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7 14:37: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媒体融合的认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广播融合新媒体特点
今年，我们进行了一个调研，用了10个月的时间跑了20个省市，采访了20家电台和将近20家新媒体公司，出了一本书《融合，广播的使命》。
通过调研，我们体会到了广播媒体融合中的一些问题，并思考了广播融合的实现路径。
一、有关广播媒体融合的几点看法
广播的媒体融合是方向，必须要坚定不移，但是首先是布局。现在广播业界很多单位只在点上做一些小的产品和项目，这大多是向互联网公司学的，实际上互联网公司80%以上的产品是要被淘汰的，真正成功的产品不到20%。所以我们根据那些实验产品在改造广播的时候，经常会失败，做一个失败一个。我们在调研时，有一个台说做了一个项目，马上要做好了，等半年以后再看已经倒掉了，投入的50万元打水漂了。实际上，互联网公司的那个产品都已经不用了。所以说，首先要布局，要找到广播媒体融合的路径和方法。
其次，不要把未来当现实。有了理念很伟大，把理念变成现实更伟大，关键是找到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所以，我认为广播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要简单、实用、可操作，这七个字很重要。
第三，广播媒体融合一定是阶段性推进。应该认识到广播融合的过程是积极布局、强力推动、稳步推进的全过程。媒体融合不可能一蹴而就，融合一定是阶段性地实现。现在最有商业价值的是广播的直播流，我们如果把直播流给打乱了，广播人怎么生存？眼下怎么生存？在融合的过程中怎么生存？这些问题不解决，会出问题。
第四，在广播媒体融合的过程中，一定要有顶层设计。关键是全员培训、转变观念、强力推进。加强培训是重中之重。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广播人确实有很多观念太陈旧。
第五，技术是最大的推动力，技术的发展永无止境，广播媒体融合永远在路上。媒体融合从来没有固定的模式，包括很多新媒体公司，它们也是在探索，跟传统媒体相比它们只不过是先走了一步，新媒体公司也很艰难，其实跟我们的起步差不太多。
第六，在广播媒体融合的过程中，要建立起真正的广播智库。我看到一些有关广播智库的文章，理论性太强了，可操作性、指导性比较差。我们希望有可操作的方法、可以落地的理念，要建立起广播智库，指导广播媒体融合走上一个正确的路子，少走弯路。
二、广播媒体融合路径和方法
第一，调频（FM）广播的直播流是目前最有商业价值的，业界的同仁一定要把直播流打造好、改造好，直播流以后可能直接进入新媒体。直播流在现在和将来都是最具商业价值的，因为听觉不一样，将来的直播流跟我们现在的直播流是有差别的。
第二，音频产品、主播经济是很有商业价值的。直播流是音频里的一种；主播经济，包括各种直播，打造主播是重点。
第三，车载广播和移动收听。车载广播是主阵地。车上的收听人群很多是80后、90后，这个主阵地要牢牢把握住。
第四，打造广播的客户端（APP）。汽车的内屏很快就要变了，这个变化通俗的理解就是把平板电脑装在车上，这样我们的调频收音机将逐步被淘汰。如果说，广播的客户端在三五年之内还没有打造出来，汽车的广播主阵地就没有了。所以从现在开始，给我们的时间也就是三到五年。“2020年实现宽带中国”已经升级为国家战略，现在有的车上已经是半智能屏了，这个屏变起来会很快。所以说，打造客户端是生死存亡的事情，要赶快去做。
第五，建立大数据中心。大数据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引用大数据来调整安排节目内容，大数据是办好节目的重要支撑。
第六，开发以活动为引领和抓手的广播生态产业。活动是集聚听众的抓手，活动是搅动社会的抓手，活动是打造品牌包括主持人节目的抓手，活动是媒体融合的抓手，活动是经营创收的抓手。以活动为抓手的广播垂直生态产业的运用开发，是广播下一步发展布局的重要一环。
第七，建立平台整合资源。要有平台、有渠道、有终端。平台可以搭载、可以借、可以租、可以建。再一个就是成立广播中心，进行资源整合，这也是广播下一步应该马上做的事情。
第八，创新机制和体制，引进资本运作。其实，我们的体制有很大的优势，只是没有很好地研究。再一个就是资本运作也是我们将要介入的内容。
三、重新认识广播的特点
第一，广播是本土化的媒体。特别是地方台的广播就是为一个城市范围内的人服务的，是听众身边的媒体。
第二，广播是服务性的媒体。广播能做到一对一服务，且服务到极致。交通频率就是弥补了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缺失，当交通变为第一需求时，交通频率应运而生，并持续至今。
第三，广播是陪伴性的媒体。做饭、开车都能伴随收听，做好陪伴蕴含无限商机。
第四，广播是最有温度的媒体。它就在你身边，高兴时给你说笑话，情绪低落时给你放音乐，这些广播都能做到。
第五，广播是一个互动性的媒体。从热线电话到微博、微信，再到客舳耍能做到全方位互动。
关键词：媒介融合；通识教育；融合新闻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1）07-013-14
1 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的冲击
1.1 关于媒介融合
媒体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是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平台传播给受众。在新闻生产流程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使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体化的数字内容生产平台的建构、一个采编团队同时面对多种媒体终端的内容整合，要求新闻组织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能胜任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任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布赖恩布鲁克斯（Brians Brooks）06年6月在人大讲座时，曾介绍说：媒体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以及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记者必须跨平台承担不同媒体交给的工作，98%的工作将和今天要做的极大不同。”
1.2 媒介融合呼唤新闻教育的改革
过去的十年，媒介融合已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在中西方的传媒界实践中也已经相当普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会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媒体融合的深度发展为传媒业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新闻教育也必须正视这一挑战作出相应变革。媒介整合影响了整个新闻业制作流程，对传统新闻媒体的生存竞争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传播，促使了以前占据独立市场份额的各个媒介开始从独立经营中转向多种媒介的联合运作，尤其是在新闻信息采集上的联运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力、资金和设备的投入，从而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其次在整合传播的过程，技术因素的力量越来越得到突显。新媒体不仅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更是成为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新媒体发展中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1.3 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现状
中国的不少高校正逐步开始顺应媒介融合的时代环境，进行新闻教育的相关改革和调整，既体现在教育观念上，也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概况来说，现阶段的新闻教育改革呈现出三个层次。
1.3.1 把媒介融合做为一种专业课程体系来建设。通过开设具有实验意义的数字传播课程来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如《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等，在课程体系上将新增加的课程作为原有课程的补充。
1.3.2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专业方向来建设。不单独开设具体的数字传播课程，而将新媒体概念渗透于各个专业的课程中，尝试“大传播”意义上的“媒介融合”，并重点借助“网络传播实验室”、“新兴媒体实验室”等教研一体化实验室，让学生在新技术运用过程中掌握相关知识和技巧。
密苏里大学呼应业界的需求，紧跟技术发展潮流，于2005年9月开设了一个新的“媒体融合”的专业，在“交叉”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新闻人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出的“融合新闻学”（convergence journalism）专业，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引领者。
在中国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的专业建设也悄然起步。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获批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方向)，并于2007年秋季开始招生，这是国内高校首次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2008年4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媒介融合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互为姊妹学院，共同举办“新媒体发展与媒介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推进双方的师生互访，互相承认学分。
1.3.3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加以应用。即整个学院以媒体融合为基础，将媒体融合嵌入到新闻理论演变中，将教师的日常教学和学生的实习实践都按照媒介融合的趋势和技术特点进行调整，探讨多元化互动新媒体教育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调整学院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在教学中，尝试在本科推出6个专业课程包，让学生能够既打好学科知识基础，同时可根据兴趣、发展潜力选择专业课程包。同时，在此前提下，也积极利用学校学科优势，加强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合作互补，试行联合培养，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具有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融合。在实践层面，人民大学尝试将学生的实习真正融入到新闻业界的生产流程中，搭建真正具有实战功能的媒介融合平台。
纵观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核心点其实体现在了对专业技术的重视。然而单纯对技术的重视并不足以应对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融合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挑战，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体现在受众心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层面的转变。所以，深刻理解媒介融合的实质，正确认识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改变，才能够使新闻教育从根本上适应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
2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认知误区
2.1 对媒介融合对新闻实践影响的认识误区――停留在了对新闻制作者与制作方式上，忽视了受传者的影响
媒介融合带给新闻传播行业的改变不仅是体现在业务流程、行业规则、媒介形态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制作者，更重要的是受传者对媒体选择和利用的方式。单一的从制作者层面理解媒介融合，尝试着通过培训全能记者的方式来适应媒介形态的变化，并不足以应变纷复繁杂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从受传者的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影响。媒介融合对受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众对新闻的获取和理解方式上。
2.1.1 改变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日益摆脱被动接受新闻或信息的状态。尤其是年轻人，乐于回应、参与媒体报道，甚至创建个人的媒体。
而且在年轻人中，拥有这种新媒介技能的人群在增加。专业媒体的记者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而且学会从这种方式中获取自身工作的养分。如从网上论坛，在线视频中寻找报道的灵感和故事。
2.1.2 改变了受众理解信息的方式。在传统新闻业为主导的新闻时代，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和信赖是基于对理论、数据的臣服，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选择和体验新闻更多是出于情感判断。传统新闻学去强调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用社会学解决理念传播、影响力问题，但今天它的效能却在极大减损。现在95%以上的社会判断、社会信任建立在情感判断基础之上，要让人们在情感体验当中产生向心力和认同感，动之以情，这是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学会的一种传播手段。
2.2 对融合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认知误区――唯技术至上的专业取向
早期在新闻学框架中的新闻教育注重采写编评的技能课程。在新闻学向传播学过渡的过程中，特别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注重新媒体的技能培养又成了新的学科取向，提出培养“全能型人才”、“跨媒体记者”的新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核心就是体现在了对技术的重视上，尝试打破早期的专业类别划分，让学生打包学习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知识。实际上全媒体记者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专业质技能的掌握，媒介融合教学目的也不是要求报道者同时掌握所有媒体形式的专业技能。而是要求报道者能够在团队中正确理解自己的角色，将受传者和传播者的身份进行互动，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合适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技巧，以适应当前的媒体环境的变化。单纯的“唯技术至上论”会导致新闻信息的重复传播，深度信息的缺乏，减损有效传播的的效率。
2.3 对融合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认知误区――对融合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认知模糊
2.3.1 融合新闻课程设置上停留在了对多个不同媒介的专业技术知识的融合。
中国目前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实质是力图将网络、报纸、广播电视三种不同媒介形态的技术课程进行打包设计，要求学生必须选修自已主修专业外的第二专业的课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将本科课程设计为新闻学选修包、传播学视觉传播选修包、传播学新媒体课程选修课程包、广播电视专业选修课程包、广告与传媒经济专业选修课程包、学术与应用选修课程包，规定专业选修课必须选修够16个学分，其中在本专业选修的课程不少于3门计6学分，其余学分可以自由选择任意一个课程包，但所选课程至少要来自本专业外的3个课程包。在这种课程体系中，网络是作为独立的课程包来讲授。 这样，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首先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课程体系重复带来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过多的专业技术课程会减弱课程中非新闻专业领域的课程比重，这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就得不到全面的系统的提高。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并 “重视多能，忽视一专”，而是要实现“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目标。
2.3.2 融合新闻教育的跨学科融合并没有真正体现。媒介融合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对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如何在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上，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多学科知识的融汇，是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美国密苏里大学作为首个开设融合新闻专业的大学，以它成功的教育实践诠释了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威廉姆斯认为，既然将新闻确立为专业，它就既不能不强调通识、整体的文化教育，也不能偏废实践经验所能赋予的训练，新的教育方式是将专业课程和一定数量的经过精心选择的学术课程的结合。以此为理念，密苏里学院非常重视新闻学与其他科系之间的合作。尝试通过加强通识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跨学科专业的整合。
中国新闻教育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却出现了简单的“拉朗配”的局面，即简单地把两种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一定的融合。如有些学院要求学生选修经济类、文化类、法律类、信息类课程，提出培养所谓的军事记者，财经记者，法律记者等等复合人才，实质上这种课程体系培养的人才，相较于相应学科领域的专业人才来说，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只处于粗浅的认知阶段，四年的选修课程由于缺少系统的课程体系的设置，专业的师资力量，充足的上课时间，和与传统新闻学知识的有效融合，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复合型人才”。
3 误区的重新认识和反省
3.1 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设置――对全媒体记者的认识解读
3.1.1 脱离唯技术至上的全媒体技者培养观念，确立培养具备技术能力、专业素养和职业理想的新闻创新人才。全媒体技术这一培养目标的三个层次正是体现了新闻创新人才的三方面素质的要求。一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技术能力：掌握全媒体新闻采集和制作技术，在综合利用各类不同媒介特质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形态的差异化传递。如在报道一个突发新闻事件中，先用手机媒体做短信报道，然后是网络媒体滚动播报，再跟上图片报道、视频报道，最后为报纸、刊物提供详细的深度报道。通过多媒体方式对信息进行整合传播以实现信息的最佳传递效果，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二是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素质是指具有职业道德和素养，遵守新闻伦理和新闻法律，富有创新精神，具有创造性才能。体现在全媒体时代就是脱离简单地对信息的重复性加工，防止信息的爆炸式传递，而是能够根据受众的差异化需求和媒体介质的不同特色，对信息进行多样性的富有深度的开掘。三是体现在新闻的职业理想上。不管传播技术如何进步，传播方式如何变革，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文内涵永远是至上的，新闻教育理念应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目的。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新闻教育走向了误区，即人文理想、新闻专业理念逐渐被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把新闻教育置于市场逻辑中，漠视生命教育，使新闻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 因此，全媒体记者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内涵即是要培养坚持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维护社会公益和价值体系的社会人才。
3.1.2 全媒体记者的核心素质是叙事能力，即要具有深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功底，能够深刻理解社会与现实，不仅能够通过掌握多种媒介技术把信息进行差异化的传递，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突显出信息的力量和价值。
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前主任、新闻学教授贝蒂•迈斯格在演讲中说，新媒体应用技术越来越成为傻瓜，已经变成简单易学的小手艺，今天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仍然是发掘和讲述新闻故事的能力，新闻传播院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对新媒体技术的过分追求，将会削弱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培养的学生很可能只会成为别人原创性的新闻和影视作品的剪贴员或包装工。不管媒体形式如何变化，如何让一个故事讲得生动始终是新闻学教育的关键性问题。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说过：新闻就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或者是描述的艺术。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南加州大学的融合课程改革中，新闻写作课程始终是作为核心课程来开设，因为讲述一个好的新闻故事的能力实质是其他媒介技能的平台和基础。
3.2 融合新闻课程体系的设置――融合课程实质上媒介技术课程和人文与社会课程的深层整合
3.2.1 技术课程融合的实质是不同媒介专业的学科间融合，实现跨学科的整合教育。
媒介整合时代下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是要把广播电视、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报道特色、写作范式、技术理论、视觉需求、专业术语进行课程间的协调整合，建立真正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
美国南加州大学媒介融合的课程在多次改革后逐步建立了这一体系，即把媒介融合中的网络新技术课程融入到整个传统新闻学教学中，不再像中国目前的新闻课程改革那样，把网络、广电、纸质媒体分别授课。这样的设计一方面避免了课程体系的重复导致的教学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从新闻实践的角度考量更适合融合新闻要求记者和编辑结合新闻题材特点选择最佳的媒介方式进行报道的特点。
表1：南加大新闻系媒介融合课程模式
3.2.2 融合新闻教育不仅要实现在专业课程上不同媒介技术课程的融合，更要在通识课程上实现多种学科间的融合。
媒介融合催生了融合新闻学的发展，技术层面引发的制作流程的改变，促进了在新闻教育中对技术课程的重视。但是在美国密苏里学院开设的融合新闻课程的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技术性知识的掌握并不足以培养出胜任各种状况的优秀新闻人才。虽然媒体技术的力量谁都无法回避。但是也应该看到，内容永远主宰了高质量的新闻与新闻教育，传输系统永远是第二位的，虽然新技术挑战教育模式，但是我们应该坚持教授学生那百分之八十不变的内容，掌握百分之二十的操作技术比掌握百分之八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加重要。
在此理念下，美国新闻教育从早期的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发展,开设课程的重点从专业技术课程转向了人文与科学知识。各学校都努力将反映传媒技术性层面内容的课程减少,增加传媒事业社会层面、伦理层面、文化层面内容的课程。如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大众传播系对新闻、广告专业学生人文课程的学习做出了严格要求,要求学生必须修65学分的人文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经济学、戏剧艺术、宗教、讲演等;宾西法尼亚大学传播系认为:“我们的毕业生应该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基础,我们训练他们能够探求文化、技术、伦理、文艺以及政治事务,并能深刻理解大众传媒对公众的作用、权利和责任。”
目前在中国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时代变革和现实危机面前，加强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成了新闻高校改革的一大举措。目前复旦和清华都提出了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这一基本理念，定位于培养媒介精英人才。如下表2、表3可看到，虽然两者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各有特点，但通识课程中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加强学生知识面的拓宽是其共同特点。通识教育使学生浸润于文理贯通的博雅教育中,使其成长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通才”。
表2 复旦新闻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表3 清华新闻学专业通识类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是当代传媒业的一种新趋势，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联合与合作，早已突破了现行政策的壁垒。与此相适应，融合新闻教育成为现代新闻教育改革的热点和方向。如何在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学科整合进行重新认识和规划，对新闻教育改革来说至着重要。这种学科间整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指包括不同媒体形态技术课程的整合，尝试将新媒体融入到各个传统媒介的教学体系中。二是在新闻学院内部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知识和传统新闻学科专业课程的整合，着眼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三是打破学院间的藩篱，鼓励学生辅修其他专业，真正实现学科间的联合办学，着力于培养社会性工作人才。只有实现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才能够真正实现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徐沁.媒介融合：新闻传播业的新趋势.东南传播,2008（6）.
2 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3 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4 Editor and Publisher.Dec.24.1910,20.
5 邓建国.管窥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以南加州大学新闻系的试错为例.新闻大学，2009（1）.
关键词：媒介融合；中国媒介；坦帕模式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3－0159－08
收稿日期：2011－05－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6jdxl84)
作者简介：南长森，男，陕西兴平市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石义彬，男，湖北随州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媒介融合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和“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正如美国伊利诺大学厄本纳一香槟分校洪宇博士所说：“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自媒介融合译介至中国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其译介、提倡、推动等远远超出其他学术研究的范围。从研究态度和方法看，一些研究是出自穷究学理的科学研究，一些研究则是出自情有独钟的热捧，一些研究则出自人云亦云的跟风。就美国而言，目前较流行的观点有：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纳齐森认为，媒介融合是“印刷的、音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认为媒介融合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布莱恩-布鲁克斯认为“媒介融合是一个新闻学上的假设”。对此，中国学术界先是由“英文阅读、中文写作”的学者介绍、释义，然后是一些学者接受、演绎。继之是学界、业界开始应用。一些学者认为，“媒介融合仍是一个认识不一、含混不清的概念，各种媒介融合实践仍处于不成熟阶段，有关媒介融合的种种论断都未形成科学的理论”。本文拟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探究媒介融合应有的涵义、面貌和本质，并对流行的观点进行致思和评骘。
一、媒介融合有无边界：媒介融合的边界与其应有的科学内涵
从逻辑归谬法来看，媒介融合的边界在哪里?媒介融合是不分媒介地域，不分媒介种群，不分内容属性，不分民族国别，越大越好的融合，还是有规律、有边界、有目的和有层次的融合?从媒介区域分布看，无论中国的省地还是外国的州县，都拥有地方报、刊、广、电、网等媒介，任何人似乎都无力将其整合成一种媒介，也无这个必要。正如国家广电总局原副总编黄勇所说：“无论从国家信息文化安全的角度讲，还是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讲，全中国不可能只有一个物理网络。‘三网合一’，那是一种想当然的想法。现在世界上任何发达国家都还没有做到‘三网合一’”。从媒介种群的分布来看，人类传播媒介形态的演变规律是继承叠加发展的，既使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原初的声音、书写传播照样有其无法替代的功能。因此，提倡、允许一种媒介生存而扼杀、限制另一种媒介生存不符合媒介生态的演变规律。从民族、国别来看，任何媒介都是一国或当地民族的生活方式之必需，即使媒介不含意识形态，仅就语言的多样性和技术的复杂性而言，恐怕世界上永远都难以出现一个供地球70亿受众都能看得懂、听得懂、用得上的媒介。从内容设置来看，媒介级别、类型、形式不同，它传播的功能、作用和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也自然不同。传播专业信息和大众信息，传播科技信息和娱乐信息的媒介自然不会融合在一起。《自然》《科学》等自然科学杂志刊载的信息自然不会和都市报的新闻信息融合在一起。从形式逻辑归谬法来看，将某一事物的发展推到极致就会就会产生谬误。基于此，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媒介融合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应有其科学的内涵。
从原初定义翻译看，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的定义就有不甚科学之嫌。宋昭勋
为，“根据牛津英文词典的注解，convergence一词最早源于科学领域，如1713年英国科学家威廉·德汉(wil－liam deham)谈到光线的汇聚或发散(convergenceand divergence)；其后，经普尔·高登、安德鲁·莱彻逊翻译后对我国新闻传播有重要影响。蔡雯、章于炎的研究都将媒介融合限定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使其没有衍生出“融合”一词的中文含义和语境中过多的附加意义。这无疑可以看出，当初的翻译是忠实于原文和美国媒介实际的。蔡雯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始终将其限定在融合新闻(convergencejoumalism)或新闻媒介中，章于炎也是从优质新闻业务谈媒介融合。然而，现今的媒介融合无限制地生发和外延，使媒介融合本来就可能产生歧义的界定更加难以表述，从而引发太多质疑，如产业融合和媒介融合是何关系?从概念种属关系看，谁的内涵大?谁的外延广?媒介作为信息产业它是“产业”种概念之属，产业有第一产业的农业，也有第二产业之工业，也有第三产业之服务业，何况，产业是经济学的概念，媒介是传播学的概念，媒介融合应是产业种概念之属。从语义学来看，“产业融合”、“媒介融合”作为主谓词组无级量差别，若作偏正词组则有前者修饰后者之别；从逻辑上分析，“产业融合”包含“媒介融合”而不是相反。故此，两者在交叉中应以产业为重并作为媒介生存的基础。由此看来，产业融合内涵要大于媒介融合，或者说媒介融合应隶属于产业融合，而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将产业融合隶属于媒介融合，这就难怪遭人质疑。李良荣认为，在没有跨媒体组合，也没有跨行业组合的前提下，“我们国家媒体融合的前景何在?”陈国权认为，“媒介融合易导致内容同质化”。另外，融合之后出现的高度垄断将会对民主社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也是令人十分担忧的。尽管中国与外国的传媒环境不同，但传媒发展有其共有规律，我们应顺事物发展的必然逻辑，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来探求媒介融合的现象和规律。对此，应消除翻译语境中的歧义，寻求其共同之处。具体说来，因为中文融合有“融化”、“消融”之意，且有化学反应的“合成一体”之意，按media convergence一词的原意将其译为“媒介聚合”，“聚合”就是和而不同，各种媒介各有其位，互不湮灭，只是传播强势程度不同而已。这样，任何形态的媒介在互联网技术平台上都能拥有其位，都能生存。基于此，媒介聚合就是指新闻媒介形态受新媒体技术和受众市场的牵引，为最大化地获取传播效果而发挥媒介自身优长却不失其自身形态的新闻生产的理念和方式的新业态。目前在中国的媒介土壤中，这种新业态还是一种拟态行为。如果将媒介融合放在新媒体技术变迁、媒介规制变迁和媒介运营规则变迁的三维坐标中去衡量，那么，媒介技术就是催生媒介传播方式和媒介形态发生变革的主导和擎动因素。然而从媒介生态学角度而言，媒介规制和媒介市场也是媒介变革的关键。可以这样说，媒介技术是催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变革的通用货币。但是，媒介制度和市场则因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而各有倚重。不注重规制和市场未必能及时调节媒介融合进入改革领域。因此，不应将媒介融合扩大化、神圣化和万能化，应将媒介融合限定在新闻媒介的新闻业务聚合上才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媒介融合是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新闻生产的新理念、新方式呈现出的拟态行为；其实质是一些市场化运作程度高的传媒企业利用跨国企业全球扩张寻求传媒企业新闻生产最大利润和传播效果的良好愿望和企图；其诱因是新闻竞争的加剧和新媒体技术传播传受互动、网主天下规则的改变。按照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媒介融合不是新的传播方式和新的业态淘汰传统的传播方式和通用业态，而是吸纳优长，共体同生。目前的书、报、刊、广、电、台作为人类信息传播通用方式已被历史证明各自具有其不可取代的功用，给受众的感觉似乎被新媒介的便捷方式逼其退出大众传播领域，这在将来也许是完全有可能的。否则，传播科技信息的专业媒介与传播娱乐信息的大众媒介融合在一起只能像恩格斯讽刺的那样“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一样荒唐。但是，这种混淆媒介不同形态和传播属性的论调却大有人在。当下，一些大的报业集团的老总热衷赢者通吃，强调企业的盈利属性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但作为信息产业文化企业不像一般的经济企业，它的精神文化属性受到文化品位和质量的制约，它的内容生产的同质化和重复率高会影响传
播效果的认知生成，因为受众在新媒体语境下是积极主动的，网主天下的信息爆炸和遥控天下的选择自由是辩证统一的。何况历来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和检测都如潘忠党所言，几乎每一个大家熟悉的媒介效果的假设都将假设当理论，将理论简约为现象。因此，传媒企业老总想象的媒介融合后新闻·次生产，复次、多次传播也许同样难逃传播效果理论假设的臆想和猜度之嫌。 媒介融合的实质有何不同：媒介融合的路径障碍与文化认同差异
以上从历史逻辑的时空观和现实逻辑的问题意识来反观、总结和归纳媒介融合的内涵、实质，前期的翻译、介绍、研究以蔡雯、章于炎、宋昭勋等人为代表，将媒介融合放在新闻业务综合运作的创新维度进行研究。应该说前期的重点在新闻传媒业务论域之内，其视野是开阔的，方法是恰当的。作为一新生事物，媒介融合负载了美国媒体实践和传媒环境中太多的“隐喻”。故其定义至今没有一个权威性的认同，不仅给美国留下了诸多歧义的解释，而且也给中国带来了认识上的混乱。中美对媒介融合理解不同的实质性差异在于：翻译语义信息负载了两国媒介环境中太多的歧义，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认同的差异。时至今日，媒介融合在中国迅疾向多元化、全方位和纵深化发展，却难有权威性的认同，这集中体现在研究向媒介形态融合、媒介组织融合、媒介规制融合、媒介所有制融合、媒介教育融合、媒介产业融合等方面渗透和推进并呈辐射式发展。学术论文、著作和学术会议、讲座明显增多。好之者大加称赞，迷之者趋之若骛，行之者勇于实践，疑之者一头雾水。解谜之扣似乎都集中在对媒介融合的实质的理解上。媒介融合，从中文字面意思理解，是不同形态的媒介融合在一起形成受众通用的媒体。这一解释在现有学者的论文中屡见不鲜。然而常识性的问题让人质疑：报、刊、广、电都变成以网媒为主的全媒体或通媒体，向不同受众传播信息，这可能吗?这现实吗?因为，人类传播五种方式的演变即可证明，新生传媒对传统传媒都是在继承中“叠加”发展的，至今仍不见原始的声音传播消失在新生媒介上就是证据。正像丹尼斯·麦奎尔所言：“为了顺应新媒介的出现，大众媒介也正在调整、扩展，以迎接挑战”，“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显示‘大众媒介’正处于衰落中”。因此，媒介融合其功能性的实质应为不同新闻传媒控者为最大化地获取传播效果而发挥媒介自身优长，却又不失其自身形态综合开发利用新闻资源的拟态行为。这一行为随着媒体演化目前难以界定其性质、功能的走向，因主观色彩强，还难以进行科学测度。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哪一种、哪一区域媒介是由于媒介融合创造了令人仰观的效益。就媒介融合的目的而言，主要是传媒企业为传播效果最大化而寻求媒介的新业态，这样媒介融合的演化方向和结果自然是要诞生新质态的媒介，但是，新媒介应吸纳传统媒体优长而不能横空出世，即使新业态的媒体诞生也应与传统媒体并存发展。当前的报、刊、广、电和网竞争发展，只是在传播强势上有所不同，但也不会被新生媒介吞食消亡。就像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媒介会覆盖全世界的受众，这就好像不能让全世界的人穿一种衣服吃一种食品一样。另外，任何媒介的单一化都可能导致意识形态、文化传播的单一化，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当然，受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使现存大众媒介成为专业或特殊媒介，比如报纸受数字媒介、手机报等的冲击不再受大众的青睐可能退出大众媒介领域，这不仅有可能，而且也许会转化成现实。
本文利用逻辑规律方法界定媒介融合的实质，客观地说，在大众信息传播领域，新闻传播媒介为了获取受众市场的最大化或全方位覆盖，克服信息间歇和信息分级对受众造成的瞬间盲区，同时为了提高新闻生产力完全有可能、有必要进行媒介融合。但受众信息饱和之后，即使信息再“一鱼多吃”，毕竟还是同质信息，受众拒绝接受。对于专业媒体，诸如科学、文化媒体，如果都能融合，不但泯灭了事物的个性，也扼杀了受众的个性。因此，在界定媒介融合的内涵之后，还应对媒介所有权融合、产业融合等关键问题作一分析。
如何评价“媒介所有权融合”?这是如何看待媒介融合性质的另一佐证性的问题，中外认识大不相同。资本主义国家媒介所有制大多是私有制，媒介是由传媒公司和新闻集团掌握，媒介受市场驱动，在利益制衡条件下可以自我调整，“坦帕模式”就是很现实的例子。西蒙·詹科夫等人在对媒介控制调查中发现
：“在全世界范围内，媒体被家族或国家所控制。在97个国家的调查对象中，只有4％的媒体、企业是多方控股。不到2％的媒体企业是其他形式的所有权结构，仅仅2％的媒体企业归雇员所有。平均起来，家族控股的报纸占报纸总数的57％，家族控股的电视台占报纸总数的34％”。这种家族控股的媒介企业发展成为默多克传媒帝国，其媒介融合的程度自然会相当高的，而其麾下的报刊电台的“窃听”事件对英国政治产生的影响难道还不能证明垄断对社会的危害吗?而在中国，媒体为国有制，其所有制分属不同部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受众群体的公有组织。任何媒体所有权的改革不仅是经济利益大调整，而且关乎意识形态的舆论导向和社会和谐等问题。因此，媒介融合既要考虑到行业自身利益，还要顾及社会其他部门，尤其是后者，这是影响中国传媒融合慢于美国的主要因素。
中美媒介融合进程有其共同的演进特点：都是以技术进步为牵引，以惠及受众为目标，以寻求利益最大化为诱因，从而形成媒介融合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特点似乎无人质疑。然而，在媒介融合的路径中产生分歧，到底是像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李奇·高登所言的“所有权融合”(ownership convergence)、“策略性融合”(tactical convergence)、结构性融合(structural convergence)、信息采集融合(information－gathefing convergence)、新闻表达融合(storytelling orpresentation convergence)，还是像美国鲍尔州立大学戴默所言的交互推广(cross－promotion)、克隆(clo－ning)、合竞(competition)、内容分享(content sha－ring)，抑或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内容融合、网络融合、终端融合，甚或大媒体产业融合以及电信、互联网、多种类出版和广播电视的融合。凡此种种，有关媒介融合的分类形态，如果涉及内在本质，因中美国情以及文化认同的差异，会呈现出迥然各异的观点。美国媒介自1996年《电信法》公布以后逐渐打破信息设置行业、信息内容生产行业、信息资本投入行业、信息监管行业的界限，在利润制衡前提下，会寻找跨媒体、跨行业、跨国的联盟。媒介融合“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媒介融合当然是依靠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而路径障碍则是在利益结盟之前提下谁先试水?从哪个环节试水?虽然有21世纪初时代华纳的结盟，但2009年12月9日最终还是分道扬镳，走向分裂。这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媒介融合集团，尤其是跨国、跨洲际的传媒集团并未出现，而人们目前公认的美国最著名的媒介融合例子——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媒介总公司小试牛刀，这家公司的《坦帕论坛报》、wfa电视台和tbo.com网站在2000年3月份搬入一座占地12.1万平方英尺、造价4 000万美元的新的新闻中心。这3个媒体的新闻编辑部的员工不再只为一家媒体服务，而是通过媒体平台同步“消息”。这一媒介融合的雏形是从新闻表达融合开始的。新闻业作为大众传播业，社会关注度高，受众参与广泛，商家盈利高，媒介融合的障碍在一集团或公司、地域自然少些。加之美国的传播业监管淡化意识形态，信息产业和其他行业之间转换相对自由，故媒介融合初露端倪，而我国的媒介融合似乎还缺少这样的案例。国内一些报纸在“媒介融合的大势所趋”下，“纷纷在实践中大兴土木，落实它”。但是，“取得实际收效的有多少呢?”“一些报纸的新闻网站也做了十几年了，又有几家能实现赢利或者形成一定规模呢?”在跨媒体出版中似乎也是如此。有学者认为，“多数出版社跨媒体出版尚未实现赢利，其中投入产出基本持平的图书出版社占了较大的比重”。中国媒介融合的进程较为复杂，其路径障碍与美国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除政策体制以外，还有行业壁垒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 体所有权私有制不同，中国的媒体所有权是国有(公有)制，媒体格局是四级建制、混合覆盖：既有中央纵向宏观管理，又有地方横向行业管理；媒体市场分布和占有就更复杂，既有党报、党刊、党台，又有都市报、刊、台，也有行业报、刊、台，加之以互联网做平台，都集中在信息传播内容生产改革这一焦点上。最近三网联合，又使电信业、it业媒介产业垄断经营需要打破之声呼之欲出。那么，三网合一、三网融合到底是谁吞并谁?谁是龙头?从目前工作进程看，由于利益制衡和行业壁垒坚实，这一工程正在12个城市试点，其效果还难以评估。但是，三网
融合慢的主要原因恐怕是电信基础设施行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大于传媒产业，传媒产业进行产业融合犹如小蛇吞象难以撼动电信业。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中心的《2009年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传媒产业总产值为4220.82亿元。而中国电信业2月份总产值为556.14亿元。两相比较，孰重孰轻，不言自明。另一重要问题是，从媒介的产业属性来看，中国恐怕和外国也一样，任何政治逻辑都要大于经济和产业逻辑，何况产业属性要远远大于传媒产业。当下，一些研究者屡屡提出三网合一，传媒业做大头。然而现实的逻辑是谁有资本谁腰粗。在外国，也许可以由于经济杠杆进行调节，但在中国必须靠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更何况三网合并以后人们期望的媒介融合是谁主政前景难卜。
对媒介融合实质的不同理解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文化认同的差异。如果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认识，媒介融合作为一种异质文化，我们不能一味地接受，也不能一味地排斥。因为“认同”本身就在同一性和差异性中寻求认识的真谛。正如社会家汉斯·摩尔所认为的那样，“认同是一个人在混沌环境中所占据的稳固方位，个人能够据之对外在环境做出积极的防御；在社会层面，认同是对一个基本的普遍拥有的信仰、模仿及价值的综合，它能抵抗外在事物对本身环境与成员的威胁及维续自身”。对于媒介融合，无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来认识，这里的“积极的防御”不是排斥，更不是拒绝，而是合理的吸收为我所用。这里的“维续自身”，就是能维护民族文化血脉的健康流淌。对此，我们要警惕媒介融合在商业逻辑掩盖下形成的文化霸权对我国媒介文化的侵袭。尹韵公认为，“科学技术的背后都或浅或深地隐藏着文化和制度的逻辑，接受一项别国的技术往往意味着要接纳其背后的文化乃至制度。近年来新媒体在中国所引发的一些问题，分析其深层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在文化乃至传媒制度方面同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导致的。”除此之外，更应警惕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对人文主义的戕害。正如马尔库塞所认为的，技术理性已经取代价值理性成为统治理性，即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成为控制人、社会、自然的主要手段，社会文明愈是发展，科学技术愈是进步，就愈扩大对人性的奴役和摧残。技术理性使得个人意识、内心自由、心理本性的私人天地被完全占有，个人成了没有反抗性和挑战性，只满足物质需求的单面人；社会成了没有反对派，没有反对思想的单面社会。以此来衡量，媒介融合到底应是人文至上，还是技术至上?这是不言而喻的。具体到单个的人，“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的归属感和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受众在认知中根据自己现有的知识积累和文化心理来判断事情的正误，从而形成一种先人为主的刻板效应。中国的受众对传播业的认识在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政治家加商家加专家办报(台、刊、社、网)的思维模式，似乎媒体做内容产业是天经地义的，电信业做内容产业似乎不务正业，旁门左道。而在现有的政策规制中是不允许电信业做内容产业、办媒体的。一旦放开，电信业凭借雄厚资本和现有技术，吸引高端媒体人才，现有媒体哪有招架之力?谁融合谁，谁做主业则很难预料。因此，人们文化认同的差异也是媒介融合缓慢的原因。
三、是实然性的现象归纳还是应然性的理论假设：学术喧闹与理论变异
社会科学研究的显著特点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人的认识受客观事物发展的限制。正如康德所言：“知识是外部经验加诸于内在认知结构的产物。”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必然逻辑，进行实然性的现象归纳研究，探究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还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趋势，进行应然性理论假设研究，预测事物发展的前景。这两者都应具有科学性并以实践为基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潘忠党教授认为，“近来社会科学界包括传播学界有一种倾向，就是以为纯思辨可以罔顾现实。罔顾现实有时候就让我莫名其妙，中国的现象是这么回事吗?所以从事思辨研究是一种路径，跟从事经验研究是两条不同的路径，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你的根要扎在现实中，要接地气。”纵观媒介融合进程及其研究现状，基本上采取了上述两种研究进路。在所有的研究中，无论是微观研究技术融合，还是中观研究媒介形态融合，还是宏观研究媒介产业融合，都基本上是现象归纳和理论假设研究。美国
的假设研究以安德鲁·纳齐森的“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和布莱恩·布鲁克斯的“媒介融合是一个新闻学上的假设”，以及最早提出简练定义的浦尔所说的“媒介融合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各功能一体化的趋势”为代表。这种“假设”、“趋势”、“联盟”到底是否具有科学性，要受到美国传媒实践的证实。蔡雯认为，“媒介融合”在西方新闻传播界成为研究热点，是新闻媒体的融合实践发展，然而致力于现象归纳研究最多的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章于炎、肯尼迪、弗里兹、克罗普等人，为寻找媒介融合竞争优势之间的相互性，对15位媒介融合的编辑、记者进行深度访谈和调研，主要的研究对象集中在新闻业务探讨；凯文·曼尼(kevin maney)是对“大媒体”(mega－media)产业融合的进行调查与研究的学者，维森兰特·f·福莱克(vincent f.flaik)与澳大利亚斯蒂弗里·奎因(ste－phen quinn)合著《媒介融合——跨媒体的写作和制作》，也是探讨实务操作较早的著作。这些研究都将研究重点放在在新闻实践的新闻业务融合上。不难看出，美国最初的媒介融合意图是提高新闻生产效率，获得最大传播效果。 如何呢?诚如上述所言，前期是翻译引进，然后是将媒介当成一种理论在中国的媒体实践中寻找“关联性”。根据柳絮青研究《“媒介融合”的研究评述——以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近10年有关文献的分析为依据》所涉及的论文作者身份进行统计，竟然69％出自学界，而业界人士研究仅占31％，且都是理论假设研究。近期出版的媒介融合的著作中，大多是博士论文。从研究方法上看，几乎全是定性分析和文献分析，缺少实证和调查研究。从中国媒介实践看，还找不出像《坦帕先驱报》那样媒介融合实践的例证。有人认为，河南报业集团进行报网互动是这方面的尝试。《河南日报》与河南报业网共同主办的《焦点网谈》栏目，每周二、四在报纸上刊登两个版；报社的总编和记者协助网站开设《总编在线》《记者连线》栏目，网站则为报纸提供征稿园地。这种姑且算是媒介融合雏形的例证，遭到业界人士的质疑：这与跨媒体传播、媒介联动何异?这是媒介融合原初意义上的实践行为吗?因此，国内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能否像美国一些学者那样，做一些实证研究和调查研究会更有说服力。笔者2010年9月为西安市宣传部组织的记者、编辑培训班授课时做过问卷调查，在受访的104人中，当问及“您是否知晓是哪位学者提出媒介融合的”时，竟然有95％的学员不知道，而问及“当前媒介融合的困难障碍是什么”时，86％的学员未填，由此看来，业界对这一术语并不了解。因此，无论如何，将媒介融合视为一种理论假设还是一种现象归纳，无论将媒介融合视为一种趋势，还是一种现实，都要顾及媒介实践，不能靠想象去研究。只要有利于传媒业提高生产力、惠及受众、促进社会进步，都应以期待、关注、扶持的态度善待它。
“媒介融合”作为译介的外来词语，由于其发展具有动态和不确定因素，因此梳理、反思、研究媒介融合在中国的释义具有更大的难度。然而，反观后视镜是为了前进，学术致思是为了提高学术进步。这一发展日炽且更趋火爆的传媒现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比20世纪末传媒界出现的“新闻策划”动用的学术资源、涉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已远远超出传播学的范围。毋庸置疑，媒介融合受技术和市场两轮驱动，在世界传媒领域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无人怀疑。但是，这一正在发生、变化的新事物，能否就是一种新模式、新理论去指导业界的实践则是令人置疑的。结合坦帕(tampa)实验，高钢在媒介融合刚进入中国就质问：“本学科的同行们能否同意——假说经过了有效检验?从实验的资料、数据中得到的结论是否合理?概括出某些结论，这些结论是否来自被检验的范围之内?”对于上述这些科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坦帕仅仅是“媒介融合”研究的开始，还没有提供详细的、有说服力的数据和资料，不但不能得出结论，也没有完整的理论可言，在媒介领域发生的种种融合行为(业界兼并和购买股权、控股、技术更新)能够称为“媒介融合”?这与媒介融合的内涵、本质之规定性何涉?则是令人置疑的。作为实验，就有成功与失败，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高钢教授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再结合最早翻译并研究“媒介融合”的学者蔡雯、章于炎的论文，他们都将其限定在一定新闻研究论域之内，没有超出新闻业务融合的范围。
而，最近媒介融合研究的炽热波及业界的践行和教育界开办媒介融合新专业。这在中国媒介融合较贫瘠的土壤里长出的是“恶之花”，还是结出的丰硕果实确实令人置疑。
关键词：广播电视；媒体；发展方向；融合
1广播电视媒体与信息技术融合的意义
在信息技术推动下，信息传播途径以及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微妙变化，广播电视媒体应更新观念，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的巨大作用，探寻一条适合当今时展的新路子。广播电视媒体与信息技术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信息传播实效性更强。保证信息传播的实效性是各大媒体工作的重点，广播电视媒体也不例外。然而，广播电视媒体信息的接收需要特殊的接收设备，如收音机、电视机。这些设备功能单一，携带不够方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的传达效率。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各种新技术、新平台不断出现，其能及时有效地推送信息。加上接收信息的终端是计算机、智能手机等一些携带方便的设备，打破时空限制，使公众第一时间了解到当前社会的新闻热点。为弥补广播电视媒体传达率低这一不足，实现其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是明智之举。其二，信息传播范围更广泛。扩大信息传播范围，获得更多的受众，是各大媒体追求的重点，但广播电视媒体的信息传播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广播媒体因信息接收设备容易操作，信息方式较为单一，即只是通过声音，因此，受众多是老年人。电视媒体虽然受众群体较为广泛，但一些年轻人多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观看电视，导致其受众主要集中在儿童、中年人、老年人等，对电视媒体而言如何吸引更多青少年、青年人值得深入探讨。相比之下，基于信息技术的各种平台在信息传播范围上有着明显的优势，其受众几乎涵盖所有人群。一些忙于工作的青年人也可利用零碎时间浏览信息，信息传播范围更为广泛，因此，为进一步扩大信息传播范围，广播电视媒体也有必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其三，对大众的吸引力更强。信息技术下的新媒体平台较广播电视媒体更具活力，主要是因其不仅能传播信息，而且能与受众及时互动，给广大受众提供一个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广播电视媒体只是将信息单一的传达给受众，形式单一，无法调动受众的积极性，因此，为更好地吸引受众，也应注重将广播电视媒体和信息技术融合。
2广播电视媒体融合的条件分析
从当前来看，无论是广播电视两个媒体的融合，还是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都有着良好条件。一方面，广播电视媒体不仅基础设置完善，具备足够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在内容生产上有着绝对优势，而且有着庞大的受众基础，尤其电视媒体为保证节目质量，提升节目播出效果，向节目的高清方向发展，实现融合发展后，可给受众提供更多新颖的节目形式。另外，我国三网融合稳步推进，给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我国非常重视信息技术发展，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信息技术取得长足发展，新媒体平台不断出现，给广播电视媒体信息的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选择，如虎鱼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旗下官方网站，是以宽带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等新兴信息网络为节目传播载体的平台，与广播电视资源共享，共同播出新制作的节目。内容有新闻、新疆歌舞、探险、考古、少数民族语言译制影视剧、电视栏目等，目前浏览量位于新疆同类网站前三甲，同时在全国省级电视台官网中位列第十位，为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媒体融合提供了软件支撑。另外，我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移动手机成为接收信息的重要终端，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手机用户已超过8亿大关。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后，通过新媒体平台可方便将信息传达给受众。同时，我国人口数量大，将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融合能够有效挖掘潜在受众，提升媒体影响力与知名度。
3广播电视媒体发展方向研究
媒体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媒体要想稳步、快速发展，应做好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尤其准确把握未来发展方向，提前做好准备与布局，尤其应注重以下内容的落实。
3.1重视广电融合
广播与电视媒体有着各自的优点与薄弱点，为促进其以后更好的发展，应做好两种媒体的融合。首先，做好资源融合。广播媒体信息播出形式为“声音”，而且电视媒体信息播出方式较为宽泛，不仅能播放声音，而且能够配合图片、视频等内容。两种媒体融合时不断对资源进行整合，提高信息传播工作效率。如针对电视节目，广播媒体可通过语言描述进行播出。针对广播节目，电视媒体则可通过一定的包装，如真人扮演、图片展示、视频回放等形式，向观众展现。如在虎鱼网实现资源共享，共同播出节目等。其次，做好人才融合。人才融合是广播电视媒体融合的重要方面，即广播电视媒体融合过程中，可分别派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到对方单位做指导，确保播出的资源内容符合各自媒体特点的同时，更容易吸引受众。最后，做好信息渠道融合。为提高广播电视媒体信息实效性，可实现信息渠道的融合，确保广播电视媒体能够广泛、及时地采集、播放相关信息。
3.2注重台网融合
台网融合是广播电视媒体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之一，因此，从业人员应提高认识，做好充分的心理与技术准备，稳步推动台网融合工作，不断扩大信息覆盖范围。台网融合时，首先，做好网络平台研究。广播电视媒体的很多节目与网络上播放的节目形式有所不同，为更好地实现台网融合，广播电视媒体应做好融合网络平台研究，认真分析网络平台受众群体特点，掌握其喜爱的节目形式，融合之前做好充分的调研工作，有目的、有针对性地推动融合工作，我国堪称电视节目生产大国，但大而不强，离强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如可考虑利用“学习强国”平台推送研发制作的节目。其次，及时调整节目形式。结合不同网络平台节目播出形式，对广播电视节目进行优化。如针对电视节目，可将节目时间适当裁剪，更适合在网络平台播放。对于广播节目可转化为文字在微博等平台等。最后，为实现良好的融合效果，广播电视媒体应与网络平台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做好交费、续费工作的同时，要求网络平台开通相关权限，以最大限度保证节目播出效果。
3.3做好新媒体融合
广播电视媒体未来发展还应做好与新媒体的融合。新媒体具有节目内容丰富、信息传播效率高、可与受众互动等优点，广播电视媒体应充分利用其优点，扩大受众的同时，不断提高节目质量。首先，广播电视媒体内容是重要的精神产品，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广播电视媒体人应认知到新媒体给广播电视媒体带来的冲击，善于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提升与优化自己，确保广播、电视、新媒体共同进行节目的播放，扩大广播电视节目覆盖范围。其次，加强新媒体技术培训。通过定期邀请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专家，做好新媒体平台技术人员培训，使其明确新媒体平台节目播放要求，熟练操作各种音频、视频处理软件，对广播电视节目进行有针对性的裁剪，以达到更好的节目播出效果。最后，做好新媒体融合工作总结。了解各平台粉丝增长情况、互动情况等，掌握新媒体运营存在的不足，积极讨论，集大家智慧，不断提高广播电视节目在新媒体平台的播出效果，总结一条能够推动广播电视媒体快速发展的新路子。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传播教育；走向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4-0138-02
近年来，媒介的融合发展，使得新闻传播人才的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为应对媒介融合变局，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亟须走出固有的狭隘的人才培养思路，建构全新的育人、育才理念，主动融入时代大潮，服务社会。其中，突出学科价值，培养职业新闻传播者，导引传媒经济发展，培养传媒职业经理人，助推社会进步，积极开展公民媒介素养，应该成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发展走向。
一、突出学科价值，培养职业新闻传播者
媒介的融合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新闻传播的进入门槛，越来越多的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也能够比较方便地加入到新闻信息传播活动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专业化的新闻传播教育就不需要了，未来的新闻传播业仍然要靠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来主导。因此，培养职业新闻传播者，仍是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重头戏”，这也是其学科价值所在。
（一）传媒技艺教育与人文社科知识传授并重。媒介的融合发展，使得新闻传媒业越来越需要具备“全套”传媒技艺的职业新闻传播者。因此，加强传媒技艺教育对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相对于单一媒介的新闻采编人员而言，融合媒体的编辑、记者需要掌握交叉使用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传播手段开展新闻报道的能力。所以，高校今后的新闻传播实务类课程要适应媒介融合的要求进行调整，培养学生具备多种媒介业务操作技能。
在日常的新闻报道活动中，新闻工作者需要处理的信息常常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广泛领域。记者、编辑只有具备宽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视野，才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和把握这些不同种类的信息，更有成效地完成新闻报道工作。我国不少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都认为记者应该是个杂家，需要具备多种学科知识。实践表明，单纯注重媒介技艺而轻视人文社科知识的传授，将使学生在专业上缺乏长远发展潜力。新闻工作者业务上的专、精、深，往往需要多学科素养作铺垫。特别是传媒业的数字化发展，弱化了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的技术性要求，使得普通人略微花点时间也能掌握新闻传播的一般性技能。但是，将新闻报道做精、深、透所需要的相关人文社科知识素养却并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迅速堆积起来的，而是需要系统化的学习和久长时间的消化、吸引和积淀才能形成。因此，在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在培养职业新闻传播者时需要将传媒技艺教育与人文社科知识传授并重。
（二）新闻职业精神传承与业务实践能力训练兼顾。在媒介融合趋势下，随着非职业新闻人的信息传播活动的增多，职业新闻传播者更加需要良好的新闻职业精神和专、精、深的业务实践能力以体现比较优势，确立自身的社会存在价值和意义。因此，高校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兼顾新闻职业精神传承与业务实践能力训练。
随着媒介的融合发展，今后新闻工作者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同业竞争，职业压力与职业风险将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势下，良好的新闻职业精神，是新闻工作者能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履行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职能，有效服务社会的重要保障。新闻传播教育要向学生传递新闻职业信仰，教给他们应该遵守的行业规则和职业伦理；要让他们树立对新闻事业的责任感、事业心，传承前人优秀的新闻职业精神、职业理念和职业风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对自己未来职业的要求和使命有明确的认识，才可能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自觉抵制各类不正之风，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另外，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杜绝片面的理论说教，要让理论与实践以合适比例相结合，重视学生业务能力的培养。“建立一套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新的课程体系成为新闻院校的重要课题。”[1]不仅要培养和锻炼学生采、写、摄、录、编等多项业务技能，还要让他们在实践中去深化对新闻传播规律、媒体运行规律的认识，建构新闻传播职业修养。
二、导引传媒经济发展，培养传媒职业经理人
从长远看，媒介的融合发展消除了传媒业固有的业态分隔，有利于我国传媒业的资源整合和资本重组，从而为传媒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传媒经济的繁荣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不过，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和传媒经济的繁荣，归根结底离不开人才保证。随着媒介的融合发展，传媒业已经由依赖名记者、名编辑的时代进入了更加需要出色的媒体经营者的历史新时期。因此，关注传媒业发展变局，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对策研究，导引传媒经济发展，培养传媒职业经理人，应该成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个重要走向。
（一）关注传媒业变局，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对策研究，导引传媒业发展。媒介融合不仅消除了不同形态媒体间的行业壁垒，同时也促进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娱乐、电子通讯间的产业融合。习惯了“划地而治”和有等级差别的中国新闻媒体如何适应媒介融合的需要进行改革，突破现有的体制束缚和区域限制、行业限制，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以推动整个传媒业的加速发展，需要理论界能够及时给以指引。我国现有的新闻媒体中报刊部分是事业单位部分是企业组织，广播电视都是事业单位，出版社和网络公司则基本是市场化运作的企业组织。众所周知，事业单位与企业组织之间存在着角色冲突，二者融合到一起，该怎样发展？传媒业的融资问题如何解决？政府有关部门又如何划分监管权限、履行监管职责？这些都需要有相关的对策研究提供支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机构无疑可以借助自身的学术资源优势，有效地分担上述难题，进而导引中国传媒业的发展。
（二）培养媒体职业经理人，推动传媒经济走向繁荣。从国际趋势来看，中国传媒业要在媒介融合环境下获得充分发展，必须借助资本市场这一杠杆，运用资本运营手段来筹措资金、加速扩张。同时，中国传媒业运行的侧重点也要由新闻采编、报道策划转移到经营管理上来。随着传媒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国内外传媒竞争的日益加剧，中国传媒业日渐意识到经营管理对其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显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传媒业的经营管理非常滞后，适应市场化运作的传媒经营管理人才极度短缺。“而我们当前新闻媒介缺乏既懂新闻业务又懂经营管理的高层管理人才、既擅长新闻采编又精于策划组织的中高层新闻人才。”[2]中国传媒领域迫切需要既懂新闻业务又懂经营管理的人才，特别是需要大量完全意义上的优质传媒职业经理人来为媒体服务。在当今中国，传媒业往往既承载着意识形态宣传功能，又担负着公共文化服务任务，还履行着产业经营主体职责，传媒业在发展中需要兼顾意识形态、社会责任和媒体利益等多重诉求间的平衡。因此，中国的传媒经营管理人员一般需要具备三方面能力：一是有政治头脑和国情意识，具备把握政策走向的能力；二是熟悉新闻业务，懂得采编业务的具体运作；三是媒体经营管理的能力，深谙管理、营销、财会、金融投资等经管知识。特别是随着媒介融合进程的深入，中国传媒业越来越需要熟知国情，懂得新闻业务知识，具有一定经营管理理念及技能，以媒体经营管理为职业的传媒职业经理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要主动顺应这种迫切的社会需要，将培养传媒职业经理人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发展取向。
三、助推社会进步，积极开展公民媒介素养教育
随着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由传媒系统所建构的媒介环境，己经成为人类社会继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之后，又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环境系统。它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甚至形塑着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世界。而媒介融合的推进，进一步加深了人类社会媒介化的程度，使得人们对媒介环境的依赖度继续增强。人们不知不觉间习惯了依照媒介所构建的“拟态环境”来认知社会、理解社会，并据此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这种情势下，媒介素养即具备合理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对于生活于媒介化社会中的每位公民来说日益变得重要。近年来国内频发的各类公共危机事件中种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局面，让人们见证了公民媒介素养缺失的可怕性。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大众，都需要具备相应的媒介素养，因此，加强国民的媒介素养教育已刻不容缓。在目前公民媒介素养教育主体缺位的情况下，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教学机构理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责任，成为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前沿阵地。
媒介素养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早期的媒介素养主要是使用语言文本的能力，随着电子媒体和新媒体的发展，媒介素养逐渐从使用声音、视频媒体的能力发展为使用多媒体的能力，尤其是使用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的能力。同时，媒介素养的层次也从当初简单的读写能力，发展到能够理解媒体内容和形式后面的权力关系，能够赋予各种符号以意义，并使别人能够理解。在媒介融合时代，拥有良好的媒介素养，意味着掌握了一套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有效手段，意味着具备了一种把握世界和介入世界的理想方法。它要使人们形成对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既能理解其意义，又能独立判断其价值的认知结构，并具备一定的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媒介素养教育是以解决他们如何与媒介相处的教育，既要培养他们认识媒介、理解媒介的能力，也要培养他们运用媒介的能力。“在资讯日益发达、人际网络日益紧密、媒介生产环节日益为受众所熟悉的今天，受众不仅仅要行使自己作为媒介内容消费者拥有的反馈的权利，而且要行使一定程度参与媒介制作的权利，至少在某个制作流程上可以发挥一定作用”[3]。在当今信息化社会，公民媒介素养已经成为公民文明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媒介素养的普遍提高，不仅对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是一件幸事，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件幸事。综上所述，面对媒介融合发展态势，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应该主动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锐意改革进取，努力开拓创新，积极调整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思路，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路径。只有这样，我国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才能走向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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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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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以来，我国报业传统的数量型、粗放式发展模式陷入严重危机，加上全国宏观经济形势出现波动以及新媒体对广告的分流，我国报业经营出现了局部波动，报业经济增长幅度由高位走低，增速放缓。许多家经营业绩一直良好的报业集团出现大幅度亏损，不少业内人士直呼“报业的冬天来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些商业性网站的网络广告收入却直线“飘红”。据尼尔森在中国的合资方CR-Nielsen公司 2010年上半年的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简报显示，2010年上半年中，中国互联网展示广告的价值估算达到了 95.6亿元人民币，相比2009年同期增长了27.9%。以上的几个数字告诉中国报人们，报业正面临着一些大型商业网站最严峻的挑战，传统媒体必须联手，共同抵御网络媒体的进攻和侵袭。
随着报业数字化进程的深入，一些报业集团逐渐认识到，将新闻低价卖给一些商业网站从而换取影响力的行为得不偿失，无异于“慢性自杀”。在这种情况下，报业意识到需要“共同制定向网络媒体提供新闻内容的定价规范，合理利用价格杠杆，提高网络转载的门槛，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让新闻内容回归应有的价值。”
2005年10月，全国20多位报业集团的老总齐聚南京，共同《南京宣言》，强烈呼吁全国报业联合起来共同改变传统媒体为门户商业网站“打工”的尴尬地位，从此拉开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博弈”大战。
2006年1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向全国38家报业集团发出“内容联盟”的倡议，提出应该提高网络转载的门槛，捍卫知识产权，“以一个联盟对抗另一个联盟”。当然内容联盟不等于内容垄断。正如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尹明华所言：“组建联盟的目的绝不是把报纸的内容画地为牢，限制互联网使用，而是产业融合过程中一个觉醒的标志。”
实际上，当前我国的大多数商业性网站没有自己采集新闻的权力，主要是以有偿转载和无偿转载的形式来使用传统媒体的新闻。然而即使是有偿转载，这些网站与传统媒体签订的转载费用是非常很低的。传统媒体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获取的新闻，就这样被网站以极低的价格获取到。这些网站在获取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新闻信息后，马上就进行多种形式的内容开发：首先可以将各种新闻进行组合在，形成多种角度、多种呈现形式的组合报道；其次可以将新闻信息在数据库进行分类管理，形成该网站的资料库；第三可以将新闻信息通过手机平台，形成该网站收费的信息产品；第四可以将新闻信息纳入搜索引擎，只要在百度上输入关键字，就能查阅到许多相关内容的信息。网站正是靠着这些及时、新鲜的新闻信息在赢得广大网民的信赖的同时，也吸引来了大量的广告资源。
互联网在中国兴起的十几年间，中国报业仍处于上升期，网络媒体尽管对报纸造成了一定冲击，但是影响有限。但是，一旦网络媒体对报纸的广告收入造成较大的影响时，报纸就不会再沉默下去。因此，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中国报业必将走的是一条媒体融合之路，将是把报纸、广播、电视、杂志、新闻网站、手机媒体等不同传媒形态进行融合，最终实现新闻资源共享。而实际上，媒介融合的大趋势让报业认识到，在媒体产业融合的趋势下，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携手共进是最优选择。
2006年3月，腾讯网和《重庆商报》共同投资建设区域性门户网站——大渝网，并利用报纸内容供应和QQ传播渠道上的各自优势，探索一种“利益均沾”的新商业门户模式。
2006年8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新浪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国内的其他传统媒体也纷纷“试水”，如《南方都市报》则收购了“深圳热线”，并将之改名为改成“奥一网”；《北京青年报》则收购了千龙网；《潇湘晨报》购并了红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彭兰教授对此认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关系的趋势还是“竞合”。“竞争是合作的动力，合作是竞争的归宿。未来的合作应该不是一种简单的资源的供给或共享的问题，而是一个重新规划生产流程、重新规划各自在这个流程中的角色的问题。”
经历了2005年的报业“微寒”，报业已经不能无视互联网的崛起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和影响。除了创建自己的新闻网站，出版电子报纸外，不少报业集团的老总还认识到，手机与互联网的结合，也将未来融合的一个方向。因为如今手机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媒体。人们通过手机不仅可以通话，而且还可以上网、阅读新闻、收发Email、游戏娱乐、订购商品与服务等。有学者就这样认为：“手机媒体是借助手机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随着通讯技术（如3G）、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手机就是具有通讯功能的迷你型电脑；而且手机是网络媒体的延伸。”
自2004年7月，《中国妇女报》率先推出彩信版手机报后，手机报业务发展非常迅速，短短两年多时间内，我国已有30多家报社推出了手机报业务，手机报的发展已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
2005年9月，《华西都市报》与四川电信联合创办《华西手机报》，其声讯版于9月27日开通上线，读者通过拨打96181880可收听到当天报纸的主要新闻；2006年3月，《北京晚报》推出《北京晚报手机版》，该手机报具有“海量”信息，设有14大类64个栏目，内容涵盖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2006年3月，《潇湘晨报》、红网和湖南移动共同推出使用WAP版的《湖南手机报》，用户除了可在手机上浏览新闻外，还可在互动版块对当天新闻发表评论、提供新闻线索、并可查看其他用户的评论。
2006年8月5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上，“中国报业实验室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旨在探索适合报业发展需要的数字化、网络化的内容显示介质技术、信息传播技术和运营模式，实现传统纸介质出版向数字网络出版的战略转型，推动报纸出版业态的重大变革。由此，笔者认为，传统报业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下，应该加快转型的步伐，尽快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数字化生存道路，迎接其在数字化信息时代蓬勃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决定了中国报业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现在以及未来的关系不仅仅是博弈，更多的还是合作，最后达到共赢。
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251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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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视；媒体；发展；融合
一、新媒体的出现和对电视的影响
所谓新媒体，通常是指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基础体系上出现的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的类型很多，但其基本类型可以分为基于互联网、手机、数字电视平台的新媒体。
较之于传统电视媒体，新媒体有着它自己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互动性、整合性、及时性、细众性。新媒体的这些特点使受众的选择度、交流度、参与度大大加强，并可以自由的选择媒体接收的时间、地点和形式。
新媒体的这些优势和特点决定了新媒体的继承发展和强大的生命力，也给作为被迫收视的传统电视媒体带来影响和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电视受众急剧下降。新媒体较之传统电视的鲜明优势，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分流了传统电视的受众人群。从年龄结构来看，目前电视的主要受众集中在中老年群体，年轻一代主要的信息和娱乐通道转向新媒体，庞大的年轻群体涌向新媒体，这必然会导致电视受众的流失和收视率的明显下滑。
电视广告遭遇瓶颈。电视广告长期以来一直是电视收入的支柱，目前由于电视收视率的下滑，广告投放也开始由电视向新媒体分流，而新媒体的广告收入则处于不断上升的成长期。
二、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面临的机遇
传统电视媒体将面临新媒体带来的危机，然而“危机”一词分开看，既是危险、又是机会。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面性，当新媒体正在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对传统媒体造成威胁的时候， 并不是说电视媒体就将会消失在消费者的视野之中。对于电视媒体来说，如何把握这样的发展机遇，不断地对自己进行改革，为自己创造生机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将会是未来传统电视的一大出路，也是趋势所在。
电视与新媒体融合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体现在优势互补和融合共赢上。虽然新媒体有着传统电视无法比拟的特点和优势。然而电视，经过多年的发展后，虽然已经处于相对饱和期，但是也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特质与优势，使其有着独立的生存空间。电视内容主流化、制作高端化和操作简易化是传统电视之所以不会被新媒体完全取代的重要原因。传统电视和新媒体各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两者融合发展，才能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达到双赢的成果。
三、混合传播，整合营销模式
对电视而言，在日益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中，单纯依靠个体媒介形态无法形成传播优势，必须以电视为主体，与新媒体互相联合，形成1+X的立体式混媒传播构架，提供多样化的视听和营销服务。
目前的电视媒体热衷于跑马圈地，通过自身的网站或借助于知名的视频网站实现节目的网络播出，以求打破自己覆盖区域的限制，实现无盲点覆盖，进而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然而，在电视目前的盈利模式下，电视节目实现新媒体播出，并不能有效提升收视，反而会起到分流效果，进而影响电视的整体营销和盈利。
渠道融合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单纯的电视节目多媒体播出，受众可以再电脑、手机登多种终端上实现电视收看，由于电视与新媒体受众的不对位，以及内容本身吸引度等原因，多数电视节目的所谓跨媒体播出只是打概念或造噱头，甚至是无偿提供版权或被侵权播出，并不能对电视媒体带来明显收益。另一种方式，则是在节目生产时，注重发挥不同媒体的特性，实现电视与新媒体互相促进，互为补充，形成跨媒体积聚效应，发挥传播效益最大化，实现不同层面的整合营销，相较而言，第二种模式更符合电视媒体的利益诉求，而且该模式在季播活动等互动性较强，与新媒体传播范式较为接近的电视节目中运用的尤为明显。
四、电视媒体与新媒体走向融合的模式
传统电视媒体的最优化发展途径就是与媒体走向融合，在这种融合中，二者能够形成优势互补，并且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一个良好的媒体环境，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传统媒体只有认识到市场生存法则才能够有效地把握未来的机会。新旧媒体互存的时代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拼杀，而是一个共同进化、共同生存的时代。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主要表现在手机电视和网络电视两个方面。
（一）手机电视
手机电视就是利用具有操作系统和流媒体视频功能的智能手机观看电视的业务。手机电视具有电视媒体的直观性、广播媒体的便携性、报纸媒体的重复阅读以及新媒体的交互性。 手机电视是一种新型的数字化电视形态。
（二）网络电视
网络电视是将电视机、个人电脑及手持设备作为显示终端，通过机顶盒或者计算机接入宽带网络，实现数字电视、互动电视的服务，网络电视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电视观看方法，它实现了电视以网络作为基础按需观看、随看随停的便捷方式。手机电视和网络电视已经改变了传统电视的传播含义，它体现出一种受众更加主动和积极的一面。长期以来，受众选择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或者说，受众选择电视节目是被动的。但是手机电视和网络电视时代，通过新媒体技术有效地避免了这种刻板性，而使消费者与电视环境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使以往的“点”对面的传播方式改变为 “点对点” 的双向互动。针对特定的用户能够设置特定的信息，网络电视成为了一个平台，没有了所谓的传统电视的“黄金时段”， 每一个用户所喜欢的时段就是所谓的“黄金时段”。在多元化的媒体环境下，每一种媒体都有着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将新媒体与传统的电视媒体进行优势整合，才能够实现电视媒体的价值最大化，才能使电视媒体真正地走向新媒体时代。因为电视媒介本身的特征使其具有着运用新媒体的天然平台，这主要表现在二者都是视听同步的一种传播媒介，二者的受众都需要借助于屏幕来接受信息，而这也是二者进行资源整合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视媒体运用新媒体的某些特征补救自身存在的差异性成为了维持其发展的必然。
五、结语
电视人只有深刻认识和理解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并充分重视新媒体传播地位，积极探索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的渠道和内容融合模式，才能真正地利用互联网和终端探索到受众需求，从而在即将到来的三网融合时代获得生存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海霞.电视与新媒体的“竞合 ”策略探究 [J] .东南传播，2011 （11）
关键词 广播电视；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实践创新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7-0204-02
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广播电视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审时度势、抢抓机遇、乘势而上，这是当代广播电视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
1 媒体融合的认识
广电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基于对传统广播电视地位作用和优劣势的清醒认识，是广播电视集团实现传播现代化、增强主流媒体公信力、影响力的必由
之路。
1.1 广电媒体的困境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运用的突飞猛进，广电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越来越受到来自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网站等新兴媒体的挑战。从媒体发展格局看，受众规模不断缩小，市场份额逐渐下降；从舆论生态变化看，大量热点信息在网上迅速传播，新兴媒体的舆论影响力越来越大。新形势下，广电媒体提升自身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力，已经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1.2 媒体发展的趋势
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最大的竞争优势是数字化、网络化、多屏化和个性化，并且在传播形态上具有更强的交互性。“覆盖区域化、用户精准化、功能平台化、内容特色化、使用移动化”是当今传播媒介发展的趋势，广电媒体要实现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必须在实时、互动、多媒体方面有所突破。
1.3 统筹发展、优势互补
推动广电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现阶段，广播电视仍然是国内多数广电系统主要的经济支柱和最重要的品牌资源，因此做精做强做优广播电视节目是根本核心。传统广播电视在体制、内容、渠道、队伍等方面存在优势；而新兴媒体在技术、应用方面存在优势，融合发展要做到优势互补。
2 媒体融合的实践
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信息时代，所有人都被裹挟在信息化数字化浪潮中，此时传统媒体的创新实践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作为一家省会城市台，杭州文广集团在与新兴媒体融合上做了有益的探索。
2.1 媒体融合方式多样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杭州文广集团在基于移动互联网媒体平台的拓展上卓有成效，台网一体化运作方式日渐成熟。2014年，杭州文广集团大型益智节目《鸡蛋碰石头》推出同名手机游戏，引发观众强烈关注；FM89杭州之声联合定位APP“咕咚运动+”，推出“夜跑最杭州”，一周内参加人数就超过3000人；交通91.8电台凭借品牌影响力，官方微信用户数超过了60万，在国内同类城市电台中创造了奇迹；杭州文广集团旗下的杭州电视台、爱杭州、杭州帮等移动客户端日均点击量超过了35万次……
现在，对于杭州台的广播电视运营者来说，微博、微信和移动应用，已经成为信息传播、节目推广、活动营销的常规武器。
2.2 主流声音多媒体传播
杭州文广集团把媒体融合理念运用于重大主题、突发事件的报道中，采取多媒体展示，多平台推送，使新闻报道更为实时互动，更为丰富多元。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交通91.8推出了《你的声音直通北京》栏目，利用官方微信征集民意，并把听众发来的意见建议传递到代表委员中。在去年杭城“7・5”公交放火案的新闻报道中，媒体融合充分发力，通过视频、文字、图片、长微博、信息推送等方式，抢占新闻“第一落点”，正确引导了社会舆论，展现出融媒体在大事件报道中的传播效应。
2.3 媒体互动交流常态化
杭州文广集团在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十分注重用户的体验，加强与受众的互动交流，专门建立起服务平台。各个频率频道的主要栏目都开通了官方微博、微信，与用户建立起实时的互动交流机制，既提升了媒体的服务意识，同时也丰富了栏目的内容。杭州网的“杭网议事厅”、杭州电视台的“我们圆桌会”通过网上征集话题、网答受众咨询投诉、邀请市民参政议政等互动方式，成为政府和市民的连心桥梁。“城市通”、“爱杭州”等APP开通，为杭州市民提供全面的生活资讯和周到的民生服务，成为老百姓身边的好帮手。
3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思考
媒体融合发展是传媒领域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综合来看，广电与新兴媒体融合是一个全新课题，在发展进程中，存在着政策机制、内容形式、技术手段、人才素质、资金投入等诸多方面的制约与影响，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用创新的精神、务实的举措予以突破。
3.1 加强政策扶持
媒体融合发展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行政引导。国家已经从战略层面部署了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工作任务。对各级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政管理部门来说，加强统筹协调，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认真谋划，推出切实可行的扶持举措，引导融合发展深入进行。国家级、省级广播电视媒体应是广电媒体融合发展的主力军。地方广播电视媒体应量力而行，在财力、人力和物力允许的基础上，优化资源、集中力量，探索建立媒体资源共享平台。
3.2 坚持内容为王
现代传播理念内容是核心。媒体融合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内容为王”，把内容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话语优势。广播电视媒体应始终秉持主流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在品质上追求专业权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在信息采集、核实、分析、解读等方面的优势；在传播上提升感染力与吸引力，生产出更多内容积极向上、样式鲜活的节目；在服务上注重分众化与互动化，加强与用户的互动交流；在形式上探索节目产品的可读与可视，从单一到多元的升级融合，满足多终端传播和多种体验的需求，使传统广电媒体抢占网络空间的制高点，把握舆论宣传方向。
3.3 加强技术运用
广电媒体要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趋势，重视技术建设，加强信息技术引进和研发，不断提高传播技术水平。一方面，积极发展网络广播电视台，把优秀节目推送到互联网电视、移动手机、平板电脑等多媒体终端；另一方面，加快地面数字电视建设，探索4G等高清电视传输技术，努力提高公共电视服务。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社交网络平台，通过建立公众服务号、官方微博等方式，拓宽互动渠道，增强广电媒体黏合性，扩大用户规模，提升传播效果。
3.4 创新内部管理
探索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通过内部革新，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以及人才队伍的共享融通，形成一体化的传播体系和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中央厨房式的全媒体数字采编平台，实现采编播流程的集约化、数字化，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主动调整节目制作内容，最大程度满足受众的需求。
论文摘要：媒介融合趋势给应用型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从媒介融合趋势对应用型新闻教育的内在要求出发，探讨现行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的不足，从调整课程体系、改进师资结构和实验室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培养“一专多能”复合型新闻人才的路径和建议。
“媒介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兴作业模式。在信息传输通道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媒介融合”把报纸、电视台、电台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手机、手持智能终端等新兴传播通道有效地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近年来，这种新型整合作业模式已成为国际传媒业的新潮流。
一、媒介融合趋势亟需复合型新闻人才
媒介融合对整个媒介生态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其中人才战略是改革的重点。高校的新闻学教育，必须关注并适应这一变化，以前瞻性的眼光和广博的知识储备，不断改革新闻学教育，培养适应未来市场需求的媒体融合复合型新闻人才。
追溯起来，用“融合”（Convergence）一词来描述媒介的发展状况，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是第一人，他于1978年最早提出此概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兴盛，“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术语逐渐成为描述媒介发展趋势的通用概念。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因此呈现出多样化的视角。这些研究可以说铺展到了与媒介相关的所有方面，包括媒介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涉及到媒介经营与新闻传播的各个角落。
在媒介融合理论研究日趋繁荣的进程中，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实践也日趋兴盛。2000年，美国媒介综合集团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建立的“坦帕新闻中心（Tampa’s News Cente r）”，是美国新闻界公认的进行媒介融合试验最早的也是比较成功的典范。其后，美国、英国、新加坡、日本等多个国家的百余家传媒机构都相继开展了媒介融合的探索与实践，并逐渐形成国际传媒业的新潮流。
国际传媒业媒介融合理论研究和新闻实践的发展，呼唤着复合型新闻人才。曾到美国作访问学者的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在总结美国比较成功的媒介融合案例后提出，媒介融合后新闻传播业需要两类新型人才：其一是能在多媒体传播中进行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其二是能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1]第一种人才很难通过短期培训培养出来，只能在媒介竞争中大浪淘沙磨练出来。第二类人才的主要特点是技术全面，能够同时为报纸写文字稿件、为电视拍摄新闻节目、为网站写稿。第二种新闻人才是可以通过系统的培训培养出来的。新闻院校可以也应当承担起第二种人才的培养任务。2005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世界上设立了第一个媒介融合（convergence emphasis of sequence）专业。目前，美国很多新闻媒体、新闻院校和媒介组织都在进行这类培训，让文字记者学习摄影、摄像技术，报纸编辑学习音频、视频编辑技术和图表制作等。力图通过人才战略的实施，在未来的传媒竞争中抢占先机。
近十年来，国内媒介融合大势乍起，但媒介之间的融合主要还是在报纸与网络之间，广播、电视与网络之间的单向融合。2007年前后，新华社、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等先行者，开始进行多媒介融合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他们在探索与实践中，迫切需要且目前仍感奇缺的，也是媒介融合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与业界的探索实践相呼应，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学教育的改革已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2005年，蔡雯等一批赴美交流的学者首先向国内介绍了“媒介融合”的相关理念与实践；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在全国首设新媒体专业方向，开展了媒介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践；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但是，与国外新闻教育的改革相比，国内新闻院系的改革相对比较缓慢。学界对是否需要从新闻教育的角度对媒介融合的趋势进行回应，至今仍有争议，主要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应该努力培养学生全方位的技能，使之能适应各种媒体的要求；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媒介融合教育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可能培养什么都精通的人才，这样会让学生什么都会但什么都做不好。[2]总的来看，虽然还有研究者对媒介融合的人才培养目标持疑虑的态度，新闻教育界针对媒介融合趋势的教学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但是，对这一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趋势及早做出主动性反应和调整，在人才培养体系上未雨绸缪，终归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做法。
二、现行新闻教育与媒介融合内在要求的不相适应
面对国际传媒业方兴未艾的媒介融合大潮，我国现行的新闻教育在教育理念与新闻实践上，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新闻教育要超前把握，开展媒介融合教育，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认真解析存在的问题，并有的放矢地探索解决方法。 转贴于
笔者认为，现行新闻教育实践，在应用型专业技能教育与媒介融合教育的内在要求之间，主要存在三大矛盾：
其一，学生多技能学习与有限学时的矛盾。我国现行的新闻教育，大部分采取按媒体分专业进行专门性教育的学习方法。各新闻院系的学生，基本上是4年时间学习一种媒体的传播知识与技能。要使学生毕业后适应媒介融合的工作环境，则要求他们在4年时间内掌握多种媒体的传播知识与技能。如何处理好学习内容与学习时间的矛盾，是培养媒体融合复合型人才亟待解决的问题。精通某一媒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涉及的内容很广，既需要广博的基础知识和相关的专业知识学习，也需要专业技能的培训与实践。大学四年时间，要求学生掌握并精通纸质媒体、广播电视媒体和网络、手机等多种媒体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其二，现有师资队伍与媒介融合教育的矛盾。这一矛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老师的知识结构和综合性媒介素养的差距。目前，承担新闻教育的教师，大部分是从学校毕业后任教的。他们在校所受的教育都是单一型媒介的，只熟悉或了解某一媒介的知识和技能，缺乏对多种媒介融合贯通教育的媒介素养。即使部分从媒体转到院校的老师，此前的媒体实践也主要集中在单一媒体，同样缺乏综合媒介素养。二是媒体的实践经验不足。大部分教师是从学校到学校，对新闻业界的现行变革状况了解不够，媒体实践经验特别是多媒体融合的实践经验明显不足甚至是空白。三是教师担当的现行课程体系与媒介融合教育的矛盾。目前，各院校新闻专业的课程体系，基本还是按单一媒体教育的要求设置的。老师在教学中，也是按单一媒体教育的要求进行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组织的。其三，是媒介融合教育与单一媒体实验室的矛盾。目前，各院校的新闻实验室依然是按照单一媒体教育的要求，分门别类地设置实验室的，如摄影实验室、电视非编实验室、报纸排版实验室等。媒体融合教育，要求实验室的设置也能实现多媒体融合，使网站、音视频、掌上媒体及传统纸媒通过一体化的管理流程，实现多业态、多时段的生产、与运营，而不再是过去各种媒介各自独立的实验室。
三、培养“一专多能”复合型新闻人才的可行性路径
未来媒体的主流传播形态必定是多媒体融合的传播形态，新闻学教育应超前把握，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势，主动适应未来市场发展的需求。针对现行应用型新闻教育与媒介融合教育内在需求的不适应，我们不妨变换一种思路，从培养“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的角度，探讨应用型新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一）改革课程设置，变单一教育为全媒体教育
针对学生多技能学习与有限学时的矛盾，高校可以“一专多能”为导向，对新闻教育专业培养方案进行改革。在4年的大学教育时间内，可以让学生集中精力学习和实践某一媒体的知识与技能，对其他媒体的知识与技能则依据学生自己的爱好和可能，以选修课的形式，让其选修涉猎。对“一专”的媒体，要求学生能熟练地掌握其专业知识和技能，达到“精通”的目标；对“多能”的媒体，则只要求学生能了解和一般性地知晓其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大学一、二年级可以集中安排通识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并完成各专业的初步技能课程，使学生在入学之初，在培养媒介基本素养和综合素质的同时，即对各媒体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有所了解，初步树立媒介融合的理念，掌握媒介融合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第三学年，则可以设置专业方向课程。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将来可能就业的方向，选择专业。对所选专业方向的知识和技能，要按照“精通”的要求设置相关课程和实践体系。与此同时，以选修课的形式，让学生对其他专业的课程进行选择性学习，达到“一专多能”的要求。
（二）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培养全媒体教师队伍
要提高师资队伍的综合素养，当务之急，是要引导教师清醒地认识当前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培养超前把握的责任意识，逐步树立媒介融合教育的理念。在此基础上，要引导教师深入研究新闻业界的变革与发展。运用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解析媒介融合的理论建构、技术支撑、体制架构和运行机制等，对媒介融合实践进行综合分析和理论归纳，为媒介融合教育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针对媒介融合教育的内在需求，要充分发挥各位老师的业务专长，使其在培养学生“一专”的知识和技能上发挥作用。讲授专业课的老师要有计划地“走出去”，进一步了解当前业界的变革和发展状况，及时将最前沿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与此同时，要大力改革新闻教育的课程体系。在大一、大二阶段，可以尝试在专业基础教育上将各媒体打通，同一门课程试行多个老师讲授多种媒体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大三、大四的授课则要突出“精通”意识，引导学生在精通某一媒体的基础上达到对其它媒体更深层面的认知和熟悉。
（三）打通媒体界限，构建以媒体融合实验室为中心的实践基地
要从媒体融合教育的需要出发，建成与未来市场发展相适应的全真教学实验室。要大力开发基于全媒体资源库的多种媒体业态融合的实验室管理系统，使网站、音视频、掌上媒体及传统纸媒通过一体化的管理流程，实现多业态、多时段的生产、与运营，而不再是过去各种媒介各自独立的实验室。媒体融合实验室要实现全媒体一站式全流程运作，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媒体融合意识和操作能力。在教学实践中，要努力把课堂和实验室变成解读与创新媒体融合的模拟试验田，紧跟业界媒体融合的创新实践，培养合格的“一专多能”型全才。以媒体融合为导向，培养“一专多能”式复合型人才，是新闻学教育亟待解决的课题。它期待着更多的探索与实践进行破题攻关！
参考文献
多媒体教学不是单纯的传统面授，也不是单一的电化教学，而是两种教学方式的融合与创新。融合，表现为兼取两者之长，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创新，表现为两者不是简单相加，而是按教学设计理论对教学全过程进行系统的优化设计。多媒体教学注重现代视听媒体的充分合理应用，真正做到视听组合，动脑、动口、动手相结合，全防卫地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更加符合学生学习与认识事物的规律，更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
如，在教学“长方体和正方体的初步认识”时，运用多媒体教学，将长方体的6个面形象地战士在学生目前。帮助学生理解长方体有6个面，每个面都是长方形；还有12条棱，分为3组，每组4条棱长相等的概念。学习过程中，学生兴趣盎然，学习效率高。
留点时间、空间，让学生表现自我，“以学生发展为本体”思想的体现。数学教学中，不仅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只有当每个都有主人翁意识，才能彻底改变过去被动式的学习状态。而体现学生主人翁意识的根本点是学生参与教学的深度与广度。学生只有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才能在学习活动中不断认识自我、表现自我、发展自我。因此，在教学中要留下足够的时间、空间，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充分地、主动地、积极地表现自我，使他们的不同潜能能得到相应程度的发挥，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育华小学：夏念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