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09 09:53:0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儒家的思想观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微课教学；高中历史；百家争鸣
新生事物总会具有两面性，微课也是一样，许多教师对微课的看法不一。的确，微课需要的时间较短、容量也比较大，为求知者快速的取得知识提供了有效途径。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哪些内容可以作为微课的课题，哪些内容不可以；微课教学导入要注意哪些方面等等。因此，微课程教学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并且结合实际做具体的改进，以达到更好的为学生服务的目的。下面以高中历史人教版必修三《“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为例加以说明。
一、注意选题
既然上的是微课程，那么势必与正常课堂那样含有大量内容有所不同，它要求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这样，微课的制作，必须首先精选课题的内容。根据教学重难点的设置和文本内容的特色确定教学内容，这样既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又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所以，作者认为选题是微课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一个优秀的微课选题可以让微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一个糟糕的微课选题也可以让本应出彩的微课变得索然寡味。
一节微课一般讲授一个知识点，对于这个知识点的选择，关乎知识结构的设计，对于教学中的重点、难点、疑点、考点用来制作微课，是一个较好的选择。《“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的重点为“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历史意义；孔子、孟子、荀子的主要观点，了解儒家思想的形成。难点为儒家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考点为知道诸子百家，认识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从本课重点看，百家争鸣的意义、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可以作为选题的切入点；从本课难点看，儒家思想的影响可以作为微课的选题切入点；从考点来看，百家争鸣的过程、百家争鸣的意义可以作为微课选题的切入点。
二、微课教学过程要精练
（一）微课导入要新颖、迅速
微课要求时间较短，一般5-8分钟，因此，必须要迅速切入课题。但同时还要吸引到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保持亢奋状态，这样一来要求就更高了。为了让微课更加的新颖，可以设置一个问题导入课题；可以回忆以前的内容导入课题；可以从生活的实践引入课题；也可以直截了当进入课题。但不管用什么方法，什么途径，都要在力求新颖的同时，紧贴主题，迅速切题，这是进入课题的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我们要把较多的时间分配给教学内容的讲授。
以《“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为例，将本课百家争鸣的过程作为微课课题。可以利用孔子讲学的视频进行导入。一方面，视频作为有效的多媒体资源，可以吸引多数学生的注意；另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视频大体了解儒家代表人物的活动与观点，便于儒家思想观点的概括与总结。
（二）讲授线索要明亮醒目
微课的讲授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只有一条线索。在这一条线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内容，剪掉那些可有可无的细枝末叶。比如，有时为了讲授重难点内容，经常需要罗列一系列论据，在罗列论据时，就要求简单而精确。再加上巧妙启发，或积极引导，力争在有限时间内，圆满完成课题所规定的教学任务。
如以《“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中百家争鸣过程为研究课题，需要着重讲解的就是儒家学派观点同其他学派观点的不同，要突出主干，就必须懂得取舍。要突出儒家学派的地位，就要将儒家学派的观点细化，比如仁、礼乐、为政以德等儒家学派观点要列材料解读说明。儒家学派观点这条主线明确，与其它学派的观点对比也就比较容易，但也要懂得取舍。比如儒家学派主张“仁”，也就是人要有爱心与智慧，而墨家学派的“兼爱”表示爱所有人。为阐述二者区别，可以引用《墨子》材料，比如“顺天之意者兼，逆天之意者别。”加以解释，这样就可以有效理解二者的不同。
三、要有自己的亮c
关键词：《庄子》；《孟子》；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172-02
作为道家与儒家的两部代表经典，《庄子》与《孟子》在先秦“百家争鸣”的大论战中，分别从自然与社会两个角度剖析人性，成为在那个乱世中着重探讨人作为个体生存问题的开山之作。
一、《庄子》与《孟子》的文学思想观点之异同
（一）相同
《庄子》与《孟子》作为继承道家老子与儒家孔子理论的代表者，在汲取前人思想精髓的同时有所开创，二者均是将放诸于外在的视野向回收，更加关注于人的自身。比如老子理论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更加倾向于宇宙万物的“大道”，提倡顺应自然、依道而行、守住道的精神。而孔子的理论则无不是注重“学而优则仕”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以礼乐治国”的治国经世之路。相比老子的目光放眼宇宙洪荒，庄子则看到了人作为个体生存中面对的种种问题，提出“举世誉之而不加，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乘万物以游心”。而孟子显然也对孔子以礼治国之说持明显的不同意见，故而提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之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认为个体的人生而向善，之所以不善，乃是环境使然，因而自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
从这一角度上讲，《庄子》与《孟子》都是两位至圣先贤由于发现前人提出的理论对于那个战争频发、人心不古的乱世并没有起到平乱而治世的作用，故而认为前人只关注外在世界的礼乐、秩序、宇宙观等没有实质的作用，拯救世界的良药应当在于从个体的人入手，由小及大、由内而外，通过荡涤蒙尘已久的精神和灵魂实现人与社会的救赎。[2]
（二）不同
正如庄子和孟子分别代表着道家和儒家两种哲学思想一样，《孟子》与《庄子》文学思想观点也有着相当的差异。《孟子》的文学思想中有很大部分都提到了人性本善，认为本质上的人性并没有邪恶一说，之所以出现世风日下的现象，乃是人善良的本性被乱世所蒙蔽，如同明镜蒙尘一般，所以治世的重点在于拭去蒙在人心上的灰尘，使心重新澄明。特别是针对统治者，《孟子》提出“天下可运于掌”的方法在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表示君主若做到爱民如子，则民心自然归顺，可实现拱手垂衣而治。
而在《庄子》中对于个体人的关注却远远超过了现实世界的客观真实存在，“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的文学思想更拉近于冲上九宵的大鹏，无所羁绊、无所挂碍。[3]
相比《孟子》与《庄子》，可以说这两部以“心”为主旨的哲学专著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文人两种至高的精神追求，那就是站在现实主义土地上仰望理想主义的天空。《孟子》关注人心乃是让人入世，而《庄子》则超然得多，天下有何用，与其困顿于名利，不若破名破利，最终达到忘我的境界，无用之用，不为世俗中各种所谓的廉价“有用”限制，又怎么会有所困苦呢！
二、《孟子》与《庄子》文学语言比较
（一）《孟子》相对平实的现实主义用语
《孟子》尽管已经脱离了《论语》的语录式文学语言，且孟子作为一个雄辩家为了使自己的言论更加具有说服力而大量使用寓言，但由于其作文的出发点和思想本质的指向，《孟子》中的文学语言仍然秉承着现实主义的风范。同时，孟子因其雄辩，其言语往往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其论点和论据配合紧密，可谓天衣无缝。“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用词并不浮夸，但语言之犀利令人侧目，逻辑之缜密则让人无法反驳。
（二）《庄子》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语言
观《庄子》之言，犹如阅瑰丽绚烂之画卷，“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庄子》文学语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相当富有画面感，寥寥几十字已可勾勒出曼妙图画栩栩如生，令读者浮想联翩、心向往之。读《庄子》常易使人产生跳脱之感，仿佛这并非先秦诸子文章之一，而是更贴近某种奇幻文学范畴，不仅无艰涩之困，且愈读愈不忍释卷。此外，庄子重在宣扬无为之为、无用之用，这些完全背离世俗寻常认识的思想意识实难为普通人理解。故《庄子》中同样借用了大量寓言故事说理叙事，其语言夸张至离奇，令人读来直感神秘莫测，“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面对这样文字时，仿佛“神人”已隐隐浮于半空，若即若离、忽隐忽现，只觉心旷神怡。因此，虽然《庄子》中大量描述并讽刺批判的同样是先秦乱世中或追名逐利、或涂炭生灵、或不仁不义的人性之丑陋、邪恶，但由于其中遣词造句时极富想象力的语言和极端的浪漫情怀，在读者从文字间窥见彼时乱世的纷扰、困顿时，却仍能品出一丝兴味，一种仅仅属于《庄子》的情趣。
三、《孟子》和《庄子》中寓言的比较
（一）寓言运用基于相同的背景
孟子与庄子生活的时期是一个战火燃遍整个中原的动乱年代，统治者穷兵黩武，只为谋取更大的地盘、更多的物质、财富、金钱、奴隶。为了粉饰不义之战、获取更多的利益，各国君主纷纷招贤纳士，只为这些民间的贤能、人才能为已所用，妄图借助这些文人之力，将自己的侵略战争推上道德的制高点，从而具备更加充足的理由对外开战。当时招纳贤者的标准就是能言善辩，而普通、平直的语言在辩论时总免不了让听者感觉苍白无力，不若引经据典、以小故事之类娓娓道来更加妙趣横生。寓言在当时发源于民间，这种草根的语言初时并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在辩论过程中，文人士大夫之流发觉了这种既有想象力又有故事性的文字的作用，纷纷将其运用到论辩之时，一时间寓言成为了雄辩家的最爱。寓言的出现也让中国文学语言中的一大类“成语”日益丰富，比如画蛇添足、鹬蚌相争等。出于让自己的论点更具说服力和让更多人容易理解的目的，《孟子》《庄子》也从善如流，充分利用寓言为人喜闻乐见的优势将自己的理论推向大众。
（二）寓言的来源差异
《孟子》中现实主义的风范特性使其在使用寓言时也常从真实的生活中取材并与现实有所关联，并非凭空臆想，例如上面提到的“使奕秋诲二人奕”中的“奕秋”正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对弈高手。可见《孟子》引用寓言并不完全超越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是为了让他人更加信服于自己的理论尽量使用相对真实的案例。
《庄子》则不同，哲学思想上的无所羁绊让这部巨著中的寓言故事也没有了真实生活的限制，《庄子》中相当多寓言并无出处，纯属“无中生有”。比如上面提到的“藐姑射山”上的“神人”就纯属子虚乌有。包括“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以及《庄子》中最为著名的“北冥”的“鲲、鹏”等都是《庄子》完全的杜撰。
（三）寓言的描绘形式差异
如果说《孟子》中寓言的描绘形式采取了“白描”手法，则《庄子》就是极为炫丽的“彩绘”。《孟子》中寓言运用的朴实已经接近朴素，往往寥寥数语就结束一个完整的故事，只让读者了解故事最基础的框架，绝难多施一笔略加修饰。《庄子》正相反，不仅将寓言的起、承、转、合交待得清楚明白，更加浓墨重彩、铺排粉饰，读者面对文字兴致盎然之时，仿佛也能看见作者泼墨挥毫的恣意淋漓。
四、结语
作为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最具典型性的巨著之一，《庄子》与《孟子》分别代表了道家与儒家两派的哲学思想。表面上看道与儒是两支并无交集的思想流派，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来说，道家与儒家却分别是这些读书人精神追求的指引与现实行动的指导。大量中国古代文人一方面坚持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之理想，只为在社会中实现一己之身的个人价值。另一方面又往往在仕途不顺遭遇挫折时不自觉地依循着道家“出世”的思想寻求精神与灵魂的慰藉。可以说，《庄子》与《孟子》所代表的道与儒正如一体两面，在中国古代文人群体中实现了集中与统一。
参考文献：
[1]梁道礼.接受视野中的孟子诗学[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6）：5-18.
关键词：儒家教育思想 中学语文教学 主体型人格
一、儒家代表的教育思想概述
孔子、孟子作为儒家学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大师，其教育思想影响了我国教育事业数千年之久，在历史的长河中画下色彩浓厚的一笔。本文主要就《孔子》《孟子》这两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入手，分析其教育思想的核心与精髓。
1.孔子教育思想。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一生都在致力于教育事业，其治学育人的儒家教育理论影响至今，归结起来，其教育思想的精华主要体现在“修己安人”两个方面。《论语》曰：“修己以安人”，修己是从教师一方来讲，要求教师首先保证自身修为，方可“安人”。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这样阐述孔子的修己：“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可见修己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在孔子看来，要将修己做到极处，首先要谦虚好学，“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诸如此类思想观点，在《论语》中随处可见；其次，返躬内省是修己的另一要素，人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在教学中遇到挫折或者困难，先要自我反省，在看到别人优点时需“见贤思齐焉”。教师做好修己后，怎样“安人”是从师生关系的角度出发，选取合适的方式与态度，使学生信服并以自己为榜样，进而促进其学习兴趣与效率。在孔子看来，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不但要对学生进行适当表扬，重视与他们谈论“志向”，还要给学生适当的批评与评价。通过与学生谈论交流可“听其言而观其行”，适当的表扬和鼓励一方面可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另一方面可创建良好的课堂氛围。适当的批评与评价可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与别人的优势。
2.孟子教育思想。孟子除继承了孔子的儒家教育思想精华之外，他还以育人为人生之乐。《孟子·尽心上》曰：“君子有三乐，而天王不下欲存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对教育人的思想哲学上比较注重人格主体性的培养，他教育学生在进行价值选择时要注重人格和意志自由。这种人格与意志的自由应用到语文教学时，体现在学生对文章的自由理解、对阅读空间的自由选择、对观点的自由辩论等。在塑造学生主体性人格时，主要通过反求诸己、自得、自觉三个方面。在教师观上，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他认为面对不同类型、不同资质的学生需要选择不同的教育观念和方式，但作为教师，其教学标准面对所有学生是一样的，不以学生资质论标准高低。
二、当代中学语文教育的困境分析
从语文学科教学的现状来看，目前中学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兼而有之，但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升学标准等压力的存在，使绝大多数学校目前的语文教学仍以“应试教育”为主，“唯分数论”造成语文教育人文性缺失的结果，偏离了语文教育的真正目的。第二，语文教学模式不开放，走不出传统教学的框架，重视多媒体等新式教学方法没错，但教学内容并未随之提升。第三，考核方式的单调使中学语文教学失去了应有的地位。语文学科教学及考核不像其他理工科目，有成型的、标准的内容体系，语文是开放的、发散的，考核内容并非出自教材之内，而是关联的、延伸的，这就造成中学语文教学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第四，教师在教学的准备与进程中，备课及教课内容单调，过于“应试”。
三、儒家教育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1.中学语文教学内容因人而异。孔子所处时代因其教育不受制度限制，不具有制度性特征，因此孔子在对其弟子进行教育，往往因人而教。语文的人文性与诗意性要求语文教学课堂富有启发性，优美而深刻，但同时又要保证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体验，不同的感受。这些都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注意教学内容的设计多元化、层次化。比如对于公共知识或公共赏析用半节课或者多半节可完成，剩余的课堂时间则是分配给因人而异的教学，根据学生的语文素养及语文能力进行“长善救失”。
2.深化师生关系是语文教学的深层次要求。师生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欲望。教育体制与教育环境的不同使目前的教学模式不可能和孔子当时完全相同，不能达到孔子与弟子朝夕相处的地步。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现有可改变的东西和地方，尽可能的为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创造机会。比如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利用网络建立班级社区，使教师和学生可在课余时间进行有效沟通。
3.体会“反求诸己”的教师观教育思想，时刻保持自身素养的学习和提升。从内心来说，每位教师都想成为优秀教师，但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沉重的业务压力使教师们对学生产生了高期望值。这种高期望值不是建立在语文能力上，而是升学及考试分数上。在这些压力下，教师可借着儒学“修己”的精神启示，在反思中寻求突破，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提升自身的教学素养，用智慧去教好语文。另外，教师应树立“自觉、自得”的心态，以学生未来成长为思考出发点，坚持正确的育人观。
4.在教师观上，坚持身正为范，提倡“以学生为中心”的语文教学思想，同时，坚持教师的主导地位，避免过度“以学生为本”而使教师处于旁观地位。建立与语文教学相适应的教学标准，这个标准的建立是基于教书育人、语文学科性质的，而不是由考试来决定的。这些正如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参考文献：
[1]杜娟.儒家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学语文教育的影响[D].云南师范大学，2006.
[2]苏明飞.儒家教育思想与中学语文教学[J].现代教育科学，2007，（2）.
[3]秦晓春.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教学的启示[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3）.
关键词：新儒商；价值体系；培育路径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9-0137-02
20世纪80年代，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确立了《巴黎宣言》。这个宣言指出，儒家智慧是人类21世纪生存和发展的指南，值得人们学习和应用。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与儒家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在三鹿“三聚氰胺”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海南香蕉“乙烯利”冲泡事件、“达芬奇”造假事件等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培育具有现代商业经营理念和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新时代儒商显得尤为迫切。
1新儒商精神
中国的儒商精神源远流长。儒商，即为“儒”的伦理与“商”的职业的结合体。儒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有史料记载的具有较为丰富思想观点的计然、子贡、范蠡等都是人们所推崇的儒商典范，他们对后世中国商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儒商则是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继承并弘扬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并将其思想融入到企业经营管理的战略和策略中，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企业家。新儒商实现了儒家思想和现代商业的结合。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经营者中价值观念混乱、伦理道德缺失、行为缺乏理性等现象还比较普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儒家文化的价值，日益推崇“新儒商精神”。“新儒商”成为现代商人高尚人格和体面身份的象征。
新儒商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要求。新儒商精神既要继承并弘扬儒家的核心文化“仁、义、礼、智、信”，又要坚持现代企业经营活动的诚信为本、取利有道、注重和谐的经营理念。兼顾儒家传统文化和现代经营理念是当代儒商的立身之本。这一价值体系的构成应有三个层面，即理念层面、行为层面和制度层面。
1.1理念层面
在诸多思想中，“仁”在儒家文化中处于核心位置。孔子本人非常推崇“仁”的思想，强调要对人有爱。“仁”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提倡人与人要和睦相处，互爱互助，患难与共，是做人的根本原则。其中，孔子所说的“爱人”包括三层含义，爱自己、爱别人并做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友爱。同时，“仁”的思想也要求做到对别人的敬重。儒家的另一名代表人物孟子曾提到，只有做到“爱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只有做到“敬人”，才能得到别人的敬重。“仁者爱人”是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仁爱之德是新儒商精神的灵魂。作为现代的商人既要继承儒家“仁”的思想，又要拓展“仁”的内涵。这要求尊重人的价值，以人为本，作为一个优秀的商人，首先应该是仁人君子，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正直、善良的人，具有高尚道德人格。在这个层面上讲，新儒商要做到既能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经验,又能坚持传统儒家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注重以德服人,以情感人,实施各种情感管理。
1.2行为层面
新儒商在行为层面表现为“义”和“礼”与现代经营理念的结合。
“义”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价值观。这一价值观要求人的行为应该在一定的道德规范内，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忘记道义。“义”在现代经营行为中也是应该倡导的。在现代商业社会，企业发展也应坚持道义，将自身生存和发展建立在所在社会价值观的基础上，并按市场规律行事。本文引言中提到的三鹿“三聚氰胺”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海南香蕉“乙烯利”冲泡事件、“达芬奇”造假事件等都是对这一价值观的违背，是“见利忘义”的行为。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见利忘义”不符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是新儒商应摒弃的行为。
中国是文明古国，讲究以“礼”待人。“礼”的思想在儒家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礼”的意义在于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在商业领域，“礼”有利于建立牢固的商业合作关系，促进商业领域的和谐。其实，现代商业社会中“礼”是比较重要的，“商业礼仪”、“商业行为规范”被企业家广为应用，甚至“国际商业礼仪”也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可见，即使在以竞争残酷著称的现代商业社会，“礼”也在调整着商业人士的各种行为。如果新儒商都守市场之“礼”，企业之间一定可以共存共荣、和谐发展。
1.3制度层面
新儒商在制度层面表现为“诚信”，解释为现代商业规范便是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履行“契约”精神。
“诚信”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儒家文化将“诚信”概括为“言必信，行必果”。孔子指出，如果没有诚信，一个社会就无法运行下去。因此，新儒商应将这一精神理解为新时代的“契约”精神，并在三个方面切实贯彻执行。在对内方面，制定员工行为规范，明确员工的职责范围和行为准则，要求员工贯彻执行。在商业合作方面，重视与其他企业或单位签订的合约，克服一切困难，切实履行合约。在社会规范方面，新儒商还应对内对外遵守国家法律，并将国家法律贯彻到企业经营行为中去。只有做到了以上三个方面，才能说真正做到了“诚信”，发扬了“契约”精神。我国著名企业都将“诚信”等儒家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企业经营中。如香港新世界发展公司（位列“国际华商500强”第七）将企业的行为规范制度化，概括为“守信用，重诺言，做事勤恳，处世谨慎，饮水思源，不应见利忘义”24个字，称为“24字箴言”。
2新儒商的培育路径
笔者认为，新儒商的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其路径可分为三个层面，即素质修养层面、经管经营素质层面和创新素质综合训练层面。
【关键词】中医养生；养生流派；养生思想；评价
中国养生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人的生命现象的精心观察与深入探讨，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1 中国养生思想概述
中国的养生思想是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伴随着我国传统文化的成长而逐步形成的。在传统养生文化发展的千年历史中，逐渐融合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诸多因素，最终集成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养生文化于一身。提出有关养生思想观点的，如主静说、主动说、养性说、补益说……，并由此衍生出多家风格迥异的学术流派道家、佛家、儒家、医家、杂家等养生流派，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其中本文挑选了四个最为主要养生流派进行特点分析研究，使得能够充分掌握其特点。
2 中国养生思想各流派及其特点
2.1 道家养生派
道家养生，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养生学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老子提出的“清静无为”、“守静笃”、“致虚极”的养生思想，反映出道家的处世哲学，是先秦老子、庄子学说为中心的哲学流派。神仙家是以炼丹术和神家论为主要方法的养生流派，而后，经老子、庄子等人进一步发展，更加侧重于以提高人体免疫力，延长寿命。反映了由仙人向真人的转变，区别了道家与神仙家，标志了道家养生自成流派，为今后其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道家养生也继承了神仙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及身体长生不死的思想，并将其论断由此延伸。由此成为道家养生派的最明显的特点，除心理调养之外，道家养生派的吐纳导引、服食丹药、见微知著等也是其重要特点。其中吐纳导引，形成了风格独特的道家养生气功。我国古代的导引术是道家所倡导的，从其产生开始就是用于健身、治病、防病的。炼丹术一直称为道家秘术，经多年的简化，工艺上的失传，加之所选药物大多毒性大，在唐朝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可对人们产生的影响是比较深刻的。
2.2 佛家养生派
佛家的经典著作十分浩瀚，其即有千部千卷之多，由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难以考定，通常认定汉明帝永平七年即公元64年，由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引入中国，建立白马寺。逐渐成为佛教教派和佛教文化。佛教虽有所流传，可是佛家养生却因为早期多附于道家无大发展。隋唐时期，佛家养生流派才得以独立分化并发展。与道家养生思想不同的是，佛家反对道家的“修身”，主张“无生”。佛家认为人生生老病死都是无法避免的，人的精神却可以永存并轮回转世再生。
佛家提倡的“超脱现实”养生观念更多的则是从养性、养心方面而来。佛家的养生主要源于其佛家思想，为了达到涅盘清寂，修禅过程中“静观”在养生中强身健体，如达摩《易筋经》为极其有名的佛门养生健身功法，后发展为中医养生学中的健身术之一。在修禅的“数息法”中强调在呼气时破悟，而不强调吸气，旨在充足而不在妄取。这种意守的思想被融入养生学中，更充实了养生学中“养神”、“固精”、“节欲”等多方面内容。
另一方面，佛家虽不追求于长生不老，却在密宗中也讲究长寿。配合数息法等其他观想法是利用类似心理及气息原理，专门用来延长寿命的。佛家认为人体是由自然界中的四大元素即地、水、火、风和合而成。只有“四大调和”了，人方可行动自如，由此可见，佛家也是十分强调自然、身体的和谐统一，节制和约束，静心修禅，提高精神品质，都是佛家养生派的重要特点。
2.3 儒家养生派
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孔子养生学说即建立在“仁”的基础上。孔子认为注意修养心性，搞好精神养生，才能强化人的生命，延年益寿；相反则精神萎靡，心理颓废便会遭受夭寿折亡。孔子提倡人性心理和精神文明，反对骄横霸道，放荡无度的养生方法。儒家养生的特点主要在“中”字上，即“中和养生”，所谓的中和是儒家思维和行为的一个重要准则。儒家养生特点主要有三：
2.3.1以道德养生为主
其中著名的是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建立起系统的“存心养性”及“养气”学说。清代学者丁国钧在《荷香馆琐谈》中提出了养生 “五难”即名利、喜怒、声色、滋味、神虑精散，如果不能去除五方面追求，定会影响身体和精神，所以它们是养生的大敌。
2.3.2平时以起居饮食养生
西汉董仲舒说道：“寒暖无失适，饥饱无失平。”即认为应按照季节为依据来调节起居衣着，在饮食上也要有所规律。
2.3.3静坐调息为方便法门
儒家调息养气法发于孟子的“养浩然之气”的理论。强调在呼吸的同时关注身心交关的训练，儒家养生中的静坐调息是完全有别于道家佛家的。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无论静坐还是调息，始终贯穿着道德意识的主导因素。
2.4 医家养生派
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史籍，我们会发现中医学家大多都是著名的养生家。经过道家、佛家、儒家的养生思想相互渗透融合，为《内经》养生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铺垫。而《内经》则是集先秦诸子理论及医药学实践之大成，为中医养生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秦汉时期医家养生流派代表人物王叔和他整理编写的《伤寒论》、《脉经》，就有着强调饮食的观点。重视饮食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历代医学养生家都有此见解，认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但是，王叔和在这方面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饮食不可过于杂乱，要适量。隋唐时期药圣孙思邈汇通了道、儒、佛的理论观点，结合自己多年丰富的医学实践经验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摄养枕中方》等养生专论。并有大量养生论述，内容丰富，功法频多，使之成为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养生学方面的贡献，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3 流派特点评价
道家、佛家、儒家三大养生流派起步时间各异，风格也迥然不同，其中各有各的特点，也有所相似。不同的养生思想造就了不同的养生理论。从道家、佛家、儒家三家的养生思想来看，道家强调“敬”，佛家强调“净”，儒家强调“静”。从修为方面看道家注重的是练气，佛家主要是养心，儒家更侧重修身。然而其三家流派的归宿均为养形、养气，养心合而为一，最终达到养生的最高境界。道家养生思想主张人的生命活动只有遵循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其自然循环的规律，才能够令人长寿。佛家养生思想中的禅定则将此融入吐纳导引健身功之内，起到强健身体，益智醒脑，祛病延年的作用。儒家养生思想强调精神调摄养生为首，需要遵循“礼”的原则。儒家养生思想是一种生存和生活的智慧，它为当代精神养生提供极强的理论依据。
医家养生思想形成和发展，是医家和广大劳动人民通过长期的防病保健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的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系统的养生方法。中医养生学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探索和研究中国传统的颐养身心，食养、食疗，增强体质、预防疾病，药物治疗所进行的健身体，保健康的活动。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是以“天人相应”、“形神合一”的整体观念为出发点，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心理与生理的协调一致。并运用阴阳气血学说、脏腑经络理论，尤其把精、气、神作为人体之三宝，作为养生保健的核心。防微杜渐治未病，提出未病先防。孟冼《食疗本草》的成就，标志着食疗、药疗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医家养生理论体系道、佛、儒几家流派是不能比拟的。中国的养生已经加以丰富的临床经验，医学养生家为我们今天中医养生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卓越贡献，历朝历代人才辈出，寥寥几笔不足以说清楚他们的丰功伟绩。医家养生家的养生方法，现代不仅深受中国人民喜爱，而且远传世界各地，为全人类的保健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由此可见，四种流派的养生各有其特点。中国养生思想也绝非只源于单一的意识形态，只有将几种思维形式，养生特点进行恰当的融合、汇通，才能继承并发展中国养生文化。中华民族多年来沉淀的养生文化精华，也愈发受到现代人的重视，如今，在世界的舞台上愈发瞩目并大放异彩，将永远为人类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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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传统文化；理念；思想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中蕴含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探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而现实，本文将在此方面做出努力。
一、具体含义：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世界
从具体含义上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个人、社会、国家与自然等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状态都纳入到了它自身的范畴之内。换言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自身的身心和谐，接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此基础上是社会各系统、阶层之间的和谐，最终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以及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状态。这一具体含义所包含的逻辑思维、思想观点和价值取向正是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大同思想的鲜明体现。《礼记•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也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坚持由小及大、由里到外的人才培养模式与道德修养方式，即首先从自我个人的点滴实践做起，在加强自身德行的基础上逐步惠及家庭邻里，再进一步拓展到社会、国家乃至天下，当人类社会实现了以个人身心和谐为基础的社会、国家、民族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时，就是步入到了儒家思想中的大同世界。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正是遵循了儒家思想文化中大同世界建立的基本思路方法，深刻体现了儒家大同思想的思想原则与价值追求。
二、原则特征：古代中国对道德和礼仪的价值追求
整体来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相结合，现代性主要体现为诸如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等特征，传统性则主要表现为诚信友爱、和平正义、稳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特征。而这些基本特征又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才能加以实现，这些原则既有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指导性原则，也有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根本性原则。《资治通鉴•周纪》载：“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古代中国社会以德为本、为先的价值取向，即便是现代性特征也是在充分借鉴以道德礼仪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而其基本原则既是党革命与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礼仪内涵在新时期党治国理政之中的深刻体现。主席曾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更离不开以道德原则为核心根基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而反过来，正如中国传统价值观所坚持的那样，这又使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深刻体现出对道德和礼仪的一贯追求。
三、践行措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观
十六大以来，同志针对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要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加强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实现安全发展，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大力建设和谐文化，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践行措施正是着眼于中国社会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以及最迫切的经济、文化等问题，立足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通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发展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尤其是其对建设和谐文化和坚持公平正义原则的做法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践观十分契合。荀子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这一说法从根本上体现出古代中国社会以道德为本、着眼生活实际的实践思想，即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还是平日工作学子中的言语思想，都应该在立足实际的基础上，坚持文明礼仪、落实道德原则，从而在不断提高自身德行修养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幸福和谐。而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措施的提出也正是遵循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实践观的基本理念与思路方法。
四、结论与行动：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根基所在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支撑，无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思想，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践行措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都是重要的理论来源、精神支撑与思想智慧的源泉。从具体含义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体含义的提出不仅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大同思想的延伸拓展，更是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新应用。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原则特征的形成则是古代中国史传统思想价值体系在当下中国社会的新体现，意味着其以道德礼仪为根本的思想追求与价值观倾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被着重参考借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贯彻落实的具体实践措施也深刻蕴含着中国社会传统的“着眼现实、以德行修养为根本”的实践观。由此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借鉴参考，也是其得以真正实现的内在精神根基。由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基础作用。党和国家要在坚持以为根本指导的前提下，立足中国现实，大力弘扬和践行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着重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最终，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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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因逐回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而喧腾文坛。他将《水浒传》百回本或一百二十回本，砍掉招安的情节，代之以卢俊义梦见稽叔夜斩杀梁山一百单八个好汉，缩短为七十一回本，近人称腰斩本。
且不论金圣叹关于小说的思想观点与艺术见解，我感兴趣的是金圣叹何以特别讨厌宋江，而称赏武松、李逵和鲁智深呢？细推敲各回批注，大体可知金圣叹之所以讨厌宋江主要因为宋江“奸诈”、“狡猾”、“纯用术数笼络人”、不如李逵的“天真烂漫”、“诚朴、真”，不如鲁智深的“心地厚实”，更不如集众英雄人格特质于一身的“天人武松”。因此，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把李逵、鲁智深、武松列为上上人物，而把宋江和鸡鸣狗盗之徒时迁一并归入下下人物。
金圣叹同明代的思想家李卓吾、戏曲家汤显祖、清代小说家曹雪芹有相似的生活理念和人格追求。他们都主张人要保持真情真心。如李卓吾在《童心说》中，特别强调人要有童心。所谓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为何失却呢？李卓吾认为，“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日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按《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判断，嫁了汉子的女人一旦沾染了男人的气味，便讲出为官作宦和仕途经济的混账话。而男子如丧失赤子之心和真性，便有如梦中见到的甄宝玉，满嘴的伦理道德和读书应举。
其实李卓吾并非反对读书，否定儒家经典，而是强调要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精神，不以孔子的是非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主张诚实做人，言行一致。这也是金圣叹为什么讨厌宋江的虚伪，而欣赏诚实的李逵的原因。问题是，人置身于社会当中，必然形成真性的自我和“社会我”两重人格。倘如像李卓吾、金圣叹，执拗地坚持真性的我，同社会处处不同调，到头来也许会被当作异端狂人灭掉，或如贾宝玉痛苦地纠结于自我与“社会我”之中。是调和两种人格模式，还是率性而行，拒绝戴任何“社会我”的人格面具，或是放弃真实的我，做一个甄宝玉似的乖孩子，我想任谁都不能给出正确答案。
论语读后感一
曾经有人说过：“得论语半篇，则得江山。”从而可以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这部曾被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于我们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活，它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不管是《论语》中的那个理念，仁、德、学、治国之道。都对我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现代社会中，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已经开始渐渐被改变。许多人把父母的养育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却把养育父母当做了一种累赘。难道我们忘记了父母那无私、无价、无限的爱了吗？
孝乃是《论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子又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一喜为父母还在世而喜，一惧，因父母年高而惧。可是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去把一喜一惧给误解了，这是孔子的错呢？还是我们现代人自己的错呢？也有许多人觉的自己已经尽到了孝道了，他们都说“我父母吃的是最好的，穿的是最新的，住的是最大的。”可是他们却不知道，孝道乃是心为先，行为次。面对父母，今天的儿女应该要问问自己：如何让老人因为有自己这个孩子而感到自豪，我们怎样做到真正的孝？一首现代歌唱出了许多父母的心，那就是《常回家看看》，父母不在乎你在外面做什么，不在乎你给与他们多少。在乎的仅仅是你对他们的心，希望你可以常回家看看，不管如何，他们只要能看见你们，那么他们就会觉的他们是最幸福的老人。
在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要做到一点：“事父母，能竭其力。”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到竭尽全力，尽自己所能去孝敬父母。心为先，行为次。当往往我们把这竭尽全力都用到了工作上面去了，对于父母，我们竭尽全力了吗？
最后我希望大家记住孔子的两局话：“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和“事父母，能竭其力。”只要父母还在，那么就是我们这些做儿女最大的幸福，把握现在，不只是只有“天下父母心”。让我们做到“天下儿女心”至少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不会为此而感到后悔。
论语读后感二
百善孝为先，这是儒家的思想观点，那么儒家为何要把“孝”字捧到这么高的位置，人又如何尽孝道呢？翻看儒家最经典的典籍《论语》，我们便能从中找到答案。
先看看《论语》里是怎样对孝定义的。
鲁国的孟武伯向孔子怎样尽孝道。孔子答了一句：“父母唯其疾之忧”。就是说要象父母担心孩子的病一样。为人父母的都应有这样的体会，孩子有了病或者多少拉了点肚子、受了点伤、着了点凉，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不是担心、掂念、疼惜，恨不得这病疾转到自己的身上，让孩子免受其苦，快快乐乐？
孔子这个回答是十分智慧的，他不去做一大通应该如何如何的说教，只抛下这句半拉子话让孟武伯自己去理解、体会。父母在你小时是怎样疼惜你的，你现在也去怎样疼惜父母，这就是孝。孝顺父母的心情，也要象“父母唯其疾之忧一样”，是从内心到行动，都切切实实的展现出来。做父母的，又有哪个对孩子病疾的疼爱、惦念不是发自于心、油然而生，而需要别人来规定如何做才算尽礼呢？
孔子认为孝要发自内心，不能走形式。在子游向孔子问孝时，他就回答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这里严厉地说，不要以为给父母供吃供喝，养着父母这就叫孝了。养狗、养马，也是这样养。不从心底里敬爱父母，养父母和养犬马有什么区别！
孔子还认为尽孝要始终如一，他提出了一个词“色难”。“色”就是脸色、神色。一个人尽一次孝并不难，难得是始终孝字当先、不厌其烦。朱熹对“色难”一词有精辟的见解：“盖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尔，服劳奉养未足为孝也……”无论伺奉父母的活多脏、多累，无论父母有多唠叨，在父母面前，始终不改色，和悦如一，这才是真正的孝。正如孔子所说的：“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又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后一句是说，父母的年龄生日不可不记得，父母每过生日，既为生辰而喜，又为增岁而惧。
孝还表现在自个好好做人，不辱没先人。这是孔子对尽孝的另一个要求。他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那么孔子为何要彰扬孝道呢？
关键词 儒学 意识形态化 建设 启示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总是存在着多种政治思想，必然有一种政治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并对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起着指导作用。从历史来看，一种就是掌握着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另一种是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某个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儒学属于前一种，始终贯穿于中华文化脉络之中。自汉朝正式确立儒学思想的统治地位，尽管出现了时兴时废的现象，但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它始终扮演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一直到近代。这个过程离不开儒家学者们的努力，离不开统治当权者对儒学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极力推崇以及积极建设。
一、儒学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演进过程
孔子较早触及到了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提出应以发展经济为先，发扬德治礼教优势。在孔子看来，经济发展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他认为治理一个国家，首先要发展经济，“使民以时，轻征薄敛”；其次要加强德治礼教，“不学礼，无以立”。在他看来，德治礼教优于政令、刑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做到“有耻且格”。教育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有密切的联系，应把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等灌输给人民，可以起到施加政治影响的作用；最后，他认为统治者应以身作则，以“礼”和“仁”为核心内容，教育人们学“礼”。这一系列的灌输礼乐的思想，其中有不乏积极的方面，但也有一些消极的思想，如教育分等级等。由孔子创立的儒学思想，包含了礼乐、名分、宗法、井田、孝悌仁义等思想，经孟子的阐扬、理论化，再经荀子对儒、道、法各派思想的整合与超越，奠定了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基础。
孟子提出“制产”、“恒产”、“保民”、“教民”、“与民同乐”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之三宝，关键还在于能否得民。他认为，应“省刑罚”，为民“制产”，使民有“恒产”。正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说明人民有“恒产”的重要性。他还主张，“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因而要尽力“保民”、“教民”。
荀子提出“教诲”以“调一”以及尊师重“礼”思想。他发展了孔子的“礼”，从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认识论和性恶论出发，认为教育具有统一思想行为的作用，使兵强城固，国富民强。《荀子.强国》载：“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犯）也”，可见，教育对个人而言“至乎礼而止”，“化性起伪”。荀子认为师是礼法的化身，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哀，必贱师而轻傅”，他时常君师并提，足见其非常尊师。
董仲舒的“变民风，化民俗”思想。他从抬高君权的角度，认为教育是王者必不可少的权力，他说：“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正如他所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可见，董仲舒认为学校是王者实施“德教”的主要阵地，目的在于育才、“变民风”、“化民俗”，甚至认为教化比刑罚来得有效。
韩愈强调教师应有“师道”，信守“道”，传其“道”。他认为，“学所以为道”，即“古道”，儒家仁义之道，也就是“先王之教”。朱熹承袭儒家思想观点，主张封建伦理之教。他认为“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他还把“存天理、灭人欲”的“复性”之说，与“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作用等同起来，用理学对儒家传统教育观点作了新的解释。他影响最大的《四书集注》，在元、明、清各代均被列为官学的必读教科书。
思想统一是皇帝中央集权的必要条件之一。王安石在《虔州学记》中提出：“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则彼不知者驱之尔……故举其学之成者，以为卿大夫，其次虽末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为士，此舜所庸之者也”，这句话表明，教育是为了中央集权封建制国家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是为了“备公卿大夫百执事之选”。他认为办学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子。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者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他还认为，整个社会应以伦纪纲常为教，在上者身体力行，民自可化于上而不自知，即教之之源。
二、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发展历程
西周“以乡三物教万民”。从夏朝开始发展到极盛的西周，在大约一千三百年的时间里，奴隶主统治阶级始终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文化教育以尊礼为特点，实行“诗书礼乐以造士”；内容上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主，《周礼》载：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乡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艺）；形式上以学校教育、祭祀、军事、乐舞为载体，培养统治阶级的治术人材。西周统治者相当重视“礼”教，出现了“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现象。实质上，这是一种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意识形态教育。
汉朝推崇“独尊儒术”以育才化民。汉初统治者基本上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到汉武帝当政期间，他根据自身统治的需要重新肯定了教育在育才和化民方面的作用，以儒家经典理论为主要内容对人民进行教化，并培养和选拔儒学人才。他还“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整理古籍，厘订文字”等。实际上，他把教育作为“大一统”的工具。
唐朝以崇儒为主，以佛教和道教为辅。到唐朝初期，封建统治者吸取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笼络人心、缓和矛盾的改良政策，如废除一些隋代的苛禁，减轻一些赋税徭役等。唐高祖初定天下，即“颁好儒臣”，设立儒学，诏立周公孔子庙。唐太宗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体会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更是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常与他们讲论经义，商讨政事。还曾经命人撰定《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他给太子作的《帝范》十二篇，基本上是儒家的帝王术。可见，唐太宗非常重视儒学，统治实践也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其后诸帝大体上也祟尚儒术。唐朝意识形态建设还有一个突出特征是表“礼”内“法”，具体体现在“唐律”和“唐礼”之中，“唐律”将“唐礼”法典化，“唐礼”体现儒学“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教思想。纵观唐朝在教学、科举考试方面均以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贯彻“三纲五常”，培养和选拔儒术人才。
宋朝尊孔崇儒。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割据，重用儒臣，特别提倡科举，扩大取士名额，提高儒学的地位。他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并规定“进士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宋真宗以后，儒术更是得到了大力提倡。他曾加溢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并亲自撰写《文宣王赞》称颂孔子是“人伦之表”，孔学是“帝道之纲”；又著《祟儒术论》，还命人校订《周礼》，编注九经“义疏”，大量印行，并赐给州县学校，作为官方指定教材。宋仁宗大力倡行教育，培养选拔通晓经术的官吏，并下诏州县皆立学校，自此儒学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在全国兴起，从中央到地方涌现出一批儒家学者聚徒讲学，传授孔孟典籍，对维护宋王朝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到武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宋朝积极倡导儒学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为“理学”――宋明“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元、明、清时期依然是坚持尊孔崇儒。理学亦称道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而推衍发展于元明，终结于清代。理学在元代成为了统治者“治国安民”之道，当时在学校增读朱熹的“四书”，使之与“五经”平列。科举考试必须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在以后的明清依然照搬历史传统教育。明朝建国后，吸收前朝经验，把儒学意识形态建设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主要体现在：战略上祟儒纳士，创行八股取士，施行文化专制，禁锢思想；在思想领域极力推祟程朱理学，奉为官方统治思想，并对思想领域的不同学派加以排斥和压制。明成祖曾敕命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将其颂行于天下，作为铁定的教本。在文教方面实行过许多强烈控制思想的措施，学校和科举制度发展得更加缜密。可见，明朝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中，各项政策均以强化中央集权为目的，为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清朝建立后，实行儒术统制思想的政策，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对治理国家的作用，立国之初制定了“兴文教，荣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尊崇孔子，倡导儒学。
三、对当代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均深深烙上了儒学的印记，一方面形成了优良的教育传统，另一方面又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种意识形态建设脱离了实际，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就其取得的成就来说，对当代意识形态建设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其一，应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位置，为民创造财富，使民安居乐业；其二，尊师重教，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建设，不断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增强教师意识形态信仰；其三，应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其四，主动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实施意识形态教育；其五，坚持主流意识形态毫不动摇；其六，不断创新意识形态教育方式方法，使之生活化、具体化；其七，坚持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讲师，法学硕士，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
注释：
赵吉惠.中国儒学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1-10
转引自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43，78，77，80，113，142-175，348
转引自罗传奇.王安石教育思想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66，67，68
转引自胡金平.中外教育史纲.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3
关键词：沈约；形神论；因果报应
一、沈约其人及“形神论”线索
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也。约十三年而遭家难，潜窜，会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贫，志好学，昼夜不释卷。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约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谢玄善诗，任彦工於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曰隐。[1]
沈约的《形神论》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属于魏晋时期，这些文学作家都有自己的观点，不像文字狱时期或者时期那样的没有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自由。
在他之前就有人在争论关於“形神”的问题，晋宋之际有《牟子理惑论》、慧远《神不灭论》、宗炳《明佛论》、《答何衡阳书》、郑鲜之《神不灭论》、罗含《更生论》、孙盛《与罗君章书》、何承天《达性论》、延之《释达性论》，而在齐梁时代形神之争发展到，范《神灭论》、琛《难神论》、沈约《形神论》等。首先，我了解到沉约不仅写了《形神论》还写有《神不灭论》、《难范神灭论》、《答释法云书难范神灭论》、《六道相生作佛义》、《因缘义》等这一系列的文章，都是在反驳范的“神灭论”的观点，他曾说过“神本不灭，久所服膺；神灭之论，良用骇惕”。
由这篇文章可见沈约是有神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而范是无神主义者。他们各持己见，从而引发的一场关於“有神还是无神”的论争。“对於形神之中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问题，印度佛教之宗派大多是属於唯心主义的。换言之，它们往往认人的意识（识、识神之类）决定了人形体的存在与发展，其中只有识与识神等在起主导作用，而形只是从属於识和识神的，是识和识神的物质形态。”[2]
二、主张有神论
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僧人一开始就奉佛神。在中国佛教界看来，有神论是佛教理所当然的主张，整个东晋南北朝佛教神不灭论思潮是对印度佛教有神论思想的巨大发展。佛教“神不灭”论所说的“神”既是生死轮回，承担业报的主体，又是大到涅境界的依据。[3]印度佛教原是反对神教得，大乘空宗从缘起性的空的观点出发，否定一切实体，也不赞成神不灭论。但是由於佛教讲业报轮回，就碰到轮回的主体问题，中国僧人及当时的思想界以及中国传统的“灵魂不灭”的观点去理解和接受佛教，结果把不灭的灵魂作轮回报应的主体，把不变的神性作成佛的解脱的根据。慧远曾撰《神不灭论》梁武帝衍撰《立神明成佛记》，力陈人死后灵魂不死，神性不断，正因神性不断。所以“成佛之理皎然”，这种思想受到当时一些思想家的反对，由此衍化出南北朝时期的形神之争。[4]正是因沈约是跟随梁武帝，所以沉约的思想观点也是和梁武帝是一致的，主张“神不灭”论的观点。所以就写了《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神灭论》等一系列文章。
“凡人一念之时。七尺不复关所念之地。凡人一念。圣人则无念不尽。圣人无己。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总无不尽之万念。故能与凡夫异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时。则目废於视足废於践。当其忘目忘足。与夫无目无足亦何异哉。”这几句主要讲的是人的意识起主导作用，意识可以脱离人的躯体。圣人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就能与凡人区别开来。当人的意识脱离的躯体，则目、足都会脱离它们原有的功能，与人没有眼睛、足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形体是精神的物质基础，形是神的物质载体，形是神的作用，是第二位的。“但凡人之暂无其无。其无甚促。圣人长无其无。其无甚远。凡人之与圣其路本同。一念而暂忘则是凡品。万念而都忘则是大圣。以此言则形神几乎。”凡人与圣人对於意识的看法是有区别的，凡人的意识的是短促的、短暂的，而圣人的意识则是长久的。所以圣人的形神观念是不同於凡人的。形是有情有数有感，可以生灭变化的。神是超越情数感应，不会生灭变化，又能周遍感应业报的永恒不变的实体，形尽而神不灭。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与现在我们大多数数信仰的马克思唯物主义是相去甚远的。他这的圣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神或者是神灵，就是有神主义，即神不灭论。
三、讲究因果报应
“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恶之来皆有定业。而六度所修咸资力致。若修此力致复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则力致之功不复得立。六度所修几於废矣。释迦迈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无始。本不资九。安得称劫。余以因果情照本是二物。”[5]在此沈约主张“因果报应”的观点。并举出了“释迦迈九劫勇猛所成”的例子。为什么会迈九劫而勇猛所成，是因勇猛定於无始。“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动而因果隋之。未有情照因果何。”作者讲究因果轮回报应，有什样的行就有什样的因果报应，因果与我们自身的行是分不开的，它们是二者不可分离的，没有了“情照”就不会出现“因果”，“因果”就没有付的地方。印度佛教原是反对神教的，大乘空宗从缘起性的空的观点出发，否定一切实体，也不赞成神不灭论。但是由於佛教讲业报轮回，就碰到轮回的主体问题，中国僧人及当时的思想界以及中国传统的“灵魂不灭”的观点去理解和接受佛教，结果把不灭的灵魂作轮回报应的主体，把不变的神性作成佛的解脱的根据。“因识二涂用合本异。其本既异厥体不同。情照别起於理非碍。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佛教的“因果轮回报应”的观念，一直影响到后世。现在的生活中偶尔也会出现这种观念，俗语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这就是讲究因果报应的，你做了什么，就会有什样的后果报应。做了好事，就会有好报；做了坏事，就会有恶报。这样可以让人们有一种意识，要多做善事，自己积阴德。笔者也比较赞成这种观点，多做善事，使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同时这种观点与西方的信仰耶、中东的穆斯林有著异曲同工之妙，上帝、真主阿拉之类的有关，只要你做了好事，上帝、真主阿拉就会保佑你的，反之则会受到报应的，或者说是天谴的。这与国外的有神论多多少少有些相似之处，也许与我们人类共有的心有关。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人一出生的时候都是善良的，只是在社会的磨练下或许有些人会变恶，有些人会一直保持善良的本性。而变恶的人，就会有因果报应。所以就有“因果报应”。
四、总结
综上所述，沈约不仅在文学上有我们认可的成就，诗歌中的“永明体”。但在他的价值观里，可能与我们现在有些信仰唯物主义者有些背道而驰，但在他所属的生活的时代里，多种思想汇合，不知是因是追随梁武帝，所以就会有“有神论”的观点，还是因他自己的生活阅历而形成的“有神论”的观点。也可看出生活於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是自由开放的。在此之前只是儒家、道家及一些杂家的交融，因佛教的传入，又使得人们的思想接受了外来的思想，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李延寿.南史・沈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369.
[2] 李小荣.弘明集广弘明集仑苏稿[M].四川：巴蜀书社.2005.478
[3] 祁志祥.佛学与中国文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16.
但由于经典本身的博大精深，课程开展绝非轻而易举，实施过程和学习方式都需要深入探究。比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先学什么，后学什么，如何做好过渡和衔接？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学习哪些篇章，研究哪些问题，才能做到对文化经典的选修不是“挂一漏万”，而能做到“尝鼎一脔”？在学习方法上，教师如何适应当代学生的学习趣味，使他们乐学、爱学经典，并学有所得？对此，教师需进行周密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分步实施。
一、实施过程初探
1.《论语》讲堂
在高中开设“儒道互补”选修课，教师要让学生明了儒、道两家的基本思想，在此基础上开展批判性研究。《论语》是儒家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自然成为学习的首选。如何开展这门课，却见仁见智。因为《论语》二十章，内涵相当丰富，而且后代的注疏阐发之作层出不穷，枝繁叶茂，构成庞大的儒家学说体系，对它的研究学习足以令人皓首穷经。但在目前高中阶段，教师只能拿出有限的课时进行选修，因此需要对之进行准确的定位，求得学习的高效实用。
（1）初识孔子。教师可以让学生走进图书馆借助互联网等资源自己查找有关资料，了解《论语》的相关知识，了解当今各国所建孔子学院的情况，还可引导学生学习《史记・孔子世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观看《百家讲坛》鲍鹏山的《孔子是怎样炼成的》以及电影《孔子》等影视资料，有条件的话，可引领学生到孔子故里曲阜参观“三孔”（孔庙、孔府、孔林）。通过这些手段，使学生在学习孔子思想之前先充分地了解孔子的生平经历、思想成就及广泛深远的影响。
（2）观孔门弟子。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他的人生是与教育和学生分不开的。孔门弟子的人生、事迹是对孔子形象的立体化补充。因此，教师可以让学生广泛搜集了解孔门“七十二贤”，尤其是“四科十哲”（指在“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方面非常优秀的十大弟子）的事迹。当然，这也是引导学生思考为人为学的经验。
（3）孔子思想初探。教师要对《论语》学习内容进行选择整合。《论语》全书共有20篇，492章，约13 000多字，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可印发《〈论语〉名句100句》发给每位学生，作为主要研究内容。《论语》的其他章节，教师可以让学生借助注释，自主学习。
同时，由于《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各自辑录而成，没有固定的编者，也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章与章之间，篇与篇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只是大致以类相从，有些章节还重复出现，因此在学习时，教师可按语句思想内涵重新整合，分成如下教学板块：孔子的“仁”思想初探，孔子的“礼治”理想初探，孔子的“和”思想初探，孔子的君子观批判，孔子的文化观批判，孔子的学习观批判，孔子的孝道观批判，等等。各板块内容可能会有所交叉，但通过这样比较深入的研究，可以窥豹一斑，有助于学生真正掌握《论语》精义，保证选修课的实用和高效。
2.《老子》、《庄子》选修
《老子》可重点选修第一章、二章、十九章、七十八章、八十章等章节，《庄子》可重点选修《内篇・齐物论》、《内篇・养生主》及《外篇・箧》等代表性篇章，从而了解道家思想“道”、“有无”等基本哲学概念，“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等辩证法思想，“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时寡欲”、“逍遥”的人生态度以及“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治理想。通过以上教学环节，教师要让学生了解老庄哲学的基本内涵，辩证思考其人生理想和政治构想的消极及积极意义。
3.“儒道互补”的批判性研究
在比较充分地了解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师生开展“儒道互补”的批判性研究，主要探究以下几个命题：
（1）如何看待老子的“天道”、孔子的“人道”。
（2）儒、道的“义利”之辨。
（3）儒家“五德”与道家“无为”的相克相融。
以上三个教学阶段前后衔接，先分后总，将儒道思想逐层深入地展开，有利于学生比较深刻透彻地掌握儒道互补的思想内涵，理解其相克相生的过程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批判继承两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二、学习策略初探
学习策略的研究分为两方面，一是学习途径问题。这主要指在新课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原则要求下，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借助工具书、图书馆和互联网上的学习资源，又要不被其左右，不唯师，不唯网，重在学生的自我解读。二是学习的方法论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研究在阅读过程中如何引导学生注重反思，探究论著中的疑点和难点，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乐于和他人交流切磋，共同提高。此外，教师也要研究如何引导他们对文化现象作出分析和解释，提高自己思考、交流的能力和认识水平。同时，学习经典的过程也是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培养他们借助经典的思想观点来分析解决当代社会生活问题的意识。这里要着重处理好两种关系，即个人阅读与集体阅读的关系、个性阅读与吸纳借鉴他人观点的关系，以及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异观点的辩证分析等等。
具体操作上，教师可采用如下学习方式：
（1）开展课堂研讨或辩论。
（2）把自己的感想写成读后感并与他人交流。
（3）借助网络学习，并在网上与他人（如名人、大家）交流。
（4）有条件的话鼓励支持学生主动去听有关文化经典的讲座，等等。
以上方法都是学习该课程的有效策略。
姑举以课堂辩论的例子进行说明。
教师在课上进行老子辩证法思想的批判性研究。老子是一位智者，老子的思想扩大了人类文化的广度，增加了文化的深度与韧性。他反对无止境地追求物欲的满足，讲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反对以人为的方式扭曲本性，主张体法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讲，老子思想正是化解今日诸多危机的良丹妙药。但老子思想同样精芜并存，教师可采用辩论形式，将学生分成肯定老子思想的正方和否定老子思想的反方，双方唇枪舌剑，老子思想的光芒和晦暗之处便自然为学生所认知。
正方（总结）：老子教人“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而以下为基”，不仅是教导统治者要谦虚谨慎，民贵君轻，更是教导我们每个人要韬光养晦，不要过分暴露自己的智慧、力量和优势。要善于隐藏自己的强大，而且不要去竞赛或者争夺那种强大。要“守柔若强”、“贵柔”、“知足”，只有这样才能持久而有韧性，保全自己并转化劣势，才可能战胜对方而不会被转化。老子思想能开启人生的智慧，启发人们骄兵必败、哀兵必胜，让人学会后发制人、忍胯下之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大勇若怯、能屈能伸，在忍让和屈辱中求得生存的可能，积蓄力量，用以夺取最后的胜利。道家教人不要过分地伤毁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可以拯救当今社会对自然无限掠夺的弊端。同时，道家在政治上极力反对干涉，反对专制，反对划分等级，也有它的重要意义。
反方（总结）：老子的无为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悖论”。人有思虑、有知识、有、有作为，都是自然而然的，“有为”本就是人类生活之必然趋势，而故意去思虑、去知识、去、去作为，实在违反人类生活的自然趋势。去“人为”以返回“自然”，正是最大的“不自然”。道家教人不以得失祸福毁誉穷达害心，脱除名利思想，但当今世界，有几人可以依此修养，得到一种精神的解脱？
辩论中，无论正方还是反方，学生的思想都充满智慧的灵光，是他们充分了解老子思想及当下意义，做了精心准备后小组集体声音的呈现，是一种思想的合作交流。而且，这种交流会催生碰撞出更璀璨的思维火花。学习经典的过程是理解经典的过程，也是质疑经典、运用经典的过程，既与学生自我修身养德相结合，同时也是在引导他们借助古圣先哲的思想来思考现实生活和社会人生问题。
关键词:和;音乐;关系
据可靠文献记载,中国音乐美学思想最早出现于西周末年(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至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递进的阶段,在思想领域中神性地位下降而人性地位上升;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取代了天命宇宙观。先秦史书《国语》《左传》中记载的虢文公、史伯、单穆公、伶州鸠等人论及音乐的话语都涉及到了关于音乐美学的范畴,蕴涵了深刻的美学思想,他们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光辉启点。
音乐实践的发展与变革促使音乐审美逐步由经验上升为理论。涉及到了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音乐美的构成
史伯认为“以他平他谓之‘和’”,单一的声音是不动听的。高低不同的众多乐音组成悦耳的乐曲。春秋末年的晏婴认为:“和”既由不同事物构成,又由“小大”“疾徐”“短长”“哀乐” 等对立因素构成。这些相异事物,对立因素的结合必须增补不足的,去掉过多的,达到完美的理想状态。这个时期的人们已经明确的提出了“乐从和”(《国语•周语下》)的命题。认为音乐的基本特征就是“和”。包含两层意思:1.和谐,即异物相杂,矛盾个方面既有主次之分,又相辅相成,相反相济,对立统一。2.平和,无过无不及,即所谓“济其不及、一以泄其过”,使各种因素处于“和乐如一”的平衡状态,任何一方都不过分突出自己,节制有度。
对待音乐,要关注音乐中所蕴含的情感。在浩如烟海的音乐作品中,有些作品的情感是单一的,有些作品的情感是对比的,有些作品的情感则是复杂而多变的。因此,也就要求人们关注音乐作品的整体,关注音乐作品的整体情感。
二、音乐与自然的关系
随着“阴阳五行”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形成,人们会以自然之“六气”、“阴阳五行”,来解释音乐,重视音乐与“风气”的关系。认为要“省风以作乐”,“省”即观察、考察,考察自然之风以创作音乐;“乐以开山川之风”,即音乐可以用来开通山川自然之风,使之畅通无阻。人们得出关于音乐功用的思想:认为音乐可以用于战事(用音乐听测风声的强弱,与之战争的胜败),也可以用于农事(用音乐预测风声是否利于农事,进而调节风气,使风调雨顺,美好的生物得以繁殖)。
这种音乐观体现了音乐与自然的和谐,也能促进自然和谐的思想。就是萌芽状态的阴阳五行音乐思想,这种思想后来为道家所继承、发展:以“天”为本,崇尚自然,以恬淡平和为准则,其思想可以一言蔽之,曰自然乐论。
在各族人民生活中,民间歌唱活动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几乎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他们以歌唱倾诉男女间的相互爱慕,以歌唱激发生产斗争中的劳动热情,以歌唱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对婚配的祝福,以歌唱抒发丰收的喜悦和节日的欢乐。可以说自然环境对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音乐源自人们的生产劳动生活,音乐同样作用于人类的生产实践。崇尚自然风,崇尚中国风,中国古典元素在歌曲创作上也体现得很深刻。
三、音乐与社会的关系
重视两个关系:音乐与社会、音乐与政治。一方面认为音乐必须受政治、经济的限制、阶级关系、登记关系的制约,因而强调对音乐必须““为礼以奉之”(“奉”即遵循,引申为节制的意思),“修礼以节之”(强调音乐必须受制于礼及礼所规定的德);一方面又强调音乐可以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军事、能平人心,成政事、节制百事,使得上下和同,政治和顺。这是萌芽状态的礼乐思想,是后来儒家思想的根基。
音乐源于劳动,劳动创造了音乐,音乐反映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必然表现社会的精神风貌与一定的政治倾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依据音乐与社会以及政治的关联性原则,唱响时代的主旋律。
四、关于音乐的审美准则
此时已经产生了对音乐审美的评判标准的最初雏形。提出了三个美学范畴:“五声和、八风平”“乐从和”“和从平”。“五声和、八风平”中的五声就是五音,音调;八风就是八音,即八种乐器,古代的乐器分类方法,是说八种乐器相互协调。所谓“乐从和”是说,音乐必须和谐,和谐必须平和。以音乐是否具有“平”“和”,是否是“德音”来作为评价标准。反对“新声”“声”(即过度)。对于音乐的评价标准,究竟是“和”还是“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产生了所谓的“和同之辨”。“和”的理论的提出,以及作为评判音乐的标准,是针对当时音乐理论中的“同”而提出的。认为音乐的基本特征就是“和”,即和谐。包含两层意思:1.和谐,即异物相杂,对立统一,相辅相成。2.平和,无过无不及,各种因素节制有度,“和乐如一”。因此“平和”必然引申出音乐中的“节”与“度”的概念。
这个理论在辩证的同时,也是保守的,它强调的不是对立统一,而是平衡和谐,强调转化矛盾维持旧的统一。这个对音乐实践来说否定了音调的单一,但是也肯定了音乐风格的单一,不利于音乐艺术的变革与创新。
这些音乐理论,虽然不是成片的论著,但是对后世音乐审美,音乐美学史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论述说明,当时的音乐创作已经比较重视音乐实践,把对立统一协调化,作品中反映出了一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观点,这些都纳入到了对音乐行为的具体分析中。同时,强调社会人文的要素,要求“四和”:“乐和”“人和”“心和”“政和”。
音乐中的情感表现形式承担着传达与交流社会成员情感体验的职能,使音乐常能在某种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或具体的社会交往场合发挥某种带有实用效益的功能。音乐之所以能作用于人类的生理、心理状态,其最底层的物质基础是声波对听觉器官的刺激会引起人体内的生理反应(如呼吸、脉搏、血液成分、内分泌、脑电波的变化)以及动作、情绪反应;在此基础上,按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的乐音则以其形态样式的整体对应于社会生活的情景、民族心理的特质、阶级意识的显现等。因而能把这类反应导入意志行为和社会情感的轨道,并最终导入人格、情操的范畴。因此,音乐所唤起的人类理性并不停留在语言符号的、抽象的、精神性层次(如知识领域里的概念体系,道德领域里的律令训条)上,而已经落实到调动一整套生理活动的、实践的、物质性的层次上,是一种充满热血激情的实践理性。原始氏族用于图腾祭祀、庆功禳灾的乐舞,就具有这类组织交流功能;在社会发展早期阶段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各种歌曲都有这类实用功能。在漫长的手工业时代,各种劳动号子都以自己特有的节奏、音调、句法协调集体的劳动动作,并起着消除疲劳、鼓舞意志的作用。进行曲和军歌统一步伐、鼓舞士气的功能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古代有“梁红玉击鼓助战”的故事。各类抒情性的歌曲则以音乐表达与交流情感,使社会成员的思想感情互相引起共鸣,达到一致。各种严肃的颂歌、赞歌和仪典音乐表达了社会成员共同的庆祝、歌颂、祝愿、憧憬,葬礼上的哀乐和悼歌则表达共同的悲痛哀思。
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对社会的影响最为深远。由于音乐能把千锤百炼、高度发展的社会理性凝聚呈现为明显直观、灵活多姿的感性形式,因此它在提高审美感受能力的同时就给人以教育,不仅对智力开发给予有力的促进(提高联想、幻想和创造性想象能力,提高抽象思维、敏慧推理的智能,提高对于外来信息的记忆、反馈能力),而且对各种非智力因素(如自制力、毅力、细心、专注、适度)的培养,以及性格、情操方面各种良好素质的塑造,都具有深远持久的作用。在原始公社时期形成而以后保存在奴隶主子弟教育项目中的“乐”,是音乐发挥其审美教育功能的古老而朴素的形态;它是古代乐教思想产生的土壤,在古希腊柏拉图和古中国儒家的政治理想中都包含这一成分。在欧洲,自从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审美教育主张以来,教育中的审美教育因素更广泛发展。中国近代教育家和音乐学家王光祈也都提出过美育和乐教的主张。在当代生活中,高尚音乐的演出和传播,是以社会教育形式出现的审美教育活动,它可以对社会成员发生道德伦理的陶冶和教化作用;如果这些演出和传播不按照健康的审美理想加以规范,音乐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塑造将发生反面的效果。萎靡、粗野、丑陋的音乐,只可能导至社会精神生活的贫乏、低级,甚至混乱。
音乐还可以提供有教养的娱乐,有文化的休息,通过松弛的审美享受来积蓄精神的素养和活力。从原始氏族的集体歌舞,后来的儿童唱游,到各民族现存的集体歌舞,群众聚会上表演的歌舞节目,都发挥这样的功能。通俗轻松的娱乐音乐,在古代社会中常作为宴饮音乐出现,在后工业文明的条件下,则常作为餐厅、茶座、商场、候车室等及其他休息场所的背景音乐来播放,以增强日常生活中的某种情趣。从这种社会功能的反面表现来讲,娱乐音乐中格调低下、趣味庸俗的部分可能对人类精神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和腐蚀作用,这是有必要抵制和克服的。
参考文献:
[1]列•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4.
[2]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 [C].北京:人民音乐出
版社,1990.
[3]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