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6 16:08:5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公共经济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公共经济学；培养模式；创新
一、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面临的新挑战
本文所指的研究生主要是全职硕博研究生。从严格意义上说，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比传统财政学更为宽广，但本文并不区分这两个专业，而将其视同一致。
1、社会需求的新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本专业的社会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和流动性强的特征。首先，社会需求多元化。该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和就业去向“天然”地与政府部门联系密切，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非政府部门对本专业学生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研究生的实际就业状况表明，政府机关和高校科研机构已不再是该专业研究生的主要去处，金融机构及其他企业、公共事业部门以及社会中介组织也逐渐成为本专业研究生的就业选择。根据我们对本专业研究生的跟踪统计，毕业生的去向主要有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机关和公司等三个方向，且人数结构也基本保持在“三、三、三”比例。其次，岗位间流动性强。现代社会发展和激励模式的改进使得原本“从一而终”的就业模式基本不复存在，出于效率和公平等原因的考虑，就业单位经常要求毕业生在其内部不同岗位间进行交流体验。这种岗位间流动不仅符合就业单位的利益要求，也是个人成长的重要条件。根据调查，不论就业单位的性质如何，本专业毕业生在工作后五年内往往都有两个甚至更多岗位的经历。再次，单位间流动性正在增强。除了上述单位内部岗位间的流动性外，目前毕业生在单位之间的流动性也在逐步增强，特别是在政府到企业，企业到企业之间的流动性尤为突出。
2、学科发展的新趋势
当前，公共经济学(财政学)学科在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研究问题等三个方面呈现出新的趋势。第一，研究范围更为宽广。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与市场的分工边界重新厘定，第三部门即非营利组织兴起且发展迅速。除政府部门外，市场中的公共企业以及第三部门也成为公共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之间合作的现象日趋增多。由此，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的研究范围相应扩展。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不仅关注政府这一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而是要研究以政府经济活动为主体、以企业和第三部门公共经济活动为补充的所有公共经济活动，三种主体参与公共经济活动的制度安排、行为、效应都成为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的研究对象。第二，研究内容深化细化。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且相对稳定之后，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的研究逐渐由关注宏观制度改革转向有关理论、制度的更为具体问题的研究。同时，公共经济学(财政学)在与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交流融合中也不断吸取其他学科的优势，再加之以制度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博弈论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积极吸收和运用，公共经济学(财政学)对公共经济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化。譬如，对公共支出理论的研究，传统财政学大都侧重于研究总支出，也不大注重支出决策的政治过程，现代公共经济学则不仅细化研究每类具体的公共支出及其经济效应，而且也将支出决策过程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第三，研究的问题更为实际。一方面注重政策化，不仅关注公共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而且更为关注公共经济理论如何与现实结合，转化为公共政策：另一方面注重本土化，公共经济学(财政学)要在中国保持生机和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关注国情，立足现实，中国学者在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税制优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收获。
3、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的新挑战
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为本专业研究生培养提出了“宽、细、实”的挑战：其一，如何通过培养模式改革，使学生拥有比较宽厚、系统的知识基础和较为全面的专业素质，以适应未来宽口径的研究教学和实际工作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二，如何通过培养模式改革，使研究生掌握国际最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标准的学术规范，以形成扎实学风和良好学养，做深做细研究，做精做好工作?其三，如何通过培养模式改革，使研究生能够“顶天立地”，不仅具有开阔的国际研究视野，还能了解国情，关注实际，提高能力，做出有思想、切实际、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具备长期发展的视野与能力组合?
为应对上述新挑战，山东大学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首先明确了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即既要培养符合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要求，富有学术竞争能力的研究型人才，也要为社会、企业和政府部门培养人格健全、知识全面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为此，我们在研究生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
二、应对新挑战的公共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
1、利用一个平台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
当前研究生的培养平台主要在各个学科，即使在同一学院内部，各个二级学科之间的交流都不是很畅通，更难以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因此，要真正提高研究生的知识基础、提升其专业素质，实现“宽口径”培养，必须要有统一、开放的平台为基础。2006年，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重点研究基地在山东大学成立。该基地融合了山东大学财政学、卫生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为实现跨学科研究与交流提供了良好平台。研究基地通过聘请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单位的教师授课，由不同专业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同一课题研究，组织多个专业研究生共同参加山东大学公共经济学讨论班，举办跨学科的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学术交流会，编辑出版《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齐鲁文库》、《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山东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workingpaper)》等系列出版物，建设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基地网站等方式，重点关注公共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估，在促进各学科研究相互交流融合的同时，也为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研究生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论文选题、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的学习借鉴、学术交流与讨论以及学位论文出版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通过该研究基地平台，不仅实现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单位的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也实现学科交叉中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特别是对于学生宽厚知识基础的形成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迄今，在研究基地的平台上，由研究基地研究生自主发起、主要由研究生主讲、由研究生点评的公共经济学讨论班已成功举办50多期，由研究基地培养的博士学位论文入选的《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齐鲁文库》已出版四批共17本，主要由研究基地研究人员完成的《中国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已出版四辑，由研究基地师生共同完成的《山东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workingpaper)》也已出版40余期，研究基地作为跨学科培养的新形式和新平台，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9年2月，我们依托基地研究力量和研究方向自主设置的公共经济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正式获批，并于2010年开始招生。
2、全面实行研究生“双导师”制
传统研究生培养模式下，学生往往局限于甚至“隶属”于某一位导师名下，主要接受一位导师的指导。这种模式虽保证了导师对学生的教育与培养，但往往会因导师的专业限制而无力对学生进行全面培养，特别是导师作为高校中的专职教师，社会经历有限，可直接动用的培养学生的资源有限，存在着培养社科类学生的“天然不足”。为弥补这一不足，山东大学全面推广“一个学生，两个导师，三种经历”的培养模式，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的每位研究生除有本单位的指导教师以外，还选定来自校内其他单位、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专业人员作为第二导师(称为“合作导师”)。“合作导师”负责提供专业实习、合作研究等条件，协助校内导师开展研究生指导工作。通过“双导师”制，学生向拥有不同知识结构、学缘结构的导师学习，更多了解和认识社会，开阔研究视野，发现研究课题，提升研究水平。迄今，我们已经聘请了来自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地方财政部门与发展改革部门等单位的10余名专家学者出任“合作导师”，与荷兰蒂尔堡大学、法国雷恩一大、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等实行了博硕士生的联合培养制度。“双导师制”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保证了学生的培养质量，又扩大了学校与其他单位或部门的学术交流和社会联系，还可以有利于高校服务社会目标的实现，可谓一举多得。
3、着力推动研究生的“五种经历”
当前大多数研究生只拥有单纯的校园教育经历，这虽然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学生学习时间和精力投入，有助于系统掌握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但过于单一的经历使学生缺少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不利于学生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更不利于产生创新性研究成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中着力推动“五种经历”，即在研究生学习期间，通过学校联系和鼓励、学科组织和筹划、导师指导和推荐等多种措施，使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在学期间确保：(1)10％以上的同学拥有第二校园经历。目前我们在国内与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建立了研究生层面的交流制度，每年都有同学到另一所名校交流学习1学期，学生不仅在专业学习上有所收获，还可以感受不同的校园文化和学术风格。(2)10％的同学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目前我们已经与法国雷恩一大、荷兰蒂尔堡大学进行了研究生层面的实质性联合培养和密切的学术交流关系，使学生在学习专业与提高外语的同时，还开拓了国际视野。(3)100％的同学拥有专业实习或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经历。每年的寒暑假，我们都要求学生回家乡进行专题社会调查，2007－2009年，我们还结合国家课题研究，连续三年在全国各地组织了由全体研究生参加的农民入户调查，以帮助学生了解社会，学会从专业视角观察分析经济问题，也锻炼了学生的沟通和组织能力。(4)100％的同学拥有参与课题研究的经历。坚持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理念，让每位研究生都参与课题研究，保证每位学生都可以扩大专业知识基础，并接受到科学系统严格的科研训练。(5)100％的同学拥有参加全国性或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的经历。我们每年主办或参与主办1～2次国际学术会议或大中型全国性学术会议，每位研究生都能有机会进行学术交流，还鼓励并资助研究生参加博士生论坛及其他全国性学术会议甚至国际会议，提高研究生的学术交流能力。“五种经历”的锻炼学习，使得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明显提高。
4、创新教学方法，扩展教学内容
传统的研究生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不够。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们强调研究生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一切以研究生为中心，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一方面，我们开设专门的“前沿讲座”课程，全部由学生主讲、学生点评，所有学生都参与其中，人人受益。另一方面，我们还与地方的财政局、税务局以及企业签订校财、校税或校企合作协定，设立学生实训基地。对于一些现实性很强的教学内容，聘请实际部门工作人员主讲，并实现现场教学。
我们根据现代公共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对传统财政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扩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强调公共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教学。我们充分利用本学科团队在公共品基础理论、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研究上的特色和优势，既向学生介绍最新理论动态，又同时向学生展示如何进行研究，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相互促进。第二，重视公共政策的教学。考虑到本学科突出的应用特性，我们在研究生教学中还特别强调对公共政策内容、方法以及案例的介绍，使学生在充分掌握已有理论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5、扎实进行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的指导
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规范学术研究，提高研究水平，我们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通过开设专门课程、专题研究以及聘请其他单位、其他学科、其他领域专家讲座的形式，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方法指导，就如何进行社会调查、调研报告写作、论文选题、资料搜集与文献综述、学位论文写作、学术交流以及学术评价等给予全方位指导，使研究生人人掌握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我们还特别注重对研究生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针对近年来学术活动中道德失准、行为失范的问题，为防患于未然，山东大学专门出台了《山东大学学术道德规范》，我们从研究生入学伊始便进行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并将其贯穿于学生培养的全过程，约束学生的学术研究符合学术道德规范要求，避免出现失德、失范问题。
三、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效果
[关键字]公共经济 必然性 合理性 发展方向
一、公共经济发展的必然性
在如今高度市场化的全球经济中，市场机制的缺陷暴露的愈加明显，事实证明了它在某些公共领域是无能为力的，这就需要在公共部门范围内来解决，这也正是公共经济产生的必然原因。
人类的需求和创造力永无止境，但类似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资源确是有限的。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将有限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尽可能发挥最大效能，从而满足人类无限性、多样性的需求。人们通常以帕累托最优作为衡量资源配置高效的标准，然而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单靠市场机制自身的作用难以使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所以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经济活动参与资源配置，弥补了市场失灵带来的不足。
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由于市场的负外部性，形成垄断，并引起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经济周期性的波动，这些都需要公共经济发挥其应有作用。公共经济体现了公共理，市场机制则体现了私人理。假设一个健全的社会缺少了其中任何一方，都将会导致社会处于失衡状态。因此，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想要单靠市场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社会生产力的效率提升、公共物品的充足供应或是经济的稳定增长、社会的公平分配等方面，都存在其无法克服的天然缺陷。也就是说在政府不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只依赖于市场机制不可能实现所有的经济功能。
二、公共经济发展的合理性
第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公共部门的体系、职能、行为方式和效果评判标准都在发生改变。公共部门以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利益需求为基本宗旨，非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标，这与私人部门以营利为目的有着显著的差异。2009年国有企业主营业务上缴税金为6199亿元，私营企业为1311亿元，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为71.47%；2011年央企有1100万职工，其中农民工占680万人。以上说明国有企业在税收和缓解我国严峻就业压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认为，公共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二，财政分配是社会分配体系的中枢。从总量来说财政分配所占比重是有限的，但它对全社会分配及发展的影响却是显著的，正是因其具有此功能，才会使公共经济对私人经济形成一种引导、干预、补充的作用。公共财政参与分配的过程，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来弥补初次分配中所形成的不足或失调问题，它的存在，为私人部门经济活动的发展需求从外在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满足公共部门各项功能需求的过程是与私人部门所需要的共同外部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三、公共经济的发展方向
有关研究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诸多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断加大，其增长水平也显著提高，在取得了诸多成效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比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公共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不仅没有弱化自身生产管理职能，并且没有退出社会生产领域，反而却积极强化了参与社会生产的管理职能和能力。三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资本总量迅猛增长，在政府选定的基础产业中，已经建立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群。从2002年到2011年，央企上缴税金由2926亿元上升到1.7万亿元，年增长量达到20%以上。央企承担了我国几乎全部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的生产，发电量占全国60%以上，生产的高附加值钢材占全国近60%，还提供了全部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的增值服务。政府直接管理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和社会资本，承载着巨大的管理职能压力，也为之付出了大量的管理成本。
公共部门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合理规划公共部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限度。首先，应认识到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理由，但是政府自身也有缺陷，有的市场失灵也是由于政府的不适当干预造成的。因此，必须正确定位政府角色，对政府的干预行为进行适当约束。其次，要认识到即便是在高度自由化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否认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应有作用的。所以过分依赖政府权威，用政府代替市场的做法是万万不可的。最后，我认为政府部门应针对性的对市场失灵的地方发挥积极作用，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对市场可以优化配置的地方，则应尽量让贤，让市场开放。
总之，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公共部门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扮演好自身角色，确定好对经济的干预范围及力度，有效地弥补市场缺陷，克服市场失灵，做到有的放矢。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与市场有效结合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公共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的制约下，充分发挥其作用，即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经济转型时期这三大特征，才能最终实现公共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韩康.中国改革发展面临公共经济难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3）.
[2] 廖元和.国企论纲[J].企业文明，2011（9）.
关键词：公共经济；农村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F062.6；F323.8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6.5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6-114-02
目前我国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仍是围绕城市开展，公共财政对城乡社会保障的投入力量相差较为悬殊，导致农村保障水平偏低，农民群体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和保障权益。由于各地经济状况不同，各级政府财政负担机制不协调等问题十分显著，公共经济的投入与社会保障间的关系没有实现制度化、法制化。因此调整和改革现行公共财政政策、建立公共经济合理的投入和支出制度，对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期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以1951年建立养老保障制度为标志，起初主要覆盖城镇企业职工，随后逐步建立了居民保障制度。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部分地区根据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建立了农村个人账户积累式的养老保险，2002年开始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止2011年末，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地区参保人数32643万人，全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070亿元，基金累计结存1199亿元。[1]
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发展的同时，还应认识到，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因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走了一条“先城市、后农村”、“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路径；在实施过程中对不同群体参保采取打补丁办法，致使城乡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严重失调，社会保障城乡“碎片化”的制度性断裂不断加深。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和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以2011年全国城乡人口数量和全年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金额为例，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出为1917.90元/人，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支出为82.77元/人，占总人口50.32%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支出占社会保障总支出的比例仅为4.19%，差距十分显著。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保障与公共经济学的相关性
社会保障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公共经济的关系十分密切。首先，就理论内涵而言，社会保障是政府采取强制手段为社会公众提供经济补偿和服务保障，公共经济是政府凭借公共权力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实现社会公益的经济活动。其次，从两者的本质特征和职能体现来看，分配主体都是政府，分配客体是国民收入，都具有强制性、公共性、非营利性和政治调控性等特征；都有弥补市场失灵、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安定的职能。再次，从实践角度看，政府财政是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财政性质的重要体现。[2]总之，公共经济的政策分配直接控制着社会保障资金分配的总量和结构，影响其发展；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与支付水平也会直接影响公共经济的收支状况和政策结构，最终影响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运行离不开公共经济的支持和保证，公共经济的职能实现和结构优化也离不开社会保障。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现有的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结构不均衡，财政投入不够合理和公平。我国目前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保障的形式主要是农村社会救济、社会优抚、农村“五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合作医疗保险。由于社会保险制度碎片化和重城市、轻农村的长期财政政策，造成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窄、层次低、发展不均衡。就全国范围来看大多数农村人还无法全面享受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无论是范围还是标准，相对于城市而言都是很低的。
二是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导致财政支持不够。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阵地，我国政府在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方面是以城市为重，很多地区为了发展城市建设，欠缺甚至转移支付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目前中央、地方财政分担机制不合理，农村的社会保障主要由地方财政提供，国家只给予适当的补助，其社会保障财政是一种以集体经济为主导的财政模式。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保资金短缺，公共财政没有高效地配置到最需要社会保障支持的农村地区。
三是农民自身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的限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导致参保意愿差异较大。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东西部地区相差较大、城市和农村相差较大，部分地方政府筹措农村社会保障资金较为困难，难以承担实际的保障责任；传统的居家养老、养儿防老的生活保障模式在农村依然盛行，目前的保障措施不健全致使农民、尤其是农村老人参保意愿不高，制约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四是农民工和城乡结合部农民数量增多，参与社会保障受政策限制。近年来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化造成了对农村大量耕地的侵占，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在也在减少。一方面，是需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支持的人群数量在不断上升，而另一方面，农村原有的保障方式的作用又在不断弱化。[3]现有社会保障政策在城乡并轨和衔接等问题上存在真空地带，加大了以农民为主的流动人口参加社保和享用社保的难度。
三、解决我国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
我国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完善的步伐，必须改变现有的社会保障城乡二元化的财政投入格局和各级政府间不合理的财政分担机制，建立公共经济投入和支出稳定的机制，合理制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预算，对各级财政在农村社会保障项目中的责任关系制度化、合法化，进一步创造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优化的经济条件。
第一，加强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随着新农保制度试点的不断扩大，新农保个人账户基金规模将迅速增加。要从社保制度上进行法制化建设，杜绝挤占、挪用等现象。在完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将新农合、新农保基金纳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使其管理和运行更加规范。逐步推广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财政国库集中支付。[4]
第二，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公共经济投入量，建立财政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要改变现有农村社保资金短缺的现状，需要对我国公共财政进行合理分配，对资金严重短缺、农民生活水平严重低下的地区可以适当倾斜，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扩大农村新型养老、医疗、低保等制度的覆盖面。在制定长期经济规划的过程中，对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政策要有全局意识和长远预期，促使农村社会保障的供给要逐步转向政府提供为主、农民个人参与为补充的新型模式。
第三，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间和政府职能部门间的社会保障事权和财权责任，增强地方政府对农民参保积极性的调动。根据社会保障中不同项目的性质和职能，地方性公共产品特征较强的部分如最低生活保障、地方福利等方面由地方财政承担，外溢性较强的如社会救助、医疗保险等方面由中央财政承担。另外，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多种宣传手段，加大对农民参保益处的宣传，并通过政策优惠吸引农民积累社保资金，调动农民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还要鼓励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可以加大农村所需资金的“造血”功能，从而可以为社保资金“输血”，同时解决农村居民的就业问题，增加收入，增加自己投入更多的社保资金。 [5]
四、结语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及其他制度性原因，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差距的存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但可以看到，农村社会保障发展不均衡、制度不完善背后的公共经济原因是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到位、各级政府间责任划分的模糊以及农民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弱势地位等。只有真正建立均衡协调的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体系，缩小城乡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才能逐步实现社保均等化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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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Z].中国人保部网站，2012-06-05.
[2] 王晓东.公共财政视角下社会保障城乡统筹研究：国外经验与本土借鉴[J].行政管理改革，2012，（09）.
[3] 贺清龙.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与再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08，（01）.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 公共经济学 就业机会举措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2(c)-0000-00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长期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制约了现代化进程。而农民问题的根源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1.22亿～1.65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5%[1]。因此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理论视角下就业机会的物品分析
在找出问题解决的方案之前，首先应清楚所要研究的对象的实质是什么。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就是要了解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物品。文章旨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其理论依据具体阐述如下：
1.1 就业机会是混合物品
在公共经济学中，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可将物品分为以下四类：一是纯公益物品：既无排他性，也无竞争性；而是俱乐部物品：有排他性，而无竞争性；三是共同资源：无排他性，但有竞争性；四是私益物品：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除了第四类私益物品外，其他三类都是公益物品。混合物品是指兼具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特性的物品，或者说混合物品是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效应的私益物品，这些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不完全的。[2]属于此类物品的有科技、教育、医疗等。根据该概念界定，就业机会属于混合物品研究范畴。
其一，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私益物品的特征，既具有竞争性，也具有排他性。一方面是有限的就业机会，也即满足了就业机会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现实社会经济中，大量失业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也就是就业机会的需求与就业机会供给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增加就业机会的边际成本不可能为零。一般来讲，当劳动市场上的就业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需求小于劳动力的供给时，就会出现失业。所以，增加劳动力需求是新增或创造就业机会的前提，而增加的劳动力需求则要求用人单位花费一定的成本（如工资成本）[3]因此，新增加的就业机会成本不可能为零。而且，就业机会的获得也与一个人受教育程度和能力等条件有非常大的关系。从此层面上讲，就业机会也符合私益物品的特征。
其二，就业本身就是人的立足之本，没有获得就业，社会人就不具备能实现精神和物质方面需求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分析，就业就具备了私益物品的特征。从社会角度来看，妥善的就业，能有效的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同时也能更好的让每个人为社会发挥自己的能力，最终可使整个社会获益。所以，就业机会是一种较大的正外部效应的私益物品。
其三，从实践角度分析，把就业定义在混合产品的研究范围内，也有利于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和协调市场管理中的合理定位。
1.2 混合物品的提供可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混合物品所具有的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的双重性质，在其提供方面，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可采用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供给方式。因为混合物品具有私益物品的特征，所以在开始阶段，私人总能发挥其充分的激励来提供这种物品，这也就表明，在市场经济下，市场本身就可以发挥其特长，创造一些可供就业的机会，也即是，为了实现劳动力需求方的利益最大化，劳动力需求方对劳动力有一种内在需求。然而，当劳动力的需求量到达饱和时，也即雇佣劳动力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时，劳动力需求方就不会在增加其劳动力，于是就会出现市场在提供就业机会中的失灵现象。[4]如果广大的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不仅其个人无法获得其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同时社会也会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如社会不安定因素和社会失业保险金的增加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且人口众多，社会资源相对有限，劳动力供给过剩。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结构升级和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就业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显得尤为严峻。虽然市场机制在就业问题中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面对我国的剩余劳动力的绝对过剩，市场的调节作用显示出了很多局限性。这也就表明了通过市场的调节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它只能根据市场规律的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其效应。
市场调节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市场与政府相结合是为混合物品提供的最佳方式，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主导作用，政府干预可以矫正就业的正外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失灵。也就是说，我国劳动力的供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其市场的调节作用，但也不能完全听之任之。
2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公共经济学解释与根本原因
为什么会产生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现象呢？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由市场无法有效地矫正外部性导致的。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所说，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不过，该结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信息需充分、交易费用应该是零、理性经纪人并且必须是完全竞争。可是这个假设条件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基本无法满足，如此市场就会失灵，也就无法有效地矫正外部性了。我们知道，在正外部性存在的基础上，该物品的私人价值会小于其社会价值，如此，就业作为一种私益物品，并且它的正外部效应还比较大，自然而然的，因为它的正外部性，就业一直是过少供给的，也就是它的社会最适量远多于私人市场决定的数量。由此我们说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缺就业机会的前提。
细化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原因：
2.1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角度来看，总体就业能力较欠缺。其一，由于他们偏低的文化水平、偏弱的职业技能，导致在就业市场上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本毫无竞争力；再则，经常会有这种现象，某用人单位培养出的熟练工过段时间又会流失到其他用人单位，也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大，这样用人单位就必须重新招聘、重新培养，使得用人单位的成本大大提高，利润也就相应降低。因此企业就必然会减少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
2.2 从社会制度上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因身份限制，古往今来，农村人口大多被束缚在其户籍所在地，这样就极大限制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组合，使得资源得不到优化的配置，因此必须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自由迁移，这是一种大势所趋。此外，和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各种福利待遇（例如住房、医疗、退休金和最低生活补助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上不成熟，尽管这些年，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试点探索工作，但是如何更好地统筹城乡社会保障，还是我们目前需面对的相当艰难并重要的任务。
2.3 从农民进城的现实情况来看，存在着各种壁垒。其一，如果农民进城，相应的生活支出、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尤其是经营资本的高昂支出，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没有大额财力的支撑，又回流到农村。其二，现有的用工政策（国家的或地方的）还不够完善，例如和城镇职工相比，农村人口无法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和同功同权，甚至还有一定的行业限制，这些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大大不利。
3 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几点建议
根据前述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若想排除农村人口进城就业的难度，增加农村人口进城就业的机会，必须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身份转换问题，切实打破其自由流动的壁垒，这是一个关键所在。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考虑先排除农村劳动力的顾虑，各个方面（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都要建立一些有效地制度，如下所示:
3.1 政府应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
针对用人单位，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政策来减少其雇佣成本，例如若是雇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提供税收优惠或进行适量补贴。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政府应提高农村教育投入（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用以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的素质，提升其就业能力。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6]。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下，学习能力薄弱，这已经极大的限制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若是综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农民工整体素质这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得出更为锐利的问题：大量文化素质低弱的并且流动性大的农村劳动力如何适应我们期望的企业从 “三高”企业（劳动密集型）向低碳时代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转换。因此，企业若是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重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7]
3.2 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
如前所说，要改变二元户籍制度，建立起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例如，不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落户城镇和进城就业（通过劳动部门和劳务市场）进行限制，并且，要切实考虑进城农民工（包括其所携家属）的经济适用房申购问题、教育问题、劳动就业问题、养老医疗问题以及治安管理问题，将这些工作列入各有关经费预算，以便有效地实现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对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问题，首先要建立农村“低保”，使得特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由政府和社会提供。其次要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建立并健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覆盖各个农村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后改变以往普遍存在的农民将土地经营当作“生活保障”的情况，建立并健全以个人出资为主，国家、集体扶助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3.3 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小城镇建设。
首先，还是要继续坚持大中城市并举发展的道路。相比而言，我国的大中城市在数量上比较少，因而所需的农村劳力并不多；况且，我国的大中城市分布极为不均，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就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就近转移。因此，我们要以继续发展大中城市，并且有重点的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城市。其次，要尤为重视小城镇的发展。因为如前所说，我国大中城市少导致能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相应有限，所以更为有效地并且是更为经济的方法是利用发展小城镇的第二、三产业进行吸纳。
3.4 建立完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
目前第一、二产业能够提供的就业能力已经下降，第三产业发展空间还很大，且在第三产业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所以，为安排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应在第三产业上好好下功夫。与此同时，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使就业信息公开，建立公正、公平、自由合理的劳动力市场，为营造公平、公平的就业制度环境，监查部门应对劳动力中介组织进行监管督查。
3.5 拓展劳务输出；增强乡镇企业活力。
鼓励农民到境外就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就业机会的非常行之有效的措施。这样以来，农民的收入不仅能够得到大大提高，还能够使农民学习新技术、拓展新理念、增长新视野。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大大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根据乡镇企业的特点，其资金密度低，就业能力比大中城市国有企业高，在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将一如既往的发挥其作用。“充分利用农村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来发展乡镇企业，是发展农村经济、拓展农村内部就业空间的主要途径”[8]
安排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且也是关系国泰民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不仅需要劳动者勤劳肯干提高技术跟上社会的发展，而且也需要各级政府机构领导部门提供更多可行性政策和方向进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需要我们认清国情，开拓思维，积极提高农民工素质和培养其技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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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强调的是效率，即依靠市场经济把资源配置到帕累托状态。这里暗含的假设前提是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即在帕累托状态下是充分就业的，宏观稳定和微观效率是一致的，由此产生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是符合社会公平要求的。在此前提下，再假设税收是居民为消费公共商品所支付的成本；而国家征税则是模拟市场的公共选择。据此，现代主流税收理论可以证明出“最优税收”是存在的，余下的只是技术问题，比如公共商品需求的偏好表达问题、私人商品的需求弹性问题、有限理性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未来不确定性问题，等等。
政府的收入分配职能强调的是社会公平，即资源占有的初始状态是不公平的，因此，由此产生的收入分配也是不公平的。但公平的标准是什么？主流理论认为这一标准是难以确定的，也就是说运用新古典的价格均衡方法是找不到公平标准的。这表明在效率和公平之间不存在统一的模型。理论界通常用基尼系数来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但并不知道公平状态应处于何值。退一万步说，即使知道公平的分配，也不知道它将对资源配置产生何种影响，由此又会产生怎样的不公平。
政府的经济稳定职能强调的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不能靠税收来满足该职能的需求，而要靠政府债务来解决。这样，税收的微观基础被经济稳定问题动摇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公债和税收是什么关系？它们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上述表明，政府在履行三职能的时候，其地位的假设是不一致的。在资源配置职能中，“政府”是资源配置的内生变量，即政府只是“公共选择”的意见集合者，其自身的主体性是看不到的。而在收入分配职能和经济稳定职能中，“政府”则成了调节经济的外生变量，需要充分发挥其主体的能动性。显然，这使“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也就是所谓诺斯悖论的本质所在。不仅如此，新制度学派还把“政府”假设为节约“交易费用”的产物。这实际上是“政府经济人”假设，即政府存在的理由是使货币表达的“价值”财富极大化。这就涉及到这样的问题：人类社会的本质是货币财富的极大化吗？这是“人”为什么要存在和怎样存在的根本目标吗？
现代主流税收理论错误的假设前提是靠其错误的分析方法支撑起来的。现代主流税收理论的分析方法和主流经济理论的分析方法是一致的，都是以新古典分析方法为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马歇尔开创的“均衡价格论”。马歇尔自称他的方法是牛顿方法，而且借用了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其实，力学中的“力”是矢量概念，所以能产生“力”的“均衡”问题。“价值”是矢量，可以“均衡”，但“价格”是向量，怎么能“均衡”呢？马歇尔的办法是把“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从而建立起似是而非的“均衡”模型。
这种把“价值”和“价格”等同起来的做法，已经隐含了“人的本质是追求物质”的假设前提，显然是不科学的。分析工具是“价值”和“价格”的重合，却又要依靠它“分析”出“价值”和“价格”的背离，这怎么可能呢？在笔者看来，主流经济学中的所谓难题，实际上是该理论体系的假设前提和分析工具本身的问题，因此，注定是不可能真正找到答案的。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值得怀疑，需要反思，需要重构。
斯密在1776年发表了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而在1759年就发表了《道德情操论》，在该书的“告读者”中，斯密指出，他将计划（1759）撰写一部关于法律和政治一般原理的书，其中涉及“正义”，还涉及“警察，国家岁入，军备”等问题。他认为他的《国富论》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但法学理论部分由于要完善他已完成的工作而一直未予完成，直到1790年临终前几个月还写下希望完成全部诺言的心愿。可以说，斯密把他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到他所出版的那两部著作中去了，以至于使他没有精力完成他的宏大构想。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密对“社会结构”的基本研究思路是：道德情操结构、经济结构和政治法律结构。这表明，《国富论》仅仅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富论》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斯密试图建构和谐社会（照斯密的说法是符合自然秩序）的“财富”框架。
从斯密1790年去世到李嘉图181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不足30年中，西欧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嘉图的名声大大盖过了斯密。斯密在发表他著作的时候，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而在李嘉图著作发表的时候，工业革命在英国几乎已经过了。物质生产力的空前提高使社会思潮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李嘉图倒似乎成了救世的英雄。凭心而论，李嘉图并不了解斯密的宏大构想，也没有读懂斯密的《国富论》，说李嘉图对斯密理论的发展，实在是历史的误解。这里简要地评述如下几点：
首先，斯密《国富论》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的是“财富”本质问题，这一研究对象的确定方法和牛顿是一致的。牛顿在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文，试图用万有引力来解释宇宙。如果把牛顿的论文题目改为“自然的性质和原因”，那么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是一目了然的。显然，斯密试图解释“以分工为前提的交换结构”支撑起来的“社会”。但李嘉图却认为“产品”的“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这样，李嘉图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这一李嘉图传统奠定了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基调，根本偏离了斯密学说。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的，据此可以印证上述的判断。其次，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实际上是“土地（包括资本）”生产力的翻版，以“物”的性质来说明“价值”的性质，完全弄颠倒了，而新古典分析方法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再次，从斯密的理论体系来看，他是试图站在“公正正义”的立场上来分析经济问题的。而李嘉图已明显转向资产阶级的立场，并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提供“理论”依据。
在斯密看来，生产“价值”的领域和不生产“价值”的领域是社会的分工，是社会的“自然秩序”，斯密还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也是社会的分工，也是社会的“自然秩序”。而国家是维持“自然秩序”的组织，也是征税的目的。因此，国家和生产“价值”的领域之间不存在“价值”的交换关系，征纳双方都是“分工”产生的责任和义务。国家是为全社会服务的，不存在只为纳税人服务的问题。但自从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1938年提出“公共经济的自愿交换理论”以后，税收就被纳入市场经济的交换范畴，“为纳税人服务”成了顺理成章的、甚至是理直气壮的口号。政府只为纳税人服务吗？如果是那样，政府岂不成了富人政府？何公正之有！这表明主流税收理论是很成问题的，切不可照抄照搬。
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了“公正”的税收，当然他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分工”的社会秩序。但他认为税收应考虑到各类人的生存时空框架。劳动者依靠“劳动”获得收入，目的是生存。因此，货币成了他生存的条件，或者说构建了他生存的时空框架，以便让他在这个时空框架中充分展示其人生价值。因此，在斯密的税收理论中，对劳动者生存的基本必需品是不征税的。而现代主流税收理论中的“税收中性”对于生存的时空条件是考虑不充分的，能说是“公正”的税收吗？
人要生存，必定要占有时空。在交换经济中，价格是进入这一生存时空的门槛，货币是进入这一生存时空的入场券。显然，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需要有维持其时空的最低货币量，但这未必反映一个人占有时空的质量，更不反映一个人在此时空条件下的人生价值。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概念。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以价格反映的国民产值的增加，只能说明进入空间活动的价格门槛增多了，或需要交换才能进入空间的价格门票提高了，未必能说明生存质量的提高。
其实，在以“分工为前提的交换结构”中，从“人”的本质来说，货币只是生存的条件。但现代主流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因此，把“条件”作为“目的”是合乎自然的。“人”的“本性”是由“人”自己创造的，她不可能像“物（比如铁）”那样具有不变的“本性”。这里提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社会理性”在社会制度的变迁中处于什么地位？文艺复兴运动是对中世纪宗教理性的反叛，这对个性解放无疑是有进步作用的。卢梭片面强调以个人的情感来体验理性，这对于中世纪的矫枉过正是可以理解的，但主流经济理论把它发展到极至却是很成问题的。
对于非生产领域来说，比如教育、科研、医疗等，应该建立怎样的社会理性？现代主流经济理论企图运用价格均衡的分析方法去解决，可能吗？这是典型的把“目的”和“条件”相混的分析方法。人生价值可以用货币衡量吗？生命和货币之间能有均衡点吗？斯密认为社会应该有秩序的基本观点是不错的。如果社会秩序需要教育、科研、医疗等“分工”，那么货币只是维持这一社会秩序的条件。这样，从事那些职业的人，其价值观并不是把人生目标定在追求货币上，而只要有其建构的时空框架，以便充分实现其价值。目前似乎有一种倾向，或者说至少使人造成一种错觉：货币和教育、科研、医疗等水平成正比。这显然不懂得对于这些职业领域的人来说，只要具备一定的货币条件，“时间”是更重要的，“社会理性”是更重要的。主流经济理论的帝国主义倾向难道不值得担忧吗？
如果说分工和交换是一种社会秩序，那么这种秩序必定以公正和正义为支撑。否则交换经济的时空将会遇到塌缩的危险。现代的主流经济学认为“私人商品”的消费是天经地义的。比如，消费者购了小轿车，交了养路费等等就认为驱车上路是合乎经济学原理的，也隐含着是合乎道德的。其实未必如此。如果市内交通因此而恶化，原先利用公交车上下班的职工因此每天要多化一个小时，那么这也是有效率的吗？也是合乎道德的吗？这表明，私人商品的发展同样存在“社会理性”问题。这个“社会理性”要靠政府去实行。这说明，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公正和正义，而不是主流财政理论所宣称的三职能。
关键词：公共财政；私人财务；政府财政；公共财政论；国家分配论
在我国，研究公共财政问题是近年来的事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在我国是否适用，也成为广大财政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拟就公共财政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对公共财政概念的重新认识
讨论公共财政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公共财政的概念。笔者认为：
（一）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对应的概念，是对政府财政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财政）对应的概念，它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广大民众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财政行为目的的社会公共性，是公共财政与私人财务的区别所在。从行为特征上看，公共财政是一种收入和支出活动，这构成公共财政与其他公共行为的本质区别。
显然，我们这里对公共财政概念的定义与传统说法有一定差异。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就是公共经济，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公共财政几乎成了政府的同义词，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在这里，我们将公共财政表述为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是强调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收支活动的行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财政作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与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区别。
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和这种利益的载体棗公共需要的存在，这是公共财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财政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实现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其实施主体是一定时期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条件下，主体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因此，国家财政必然是公共财政。
国家财政的社会公共性首先是由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决定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当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体现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实现，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责，因此，国家财政必须是公共财政。不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财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对政府财政的一种客观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
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是市场机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说，由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一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对市场缺陷加以弥补。显然，这里是将市场经济当作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表现形式。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公共财政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特殊性质，而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因为体现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财政的共同出发点和归属，不论任何社会形态的政府财政都是如此，在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产力水平差异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层次，以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围。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即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财务的事务，它是否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如有例外，如何解释公共性作为政府财政一般性质的论点。笔者认为，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仍然是公共财政。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的个别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狭小的范围内，相当部分个别需要被异化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实现的形式，正是这种私人需要的个别性与其实现形式公共性的不协调，才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提供私人产品，满足个别需要方面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正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公共属性。我们不能因为某种机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认机制本身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代行了许多私人财务的职能而否认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
（三）公共财政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强调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是因为公共财政对政府财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确了政府财政的职责范围和主要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将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划分。公共财政强调纳入政府财政范围的应该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务，对那些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政府只能为其正常实现提供外部条件，而不必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因为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有其自身的实现机制，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的实现具备了充足的微观动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实现过程；同时，个别需要所体现出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此外，个别需要的实现完全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个人之间进行，这种等价交换的过程一方面满足了购买者对商品物质形态的个别需要，另一方面则满足了售卖者对商品价值实现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很难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其实现的责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担。可见，社会成员的个别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财政来实现，而社会公共需要则应该主要通过政府渠道得到满足，政府财政实质上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即政府财政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应该在公共需要的领域内，其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强调政府财政的社会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将政府财政与私人财务区别开来。
二、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公共财政论与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分配论之间的分歧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坚持国家分配论的人认为，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分配的国家主体性，是对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缩小和肢解。坚持公共财政论的人则将国家分配论当作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落后的、过时的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更要受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很难说什么理论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值得去学习和研究，况且，国家分配论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它对指导我国特定时期的财政实践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尽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践的管理原则和理论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涵棗摬普墓抑魈逍詳却仍然反映了财政活动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没有过时。这里必须澄清对国家分配论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传统理论当作国家分配论的全部；二是将国家分配论误解为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其实，在传统体制时期产生的国家分配论的理论观点只是其在特定时期，根据特定的实践背景提出的理论，而不是国家分配论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继续研究和提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分配理论；国家分配论也不是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它只是强调财政分配中的国家主体性和主导性，在这种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基础上，国家分配的范围是由一定时期国家职能范围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分配论也没有过时。
在我们看来，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者的主要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强调的侧重点，比如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行为主体，公共财政论强调财政行为的目的和范围；国家分配论突出财政产生与国家产生的本质联系，公共财政则突出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与私人财务在活动范围和原则上的区别。在这种外在形式差异的背后，两者的基本立足点却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现为，摬普之所以成为公共财政是因为它是一种代表公共利益、实现公共需要的财政活动，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财政活动的主体当然只能是国家和政府，因为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是从另外的角度对国家财政的定义。可见，公共财政论也是以国家主体为基本立足点的，这一立足点构成公共财政论和国家分配论最本质、最关键的共同点。在这一共同的基本点上，公共财政并不会缩小国家财政的范围，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的职能，因为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变化是围绕国家职能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时期的经济体制及由之决定的国家职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财政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承担的私人需要的实现归位于市场，使社会公共需要和个别需要都有其稳定的、更有效率的实现机制，并建立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市场机制正常运作提供外部条件的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化的要求，也是对政府财政职能所作的合理定位，这并没有否定财政的国家主体性，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而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围调整了传统体制下政府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状况，将政府财政的职责和功能规范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尊重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的特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财政应该是一种公共财政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该重视政府财政的这种公共特性。对这种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很多科学反映公共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公共财政理论时应该尽量去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笔者不赞同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的倾向。我们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不同，公共财政理论所参照的实践基础也不相同，因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公共财政理论也会有一些差异。我国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不完善，市场机制也正在发育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关系和相应的机制也远未理顺和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研究应该体现自己的特点。那种过分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忽视和否定其不同的实践基础，在理论研究上局限于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简单传播，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财政学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实践基础，探讨和创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理论，并以此为我国的公共财政实践提供指导，这才是目前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重视对转轨时期公共财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实践起点选择上的误区，即往往将目标体制作为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按照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一般原理，设计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管理模式，并试图照搬这种模式去解决特殊体制时期的特殊问题，其结果当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对目标体制下公共财政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远不是当前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任务的全部。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转轨的实践是中国所特有的，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不同于目标体制时期，具有很多特殊规律。因此，在旧的运行系统及其管理规则正逐渐失效，新的体系及其规则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政府财政应该实行怎样的管理模式，面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财政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政府如何应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建立目标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等等，这些实践问题是西方现成的公共财政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系统的理论，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正确的指导。这就要求我们正确选择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重视对转轨时期社会经济规律和公共财政规律的研究，使政府财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重视对我国公共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
我国传统财政学研究重点更多地局限在对财政的产生和发展、财政的本质、职能和体系等基础理论问题上，过去形成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也主要侧重于在以上基础理论问题上独树一帜，并没有形成与其基本理论相配套的应用理论体系，使财政学这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总带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应有的作用。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目前我们在财政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体系；二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于实践，缺乏必要的超前性，仅仅成为国家政策出台后一种撚皵性诠释；三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现行制度和体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论的创造性和客观性；四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上侧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财政应用理论的成果缺乏针对性。以上财政应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财政理论的正常发展，也成为我国财政改革往往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中必须加强对社会经济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的研究，使我国财政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国财政理论研究能真正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
（四）实现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理论和经验成为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盲目和盲从的非理性现象，将正常的学习和借鉴引入歧途。这里有两种倾向尤其应该摈弃：一是重传播，轻研究，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往往肆无忌惮地抄袭西方理论，这不但对理论研究没有意义，而且败坏了理论研究的风气；二是重形式，轻内容，仅仅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时尚，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学识的工具，不论是否有针对性，是否适用，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一些理论著述文字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让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财政理论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强调其本土化问题，这是由公共财政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决定的。我们要广泛学习和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但对这些理论的学习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传播，更不是将西方理论当作一种装饰外表的花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为我所用；是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我们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并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的简单排斥，而是强调以我国的具体情况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解决我国的财政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观点。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首先是其实践基础的本土化，这一点在前面已多次强调，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经济实践，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实现过程。我们的研究必须考虑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对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考虑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可能对公共财政制度带来的影响；考虑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求范围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考虑我国的政体及其决定的政府机构规模和结构；考虑中国特有的复杂的政企关系及其对公共财政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影响等等。毫无疑问，实践基础的本土化，是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最重要的含义，是我们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义是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本土化，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前面我们曾经谈到，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经济理论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其著述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这不仅影响学习和研究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不健康的文风。我们提倡在理论研究中保持本土化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要按照汉语言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来传导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写出中国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对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也应该尽可能地符合汉语言的表达方式。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并对中国国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准确地表达异国的理论，也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将西方理论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并发展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见，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不但是一个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技术问题，也是提高研究人员素质、端正研究作风、提高研究质量的问题。
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信息系统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以乔治·斯蒂格勒和肯尼斯·阿罗为代表。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下的选择。由于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任何决策都要在不确定性下进行，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完全理性只是理想假设，基于完全理性假设得到帕累托最优解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通过对现实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研究发现，决策者的信息是不充分、不对称的，这种情况下市场是缺乏效率的，常常出现市场失灵。囚徒困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总体看来是最糟的，个人理性导致集体不理性；柠檬市场使得劣质商品驱逐优质商品。这两种现象都说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确定性下的选择与结果也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同一选择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同一结果也可能得自不同选择。微观信息经济学以不确定性和不对称信息为基础，研究如何通过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决策者双方的经济行为。
从广义上说，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弈论都属于微观信息经济学范畴，核心是研究信息不对称下的败德行为、逆向选择和委托—问题。信息经济学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基础上，提出通过设计合适的制度来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避免市场失灵。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分支，通过对传统假定的修改，不仅解释了很多传统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在实际中更有着广泛应用。
二、实验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在1962年《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从此实验经济学诞生。他认为应该用会犯错误的有限理性人取性经济人假设，以数理统计作为工具，通过反复实验来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的有效性。弗农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证明了市场参数完全可能影响均衡产出的收敛性。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复杂经济现象实验成为可能，20世纪70年代以后，实验研究结果使得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开始转向以有限理性为假设基础，经济学主流理论体系出现重大变化。此外，实验方法也被大量运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研究当中，促进了这些理论的快速发展。
实验经济学认为，由于所分析的是人的行为，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必不可少，现实中的人也并非一直是理性的，非理性会使得人的行为不同。因此，对经济理论进行实验会使得数据结果呈现概率分布状态。实验经济学考察的是被实验者选择行为的报酬总合占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比率越高证明相应的理论模型更加可靠，实验经济学通过对比率的比较分析，探讨怎样把理论和理论模型加以改进。实验经济学根据对比率的比较和分析，可以对暂无现成理论的情形提出新的理论模型，并加以分析验证。以有限理性分析为前提的实验经济学，对现有理论有效性地分析和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模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是以实证方法来做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发生了重大变革。
三、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要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科斯在《企业的性质》《社会的成本》中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交易成本的，企业管理也是有费用的，决策者是通过市场还是企业配置资源取决于两者成本的比较，产权的安排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取决于能否降低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建立在行为人的基本假设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既有追求财富最大化的一面，又有集体主义行为偏好非财富最大化的一面，利他主义、意识形态、自愿负担、爱、团结等因素都对人的决策有重要影响。此外，由于环境太复杂、行业太多、分工太细、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人对环境的认知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在信息不完全下，行为人会有机会主义倾向，不会做出最优选择，是有限理性的。
正如资本家不关心企业行为是否污染了环境，只是关心通过降低工人工资获得更多利润，资本具有盲目性，人的行为不一定理性。针对传统经济人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修正，在弥补传统经济学缺陷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由于人的行为受制度和非理性因素影响，制度又是不断变化演进的，经济学理论不会一成不变永远适用，经济理论也要随着制度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产权等制度方面的合理安排能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与法学、管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密不可分，新制度经济学在当今经济理论界和社会中的影响的很巨大。
四、神经元经济学
神经元经济学又叫神经经济学、脑袋经济学，它是研究大脑及大脑怎样思维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科学事实及其概念强调人的有限计算能力、利他心和环境怎样影响人的经济选择行为，神经元经济学则通过对大脑活动事实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也可以看作是新型的实验经济学。源于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神经元经济学早期研究并没有对经济人假设提出怀疑，更多地是对经济人假设提供了实证，因此得以与经济学相结合。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动物行为与人类一样也有自主过程，同样具有情感，正如恐惧可以躲避危险，感激、同情可以促进合作。长期的演化把这些对生存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感和行为的联系固化在神经系统当中，成为本能，在面临相似场景的选择时会再次唤起指导决策。行为决策并未完全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而是一个情感机制。威廉·詹姆斯认为，人之所以比动物更有智慧是人类的本能更加多，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比一般的动物得以变得更加精致和复杂，具备了更强的计算能力和情感。
通过对人类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分析和研究，神经元经济学通过实验得出人类具有“趋社会性”的结论，由于人类共同情感中的同情心、责任心、羞愧、感激、公平正义等情感因素的作用，个体的选择并不仅仅出于自利，通常还要顾及他人或集体利益，传统的自利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对人类偏好和行为的解释是有缺陷的，“趋社会性”会使人不只考虑私利，还会维护正义、道德，其对促进合作效率、维护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神经元经济学不仅对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做出重大贡献，更是对理性范式提出了挑战和修改。
神经元经济学认为人的决策方式分为理性和情感两种方式，丰富和深化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分析范式。神经元经济学通过对镜像神经元和神经系统自我激励工作原理的分析，正在逐步揭开偏好的本质秘密，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这也是社会科学通过实证研究不得不过的必由之路。
五、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以马克思为思想前驱，广义的演化经济学源自凡勃伦，狭义的演化经济学源自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使得演化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演化经济学把西蒙的有限理性说作为自己理论框架的基础，并借此对新古典经济学加以批判。马歇尔曾说，经济学的真正科学化应该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通过分析技术创新，演化经济学强调用动态的眼光看待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在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很多创新往往是没有目的的。演化经济学指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众多非串谋个体选择行为的复合效应无法预测；个体决策能力与要解决的困难可能不匹配，存在能力——困难缺口等。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演化经济学认为行为人决策时目标要具有模糊性，能够在结果与预期目标不一致时加以修正，遵循意外原理。演化经济学把有限理性作为自己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通过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来了解技术进步、行业变迁及技术的创新，最终解释经济如何演化。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和制度的变迁都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是不可逆的。
演化经济学关注变化，传统经济学关注静态均衡分析。演化经济学认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时间和历史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变迁要求经济理论不断调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重大的制度变迁，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制度方面在不断进行完善和调整，在中国研究演化经济学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六、行为经济学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共同研究了直觉信念心理学和选择理论，通过对西蒙有限理性说的考察，在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的理论基础上，通过研究系统性偏差他们得到了有限理性的图谱，他们发现，系统性的偏差会使人的选择不同于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创了行为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模型出发，他们做了三方面的研究：（一）不确定性条件下，行为人采取的判断偏差和启示法；（二）前景理论，用于解释如何进行风险选择和在风险选择中规避损失；（三）框架效益及其在理性经济人模型中的运用。
卡尼曼认为人的认知分为推理和直觉。推理需要经过深思熟虑，需花费精力；直觉不需要花力气去思考和计算，想法会自发在脑海中呈现。在经过系统地研究后卡尼曼指出，虽然心智会对人的精神及行为提供监控，但比较松散，大多数思维和行为都是直觉性的。研究发现，相比花费精力思考取得结论，人们更习惯满足于直觉判断的结论。
直觉的特性是能自发进入人的大脑，卡尼曼把这种自发进入大脑的心理内容称为可感知性。通过研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现有些特性确实相比其他的要更容易被感知。卡尼曼把这些无需费力思考就能自发产生的特性称为自然评价，例如，尺寸、距离、响亮程度、相似度、因果倾向、惊异度、情感强弱、情绪及刺激评价都容易被感知，均是自然评价。
基于以上的心理学知识，卡尼曼和特维斯基通过对不确定性下的人的判断研究发现，在不确定性下判断的复杂任务被人们使用有限数量的启发原则简化为判断活动了。这些启示法虽然通常很有用，有的时候也会引发系统性的严重错误。
摘要该文介绍了公路实施经济管理体制的意义和必要性以及公路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公路经济管理发展趋势
一、公路实施经济管理体制的意义和必要性
（一）公路实施经济管理体制的意义
近些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公路作为交通运输中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发展与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逐渐凸显，所占据的地位与日俱增。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公路的大量兴建，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公路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资金密集程度集中的行业，是现代化公路建设水平的代表和体现，对其实施经济管理体制建设是适应其大量资金优化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公路实施经济管理体制的必要性
1.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社会程度的重要产物，只要是立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无论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必然要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交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市场竞争程度日益增加，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现代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2.保障公众出行利益的需要
在公路管理中需要政府扮演公众出行利益的捍卫者角色，这是由公路自身所具备的公益性、外部性、网络性等属性决定的。按照公共经济学的解释，社会物品总体可分为纯公共产品、纯私人产品、公共资源、准公共产品四种类型，其类别的判定是由消费上的竞争性和供给上的排他性共同决定的。纯公共产品既具有非竞争性又具有非排他性，纯私人产品既具有竞争性又具有排他性，公共资源是具有非排他性与竞争性的产品，准公共产品是具有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产品。我国公路是既具有非竞争性又具有排他性的典型的准公共产品，这是我国公路本身性质所决定的，与采用何种管理模式无关。
3.保证国有资产安全的需要
我国公路资产的国有在法理上讲来自两方面：一是国家自己投资建设公路，按照物权法取得所有权；二是在引进非国有的国内外投资时，在投资建设合同中明确保留公路资产的所有权，依据债权法则取得所有权。根据以上分析，目前我国的公路，不管投资主体是谁，也不管属于哪种管理形态、经营管理主体是谁，公路资产所有权均属国家所有。公路的国有性决定了其经济管理是对国有资产的安全进行保护的一种形式。基于此，依法对公路国有资产实施有效的经济管理，维护公路设施安全完整，使其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是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角色拥有权利与应尽的义务。此外，经济管理也是政府所必不可少的义务。
二、公路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一）从科学管理向人本管理发展
科学管理克服了传统经验管理的非科学缺点，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科学管理中的非人性化矛盾变得非常突出，同时外界环境越来越需要企业的创造性劳动，但是科学管理却很难适应这种要求。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60到70年代的行为科学则试图补充科学管理的不足，在此理论指导下，开发了诸如职务扩大化、全员参与、目标管理、组建工作团队等管理技术。20世纪80年代企业文化理论的兴起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它提出了与科学管理不同的管理思想和框架，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理论，成为管理的发展趋势。人本管理理论，简称人本论。就是说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管理就是做人的工作。
它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人的心理、生理、社会性环境影响为中心，激励员工的行为动机，调动人的积极性。它体现出的管理原理叫人本原理，指的是管理者要达到组织目标，各项管理活动都应该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为根本。以人为本的思想被广泛地承认、应用和强化，直到人本管理理论成为管理思想的核心价值体系。
（二）经济管理的重点从硬件管理向软件管理发展
管理柔性化的重要表现是管理的内部对象是从以人、财、物等硬件管理为重点，转变到以知识和学习等软件管理为重点。这是由于人们对知识的进一步认识所致。影响管理的知识经济理论主要包括：知识成为经济管理的重要资源，真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经济管理的核心，是当前和今后经济管理的主旋律；学习是经济管理的储备，它为经济管理储备能量。
（三）团队协作的普及
团队协作这种组织形式推崇团队协作精神并实施对团队整体激励，尽量减少管理者和操作者的区别，强调团队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这种团队随着任务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任务的变化而进行任意组合。每位成员在团队中都能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随着团队组合的变化，知识和技能也在组织中得到有效的传播和共享。随着团队协作的流行，僵硬的组织结构和固定的人员安排正在被打破。就目前情况来看，团队协作这种组织形式不再局限于生产部门，它正在逐渐应用于公路及其他工作领域。
三、结束语
随着公路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公路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提高经济管理水平是各级公路部门都要积极面对并探索的问题。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是当今社会尤其是对于公路的重要要求。公路要想实现长久高效的发展，需要相关的经济管理活动，依赖合理的经济管理措施，以实现公路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段静.高速公路社会经济效益评估.武汉理工大学.2002.
关键词：财政；公共需求；财政职能
财政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它最初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秦朝时代和欧洲古代希腊时期，这一学科又被称为公共经济学或者政府经济学，顾名思义，该学科主要是以国家或者政府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国家或者政府如何分配现有的社会生产成果，最终实现财政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及发展的四大职能。政府在实现这些职能时的具体操作行为包括财政资源的获取、使用、管理和分配。
一、财政学的必要性
从目前来看，经济学分为两大分支。一是以马克思为代表人物的政治经济学。另一个是以凯恩斯、亚当斯密为代表的一般经济学，又称为西方经济学。通常，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理论经济学，它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目的是解释社会经济关系发生的原因，从而可以促使经济社会以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运行，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属于规范经济学的一种。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一门应用学科，作为实证经济学，它主要致力于研究资源配置。其研究机制简单的说就是把市场主体人为划分成家庭和企业两大部分，把市场分为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两大类。由于假定个体从事的活动是理性的，因此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毋庸置疑是有效的。
在以理性个体为主体的西方经济学中，市场在经济活动中有着基础性的地位。市场的产生根源是有效需求的多样性，分散独立的产权造就了市场经济，而保证市场能够稳定运行的手段则是相关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分为市场内生机制和外在机制。内生机制包括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理论上认为，这些机制可以保证市场出清点确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发现在交易中人们时常会带有一些诸如信任等的感情因素，这种人格化的因素使得很多交易都无法完成，即在市场中利润不再是确定的结果，从而也就带来的市场失效。
马克思也在他的经济理论中论述了市场内生机制对于市场交易无效性。他认为，市场是分工的产物，分工是效率，制度创新或者制度有效运行的源泉，分工是效用有效实现的途径和方式。这是因为分工就代表着专业、独立、创造，从而也就使分工有了独占性、独有性和特殊性，这些特点决定了分工的有效性和专有性，由此解释了分工所产生的效率。虽然如此，但是生产者能否取得效益不完全取决于分工，还取决于市场交易。由于分散的生产会带来额外的交易费用，这会使交易效率下降，由此引申出了组织的重要性。对此，生产者可以通过纵向技术一体化使得交易内部化，从而实现了从个人到企业，再到股份集团公司的转变的过程，当然这种转变也是伴随着越来越大的风险。
而西方经济学则引入了外在机制，即契约机制，利率机制和工资机制。其中，契约机制使得人们可以排除信任这种感情因素的限制，使经济市场向全世界扩充。利率机制解决的是交易“成本”问题。众所周知，在经济活动中会使用到货币，而货币的存储和使用则与利率息息相关，市场会受到利率约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利率成为了国家货币政策中的一项有效的手段。而工资机制随着日前对于人力资源的强调而越来越显得重要。
限于理性经纪人假设，任何一个私人在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都要遵循公平与等价交易的原则，即产品提供者需要获得足够多的收益以便弥补他们的成本。鉴于这样的假设，尽管上文中所述的这些手段有效的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仅限于私人产品市场的。对于社会来说，除了要满足每个人的私人需求，还需要有公共产品满足全体民众的需要。所谓公用产品就是指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非竞争性是从产品取得方式的角度说明的，即某个主体对这项产品的享用不排斥其他个体对同一产品的享用，也就是说增加消费者该产品并不同时增加边际成本。非排他性是从收益的角度来定义公共产品的，即某个主体对这一产品的消费并不会影响其他个体对该产品的消费的数量和质量。而这种产品一旦出现，就会有消费“搭便车”，即在自己不付费的情况下享受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种情况就是市场失灵的一种体现。由此可见，从西方经济学角度来说，如果在考虑了这六个机制的情况下仍然发生了市场失灵，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就无法保证，此时就需要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活动来处理。
二、财政学的发展过程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财政活动是基于公共需求而产生的一种以政府为主体，以公共经济的发展和运行为主题，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线的一项活动。笔者在下文中把社会演进的形态分为初民社会，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服务经济社会和科技经济社会，具体论述公共需求在这五个社会阶段中的发展历程。
1.初民社会指人们以地域或者区域为单位共同生存，在一个地域内部实行资源的集体配置
在初民社会，以人们共同生活为前提和归属的社会公共需求与人们的私人需求还没有非常明晰的分离，还处在共生共长的阶段。社会公共需求的初始形态是共同需求，就是指在经济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在一定区域或地域中，人们自发组成的一起生产、生活的共同体的一种共有需求。这种条件下的公共需求决定了其具有内聚性、内部平等性和互利性，以及内部非排他性，同时，也具有以地域为限制的外部排他性和冲突性。这是这些特点也为日后私人需求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2.在农业经济时代，分工和科技进步改变了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家庭成为社会最基本和最基础的构成单位，家庭成员的私人需求成为生产的起点和目的
家庭生产也成为满足私人需求的最基本实现形式，相应的，以习惯来配置资源可以最有效的满足农业经济社会的私人需求。此时，君权、神权和皇权与社会公共权力被高度一体化，皇家的权力就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公共需求。这种带有强制性和剥削性的统治成就了农业经济时代公共权力的实现机制。
3.工业经济时代和服务经济时代
在这一时期，主要是由于科技的进步，生产力已经得到解放，市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变化改变了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社会经济组成方式。由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生产蜕变为以工场、工厂股份制企业为代表的现代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生产与生活模式随之产生。私人需求在市场作用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市场真正成为了资源配置的主体和基础，成为了财富增长的源泉和爆发源，成为了私人需求的供给源和满足源。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全新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概念体系，也使社会公共需求的外延和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时，社会公共权力成为了保障市场效率低成本运行的机制，也是一种市场条件下的制度安排。公共需求则成为了只能通过国家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形式来实现和满足的一种需求。
为了满足各个时代不同的公共需求，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由于涉及到资金与资源的使用，这些举措统一被称为财政活动。由此可见，公共需求的发展过程也意味着财政学的发展过程，当下，财政学囊括了多种方面的内容，比如其包括预算学、税收学、公债学、国企财务学等。
三、财政学对经济的作用
财政的作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大作用。
1.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活动进行大范围甚至国家的资源调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这样可以对现有资源进行优化。而且，财政活动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实现社会总体经济结构最优化时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通过财政活动调整经济结构，维持经济长久的良性发展。
2.财政可以有力地促进教育、科学、文化等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发展。由于公共产品从短期来看收入难以弥补其成本，因此在私人市场上供给者是远远不够的，而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活动支持这类事业，从而从长期中获得益处。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第三次工业全球化浪潮的到来，现代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加剧，矛盾凸显，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暴露使得现代政府在作为政治组织的同时还必须作为经济组织承担起管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职能。传统的以政治学和行政学为理论基础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难于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方本文由收集整理公共管理学界出现了一股称之为“新公共管理”的思潮，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主张运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来提升政府绩效，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作为一种政府改革实践，新公共管理模式在西方国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加入wto的现实，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起一个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形成新的管理模式。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正在于此。而改革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进一步划分公共事务治理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角色，促进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公共管理的现代化。[1]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的公共行政改革显然可以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
“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重塑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对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经济理性与“新公共管理”
一般来说，“新公共管理”不仅指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于西方国家公共管理领域的改革，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改革实践中，这种政府管理模式已经逐步形成一种弥补传统行政模式缺陷的新的理论范式。无论以哪一种形式存在，“新公共管理”都是经济理性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渗透和传播，是公共管理部门依托经济理性对传统体制进行的一场具有深刻意义的改造。[2]
作为一场政府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是引入“企业化政府”的概念，即在公共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对公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政府的权力分散与下放、公共业务的合同外包、政府的绩效考核和评估等。[3]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它包括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员工参与决策与管理过程、放松管制并推进绩效目标管理、信息技术的利用、顾客服务、使用者付费、合同外包、取消垄断性管制规定等主要内容。[4]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不仅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还借鉴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等。休斯认为，经济学，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融合到新公共管理中，取代了官僚组织中高层人员信奉的传统公共行政观念。[5]
总之，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新公共管理”有着重要影响。它不仅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还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教学的目标定位
在当今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可以借鉴吸收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背景下，经济学对于公共管理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性凸显。然而，长期以来，作为公共管理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经济学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在于：首先，经济学通常在低年级开设，因此学生习惯于把经济学当成类似高等数学、英语等的公共基础课，而没有认识到经济学和公共管理之间的关联及其对公共管理专业的指导性作用；其次，从教学内容上看，经济学具有理论抽象、图形多且复杂、数学知识运用频繁等特点，对于文科生占大多数的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对经济学的惧怕多于兴趣。在这种心理下，大部分学生在学完这门课程之后，对所学知识感到既混乱又茫然，根本搞不清楚经济学究竟要研究什么和解决什么，更不要谈经济理性的培养。最后，由于经济学教学内容多，教学中往往采用“满堂灌”的传统方式，容易造成课堂教学沉闷枯燥，教学效果并不好。
为此，必须重新审视公共管理专业的经济学教学目标，合理地定位对于“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尤为重要。[6]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考查经济学课程的定位。
1.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学科建设的影响
英国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先驱，以1979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为标志，其改革主题曾被有关学者概括为：私有化、分权化、竞争机制、企业精神、非管制化、服务质量、对工会力量的限制。[7]这场改革给20世纪20年代已经诞生的公共行政学科带来了很大冲击，以政治学、法律、社会分析等社会学课程为主的传统组合已经不能满足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的需要，英国各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的课程设置开始转向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课程组合，随着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的进入，公共管理学科逐步取代公共行政学科，成为培养未来政府公务员的基础学科。
2.经济学理论对公共管理实践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对公共管理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官僚制弊端的分析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设计两个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官僚制的存在使政府组织的供给具有垄断特性，造成政府面临组织机构规模的不断膨胀和效率愈发低下的困境，解决出路就是打破政府垄断，引入市场、准市场机制，通过服务签约外包的方式建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竞争，提高公共物品及服务供给的效率。委托理论被用于分析政治家和下级官僚之间的科层关系，作为委托人的政治家和作为人的官僚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一致性，人有可能为追求个人利益而牺牲委托人利益，而政治家为监督双方利益上的不一致则需付出更多的成本，为此，需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官僚组织垄断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模式将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从而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应引入市场机制将公共产品和服务转由非官僚组织承担，以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经济学还借鉴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提出了基于市场的公共政策设计。
综上，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为“新公共管理”实践开创了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又催生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形成。因此，作为公共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经济学应该定位在经济理性思维的培养以及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学习上，这样的课程定位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才培养的需要。
四、“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路
基于以上认识，为实现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教学目标，需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变革。在借鉴国内外大学应用能力培养经验的基础上，现尝试提出“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路。
1.设计体现“公共管理”特色的教学内容体系
对公共管理类专业而言，经济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应在保持其基本内容体系不变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增加和删减处理，从而突出“公共管理”特色。适当增加公共政策分析、公共产品的供给、公有资源的管理、税制的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在讲述各经济理论的同时，加大对政府出台的各类经济政策的分析，从而阐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同时，对于较难的理论模型及数学推导部分则可以进行简单化处理。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调整的目标在于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政府公共政策，提高实际应用能力。
2.采用引导—互动式教学法，实现讲授和自学相结合
“引导—互动式”教学模式是指通过教师的引导，采用互动方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实现教师讲授和学生自学相结合，“听、说、读、写”相结合的授课方法。教师的引导主要通过讲解要点、理清思路、启发思考、归纳问题、设计练习等来实现，学生的互动参与主要是通过自读自学、问题质疑、展开讨论、答题写作、迁移创造等形式完成。为此，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把经济学理论分成基本理论和由基本理论推演而来的扩展理论两类。以弹性理论为例，需求的价格弹性部分属于基本理论，教师需在课堂上进行重点讲解，而需求的收入弹性、交叉弹性、供给的价格弹性等，则属于扩展理论，教师完全可采用启发式教学或学生自学方式进行。
3.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增加辅导课环节
在不增加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课程总学时的基础上，在每一章结束时，增加两学时辅导课，用于课程重点、难点、习题的讲解及案例讨论。利用辅导课，教师就可以通过案例引导学生深入讨论投资、政府税收、政府转移支付、进出口等因素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案例讨论是辅导课环节的重要内容，教师根据授课内容选择案例，学生采用小组讨论、自由辩论等多种形式就某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提高学生的理论运用能力。
4.建立多手段的综合考核体系
针对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学生考核采用期末考试和平时考核综合评定，平时考核包括日常作业完成情况、参与教学活动的程度、读书报告（经济学领域的名著）的撰写等项内容。在各种考核形式权重的设置方面，要增加平时考核的权重。建立多手段的综合考核体系，可以引导学生在学好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注重技能训练与能力培养。
5.建立突出“公共管理”的特色的实用性的案例库
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决定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交融贯通以及实际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可以将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身的思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以及独立思考、主动求知和应变能力。目前，各类经济学教材中虽然包含很多案例，但较少涉及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公共管理专业的经济学而言，相应的案例选择就应契合学科和专业背景，多采用公共部门的管理事件和场景作为案例。
关键词:公交 公共产品 安全
现代社会，公共交通日益便捷，公交车被人们誉为城市之舟，承担着城市交通运输的重任。但是，目前很多城市中公交车辆的安全性还存在诸多问题，既影响了道路交通的畅通和居民出行的安全性，也违背了“以人为本”交通理念，不利于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一、公交车是一种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公共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其中以保罗萨缪尔森的定义最为代表性，即“公共产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特征的产品” 。消费的非排他性，按照萨缪尔森的阐述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1)公共产品在技术上不易排除众多的受益人;(2)公共产品还具有不可拒绝性;(3)虽然在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性原则，但是排他的成本极高。消费的非竞争性，指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数量，或许多人可以同时消费同一种物品。 1965年，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在其著名的《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提出，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因素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产品是纯私人产品;而现实社会大量存在的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称为混合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根据上述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可以判定城市公共交通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属于准公共产品:一方面，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共同平等地乘坐公交系统，其消费行为具有大众性、共同消费的特点，任何人对公共交通的使用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公交产品的消费，即其具有非排他性;另一方面，城市公交有运营成本，每一位想要获得城市公交使用价值的人必须付费，而当公交车出现满载，就会存在边际拥挤成本，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
二、公交车不可忽视的安全问题
公共产品的安全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石。但近年来，全国频发公交车安全事故。公共交通本身及由其带来的危害，一方面是由人的麻痹大意和对其危害程度认识不够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人对此项技术的认识不足、掌握不全面和此技术的不成熟所造成的。人对现代技术的过分依赖和崇拜，不计后果地完全享受现代技术给人带来的舒适、便捷，而忽视了这种由人的知识堆积出来的技术成果也因为人类知识的不完善存在着某种缺陷。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基于这种局限性，人们便会不恰当地使用这些技术成果。公交车况的不安全缺陷主要包括刹车失灵，轮胎爆裂，方向盘转动不灵等。刹车盘铸件属薄壁小件，技术要求高，而国内生产出口刹车盘的企业，大多采用手工造型，冲天炉熔炼铁液，成分变化较大，给生产技术管理和铸件质量控制带来一定难度，此外，刹车盘铸件在生产过程中也存在气孔、缩松、金相组织不达标等缺陷。汽车轮胎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车辆的行驶安全和运营效率，但轮胎的保养和翻修仍存在技术上的难题。
三、消除公交车安全隐患的措施
首先，要以人为本、科学规划，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人的生存与发展不可能离开技术，人不可能脱离技术而生存。技术的本质与最终归宿是为人服务的。但人类又不能局限于技术或受制于技术，而是应该超越技术本身，追寻人性，追寻人的生存价值。“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 政府要继续加强对城市公交行业的监管工作，督促各级公交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健全城市公交安全评价制度，制定安全评价标准，并将有关措施落到实处，从管理体系上强化行业主管与公交企业作为安全生产两个主体责任。使企业通过科学规划和建设，提高线网密度和站点覆盖率，优化运营结构，形成干支协调、结构合理、高效快捷并与城市规模、人口及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交通体系。
其次，加快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完善公交安全技术体系。公共交通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它具有正、负外部效应。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我们的问题不能由科学来解决，而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技术的消极后果是人引起的，最终还要靠人去解决。提高我国汽车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任重而道远。目前大多数公交公司的运调管理采用的仍是靠调度人员手工填写路单来调度命令，在固定站点设定一些监督岗，公交车辆到达监督岗进行到达时间登记的方式。在公共交通的使用上，政府应该鼓励公交公司采用新的技术促进公交智能化，提高公交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要加快推进公交企业新技术的推广运用步伐，提高公交企业的运行监管技术水准。此外，要督促各公交企业继续完善企业内部相关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健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机构，逐级明确安全生产责任，切实将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最后，定期安检，完善汽车召回制度。车辆安全检查是预防事故的主要措施之一。应根据车辆载客数量、使用年限等不同情况，进行定期的安全技术检验。一旦某个或者某些部件操作异常，应及时到公交车维修场进行相关的维修，以保证公交车安全行驶。政府部门是缺陷汽车召回制度的制定者、推动者和监督者。缺陷汽车召回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社会公民安全环保，维护消费者权益。2004年10月1日，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制定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此后国家质检总局也公布了《缺陷汽车召回专家库建立与管理办法》、《缺陷汽车产品调查和认定实施办法》和《缺陷产品检测与实验监督管理办法》等四部配套实施细则。在召回制度约束下，制造商会更加重视产品质量，从而使公交行业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也给人们出行打开安全、方便之门。
参考文献
[1]郭庆旺、赵志耘，财政理论与政策[M].北京: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 博弈论 现代企业 构建和谐
近几年来，博弈论的观点频频出现在各类经济学著作中。博弈究竟是什么？博弈论对构建和谐企业有何启发或指导意义呢？通俗地讲，博弈论也叫对策论，是研究利益冲突各方如何决策及决策结果的，是一种“游戏理论”。其准确的定义是：一些个人、团队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一个完整的博弈应当包括博弈的参加者、博弈信息、行为或策略、博弈的次序和博弈方的收益五项内容。
一、博弈论中几个重点理念
1.合作与非合作。博弈论可以划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当事人是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理论强调的是团体理性。非合作博弈论的重点是个体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引起了人们对“机制”问题的研究。
2.经济核心理论。参与者组成某类群体（被称作联盟）以及它们之间以互益的方式进行的交易。该联盟可以使交易后所有行为人都受益，这就产生经济核心的概念。后拓展到垄断和寡头及公共经济学中的税收等理论。
3.非数理博弈理论。非数理博弈理论分析的是混和动机冲突状态下的社会和经济行为:行为者本身对其他人的反应作为其他人的期望而影响其行为，即两个或多个团体面临相冲突的合作和竞争动机时的情景。包括以下三种形态。
(1)焦点效应:每个参与博弈的行为人以合作性的结果为目标进行协作而反对不协作的选择。任何因素都有可能使参与者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焦点上，继而选择这一点，这就产生焦点效应。焦点效应能协调社会行为人博弈行为的预期，包括协调共同利益和一部分不一致的利益。
(2)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为理论:常用于分析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因某些强制力决定的决策而形成共识。这些强制力包括文化的、习惯的因素。还用于分析不同群体相互作用的问题和“多人囚徒困境”。
(3)自我控制理论:即自我博弈，以自己为对手的博弈。通过这一理论来回答什么是理性、人是如何控制自己行为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喜欢自我欺骗，使自己做应该做的事情,或者避免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种现象,被称为预期的自我控制。这种理论为企业安排奖励与惩罚机制；通过承诺或契约,或者建立一个轮换机制奠定了基础。
4.冲突经济理论。即不合作或冲突世界中的“纳什均衡”。人们为了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只要有机会,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总会利用“策略”通过损人而达到利己的目的。广泛存在于军事、犯罪、种族问题、能源、环境、外援和人类生命的价值等领域的冲突问题。
二、博弈论对构建和谐现代企业文化的启示和应用
1.博弈论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意义。(1)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可直接运用于现代企业的经营决策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行业内的竞争逐渐表现为几个大型集团之间的直接对抗，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的经营总体战略和一般战略决策必须在充分掌握竞争对手信息和策略的情况下进行。因此，企业运用博弈论中的决策模型进行这些问题的决策将使决策过程更加合理化。
(2)博弈论对现代企业管理观念和方式的改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举个例子来说，从“囚徒困境”这个典型博弈问题，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的必要性。在现实生产生活中，企业之间，尤其是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很多情况下正如上面两个囚徒所遇情形一样，没能真正实现自身的最佳利益，甚至是损人不利己。因此，实施供应链管理，强化企业之间的合作，将是企业获得双赢局面的一条捷径。
2.博弈论对构建和谐企业的启示。博弈论的研究成果，提高了人们对竞争和冲突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运用合作的理念，创建和谐企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企业作为社会的组成单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企业来说,“和谐”的基本特征应当表现为依法治企、科学发展、协调有序、安全环保、公平诚信、服务社会，并建立一个长效的协调机制，其核心在于通过促进企业内外环境的“和谐”，达到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最终实现企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四方面的问题：
(1)处理好个人、集体和政府的利益差别。在市场经济模式中，个人、企业和政府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各自的运转环境中，实际上都处于博弈状态，各自都是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博弈一方，冲突和矛盾是免不了的。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在股份制改造和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过程中，轮岗、下岗、合并、重组等问题所引发分工、收入、保障的差距越来越成为矛盾的焦点。掩盖这种利益差别、否认博弈的现实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需要客观地看待社会生活中这三者之间的差别。另外，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习惯于集中管理模式，因此，客观地看待这种博弈现实在思想上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
(2)处理好博弈与规则透明、诚实守信的关系。规则透明和诚实守信是博弈各方达成协议的基础。规则透明是互信的条件。管理者要取得人们的信任，政策必须公开、公正。对于企业，企业管理者要取得职工的信任拥护，企业要在市场上立得住、站得稳，必须得讲诚信、讲公平、讲公正。那种以权宜之计、无意实施的政策得到的结果是暂时的。如果所要的结果不是通过透明、可信的规则取得的，必然不会与职工群众达成共识，企业氛围也不会是和谐的、稳定的。
(3)处理好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共赢的关系。和谐企业建立基础是企业各方的共赢。博弈各方达成的协议虽然未必是利益均等，但是应该是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建立和谐的企业，需要从根本上、制度上解决问题，而制度的建立、措施的完善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在各方都能接受的共赢得基础上，而不是企业方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如果不能保证各方共赢的措施和制度，必然得不到其他方面的支持，那它必然是不稳定的、不和谐的，甚至会导致更多、更严重的问题。
(4)处理好经济利益之外的博弈关系。和谐不完全建立在经济利益上，其他很多如生活的、文化的因素等都可能起作用。经济利益虽然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但是除此之外仍然有很多人文因素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因此，企业的管理者的充分沟通、理解职工的非经济期望和需求，给予人文关怀，对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博弈论应用于构建和谐企业的几点做法。
(1)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确保企业稳定。博弈是解决冲突的对策。构建和谐企业，尤其是建立安定有序的和谐企业是最基本要求。这不仅是现代先进的管理理念,也体现了企业管理者的人文关怀。保持职工队伍稳定的核心在于坚持以人为本,其本质在于对职工各项权益的尊重，进而使全体职工能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在实施重大改革时，要反复征求职工的意见,取得理解和支持;在利益分配中,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更好地满足职工的需求,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要不断提高分析矛盾、化解矛盾的能力,为构建和谐企业提供有力措施。
（2)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目前我国正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代，企业要适应这个时代，建立良性的生态链，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刻领会构建和谐企业的科学内涵。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结合企业实际和发展目标，努力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企业发展，满足职工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不断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继续深化改革，把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和完善制度建设结合起来，理顺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三是加大全员教育培训制度，提高职工综合素质，建设学习型企业，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3)着眼于“创效”这个基点，努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追求效益最大化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也是构建和谐企业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和谐企业也是一个解决现实矛盾和利益冲突,已达到社会和谐的综合治理过程。企业失去了效益,职工没有了收益,和谐就没有了根基。因此,在构建和谐企业的实践中,要善于适应和把握建筑市场的变化和规律,增强应变能力,始终把促进经济效益的提升作为根本目标,抓好抓实,抓出成效。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