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1 15:51: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进化生物学的意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达尔文；进化论；意义；演变；生物
进化生物学是生物学中最基本的理论之一，它是由大家都熟悉的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构成的。即指出关于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逐步演变过程的学说。随着进化论的发展，产生了现代综合进化论，而当今演化学绝大部分就是以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演化论为指导。除此之外，埃尔温·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为主体方向，进化论已为当代生物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其进化论有三大经典证据：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和胚胎发育重演律。进化论除了作为生物学的重要分支得到重视和发展外，其思想和原理在其它学术领域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形成许多新兴交叉学科，如演化金融学、演化证券学、演化经济学等。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进化论的基本含义，也就是说进化论里生命的演进是以自然选择和适应自然的能力为标准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曾遭受过质疑，曾有一个学说叫做：智能设计假说（又称“智慧设计假说”），这一种思想认为，“宇宙和生物的某些特性用智能原因可以更好地解释，而不是来自无方向的自然选择。”这一假说的主要支持者包括发现研究院等基督教智囊团体，他们认为，智能设计假说是同等重要的科学理论，甚至比现有的科学理论对生命起源问题的解释更加合理。
但是智能设计并没有进化论的能力，相反的，智能设计本来就是悖论。如果智能先于设计存在，那么智能必定有个存在的“环境”——请问没有被智能设计的环境产生之前，智能存在于什么样的环境中？那么这个环境又是谁设计的？如果说根本没有环境，那么智能设计者也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因为没有背景环境，何来本体。
另外，智能设计是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设计吗？如果是，它既然是“智能设计”且超越一切被设计物，应当同时设计出所有的被设计者，而不必待被设计者自行设计后来物；或者说，对它而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开始”，为什么我们不是从开始到未来永生的？
如果不是，那么它开始设计和终止设计都分别在什么时候？它又是否知道它设计出的物中一部分有自行设计的能力？如果承认被设计物有设计能力，只不过这种自行设计的能力就是它赋予的，那么智能设计只能解释“第一因”或者“第一至第N个因”，却不能适用于全部物。而如果是这样，它怎么能算得上“智能全知全能”？
因此到目前为止，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到目前为止即使受到过质疑，依然被承认和认可。生物的进化沿着怎样的规律，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对物种灭绝和各种生物的进化演变提供理论依据
那么生物进化论在现实生活中有哪些意义呢，这就主要从物种方面开始讨论：
（1）物种形成是生物对不同生存环境适应的结果生物生存的环境具有变化性和异质性。环境随时间的变化导致生物的适应进化，环境在空间上的异质性导致生物的分异（性状分歧），分歧的结果是不同类型的生物，即物种的形成。不同的物种适应不同的局部环境，不能设想有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环境的一种生物。各种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分化，歧异产生更多的物种意味着也能够占领更多的生存环境，生物的不连续性是生物对环境的不连续性（异质性）的适应对策。
（2）物种间的生殖隔离保证了生物类型的稳定性物种在种间生殖隔离的存在下能保持物种相对稳定的基因库，没有种间的生殖隔离就会使已获得的适应因杂交而溶化丢失。所以物种的存在使得生物及保持遗传的相对稳定，又使进化不致停滞，保持进化的不可逆性，成为进化的基本途径。
（3）物种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
物种具有可变化性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但这只是相对的，一个物种不能永远适应变化着的环境。当环境变化的速度范围超出原有物种的适应能力，灭绝就会发生，这时新的环境也有待新的物种去占领。生态系统也要适应环境的变化，物种的更替（种形成和灭绝）和种间生态关系的改变可以使生态系统适应变化的环境，生物与环境之间从不平衡又达到新的平衡，从而推动整个生物界的进化。在这种宏观大进化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是由物种进化所推动，物种是小进化的终点，同时又是大进化的起点，所以说物种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
（4）物种是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单位不同的物种因其不同的适应特征而在生态系统中占有不同的生态位。因此，物种是生态系统中物质与能量转移和转换的环节，是维持生态系统能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关键。 [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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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晓明，宋秀英.生物遗传进化学，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
[5]Klug W S，Cummings M R.Concepts of Genetics.New York：Macmillan，1993.
关键词：问题情境；创设；生物进化理论；教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8—0230—1
对于生物进化理论教学而言，教学目标要求学生明确掌握包括种群以及基因频率在内的相关概念，并且能够借助于对基因频率的准确计算，理解种群进化的本质在于基因频率的改变这一中心内容。以上教学目标的设定使得生物进化理论教学所面临的教学形式比较严峻。而借助于问题情境的创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以问题情境的方式提供学生参与生物进化理论学习的动力，并逐步培养学生自主探究以及归纳推理等多个方面的自主式学习技能。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试对其做详细分析与说明。
1 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导入生物进化理论教学内容
生物进化理论教学内容的导入能够通过问题情境创设的方式实现，并且能够引导学生进行发散式思考，结合学生对既有知识以及日常生活现象的认知降低生物进化理论教学的难度，其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例如，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创设这样一种问题情境：我们知道，一种类型的抗生素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其杀菌效果势必会有所降低，导致抗生素杀菌效果降低的根本原因在于细菌产生了一定的抗药性。在此基础之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借助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对细菌产生抗药性的原因加以分析。在这一过程当中，学生可以展开对这种分析方式不足之处的自主思考。教师可把握教学时机，明确指出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无法从根本上对进化原因进行解释，进而引入生物进化理论的教学内容。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基于对生活现象的认知展开问题的思考，基于对既有知识不足之处的认知接受新知识，从而降低了新知识接受过程中的难度。
2 通过创设问题情境明确生物进化理论教学知识点——种群
学生要想提高对生物进化理论知识的学习效率，其关键在于明确生物进化理论教学的关键知识点。传统意义上仅仅依靠教师“照本宣科”式教学方式进行灌输式教学的模式显然并不合理，借助于问题情境的创设能够以一种有针对性、有目的性且有层次性的方式引导学生针对生物进化理论教学的关键知识点进行推理归纳，这对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而言同样是极为关键的。例如，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以多媒体材料为载体向学生展示自然界中的桦尺蠖群体。在一群白色桦尺蠖群体（基因型表现为aa）中偶尔出现有一只黑色的桦尺蠖（基因型表现为Aa）。并且黑色桦尺蠖较白色桦尺蠖而言存活机率更高。那么，这种现象会导致桦尺蠖群体的颜色产生怎样的变化呢？在这种问题情境作用之下，教师应当引导学生针对两个方面的问题加以思考：一方面，在整个白色桦尺蠖种群中出现的黑色桦尺蠖生存状况如何呢？另一方面，黑色桦尺蠖所产生的新基因型Aa怎样才能保存下来了？学生针对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思考，认识到黑色桦尺蠖在整个种群中的命运既有可能存活，同时也有可能死亡。而要想黑色桦尺蠖所携带的新基因型Aa能够保存下来，只有依赖于黑色桦尺蠖对后代的繁殖，并借助于对新基因型的保存最终使得整个桦尺蠖群体发生进化。通过以上问题情境的创设，学生能够较为深刻的认识到一个方面的问题：即针对生物进化的研究并非单单针对个体表现型与环境的适应性能够进行研究，其更多的是研究整个群体中基因组成的变化。与此同时，通过对桦尺蠖群体概念的辨析，学生能够自主归纳推理出生物进化理论教学的最为关键的知识点，即种群是生物进化的最基本单位，从而为后续知识点的引入与学习奠定相应基础。
3 通过创设问题情境明确生物进化理论教学知识点——基因频率
基于有关对桦尺蠖群体进化现象的分析，教师应当通过创设“桦尺蠖群体发生进化现象的实质是什么”这一问题情境的创设，引导学生对中旬基因频率的改变加以认知。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对数学方法的综合应用解决这样一个方面的问题：假如在整个桦尺蠖群体当中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基因型表现个体，其中30%桦尺蠖个体的基因型表现为AA，60%桦尺蠖个体的基因型表现为Aa，10%桦尺蠖个体的基因型表现为10%。在整个桦尺蠖群体以这样一种基因表现形态方式进行繁殖的情况下，繁殖子代桦尺蠖群体个体所表现出的基因频率是否与繁殖亲代表现一致呢？学生基于对这一问题情境的认知与理解展开计算，计算结果显示繁殖子一代、子二代以及若干代之后整个桦尺蠖种群的基因频率并不会出现任何改变。在此基础之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以上计算结果是建立在怎样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呢？另一方面，对于自然界实际环境中所生存的种群而言，以上五个方面假设条件是否能够完全成立呢？学生展开独立思考，发现对于自然界实际环境中所生存的种群而言，要想同时满足包括①种群数目庞大；②种群所有雌性个体及雄性个体间均能够自由且成功繁衍后代；③种群繁殖过程当中不存在迁出与迁入行为；④种群繁殖过程当中不存在自然选择行为以及⑤种群繁殖过程当中不存在变异问题在内的假设条件是不可能的。从而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归纳并总结生物进化理论教学的关键知识点之一：即种群进化的本质在于基因频率的改变。
4 结束语
生物学教学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知识点覆盖面积大、识记难度高，大部分学生往往会感觉到整个生物学科的教学课堂比较枯燥与乏味，进而导致课堂教学效率低下。而借助于创设问题情境的方式则能够有效改善这一问题，其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以上问题希望引起各方的关注与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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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对“意义”的遮蔽
人生活在两重世界中，即自然本体世界与自由的意义或价值世界，人的本性到底是从人的自然世界去找寻还是应该从人的意义世界去找寻，这在哲学上一直是争执不下的问题。在伦理学中也长期存在着关于自然和意义（或价值、精神）的争论，当代生物伦理学的出现，同这些争论是分不开的。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回答：一种观点认为人的理性和精神是人之为人的关键，人的自然属性和欲望是理性限制和统治的对象。所以应从人的精神合理性本质出发，通过对人的感性肉体欲望的抑制来尽量限制感官的要求，如人的激情、冲动、欲望、需要等，以达到理性战胜感性的要求，从而实现人的道德理想、价值和德行。这一观点是建立在灵魂统治身体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这种哲学伦理学传统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后经过斯多葛学派和基督教伦理学的拓展，一直到康德的以实践理性为基础的道义伦理学的传统，他们都主张从人的理性本质出发来设定道德规范。第二种观点与之相对，它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把人的自然需求当作人的本质，它充分肯定人的感望的正当合理性，把人的精神和理性看作满足感求的手段和工具，因此把寻求快乐幸福作为人的价值理想和人追求的最高目标，他们甚至把一切能够带来快乐和幸福的东西称之为“善”。这种学派从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后经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感性需求的高扬一直到近代的功利主义。另外一种观点以尼采为代表，他认为身体和灵魂，人的自然与精神是人的有机体中同样有根据的、对抗的力量，他们相互挑战并激发出最高的成就。他把人的身体称为“伟大的理性”，并试图由此理解精神性的东西在自然中就有其根源，他从自然中获得其生命冲力。尼采为此援引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他看到这种自然进化的过程不仅仅是通过自然进化的选择和适应机制来规定的，而且在本质上也是通过这种由自然进化而来的精神形式所规定的。他试图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来整合达尔文的进化论，把生命体的进化作为一种身体和精神的辩证法加以理解。在这种辩证法中，自然和理性不是相互压迫，而是相互挑战。随着尼采的影响日益增长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建立在上帝创造基础上的古典的人类图景终于实现了向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进化生物学纲领的转变。这场转变从根本上说就是在对伦理学的讨论中引入了生物学，试图从生物的角度对伦理学的有关问题做出说明。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人性论和人类图景直接构成了生物伦理学讨论道德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这种理论对伦理学提出的一个难题是：怎样找寻人的意义和自由？既然人是彻头彻尾的的“生物人”，人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并且继续处在进化之中，他并没有作为“创化的王冠”而达到终极状态。这样人作为自然的出生不再可以被当作神圣生物的肖像，并由此也不再具有自由人格，而是被理解为从纯粹的偶然事件中演化而来的，那么，人的意义世界只有通过自身生产创造才能产生。它只有通过行动赋予它的生命以一种价值。但是，倘若他只是进化的产物，其因果机制可能完全支配着他，以至于自由只是一种纯粹的幻想。生物伦理学不仅颠覆了传统伦理学的基础和人类图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它还彻底埋没了人的精神和意义世界。[5]（P379-380）事实上，人与一般动物不同，人不仅具有生物性，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人还具有社会性、反思性和创造性，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上，他还能创造一个意义世界、价值世界。在意义世界中，人能按照自己的愿望，使自身从本能和现实环境中超越出来，通过自身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打破生命本能和现实规定性的关系束缚，使自己的存在获得开放的、应然的和生成的性质，意义的存在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诚如赫舍尔所说，“人的存在从来不是纯粹的存在；他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dimension）是做人所固有的，正如空间的向度对于恒星和石头来说是固有的一样”[6]（P46）。如果没有意义，人只是一个客观的、有限的存在，是“一条在卵石和土地上蠕动的虫”，或是“一个在无边无际的浩渺宇宙中盲目浮游的生物”[7]（P18），如果人只是生物性的生命，则与禽兽昆虫并没有本质的差异，那么这种存在不足以贵称为人的生命。只有不同于动物属性的意义世界的构建才能凸显人性的尊严。生活在意义世界中，追求价值是人不同于动物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动物是单一自然性的存在，而人具有二重化的存在结构，生活在“双向度世界”充满张力的否定性结构中。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其身上始终禀赋“物性”，但另一方面，人的意义向度又要自身从这种自然中超越出来，做一个“真正的人”，意义意味着超越，不寻求意义的生物人只是一个“未完成的人”。正如当代政治理论家米歇尔•诺威克所说：“人是地球上唯一不盲目、本能地遵循他们自己本性规律的动物，而是愿意自由地选择遵循本性规律。只有人感到自由地做、或不做他们应当作的事情的乐趣”[8]（P22）人无时无刻不为超越自身生存的动物性、有限性、偶然性和受动性的愿望所驱使，无时无刻不在内心激荡着一种趋向自由的力量、热情和憧憬，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9]（P169）。人的这种自我超越，自我创造，永远向未来敞开的本性就集结在“意义”这一概念之中，这也是人的独特的价值本性所在，在这种意义世界中，人可以在有限中达到无限，在必然中把握自由，人“虽然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10]（P91），在这种意义世界中人获得终极价值依托，获得自身安身立命的基础。人拒绝接受既定的“事实”，他总是生活在“远乡”，生活在“未来”的牵引之中，正是这种对理想和自由世界的绝对指向性，变成了人类超拔自身的强大动力，引导人走上了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意义成为人存在的基础和本性，成如赫舍尔所说“正是意义照亮了人的存在”[11]（P48），正是意义和价值对人的这种特殊功用，千百年来的文人学者一直致力于对意义世界的构建。意义不是一种客观实存，“意义意味着一种不能被归结为物质关系或不能被感觉器官感觉到的状态”[12]（P50），它要求人类克服自身所固有的生物性倾向，它是人类对实存和定在的超越。生物伦理学把人看作一个纯粹生物性的存在，他们从一种生物性的人类图景出发，把人的社会属性、人的意义的存在和与此相关的价值禀赋都从其考虑中剔除掉了，把人的自然生物性看作是人的道德价值的来源和基础。似乎自然的存在涵盖了人的全部存在状态，意义世界在道德的行为方式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它以人的自然本体世界性完全遮蔽了人的自由的意义世界。事实上，人的生物性非但不是作为价值的源泉和根基，相反它是被超越和扬弃的对象。包括道德在内的人的意义世界不是从人的生物属性中产生的，而是由人类超越本体的主观价值赋予的。
二“、物”对“人”的消解
人和物是两种不同的存在，物受单纯的自然法则的支配，它的运行直接为自然律所支配，动物之所以如此行动，并不是因为他们在人类生活中看到了一种必须无条件加以维护的善，而是因为它们不可能采取别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是自然规定好了的；人的存在不是完全有自然法则支配的，道德法则或“法”而不是自然法则构成人存在的法则，它现实地体现为人类所缔造的超越本体世界的意义世界。人的理性本质是意志自由，他不为一切定在所束缚，突破自然法则而使自然委质于意志，缔造自由世界是人不同于物的特性所在。康德口中传颂的名言：“两样东西，我对他们越是坚持不断地思考，越是有更新更大的讶异和敬畏充满了我的心灵，这就是在我头上星斗森罗的天空和在我心中的道德规律”[13]（P16），也从侧面我们揭示了二者的不同，在康德看来，自然规律主要对物起作用，而对人起作用的规律是道德规律，但从自然规律来看，“那数不清的世界把我当作一个动物，而消灭了我的重要性，这个动物被暂时赋予了生命，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把构成自身的质料归还给所居住的行星，这行星不过是苍茫宇宙中的一粒灰尘。”[14]（P16-17）。而从道德规律来看“它无限地提高了我作为一个理智东西的价值。道德规律向我展示一个独立于动物性，以至独立于整个感性世界的生活。道德规律向我昭示，人的存在使命决不受这个生命和条件的限制，它将伸向无限。有理性东西的一切行动都必须以道德规律为基础，正如全部现象都以自然为基础一样”[15]（P17）。虽然人在一定意义上人也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人作为现实的存在，自然本体构成其不可或缺的前提，但正如赫舍尔所说，人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存在，他的本质是意志自由。人不甘为自然定在所束缚，不是被动地接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而是通过实践理性在自然基础之上缔造一个自由的意义世界，实现对现实客观定在的超越。人的自然性虽然是人存在的基础，但是它相对于人的本质而言是不自由，是人存在的有限性，是应被扬弃和否定的对象。伦理道德就是这样一种对人的自然定在进行扬弃的基本形式，它通过自由意志对自然感性的扬弃使人摆脱物的奴役和束缚，使人超越自己的客观定在而获得解放，获得自由。这正是人与物相区别的本质所在。卡西尔曾经说过，“我们绝不可能用探测物理事物的本性的方法来发现人的本性。物理事物可以根据它们的客观属性来描述，但是人却只能根据他的意识来描述和定义。[16]（P8）生物伦理学好象不了解这一点，它从生物学的意义人去认识和定义人，把人看作是受自然法则趋势和奴役的纯粹客观的存在，完全抹杀和漠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把人看作与一般动物无异的有机组织，在他们看来，人是遵循自然法则即自然机械作用的因果律，是由本体层面的自然机械规律所主宰和支配的存在。生物伦理学也承认伦理道德的存在，但在他们那里，道德不再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主观价值赋予，而完全成了人的生物机体的一种生理机能（生命伦理学），或是由人的遗传基因决定的（进化伦理学），并且断定人的一切道德责任、道德行为都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在这里，人的自由意志再也没有任何立足之地，人完全成了生物学因素的奴隶，所有的道德行为都被还原为“自然”，道德规律变成了纯粹的生物学规律，而不再是处在实践理性基础之上的自由规律，既然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生理规律所支配，人就是完全委身于自然的存在。这样生物伦理学完全混淆了人与动物的不同存在方式，与动物一样，人成为自然法则的载体和呈现者，在他们的视野中，真正意义上的人消失了，人完全被降低到动物的层次，这时毋宁说人就是一般的物。既然人是由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决定的生物性的存在，他的行为必然没有丝毫背离和偏差地遵循既定的客观规律，他永远无法挣脱自然法则的束缚而获得自由，人作为完全由生物规律所决定的客观定在，也不可能拥有任何意志自由，这样也不必为自己的任何行为负责。对意志自由的否认，就意味着对道德责任的消解。道德责任是以责任主体的自由为前提的。如果人的一切都是被某种客观的无法抗拒的因素决定的，自身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和空间，那么它就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个体就取得了道德的豁免权，再谈论道德责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而生物伦理学的错误正在于它在一种决定论的基础上讨论人的道德和道德责任，他恰恰是把人的道德责任置于被客观因素决定的生物基础上，这样一种立论基础和自然主义思考方法，从一开始就彰显了其实践的虚妄性，并且注定它在理论上也不可能有任何建树而只不过是为学界徒增一些聒噪罢了。
作者：高月兰
[主题词]经络研究；经络实质；筋膜；中医现代化
文章编号：0255-2930(2007)08-0583-03
中图分类号：R 224.1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对中医核心“经络实质和物质基础”的研究，一直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缺乏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是制约的关键。近年来，笔者在数字人研究中发现，运用发育生物学等已知的事实，客观地提出人体内存在新的功能系统――支持与储备系统新学说(又可称为筋膜系统或经络系统)，借以拓展人们的思路并揭示传统中医经络理论的神秘面纱。
1 人体内新的功能系统学说提出的缘由和过程
1．1 背景
通过国家科技部两次(174次和183次)香山科学会议论证，国家科技部启动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数字化虚拟中国人的数据集构建与海量数据库系统》，由第一军医大学(现为南方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首都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4个单位承担，第一军医大学为承办单位，课题负责人为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原林教授，研究期限为3年(2003-2005年)。
1．2科学发现
针灸疗法是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针灸经穴的本质――医学生物学基础是该研究的关键问题。笔者在数字人研究过程中采用高精度冰冻切削、数码照相的方法获取了正常人体的整体形态学信息，利用人体图像数据库实现了整个人体特异组织成分的选择性图像分割和三维重建。在肢体和躯干的筋膜组织聚集处进行标记，通过三维重建和透明化处理，在重建人体模型内呈现出与经穴记载走行一致的串珠样影像结构。其中串珠的“珠”相当于经穴的“穴”；联系串珠的“线”相当于经穴的“经”。笔者认为穴位是能产生较强生物学信息的部位，在人体解剖学定位为筋膜结缔组织聚集处。
近2年，笔者用其他数字人数据集和通过CT、MRI等技术手段获取的活体数据，通过计算机自动识别重建获取的图像进行反复验证均可得到与此项发现同样的结果。
1．3科学理论创新
形态学研究已证明，筋膜遍布全身，包括所有包被在肌、肌腱或血管、神经及某些内脏器官外表面或器官之间的固有结缔组织，它又分为浅筋膜、深筋膜及脏筋膜。通过对筋膜的发育生物学溯源分析，从多细胞生物到三胚层生物再到高等动物，筋膜的发育经历为细胞外液一间充质一筋膜。可知其主要是由胚胎时期中胚层大量未分化的间充质分化形成，而间充质在生物发育中的作用是对其他的组织细胞起支持、储备等作用，通过细胞信号传导、分子扩散、神经反射调节、神经内分泌调节、自身免疫调节和细胞组织修复等环节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使生物个体对衰老、变异的功能细胞不断进行更新和修复，从而使生物个体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因此笔者推断全身的筋膜组织构成了一个有别于其他功能系统的支持与储备系统。
1．4提出新的学科领域
在提出新功能系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研究成果，笔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筋膜学说，具体内容是研究结缔组织自身的功能机制和结缔组织与其他功能组织细胞的相互关系。
2 从筋膜学的角度探索中医经络的奥秘
从筋膜学角度研究全身的结缔组织支架与经络的解剖学关系。关于经络本质的描述，中医书籍称为“内属于府藏，外络于肢节”，我们今天所用的国家标准十四经、361穴，实际分别是元代和清代总结完成的，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经络穴位如奇经八脉、十五络脉、十二经别等等。由于人体各部位均有结缔组织存在，客观上奠定了“穴位”的普遍性，中医大师孙思邈所说的“阿是穴”亦是同理。从历代经典医书对经络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经络描述与笔者对筋膜的描述在形态上有着十分惊人的一致：从功能的角度经络是人体运行气血、联络脏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径路，而人体的结缔组织同样也内而脏腑、外而皮肤，联络内外、交通上下形成一个完整的支架。
费伦等提出经络穴位的物质基础是在以结缔组织为基础，连带其中的血管、神经丛和淋巴管等交织而成的复杂体系之中。美国Helene M Lange-vin的研究组在一项获美国NIH资助的课题中，提出针灸经穴网络是间质结缔组织网络表象的假设。该假设得到Elisa E Konofagou在正常人体针灸穴位处，结缔组织分裂位面超声影像显示的实验支持。
在过去针灸经络的研究中，组织学家对穴位进行了组织学切片观察，生理学家进行了神经传导测试，物理学家用各种声、光、电、磁探测等手段，这就像一幅拼图，每个单元都能有一定的发现，但未能了解整幅图像的全貌，反而越是细微(从大体解剖到组织切片、电镜切片、神经电信号、细胞信号传导、分子水平、离子水平等)离目标却越远，就像是用放大镜去看长城，始终未能触及经络的本质、看到经络的全貌。数字人研究使笔者第一次具备了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人体结构的手段，计算机图像分割和重建技术能够任意显示所关注的组织在人体的分布，通过与经络穴位的对比分析，得出经络穴位的分布与筋膜结缔组织支架分布相似的结论。而后从最原始的生物如海胆、水母到高等动物人，逐步推演筋膜结缔组织在生物进化的各个阶段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从图可以清晰地了解到由结缔组织构成的支持与储备系统在人体整个生态系中的作用和与其他功能系统的关系。可以简单通俗地把筋膜结缔组织比喻为整个生态系(人体)中的土地，其他功能系统为在筋膜支持下的不同植物。中医对整个生态系的干预如各种刺激疗法(针灸、刮痧、梅花针等)相当于给土地松土，中药汤剂相当于给土地进行灌溉和施肥。这与中医倡导的整体全身调理和辨证论治的总体理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现有众多有关针灸理论的假说不同的是，筋膜学说是在现有针灸生物学机制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已经非常成熟的进化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理论所提出的假说，与其他假说比较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对进一步深入持续研究的指导性。
3 筋膜学说对中医发展战略的影响
新功能系统的发现和筋膜学研究领域的提出，为古代针灸疗法奠定了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基础(人体筋膜系统)和机能学基础，为针灸研究摆脱传统经验医学模式向生物医学模式过渡提供了理论依据。针灸是通过针体刺人人体的结缔组织，经过捻转、提插对结缔组织进行机械刺激而产生生物学信息(神经、淋巴、细胞机械受体)，从而调节人体功能细胞的生命活动(修复和再生)和机能活动(活性程度)，穴位与非穴位的区别只是量的不同而没有质的区别。经络是前人对产生较强生物学信息部位的记载。筋膜学说的提出也为传统针灸器具的改进提供了依据，如笔者已获得国家专利的“得气针”，其要点是在针体上进行粗糙处理，使针体能够更有利于牵动筋膜组织而产生较强的刺激；还可根据解剖学部位、进针路径和病变情况改进出不同形态和功能的刺激器具。
关键词：温室效应；海水盐度；陆地自然带；化石燃料；地球年龄；自然环境整体性
一、温室效应
问题1：在大气对地面的保温作用中，湘教版高中地理教材刻意回避了与温室效应相关的内容。为什么？据《辞海》“大气保温效应”词条介绍，大气具有允许太阳短波辐射透入大气低层，并阻止地面和低层大气长波辐射逸出大气层的作用。因可使大气温度保持较高的水平，故称大气保温效应。20世纪初期前，人们曾误认为玻璃温室（不经人工加热的花房）保温机制与大气保温机制相同，因而将它称为“温室效应”。1909年，美国物理学家伍德（RobertWilliamsWood）分别用岩盐（对长短波辐射都透明，不会截留长波辐射）和玻璃（有透过短波辐射而截留长波辐射的能力）做成温室（花房）试验，结果两个温室内的温度一样高。这表明温室的保温作用，主要不是它是否阻截或吸收长波辐射，而是玻璃或岩盐壁阻止室内（暖）外（冷）空气以对流或湍流方式的热交换。据研究，这种阻止空气在室内外热交换作用，比大气保温气体吸收长波辐射致暖作用大3~4倍[1]。综上所述，温室效应与大气保温效应的意义并不相同，请地理老师们在教学中加以区别，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二、海水盐度
问题2：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教材第一册第四章第二节正文中有这样一句话：高纬度海区温度低，蒸发量小，加之反复结冰、融冰，盐度偏低。前半句话的意思很容易理解，后半句话该如何解释呢？需要注意的是，该段正文阐述的是海洋表层海水盐度的水平分布规律。高纬度海区表层海水的盐度偏低，与该海区结冰、融冰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海水结冰，主要是纯水的冻结，会将盐分大部排出冰外[2]。海冰密度比海水小，它总是浮在海面上，融冰过程可稀释表层海水盐度。问题3：从本节教材中的“海洋表面盐度、温度随纬度的分布示意”图看出，60°N比60°S处的盐度低，而从“大西洋表面海水密度、温度和盐度随纬度的分布示意”图看出，60°N比60°S处的盐度高。两幅图的表达完全相反，是不是图像绘制有误？为什么？教材中的两幅图没有问题，均参照《海洋科学导论》中的相关图像绘制。第一，需要注意的是，两幅图表示的空间尺度不一样，“海洋表面盐度、温度随纬度的分布示意”图是针对全球海洋各纬度的平均状况而言的，而“大西洋表面海水密度、温度和盐度随纬度的分布示意”图是针对大西洋各纬度的平均状况而言的。第二，大西洋东北部盐度较高，是由于北大西洋暖流挟带高盐水输送的结果。第三，全球海洋的盐度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就平均盐度而言，北大西洋最高，南大西洋、南太平洋次之，北太平洋最低。其形成原因是：大西洋沿岸无高大山脉，北大西洋蒸发的水汽经东北信风带入北太平洋释放于巴拿马湾一带；南太平洋东海岸的安第斯山脉，使由南太平洋西风带所挟带的大量水汽上升凝结，释放于太平洋东部的智利沿岸；越过安第斯山脉后下沉的干燥气流，则加强了南大西洋的蒸发作用[3]。
三、陆地自然带
问题4：澳大利亚大陆东南部、塔斯马尼亚岛及新西兰南、北二岛为温带海洋性气候，但湘教版教材中的“世界陆地自然带分布”图上，这些地区的自然带却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为什么？澳大利亚东部湿润山地地区是该国主要森林分布区，北部为热带雨林，南部为亚热带潮湿森林。从海岸到海拔1000~1200米的东坡布满森林，山脉西坡降水较少，林地稀疏。山地上部生长的树木较矮小，海拔1600~1900米的地段，森林变为曲树群落和矮生灌丛。塔斯马尼亚岛主要是森林植被，以常绿树种占优势，特别是喜湿的桉树和常绿栎树。新西兰北岛北部为亚热带森林，由一些松、棕榈、月桂树等组成；北岛西部丘陵地和南岛山地西坡是原始森林主要分布区，是由红松、黑松等针叶树和假山毛榉等树组成的温带混交林。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新西兰森林面积广大，占全境土地面积的2/3。由于大量砍伐，很多林地辟为牧场，森林面积大大缩小。由于人类活动，新西兰的自然植被已有很大改变。北岛中部和南岛一些地方多人造林，人工牧场和草地主要集中在北岛[4]。上述地区为温带海洋性气候，按照地带性分布规律，温带海洋性气候下发育的应该是温带落叶阔叶林，而不应该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关于这个问题，应该从非地带性因素进行分析。澳大利亚大陆气候的特征，是在纬度位置与大陆轮廓、地形、洋流、气压和风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冬季并不寒冷，7月份，除东南部山区在0℃以下外，纬度最高的塔斯马尼亚岛的中部为8℃，其他地区均高于8℃。因而，澳大利亚大陆东南部、塔斯马尼亚岛的森林冬季不落叶，发育的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而不是温带落叶阔叶林。新西兰地处34°S～47°S，冬季并不寒冷，7月均温北部为11℃，南部为5℃，山区为－2℃，再加上上面所说的新西兰的自然植被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已有很大改变，因而，地图将新西兰大部分地区划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只在纬度较高的南岛划出两小片区域，分别表示温带落叶阔叶林带（原因：纬度较高，地形主要为山地和丘陵）和温带草原带（原因：地处背风坡，受燥热的焚风影响）。
四、化石燃料
问题5：“化石燃料”是一个常用术语，但仔细推敲，真害怕学生提问啊，难道说这些燃料是由化石演变而形成的，应该怎么向学生解释这个术语呢？我们应该从“化石”的原义来理解这个术语，“化石”一词源自拉丁文，原义是“掘出物”，代表所有从地下或地表掘出的东西。从其原义来解释，逻辑上说得通，就不用害怕学生提问了。又如，在希腊语中，“气候”一词原义为“倾斜”，指的是由于太阳对地面的投射角度不同而造成各地冷暖的差异。了解“气候”一词的原义，教学时就可以准确把握湘教版初中地理七年级上册第四章第三节“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中的“地球形状与气候”的编写思路，否则，就有可能将知识盲目加深，将高中地理知识下放到初中阶段来讲解。从这个术语切入，建议扼要讲点学科思想史方面的知识，让我们的课堂更富哲理性。人类对化石本质的认识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达尔文进化论诞生之前，人们对化石形成的原因以及化石的涵义争论不休。随着博物学的发展，生物形成的化石与其他类型的掘出物之间的区别愈来愈明显。直到19世纪初，“化石”一词才被限于代表古生物的遗体及其活动的遗迹。“化石”概念的嬗变，反映了早期古生物学在概念方面的一大进步。地层层序这一概念与人类对时间和地球历史的认识紧密相连。地层的排列顺序反映岩石形成的时间顺序，为地层中的化石材料提供了“时间矢量”，化石进而为重建地球史和生物进化提供了时间尺度。对化石与地层层序的认识，必然涉及生命的起源以及生物多样性在不同地质时代的更替，即生物的进化。在神创论统治西方学术思想的漫长岁月中，进化概念的发展和传播更是扣人心弦。达尔文进化学说的诞生，使化石和进化这两个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古生物学带来理论框架的革新。进化的概念使古生物学不再限于对化石的描述与比较，也不再仅仅作为确定地层年代的工具。古生物学从此获得自身发展的独立使命，成为20世纪兴起的进化生物学的重要支柱[5]。
五、地球年龄
问题6：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教材第一册第一章第四节正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经过深入研究，科学家推算地球的年龄约为46亿年。有学生问过这个问题，被我敷衍过去了。为什么教材的表述要强调一个“约”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学科思想史的角度来阐释。20世纪中叶，哈勃（E.P.Hubble）根据对宇宙的观测，提出宇宙年龄的问题。哈勃计算的宇宙年龄约为20亿年，但当时一批地质学家都声称地球年龄为30亿~40亿年。这就是说，地球年龄老于宇宙年龄。这样，地质学家与天文学家之间的争论也就不可避免。这一争论直到1956年克莱尔帕特森（ClairePatterson）通过陨石的Pb-Pb等时线法测定了后来得到公认的45.5亿年的地球年龄而告结束。帕特森的工作是建立在地球与陨石有一致的年龄的基础之上的[6]。然而，关于地球年龄的讨论仍然没有结束。这一讨论集中在当年帕特森“地球年龄”的假设前提上，人们置疑陨石年龄是否等于地球年龄。很显然，帕特森的“地球年龄”是一个间接年龄。随着同位素测试精度的提高，以及陨石年代学的大量研究，重新怀疑帕特森的“地球年龄”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讨论地球形成的精确年龄，直接涉及对地球成因的认识以及地球的演化模型，否则，地球系统科学，尤其是当代地球化学理论体系对地球化学演化的任何讨论，都将建立在一个极不稳固的基础之上[7]。
六、外星文明
问题7：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教材第一册第一章第一节阅读栏目“探索宇宙中的生命”中有这样一句话：在地球之外，高级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极大。学生对诸如此类问题饶有兴趣，能否谈谈这句话背后的相关知识？在银河系中存在多少个具有文明的星球？美国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于1961年提出一个公式，以一连串的可能性的乘积来计算银河系中现存的能够进行星际通信的具有先进文明的星球的数目，公式为：其中，R*表示银河系中平均每年新诞生的恒星数目；Fp表示拥有行星系统的恒星在全部恒星中所占的比例；Ne表示在这些行星系统中平均说来具备生命起源和进化条件的行星的数目；Fl表示在满足这些条件的行星中实际诞生了生命的行星的比例；Fi表示从一般生命进化到智慧生命的概率；Fc表示智慧生命拥有星际通信能力的比例；L代表文明的平均寿命（年）。德雷克根据这个公式预言在银河系中有104个有星际交流能力的文明星球[8]。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取如下数值：计算得到N=106，即在银河系中存在100万个恒星，其行星系统中有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存在[9]。对于这种估算，科学家们有不同的意见。美国天文学家麦凯尔哈特认为，方程式中的预测值太多，不可靠；如果银河系以内还有其他的发达文明存在，那么它们早就把银河系殖民化了，我们不可能至今仍未发现它们。这表明，在银河系内除地球之外没有其他的发达文明存在，但是，银河系外可能有其他文明存在。苏联修克罗斯基认为，如果其他文明的星球拥有核武器，就会因核战争而灭亡，因此，发达文明的寿命非常短暂，银河系除地球之外可能没有其他文明存在。
七、自然环境整体性
问题8：湘教版初中地理八年级下册用一章的篇幅讲述了东北地区。在高考复习中，需要打通初高中地理知识之间的联系，即运用高中所学的地理规律、地理原理来分析初中所学的地理事象的成因，否则，初高中地理就会变成“两张皮”，导致复习效率低下。运用高中所学的整体性原理，如何分析东北地区冷湿特征的成因？东北地区在自然景观上表现出冷湿的特征，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东北地区是我国纬度位置最高的区域，冬季寒冷，高纬度固然是基本因素，但它的相对位置也有明显作用。它北面与北半球的“寒极”——维尔霍扬斯克—奥伊米亚康所在的东西伯利亚为邻，从北冰洋来的寒潮经常侵入，致使气温骤降。西面是高达1000米的蒙古高原，源自西伯利亚的冷气流也常以高屋建瓴之势，直袭东北地区。因而，东北地区冬季气温较同纬度大陆低10℃以上。东北面与素称“太平洋冰窖”的鄂霍次克海相距不远，春夏季节从这里发源的气流常沿黑龙江下游谷地进入东北，使东北地区夏温不高，北部及较高山地甚至无夏。东北地区显著地向海洋突出，南面濒临渤海、黄海，东面临近日本海，这给东北地区带来了较多的雨量和较长的雨季。由于气温较低，蒸发微弱，降水量虽不十分丰富，但湿度仍较高，从而使东北地区在气候上具有冷湿的特征。东北地区有着大面积针叶林、针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和草甸草原，肥沃的黑色土壤，广泛分布的冻土和沼泽等自然景观，与它的气候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夏征家,陈至立.辞海(缩印本)(第六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2][3]冯士筰,李凤岐,李少菁.海洋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刘德生,蒋长瑜,贾旺尧,等.世界自然地理(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关键词：形态仿生；定性；定量
1 工业产品形态仿生设计的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很多生产工业产品的企业为了使自己开发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会在产品功能上做大量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使得许多工业产品在功能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为了满足精神上的审美需求，除了功能，对产品造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使产品有更好的市场竞争力，工业产品的设计就必须解决形态设计的问题。
但如果按照传统的设计思维去开发新产品的形态，就很难在众多的同类产品形态中脱颖而出。因此，必须寻找新的突破点。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现如今的消费者越来越重视环保，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是经历了长期的进化过程的结果，从形态上来讲，是在周围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进行不断适应的产物，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产物。因此，利用形态仿生的设计思维和设计方法，对工业产品的形态进行改良和创新成了一种很好的选择。在对生活品质不断提出更高要求的今天，如果将自然物的形态元素融入产品形态中，就会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同类产品中显示出其在造型上的优势。
但是，在前期对大量文献资料进行了查阅后发现，相关产品形态仿生设计的文章不少，但多只是建立在对仿生结构和肌理的研究上，几乎没有利用相关理论及相关的计算机技术对产品形态仿生做定性及定量的分析。鉴于这样的实际情况，笔者将利用该论文提出新的产品形态仿生设计理论及研究方法，为产品形态仿生设计提供更为有效的途径。
2 工业产品形态仿生设计的定性分析
2.1 生物体基本形态构成元素
自然界的任何生物，如果将其形态进行拆分，最终都可以分解成点、线、面、体这几种最基本的形态构成元素。就像在目前大工业化生产的技术条件下，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由很多零部件拼装而成的，每一件零部件都是通过特定的流水线以及不同的工艺方法制造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标准件。标准件通过批量生产，大大降低了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自然物中的这些最基本的形态元素，就可以被看做是生物体中的标准件，这些元素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独立生长，最后组合成形态各异的自然物形体，具有代表性的有锯齿状、螺旋线等。
如果从几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自然物中可以提取许许多多完全符合机械化大工业生产要求的结构理想且有生长规律的几何形态。以螺旋结构为例，DNA分子结构是螺旋状的；蜗牛的壳是螺旋状的；向日葵籽在向日葵花盘上的排列是螺旋状的；车前草叶片的排列形式也是螺旋状的……我们还可以从更多生物体中找到螺旋结构的影子。这种大量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数理形态，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来源，为之后资源库的建设提供很多的有效信息。
2.2 形态仿生的内涵及特点
人们在与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环境下，慢慢认识到某些动植物的特殊形态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在无意中就对自然物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利用，对产品形态进行着仿生设计。很多情况下，这种对自然物形态的使用并不是刻意为之的，而是从人们使用产品的需求出发，在满足产品功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基础上进行选择的。产品是通过其特定的功能为人类服务的，而造型的合适与否直接决定了产品的功能能否得到更好的发挥，产品的效率能否达到最优化。因此，产品的形态设计不仅要考虑造型的美观性，人们对造型的审美需求，更重要的是造型的功能性和可持续发展性，既要从人们使用产品的舒适性角度出发，利用人机工程学的相关原理进行设计。同时，又要选择少污染或零污染的材料，减轻环境的负担。
因此，就形态仿生而言，首先，产品形态是对自然物形态进行的简化与抽象，是在符合自然进化法则的基础上对自然物进行的选择与模仿，符合了形态语义学的要求。其次，自然界无穷无尽的物种为形态设计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设计素材。再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个性化的追求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对不同层次的消费者而言，虽然对产品形态有着不同的要求，但对新颖性的追求是所有消费者的共同目标，而形态仿生恰恰满足了消费者在这方面的心理需求，这就可以引导设计师设计出更多更好的符合产品功能要求的创新造型。另外，在如今科技化越发明显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忙碌的生活使得人们接触自然的机会也来越少，为了让我们找回那种天然的状态和回归自然的感觉，同时也为了迎合生态设计的理念，形态仿生设计自然就成了符合这一要求的第一选择。
2.3 形态仿生的发展方向
在目前的市场背景下，产品形态是要为产品功能服务的，产品形态的设计目的，是要让消费者在看到产品形态的同时就形成认知，从而了解产品的功能。就如今的工业产品消费市场来看，消费者购买产品的首要考虑因素，就是产品的造型，设计师要抓住消费者的这一心理特质，对产品形态进行改良和创新。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产品设计发展速度比较缓慢，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创意来源和创意素材。现今，大多产品形态的设计都是通过对已有产品的实物样件表面进行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并利用可实现逆向三维造型设计的软件来重新构造实物的三维CAD模型，并进一步用CAD/CAE/CAM系统实现分析、再设计、数控编程以及数控加工。这样一个逆向设计的过程，就很难在形态上有所突破。而仿生设计恰好可以突破这一瓶颈，在已有原始生物体的基础上，对生物原型进行数据采集及处理，再进行CAD建模、数控编程及数控加工。这样一来，就可以不断发展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使企业在目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在市场上的一些在售商品中找到仿生设计的影子，这些设计可以从自然界中找到相对应的自然物原型。这是一个设计师与自然界双向交流的过程，设计师可以从现有的一些产品形态中找到相应的生物体，同时，去发现更多未被开发过的生物体形态，并运用到新的产品设计中。因此，在今后的仿生设计中，就需要在自然物原型的基础上，提取基本的结构单元，进行有效的数字化，并建立相关的数据资源库，为后续设计提供便利，在注重人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产品使用者个性化的体现。
2.4 形态仿生的关键点及重要性
任何一件工业产品，一旦进入市场，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为了体现商品的价值，就必须具备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功能。就产品形态而言，则更多体现的是产品的精神价值。虽然设计师可以利用形态组合法、形态类比法等多种方法来进行产品形态的设计，但要从人性化、情感化的角度赋予产品生命，不得不说仿生设计是一个极其适合的方法。将自然物的特征形态通过提取、简化等手段，融入产品外观设计中，使人们被产品的外观所吸引，从而产生购买的欲望和消费行为，这样就直接为企业带来了良好的效益。
设计师对产品形态进行仿生设计是符合市场及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一方面，每一种生物从出现到与其他物种经过激烈的生存斗争，最后存活下来，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此，我们在生物界或微生物界找到的生物，其生长形态与结构都是符合自然环境要求的，从工业设计的角度来看，是符合形式美法则的。比如刺猬笔插，不仅形态有趣可爱，能唤起人们对小动物的热爱，同时从使用功能的角度来看，能存放铅笔的数量并不比普通的笔筒少，功能一样强大。另一方面，可以从人性化的要求出发，为形态设计提供创作灵感。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厌倦了每天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中穿梭的生活模式，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回归自然的心态，这就渐渐引导了产品形态设计的发展方向向仿生设计倾斜，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2.5 新的研究方法
产品设计师在进行产品形态仿生设计时，首先要对选定的生物体做一个整体的分析，并对生物进行适当的分解，对每一部分的结构进行精确分析，并通过一定的方法保留主要部分，去除次要部分，进行简化，形成简化后的形态模型，确定产品仿生形态特征，形成形态仿生的创意。其次，将简化后的形态模型在特征数据采集的基础上，在计算机中进行三维数据的处理，对产品形态数据进行重构，并结合产品形态理论进行分析，形成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形态仿生三维模型，最后形成产品。
3 工业产品形态仿生设计的定量分析
3.1 逆向工程技术的应用
仿生设计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许许多多的工业产品中，都能找到仿生设计的影子。但传统意义上的仿生设计，基本都是在定性的基础上对产品进行的形态创造。也就是说，是从设计师自身的审美角度出发，对产品形态进行设计。这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部分消费者对产品形态的需求，但不能保证该产品在同类产品中的绝对竞争优势。因此，要在产品形态仿生上有所突破，就必须借助新的手段，在计算机的辅助下，对形态进行一定的定量分析与计算，找到形态仿生的新方法。在数字化技术飞快发展的大背景下，利用定量的手段对产品形态进行仿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为了实现仿生设计的技术突破，设计师可以把前文中提到的现有产品设计过程中运用得比较成熟的逆向工程技术，引入到仿生形态设计中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减少形态提取中出现的随机性，提高设计效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形态仿生。将生物体表面进行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并利用可实现逆向三维造型设计的软件来重新构造生物体的三维CAD模型，进一步用CAD/CAE/CAM系统实现分析、再设计、数控编程以及数控加工。
与已有产品的实物样件不同，自然物形态数据的获得，必须通过激光扫描或光学照相等非接触式的测量，接着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分块并精简，提取主要数据，即提取生物体最主要的特征；然后对生物体的主要形态特征进行CAD建模及相关曲面的重构；最后对CAD模型进行调整，得到所需要的产品模型。通俗来讲，这其实是一个求反的过程。因此，采集生物体表面重要节点的三维坐标信息是其中的关键。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为了获得准确的节点坐标，得到的图像信息必须是清晰的，这就需要在某些具有特殊属性的表面上，喷涂白色显影剂。
任何一种生物体，若对其形态进行分解，会发现都是由一些基本的几何体所构成的，这些基本单元又按一定的规律进行排列组合，形成互相关联的位置关系。所以，逆向的过程只需要以基本的几何体为最小单位进行曲面生成，同时研究各基本单位之间的拓扑关系就可以了。在这个过程中，还必须考虑到曲面的连续性，使曲面的平滑度在产品使用者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进行调整。
3.2 遗传算法虚拟技术的应用
在用数字化技术进行仿生形态设计的过程中，可以将遗传算法应用于自然物形态的模拟。遗传算法是计算数学中用于解决最佳化的搜索算法，它借鉴了进化生物学中的一些现象，包括遗传、变异、自然选择以及杂交等，直接对结构对象进行操作，不存在求导和函数连续性的限定；具有内在的隐形性和更好的全局寻优能力；采用概率化的寻优方法，自动获取和指导优化的搜索空间，适应地调整搜索方向，不需要固定的规则。作为一种计算机模拟，最优化问题，就是一定数量的候选解的抽象表示的种群向更好的解进化。传统上，解用二进制表示，进化从完全随机个体的种群开始，之后一代一生。在每一代中，整个种群的适应度被评价，从当前种群中随机地选择多个个体，通过自然选择和突变产生新的生命种群，该种群在算法的下一次迭代中成为当前种群。它的主要作用，是可以对产品形态的整体轮廓和关键曲线进行生成，得到所需要的曲面形态和特征曲线。因此，利用遗传算法进行的形态处理，无论是从整体还是从局部上来看，都能使得最终的产品形态进行很好的进化。在选定某一生物的其中一个个体的基础上，提取其DNA，获得与其DNA相匹配的二进制字符串，并使DNA通过遗传算法得到进化，同时运用适应度函数来计算每一次进化后所产生的DNA的好坏，选择适应度值高的DNA，淘汰适应度值低的DNA，来确保形态的最优化。
就产品形态而言，形态仿生遗传算法的实现必须经历几个过程。首先，要分别扫描出产品和与其相对应的自然物的图像，将产品和自然物相对应的面投影到一个被分割成许多小正方形单元的大网格中，提取各自的DNA作为形状代码，作为第一代的DNA链。其次，对第一代的DNA链做一系列的交叉和变异处理，得到下一代DNA，用删选函数对这一代的DNA链作一定的筛选，同时进行插值处理，在输出的所有图像中选定其中两幅，继续进行遗传处理。再次，在消费者中做抽样调查，对利用变异和交叉法则得到的相关系数和适度函数进行调整，同时进行迭代运算，得到最优的图像。最后输出生物体和产品相匹配的适应度函数指标，做上标记，通过遗传算法得出最符合消费者要求的新产品形态。
西方哲学史上曾发生过两次公认的哲学转向,分别是17世纪的“认识论转向”和19世纪的“语言学转向”。最近几十年来,英美哲学界再次把哲学转向提上了议事日程。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哲学家们主动对哲学往何处“转向”作出了多种不同的预测。在这些预测当中,关于哲学“信息转向”的提法是最新出现的、影响力最大的一种。受此影响,国内哲学界在重视信息哲学研究的同时,也开始出现哲学“信息转向”的呼声,甚至有不少人对信息哲学寄予厚望,认为它会成为“第一哲学”并“重新恢复哲学的尊严”。①那么,哲学真要再次转向,甚至是出现所谓的“信息转向”吗?我们认为,对此问题应谨慎对待。只有深入研究信息哲学的源起与发展,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作出正确定位,才能客观公正地评判信息哲学在未来哲学中的影响。
一、信息哲学:自然化运动进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20世纪英美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它在当代的复苏和盛行,则首先得益于自然科学在解释世界时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相对于前科学时代的一切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体系,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和规律对世界的解释更能令人信服。以物理学为主要代表的自然科学的昌盛,使自然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所以,到了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几乎没有哲学家乐意说自己是一个非自然主义者。[1]121分析哲学是自然主义盛行的另一个动力。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就表达了鲜明的自然主义倾向:能说的东西就是能用自然科学命题所说的东西。此后的分析哲学家无不受此倾向影响。从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到奎因再到普特南和福多,分析哲学的演进同时体现出自然主义的发展脉络。自然主义者认为,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在目的和方法上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两者关注的对象不同。自然科学关注具体问题,而哲学则关注一般性问题。世界是统一的实在,因而可以构建统一的理论来加以说明,这就是自然主义的总则。自然主义的研究纲领和操作方法称为自然化(naturalizing),就是要运用分析、还原等方法,通过自然科学的概念、术语、原则,对传统哲学所关注的意义、价值、认识、真理等一般性问题做出自然主义的说明。通过自然化就可以使要说明的对象具有科学上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而证明它在自然界中具有存在地位。自然化的方案众多,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一切学科都可以充当解释项。所以整个自然科学就既是一种本体论标准,又是一个“终极解释装置”。质言之,科学是存在的尺度。不能被科学验证的东西是值得怀疑的,其或者没有研究的价值,或者在认识地位上次于科学。自然主义所引发的争论在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点体现在方法论上,表现出的问题是:有没有诸如第一哲学之类的东西?第二点体现在本体论上,表现出的问题是:世界能否被自然化?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代表着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和本体论承诺。自然主义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既然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致性,那么当然就不可能存在先在于或者独立于感觉经验和经验科学的第一哲学。第二个问题是自然主义关注的焦点和难点,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心理现象,特别是意向性问题。“任何想要把人类和心理现象当做自然序列的一部分的人都必须用自然主义的术语来解释意向关系(intentionalrelations)。”①所以,当代自然主义者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对心理现象,尤其是意向性的自然化展开的。
对意向性的自然化就是用自然科学术语来说明意向性。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自然主义哲学家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自然科学领域中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被自然主义者当做工具,纳入到自然化的解决方案当中。其中一个显着的标志就是,自然主义哲学家往往会使用他所依据的自然科学的学科名称或者概念来命名他所建立的自然化理论。比如,阿姆斯特朗(D.Armstrong)、刘易斯(D.Lewis)等人以物理学为基础对意向性进行的“同一论”说明,米利肯(R.Millikan)、博格丹(R.Bogdan)和塞尔(J.Searle)等人分别依托生物科学作出的“新目的论”说明和“生物学自然主义”说明,哈曼(G.Har-man)、沃菲尔德(T.Warfield)、布洛克(N.Block)等人借用计算机科学中十分流行的“功能作用”概念进行的“功能作用语义学”说明,德雷斯基(F.Dretske)以通信理论为基础作出的“信息语义学”说明,福多(J.Fodor)以计算机模块理论进行的“模块论”说明等。自然主义者在运用各种科学技术理论对意向性进行自然化时,体现出很强的宽容性和开放性。因此,即便在表面上看来他们建立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但实际上从事的却是相同的工作。所以也有人称哲学正在经历一场“自然化转向”。[2]452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自然化运动中增添了“信息”元素。德雷斯基、福多等哲学家在探索意向性自然化的新路径时,发现信息科学技术存在着巨大的解释潜力,因而将信息及其相关概念引进到自然化的解决方案当中。德雷斯基在1981年出版的《知识与信息流》(KnowledgeandtheFlowofInfor-mation)时至今日,仍然是以信息为基础进行自然化操作的代表作,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完全利用信息概念对知识、信念、意向性等作出自然主义的说明。正如德雷斯基自己所言,他的“整个工程可以被视为自然主义的一次实践”[3]。而在福多看来,有信息封装的计算系统就是模块,利用模块理论对意向性进行的自然化就是“为表征构筑自然主义条件”[4]31。正是通过这些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哲学家的努力,原本只是单纯作为科学概念的信息在哲学中有了一席之地。所以从渊源和背景来看,如果说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科学技术和通信理论的发展为信息哲学的诞生准备了技术前提的话,那么分析哲学和自然主义,尤其是自然化运动则可以被视为信息哲学的思想背景。如果需要在哲学史中为信息哲学进行定位的话,我们认为其逻辑顺序是这样的:自然主义传统科学主义传统和分析哲学自然化运动信息哲学。自然主义传统在近代科学的刺激下复苏,进而通过科学主义表现出来,在分析哲学的推动下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自然化运动,而信息哲学则只是自然化运动所采用的众多方案中的一种。所以,从起源来看,信息哲学完全是在分析哲学和自然主义传统主导下的自然化运动的一个“副产品”。
二、信息哲学与自然化运动内在关联的逻辑起点之发生学演进
“信息”作为信息哲学的核心和基础概念,是信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信息概念进行历时性考察,探究其如何从单纯的科学概念演化为一个具有“哲学身份”的概念,能够在逻辑上再现信息哲学的发生过程,在发生学上揭示信息哲学与自然主义和自然化运动的内在关联。按照信息概念内涵的演化,这一过程可大致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科学概念”阶段。20世纪中叶,《信息论》和《控制论》问世,信息概念成为“科学概念”。1948年信息论之父申农(Shannon)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第一次将信息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通过这篇论文,信息正式成为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科学概念。但是,作为科学概念的信息只关心信息量,而不关心信息内容。因此,申农所创立的信息论实际上是 一种信息的数学理论。在此背景下,申农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降低或者可能性的减少。在同年出版的《控制论》中,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主要奠基人维纳(Wiener)对信息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5]155申农和维纳都看到了信息概念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但受制于其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和背景,他们对信息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科学层面。维纳对世界的“物质、信息、能量”三元论说明过于简单和草率,在哲学界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是,他们对信息的科学说明却为哲学家的工作奠定了基础。(2)“科学概念”向“哲学概念”的过渡阶段。早在1953年,受到物理主义影响的卡尔纳普(R.Car-nap)为了对符号的意义进行自然化,便在《语义信息》一文中大胆预测,申农的信息论“会在不久的将来发挥重大影响”[6]147-157。在该文中,他还率先提出,对语义信息(semanticinformation)和实用信息(pragmaticinformation)进行区分是一项重要工作。[6]147-157从信息的定量分析入手解决信息语义问题,至此开始成为哲学家切入信息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路径。麦凯(D.Mackay)于1969年提出“定性信息的定量理论”,认为信息与其接收者知识的增加有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信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引起了自然主义哲学家的广泛关注。信息概念开始出现在各种自然化理论当中,由此迎来了信息概念的第二次质变。对信息进行哲学界定一时间成为哲学界的时尚,哲学家互相抱怨对方误解和误用了真正的信息概念。西尔(Sayre)批评“阿姆斯特朗和丹尼特滥用了‘信息’一词”[7]53。哈姆斯(Harms)也认为查莫斯(Charlmers)“不应该把信息理论看作是可能存在的状态,以及这些状态如何相关和构造”[8]475。在这一时期,美国哲学家德雷斯基所做的工作最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在他看来,进行意向性的自然化,主要就是要说明“纯物理系统如何可能处在知识和信念(内容)的状态之中”[3]。为此,他从申农的通信理论出发,用信息来说明知识和信念。他认为,申农所建立的信息论目的虽然在于对信息的量进行度量,但其中也隐含着说明信息内容的功能。这种功能是作为自然科学成果的通信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所以利用这种功能所进行的信息论说明就是纯粹的自然化的说明。为了满足自然化的需要,信息概念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因果论层面都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说明。正是自然主义者从事的这些工作,才使信息完成了从科学概念向哲学概念的过渡。[1]121(3)“哲学概念”的认可阶段。以信息论为基础的自然化,使信息概念在哲学中的地位获得日益广泛的认可。丹内特甚至断言:“信息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的理论中。”[9]对信息与知识、表征、真理、意向性等之间关系的探讨,带动了对信息的本质、地位和存在方式等信息哲学元问题的研究。1998年,《元哲学》出版的《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对信息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肯定。[10]1随后,英国哲学家弗洛里迪(L.Floridi)又发表了《什么是信息哲学》等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信息哲学研究的范式、目标和纲领。进入新世纪之后,以信息哲学为研究课题的着作不断涌现,标志了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得到哲学界的认可。从对信息概念内涵演化之三个阶段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信息概念为逻辑起点的信息哲学与自然主义和自然化运动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对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哲学分支的“认可”,并未表明信息哲学从此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并未表明其已独立于自然化运动。因为其一,信息概念被纳入到自然化方案当中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尽管其强大的解释功效逐渐显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投身到此项研究当中,但结果只是造就了一个以信息概念为共同基础的强势自然化派别的出现。其二,自信息概念被引入哲学领域以来,围绕信息的哲学研究在方法、旨趣、纲领等方面从未发生过根本性变化,即使弗洛里迪抛出“信息哲学”的提法,其实际意义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重大,从信息的定量分析入手解决信息的语义问题,仍然是信息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或者说信息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没有超出自然主义的视域。事实上,信息哲学试图建立统一信息理论的核心目标,就崭露着无法掩饰的自然化烙印。
三、哲学的“信息转向”现实地蕴涵于自然化运动
自然化运动声势浩大,但也困难重重,迄今还没有出现过能令所有人信服的自然化理论,信息哲学亦不例外。伴随着新的自然化方案的不断涌现,我们也可以经常从自然主义者那里听到有关哲学转向的呼声。比如语义学转向、目的论转向、生物学转向、信息转向等。对这些频繁出现的转向呼声,我们要理智看待,不能盲从。我们认为,频繁出现的各种转向呼声表明了以下三点。第一,自然化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但自然主义却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进取性,因而自然主义者能够不断吸取新的自然科学成果来完善自己的自然化方案。第二,自然主义倡导者多,拥护者众,仍然是当今哲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这表明与自然主义休戚相关的分析哲学仍有很强的凝聚力。第三,自然主义者倡导的转向尚无成功案例(否则就不会再出现其他的转向呼声),他们往往是用“转向”一词来推销自己的自然化理论。这一方面会产生出新的分支学科,如信息哲学,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扩大了自然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种自然化的方案中,物理主义的影响最为深远,甚至有人将物理主义作为自然主义的代名词看待,但是哲学并未出现所谓的“物理转向”。在现实性上,与自然主义和分析哲学相比,当前的信息哲学还只能被看作自然化运动内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哲学分支。所谓的哲学的“信息转向”,现实地蕴涵于自然化运动之中,独立于自然化运动的“哲学的信息转向”尚未出现。过去50年间,分析哲学改变了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支配地位,把触角延伸到包括形而上学在内的众多领域。正如国际着名哲学家苏珊?哈克(SusanHaack)所言:“目前各种牌号的‘自然主义’借助物理学、认知科学或进化生物学等,已经产生了影响,并且变得相当热门;形而上学已经恢复了它的中心地位:心灵哲学、认识论、科学哲学以及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已经不再被简单地视作语言哲学的特殊分支。”[11]2至于未来,哲学能否出现独立于自然化运动的信息转向,既取决于信息哲学自身,又取决于其他自然化理论的发展。尽管信息哲学具有很大潜力,但它也面对不少有力的竞争对手。如麦克唐纳(G.Macdonld)就认为,自然主义战略“所采取的最近一种转向就是向生物学的转向”[12]238。
此外,独立于自然化运动的信息转向能否实现,还要看信息哲学研究能否发生革命性飞跃。当前信息哲学领域内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着作大多是自然化运动的产物。号称信息哲学创始人的弗洛里迪也不得不承认,德雷斯基的《知识与信息流》仍然是这个领域长期以来最重要的一部着作。当前哲学界对信息的研究主要还是把它作为工具来解决意义问题,其表现就是把语义信息作为信息哲学的研究重心,但对意义的关注无疑是分析哲学最显着的一个标志。用信息说明意义给人的表面印象是信息比意义更基本,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几种对信息的看法,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在德雷斯基那里信息被看成一个“语义概念”,还是在弗洛里迪那里信息被定义为“数据+意义”,意义都被认为是内含在信息之中的。所以,信息和语义谁更基本当前尚未可知
内容摘要：技术与制度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各种观点，探讨了“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互不决定论和互相决定论”以及“协同演化理论”，并对各种理论进行了评析。
关键词：技术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互不决定论 互相决定论 协同演化理论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指技术系统本身的创新，更主要是把科技成果引入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把它转化为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或工艺的全过程。制度创新是指改进现有制度安排或引入一种全新制度以提高制度效率及其合理性的一类活动。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组织变迁过程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这种紧密的互动关系许多经济学家都有相关的论述。
凡勃伦、阿里斯与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观点
凡勃伦与阿里斯都是旧制度经济学家，也是“技术决定论”的支持者。凡勃伦的“技术决定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物质环境（技术）决定制度，因为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思想的习惯方式。因而制度必然随着物质环境（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物质环境（技术）是不断变化的，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天天都在变化的环境（技术）。制度具有保守的倾向，除非是出于环境（技术）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想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凡勃伦，1964）。
凡勃伦在指出了技术决定制度创新的观点后，同时又描述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他认为，旧的制度可能对技术创新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可能产生有利的影响，而制度创新一般会促进技术创新。“在凡勃伦的讨论中，通行的制度可能对技术变迁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像其他所有活动一样，技术活动是从文化上嵌入的，进而又受到制度框架中的成见和目标的影响”（卢瑟福，1999）。
与凡勃伦不同的是，阿里斯的“技术决定论”里，制度对技术创新只有阻碍作用。他认为，由于制度在本质上是静态的，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制度始终起着消极的作用，它抵抗变革。在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他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对技术创新不具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概念，但基本理论却从哲学的高度上解释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技术创新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制度变迁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因而技术创新比制度变迁对现代经济增长更具有推动作用，有更深层次的重要意义。同时，制度和制度变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则会保障技术创新的功能得以发挥与实现。因此，从的观点来看，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共同作用，协同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有关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主线即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制度决定论”展开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都看作是一种“创新过程”，经济制度的演变被认为是人为降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新制度经济学虽秉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与研究方法，但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与新古典有着近乎本质的区别，同时与制度主义有着共同的一面，即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资源配置并非在新古典所谓的无摩擦的世界中展开的，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利益冲突，从而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状态，此时，制度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一方面，它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层面与宏观经济层面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最优；另一方面，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对私人进行激励，鼓励市场中的创新行为，即制度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发生。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当属诺斯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以往被认为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原因只能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中，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决定技术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变迁，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选择会使得技术创新背离经济发展的轨道，或扼制技术创新。新制度经济学通过重新解读历史，充分论证了制度变迁对技术创新的决定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巨大差距，这使得个人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倘若产权未能得到界定和保护，则创新的经济只能依赖于一点零星的自发性。
林毅夫和吴敬琏两位学者是国内制度决定论最著名的代表。林毅夫在解读“李约瑟之谜”时认为，近代中国在工业革命后衰落的根源在于中国科举制度的制度安排将人们的创造力引离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抑制了人们从事技术创新的活力，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成长。吴敬琏教授认为，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一些学者通过对比朝鲜和韩国50年来经济发展的强烈反差也支持制度决定论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坚持“制度决定论”，但是也并不否认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技术创新不仅增加了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而且降低了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从技术创新增加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来看，诺斯认为，首先，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技术创新使产出在相当范围里发生了规模报酬递增，因此使得更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变得有利可图。其次，技术创新产生了工厂制度，也产生了使当今工业社会得以形成的经济或从之凝聚。这些结果反过来产生了广泛的外部效应。某些外部效应为资源资质所内部化，有些则没有，这种未获得利润的存在是诱致政府干预经济这种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
演化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纳尔逊•温特和博尔丁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以来，演化经济学获得了蓬勃发展，影响日益扩大。演化经济学倡导从进化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中汲取丰富营养，在技术与制度的的关系上，认为技术与制度是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
在生态系统中，环境会对有机体施加选择压力，而有机体则不得不去适应其环境，一种寄生物的环境是其宿主或寄主，而对于寄主来说，寄生物又是它环境的一部分。当寄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试图利用寄主的时候，寄主同时也会在演化过程中防御甚至拒绝寄生物，于是，这两种生物就在相互斗争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生物界典型的共生演化。在经济系统中，这种协同演化也是比比皆是，技术与制度的演化过程无非是从一种存在状态转化为另一种存在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符合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框架，即“变异-选择-保留”。这种演化过程包含着联合演化，在这样的共生演化中，互动者之间必须存在相互的反馈机制，它们的演化动力是交织一起的， 即一个互动者的适应性变化会通过改变另一个互动者的适应而改变其演化轨迹，后者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制约或促进前者的变化。然而与生物界中的联合演化不同的是，技术与制度并不存在类似于生物界的那种对抗。它们之间是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技术的创新导向需要支持性制度，同事也会对其制度背景形成某种影响力；反过来说，制度也会束缚技术的改进，或者决定哪一种技术可以在经济系统中保留下来，并得以扩散。
纳尔逊强调，技术和制度应该被理解为共同演化，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和特征受到支撑它的制度结构的影响，制度创新也是强烈地以新技术在经济体系中是否和怎样被接受为条件的。在纳尔逊看来，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相关社会群体所掌握的标准化的社会技术，是一种协调联合操作 （工作）的知识。这样，技术就不再是先前我们所理解的物质技术，还包括社会技术。纳尔逊进一步认为，在技术创新和扩散过程中，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物质技术的复杂结构需要一个团队来运用，而团队中的成员之间的行动必须相互协调，这就需要社会技术来支撑，使得成员间就如何有效理解和操作此物质技术达成共同认知。因此，新的物质技术的发展通常会带来新的理解、认知和规范等社会技术，而社会技术的发展同样也会给物质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线索。
“互不决定论”和“互相决定论”
上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可以简单的归结为：“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和“协同演化理论”。此外，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些折中的提法，主要有拉坦提出的“互不决定论”和一些学者提出的“互相决定论”。拉坦指出，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不仅产生的原因非常类似，形成技术和制度供给的原因也非常类似，因而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共同或类似原因引起的两种不同过程和结果，并不存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谁决定谁或者说谁更根本的问题。可见，拉坦主张一种互不决定论。国内学者袁庆明（2002）指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需要一种动态的和分层次的观点，认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一个交互决定的动态演进过程，不同层次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有所不同。顾凤琦（2001）认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匹配运作，不但能保障和强化技术创新活动的具体实施，而且能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起到“互动式”的提升作用，也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产生出“两个创新”、“乘积”关系般的叠加效应。
评述
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关系问题的讨论上，无论技术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虽然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但也都难免片面和极端之嫌。拉坦的互不决定论似乎给出这个两难问题的新答案，但是，能否因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原因的相似性便断言技术与制度是互不决定的、二者关系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呢？这难免有点牵强。交互决定论中和了两种对立的论调，但是这种不分时间和空间同时强调二者其实等于什么也没有回答。事实上，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抑或是互不决定论交互决定论，其理论归根到底都从属于一种线性逻辑的思维方式。
演化经济学的“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论”突破了线性逻辑的思维方式，具有更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更强大的现实解释力。需要一提的是，“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论”虽然也同时强调技术与制度两者的交互作用，但这与“技术-制度互相决定论”以及马克思的技术和制度动态辩证的表述有着本质区别。它们揭示了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双向因果链条，强调了经济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反馈。协同演化论采纳的是一种非决定论、非线性的演化思维，它运用生物进化的观点，认为技术和制度变迁互为选择力量。选择力量只是技术变迁演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不决定技术变迁。同一制度条件下，完全可能由于其他因素甚至机遇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技术和技术变迁轨迹。类似的道理，同一技术条件下也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制度和制度变迁路径。因而，在技术-制度的协同演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协同演化模式和协同演化结果。
参考文献：
1.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
2.吴敬琏.制度重于技术―论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国科技产业月刊，1999(10)
3.顾凤琦.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融合匹配机制的探讨.中国科技产业，2001(7)
【关键词】美国教育 批判性思维 多学科视野 社区服务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2－0059－02
07年暑假笔者有机会赴美考察，参观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s，以下简称UCLA）、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ley，以下简称UC Berkeley）以及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等学校，并重点对UCLA的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进行了考察。以下我们主要围绕批判性思维、多学科视野、社会或社区服务等三个方面，谈谈此次考察的心得。
一、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
UCLA借用《圣经》创世记中上帝的话“要有光”（FIAT LUX）来命名为新生开设的一系列研讨型课程。我们参观的UC Berkley，其正门拱门顶上也镶嵌着这几个字，可见美国大学对启蒙思想、探究真理之使命的自觉与重视。他们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作为达成这一使命的重要方法。
在美国期间，我们经常从受访者口中听到“批判性思维”这个短语，负责本科生教育的相关人员更是反复强调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尤其是UCLA、UC Berkeley这类研究性大学，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通常是课程设计围绕的核心，实际上也是自教育学家杜威提出“反思性思维”概念以来美国教育改革的核心。美国《国家教育目标报告》（1991年）要求各类学校“应培养大量的具有较高批判性思维能力、能有效交流、会解决问题的学生”，并将培养学生对学术领域和现实生活问题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1］1995年颁布的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也规定：“学校教育的重点应是帮助学生掌握每天使用的多种技能，如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在工作中具有合作精神。”［2］
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思维形式，更是一种优秀的思维品质，它与问题解决并称为思维的两大技能。当前，中国高等学校尤其是像中山大学这样的研究性大学，将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能力提至相当高的地位，教育部更是决定在全国高校中建立500个大学生创新试验区。而批判性思维品质是创造性活动和创造性思维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创新思维的基础与核心。
UCLA为一年级学生开设的FIAT LUX系列课程，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方面，颇具匠心与魄力。首先这是面向低年级学生的小人数研讨班式课程，每个班的人数不超过15人；其次，开设课程门数多，所有想选修的学生都有机会选修。在2006～07学年，UCLA共为一年级新生提供了200门FIAT LUX课程［注1］，涉及的学科领域之多之广，令人感叹；第三，FIAT LUX研讨班采取“三不主义”――不布置作业、不考试、成绩不分等级，以使学生能够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凭自己的兴趣，选择研讨班，并在心情完全放松的情况下，自由地参与课堂讨论。FIAT LUX使他们一入大学，就接触到边叙边议边分享的探索与研究型学习方式，启动批判性思维的学习习惯，从而迅速完成身份的转变，即从中学生学习与思维方式到大学生学习与思维方式的转变。
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技能。为了保证学生在大学里所获得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不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美国的大学除了注重学生在量化思考（比如数学、统计等）、逻辑、文学、艺术等基础和工具课方面的训练外，还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多学科思维或多学科视角审视问题能力的培养，以使其批判性思维更为有效、更有创意，也更加深刻。因此，多学科思维（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也是我们在听取美国人介绍其教育理念时最常听到的短语。
二、多学科思维（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多学科视野与思维方式的培养与批判性思维的养成密切相关。UC Berkley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跨学科教学不仅仅是提供多学科信息，更主要是培养跨学科的批判能力。学生只有具备多学科视野与思维习惯，才不至于使其批判性思维流于盲目和浅薄。而且随着科研的跨学科趋势，也随着人类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复杂化、全球化，培养学生的多学科视野和思维习惯，展开跨学科、跨文化教学显得十分重要。
在UCLA期间，我们特别留意到该校开设的Cluster Courses（聚合课程），印象深刻。Cluster Courses是面向一年级学生的学年课，由不同学科的教师（一般是三名教师，一名图书馆员）围绕同一主题进行多学科视角的协作式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多学科思维习惯与视野。一门Cluster Course一般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这门课程面向的研究对象必须跨越两门学科以上，课程主干可以是历史的、地域的或问题中心的；二是Cluster Course的讲授内容不能被现有课程或专业替代；三是这种聚合是切实可行的。
2007年秋季学期，UCLA向一年级新生提供了10门Cluster Courses［注2］，其中“全球环境：多学科视野”一课就由来自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四名教师共同承担。课程协调人的专业领域是土木与环境工程，另外三人的专业领域分别是城市规划、大气科学、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
从UCLA目前开设10门Cluster Courses来看，其主题主要集中在环境、生态、艺术、历史、生物、城市化等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Cluster Courses的目的不在于发展新兴学科，而是向学生展示，不同的学科如何看待以及尝试怎样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与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帮助学生把从不同学科获取的知识，经过个性化分析综合以后，形成自己独特的跨越学科界限的知识视野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UCLA的Cluster Courses模式展现给我们的不是传统的科学与人文或与社会科学等两种教育内容以课程或学位的形式上的简单迭加。在迭加教育模式中，学生所接受的不同学科的知识仍然基本分属于两种彼此并行、各说各话的文化体系，对解决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或相对一个问题、一种现象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认知体系，相距甚远。UCLA的Cluster Courses模式是围绕问题，聚合不同学科领域、专业的知识，因而显得独具匠心，值得鉴借。
前述FIAT LUX研讨班采取的不布置作业、不考试、成绩不分等级的“三不主义”，也有利于学生主动扩展自己的学科视野。一名担任FIAT LUX研讨班课程的教师这样评论道：FIAT LUX所提供的没有压力的学习环境，吸引了一些本来不会或不敢选修某一类课程的学生。
三、社会或社区服务（Social or Community Service）
“社会或社区服务”是我们在在美国期间不时听到另一个关键词。它不仅是学校和社会评价一名大学生的重要指标，以学校为中心的社会服务也是学校评价一名教师的参考指标。据统计，在美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有46%打义工，而在同年龄层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中，只有21%的人去做义工，不到大学毕业生的一半。［3］这与美国大学的教育哲学鼓励做义工，即为社会或社区服务不无关系。
美国的大学在行政、组织和文化上，都鼓励学生出去当志愿人员，强调通过实践经验来刺激学生的学术成长，看看自己能为社会提供什么服务，或者面对社会的需求，自己还缺少什么样的素质、技能；学生通过义工经验发现了社会，有了使命感；反过来，社会或社区服务常常又会影响甚至改变他们的人生志向。在UCLA，我们见到一名学习国际贸易的毕业生，大学期间的义工经验改变了她的职业志向，她决定做一名小学教师，而不是从事国际贸易。正是由于社区服务的经验，美国的大学生毕业后，总体而言都比较任劳任怨，肯从基层做起。
UC Berkley的有关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建有专门的义工信息数据库，帮助学生在当地社区发现当志愿人员的机会。UCLA作为加州的公立大学不仅鼓励学生在当地社区做义工，还鼓励他们到州政府所在地萨克拉门托、联邦政府所在地华盛顿等不同行政中心从事社会服务，通过社会服务了解美国的政治与社会，将来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加州。
四、结束语
以上围绕批判性思维、多学科视野以及社会或社区服务三方面，探讨了美国一些高校所做的尝试。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近来也在上述三个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教育部自07年以来多次就高等教育发文，强调创新教育、实践教学、博学教育的重要性，并投入巨额资金支持相关项目。虽然措辞不尽相同，但本质上与美国高校强调的批判性思维、多学科视野、社会或社区服务等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国内一些高校正在实施或计划实施的教学改革项目与我们看到的UCLA的许多做法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可见，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努力有许多共同之处，使得各种层面上的国际教育交流、相互借鉴变得更有意义，亦更切实可行。
【注释】
1 薛 涌.培养精英要从做义工开始［N］.新京报，2006.10.29（10）
2 课程清单可在该校主页（college.ucla.edu/fiatlux）上找到
参考文献
1 刘宝存.创新人才理念的国际比较［J］.比较教育研究，2003（5）：6～11
在物理环境因素千变万化的形势下，作为生物本身的人类要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做出取舍，才能继续生存。正如美国进化生物学家利・范・瓦伦于1973年借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红皇后颇有禅意的回答：“在这个国度中，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使你保持在原地”，他提出了“红皇后假说”，这也是自然界中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不进则退，不进则亡。取舍之间，有必要讨论为何学生在面对多元价值选择时产生茫然和迷失。
一 、学生道德价值判断能力低下的原因
（一） 道德教育目标设定的机械性
一直以来，使学生掌握在实际生活中需要得到的知识被预设为学校道德教育的核心目标，并把其作为逻辑起点和检验成效的准绳。然而，如此得到的结果又如何呢？很多学生明明知道事情该怎么做，但就是故意不那么做。“老师教、学生学、学校考”成为程式化的学校道德教育模式，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但是固有的教育模式只是造就了相当多的“赵括”，单会纸上谈兵，滔滔不绝、连绵不断，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学生的道德价值判断能力会在柔软而贫瘠的道德教育理论之中沦丧，成为一代“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1]
（二）道德教育内容运用的脱节性
杜时忠教授指出，我国学校德育中存在德育政治化与德育生活化的矛盾。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德育的重要性体现在它的政治价值，而学生的主体性选择无疑被淡化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学校德育越来越脱离学生的实际生活。[2]学校德育脱离现实之后好似水上的浮萍，无法落地生根。鲁洁先生曾在《在学习中找到通向生活的道路》指出：“道德存在于人的整体生活之中，不会有脱离生活的道德。品德的培养应当遵循一种生活的逻辑，而不是一种纯科学的逻辑”。[3]鲁洁先生深入而恳切地探讨了品德培养和生活之间的联系，并指出，品德教化要依照生活蓝本这一条铁律。学校道德教育与生活实践就像是鱼和水的关系，没有“生活实践”这片活水，“学校道德教育”只是一条毫无生命迹象的鱼，现今的学校道德教育恰恰是失去了生活这片阵地，一味追求高深的理论说教，脱离生活本来的面目和学生需要。只有以生活实际为根本出发点，以服务现实生活为目标，道德教育才会充满生命活力。学生道德品格的养成，离不开生活的土壤，学校道德教育需要从中汲取养分，才能枝繁叶茂。将生活的灵动融入一板一眼的学校道德教育之中，杂糅成能够在多元价值观社会中立足的现代学校道德教育模式。
（三）道德教育方法使用的单向度
直接地问答、一味地灌输与榜样示范是目前学校道德教育的主要教育方法。“道德容器”是呆板的道德教育模式给学生的定义，此种教育只是在禁锢学生自身的道德需要，将学生教育造就成为既定的社会人。另外，孩子在家庭之中没有发言权，当孩子的想法与家长旧有信仰相左时，家长非但没有循循善诱加以引导，反过来会利用自己的家长权威对孩子施以管制，强迫孩子接受世世代代传习而来的道德价值准则，无视孩子。诸如此类，单向度的道德教育方法利用制造机器的原理，统一设定成人世界的道德价值观，并强力灌输给学生。学生没有思考和辨析，只是被动接受和执行，道德价值判断能力变成天方夜谭，无从谈起。
二、影响学生道德价值判断能力的
关键因素
作为影响道德教育效果关键因素的教育主体价值观，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指出：其认识论选择引导和规定着主体对道德教育整体性社会功能的定位;其价值论选择决定着主体对道德教育实践中方案与路径的设计;其方法论选择决定着教育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影响学校道德教育的效果和效率。
在道德的岔路口，教育主体要通过什么经验来决定走向何方？秦代的“书同文、行同伦”以及统一度量衡，为的是让国家有统一的标准，价值观的选择也需要遵循某些原则。道德需要和客观规律如何和谐统一？个人意志自由和社会尺度如何相互平衡？价值性和价值度如何在纷繁的价值冲突和挑战之中加以综合考量？玄而又玄的德育价值实践问题横亘在现实生活之中，我们无法跨越只能面对，并寻求良策以解决之。
（一）道德需要与客观规律的有机统一
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违反客观规律的发展都是徒劳的，是不被世事所认可的，故而道德需要与客观规律有机统一，才能保证道德教育主体的价值选择经受得住时空变换的考验。符合主体自身需要是主体在做出选择时关注的主要问题，美国犹太裔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其著作《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到了需要层次理论，并指出人类主体只有在满足了生理、安全、社会和尊重的需要之后，才会追求更高的道德需求。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之中，虽然道德主体的实际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人们遇到的环境也是纷繁错杂的，无法背离的却是客观规律。每一个主体都处在自然和自身的客观规律之中，都要遵从社会总体目标和客观规律，这样每一个主体才有施展才华、实现自我人生理想的空间和条件。
（二）个人意志自由与社会尺度的和谐统一
个人意志自由是主体在进行价值选择之时的内在因素，社会尺度则是道德价值判断的外在因素，内因总是起着主要作用而外因只是辅助。当价值主体做出道德价值判断之时，主体的意志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实际生活中，看似不可剥夺的主体意志并没有拥有相当的自由，外界的环境不仅仅是影响主体价值选择的个别因素，还承担着评价、衡量和考究的作用，社会尺度的各个环节不再扮演坐标系和参照物的作用，它离开旧有的价值判断系统为其准备的冷板凳，走上价值选择的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个人意志自由不再完全统摄全部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在学校道德教育之中，学生的自由选择度一再被提及，在发挥学生自主自由的同时，不忘的应该是社会尺度的引入教育，就像康德在《论教育学》之中说到的，学生需要接受的教育是在法则之下的自由，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恣意妄为、不是天马行空，而是服从法则规律。社会之中最难实现的自由就是统治自由和教育自由，这两者相辅相成、相依相存，这两种自由却是社会成员所最崇拜的和最渴望的，放开的权利如果得不到有效利用往往会导致政策失灵，就像是火山喷发，灾难是毁灭性的、持久性的，故而要真切处理好个人意志自由和社会尺度之间的平衡，使其为道德价值判断发挥有益的影响。
（三）价值性与价值度的适度统一
价值性的比重要多于价值度，实际生活之中我们要忍受匮乏、习惯承受。道德教育的价值判断，在取舍之间主体要衡量价值性与价值度的利弊，但是在生产资料极度匮乏的年代，食不果腹的道德主体往往会抛开所谓的道德伦理，只为求一口粮食而逾越道德伦理的鸿沟，做出违反道德甚至是触犯法律的事情。道德与不道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条微妙的细丝，天堂和地狱一线之隔。价值性和价值度的考量往往会直接影响到操作层面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是前面两种心理的揣摩，关于价值判断的前期评估阶段若有偏差，在后期还有可能慢慢弥补，但价值性和价值度会直接导致主体做出直接的社会行为，在社会实践领域造成决定性的影响。
三、借鉴“价值澄清”理论培养学生道德
价值判断能力
价值澄清理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由纽约大学教授路易斯・拉思斯为首的学者联合提出。这些学者认为复杂多变的美国社会，向青年学生抛出了繁杂的“价值观橄榄枝”，如若不辨善恶美丑，美国的未来价值观将陷入混沌状态。价值澄清理论预见性地提出，要培养学生自主价值判断能力，以此作为学校道德教育的目标。在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设计上建立现实生活的沙盘实验，让学生在实际演练之中自主地探求解决道德困境的有效路径;在学校道德教育方法上搭建学生和学校、教师之间的平等对话平台，让学校、教师了解学生的实际诉求，按需设课。借鉴价值澄清理论对于开解我国如今学校道德教育面临的难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但在将美国澄清学派的价值澄清理论嫁接在我国实际学校道德教育时，需要批判地吸收。对于学校道德教育的目标，我们应当因地制宜;对于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要结合我国社会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以此来探索一条可行之路，使学生构建自身的道德价值判断体系，以备在面对实际道德价值选择困境时运用。
（一）目标：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
由路易斯・拉思斯等学者提出的价值澄清理论的灵魂就是在实际道德困境之中构建自身的道德价值判断体系，以所学所感做出理性价值判断，保有自身存在和不断发展的空间和机遇。然而某些课堂带给学生的只是单一的价值判断通路，学生学会的只是按部就班地跟随老师和家长，实际上，更多的选择要学生自己来做。从国际大环境来看，随着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不断深入，不同的国家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的渗透不断加强，派生出利益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等层出不穷的新型问题，这些现象给我国学校道德教育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挑战，为我国学生融入世界教育环境敞开了一扇大门，同时也布满荆棘。这要求我国学校道德教育在秉承优良道德教育理念的基础之上，立足世界发展现实情况，吸纳有益元素，并在目标建构、内容设计和方法选用等诸多方面进行改进。同时，要将学校道德教育落到实处，让学生做独立思考、自主选择的价值判断主体，即使离开学校和老师这根拐棍也能趟出属于自己的道德之路。
（二）内容：结合学生的现实生活设计
人类教育活动是统筹在生活世界之中的，无本之木难以成林，无源之水难以成海，脱离实际生活的学校道德教育难以成就能够乘风破浪的学生。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杜威曾在其著作《我的教育信条》中阐述了一个著名论断，即学校的教育是无法脱离生活和社会的。学校道德教育脱节于现实生活，只是教师在讲台上的一幕，就像一只飞鸟在学生的脑海掠过，留不下任何印迹。恰恰相反的是，学生的实际生活才是学校道德教育成效的试金石，会不会独立思考问题、会不会理性做出价值判断、会不会结合实际做出价值选择才是学生真正需要获得的有价值的学习。道德价值判断能力的培养不是强力外部推衍，也不是自然的瓜熟蒂落，它是需要学生在自身的道德价值判断能力和生活现实道德问题的动态作用和实际演练之后获得的经验能力。故而在今后学校道德教育之中，教师应专注学生主体，立足于学生生活实际，辅之以有效引导，让学生在实际道德问题中学习解决之道，在实践之中不断积累道德理论和道德判断的经验，完善他们的价值观，提高他们的道德价值判断能力。
（三）平台：以师生平等对话为基础
美国价值澄清理论所建构的师生平台，无疑为此岸的学生和彼岸的教师架起了一座桥梁，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规避师不知生所感、生不知师所云的尴尬之境。在对话中发现问题，在对话中解决问题，在对话中建构学校道德教育的平等对话平台。价值澄清法在价值澄清过程中，重视澄清的策略和方法的运用，教师基本上被置于中立地位，学生在选择认知、情绪评价和行动中处于一种体悟状态，在民主公正的氛围中接受和评判价值信息，逐渐构造自己的道德价值世界。以往的学校道德教育是教师教授几十年前前人的道德体验和道德理论，家庭中的道德教育是家长教授父辈的道德实践，学生学习的总是古董级别的道德实践和道德理念，结合实际生活的寥寥无几，学生的主体性选择被湮没在学校的道德教育教条之中，学生的思维被外力强行灌输着旧有的价值观念。而在价值澄清方法的新鲜视域之内，教师只是学生进行道德学习的辅助人员，在学生遇到道德困境时，在已储备的道德价值判断能力不足之时，教师才会出面，帮助学生分析价值十字路口不同方向的不同可能性，教导学生自主选择自己承担价值判断带来的或好或坏的后果。在主动寻求出路的过程中，学生建构起适应自身发展的价值观念生态和价值判断体系，在离开教师的辅助之后能够积极地追求自我实现，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王国。
参考文献：
[1]张志勇.回归基础――道德教育的基本任务[J].当代教育科学，2005（2）：3.
[2]杜时忠.当前学校德育面临的十大矛盾[J].当代教育论，2004（1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