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6 16:14: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社会科学方法论 体系 开放性 逻辑基础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一论断从表层来看似乎是毋庸赘述的理论事实。然而，如果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立过程及其理论建构的现状作为考量因素，则有必要对这一论述的逻辑合理性进行进一步的理论阐述。有人会说，既然这个论点已成毋庸置疑的理论事实，那么，从其他考量因素出发对这一理论事实进行阐述岂非多此一举。然而，真正的理论事实是要经得住考量的，倘若认定其为理论事实的依据仅仅为表层，怕是难逃不严谨之嫌。因而，以社会科学方法论建立过程及理论建构的现状为考量因素，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一论述的逻辑合理性进行理论阐述，是极为必要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的理论体系
有观点认为，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构建了整体上最为科学、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遗憾的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至今仍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在此，我们需要阐明的是，我们对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开放性逻辑基础的研究和阐述，并非意味着我们对此理论持怀疑态度，而是承诺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的体系。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体系的定义本身入手。体系，顾名思义，形成为一体，即整体，组成为系，即系统。体系，是指由若干具有相互关联的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工业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等。体系的构成需要量的规定，即一个事物或意识不能形成体系，而是由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构成；体系的构成也需要质的规定，即构成体系的要素是特定的，相互关联的，并不是随便哪些要素都能构成体系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其要素既有量的规定也有质的规定。社会科学方法论有其特定的、若干具有相关性的组成要素，就其理论内容来看，社会科学方法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这体现了的实践基础；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这体现了的辩证思维；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这体现了的主体性原则；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视野，这体现了的世界眼光。
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其理论内容来看，涉及了主体与客体、系统和要素、矛盾和过程、个人与群众、认知与评价、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等一系列关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与要素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都贯穿着基本的理论原则，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等等。而从系统概念的角度而言，可以认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各个方法要素构成了一个方法论体系。而且这个体系之所以是科学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开放性，它不断与其自身以及系统之外的环境进行所谓的信息能量的交换，在开放性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自己。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决定其开放性的理论品格
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一致性，有何种世界观就会有何种方法论。人们在世界观或哲学观的指引下，去观察、发现、分析、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现象，这就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世界观、哲学观在方法论上的具体体现。可以这么说，哲学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它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开放性理论品格，这一品格在其研究对象、适用范围以及理论视野方面都有所呈现。
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开放性。其研究对象是实践基础上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其理论旨趣在于探索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从而能够正确的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这种实践是植根于开放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之中的，哲学是从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当中走出来的，也必然要回到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当中去发展。这就决定了作为哲学观基础上的具体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与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的互动中能够展示出自己所特有的开放性，同时，“社会科学方法论把对社会的研究纳入自然―社会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赋予社会认识活动以宏观的历史背景……在各种社会要素的有序联系中揭示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组织结构……”①。这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必须是开放的系统。
哲学的理论视野是开放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近代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发展趋势，科学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在社会历史观上，马克思从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主张用社会存在去解释社会意识，从而深刻批判了唯心主义对社会历史的主观臆断，认为社会认识的出发点应该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深刻分析了旧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的原因，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②哲学这种批判性的理论视野正展示了其自身的开放性，以此哲学观为指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必然会在人类发展的新的历史境遇和历史条件中，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直面当下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各种理论和方法，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
哲学的适用范围是开放性的。哲学是面向整个人类世界的，所以，它面对的不仅仅是人、自然界或者人类社会的某一个层面、方向或领域，而是整个人类世界，系统掌握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这也决定了其历史使命是争取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让人类生存的“必然王国”向着“自由王国”迈进。社会科学方法论在这样的哲学观指导下分析处理社会问题，相应的或者自然而然的也获得了其开放性的理论品格。它作为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的直接的方法论指导，必须指向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自身，而不能局限于某一个狭窄的领域；哲学是面向未来的，它从彻底的唯物辩证法出发，强调世界并非是既定事物的集合体，而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所有事物随时随地处于发展变化中，人类、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并非已经完成的既定的存在，而是处于一个不断生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以这种哲学观为指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相应地获得了其开放性理论品格，“在社会的相对稳定中揭示社会的运动与变化，在社会的运动变化中揭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在社会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交互作用中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因与条件，全方位勾画社会有机体的立体和动态结构。以对现实的把握为基点，去回溯社会发展的历史、展望社会发展的未来。”③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贯穿了开放性理论品格
首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本身即是开放性思维的具体呈现。一直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完整而全面的方法论，那么，构建一个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多少显得有些多余。对此，我们应该正确的认识哲学方法论与一般科学方法论以及具体科学方法论的关系。从方法论来讲，历史唯物主义是高度抽象的，适用于所有领域的哲学方法论，但它与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又存在不同。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它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形成的。同时，相对于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社会科学方法论又是一种一般的方法论，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性的指导意义。有人可能会说，历史唯物主义对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指导意义的价值似乎值得商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性是间接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连接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的桥梁，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是极为重要且必要的。
其次，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的过程中贯穿了开放性的理论原则。它积极地扬弃了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论成果，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融合了传统社会科学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系统。西方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有其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提出了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组相互对立的倾向：一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二是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对立。科学主义（实证方法）的倾向，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规范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人文主义（理解方法）的倾向，主张运用解释学的方法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否认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研究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个人及其行动是先于社会的，是社会运动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主张以个人分析为基点去解释社会现象；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社会是先于个人的，主张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社会整体分析为基点去解释社会会现象。无论是科学主义方法论还是人文主义方法论，无论是个体主义方法论还是整体主义方法论，其所建立的社会哲学基础都没有正确的解释和处理自然、人类和社会的关系，其方法论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弊端。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不能正确地看待自然和社会的辩证关系，或用自然性来夸大自然和社会的对立，或用社会性来抹杀自然和社会的联系；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不能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或用个人的主观性、精神性忽视社会的客观性、整体性，或用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抹杀个人的主观性、精神性。虽然以韦伯、温奇、吉登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试图综合科学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以及个人体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努力只是在方法论的漩涡中打转。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历史唯物史观为基础，从根本上正确地确立了自然、人以及社会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是对立而统一的，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而人类社会同自然界对立的基础及其相互作用发生的根本途径即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统一，实践是这种双重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人的活动既改造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制约，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④
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融合了传统社会科学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系统：确立了社会研究方法的实践基础；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的重大原则；社会矛盾研究中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分析方法、阶级矛盾与阶级分析方法、阶层矛盾与阶层分析方法；社会过程研究中的历史主义的方法、科学预见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中强调“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人的生存状态是社会发展状况的尺度、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中坚持从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认知，在实践中做经验观察与事实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抽象和概括、分析和综合，确立了评价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根本标准和人民利益的最高标准；在“世界历史”的研究中坚持以世界的眼光观照当代社会发展，辩证地理解全球化与民族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等。
结语
总之，从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的哲学基础、建构的过程和现状等因素进行考量，其获得了理论系统开放性的逻辑基础，可见“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一论述是经得住推敲的。但在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今天，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应以开放的心态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而适应时展需求。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个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体系，应当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促进自身发展。
首先，要坚持对自我系统内部的开放，始终保持自我批判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可以使其在日新月异、变幻纷呈的世界中不断吐故纳新，始终流淌着新鲜血液，同时也是使其在激荡的时代变迁中始终发挥其作用的基础。可以这么说，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都不是完美的，这种不完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科学理论体系本身存在的缺陷，另一个方面是科学理论体系在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中逐渐呈现出“脱离”的状态。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要求其具有自我批判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否则，本身存在的缺陷难以被发现和补救，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现出愈来愈多的不适应性，最终结果只能是被淘汰。
其次，要坚持对系统外部的开放，科学地对待其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个固执己见、封闭自己的人很难真正融入社会和人群，更谈不上自身发展和价值的实现，同样，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论如果“孤芳自赏”，则很难有更好的发展和突破。尽管社会科学方法论得到了高度认可，但这并非意味着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无存在的必要性，社会科学方法论应坚持系统外部的开放，对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优势和劣势给予全面、客观而深刻的认知，以平等的态度与之对话，积极主动地与之交流，吸收其有益的东西纳为己用。总而言之，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应该是相关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作者单位：吉林农业大学学院；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L12DKS021）
【注释】
①③《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9页，第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
【关键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反归纳/逆归纳/自悖/元方法论标准/无合理性原则
【正文】
综观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方面，许多不断涌现的新观念和新理论 ，尤其是以波普尔的否证论、库恩的范式理论为代表的一些科学方法论既为科学哲学本身带 来 勃勃生机，同时又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成功地应用于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社 会学、法理学、接受美学、语言学、历史、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使这些研究展示出全新 的分析与境或视野；而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哲学却开始走入低 谷，成就平平，反响一般，往日的辉煌似乎已不存在。科学哲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萧条的情 况？这已成为当今科学哲学家十分关注的论题之一。
在笔者看来，这种境况的原因，在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中陷入了重重困境，一 时难以摆脱。然而，正是对这些困境的深入分析，有可能孕育科学哲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新 契机，就象19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引发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一样。因此，目前关键的问 题 是，困境在哪里？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些困境？本文即意在对当代科学方法论的五种重要困境加 以讨论，（注：鉴于学界对困境1、困境2、困境5的一些内容比较熟悉，在此仅对这三种困境只作简要的 补充性说明。）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的信念，而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 立在证据的基础上。”[1]伯特兰·罗素的这一精辟论断道出了标准的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 在。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构想，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一是含有正统的意思，最符合人们思想 中科学方法的“本来面目”或经典模型；二是这种构想往往能把其它方法论吸引过来，并成 为这些方法论所仿效的对象。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唯科学方法之用方显科学本色，科学 方法是科学活动的标志，是科学合理性的保证。凭借科学方法，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就可取得 成功。这里的科学方法是具有程式性或规范性的实证法，尤其是归纳推理，在科学发展与科 学 证明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产生于20世纪初）拥有众多的信奉者（包括像罗素在内的逻辑原子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逻辑经验主义者、一些科学家及社会科学家等），并统治了人们的思想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受到挑战。许多的 方法论之争都是针对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而发的。
困境1：对归纳逻辑的反对与辩护
继20世纪初“剑桥发明”（注：“剑桥发明”一词是拉卡托斯用来指在经典的归纳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或然性归纳逻辑”。它始于W.E.Johnson，后来C.D.Broad与J.M.Keynes出席Johnson举办的讲座，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之后，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归纳原理对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赖欣巴赫说：“这个原理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科学中排除这个原理就等于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的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 理论和诗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创作区别开来了。”[2]自20世纪初至50年代，他们建立的概 率主义归纳逻辑成为了众多科学哲学家努力探究的核心。
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波普尔首先立足于他的否证哲学进行有力的批评，力图重新 解决“休谟问题”（归纳问题）与“康德问题”（划界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按拉卡托斯 的看法，“波普尔的名声就在于它对归纳法的批判”，但波普尔竟对什么是归纳都从未明晰 地说明过，并且前期与后期哲学在归纳问题上很不一致。拉卡托斯认为，归纳逻辑的原始目 的是“从怀疑论中拯救科学知识”，存在着某种归纳原则或拟归纳原理可以把“实在论的形 而上学与方法论的评价、逼真性与确认性联系起来”。[3]
自称是反归纳队伍中“一名上尉”的沃特金斯(J.W.Watkins)认为拉卡托斯的归纳进步观站 不住脚，因为确认评价只报道过去业绩，而逼真评价仅包含将来业绩，我们无法从确认评价 推进到逼真评价。他拒绝所有的非演绎推理，认为一切非演绎推理都具有非转化性。科学知 识可分为多个层次——层次0（感觉报告）、层次1（简单陈述）、层次2（经验概括）、层次3（精确的经验规律）、层次4（科学理论），其中不存在任何合法的从低级层次到较高层次的“归纳 上升”。但从层次0到层次1将包含一个“跳跃”。艾耶尔曾提出，这种“跳跃”可由某种非 归纳性的并能为人们接受的推理来实现。沃特金斯把艾耶尔的这种推理称为“某种拟归纳推 理”[4]，并认为波普尔令人遗憾地走向“彻底的”或极端的怀疑论[5]。对于归纳问题，沃 特金斯试图提供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并宣称这种方案要比他在《科学与怀疑论》中提 出的论点更为简单和更好。[6]
为摆脱归纳逻辑的困境，(1)赫斯(Mary Hesse)、亨迪卡(Jaakko Hintikka)等自20世纪80 年代对卡尔纳普传统进行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以枚举逻辑作为科学推理最基本的形式，用 它来重新阐释其它形式的归纳逻辑（如科恩的消去式归纳逻辑）。她坚持一种比卡尔纳普允许 更多随条件变化的并处于有限形式中的归纳逻辑，“归纳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对综合性理论 系统的研究没有保证获得实用主义知识的最佳途径。”[7](2)科恩(Jonathan Cohen)提出了 非概率主义归纳逻辑。他认为，许多科学哲学家只注意培根归纳的方法论意义，却忽视了它 的逻辑方面——证据的性质及命题之间归纳支持的逻辑关系，他力图用一种成熟的现代逻辑 形式重建培根的归纳。这种新培根式归纳逻辑包含了两个主要因素：(A)相关变量的方法， 该方法表明归纳支持因不同的证据而有不同的等级；(B)一般模态逻辑，“它可以达到对非 外延性的多个等级的形式化”，[8]因为二值等级形式捕获不到非外延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这种模态逻辑可把归纳支持的等级表示为通向“近律性”(Legisimilitude)的阶梯。
赫斯、科恩等人还试图为归纳逻辑提供广泛的成功应用，如科恩出色地将自己的新归纳论 应用到如医学、心理学等一些领域中去，并得出结论：非标准形式的归纳推理也具有与其它 归纳相同的结构([8]，P.26)。
对上述争论，牛顿-史密斯(W.H.Newton-Smith)指出：“完全抛弃归纳的波普尔与勉强使用 归纳的拉卡托斯都不能建立起他们各自的方法论与科学目的之间的纽带”[9]，在波普尔的 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否证法与逼真性之间的二难困境。牛顿-史密斯着重阐述了包含“在最终 检验中所需要的其它特殊因素”的“元归纳”(meta-induction)观。([9]，pp.224～225)
困境2：反对方法和方法论危机
科学历史主义的兴起促成了这样一种新观念：科学哲学家必须正确对待科学的历史。这种 观念挑战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两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钢领（即归纳主义和波普尔纲领）。库恩 本人虽然提出几种评价标准（精确性、简单性及有效性等），但他把这些标准“比喻为像‘深 思熟虑而后行’之类简单而无用的格言”[10]，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取决于主观因 素与客观因素的混合，取决于共同标准和个人标准的混合。
费耶阿本德质疑以往的科学方法研究在实际科学中的可行性，认为探求一种指导科学家从 事理论选择的规则系统的努力虽然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却是失败的。他展示了一幅比库恩更 为激进的图景：(1)“逆归纳”，他认为逻辑经验论的“证明”式归纳与波普的“证伪”式 归纳是归纳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提出了“逆归纳”(counter-induction)的概念，其中count er-意指在与归纳相对立的方向上行进，在此归纳仅是一个参照物而已。“我们可以通过逆 归 纳法来推进科学”，这就要求我们做两件事：一是提出与公认的并得到高度确证的理论不一 致的新理论（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新假说必须与公认的理论相一致。费耶阿本德反对这种一致性条件，譬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与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并不一致：重力加速度对前者来说是一个变量，而对后者则是常数。一个科学家要想使自己的观点包含更多的经验内容，就必须引进其它的理论观点，采取理论多元论的立场。），反驳一个理论的证据往往不是借助于事实，而在于提出新理论。理论的进步 并不是一个一致理论的系列，而是一个“日益增长的互不相容的各种可取理论的海洋”。他 认为，专家和外行业余爱好者、诚实者与说谎者一起参与争论会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 荣。二是提出与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一个理论所以与证据相冲突，不是因为它不 正确，而是因为证据被污染。要批判这种证据就应当发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第一步跨出 这一循环，或者创造一种新的概念体系，如一个新理论，它与极小心确立的观察结果相冲突 ，并挫败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论原则，或从科学之外，从宗教、从神话、从不胜任者的思想， 或从疯子的思想漫游中引入这样一个体系。这一步又是逆归纳的，可见，逆归纳既是一个事 实——离开它科学不能生存，又是科学游戏中一种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动。”[11](2) 说服人的技巧。库恩曾以“常规科学”意指知识发展中平稳的和逻辑的间歇。费耶阿本德则 干脆否定这种“常规科学”的存在，认为科学决定的作出、理论的接受是一种说服人的事情 ，包括理论支持者的威望、年龄、及参与争论的技巧等（注：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伽利略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观察和实验(在《恒星的使者》中对月球的描述自相矛盾，用望远镜观察月球的演示是失败的)，而在于他宣传自己学说的技巧，他说：“伽利略这个善于耍滑头的人比起我们通常对这位肃然起敬的、执着的‘真理探索者’来说是一个远为有趣的人物”。([11]，p.68)）。因此，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实际上是反对科学方法的唯一合法性，并不是取消方法。他坚持各种方法平等的多元方法论。
此外，奎因、普特南、罗蒂、哈金(I.Hacking)等人根据各自的理由坚持，人们所能做的只 不过是描述自然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容许我们去发掘具有规范性特 征的方法论的余地。在这一系列质疑之下，标准的科学方法沦陷于危机。
困境3：当代科学方法论家的自悖
科学方法论危机“令人沮丧，但要取消方法论还为时早了点”[12]，科学方法论者们试图 拯救和重建科学方法论，但结果处于自悖的困境中，这里仅以其中三位为例来说明（参见[19 ]，pp.344-351）。
1.拉卡托斯的自悖
拉卡托斯(A) 拉卡托斯力劝科学家作出新颖的预见：如果预见正确，就认为你的理论是进 步的；如果错误，就进行拯救理论硬核的活动；如果不能作出长时间跨度的任何成功预见， 那么你的研究纲领是退化的，应当抛弃。如何知道哪一种方法论是进步的呢？拉卡托斯认为 ，一种方法论应说明“伟大科学家的价值判断”，而要满足这种说明就必须对方法论作出某 种合理的重建。他指出：“在撰写一种历史性案例研究时，一个人应采用下列程序(1)给出 一种理性重建，(2)尽力将这种合理性重建与实际历史相比较，并批判缺乏历史性的合理性 重建及缺少合理性的实际历史。”[13]人们不必关心特殊反常的价值判断，拉卡托斯更“强 调科学研究纲领与方法论研究纲领之间深远的类比，并且强调像‘经验陈述’可被推翻一样 ，规范的‘基础论断’也可被方法论推翻。”[14]即通过规范的方法论来重建科学史，以便 使科学史尽可能合乎理性的目的。这里，拉卡托斯强调的是方法论的规范性、重要性和优先 性。
拉卡托斯(B) 拉卡托斯曾对波普尔的试错法不屑一顾，但他对研究观领中硬核的解释却是 “实际上硬核并不是一出现就是全副武装的……它通过长期的预备性的试错过程而缓慢地发 展。”([13]，p.26)这样，我们如何通过襁褓中的硬核来确立研究纲领的存在？如何理解硬 核的无 错的硬性？又如何通过硬核来形成对其它因素或成分的规范力量？对于一个研究纲领 比另一个研究纲领更进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认为我们无法接受其中一个研究纲领，进步并不 意味 着 接受；相应地，我们无法凭借方法论来得知科学家接受或抛弃哪个理论，因此拉卡托斯的方 法论已失去了它的规范能力。
2.劳丹的自悖
劳丹(A) 在《进步及其问题》(1977)中，拉里·劳丹提出了与吉尔(A)不同的观点。当在 阐明历史与方法论的相互关系时，劳丹采取了一种直觉主义的方式：“(1)到了譬如1800年 ，接受牛顿力学、拒斥亚里士多德力学是合理的；……(6)在1925年之后接受广义相对论是 合理的；……我将要主张的是存在着一组广泛的人们所坚持并相似于上述情形的规范判 断，这组判断构成了我将称之为我们偏爱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觉(PI)。我们关于这 类情形的直觉可用作评价不同的规范的合理性模型的试金石。”在劳丹那里，这种前分析知 觉的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它成为方法论的一种根基。
劳丹(B) 前分析直觉本身毕竟是变化的，受制于一些历史条件。劳丹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开始抛弃他的前分析直觉标准，宣称我们必须完全摆脱对直觉的任何依赖；而致力于建构一 种联结规范性与描述性的规范自然主义(normative naturalism)。
3.吉尔的自悖
吉尔(A) 自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派兴起以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在衰退，但仍有其忠实的 斗士。吉尔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坚持科学的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关系不是紧密的，而是一种 基 于利害关系的结合(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他提出了许多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密 切相连的观点，譬如，他认为循环性问题对理论选择标准的任何历史途径而言都带有尖锐 的挑战性。他说：“设想……历史对理论的理性选择提供经验证据。在这一情形中，这一说 明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的结论，或广泛地说是一种理论。但要在历史证据的基础上选择一种关 于理论选择的理论，一个人就必须总是具有某些理论选择的标准。”[15]这里，吉尔坚持从 历史中获取准则就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结果只能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吉尔(B) 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然主义激流勇进，吉尔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起初作为 历史反对者的吉尔现在却是历史的一位知心朋友。吉尔在《走向一种统一的科学理论》(198 4)一文中明确指出，方法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之间的这种标准关 系”[16]。按吉尔的自然主义，科学对经验世界建构理论，哲学则对科学世界进行理论化。 这两种理论化遵从相同的方式，都具有历史性的特征。
对上述的自悖，科学哲学家大多采取了批评的态度。拉卡托斯在(A)中对历史的理性重建无 疑受到许多科学历史主义者的反对，如霍尔顿(Gerald Holton)认为拉卡托斯的这种观点令 人难以接受。库恩则称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是历史，而是制作实例的哲学。”而拉卡托斯在 (B)中对方法论规范能力的取消无疑是较(A)更加远离科学方法论。
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认为，劳丹、吉尔提出的自然主义经不起推敲，因为自然不 会欺骗，不会犯错误。而科学家却不然，他完全可能这么做。再如，引力理论不允许一个真 实的逆实例的存在，但在合理性的正确理论之下却可以存在大量不合理行为，正如在我们 正 确的道德信念（即谋杀是错的）之下仍存在着谋杀者的谋杀活动一样。吉尔从(A)到(B)的转变 表明他从对科学方法论的坚持变为对历史因素的侧重。与吉尔相反，劳丹从(A)到(B)的转变 则说明他进一步疏远历史而亲近（方法论的）规范性。
困境4：元方法论层次上的困境与无合理性原则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方法论的重心开始向元方法论转移。
什么有资格构成科学方法的标准？这一问题是促成科学方法论重心转移的核心问题之一。西 格尔认为，要为科学方法寻求一种确定的唯一程序是错误的，不存在确保科学合理性的程序 ，而只有对证据的承诺。[17]多数当代科学方法论者对元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确信无疑。但 出人意料的是，劳丹否定元方法论存在的价值。他认为，历史主义学派的元方法论是，对一 种科学方法的评价要依据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把过去科学家的选择再现为合理的，而这种元方 法论没有正确对待这样的事实：科学家的目的和背景信念都因人而异，尤其在不同于我们的 科学时期时就更是如此。如果科学家的目的在某些重大方面随时间发生变化，我们就没有理 由 希望用我们的方法去衍涵关于具有不同目的的活动者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任何东西。无论 合理性是什么，它都具有特定的活动者与特定与境。劳丹认为，元方法论就是方法论的认识 论，它如果存在则不应视为绝对命令，而应看作假言命令，我们在竞争的方法论中进行选择 的方式与我们在竞争的经验理论中选择的方式完全相同。因此，我们不需要关于方法论的一 种 特殊认识论。([12]，pp.19-31)劳丹虽然宣称否定元方法论，但事实上仍建立了自己的元方 法论（注：对此许多科学哲学家都给予了肯定。西格尔(1990)、沃勒尔(1988)、多普尔特(Gerald Dopplet)(1990)、列普林(J.Leplin)(1990)等对劳丹的元方法论作出了各自的评论。）。劳丹建立的网状模型理论本身就是对一种元方法论理论的建构，并引起了元方法论 层次上的一系列争论。沃勒尔尖锐地指出，劳丹的网状模型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二难困境： “或者存在着一个方法论原则的不变的核心M[*]，或者一切都是变动的。有这样的一介M[*] ，网状模型则是旧的塔式模型的一种精致论述或注释性变换；若没有这样一个M[*]，该模型 陷入相对主义。无论那一种方式，劳丹的‘第三’选择都作为一种独立的、具有竞争性的立 场而被排除。”[18]
罗伯特·布朗认为元方法论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公正地对待历史，(2)公正地对 待概念性东西。”[19]他认为，劳丹与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都试图对(1)给出必要而充分的 条件；加伯(D.Garber)及其他先验的方法论者集中于(2)。他们都是片面的。基于科学的实 际 历史，布朗提出了如下的一种规范的元方法论标准(R)：“若(其他方面都相等)某方法论使 其理论性重建与规范性重建符合最多的科学史片段，同时与相关的独立的社会理论相谐调， 那么该方法论是最好的。”([19]，p.355)
布朗认为，上述标准作为评价相互竞争的方法论提供了一种元标准。这种标准具有许多值 得我们赞赏的优点：首先，这一元标准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即科学史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被 认为是理性的。该标准使科学史中的合理性扩大到最大的程度。其次，布朗宣称该标准(R) 克服了劳丹的前直觉观点的所有弱点，如，非比较性、基础主义、对直觉的依赖性、历史在 检验中的无地位性。第三，这种元标准在形式上相似于宽容性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 。宽容性原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真理性，而(R)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合理性。第四，这 种 元标准被一种无合理性原则所支持。
无合理性原则(arationality principle)是一种类似于宽容性原则的方法论原则，即从人 类活动的可能选择性解释中选择一个更好的解释。无合理性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 当面临在一项活动的合理解释与其它解释（如心理学与社会学说明）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应 选择合理性的解释。好的解释就是一种活动原因，是一种好的理由，譬如，对为何爱因斯坦 在1905年抛弃牛顿的理论，我们有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一是认为爱因斯坦这样做是因为他 的狭义相对论更好的符合有效的证据；二是认为爱因斯坦抛弃牛顿理论是因为他要反叛他的 前 辈，并推翻其最基本的概念，即父子之间、代代之间冲突的情景。对这两种解释，无合理 性原则告诉我们应选择理性的那一种，即爱因斯坦依据第一种理由去活动。第二层，无合理 性原则并非坚持惟有心理——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说人们通常对一定活动找不到理性的 解释，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必须诉诸于心理——社会（或其它“外在的”）的原因。
在布朗看来，元标准(R)与无合理性原则都试图最大程度地增大合理性，这是两者的共同之 处。因此，元标准(R)可以从无合理性那里得到支持。但两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元标准(R)是 一 种在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无合理性原则却假设了一种特定的合理性。
困境5：质疑“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就像弗雷格等人建立演绎逻辑的有效不变的通则一样，20世纪初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 者及迪昂、鼓加勒等法国约定论者都极力寻求归纳逻辑的不变原理或统治科学理论评价的恒 定规则。这种规则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争论的关于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假设，同时又必须是 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理论性的。无论是归纳推理还是演绎推理，都可能有时是无效的，科 学评价有时也是错误的，甚至某种不正确的评价可能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但这些无效 的推理过程却不能危及到推理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同样这些不正确的评价过程也不能危及评 价规则的正确性。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则是先验的，并不因经验的不同、过程的不同、时间 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构架之下的理论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针对这一恒定性论题，亨普尔(C.Hempel)提出质疑。他认为，某些方法论规则在时间上是 相对的。譬如，正如已摈弃宇称守恒定理一样，我们也应抛弃麦克斯韦关于时空定位缺少因 果效用的原理，这些准则及其时间相对性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亨普尔得出结论：“必须抛 弃合理性理论选择的一切标准都无时间的观念。”[20]劳丹在《科学与假设》(1981)中通过 追溯假说方法的历史演进，批评了科学方法永恒不变性观念，他既坚持科学方法的共时性， 又坚持科学方法的历时性（即可变性、历史性）。
综上所述，上述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都在各自不同的层面或在不同的理论进程中与科学 合理性的“二难困境”[23]发生着某种关联。譬如，困境1是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呈 现的必要前奏，困境5则是这种“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规则与历史之间关系上的一种反 映，没有困境1和困境5的出现就没有科学合理性对历史因素的内在要求；而困境2、困境3、困境4都是这种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内在逻辑与历史之间 关系（不谐调的、矛盾的）上的一种体现。以上概述的五种困境仅仅是对科学哲学困境的初步 探讨，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
论点摘编
科学的“真”与生活的智慧/柳延延/《中国社会科学》/2002.1
以西方现性精神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尤其是发展到20世纪，这 已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全球性现象。这表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现性主义 思想方式，向人类敞开了对人类生存极具意义的一个方面，即科学的“真”是人类能够更好 地生活于世的基本保证，体现出可贵的生活智慧。但是，科学的“真”并不等于生活的全部 智慧，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不能为人类提供这种生活何以值得过下 去的理由。从这一意义上说，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今天人类面临的困境表明，一方面 ，科学技术已不可抗拒、无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启蒙之光的核心也有 一片黑暗，当代文化批判的重要任务就是不懈地揭示这片黑暗。
【参考文献】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页。
[2]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3]I.Lakatos，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J.Worra nd G. Curre(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156.
[4]J.Watkins，Science and Sceptic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1984.
[5]J.Watkins，"Hume，Carnap and Popper"，in Lakatos(ed.)The Problem of Inductive Logic，Amsterdam:North Holland，1968，pp.277-278.
[6]J.Watkins，"A Neo-Popperian Advance on popper?"，in W.H.Newton-Smith & Jiang Tianji(eds.)Popper in China.London:Routledge，1992，pp.138-157.
[7]M.Hesse，Revolu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Harvest er Press，Sussex，1980，p.184.
[8]L.J.Cohen，"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in Poznan Studies in the Philo soph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Nol.21，1991，p.25.
[9]W.H.Newton-Smith，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London:Routledge，1981，p.268.
[10]Larry Laudan，Science and Values.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na Press，198 4，p.30.
[11]P.Feyerabend，Against Method.London:New Left Books，1975，p.68.
[12]Larry Laudan，"Progress or Rationality?The Prospects for Normative Naturali sm"，i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24，1987，p.19.
[13]I.Lakatos，"Falsification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Lakatos and Musgrave(eds.)，Criticism and Growth of Knowledge.Cambridge: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138.
[14]T.Kuhn，"Notes on Lakatos"，in Buck and Cohen(eds.)PAS，Dordrecht:Reidel，197 1，p.143.
[15]R.Giere，"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An Intimate Connection or a Mar riage of Convenience?"in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1973，p.2 92.
[16]R.Giere，"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of Science"，in Cushing et al(eds.)Scien ce and Reality.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4，p.28.
[17]H.Siegel，"What is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in Philosophy of Science.52(1985)p.529
[18]J.Worrall，"The Value of a Fixed Methodology"，in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 h ilosophy of Science.39:263-275.
[19]J.R.Brown，"Learning from the Past"，in J.R.Brown and J.Mttelstrass(eds.)，A n lntimate Relati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p.350.
[20]Carl Hempet，"Scientific Rationality:Analytic vs.Pragmatic Perspectives"，i n Rationality Today.T.G.Geraets(ed).Ottwa:University of Ottawa Pre，1979，pp.45- 66.
[21]H.Siegel，"Laudan's Normative Naturalism"，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 y of Science，21(1990):295-313.
[22]J.Leplin，"Renormalizing Epistemology"，Philosophy of Science，57(1990):20-3 3.
[23]王善博：“科学合理性：在转向与困境之间”，《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4期， 第19页。
[24]L.Landan，Science and Relativi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 0.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法学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4-22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
1.主要内容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融合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两个相互对立的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和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等。
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风格，它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及成果。
2.基本原则
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客观性原则。该原则要求我们始终坚持认识论的实践标准、历史观的生产力标准和价值观的人民主义标准。第二，主体性原则。该原则强调从主体的角度观察社会，坚持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第三，系统性原则。该原则注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反对将局部与整体割裂开来看问题。第四，具体性原则。该原则表现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第五，发展性原则。该原则要求我们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
二、法学研究介绍
在我们的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原始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明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它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利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同时，法律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规范当时的社会成员的言论或者行动，因而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作出的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
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可以说，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从人类产生以来特别是在近代以来，在的指导下不断发展完善。
而法学专业主要培养具有法学理论基础知识和掌握法律业务技术，能够运用法学一般方法分析法律活动、处理法律业务，有一定综合判断和创新能力，能够在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公司企业法律部门、律师事务所等部门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培养人才过程中的“学术”二字是指系统的、专门的学问。学术研究则是借助已有的理论、知识、经验对科学问题的假设、分析、探讨和推出结论，其结果应该是力求符合事物客观规律的，是对未知科学问题的某种程度的揭示。
法学研究方法一般包括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案例分析、制度分析等。法学学术研究过程一般包括选题立项、资料搜集、数据的加工处理、结果分析和总结规律等步骤。
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法学研究中的具体价值及应用
1.以的基本观点即矛盾分析方法为基本指导
哲学唯物辩证法科学地界定了矛盾的概念。在研究中，我们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敢于承认矛盾，承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是正确对待问题的前提，是我们进行一切研究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其内在矛盾也是多方面的，且具有不同的性质。有的具有阶级性，有的则不具有阶级性；有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则属于敌我矛盾，而且它们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既承认矛盾分析法，又正确地运用它，才能使我们从社会生活复杂多样的现象中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来，才能保证法学研究的真正科学性。
法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从调查得到的大量的、表面的、现象的事实材料中，逐步分析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但是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常常是不一致而又有其内在联系的，如果现象材料把握得不准确，就必然影响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在分析研究阶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矛盾，但每个事物的具体矛盾又各不相同，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成语，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要具体分析事物的特点，并根据事物的特点去做事。
如果违背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满足于形式主义的“一刀切”“一风吹”，结果矛盾不仅不能得到解决，而且会更加复杂，更加难以研究清楚社会科学问题。
比如在实际研究中，中国法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法制的特点不同，二者在法治道路、历史渊源、时代背景和制度设计上存在很大差别，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系。
这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要我们在分析具体案件时，要尽可能从多种法系的视角，从各个角度来剖析一个问题，同时结合不同的社会环境。既不能反从西方的视角来一味解读社会主义法制制度，也不能试图用社会主义法制制度去解决西方特有的法律问题。只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确保结果准确性，提高结论说服力。
2.存在决定意识
人的认识无论表现形式多么抽象和复杂，归根到底来自并反映客观对象。法学研究所得到的各种结论，包括数据、图表、研究报告等，并非是从事法学研究的人们头脑中本身固有的，而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法律问题经过抽象、提炼之后升华而出。因此，法学研究必须从社会经济的客观实际出发，所搜集的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弄虚作假。
此外，为了方便研究而做的简化与假设也必须合乎实际。否则，法学研究结论不但不能发挥其认识功能的作用，还将导致错误的认识结果，贻误各项工作。我们应看到法学研究不是被动、消极的，它是立足于社会法律实践活动需要基础上且是能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认识活动。它会通过指导实践，反作用于客观存在，改造客观世界。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纵观整个法学的发展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理论、新的模型层出不穷，甚至有时候人们还来不及对一个理论做出系统的评价与研究，另外一个更新的理论就又被推出了。但是只要对法学这个领域稍微有点了解，就会发现，法学中被运用得最多的理论绝大多数都是较为陈旧的理论研究成果。
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简单，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典的理论经受住了实践的反复检验，如大浪淘沙般慢慢沉淀了下来，成为天空中最璀璨的恒星。而绝大多数理论就如同彗星般一扫而过，随之便湮灭在历史的夜空中。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剩下的这些理论便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了呢？当然不是。且不说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主要是依附于社会的发展，诚如物理学这类发展已经很成熟的自然科学中也没有可以被称为永恒真理的东西。所以，凡是被实践所检验过的理论仍然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说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
4.看待事物要用运动发展的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事物固有的根本属性，任何物质的具体形态都有自己特定的运动形式，都处于变化之中，人们对任何客观事物的认识，都必须经过由感性到理性，由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法学研究的各个阶段，都体现了这种观点。
5.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方法相结合
分析和综合相结合，是思维加工的最主要方式之一，是人们从感性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恩格斯指出：“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时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
按照唯物辩证法，具体事物总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既可以分解为各个部分和各个要素；但又是相互联系的，必须把其各个部分和各个要素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分析工作就是通过对比从事物的错综复杂现象中，把它的各个部分、各个要素分解开来，并把那些偶然的、非本质的东西舍弃掉，抽象出那些必然的、本质的东西，得出一些反映对象各个部分、各个侧面相互区别的特点、特征和单纯的联系。
综合工作就是把其各个部分、各个要素联系起来探求其间复杂的、深一层的关系，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在思维中全面地、具体地再现出来，形成一个完整概念和逻辑系统。综合必须以分析为基础，但分析又总是以此前所作综合的结果为指导，其目的又是为了下一步的综合。分析到了一定程度，思维的行程就要倒转过来，转化为综合。综合得到了一定的成果，又要开始更深一步的分析，这是一个分析和综合发展辩证的过程。
四、结语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门系统性科学，它渗透于生活、研究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各个方法论都贯穿于我们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各个步骤。本文仅从实践观、矛盾法对法学学术研究整个过程的影响谈了谈自己粗浅的认识和感受。
限于笔者自身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解浅陋以及法学知识的匮乏，所以笔者的认识是不全面不深刻的，唯有通过不断地实践研究，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科学方法论在法学学术研究中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李 可，程 旭.对传统法学方法论的反思[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3（6）：25-29.
[2]韦 诚.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界说及其历史考察[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1997（3）：8-11.
[3]苏 哲.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8（2）.
关键词：方法论；逻辑学；逻辑悖论；含糊性
逻辑学是研究推理有效性的科学。作为哲学领域的众多学科之一，逻辑在哲学中处于独特的地位。正如芬兰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冯赖特曾经说过的那样，逻辑在我们这个时代（20世纪）是一种独特的哲学象征。而直至哲学的出现和学科体系化的形成，人们才着手研究逻辑学，并在后期逐渐发展壮大，与各项学科结合，如逻辑学与数学结合的数理逻辑，与计算机科学结合的人工智能逻辑等，逐渐形成现在的逻辑学。
下面就以逻辑悖论和模糊性问题处理为例，简要论述社会科学方法论在逻辑学研究中的运用及价值。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在逻辑学研究中的运用
作为哲学学科，逻辑学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应用到社会科学方法论。本文将从对立统一规律、社会过程分析方法对逻辑悖论、含糊性问题处理的产生、发展等展开具体的分析。
（一）对立统一规律（矛盾）的特殊性与含糊性问题处理
含糊性，又称模糊性，是指一种表达“边界模糊”的词语或命题时所具有的性质。含糊性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人们几乎每天都运用具有这样性质的词语来进行交流，比如我们用“高矮胖瘦”来描述一个人的外部形象等。尽管模糊性词语通常被语言学者认为是人类语言所不足的地方，但不得不承认它在我们生活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且是人与人之间成功交流的重要成分之一。
含糊性表达会造成累积悖论。例如我们普遍认为当一个人（假设这个人身高170公分）的体重达到100千克时，这个人是胖的。如果100千克是胖的，那么减少1千克，99千克也应该是胖的，那么98千克也被人们认为是胖的，照此依次类推下去就很容易得出，如果41千克是胖的，那么40千克也是胖的。而在生活中人们不会认为这个人40千克是胖的，这就让我们陷入了悖论中。
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哲学家提出了解决这个悖论的方法之一，著名的超赋值理论，但是该理论引入新概念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让人们不得不探求更好的解决这一悖论的途径。
而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是解决含糊性表达所带来的累积悖论问题的更有效途径之一。矛盾的特殊性原则要求我们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根据这一要求，我们可以把一些具有含糊性的词语放置到一定的语境中。如对身高的描述，对于篮球运动员来说175公分是矮的，但对于体操运动员来说175公分是高的。我们需要将词语的取值范围限制在一定的区间内，在限定的范围内，对词语所表达内容的真假进行判断。
因此，我们在关注词语或命题表达内容的普遍性的同时，还要关注词语或命题表达的个性。根据同一词语的不同的个性来划定范围，确定词语使用的具体语境，创造一个精确化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含糊性表达所导致的累积悖论。并且，根据含糊性问题的最新研究方向，运用基于模态可精确化理论的布尔多值解决含糊性问题的方法也采用了创造精确化空间的方法，所以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矛盾的特殊性来尝试解决累积悖论是可行的。
（二）社会过程研究方法与逻辑悖论
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过程，那么处在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或者说由人类社会的文明产生的一系列事物，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它们都是正在经历事物本身的创造，发展甚至消失的过程，即从零到一到零的过程。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过程，不是从一到零的返回过程，而是从一到零的发展过程。
人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往复的过程。面对事物，特别是新生事物时，人们并不能从一开始就很好的把握事物的全部，特别是事物的本质。因此，人们需要结合自己的正确实践，不断对同一事物进行反复的逐渐深入的认识，然后再反馈给之后的实践活动如此反复，最终找到真理。
逻辑悖论的出现，源自于两千多年前著名的“说谎者悖论”，而悖论的产生，是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人们认为悖论，即逻辑矛盾，等同于辩证矛盾。在我国，自从悖论研究开始在哲学、逻辑学圈范围内兴起，大家便开始争论逻辑悖论到底从属于哪个矛盾之中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矛盾是否符合同一律是判断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哪里存在不同的重要指标。但实际上，辩证矛盾和逻辑矛盾之间的相似性仅仅归因于自然语言处理命题的方式，这种方式误导了人们。
人们首先根据之前的自我实践和对语言上的自我理解，先验地将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混为一谈，认为矛盾就是矛盾，不存在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的分裂，那么逻辑悖论就是矛盾。后来，经过认识在实践之后的反馈，人们慢慢认识到，逻辑中的逻辑矛盾是非常不等同于中的辩证矛盾的。现在，人们更偏向于悖论是一种逻辑矛盾，逻辑矛盾是以辩证矛盾为基础的，辩证矛盾比起逻辑矛盾，更多地推進人类社会的进步。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在逻辑学研究中的价值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通过对逻辑悖论、含糊性问题处理方法的介绍和分析，具体探讨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两种具体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逻辑研究中。而其对逻辑学研究的价值便可以从运用中见微知著的表现出来，其价值主要可以体现在西方逻辑学史的背景研究、逻辑学的内容研究两个方面的价值。
（一）西方逻辑学史背景研究
自从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阐述了一些有关逻辑推理、判断的内容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逻辑的研究，都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没有进行大型的创新，从14世纪中期开始，往后的五百多年，对逻辑学的研究都处于“休眠状态”。虽然处在那段时期的莱布尼茨也做出了成就，但影响甚微，直到20世纪初期才有学者从他的手稿中发现了他在逻辑学上的贡献。19世纪中末期，逻辑学逐渐复兴，这是由于当时的学术环境所导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使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追求达到一种热忱的状态，西方科学在这种状态下逐渐发展成熟，成熟到自然科学家开始反过头来反思自己所研究学科的理性基础是否正确。
科学家不断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观点，使逻辑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模式，对旧的逻辑学观点进行批判，但不是全然否定，而是一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过程，否定那些错的，并在那些对的观点的基础上增加新的更新的观点，从而让逻辑学不断适应客观现实世界。正如人们对亚里士多德三格三段论不断批判反思中，慢慢建立了现有四个格的三段论体系。
（二）逻辑学的内容研究
逻辑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在形式的方面研究思维和思维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是找寻一种用符号等形式语言来表达命题，并把从前提推出结论的过程演变成一种和数学相像的计算，如此一来，就可以消除人们因对语言的理解差异造成的各种偏差和误会。
而即使逻辑学只是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也依然会受到研究当时所处社会背景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要运用马克思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科学研究方法来进行内容研究。这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不能空洞的探索脱离环境的事物，而是要结合所背景描绘真实发展过程，特别是生产力关系和经济基础关系对事物发展的影响。同时，由于对逻辑学若干问题的处理都不尽相同，比如每个逻辑悖论的处理解决方式都不一樣，所以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对于传统和现代逻辑，要以一种动态的和立体的观念去认识，而不是静止片面，否则就会陷入形而上学中。
三、结语
全文通过对逻辑悖论和含糊性问题处理方法的分析，从社会矛盾分析方法和社会过程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指出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在逻辑学研究领域的广泛运用。同时，通过对西方逻辑的背景和逻辑内容的研究，阐明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在逻辑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G.H，冯·赖特，胡泽洪，胡浩.二十世纪的逻辑和哲学[J].哲学译丛，2000（2）：58-67.
[2]郝旭东.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的第四格问题[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5（6）：142-146.
[3]张立英.含糊性及累积悖论研究[J].哲学动态，2013（10）：109-112.
[4]哲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1381
[5]朱建平.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0（4）：54-60.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方法论 主观的研究方法 发展趋向
一、 社会科学方法的三个层次：具体方法、一般方法、哲学方法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一般地说，有三个不同层次的方法，一是仅适用于某一学科或某一门类的具体社会科学的方法，即具体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二是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即社会科学一般研究方法；再是适用于一切科学研究的方法，即哲学方法。
科学的哲学方法对于科学研究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哲学就是这样的科学的哲学方法。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的话深刻地说明了哲学的方法论既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或公式，又不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它提供的是研究问题的根本方法和出发点。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具有最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功能。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对社会科学其它方法论具有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
二、 公共政策学方法论
公共政策是随着公共权力机关的产生而产生的，而公共政策学科的产生并非与公共政策的产生同步，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和有关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提炼和升华出来的。
从社会科学的一般、具体研究方法出发，自公共政策诞生之日起，由拉斯韦尔等人倡导的行为主义就是这个学科的主导范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公共政策学在政策分析的定量方法和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成果从形式上看越来越自然科学化。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著名学者叶海卡·德洛尔为代表的学派，对拉斯韦尔等学者倡导的行为主义方法论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改变了公共政策领域行为主义方法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方法论的多样化。其一，行为主义虽然受到批评，但是尽可能地赋予公共政策学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仍然是众多学者的追求。他们采用系统科学、统计学、数学、心理学、政策模拟等方法，运用各种知识和技能，提出解决政策问题的方案，帮助公共权力机关进行科学决策。其二，公共选择方法论、博弈论等逐渐成为公共政策分析中的重要方法论。其三，个案研究受到重视。个案研究值得是致力于探讨具体的个别的政策的特殊性，并从中发现普遍性或验证某一普适性假设的研究方法。
公共政策并不是一门科学，是拿来主义，是具有跨学科的视野、知识、理论和技术手段，只是能解决问题的技术，就能用。因此，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政治科学、经济科学和决策科学的研究方法都能为政策分析所用。具体分析方法有：逻辑实证主义、经济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利益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同时，政策分析借助了政治生活中的概念性模型，例如：理性主义模型、过程模型、制度主义模型、渐进主义模型、团体理论模型、精英模型、公共选择模型机博弈论模型等。没有哪一种模型是专门为研究公共政策而建立的，然而每个模型又都提供了独特的思考公共政策的视角，甚至还能解释公共政策的一般原因和结果。
三、 公共政策学方法论的发展趋向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不断有人批评主导社会科学诸学科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批评牛顿力学所开创的决定论和机械唯物论的研究范式，强调后现代社会是介于秩序与混沌之间的社会。他们批评在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两条思想路线的影响下形成的决策理论，“偏向于理性的、逻辑的、分析的方法，忽略直观的、感性的、综合的方法”，把理性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根源、真理之所在以及系统性知识的基础”，是“偏于静态结构”的理论，“不符合后现代社会的需求”。他们倡导的是“混沌原则”、“不确定性”和“诠释学观点”，并据此来说明当代的决策环境已非理性的思考所能把握。他们强调“权变观点”或“多元思考”的价值，因此认为决策者所必备的“创造性思维”绝不限于理性这一条路径，应当视不同的情境有其不同的相应途径与模式。他们认为聪明的决策者不是避免做出错误的决策，而是善于从错误中学习并不再继续犯错误。他们相信他们主张的这种决策理论即从过去主导公共政策学的寻求客观真理的研究方法，逐渐走向探讨决策者主观的思维方法或思维倾向，会成为一种基本的趋势。
以主观的研究方法代替客观的研究方法，势必影响到以什么标准来评估和选择政策以及如何判断一项政策是好政策这样的基本问题。主观的研究方法认为，客观的研究方法过于重视以经济理性和技术理性为主题的选择理论，过于强调如何使“利益最大，损失最小”，过于强调依据决策者的偏好来排列优先顺序以进行政策方案的评估和选择。采取主观的研究方法的学者认为，没有一项政策能够被社会全体成员普遍接受为好政策。因此，确认一项政策为好政策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主观认定的办法，即具有法律正当性的政策就是好政策。主观的研究方法对公共政策研究的影响是相当深入的。
由于对主观研究方法的张扬，有相当一些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对“政策科学”的科学性持怀疑态度，因而主张以“政策研究”这一名称来代替“政策科学”。
参考文献：
一、教育研究方法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早在1979年，我国著名的教学论研究专家李秉德先生就在《教育研究》的创刊号上撰文指出：“教育研究必须讲求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后的许多学者也开始致力于教育研究方法科学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教育研究方法科学化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化技术和手段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这一时期，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被广泛地应用于教育研究中。从现代技术手段的发展和丰富性来看，主要是广泛采用以计算机技术为主的手段和方法来推进教育研究，不仅用来为教育研究储存研究信息，开展情报资料检索，迅速处理冗繁的研究资料，而且还可进行模拟实验。目前的教育研究已大量采用录音、录像、照相等手段，准确记录收集的资料，并且可以反复看、听，所得资料客观，分析资料准确。还有一些现代化仪器的运用，使教育研究更加实践化。
2．教育实验研究在20余年中的蓬勃发展。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研究方法，教育实验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教育实验热潮，人们逐渐认识到，没有教育实验，教育科学的发展将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提出了“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的口号。总的看来，这个时期的教育实验具有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层次高低不一、范围大小不同、分布面广、参与人员多、影响大等特点，为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以来，在全国性的或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教育专业学术刊物发表的有关教育实验研究类文章近1200篇。研究者分析了教育实验研究在最近二十多年间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总结和介绍阶段（1978~1987）、理论研究阶段（1987~1990）以及反思改进阶段（1990年至今）。
在这二十多年中，研究者对教育实验的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教育实验也取得了大量的成绩，可以说，教育实验研究已成为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中发展速度最快、影响面最大的一种教育研究方式，并已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熟知、掌握和运用。教育实验已逐渐发展成为教育研究方法科学化的主要工具，它的发展方向仍是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二、教育研究方法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原因在于学科的不断分化和综合，使教育学科与其他许多学科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学科，因此必然会不断地增加新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研究方法融合其他学科的方法。随着各学科间的融合进一步深入，人们越来越注重把从各个学科领域中得到的相互联系、互为补充、有助于教育研究的各种方法综合起来，力求创造出适合教育研究特质、符合教育研究自身逻辑的方法体系。在此期间，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等理论和方法被相继引进到教育研究领域，并指导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实践，成为人们认识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有力工具。也正是这些横断学科在教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使教育研究方法在不同的领域内和不同的层次上出现了追求整体性、综合性、有序性和最优化的倾向。
不仅如此，教育研究还从教育科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而产生的新学科中广泛吸收新的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的教育研究领域，陆续出现了一批新的交叉学科，如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法学、教育政治学、教育人类学等。这些学科在我国的出现，不但充实和发展了教育科学的内容、理论与概念，增强了教育科学的应用性，而且丰富了教育研究的方法。如经济学的计量研究方法、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与教育中相应的研究方法的融合，形成了一些更为完善、适应性更强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上的融合，其价值不仅仅在于促进了相关交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而且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具有在总体上推进教育研究方法化的作用。
2．不同研究方法间出现对话和结合。虽然教育研究方法的长足发展导致新的方法层出不穷，但综观教育研究的整个历程，我们仍可以发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仍是贯穿教育研究的两条主线，二者在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中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两种研究范式在哲学思想的取向、研究对象的选择、具体研究方法的选用以及研究结果的表现形式上，都自成一体，各有长短，但是二者的长短是互补的，并不互相排斥。现在人们在认真总结、分析了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发展历史及利弊后，逐渐认识到只有将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可使之相得益彰，才能获得比较科学的结论。在定性分析中，需要定量分析使之更加精确，以便从量的关系中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作出更为科学的说明；在定量分析中，定性分析可以帮助确定方向，因而，教育研究必定要追求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结合。
各种不同方法间的对话和结合克服了教育研究结果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提高了教育研究成果的理论水平和有效程度，增强了教育理论的构造性、清晰性和预见性，促进了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三、教育研究方法朝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教育研究方法系统化的主要表现为对方法论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索以及研究方法的层次化。
1．从用系统科学方法论来研究实践问题走向建立自身学科的方法论。改革开放之初，教育研究工作者的科学方法论意识在反思中慢慢地苏醒，教育研究方法论从此也开始了由哲学方法论向科学方法论的嬗变，表现为，教育理论界在1979年后广泛开展的“教育本质”“教育的起源”“教育的逻辑起点”等教育理论问题大讨论，以及恢复和重建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对教育科研的方法论开始的新的探索和研究。在1983年的教育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与会者都认为，既要注意运用调查法、统计法、实验法等，也要注意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和突变论，以及数学研究的新成果、新手段（电子计算机）等对教育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统一的辩证分析研究，把数量化的理论、模糊数学的理论应用到教育研究上。
在1985年举行的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讨论会上，教育理论界也就教育研究方法论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进入1991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学界对非哲学思想和人文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研究也随之好转，逐渐认识到单用一种科学方法论指导研究复杂的教育现象和问题是不够的，是很难揭示教育现象的独特性和本质的，很难把教育的历史性、社会性和价值性勾画出来。教育研究应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和方法论，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论，不能简单地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来取代或否定教育研究中的人文方法论。进入21世纪，这个倡导多元、尊重个性的时代也为教育研究方法论向独立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社会背景，为教育理论界对教育研究独立方法论的关注也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在这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我国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研究更是锦上添花，掀起了探讨教育研究方法论的。
2．教育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对方法本身所具有的层次性的探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段时期内，人们不仅大量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因果法、调查法、观察法、测量法、个案法、矩阵法、优选法以及数学法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力图通过对教育现象中诸多不确定的性质状态作出教育描述，而且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明显地呈现出层次化的发展趋势。
一般来看，教育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层次是一般科学方法；第三层次是教育研究中具体使用的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其中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科学方法是科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论原理的总和，是许多学科或所有学科都普遍适用的方法，包括科学理论的发现方法、检验方法和发展方法。具体的研究方法是教育科学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基本科学方法，如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统计法等。一般而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高层次指导低层次，低层次的又将高层次的具体化，不同层次的研究需要不同层次的方法。三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功能、开放式的教育研究方法论层次系统。
以前，人们谈及教育研究方法大多指具体方法这一层次，这是很不够的。在教育科学的发展急需研究方法有较大突破的今天，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建立多层次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必要性，认为要取得教育研究的突破，建立多层次的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以加深和拓宽教育研究的方法是必须的。
通过对这二十多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历史考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的几个特点：第一，传统的研究方法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主要体现是定性研究在整个教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类研究包括解释或综述性的研究方法。第二，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通过吸收、整合、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当代教育研究中，吸收其他科学成就，整合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成为寻求教育理论新突破的人们所关注的又一个热点。教育研究正在逐步打破研究方法单一化的趋势，正呈现出百花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
参考文献：
[1]叶澜，施良方．教育学文集・教育研究方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2]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3}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4]丁念金．研究方法的新进展[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5]张胜勇．反思与建构――20世纪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现代教育的发展对于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对于学校教育也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应试教育思想，而是提倡培养具备真正能力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能力。物理学科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其科学性非常高，如何在物理学科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对于提升学生的物理学科学习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素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物理；教学；学生；科学素养
一、问题的提出和背景
以往，我们中学物理教师过分注重学生对知识掌握的评价而忽略学生应有的基本能力的培养；过分重视知识点及规律内容的讲授而忽略了学生对知识及规律形成过程的了解；过分简单地复述物理学发展的历史而忽略了物理思想和物理方法的概括和提炼；过分强调了理论的权威、教师的主导作用而扼杀了学生的自主及探究精神。中学物理教学不能提供给学生一种可持续发展及终生学习的基础和能力，这样的教学很难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物理课程标准在提高全体学生的科学素养课程总目标的前提下，提出了“三维教学目标”，即“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来实现人才素质的培养。其目的是要求我们在物理学科教学的过程中以学生能力的提升为出发点，在学生掌握基本的物理知识的基础上，使学生能够理解物理学科的科学内涵，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积极学习、努力探究，培养学生对于科学的兴趣。
新课标在对我们的物理教学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势必需要我们物理教师更新教学观念，用新课标的要求来改进我们的教学，既要重视对于知识的传授，又要注意学生能力的培养。
二、还原对规律认识的历史，注重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教育
在以往的物理教学中，人们过于注重知识本身的系统传授，而忽视对知识形成的精心阐述；更多地重视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学习方法而不是物理科学自身的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和方法论是对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自然科学的一种哲学考察，它为真理的自然科学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为自然科学家有效地进行认识活动提供指南。传授物理知识的过程中通过对物理学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揭示物理学发生、发展和演化及其相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革的历史规律，并对物理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它在科学技术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科学的说明，有助于学生了解物理学家认识和发现物理定理、定律的基本方法，从而“以史为鉴”，培养他们以物理学家认识世界本来面目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在一定意义上，通过对物理知识的历史科研过程的了解，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科学方法训练，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
科学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也是物理教学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工具。在物理教学中，学习和应用科学方法对于学生学习知识和能力培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物理的许多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都是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科学家们从来不满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挖掘教材中的这种潜在因素，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的教育和训练。
另外，掌握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培养分析和概括能力，是科学素养培养的一个重要内容。教师应尽力在教材内容中为学生寻找供他们进行思考和概括的材料，引导他们通过分析、比较、抽象、概括等形式的训练，培养分析和概括能力。在教学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的指导，加强分析和概括等能力的训练，这是科学素养培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通过物理实验，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物理学科的一大特征就是它强调试验在于使学生了解物理知识和科学现象的来龙去脉，使学生在直接观看或者亲自操作的过程中感受相关的知识。但是，从物理教学的实际过程来看，很多物理教师因为条件的限制或者时间的影响，往往忽略物理实验教学在物理学科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更多的是教师的陈述、教授或者是教师自己的实验演练，这样的教学形式下学生只是在被动地接受，甚至是死记硬背，对于学生科学素养的形成和自身能力的提高是不利的。
科学方法是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元素，是科学的认识方法，实验有助于学生通过自身实践，去领悟、体会、观察、分析、归纳问题结论的产生过程，让学生从客观实际中探求知识，让学生在收集信息，处理、整合信息中获得知识，实验有助于学生掌握一定的科学方法。
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说：“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的发挥。”科学方法就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科学研究中它被认为是产生知识的“知识”。
实验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其中充满了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方法。在科学实践过程中，除包括观察、实验、分类等一般方法外，还包括收集和处理实验数据、设计并完成实验、提出假设、验证假设、得出结论、解释实验结果并应用到新情景中、交流实验研究成果等具体方法。在实验教学中，以科学方法组织教学就是让学生按照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方法去从事学习，学会独立观察、独立提问、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学生一旦将科学方法内化为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小结
一、生活与哲学
例1 下列关于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的表述，正确的是（ ）
①哲学来源于生活 ②哲学就是生活经验 ③哲学可以指导人们生活得更好 ④哲学可以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具体方法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①④
解析 本题容易误选②或④。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和看法。人们对生活经验的不断反思和追问，慢慢就会涉及到带有哲学性质的问题，因此，哲学不等于生活经验，②的观点是错误的。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但是，哲学方法论是根本的方法论，在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人们可以结合具体问题去探索具体的方法，哲学不会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具体的方法，④的观点是错误的。故本题选C项。
点拨 方法论是有多个层次的，有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对立统一关系；而哲学方法论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决定性作用，它是各门科学方法论的概括和总结，是最一般的方法论，对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有着指导意义。
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例2 庄子认为，要“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这样才有可能达到“畸于人而侔于天”的境界。荀子则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对此正确的理解是（ ）
A. 庄子客观唯心主义，荀子是主观唯心主义
B. 庄子主观唯心主义，荀子是朴素唯物主义
C. 庄子强调要顺应客观规律，荀子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改造自然
D. 庄子强调要顺从自然规律，荀子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解析 误选A、B项的原因在于没有搞清楚庄子、荀子的观点属于朴素唯物主义，误选D项的原因在于没有明确“制天命而用之”的含义，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能消极地顺从自然，而要主动地控制和利用它。故选C项。
点拨 以文言文作为背景的试题往往让同学们犯难，有两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记住一些主要思想家所属的哲学派别（见下表）。隋唐以前的思想家更侧重于唯物主义；隋唐以后，唯心主义思想家多了起来。
[所处时代＼&唯物主义主要代表＼&唯心主义主要代表＼&隋唐以前＼&荀子、墨子、王充、范缜等＼&董仲舒等＼&隋唐以后＼&王夫之等＼&王守仁、朱熹、陆九渊等＼&] 二是找关键词。没有读过庄子相关文章的同学很难理解引文的意思，但是，引文中“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意思也明确，“制天命”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用之（天命）”就是利用自然，这就说明了他的观点并没有夸大主观能动性。
三、思维与存在
例3 回顾我们所走过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程，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的每一次跃升，都缘于改革理论的突破，都缘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闪电走在雷鸣前一样，思想要走在行动前面。“正如闪电走在雷鸣前一样，思想要走在行动的前面。”这里包含的哲理是（ ）
A.一定形态的思想是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
B.一定形态的思想反作用于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
C.思想路线决定改革的进程
D.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解析 A项的观点本身是正确的，但材料强调思想要走在行动的前面，所以，很容易排除。思想路线属于意识范畴，不能起决定作用，C项的观点是错误的。“正如闪电走在雷鸣前一样，思想要走在行动的前面”似乎表明先有理论，后有实践。但是，实践是认识（含理论） 的基础和源泉。D项的观点违背了这一原理。根据“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理论，一种理论可以先于实践而出现。这种先于实践出现的理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来的。故选B项。
点拨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其实也是一种解题的重要工具。这一原理有一重要内容是“矛盾的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即，一个事物不管它怎么特殊，它必须具备同类事物的共性。命题者往往故意离开事物的普遍性强调事物的特殊性。本题就从材料入手，提出“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违背了实践决定认识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存在决定思维。
现代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使物质生活的富足成为现实。然而，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人口的膨胀使人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自然资源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开发和利用？”“生态环境为什么如此恶劣？”“人类在自身的发展的过程中应怎样处理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人们在经过了这一系列思考后理性地选择了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使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据此回答1～2题。
1.人们面对人口、资源、环境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而进行的思考不可回避地触及到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这说明（ ）
A.哲学的智慧是人努力想象出来的
B.在生活实践中产生的思想都是哲学思想
C.哲学是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产生的
D.实践的发展是为了适应哲学的需要
2.人们在经过了一系列思考后理性地选择了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使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主要体现了（ ）
A.人们改造世界的水平取决于主观认识
B.思维方法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起决定作用
C.真正的哲学能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D.没有哲学智慧，就没有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
3.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在根本观点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不足之处，它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
A. 缺少辩证法思想，不能把世界看成不断发展中的物质世界
B. 它在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上是唯心的
C. 否认意识反映物质
D. 往往把物质的具体形态当作世界的本原
4.有人认为，人脑产生意识，就像肝脏分泌胆汁一样。这种看法属于（ ）
A.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B.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C.机械唯物主义观点
D.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5. “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认为世界是按照一个辩证法公式发展的，但是关于这种发展的原动力，他和黑格尔的意见完全不同。黑格尔相信有一个叫“精神”的神秘实体，使人类历史发展下去。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不是精神而是物质。然而，那是一种特别意义的物质，是人对物质的关系。”关于这段话的理解正确的是（ ）
①哲学中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意见完全不同 ②哲学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③黑格尔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④人对物质的关系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产方式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6. 有人认为，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是错误的，因此，它是毫无用处的。请谈谈你对此观点的看法。
[关键词] 经济学方法论 协调 实证 证伪
经济学研究一直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以此探究其科学性。综观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历史，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都曾对经济学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张力，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理论上的局限，使其在经济学中遭遇实践的尴尬和困难，因而实证和证伪都难圆经济学科学之梦。从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性质来看，必须基于多样化的科学方法，构建具有综合协调性的理论体系，才能真正找到经济学的科学出路。
协调性科学哲学的理论模式突破了以往科学哲学的狭隘视界，坚持一种“大科学哲学观”。其基本观点是，进步、合理性、真理三者统一于协调。科学的直接目标是增强理论的协调力，间接目标是真理。科学是进步的，又是在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运动中发展的。冲突是科学进步的动力。进步在于理论协调力的不断增强。协调是进步的理想状态，是间接逼近真理的手段。 经济学中无论是试图证伪还是实证，都是在寻求经济理论的真。证伪通过排除理论中的错误,为理论通往真理打开通道，其“试错”以“逼近真理”过程是理论协调力增强的体现。实证则是确认理论的真，以显现理论与经验的协调。从理论的协调性上讲，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与实证的经济学方法论都试图以增强理论的协调力为手段以反映真实的经济世界图景。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日常商业行为的学问，它研究的是相互紧密关联的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以及人们对作为财富的物质要素的使用。那么，选择什么样的方法论规则，以构建合理的经济理论体系，反映经济世界实际运行的状况成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行为决策的协调被看作经济理论中的中心问题。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现在它形成了经济学理论在方向上可能进行重大变化的领域之一。” 均衡是协调的主要表征。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最重要的理论是：尽管认可经验观察可以被用来验证由原理引致的理论，但是，一系列原理的不可证明性仍是不可调和的问题。以协调性理论模式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有望解决这一问题。
一、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要求:以多样化的科学方法构建理论
各种科学方法包括归纳法、演绎法和假设――演绎法等，在协调论看来都是解子，即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因子，具体体现和贯穿在协调论诸标准中，如经验协调力中的新奇性，概念协调力中的简洁性等。逻辑实证主义基于归纳法构建理论，虽然保持了与事实的一致性，但经验事实的堆积难以形成理论概括与推理，因而对未来预期成为问题。证伪主义片面推崇演绎法，而完全否定了归纳的作用，虽强调了逻辑一致性，但以此构建的理论往往脱离实际，推理流于空洞，在现实中难以找寻经验基础。因而纯粹的归纳或演绎都难以构建合适的经济理论，归纳也需要一定的演绎，反之亦然。只有推理或经验对于知识体系的构建都是不足的。理论的构建基础可以是多样化的，也可以是多种方法的调和。马歇尔在厂商和与社会福利条件的具体研究中，通过具体的观察，得出各种关系的变化，运用了经济学理论构建中的归纳法去考察实际行为，并很好地运用了变化趋势进行理论的经验检验。可是，马歇尔还同时运用了逻辑演绎法，运用了在观察中所得出的原理。换句话说，他在归纳法与演绎法之间进退自如。该方法即为假设－演绎法。它涉及假说的形成、理论的演绎和运用资料检验理论等方面。如果资料不能证明理论，那么，假设就需要修正，再做理论检验，循环往复。
假设――演绎法的一个例证，就是菲利普斯曲线的演变。菲利普斯为了发现通货膨胀的理论基础，最早对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的统计关系进行了估计。虽然他发现了二者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经验关系，提出了低失业率引致的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并认为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但是，20世纪70年代高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事实表明该理论需要修正。于是，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被提出来，用于对滞胀的解释。假设――演绎过程表明，理论源自于假设，经过演绎的理论具有可检验性并不断得以修正。假设――演绎法是对归纳与演绎两种方法的调和，以此构建的理论在概念与背景知识，概念与经验之间协调的可能性增强。新的科学方法增强了方法的多样性。解子增加了，对于追求经济学理论的协调力是有帮助的。应该说，以任何方法构建的理论都有其优劣，在具有不确定性的经济学领域，只有通过放弃所有的霸权，我们才能继续期待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有望得到解决。
二、经济理论的检验方法：实践上运用协调力标准
协调力，即理论解决问题的效力，包括经验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和背景协调力三个方面。协调力是理论评价的重要标准，追寻协调力是理论发展与进步的需要。一般认为，理论的经验新奇性、经验一致性、经验精确性是大众关注的协调力标准。无论是基于归纳法还是演绎法亦或两者调和构建的理论，都企图以“预测新事实”“新事实得到发现”追求经验的新奇性、一致性以增强理论的局部协调力，从而增加理论进步的可能性。经济学中调整和修正假说，以接近经验现实，是理论追求协调的显现。如在宏观经济学中，以不完全竞争理论取代了基于完全竞争假设的理论。对于企图精确化的学科来说，数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经济学实践上的困难，建构模型作为理论的检验工具已成为方式之一，这种方式使经济学追求理论的精确性与内在一致性形成期待。多样化方法下构建的理论必然存在差异，存在竞争，通过比较理论的解题效力评判理论，才能筛选出较为进步的理论。证伪与实证在经验问题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实证并不一定是放弃证伪的反例，证伪也并不能使我们获得理论的真。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都是不科学的。实证可以增强人们认识的信念，给人们以鼓舞和力量。但片面强调实证，可能会带来错觉，认为科学理论都是真理，真理是一劳永逸的，致使理论本身难以得到创新和发展，以至陷于僵化和保守。证伪则从另一角度用命令的逻辑形式提醒人们不要迷信科学理论，科学理论是可错的，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模式。但是过分推崇证伪，被公认的科学理论中的范例就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一旦其在萌芽状态遭遇摒弃，人们就可能丧失对真理探求的信念。如果我们从解题效力上来评判理论，则既可以避免陷入僵化，又可以使经济学家的工作充满挑战和信念，因为经济生活是不断变化，经济问题是不断呈现的。
三、经济分析方法：规范与描述相统一
描述法是对可观察和可反驳的有经验根据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进行符合一种有系统形式的分析和解释。萨缪尔森指出：“当代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在于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重要的是描述不能仅仅是一系列互不连贯的报导，我们必须符合一种形式，这就是说，构成真正的分析。” 这种方法的内容由观察――分析――方法――检验――客观组成，并由此导出了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主张。它引导人们认识经济“是什么”。萨缪尔森认为，人们学习经济学是为了回答许多不同的较为普遍的问题，例如，怎样摆脱贫困，加速发展，实现生活富裕等。不过，萨缪尔森又承认，即使一门科学非常客观，也不可避免的包含主观感情。例如，在所谓的自然科学中，如何领悟观察到的事实也取决于人们带有的“理论眼镜”对于带上不同“理论眼镜”的科学观察者，事实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我们先人之见的俘虏。” 萨缪尔森对凯恩斯消费理论的修改和发展，较为典型地反映了他的经济学描述法的特点。萨缪尔森明确指出，现代经济学家应当把经不起经验检验的任何理论看成是陈旧过时的。长期以来，在经济学家中存在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即经济学应该是实证的。但排除价值判断的经济学的实际可行性存在问题。
规范分析方法旨在经济活动中以一定规范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方法，从一定价值判断出发，规定一些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并以这些标准为原则处理和分析经济活动中的问题。是说明经济 “应该是什么”的一种分析方法。如果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建议政府如何改善社会福利，那么，经济学家的工作就要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当有关经济总量变动时，规范分析方法考察这些总量变动所引起的反应和造成的后果是否符合某种伦理标准。琼・罗宾斯指出：“经济学决不可能是‘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判断。”“单单经济论证不能对任何经济问题提出答案，因为所有经济问题都涉及政治的、社会的和人类的考虑，那是不能归结为‘巧妙地计算多少’的学问的。” 她认为，直到今天，经济学起着三个方面作用。一是极力要理解经济是如何运转的；二是提出改进的建议并证明衡量改革的标准是正当的；三是断定什么是可取的，这个标准必定涉及道德和政治判断。由于对经济问题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所提出的问题甚至使用的分析方法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因而经济学的三个作用就不那么容易保持它们之间分明的界限了。描述与规范的结合与统一，是理论协调力的支撑。
“是”和“应该是”是想象中的关于世界的客观描述和对世界的带有主观性的叙述之间的区别，共同构成了描述法和规范分析方法的判别条件。描述与规范既有原则区分，同时又互相关联。描述会对规范分析产生影响，但规范分析结论不仅需要实证的描述，还需要价值判断，两者缺一不可。面对当今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首先，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理论应包括四个部分：定义、假设、概念、预测。所以经济学的研究应该着重运用实证的描述方法。中国的经济研究有自己的注重实际的传统，基于实际构建理论，才能达到理论与背景的协调，增加概念的协调性，如“摸论”、“渐进式改革”之路，否则中国的经济学难免会成为一座“空中楼阁”。其次，市场经济推动着人的发展，公正的道德利益的人性在市场经济中得以形成和发展，因而理论的构建，要兼顾公平公正，以人为本，全面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既要重视理论科学性的探索，又兼顾人文关怀，以增进理论的综合协调力。经济学应该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就经济研究而言，我们既要分析经济现象是什么，又要论证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
目前的方法论领域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各种理论的争辩成为推动这一学科知识发展的动力。在迅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新的政策问题层出不穷。经济学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来迎接未来理论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前进的道路需要我们以新的理论原则去创造一个更能够适合新经济环境的框架。经济学是具有强大社会功能的理论，如果，理论的表达只是受理论内在逻辑的驱动，只是源于抽象的过程而不是源于真实世界中的现实问题，那么，经济学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未必是其最闪光的一面。我们期待着基于协调性理论模式构建的经济理论体系，使经济学社会功能的凸显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学方法论译丛）[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24
近20年来，许多心理学家都把多元化的方法看成是克服单一方法僵化取向的一条重要途径。多元方法论就是在同一研究项目中采用多元化思路，运用不同的方法、原理与范式对心理现象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论取向既坚持定量研究，也坚持质的研究、叙事的方法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心理学具有自然和人文的双重特征，心理活动本身的复杂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必然是多样的、复杂的［6］。在多元方法论的视域中，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其实并不单指具体的操作技术，而是包括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7］。从哲学方法论这一最高层次来看，每一个心理学理论体系都内含着自身的哲学方法论和心理学假说，如，构造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等，主要以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为哲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从经验证实原则出发，将心理事实视为物理主义者眼中的客观存在，通过价值中立的还原主义取向，对心理现象进行机械的决定式的因果研究，其目的也如自然科学一样，期望发现普适性的心理规律。铁钦纳就曾希望发现心理元素周期表，穆勒也曾将心理学视为心理化学，寻求心理元素的组合规律，行为主义也同样希望寻找刺激和反应的永恒线性规律［8］。从一般科学方法论来看，它将哲学方法论与具体方法之间直接连接起来，它用抽象的方法研究某种对象的形式和形态。其中适用于心理学的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老三论”，以及耗散结构论、协同学和突变论“新三论”都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勒温的群体动力学，借助物理场的概念，将心理场视为一个动态的封闭的能量系统。在具体方法上，心理学以哲学方法论为根本，借助一般科学方法论，发展出了适合自身的一系列心理学研究技术和方法。如早期冯特和铁钦纳将实验内省视为研究心理元素的方法(主观观察法)，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将内省发展为反省和内部知觉法(主观观察法)，以与冯特等区别;行为主义心理学利用观察法(有仪器或无仪器)、口头报告法(或语言报告法，事实上并没有舍弃冯特以来的主观方法)、测验法(客观研究方法)，人本主义心理学采用整体分析和现象学方法、个案法、传记分析法及访谈法等(多为主观研究方法)，认知心理学多采用实验法、观察法、电脑模拟法(主要为客观研究方法)。从这一系列的方法演变来看，研究方法和技术随着理论流派的演变、随着心理学家所持有方法论的变化，而正经历着一场从客观性向主观性转变、再到主客兼容的方法与技术变革。毫无疑问，随着心理学研究的深入，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极大发展，尤其是对大脑研究的持续关注，使得脑电扫描技术(EEG)、核磁共振成像(fMRI)、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CT)、正电子放射断层扫描技术(PET)以及事件相关电位(ERP)广泛地应用到心理学对大脑的开发研究中来。同时，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它除了可以对复杂数据进行处理外，已被广泛地用作认知神经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研究。这些方法和技术的精细化与心理学研究主题和视域的精细化一样，共同构成了当代心理学的多元化。然而，从心理学史的立场出发，尽管心理学技术在不断进步，但是心理学似乎仍徘徊在一开始解决的问题上，如，人性的本质是什么?身心关系如何?人类知识的起源是什么?什么解释了经验的统一性和连贯性等，而这些主题与哲学紧密相关，也许正如梅达沃(1985)在《科学的局限》中所称的一样:“科学回答某些问题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但是有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科学不能回答的。”［4］975－981心理学方法与技术的多元化已然昭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或许正是自然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家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不断追求破解人类自身诸多心灵之谜所作的不懈努力。
(一)科学与人文之争———两种文化的较量
英国学者查尔斯•斯诺(C．P．Snow)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认为:“在当代，西方的学术与知识已日益分裂为两种截然对立的群体，这两个群体间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的方式和手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两个群体在某些基本的观念、理念及信念上也常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甚至是心存敌意或反感，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无法理解的鸿沟。”［9］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与对立的现象常被称为“斯诺命题”。“斯诺命题”不仅表现在其他学科中，在心理学中也普遍存在，有学者就认为，心理学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科克(1985)就认为:“心理学自一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以来，一直想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但因受到其本身条件限制，终究也未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10］美国心理学家斯宾塞(1987)也担忧地认为:“在我一个最可怕的恶梦中，我预见到心理学组织机构的解体，实验心理学家被发配到正在兴起的认知科学学科中，生理心理学家愉快地到生物和神经科学系报到，工业和组织心理学家被商学院抢走，心理病理学家在医学院中找到了他们的位置。”［11］这种不统一或者分裂的根源其实就是科学心理学中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这一心理学中的“斯诺命题”蕴含着心理学不同的立场、主张和取向，尤其表现在科学观、价值观及方法论上。就科学观而言，科学主义取向与人文主义取向是相对立的，这种对立表现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哲学假设上。心理学的历史已表明，心理学之所以能被给予较高的科学地位，能在科学的殿堂谋取一席之地，是因为它所持有的立场是自然科学取向的，科学主义心理学正是冯特创建心理学早期以及冯特之后所致力发展和建构的心理学［12］。这种心理学采用了自然科学的物理主义世界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即认为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同样是一种实在，它“就在那儿”等着人去发现，这种物理主义倾向持有一种对心理现象的物理主义图景的理解，遵循主客分离、还原主义、机械决定论、价值中立等原则和立场。物理现象可以按照进化的阶梯排列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等，排在上端的科学解释可以向下端的科学解释还原。那么，遵照物理主义的世界观，心理现象也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元素，早期的冯特和铁钦纳就将意识还原为心理元素，试图寻找由心理元素构成的心理规律，行为主义者则将行为还原为一种物理和化学刺激引起的另一种物理的和化学的反应。由于科学主义心理学秉承自然科学的衣钵而将人性“物化”，忽视人性的主观自觉性，没能全面地揭示人的心灵，因而，不是一个全面的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与科学主义取向的心理学相对立，正如车文博(2003)先生所讲:“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定义，已经从关注实验室中的人，转化到了研究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理论问题。”［13］建立在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基础之上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就是这样一种心理学体系，它反对对完整的人进行抽象的分割和歪曲以及以坚持客观性为名否弃人的主观性的地位，主张应肯定人是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存在，回到经验主体本身，确立人的主观经验的真实性，研究人的价值、尊严、自由、责任、选择、人的意义等与人的现实存在有关的问题。人本主义心理学将人本主义的世界观、问题中心论的科学本质观、人文科学的研究取向、直觉主义的人本学、整体主义的研究路线和非决定论的心理学解释框架等看作是其基本特征。尽管科学主义文化与人文主义文化都对心理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学科发展提供了“硬研究纲领”。然而，对实证研究的极度迷恋，致使心理学陷入了方法先于问题的怪圈、科学观与方法论的对立以及学术研究者与实践应用者相割裂的尴尬局面。对人文研究的过度依赖，又使心理学陷入内省的主观心理主义，对自我实现的类似本能的追求极易使心理学陷入本能还原论［14］。因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采取的客观研究范式和主观研究范式，始终未能真正完全地跳出二元思维的桎梏:客观研究范式以实证主义为论调，将心理学研究对象物化，走向了客观主义;主观研究范式以人文主义为论调，将心理学研究对象非理性化，走向了主观主义。心理学的两种文化都不能从根本上承担起对心理学的完全理解，他们只是揭示了人类心灵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是全部。此时，西方心理学者已经认识到这种局限，受世界多元文化论的启发，有学者预示着第三种文化在心理学的崛起。
(二)第三种文化的崛起———新的视域融合
受制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心理学和受制于人文主义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在两种文化的狭窄视域中努力寻求整合一门科学心理学的方法，但始终未能跳出二元论的束缚，在这种困境的焦灼中，心理学受到多元文化论这一暗流的影响。1964年斯诺曾坚定地认为，“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终将融合为一种文化，在两种文化冲突的过程中也在悄然酝酿着第三种文化(TheThirdCulture)。30年后，美国学者布罗克曼就出版了题为《第三种文化:超越科学革命》的著作［15］，当代著名美国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于2009年也出版了《三种文化》，针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种文化的二分法的缺陷，指出致力于消解“斯诺命题”的“第三种文化”已经产生［16］。而他们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其实并不是一种具体文化，而是一种融合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语境。这种文化语境注重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的融合，使心理学真正从“独白”走向“对话”、从“分离”走向“融合”。按照库恩的范式论主张，“第三种文化”也是一种科学家和思想家在认识和理解世界中所共享的知识信念和表述规范，是科学家所持有的共同信念、理论、方法、背景等的综合。“第三种文化”在理念上倡导对话的精神，在实践中促进合作的行动，但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而是试图通过一种对话、融合、沟通，来超越两种文化的狭隘视域。在科学与人文各自为政的框架下，尽管它们从各自的视域对人类心理作了富有建设性的解释，但两种文化对同一现象的片面化表述，不但没有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统一的科学，相反，却使心理学陷入了片面性、狭隘性和封闭性，与建立一门科学的统一心理学的目标背道而驰［17］。而“第三种文化”倡导并践行整体性、包容性、开放性，既注重科学的尺度也注重人文的尺度，既相互理解、尊重也保持必要张力，使心理学能够在两种文化中寻求契合，这种寻求对两种文化的包容的精神就是“第三种文化”试图诠释的全部内涵。
综上所述，心理学的多元化并没有导致心理学的进一步分裂，学科愈来愈精细化反而促进了学科的深入发展。然而为了避免心理学陷入虚无的相对主义泥潭，心理学的多元化必须被冠以科学之名，也就是说，多元化的心理学应该在各具形态的心理学间建立起相互沟通、信任、尊重的氛围，打破心理学理论间“不可通约”的教条，将“第三种文化”作为沟通心理学的历史形态与未来形态心理学的桥梁，在此基础上，使心理学成为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相对整合性的科学。尽管在多元文化和后现代背景下心理学的科学化与统一道路漫长而艰巨，但我们仍对此抱有乐观态度。
本文作者：姜永志白晓丽张海钟工作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一、关于科学的分界标准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哲学是分析和澄淸科学概念的一门学科,所以科学哲学的研究离不开科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当代科学哲学产生以前的科学家当然有其对科学为何物的不同理解,他们似乎并不需要科学哲学家来给他们解释科学概念的意义,但并非对科学概念的所有看法都是科学哲学,在从亊科学的工作与思考如何从事科学的工作之间是有区别的,所以,这并不妨碍科学哲学家们从科学哲学的角度阐述界定科学的标准。
在普通的概念中,科学似乎与真理是等同的,但科学发展历史中的亊实是新的理论取代和淘汰旧的理论的例子俯拾皆是,这就促使科学哲学家去思考,新理论取代了旧理论,是不是意味着旧理论就是非科学或伪科学,而新理论就是正确无误的真科学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复杂的.科学哲学家们经过讨论后发现,任何一个理论都有一个复杂的结构,笼统地分析一门理论是否科学就过于简单化了,判断一门理论是否是科学.应该找出这个理论的最小单位然后对这个最小单位进行考察.看它是否是科学的.然后看整个理论中有多少科学的成分有多少非科学的成分.各占多少比例,在此基础上,再对整个理论进行评价_这枰观点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主张.其重要代表是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他们花了极大的精力来研究这个问m.力图分析科学知识的结构,找出科学的最小单元和评价标准u在20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具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以致于美国哲学家怀特把这一时期称为“分析的时代'并认为这种分析的方法抓住了本世纪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趋向来标志这个世纪。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一门科学的最、单元是什么,然后提供一个评价此最小单元是否科学的标准,供给科学家来作为淸理科学知识的工具。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科学知识好比一座大厦.科学命题就像建筑大厦的基本材料,—门科学理论,就是一个巨大的命题系统.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以科学命哔为基本单位来构建的,而科学知识结构的最小单位就是科学命题。旣然如此,那么评判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就转到了评判命题是否科学的标准上来了。评价理论最小单位即命题是否科学的标准又是什么呢?逻辑实证主义明确说明:是经验证实的标准。这个标准又被叫做"意义标准'即凡是能被经验证实的,就是科学的,有意义的:凡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就是不科学的,无意义的。经验的证实需要人们动用感官去感觉,或者用科学的方法去做实验,所以所谓经验的证实姐根到底还是人的感觉经验的证实。
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标准看上去简单明了,不容?疑,长期得到人们的赞同,但是人们也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如不能由当下经验证实的怎么办?历史的命题又如何处理?由亍各门科学知识术i吾的差别,人们对语言经验内容的理解和使用如此不一致,又如何靠经验来证实呢?什对这些疑问,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间接经验证实和把各门学科语言统一为物理学语言即被西方哲学界称为“物理主义”的证实办法,暂时抵挡住了人们的诘难。
对逻辑实证主义造成强烈冲击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奎因,他认为.科学知识的各个命题和学科之间,任何一个单独的命题都无法甩观察经验孤立地去证实-他在1951年发表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震动,由此他宣布必须坚决地抛弃经验证实原则这个教条,曾经是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奎因的反叛,是逻辑实证主义走向衰弱的标志。
对逻辑实证主义造成更大冲击的是批判理性主义者玻普尔,玻普尔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实证原则进行了激烈地批评.他认为需要认真对侍的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所谓“意义”,而是问题和事实。任何科学命题都无法用观察经验来证实.因为任何科学命题都是全称命题,而全称命题不只是单称命题的相加,从单称陈述到全称陈述之间没有逻辑道路.所以全称命题不能由有限的经验所证实,这样就从根本上把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实证原则否定棹了^玻普尔还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可证实标准的一些缺陷,如这个标准既窄叉宽,窄的是它可能把像广义相对论这样离观察距离遥远的科学理论排挤出科学领域,宽的是他可以使傈占星术、理性宗教等偎科学也能堂而皇之地进人科学的殿堂。玻普尔还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标准不能彻底排除"形而上学”,或者排除是错误的,以往在“形而上学”高空亲浮的思想有可能因科学的成长与科学接触而取得科学地位。玻普尔就此提出了否证原则作为科学的分界标准,他认为,一个理论的可否证性就是指从该理论导出的结论在逻辑或原则上有可能与一个或一组观察陈述发生抵触,凡是可以否证的,可证明为?的,就是科学的:凡是不可以否证,不可证明为假的,就是非科学的=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学说或理论的科学性主要是指它有被经验证伪的可能性,至于它是否已经被经验所证伪则是无关紧要的。玻普尔的证伪原则看到了理论与真理的相对性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有意又的,但这个原则也有逻辑矛盾.如一些公认为是科学的理论被他判定为非科学,而有些随意提出的假说也可以具有所谓的“可否证性”而混入科学的范围。
美国历史主义哲学家库恩对科学的标准有他独特的看法。库恩认为,科学理论是包括定律、理论、规则、方法、范例以及“形而上学"原则在内的有结构整体,而理论中有无”范式"则是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他认为科学是由前科学演化而来,科学和前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具有范式而前科学没有。前科学的特点是工作者对他们所从事学科的基本原理甚至有关的观察现象结论不一,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信念,没有共同的研究纲领,而科学的特点是工作者已经形成了堵如形而上学的、社会学的和人造的菹式,并借助于范式取得科学成就。和范式概念有关的是科学共同体概念,库恩认为,科学知识的主体是科学共同体,形成科学共同体的标志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掌握了共同的范式,理论是否成为科学也要看科学发展中是否形成了科学共同体。
历史主义学派的另一代表拉卡托斯吸取了奎因科学整体观的一些合理思想,对玻普尔的经验证伪原则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从而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分界标准,即‘'经验的预见'拉卡托斯与玻普尔的分界标准的基础都是经验,但拉卡托斯对玻普尔作了批判,认为经验不能证伪理论,因为经验有主观性,而理论的正确性又必须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再者,理论的正确性与背最知识有关,而理论本身也有潜在的生命力,即使遛到否证,也可通过新的事实来确证自己。拉卡托斯把玻普尔的证伪原则称为是“打人沼泽地的木桩'基础不牢=拉卡托斯对"经验预见”标准的说明是,任何理论凡是能不断预见新事实的,就是科学的;凡是不能预见新事实的,就不是科学的。拉卡托斯认为玻普尔一次否证就判定理论的命运太简单了,科学判定标准的问题往往是一个解决理论之间不—致的问题,这样,分界标准就从一个理论被事实所否证的老问题,转fc为如何解决理论之间不一致的新问题了。拉卡托斯还认为,虽然单个的命题无法被证伪.但作为一门科学理论的整体是可以被证伪的,当理论处于进化阶段,它可以消化反例,通过修改背景知识来保护“硬核”,并提高预见力,当理论处于退化阶段时,它就R能通过不断修改背景知识来消极地保护“硬核'而不能提高预见力,这时就需要提出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拉卡托斯之后,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分界标准的问题讨论还在继续进行。
二、关于科学方法
论问题 科学发现中的方法论问题是科学发展中科学家最关注、最激动人心的问题、也是科学哲学家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在科学发展史中.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计其数、但只有极少数科学家能够作出重大的科学发现或创立新的科学理论,这与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关系密切,科学思想史上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早就在考虑这个问题。
在亚里士多徳之前,对自然哲学家影响较大的是两种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即确信宇宙存在者数学上和谐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和关于物质运动基本机制的德谟克利特原子论思想。亚里士多徳被认为是古希腊科学方法论的最重要代表,他的方法论思想主要体现为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中,他认为科学研究的程序就是从观察上升到一般性原理,然后再返回到观察。科学家应该从待解释的现象中归纳出解释性原理,然后再从这些原理中演绎出关于事件、性质的现象的陈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演绎方法的思想在其后的1000多年中影响巨大。
近代归纳逻辑的真正创始人是培根,培根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不能作为科学发现的逻辑、它至多适用于判断论证和论辩,不能把握自然的奥秘,需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归纳逻辑=培根的科学方法论有两个特点,一是主张逐级归纳上升的科学程序,二是主张通过例证表而实现的排除归纳法。但培根的局限是把归纳法作为唯一的科学方法。笛卡尔的演绎方法与培根的归纳方法相对应,笛卡尔致力于构造一种前后一贯的演绎理论系统,其论证形式具有欧氏几何中可见的那种确实可靠性。作为归纳主义者的牛顿把典纳——潇绎的科学程序称为“分析和综合方法”,他坚持培根的归纳方法,又受到笛卡尔的影响,他在发现和探究的逻辑上主张采用归纳的方法,而在理论体现的表述上却喜欢采用公理方法=休谟提出了在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归纳问题”,他指出,归纳法并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归纳法用经验证明是循环论证,在归纳推论和经验导出间存在两难选择,何况经验的因果关系不过是一种心理的习惯性联想,休谟对归纳法的分析标志着古典经验主义和归纳主义的崩渍=休谟把康德“从独断的睡梦中唤醒”,康徳认为,归纳推论只限于根据经验寻找个别的科学定律,而不能建立象因果性原则那样的普遍真理,因此要建立一种有先天必然性的先验搞绎方法。
归纳方法和撗绎方法的论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者开始出来收拾残局,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只有经验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确切的知识,只有用数学与逻辑去寻求知识才是梢确的,因此他们广泛运用了符号逻辑作为推理和表述的工具,他们企图将归纳法与随机过程的数学理论联系起来,即从统计数学理论中寻找逻辑工具。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为,搞绎主义者对归纳法的攻击是有道理的,归纳法的确不能给人们提供必然性知识,但是它却可以给人们提供或然性知识,而科学知识本来就是或然性知识,如果不这样看,就会陷人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就与科学榷神背道而驰。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存在者两种真理,即归纳的真理和演绎的真理.在他们看来,归纳的真理给人们带来新的知识,但这种知识只是或然性知识,而演绎真理不能给人们提供新知识,它只是同义反复、但它是必然性的知识=逻辑实证主义者借助于或然性的基础解决了归纳问题比较成功地坚持了归纳主义的立场,伹他们也没有象老的归纳主义者那样,完全排斥演绎法、因为演绎法可以对科学知识起简化作用,可以把复杂的科学命题系统化、简单化。20世纪前半期,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影响广泛,归纳法成了绝大多数科学家所推崇的方法,演绎主义的观点暂时处落下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信条碰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种种困难:证实原则难以真正贯彻,完全的经验证实不可能,而概率确证理论又面临全称陈述的确证概率为零的责难,逻辑主义的髙度形式化的分析纲领对于大部分经验科学难以贯彻到底、而且单纯静态结构分析不能反映科学的动态发展,不符合科学史的实际,这些原因造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
对逻辑实证主义理论产生强烈冲击的是玻普尔。玻普尔持一种激进的反扫纳主义立场,他认为归纳不能从个别结论推出一般结论,因为归纳的基础是观察,而观寒总是个别的,尽管观察的事例足够多,也不能由这些事例具有某种性质而推出每一个事例都具有这个性质,他还认为观察和实验离不开理论,即观察渗透理论,说科学从纯观察开始是荒谬的,这就反驳了归纳法认为科学从观察和实验开始的基本假定。玻普尔说归纳法根本不是科学的方法,因为归纳法不能给人们以必然性的知识,而且针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指出,依靠归纳法就连或然性知识也无法得到,因为过去多次重复的事情,不能保证今后也有可能重复,今后的可能没有任何依据,何况从数学的观点看,过去重复次数固然很多,但未来是无限的,一个有限的过去无论数字怎样大,与无限的未来相比,它的概率仍然为零。所以玻普尔认为在科学方法中应该排除归纳法。既然科学知识不是来源于归纳,那么是否来源于演泽呢,玻普尔认为也不是,他认为演绎法也不能增加新的知识内容f只能在证伪理论中起作用。玻普尔认为科学的方法论与科学要达到的目的有关,之所以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是由科学要达到的巨的导引的。
在科学史上,有两种科学理论,一是正确性的理想,一是深刻性的理想,培根、笛卡尔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他们都追求科学由无误的真理构成的理想,休漠则强调理论的深刻性的理想,休漠以后,没有人再绝对地坚持确实性的要求了。但玻普尔认为逻辑经验主义倾向于放弃深刻性而追求确实性,即使达不到绝对的确实性也要追求概串的确实性,这是得不偿失的。玻普尔宁愿放弃确实性的理想而去追求深刻性的理想。在玻普尔看来,科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是试探性的,任何确证都只有相对的意义,科学家之所以成为科学家,并不在于他攀提了无法反驳的真理,而在于他采取无所顾忌的批判态度和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知识既然既不是来自归纳,又不是来自演绎,那么来自于哪里呢,在玻普尔看来,科学的发端来自于对神话和巫术的批判,而不是观察和实验,在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则是来自于对以往理论的证伪,科学的传统既传递他的理论,也传递对理论的批判态度,批判是试图在理论中发现弱点,要发现弱点,就要从理论中推导出若干逻辑结果,演绎逻辑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从科学的系统发育看,科学始于神话,从科学的个体发育看,科学始于问题,由此,玻普尔在批判归纳法之后,提出滇绎检验法作为科学方法’这个方法又叫做试错法,其公式是P1-TT-EE-P2。玻普尔认为知识可以有多种来源,但有一种来源最重要、最根本,那就是u灵感",他认为科学家在进行科学创造时,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离度的思辨能力和传统知识,更霈要_种神秘的灵感,任何理论最初的提出,都需要这种灵感而提出假说,灵感只有建立在对^经验客体的理解的直觉上才能达到的。在科学方法W题上,玻普尔重视灵感而轻视其他方法。
随者玻普尔科学方法论片面性的暴露,人们开始寻找新的道路,新历史主义学派在这方面建树显着,他们认为科学发现的方法应该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力图用科学方法的多元论取代科学方法的一元论。汉森就认为“朔因方法”也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方法,朔因方法就是由结果而追朔到原因的科学发现的方法,可以表述为:1.观察到意外现象P;2.如果H为真,P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3、可以有理由认为H是真的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代表夏佩尔也主张把朔因推理与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起来,并主张应重视类比法。新历史主义学派的这些主张已经引起了科学哲学界的广泛注意,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关于科学发展规律问题
在科学哲学发展历史的前期,由于研究历史较短、积累的资料也较少,科学哲学家们的眼光受到局限,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科学哲学的相关局域问题中,研究方法也往往采用的是静态分析的方法,缺乏从整体角度动态地进行研究,从而对科学发展的规律语焉不详。
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问题看得较轻,他们认为
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搞淸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解释科学知识的来源和科学知识的一般逻辑结构,而所谓科学知识的发展,只不过是科学命题的累加罢了,研究的必要性不是很大。也就是说,按照归纳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科学知识的进步是以经验为根据的归纳上升和直线式积累的过程、而科学知识的增长是把原有理论吸收到一个具有范围更大、内容更多的理论之中,科学理论不断在吸取、包容原有理论的过程中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就好比大箱子内套小箝子一样,被称为是科学发展的“套箱理论”模式。美国科学哲学家奈格尔通过伽利硌的落体定律被吸收到牛顿力学、经典热力学归化到统计力学等事例,说明一个理论被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所吸收或归化的现象是科学史上霣见不鲜的现象,井称这种积累模式为“归并理论'“套箱理论"和“归并理论M的模式承认科学进步的总趋势,这是合理的成分,但是它们忽略了科学发展中的理论淘汰现象和科学革命对于科学发展的作用,因而受到了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 系统地研究科学发展的规律问题是从玻普尔开始的,玻普尔是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中间环节,是科学哲学从静态逻辑语言分析到动态历史考察的中介,突出的表现是他提出了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并用这个模式来概括科学发展的规律。玻普尔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的公式是:PI-TT-EE-P2,玻普尔的动态模式包括了四个阶段:第_阶段,科学始于问题,问题就是观察和理论、理论和理论之间的矛盾,成功的科学研究的第一要点就是对重要问题有鉴别力,要莕于提出和抓住问题。第二阶段,为解决问题提出试验性理论,针对问题提出多种试验性理论,使用滇绎逻辑对之进行前验评价,发现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这个理论是否严谨和是否有可否证性,然后选择_个信息和经验内容最丰宵,解释力和预见力最强的理论。第三阶段,排除错误,经前验评价后,用演绎推理从最可检验的理论推导出预见、同观察、实验或实践的运用结果加以比较,这_步叫做后验评价,也叫排除错误。如果理论与观察、实验不_致,那么理论就被证伪了,理论被证伪不是理论的失畋,而是该理论为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只有通过理论的证伪才能知道错误在哪里,从而排除错误,淘汰旧的理论,发现真的理论。第四阶段,新的问题,不管理论过去曾经经受过多少次严竣的检验,将来总有一天也可能要被否证,没有永恒的冠军,经过长期确证的理论一旦被否证、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超,等待者科学家去解决,于是新的否证过程就又开始了5简单地说,整个的过程就是要“大胆假设,严格检验'玻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是与累积主义科学发展观相对立的第一种理论形式,线性观强调科学发展的渐进性,而玻普尔则强调科学发展的间断性,他的科学发展摸式强调科学家要有不怕犯错误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和否定的精神,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一只精神的水桶,而是一盏引导科学前进的探照灯。玻普尔科学发展模式的主要缺点是注重科学知识的u个体发育”而忽视科学知识的"总体发育'没有从科学史的角度去说明科学发展的规律,同时他片面地强调了科学发展中否定的作用,过分重视质变而轻视量变的作用。
继玻普尔之后的历史主义学派联系科学史的实际和社会历史条件、研究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从科学发展的整体趋势出发,同时重视量的积累和质的突变,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玻普尔的弱点u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是库恩,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他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科学革命;库恩的科学革命过程被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常态科学时期。这个时期是在范式支配下的解难题活动。在这个寸期中,科学家们在范式的导引下不断积累经验和知识.他们持有共同的信念,对自己的理论原则没有批判,坚信不移,甚至抱一神教条的态度。解难题遇到困难时,他们不怀疑理论原则的正确性,而是怀疑自己运用理论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反常时期^难题的解决也是一种科学发现.担不能产生新型的事实,只是知识的一种累积,当按照范式解不开难题时.就出现了反常,反常类似于玻普尔的证伪.在这种情况下玻普尔往往抛弃旧的理论.而库恩却认为科学家们不会马上抛弃范式.而是试图在维护旧范式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反常的出现是激动人心的.它是科学革命的预兆,重要的科学发现都始于反常=第三,危机时期、反常的发现多少具有偶然性,反常发现后.科学家会对旧的范式作调整、修改和补充.或增加一些辅假说,但有时调整并不奏效,旧的范式梢化不了反常.而且反常的情况越来越多,于是科学家开始怀疑理论的有效性.这时就出现了理论危机,危机是科学家对旧范式丧失信心的心理状态第四,科学革命时期。对旧范式信心的丧失必然开始对新范式的尝试,这个时期的非常研究和有目的的探索常便新的科学发现激增,同时,科学家往往对形而上学产生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而转向哲学分析,探索的结果是产生出新的范式,危机逐渐地得到了解决,开始了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新旧范式之间的斗争,以新范式驱赶和取代了旧范式告终。新范式比旧范式有更好的解难题的能力.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新范式地位的确立开始了一个新的常态科学时期,科学的发展又不断地出现反常、危机和新的科学革命,这种科学革命的模式就是库恩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
拉卡托斯以"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基础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摸式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独树一帜。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拉卡托斯认为反常不能立即反驳和否定一个科学研究纲领,科学家町以通过调整辅假说来解决问题,这种调整可能造成理论的进步和经验的迸步,即理论能作出更多的预言和这些预言经受住了观察和实验的检验。处于进化阶段的科学研究铟领并不畏惧反常,而是经常从反常那里找到自己发展壮大的目标,把反常变成证明自己理论正确性和开放性的胜利。2.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研究纲领在理论上的预见总有限度,在经验上的验证也有局限.其进步性是相对的。当成功的研究纲领不能对付新的实验事实时,它就要从进步转换为退步的了^反常开始时是纲领证明自身力惫的目标,但反常的增多就逐渐成了一种不可藐视的力量:科学家此时遇到了难题,旣不能挂免故牌,而出征又会遭到失败,问题的解决需要另寻出路.进化的研究纲领取代退化的研究纲绠阶段。
【摘 要】在新的形势下，开展和加强情感教育，是化学教学的一项重要课题。浅析化学教学中加强渗透情感教育的必要性；概括情感教育的主要内容；探索化学教学中实施情感教育的措施和途径；要理解、尊重、信赖、欣赏每一个学生，多融入些情感于其中，教育就一定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关键词】化学教学；情感；情感教育；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在实际的化学教学中，教师的教学中心通常都是放在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上，在教学中往往只注重知识和能力的灌输，把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忽略了情感目标的培养。在新的形势下，开展和加强情感教育，适应各方面发展的要求，是化学教学的一项重要课题。
1. 化学教学中情感教育的必要性 情感虽不能替代认知，但是凡能使学生的情感发生强烈波动的事物，学生就较容易记住，甚至终身不忘。所以，我们要重视情感在认知过程中的强化调节功能。
以人为本，才能发挥人的潜能，开启人的心智，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达到培养创新人才和创新精神。教学过程中，教师真情的投入，满怀激情的表演，才能更好地唤起学生真情地品味、欣赏、感染、共鸣，实现师生心灵与心灵的交流碰撞，达到情感的沟通理解，使学生更好的掌握教学内容。
中学生正处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很关注他人对他们的欣赏和肯定。很多数父母不理解孩子，一旦知道孩子做了错事，一味批评打骂，严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所以他们不愿与父母沟通，心理失去了平衡，迫切需要在学校获得情感的补偿。为此，教师在教学上要狠下功夫，精心策划，为学生们搭建一个情感交流的平台，消除他们内心的孤独和恐惧，让学生信任老师，在有问题时可以得到及时解决。
2. 情感教育的主要内容 在中学化学教学中，情感教育的内容极其丰富，主要是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化学史教育、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论教育。
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是科学的世界观。在化学教学中应着重对学生进行如下几个基本观点的教育：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教育，辩证唯物主义运动观的教育，唯物辩证法联系观点与发展观点的教育，质量互变规律的教育，对立统一规律（或矛盾规律）的教育。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树立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 科学态度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使学生养成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严肃认真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养成谦虚谨慎、脚踏实地的态度；养成善于质疑、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培养他们具有刚毅顽强、百折不回的科学精神。
科学教学中进行科学方法论教育，通常是指按照科学方法提供的思考步骤和操作步骤组织教学过程，使学生受到科学方法论的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运用科学方法，引导学生的认识认识沿着正确的反应途径前进。在这个认识的整体过程中涉及到的具体科学方法有：观察、实验等感性认识的科学方法，科学抽象、假说、模型等理性认识的科学方法。
结合化学史实进行化学教学，既可使学生从中受到情感教育，又可使学生在“双基”方面得到提高。因此可把化学史教育的内容分为：情感教育和“双基”教育两部分。
3. 发挥情感的主导作用，激发学生的情意因素 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教学中要充分发挥情感的主导作用，努力激发、促进学生认真学习的情意因素。在教学中，我采取了一些合适的措施，比如：
①教态表情：教学中用亲切和蔼的面容，期待的目光去对待学生，表达教师的情感。这些情感一经转化为学生的情感体验，学生就会产生相应的情感来对待教师，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调查问卷中有部分学生曾对我提出了一条“尖锐”的意见：你难得的笑容是我们学好化学的“催化剂”。
②语感传情：化学是一门充满激情的学科。如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化学发展的前景，可以把学生带入美好的意境；用充满亲切情感的话语表述科学家的事迹，可以引起学生情感的共鸣。总之，通过语感、语意可以传递教师的感情，也可以激发学生的情意因素。
③评价激情：评价对学生的学习情感起即时的调节作用。当学生取得好的成绩、问题回答出色或作业完成满意时，教师及时表扬、鼓励学生或写几句批语，会使学生情感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产生更热爱学习的激情。当学生失意或忧愁的时候，教师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指出学生问题，提出改进方案，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帮助学生改进学习状况，是可以唤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情感的。
总的说来，教师在学生的成长、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情感影响。教师既要认识到这一点，又要充分重视这一点。
4. 化学教学中实施情感教育的措施和途径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其情感直接影响学习的效果与质量。
（1）创设情境进行情感教育。情感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产生的，情境中的各种因素往往对情感的产生起综合的作用。根据这一规律，在化学教学中，可根据教学内容创设相应的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或如临其境，有直观的形象可以把握，有浓烈的氛围可以感受，有愉快的活动可以参与，触景生情，引发学生的积极情感体验，促使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
（2）用学生的需要进行情感教育。情感与需要是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情感是需要的基础。在教学活动中，要经常结合知识内容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远大理想教育，培养他们合理正当的需要，以利于形成高尚的情操，促使他们较为低级的情绪变成较为高级的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