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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际政治研究方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整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2-0019-02
建构主义理论于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以来，已日渐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之一。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建构主义基本理论的探讨已趋成熟。但对于其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通常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一般科学方法论，即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学科领域的方法理论，就社会科学范畴中的国际政治学而言，主要是指相对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后实证主义的解释学方法论；二是具体科学方法论，即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在建构主义话语体系中，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本文将围绕建构主义方法论的这两个层面展开具体论述。
一、方法论分歧的本体论根源：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之争
方法论的选择是和本体论密切相关的，方法论的分歧本质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实际上，国际政治学者在面对所有的研究问题时，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先在的本体论假定。国际政治研究的客体不外两种类别：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自然事实，其本质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这一点在国际政治理论界，除了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外，几乎是不存在争议的。但至于社会事实，在本质上究竟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还是一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主观建构，却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的。这种分歧，正是物质主义本体论与理念主义本体论分歧，或称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的分歧。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论是新现实主义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学派，都是持物质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它把包括国际政治领域在内的社会世界理解为同自然世界一样的物质实在，这种物质实在是独立于人类的话语和观念、独立于人类的互动行为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的任务，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在于因果问题研究，在于发现客观规律或者像华尔兹所说的对客观规律的解释。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像寻求自然界的规律一样，能够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及其规律加以把握和认识。这种观点，是理性主义学派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本质和实证性研究方法的理论根据。
然而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主流的温和建构主义还是非主流的激进建构主义，都是持社会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它认为社会世界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类话语和观念的客观实在，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由人的观念和言语行为不断创造和再造的。这种理念主义的本体论重视人的主体性，认为社会的深层结构是由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构成的，强调物质因素是通过观念和话语的作用而产生意义的，社会实在只是一种主观的外化。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领域作为一种社会类别，本质上也是一种行为体互动中的社会建构。所以国际政治研究小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只注重因果问题研究，还应该重视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重新设定决定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那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应当受到成有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的“中间道路”：方法论多元主义
本体论的分歧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分歧：物质本体论的观念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将发现客观规律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说明(explanadon)，侧重于实证性方法；而社会本体论的观念则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后实证主义倾向，将理解社会意义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对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理解”(underscanding)和“诠释”(intcrpreta-tion)。在国际政治学界。作为主流的理性主义学派属于前者，作为非主流的反思主义学派则属于后者。
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论战中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则力图调和二者的矛盾，探索一条新的“中间道路”。建构主义尽管在本体论上和反思主义是一致的，但它并不认同反思主义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单一主义观念，而是持一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实证性方法与诠释性方法并非是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工具。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方法为导向。因果问题研究(why的问题)离不开实证性方法，而建构问题研究(what和how的问题)则需要诠释性方法。因此建构主义在研究实践中超越了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无谓的方法论争议，综合运用两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刻意排斥某一类方法。
这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使得建构主义在保留了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大量借鉴了被理性主义所忽视和否定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包括符号学、谱系学、叙述分析、象征分析以及认知图谱法等，这些方法都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不具备的。
虽然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持这样一种多元主义立场，但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在两类方法的使用上并非均匀用力，而是各有偏好和侧重的：温特的理论以科学实在沦为认识论基础，所以较多地采用了实证性方法；而卡赞斯坦和江忆恩的建构主义文本都是实证性和诠释性方法同时使用，既有说明变量关系的成分，也有理解社会意义的内容；鲁杰、奥努夫和克拉托齐维尔则更多地是从理解意义的角度人手，较多地采用了诠释性方法――尤其是以克拉托齐维尔为代表的德国建构主义学派，大量地使用了语言学的理解式推理，具有强烈的后实证主义色彩。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这种语言学方法曾经长期为中国学界所忽视，它是建构主义多元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学之所以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得以应用，也是由于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语言对于社会事实具有先在性，它不仅描述社会事实，而且还建构社会事实，话语是观念扩散和制度化的媒介，主体间性意义的建构必须依靠言语行为来完成。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诠释社会建构问题，是当代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目前主要流行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建构主义学派之中，在美国(除了佛罗里达建构主义学派之外)应用并
不广泛。
三、方法论的社会学转向：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
建构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对理性主义有两大超越：除了前面提到的方法论多元主义对单一方法论的超越，还有就是国际政治研究中整体主义方法对个体主义方法的超越。个体主义方法强调个体的作用，并以个体特征解释整体特征；而整体主义方法则强调整体的作用，根据整体特征解释个体特征。个体主义是经济学常用的方法，而整体主义是社会学偏爱的方法。¨’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深受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以个体主义的角度和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其中新现实主义主要借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华尔兹就曾经以市场结构来类比国际政治结构，以公司来类比国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要借鉴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基欧汉就曾经以成本一收益分析来考察国际制度。理性主义的这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思想，把国家视为“经济人”，根据成本一收益分析来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并经常使用博弈论、系统论甚至数理统计等方法来研究国际问题。
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它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只考虑被假定为理性利己者的国际行为体在给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只注重单元层面的利益权衡和战略选择，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能动的人的作用，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更不用说它忽视了主体间性的存在和社会意义的观念建构问题。但世界是作为一个国际社会而不是一个市场体系而存在的，所以这些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单纯的经济学方法是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借鉴自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无法解决的缺陷，使整体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引人国际政治研究成为必要。这个方法论革命的任务，就是由建构主义完成的。
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社会学，主要源自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所以它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因此在方法论上也是采用社会学中普遍使用的整体主义方法。整体主义认为，整体对个体的作用，不仅仅是个体主义所强调的因果作用，还包括个体主义所忽略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不仅像华尔兹所认为的那样决定国家行为，还有建构国家行为的意义。同时，整体主义将个体属性视为整体结构的社会建构，而不是像个体主义那样将这些个体属性视为与整体结构无关的外生的给定变量。也就是说，国际结构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基于上述理念，整体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将研究重心放在建构理论研究而不是因果理论研究上。它以社会学的视野和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国际政治，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的建构作用，分析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建构，分析文化、规范和认同的形成与作用。它把包括权力、利益和无政府状态在内的所有被理性主义视为先验的给定的概念都变成了研究的课题，并分析其社会建构的过程，原来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点成为建构主义研究的问题。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社会学转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
建构主义以社会本体论为哲学基底，因此不仅关注因果问题研究，而且更加强调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特点决定了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在保留了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同时，大量借鉴了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也正是这种对国际政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和对建构问题研究的强调，决定了建构主义只能采用社会学的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的性质来理解个体的属性与行为，而不能采用理性主义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建构主义这种方法论上的变革，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重新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一种重新解读世界的新话语、一套重新分析世界的新工具。这正是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6][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29，37。
[2]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
[3]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J]，国际政治研究，2006，(3)。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世纪3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世纪8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
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 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
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
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关键词：PBL教学法；“国际政治学概论”；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5-0001-02
一、PBL教学法简介
与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Lecture-based Learning，简称：LBL）不同，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PBL），最早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布劳恩（Barrows）于 1969 年应用于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医学院的医学教学中。其理论基础属于建构主义的理论范畴，其教学理念是 “问题是学习的起点，也是选择知识的依据”。
与传统教学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学习，要求将学生的学习置于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景中，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究和与他人的共同合作解决问题，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掌握解决问题的技能，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
二、“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现状
“国际政治学概论”是大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主要讲授内容是国际体系中各个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其教学目的在于，通过本课程的讲授，使学生初步具备运用国际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方法观察分析国际关系历史与现实的能力，进而为政治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专业本科生学习本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
“国际政治学概论”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程，其授课对象是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本科一年级学生。考虑到从高中到大学的知识衔接，新生尚未完全适应大学的学习与生活等因素，故而 “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大都采用以教师个人讲授与知识灌输为主要特色的教学方法。
从当前“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现状看，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缺少授课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缺乏学生对国际政治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自主探索，课堂氛围沉闷，学生提不起精神，教师也感到教学乏味，授课效果不佳。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如何引入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在诸多学科教学中现已广泛采用的、以问题导向为核心的PBL教学方法，为“国际政治学概论”的教学改革指明了一条新途径。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完全可以做到，课堂讲授与随机提问结合起来，也可以把设置问题与课堂讨论结合起来，也可以将合作探讨问题与自主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教师也可以开展实践教学，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国际关系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分析与当代重大国际问题的分析。
如果把PBL教学方法很好地运用到“国际政治学概论”的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也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可以做到“教学相长”。一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在课堂讨论中提出的分析问题的新角度等也可促使教师对其进行进一步思考，使其最终转化为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
三、PBL教学法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下面以《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三版）》（陈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四章“第三节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教学为例，浅谈PBL教学方法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有关“国家利益”的理论是国际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学界普遍认为，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影响各国对外行为最根本因素，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几乎所有国际政治学理论著作都会涉及“国家利益”问题。陈岳的《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三版）》就有关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问题设置了三个议题，即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的内涵、作用和特点。很显然，仅仅通过这三个方面很难透彻地把握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理论。为此，作为辅助理解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的内容，在“国家利益及其内涵”之下设置了“君主――王朝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国家、国家理由和国家利益”等内容，讲述了国家利益的历史演变与国家利益同国家、国家理由、国家荣誉的关系。最后对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作了如下界定：“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内有利于其绝大多数国民共同生存与进一步发展的诸因素的综合。”依据这一概念，分析特定时期某个国家国家利益时，学生依然难以准确把握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理论”教学中实际上学生感到最难的是国家利益的生成机理、国家利益的层次和优先次序、国家利益的认知与判断等问题。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国家利益的作用和特点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了。
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掌握上述难点，透彻地了解和掌握国家利益理论，在教学中教师为学生设置了如下四个问题和三个案例。其一，国家利益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其二，国家利益是“有利于其绝大多数国民的共同生存与进步”综合性的“好处=利益”，那么它都包括那些“好处”？有层次，有轻重缓急吗？其三，某种“利益=好处”是不是“国家利益”是由谁来认知和判断的？其四，一国“国家利益”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结合上述四个问题，笔者向三组学生（每一组约15个人）具体布置了三个具体分析案例，中国、“朝核问题”和“克里米亚问题”，用国家利益理论分析上述案例中相关国家各自的国家利益及其认知过程，上述国家采取的具体行动以及上述行动所折射出的各自的利益诉求和博弈结果。经一周的准备之后，各组首先派一名代表在课堂上汇报本组的学习成果，之后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课堂辩论。学生对国家利益是否具有阶级性？不同层次的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应该是什么？国家利益的抽象性和具体性、国家利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以及国家利益是否受到约束和限制等问题结合案例展开了热烈讨论。极大地活跃了课堂。纵观学生的汇报发言和辩论，尽管他们的发言不够全面、甚至是片面的，但总体上已触及到了核心问题。虽然在辩论中也出现了偏离研究主题的现象，但在教师的及时提示和纠正之下也很快回到了讨论的主题。最后，教师对上述学生的课堂汇报和辩论作了点评，对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和敢于提出问题的探索精神给予了肯定，并结合整个讨论环节，对国家利益的作用、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通过上述学习和辩论，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在当代民族国家体系之下国家利益的认知和最终确认是需要过程的，并通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最终获得确认。但有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标榜的未必是真正的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并不等同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分成次，分轻重缓急的。国家利益可划分为，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国家荣誉等，其中国家的安全利益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利益。国家利益根据轻重缓急可分为重要利益、次要利益；当前利益、长远利益等。不仅如此，一国在某一问题上的国家利益还受到地缘、时间、空间、国际环境及相关其他国家利益的制约等。
从PBL教学法的实施效果来看，应该说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通过问题导向性的PBL教学，克服了过去教师单方面讲解理论，单向度地向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动学习和接受理论、知识的弊端，使理论导向性的“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变得更加生动，师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增加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学生对“国际政治学概论”的学习热情。
四、反思
PBL教学法是一种比较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教学方法，但在“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以下困境。
其一，教学任务与授课课时之间的矛盾。“国际政治学概论”教学大纲安排的课时是72（72×40分=2880分）学时，而陈岳的《国际政治学概论》教材共7章加导论和结束语大概相当于8章的内容，每章平均学时为时，但采用PBL教学之后，《第三节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一节内容就耗时达4学时。如果每个章节都采用PBL教学法，教师就很难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任务。因此，一学期72学时的课堂教学中， PBL教学法的运用次数不宜过多。教师只能根据教材内容，一学期安排两三次PBL教学即可。
其二，课程性质、要求与师生综合素质之间的矛盾。“国际政治学概论”是理论导向性的课程，逻辑性、思辨性很强，这要求教师和学生都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而这些刚刚步入大学校门、尚不知大学学习为何物的高中毕业生，在当下应试教育指挥棒下，无论是知识面，还是视野都比较狭窄，无论是对国际关系史的基础知识，还是对当下国际热点问题的了解都非常有限。加上他们刚刚在高考压力下解放出来，在远离父母、没有教师督促的“无人约束”的自由自在的大学环境里，除了“玩儿”，对学习根本提不起精神，甚至很多人对学习本身产生了厌烦情绪。因此，重新调动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读书热情存在诸多困难。
另外，PBL教学法对教师的教学能力也提出了要求。它要求教师不仅透彻地掌握教材内容，而且还要花很大的力气阅读相关材料熟悉案例，并结合案例精心设计相关问题，这对那些初涉讲台的青年教师而言，是一种不小的自我挑战。此外，PBL教学法对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教学组织能力、讨论掌控能力等也是考验。一旦出现偏差，课堂很容易就变成“杂谈”和“闲聊”，而这恰是大学一年级新生最喜欢和“最擅长”的。
总之，无论是LBL教学法、还是PBL教学法，毕竟都是一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并不是教学目的。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其合理内核和值得推崇的一面。因而不论运用何种教学手段，只要能让学生听明白、看明白、学明白所学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并能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才是课程教学改革的“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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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教育，2013，（9）.
从本质上分析，贸易政策自由化的提出，可以切实保障世界范围内各个要素配置在效率上得到有效提升，从而不断增加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福利。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贸易政策，尤其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考虑的贸易政策，其强调的并不是立足于经济学理论上成本与收益的简单效率计量，而是与各种政治因素紧密联系的复杂性贸易决策或方针。由此可知，无论是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国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贸易政策的本质而言，其最终应用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国家内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贸易政策中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就贸易政策而言，其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又可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这一概念进行分析时，其利用的方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方法，而是国际层面上的现实主义方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现实主义应运而生。这一主义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化国家以“以邻为壑”这一贸易政策为福利的举措进行了客观解释。以现实主义者为例，其主张的观点主要包括：1.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其核心角色和主要分析单位是国家。2.理性占主导的国家所追求的是权利在自身层面上的最大化，但由于立足于国家整体而言，其整体利益更为重要，所以各个国家的政府便是保障这一整体利益的有效途径。 3.成本与收益的基本分析，是国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和决策的主要依据。除此之外，有由金德尔伯格、库拉斯纳以及格尔潘等共同提出的“霸权安定理论”，是贸易政策在国际层面上较为有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该理论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之中，一个国家的地位能够直接决定这个国家对外部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一旦在国际这一综合体系中，出现了一个军事、经济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力量超群的个体国家时，这一国家必然会要求并尝试构建一个相对开放的国际化贸易体制，从而通过报复、制裁等一系列强制手段进行相关规则、条例的执行和实施。
二、贸易政策中国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贸易政策，不单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交涉的结果，还是各个国家自身内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整合影响和综合作用的最终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贸易政策便是各个集团利用政治进行利益决策的真实反映。在国内层面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理论：
1.人们在政治领域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需求者，选民会直接投票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增进和扩大的候选人。而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供给者，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这些决策者都会尽可能追求当选或是连任。在贸易政策决定中，这一理论的应用，需要对经济市场进行假定，即竞争完全、收入二次分配可行、以简单多数的直接投票原则决定当选者、零投票成本以及决策者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2.斯托帕尔-萨缪尔森定理。该定理认为，当一个国家在劳动者数量上大幅度超过资本所有者数量时，如果其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出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进口，那么，政治层面的决策者便会以绝大部分劳动者的主观要求对贸易政策进行自由化开放。反之，如果这个国家的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进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出口，那么，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便会使得绝大部分劳动者利益受到损害，故此，该国家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倾向。这就是国际贸易政策中经常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三、贸易政策中综合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应用
(一)研究DUP经济
DUP，其实是与非生产性寻租直接的活动的简称。克鲁格表示，与经济学理论上单纯的寻求社会财富增加不同，这不是简单的寻利行为。虽然这种直接且不具备生产特性的寻租活动既不能直接增加商品的商业价值，也不能间接增加其劳务价值，但是，却可以通过特殊形式寻求并收获最大化的综合利益。在国际化贸易活动中，这一理论便有典型表现。通过一系列的院外活动，利益集团可以直接对相应产业实行两个贸易管理措施，以此确保集团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其一，最高规格关税的实行。其二，进口、出口配额的直接保护。通常情况下，这种院外活动的开展和进行的理由或原因包括三个，即某一政策的存在、某一政策的实施以及某一政策的结果。就关税政策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整个民族工业的全面发展。但是，当国内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企业垄断现象时，其他企业便会失去提升质量、改进技术、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和激励，故此，关税政策便会自然成为保护寻租行为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进口许可证制度、汇率高估管理制度、进口配额、外汇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伴随进口替代性政策制度存在的制度和条例，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租追求活动。从资源应用的角度分析，虽然这些活动属于对社会经济资源中有效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但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成本的贸易保护，并逐渐发展成为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选择贸易政策工具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广泛使用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分析是相背离的。事实上，之所以让国外直接承担例如反倾销税、自愿出口限制、反补贴税等系列保护成本造成的大规模福利损失，而不直接运用在政策上可获得最优化经济效率或次优化经济效率的工具，是因为政治决策者考虑其影响因素、影响范围、影响程度时，不仅要从经济层面上深入考虑，还要从政治层面全面分析。
(三)分析贸易政策决策
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中，绝大部分在自身政府管理上，都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且彼此分离的政策性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产业部门，另一个领域是国民经济。按理说，政策焦点原本应该属于宏观理论上的国民经济管理，但实际上，却是偏向于单个且微观的产业部门的。针对这一点，行政部门之间的一系列活动体现得较为显著。以行政部门之间的内部或外部妥协，以及行政部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为例。这便是美国现行寡头政治最核心的特点，正是由于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牵制，反而阻碍了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贸易优化政策的实施。在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就各大产业而言，其反对外国进行贸易竞争保护的具体程度和高低，可以切实利用经济计量这一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针对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试验。同时，这些丰富的文献和研究也为贸易政策中保护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四、结束语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反对自由贸易政策，其最终决策都需要经过宏观和微观的综合分析。当然，利用科学有效的经济计量方法进行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计算和预估，也是保障国际贸易双方基本利益必不可少的分析策略。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升自我国家在要素配置和经济福利方面的收获程度。
1解析地缘环境的相关理论及方法
第一，对于地缘环境概念，可以通过解析方法去了解其中的构成及要素，然后分析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及作用，最后实现对地缘环境概念的全面了解，为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例如，我们可以去阅读相关期刊、卷宗及书籍，从中了解关于中国电源政治学的相关知识理论，像多阅读“地理研究36卷”和“世界地缘政治学”等这样的卷宗及文献等，以了解地缘环境整体的同时实现对地缘政治学框架的分析，另外还可以加深我们对不同尺度地缘环境及不同区域地缘环境的了解，以强化我们的国际政治学专业能力。
第二，要对不同的地缘政治实践手段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如军事政治手段、非军事政治手段、传统政治手段和非传统政治手段的了解，以提高我们的地缘政治处理能力；第三，要积极参与地缘环境机制建设活动中，提提高我们的地缘政治综合素质及能力；第四，要积极将定量评价方法应用到地缘环境机制建设及地缘政治学学习中，以及时发现自己地缘政治学学习中的不足，并及时采取有效的解决办法；第五，我们要对地缘环境进行发展性学习，即在地缘政治学课堂学习中尽可能的去了解地缘环境的发展，并对发展中相关的影响因素、发展评价指标及定量评价模型进行更深层次的了解，以便于地缘政治学课程建设中的有效参与。
2地缘结构变化与未来全球地缘环境变化
地缘结构变化与未来全球地缘环境变化已经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方向，因为两者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我国地缘政治发展，并对相应的学科――中国地缘政治学产生重大的引导作用，所以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重点研究对象是必然的的。其原因如下：
第一，就目前来说，国际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且呈现出极端化特点，多为“两超多强”格局“两极格局”格局转变，这样的格局是非常不利于亚洲国家地缘政治发展，因为在亚洲呈现地缘政治国家日本不断修改由和平宪法的现象，并且印度菲律宾、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出现了反压中国地缘政治发展的现象，反压的形式主要形式是借助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发展，使亚洲国家的地缘政治趋向于冷战，对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故全球地缘环境变化称为了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对象。
第二，就目前来说，在很大政治领域都应用到了结构主义理论知识，并且在地缘政治学中人文地理学领域也广泛应用到了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使中国地缘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中凸显自然主义模式，实现了空间模式向权力关系模式和结构主义模式的转变，结构主义在地缘政治学中应用时仍然出现了一些不足，这对于中国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故将地缘结构变化作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重点研究方向。
3“一带一路”区域响应与中国地缘环境
主要提下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政治及经济发展方面，当下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响应了“一带一路”政策，并共同参与了“一带一路”的建设；第二，“一带一路”是基于世界范围内各个大国的发展历史及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共建而来；第四，“一带一路”的提出推进就是为了改善中国地缘环境而提出的；第五，通过对“一带一路”的了解可以实现对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及地缘环境的定量评价。所以“一带一路”区域响应与中国地缘环境也成为了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的重点研究方向。
4中国国家地缘战略
第一，中国国家地缘战略是为了提高我国国际地位、获取更大国际利益而提出的，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二，当今还存在大国欺负小国的现象，并且普遍存在于亚洲区域，中国作为亚洲大国之一，为维护自己的利益、避免不被发达国家经济上及地缘政治上的欺负事件发生，必须制定并出台相应国家地?战略；第三，美国霸权手段已经在某些方面伸向了中国的边缘地区，如新疆、西藏和云南等地区，影响中国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发展，故需要制定中国国家地缘战略，以维护中国合法利益及权益。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098-01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论文摘要：历经 30余年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 学界 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把 国际政治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及其互动结果和衍生现象衔接起来，从全球化角度剖析了国家与市场的现实场景、互动关系和作用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延展，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日益明显和相互渗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与其核心原理日臻完善和成熟。当前，国际政 治经济学仍然受限于理性主义的分析框架。面临着诸如分析方法和分析语言的继续充实与更新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全球体系的加速形成，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西欧和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日渐成为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及若干核心原理，包括 自由主义与相互依存理论 、现实主义与霸权稳定理论 以及激进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日益明显和相互渗透，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研究素材和新颖的思维视角，也昭示着其已经步入新的变革时期。
一、 自由主义与相互依存论
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对国家的决定性和强制性，其观点承袭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想主义传统。自由主义把国际关系的发展看作是一部市场进化的历史，当今世界体系是由全球性的现代化所塑造，并有赖于三种力量 的推进：一是经济力量，即开发市场、利用新资源的能力；二是技术力量，如通讯、运输 、制造手段的革新；三是组织力量，即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灵活应对主要由上述三种力量推动的市场化构成了国家生活的主要内容~13(P14)。国家间稳定的贸易与经济交流、深化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由此凝结的互惠纽带，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国家问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培植国际和平的源泉之一 。对此，相互依存理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从民族国家与全球市场的权能关系角度 ，给出了学理推断和说明，其也成为自由主义中最重要的分支理论之一。
相互依存理论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状态是一种客观情形 ，各类国际行为主体(国家、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等)活动的终极 目的是促进全球资源配置的均衡化和效用最大化，实现全球福利的普世化 ，从而为国际和平提供一种功能性的保 障。为此 ，必须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从而强化 国际经济关系的正向博弈功能，使各类国际行为主体通过合作关系的不断推进而共享利益，以推动国际经济体向均衡化发展。经 由相互依存的组织网络形成的技术上合作、行为上共处的国际体系，为更多的使用非政治方式和非军事手段来解决国际冲突提供了必要条件。
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相互依存状态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国际行为主体问的合作一定就是平等互利和非零和的关系。由此，罗伯特 ·基欧汉(Rob一ert 0．Keohane)和约瑟夫 ·奈(Joseph S．Nye)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理论(complex interdependenctheory)。该理论的创新之处是引入了成本一收益分析法，指出相互依存关系包含着代价，而事先指明某种关系的收益会大于代价不太可能。这取决于国际行为主体对自身价值和依存性质的判定[2(P14)。很多学者注意到，相互依存关系的达成及其程度受到交往单元的数量与损失程度两大变量的迭加作用和影响，致使依存关系中权力的来源更加复杂，形成所谓的敏感性 (sensitivity)和脆 弱性(vulnerability)，依存 的双方或多方只有相对受益(relative gains)和相对受损(relative loses)。换言之，国际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大多是非对称的从而造就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相互依存关系的递进与发展 ，非但没有弱化国家的政治权威 ，反而是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所特有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为国家新的政治权力提供了来源与动力。为此国家间必须保持适度交流(以不引起对方感到威胁为底限)，以减少相互依存中的对立因素并使之趋近于对称，从而强化由此派生的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的基础，即国际制度 (international regimes)，使之成为调节和控制国家间关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C33(P320—324)。
二、现实主义与霸权 稳定论
现实主义源于重商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政治经济问题的中心，市场依赖于国家的存在。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认为重商主义意味着现代 国家的形成 以及资本主义的赢利经营转移到政治上(4](P370—375，727)。弗雷德里克 ·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生产力理论”认为 ，权力较之财富更重要，并决定着国家的主权独立和财富保持C5)(P46—47)。国家应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和贸易，并依赖保护主义手段确保本国的工业竞争力。
现实主义从国家中心论出发，对内强调干预主义，对外主张保护主义，并认为政治权力框架决定经济利益分配。民族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富的增长依赖于国家“为寻求权力而斗争”的能力。本质上，国际经济关系是相互冲突的，世界经济竞争的零和博弈特性，凸显国家安全和军事力量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竞争作为国际交往的一种常态 ，意味着增强自身优势和削弱竞争对手。霸权稳定理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尤为明显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诉求和预期。
霸权稳定论主张由单一的霸权 国家主导国际体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创立结构和秩序，以便规避无政府状态(anarchy)下国际体系的失序风险。罗伯特 ·吉尔平 (Robert Gilpin)从基本力量模式(crude basic force mode1)角度，给出了霸权国家确立的三大标识：一是形成以霸权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势力范围；二是建立以霸权国家为核心的金融货币权势；三是霸权国家具有适应全球经济变化的超凡能力。从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角度而言霸权国家所提供的诸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国际政治和安全机制等虽然体现了霸权国家的意志和夙愿，成为巩固霸权国家权力和地位的重要工具，但也有益于体系内的成员国。因此，霸权也被认为是维持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稳定与和平的一项条件。
霸权稳定论突出了政治结构变动对 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它尤为关注国家体系以及国际政治关系在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并视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为首要目标。基于对霸权战争尤其是世界政治变革的系统研究，罗伯特 ·吉尔平从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角度阐明了霸权 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并指出了统治或控制国际体系的三种途径：一是国际体系中政治联盟 间的权力分配，从形式上有单一结构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二元结构的冷战体系，以及多元结构的均势体系；二是国家间威望的不 同层次 ，威望 (prestige)就是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并 由此决定哪些国家实际上统治国际体系；三是国家间互动的一系列权利和规则—— 国际条约，其所依据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团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 ，有学者称之为“统治者实践的模型”[6](P35--42)。
现实主义认为，霸权 国家塑造和维持国际体系稳定与和平的基础是其强大的生产能力所带来 的“经济剩余”。这种“经济剩余”会因边际收益递减法则和经济结构的“软性化”而趋减，从而导致霸权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欲逐渐减弱，以致其所确立的国际体制最终归于瓦解，国际社会再度进入失序状态。可见，由唯一主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很不稳定。由此 ，罗伯特 ·基欧汉提出了霸权后合作理论。通过增加维持秩序的主权 国家的数量来分散负担国际公共产品，交涉形态的多元化有利于有关国家协调立场，从利害关系的连续微调中达成利益一致，从而实现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稳定。
三、激进主义与 世界体系论
激进主义的最大创见是立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边缘地带(第三世界)而非核心地区(发达国家)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后果角度来探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演化[7](P54)。激进主义认 为从本质上国家间关系是一种国家与国家社会力量间的关系。世界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核心地区与其统治力量)，只要可能总是要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和精神的改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剥削关系。摆脱与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的非殖民化和现代化 ，成为激进主义的一项核心命题。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是其 中一支较为典型和发展相对较快的学说。
世界体系论主张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和社会变革展 开长时段 (1ong term)和大范 围(1argscale)的研究，以充分显现世界体系的“社会时间”和“地理空间”特质。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认 为，世界体 系是一个 由政治、经济和文明三维组成的实体，它具有单一的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而非一维的“国家”和“社会”。世界体系中政治单位间的联系围绕经济利益分配展开。次序地呈现出中心(center)、准边缘(semiperiphery)和边缘(periphery)三级结构，并最终被政治安排和文明认 同所强化[8](P462—470)。
世界体系论的一项假说认为，资产阶级必定利用其主宰物质生产过程的巨大优势来统治世界，并通过建立某种制度来保证这种统治，不符合这种制度安排的国家将受到打压。由于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受制于某种世界性的生产方式，只要介入这一过程的国家都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在生产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必然对国家问的政治关系发挥着领导作用，因而存在外围或非中心国家的挑战以及中心结构 内部霸权与挑战霸权的斗争E9；(P5—1 3)。世界体系论的最大贡献是对霸权的兴起和衰落，即国际体系在单一中心霸权和多中心力量平衡间的波动周期及其规律的系统研究。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一个循环序列(103(P229—230)：第一阶段，严重政治冲突(全球战争)时期，国家对秩序的期望很高，却很难实现 ；第二阶段，世界秩序(世界权力)初创时期 ，国家仍然对秩序的期望很高，这种秩序实为霸权的产物；第三阶段，霸权合法性减退 (hegemonic delegitimization)时期，国家对秩序的期望让位于各种安全范式 ；第四阶段，权力分散(deconcentration)时期 ，国家对秩序的期望及其有效性(availability of order)都降至最低点。这种循环序列构成了世界政治的一个霸权周期，即长波周期(一般为 100年)。
对于世界政治 中权力“集中”(concentration) 和“扩散”(diffusion)的波动周期，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的运行动力角度给出了分析和解释。他认为世界体系中存在两个范畴的运动：一是阶级范畴的运动，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抗争，其动力是资本积累；二是地理范畴的运动，即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的依附与对立，其动力是不等价交换El1](P80—81)。从构成中心和边缘关系的主要层面而言，双方的结构和地位经由一定条件的催生可以互相转化换言之，中心和边缘并非一成不变的，核 fl，地区会 出现停滞并沦为边缘地带；边缘地带也可能上升为核心地区或准边缘地区。所谓“一定条件”，主要是三种类型的跨边界交换 ：一是经济交换(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等)；二是政治交换 (战争、侵略、精英联盟等)；三是文化交换(信息、规范、意识形态、宗教等)。上述三种交换的结果， 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形成一个单一的集合体，但从 中心化或边缘化中出现的经济两极化必然会伴有政治两极化，即核心地区成为强 国，边缘地带沦为弱国，从而形成了帝国主义的霸权。
四、结 语
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在全球体系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从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之问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直接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博弈。由于直面国际关系现实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迅速发展起来 ，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概念和假说，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学说。目前流行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是大量 的个案研究 (case—studies或 issue—studies)[12](P178—179)。这反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突破了传统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分野，而且日益融会了两大学科的基本原理，但其仍然受限于理性主义(rationality method)的分析框架。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长于解释 国际行为主体在给定结构下的行为选择以及系统的维持，而不长于解释结构的变化和系统的更新①，由此从分析方法和分析语言上预留了巨大的延展空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妨借鉴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引入作为解释结构变化 和系统更新 的新变量 ，比如身份认同(identity)等概念 ，以便增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重释性和问题 回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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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边主义;一体化;相互依赖;合作理论;建构主义;结构自由主义;全球治理
多边主义是一个直到最近20年才广泛流行起来的概念,因此,如果翻阅较早以前出版的辞书,甚至找不到这个词汇。关于多边主义,存在着许多定义,按照罗伯特·考克斯的说法:“要确定多边主义的含义,必须首先评估世界体系现在和未来所处的环境,其所具有的权力关系赋予多边主义以具体的意义。”〔1〕尽管人们对多边主义有多种定义,但是从总体来说,多边主义有两个层面的基本含义,〔2〕并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同。从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国家———的层面来说,它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一种理念、指导思想和政策工具,指的是一个国家更倾向于在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或国际组织中进行磋商、协调,以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它通常是与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等理念相对立的。在这个层面,人们往往把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画上等号。从国际体系的层面来说,多边主义意味着一种有关国际秩序的组织原则,它指的是“基于普遍性的行为准则之上用来协调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3〕是一种“概念化了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结构,它决定着各种人群之间(国家间)的行为方式和权力关系。”〔4〕随着与多边主义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兴起和日益普遍,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将这种使国际关系的性质出现了新的变动的现象纳入了研究视野,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与此有关的现象进行了阐释,形成了各种与多边主义有关的理论。〔5〕
一体化理论
最早涉及多边主义研究的是一体化理论。它是一种研究国际社会协作与聚合过程的理论。有关一体化的定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结合为一个新的行为主体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完成时,可以说它们被一体化了。尽管一体化追求一种比多边主义更高层次的制度目标,但是,它在寻求一体化的可能性和途径方面可以说是与多边主义基本重合的,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此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体化理论从总体上说可以分为三大基本派别,它们分别是早期机能主义学派、新机能主义学派和通讯理论。
早期机能主义学派以英国学者戴维·米特兰尼(DavidMitrany)为主要代表,他认为,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日趋复杂,大大增加了各国政府面临的技术性或非政治性任务。这些任务不仅在国家一级上提出了对训练有素的专家的需要,而且在国际水平上造成了大量的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专家们的合作,这使各种职能性国际合作组织机构的建立成为必要。职能性合作组织可能逐步取代或淘汰过去的政治性机构,这样就可以大大限制、甚至消除潜在的冲突。同时,由于在一些领域,技术性、职能性问题上的合作必定是有限的,那么,如何指望在这种有限的基础上实现国家间的全面合作或一体化呢?为此,米特兰尼提出了著名的“分枝理论”(doctrineoframification)。他认为在某一技术领域合作的发展会导致其他技术领域的合作。这样,一个部门的职能合作或一体化便可以分枝、长杈,扩大到其他许多部门。例如,几国间建立了共同市场后,就会产生一种压力和要求,推动它们在价格、投资、运输、保险、税收、工资、银行、以及货币政策方面进行合作。这种职能合作行动将会改变国家行为的方向并有助于世界和平,此种职能合作将会逐渐渗透甚至同化政治部门;经济的统一即使不至于废弃政治部门,也会为政治领域的合作奠定基础。
新机能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厄恩斯特·哈斯(ErnstB.Haas)、利昂·林德伯格(LeonNLindberg)和约瑟夫·奈。新机能主义在很大程度将其理论建立在对欧洲共同体实践经验的考察之上。在理论上,该学派主张将政治问题与经济福利问题分开,前者叫做“高级政治”(highpolitic),后者叫做“福利政治”(welfarepolitics)。在“高级政治”领域,“权力”扮演了主要角色,权力斗争依然是核心问题。而在“福利政治”领域,各国之间的人民有着较多的共同利益,容易实现较高程度的合作和一体化。战后西欧社会,福利政治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西欧一体化能够取得很大成功的有利条件。新机能主义十分强调超国家组织在国际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这是把他们与早期机能主义区别开来的主要特征。他们认为超国家组织而非职能专家机构是对国际一体化过程加以领导的政治机关,它运用某些政治技巧,寻找和确定扩大一体化新的问题领域,帮助各国政府和利益集团确定一致的目标并采取联合行动,对一体化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加以弥合和调节,从而推进一体化的“分枝”和“外溢”,并使各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得到增进。尽管新机能主义把“福利政治”和“高级政治”分开,但他们并未完全割断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他们一般把经济领域的职能合作视为通向政治合作的一个步骤,而不是要以之取代政治合作。特别是到后来,一些新机能主义者根据实践不断修正自己原来的某些想法,逐步抛弃了那种以为绕过政治问题(高级政治问题),甩开政治部门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幻想。
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s)的代表人物是多伊奇。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某一政治系统所以能够获得并保持其凝聚性,是其成员广泛共享某些价值,并对该系统的结构表示一般的赞同。这样的系统是建立在合意(Consensus)之基础上的。这种一致性程度越高,政治系统就越趋于一体化。而要使成员享有共同的价值,沟通的作用至关重要。沟通是构成组织的结合剂,只有沟通能够使社会集团一起思想、一起观察和一起行动。为此,他把各种形式的政治单位都视为一种信号交流的系统。输入、输出、反馈,这一切都有赖于该单位内部以及它同外部环境之间的沟通渠道。以沟通理论为基础,多伊奇对各种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条件作了研究。他把政治共同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混合政治共同体,它不仅把维持共同体的和平,而且把其他方面的多样性目标的实现当作自己的任务。这种共同体需要具备12项必要条件,包括主要价值的相容、提供了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对紧密的经济联系及其好处抱有预期、参与者的政治和行政能力显著增强、与共同体外部相比获得显著利益、共同体内形成了实质性和不可割断的社会沟通、共同体内政治精英分子扩大、人员的地理和社会交流增加、相互沟通和交易渠道多样化、将要一体化的诸单位之间沟通与交易中的报酬的全部补偿、诸政治单位中间各种群体角色相当频繁的某种互换、相互行为有较高程度的可预测性。同时,出现下述六项因素中的任何一种,这种共同体都可能解体:共同体及成员所受各种负担急剧增大、社会变动和政治参与过快以致超过共同体在各方面的同化速度、各种差异迅速增加、行政机构和政治精英的能力严重衰减、政治权贵相对闭塞、政府与社会权贵不能按照民众的要求实行必要的改良和调整。〔6〕还有一种共同体叫多元安全共同体,它以争取和维持和平为主要目的,加入这种共同体的诸单位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种共同体比较容易建立和维持,它只要具备三个条件就可以了:主要政治价值相容、各成员国的政府以及相应的阶层相互之间拥有对信息和行动做出迅速适当和非暴力的反应的能力、相互之间对有关方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可预测性。〔7〕
相互依赖理论
这种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基欧汉和奈。该理论对多边主义兴起的原因作了最为深刻的阐释。所谓相互依赖代表着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广泛的、普遍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8〕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广泛领域中得到表现和展开,而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经济的相互依赖构成了当代整个国际相互依赖关系泛的、普遍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8〕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广泛领域中得到表现和展开,而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经济的相互依赖构成了当代整个国际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该理论认为,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和政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当代世界出现了三个重要特征:(1)多渠道的社会联系,包括政府间的非正式联系和正式的官方安排;非政府人士之间的非正式联系;以及跨国性组织的内部联系。在今天,无论哪一种渠道,都使国际间的联系和依赖大大加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跨国组织的作用。(2)多种问题进入国家间关系的议事日程,它们没有明确的先后次序排列,军事安全问题不再始终居于议事日程的首位。(3)在相互依赖占优势的某些地区和问题领域,一国政府不再对其他国家使用军事力量,但这并不排除在其他地区和其他问题上把军事力量当作主要手段来使用。这些特征使得国际关系中零和博弈占完全支配性地位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实现双赢的空间有了很大增加,各国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日趋密切的连动关系,它们之间协商、合作的领域大大拓宽。
为此,相互依赖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战后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因此,人们有关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也应作相应的转变。原先国际政治的基本观念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权力政治”,这种国际政治观在相互依赖的时代已经不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了,因此,应当倡导一种新的国际政治观,具体来说就是“问题政治”(IssuePolitics)或“议程政治”(AgendaPolitics)。所谓“问题政治观”(issuepoliticsview)把国际政治看作是一系列问题领域(issuearea),围绕这些问题领域形成国家间的合作和竞争。这些问题领域的形成根源于当代世界的复杂性质,而非仅仅由国家追求其民族安全和政治影响的权力动机所派生。比如,促进国际贸易、避免金融危机、解决种族冲突等问题都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当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并变得利害攸关时,就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如果这些问题朝着解决的方向有所前进,和平就可以维持。问题政治观认为,与其说国际领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是由国家对安全的关心和国与国之间的不信任引起的,不如说是由一定国际条件下发生的多种价值与利益差别引起的,从而问题政治观不再象权力政治观那样,把国家安全问题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和首要问题,而是把没有先后次序的多种问题引入国际政治的议程,在这种议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和途径。当一个重大国际问题产生后,应尽可能想办法去解决,在这方面国际法、外交实践和国际组织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基欧汉、奈等人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尽管问题政治或议程政治还不能取代权力政治,但是,它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将是不可避免的。
合作理论〔9〕
该理论主要是针对国际经济领域出现的“市场失灵”的现象而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国际经济自由竞争和市场放任的情况下,国家可能无法使效用最大化,原因是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的环境下,每个国家以自身的利益所驱动的行为可能会对整个国际市场的秩序产生很大的扰乱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国际间创造一种制度安排,向所有国家提供充分的信息和必要的管制。合作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环境保护和经济制裁等领域。例如,在缺少国际制度的情况下,国家可能无法管理贸易问题,因为它所涉及的不止是一方或双方的事务和意愿。单位国家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设计和实施一个有效的关税制度。然而,如果其他国家都抵制这种关税制度,那么情况就会非常糟糕,这种行为导致的可能不是效用的最大化,而是最小化。如果单位国家实行自我克制,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其他国家并没有仿效这种政策的意愿,结果同样也会很糟糕。这样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市场失灵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建立国际制度和规范,于是世界各国就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以此来确立贸易的公平标准,裁决不合理的贸易行为以及贸易壁垒,监督国际贸易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解决产生的各种争端。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是冷战结束后兴起的新兴国际关系理论。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彼特·卡赞斯坦(PeterJ.Katzenstein)、玛尔萨·芬那莫尔(MarthaFinnemore)和约翰·拉格(JohnG.Guggie)等,这一理论将西方社会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文化、认同和规范等引入国际政治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进行社会学分析,从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到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施动者与结构的关系、均势问题、国家利益问题、国际体系问题、国际体系的转换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以至具体的概念如实践、国家、身份、利益、权力、、制度等,都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重新解释,从而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创立了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列的哲学范式。
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身份认同不是社会行为体在单位层次上单纯自我设定,而很多情况下是社会互动与社会承认的结果,因而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或社会性。社会行为体的社会认同与其利益设定息息相关,当某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认同发生转化时,它对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也会重新加以界定。〔10〕将这一基本认识应用到国际政治领域,那就是,国家的身份认同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它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互动在一定阶段固化为国际规范,国际规范反过来规定着各国的身份认同和利益,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认同也会随着变化。建构主义认为国家与国际社会是相互制造、相互建造或相互构造,国家通过他们的行为组成国际社会,而由于国家了解自己和相互了解,国际社会就通过他们的共同行为构造了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11〕
建构主义也将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有关多边主义的研究,认为国际组织、国际规范也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一种对拥有一定身份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盼,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创造出行为模式。国际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影响国家的外在行为,而且同样“构成性”地影响着国家的认同。例如,当某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它不仅必须遵守其中的规则,而且由于加入已经改变了自身以前的认同和利益,成为国际市场经济社会的合法成员,其国际身份也随之变化。同时,建构主义理论在研究多边主义的时候,非常关注有关集体身份和集体认同的形成问题,认为,在社会互动频数急剧增加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的时代,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成的可能性增大,国家之间会产生更大的认同,并最终改变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无政府逻辑,建立多伊奇提出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认为,最好的和平不是来自霸权下的强制约束,也不是源于收益成本计算而来的社会契约规范,而是来自各主体间的互信和集体认同,如果这种互信和集体认同能够形成,就会在各国之间造就一种浓厚的共同体感,产生出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彼此争端的共识,从而彻底摆脱“安全困境”。
结构自由主义理论
这种理论分析了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原因,认为一种具有很强“胶粘力”的制度在具体的环境下,可以把许多国家“锁定”在稳定和持续的联系之中,它可以对其中各国权力的应用加以某种限制,进而减缓由于无政府和权力转移而导致的不安全,并建立一种稳定和持久的秩序。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伊肯伯里(G.JohnIkenberry)。伊肯伯里认为,制度是一种结构和约制,是一种根植于更广泛的政治秩序中和限定行为者活动“场景”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规则、惯例和实践。制度结构影响到了一个政治体内权力在个体和集体中的分配方式:给一些人提供优势和资源,同时限制他们的选择。制度不仅促进合作,同时还强有力地约束参与国的选择和行动。〔12〕
按照伊肯伯里的具体解释,战后西方秩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导下西方国家之间一个交易的过程。霸权国美国得到了根据其意愿塑造的建立在一致赞同原则和制度基础上的合法、持久秩序,它的领导权得到了二等国家和弱国的默认,为其长久保存权力留下了制度化空间。与此同时,由于霸权国同意约束和限定,根据与弱国和二等国家一样的规则和制度行事,将自己暴露在一个制度化的政治过程中,受到其他国家的监督。这样的弱国和二等国家也可以积极地向霸权国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不必担心遭到强权的压制。从收益转换和平衡的角度来看,霸权国放弃战后早期的一些利益以换取保证其未来稳定收益的制度和规则。弱国和二等国家在战后早期得到较有利的回报和对强权的限制,但他们的长远利益却可能受到一定的损害。但从总体上看,双方的得失应该持平。
这种西方内部的秩序在制度上有三个突出的特点:(1)捆绑机制。通常来说,国家间在建立制度安排和合作时,一般会保留退出的选择。然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战后的做法恰恰相反:它们缔结了很难退出的长期经济、政治和安全承诺,在国家可以做到的范围内“锁定”了相互承诺和联系。捆绑机制内容庞杂,包括条约、联盟的组织机构、共同管理责任、相互关系中的一致标准和原则等等。这些机制提高了制度的退出成本,为成员国创造了发言机会,降低了成员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13〕(2)渗透性霸权(penetratedhegemony)。结构自由主义认为,西方国家之间建立的这种制度与其中的霸权国的自由民主体制密切相关,并以此带动了西方国家之间跨国关系的显著增长。美国国家体制的突出特点是它的决策分散化构造———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政策上,有大量的决策通道和制衡方式。“这种体系向其他国家提供了透明的画面、通道、代表权、通讯方式和建立共识的机制,从而提供了表现和满足它们利益的方式。”〔14〕这“使得它的西欧和日本盟友能够参与整个西方制度的塑造过程。其结果,美国的霸权具有很高的合法性,从不受到任何质疑和挑战。在这种体制下,美国好像是一个‘受邀的帝国’,二等强国自愿追随而不是抵抗领导国。”〔15〕(3)公民认同感。结构自由主义认为,西方内部秩序所形成的制度是建立在共同的公民政治认同感之上的。这种共同的公民政治认同感“采取了两种相关联的形式:其一,在所有西方国家内部,人们认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其二,在上层精英那里对整个体系的政治认同。这种公民认同感取代了更加狭隘和敌对性的传统国家认同意识。当现有的制度构造与上述认同感相吻合时,制度本身便更加持续有力,并且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认同。”〔16〕
全球治理理论
随着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国际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全球性问题的兴起,使得以民族和领土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受到冲击,这种变化引起了人们探求新的国际社会制度安排的热情,在这种背景下,“治理”(governance)被引入了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治理”的概念最初出现在市政学中,用以指如何更好地解决城市和地方上公共政治方面的问题。从总的情况来看,有关全球治理的理论都没有给治理这个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J.N.Rosenau)把治理定义为“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指的是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规章制度,它们虽然并未被赋予正式的权力,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7〕奥兰·杨(OranYuang)也从制度研究的角度出发,指出治理就是建立和实行一套社会制度,以解决冲突,促进合作,从广义上讲,就是减少集体行动给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造成的问题。〔18〕奥托·切姆佩则把治理看作是在没有法律效力可借助的情况下办好事情的一种能力。〔19〕在所有有关治理的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该委员会在1995年名为《天涯若比邻》的报告中认为: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各种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这个过程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利益的协议。〔20〕这样,治理的规定性特征就显现了出来:它是一个过程,涉及公、私部门,是以调和而不是以支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有赖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持续的相互作用。这些就是各种治理理论关于治理的主要观念,在这里,“参与”、“谈判”和“协调”构成了治理活动的主要内容,“项目规划”、“伙伴关系”和“意见一致”构成了治理的三个关键词。〔21〕
全球治理理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而且具有“公共化”的特征,例如,在军事安全领域,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安全已不再仅仅是国家安全,同时也更多地被看作是世界安全的问题提了出来;在国际经济领域,汇率的频繁波动、资本跨国流动的日益增加、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贸易的不断扩大等更多被看作是一个世界层次的问题而不是国家层次的问题;在环境领域,臭氧层的损耗、温室效应与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沙漠化等都对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边的联合行动,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全球协调和规划。由于世界政府的观点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证明可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那么为了解决当前迫切的全球性问题,可行的选择或许就是通过政府间、社群间的互动,实现某种程度的治理。在治理的角色方面,全球治理理论主张民族国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有影响的社会运动等都应当在解决国际问题中发挥作用,这种理论排除任何中央集权的组织和控制,强调行为者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主张将各种层次的子系统纳入重要的政策网络,通过跨国网络处理国际关系。在治理的途径上,这一理论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国际机制,国际机制与全球治理紧密相连,它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法治的方法,通过制度安排改变强调大国管理全球事务的传统思想,同时也使得国家在国际系统的决策和行动越来越处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之内,从而使国际社会与国家层面的法治社会更加接近。
通过对上述有关多边主义理论的梳理,我们发现,它们大多是从多边主义的第二个层面即国际体系的层面对多边主义加以阐释的。所运用的基本理论范式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所应用的研究工具包括了结构性分析、战略性分析、功能性分析和社会性分析。它们分别从国际制度的生成和维护、多边合作的条件、国家和国际制度的关系、国际社会中身份认同以及以集体方式解决世界性问题等多种角度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探讨。尽管这些理论不能涵盖多边主义理论的全部内容,但是它们从一些主要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多边主义的了解和认识。
[注释]
〔1〕RobertW.Cox,“MultilateralismandWorldOrder,”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April1992),No.2,p.161.
〔2〕关于多边主义两个层面的划分主要参照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
〔3〕JohnGerardRuggie,“Multilateralism:TheAnatomyofanInstitutetion,”JohnGerardRuggie(ed.),MultilateralismMatters:TheTheoryandpraxisofanInstitutionalForm,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p.11.
〔4〕KeithKrauseandW.AndyKnight(eds.),State,SocietyandUNSystem:ChangingPerspectivesonMultilateralism,UnitedNationsUniversityPress,1995,p.247.
〔5〕秦亚青认为,国际关系学主要理论很少有专门研究多边主义的流派,多边主义的研究大多是在国际制度框架中展开的。见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和方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本书在介绍多边主义理论时,参照了他的分析思路。
〔6〕卡尔·多伊奇著、周启朋等译:《国际关系分析》〔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338页。
〔7〕同上,第345页。
〔8〕RobertO.KeohaneandJosephS.Nye,Jr,PowerandInterdependence:WorldPoliticsinTransit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p.5.
〔9〕对合作理论的介绍主要参照了王逸舟对这一理论的阐述,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529页。
〔10〕AlexanderWendt,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p.159178.
〔11〕PeterJ.Katzenstein,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Pol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NewYork,pp.3375.
〔12〕G.J.Ikenberry,“TheMythofPostColdWarsChaos,”ForeignAffairs,MayJune1996,p.90.
〔13〕JohnG.Ikenberry,“Institutes,StrategicRestraint,andthePersistenceofAmericanPostwarOrder,”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3,Winter19981999,pp.4378.
〔14〕PeterCowhey,“ElectLocally—OrderGlobally:DomesticPoliticsandMultilateralCooperation,”inJohnRuggie,ed.,MultilateralismMatters:TheTheoryandPraxisofanInstitutionalFor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490页。
〔15〕GeirLundstad,“EmpirebyInvitation?TheUnitedStatesandWesternEurope,19451952,”inCharlesMaier,ed.,TheColdWarinEurope:EraofaDividedContinent,NewYork:Wiener,1991;G.J.Ikenberry,“RethinkingtheOriginsofAmericanHegemony,”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104,Fall1989.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页。
〔16〕王逸舟,前引书,第492页。
〔17〕詹姆斯·N.罗西瑙:《世界政治中的治理、秩序和变革》,载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8〕OranYuang,InternationalGovernance:ProtectingtheEnvironmentinaStatelessSociety,Ithaca,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4,p.15.
〔19〕奥托·切姆佩:《治理与民主化》,载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史学集刊杂志》2015年第五期
冷战国际史研究是国内外学界一个方兴未艾的新的学术领域。所谓“冷战国际史”，按照沈志华先生的概括，其基本含义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③其中，挪威籍学者文安立(OddArneWestad)近年来在史学界声名鹊起，被誉为二十年来冷战国际史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
文安立1960年生于挪威，本科就读于奥斯陆大学，1990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迈克尔•H.亨特。1991年至1998年期间，他返回母校奥斯陆大学任教，同时担任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研究部主任。1998年，他移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该校国际史教授，同时兼任学院新设立的外交和战略研究中心(LSEIDEAS)的联合主任，此外，他还担任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核心期刊《冷战史》(ColdWarHistory)杂志的主编。2015年夏，文安立执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文安立治学勤奋，著述颇丰，在冷战国际史和当代国际事务，特别是与中国和东亚相关的研究领域颇有建树。迄今为止，文安立共出版专著或与他人合作编辑著作15部。2005年出版的著作《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荣获2006年美国史学界最高奖“班克罗夫奖”，并被翻译成14国文字出版。2010年，他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莱弗勒教授(Mel-vynP.Leffler)共同主编了三卷本《剑桥冷战史》。2012年，文安立出版了《躁动的帝国:1750年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荣获美国亚洲学会颁发的2013年伯纳德•施瓦茨优秀图书奖(BookA-wardBernardSchwartz)。作为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文安立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即将全球视野引入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之中。
首先，文安立的研究拓展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时空维度，凸显了冷战史的全球化历史叙事功能。长期以来，在西方学界的冷战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个无形的禁锢，即冷战史研究的时段被认定为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空间则集中于美苏和东西方集团这一中心地带。文安立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将冷战史的研究从中心转向边缘地区，并将之放在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文安立的研究最初集中在中国，后又拓展到越南、南非、埃塞俄比亚、伊朗、阿富汗等多个冷战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拓展冷战国际史空间维度的同时，他还将冷战史研究的时间维度延伸，从第三世界的视角来思考冷战，提出“在第三世界看来，冷战并非一个始自1945年或是1917年———而是1878年或者1415年———的连续性进程的一部分:1878年，柏林会议在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瓜分了非洲;而在1415年，葡萄牙人征服了其第一块非洲殖民地。”
可以说，文安立的研究是以真正的全球化视野，对处于冷战同一时间段里的多维政治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在强调冷战的全球维度的同时，文安立还试图探寻全球冷战的历史动因。在其代表之作《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行劲与当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文安立对第三世界和全球冷战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传统的关于冷战的看法，冷战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军事力量和战略控制上的较量，其主要战场在欧洲。本书作者则认为，冷战最重要的方面既不是军事的，也不是战略的，而且也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它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推动了冷战向第三世界的扩展，从而产生了一个冷战全球化的进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美苏长期干涉第三世界呢?文安立认为，不分析美国和苏联在第三世界干涉行动的意识形态根源以及第三世界政治变革如何促进超级大国的介入，就无法理解两个超级大国的决策。③文安立将美国和苏联分别视为“自由”的帝国和“正义”的帝国，指出深深根植于美国和苏联自身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促使它们干涉第三世界。因此，学者们认为，强调两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竞争构成了文安立冷战史研究的突出特征。④也有部分学者对这一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意见。在2007年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在线外交与国际史专栏圆桌书评会的书评中，几位学者认为文安立的研究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作为考察冷战的核心要义确实反映了冷战结束后研究的新趋势，但是，文安立忽略了安全、地缘政治等因素对美苏外交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此外，经济动因和国内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⑤学界虽有不同意见，但文安立的研究将意识形态因素引入冷战国际史研究，拓宽了冷战史研究对象与材料来源，革新了人们对于冷战的理解，凸显了全球视野下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新变化。
其次，文安立的研究强调采用多国、多语言档案和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文安立本人精通多国语言，长期以来他的学术研究一直以来以使用第一手材料见长，他不仅充分利用多国、多语言档案，同时还旁征博引，研究中注重多边历史档案的相互印证，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史料集、博士论文及其他二手资料都是他多边考证的资料来源。他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冷战与革命:美苏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就综合运用了英、俄、中三国档案材料，而在《全球冷战》一书中则综合运用了八国档案材料，文安立高超的语言能力和多国史料的梳理能力为他赢得了学界的称赞。⑥文安立的研究，除历史文献丰富之外，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研究方法上打破传统外交史研究的禁锢，采用了人类学、社会史、政治学、文化史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长期以来，学术界将冷战史研究的主题限定在美苏和东西方权力冲突，不仅忽略了处于边缘地区的广阔的政治地理空间，而且也造成了人们观察冷战的单一视角，正如美国外交史学家入江昭所批评的“国际事务中的每一个事件都被放在冷战的框架中，被理解为是增强了或是削弱了这场对峙中某一方的势力。它限定我们用地缘政治的框架看待所有事件，遮蔽了这一时期其他全球性进程对冷战的影响”。
①文安立认为，冷战并不仅仅意味着两大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和第三世界是可能理解冷战的三种新范式。②在他看来，新冷战史在研究上是多国档案的，在分析上是多极而非两极的;在一些最成功的范例中，它还具有理解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思维模式的能力，因此还是多元文化主义的。③学术观念的更新，带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新研究方法的介入。因此，在文安立的著作中，众多处于冷战从属和边缘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得到重视，文化、社会、技术等要素都被纳入了研究的范畴。再次，关注现实，在冷战历史与当代世界之间探寻联系，寻求后冷战时代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文安立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当代性是历史学的基本属性之一，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文安立站在当代的时间节点上进行冷战国际史研究时，他并没有因循既定范式展开历史叙述，而是通过追寻历史从而探寻现实问题的历史症结。文安立的冷战史研究重点在于1970年代至1980年代并一直延伸至21世纪初的当代世界。在文安立看来，这一时期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国际热点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并指出“9•11”事件后美国所采取的干涉主义并不是一种反常，而是冷战时期政策以一种更为极端方式的延续，美国从冷战中得到的历史教训就是:单边主义军事干涉对谁都没有好处。
对文安立而言，冷战国际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历史研究课题，而且体现了他对身处其中的全球化时代的道德关怀。文安立对现实的关怀同样体现在《躁动的帝国》一书中，虽然这部关于中国与世界的著作已经远远超出了冷战史研究的范畴。在这部著作中，文安立以其一贯所长的多国档案和多元视角对1750年直至当代的中国对外关系史进行了全景考察。文安立指出:“过去影响现在。今天的中国被其现代蜕变及内外压力造成的转变所影响。因此历史是了解今天中国的外交关系的最根本的基础。”⑤文安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着重历史的现实性，是对“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历史命题的生动诠释。
综上所述，文安立的学术研究承袭了冷战国际史研究强调多国档案和国际合作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启了全球视野下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新态势，即在全球时空维度内研究冷战史，侧重中心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引入多学科和多问题领域研究视角，探求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性。文安立以非西方的第三世界视角来考察全球冷战的努力尝试为我们探寻当代和20世纪乃至更久远时代人类历史的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孙丽萍 单位：吉林大学 公共外交学院
【关键词】国际合作；相互依赖；利益博弈；国际机制
国际合作是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之一，国际社会中合作现象越来越频繁，合作问题引发众多学者的关注。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合作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学派，其理论为众多学者所接受。在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从相互依赖到利益博弈再到国际机制合作的比较完整的合作理论体系。
一、基本内涵解读
（一）相互依赖―合作机遇。基欧汉和奈在《权利与相互依赖》一书中阐述：“相互依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基欧汉和奈指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代价与收益的核心是：如何分配收益。相互依赖于强有力的或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
理解相互依赖的可能误区：首先，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利益的一致性。其次，相互依赖这一状态为合作提供了可能性，有相互依赖不一定会导致合作。是否能够达成合作还要看诸因素的博弈结果。最后，合作不应该被看成没有冲突的状态，而应该被看成对冲突、潜在冲突的反应。相互依赖为合作提供源泉，伴随相互依赖网络的加深，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比较容易实现。因此可以说相互依赖为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机遇。
（二）利益博弈――合作选择。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国际关系学者马斯林《博弈：冲突策略》他们运用博弈论并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来分析国际冲突现象，其中说明合作的著名例子就是“囚徒困境”模式。在囚徒困境模式下，两行为体都期望自己处于最佳境地，但在双方得不到沟通的前提下，以对方合作自己不合作为最优战略。但就双方的共同利益来讲，双方都选择合作那么会有帕累托最优解。但是由于双方都担忧对方会不合作。这种不确定性前提下，行为体可能选择合作也可能选择背叛。该模式说明合作可以作为选择之一。
罗伯特・艾克斯在《合作进化论》一书中运用博弈论来解释合作问题，他用计算机程序进行反复的演算，结果表示：当博弈链延长时，博弈各方的行为会趋同，即在复杂博弈中，行为体的行为会逐渐选择合作策略。“一报还一报”战略能解释囚徒困境。那么在博弈过程中合作的条件：（1）行为体有足够的彼此交往机会。（2）行为体在互动的过程中，能够认清双方的共同利益，从而采取互惠战略。（3）对行为体的历史、个性比较了解，并能对对方保持基本的信任。（4）行为体的背叛行为会承担相应的代价―法律或名义。因此可以说博弈为合作提供选择。
（三）国际机制―合作保障。新现实主义提出的“霸权稳定论”基欧汉对其做出回应，首先承认霸权的存在有利于合作的维持，但着重指出霸权衰落或消失后的合作也是可能的。并在《霸权之后》一书中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为了更好的说明引入了“国际机制”的概念。并通过国际货币机制、石油机制、贸易机制证实其合作理论的解释力。国际机制是指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集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由于国际机制的创建困难且代价高，因此理性的行为体尽可能的调整现有机制。
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有三种形式：国际制度、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惯例。国际制度作为国际机制的形式之一，它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合作：（1）国际制度通过改善信息供给状况，违反者承担法律责任，降低行为体交易成本，减少行为体的不确定性等途径吸引行为者参与合作。（2）国际制度规范行为，重新界定国家利益，改变行为体偏好。（3）国际制度内化外部性，构建互惠模式，创建激励方式。
二、评论、思考
新自由主义国际合作理论比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更系统，对现实更具解释力。自由主义者指出判断是否达成合作单方面关注共同利益这单一指标是不科学的。并指出合作是一系列政策协调过程。在政策协调过程中信息、制度、外部环境等一系列中间环节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因素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思考一：国家主观战略选择如何处理中间环节？信息、制度，外部环境等是客观因素，国家在选择战略时必定会融入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如何利用这些因素是未来探讨合作的需要注意的。这些中间环节的博弈选择过程中，国内政治似乎变得更加显眼，因为国内政治对国家高层决策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如果出现国内政治与对外决策之间的冲突，内在压力与外在选择这种两难的境地如何选择，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国内政治，处理好它对于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思考二：国际机制的有效性问题。国际机制的建构在霸权存在条件下是由霸权国主导建立的，那么必然有意无意的维护着大国的利益。国际机制的建立是困难的、成本高昂。那么也就意味着国际机制的数量是有限的，有限的机制如何满足众多合作领域的需求，是不是也意味着它在某种程度上又限制了合作呢？思考三：国际合作理论路径的研究方法需多样化，目前理论上被认可的是博弈理论主要运用于国家合作选择的过程运用，也有相应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国际合作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各种利益的衡量、判断，适当的引入研究方法提高理论的科学性，使其更具解释力。
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都要不同程度的参与到国际合作中来。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局部地区的冲突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都要求我们深入的研究国际合作理论，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合作问题。
参考文献
[1] 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关键词：哲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突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学科、交叉性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这种多元竞争的局面更加活跃。这一时期兴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突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成长为势头强劲的理论学派。它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起,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且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探讨的主题,考察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与哲学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说有着鲜明的哲学特征。
一、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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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M]秦亚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一、国际关系及国际法概述
国际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国际关系是指主权国家之间的一切互动关系既包括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关系，也包括文化、科技和法律方面的关系；既包括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间的关系。而狭义国际关系仅指主权国家、政府间的官方政治外交关系，即国际政治关系。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国际关系日益呈现出地域上的全球性，内容上的经济政治文化互动性，层次上的复合性以及变迁的有序性等特征。国际法是国家进行国际交往的行为准则以及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所应遵循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传统国际法仅认同对狭义国际关系的调整与规制，但在当今国际关系呈纵横扩展的情况下，国际法本身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这一案臼，日益关注其他层面复杂的社会关系。国际关系属于国际社会事实层面的内容，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等属性；而国际法则属于其价值层面的内容，带有反映性和主观性。因此，它们之间既存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关联，又含有现实矛盾，并不能预期二者达成完全和谐的关系状态。故此，承认关联并解析二者的矛盾才是推进其良性互动的根本。
二、国际关系同国际法三次联结
早期的国际关系著作充斥着对国际法研究成果与方法的运用，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从法学研究中脱胎而出。在理想主义理论中这一点尤为明显。一战把维也纳会议以来靠大国均势政策而維持的欧洲百年和平局面打得粉碎，为防止战争，维持和平，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把目光转向当时已成为哲学世界主导思潮的乌托邦主义。无疑，自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国家之间始终遵循着权力与利益至上的法则，这决定了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理念注定要破产，但这个时期国际法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结（也是两个领域所实现的第一次联结），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对国际法与国际法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冷战开始后，现实主义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研究突然变得疏远。至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对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蔚然成风，成为这两个学科最新发展的闪亮之处。在国际关系学界，重新拾起国际法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结纽带的正是国际机制理论。从国际机制的定义看，国际机制与国际法实际是相近的概念。虽然对于国际机制的定义，学者们尚有分歧。另一方面，从国际机制的特征与功能看，国际法具备国际机制学者所强调的国际机制所应具备的各种特征与功能。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理论迅速崛起，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起了很大的挑战。该理论的主要特点是把国际关系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社会存在，社会存在的人构成整个世界，人和社会的相互构建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进程，这是建构主义理解问题的总体思路。
三、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
国际关系的发展促成了国际社会的产生，构筑了国际法赖以生存并勃兴的社会基础，使得国际法追求的公平、正义、秩序等价值得以在对国际关系的调整与规制中实现；国际社会的存在和国际关系的运行也需要有一个国际法律体系来进行有效协调。
国际关系催生了国际法。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各个共同体（主要是国家）及其成员间发生交互活动，形成交往关系，从而将原有的国内社会关系扩展至世界范围，形成了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性权威的社会系统，而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内在的秩序要求与其行为主体对利益与权力的本能追逐之间的矛盾又催生了一系列国际性规则。因此，国际法不应被看成是一种脱离权力和社会过程的机械的法条和规则，而应被视为在一个考虑政治及其它变量（variables）的背景中试图解决实际问题的决策者所作能动反应的结果。
国际关系的发展丰富了国际法的内涵。国际关系的演进不断推动着国际法的擅变，这一积极效应在当代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二战后，国际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权国家数量迅速增加，非国家行为主体也日益活跃；国家间关系从“高级政治”领域逐步扩展到“低级政治”领域，扩展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全球市民社会的勃兴成为一股新的力量，不断挑战着国家权威体制下的世界秩序；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文化的共生、竞争逐渐摆脱“软要素”的地位，开始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遇到了有力挑战，和平与发展的呼声响彻全球……国际关系的多维化、多元化已经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国际法的完善推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相对国内民主而言，国际关系的民主是一种更高级有序的民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仅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这些都是其题中应有之意。而贯穿其中的精神内核就是主权平等和权力制衡，不断完善的国际法充当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助推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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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M].耿协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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