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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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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展；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0-01
新时期我国成功地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迈入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时期。新时期，只有不断深化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新时期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素是多方面的，经济发展的情况，主要受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我国不断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已融入到世界经济环境中，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经济保持增长，我国外贸市场空间仍较大，但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国加工贸易影响显著，西方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冲击力，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西方国家对我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油价上涨都加大了我国出口贸易的进口成本，可能导致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引起通货膨胀，受世界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经济格局和增长模式都有将出现重新调整。
（二）从国内上看，工业增长条件充足，但结构调整难度很大，主导产业优势不明显，产业结构调整困难。财政和金融环境良好，但通胀预期逐渐显现，就业困难，失业率高，长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城乡发展速度和规模不断加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没有破解，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拉大，农村发展缓慢，新农村建设困难重重。社会分配制度不公平，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制还未完善。我国人口多、资源不足情况依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靠消耗自然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还未建立。国内消费品市场拓展空间有限，国内投资增长潜力不强，消费困境暂时无法破解，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广大居民面临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根本就无力消费。
二、目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这些体制机制障碍既有体制转轨不彻底，又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一整套的经济发展体制还未建立，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趋突出。经济发展面临不可预知风险加大，可持续发展挑战严峻，经济发展的快速阶段已经过去，中国要使经济再迈新台阶，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任务非常艰巨。
（二）关注民生领域程度不够，没能重视各种利益关系的统筹兼顾和利益关系调整的制度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还未树立，各级政府贯彻中央的政策不力，各项经济政策落实情况不好，对新时期所面对经济领域困难和问题认识不充分，准备不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虽然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但是民生事业总体投入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发展迅猛、农村相对发展滞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任务艰巨。
（三）社会建设和管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协调。医疗、教育、文化、就业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行体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务。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诸多问题急需妥善解决，群众利益需要政府、社会高度关注，许多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尚未解决，制度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未建立，改革发展成果还未最大惠及全体人民。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发的体制机制还未健全，更好协调国内和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一直在改革和探索中。
三、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方法
（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经济体制为保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市场、价格、财税、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公平合理的现代市场体系。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有效发挥财税调节作用，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二）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更大程度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加大国有经济布局和调整力度，继续推进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坚持政企分开、引入竞争、依法监管。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吸引外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利用好国外市场和资源，完善“引进来”与“走出去”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
（三）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建设。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最重要的是重视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设，更加注重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协调。深化民生事业改革，推出各项政策促进劳动者就业，分配制度上要重视初次分配，综合处理好再次分配调节，抑制过高收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间收入者比例。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基本养老制度、医疗制度、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动教育文化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1]饶开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四川改革，2008（12）.
[2]杜少毅.新形势下经济改革新问题及政策探讨.当代经济，2010（04）.
[3]周亚莉.历史角度浅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财经界，2010（11）.
关键词方向标关键改革创新
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的谋略思想影响了几千年而不衰，其中的精华更是日久弥新，专注于军事的谋略思想同样适用于经济建设，研究军事谋略与制度建设的关系会惊喜的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妙和强大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制度的“谋略”性质决定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方向
就战争而言，兵事凶险不可轻启，在二战期间，希特勒种族灭绝的战术固然对实现他的法西斯梦想立竿见影，收效甚快，但他的这一谋略显然是凶残的、毫无人性的，暂不说这一战略的含金量与智慧度有多少，任何违背人民意愿的谋略注定失败，可见战争中谋略战术的性质定位直接决定着战争结果。
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着经济改革的方向，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那么我国经济体制无论怎样改革都脱离不了经济制度所规定的性质方向，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频繁，例如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控股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允许、加大外国资本、民营资本的控股比例，但国家资本在国有企业资金比例上依然坚挺，话语权依然无可动摇，这是由我国经济制度性质牢牢决定的，扩大资金来源能国有企业更有活力、竞争力，但绝改变不了永远开头的“国有”二字；在改革分配制度的问题上，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不再是马克思所规定的直接社会劳动，因为高度单一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打破，那种除劳动以外，资本、土地等要素由国家或相关公有组织占有、支配、使用的情况也随着市场化改革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按劳分配也由此失去了一统天下的基础，但不能忽视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我国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放开生产要素分配，那样会是收入差距固化，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经济体制的改革离不开经济制度规定的方向。
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市场经济的活力和生命力在于竞争，有竞争才有效率和竞争力，有效率和竞争力才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展壮大并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市场经济是一个允许和鼓励所有合法经济主体进行公平竞争的制。所以，如果只有公有制经济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那样的市场经济就没有活力和生命力，而且在制度逻辑上也是没有存在理由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虽然不再有“实现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的国家意志和要求，但仍然有保障国家安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重大国计民生目标、应对重大突发危机、保障国民经济运行和基本民生需要以及增强战略性产业国际竞争力等重大国家意志目标。因此，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具有重要价值。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保证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巩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经济制度“谋略”内容直接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和经济发展的前景，但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且影响具有正负两面性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争中审时度势，以奇制胜这一谋略成就了许多大胜的典型，草船借箭、木马城战，谋略选择的推陈出新直接影响战争结果，同样，经济制度如何选择，有多少创新意识关乎经济改革、发展成败。我国经济制度的创新就出现了许多的案例。
就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来看，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国应减少对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应加强内部评级的研究，更多做出自己的判断、避免盲目跟风。这是对金融业界评级制度一次新鲜的信号，虽然这项制度并未完全普及，但我们绝对能够预感到将来市场评级将会有的巨大变化甚至是深刻变革，也许整个评级机制完全改变也不是没有可能，一种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能影响一种经济体制的变革，通过上述案例我们能清楚地认识经济制度的变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鱼与水的密切关系，一改则改，一动则动的密切关系让经济制度的作用更显突出地位，换句话说，经济制度的变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是绝对的，且不论是正面、负面，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一项经济制度的选择并不一定完全对经济发展产生绝对的好或不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定是有好的影响和不好的影响，只是哪方面的影响大一些，中国选择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定促进了经济的蓬勃发展，但随之出现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泡沫经济、投机经济、经济的大波动，这些问题也是经济制度确立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果不及时控制也会制约经济的发展。
正如兵书所说，“庙算知胜”、“兵者诡道”、“上兵伐谋”、“兵以诈立”和“运兵计谋”，如何运用谋略以及谋略选择的重要是孙子兵法的核心，一国的经济制度的选择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的选择就是一国经济发展的一种谋略选择，没有谋略便没有胜利，没有先进切实的经济制度，便不能引领经济的发展，更不能在全球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中取得胜利。
参考文献：
[1]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
[2]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
[3]中国制度变迁――从“路径依赖”角度.现代商业.2011(33).
关键词：政府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规律；政府作用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51-05
随着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党的十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从理论上做出的深刻总结，进一步明确了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从计划和市场转向政府和市场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阶段，改革的中心是如何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涉及的问题是在哪些领域应更多地运用计划的方式，哪些领域应更多地让市场来调节，以体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定位。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框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体现了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在理论上的总体认识。20多年前的这一认识，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概括具有的局限性是合乎认识规律的。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不再局限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而是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其实，这一问题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现代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高度社会化；二是经济发展的高度市场化。生产力发展高度社会化决定发挥政府作用的客观性和重要性，经济发展高度市场化决定尊重市场规律的必然性和可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和经济高度市场化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两个特征同时并存，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生产力发展高度社会化是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表现，经济发展高度市场化是经济发展规律的表现。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反映了对问题实质的把握，体现了对问题的不断深化认识。
市场和政府是调节现代经济发展并保证其高效和协调运行的两种力量。市场的力量是借助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以“看不见的手”的形式，通过利益机制来调节各经济主体的活动。政府的力量是借助行政权力，以“有形的手”的形式，通过行政、政策、经济的手段来调节各经济主体的活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只在于市场，市场引导的也不只是企业。事实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除了市场以外，也会直接作用于企业、个人，这种作用是覆盖全社会的。市场引导除了作用于企业外，也会直接作用于个人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市场的作用也是覆盖全社会的。在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活动的两种手段，是相互替代的关系。经济活动可以通过计划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实现，但运用计划方式的时候是排斥市场的；同样，运用市场方式的时候也是排斥计划的。所谓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实际上是指在有的领域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计划调节来实现，有的领域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并不是指在同一个经济活动中既运用计划方式，又运用市场方式。因此，严格地说，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只是从宏观上可以在不同的领域运用不同的调节方式。计划和市场都不能覆盖全社会，只能是作用于不同的领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同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政府和市场不同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调节机制或资源配置方式，这两种调节机制对调节经济活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和市场不是同一层面上的关系，政府是一个主体，本身不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或方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或政策，计划本身只是政府可以运用的一种手段。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并不排斥市场的调节，而是对市场调节后的调节，是对市场调节结果的再调节。
其次，政府和市场的调节机制不同于计划和市场的调节机制。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实际上是指令性行政命令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实质是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结合。政府调节从本质说不是一种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来干预经济活动，是一种政策调节和利益调节。
最后，政府和市场不同于计划和市场调节的地位和作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对整个经济活动调节的地位和作用是不明确的，谁起基础性作用，谁在经济活动的调节中起主导作用并不明确，这就难以对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做出准确的定位。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对整个经济活动调节的地位和作用是明确的，即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起基础性作用，政府调节不能取代市场调节的基础地位。
对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认识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转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标志着我们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解的深化，也更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实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实践中，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计划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日趋弱化，在政府层面对经济活动产生中长期影响的是发展规划，这种中长期规划与原来的计划相比已经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和作用机制。政府的政策调节和运用各种经济杠杆调节是与市场调节并行不悖的一种调节机制，它不排斥市场规律的作用，相反借助市场机制来实现调节目标。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比计划的作用更加重要和突出。
二、尊重市场规律，明确政府的功能定位
尊重市场规律是对政府而言的，是要求政府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关键是对政府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政府不能无限界定自身的功能，不能认为政府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好，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看作自己的能力高于市场，政府必须把自身的功能定位在有限的范围内。政府不取代市场，实际上就是尊重市场规律。
尊重市场规律是因为市场规律能够高效调节经济运行，能够使各经济主体具有充分活力和发展动力，市场具有这样的功能在于利益机制的作用。市场是各经济主体彼此发生关系并从中获得利益的载体，各经济主体在市场上聚集，相互之间就会发生竞争，这种竞争关系一方面使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使他们面临巨大的压力，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的经济主体，就能得到更多的利益，不具有竞争力只能被市场所淘汰。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在微观领域中使能够生存下来的经济主体都是高效率的。基于此，尊重市场规律就能够实现微观领域的高效率。
现代经济是高度市场化的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使微观经济活动市场化，不断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最终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强调市场化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肯定，也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取向的自信。这种肯定和自信说明市场化改革不能走回头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充满自信。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经济活动遵循市场规律的要求，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不影响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由市场机制调节经济活动和进行资源配置，与所有制没有关系，因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对象是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而不是所有制。企业和经济主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会自发地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调节自己的活动。否则，就会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而在经济利益上遭受损失。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规律面前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与所有制没有关系，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只要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的要求。以现代公司制为主流形式的企业，基本特征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成分构成的不同不会影响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和所有制的关系，而是经济体制运行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在于政府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从尊重市场规律的角度看，政府功能定位在于不干扰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并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是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规律在竞争中得到贯彻，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同样在竞争中才能实现。充分发挥竞争的作用，就必须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竞争是否平等是衡量竞争环境好坏的主要标准，现实中的竞争并不都是平等的，不平等的竞争不能产生高效率。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消除不平等的竞争，营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使不同的所有制经济、不同的企业都能够在平等的环境中竞争。政府营造了这样的竞争环境，也就能够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是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有规范，没有规范的市场经济只会影响效率，而规范是通过法治来构建的。市场规范就是规定市场中的各经济主体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做了不能做的事情必须要承担什么责任。带有强制力的市场规范只有由政府来制定和实施，政府通过法治规范经济主体的活动，从外部环境为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提供法治保障。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的活动。
三是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诚信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要讲道德、讲诚信，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用关系，信用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以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为基础的，而信任的基础是双方的诚信。诚信可以节约高昂的市场交易费用，提高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诚信度越高，就越有利于信用关系的发展，也就越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政府要用多种方法和手段来惩治不讲诚信的欺诈行为，培育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很长的时期里，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一贯主张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他们认为市场是一台灵巧的机器，能够自动、高效率地调节经济活动，保持经济协调发展。政府的职能只在于军事、政治、外交等领域，政府不具有经济职能，更多的是充当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的结果只能是破坏市场规律，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没有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关系。但这种观点很快被客观现实所击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经济危机证明市场并不能始终保持经济的协调发展，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说明自由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是有缺陷的，而克服这种缺陷的主要手段就是政府干预。西方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市场经济运行存在天然的缺陷，自由市场经济的调节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避免和解决经济危机的有效方法是通过政府的各种措施进行反市场的干预和调节，政府调节和干预理论也随之产生。但在这一理论的主导下，过多的政府干预又使经济发展遇到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的双重困扰。人们面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又开始对政府干预的问题重新进行反省。这种情况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两种基本力量，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客观上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扩大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当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后，一方面市场调节具有的局限性也必然会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原来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做法也不能继续下去，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应具有哪些职能，政府的功能定位怎样才能既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又能够有效克服市场经济运行固有的局限，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共性，这一关系不会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改变。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进程看，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政府怎样做才是尊重市场规律。从总的原则讲，在微观经济领域，政府不要干预市场经济的活动，因为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规律来调节，政府不要在微观领域寻求作为，让市场规律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这就使尊重市场规律有了良好的保证，或者说，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不尊重市场规律的干扰源，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得到完善。
三、发挥政府作用的重点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现代经济中，发挥政府作用的重点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作用要与市场作用错位，这样政府作用才不会与市场作用相互冲撞、干扰和抵消。对政府和市场作用范围的基本划分是，政府主要作用在宏观领域，市场主要作用在微观领域，这一划分的根本依据是现代经济发展呈现的两大趋势。
一是经济发展在微观上体现高度分散化，现代经济发展由众多的具有各自独立利益的经济主体的活动构成，它们之间的分工和协作、生产和经营都是个体行为，都是由每个经济主体自己做出决策，这种分散决策的依据是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成本最低，产生的社会矛盾最少，协调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容易。现代经济发展呈现的这一趋势说明，市场经济的形式是最合适的，市场机制调节具有高效率，任何一个组织、机构或政府都不具有替代市场的这一功能，或者说不可能具有市场调节那样的高效率，这是被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证明的，也是今天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政府必须尊重市场规律，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让分散决策的事情由各经济主体自己去做，把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让给市场调节，使市场规律在调节分散化经济活动中发挥其优势和作用。
二是经济发展在宏观上体现高度整体性。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各主体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相互之间结为一个整体。一方面，各经济主体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宏观环境，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需要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如经济发展必需的基础设施。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市场没有能力，或不具有解决的优势。这就要求政府站在全局的高度，解决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不能解决或者通过市场解决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情。这些方面的问题需要运用一定的行政权力，在全社会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虽然不是纯经济问题，但与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宏观角度看，需要有一种市场以外的力量来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政府作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另一种力量，并不是只在市场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才能发挥作用，而是在市场经济整个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发挥作用。其实，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是今天才认识到的问题，政府干预经济的实践也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而是我们现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市场规律调节经济活动是有效率的，但市场调节又是有局限的。经济发展中的整体性问题、宏观领域社会性问题，由政府来解决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社会效益，很多问题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解决。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是根源于现代经济发展具有的整体性趋势。政府作用主要在宏观领域中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具体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制定经济政策。政府作用主要通过对经济活动的政策调控来实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前提是科学制定和研究政府政策，解决好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经济发展一定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价就会得出不同的判断。所以，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具体说，政策的制定必须站在全局的立场上，以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为指导。特别是一些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更应该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这些政策也许并不能直接看到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效果，但从长期看，将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具有充分活力的社会环境。政策的制定不能只是由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说了算，应该在更广泛的范围、更高的层次来制定，避免政策制定部门的局限性。政策既不能长期不变，也不能经常变动，要根据政策的不同类型，有的政策应该具有相对稳定性，有的政策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政策越符合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越能够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政府作用的发挥就越充分。
其次，实施发展战略。科学的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对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政府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影响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是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内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体现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关系社会整体发展的问题，市场没有能力制定发展战略。实施发展战略需要经济发展的各领域和部门都要以发展战略为导向，政府则要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引导。如，通过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加强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等。增强了发展战略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也就增强了政府的作用，这是微观领域市场规律作用高效率与宏观领域政府作用高效率的结合。从整个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现代经济发展在微观领域的分散化，必然要求在宏观领域加强整体性，才能使市场经济发展在整体上具有高效率，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具有广阔的空间。
与时俱进的前提是认清“时”。即认清实际生活的变化以及引起这些变化的主要因素。因此，要做好下一阶段的纪检监察工作，首先要认真学习《决定》，着重弄清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问题和新任务。
通过初步的学习，我们认为，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纪检监察组织将面临以下新的课题：
第一，纪检监察组织如何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进？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距十六大仅一年时间，仅在对改革问题的研究上已有重大进展。《决定》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有许多引人注目的新提法，比如：把“五个统筹”作为确定改革目标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领域；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和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确定按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新提法反映了党的核心领导层对经济体制改革深层次的思考，也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内在要求。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就是把这些改革思想转化为具体决策、政策和措施并加以落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建立新的市场竞争秩序，要调整社会各方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主体有不同的反映。各级领导机关及领导干部，是改革的中坚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在过去二十多处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多次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某个领导机关和干部的既得利益或预期利益有可能受到影响时，这里执行改革政策就容易走样。再说改革的过程本身就是新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其间漏洞难免。怎样引导和约束领导干部在改革中的行为，保障经济体制改革顺利、健康、深入开展？这是纪检监察组织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监察工作如何融入政府自身改革？
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确实是当务之急。目前，政府改革的一部分项目主要由纪检监察部门来具体推动，比如政务公开、减少行政审批项目、优化投资软环境、建设工程专项治理等等。这些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部分纪检干部和政府部门的干部仅仅把这些工作看作是纪检监察部门为改善党风政风而采取的措施，没有把它们放入政府自身改革这个大课题去认识，做起来就比较机械，缺少融入大局整体性、系统性，不能够主动地将其推向深入。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纪检监察组织应高度关注政府自身改革，更好地序列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纠正不正之风和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等工作融入政府自身改革之中。
第三，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如何更好地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腐败和预防腐败体系。建立这样一套体系、需要全党的努力，也需要强化纪委的组织协调职能。纪委在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方面，主要需解决主动性和超前性不够，整体协调水平不高的问题。不仅要看目前这样组织协调一些具体工作，而且要进入制度设计这样的层面。
第四，纪检监察队伍如何适应新的工作要求？
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很高的工作要求。工作要求高，对人才的要求相应也高。现有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总体看政治素质是比较好的，但专业水平不够理想，知识面不够宽。普遍存在的问题，政治理论和文字工作水平较弱的宣教人员、熟悉行政法规和行政管理的监察执法人员、法律专业功底扎实的办案人员，以及能够从事纪检监察系统法规建设和业务培训工作的人员都比较缺乏。要完成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风廉政建设任务，如何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与时俱进的落脚点是“进”，即根据形势的要求，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推动工作向前发展。分析了纪检监察组织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面临的新问题后，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下一步，纪检监察工作应围绕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一目标来进行。
第一，思想教育工作要拓宽加深。
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思想教育是基础。因为“制度只是冰山之峰尖，而文化才是冰山之大部”。这里所说的文化，指的是某一人群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来支撑，就会因大多数人的不予执行而失效。如果我们不能够基本统一党员和干部队伍对于反腐倡廉的认识，那么与纪律、制度相对立的种种隐性规则就会有广泛的市场，纪律和制度的效应就会大打折扣。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他们来说，反腐败主要是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做到关口前移，防微杜渐。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已经证明，思想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有效的。
多年来，纪检监察系统在思想教育工作方面，已摸索出了一些办法，积累了一些经验。比如：运用正反两方面典型进行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教育活动等等。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思想教育工作还需要拓宽加深。
思想教育方面的内容要进一步拓宽。除了反腐败斗争形势教育、党纪条规教育、违纪违法案例教育和正反典型教育之外，还应加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法规、经济法制等教育内容。要让党员、干部明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许多工作，是根据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求提出来的，说到底，是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从而提高对反腐倡廉必要性的认识。
要注意思想教育的深刻程度。除了轻松愉快、活泼生动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之外，还应追求以思辨的力量来征服人心。为此，要加强反腐败斗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另外，思想教育工作的目标设定，应由让党员干部在具体问题上明是非、守法纪上升到建设与时代相适应的、进步的、健康的政治文化。
第二，制度建设工作要完整严密。
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制度建设是保证。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反腐败的防线就不牢靠。
摘要：我国的宪法是依据我国现有的国情以及思想指导方向进行制定的，并且在其内容规定上对于深化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当中有着明确的规定，更重要的是，依据当前的总体发展情况来看，为了有效保证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推动其整体的全面发展，就必须要把落实宪法实施提高到新的水平，这样才能够保证其整体运作的可行性。在当前阶段，为了有效实现经济改革的准确发展，就必须要保证在宪法实施时，先理清其整体应用的立据，这样才能够有效解决实际推行之中的问题，进而才能够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保证能够有效增强应用宪法实施的自觉性。
关键词：宪法；经济改革；經济基础
一、想要保证经济体制的改革就要遵守宪法的严格规定
为了保证我国的长远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依法治国。同时，想要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就是要依据我国的宪法进行有效的保证，这样才能够使执政部门依据宪法的具体内容进行管理，以此才能够有效推进我国中国社会特色主义道路的不断前行。但是，在当前阶段，虽然我国多次展开了普法教育工作，但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当中，仍然会存在着执法不严的现象，这就会导致社会体制在进行改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误差，致使某些部门人员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无法依照我国的宪法进行经济体制的有效变革，这不仅严重导致了我国内在的经济制度遭到了削弱，还会导致其整体经济市场的结构发展出现了失衡现象。因此，在当前阶段，就必须要实现依据宪法进行经济体制的有效变革，这样才能够保证我国的经济体制在变革的过程当中实现其内部的优化，从而促进我国的全面发展。基于此，在当前阶段，想要保证经济改革的重点，就是要让全民理解我国当前整体发展所应用的所有制度的性质，这样才能够有效通过理念的宣讲，实现宪法的作用发挥。同时，在进行制定经济改革的具体政策时，也需要按照相关宪法的规定内容，这样才能够保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巩固当前经济，同时发展经济制度的转变，以此才能够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不断提高。
二、宪法的实施也要与经济基础数据相结合
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当中，为了有效实现深化改革的目的，就需要各界领导依照我国当前的整体发展情况，执行以宪法为基础的执政措施，这样才能够纠正在执行过程当中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为了有效能够贯彻当前的整体发展形势并将其精神带入到相关内容当中，就需要部门人员高度重视，将宪法当中的具体内容落实到实际的工作当中，这样才能够保证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弄清其基础的发展数据，然后以唯物主义的精神进行总结，这样才能够理清当前市场生产以及现有经济制度的结构整体情况，进而再依据其整体发展的未来趋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进行有机结合，以此才能够决定当前社会性质的发展状态。对此，只有有效掌握这些数据才能够保证在进行依照宪法进行执政的过程当中，能够履行自身的责任义务。因此，在进行数据理清过程当中，需要保证相关人员能够理清我国当前经济制度所实现的数据结构类型，并且能够将其内部生产资料与发展情况进行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够实现理清当前整体发展的GDP的所占利润比重，以此才能够实现利用相应法律法规和宪法的执行力度，保证其整体的发展能够成为我国当前主导经济力量的趋势和内在动力。
三、从政治角度出发，需要提高宪法实施的自觉性
在当前阶段，为了实现有关部门能够依据宪法当中的内容实现其内部经济体制的有效改革，就要有效增强有关部门的宪法实施自觉性，这样才能够保证其整体在应用的过程当中，能够尊重并依据宪法当中的实际规定进行相关内容的操作，同时也要加强对其内在的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这样才能够保证相关人员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避免陷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误区，进而造成对于当前社会制度的不良影响。因为，在当前阶段，为了实现我国整体的经济变革，很多部门在执行相关内容的过程当中，会照搬现代西方整体发展的经济学历史进行内在的有效措施提出。但是，这一过程势必是违背了我国的宪法具体规定，因为我国整体的宪法立志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服务，其整体与西方学的经济制度具有明显的区别。而且，西方的经济制度其整体贯彻的是唯心主义观点，因此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也会导致私有经济制度在阶级立场上发挥其自身的作用，致使其整体的生产关系与内部联系产生了一定的差别。同时，其整体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自身也没有体现出剩余价值与劳动力的关系，更不会看到剥削剩余价值之后其整体发展的不良行为。对此，为了有效降低这一现象的产生，就必须要加强理念的宣讲，实现提高相关人员的思想政治觉悟，这样才能够保证其在具体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当中，能够自觉依据我国宪法当中的具体规定，并根据其整体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变化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以此才能够实现在我国通过宪法的有效帮助，实现其内部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而促进我国总体人均GDP的不断增长，进而才能够实现我国的长久发展。
总结
综上所述，想要保证能够将宪法应用在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当中，就需要其整体在应用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自觉落实宪法的相关内容，进而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依据其数据的整体立据，推动其内在的有效转变，这样才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如何理解“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回应了哪些认识误区？释放改革红利，最大障碍是什么？为了厘清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近日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在搜狐网、人民论坛网等多家网站推出调查问卷，调查参与人数共5034人。
一、为什么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1. 通过改革，能够增强制度的优越性（得票率42.7%）
2.中国既有的辉煌成就，都建立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之上（37.8%）
为什么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分析归纳受调查者意见，公众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
首先，42.7%的受调查者认同“通过改革，能够增强制度的优越性”，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诸多层面和领域的突破，使我们能够更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30余年累积了丰富的制度建设经验，制度优越性不断发挥的同时，也激发了其他内生红利的释放。但是，就制度质量而言，仍未达到全方面阐释社会主义本身价值的要求，制度上的潜力还尚未充分释放，所以，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质量建设，对于全方位催生制度红利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其次，37.8%的受调查者赞同“中国既有的辉煌成就，都建立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之上”。有受调查者谈到，从历史来看，中国在过去的30余年，之所以能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成长为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是因为开启了改革，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改革与开放中的创造，让所有的内生红利和偶然机遇相叠加，创造出辉煌的成就。
二、公众如何理解“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1. 改革将为最广大民众谋求最大红利（47.8%）
2. 改革不能停滞，必须始终不渝地推进（28.5%）
公众如何理解“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在给出的调查选项中，“改革将为最广大民众谋求最大红利”选项得票率为47.8%，位列第一；“改革不能停滞，必须始终不渝地推进”得票率28.5%，位列第二。这一调查结果反映了公众对改革的具体看法：一是体现了公众对于改革的期待和信心，说明受调查者相信改革的目标是为最广大人民谋求最大红利；二是反映出公众认为推进改革已经非常紧迫，当前需要通过改革来继续释放红利，解决问题，助推发展。
三、“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超越了哪些僵化思维？
1.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改革仍只能使一部分人获利（38.7%）
2. 改革事实上已经陷入困境，缺乏动力和共识（32.2%）
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面临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这一论断，意义重大。
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者认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论断重点突破与超越了“改革仍只能使一部分人获利”（得票率38.7%）、“改革事实上已经陷入困境，缺乏动力和共识”（得票率32.2%）等僵化思维与认识误区。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使公众对改革的认知更加深刻，厘清了认识，指明了方向，最大程度地凝聚了改革共识。只能使一部分人获利的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真正的改革应破除的是不合理体制、机制障碍，让大多数人分享发展红利。“改革红利说”强调的是，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重建公平、正义以及市场、民间的活力，使我们国家继续进步。
四、公众认为“充分释放改革红利，最大的障碍是？”
1. 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47.3%）
2. 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32.8%）
以上调查结果证实，受调查者选出的影响红利释放的第一大障碍是“既得利益群体”（47.3%）。《人民论坛》2012年03月（下）期“公众最期待哪些改革”调查中，57.9%的受调查者认为，当前推进改革的最大难题在于“既得利益群体强大”，同样的问题在本次调查中再次显现，再次说明“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红利的钳制引起广大公众高度警惕。
受调查者所担心的影响改革红利充分释放的第二大障碍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32.8%）。对此，有学者指出，目前改革中遇到的很多深层次矛盾，单靠经济领域的单边改革已经无法完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变革束缚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相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短板急需弥补。
五、哪些领域的改革将是红利的突出贡献点？
1. 政治体制改革（40.6%）
2.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31.3%）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者选出的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40.6%）和经济体制改革（31.3%）。在记者调查采访过程中，很多受访者表示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极大关注，认为制度创新将是新一轮红利的突出贡献点。近年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从官方到民间，很多人都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解决中国当前矛盾的有力工具。有专家指出，政府对自身权力体系的改革和制约，是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的关键，不改革只能成为发展的桎梏。
受调查者选出的释放改革红利的第二大关键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此问题，北京科技大学赵晓教授解析为，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但在目前体制下，政府的目标很可能演化为当政官员的政绩最大化。经济增长稍稍趋缓，逆经济周期的凯恩斯经济刺激政策就接踵而来，经济转型就会难有表现，重启改革可能也无从谈起。
我国学术期刊的政府提供模式使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缺乏活力和内生动力，以市场化为改革取向的学术期刊出版模式又面临市场环境和意识形态的严重束缚。我国学术期刊的定价完全没有考虑出版成本，学术期刊的价格没有起到资源配置信号的作用，长期超低的学术期刊价格已经形成了惯性思维，促使整个社会对于学术期刊低廉价格的意识形态化，从而使学术期刊出版者无法突破“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环境。主办、承办单位提供出版学术期刊的所需资金是学术期刊政府提供模式的具体表现，充足的出版资金使学术期刊出版者完全没有积极性去考虑学术期刊的价格问题，学术期刊出版者这种“不差钱”的表象必然会导致学术期刊产品“不值钱”的后果［1］，因为没有市场利益的显性机制和内生动力，学术期刊出版从业者受到的激励与约束就会偏离追求学术质量的轨道，比如他们追求形式上的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等指标，而忽略了读者市场的真正需求。当下讨论较多的学术期刊编辑部分散组稿、编辑加工，然后出版企业集中出版的模式［2］，从学术期刊终端产品的角度来看可以实现学术期刊的市场化出版，但是真正决定学术期刊学术质量的是分散在各个学术期刊编辑部的编辑群体，这个学术期刊编辑群体没有追求学术质量的内生动力，就无法生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期刊产品。基于这种现状，从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来看，笔者试图分析学术期刊社会提供、公益出版的逻辑与实现路径，探索学术期刊政府提供和市场提供以外的第三条路径。
一、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社会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社会体制的改革却远远跟不上时展的步伐。回顾中国39年的改革历程，应该说改革的起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虽然必然伴随着内生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较难与时代同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是实行渐进式改革，在以经济全能政府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外逐渐准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通过经济增量改革逐渐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而使经济全能政府逐渐转变为经济建设主体竞争规则制定者、发展规划制定者、服务员和裁判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使企业能够承担起经济建设的责任。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中国仍面临许多社会问题。要实现和谐社会，就必须进行社会建设体制改革，逐渐解放社会全能政府，使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充分发育，避免政府公权力的触角覆盖和掌控整个社会生活，突破只准政府部门和体制化了的社团等几种社会建设主体存在的局限，从而使社会全能政府逐渐转变为社会建设主体竞争规则制定者、发展规划制定者、服务员和裁判员，把社会建设的责任让位于NPO、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实现这样的转变，就能突破长期以来由西方主流经济学提供的政府—市场二元社会结构的认识局限和思维束缚，将对社会的认识水平提高到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元社会结构的思维框架。在三元社会结构的思维框架中，企业这种经济建设主体主要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通过相互竞争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经济产品，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NPO、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主要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相互竞争积累社会资本并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产品，从而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直接动力。而且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不仅相互竞争，还会在捐款和纳税可以相互替代的规则下与政府社会服务部门竞争，从而迫使政府社会服务部门为了争取更多的税收而不断改善社会服务产品。NPO、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通过积累社会资本争取社会捐款和政府社会服务采购资金等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断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从而提高社会自治能力，这就是社会自治的逻辑［3］。我国学术期刊出版的处境可以说是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因此应该积极探索学术期刊社会提供、公益出版的现实可能性。
二、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人性基础
学术期刊是具有强公共性的公益产品，这种公益产品的社会提供逻辑是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存在基础。如果社会提供学术期刊是符合人性的，那么学术期刊的公益出版就具有现实可能性。在亚当•斯密看来，人性中既包含利己的一面，也包含利他的一面，利己和利他都属于人性中固有的属性。利己是动机，交换是实现利己动机的手段，而利他是交换这个手段得以实现的保障［4］。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的“恻隐之心”与亚当•斯密的“同情心”都共同指向了人性中利他的一面。认知神经学者费尔发现，一些人见到不公正的行为时，大脑中一个叫作背纹体的部位会被激活，使他们产生惩罚自私者的意愿。费尔于2004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科学发现，从人的大脑中发现了人们维持正义、惩罚不公正行为的脑科学基础，在科学上能够部分地验证人性中存在利他的一面［5］。虽然利己和利他都存在于人性之中，但是利己和利他能否显示出来或者显示出来多少，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于同一个人来说，利己或者利他的显示程度可以称为人性的显示度，如果能够找出人性显示度的影响因素，就可能根据这些影响因素去塑造相应的制度环境。在马斯洛看来，人的需求依循生理—安全—社交—受到尊重—自我实现这样的层次逐渐满足后再依次递增，可以把人的需求的满足程度称为需求满足度。如果把人性显示度和需求满足度结合起来考虑，可能会存在内在的逻辑相关性。随着人的需求满足度的提高，人的利他的一面可能会更多地显示出来，同时人的利己的一面可能会更少地显示出来，因此人性显示度和需求满足度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变动的线性关系，如图1所示。人性显示度与物质需求满足度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相关性，而精神需求会在物质需求满足之后产生。社交、受到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都可以理解为精神需求。虽然社交需求、受到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都可以理解为利己的表现，但是这种利己的需求满足度的提高却能够激发人性中固有的利他的一面并使其表现出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利己和利他都可以理解为一种意识，既然是意识就可能被改变。通过媒介宣传和制度激励可能会增强人的利他意识，从而提高人性中利他一面的显示度。因此，可以从人性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角度，为制度设计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逻辑支撑。如果利他这种意识能够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学术期刊这种具有强公共性的公益产品的社会提供就会更加顺利，在合适的制度框架下学术期刊的公益出版就会具有可持续性。
三、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制度保障
从制度安排与人性显示度的直接关系来看，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对人性显示度产生影响。例如对社会公益行为放松管制，会使各种慈善基金会、社会服务组织等社会主体更容易产生，各种慈善活动、公益服务等利他行为会增多，人性中利他的一面会更多地显示出来，因此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来改变人性的显示度。同时，不同的制度安排也会对需求满足度产生影响。如果能够对利他的行为进行高强度的激励和宣传，受到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两种需求满足度就会大幅度提升，从而更多地激发出人性中固有的利他的一面，最终就会改变人性的显示度。人性显示度可以理解为利己和利他的不同组合，制度安排可以从方便利他行为的角度改变人性显示度，也可以从满足利己需求的角度激发利他行为，从而改变人性显示度。如果能够借助意识形态工具强化利他意识，那么制度安排工具和意识形态工具对于人性显示度的改变就会产生叠加效果。理论、逻辑、思想都可能导致意识形态化。例如公共产品理论把产品区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认为公共产品具有公共性，而政府天然就具有公共性，因此公共产品从逻辑上讲就应该由政府来提供，而且政府由于权力的自然扩张需求也对提供公共产品乐见其成。在张五常看来，公共产品理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误导，致使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质量低下且数量不足。因此，张五常提出了共用品和私用品这对概念来代替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这对概念，试图消除公共产品理论的意识形态误导。共用品与公共产品有重叠之处，但是也有很多产品属于公共产品而不属于共用品，比如公厕、海滩属于公共产品而不属于共用品。产品能够共用而不减少是共用品的基本特征，比较典型的共用品是电视节目、学术期刊的内容等媒介产品［6］。学术期刊的内容属于共用品，但是纸本的学术期刊产品属于私用品，因此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提供的是共用品，而学术期刊的传统出版提供的是私用品。纸本的学术期刊产品是把属于共用品的学术内容附着在属于私用品的纸质载体上，从而实现了共用品转化为私用品进行销售。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有效发展需要与之配套的制度提供保障，而制度设计的前提是要突破各种意识的形态化，比如说学术期刊只能由政府通过高校和科研院所来提供的形态化意识、学术期刊无法市场化出版的形态化意识、公民社会不会有效提供学术期刊的形态化意识等。只要能够突破各种意识的形态化，针对学术期刊产品的特征合理地设计有利于社会提供学术期刊的制度，学术期刊的公益出版完全可以作为学术期刊出版的一种方式有效存在。
四、学术期刊公益出版实现路径
按照社会自治的逻辑，由于学术期刊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在我国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企业可能不愿意提供，而政府提供又会产生很多现实问题，也就是说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可能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因此，探讨由NPO、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来提供学术期刊具有现实意义和必要性。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渐进式改革一样，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外逐渐准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通过经济增量改革逐渐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学术期刊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可以在有些方面先不触动现有的存量部分，在现有的学术期刊管理体制外逐渐准许新创办学术期刊的出版者按照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来登记注册，通过增量改革逐渐实现学术期刊供给机制的确立。这样就会同时存在三种学术期刊的供给路径：一是由政府供给，实践中主要是政府提供财政资金，然后通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来提供学术期刊；二是由市场供给，实践中主要是指部分学术期刊由出版企业、传媒企业来提供；三是由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来提供学术期刊，但实践中完全由非官方背景的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提供学术期刊的情况还没有出现。如果逐渐准许新创办学术期刊的出版者按照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来登记注册，使三种学术期刊供给主体相互竞争，那么完全非官方背景的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提供学术期刊就有可能像非公有制企业最终促使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那样，促使学术期刊良性供给机制产生。由完全非官方背景的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提供学术期刊的基本逻辑是：学术期刊的问题可以理解为属于社会问题的一种，应该允许由公民社会来解决，公民社会能够解决是因为社会上存在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公益人，而不是仅仅存在追求自我效益最大化的私益人。完全非官方背景的NPO、NGO等社会建设主体提供学术期刊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社会捐款，二是政府采购资金，三是自筹资金。社会捐款和政府采购资金的获得都要依赖于学术期刊出版者积累的社会资本，具体来说包括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学术质量、学术品牌以及发表学术成果的实用性等。自筹资金包括学术期刊创办时的启动资金和创刊后的运营收入，学术期刊创办时的启动资金可能来自具有公益人特质的创办人提供的资金，创刊后的运营收入可能包括学术期刊销售收入、广告收入、组织会议收入、理事会会员费收入、版权收入以及品牌延伸收入等。
学术期刊的公益出版符合社会自治的逻辑，拥有坚实的人性基础，只要合理地改革现有的学术期刊出版制度，在学术期刊出版的准入制度、财税制度等方面能够适应社会组织提供学术期刊的要求，学术期刊的社会提供和公益出版完全可能成为我国学术期刊长足发展的制度选择和有效支撑。学术期刊公益出版的具体方式可以是允许NPO、NGO等社会组织提供学术期刊，也可以把学术期刊编辑部直接视为社会组织，让部分学术期刊编辑部直接在民政局注册登记。社会组织型学术期刊供给主体具有对个人主动创新精神和公共精神的培育作用以及对事业型、企业型学术期刊供给主体改革和打破公共领域垄断的推动作用。因此，打破现有的供给机制约束，引入NPO、NGO等多元化的社会建设主体提供学术期刊，给学术期刊出版注入新的活力已成为大势所趋，这也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
【摘 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在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真正形成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两个基本层次。对此，分别研究建立它们各自的管理规律和管理途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
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企业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这是它赖以生存、求得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财政资金和增加积累的源泉。因此，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企业和企业职工的利益之所在，同时也是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力之所需。何为企业的经济效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产量和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人则认为是市场畅销或上缴利润，也有人认为是产值。笔者认为这些都是考核企业的单项经济指标。马克思曾经说过，“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即低限度的，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生产成本，但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这一论断完全反映出现代管理中有关“投入产出法”的实际运用。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指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有目标、有规则、有计划地按着“优质、低耗、高产、安全”优化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目标，有程序、有系统地组织企业的生产技术，分配销售等环节的工作，通过产品销售回收资金。在此基础上根据多方面的数据运用现代数学方法计算其投入、产出比例，以最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从而体现企业的经济效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在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真正形成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两个基本层次。对此，分别研究建立它们各自的管理规律和管理途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上述认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八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抓好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经济体制改革上述三个相互联系的任务提出既指明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向，又提出了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管理体制所必须具备的市场条件和微观基础。这标志着我国对于在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问题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二者之间虽然没有天然的鸿沟，但也决不仅仅是范围的区别、量的区别、层次的区别。
一、从内涵上划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有两个标志
第一，是否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一个企业、公司，它的范围再大，产值再高，但它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属微观经济范畴。而县、乡的经济，它的范围再小，产值再低，由于它不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因而属宏观经济范畴。在旧的体制下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国家统负盈亏，企业实际上是国家政府部门的附属物，而全国实际上也是一个大企业，也就很难区分宏观与微观经济。第二，是否是经济总体。一般说宏观经济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而微观经济则表现为一定的经济个体或经济系统要素。据此，不难得出结论，宏观经济就是指一定范围的经济总体及其总体运行。其外延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总体、地区、城市、部门、县、乡镇总体等。微观经济则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及其活动，其外延包括企业、公司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基本经济单位。因此，单从管理主体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国家政府机构发挥其应有的经济职能所进行的管理则是宏观经济管理。这一点也是划分宏观、微观经济管理的显著标志之一。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宏观经济管理就是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大体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对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所进行的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等过程。在这里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是宏观管理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是它的客体，取得较好经济效益是目的。规划、调节、监督、服务则是它应发挥的主要经济职能。
二、理解、掌握宏观经济管理的本质特征
综观我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包含了两个基本方面：即一是要坚持搞活企业，搞活微观经济；二是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这两个基本方面是相互统一、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国民经济就不能协调稳定地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管理体系，这是由它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首先与微观经济管理相比，它的特点主要是：（1）管理主体的行政性；（2）管理客体的总体性；（3）管理方式的间接性；（4）所需信息的综合性；（5）管理目标的全局性。其次，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也有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1）指导思想不同；（2）管理主体与客体不同；（3）管理内容不同；（4）管理方式不同；（5）管理目的不同。
总之，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宏观经济体系不同于过去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系，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在指导思想、管理内容和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变化。从指导思想上说，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而宏观调控体系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力求做到计划与市场即价值规律调节的统一。从管理的内容上看宏观调控体系则以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为前提，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混淆一起，统包统揽。宏观调控体系的着眼点主要放在国家政府部门以对整个宏观经济的长远和全局发展进行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上。从管理方法上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主要运用间接管理的方式，运用指导性计划和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的方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间接的调节和引导，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运用直接管理，指令性计划、行政手段为主的方法进行直接的全面的控制。
三、完善探索实现经济管理结构规律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的总量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主要采取经济办法”，并对近期财税、金融等方面改革也作了详尽的阐述。根据《决定》所提出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探索的观点，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既要看到社会主义优越性，又要结合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发展水平，针对性地采取恰当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和方法，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和结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是一门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应用科学，又是一门新兴科学，由于它的广泛性和多层性，决定了它的复杂而丰富的内容以及规律性都需在改革的不断实践中加以探索。对于这些复杂而丰富的内容，从不同角度可以进行以下归纳和分类：按经济运行过程和所采取的管理政策不同可以分为需求、供给管理；按管理方式不同可以分为直接、间接管理；按层次不同可分为国家、地区、城市、乡镇宏观经济管理；其次，按管理主体的不同经济管理职能是把整个经济管理划分为宏观经济决策、经济规划、经济调节、经济监督等。
总之，我们要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发，以宏观经济管理主体即国家政府部门经济管理职能为骨架，以保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并取得较好宏观经济效益为核心，将供给与需求、直接与间接、中央与地方管理之综合探索揭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规律，并结合当前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实际，既要总结成功的经验，又要吸取失败的教训；同时，要正确对待国外的先进经验，在做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借鉴。我们相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过我们共同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系一定能得到充分的健全和完善。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几大社会问题成因与西方社会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论述了它们与社会保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最后阐述了进行社会保障与政治体制双重改革的必要性。
关键词：社会保障 社会问题 政治体制 改革
一、社会保障需要宏观制度环境的改善
在当代，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也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问题、腐败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有人呼吁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人认为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长期争执不下。到底该怎么办？需要对社会问题性质与社会保障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作具体的分析。
社会保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的是整个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效果也必然受它们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发挥通常并不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即使社会保障设计理念和目标相同，但是由于执行差别太大，结果可能大相径庭。从实践来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伴随着民主制度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凡是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往往都是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是对工业化社会带来各种风险的一种技术性修复，更是公民意志表达的结果，因此深深地植根于民主制度之中。而当代中国诸多问题，最终莫不与政治体制相关。因此仅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而忽视政治体制建设，被许多人认为并非治本良方。
二、当代中国几大社会问题对社会保障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要求
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繁多，但就其成因来说可以分为有两种性质类型：一种是制度性问题，是制度弊端引起，这种问题非制度改革所不能解决，比如改革开放前中国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存在问题。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还在，并通过市场化造成社会不公，激化了社会矛盾。政治体制改革于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另一种是技术性问题，是在社会基本制度没有大的问题的情况下或社会结构比较合理的情况下的局部性或暂时性问题，只需要在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技术性的调整就能修复。这类问题多半是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不需要改变基本制度，只是通过技术性的调整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比如当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可以解决。是否建立民主制度属于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虽然被许多国家纳入制度建设的范畴，但是相对于更大政治制度建设而言，社会保障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技术性的手段而已。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中有两个焦点问题不得不提：一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二是腐败问题。而像住房问题、内需不足问题、教育保障问题、养老保障问题等都与这两个问题有关。而要深刻认识这些问题的根源需从改革开放说起。中国是在经历了之后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十年的内乱使得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遭遇困境，虽经拨乱反正使政局基本稳定了下来，政治领域的争端依然十分强烈，但长期的贫穷更凸显了经济落后紧迫性，加上民心思定，最终社会各方在发展经济上达成了共识，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很快推进到全国各地，政治体制改革就被暂时搁置了起来。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发展开始放缓，政治体制的弊端就开始显现出来，但是那时侯政府官员还受传统过去政治思维的影响，经济也没有完全放开，权力找不到太多的寻租渠道，政治领域的负面影响还不太大。经过89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启动了第二轮改革，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方向，为了稳定政局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再次被搁置了起来。但是这一次情况大不一样，由于民主和法治的不完善，市场机制建立后，通过市场，权力很快遭到了寻租的场所和机会，腐败开始蔓延，并且当权力进入市场后，干预资源配置，左右财富分配，社会迅速出现贫富悬殊，两级分化。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收入差距便成了许多人心中的治病良药。但从西方的实践来看，当一个社会的贫富悬殊达到很高的程度而社会的基本制度又存在巨大问题的时候，贫富悬殊反过来有可能成为社会保障本身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当社会财富大部分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时候，社会总量财富中用于进行社会保障的比例一定很低，社会保障水平必然很难提高。
理论界普遍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容易出现两极分化，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化是与民主化、法制化是同步进行的，政府的权力一直都收到了很大的约束，因此，他们的两极分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政府监管而出现“市场失灵”的结果，大部分都是经济因素而非政治因素造成的，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技术性地修复。中国却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通过政府培育起来的，发育并不充分。本来政府的干预可
关键词：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经济全球化
“依法治国”是我国现代化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针，主席曾提出：“只有在法律背景下，我国现代化各项事业才能取得理想的全新的成果。”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背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小背景下，不断调整完善法律体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市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对早期的经济政策作出了进一步优化调整。但由于国内外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还是显现出了诸多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这些问题更加突出，成为了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1．法律残缺。经济利润是经济机构追寻的主要目标，很多领导者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经济利益上，而很少能够顾及到管理体制的制定问题。法律制度上的缺失必将造成资金非法运作，出现资金浪费、不明流失等等，这些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巨大的阻碍。
2．利益失衡。企业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也是法律管理失效的重要表现。而在企业进行利益划分的过程中，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现象，个人主义、极端主义、拜金主义等现象导致的利益划分严重失衡，这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很不利。
3．资金失调。建筑、贸易等是当前经济事业的重点项目，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各项事业的资金调控并没有完全结合，综合经营模式还没有达到理想状况。若市场经济出现异常变动，则会导致经济一时无法正常协调运行。
4．观念落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很多企业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经济发展策略。但仍然存在相当部分企业不能跟着现代市场走，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经济观念，对于企业风险、经济价值、成本预算等实用的理念尚未形成深刻的认识。
二、经济法促进经济效益增收
经济发展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收入中的重要来源，其发展趋势对于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有着很大的影响。结合市场经济体制制定科学的法律体系，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经济法”对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
1．经济效益增收。经济法律是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其发展状况受到了国家、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由于经济法律涉及到了各种经济行业的规章准则，管辖范围十分广泛。经济法律体系为社会经济增长创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
2．优化体制改革。经济是一个国家长久生存的物质保证，而法律则是整个经济行业改革的重要准则。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只有在经济法律的指引下才能对内部经济实施改革调整，确保了我国三大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有助于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3．提高国际地位。除了国内积极重视经济法律体系完善外，国外很多发达国家也将经济法律建设作为日常事务的重要内容。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带动经济发律的全球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而言，完善法律体系是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为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创造了有利条件。
4．维护经济秩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程的深入开展，为我国构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蓝图提供了帮助。但在现代化工程中，必须要国家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法律政策，这样就能为现代社会经济提供律法保证，让市场经济能在法律准则下健康发展。
三、完善经济法律体系的策略
经济立法工作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部分，国家及政府必须深刻认识到经济立法工作的重要性，积极利用现有的管理资源，充分发挥出经济立法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完善市场法律体系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
1．加强日常监督。在进行经济立法工作的同时必须要制定相应的监督计划，促使经济立法走向“规范化、合理化、实际化”道路，以保证法律发挥作用积极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立法机关在制定新的法律政策时，应该做好企业调查情况，在弄清实际情况下编制法律条例。
2．运用网络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革新使其运用功能得到了显著的扩大，其运用领域也逐渐深入到了我国的立法工作中。在经济立法过程中合理运用信息技术能够积极法律编制的工作效率，避免了人为因素造成立法工作失误，确保法律体系的科学性。
3．转变管理策略。管理只是一种方式，而制定管理法律策略才是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立法机关应该根据当前市场经济的运营情况来及时更新经济立法策略，对于内部资金的收支实行严格的控制，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出更多有利条件。
4．制定法律目标。经济立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我国完善调整法律体系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制定一个科学的法律目标，这样才能实现经济法律的价值，提高法律的管理效果，真正构建出完整的经济法律体系，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朝着理想的模式发展。wWw.gWyoO.
经济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保证，我们在制定市场经济发展策略时必须要把完善法律体系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进行。相信，只有在法律的保证下，我国经济才会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1]翁佳霞．论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经济法律问题．经济问题．2009．20（10）．
[2]黄子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法律改革思考．扬州大学学报（法律版）．2008．30（12）．
【关键词】天气衍生品；风险管理；HDD/CDD期货
一、天气衍生品与其风险管理功能
天气风险是天气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天气对经济的影响涉及农业、能源、交通、建筑、旅游和保险等众多行业。天气会影响这些行业的经营和发展，极端的天气甚至会影响整个经济的运行。
化解天气风险除了可以采用常规手段外，还可以借助天气衍生品。在宏观上，天气衍生品在能全社会范围内减弱天气风险对经济的影响，它能把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面临的天气风险相互抵消，能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天气风险管理，使经济平稳运行。在微观上，企业可以用天气衍生品对冲不利天气引起的损失。例如，在冬季到来之前，若能源生产企业预计会出现暖冬而使销售收入减少，就可以卖出取暖指数期货来套期保值。当冬季实际气温确实较高时，取暖指数就会下降，企业在取暖指数期货上的盈利可以弥补销售收入的减少。这样，企业就能通过天气期货保持收入的稳定，避免气温异常变化的不利影响，实现生产经营的长期稳定发展，增强生存能力。
天气衍生品的产生始于美国能源行业的分散化经营，垄断经营下对企业业绩影响并不显著的天气风险开始受到重视，能源企业开始寻求避险渠道。这种情况下，天气衍生品应运而生。1996年天气衍生品开始在美国进行场外交易，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和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分别在1997年和2001年推出天气期货。目前，国外天气衍生品的交易品种有期货、期权和场外衍生品，可管理的天气风险包括温度、降水、霜冻和飓风等，衍生品的标的城市遍及美洲、欧洲和亚洲。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盈利上缴国家，亏损由国家补贴，缺少管理天气风险的积极性。经济体制改革后，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要面对竞争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企业要提高自身竞争力，就要管理包括天气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对天气风险管理工具有着的巨大需求，而市场却不能提供有效管理天气风险的产品。保险承保的一般是灾难性的风险，对非灾难性的天气风险作用有限，我国也没有天气衍生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近年异常气候现象的频繁发生，企业对天气衍生品的需求愈来愈强烈。
推出天气衍生品，能满足套期保值者的管理风险的需求。同时，天气衍生品由气象条件决定的不同于其它衍生品独特的风险收益特征能为机构投资者构建资产组合提供更多的选择。推出天气衍生品，还能丰富金融市场的交易品种，增加投资渠道，也有利于推进金融创新，培养金融人才，有利于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化。
二、天气期货合约
我国推出天气衍生品应先推出气温指数期货。因为温度在所有天气因素中对各行各业的影响最为广泛，同时我国在期货运行和监管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温度指数可用采暖指数HDD（Heating Degree Days）和制冷指数CDD（Cooling Degree Days）。气温低于18.3摄氏度时，人们可能会取暖而形成HDD，高于这一温度时，人们可能会制冷而形成CDD。气温指数的温度由标的城市自动气象站测定。月度HDD和CDD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合约价值为HDD/CDD指数乘以合约乘数。较小的合约乘数有利于增加合约的流动性，最小价格波动为0.1个指数点，为10元。标的城市应选择经济总量较大、气象特征能代表一定区域的城市以方便该区域内企业套期保值。HDD和CDD合约都有7个合约月份，具体月份如表1所示，4月、10月为双向月份，这种安排既能合约的保持连续又能照顾到我国不同地域对取暖和制冷的差异化需求。合约的定价可以运用持有成本模型结合历史气象数据，并参照投资者对温度的预测进行。
三、政策建议
推出天气衍生品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和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市场不能有效满足企业管理天气风险的需求时，创新就是必须的。推出天气衍生品除了能细化社会分工，在社会范围内配置天气风险外，还必将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建议能适时推出月度温度指数期货，将来再推出季节温度指数期货和其天气它衍生品。
天气期货的上市交易所可选择对天气期货有相当研究经验的大连商品交易所或者有指数期货运行管理经验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同时，还应加强投资者教育，加强风险监管，适时引入做市商制度。
参考文献
[1]刘元元.天气类衍生产品与金融衍生工具功能的再认识[J].国际金融研究,20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