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08 14:38: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唐诗中的茶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名闻遐迩的福建武夷山，茶文化源远流长。在武夷山旅游区的御茶园、九龙窠、武夷宫都可以享受到品茶之乐。我在御茶园茶艺馆体验了一下其中奥妙，获益良多。
御茶园是隋代生产贡品茶的基地，后来荒废，近年修复茶园，并且建造了国内第一家比较规范的茶艺馆。
这里环境优雅，设施讲究。台椅均为钜木树椿所造，茶具则是潮汕大炉、宜兴茶壶、景德镇有盖扎盘，台湾变色龙凤杯。室内还焚香播乐，营造和谐的茶文化氛围。
茶艺表演共分3道：“迎客茶”、“留客茶”、“送客茶”。历时约2个小时。
“迎客茶”是序幕，目的是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先安定下来，并且吃些点心，以防空腹品浓茶引致的“茶醉”。这道茶品啜的是用“呼来泉”泉水冲沏的武夷山桐木关出产的正山小种红茶。
“留客茶”是重点，共有18个程序。品啜的是武夷山名产“金边兰”，用的是专门从台湾订造的“变色杯”。杯身绘青龙的高身杯叫龙杯，用来闻香；绘画青凤的宽口杯叫凤杯，用来品茶。18个程序中，与龙凤杯有关的占了12个。例如“夫妻和合，鲤鱼翻身”，是将香气四溢的茶倒在龙杯里，再倒于凤杯中，让客人先闻茶香，再品茶味；又如，“君子之交，水清味美”，则是在品茶数杯之后，用凤杯装白开水奉给客人小饮，让客人尝淡生甘，感受“此时无茶胜有茶”的美妙。再如，“茶探趣，游龙戏水”，则是将水泡后的茶叶放入龙凤杯中的清水里，让客人观赏乌龙茶叶来回晃动的奇妙情景。这道茶充分展现了武夷岩茶“清、香、甘、活”的韵味。
在表演过程中，茶艺小姐不时把有关茶的知识、诗文灌输给客人。比如“再斟流霞，二探芷兰”时，借用“全唐诗・题武夷”诗中的“流霞”一词来比喻武夷岩茶的精美。以范仲淹诗句“斗茶香会薄芷兰”来形容武夷岩茶的本香。表演到“孔雀开屏，嘉叶酬宾”时，则引用坡的拟人诗句来称赞茶叶的嘉美。
“送客茶”是令客人余兴未尽的“压轴戏”。茶艺小姐以红茶奉客时，用银匙随意将小金橘盛进客人杯中。客人饮茶时发现有多少个金橘，说出数目，茶艺小姐立即奉赠相关的祝福辞。如果是1个金橘，则说“一生平安”，2个金橘则说“双喜临门”，3个金橘则说“三星高照”，4个金橘则说“四季发财”……这与《红楼梦》里所描写的行酒令游戏，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武夷山品茶，令客人们感受到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现代“茶叶泰斗”吴觉农诗云：“廉俭清淳国饮风，美真康乐韵无穷”，正是“国饮”美与乐的真实写照。
(一)人生情怀
每个活着的人都会有他的思想情感、人生追求、审美情趣等，这正是人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特征所在，也正是人类文明不断走向发展的动因所在。人生情怀，就是人的一种心理趋向，包括对人生目标、审美情趣、处世方式、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人生态度等的一种混合趋向。人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会有不同的人生情怀。人生情怀又反过来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态度、生存方式和人生追求等。不同的学养、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等，都会影响人的人生情怀。
(二)禅
禅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是佛教的老庄化，也可以说是老庄思想的佛教化。关于惮，已有很多的研究和很多深入的认识。(1)众所共识的是:禅本为瑜伽修习的高级阶段，后为佛教吸收，成为佛教禅宗的一种修持方法。禅宗是大乘佛教在中国衍生出的一个宗派，以静虑和高度冥想作为超度救世的法门。禅是一种生命体验。“由‘禅’这种生命体验所达到的禅境，则是一种心灵境界、生命境界与审美境界。禅宗美学是生命美学，它始终关注活生生的人的生命活动，探索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及其价值。它认为审美体验活动乃是一种任运自适、去妄存真、圆悟圆觉、圆满具足的生命活动，一种活生生的人的最高生存方式。”(2)禅宗的特点是:①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见性成佛。②禅宗肯定现实生活的合理性，认为人们的日常活动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表露，洋溢着禅意，人们要在平平常常的感性生活中去发现清净本性，体验禅境，实现精神超越。③禅宗是继承道家，又超越道家。(3)禅宗的出现，“使中国佛教摆脱了印度佛教的束缚，建立起符合中国文化的特色，吸引并接纳中国文人、劳动大众参与的新型佛教思想体系，使之成为具有中国人文情怀的新兴宗教。禅宗的出现与理论上的突破，标志着中国佛教终于完成了由出世到入世、由宗教到现实、由佛国到人间的重大改革，彻底改变了佛教的禅学观念和理论导向，……对于推进我国佛教的现代转型，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科学发展，现代人的生活实际和心理状态，有着积极的意义。”(4)
(三)皎然其人皎然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僧，他的著名并不是因为他留下了什么高深的佛学理论、佛学著作，而是因为他的佛学修为、他的诗、他的诗歌理论、他与“茶圣”陆羽的友谊等。关于皎然的记载，所留下的资料不多，除了他自述生平性质的诗《妙喜寺达公禅斋寄李司直公孙房都曹德裕裴从事方舟颜武康士骋四十二韵》之外，还有北宋欧阳修的《新唐书•艺文志》、宋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等的简单记载:一是他的姓氏、家世:皎然，字清昼，姓谢，湖州人，谢灵运的十世孙，居杼山;二是他与颜真卿的友谊:颜真卿在苏州为刺史时，曾招集一些文士编撰《韵海境源》，皎然参与其中;三是唐贞元年间集贤院收藏他的文集，曾为湖州刺史的于纃为其文集作序。四是其著作有《诗集》十卷。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唐湖州杼山皎然传》对皎然(特别是其入佛门后)有较多一些的事迹记载。元代辛元房的《唐才子传》、明代董斯张《吴兴备志》等对皎然的记载也都不多。所能了解的是:他在年青时曾致力于科举功名，但科举落弟，云游四方，博访名山，曾入道家，中年(35岁左右)时在杭州灵隐寺出家，安史之乱后正式剃度出家，与当时湖州、苏州一带的名僧齐己、灵澈来往较多，并与当时苏州、湖州等地的官员和文人如颜真卿、袁高、韦应物、李冶、陆羽等有很好的交往。从宋代至今，学者们给予了皎然在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方面较高的评价。当代的学者们对于皎然在中国茶文化方面的贡献也给予了很高评价，对于皎然最早提出“茶道”一词，对于皎然对陆羽在茶学方面贡献的扶持，都有很高评价。(5)重复已有的研究没有多少意义。本文旨在解读茶在作为诗人与僧人的皎然心中，是怎样的一种情怀。
二．在茶中求禅、悟禅、享受禅
(一)禅的情怀
天资聪颖、秉性与气质自幼就与众有所不同的皎然，自幼就有“道”的秉赋，宋代僧人赞宁在《宋高憎传》中所说:“幼负异才，性与道合，初脱羁绊，渐加削染。”(6)即皎然自幼就有着避离现实世界的情怀。但作为一个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塑造的读书人，并且有着较深厚传统家学传承的读书人，总是脱离不了追求科举功名的情怀，“所谓长裾曳地干王侯”，他到京师以诗歌交接公卿大夫们，他的文才得到公卿大夫们的称赞，《宋高憎传》中说:“其兼攻并进子史经书，各臻其所极，凡所游历京师则公相敦重。”虽文才超群，但还是科举落第，他秉性中的“道”性便成了他主要的情怀，他浪迹江湖，求仙问道，战争的狼烟使他感悟到佛的世界里将会是一个更好的寄托，于是“安史之乱”后他在杭州灵隐寺正式剃度出家了，从此，他在禅的世界里了度过了他的一生。皎然出家后“禅”的情怀，反映在他所留下的诗与诗歌理论中。从皎然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幽壑中孤寂的禅意，山野中极简单的“野饭”胜过人世间美味的“膏梁”:“却寻幽壑趣，始与缨级别;野饭敌膏梁，山楹代藻棁。”(7)用禅的情怀去感受的现实世界与凡人感受的现实世界是多么不同!湖州的苕溪草堂所处的环境，在常人的眼中无非是山青水秀，但在皎然的眼中却是处处充满禅意，无论是洁净的天空，还是平野中的花，还是天空中的白云、山中的石头、野外的竹子、幽幽月光映照下的石壁、乃至东风吹拂下的梧桐与杉树等:“境净万象真，寄目皆有益。原上无情花，山中听径石。竹生自萧散，云性常洁白。……外事非吾道，忘缘倦所历。中宵费耳目，形静神不役。色天夜清迥，花漏时滴沥。东风吹杉梧，幽月到石壁。此中一悟心，可与千载敌。”(8)不是心中有禅就不可能有笔下的禅境!即使在回答朋友们的书信中，皎然所展示、所告知的还是那禅境的美妙。在他那著名的《答俞校书冬夜》中他以禅境引相约:“月彩散瑶池，示君禅中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遥得四明心，何须蹈岑岭。诗情聊作用，空性惟寂静。若许林下期，看君辞簿领。”在《答郑方回》诗中，同样告知朋友的是那空明、闲淡的禅境是多么美妙:“是时寒光澈，万境澄以净。高秋日月清，中气天地正。”至于在寺院环境内，那更是洋溢着禅的情怀。在《宿法华寺》中写道:“心与空林共杳冥，孤灯寒竹自荧荧。不知何处小乘禅，一夜风来闻诵经。”空寂、悠远、孤寒的禅境中诵经的声音随夜风飘来!皎然享受着这种禅境!在《送清凉上人》中写道:“何意欲归山，道高由境胜。花空觉性了，月尽知心证。永夜出禅吟，清猿自相应。”花空了、月也尽了、杳渺的夜里，清猿的啼叫伴随禅吟，对于常人而言那将难于久耐，对于皎然却是享受!这便是心中有禅，心与境共合于禅!在《陪庐中丞闲游山寺》中同样描写了这样一种孤寂、清幽、远离现实世界的禅境:“野寺出人境，舍舟登远峰。林间明见月，万壑静闻钟，拥烛明山翠，交麾云水容。如何股肱守，尘外得相逢。”没有禅的情怀哪来这充满禅意的诗句!皎然的诗充满禅意，表现在他的大多数诗中，即使是与友人的酬唱之作，也仍然如此。他的诗之所以总是表达禅的意境，正因为他心中有着禅的情怀，他总是在现实世界中去体悟出禅、享受禅!这正是一个禅学修为高深的的僧人与常人的不同!不仅如此，他还在他的诗歌理论中贯注了禅的情怀。皎然曾著有《诗式》五卷、《诗评》三卷、《诗议》一卷，是中国诗歌理论史上的重要著作，他首次提出了“诗境说”，实际上就是主张诗中要有禅境、要表达与营造禅的意境:秋天里、远离人迹的竹寺中，“夜静赏莲宫，古磬清霜下，寒山晓月中”，从而“诗情缘境发”，即诗情的产生正是这种禅境!皎然描述了诗境应有的状态:“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纅未鸣，乃谓意中静。远，非谓淼淼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即要使诗中之境能使人的心达到宁静、渺远，这就是诗境!皎然的诗歌理论是以仍然禅的情怀为立论!
(二)茶禅一味
皎然留下了470多首诗，其中有近25首与茶有关，是唐代诗人中写有较多茶诗的诗人。皎然的茶诗充溢着他禅的情怀，“茶禅一味”反映在他的茶诗中。①茶诗中体悟禅、享受禅。《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是皎然著名的茶诗，表现了皎然与常人不同的情怀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常人爱喝酒，不知茶是那么香!实际上，皎然远不止是表达一种对茶香的享受，而是感受到这种远离世俗的环境中品茶的禅意，才觉得茶特别香，他要赞美的不仅是茶香，而是这种环境中禅的韵味，让他感到无比的放松与舒坦:“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没有禅的情怀，哪有这样充满禅意的茶诗?《饮茶歌送郑容》一诗，学者们都认为反映了皎然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诗中所说的“丹丘羽人”、“名藏仙府”、“骨化云宫”、“云山童子”、“金铛”“香炉”都是道家术语，不可否认，道家思想对皎然的深刻影响，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禅的情怀深藏于皎然心中，在这样一首表达道家生活情怀的茶诗中，仍然深藏着禅的情怀:“霜天半月芳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禅的韵味交织在道家境界的追求中!《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一诗，皎然直白地谈到饮天目山与享受禅有异曲同工之妙:“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日成东井叶，露采北山芽。文火香偏胜，寒泉味转嘉。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稍与禅经近，聊将睡网赊。”煮茶、饮茶便想到了采茶的那种清新之境。《白云上人精舍寻杼山禅师示崔子尚何山道人》一诗，本来是写听泉、品茗，但通篇描述的却是禅境:“望远涉寒水，怀人在幽境。为高皎皎姿，及爱苍苍岭。果见栖禅子，潺潺灌真顶。积疑一念破，澄息万缘静。世事花上尘，慧心空中影。清闲诱我性，遂使烦虑屏。许共林客游，欲从山主请。木栖无名树，水汲忘机井。持此一日高，未肯谢箕颍。夕霁山态好，空月生俄顷。识妙聆细泉，悟深涤清茗。此心谁复得，笑向西林永。”远离了现实世俗世界，禅的境界、禅的享受是多么隽永!《往丹阳寻陆处士不遇》并不是一首谈品茶感受的诗，却是反映两茶人间真诚友谊的诗，往往学者们也归之为茶诗。这首诗表达的是皎然寻访好友陆羽未遇的惆怅，但皎然却是用禅的情怀在描述周围的环境，以至于通篇充满萧瑟而悠远的禅意:“叩关一日不见人，绕屋寒花笑相向。寒花寂寂偏荒阡，柳色萧萧愁暮蝉。行人无数不相识，独立云阳古驿边。风翅山中思本寺，鱼竿村口望归船。归船不见见寒烟，离心远水共悠然。”尽管有着浓浓的惆怅，但意境多么深远、明净!没有禅的情怀，那来这种禅境的描述!茶禅一味在皎然茶诗中。②“茶道”一词的意蕴。中国的“茶道”一词，最先由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提出，这是学术界的共识。“茶道”一词的意蕴倒底为何?皎然没有阐述，本来皎然也写有一本诗著作，但已失传。我们只能从皎然现存的诗文中去领悟。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皎然描述饮茶所得到的既是道的境界也是禅的境界:“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通过饮茶，他进入到了很愉悦的禅的境界。因而，皎然所说“茶道”便是体悟禅、享受禅之道。这和皎然在他的其他大多数诗文中所表达的禅的情怀是一致的。茶禅一味，表现在皎然对“茶道”一词的提出。
三．人间友情纯粹如茶
皎然中年出家，成了一名僧人，作为出家之人本该游离于现实俗世之外，但他却是一个爱交游、酬唱之人，在他的《杼山集》十卷中，皎然所提到的人物大约有300多人，有官员、僧人、处士、道士、文人等，似乎各色人颇多。但其中一大特点是这些人都是有学养的文化人，所以唐代福琳和尚在《唐湖州杼山皎然传》中说:“昼生常与韦应物、卢幼平、吴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肃、崔子向、薛逢、吕渭、杨逵，或簪组，或布衣，与之交结必高吟乐道，道其同者则然，始定交哉!”
皎然虽然是佛门中人，但他接受的是禅、是禅宗，禅宗与禅都不否认现实世界，而是肯定现实世界，只是寻求精神上超脱现实世界，所以有些学者认为禅宗是老庄佛教化或佛教老庄化。皎然正是一个禅学修为很高的僧人，他始终以禅的情怀、禅的心态与现实中人交游、酬唱、文会等，尽管与现实中人有很多交往，但始终保持精神上的超脱，这就形成了他与现实世界友人间纯粹如茶的友情。许多实例可说明这一点。
颜真卿是唐代名臣、一代大儒、著名书法家，他在湖州任上5年(大历八年至十二年即773年至777年)，他在湖州举行了一些重要的文化活动，如集合湖州的文士们编订了《韵海境源》，召集文士们宴集游赏等。皎然与颜真卿有着很密切的交往，留下来的酬唱之诗达22多首之多，这20多首诗反映了他们之间纯粹如茶的友情。如《五言奉酬颜使君真卿王员外圆宿寺兼送员外使回》中所写无非是早晨行走在干净的石路上，夜晚听细细泉声，禅境般无世俗干扰的环境里，遥望长路，怅望空林。诗中的意境无世俗气习，显现了他们干净、纯粹如茶般的友谊，以及高雅的情趣趋向与超脱的生活情怀。《五言春日陪颜使君真卿皇甫曾西亭重会韵海诸生》中所写还是禅意的境界:风吹着树木，洁净的天空没有云片，青翠的山峰下溪水潺潺流淌。皎然根本没有描述他们是如何相会，只是宣染一种禅境，没有任何的世俗气，从中可知，他们的情怀与友谊是多么纯粹!
韦应物是中国唐代著名山水田园派诗人，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唐德宗贞元四年即788年七月受命至唐德宗贞元六年即788年底)是在苏州刺史任上度过，最后卒于苏州。韦应物在苏州期间，皎然与之有过很好的交往，宋代朱长文撰《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的《牧守》记载:“若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亦可谓循吏，而世独知其能诗耳。韦公以清为唐人所重，天下号曰‘韦苏州’。当贞元时为郡于此，人赖以安，又能宾儒士，招隐独，顾况、刘长卿、丘丹、秦系、皎然之俦类见旌引，与之酬唱。”另据宋范成大撰《吴郡志》卷四十二《浮屠》记载韦应物与皎然交往的故事:“僧昼，字皎然，吴僧也。工律诗尝谒韦苏州，恐文体不合，乃苦思作古体十篇为贽，韦殊不称赏，昼失望明日写其旧制以献，韦吟讽叹味不释手，因语昼云:‘师几失声名，不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昼大服其精鉴。”韦应物撰《韦苏州集》十卷中有一首评皎然的诗即《寄皎然上人》:“吴兴老释子，野雪盖精庐;诗名徒自振，道心长晏如。”皎然也曾写《答苏州韦应物郎中》评价韦应物。他们之间的故事表明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很纯粹的，他们以共同对诗歌的爱好，以互相对个人品格的仰慕而结下友谊，如茶水般高雅、纯洁，超脱了世俗习气。
再看皎然与一个志趣高但身份普通的人交往，如皎然在诗中常提及的山人秦系(皎然有8首诗与秦系有关)，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隐士而已，但他志趣高、品味高，皎然与之志趣相投，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从皎然的诗中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志趣。在《五言酬秦山人系题赠》中，皎然描述的是一幅禅境，即他题赠秦系的是禅的境界:走出斋舍，步入杉树影子中，打开禅院门，看到满地开着花，云气飘浮，山石清新洁净。在《五言酬秦山人赠别二首》中，禅是主题，“相伴住禅台”，“卧病不妨禅”，“来观新月依，清室欲漱香”。《七言酬秦系山人题赠》一诗中仍然描述的是空灵的禅境:“云林出空鸟未归，松吹时飘雨浴衣;石语花愁徒自苦，吾心见境尽为非。”他们之间就是以禅境为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精神寄托，形成了纯粹如茶的友谊。
关键词：唐五代时期茶叶；茶叶产区；茶叶生产
关于唐五代的茶叶产区问题，包括不少学者都或多或少进行过研究，如贾大泉考证唐五代时期四川产茶之州仅为12个［1］；徐晓望专文研究了唐末五代的福建茶业，涉及的产区更少，只有福、建二州［2］；方健比较全面地考述了唐宋时期的茶叶产区，认为唐代全国产茶之州共计43个，五代宋初增加到59个州［3］。笔者在多年之前也研究过这一问题，认为五代十国产茶之州达到61个［4］。虽然比上述研究有所进展，但仍嫌粗略，且存在一些遗漏。总的来看，已有的研究存在主要问题是占有史料不全。关于唐代茶叶产区主要沿袭陆羽《茶经》的记载，其实陆羽的这部书记载遗漏颇多，并不能反映唐代产茶区的全部情况。在五代十国产茶区的研究中，没有充分利用宋代的史料，以致于脱漏颇多。茶叶是唐五代时期一项重要的产业，衡量其生产规模的大小，主要是看产量与产茶区的多少。由于文献对唐与五代时期的茶叶总产量缺乏记载，而史料的残缺又难以考证清楚，因此考察这一历史时期产茶区的多少及分布情况，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途径。鉴于茶叶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已往研究存在的上述种种不足，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考述。
一、唐代茶产地及分布情况
陆羽的《茶经》卷下《八之出》详细记载了唐代的茶叶产地分布情况，现录之如下：“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黔中生恩（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注:张芳赐等，《茶经浅释》，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又，唐代黔中无恩州，而有思州，颇疑“恩”字为“思”字之误。]据此，陆羽共记载了43个产茶州郡的情况，其中思、播、费、夷、鄂等11州陆羽并未实地考察过，只是根据传闻或者偶得其茶品而予以记载，陆羽实际考察过的仅为32州。
其实陆羽《茶经》记载的唐代产茶区并不齐全，其中仍有遗漏，这是因为陆羽的记载多来自考察与传闻，没有条件接触官藏图籍及档案，因此存在遗漏也是可以理解的。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在唐代各州的土贡中有茶叶的还有：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兴元府、寿州、庐州、蕲州、申州、常州、湖州、睦州、福州、饶州、溪州、雅州等，共计17个州府，其中怀州、归州、夔州、庐州、饶州、溪州等6州，不见于《茶经》的记载，加上《茶经》记载的数字，唐代的产茶之州府共计为49个。
其实唐代的产茶之州并不仅限于以上所述，据《古今图书集成》卷187《山川典•西樵山部》载：“西樵山在广州府城西一百二十里，高耸千仞，势若游龙，周回四十里，盘踞简村、沙头、龙津、金瓯四堡之间，峰峦七十有二，……上多平陆，有民居焉。唐末诗人曹松移植顾渚茶于此，居人遂以茶为生。”关于曹松其人，清代所修的《广东通志》卷43《谪宦志》记载说：“曹松，字梦征，舒州人。奉贾岛为师，累试不偶，南游广州，山水胜处必流连累日，尝至西樵，栖迟久之，教其民焙茶。”据此可知曹松与著名诗人贾岛为同时代人。另据《广州志》载：“顾渚茶自唐诗人曹松移植于西樵，号称茶山。今山中人多种之为业，或谓此茶甲天下，春摘者尤胜。”［5］卷52《物产志•茶》引可知直到清代广州西樵山仍然种植的是唐人曹松移植来的顾渚茶，而且此茶质量颇佳，有“甲天下”之称。根据这些记载，说明在唐朝后期广州境内的西樵山就已经成为当时的产茶区了。
另据记载：“野人洞在罗（浮）山北，唐王体靓所居旁有茶园。”［6］卷189《山川典•罗浮山部》引文中所说的罗浮山，据清代所修的《广东通志•山川考》载，其位置在惠州府博罗县城西北50里。同书还载：“罗浮有茶，产于山顶石上，剥之如蒙山之石茶，其香倍于庙，不可多得。”［5］卷52《物产志•茶》博罗县在唐代隶属于循州，则循州也是唐代的产茶州之一。
另据《全唐文》卷795孙樵《书何易于》一文载：“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会监铁官奏重榷，诏下所在不得为百姓匿。易于视诏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赋以毒民乎？’命吏去，吏争曰：‘天子诏所在不得为百姓匿，今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免窜海裔耶！’易于曰：‘吾宁爱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尔曹。’即自纵火焚之。观察使闻其状，以易于挺身为民，卒不加劾。”据此可知，益昌县亦产茶，只是由于长期以来未征茶税，故不为人所知。此文的作者，据《全唐文》卷794小传载：“樵，字可之，韩昌黎门人，大中中进士。”何易于，《新唐书》卷197有传，但未记其任益昌令的时间，应该与孙樵为同时代人。益昌县隶利州，宋太祖开宝五年（972）改为昭化县。据此则利州亦产茶叶。
《唐国史补》卷下在记载唐代名茶时，提到“岳州有氵邑湖之含膏”。同书提到的名茶还有：“洪州有西山之白露”。此外，地处西蜀的通州也产茶叶，所谓茶“唐志：通州东乡、太平俱出”。［7］38之6《物产•直隶达州》韦丹任容州刺史时，“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民贫自鬻者，赎归之，禁吏不得掠为隶。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8］卷197《韦丹传》据此可知，容州在唐代已经有了茶叶生产。
综上所述，则唐代产茶之州府至少有56个。
唐代的这些产茶州府如按开元二十一年（733）划分的15道计，其分布情况是：河南道1，山南东道6，山南西道1，淮南道7，江南东道11，江南西道8，剑南道10，黔中道5，岭南道7。其中衡州本属江南西道，陆羽误入山南道，《茶经》所列的浙东、浙西地区诸州，除宣、歙二州属于江南西道外，其余均属于江南东道。
除此之外，今云南地区在唐代也产茶叶，据樊绰《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可见云南也是产茶的，只是当地少数民族尚不知采造之法，其茶品自然无法外传，因此不为外界所知。
二、五代十国茶产地及分布情况
五代十国时期的产茶区与唐代相比无疑是扩大了，下面主要依据乐史《太平寰宇记》一书的记载[注：此书的撰者乐史曾在南唐任官，入宋后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开始修撰此书，而十国中的最后一国北汉也于是年灭亡，取材截止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因此此书所记载有关茶区情况的内容，实际上是五代十国时期茶区分布的反映。]，再结合其他文献对这一历史时期茶叶产区作一考述。由于五代十国是一个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所以不再以道为准，而是以各政权的辖区分别进行考述，其政区划分以后晋天福八年的政治形势为准。
后晋：从唐代的茶产区分布情况看，至此时仍在中朝王朝辖区的有怀、申、金、襄4个州，其中怀州位于黄河北岸，从地理纬度看，不是产茶的最佳地区。有唐一代，气候温暖湿润，很可能在怀州境内太行山区的某些地方有茶树生长，并作为贡品上贡朝廷。五代时期的气候条件与唐代并无大的差异，故这里的产茶情况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
申州在宋代被改名为信阳军，据《太平寰宇记》卷132《淮南道十》记载，这里在北宋时的土产仍然有茶，说明五代时期这里的茶叶生产仍在继续。金州之茶品无论是在唐代还是五代时均不著名，因此极少见于记载，《太平寰宇记》卷91《江南东道三•苏州》载：“《茶说》云：‘长洲县生洞庭山者，与金州、蕲州、梁州味同。’”可知其在五代时仍然产茶。至于襄州的产茶情况，乐史没有详细记载，但却在其书中多次提到某处茶味与襄州同，如卷73说彭州堋口镇所产茶味与襄州同，卷96说越州余姚茶产瀑布岭者味与襄州同。这些都是五代时襄州继续产茶的有力证据。
除此之外，安州在五代时期成为一个产茶新区，《太平寰宇记》卷132《淮南道十•安州》条记载说其土产有茶叶。安州在唐代没有贡过茶，是否有茶叶生产也不见于记载，因此其在北宋初年出现在产茶州的范围内，应当是五代时期茶叶生产规模有所发展的表现。综上所述，五代时期中原王朝的产茶区共计5个，即怀、申、金、襄、安5州。
后蜀：在唐代这一地区共有12个州府产茶，即兴元、彭、绵、蜀、邛、雅、泸、眉、汉、利、夔、通等州府。五代十国时期这些州仍在继续生产，下面分别作一简单地考述：
兴元府，在唐代土贡有茶叶，后蜀时期是否仍产茶，史无明确记载，但在北宋时期却明确记载这里仍然进行着茶叶生产。据宋人记载：“兴元府三泉县人户，以种茶为生。”［9］卷36《论蜀茶五害状》从而说明这里的茶叶生产从未中断过，故后蜀时期这里仍然继续生产茶叶。
彭州，据后蜀毛文锡《茶谱》载：“彭州有蒲村、堋口、灌口，其园名仙崖、石花等，其茶饼小而布嫩芽如六，出花者尤妙。”［10］卷73《剑南西道二•彭州》引毛氏所著《茶谱》共1卷，今已亡佚，其片断为他书所摘录者以《太平寰宇记》为多，另书亦有摘录，这些资料都是研究五代十国时期茶叶产地的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
绵州，《茶谱》云：“绵州龙安县生松岭关者，与荆州同。其西昌、昌明、神泉等县，连西山生者并佳，独岭上者，不堪采撷。”所谓岭上，指松岭关山上，位于龙安县西北170里，附近“又有松岭山，山上虽出茶，不可食。”［10］卷83《剑南东道二•绵州》但这并不能说明龙安县就不产好茶，明人所撰的《山堂肆考》一书，亦摘录有《茶谱》片断，其中说道：“《茶谱》：‘龙安有骑火茶，最为上品。骑火者，言不在火前，不在火后作也。’”［11］卷193《饮食•茶•龙安骑火》《能改斋漫录》卷15《方物•绵州绿茶》条：“茶之贵白，东坡能言之。独绵州彰明县茶色绿，白乐天诗云：‘渴尝一盏绿昌明’。彰明即唐昌明县。”可见自唐至宋，昌明县所产茶一直很有特色。
蜀州，《茶谱》云：“蜀州晋源洞口、横源、味江、青城，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黄芽，其叶相抱如片甲也；蝉翼者，其叶嫩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10］卷75《剑南西道四•蜀州》此外，青城县早在唐代就盛产茶叶，陆羽《茶经》卷下云：“蜀州青城县生丈人山，与绵州同。青城县有散茶、木茶。”至后蜀时仍然是当地重要的产茶县。
邛州，《太平寰宇记》卷75《剑南西道四•邛州》条载：“按《茶经》：邛临数邑，茶有火前、火后、嫩绿、黄芽号，又有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番、党项，重之如中国名山者，其味甘苦。”按：今本《茶经》并无以上文字，因此颇疑上文所谓《茶经》，应是《茶谱》之误。
雅州，据《茶谱》载：“雅州百丈、名山，二者尤佳。”［10］卷77《剑南西道六•雅州》这段内容实际上是抄自陆羽《茶经》。另据记载：“《九州记》云：‘蒙山者，沐也，言雨露常蒙，因以为名。山顶受全阳气，其茶芳香。’按《茶谱》云：‘山有五岭，有茶园，中岭曰上清峰，所谓蒙岭茶也，为天下之称。’”［10］卷77《剑南西道六•雅州》这里所谓的蒙山，位于雅州境内。《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二•雅州》亦载“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指的就是蒙山茶。
泸州，据乐史记载：“按《茶经》方泸州之茶树，獠常携瓢具，穴其侧，每登树采摘，芽茶必含于口，待其展，然后置于瓢中，旋塞其窍，归必置于暖处，其味极佳。又有粗者，其味辛而性热，彼人云饮之疗风，通呼为泸。”［10］卷88《剑南东道七•泸州》按今本《茶经》亦无此段记载，因此应出自毛文锡之《茶谱》，“经”字为“谱”字之误。且陆羽《茶经》已将泸州茶列为下品，这里如何又出现“其味极佳”的矛盾记载，从而也可证明这一记载必不出自《茶经》。
眉州，乐史记载说：“按《茶经》云：眉州洪雅、昌阖、丹，其茶如蒙顶制饼茶法，其散者叶大而黄，味颇甘苦，亦片甲、蝉翼之次也”。[注：见《太平寰宇记》卷74《剑南西道三•眉州》，丹原文为“州”，误，眉州有丹县，无州县。]。此段也不见于今本《茶经》，应来自于《茶谱》
汉州，陆羽《茶经》卷下载：“汉州绵竹县生竹山者，与润州同。”并且将其列为最下品。《太平寰宇记》没有记载汉州所出产的茶品，很可能出于其品质低下，没有记载其价值的缘故。有宋一代，汉州亦未有名品涌现，故其茶不为人们重视也在情理之中。汉州周围的彭州、绵州皆产名茶，汉州与其地理条件相似，虽然茶品不佳，但却不会在后蜀时期突然不产茶叶了。
利州，其产茶情况仅见于上引《书何易于》一文。由于这里长期不征茶税，所以有关其在五代十国时期的生产情况不见于记载，直到北宋中后期及南宋时期，才在这里实行茶叶专榷政策。从这些情况看，其在后蜀时继续产茶当无疑问。
夔州，其产茶不见于陆羽《茶经》记载，然《唐国史补》卷下记载唐代名茶时，提到“夔州有香山”。《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也记载夔州土贡中有茶叶。《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夔州茶》条说：“夔路自祖宗以来不榷茶，政和中有司请卖引，议者以民夷不便，罢之。”尽管有关五代十国的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夔州生产茶叶的情况，然从这些记载也可以推断出这里的茶叶生产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通州，这里虽然在唐代就已经产茶，但规模却比较小。北宋太祖乾德二年（964），改名为达州，直到南宋初期，南宋政府为了茶马贸易之急需，开始在忠、达两州实行茶叶专榷，每年所获茶货不过8万余斤。［12］甲集卷14《夔州茶》可见这里的茶叶生产发展的确比较缓慢。
在五代十国时期这一地区新出现的产茶区有：成都府、涪州、简州、渝州、巴州、茂州等6个州府，下面分别对其情况作一简要考述：
成都府，亦不见于《茶经》记载，然唐代诗人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云：“芳茶冠六合，清味播九区。”［13］后集卷30《咏茶门》只是不知诗人看到是成都的茶园还是卖买茶叶的情景。但是后蜀时成都产茶却是有明确的记载，《十国春秋》卷53后蜀《毋守素传》云：“国亡入宋，授工部侍郎。籍其成都庄产茶园以献，宋太祖诏赐钱三百万缗，以充其直。”能值300万缗钱的茶园，规模应当非常可观。关于成都产茶问题，“《本草经》曰：‘茗生益州川谷，一名游冬，凌冬不死，味苦微寒，无毒，治五脏邪气，益意思，令人少卧。”［14］卷65《茶谱》可见成都川谷之中早就有野生茶树生长。清代所撰的《四川通志》卷38之6《成都府•物产》条载：茶：“《寰宇记》：生益州，凌冬不萎，三月采，干饮之，令人不睡。”其所引《寰宇记》，即乐史所撰之书的省称。
涪州，乐史记载涪州宾化县情况时说：“此县民并是夷獠，露顶跣足，不识州县，不会文法，与诸县户口不同，不务蚕桑，以茶、腊供输。”［10］卷120《江南西道十八•涪州》可见这里不仅产茶，而且茶叶已经成为当地少数民族向政府交纳赋税之一了。
简州，据乐史记载简州的土产主要为茶与绵、紬。［10］卷76《剑南西道五•简州》可见这里盛产茶叶。
渝州，乐史记其土产仍为茶叶，又引《茶谱》曰：“南平县狼猱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贡。”［10］卷136《山南西道四•渝州》
巴州，按《广雅》云：“荆巴阆采茶作饼，煮饼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覆之，用葱姜之，即茶始说也。”［10］卷139《山南西道七•巴州》可见巴州产茶由来已久，乐史记其土产亦为茶叶。
茂州，这里在唐代不产茶叶，至五代时始有产茶的记载。毛文锡《茶谱》云：“玉垒关外宝唐山，有茶树产于悬崖，笋长三寸、五寸，方有一叶两叶。”［15］卷21《饮食类》引另据《太平寰宇记》卷78《剑南西道七•茂州汶川县》载：“玉垒山在县北三里，又有玉垒坂，其下汶水所经焉，蜀谓之玉轮江。”玉垒关即在玉垒山附近。据此可知茂州汶川县亦是蜀中产茶区之一。
综上所述，在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产茶之州府共计18个。
南唐：南唐统治区内在唐代时已经产茶的州府有：光、舒、寿、蕲、黄、常、宣、歙、润、鄂、袁、吉、庐、饶、洪等15个州，现分别考述如下：
光州，《太平寰宇记》卷94《江南东道六•湖州》在论到该州长兴县的茶品时说“按茶产在邑界，有生顾渚中者，与峡州、光州同”云云。《梦溪笔谈校证》卷12《官政》记载北宋在光州每年买茶数时说：“光州光山场买茶三十万七千二百十六斤。”据此可知其在南唐统治期间仍然产茶。
舒州，《太平寰宇记》卷125《淮南道三•舒州》记载该州土产有开火茶，又记载该州怀柔县的情况说：“县界其山有茶及腊，每年民得采掇为岁贡。”北宋每年在舒州买茶额是：“舒州罗源场买茶一十八万五千八十二斤，……大湖场买茶八十二万九千三十二斤。”［16］卷12《官政》可见舒州茶产量之大。
寿州，在唐代其名茶有霍山之黄牙，［17］卷下土贡中也有茶叶。北宋建立之初，“国用未丰，苏晓为淮漕，议尽榷舒、庐、蕲、黄、寿五州茶货，置四十四场，……尽搜其利，岁衍百余万缗。”［18］卷70《诈妄谬误•苏晓》可见这一带茶产之丰，至宋仁宗时期，仅“寿州麻步场买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三十三斤，……霍山场买茶五十三万二千三百九斤，……开顺场买茶二十六万九千七十七斤”。［16］卷12《官政》总数达110多万斤，即使在南唐统治时期，这里也是重要的茶产区。
蕲州，在唐代这里的名茶有蕲门团黄，［17］卷下也是重要的茶叶进贡地之一。《太平寰宇记》卷127《淮南道五•蕲州》亦载，蕲州蕲水县盛产茶叶，“每年采造，贡茶之所”。北宋初年在淮南榷茶，蕲州也在范围之内。故其也是南唐的重要茶产区。
黄州，早在唐代这里就盛产茶叶，所谓“茶山县北三里产茶。唐刘禹锡诗：‘薤叶照人呈夏簟，松花满木宛试新茶。’”［19］卷8《山川志•黄州府》乐史亦载，黄州麻城县“山源出茶”。［10］卷131《淮南道九•黄州》经过南唐统治时期的发展，至北宋这里遂成为较重要的茶产区。
常州，唐代的名茶有“常州有义兴之紫笋”。［17］卷下《江南东道四•常州》亦载：“紫笋茶出义（宜）兴”。宜兴为常州下属县之一。
宣州，乐史记载说：宣州宁国县“鸦山出茶，尤为时贡”。又说：宣州旌德县“产茶，味与黄州同”。［10］卷103《江南西道一•宣州》其实宣州产茶之县并不仅限于此，其广德县也盛产茶叶[注：见《太平寰宇记》卷103《江南西道一•广德军》，按：宋在广德县置广德军。]。另据《茶谱》记载：“宣城县有丫山、小方饼、横铺，茗芽装面。其山东为朝日所烛，号曰阳坡，其茶最胜，太守常荐于京洛人士，题曰：丫山阳坡横纹茶。”［15］卷21《饮食类》引
歙州，在唐代这里是著名的产茶区，所谓“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20］卷802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南唐人刘津说“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于是在南唐先主升元二年（938）升婺源县为都制置院。［20］卷871《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太平寰宇记》卷104《江南西道二•歙州》亦载其土产为茶。
润州，据《茶经》卷下载，润州江宁县傲山产茶。唐朝统治时期这里私贩茶叶甚至抢劫都非常严重，南唐时虽然仍产茶叶，但却未见名品出现，故影响不大。
鄂州，《茶谱》曰：“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皆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疼。”［10］卷112《江南西道十•鄂州》引宋仁宗嘉六年（1061），“受纳鄂州片茶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斤半”。［18］卷21《官政治绩•茶利》可见其产量比不上南唐的淮南诸州。
袁州，《茶谱》云：“袁界桥，其名甚著，今称仰山、稠平、木平者为佳，稠平尤号绝品。”［21］卷27《土产•袁州府》至北宋时这里便成为江西的产茶大州之一。
吉州，其产茶在唐代见于陆羽《茶经》一书，另据《太平寰宇记》卷109《江南西道七•吉州》条载：土产：茶。至北宋时这里主要出产片茶、散茶。
庐州，在唐代以茶叶为土贡，《太平寰宇记》卷126《淮南道四•庐州》记载其土产为“开火新茶”。北宋在庐州置王同场，每年买茶额为297328斤。［16］卷12《官政》
饶州，是唐代著名的茶叶产区和集散地，仅其下辖的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21］卷28《江南道四•饶州》乐史亦记载说：“斯邑产茶，赋无别物”。指浮梁县。［10］卷107《江南西道五•饶州》其实饶州并非仅浮梁一县产茶，其余县亦多有产茶者，如德兴县便是如此，至少在南唐是如此，上引南唐人刘津所说的“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一句，便是明证。
洪州，这里不仅在唐代出产名茶，至五代时仍然不断有名品出现，据《茶谱》载：“洪州西山白露、鹤岭茶，号为绝品。今紫清、香城者为最。又西山有罗汉茶，叶如豆苗，因灵观尊者自西山持至，故名。”［22］卷27《土产》引《山堂肆考》卷193《饮食•茶》亦载：“《茶谱》：洪州鹤岭茶极妙。”
在南唐统治时期也增加了一些新的产茶区，主要有池州、筠州、抚州、扬州、和州等5州，现分别考述如下：
池州，在唐代是否产茶不见于记载，而《太平寰宇记》卷105《江南西道三•池州》却记载说其土产有茶叶。说明在南唐时这里就已经产茶了。
筠州，其产茶情况在唐代亦不见于记载，《太平寰宇记》卷106《江南西道四•筠州》记其土产有黎源茶。北宋时在这里实行榷茶法，包括筠州在内的江南15个州军每年课茶总额为1027万斤。［23］卷183《食货志下五》其茶叶生产很可能是在南唐得到初步发展，至北宋时遂达到鼎盛时期。
抚州，在唐代亦不见有茶叶生产的记载，《太平寰宇记》卷110《江南西道八•抚州》条记其土产为茶叶。筠、抚二州均在今江西境内，而江西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时期却是在南唐，因此这两州在唐代很可能尚未植茶，随着江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地百姓开始种植茶树，从而为这里的茶叶生产在北宋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扬州，无论是在唐代还是五代十国时期，扬州都是商品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但是当地是否也产茶，却无明确的记载。《太平寰宇记》卷123《淮南道一•扬州》引《蜀岗图经》云：“今枕禅智寺，即隋之故宫，岗有茶园，其茶甘香，味如蒙顶。”蒙顶是唐代雅州所产的茶叶名品。关于此事陶宗仪《说郛》卷84下引《苕溪渔隐丛话》记载更详，录之如下：“余以陆羽《茶经》考之，不言扬州出茶，惟毛文锡《茶谱》云：‘扬州禅智寺，隋之故宫，寺傍蜀冈，其茶甘香，味如蒙顶焉。’第不知入贡之因，起于何时？故不得而志之也。”可见早在唐五代时期这里就已经有了茶园，大概规模有限，不为世人所重。和州，这里地处淮南，紧邻长江，地理条件与淮南产茶诸州完全相同，按理应该产茶，可是有唐一代，却未见这里有茶叶生产的记载。乐史在其书中记载说和州土产为茶叶［10］卷124《淮南道二•和州》，说明至少从南唐在这里已经开始种植茶树了。还有一条史料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个论断，后周世宗在夺取淮南地区之初，即在显德五年（958）颁布了一道诏令，免除了濠、泗、楚、海、扬、康、滁、和等州等百姓所欠赋税，并进一步解释说：“先是州人于两税外，以茗茶及盐抑配户民，令输缣帛、稻米，以充其直，谓之转征。又，岁率羊彘薪炭之类，人甚苦之。帝以克复之始，悉命除放，民情悦甚，允苏之望。”[注：见《册府元龟》卷160《帝王部•革弊二》，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又，淮南无康州之置，此处有讹误。]这一条史料说明上述诸州尽管有的州也有茶叶出产，但是毕竟产量有限，且不产盐货，因此南唐政府才会借机实施强制性配给的政策，以搜刮民财，满足战争的巨大消耗。假如当地茶盐甚多，百姓自给有余，这种政策也就无由出台了。
综上所述，在南唐统治区内共计有20个产茶州府，其中5个为唐代所无。
吴越：在唐代这一地区产茶之州有：湖州、杭州、睦州、苏州、越州、明州、婺州、台州，共8个州，关于其在吴越的情况，现分别考述如下：
湖州，这里在唐代是著名的茶乡，顾渚之紫笋在当时名扬全国。至五代十国时期这里仍然是重要的茶产区，乐史记载说湖州土产：紫笋茶。可见直到宋初，顾渚之紫笋茶仍然被列入全国名茶之列。所谓顾渚，山墟名，位于长兴县城西北30里。［10］卷94《江南东道六•湖州》直到两宋时期，这里仍然是重要的茶叶产区。
杭州，关于杭州的产茶情况，《茶谱》曰：茶生“杭州临安、于潜二县，生天目山者，与舒州同。”天目山在于潜县境内，“上有两池，若左右目，名天目也”。［10］卷93《江南东道五•杭州》是浙西重要茶产区。此外，杭州境内的余杭、钱塘二县，也是重要的茶产区，其中钱塘茶主要产在天竺、灵隐二寺周围。
睦州，在唐代睦州之茶主要产在桐庐县山谷之中。《太平寰宇记》卷95《江南东道七•睦州》说：睦州土产有鸠坑团茶。这种茶叶早在唐代时就已是名扬全国的名品，说明直到宋初依然如此，没有大的变化，只是茶产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苏州，在唐代这里的茶叶无论是产量还是品质都比不上湖州与常州，在吴越统治时期，苏州茶的品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故《太平寰宇记》卷91《江南东道三•苏州》记载说：“山出美茶，岁为入贡”。这里所说的“山”，指洞庭山。在唐代苏州之茶也主要产于这里，但是陆羽却把其列为浙西诸州所产茶中的最下等，乐史说洞庭茶是贡品，只能说明这里的茶叶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越州，在唐代越州余姚县瀑布岭出产的仙茗茶非常有名，从《太平寰宇记》卷96《江南东道八•越州》条的记载来看，直到宋初，越州并没有开发出新的茶叶品种。至北宋中期，越州才出现新品——日铸茶，被誉为草茶第一。［24］卷1日铸茶指产于今绍兴日铸山中的茶叶。明州，这里出产的茶叶被陆羽列在了越州之后，吴越统治时期未见新品出现，至北宋时明州产片茶、散茶，是当时浙东重要的茶产区之一。
婺州，在唐代婺州的名品是东白茶，吴越统治时期的情况不详，至北宋时这里与越州一样均产片茶、散茶，并成为实行榷茶的地区之一。
台州，在唐代这里就无名品出现，经五代至北宋时期，情况没有大的变化，所产者均为常品。
南平：南平为十国中疆土最小的政权，仅辖江陵府、归州、峡州等3个州府，这3个州府在唐代均产茶叶，在五代十国时期依然如故，没有大的变化。
江陵府，宋朝改为荆州，在唐代其茶叶主要出产于江陵县的山谷之中，其名茶号南木。［17］卷下五代十国时期，除了江陵县外，松滋县出产茶叶，有茶饼、茶芽之别。［10］卷146《山南东道五•荆州》其统治者多次向中原王朝贡茶，所贡茶叶多取自这里，直到北宋时期，这里的茶叶仍是贡品。
归州，在唐代这里的茶叶也是贡品，五代及北宋初年，这里盛产白茶。［10］卷148《山南东道七•归州》
峡州，在唐代峡州所辖的5个县中，有3个都产茶叶，即远安、夷陵、宜都3县，而且品质颇佳，陆羽列其为山南诸州中的最上品，名茶有碧涧、明月、芳涩、茱萸等。［25］卷下《八之出》至五代、北宋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变化，《太平寰宇记》卷147《山南东道六•峡州》记其土产为茶。
楚国：在唐代这一地区产茶州府是：衡州、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溪州、岳州、象州等8个州府，现分别介绍如下：
衡州，这里是著名的产茶区，所辖茶陵县以盛产茶叶而得名[注：见《太平御览》卷171载：“《图经》曰：茶陵县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在唐代这里所造之茶品名曰衡山［17］卷下，《茶谱》曰：“衡州之衡山，封州之西乡茶，研膏为之，皆片团如月。”［26］卷上之1引陆羽《茶经》卷下将衡州列为下品，当是这里研膏茶尚未问世前的状况，自从唐后期出现的衡山研膏茶后，直到五代、北宋时期一直相沿未变。
思州，在唐代见于陆羽《茶经》之记载，这一地区五代时隶属于楚国，乐史之书记载说其土产为茶［10］卷122《江南西道二十•思州》，说明其茶叶生产在五代时期仍在继续。
播州，五代时称大播州，关于其产茶情况，乐史说其出产生黄茶。［10］卷121《江南西道十九•播州》这是五代及北宋初年其茶叶生产情况的反映。有一点需要指出，即播州即使在茶叶生产比较繁荣的宋代，它的茶产量也是极为有限的，不是重要的茶产区。
费州，其在唐代产茶情况见于《茶经》一书，五代十国时期的生产情况不详，很可能与其产量低下且无名品出现有关，不为人们所重视，故未加以记载。
夷州，关于其在唐代的产茶情况仅见于《茶经》记载，《太平寰宇记》卷121《江南西道十九•夷州》记其土产为茶，说明其在五代时仍然继续产茶。
溪州，《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记其土贡为：丹沙、犀角、茶芽。《太平寰宇记》未记溪州的产茶情况，宋代文献也极少记载，当是其茶产不丰的缘故，故不为世人所重视。
岳州，这里早在唐代就已出产了名茶含膏，至北宋时这里出产片茶、散茶，而含膏茶不再见于记载，很可能南唐统治时期就已不产了。
象州，地处岭南，隶属于楚国，楚国灭亡，为南汉所夺得。象州产茶见于陆羽《茶经》，五代时期继续生产茶叶，但由于产量有限，所以直到北宋统治时期，象州之茶也不在政府的专榷范围之内。
五代时期的楚国除了以上数州产茶外，还有3州也产茶叶，但却在唐代不见于记载，故应视为后来新增的产茶区。
潭州，五代时称长沙府，是楚国的都城之所在。《宋大诏令集》卷183《赐潭州造茶人户敕榜》曰：“敕：潭州管内造茶人等，逐年所行造纳官湖南独行号大方茶。近拟本州般到开宝五年、六年独号茶斤稍重，与自前入纳木卷模轻重不同，……宜令本州自今并依旧木卷模制造茶货”云云。这是宋太祖时有关潭州造茶情况的一道敕令，从其所述内容来看，潭州所造大方茶由来已久，并非始于北宋，当是自五代时期以来这里就已经开始造茶了。
朗州，其产茶情况不见于唐代，后周广顺三年（953）正月，“朗州献茶二万斤，宰臣、枢密、宣徽内诸司使、禁军将校、诸藩镇皆进奉，贺皇子嘉礼”。［27］卷169《帝王部•纳贡献》此时，楚国已经被南唐灭亡，朗州为马楚旧将刘言所据，与南唐对峙，故向中原王朝进贡以求其庇护，其所贡茶叶当为本州所产。
桂州，据《太宗皇帝实录》卷26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八月诏：“桂州管内先配民岁市沙糖及茶园久荒，吏岁征其课，……并除之。”［28］卷26桂州原属楚国，楚国亡后，隶属于南汉。南汉灭亡于开宝四年（971），距太平兴国八年，仅12年时间，因此这里所说的茶园久荒仍征其课，只能说明北宋继续了南汉统治时期的这一政策，直到此时才宣布废去。从而也证明桂州境内是有茶园分布的，此次废去的只是向已经荒芜的茶园继续征收茶课的弊政，并不是说桂州的茶园全部荒芜了。桂州产茶当不自南汉统治时期始，应该早在楚国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综上所述，楚国产茶区原在8个州府，五代时新增3个，共计11个州府。
南汉：在唐代这一地区产茶的州府是：韶州、广州、循州、容州等，共4州之地。南汉时新增邕州、封州，下面分别予以考述：
韶州，其在唐代产茶见于《茶经》，但是详细情况却不得而知，五代、两宋时期其茶产量极少，且无名品出现，关于其生产情况极少见于记载，也未在这里实行茶叶专榷政策。
广州，有关其在唐代的生产情况已见前述，五代时期南汉统治者曾向中原王朝贡献过茶叶，史载：后梁乾化“二年四月，……是月，客省引进使韦坚使广州回，以银茶上献，其估凡五百余万。”［27］卷197《闰位部•纳贡献》这是指后梁使者出使南汉返回后，南汉政府通过其向后梁朝廷进献银茶。不过广州产茶之地比较狭窄，产量有限，直到宋代也没有发展起来。
循州，南汉统治时期改称为惠州，宋代又复称循州。其茶叶生产自从开始以来，至五代十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促进了茶文化的兴起。《广东通志》卷51《风俗志•惠州府》摘引宋人苏轼的话说：“岭外惟惠俗喜斗茶”。可见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从而促使惠州兴盛斗茶之风。不过惠州的茶产量极为有限，直到南宋绍兴末年，广东南雄、循州岁“产茶”仅2600余斤。［12］甲集卷14《总论东南茶法》这是指商人每年凭茶引所买茶的数量，与其他地区动辄数十万斤的数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容州，《太平寰宇记》卷167《岭南道十一•容州》载：“《茶经》云：容州黄家洞有竹茶，叶如嫩竹，土人作饮，甚甘美。”今本《茶经》只字未记容州的产茶情况，颇疑上述《茶经》之“经”字为“谱”字之误。宋代未在容州实行榷茶政策，这说明容州茶叶产量较少，因此没有实行这一政策的必要。
邕州，乐史记载说：邕州上林县都茗山，“其山出茶，土人食之，因呼为都茗山”。［10］卷166《岭南道十•建武军》可见这里也是当时的茶产区之一。后世遂将都茗山改为茶山，清代所修的《广西通志》卷17《山川志•思恩府上林县》载：“茶山在上林乡，产茶味佳，《寰宇记》谓之都茗山。”
封州，这是南汉统治时期新增的产茶州区，《茶谱》记载说：“封州之西乡茶，研膏为之，皆片团如月。”［26］卷上之1引上引乐史也记载其出产：“春紫笋茶、夏紫笋茶”。［10］卷164《岭南道八•封州》说明五代及北宋初年这里已经开始生产茶叶了。
这样在南汉统治期间，其产茶之州计有6个，如果再把其后期占据的原楚国岭南之地象州、桂州算上，则其产茶之州总计为8个。
闽国：在唐代这一地区的产茶之州只有福、建两州，五代十国时期，相继又增加了南剑州、漳州、汀州、泉州等，遂使这里的产茶州达到了6个之多。
福州，在唐代的产茶情况见于《茶经》一书，同时也是贡茶之州，《唐国史补》卷下说：“福州有方山之露牙”，亦当时之名茶也。宋人说：“建茶供御，自江南李氏始。故杨文公《谈苑》云：‘建州，陆羽《茶经》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江左近日，方有腊面之号。李氏别令取其乳作片。或号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岁不过五六万斤。’”［29］卷9《地理•北苑茶》据此来看，似乎腊面茶自南唐夺取建州后方才创造的，此前并无此类茶。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早在唐朝末年福建就开始生产腊面茶。唐哀帝天二年（905）六月颁敕曰：“福建每年进橄榄子，比因阉竖出自闽中，牵于嗜好之间，遂成贡奉之典。虽嘉忠荩，伏恐烦劳。今后只供进腊面茶，其进橄榄子宜停。”［30］卷20下《唐哀帝纪》便是明证。此后，在王氏统治福建时期，仍然继续生产这种茶叶，从其向中原王朝的贡品即可证明这一点。如天福三年（938）十月，晋高祖派遣东上阁门副使张琼祚押“福建进来牙一株、犀三株、玳瑁三十斤、银盆四口、腊面茶三十斤、香药二百斤，往魏府赐杨光远”。［27］卷179《帝王部•姑息四》晋出帝天福七年(942)，王延羲进贡了大批财物，其中有腊面茶200斤、大茶5000斤。［27］卷169《帝王部•纳贡献》这一切都发生在南唐夺取建州创造北苑茶前。不过以上这些福建腊面茶没有明确记载到底产于何州？《十国春秋》卷91《闽嗣王王延翰世家》载：通文二年（937），“是时，国人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似乎腊面茶仅见于建州。但是宋人熊蕃所撰的《宣和北苑贡茶录》却说：“伪蜀词臣毛文锡作《茶谱》亦第言建有紫笋，而腊面乃产于福。”这就说明不仅建州能制腊面茶，福州在五代时也开始焙制腊面茶了。另据《茶谱》载：“福州木百岩极佳。”［15］卷21《饮食类》引可知木百岩茶亦为其所出佳品。乐史也记载说：福州土产为茶。［10］卷100《江南东道十二•福州》这一切都说明福州的茶叶生产在五代十国时期发展较快。
建州，建州早在唐代就已盛产茶叶，但是其大发展时期却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夺取建州后，据沈括记载：“建茶胜处曰郝源、曾坑，其间又岔根、山顶二品尤胜。李氏时，号为北苑，置使领之。”［16］卷25《杂志二》然《补笔谈》卷1却说：“余因读《李后主文集》有《北苑诗》及《文苑纪》，知北苑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内园使。李氏时有北苑使，善制茶，人竞贵之，谓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学士瓯’之类，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且不论哪种说法准确，南唐占据建州后，利用当地优质的茶叶，创制名品，遂使建茶名扬天下，却是大多数人公认的事实。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能改斋漫录》卷15《方物•茶品》载：“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之膏茶。其后始为饼样，贯其中，故谓之一串。……以此知建茶以腊面为上供，自唐末已然矣。”[注：按：常衮死于建中四年，并未活到贞元中，且其任过福建观察使，没有任过建州刺史，故关于其造膏茶的记载极不可靠，但上引之书所说的唐末建州已有腊面茶，却是可信的。]《太平寰宇记》卷101《江南东道十三•建州》载：“《茶经》云：‘建州方山之芽及紫笋，片大极硬，须汤浸之方可碾，极治头疾，江东人多味之’。”按今本《茶经》无此语，陆羽也没有到过福建，颇疑这段话来自毛文锡的《茶谱》。另据《太平寰宇记》卷100《江南东道十二•南剑州》条记载：“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腊面、骨子、山梃、银子（字）”。按：南剑州即南唐所置建州的改名，乐史所记载的这6种名茶均为南唐时所创制，统称为北苑茶。至宋代又创制了大小龙团茶，遂成为不可多得的名品，所谓“自建茶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数”。［13］后集卷30《咏茶门》另有资料说明建州的武夷山在唐末五代时也产腊面茶，徐夤的《尚书惠腊面茶》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腊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沈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31］卷708徐夤，莆田人，唐末进士，授秘书省正字，长期在王审知手下任职，后弃官归隐。从其诗句内容来看，至迟王闽统治时期，武夷山已开始出产腊面茶了。
漳州，这里在唐代是否产茶未见于记载，乐史记载说，当地土产为腊茶。［10］卷102《江南东道十四•漳州》这就说明自五代至宋初漳州已经有了茶叶生产，但其规模却比较有限，直到南宋时期仍远远落后于福、建二州。
汀州，这一地区在唐代也未见有茶叶生产，《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十四•汀州》条载：土产：茶。说明其茶叶生产始于五代时期，至宋代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开始在这里实行榷茶法。
泉州，闽国灭亡后，留从效、陈洪进先后占据了漳、泉二州，改漳州为南州。北宋相继统一南方诸国后，“（陈）洪进大惧，遣牙将魏仁洛间道奉表纳款，贡白金千两、乳香、茶叶皆万计”。［32］卷93《陈洪进传》前面已经论到漳州的茶叶产量极为有限，因此颇疑泉州此时也开始产茶。
三、小结
综上所述，可知唐代的产茶之州共计56个，五代十国时期增加到77个州，净增了21个州，比唐代增加了近38％。这是目前所能掌握的有关唐五代时期茶叶产区的最新数据。五代十国时期虽然是分裂割据的所谓“乱世”，但由于各国为了能够生存，不得不重视发展生产，以增加财政收入。茶叶生产作为一个新型产业，理所当然受到各国统治者的重视，以征收茶税充作军费。自唐代以来，饮茶之风在全国普遍盛行，所谓“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蠲渴乏，难舍斯须，至于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0］卷720李珏《论王播增榷茶疏》致使茶叶消费量大增，为了获得巨额茶利，也使得南方各产茶国更加重视扩大茶叶生产。这一历史时期茶叶得以发展的另一原因是，随着人口的频繁迁徙，茶叶生产技术得以传播和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如王潮、王审知兄弟自茶叶老产区光州率当地吏民5000余人，辗转迁徙到福建，带来了当地的茶叶生产技术，使得福建地区的茶叶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清人刘家谋说：“吾闻半岩茶，不让天池美。忠懿昔开闽，罪人谪居此。取供香积厨，种植劳未已。”诗中所提到的“忠懿”，即指忠懿王王审知，说明福建鼓山县半岩茶是在王审知统治时期才发展起来的，而这些谪居的罪人中，有不少就是种茶能手。
五代十国时期茶叶生产及产区的扩大，为两宋时期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该予以充分地肯定。但是也要指出，这些新扩大的茶叶产区中，某些地区生产规模还非常有限，产量不高，入宋以后政府不在一些地区实行榷茶政策，除了政治因素外，茶叶产量低下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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