病。中医提出“治未病”的原则,即在疾病未曾发作之时,就积极预防,使之不发生,或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等疾病已经产生再行医治,就难免造成伤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故强调重视养生保健,重视疾病预防。这也是中医有别于西医的重要特点。
2科学技术与中医学的关系
科学技术历来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科技史上,中国古代科技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它不仅拥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而且拥有当时较为发达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建筑学、农学、金属冶炼学、生物学、金丹化学。医学的形成不仅需要大量的医疗经验,而且有赖于人们对自身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达到一定的科学认识水平。中医的形成与发展,是同古代科技发展的支持分不开的。
天文学为中医提供了宇宙观背景。远在夏朝,天文学已编制出“夏历”;西周时提出28星宿概念,战国时提出24节气。至秦汉时出现更具系统性的天文学假说“浑天说”、“盖天说”和“宣夜说”。同时代的《黄帝内经》不仅蕴含大量的天文学知识,而且接受了当时最具科学性的“宣夜说”。如“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冯乎?”“大气举之也”。(《素问•五运行大论》)认为人们所居住的大地在“大气”的作用下悬浮于宇宙之中。中医注重天文学,其目的在于弄清天人之间的关系,结合人的生存大环境来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防治疾病的规律。人不仅源于自然,而且随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天地日月的运行对人体生理、病理都有影响。“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湿燥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不能积极适应天时及节气的变化就会发生疾病,因而防治疾病的原则自然可以从中推导出来。在中医理论体系中,阴阳与五行构成了其基础,它们与古代天文学更是直接相关。中医认为,人之阴阳本于天之阴阳。“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以应天之阴阳也。”(《素问•金匮真言论》)五行更是与五方、五气相联系。“东方生风,风生木”;“南方生热,热生火”;“中央生湿,湿生土”;“西方生燥,燥生金”;“北方生寒,寒生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素问•天元纪大论》)。揭示出天人相应,天、地、人统一的观点。人体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生物有机体,受到生物界一般规律和自身特殊规律的支配。因此,以防治人体疾病,维护和恢复人体健康为宗旨的医学,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物学基础之上。中医经典涉及许多生物学知识,对生命的起源和生存条件、人体的结构和功能等方面的问题作了科学的探讨。
《黄帝内经》把生命现象当做一种自然现象,揭示出生命现象的总根源在于阴阳。“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然而,阴阳并不是空洞的抽象概念,它们“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成,而化生万物”(《素问•天元纪大论》)。在维系生命活动过程中,则是“阳化气,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化气以成形为基础,成形以化气为统帅,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共同构成生物体的新陈代谢,成为生命活动的支柱。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发现了生物节律,从而大大发展了生物学。它以自然界周期性变化为背景,发现人体的阴阳、气血、脏腑、脉象、色泽等皆有相应的变化。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素问•生气通天论》)。人体的变化节律,在发生疾病时表现尤为明显,“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多数疾病早晨减轻,夜晚则加重。中医对生物节律探索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提出了“子午流注”学说,并把它运用于针灸学,形成其理论基础,这在临床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其他科学技术也都深深影响着古代中医。如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纲辨证,子午流注针法,方剂配伍中,蕴含着古代数学知识,其中大量使用着模糊化方法。诸如“气”的范畴,五行学说,病机学说,针灸及磁疗中,则显露出其物理学背景。而中医药学中的化学知识则直接得益于古代金丹化学以及手工业生产实践。因而中医学的发展繁荣,是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古代科学技术的结果。
3政治与中医学的关系
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后,王权就成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至秦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开始了延绵数千年的皇权统治。这种皇权制度与逐渐强化的大一统思想对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封建统治者为延年益寿、延续子嗣,保证皇权世代相袭,都十分重视医药,并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利用。历代王朝专设御用“食医”、“太医”,建立并不断完善医事制度、重视医药典籍,从而促进了中医药学的延传和发展。西汉开始,为强化皇权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皇权至上的政治思想氛围对医家产生重大影响,并无形中渗透到医药学中。其突出表现就是把人体生理组织与政权系统相类比,以心神喻君主,从而表明心神是全身的主宰,君主是国家的中枢。《素问•灵兰秘典论》认为:人体12脏各有分职,且有“相使”、“贵贱”之分。肺、肝、胆等脏器分别是“相傅之官”、“将军之官”、“中正之官”、“臣使之官”、“仓廪之官”、“传道之官”、“受盛之官”、“作强之官”、“伎巧之官”、“决渎之官”、“州都之官”。在此之上矗立着心君之位:“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宫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昌,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这里,既是指心神的主宰地位,也是论证君主的重要性、合理性。这是医学理论,也是皇权思想。《内经》之后,以心为体之君,以君为国之心,成为思想家、医家的常规类比。医官制度的设立,皇权思想的强化及在医理中的泛化,也深深影响到医家的价值观念。既然身与心犹如国与君,所以治身如同治国,治身者亦可治国。医和说:“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国语•晋语》),突出治国的重要,其价值判断为:治国者为上医,医疗者为下医。后世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是这一价值观念的影响。这里当然不乏有医家欲抬高自己身价的心态,但已足见封建制度、皇权思想的巨大影响。
4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
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中医药学,不仅受到当时经济状况、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而且还受到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诸子竞出、百家争呜,是中国学术发展最繁荣的时期之一。不同学科和观点体系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特别是医学与其他各门学科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它在临床中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决定了它自身及与其他学科的可通约性,需要各种学科的理论、观点和技能、技巧的支持和转移。因而中医药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势必尽可能地汲取和综合利用其他学科的成果,以解决其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而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融摄性。对医学理论形成影响最大的当属哲学思想。
【关键词】清朝/流星观念/流星观测/流星记录
【正文】
晴天夜晚，仰望天空，常常可见流星在天中划过。遇到流星雨的时候，四方流星交织夜空，大小纵横，异常壮观。流星和流星雨以其引人注目而唤起了古代人们的极大兴趣，引发古人记录这些现象并做出种种猜测。中国古代观测了大量的流星和流星雨，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流星记录和流星占体系。[1][2]到了明末，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和《崇祯历书》的编定，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曾认为，流星、陨石、彗星和孛星（新星和超新星）均属大气现象。这个认识一直流行到十七世纪。来华传教士介绍了流星是大气现象的说法，这个说法在关心西学的士人中又流传开来。然而，以流星占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流星观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以至于清朝钦天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观测和记录流星的发生，重要的还按传统星占方法给出占语，通过礼部迅速地报告给皇帝。考察中西流星观念交织下的清代流星观念和观测，对于了解清朝天文观念的传播和清钦天监活动的特点，讨论清代流星记录的产生过程和分布状况，判断清代天象记录的可靠程度都有重要意义，本文讨论以上问题。
一、清代的流星观念
1.两种流星观
中国传统天文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观念在天文观念上也有体现。就流星而言，从《汉书·天文志》起，历代正史的天文志都有流星的观测和占验的记载。唐朝的《乙已占》以“流星犯日月占”、“流星与五星相犯占”、“流星犯列宿占”和“流星入列宿占”为题汇集了唐以前的流星史料。宋代成书的《灵台秘苑》卷十五说：“星辰丽于天，犹民之附于王也”，而流星出没无常，被视为“五行之散精”，对应于“天皇之使”或将叛、百姓流离之状。明代著述颇多的陆深(1477-1544)在《玉堂漫笔》说：[3]
“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不动，二十八宿是也。日为阳精，月为，五行之精为五星，布于四方二十八舍为宿，咸列布于天。运形躔次，用示吉凶焉。”
“五行之散精”即为流星，可以用来显示吉凶之兆。清初黄鼎的《管窥辑要》（1652年）搜集了当时能见到的多种天文和地理方面的古籍，其中卷60是关于流星占的内容。总之，在中国传统天文学中，流星一直是天文的内容。
西方古典流星观念则不是这样。它认为，流星是大气现象，而不属天文范畴，即“流星非星”。古希腊自然观认为，自然界有水、土、火、气四元素，每种元素有干和湿、冷和热两种属性。太阳照射到地球，促使地球产生蒸发作用。蒸发分为两种，一种是水蒸发后产生湿气，这就是雾、雪、苞、雨的成因。另一种是太阳照射到陆地后，焦干的陆地产生干的、象火一样的物质，它们升腾到九层天的第一层——月亮天的下端，就象一种易燃物分布在地球的外部空间。一旦这种物质聚集得足够多，仅需一点点运动，比如天球旋转，就被点燃，爆发成火焰，形成流星现象。如果有足够的物质补充，就形成彗星。这些物质燃烧不完全，又聚集在一起，就成了陨石。把变化无常的流星、彗星和陨石的出现归究于地（大气层），而不是天，可以很好地符合天球形式和运动的完美性要求，因而与地心说的“水晶球宇宙体系”一起，一直流行到第谷时代。[4]
2.西方古典流星观念在清代的传播
明末，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利玛窦(1552-1610)的《乾坤体义》，上卷言天象，下卷言算术，均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卷上讨论流星时说：“夜间数见空中火，似星陨，横直飞流。其诚非星，乃烟气从地冲腾，而至火处著点耳。”[5]为了论证“流星非星”，利玛窦又用到了反证法：如果夜夜果落几星，“何以计其数乎？何像之成乎天？星不几于尽亡乎？”他所要陈述的是西方古典天文学知识，即：
“气无逢阻者，则气域臻火疆，便点著。若微者，速走而消落似星；若厚者，久悬于是而为孛星焉。人在下而远望之，如在天而为真星，不亦谬乎？”
利玛窦的说法源于亚里士多德《气象学》(Meteorologica)卷一第4章。稍后于利玛窦的另一位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1568-1640)，在其《空际格致》更详细地论述了流星现象。此书二卷，[6]卷下“火属物象”条说“……为流象，为陨星，……为彗孛，此皆从干气而遇火燃，结成其象”，也是亚里士多德说法的翻版。卷上“气之厚域形动”说：
“太阳摄土、水、清气，无所阻而径冲，直至火轮而止，乃以甚干、甚清、易燃而变火。其微者，一燃即散，是为流星；厚者，燃不易灭，久悬空中，是彗孛，必系气之最高域矣。”
我们知道，第谷(1546-1601)在1588年论述1577年大彗星的拉丁文著作中有一个对托勒玫地心说和哥白尼日心说折中的宇宙体系，即认为地球位于宇宙中心，诸行星绕太阳运行，而太阳则率领诸行星绕地球运转。这已经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天球完美和不变的观念的一个冲击，并且把彗星不再归于大气现象。不过，即使是开普勒(1630)和牛顿(1642-1727)还是认为流星纯粹是大气现象。[7]从这段话看，高一志虽然把太阳从九重天球中解放出来，却似乎没有认同第谷对彗星的研究。
第谷宇宙体系，经过传教士介绍到了中国，具体反映在《崇祯历书》。《崇祯历书》没有讨论新星爆发、流星、彗星现象，江晓原认为这是因为“水晶球体系必须将新星爆发、彗星、流星等现象解释成大气现象，也与中国的传统天文学观念判然不容，因此很少有人接受。”[8]虽然清代的天文学家都接受了第谷宇宙体系，从《格致草》、《天经或问》和《物理小识》却可以看出，许多关心西学的中国人仍受了流星的大气现象观。
3.清初士人对西方流星观念的接受
熊明遇(1579-1649)《格致草》，清初顺治五年（1648年）刊行。该书与熊明遇之子熊人霖《地纬》合刻，以《格致草》言天，《地纬》言地，合名曰《函宇通》。[9]事实上，熊明遇明万历年间在京作官时，就与徐光启友善，又与传教士庞迪我、阳玛略、毕方济时有来往，并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11月为熊三拔《表度说》作序。他本人则著成了《格致草》的前身《则草》。王重民先生对此有公允评价。（注：王重民说，“自万历间西士以天算之说入中国，国人真能融会贯通者，徐、李、王征数辈，尤数先驱；熊氏父子，以教外人而邀其教中，以科学头脑而习其科学，所得之深，有非余子所能及者。”见《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8页。）
熊明遇是官至南明弘光政权兵部尚书的晚明义士，《格致草》因此流传不广。反倒是主要抄录《格致草》的游艺《天经或问》影响很大。前集被收进《四库全书》，后集传入到日本，[10]同时代的学者（如方以智、梅文鼎、揭喧）也颇加赞誉。[11]
游艺，字子六，福建建宁府人，生平不详。《福建通志》“文苑传”说：[12]
“（顺治）初，江西熊尚书明遇隐闽中，作《格致草》、《原象原理》。艺受业焉，遂精天官之学，取中西之义指言数，不遗理器不遗道。”
《天经或问》的现存最早本是1675年刊刻的。不过，至迟在1660年，该书当已定形并有所传播，因为方中通1660年在北京向汤若望学习西洋天算知识时，汤若望给他看过《天经或问》，并介绍方中通和游艺通信相识，互相辩证有关问题。（注：依据方中通《陪诗》卷二，“远游草”，“与汤道末先生论历法”，见《清代人物传记》“方中通”条（任道斌撰），上编，中华书局，1994年。）
《天经或问》（前集）卷四对流星的设问与作答，完全承袭了《格致草》的“彗孛流星陨星日月晕”条的内容，游艺说：[13]
“问流星划一火光，瞬息之间见而无定形；陨星或落而无定形，或落有如石者；彗则有尾如帚，孛则有芒如刺，能同天转，此种何物也？
曰：流陨彗孛，皆火也。火气从下挟土上升，不遇阴云，不成雷电凌空直突。至于火际，火自归火，挟上之土，轻微热燥，亦如炱煤，乘势直冲，遇火便燃，状如药引，今夏月奔星是也。其土势大盛者，有声有迹，下及于地，或成落星之石。初落之际，热不可摩，如埏气初出。若更精厚结聚不散，附于晶宇即成彗孛。”
这里所依据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大气论。而最后一句话中的“晶宇”一词，显然是指水晶球宇宙模型，表明秉承熊氏之学的游艺仍然只接受了水晶球体系。
方以智（1611-1671年）在学术上与熊明遇和游艺都有联系，他对流星的讨论，也来自《格致草》或《天经或问》。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二，“彗”条说：[14]
“满空皆火，近天极热，如窑中无光，投物则发光耳。此皆地气迸上，带物入此热际而火光迸射。其久者，气结厚大。随轮天转，去地尚近，非列宿之天也。”
同卷“雷说”条，也有意义一致的说法：“质测家曰：火挟土气而上，火焚而上附天，土成泽而下，星陨为石，亦非星也”。
张永堂[15]和冯锦荣[16]分别对《格致草》和《天经或问》进行了研究，认为两书是以间接的方式传播了耶稣会传教士的天地观。就流星而言，也大致如此：以传教士的说法为基础，融入清初士人的理解和改造，文字更为浅显通俗，影响范围更大。另一个事实是，方中通(1635-1698)在《数度衍》提到：“同学象数而辩难讨论者，则揭子子宣，梅子定九，薛子仪甫，汤子圣弘，（注：汤子圣弘，名汤澍，字圣弘，号昭夔，江苏六合人，著有《言树堂诸集》，《读易考略》、《测天历补》。见雍正《六合县志》卷十“文艺志”，第116页，南京图书馆藏。）游子子六，丘子帮士六君子居多，今皆各有著述，为方内所珍重，通谨书其姓氏以志不忘。”由此可以推知，西方流星观也是藉“为方内所珍重”的著述而得以传播。后来在民间的普通读书人中也有所体现，如徐朝俊、毛祥麟和王仁俊等。
4.西方流星观念在民间的传播
华亭（今属上海）徐朝俊《高厚蒙求》五卷，收有他所著的五种著作，[17]据其“天学入门”自序所说“余先世爱研数理，手造泰西仪器，五代于兹矣”，推知他是徐光启的五世孙，但生卒年不详。在“日晷测时图法”自序又说：
“昔先君子在时尚抚徽人所制之晷，爱其藻缋之极工，辙惜其师承之无本，爰口授余作种种晷法。”
可见，其父也是有心仪器之人。《清稗类钞》“物品类”记载他曾试制的龙尾车，“进水退水，无立踏坐踏之劳。”[18]此外，他完成的“自鸣钟表图法”，主要讲述钟表原理及其维修，是中国第一部钟表专门著作。[19]
关于流星的记录，见于《天学入门》“天地杂说”条：
“在天为星，在地为石。精之流于天者为陨星，质之陨于地者为陨石。是一是二，原的攸分。大凡陨石陨星，皆在月轮天下。陨星者，日月五星之精气，积而成形，为天帝之使命，非却有其星。星形巨则所应之事巨，星形微则所应之事微。”
徐朝俊所认为的流星，既是“皆在月轮天下”（水晶球体系），又是“日月五星之精气”（传统说法），能“积而成形”，还有流星占的“天帝之使命”的含义，这实际上是对西学和传统流星观的一种折中处理，但逻辑上不太清楚。因此，他同时代的人对他评价不高。著《续畴人传》的罗士琳（1789～1853年）曾说：[20]“诸说亦悉本利氏《乾坤体义》，荒远无凭，不足取也。”从上述关于流星的讨论看，这个评论是恰当的。不过，徐朝俊对《乾坤体义》的接受，表明这个时候西方古典流星观念在民间有传播。
喜于著作、不乐仕进的毛祥麟，对流星也有所论述。他祖藉江苏苏州，长在上海，生卒年不详。他的高祖、祖父和父亲均为学者，各有著述。祥麟少承家训，成年后著述涉及诗文、绘画、医药、音律等。《墨余录》十六卷，是“缀旧闻，征近事”一类的笔记，其卷四“流星俗忌”条曰：[21]
“人见流星入天狱，宜即披发坐哭，俟其出，而灾始弥。说见《酉阳杂俎》。汪三农辩之曰：‘如见星流天狱而得狱，则见星入台垣而无得相矣。’每讶世之祝文昌以祈科第，礼长庚以介眉寿，拜北斗以邀福，祷女牛而乞巧者，均未必果如所愿。从知吉既不可迪，凶亦无可禳也。今小儿夜数棺星，而以骂为叶击；新妇露行，恐触大狗损嗣而禁之，俗忌相传，恐多附会。”
这条材料没有讨论流星的本质问题，但揭示了对包括流星占在内的传统星占术的否定和怀疑。该书于同治庚午（1870年）出版，之后各省翻刻者颇多。可见，传统的流星观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虽然不再相信流星占，对于流星雨一类的壮观现象仍然惊诧不已。该书卷十一，“星坠地震”条又说：
“道光丙午，新秋后数日，夜将半，忽有大风骤起，势如山崩地裂，时伯兄也山卧病，大侄女侍疾未寝，风起时，适以开窗倾水，见红光一团，其大如盆，赤气四射，疾若飞星，自北向南。后有流星万点，随之以落，其声如雷。地即大震，室中诸器尽皆倾覆。时闻人喊马嘶，家家扶老携幼，开门奔避，盖虑屋宇之坍塌也。喧呶竟夜，天明始息，未知何详？”
这条记录描述了公元1846年秋后的一场流星雨，伴有极光和地震等现象。如果记录可靠的话，本身是一条有价值的流星雨记录。[22]流星雨发生后，百姓表示诧异，却没有将之联系到“庶人流徙之象”的流星雨占验，也表明流星观念在当时的改变。
清末王仁俊(1868～1913)，江苏吴县（苏州）人，光绪十六年进士，著作很多，其《格致古微》用当时的西学知识来注读传统文献，即“思发古书之遗蕴，穷西学之根株”，有“西学中源”的倾向。[23]卷一“天学部”讨论流星时说：
“僖十六年，陨石于宋五，陨星也。案；此西人流星，陨石，所论出自《天文图说·三》。曰：昔人谓流星、陨石附近地球，由空气凝结而成。今知不然，细考，其质散布于行星轨道中甚多，被地摄引，即下坠于地。”
流星物质散布在轨道上，“被地摄引，即下坠于地”，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早期流星学的研究成果，[24]清末的翻译著作，如1880年江南制造局刊刻的《格致启蒙·天文学》，1886年总税务司署刊刻、艾约瑟(1823～1905)翻译的16种格致启蒙之一——《天文启蒙》和1887年益智学会傅兰雅(1839～1928)作的27种格致须知之一《天文须知》等。《格致启蒙·天文学》的第三章“论太阳所属天穹诸星”的“六论彗星流星”讨论了流星学知识，其底本是麦克米伦公司出的Astronomy in Science Primer Series，[25]而《天文启蒙》的卷三“绕日之诸星”有“第六课：论彗星陨石流星”。后者的底本，仅有“叙”中提及“泰西新出学塾适用诸书”，由流星条目的内容可以发现两者极为相同，可能为同一底本。傅兰雅的27种科学入门书，是基督新教在华传教机构推荐给教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
流星天文学知识能够被用来讨论《左传》的内容，而《格致古微》一书又广为流传，反映出流星学的知识在大众中又有了新的传播。不过，作为历史的延续，清代的流星观测及记录方式一直是以传统的形式来进行的，光绪年间的流星题本和地方志上的流星记载就是证明。也幸亏了这种延续，才有可能保留下这些宝贵的流星记录。
二、清朝钦天监的流星观测
前面已述及清代的流星观念有中西观念交织的特点，这种特点反映在流星观测活动中则表现为基于流星占的传统观测继续进行，其神圣性则逐渐减弱。
清承明制，《清史稿》说：“世祖入关，因明遗制，内自阁部，以迄庶司，损益有物”，[26]钦天监也是这样。因此，在讨论清代的流星观测制度前，先考察明代的有关情况。
1.明朝钦天监的天象观测
(1)钦天监的人选
钦天监的人选，明初一开始就规定“世业代补”、“子孙承习”。《明会典》卷一百七十六“钦天监”说：[27]
“凡本监人员，洪武六年令永远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海南充军。”
天文生是钦天监的主要成员，“俱以父祖世业代补”。“有缺，旧例天下访取，仍会礼部考验收用。后或有投充及收用义男、女婿者，礼部议准不许，止选世业子弟。”（注：明初著《七政推步》的贝琳，即“投太仆少卿廖义仲、钦天监五官灵台郎臧珩、司历何洪求天象之学，得充天文生”，见（江苏）同治《上江两县志》第二十八，转引自陈久金：《回回天文学史研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22页。）为了保证世业子弟的成才，又“立教师。教习有成，遇天文生缺，于内选用，其教师亦量升授。”
钦天监又规定，“凡本监习业者，分为四科”。（注：监候、司晨、漏刻、回回。）自五官正以下，与天文生、阴阳人，各专一科。回回官生附隶本监，子弟仍世其业，以本国土板历相兼推算。”
此外，钦天监的人也享有一些特殊的待遇，诸如“有父母丧，例免丁忧”，“天文生除本身外，再免一丁充当民差；阴阳人止免本身”。监官本是天文生提拔上来的，如果犯了罪，应削职为民者，还可降为天文生以免其罪，“应役应发充军者，奏请处治。”
这样的规定，保证了钦天监的工作人员的素质和队伍的稳定，也杜绝了钦天监人士对政治的参与。
(2)观象台的制度
《明史·职官志》记载：“灵台郎辩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之变。观象台四面，面四天文生，轮司测候。”[28]这表明，天文生轮班观测天象，灵台郎则分辨天区，对观测结果进行占验。《明会典》也说：
“凡天文，如日月、星辰、风云、蔼雾，本监各委官生昼夜占候。或有变异，旧历自具白本占奏。正统后始会堂上官佥书同奏。其观象台分定四面，每面天文生四人专视。凡本监观星，有盘，系洪武十七年造，又浑天、玑玉衡、简仪，俱正统四年造，十一年奏准简仪修刻黄道等度。”
借助浑天、简仪等天文仪器，可以将流星出没的位置确定下来。就流星观测而言，在观象台的四面分别安排观测者也是十分必要的。由于流星的出现时间和出没点没有一定的规律，观测者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否则流星稍纵即逝。而观测者的视角又有一定的限制，特别是流星的目视观测受人的生理因素的影响较大。据研究，[29]在半径张角53°范围内的监视天区内，观测者有可能发现该天区出现的全部流星的98%。因此，安排多人分天区观测，可以观测到较多的流星。
天文观测对计时仪器和授时制度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流星的出现时刻很是重要。在明朝，“定时刻，有漏换时，有牌报更，有鼓警晨昏，有钟鼓其器，皆设于谯楼”。[30]开始的时候，这套机构属于顺天府，正统六年改属钦天监。这样统筹起来，保证了观测工作的需要。
日常用品的供应，也有安排。“凡观象台、谯楼合用灯油、木炭及祭祀、斋宫调品、壶漏，亦有油炭，俱行礼部坐派，顺天府送用。”[27]
这些规定，保证了观象台的观测工作的正常进行，也使得观测结果有较高可靠性。
(3)对妄报天象的防范
明中叶的时候，有一起妄报天象的事件。天顺四年(1461)，礼部右侍郎汤序兼掌钦天监监正，因钦天监失于推算，有一次月食没有预报，发生月食时朝廷来不及救护，引起明英宗极大不满。经调查，又发现汤序“凡有灾异，多隐蔽不言，见天文有变，必曲为解说，或将不详字语改削而进，若遇吉兆却详书进呈，其怀奸不忠如此”。[31]于是，汤序、钦天监监正谷滨、监副倪忠、春官正郭贵等下狱都察院。处理意见是，将汤序由三品的礼部侍郎降为四品的太堂寺少卿，不过任掌钦天监监事，五品的钦天监监正谷滨和六品的监副倪忠罚俸三月。三位均接受坐杖之刑。
降职罚俸的惩治当然不是办法，为了防止工作中的疏误，明朝除设观象台观测外，还内设灵台，以察异同勤惰。《明实灵》说：[32]
“（成化二十三年，）钦天监冠带儒士朱祚陈本监利病，一谓天文生昼夜观候，冬月露坐艰苦，宜二年一给毛袄，并依期给与岁例木炭；一谓国朝外设观象台，令天文生占候，内设灵台，令内臣占候，用较察异同勤惰，而近时外台生每预报，内台官雷同附和，又本监历书政事，内台往往干预，皆宜禁止。”
“天文生昼夜观候”得到了保存到现在的观测记录。始于此而延于清末的“内设灵台”，制止了钦天监官员和内宫宦官不诚实的行为。
这些措施的效果应该还不错，明代钦天监犯科作奸的明确记载后来就少见了。
2.清代的天象观测制度
与明代相比，清代的设官任职，六部堂官以上设满汉各一半，地方督抚则满汉兼用。钦天监的配置，最早并无满汉之分。康熙三年(1664)，“增置天文科满洲官员五人，满员入监自此始。”[33]第二年，“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这样，形成了相当于两套领导班子的机制。
转贴于 (1)人选与培养
康熙七年，朝廷发表谕示：“天象关系重大，必得精通熟习之人乃可占验无误。著直隶各省督抚晓谕所属地方，有精通天文人即行起送来京考试，于钦天监衙门用，与各部、院衙门一例升转。钦此。”[34]乾隆二年，又诏征精通天文历术者由国子监和钦天监共同培养天文生，再从天文生中选拔钦天监监官。
在国子监的教学中，天文算法是合在一起的。《大清会典》“国子监”规定：“凡算学之教，设肄业生。满洲十有二人，蒙古、汉军各六人，于各旗官学内考取。汉十有二人，于举人、贡监生童内考取。附学生二十四人，由钦天监选送。教以天文算法诸书，五年学业有成，举人引见以钦天监博士用，贡监生童以天文生补用。”[35]这表明，钦天监博士和天文生都接受了至少五年的天文和算学的科班教育。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即曾经五年学习，录用为钦天监天文生，后来在钦天监作出了重要成就。
“国子监”又规定：“凡录选乡试，在监肄业贡监生及武英殿供书各学教习、钦天监天文生遇大比之年，均由监集试校，文录科册送顺天府乡试。”可见，作为天文人才培养的学子，也可以参加特别乡试以获取举人身分。至于教习，“于习算有成之学生内，考补五年期满，以钦天监博士叙用”。也就是说，通过五年的习算和五年的考补，有可能成为身为钦天监博士的算学教习。
录用到钦天监的天文生和监官，并非万事大吉，每三年还有一次考核。《大清会典则例》“钦天监”规定：“本监官生三年考核一次，术业精通者，保题升用。不及者，停其升转，再加学习。如能黾勉供职，即予开复。仍不及者，降职一等，再令学习三年，能习熟者，准予开复，仍不能者，黜退。”[34]
所有这些规定，保证了钦天监从事天文工作的人员的专业素质，也使得观测结果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2)观测制度
清代的制度与明代相同。《大清会典》规定：
“凡测候之法，设观象台于京城东南隅，日以满汉官各一人率天文生十有五人，登灵台，考仪器，以窥乾象。每时以四人分观四方，昼夜轮直。按时记风雷云气，流星诸象，次日报监。应奏者，按占密题。不应奏者，注册。”
这里所说的“满汉官各一人”实际上是钦天监天文科的官员。《清史稿》说“天文科掌观天象，书云物jī＠①祥。率天文生登观象台，凡晴雨、凤雷、云霓、晕珥、流星、异星，汇录册簿。应奏者送监，密疏上闻。”而漏刻科“掌调壶漏，测中星，审纬度”，也与观测工作有关。
从事天象观测的人员来自钦天监天文科。乾隆甲申（1764年）制订《大清会典》时，天文科共有四十八人。其中有三十四位天文生中，每次使用十五名进行观测，昼夜轮直则需要三十人，剩下的四人大概就在轮休了。十五名天文生，平均每边有将近四人同时进行观测，其结果应是满意的。
(3)观测结果
观测结果要有详细记录，于次日早晨交呈监官，监官将记录汇录成册，如薄树人先生所发现的“流星册”。[36]重要的天象要立即给出占词，由钦天监监正以题本方式密疏礼部，礼部转呈皇帝，皇帝批复题本后交礼部处置。题本保存在礼部档案里，现在还可以查看。监官完成的流星册造送国史馆，后来就成为《清史稿·天文志》中流星记录的来源。
下面以一份礼部档案中的流星记录为例，讨论流星观测记录的产生过程。
3.流星观测记录的一个实例：钦天监题本
第一历史档案馆可以查阅到这样一份材料：[37]题
钦天监监正加三级臣戈枚谨
题为观候天象事。据天文科该直，博士瓦尔喀拜等呈报：本年二月二十九日癸卯寅时，观见南方有流星一个，如鸡子大，出房宿，往东南行，入尾宿。青色，有光，微有尾迹。臣等谨按占书，曰：流星出房宿，天子使出赈饥；入尾宿，青色，臣有归国。有缘系观候天象事，理谨具题。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钦天监监正 臣 戈 枚 臣 徐日升 臣 安 多
詹事府右春坊中允仍兼官左监副事 臣 常 额 左监副 臣 鲍英齐 右监副 臣 艾 山 臣 安 多 右监副 臣 司尔瑁 博 士 臣 瓦尔喀 博 士 臣 陈之珍
道了（注：此三字为朱批。）研究这份档案，可以得到三个有趣的─结果。
(1)给出了一个有明确的出现时间和出没位置的流星记录
此记录在《清史稿》记作“康熙三十二年二月癸卯，流星如桃，出房宿，入尾，色青”，没有时刻记录。档案中记“寅时”，即公历1693年4月5日3-5时，如果定为中值，则为4时，因此，可得这颗流星的太阳平黄经。出现点为房宿附近，消失点为尾宿附近。设起始高度和终结高度为流星平均值：Hb=110公里，He=90公里，可以拟合出辐射点：α=122°，δ=50°。“如鸡子大”，“有光”，“微有尾迹”是这颗流星的特征。
(2)清钦天监所用的占书可能是《观象玩占》
这份题本按传统占书给出了占语。流星入尾宿，《乙已占》作“流星入尾，色青黑，臣有归者及逃走者”，[38]《灵台秘苑》作“流星出入（尾宿），风雨时，稼穑成。……青则外国降”[39]，《观象玩占》作“（流星）入尾，色青黑，臣有归国”。[40]题本作“入尾宿，青色，臣有归国”，与《观象玩占》同。因此，清钦天监所用的占书可能就是《观象玩占》。
(3)反映了传教士在清朝钦天监里的活动
清廷礼聘耶稣会士担任钦天监监正始于汤若望(1592～1666)。监正这一高级职务首先在修会内部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是否意味着对具有吉凶日区别的皇历的认同和同意中国传统星占术？不过，受请示的罗马总教廷还是接受了汤若望的就职立场。
汤若望去世后，南怀仁(1623～1688)接任钦天监西洋监正。南怀仁去世后，意大利人闵明我(1638～1712)又于1688年4月9日被缺席委任为监正。[41]当时的闵明我正在欧洲，因此他又任命葡萄牙人徐日升(sancho Pereira，1645-1708)和比利时人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为他不在北京时的钦天监监正全权，直到1694年他自欧洲返回中国为止。在1693年4月的这份档案西洋监正位置上署名的是徐日升和安多两个人，他们都没有正式头衔。安多还同时在“右监副”上署名，这是因为他在1686年11月7日曾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也没有头衔。可见，钦天监的头衔是“内外有别”的。
耶稣会的来华传教士，作为钦天监官员，参与了这条流星记录的产生。他们不可能完全认同中国的流星占理论，有理由认为他们会主动地宣传亚里士多德的大气观念，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还得认真地按传统方式做应做的事情。
黄一农通过对“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的验证研究认为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有政治影响的可能性，进而猜测有些记录可能不可靠[42]。以上讨论表明，由于西学的参与，有清一代对流星的认识已与星占背景的传统观念有所区分，这使得清代钦天监的流星观测减少了星占的实用成分，增强了的可靠性。因此，至少清代的流星记录是可靠的。总的说来，清代的流星记录既丰富又可靠，这就为这些天象记录的应用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清代流星记录的分布
为了对清代的流星记录进行应用研究，必须了解流星记录的分布。上面已经讨论了题本中的一份流星记录，可惜的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流星题本只有24份，[36]更多的清代流星记录分布在《清实录》、《清史稿》、地方志和笔记中。下面分别举例讨论各自特点。
1.《清实录》中的流星记录
《明实录》中保存了近两千条流星记录，而《清实录》中仅有清初顺治朝保留了12条流星记录，其中9条又被《清史稿》转载。顺治以后，不再在实录中载流星事件。这一现象可能与前述的西方古典流星观在中国的传播有关。
《大清世祖实录》卷78记：
“清世祖顺治十年九月壬子，夜，有流星大如弹刃，赤色，尾迹有光，出毕宿，行入紫微垣。”
这条记录与《明实录》的记录方式相同，是“清承明制”的一个体现。由于没有出现时刻的记录，出没点的记录显得很孤立。因为“出毕宿”和“人紫微垣”只是流星轨迹的天球投影，不同时刻可以对应不同的轨迹，因此无法了解其辐射点的情况。仅能根据出现日期1653年11月9日（λ=232.6°），推断它可能属于狮子座流星群（λ=234.5°）。
2.《清史稿》中的流星记录
顺治以后的流星记录主要保存在《清史稿·天文志》。由于篇幅的原因，《清史稿》的记录比题本和实录更为简略，如“天文志”卷39中记有“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午，流星如盏，出左枢，色白，至蜀没，尾长竟天”。而题本记作：
“（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午）二更，北方有流星一个，如盏大，白色晖晖然，有光，尾长竟天，自紫微垣左枢外出，往南行，至近浊。”
比较两者的内容，发现基本相同，可以确认为同一颗流星。不过，题本多时刻（二更）记录，出现点“左枢外”也比《清史稿》“左枢”详细；而《清史稿》有消失点的记录（蜀）。
综合《清实录》和《清史稿》两方面的信息，得到出现时间：1686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21时43分左右，λ=269.5°。此时正是小熊座β流星群的活动期（λ=270.6°），（231°，δ=59°）和消失点（α=235°，δ=6.5°）的连线反向延长，可以近似地发现小熊座β流星群，它可能属于小熊座β流星群。
3.地方志中的流星记录
清代地方志很多，保存了大量的流星记录。总的说来，记录方式各不一样，形态描述较为详细，多数未记出现时刻和出没点。如同治间湖北《竹溪县志》卷十六：[43]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夜，东北有星，大如月，色如炉铁。初出，声则凄凄然，光芒闪烁，人不能仰视。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如银瓶乍破，倾出万斛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许始没，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
这条记录描写生动，词藻华丽，有文学色彩。就科学性而言，既没有时刻，也没有出没点，是不够理想的。
4.笔记中的流星记录
清人笔记很多，流星记录也有不少。与地方志相似，由于记录者非专业人士，其科学价值有限。如钱泳(1759-1840)《履园丛话》“星异”条记：[44]
“嘉庆戊午十月二十八、九月夜，众星交流如织，人人共观。庚辰七月十八日夜，亦有星移之异。二十五初更，有大流星陨于南方，光如白昼。……甲申十一月初十夜，西北方星陨如雨。乙酉十月二十四、五两夜，星移如织，俱由西北而至东南。二十六日夜，东南方星陨，飒飒有声。最后，有大星坠于地，其声如雷。”
钱泳一生多为幕客，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兼工诗文书画。《履园丛话》二十四卷所记873条，多据经历，兼采见闻。这里所记录的流星和流星雨，应该主要来源于见闻。事实上，这些记录也见于当时江南一带的地方志。
四、结论
1.亚里士多德水晶球宇宙体系中“流星为大气现象”的观念在清代有所传播，这使得清代呈现出中西观念交织的流星观，并影响到清代的流星观测。
2.有清一代对流星的认识已与星占背景的传统观念有所区分，加上严密的观测制度，导致清钦天监的流星观测减少了星占成分，增强了其观测的可靠性。因此，清代的流星记录是可靠的。
3.分析四种来源的流星记录，可以发现《清实录》和《清史稿》的记录有较高的科学价值，而地方志和笔记中的流星记录科学价值有限。总的说来，清代的流星记录既丰富又可靠，这就为这些天象记录的应用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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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昂：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领域的内容标准常常用“体验、树立、形成”等词语来描述，表示这些内容的习得性和渗透性，因此，教师不能把这些内容标准像知识技能领域的内容标准一样，通过讲解、演示、作业、考试等方式直接“教”给学生。首先，教师在确定教学内容时，可以联系实际有意识地选择一些具有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要素的内容，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加以渗透；其次，可以通过创设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学生在参与这些活动中，产生体验，获得感悟，养成态度，内化成价值观；再次，可以在纸笔考试、练习的试题编制中，联系实际有意识地选择合适的情境，让学生在答题中体验科学、技术、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落实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目标。
《中国教师》：教师们曾经反映初中科学课程中天文学的内容过难，但本次课标修订基本维持了实验版课标中天文学部分的课程内容和教学要求。对于今后的科学教师师资培训和教师教研等方面的工作，您有何建议和要求？
李孝昂：目前，科学教师队伍来自物理、化学、生物学专业的较多，天文学专业的教师极少。在科学教学过程中，教师都必须跨专业，因此，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特别是天文学内容及跨学科的实验技能。因此，学校、教育教学指导部门组织对科学教师进行跨专业培训，提升科学教师自身科学素养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形式可以是，专家讲座、进修、拜师跟岗、提供针对性的辅导资料等。同时，应当充分发挥学校教研组的功能，在教研活动中围绕教学疑难问题、教师弱点问题的解决展开探讨，或确定主题，或自主选材，轮流坐庄，取长补短，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优势，使教研活动的实效达到最大化。
《中国教师》：2011年版的课标提出“评价的内容和方式应有利于引导教师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体现本课程整合和探究的特点”。对于科学教育评价，您可否为大家提供一些良策？
李孝昂：良策谈不上。我想，根据综合科学课程的理念，评价应该是为了保障科学教育的顺利进行，促进学生科学素养的全面提高，而不是为了甄别优劣。
科学教育评价首先要重视学生科学学习的情感评价功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任何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都伴有情感，学生对学习有了情感，就能产生积极的学习情趣，学习才是主动的，积极的，热烈的，才会深入地、兴致勃勃地去掌握这方面的知识。科学教育评价应成为激励、鼓舞、唤醒每一个学生求知欲、好奇心、自信心和上进心的最有效的手段。教师在实施科学教学中，可以通过观察、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及时了解学生科学学习的情意状态，对教学过程进行反思，诊断学生情意发展中存在的优势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教学方案，从而促进学生认知领域和情意领域的协调发展。
其次是要重视评价重心从“结果评价”向“过程评价”的转移。传统的评价往往只重结果，评价目标是甄别优劣，不能发挥评价的导向功能和促进发展的功能。科学教育评价应以过程体验为基础，以促进发展为目标，以自我反思为途径和手段，以矫正优化学习方法为导向，采取目标与过程并重的价值取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质量水平作出判断，肯定成绩，找出问题;对学生的学习过程作出合理评判，促进学生进行积极的反思，提高思维参与度，从而更好地把握学习的方式方法;通过对学生的学习过程的观察，反馈教学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加以调整，顺利地实现教与学的互动。
再次是纸笔考试要有利于综合科学课程的实施。试题编制应力求联系生活、生产实际，特别是探究题，只有在真实的情境中才能考出学生真实的探究能力。考试内容要突出“整合”和“探究”两大特点。考试的结果，应尽可能采用等级制、学分制、合格（通过）制等，以淡化分数，以利于教学导向。
最后是实验技能、探究能力、综合实践能力可以单独列为考查项目，每学期考查一到两次，考查结果可以用等级制、合格制或学分制。
《中国教师》：在接下来的10年中，教学要贯彻落实2011年版课标的理念和目标，您认为可能存在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李孝昂：从目前看来，科学教师在跨学科知识、实验技能、必备的理论知识等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困难，但我相信，这些困难通过教育教学指导部门、学校等组织的专题培训以及教师自身的学习，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得到解决。我认为，在接下来的10年中，贯彻落实2011年版课标的理念和目标，可能存在的最大困难应该是教师教学行为的转变以及学校适应综合科学课程教学的配套设施的建设。受升学考试压力，目前多数科学教师仍以落实知识技能目标为主，甚至重抄“题海战术”，如果升学考试制度不改革，这种现象将长期存在，势必影响科学课程目标的落实。相当一部分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够，经费困难，无法配置科学课程必需的设施，使科学课程目标的落实大打折扣。
《中国教师》：您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是什么学科？当您执教初中科学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如何解决困难胜任综合科学教学呢？可否请您与大家分享一下您在专业发展方面的经验与体会？
李孝昂：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是物理。我从1993年开始就教综合科学（浙教版自然科学），经过多年的磨合，现在教物理、化学、生物学的内容问题不大，最大的困难还是天文学知识以及教学方法的更新。对我来说，接下来首先要自学天文学知识，弥补知识空缺。其次要加强新课标相关的理论学习，积极参与教学研究等，不断更新观念，转变教学行为，以适应综合科学的教学。
关于教师的专业发展，我想，首先是要给自己确定专业发展目标。教师的专业发展要经历新教师、学科骨干、专业能手、专家教师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应当是学习型教师，后两个阶段应当是科研型教师。一般每提升一个阶段需要五到八年时间，你的目标越明确，成功的机会就越大，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间就会越短。其次是要明确专业发展的途径。一是坚持学习。“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朱熹）可见读书学习的重要性。教师学习的方式可以是听课、请教、拜师、研修、阅读等等。二是勇于实践。“上课”“命题”“教学研究”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三驾马车”。把每一课当做公开课来准备，勇于承担公开课、研讨课、示范课，敢于尝试教学创新和教学研究，积极参与命题研究，为专业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时常反思。我对教师专业成长的总结是，“专业成长=实践+反思”。上好一节课，做完一个实验，批改完作业、试卷，命完一份试卷，完成一个课题，参加一次教学评比，都需要反思。让反思常态化，在反思中发挥优点，改正不足和缺点。四是勤于动笔。科学教师往往觉得自己不如文科教师笔头尖，一旦要动笔撰写论文，总觉得没有题材。其实不然，只要我们愿做教学的有心人，勤于动笔记录：教学中的得失和突发想法，课堂的意外生成和听课后的感受，阅读文章的心得和新的教学设想，看到的好片段和名言警句等等，积累足够的写作素材，此时，若想动笔写论文，那一定会水道渠成。五是把握机遇。教师的专业成长水平除了体现在教学质量，学生、同伴的认可度，有时还需要经过专家的鉴定。因此，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教学评比是教师专业成长不可或缺的经历。但须注意：积极参加不等于急功近利，把握机遇不等于投机，要把参赛当做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以平常心对待往往会有好的收获。相信，有了丰富的积淀，你的成长故事一定会精彩无限！只要你坚持不懈，成功一定都会水到渠成！
《中国教师》：对于综合科学课程在我国的发展走向，您是如何看待的？
李孝昂：综合科学课程的诞生是基于时代背景的，一定有它的合理性。但在我国，目前还是改革的初期阶段，全面推开困难不少，有些省市已经起步了，但还是走回头路。按照我的理解，原因主要是：（1）我国师范类大学目前设置综合科学课程专业的极少，不能为学校输送足够的适应综合科学课程教学的教师，造成合格师资严重缺乏。（2）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一些省市，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学校教育经费严重短缺，实施综合科学课程教学必备的设施无法配置，使得综合科学课程教学不能正常开展。（3）目前我国高中理科课程还是采用分科设置，初高中衔接尚未启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综合科学课程的实施。我想，上述困难解决的那一天，就是综合科学课程在我国全面铺开的一天。我们都在期待这一天！
关键词：明末清初；科学翻译；翻译方式
中图分类号：I046？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6-0148-02
明末清初，欧洲各国家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产生，近代科学体系逐步建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以“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为手段，在中国传播宣传天主教教义，并和具有深厚科学知识基础的中国士大夫一起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促进了中国科学翻译第一次的产生。明末清初，科学翻译提高了中国科学水平，为中国科学翻译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也极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使国人首次接触欧洲的数学、历法、地理、水利、军火制造等科学知识。这些科学知识，尤其是近代世界观，打开了部分中国人的眼界。翻译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被喻为“引来了西方的活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翻译经验的积累导致了翻译方式的变化。翻译方式是对翻译活动全局性、整体性的思考，是翻译范式的另一种表达。翻译方式有较稳定、易传承的特点，其变化影响着翻译活动。本文通过分析明末清初第一次科学翻译翻译方式的特点，探究其对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影响。
一、译者与译述
16世纪和17世纪是欧洲的科学革命时期。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上半叶，即明朝万历到崇祯的60年间，随着基督教教士的入华传教，西方科学技术开始传入我国。[6]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几乎都是来华传教的耶酥会士和中国封建士大夫合作进行的。耶稣会士肩负罗马教廷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的使命而来，中国士大夫们则是为了富国强兵，他们本身就是科学家或某领域的专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是第一个“科学传教”与“儒教合一”的手段，为后继的西方传教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许多传教士后来在华传教过程中，纷纷承袭了这些手段。[2]期间第一部科学著作的译述就是利马窦口述，徐光启笔录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6卷。1612年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athin de Ursis）合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洋的水利工程和各种水利机械。该书不仅是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著，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技术著作。李之藻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将之前与利玛窦研习并翻译的算学书编辑为《同文算指》。在瑞士传教士邓玉涵（Jean Terrenz）口传下，王征笔述成图文并茂的《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机械工程学著作。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和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等先后著述和绘制《海外舆图全说》和《万国全图》，对地理学作了介绍。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著有《地震解》，叙述地震的原因、等级、范围、大小、时间和预兆等近代地震学说。由日耳曼传教士汤若望（Jean Adam S. Von Bell）口授，焦勖笔述所译的《火攻略要》，记载了火炮的铸造、安装和使用的方法，以及子弹和地雷的制造法等。明末清初合作译书成为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一种策略。与其合作的中国学者多为天主教徒，欲以合作译书，系统引入西方科学，以改变性理空谈，达经世致用之目的。在此背景下，合译基本是中西合作，耶稣会士口授，中国学者笔述，编译为主。在各类译书中，从当时国人署名分别为“述”、“订”、“阅”、“铨订”、“校阅”等不同情况来看，虽总的采取“译述”方式，可除传教士口“译”外，参与译述同一本书籍的不同中国人所起的作用可能不同。不少书籍在翻译过程中，是许多国人集体劳动的结果。这种由传教士口译，国人笔述，乃至另一部分传教士与国人反复校对、订正、润色，以至最后定稿的翻译方式，一直延续到清初。[3]明末清初正是通过这种中西合译的方式把西方各个领域的科学文献首次介绍到中国，对当时中国的科学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译文与译笔
明末清初译文原本的文种多为拉丁文、意大利文与法文，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欧洲通用文字的重心。英文尚未流行，英文书籍不多。译书的目标文种以汉文为主，康熙帝学习几何、算学、医学时，产生过少量满文译本，但刻印和流传的不多。翻译成功与否与译者的思想修养、文字功底紧密相依。《几何原本》一书的翻译，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受到世人的肯定。徐光启“反复辗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4]梁启超誉之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5]译本中的许多名词，如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等，都是由徐光启首次定下来，不但在我国沿用至今，而且对日本、朝鲜等国的翻译也有很大的影响。西士著作，种类甚多，文字亦深浅不同，深者非常奥雅，非翰曹不能读，浅者通俗易晓，几妇孺皆知。[7]P.10古奥雅丽之作形成明末清初译笔中精彩的一族，多为中国学者笔述。译笔倍受世人推崇的当为李之藻与传教士共同译述的哲学书籍《名理探》、《寰有铨》。《名理探》“译笔非常简净，有信、达、雅三长”。[7]P.193《（寰有诠》“文理古奥、雅达，不愧翰曹文章”。[7]P.197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所译《灵言蠡勺》，译笔非常成功，“徐子竟能以其玄妙之笔，清晰之思，将种种非常抽象之理，达之于书；而文字又雅、又达、又信，诚非有哲学明悟者，不能译一字，著一语，至术语选择之切确，用字之的当，犹其余事”。7]P.201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中，中国学者执笔润色之功，由此可窥一斑。随着中西方人士交流的日夜加深，翻译呈日趋完善之势。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家在译著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中国科学翻译先驱徐光启阐述的“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理与数”和“言与笔”相互结合的翻译思想，都极具价值。李之藻在翻译时虽强调“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但他将自己的翻译称为“创译”，足见其中充满了创造性劳动。[5]P.164李之藻针对译者的修养提出祛除“浅学自”、“怠惰废学”、“党所锢习”和“恶闻胜己”四病。杨廷筠强调翻译须“循序渐进，融会两境，厚积薄发”。官员王征在《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提到，该书采取质朴易晓的译法，不需要追求译文的华丽。他还在与传教士合译过程中创译了许多专业名词，如螺丝、柱、梁、架、杠杆、齿轮、曲柄等，至今仍长期沿用。魏象乾的“正”译标准意义深远，对后来的翻译家严复、林纾等的翻译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译著与译场
在1584―1790年间，来华传教士共有译著300余种，相关自然科学的有120种左右，其中利马窦、汤若望、罗雅各（Jacques Rho）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四人的译著就达七十五部之多。传教士们为投帝王与官吏之所好，将天文学、历法和数学作为明末清初西方科学传入的核心。首先，天文、历法知识使一部分中国士大夫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徐光启等翻译学习西书，参与编译《崇祯历书》，并制作了浑天仪、望远镜等天文仪器，至清初西方新历法取代中国传统历算方法而成为中国历法计算的基础，影响十分深远。其次，数学之所以成为西方科学传入的核心，归因于中国人重视数学的传统。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也因此拉开了我国第一次科学翻译的序幕。这一时期天文学译著89种，占到了科学译述总数近■，数学译著20种。[1]其他如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军事技术、采矿冶金和舆地学等，经常是应国人之所求而译。由于当时的中国士大夫没有选择所译书籍的机会和能力，翻译选材的决定权因而都掌握在传教士手中。加之传教士在翻译选材上无法摆脱自身身份的影响，他们所代表的阶层是教会，其极端保守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将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因此当时译书的知识体系，几乎都属于欧洲的古典科学体系，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基本上都没有传入我国。历局修历在我国科学翻译史中是一件大事。传教士汤若望于1622年来华，精通天文历算，抵华后与徐光启等人筹建了我国早期科学翻译机构――明末历局，参加编译《崇祯历书》，并制作了浑天仪、望远镜等天文仪器乃至大炮等物。《崇祯历书》于崇祯八年（1635年）完成。书中介绍了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刻卜勒等人的天文数据和科学成果。如大量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译用了哥白尼发表的27项观测纪录中的17项；介绍了伽利略关于太阳黑子在日面上运行的现象；译出了刻卜勒《论火星的运动》一书中的部分材料等。《崇祯历书》的完成，为清朝前期中国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养料。徐光启通过创设历局，举荐耶稣会士，共同翻译了西方大量天文学历书、图表，总算组织翻译了一批西方历算书籍。他企图借修历之机，把历局办成一个广译西书的翻译机构。历局人员编译了许多书籍，这些书籍不管对我国科学事业，还是翻译事业，其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徐光启在创设历局时更为高瞻远瞩，吸收了许多年轻学者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成为天文事业的继承人。西方近代科学译著的流入，不仅向中国文化输入了近代科学的异质成分，而且为后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作了重要准备。历局的创建开启了科学翻译机构的建设，不论对中国人提高翻译速度和质量，还对了解和借鉴西方科学传播模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次科学翻译就翻译方式而言，其译著主要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的士大夫合作完成，从严格意义上说属于合译或合著。期间，译著涉及天文、地理、历算、数学、农业水利、医学、冶金、火器等方面，译出自然科学书籍达120种左右。这一时期译书原本文种多为拉丁文、意大利文与法文，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欧洲通用文字的重心。译笔古奥雅丽翻译，反映出译者极高的思想修养和文字功底。徐光启、李之藻等科学翻译家也在译著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明末历局开启了中国科学翻译机构建设的历史篇章。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引进了西方先进器械，促进了中国旧器械的改造，在中国掀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浪潮。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不仅催生了中国近代科技的萌芽，也推动了我国学术界的发展。此次科学翻译活动把西方科学意识、科学成就、价值观念等带到了中国，对中国文化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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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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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远古的文明，一幅幅生动的文明景观展现在我们面前：大漠孤烟下的金字塔，碧海环绕的爱琴神殿、默默黄土塬上的汉家陵阙、茫茫草原上的马背帝国、浓密热带雨林里的神秘国度、浩淼太平洋波涛畔的巨石人像……它们向我们展示着历史上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模式。
古希腊的文明就像一颗璀璨的明星，在人类历史的苍穹中闪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希腊人在把丰富的遗产赠给后人的同时，也揭开了自己独特性格的神秘面纱。
（一）古希腊――外向与内秀兼备
一、勇敢开放的古希腊人。
古希腊三面环海，气候宜人。由于海域辽阔，海上作业发达。另外，由于平原狭窄，耕地不足，土壤贫瘠，希腊人不得不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殖民，经商，战争……就这样，古希腊人在动荡不安、变幻莫测的海上生涯中养成了一种富于幻想、敢于冒险的精神的外向型性格。这与其他文明古国的大河流域文明及内陆农耕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由此衍生出的人本精神的冒险传统，成为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特点。《荷马史诗》就是这一点的最佳佐证。它包括《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两部作品。这两大史诗体现了古希腊人面对战争的自然灾害的生存勇气和智慧，表现了他们不向困难低头，并寻求营造最佳生存环境的英雄主义理想。因此，史诗中英雄形象的建立，其实也就是希腊人自身生存愿望的外化。
二、 善于学习、渴求进步的古希腊人。
古希腊人在对外活动的同时接触了形态各异的外域文化。他们既没有视而不见，也没有全盘吸收。对待每种文化，古希腊人都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内外结合，为我所用。
事实已经证明：东方的各种文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希伯莱文明以及古印度文明等等――对古希腊文明都有较大的贡献，尤其是赫梯文明扮演了古代东方和古代欧洲的桥梁作用。迦南的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希腊人，而腓尼基字母又是从埃及象形文字演化来的，后来希腊字母又演化成拉丁字母，并最终成为西方各国的字母；同时 ，在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学派开始研读巴比伦天文学家的作品，从巴比伦人那里引进了日 钟、日晷并把一日分成12个部分，开始进行天文学研究，这在后来雅典的哲学学派达到了高峰。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明进入黄金时代，它在艺术、建筑、哲学和文学方面几乎都表现出了东方传统的影响。东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经过希腊、希伯来和基督教一直向西流传。在技术上，这种贡献包括在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车轮和播种机器；在科学上 ，则包括对天文学研究的肇始、60进位制的数字系统。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许多世纪之前，埃及人就提出了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的许多想法。希腊人的贡献，在于使哲学发展比以前内容更为广泛，包罗万象。在政治上美索不达米亚把它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二项内容传给了西方文明 ――城邦和神圣王权的概念。
三、 追求自由的古希腊人。
希腊人热爱自由，追求民主。渴望自立自强。
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兴起了智者运动。“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哲学真正成为了一门独立的、研究人的学问。这次运动被视为西方人文精神的滥觞。
古希腊文学中的神和人都具有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狂欢取乐、享受人生的个体本位意识，而在困难面前又表现出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精神。威力无穷的命运给古希腊人带来了困惑与恐惧，也培养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个体精神。此外，他们在与命运抗争中激发出了蓬勃的生命活力。透过希悲剧《俄狄浦斯王》，《美狄亚》等，我们都可以看出：古希腊文学正是在描写人对现世价值的追寻、人与命运的矛盾和抗争中展示了人性的活泼与美丽，表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自由、乐观与浪漫。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和自由观念是古希腊文学的基本精神，以后也成了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基本内核。
此外，经过了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古希腊，形成并发展完善了民主体制。这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今天大多数国家采用的议会制，投票制，抽签制都来自古希腊。
四、情感丰富，追求真理的古希腊人。
古希腊的神话就像混沌生命的第一缕阳光。它是人类寻求自身完美的最初的行为和智慧。神卡俄斯、乌拉诺斯、盖娅、厄瑞波斯、诺克斯……。古希腊人给自己建立起来的神话的理想世界，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和影响。
当我们谈到古希腊哲学时，有三个连贯的人物我们不得不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三人一起创立了今天的西方哲学思想。其中，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堪称所有热爱真理的人的宣言。
还有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阿基米德：“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
还有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古希腊是智者的世界，是智慧的海洋。
（二）美丽的家园、美丽的童年
人类的童年阶段是能力和智慧极其有限的阶段，是生产力低下、人对外界及自身的把握与认识才刚刚萌动的阶段，是人类不仅受制于自然而且受制于自己的阶段。然而，古希腊人却迅速地形成了对宇宙、自然及自己的一种特殊的理解和思考方式，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文明世界。
从他们的世界里，我们后人看到了古希腊人的性格，看到了他们面对神秘莫测、令人困惑的大无限的大自然的天真与朴素的幻想和解释，以及他们向威力无比的自然和自然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命运挑战的勇气。他们在人类寻求自我完善的道路上播下了人本精神的种子。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可以说，西方人的大部分思想体系和文化模式都来自于古希腊。没有它们，就没有欧洲现在文化的成熟发展。
古希腊――这一颗璀璨的明星，点亮了人类性格的大半个夜空。
参考文献
［1］何平,刘章才,何颖著：《帝国的荣光》,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
［2］雷体沛著：《西方文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世界古代史》（岳麓版）
【关键词】人文精神；行星的运动
【中图分类号】G62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4-0253-01
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的指导下，中学阶段的物理教育过于重视系统的科学知识的传授、理性技能的追求，因而淡化了物理教育中蕴涵的人文价值。所以在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明确提出要确立三个维度的教学目标，全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倡导在科学教育中渗透人文教育，构筑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基础教育。
人文素养的提升不是一域而就的事，它应该成为我们教师时常关注的焦点。对“行星运动”这节课的教学及反思让我体会到，短短的45分钟里其实蕴藏着很多机会，只要善于发现和利用这些机会，我们就能有意识的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行星的运动》这一节课的知识在高中阶段的要求难度不高、分量不重，属于了解性知识。但是知识的形成却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考，在物理学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具有很高的人文教育价值。结合知识特点及课程标准对知识教学的要求，我大胆的以天体力学的发展为脉络，开展了一次研究性学习课，很好地突出了学生的主体作用，效果很好。下面是我在教学“行星的运动”一节课中，所蕴含的人文素养做一简单介绍：
一、不畏权威的精神
在“地心说”不容动摇的年代，哥白尼创立了—— 日心说，这在当时不但是科学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创见和发明，更可贵的是他勇敢地向神学开出了第一枪。
二、执着求实的精神
1600年，意大利著名学者布鲁诺因高举哥白尼旗帜而被残酷地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
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的意大利科学家伽里略也因捍卫和宣传哥白尼“日心说”被罗马教廷迫害致死。
开普勒在接受哥白尼体系后就专心探求隐藏在行星中的数量关系。面对纷繁的观测数据,坚持了20年的运算。
三、甘于寂寞的科研精神
开普勒在天文学的成就甚至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平生爱好数学的开普勒，总想在自然界寻找数量的规律性 （早期希腊学者称为和谐）。规律愈简单，从数学上看就愈好，因而在他看来就愈接近自然。他深信上帝是依照完美的数学原则创造世界的。他之所以信奉哥白尼学说，正是由于日心体系在数学上显得更简单更和谐。他说：“我从灵魂深处证明它是真实的，我以难以相信的欢乐心情去欣赏它的美。”他接受哥白尼体系后就专心探求隐藏在行星中的数量关系。然而他所面临的数学困难相当巨大。数学在当时远不如今天这样发达，没有计算机来减轻开普勒的计算负担。
他写道：“我从这个发现所得到的极度喜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不怕任何麻烦，我不辞辛劳、日以继夜地进行计算，直到我能够看到是否我的假设符合哥白尼的轨道，或者是否我的喜悦要落空”。
四、思维的创新精神
开普勒从坚信火星做匀速圆周运动——又假定了做圆偏心运动——决定另辟蹊径，开始考虑变速的、其他形状的轨道的可能性——多种卵形曲线——经过大量艰苦的数学计算——才发现火星的轨道是椭圆形。在考虑各行星轨道与周期之间是否会存在着某种联系时：抛弃了他过去的那些正多面体的几何模型——抛弃了哥白尼所假想过的本轮中心理论——从第谷的准确数据出发，发现了关于行星运动的三定律。
五、善于合作与吸纳的精神
1598年，开普勒他接到第谷的邀请，去协助整理观测资料和编制新星表。开普勒欣然接受，1600年携眷来到布拉格，任第谷的助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位学者，一个始终是哥白尼体系的反对者，另一个则是该体系的衷心拥护者。但他们毕竟撮合在一起了，并且戏剧般地成为天文学史上合作的光辉典范！开普勒和第谷相辅相成的合作可谓是珠联璧合的典型。
开普勒计算出来的火星位置和第谷数据之间相差8分，即1.133度 （这个角度相当于表上的秒针在0.02秒瞬间转过的角度）时，他说：“上天给我们一位像第谷这样精通的观测者，应该感谢神灵的这个恩赐，一经认识这是我们使用的假说上的错误，便应竭尽全力去发现天体运动的真正规律，这8分是不允许忽略的，它使我走上改革整个天文学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