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3 16:17: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教育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古希腊；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古希腊和古华夏分别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两个源头，因此古希腊体育与中国古代体育有着迥然不同的形态和价值体系。从体育发展的历史来看，体育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法。
二、分析比较
1.古希腊体育的竞争性与中国古代体育的等级性
地理环境是不同民族体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古希腊与中国古代各具特色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两个民族不同的文明和民族性格，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体育文化的发展。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海运交通便利，商业较为发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国民的生产关系向契约形式转化，致使森严的等级制度失去了繁衍的依托，从而为民主、宽松的政治制度奠定了诞生的基础。古希腊体育中的赛跑，其特征就是参赛者不论地位高下、年龄长幼，一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同等的条件下跑完相等的距离，最后以成绩显示谁之优劣。
与古希腊所不同，古代中国的四周是高山、沙漠和当时条件下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一个封闭的状态，而内部的回旋余地又相当的广阔，是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文明为宗法等级制度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加强致使任何不遵循等级差别的文化因素不得产生，否则就是对等级制的冲击，也是对专制统治的不稳定因素。
2.古希腊体育的健美性与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养生性
在同海上风浪搏斗的过程中，勇敢的希腊海员们充分感到自身力量的重要性。于是肌肉发达、身体健美的形象便成为古希腊人崇拜的偶像。与古希腊体育繁荣相对应的是古希腊高度发达的哲学与科学。古希腊的哲学家用数学的方法研究动物和人体的结构，这就使得古希腊体育有着特殊的发展轨迹和审美价值。在古希腊的体育雕塑中，雕塑家们对运动员形体美的把握，已经能够科学地运用数学上的“黄金分割”和解剖学原理，体现了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水平。
与古希腊所不同，中国古代体育的形成与定型借助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当时的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人必须与大自然保持协同才能维系生命，维持健康。因此，在中国古代体育中，养生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养生体育建立在宏观观察和直觉经验的基础理论之上，与建立在以分解、分析方法为主体的实验科学基础之上的古希腊体育大相径庭。
3.古希腊体育的身体教育与中国古代体育的道德教育
古希腊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概念的民族。古希腊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宗教社会。古希腊宗教特有的神人同形同性特征与城邦公民职责相结合，陶冶了古希腊人独有的人格意识。他们把“自我”视为一种客观化的认识对象，从多方面去论证“人”，他们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注重体育在育人方面的作用。古希腊体育中尊重人的个性，追求多样化与矛盾性的文化特征，可以激发民族的扩张力、创造热情和冒险精神，有利于体育教育中对人的个性培养和发挥，然而却缺乏中国式的谦恭待人、稳健温和，易导致物欲主义、享乐主义和个性的过分扩张。
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给中国古代体育打上了深深的“道德教育”烙印。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其主旨精神始终是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与古希腊文化的出发点是根本对立的。古希腊文化强调从个人出发，个人与集体呈现出一种松散的状态。而在中国古代，由于传统伦理价值观的作用，单一的个人显得毫无意义，仅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求善与道德的一个特征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他人带来否定作用。而古希腊则不同，它是通过竞赛，以其双方形成的胜负结果来肯定胜利者，否定失败者。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不同的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孕育了不同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品格，从而形成了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各具特色的传统体育个性。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个人修养和道德性，促进了以身心和一、动静结合为特征的东方传统体育形式的发展，然而却削弱了体育的竞技性；
古希腊民族崇尚人的个性，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公平竞争，对现代竞技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易导致个性主义的膨胀。
参考文献：
［1］颜绍泸．世界体育史研究中的误区：东方体育．体育文史，1990（3）.
［2］谢凌宇．略谈中西方传统体育的个性特征．体育与科学，1990（5）.
中国古代文学在教学中仍旧采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及教学理念，从而不能够与时代特征相接轨，不符合现代文化建设的要求以及目标。虽然说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但同时也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而我国传统文化就是我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古代文学更是传统文化中的奇葩。因而，对现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进行重新的审视与解读，并采取大胆创新的教学理念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了。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价值取向不明确价值取向问题一直是大学课改以及教师教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根据对“大学课程为谁而设”这一问题而回答将价值取向分为三个方面，即学科本位、社会本位以及个人本位。持“学科本位”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是为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设立的，因而在教学中更加强调知识体系的逻辑性以及科学性，对学术上的要求则为更高；而持有“社会本位”观念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为社会的发展而设立的，强调书本知识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结合，因而在教学过程中一味地追求学科的实用性而忽视了学科自身所包含的文学修为，如审美意识等；持“个人本位”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为了学生的发展而设立的，强调学生个体与学科教学之间的联系，通过知识、价值等的传授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进行塑造，从而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人”。不同本位的选择将会造就不同的教学侧重点，因而对学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但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出现了价值取向不明确的现象，从而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明确的向导，降低了该学科的实际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够体现时代性西方著名学者詹姆逊曾经说过：“文学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因而在编著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站在社会的制高点，把握整个社会的经济动脉，以独特的政治视角来看待我国古代文学，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无缝衔接。但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编著更多的是从社会本位出发，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服务。所以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实用性进行了深度挖掘，并没有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过于陈旧，不能够与时代相结合，从而缺乏青春的气息。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针不能够与时代接轨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我国文化的建设以及传承，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在2009年年底，我国教育部门针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新要求；在“十二五规划”的《纲要》中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要求“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其教学方针的制定脱离了时代的发展，缺乏与时俱进的特征。虽然说现在实行的是素质教育，强调对学生个性化的发展与培养，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强调对规律性以及共性的掌握；仍然以教师为主体，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缺乏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调动；仍然以分数为主要的衡量标准，忽视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在新形势、新环境以及新要求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采用传统的教学方针，从而不能够与时代进行很好的结合。
虽然说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汉语语言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但其因为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人文色彩而彰显着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对我国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具体显现，也是对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的综合反映，因而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可以对学生进行无形教育，帮助其形成健全的人格。在学科特征上，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也是“通古察今”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其实，文化的发展不是对各种不同文化进行叠加，而是对过去传统文化的一个重新审视，通过不断的雕琢形成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兴文化形式。因而，应该通过改革创新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时代特征进行紧密结合，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价值。
建立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指出了“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因而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对人民进行有目的的教化作用，以文化为主要核心将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为社会的繁荣创造更多有利的价值。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围绕“为谁而设”这一问题来构建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其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立不是单从一个本位进行思考的，而是汲取三种观念的长处，为学生的成长创造更良好的环境。首先，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让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古代文学知识是这门课程的基础目的；其次，通过文学的熏陶以作品中的优秀人文素养对学生的人格塑造进行辅导作用是该门课程的直接目的；最后，学生将在学习中不断积累的文化素养投身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积极因素。
探索符合时代特征的教材如今使用的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的，其编写的核心思想是社会本位，因而与现代社会需求以及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出入。而教材是一个课程的主干部分，对课程的安排与进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因而探索符合现代时代特征的教材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探索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问题：（1）在对教材进行定位时应该考虑多方面因素首先是时代的需求，应充分体现出“十二五规划”纲要“传承创新”的特点；其次要反映出大学高等教育的特点，在对知识进行积累的同时还需要将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之间的衔接；最后注意选材的延展性，便于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实现与实践。（2）扩展中国古代文学的定义在现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一直以来都将中国古代文学限制在一个狭隘的空间中，没有与其他文学进行有机的融合，从而造成了“闭关锁国”的现状。其实，所有的文学形式都应该是相互交融的，它们之间都可以联系在一起，因而应该从一个更为广义的角度看待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用这些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思考当今社会问题，从而发掘出人类的本性。这才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宗旨，也是其最终追求的目标。
对现有的教学模式进行大胆创新如今的教学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端，始终是以教师为主体，采用满堂灌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与知识的传播。而在这样一个模式下，学生的积极性被降低，同时他们对学科的热情也在束缚中被磨灭，长此以往是不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的。因而在后续的教学中应突出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并且注重学生个人意见的抒发，从而在对文学分析与赏析中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的论点与思维方式。同时，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良好的环境，让学生在这样的空间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作者：白莉单位：安徽阜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关键词：儒家思想数学教育传统数学
一、儒家思想与古代数学研究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主流。《周礼》有“九数”和“六艺”之说，儒学讲经兼教数学，教育儒学化、经学化使数学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汉儒用数理讲《周易》，经书兼讲天文、历法和数学，因之数学成为儒学一部分”。[1]
古代的中国数学家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不论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大都处于儒家思想的氛围之中。古代数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思想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在儒家价值理念的影响下，古代数学家研究数学的动机主要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注重的是数学的实际性。即重视实践的实际效用，注重实际效用的思想反映在古代思想的知行观中。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古代数学家的数学观中，他们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学习和研究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效用。中国数学的实用性的特征实际正是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
由于古代数学家的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数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从根本上说，古代数学家研究数学的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一是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二是出于“仁”“孝”之德，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三是出于经学的目的，要发挥儒家之道。
魏晋数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夏侯阳算经》序中说：“夫博通九经为儒门之首，学该六艺为技术之宗。”《颜氏家训》“杂艺”篇说：“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者，皆学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说：“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秦九韶在《数书九章》序中说：“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经世务、类万物”。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因此，研究数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二、儒家思想与古代数学教育
1.教学目的之“经世致用”、“注重符验”
“实用主义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传统数学体系大致是遵循着‘经世致用’的观念展开的。古人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极深的实用主义色彩。‘经世致用’成为数学教育的一大特色，对中国传统数学造成相当大的影响。”[2]
儒家要求“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即联系实际来思考，强调力行，付诸实践。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篇》）把能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看作是认识的最高阶段。这种学以致用，注重符验的儒家思想，反映了他们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态度，是其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在认识方法上的表现。
2.教学方法之“举一反三”“以一知万”
孔子教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举一反三”。《论语·述而》说：“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认为启发要建立在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基础上，当学生的头脑中出现了问题，有所感悟又还不很明朗的时候，即是进入了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的“‘喷”“‘啡”状态，这才是进行启发的最好火候。孟子主张引导学生达到一种跃跃欲试的状态，但不要代替学生去解决。“举一反三”在《论语》中有时又叫“闻一以知十”（《公冶长》），又叫“告诸往而知来”（《学而》），其方法论的意义是通过对类的本质的把握去推知该类的其他事物。这一方法到了荀子又演化成了“以一知万”的命题，而“以一知万”的具体内容，则是“以类度类”和“以道观尽”（《荀子·非相》），即通过弄清一类事物的基本道理，以求得“观尽”并把握该类的所有事物。显然，“举一反三”和“以一知万”的思维本质，就是从一般推向个别的演绎方法。
数学具有内容抽象的特點，如何能使学生在数学活动中深刻理解并掌握数学知识、领悟数学思想和发展数学能力，启发诱导正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开启学生积极的数学思维活动，使数学教学充满活力，避免因抽象难懂导致思维停滞和因简单注入而导致思维僵化。因此，儒家“举一反三”和“以一知万”的思想方法，就很自然地被引入到了数学教育领域。
3.教学要求之“苟求其故”、“善学尽理”
与西方的所谓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中国传统思维（儒家思想）的根基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和经典思维。“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维——整体思维的最典型的理论形式，强调天和人的联系不可分割，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
儒家虽然注重经验，强调应用，却并不截然排除对对数学上的逻辑演绎方法事物内在原因和规律的追求。孟子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下》）这里的“苟求其故”，便是要求去探索天地星辰的所以然之“故”。苟子也说过：“辩则尽故。”（《正名》）又说：“善学者尽其理。”（《大略》）可惜这种“求故尽理”的思想在先秦儒家中没有成为主导的思想。导致了后来的中国传统数学侧重于模式推理而不注重命题推理，使数学实践与数学理论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失去赖以发展成长的源泉而枯竭。
参考文献：
[1] 周瀚光.先秦儒家与古代数学[J].北京：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4期，第151页。
关键词：国学；人文素质；古代文学；课程改革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蕴藏着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学生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我省“文化兴省”的大背景下，加强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中国高校传统文化教育不容乐观，根据我们的研究和对省内几所高校的问卷调查，发现目前高校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许多高校大学生对国学知识的涉猎面不宽、学习程度不深、国学知识不全面；对国学知识把握不准、学习国学知识的主动性不高、对国学知识的运用能力较弱等，而目前大学生的人文修养也令人担忧。
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由中华文明演化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它以儒家文化为内核，兼容佛、道，博大精深，历史悠久。而中国古代诗、词、戏曲、古文、小说等文化形态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载体。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具有较强的素质教育作用，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具有重要意义。鉴于高校教育的实际情况，我们选择最能彰显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文化特征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作为提升大学生国学素养的重要途径。
根据调查研究，当代大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国学教育是基本认同的，认可古代文学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承传功能，而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是大学生接受国学知识最多的渠道。但目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和授课情况并不理想。比如，部分高校或专业并没有开设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或相关课程，而受学科分野、学时压缩等因素影响，古代文学课程在高校教育中呈弱化趋势。另一方面，很多学生学习国学的主动性不高，古代文学作品不好理解，老师的授课积极性受影响，学生审美取向及价值观偏移等因素，都影响了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顺利开展。为了加强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养，有必要对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设置做出科学的规划。
大学生人文素质主要包括传统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两个部分。传统人文知识主要对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修习积累，而人文素养则是经过传统文化知识等的浸润、内化后形成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修养、行为方式等等。在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的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传统文化中最容易为现代人理解、接受的一种形态，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最直接的桥梁，同时也是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中的人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窗口。”[1]通过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优良载体，基本可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里那些优良传统和可贵品质。目前高校古代文学教育的形势不容乐观，比如许多高校存在重视应用技术、应用知识教育而轻视人文教育的现象，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古代文学课程，并没有真正得到高校管理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育存在课程设置不合理、课时压缩等现象。主要表现在：
1.古代文学课程设置不合理。
目前许多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其中汉语言文学专业及相关专业有古代文学课程，而其他许多专业并没有将古代文学课程列入必修或选修教学计划。与古代文学课程设置相关的一些选修课程如大学语文、国学概论等也没有受到学校的足够重视。
2.课时压缩。
目前许多高校古代文学课程存在着课时压缩现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跨度较大，内容较多，学习难度较大，而在课时普遍压缩的情况下，很难保证教学的质量，不利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
3.学内容泛化，教学模式陈旧。
当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育存在着注重古代文学基础知识的传授，注重朝代概况、作家作品的介绍，但由于课时有限，教学内容不能深入、全面，存在泛化、概括化的现象。另外，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模式也比较简单，大多以课堂讲授为主，教学手段单一，这都影响了教学效果。
另外，学生们在古代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学习兴趣不浓，大部分学生不是积极主动的来学习和阅读国学知识，除了课堂上所学习的古代文学知识外，有些学生很少阅读古代文学的作品和书籍，学习途径显得比较单一。
鉴于目前高校古代文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对古代文学课程进行改革显得势在必行。
首先，要加强高校管理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对古代文学课程的重视，强化大学生国学教育，从根本上扭转高校国学教育的不利局面。高校管理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要重视国学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课程设置、评介体系等很多方面要对大学古代文学等课程教育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
其次，要培养大学生学习国学的兴趣，鼓励他们积极主动地学习古代文学知识，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学习古代文学知识的重要性，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古代文学教育对其自身成长与人格培养的重大意义，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了，学习的效果自然也就好转了。
关键词：古代书院；学术管理制度；学术取向；大学管理
近几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随之而来也产生了许多问题，究其根源，还是对当前大学学术管理制度的本质没有深刻准确的认识，对学术管理制度的取向定位存在偏颇。相比之下，书院作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殊机构，其管理制度的取向特征及倾向性对当前的大学管理改革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一、古代书院学术管理制度取向及其特征
书院出现于唐代，后兴盛于宋代，经历元、明，直至清朝。从历代书院的概况和特点可以看出，书院的发展总是在其自身的学术属性与当朝政府的政治权力间博弈而随之变更的。我们这里从书院内部管理制度的内容上讨论书院的学术管理制度，管理制度从内容上可分为机构的制度、工作的制度、人员的制度三种。
（一）首先，从学术机构制度来看，古代书院除了是讲学的场所，有时也会成为议政的机关。以书院为论坛，争鸣学术，指论朝政。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着重批评太学，宋朝朱子一派的学者，其干政的声势盛极一时。明朝无锡东林书院学者义愤干涉，声势浩大，政府称之为东林党。由此可知，书院已成为古时议政精神的代表，已不单纯是讲学之地了。
这些都体现着书院学术与政治相互依赖与制约的关系，也就是学术取向与政治取向的对立统一。议政在当时来说，也是一种学术性的表达，因为当时学生所习内容都是有关道德政治性的，对于国家发展民族大业的政治意见，是学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内在反映。学院发展仰仗政府支持，政府也需要学院培养谋士。但对于议政的程度，政府依然抱有绝对强制控制权，这是政府对学术的制约。充分体现了古代书院学术管理制度自由性与受控性的统一。
（二）其次，从学术工作制度来看，这里主要讲学术、教学活动之类。《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规定了封建社会“大学”教育内容的核心，是讲明道德的所以然，这不难看出，其中的学术取向与政治取向的矛盾以及统一。一方面反对学习知识是为了谋取功名利禄，但另一方面书院最后培养的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客；一方面规定了教育核心是格物穷理，而另一方面却培养的是巩固封建秩序的人才。可见书院制度的特征是学术取向与政治取向的高度集中统一。
再来看教学活动。古代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讲会”是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各学派代表人物讲授自己的学术见解，如张强调“义利之辨”，朱熹专讲“格物穷理”。而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自学精神令人倾佩。因此，书院内部本意还是在强化学术取向的。
（三）其三，从学术人员制度来看，我国古代书院普遍采取的都是“山长负责制”的组织形式。山长负责制是一种确立山长为书院领导核心地位的管理模式。
古代书院的教育者，其角色不仅是传道授业的“教书先生”，还有很多都在政府担任着重要官职，这也是书院学术与政治相统一的体现。以岳麓书院为例：“大中祥符间，天子使使召见长山周氏式，拜国子主薄，诏讲诸王官。式固谢不应诏，幸还山肄业，习如初，至赐对（队）衣、鞍马、内府书。而宋有戚氏，吴有胡氏，鲁有孙氏、石氏，各以道德为人师，不苟合于世著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晰，中国古代学术管理制度的取向特征是在以政治取向为大背景下的在政治取向与学术取向间循环交替，此消彼长，对立统一的发展演变的。
二、学术自主：书院办学理念对当代大学管理改革的启示
历史的沿革时至今日，我国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也是建构在当前我国固有的体系基础之上的，极大的受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取向的影响。但对于大学管理制度的根本属性，也就是学术取向在当前我国大学管理制度建设中缺乏足够的重视，有必要通过探索回归我国古代书院最初的价值取向。
（一）树立以学术为根基的大学管理理念
当今高校管理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究其本质，还是观念的偏差。进行大学管理改革，观念的革新要放在首位。要实现高校学术自由，学术管理制度的完善，首先，就应该彻底转变陈旧的观念，树立公共、自由和创新的理念。这就要求不论是政府官员、高校人员，还是社会群众都要有正确的思想，摒弃传统思想的局限性，在对待教育这个关乎国家命运的事业上，更加理性的审视其本质，放眼未来，不要急功近利。最后要把大学管理制度定位在学术取向上，回归到古代书院的学术自由的理念精神上来。
（二）争取以自由为根本的大学学术自治权
古代书院对当代大学管理改革的启示意义还体现在大学学术自治权上，大学学术自治又体现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大学自治主要是大学与政府间的博弈，微观层面主要是学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间的制约关系。大学的本质应是学术的受控性与自由性的对立统一。1因此，政府与高校之间应当建立一种和谐的良性关系，而这种良性关系的最终指向就是实现大学的独立自治。在大学管理改革中依然要把大学定位在学术机构上。政府可以提供给大学相对独立的法人资格。在学校内部，建立相对独立的学术自治机构。
（三）制定基于学术取向的“教”“学”制度
大学在根本上是学术机构，不论古代还是当前，生产并传播知识是大学工作的主要内容，在大学管理工作制度中不断强化大学的学术取向，才是大学管理改革，甚至是大学存在的根本所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应该是自由的，自学的氛围应该是浓厚的。采取既激励与制约并用的激励，在教与学的制度设计中充分体现将学术输出最大化。回归到古代书院的学术管理大氛围及其精神上来。
（四）完善基于大学本质的学术评价制度
古代书院对教师的选拔和任用方面，都是以学术作为衡量标准，发展至今日，对当前大学的借鉴意义依然深刻，即将学术作为对教师聘任、评价、激励等的核心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学术评价制度就是十分必要的。学术评价制度的设计首先要保证学术评议的独立性。其次，要采用发展性的评价方法，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学术性评价。再次，需要多种评价主体共同进行评价。整个学术评价制度的建构必须以学术取向贯穿始终，重拾我国古代书院的灿烂传统。
参考文献
[1] 孙绵涛，康翠萍.大学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基于大学学术自由本质观的重新审视[J].教育研究，2011.6
[关键词]声乐教育、音乐教育、实践哲学
一、哲学与声乐教育
(一)声乐艺术与声乐教育
声乐是“用人声唱出的带有语言的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对歌唱主体而言，它是自己内心的印象、认识、感情、愿望以歌曲为载体的一种表达，一种抒解，一种信息的输出。”从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来看，声乐艺术无疑是先于声乐教育而存在的。声乐作为音乐艺术教育的主导形式，不仅在学科性质和特点上有别于器乐形式，同时它在教育过程和学科任务培养方面也具有相应的独立地位。
(二)哲学与声乐艺术
在人类的精神文化领域内，艺术与哲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哲学是通过美学的形式影响艺术。就声乐艺术而言，哲学(以美学为中介)的意义在于“不仅从宏观的视野，去阐明声乐的本质特征，探讨其美的构成规律及其审美功能，并以微观的触角分别深入其各构成系列，剖析它文学的、曲调的、演唱的本体美的特征与从属体的依存性特征，高度抽象出声乐的美学理论”，揭示声乐艺术形态的特殊性，为声乐艺术实践提供审美导向，促进声乐艺术潮流的形成。另一方面，声乐艺术也可以通过自身的特殊方式，传播和体现一定的哲学思想。比如说，莫扎特的艺术歌曲《晚年的心情》(Abendempindung，K.523)，不但表达了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命题“荒谬感”，还包含了对康德的“上帝”(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自白了他心目中的上帝是由宇宙宗教感和道德宗教构成：“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是反复地加以思索，它们就会给人心灌注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减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的认可，更展现了启蒙主义引导下的人道主义思想。
(三)哲学与声乐教育
声乐教育是以声乐艺术为媒介进行的教育活动，它的艺术特征一方面体现出教育及艺术教育的特征，另一方面体现出声乐艺术的本质特征。由于声乐艺术与哲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而，哲学与声乐教育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如杜威所言：“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视为塑造理智和情绪的基本素质的过程，哲学也可以定义为教育的一般理论。”哲学与声乐教育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于声乐教育者而言，一个强有力的哲学支持更是不可缺少的。雷默(BennettReime)在《音乐教育的哲学》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如果一个人想胜任自己的专业，如果一个人的专业在整体上卓有成效，那么某种哲学——即有关该专业的本质和价值的整套基本信念——则是需要的。”
二、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探寻声乐教育的思想资源
从19世纪末以来的一个多世纪，我们的声乐教育者在林立的西方哲学思想中探索与寻觅，在为秉持“实践哲学’还是“审美哲学”音乐观争论不休时，却遗忘了脚下这片千年沃土所蕴涵的宝贵思想资源。无论是先秦诸于、魏晋玄学，还是东渡而来的佛教文化，其中都蕴涵着声乐教育安身立命的哲学内核。
(一)中国古代哲学：对“整体意识”的关注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名言，它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孔子心目中完整人格的塑造过程。言中毋庸置疑地肯定了“乐”，即歌唱、舞蹈、器乐等在“成人”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乐”是塑造完整人格的最后一步：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秉承了他的思想理念，使“人格教育”成为了音乐教育最为深刻的烙印，深深地烙印在中国文化的骨髓中，流淌于中国声乐文化的血脉之中。
与孔子的处世哲学不同，被后人誉为“中国哲学之父”的老子崇尚自然、天籁，追求“法天贵真”，追求音乐与自然、人、社会的和谐一致，提出了“自然之音”、“大音希声”的道家音乐审美观。而其后继者庄子则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
“天人合一”实际上是指主观与客观的世界通过人类的实践而相互联系的过程。通过由“感”及“悟”的认识方式最终达到主客合一的境界。而这一认识方式在声乐的实践与学习过程中尤为重要。
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自东汉时期由印度传人中国以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相互吸纳、渗透，最终成为中国本土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和文化思想观念。在佛教众多宗派之中，由唐代僧人唐玄奘引人中国的唯识宗，在表述人的感官与生命意识整体关系方面，对我们当代的声乐教育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唯识论认为，无论哪种艺术，都是人的整体意识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各门类艺术都是在相互作用下发展的；只有当特定艺术作用于人的整体意识活动时，人的创造活力才可能被激发，人的艺术生命才可能活化。
不难看出，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它们都把“音乐”作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融入到人的生命构建之中，并渗透到了古代的音乐文化形态之中，从而使“整体意识”的关注成为中国古代哲学音乐观的重要内核。文人音乐就是这种以古代哲学为核心的音乐文化的代表者。
(二)中国古代哲学在音乐形态上的体现：文人音乐
中国古代的文人音乐，指的是由历代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阶层人士创作或参与创作的传统音乐。主要包括琴乐和词调音乐，
琴乐中的琴歌流传很广，其中“操”“引”等歌唱部分的水准也非常高，《尚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中的“声依咏”就是指乐器的声音是伴随着歌唱的声音进行的。历代文人或是从民间音乐吸取养分，进行改编：或是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化作琴歌，抒发真情实感。
词调音乐是配合着词而歌唱的一处音乐体裁形式。文人对于词调音乐的贡献主要在于：择腔、创调及词调音乐的理论研究。择腔、创调是词调音乐的两种创作方式。择腔，亦称倚声填词，即利用旧曲填人新词。战周时期的屈原就吸取民间歌曲的养料，以民歌的风格创作了很多诗歌如《天问》、《九章》、《招魂》、《离骚》等。这些作品，一方面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浪漫色彩，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屈原超群的才华和志尚高沽、不随俗流的人格精神。创调，是自度曲与自制曲、文人利用民间流传的各种音调素材，别创新的词牌。此法发端于柳永，周邦彦亦能自度曲，但有意识地大量创作者当推姜夔(1155-1221年)，他创作了《白石道人歌曲》，为词调的发展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与贡献。在词调音乐的理论研究方面，北宋沈括著有《梦溪笔谈》，其中的《乐律》阐述了有关声乐演唱“声中无字，字中有声”的辩证观，对后来声乐教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燕南芝庵所著的《唱论》，则全面论述了歌唱艺术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规律性的旨要，强凋歌唱艺术创作中主观情感与客观现实的联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文人音乐，是文人们对天地、对人生、对社会的体悟与批判，更是他们心境与灵魂的艺术折射，可以说它是人生的
艺术化；同时，文人们亦将音乐融入他们的生命存在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即可谓艺术的人生化。文人音乐，是传统哲学与文化、音乐及生命体相互凝结的产物。它们不是技术，甚至不是艺术，而是一种生存状态，是生命的感发。
(三)中国古代哲学对声乐艺术的解释：一种启迪
由前述及，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歌唱是人的整体意识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在与其他门类艺术，如器乐、诗词、舞蹈等相互作用下发展的。声乐不是技术，甚至不是艺术，它是一种生存状态，是歌唱者生命的感发。这种观念，突出了感性体验在声乐艺术中的重要性。实际上，感性体验是中国声乐文化的悠远传统。但是，由于现代社会中西音乐文化的深度交融，西方音乐受其哲学思想不断发展的影响，正逐渐追寻音乐中的感性体验，而中国声乐却在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遗失中，接受西方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归纳，逐渐丢弃了自己的音乐传统。
可见，当代中国的声乐教育首先应突出“整体的人或人的整体”，以及“人的本性、潜能、价值和经验”，强调感性体验特征。而这种感性体验特性将从生活性、生命性、状态性等社会实践特征中表现出来。它使学生声乐学习的范同突破了学校的界限，寻求学校、社会之间的内在整合与相互作用；它促使学生声乐学习过程中的“能力观”突破了学校的疆界，促使声乐教育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声乐认知技能”，更主要是“人格智力”，它需要学生从“资格概念”转向“能力概念”。
三、西方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声乐教育：解不开的纠缠
由于我国自以来的音乐教育是建立在深扎于西方哲学体系之上的西方音乐教育模式基础上的，所以，作为音乐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声乐教育，其发展不可避免地深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
(一)主体性哲学思想与中国声乐教育
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形成和凸显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社会主客混沌不分到古希腊哲学通过本体论的建构初步区分人与周围世界，再到近代哲学在认识的主客体关系中突出主体性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把主体性理论发挥到极致的过程。而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审美、技术理性主宰的音乐认知、实体思维的音乐教育观都凸显了西方近代以来所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主体性哲学思想。
1.以审美为唯一目的的声乐教育及其弊端。审美一直是我国近代以来音乐教育所强调的，而声乐教育一直也非常重视音乐美感在歌唱认知中的作用，在一段时间内甚至以此作为声乐教学内容遴选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声乐教学内容所选择的声乐作品一定具有美的属性，否则它无法唤起美感，即声乐作品的美决定认识主体(包括演唱者、学习者、听众等)的美感。这种以“音乐等同于‘音乐作品’，并作为一种客体来认识它的本质”的音乐审美概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声乐教育，把对声乐的认知集中在“什么是美的声乐”，那些具有审美价值并能引起审美反映和审美愉悦的声乐作品就是“好的”或“美的”，反之亦然，这就陷入了一种“主客二分”的二元思维中。把声乐具化为审美的存在，实际上是把审美作为歌唱的首要功能与唯一目的，但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歌唱都不是作为审美而存在的，歌唱在很多地方甚至能替代语言来表达和交流日常生活信息。比如，“蒙古长调”最初是蒙古族先民在蓝天白云之下，辽阔草原之上生活形态自然而直观的流露，或为了抒发某种情感，或为了传递某种生活信息；至于它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可以说是研究者强加给它的。由此可见，把对声乐艺术的理解窄化为歌唱是作为审美而存在的声乐教育，忽略了声乐艺术的生活存在，必将阻碍对声乐文化多样性存在的认知。
2.实体思维的声乐教育观对声乐文化多样性存在理解的缺失。实体概念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定义是“一个不依赖其他东西而自身存在的东西”。实体思维坚持的是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即坚持实体第一性，属性第二性的原理。我国学院派“民族唱法”千人一面，万人一腔的状况，就是实体思维声乐教育观所造成的结果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民族声乐教学，以西洋美声唱法的美学观和教学方法为基础，使其成为第一性的实体，而中国传统的民族唱法(“原生态”唱法)则是作为第二性的属性，必须用西方“系统”、“科学”、“先进”的美声唱法来规范中国“不科学”、“不系统”、“落后”的“原生态”民族唱法。这种观点忽视了不同民族声乐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当今文化多元的新形式下，其狭隘与片面性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们对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状况的不满，这也是现在具有传统声乐文化的语言、风格、韵味以及地方特色的“原生态”民歌广泛流行的根本原因。
3，技术理性控制下的歌唱认知模式及其对声乐教育发展的阻碍。声乐技术的学习内容主要指声乐教育中的声乐理论基础知识(包括基本乐理、和声、曲式、视唱练耳等)和声乐演唱技术(包括歌唱发声、声乐语言、歌唱表演等)。学堂乐歌以来，声乐技术的学习一直主宰着我国的声乐教育。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歌唱发声方法的“土洋之争”，还是近年“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增设的视唱练耳考核，都无一不凸显了声乐技术学习的重要性。但是，技术理性产生的基础是数学逻辑，这种建立在数学理性基础上的声乐技术控制着对歌唱的认知，无论是歌唱表演还是歌唱审美，声乐技术的学习都是基础。又由于建立在数学理性基础上的声乐基本原理可以被精确地把握，因此，包括歌唱发声方法在内的某些声乐基本原理被冠以“科学性”，并被赋予“客观性”、“普遍性”等特征。于是，在数学化技术理性的控制下，歌唱便有了“科学”与“非科学”、“先进”与“落后”的二元论之分。
实际上，技术理性主宰的歌唱认知模式与西方近代以唯理论和经验论为倾向的认识论哲学息息相关。唯理论和经验论对声乐教育的渗透，使声乐教育远离人的生活世界，声乐教学活动成为一种以知识授受为中心的、单向的、机械的、强制的知识灌输和训练的过程。无论是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教师或学生与歌唱、歌唱与歌唱都成了“主体一客体”关系，造成了彼此间交往和对话的缺失。也进一步让歌唱变成仅仅是由技术所构成的，抽调了道德、风俗、历史等相关因素，并脱离了一定时间、地域和文化的声音技巧展示主体性哲学在确认人的主体地位和理性力量、将人从中世纪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因对人的主体性的极端强调而陷入理论上的“唯我论”闲境和实践中的人类中心论困境。因此，要克服近代西方认识论的缺陷，摆脱困境，对主体性哲学思维范式的超越和突破就成为了两方哲学的发展方向，而实践哲学就是其中的一种表征。
(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观与声乐教育的发展
“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观”从实用主义哲学和过程哲学的视角提出，强调“音乐是一种多样化的人类实践”，其代表人物是美国音乐教育哲学家戴维·埃利奥特(DavidElliot)。他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论哲学观，将音乐教育置于具体的语境，在人类学等基础理论学科更广阔的视野下，解读音乐教育的价值与本质，强调了音乐作为文化的道德、政治、社会、个人维度正是在这一实践哲学理念的“多视角”本质、多元性概念引领下，声乐教育开始突破思维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局限，紧紧抓住“声乐教育的本质与声乐艺术的本质密切相关”、“声乐教育的意义与人们生活中的歌唱意义密切相关”这两个声乐教育实践性原理的理论前提，对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关系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声乐教师作为控制教学的组织者，要“以学生为本”，强调学生的亲身参与，善于激发与指导学生进行创造性的歌唱创作，让学生在体验四个角色“表演者、欣赏者、创造者和评价者”之后，真正实现声乐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使我们的声乐教学最终体现声乐教育的基本价值。
(三)鲍曼(WayneD，Bowman)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新实用主义
20世纪60—80年代，后现代思潮席卷全球，在东西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理查德·罗蒂继承了杜威对哲学进行改造的精神，从分析哲学走向实用主义。他的新实用主义既是对分析哲学的反叛，也是对传统哲学的回归；同时，秉承理解和宽容的多元化宗旨，抹去了价值与事实、道德与科学的“二元论”区别：更从经验主义的层面探讨了真理、意义、实在、思维、世界等传统问题，重申了真理的主观性、相对性原则，强调以实际效果之有用为真理的唯一目标。实际上，实用主义是美国的本土文化。在经历了产生一繁荣一衰落复兴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出现了以理查德·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者，他的思想的产生，受到了广泛的争议，但也体现了实用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对法律、政治、教育、社会、宗教和艺术的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倡导者之一鲍曼教授就深受这种哲学理念的影响一所以，较之另一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倡导者戴维·埃利奥特(DavidElliot)，他的思想就更接近后现代哲学的新实用主义部分，因此在学术的思考上更加前沿，也更为贴近当代哲学发展的背景。
1.多元化理论使声乐教育面临挑战。鲍曼批评了音乐审美哲学将音乐与社会、历史、文化和语境的理解的脱离，他认为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音乐和音乐教育在范围上比传统上西方所使用的音乐和音乐教育概念更加广泛、音乐实践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音乐参与的社会与文化性质和对其基本原理的多元、变化和流动过程的认可。音乐是复数(Masics)而不是单数。总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最重要的教育潜能(涵义)以及教学意义，是培养学生在区别和差异中宽容而有效地学习，培养出认同和共享群体的兴趣和思考的批评性视野。所以，我们的声乐教育应努力培养学生对不同声乐类型充分感受的能力。无论是古典、现代，还是传统、流行，都应该让学生去亲身体验。这样，既能集思广义，又能形成独立自主的判断能力。只有运用多元的声乐实践，多样的声乐教学构想在不同教育重点的情况下才能展开也许，这就是多元文化理论带给声乐教育实践的挑战。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准则等,都是制度文化反映。事实证明人类制度文化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关系变化而变化,而不同时期制度文化发展却直接影响人类体育文化发展,势必造就东西方体育演进方向不同。
(一)古希腊时期
古代东方制度文化以古代中国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中国普遍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国家政治结构,其中文化专制成为政治专制副产品。但由于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从而造成古中国文化发展始终未出现断层,而形成了以自我文化发展为主海纳百川文化特征。而体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必然从观念到组织运行等方面受到中央集权制及制度文化影响,从而选择体育的方式必然是重视内在修为,强调以内为基,以外为辅的身体活动成为人们解压和内省的运动方式,也成为古代东方主要体育文化特征。而古代西方制度文化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希腊是以小国寡民,分邦治之的政治体制,基本实行民主制。而古罗马却经历了从共和走向帝国的政治变化,以法为权的罗马法成为其制度文化的代表。特殊制度造就了古代西方文化发展短时间内达到高峰的现象,古希腊人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埃及、巴比伦和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于是崇尚外在表现的文化特征成为古代西方主要的文化特征,体育作为直接展现外在美的主要载体,力成为主要的运动形式。但由于中央集权分散,罗马王朝迅速分裂而灭亡,欧洲进入黑暗年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断层和新的文化模式。
(二)欧洲中世纪时期
以中国为代表东方社会,处于两晋南北朝至元朝结束时期。政治更迭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推崇的制度文化建设存在人性的一面,从而使体育文化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崇尚以普度众生为理念的佛教,于是体育文化的表现及运动形式确实是披上了“以人为本”的外衣,尤其是民间体育文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文艺复兴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处于落后状态。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之前,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奴役和教化民众来保护其阶级利益,以身体活动为运动的体育形式被遏制,仅有骑士教育存在少量的身体运动。也就是说,中世纪的欧洲制度文化建设中人性的被剥削,长期封闭的封建宗教制管理限制了体育文化的发展,诸多体育项目和运动形式被迫消失或遏制,从而造成了欧洲中世纪时期西方体育处于灰暗期。
(三)工业革命时期
东方社会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文化一直作为农业社会的附属品而存在,小农意识及封建制度诸多弊端滞缓此时东方诸多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尽管印刷术和火药诞生于北宋但却发扬于西方,尽管蒙元时期出现了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的诞生但仅限娱乐与贵族,这都说明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存在已久,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统治,一切文化的传播都将为其服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此时的社会理念是以宋明理学为基本,主张“静”和“敬”,反对体育,限制了体育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到来,标志着社会正经历上一个时代终结和下一个时代伊始的变更期。新兴的市民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其别是自由主义取代了重商主义,这些都体现了西方主张民主、自由、人性等价值理念。体育文化建设即使人性得到解放,也将体育融入到教育、休闲等诸多领域,使体育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内外兼修的体育发展模式开辟了西方体育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四)近代社会以来
近代社会是一个以西方文明发展为主体的社会,东西方社会存在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必然促使东西方文化发展道路的不同。西方文化通过三次工业革命的变革迅速地完成了全球性的扩展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充满西方强权特征的文化体系,而东方文化受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阶级统治思想影响,强势的西方带着大炮和文化打开了东方的大门。东方一直存在的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模式在清代达到了高峰,却伴随着西方体操浸入,最终取代我国传统的体育模式,确立了核心社会地位。因此,近代东西方体育发展的状态:以西方体育模式权威的普遍建立,东方体育模式的全面让步为背景的单元化体育发展状态。
风俗习惯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东西方风俗习惯差异最终根结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西方文化自古受宗教的影响,东方文化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东西方风俗习惯文化间存在着差异性。西方信奉上帝,认为上帝宽恕罪恶,而东方普遍信奉佛教,认为佛光赐福。西方待人接物强调直截了当,而东方强调以和为贵。西方的爱,强调以神的名义表达爱情,被称为“神的婚礼”;而东方的爱,讲究凭人的力量宣扬爱的意义,被称为“人的婚礼”。从中不难看出,西方自古呈现人性外在表现力,宣扬人的感性,而东方自古展现人性的内在自修力,阐释人的理性。无论体育是以休闲化、世俗化、还是现代化的方式存在,体育都是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核心而发展,东西方社会不同风俗习惯文化必然影响东西方体育演进方向的不同。
思想与价值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一)第一次思想与价值文化的交锋
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文化领域的先导们开始了中西方文化领域的思想与价值观的早期的交锋:以孔子的儒学观和早期印度的佛教思想的东方文化和以西方犹太教的一神论、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为代表西方文化为对比,形成了早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东西方文化。而这种文化直接影响了东西方体育的体育价值观和体育方法等。孔子的“礼”与“仁”的思想,阐释了以礼制治国,以人道治天下的儒学观,而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髓,孔子强调伦理至上,“射”被当做君子之交的方式,形成了早期的古代中国伦理至上体育价值观。而以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反复强调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强身健体和精神,特别是《理想国》强调终身体育的重要性。犹太人的一神论认为神是宇宙的唯一创造者和万物之源,而印度的佛教倡导多神论,宣扬因果报应,主张众生平等,导致宗教观念和种姓制度限制了人们参加体育运动的范围,以瑜伽和保健术为代表的体育形式只能依附于宗教而发展。
(二)以教育为主的思想和价值观的文化交锋的第二次交锋
欧洲中世纪的东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交锋是以教育为依托的文化交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中国形成以教育为主的特征的思想和价值观文化。引进佛学教育的中国,将戒欲轻生思想作为武术和养生的根本,并融合了朱子理学和颜李实学,形成以佛学、儒学、道学重新结合的中国文化思想大融合的开放、兼容的教育思想。势必为体育文化发展注入新生机,先秦两汉时期修生养性的气一元论生命观,礼之仁之的伦理至上的体育价值观等体育思想得以融合和延续。而此时的西方形成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提倡摒弃现实、鄙视肉体、弃绝一切欢乐和幸福的禁欲风,对人生和身体予以否定,导致体育滞后性;最具代表的教育思想便是骑士教育,倡导武技培养忠诚的武士道勇士,用于军事的体育文化正是束缚于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而不得发展。
(三)14-18世纪末的第三次交锋
明代王阳明曾说:“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明代颜元一反程朱理学“重心轻身”,提倡“文武相济”“兵学合一”全面发展的儒家体育的教育观,从中难看出,明末思想仍未能打破以儒家思想为主统治。到了清代,闭关锁国政策加强了思想文化专制,使得思想解放走到了瓶颈期。尽管此时的中国体育正向休闲化和世俗化发展,但人的身心受中国社会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体育的休闲化和世俗化是否是昙花一现呢?留给后人佐证。14-18世纪未,近代西方思想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将神的光环世俗化,宗教改革又将世俗神圣化,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得以体现。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内容,人文主义代表人物彼特拉克提出要以“人的学问”代替“神的学问”,宗教改革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提出因信称义、信仰得救、先定论为核心内心的人文主义宗教观;启蒙运动是以宣传理性、民主、科学、平等的理性主义为根本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不难但看出,近代西方思想仍站在理性角度思考人性的发展。体育是以人为根基,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根本的社会活动,体育作为人的内在和外在表现形式,人性思想的解放,体育运动方式势必解放。
(四)十九世纪以来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用“大炮”和文化打开了东方社会大门。作为“大炮”的前锋先进的西方思想迅速渗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封建近代式—“师夷长技”,再到资本主义近代式—“民主共和,”再到“”传播,与西方倡导民主、科学、理性、民权、民生等思想不融而合。及目前西方主张普世价值观与以中国为代表主张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交锋,下,使原本处于不同轨道思想文化不断碰撞火花。思想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和据理力争,体育便成为人类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特殊途径,使体育具有系统、规范、科学的方法体系,全新阐释人文主义体育价值观和体育人生观。
一、美术教育的发展经历
当私有制与掠夺战争发生时，奴隶制国家代替了原始氏族制，美术教育不再是原始社会的无意识和原生态式，为了配合奴隶主的统治，美术的社会教育功能被无限放大，审美功能变得次要，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当时美术教育的核心，成为奴隶主统治的工具。青铜重器和礼器作为奴隶制社会的美术品代表，被视为“国宝”和王权的象征，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几乎完全被奴隶主阶级所垄断，工匠们按照统治者的要求，炼制出了神秘狰狞、震慑人心的权利工具，可见我国古代的美术教育思想已初见端倪。先秦两汉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次重要转变时期，是中华文化构建的伟大时代，诸子百家学术争鸣，为文化的繁荣打下了基础。社会变革促使青铜器设计出现了新面貌，自由活泼的写实风格反应着时代的审美变化；漆器的流行，日常生活中的青铜器不再具有以往的重要地位；本地美术品的输出和外来美术品的输入为美术教育带来了新鲜血液，美术形式和美术材料更为多样化。以工艺样式传承为主要原则的百工美术教育，主张以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方式融入了新的美术教育方式。美术教育因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中外文化与技术的交流、新技术的产生和新工具的使用，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是，受权利统治的美术教育的弊端也显现出来，高压政策的限制，严峻刑法的控制，纵使再伟大的美术成就——秦始皇兵马俑，也会崩塌。东汉末年庄园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大量农奴，出现了标准的自然经济，士族门阀成为社会的统治中心。随着而来的便是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化等等一切领域的变革。儒家思想与玄学思想成为此时的主流思想，经济文化教育繁荣，除建立的官学外，私家教学也开始盛行，其中鸿都门学被认为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文艺专门学校，不过宫廷绘画依然是主流，并有较为完善的宫廷绘画机构。此时美术作品里大多是古圣先贤和忠诚烈女的宣教题材，但是美术教育却也有了新发展——绘画理论的出现；虽然美术教育仍然具有“鉴戒”的功能，但是美术作品已经显现出了独立的审美价值，美术教育不再仅仅具有社会功能，而具有了艺术性。盛唐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空前繁荣，是世界上最为强大和发达的国家，唐明皇创置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翰林院，广招艺术人才，为宫廷服务。较之前朝所设宫廷绘画机构规模更大、绘画力量更强。唐代是开放活跃、兼收并蓄的时代，中外各项交流频繁，在多种宗教并存的基础上，佛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扬且佛教艺术繁荣一时，从前朝的佛本身故事到幻想欢乐幸福的经变故事，宗教艺术变得更具人情味、更具亲切感。“画圣”吴道子，他用高度的想象力和娴熟的技巧描绘了栩栩如生、飘逸灵动的宗教壁画，其影响广泛而深远。人物画在唐朝确立了以线为主的绘画特征，谢赫的《画品》中六法成为此时乃至后世人物画的美学规范。吴道子的“吴家样”与谢赫六法宣告着古代美术教育师徒传承达到了至高点。中国封建社会的后阶段——宋元明清，城市经济更为繁荣，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中国古代美术发展进入了新的繁荣期。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唯一的专门的皇家绘画学校在宋代诞生了，学校任命宋子房、米芾为博士，主持画院工作，画院内设置了待诏、艺学、祉候、艺学、画学正、学生、供奉等职，兼具培养绘画人才的功能。画学的学科分为专业课和共同课、画理课，专业课有：道释、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六门；公共课有：“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著名的大画家李唐、马远、夏圭、张择端等都出自宋代画院。元代取消了宫廷翰林图画院，文人画家的出现，一股强调个人感受的绘画风气盛行。明代，欧洲传教士的到来，一方面传播天主教，一方面带来了西方文化与西洋美术教育，如油画、建筑法则、工艺技巧等等，不断刺激着延续千年的中国美术教育的经验；版画的出现，画谱成为我国古代习画的教材，其影响最大的是《芥子园画传》。和明代一样，清代并没有设立画院这一专门机构，但依然有宫廷绘画活动，画家作画必先画出草稿，经皇上审阅后，才能正式落墨，绘画的内容除了描绘帝王与王妃，就是歌功颂德的历史画。美术教育实质上就是统治阶级的权利工具。
二、总结
纵观我国古代社会的美术教育，无一不受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影响，也无一不反应着时代的风貌。从原始时期到明清时期的美术教育，样式和门类等都在改变着，每一个时期都呈现了不同的风格，呼应着时代的气息。“我国古代的美术教育，普通学校的教育中始终没有占一席之地。”有的也是为数不多的一些画院和画学，且多为权利阶层所服务，美术教育还处在“自己欣赏”与“自我麻痹”的阶段，这也预示着我国在之后的近代社会，美术教育之迫切需要被革新，被发展，建立起新型的学校美术教育，以顺应时代的步伐。
作者：唐明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摘要：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他也创立了具有儒家学派特色的体育养生之道，以“仁”和“礼”为核心；他的尚武思想中，体育融合养生；同时又将美育和体育融合，灌输体育养生以新的生命力，而这种对个人人格以及身体健康有极高促进作用的体育养生思想，既是中国古代体育养生思想的宝贵财富，也对现代体育养生的研究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孔子 体育 养生 思想
儒家由春秋末年的孔丘首创，作为诸子百家中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学派，儒家主张以伦理为基本特征的体育养生思想。在体育养生的活动中更是重视“仁”和“礼”为核心，一种有秩序分等级的教育。在这期间的六艺教育更是对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养生体育的一种反映。孔子作为这个流派中的佼佼者，宣扬的体育养生思想具有着自己独具的特色。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武”为楚庄王日：“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此句话中“武”它的发音起于“舞”，舞先于武出现，用以彰显身体强壮，矫健灵活的行为。在楚庄王时期就出现了武医养生，它指的是武功到一定的境界就会打通身体的脉络强健骨骼。从这反映出当时春秋时期就萌芽了体育养生思想，只是这样的思想带有儒家鲜明的思想特征。在殷人后裔均有尚武之风，孔子作为殷人的后代也继承了传统，他不但身体健硕高大还精通射御，军法之术。《礼记・射义》中记载说到：“孔子射于矍相之圊，盖观老如堵墙。”这生动形象的刻画了孔子射技的精湛，孔子习武与健身相连。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说：“仲尼取资于射御，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这更是体现了孔子尚武好动，以动养生的生活方式。明末清初的大教育学家颜元认为：“孔子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长人仁义。”这反映了射御不仅能活筋骨也能强身健体，在孔子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采用射御作为日常的生活锻炼方式，但是孔子强调“射也，仁之道也”，他主张尚武实践，把学武者的武技和道德水平放在一块整体评定。孔子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武备。”他认为不能只有文德，同时必须有武艺，必须做到文武兼备，所以他的思想中融合体育思想，在他的观点下，勇武观与德智勇力互相补充，既是他育人的思想的体现，更是个人治国之家的良方。在这种思想下，在这一时期的体育养生思想依附在孔子的尚武，强兵力的思想当中，体育的思想里融合了养生。
孔子在培养人才方面采用“六艺”教育。而他的体育思想也对他的教育思想有着重要影响作用，是教育思想的关键内容。孔子不仅在理论上面提倡体育养生思想，在实践上面，他的教学也处处体现这种思想。他的弟子有三千人，而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而他本人也擅射、御。他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道德完善文武兼备的栋梁之材，在这个礼乐结合的思想中也反映出孔子对体育养生思想的倡导。礼作为六艺的首要内容。射和御则作为体育的一部分，乐则作为美育的一部分，在当时都非常的受到重视。如子日：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从这知道如果说养心的关键是静，那么养身的关键是动，孔子提倡“身心共养、动静以义”的养生之道，在强调仁者静的同时，重视动的重要作用，在孔子的日常生活中注重对弟子教授射、御等体育锻炼。《论语・子罕》中说到孔子博学多能而他却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也”，从这就我们知道孔子很擅长执御之术。从孔子自身的爱好就能明白他教授弟子学射御也会精益求精。射御作为孔子六艺的一部分，不仅传授了知识更是能作为日常生活中一种锻炼身体的娱乐活动。与此同时体育与美育的结合下出现了乐舞，有文言：“故音乐者，所有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气也。在夏商时代更是有文舞和武舞。”这些舞蹈不仅具有审美性还有健身性。这种美育c体育相结合的教育方式给当时的体育养生思想注入了一股活力。更是丰富了体育养生形式的多样化，通过娱乐的方式结合健身有助于人民更好的喜欢体育养生，提高大众的健身乐趣。
孔子养生思想的特色是“身心并修”，这种儒家思想下的体育养生思想注重生命的个体、重视个人的品格修养、崇尚一种健康运动的积极养生方式，是博大精深的。孔子的理论和实践，也是在借鉴前人的经验下根据自己的能力实摸索出来的，这种思想既是他个人的进步，也是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的升华，也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具有儒家特色的体育养生体系，他把中国古代体育养生思想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同时这种体育养生思想给后代以启发借鉴。引导人们崇尚一种积极运动观念去调养自己的身体，树立了一种健康观念。为全民健身的开展提供了更多的实践需要。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不要让任何一颗心灵里的火药未被点燃，而要使一切天赋和才能都最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在学校里面不要使任何学生成为毫无个性的，没有任何兴趣的人”。关注学生和培养学生的个性，让每一个学生的个性最大限度地得到发展，这是任何时代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教育的根本目标，因此，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很多优秀成果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具有超越时间、地域和民族的永恒价值。笔者就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因材施教”，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谈谈自己的认识。
《论语?先进》记载：“子路问‘闻其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其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长兼人，故退之。’”这就是因材施教。“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已经认为学生的个性是存在差异的，每个学生的自然禀赋也不一样，所以教学方法也应因人而异，不能用一个模式去束缚学生。
新课程改革强调，教育必须遵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学生身心发展既具有共性（学生的年龄特征），又具有个性（学生的个别差异），这就要求教学既要考虑学生的年龄特征，使教学的深度、进度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又要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因人施教。这就要求教师深入了解学生，能准确把握全班学生的知识水平、接受能力、学习风气和学习态度，同时还要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处理好一般与个别，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对于观察力薄弱的学生要引导他们学会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仔细观察事物，例如在讲授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摇篮这一部分内容时，给出地图，引导学生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交通条件等多方面观察，从而让学生认识到由于古希腊地处三洲要塞，多山多岛，环海多港，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形成了开放、多元的文化特征，对于反应迟钝的学生，应多鼓励他们勤于思考问题，对于这些学生提出的问题，必须耐心细致地讲解，要重复讲解，不要有嫌、烦、躁的心态，对于思维敏捷，但态度马虎的学生，给一些难度大，细节多的问题，培养他们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学习态度。例如在讲授儒家思想时，让学生注重把握细节，“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这一说法很多学生会非常迅速地予以肯定，出现这种失误就是因为不够严谨仔细。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道教产生于东汉时期，而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是在西汉武帝时期，通过这些类似的训练，让学生逐步克服马虎、粗心的习惯；对注意力不集中，学习不专心的学生，多检查、提问，及时提醒，引导他们集中注意力学习；对于缺乏信心，缺乏毅力的学生，要多表扬他们的进步，激励、赞许会激发学生巨大的潜力。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发现这些孩子真正的闪光点，真诚的表扬才会得到孩子的认可，不能为了表扬而表扬，要做到有的放矢。
孟子特别强调教学方式的变化：“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激之者。”（《孟子?尽心上》）宋代张载还主张教学应顾及学生的内心要求，让学生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不尽材，不顾安，不由诚，皆是施之妄也”（《语录抄》），王守仁则认为人的资质是不同的，施教须“随人分限所及”（《答黄以方问》）。
还有一些学生是有特殊才能的，教师要善于发现和培养其特殊才能。例如音乐、舞蹈、体育、电脑技术等，真正做到“各有所长”。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资质、自身特点不同，学习态度也不同，《礼记?学记》中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有的学生贪多，过于庞杂而不求甚解，有的学生知识面窄，抱残守阙；有的学生学习不专一，浅尝辄止，有的学生故步自封，畏难而退。教师了解了这些心理状态，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因势利导，因材施教。王夫之在《礼记章句》中说：“多、寡、易、止，虽各有所失，而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以长，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教师仔细观察学生，依据他们的“多、寡、易、止”和“资质”之“美恶”，挖掘、培养、发扬积极因素。
中国古代教育是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化不断创新的动力。古代中国视教育为民族生存的命脉，由此产生了无数著名的教育家，从孔子到朱熹，他们都非常注重教学方法的改进，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见解，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启发诱导，因材施教，而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马斯洛提出“自我实现”的概念，即人的友爱、合作、求知、审美、创造等特性和潜能的充分实现。罗杰斯提出“完整的人”的概念，那躯体、心智、情感、精神、心灵力量融合一体的人，也就是知情合一的人，以人为中心，着眼于人的全部能力的发展，基于这种对人的尊重，学生和教师在课程中的主体地位突显出来，教师不仅传播知识和技术，而且要为个体的人格解放和发展提供经验，帮助学生的人格成长。由此可见，传统的教学思想与新课程改革要求的教学方法是具有一致性的。
（作者单位：陕西省安康市张滩高级中学）
1.1注重示范和模仿，以现场教学为主
由于我国古代生产力的不发达以及受“学而优则仕”的主流思想所影响，各种技术和技艺还处在自然状态下，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总结，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所以技艺的传授和学习主要还是在生产实践中进行，以现场的教与学为主要形式。主要过程为:首先徒弟在观摩师傅的操作过程中了解技艺制作过程的基本情况;然后自己亲自动手实践，帮助师傅做一些辅助工作;当辅助工作越来越熟练以后，在师傅的悉心指导系统地、独立地完成一整套技艺的操作。即师傅不断口耳相传及操作示范，徒弟边看、边干、边学，由未知到了解再过渡到学会最后达到熟练运用状态。
1.2注重职业思想道德教育，将思想与品行摆在首位
我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十分注重职业思想与道德教育，将其与技艺、规范融合一体，并在这三者中将其摆在首要地位。例如在职业思想方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我国古代艺徒制教育中始终倡导并坚持的思想。尽管“学而优则仕”是古代传统无可撼动的主流教育思想，但这丝毫未影响到人们头脑中“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职业观念。在职业道德方面，十分强调职业操守。师傅收纳徒弟首先会考查其德行，只有品德端正务实者才会被师傅接纳并传授技能;在教授与学习的过程中，又有“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说法，这里的修行不仅是指技能方面的才干，也是指职业品德方面所应达到的水平;在徒弟能够胜任工作、即将走上岗位时，又要求其竖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真正服务于民，如行医要求讲究悬壶济世等等。
1.3注重师徒关系，把亲密情感作为基础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艺徒制职业教育在早期是父子相传，然后过渡到师父收养子做徒弟，最后扩展到了一般的师徒关系。一般来说，技艺的拥有与谋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那些无土地的人们只有真正学到并掌握了一门技艺，才能够立足生存。要从师傅那里学到技艺，就必须建立良好的师徒关系，建立亲密的情感，所以就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说，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亲密情感的支撑，师傅才愿意将技艺传授给自己信赖的人。特别是当艺徒制教育不再仅仅是父子相传而是扩展到一般的师徒关系之后，技艺传授可能导致师徒在同一行业的竞争，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师傅可能不愿意轻易传授技艺，只有注重师徒关系，建立起亲密情感，才有可能消除顾虑，实现技艺的师徒传承。另外，良好的师徒关系、亲密的情感，营造了良好教授和学习氛围，激发了师徒双方的热情，师傅愿教、徒弟肯学，从而保证了技艺和秘诀的代代相传。
2古代艺徒制教育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中教学的启示
2.1注重实践操作和现场教学
职业教育是面向生产、面向实践的教育，是关于技能的教育，必须学会动手操作才能真正掌握技能。因此必须打破传统的书本式理论式教学模式，课堂上应采用“做中学”或者“学中做”的形式;对于具体的操作技能老师应该反复示范同时让学生反复模仿，在边看、边干中学习技能;使学生的实践操作成为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我国古代艺徒制教育注重示范和模仿、以现场教学为主的教学形式正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的。这种教学方式有着独特的优势:相比空洞的、脱离实践的理论教学，学习者亲临现场、亲自实践能够更牢固、更深刻地掌握技能。
2.2重视对学生的职业思想道德教育
当今时代，决定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生存和发展的，最关键的不是产品的数量而是质量，只有当职业人普遍树立正确的职业思想道德观念，注重职业操守，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才能确保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才能使企业和行业永葆生机。可见，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职业者的职业思想道德素质如何往往比职业技能本身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就业率不高、没有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等等一系列困境虽然跟职业教育接受者技能不过硬等因素有关，但不可否认的跟他们的职业思想道德意识薄弱也有关。职业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要靠职业者自己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也要靠职业院校在教给学生职业技能的同时给他们灌输正确的职业思想道德理念，绝不能忽视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职业思想道德教育。所以学校培育职业人才过程中，要学习古代艺徒制教育，不仅要重视职业技能的培养，还要重视职业思想道德的教育，应把职业思想道德教育摆在首位;不仅要教会学生技能，还要教会他们热爱技能。思想和品德是行动的先导，只有首先提高了职业人的职业修养和素质，对自身所从事的职业有着正确的认识，有着正确的职业观，有着严格的职业操守，才能从内心更积极地寻求掌握技能学习技能，才能在工作岗位上脚踏实地、以认真态度对待。
2.3注意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
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作为主导，师生关系是教学过程中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到一堂课的教学效果。师生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职业学校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一般是青年或者少年，他们正处在人生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内心极其关注自我，极其渴望得到他人的重视和关怀，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给他们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教师的积极关注和期待能够给他们学习的动力和信心。因此，应该充分重视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从而更有效地促成职业教育教学活动的进行。艺徒制教育作为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主要方式，很早就意识到师生关系的重要性，十分重视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构建亲密师生情感，甚至将师生关系视为仅次于父子关系的一种情感。古代父子关系般的师生关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为了传承技艺的需要，尤其是为了传承绝技的需要。尽管“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种封建式的师生关系不值得我们新时代所提倡，也不可能在教育大众化的今天普遍实现，但是这种要求构建良好师生关系的理念和价值观仍值得我们借鉴。
3结束语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 知识品格 知识选择 认知维度
中国要逐渐拥有足以和现在的体制相匹配的文化精神，其中一个途径就是要从高等教育入手。在这个使命下，高等教育一定要做好文化自觉意识的理念准备和教育体制的稳步推进准备。何谓文化自觉？先生言：“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种文化自觉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其中中国古代文学教育需要进行观念的更新。
通过高等学府中的人文教育培育国人一种集体的、核心的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知识品格和观念品格确立的主要渠道。多年来，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中泛泛的道德教育，已经向我们展示的是无力和脆弱；纯粹的语言文字教育，展示的则是无法接近知识深度的无奈和尴尬。所以文化教育不仅仅是道德教育和语言文字教育。在当今时代，只有从知识形态本身入手，促进科学与鉴赏的结合才是高等人文教育的实践力量。
目前，文学教育所承担的以语言艺术为核心的教育使命并不能解救文学教育，因为，由智力出发的语言艺术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中文系学生所应习得的语言能力应建立在对自然和社会知识体系的认知和辨析之上，只有这样的语言才具有真理性并富有生命力。在高等教育阶段，必须处理好文学教育和知识本身的关系。从知识观出发的文学教育，将改变一切文学教育的路径。
一、“知识社会学”理念在教育体系中的运用
“知识社会学”的概念是马科斯·舍勒在其著作《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中提出的，后经卡尔·曼海姆的发展成为一门引起广泛注意的学术成果。“知识社会学”关注的核心命题是：研究知识、思想的发生与社会的关系。涉及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在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影响。将这一理论从西方带到中国的，是李安宅先生的《孟汉论知识社会学》。他将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引论》中的第五编翻译成中文。这篇译文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另印了单行本，名为《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是一个从哲学本体意义上讨论知识和社会中一切运行体制、社会中一切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各种组织体系中，教育是保存知识和传承知识的主要载体。当今在教育学领域中越来越注重从“知识”视角来反思大学的身份，如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强调在知识传承中的大学身份：“大学是现代社会的知识中心，它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深深地卷入社会发展的格局之中。”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他2001年的就职演说（刊登于2009年3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中，反思当今大学教育体制下学生的知识构成：“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至少在一所大学里，很少有人会承认说—几乎没人能骄傲地承认——从未阅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时他补充说，“但是要说到不认识染色体基因，那再正常不过了。”时至今日，科学的发展日益细致，而中文系的学生并不在这个知识领域中出入。
在当今的人文学术界，同样开始关注知识本身。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是人文学界又一杰出的哲学著作。它反思西方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来考虑知识和人类理性的关系，“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欧洲背景下，古代知识系统得以向近代知识学科体系跃迁的可能性做了深刻的话语内的历史性考察。其考察核心之一便是‘分类’，故而其第五章就叫‘分类’，在福柯看来，‘分类’即对物的‘同一性’的不同思考体现了不同知识体系的差异。而知识体系从一种分类向另一种分类的裂变，体现的是知识体系自身‘认识型’的裂变”①。无论马科斯·舍勒、卡尔·曼海姆还是米歇尔·福柯，他们均从哲学的高度引领世界学人的思考角度，而教育体系作为主要的知识传播途径，需要以“知识社会学”的高度反思自我的现状。
二、课程体系中的知识选择和认知维度的扩展
国家在制定课程政策时，由教材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决定了哪些“知识”可以进入到人文体系的传承中。现代大学课程体系中的知识传承渠道是以“教材”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中篇章的选择与删改，是国家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人文教育来说，只有广阔的知识认知才能引导心灵产生整体的、深刻的观念认知。大学古代文学教育应该关注与科学发展相关的社会文化，关注自然知识的社会属性，人文教育必须要借助自然科学知识来扩展人的元认知能力。
目前古代文学教育的教材版本，主要有“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类，在“作品选”的范畴内比较权威的有朱东润先生的《历代文学作品选》等等。之外，比较新的成果是近年来很多高校从文体的角度，重新编选古代文学作品。这类“作品选”着重于对文体意识的培养。在“文学史”的范畴内，其教材版本主要有郭预衡、袁行霈、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从思想、语言、文学史的角度，提及并分析一些文学作品。这些教材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大致构成了今天古代文学教育的主要知识来源和国人基本的公共话语资源。
在现有的人文教育传承体系中，唯一缺乏的是从知识的角度出发去对中国传统的文献进行选编推广。编选这个行为本身，代表着我们对传统知识和文化在当今价值的重估。对于古代文学教育，我们似乎过重于观念和思想的教育，而忽略自然科学知识如何有效地进入到人文体系的教育中。我们今天所提供的人文观念、人文教育分析研究体系，缺乏和传统知识体系（而不是观念体系）相勾连的机制。在文学教育中所做的正是要凭借一种知识反思把握中国的古代文学中的知识体系。
从知识角度出发的选编，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学作品。何谓文学经典？最早的文学经典即是人类文化的起点。早期文学中浑然不分的学术形态，体现的是人们在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礼乐文化的传承中，所获得的感知世界的能力，表现在文学上，则是一种智力的训练和语言表述习惯的逐步形成。早期经典的语言表达方式参与了人类思维的形成和文化的创建，客观的知识通过语言的形式开始取得一种清晰性和审美感知。语言的完善性能够与早期知识形态的完善性相容。因此，就知识与语言的关系看，所谓的文学实际上一种知识和语言对我们的文化所做出的规定。
我们举例来反思一下古代文学作品选编中的盲点。对于《史记》的选编，基本每一个文学史、作品选，都选有本纪、世家，但竟没有一本选书、志。本纪与世家，是以人为主题，以情节为手法表现人文价值理念的文体形态，而书、志则是关于天文、地理、律历等基本自然科学知识的描述。这些知识本是每一个世纪中每一位文学学习者的知识修养，也应是我们这些从传统走过来的国人的基本知识修养，然而我们的文学教育竟从不关注。唐朝曾发起古文运动，提倡文学创作应具备鲜明的知识品格和实践品格。伴随这种理念，唐代的文学界诞生了一种文体“记”，其创作数量惊人。唐代古文运动主张散文应恢复“文以载道”的现实品格，韩柳古文运动所提倡之道者，即为物理、事理也。其中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古文运动的主要文章形态。关于柳宗元山水散文的选编，对其《永州八记》中稍稍涉及一点地学知识的散文，则宁缺而不选，文学对自然科学的排斥竟达到这种地步！古文运动所提倡的文章应体现鲜明的知识品格，在今天的知识传承中并没有得到弘扬。或者夸张一点说，这种选编是对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精神的一种背叛。
今天知识的分科，虽然使文学教育有了自己的专属领地，即思考我们传统的人文价值理念和语言艺术。然而没有古代传统的知识体系，就没有古代传统的思想体系和语言体系。这就涉及思想、知识和语言这三者的关系。今天在古代文学学术界，我们有很多研究方法，但没有一种方法体现了从知识出发，从而在知识的有序演进发展中，研究文学和文体的演变发展。如何去建构文学教育中的人文地理、人文历史……即人文自然科学史，或者说，当今的文学教育在教材选编上，选择吸收历史、地理等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限度、途径、方法如何？而同时，我们面对着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价值理念的冲击，我们肩负着建构我们今天新的知识、道德理念的任务，如何重新梳理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借助人文科学主义的具体变革，以认清本民族的文化建构，是知识传承重要的一环。
三、科学知识的认知思维与语言艺术的关系
对于文学教育的核心——语言艺术教育，也必须从知识的角度进行反思。语言是我们把握这个世界的唯一中介。语言表达的特殊性制约着人们共同的思维规律和形式。从语言艺术的教育方式上看，必须积极提倡小学功夫。小学中的训诂，其主要特征在于对于词语与词语间的辨析，而人文思想和观念正是建立在对事物特征的细微区别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小学功夫是古人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使古人和所选知识本身因为语言的深刻理解得到一种固定和强化的作用。
今天的文学教育却不去考虑语言教化对于价值理念的生成作用。我们必须深刻明白，语言本身展示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思维中产生的秩序，经过教育而逐渐扩展为了一种世俗智慧，同时语言也赋予这种思维以清晰性。只有思维方式才能使我们成为全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才能使我们与熟知的事物之间保持一种完整、牢固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知识的层级、知识的转化关系，是要好好思考的一个命题。
语言与知识和文明是同步发展、同步呈现的，在语言的肌理里渗透的是科技思维，不苟且运用语言，本身是科学思维的继承。科学人文主义是要将语言、知识、文化看成一个综合体。课程教学活动是完成知识传授和实施的重要过程。教育界的核心是尊重学科知识的形成过程，再现学科知识的形成过程。一部散文作品之所以优秀，在于它细致的展示和描述了事理、物理本身的特征。而学术研究和文学教育的第一步骤，是应展现文学用语言追捕事实的能力。而以语言艺术为核心的文学教育，已经为我们展示了它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学生的大脑中，词语与事物之间并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而只不过牢记一些短语以备考试时使用，这种倾向使很多人的文学知识充满着大量毫无感情的、自己并不理解的措词。这些语言从根本上不是学生自己的语言，而是一堆零乱的词语碎片。这完全背离了文学的本质。无论中文系学生还是理工科学生，所表现出的语言上的欠缺，实际上是认识能力和相关性的散失。
知识的认知思维培养，在教育体系中，主要由教师承担。古代文学教师的任务，在于按照古人的知识体系典范，给予学生认识和鉴赏事物的一种指导，教师的角色必须是经典学家和经典的阐释者。所谓经典，即它在内涵上使后人可以按照古人的知识体系给以认识事物上的一种指导，所有今天的文学教育都是我们早期积累的知识的实践。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文学教育所揭示的语言规律使我们成为全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使我们的语言与事物之间保持一种牢固的联系。文学研究和知识结合，将使文学语言获得本质的秩序和联系。
在今天科技作为知识网络的基础上，从西方到东方，科技作为工具理性的局限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化的命题。中国古代，社会和自然科学文化本身具备着紧密的联系，合文理而探源流，于中国文学教育和科学教育本是殊途同归。于今天，我们提出通识教育，将其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也是文化复兴的前奏。因此，促进科学与鉴赏的结合，是当今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必然是遵循其内在统一性逐步走向融合而不是分裂。
作为文学教育者，应富有责任感，从知识的角度整理和认知中国的文学，从而达到对人文知识思想的真正整理。文学教育中的知识品格的培养，必需明其知识之构成。目前文学教育体系中自然科学知识的获得的主要途径是古文注释。在注释中会延展到一部分中国传统的认知系统。但是这个认知系统大约只是疏通表面意思，而没有深层的知识构成和知识体系的认知。但是，完全如现在的历史、地理学科，以具体而微的知识去解决自然问题，也不应是人文社会科学应属的领地。建立人文科学的知识平台是需要觉悟后教育界和学术界共同的任务，虽然艰巨，但也有可循序渐进之处。
目前，我们应对策略中可以入手之处，是通过学术研究带动教育界的反思和政策的制定。第一，对遗忘的作家的发掘和文学家谱系的扩充。对于这一类的古代文学家主要研究他们的学者身份和知识修养。通过专门的作家研究，以宋代、明清文人的视野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体系，比如王应麟、戴震、乾嘉学派，但是这种研究不是当前的梳理脉络式、总结思想式、作家考录式，而是真正关注他们的知识修养。第二，着重一些文体的研究和写作，如赋体、记体。学术界关于这些文体研究的成果，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教育体系中对某些作品的强调，并引起大学生写作视点的转化。第三，对于类书的推广学习。学术界和教育界要产生一种对知识本身的兴趣，通过竞赛、奖励等形式，引导全社会对实学文风的追求。古代文学教育者应当是人类拥有最合理知识的群体代表。教育工作的目的是对于这样的知识进行选择。
如果不深刻思考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虽以历史为主要依托，思考价值和思想理念，而最后学生却没有系统的历史知识；我们虽以传统的文化来栽培学生的智力，但学生却没有一点自然科学知识。而当我们出现诸多问题，如道德阙如、理论过度西方化等观念传递障碍时，是否和某种深层的培养学生知识积累、思想习惯的教育方式有关？但这一点，我们缺乏反思。
自然科学知识是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语言与知识和文明是同步发展、同步呈现的，在语言的肌理里渗透的是自然科学思维，不苟且运用语言，本身就是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继承，是对知识背后的思维的继承。科学人文主义是要将语言、知识、文化看成一个综合体。秉承这种理念，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必将引起课程结构体系、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学方法的大变革。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