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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际政治的本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无政府状态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起点。迄今为止的国际政治教科书认为，国际政治发生在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场景里，不存在一个超越单个主权国家之上的机构能够拥有权威可以立法和解决国际争端;国家之间可以缔结条约，但没有高高在上的国际权力可以保证各国履行条约，处罚违反条约的行为。无政府状态的假定最初来自诸如霍布斯之类的经典现实主义学者，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国家之间没有信用和仲裁可言，没有保证国际合作的国际机制，因此，国家要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安全，最好的而且惟一的办法就是加强自身的力量，把自保作为主要的生存之道，战争状态一度成为了无政府状态的同义语。后来的现实主义学者如摩根索特别是华尔兹在演绎其现实主义的科学理论时，都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惟一假定。如果这样理解无政府状态的话，国家之间无社会性而言，权力斗争和物质性竞争成为了国际政治的主旋律。
难道国际政治中的合作永远是次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吗?难道国际政治中没有社会性吗?难道主权国家的最高法则就是自保和自私吗?难道除了国家利益之外就没有国际利益和全球利益吗?国际之间的规范关系包括制度化的关系能否对国家行为产生重要的制约?人类社会难道没有进步性吗?
上述一连串疑问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国际政治中有没有社会性?国内政治显然是有社会性的，任何个人都有明确的社会分工，个人无法离开社会而生存，道德、法律以及政府机构保证个人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人的本质不是他自己，而在于他的社会性，即人天生具有合群性，社会性更能体现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继续并且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天才论断，认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那么，国际政治中是否具有社会性呢?回答是肯定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性不能完全比照国内政治的社会性。在国内政治中，个人离开了社会就不能够生存与发展，国家由社会产生并由社会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环节，政府治理与个人成功的重要依托是社会化与道德文化体系。国际政治中的社会性显然远逊色于国内政治。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可以长期在相对封闭和无道德的环境下生存。但是，随着全球化与世界交往的发展，任何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越来越离不开国际交流与贸易往来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讲，在国际政治中，社会性主要是指主权国家在政治、安全与文化上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对于共同价值、共同制度和共同命运的真正尊重。当然也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国家行为体之外的国际组织、国际制度、NGO、国际运动甚至个人对国际间政治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们不能以国际政治中没有出现一个中央政府来否定国际政治的社会性。国际政治社会性的集中表现是国际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世界体系的形成与膨胀，以及以国际制度与国际政治文化为重要外化形式的国际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扩张。国际政治具有社会性，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主权国家之间缔结成某种社会契约。在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黑格尔等推崇国家主义的思想家看来，国家就是最高的理性，是自由的最高体现，国家之间不能够也不应该达成某种社会契约，国际无政府状态因而也是天经地义的存在。但是，世界主义的思潮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试图建立世界政府或者欧洲合众国或者康德的“主权国家的自由联盟”，追求一种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社会契约，虽然历经多少次失败，但毕竟在走向一种现实化了的可能性，特别在欧洲联盟的成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19世纪以来世界主义在欧洲实现的希望。另外，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不争现象是，主权国家之间从来就在一种契约环境中生存与发展、冲突与合作。19世纪中期，欧洲有关各国就开始对于莱茵河、易北河等国际河流的管理达成了国际协定，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更多的国际条约发生在交通、运输、电信、邮政、公共卫生、经济贸易、战争与和平等许多领域。1919年出现的国际联盟，1945年诞生的联合国，以及1994年出现的世界贸易组织均形成了对主要主权国家的契约关系，这些国家愿意让渡较重要的国家权力，并保证遵守国际条约，接受有关国际机构的强制性制裁。联合国的维持和平功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安全功能，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个别职能，都出现了类似国内社会契约保证方面的强制作用。这意味着，即使在国际政治中(在全球性的国际公共领域)，社会契约的达成也是可能的。
从理论上讲，作为理性自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克服集体行动失灵的难题，缔结国际制度，形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契约，不仅是因为开放条件下的国家行为体之间有着利益上的合作与共赢空间，而且因为国家之间存在长期持续的话语沟通以及广泛的公共批语领域。根据江忆恩的观点，在共同利益和共赢程度不足以支撑集体行动的情况下，国家一方面仍然有可能在信息充足、劝说者富有权威、重复说服等条件下形成共有的偏好和信念，扩大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出于增加国际地位、荣誉和威望或惮于国际社会的谴责、羞辱、惩罚引起国际地位丧失的考虑而加入到集体行动和国际契约中，简言之，“说服行动”和“社会影响”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化进程，使得有关国家或自愿服从某种共识，或慑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遵从某种理念，从而促进国际制度的创建和维持，巩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与社会性。
第二，主权国家之间形成了某种较为稳定的国际秩序。社会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其秩序性。虽然秩序性与社会性不能完全等同，但联系密切。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的行为持有可信的预期，说明社会性在起作用，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有序状态。在国内政治中，由于中央政府的强制力，这种可预期性更加明显，而在国际政治中，由于缺乏世界政府，国际秩序更多地需要战略克制、国际道德与国际条约，这种可预期性就小得多，但是这两种秩序都是社会秩序，均本质上反映了人类的“首属群体”性，表明了人类社会中的共同生活方面。秩序是对于社会性的要求，但是不同的社会性对于秩序的条件要求又是不同的，用布尔的话说，“在国家之间与在个人之间，实现有序状态的条件是不同的”，对于国内政治来说，实现国内秩序必须要有中央权威的力量，因为一方面个人在自我安全的保护方面远不及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另一方面，个人的生命非常短暂，比较容易进行冒险行
为和非理性行为，必须有一种强制的政府力量来威慑个体或者部分群体的非理性行为。而在国际政治中，至少在目前的世界历史中，完全可以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实现国际秩序，即使没有大国的主导性治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协调，主权国家都会遵守主权国家建立时的基本国际规则。17世纪有威斯特伐利亚秩序，18世纪有乌得勒支秩序，19世纪有维也纳秩序，20世纪有凡尔赛秩序、华盛顿秩序、雅尔塔秩序等等，这些都是大的国际秩序，不同的时段还有很多小的秩序，每个秩序都是有关国家从国际谈判、大国会议和国际斗争中得来的，由国际条约明确规定和国际权力机制加以保证。当然，不同的秩序所代表的国际社会性或者公益性程度不同，其生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一样，其可持续性也有较大差距。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c主权国家的秩序是主权国家的外交实践本身建构起来的，这种外交实践体现了人类的进步性，反映了多数主权国家对于历史发展的呼吁，也符合代表人类社会前进方面的各国国内社会发展方向，因此，国际政治中的秩序建构虽然与国内政治有着形式上的不同，但都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要求，是人的社会性在不同层次上的反映。
第三，主权国家之间具有天生而且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国际政治社会性的较明显体现，就是主权国家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性是天生的，因为主权国家的建立从其本源上讲，意味着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成立，都不再依赖于国家之上的权威的统治，但是也不是完全根据自身的强大与否决定其生存问题。主权意味着平等权，即在国际政治中，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是平等的，都在确保自身生存合理性的同时也承认其他主权国家的生存权利。这样的一种相互承认权，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相互依赖性。洛克可能是最早在政治哲学领域阐明这种相互依赖性的思想家之一，他反对霍布斯关于国家与社会起源的学说，认为自然法旨在“约束所有的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不互相侵害，使大家都遵守旨在维护和平和保卫全人类”，这种社会本质性就是相互依赖性：各国间大致形成了最低限度的互信度和共识，遵从一种“我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主权制度由此建立起来，相互间承认对方有一定的领土作为专属辖区，以拥有一种“生存与自由的权利”。如果说洛克的思想论证了主权国家天生相互依赖性的来源的话，那么，对于国际政治中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的洞察者则是格劳秀斯，他认为主权国家具有共同的规则与制度，最经典的国际行动是“国家之间的经济与社会交往”，这无疑都是对主权国家的社会本质性的另一种正确判断。然而，马克思看得更远。他洞察到，主权国家的相互依赖性反映了民族国家发展的内在需求，体现了世界生产力对世界生产关系的根本要求，是经济全球化本质的社会外化。世界交往、贸易与生产力的扩展，“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总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全球化浪潮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了更为本质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进入了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不仅在能源、金融、市场、生产诸方面相互依赖，而且在安全与社会交往方面相互依赖，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与贸易方面相互依赖，而且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相互依赖。复合相互依赖出现在国际交往最为密集和频繁的地区，成为国际政治社会性最突出的表现。
第四，主权国家之间具有某种体现共同价值观念的国际政治文化。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是社会性的最高体现之一。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基本价值架构或规范的内化程度越高，社会同质性和社会化程度就越高。一个社会若出现了意识形态或者主流文化价值的缺位，那么，这个国家或者社会就处于危险状态和动荡状态，社会性就较低。同样道理，主权国家之间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条件为是否存在共同的国际政治规则，是否拥有最低限度的国际政治道德，是否对未来的世界政治文明持乐观向上的态度。其实质是，是否承认基本的国际政治文化。什么是国际政治文化呢?它不是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概论的简单延伸，不少国际政治社会学家意识到了国际政治文化的问题，我们认为，国际政治文化是国际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所达到的，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国际道义、战争与和平、生存与发展、国际交往、国际权威与国际治理等一系列关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所拥有的最低限度的共识。从形式上讲，它包括绝大部分国家所遵循的全球性国际制度、联合国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有关国际政治运作的理论认知、观念信仰、基本态度和价值认同，等等。国际政治文化也有一个生成与发展并不断丰富、不断扩大、不断内化的过程。以国际法为例，近代国际法主要是16世纪和17世纪西欧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是由英国、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外交习惯与条约形成发展起来的，但到了19世纪就开始大量吸纳欧洲以外的基督教国家的法律成果，20世纪20年代以后，“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法律体系”、非基督教和非欧洲文化和文明对国际法的贡献增加，目前的国际法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各主权国家面对共同的国际问题不断创新的全球法律体系。
第五，国际政治不是无国际治理的领域。国际政治中，之所以国际关系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之中，有着许多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制度治理或者文化治理的背后，总有着重要的国际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些国际力量中最根本的是大国;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多边性国际组织与国际运动;最后，还有日益活跃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这里有必要重视大国在国际治理中的作用。在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往往看到了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破坏作用，而忽视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积极作用。大国固然有正义的大国与非正义的大国之分，也有资本主义大国与社会主义大国之分，但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是，国际政治中的战争与和平往往由大国来负责，破坏和平的往往是大国，而结束战争保证和平的也是大国。在一个单极国际体系里，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上往往具有最大的发言权，当然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为所欲为，最大的发言权表明它在国际治理方面有着最大的责任。从历史上看，一个时期内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状况，与这个时期内的最大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最大国家的国内政治与经济必然以某种形式反映到国际行为上来，比如国际经济援助、意识形态的国际示范效应、国际会议的召集情况、国际安全情况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大国在国际治理方面的特殊责任与功能，并不能当然地认为，大国的治理模式就是权力治理与单边主义，相反，一个大国拥有较大国际承认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个国家最愿意奉行多边主义，重视国际合作的时候。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温特在这部著作中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涉及的重要概念提出了富有意义的质疑，首当其冲的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
一
华尔兹对经典现实主义的一个重大革新是把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素从人性转移到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为权力的争斗，其动力来自人的本性，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充分反映了这种以人性为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观点。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华尔兹在第一部著作里并没有完全否认人性的因素，但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开始把体系结构作为国际政治的唯一分析层次，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的最根本秩序原则。参见KennethWaltz,Man,theSt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
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NewYork:McGrawHill,1979).其他理性主义（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与华尔兹观点是一致的。阿尔特和杰维斯认为“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根本事实”；奥伊指出：“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因为没有中央权威机构可以限制对利益的追求。”RobertArtandRobertJervis,InternationalPolitics
(Boston:Little,Brown,1986),2nded.,p.7;KennethA.Oye,
CooperationunderAnarch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p.1.以上转引自HelenMilner,“Anarch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
inDavidBaldwined.,NeorelaismandNeoliberalism:TheContemporaryDebate
(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pp.144-145.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以无政府性为起点研究国际制度。他把无政府性视为“表述了国际政治的特征”的基本体系要素。Krobert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Boulder:Westview,1989),p.1.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美国研究理性主义学派对无政府性不加质疑地接受说明了无政府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地位，也表现出无政府性这一概念的几重意义。首先是其本体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既然是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性。只要国家体系存在，无政府性就是这个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其次是方法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成为国际政治中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无需质疑即可以认为属真的东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都以这个假定开始。如新现实主义从无政府性开始考虑为生存的竞争，新自由主义则从无政府性开始讨论为发展的合作。第三是学科意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这两个政治学的基本次领域也是以这个基本假定分界的。这样，无政府性就具有了对国际政治定义的功能。
无政府性的基本定义是没有集中的权威权力机构。虽然无政府性具有无秩序状态的意义，但是现在很少有人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无秩序状态。布尔对国际体系存在秩序的事实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并因此称之为“无政府社会”。HedleyBull,TheAnarchicSocie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7).所以，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无政府性即缺乏有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亦既华尔兹所说的“缺乏全体系范畴的权威机构”和基欧汉所说的“世界政治中缺乏一个共同的政府”。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88；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p.1.对于新现实主义来说，无政府性派生出两种国际关系的基本意义。第一，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使得国际体系必然是自助体系。在无政府条件下，体系单位是相似的单位，具有同等的，在它们之上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无政府性意味着权力分散，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能够保障个体成员的安全，因此，体系成员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生存和财产权利。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p.91-93.第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使得国家必然寻求和推行权力政治。无政府性造就自助体系，自助体系导致安全困境，国家面临安全困境的应对方法只有采用权力政治的政策，其结果是无休止的权力竞争和利益冲突。根据这种推理，格里克指出：“国际无政府性造成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JosephM.Grieco,“AnarchyandtheLimitsofCooperation:ARealistCritiqueoftheNewest
LiberalInstitutionalism,”inBaldwined.,NeorealismandNeoliberalism,p.116.
所以，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假定国际体系具有无政府性的基本特征，由于无政府性的存在，国际体系必然是自助体系，自助体系又必然导致权力政治，结果是军事竞争、势力均衡和国际战争。这被视为无政府性的唯一逻辑。新自由主义虽然在权力政治问题上面有所保留，但是同样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自助本质作为基本理论假定，把研究重点置于国际制度如何削弱无政府性的负面影响上面。RobertAxelrodandRobertKeohane,“AchievingCooperationunderAnarchy:StrategyandCooperation,”
inOyeed.,CooperationunderAnarchy,pp.226-254;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
World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关于国际制度和无政府性问题，亦参见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1、291-297页。这样，无政府性似乎确实成为国际体系的固有属性，成为国家行为体的国际行为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成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成为一切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
二
无政府性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第一推动似乎从来没有受到认真的质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尤其是体系层次的研究，大部分是以无政府性为切入点的。但是，无政府性是国际体系根本特征和客观属性的命题是否确实属真？这是温特提出的一个重要质疑。温特在1992年的重要论文里对无政府性提出了质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参见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s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WTBZ〗,Vol.46,1992,pp.391-425.根据逻辑推理，如果自质真是由无政府性派生的，权力政治真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那么，无政府性的竞争逻辑也就属真，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命题也就成立。但是，如果推导不出这种逻辑上必然，无政府性的实质、内容和作用都须另当别论。
所以，要从根本上否定无政府性作为国际政治第一推动的论点，就要证明自和权力政治不是无政府性派生出来。为此，温特作出的替代假设是：自和权力政治的产生和存在是国际体系成员的互动进程和实践活动导致的，与无政府性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没有国家直接的实践活动，就没有国际结构，就没有所谓的无政府逻辑。由于自和权力政治是国家之间互动的产物，所以它们是社会性、制度性因素，不是无政府性内在的逻辑和必然的结果。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4-25，313-318页。
首先来看无政府性是否必然派生自。
新现实主义认为，自身安全是行为体的第一考虑。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保证行为体的安全，行为体只好自行保护自身安全。所以，无政府性必然派生自体系。温特的驳论是：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即使行为体的第一考虑是自身安全，体系也不是必然呈自质。当体系呈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至少有着两种可能的体系特性：(1)如果体系成员相互之间是敌人，那么，行为体势必担心自我安全，并且需要依靠自助的方式保证自己的安全，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体系呈现自。(2)如果体系中的成员相互之间是朋友，行为体就没有必要担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行为体相互之间不会形成安全威胁，并且即使受到其他非体系行为体的威胁，也会相互维护安全。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体系不呈现自，而呈现助他性。据此，体系是否呈现自不在于它是否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在于体系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91-193，318-328页。
身份关系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行为体之间的社会性互动实践确定的。两个从未谋面的行为体不可能互为敌人，也不可能互为朋友。它们只有通过相互接触和相互行动，才可能确定对方是敌是友。正是这样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互主意义，亦即形成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共有观念或集体意义，集体意义建构行为体身份，也建构了与行为体身份相吻合的利益。当行为体考虑自身安全利益的时候，首先影响到这种考虑的是自我与他者的认知性认同：正向认同就是朋友，反向认同就是敌人。无政府性到底具有什么逻辑、体系中物质权力分配到底有什么意义，都取决于这种认知性认同的差异。如果国家相互之间是反向认同，无政府体系就是争斗性的安全体系，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体系当然是自助体系。如果国家之间是零向认同，无政府体系就是一个个体安全体系，一个国家的安全是这个国家自己的事情，与其他国家无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如果国家之间是正向认同，则它们就把他国安全视为自己的事情，属于自己责任所在，这种体系仍然呈无政府性，但其基本特征不是自助，而是他助。
以上三种体系都可以出现在无政府性体系之中，即：在无政府条件下可以产生自助，也可以产生他助。这说明，产生自助和他助的根本原因不是无政府性，而是体系成员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认知性认同或互主意义。这就从逻辑上证否了无政府性派生自的命题。
我们再来看无政府性是否必然导致权力政治。
权力政治是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一种基本理解，即：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的无政府特征使国家之间出现不可避免的安全困境，由于体系的自助特征，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能够保证国家的安全，国家只有通过推行以权力政治为基本内容的对外政策。这是结构的选择，是无政府性自助体系的必然结果。同上，第328-332页。针对这一观点，温特指出，权力政治是社会建构，不是无政府性必然派生出来的结果。任何促成行动的意义产生于社会互动，权力政治也不例外。为了说明无政府性不可能必然造就权力政治，温特使用了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假定自我和他者是两个行为体，没有预先的互动经验，那么他们在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不一定非要感到对方是在威胁自己。如果第一次相遇他者发出的动作和信号是威胁性的，自我经过接收、解释和赋予意义这样一个过程，把这种信号也理解为威胁性之后，才会产生威胁感。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友好性质的，自我经过同样的认知过程把信号也理解为友好的，那就不会认为相互具有威胁。是否具有威胁性是双方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共有知识建构起来的。这也就是说，没有互动性社会实践活动，也就没有威胁和被威胁的意识，促成行为体采取行动的意义也就不会存在。双方对对方在互动过程中的信号有着共同的理解，形成互主知识。这种互主知识不断由互动行为加强，并相对稳定下来，形成观念结构。正是这种观念结构赋予行动以意义。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7-338，412-422页。
据此，两个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相遇，可能成为朋友，也可能成为敌人，关键取决于国家采取的行动和对这种行动意义的理解。一方发出的信号被另一方理解为威胁，并针锋相对地发出同样威胁的信号，安全威胁才会产生，安全困境才得以确立，权力政治才可以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石。如果一方发出的信号被另一方理解为友好，并发出同样友好的回报信号，则不会出现安全威胁和安全困境，双方甚至可以形成安全共同体。所以，结构在本体上取决于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困境不是无政府体系固有的，而是被行为体的互动实践所建构的。如果国家处于安全困境之中，这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实践活动造就了安全困境，改变它们的实践活动，就可以改变导致安全困境的共同知识和互主意义。因此，权力政治是社会建构，是行为体在互动行为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权力政治是国家建构的，不是无政府性派生的。
从这个推理可以看出，国际体系本身没有内在的因素使两个国家行为体必然产生敌意。把权力政治必然化的前提是确认无政府国际体系必然造就安全困境。温特指出，这是一个错误命题。实际上，无政府体系本身不足以导致安全困境。这样，无政府性导致权力政治的命题也被证否。
证否无政府性的两个基本命题也就证否了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命题，被新现实主义界定为无政府性唯一逻辑的竞争性国际政治也就不能够继续成为唯一的逻辑。“无政府状态……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版序》，第41页。这一证否意义重大：它已经不再是针对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保护带的辅助假说的质疑，而是针对这个理论体系基本命题的“硬核”本身的质疑。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第三节。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疑。
三
既然体系的性质和权力政治的形成取决于国家行为体的互动实践，那么，就没有单一的无政府性，也没有单一的无政府逻辑。行为体的互动实践可以造就多种无政府逻辑，建构多种无政府文化。关于温特对国际体系文化的论述，参见《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六章。这一章从理论上阐述了国际体系文化的类型、内涵、逻辑和形成，是该书的精华所在。
温特提出了三种理想类型的国际体系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所谓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亦即个体之间共有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同上，第180页。这样的知识只能在社会范畴内存在，也只有在社会意义上产生。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规范、制度等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造就的。国际体系文化的构成是由行动者之间的角色结构决定的。角色结构指行为体所相对主体的位置。同上，第325页。国际体系中可以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不同的主导角色结构产生不同的主导国际体系文化：敌人角色结构建构霍布斯文化，对手角色结构建构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康德文化。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逻辑。
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是由敌人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enmity)。国家相互之间的再现是敌人，行为原则是不承认其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并且可以无限制使用暴力。如果国家之间相互角色是敌人，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力图摧毁、消灭，或改变对方；(2)时刻把对方意图向最坏处考虑，任何事件都会与敌意联系在一起；(3)军事实力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既根据敌人的军事实力预测敌人的行动，又认为自我军事实力是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军事方式被认为是唯一可以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手段，发展军事力量被视为安全的保证；(4)如果爆发战争，就会无限制使用暴力，直至消灭对方或被对方所消灭。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8-335页。所以，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军事实力，相互之间的安全完全是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这是完全意义上的霍布斯自然状态。
第二种理想类型的文化模式是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竞争(rivalry)。竞争和敌意有着本质的不同：竞争的双方相互承认生存和财产权利，这种承认由制度表现出来。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如果国家之间的相对主置是竞争对手，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承认相互。虽然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争执会涉及边界甚至出现领土变动，但是作为一种制度是得到普遍承认和遵守的。(2)重视绝对收益。因为生存问题不是最紧迫问题，所以行为体趋于重视绝对收益，重视未来效应。(3)军事实力比重减弱。虽然竞争导致的冲突可能使得国家诉诸武力，但是军事力量的意义已经不像对敌人那样至关重要。(4)暴力受到限制。一旦战争爆发，竞争对手会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同上，第350-354页。洛克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所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杀戮。温特认为从1648年至今的国际体系主导文化是洛克文化，制度是洛克文化的标志性印记，国家的低死亡率表明了生存和允许生存的逻辑。正因为如此，华尔兹表述的国际体系是洛克体系，而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霍布斯体系。同上，第357页。
第三种文化模式是康德文化。康德无政府文化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核心内容是友谊。在康德文化中，国家之间相互再现为朋友，并为之遵循两条基本规则，即非暴力规则和互助规则。这两条规则界定了康德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基本行为取向：非暴力规则意味着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互助规则意味着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将予以帮助。这不是说朋友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但是朋友之间不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问题。〖ZW(〗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0－372页。康德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当一个体系成员受到威胁或暴力侵犯的时候，其他体系成员即使在没有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会尽力相助。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不仅不再是威胁其他国家的手段，而且还成为体系中成员的共同财富。这就是集体安全或安全共同体的体系。它排除了完全个体意义上的利益，形成了一种真正的集体身份和高度的利益认同。在这种体系中，个体利益体现在集体利益之中，助人和自助也就融为一体。同上，第373－380页。
温特认为现行的国际体系基本上是洛克无政府文化体系。他对国际体系文化持进化态度，即认为国际体系会逐步朝着规范有序、相互友好的康德文化发展。
四
温特通过逻辑推理，证否了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论点，表明无政府性与自和权力政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证否了无政府性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素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文化的概念，阐述了三种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的理想模式，指出无政府文化是国家建构的。
无政府性是文化因素，这是温特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理性主义理论之所以作出无政府性是自和权力政治的原因这种逻辑上的因果误判，是因为其理论假定把行为体本来只能从社会性互动过程中获得的特征归为行为体在自然状态中固有的特征。自、权力政治还有无政府性都是社会实践造就的，是社会实践的结果。理性主义理论却物化了无政府性，将其作为自然给定的东西。温特从社会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无政府性，把它从物化中解脱出来，还其文化本意。这也就强调了从事社会实践的、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探讨了这样的行动者持有的目标和价值等意义结构。这些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和能动作用使意义结构成为开放性结构，因此也就使得改变这种意义结构成为可能。
文化的回归意味着人的回归，意味着人的能动性的激活。人有着创造能力，包括从事实践活动的能力，批判和改造传统观念的能力。所以，人的创造性从根本上不同于自然物的独在性和给定性。人是文化产物：这不是说人的生存不依赖物质性条件，而是说人是通过自己创造的意义图式来理解物质世界的。“国家也是人”，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72页。国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国际社会。如果我们把无政府性作为自然属性对待，把自和权力政治作为无政府性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就永远跳不出现实主义界定的无政府性逻辑，就会在循环往复的权力政治中无休止地争斗。任何行之无效的事情都要归为军事实力的欠缺，任何国际关系问题都要透过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视镜观察，对任何事件都要往最坏处准备，任何国家都要首先把其他国家视为敌人。这是现实主义对无政府性的解读，但是这不是、也不应该是人类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前景。如果像现实主义那样把无政府性作为国际体系亘古不变的客观事实对待，就不可能质疑这个概念，也不可能揭示它的社会性。国际体系的文化是国家行动者建构的，国家行动者有着至关重要的能动作用。现实主义批评温特理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如果完全没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想，我们就无法使我们的能动性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因此也就只能任凭现实主义的无政府性控制国际关系的命运，使国家永远徘徊在冷战的思维之中。
关于体系层次与单位层次建构主义问题，温特坚持体系层次建构主义。但我以为，建构主义在层次上的“回落”（或曰还原到单位层次）是有道理的，因为国家身份的确定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是体系层次观念结构决定的。用一位中国学者的话说，就是“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章百家2002）。在建构主义与其他理论的融合方面，温特认为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因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包含了社会性内容。但我觉得如果融合可行，建构主义就只能保留其作为社会分析框架的地位，它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假定就失去不可通约的性质，因此它的国际政治理论地位就不复存在。另外，我提出了一个地缘－文化建构主义的概念，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层次上的不同路径问题，目的是可以发展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建构主义流派（如中国建构主义学派等），可能有一定的开发价值。
现征得温特本人同意，将部分通信内容翻译整理出来，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以对话形式予以发表。（秦亚青）
一、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的建构主义
秦亚青：社会建构主义近些年来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很有学术意义的趋向，也显示了建构主义仍有着很大的学理发展空间。许多学者在分析层次和思想内涵两个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1987 年，你在发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的论文时（Wendt 1987），强调的是一种社会性互动，亦即施动者和结构之间的互构。这主要是一种双向的活动。比如奴隶和奴隶主的身份互构，因为不是因果关系，所以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奴隶、奴隶主和奴隶制三位一体，相互建构，相互依存。但是在你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Wendt 1999)，我觉得虽然你说你的体系理论同样是重视互构的，但相互建构却基本上变成为一种单向建构，即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国家之间的互动则成为次要的内容，温特建构主义以体系理论为主，因而也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
温特：我同意你的说法。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自上而下的向度是我的理论的主导向度，单位层次的因素因此受到了压抑。我在1987 年的论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中强调的更是一种互构互动的关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提出的是体系理论，不是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所以，我有理由强调体系层面的理论建构，强调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正如我在书中说的那样：“在这本书里，我的兴趣在于国家间（或曰‘国际’）体系的结构及其产生的影响。所以，我将采用‘体系理论’来研究国际关系。”（Wendt 1999: p.11）
秦亚青：但是，一些批评者认为，如果没有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也就没有身份政治可言。比如，齐菲斯（ Zehfuss）在她2002 年的著作《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中，批评你的理论是没有政治内容的身份/认同理论(Zehfuss 2002) 。她说，温特认为国家的自生身份，即由国内政治形成的身份，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是先于国际体系的，是外生的和给定的(Zehfuss 2002: p.44)。据此，她认为你的中间道路抽去了“政治”这一灵魂。国内政治提供了基本语境，没有这种语境，国家的身份/认同就失去了依托。
温特：的确，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许多批评都认为我的理论忽视了国家身份/认同的国内因素。但是，我认为这种批评有失偏颇。我承认，国内政治进程因素，对于国家身份形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本书中，我想要提出的不是解释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而是揭示国际体系的运动定律(the laws of motion of the system)。在这一方面，我与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相似的。华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理论与对外政策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像华尔兹的理论一样，我的理论也是体系理论。正因为如此，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没有强调国家的身份形成和对外政策等内容。
秦亚青：许多学者采用体系层次的建构主义理论，获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比如芬尼莫尔（Finnemore）对于国际规范的社会性研究(Finnemore 1996) 。但是，其他一些学者在分析层次上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单位层次上面发展了建构主义理论。比较熟悉的是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江忆恩的理论主要是考虑国内的政治和历史进程如何建立起一个国家的集体战略文化，而且这种战略文化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影响到一个国家冲突还是合作的行为取向。另外，勒格罗的论文也在单位层次上面对建构主义理论进行了发展。
他提出了一个研究问题：是体系层面上的国际规范还是单位（次单位）层面上的组织文化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更大。他发现在许多情况下，“组织文化”这一解释变量比体系层次的“规范”变量更能够解释行为体的行为。我观察中国过去20 年里的发展历程，也发现单位层次的观念结构，在身份形成和再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秦亚青2003）。
温特：我的理论是体系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学者不能建立关于国家身份形成的建构主义理论。江忆恩、勒格罗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理论正是这样的理论。但是，由于我的理论主要是体系理论，强调的是体系因素的影响力量，所以，批评者认为我的理论忽视了国内层面的研究，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论建构中的必要忽视（necessary neglect）。
二、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
秦亚青：另外一个方面也很有意思，这就是关于建构主义与其他主流理论的融合问题。你有一次来信就曾经谈到“现实建构主义”或“建构现实主义”问题，是否可以继续讨论一下这个题目。在思想方面，建构主义有没有与其他理论融合的空间？
温特：巴尔金最近在《国际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的《现实建构主义》论文中，" 试图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相融合。这可能是拓展建构主义的一个突破点。
温特：我想先谈一下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我是否将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融合在一起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尤其是自由主义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信念对我影响很大。但是，我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高度的国家中心主义，因此，在这一方面不包含自由主义对个人高度关心这一标识性特征。同样，我的理论之中也没有关注非政府组织、全球市民社会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理论又表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在我的论文《为什么世界国家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中(温特2003) ，我至少也是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取向。在这篇论文中，我借鉴了“新黑格尔”的观念（黑格尔往往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鼻祖［proto-realist］），强调在世界国家形成过程中，群体性社会组织是核心单位，或者说强调了这一过程中的“集体单位（communitarian）”向度。虽然其中也包含了自由主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动力因素，但现实主义的成分是主要的。所以，我既是自由主义者，又不是自由主义者。到底是什么身份，还要取决于怎样解释“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在我的理论中包含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理论的成分。
我认为，在评价巴尔金关于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融合在一起的论述的时候，考虑的关键问题应该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是否具有根本的社会理论内核（core）。我认为现实主义是具有这种内核的，这就是物质主义。这种物质主义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不仅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具有这样的内核，其他现实主义学者从根本上来说也近似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者，只不过他们将马克思强调的阶级换成了国家而已。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多德尼（Deudney）的论著（Deudney 1995）。正因为如此，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表达了与巴尔金相似的观点，即不应将现实主义完全等同于华尔兹纯粹彻底的物质主义（当然，有的时候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华尔兹纯粹彻底的物质主义理论中，观念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相比之下，卡尔和摩根索等人的古典现实主义表现出更为精致、更为通融的本体论意识。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这就是比卡尔（Barkin）和摩根索走得更远，从根本上否认现实主义也必然是物质主义这一观点。即便是微弱的物质主义色彩，巴尔金也不予承认。我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如果他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是否还存在真正的“现实主义”呢？如果依照他的说法思考问题，现实主义就缺少了一种作为根基的本体性。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将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建立在具有某种物质性社会理论基础之上的理论。这样一来，现实主义确实很难与建构主义融合在一起（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这要取决于怎样理解“建构主义”所包含的意义！）。
秦亚青：虽然你认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包含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理论的成分，因此巴尔金的观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我认为，巴尔金的观点失之偏颇的成分更大。因为，他将建构主义仅仅视为社会理论，而没有将它视为国际关系理论。我想，在你的论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你提到建构主义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一种分析方式或曰分析框架（approach）。这是第二层面2005 年第1 期(second order)的讨论，亦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讨论。你说：“第二层面的问题属于社会理论问题。社会理论涉及社会研究的根本假定：人作为施动者的本质以及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理念和物质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社会理论的适当形式等等。这些涉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不仅仅与国际政治有关，而且与任何人类团体有关，所以，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不仅仅专门用来解释国际政治。”（Wendt 1999：p.5）
你认为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会造就友善的康德文化，也会导致充满敌意的霍布斯文化。这也许是同样的道理，即建构主义可以融合自由主义的思想，也可以融合现实主义的理念。但是，在第一层面（first order），亦即在实在理论的层面上，你主要是吸取了自由主义的理念，这确实是将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比如，对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式发展、希望并相信康德文化的出现、暴力权力的逐步消失等观念，乃至集体身份和世界国家的形成，都明显或含蓄地表现了你的自由主义理念。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巴尔金认为，美国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有着深嵌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内涵。马丁·肖（Martin Shaw） 的批评更加尖锐，他认为温特建构主义是美国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为美国实现以自己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理念整合和建构（或重建）世界观念结构服务的(Shaw 2002)。
我们回到建构主义与其他理论的融合问题上来。在你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误的话，你是既要建立一个社会理论，又要建立一个国际政治理论。也就是说，在第二层面上建立社会理论；在第一层面上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你书中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政治领域的实在理论。你提出的三种文化、集体身份的建立等重要问题，是专门用于国际社会的。在这个意义上，你" 的理论已经不是一个社会分析的一般性模式。在第一层面上，社会建构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
如果说社会建构主义的目的是建立国际政治理论，那么，根据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原则，它必须有着明确的基本假定，并且这些假定与其他的理论范式的基本假定不可通约。古典现实主义的几个基本假定（诸如国际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是冲突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诸如相对权力并非极端重要，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是和谐合作等）相比，是不可通约的。当年，人们批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所谓的“新新趋同”，指两大理论流派的基本假定相互通约。建构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流派，其基本假定是不能与其他理论的基本假定趋同的，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正因为如此，我以为，巴尔金的最大挑战不是他试图将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起来，以建立现实建构主义的理论流派，对抗你的自由建构主义。他的挑战在于，如果这种融合成功，那么，建构主义就只剩下一个躯壳，而失去了它的精神。巴尔金的“建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建构现实主义”。他在文中也确实使用了“建构现实主义”的说法，也就是说，建构主义是分析框架，现实主义是思想实质；建构主义是标，现实主义是本。如果这种研究议程成为建构主义的主导发展取向，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主义就会名存实亡。
三、地缘－文化建构主义
秦亚青：不过， 巴尔金的批评倒是给了我一点启发。既然他使用了温特建构主义或曰美国建构主义的概念，他就含蓄地引入了建构主义的另外一种分类方法，亦即以地缘－文化为基本特征的建构主义。既然有美国建构主义，就可能有英国建构主义、欧洲建构主义、中国建构主义、东盟建构主义等等。你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指出，存在两种结构：一是微观结构，二是宏观结构。在微观层面亦即单位层面上，可能存在多种路径，最终形成某种宏观的、体系层面上的观念结构。所以，我想提出这样一个地缘－文化概念，对建构主义另行分类。这样进行分类，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考虑。第一，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与自然结构不同，前者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亦即受到历史和地理位置的限制； 第二，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划定了社会活动的境域（context），行动者只能在这种境域中互动，他们不可能在超越这种境域中的空间和时间里进行互动，在这种境域中的互动产生了共有知识；第三，由于在微观层面上的互动有着明显的地缘文化特征，不同社会在微观层面上很少能够以完全相同的路径走向宏观结构。如果我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以地缘－文化为特征的建构主义学派就可以出现。也就是说，不同地缘－文化境域中的社会可以产生不同地缘－文化特征的建构主义流派。地缘－文化建构主义观是具有时空两个纬度的。你在过去的一封信中谈到中国的建构主义学派，并认为现实建构主义是可能出现的中国学派。但我觉得，中国建构主义研究议程中包含了较多的自由主义的成分。
温特：我非常喜欢你提出的地缘－文化建构主义的概念，不同地缘－文化可以产生不同流派的建构主义，遵循不同的微观层面路径，形成宏观层面的结构。实际上，你的论点说的是国际体系文化中的区域分异（differentiation）问题，亦即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结构。
我认为，这不仅仅在经验层面上是真实的，而且在理论层面上，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所以，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发掘（仅举一例，如果将这种理论与“文明冲突论”进行比较研究，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就涉及另外一个因素，即以国家冠名的理论，比如中国的建构主义学派。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提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自由建构主义比现实建构主义更有影响，我不知道这是否反映了真实的情况。我很想知道这方面的发展。我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米尔斯海默访问中国。他回来之后，谈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交流。从他的谈话中，我的感觉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是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也许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表现出其他的观点和自由主义的倾向。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自由现实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占主导地位，中国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外政策是现实主义成分多还是自由主义成分多。这可能是验证中国是否沿着一条独特的地缘－文化路径走向全球宏观结构这一命题。在这一方面，我不知道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是否能够充分解释中国的路径。还是在这一方面，我也不清楚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是否能够解释美国的对外行为，至少是目前美国的对外行为。
秦亚青：虽然在谈论中国建构主义的时候，我使用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词，但我觉得真正的、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主义还是不能与其他主流理论融合的。建构主义的大部分核心假定是社会性的。这可能是巴尔金的观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是，一旦这些假定作为分析框架用于国际政治，它们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理论假定的不可通约特征。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这类实体理论的核心假定不是十分清晰，所以，融合说具有吸引力。我以为，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建构主义的核心假定，使其明显地不同于其他主流理论派，而不是通过观念谱域的拓展使其与其他理论融合。这样，才能够使建构主义在理论之林中保持独立的理论范式地位和独特的解释能力，而不至于消失在现实主义或是自由主义或是两者的思想海洋之中。
参考文献：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5, 2003, pp.325-342.
J. 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t Constructiv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6, 2004, pp.349-352.
E. H. Carr,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39/1964.
Daniel Deudney, “Dividing Realism: Structural Realism vs. Security Materialism on Nuclear Security and Proliferation,” Security Studies, No.1, 1993, pp.7-37.
Ma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Jeffrey W. Legro, “Which Norms Matter? Revising the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1997,pp.31-56.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Knopf, 1948/1973.
John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1998, pp.855-885.
Martin Shaw, “Waltzing Alexander: Constructing the New American Ideology,” sussex.ac.uk/Users/haf3/wendt.htm, 2000.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1979.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1987, pp.335-370.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aja Zehfuss,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论文关键词 马丁·怀特 英国学派 现实主义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二战后英国逐渐衍生发展起来的一支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其生长历程独立于美国主流学派之外，是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外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包括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亚当·沃森（Adam Watson）、约翰·文森特（R. J. Vincent），以及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在英国学派创建历史上，马丁·怀特是一位极其关键的人物，被称之为英国学派的“教父”，提出的“国际理论”三个传统的论述，是英国学派最具有原创意义的思想和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是，怀特的思想中一直具有现实主义的成分，本文试图从怀特的早年现实主义思想入手，进而分析其现实主义思想与美国学派现实主义的异同。
一、马丁·怀特对英国学派的影响
马丁·怀特于1913年生于英国布莱顿，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后供职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946年完成了具有强烈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权力政治》，此后提出了著名的国际关系三大思想传统的分析模式。怀特的思想较为复杂，且前后变化较大，由早期的现实主义者变为理性主义者，甚至有学者认为怀特是一个“谜”。1939年爱德华·卡尔（EdwardCarr）的《二十年危机》出版，怀特并不赞同其中将国际政治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做法，认为两分法的根本缺陷是将所有的国际政治思想简单地分为对立和矛盾的两部分，这种不完全的划分方法易使国际政治理论研究陷入缺失的境地之中。在卡尔的基础之上，怀特将国际关系理论归纳为现实主义（Real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革命主义（Revolutionism）三大传统，并认为国际关系应当是这三大传统间的对话。其中，现实主义意指“马基雅维利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权力政治，认为冲突是国家之间的固有关系；理性主义意指“格劳秀斯主义”，强调理性原则、国际对话，重视均势和国际法的作用，认为国际关系中不仅有冲突，而且还有合作；革命主义意指“康德主义”，注重人的关系、国际社会和“国际大家庭”的作用。怀特指出，三大传统彼此间相互影响，其中，理性主义影响革命主义和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影响革命主义是两大发展趋势。
怀特对英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的开拓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对英国学派的形成和建设的关键作用；其二是促成了英国学派学术传统的形成。体现在国际关系思想三大传统的分析模式几乎贯穿于学派的发展进程、国家体系的研究开创了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研究传统、坚持历史——哲学研究方法被该学派其他学者所继承，成为英国学派方法论的重要特色。
二、马丁·怀特的现实主义思想
马丁·怀特国际关系思想的形成与他本人的经历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怀特早年的论著，特别是《权力政治》，表现出一种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的思想风格相近的现实主义特征，属于传统现实主义。二战之前，怀特是一个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使得怀特对国际关系的思考有了明显的现实主义成分，开始否认国际关系中存在着“进步”的倾向，认为国际关系属于重复和循环的领域，这在《权力政治》得以清晰体现。
在《权力政治》中，怀特用绝大部分篇幅来论述国家、支配性大国、大国、国际革命、国际无政府状态、均势、战争与干涉，指出国际关系的实质以及反映这种实质的根本的、持久的特点。其对权力政治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国际政治的实质就是权力政治；（2）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国家的生存；（3）战争是国际政治的常态；（4）均势是权力政治的基本准则。这表现出一种与卡尔、摩根索、凯南等人既相同又相异的现实主义思想。正如赫德利·布尔所指出的：“卡尔的现实主义是以批判乌托邦主义为目标的；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是一套关于国家目标的系统理论；凯南则试图批判道德主义并为决策者提供指导；怀特的现实主义则是松散的，他反对进步观，不相信人们能够远离权力政治，认为不大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和平公正的国际秩序。”
由此可以看出，与其他现实主义者相比，怀特的权力政治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悲观主义情绪，将世俗的悲观主义与基督教神学思想相结合，并以此作为其理论的基础。基督教悲观主义是联系怀特信仰和现实主义思想的桥梁。怀特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罪恶的，而政治无关乎美德，人性中不道德因素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原因，有缺陷的创造者创造出的国际体系不可避免存在缺陷。怀特现实主义思想的另一条重要哲学基础是他的反对历史进步观。他不相信人们能够远离权力政治，认为不大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和平、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这种悲观主义思想贯穿于怀特的一生；直到20世纪60年代，怀特还表示，世界不会从权力政治向一种新的更好的国际秩序转变。
三、马丁·怀特的现实主义思想与美国学派现实主义思想的比较
（一）同美国学派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似之处
首先，国家中心主义色彩浓厚。同现实主义学派一样，怀特具有国家中心主义倾向，早期的怀特更是十分重视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权力政治》体现出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是主权国家，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等。虽然怀特后来从现实主义者变成了理性主义者，但其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一直存在。
其次，理论起点为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怀特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这种观点与现实主义相同。怀特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看作是战争的根本原因，由于无政府状态缺乏共同领导，各个国家认为维护强权比福祉更为重要，因此国际政治是权力政治，形成了英国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所说的在国际政治中“绝对尴尬和处境亦即无法减轻的困境”，美国现实主义学者约翰·赫茨（JohnHertz）则把它表述为“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这一概念后来为人们所广为使用。
再次，强调大国的特殊作用。怀特将现实主义者关注的“均势”、“战争”以及“大国关系”等均列为有助于国际秩序维持的国际制度，认为大国扮演着维持体系秩序‘管理者’的角色，更多地决定了国家体系的运行规则。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是“假制度”，国际社会中具有真正作用的制度是联盟、外交、战争等。外交是谈判的机制，联盟是实现共同利益的机制，战争则是最终解决争端的机制。从体系的角度来看，战争是维持或调整体系秩序和结构的秩序，如果国际社会的共同准则或权利分配受到挑战，它可以通过武力来维持并恢复现状。
最后，国家利益的界定相近。新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权威机构可以确保各国的安全，所以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身安全。怀特亦强调一国政府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家利益，认为在诸多国家利益中，安全是首要的，一旦安全遭到破坏，所有更高的政治目标都将淹没在自我保存的斗争中。各国将追求自身至关重要利益而放弃共同利益。
（二）同美国学派现实主义思想的不同之处
首先，对无政府状态假设的认识不同。华尔兹认为国际体系是自助体系，国家不得不推行权力政治，以军事手段维护自己的安全，导致安全困境出现。只要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国家之间就不可避免会发生战争，体现出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倾向。与此不同，英国学派认为无政府状态并非等同于无秩序，而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秩序。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可以为了某些共同的目标组成一个社会，限制自己的行为、进行相互合作，即为“无政府的社会”。在其中，自助并不必然导致安全困境，而是国家努力使得国际社会中的规则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学派相比于现实主义更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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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楼庆红.美国环境外交的三个发展阶段[J].社会科学，1997，（10）.
[24]Economist’s Statement on Climate Change[EB/OL].http：///page105.htm，2012-09-28.
[25]U.S.-China Energy Cooperation[EB/OL].http：//pi.energy.gov/usa_china_energy_cooperation.htm，2012-09-28.
[26]Zbigniew Brzezinski.Second Chance[M].New York：Basic Books，2007.
[27]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Carbon dioxide emissions（CO2），Thousand Metric Tones of CO2，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Indicators[EB/OL]，2012-09-29.
[28]Global Adaptation Institute.Global Adaptation Index[EB/OL]，2012-09-28.
[29]Andrzej Turkowski.Russia’s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J].Polski Insiytut Spraw Miedzynarodowych （PISM），Policy Paper，2012，（27）.
[30]Laura Henry，Lisa Mclntosh Sundstorm.Russia and the Kyoto Protocol：Seeking an Alignment of Interests and Image [J].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2007，（4）.
[31]严双伍，肖兰兰.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演变[J].当代亚太，2010，（1）.
[32]Hyung-Kwon Jeon，Seong-Suk.From International Linkages to Internal Divisions in China [J].Asian Survey，2006，（6）.
[33]杨洁勉.世界气候外交和中国的应对[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本质；探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教育水平高低从本质上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的发展水平，因此，高校必须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提高，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并全方位的开发潜在的教学资源，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概念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发展和提高人的本性，是在人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形成而来的，是人们对思想政治的品德的形成以及发展规律的主观认识，这种主观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基础，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和要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分类多种多样，按照组成要素来分，可以分为有形的载体和无形的载体，有形的载体就是看得见的教育设备、教师、教育场所以及教育资源等等，无形的载体是精神方面的，是人们肉眼看不到但是又确实存在的资源，包括价值观、理想、信念。按照其存在的形式来分，可以分为主观性资源和客观性资源，主观性资源就是可以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理想、价值观、信念都属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观性资源，客观性资源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存在的资源，包括设备、师资人员等都是客观存在的资源，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就主要需要我们从主观性资源抓起。按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地域划分，又可以分为国内教育资源和国际教育资源，按照时间截点来划分，可以分为古代教育资源和现代教育资源，按照资源的隐秘性来分可以分为隐形教育资源和显性教育资源，按照其构成内容来分可以分为目标教育资源、内容教育资源、主体教育资源、方法教育资源以及领导教育资源等等。组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因素很多，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合理的利用各种资源，不断开发潜力教育资源，全面协调各个资源的优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得到良好的开展，否则，就会制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现状
目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流失严重，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缺失
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普遍不足，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思想政治教师的工作，其他科目的教师对此不闻不问，造成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缺失。其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不稳定，有的教师转行，有的教师跳槽，在职的教师对工作缺乏责任性，不主动探究理论创新，更多的是敷衍教学。教师只注重知识层面的传授，忽略了言传身教的示范作用，教学效果差，并没有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得到本质上的提高。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缺失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入，对外开放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将一些功利主力，人本主义思潮的思想观念带入我国，这些思想观念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受到严重的冲击，爱国主义和功臣主义教育的日趋淡化。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资源的缺失
环境影响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资源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家庭教育作用被弱化，家长不注重学生思想政治的培养，导致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脱节严重，除家庭环境之外，社会环境也在不断恶化，当前社会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日益膨胀，社会风气逐渐恶化，整体的社会道德水平不断下降，高校教育在社会整体大环境的影响下也渐渐被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所替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资源严重缺失。
目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资源缺失严重，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受到严重的影响。究其原因，首先是高校的认识上的偏差，不注重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培养，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副科，会妨碍主要科目的开展，没有意识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师的培养，造成教师待遇水平偏低，流失严重；其次是外部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冲击，各种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想严重的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建设，导致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严重后果缺失。
三、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资源建设的具体措施
（一）高校方面，应该提高对大学生思想政治资源建设的认识
高校是培养社会栋梁的主要场所，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大学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作用，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教育。高校领导要从实际上给予支持，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度，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待遇，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外在条件，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变得有意义。
（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目前，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造成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待遇水平普遍偏低，教师人心涣散，且普遍专业水平不足，难以从本质上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为了应对这一点，高校方面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切实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定期开展相关培训组织教师学习，同时开展奖励机制，对学生拥护率高，专业技能扎实的教师给予适当的奖励，提高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聂波，陈兴丽，魏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本质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9）.
【关键词】： 无政府状态 新现实主义 建构主义 结构变化
无政府状态是主流理论的核心假设，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行为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上而展开的， 而这种假设恰恰是作为主流理论的挑战者建构主义所质疑的起点。建构主义的应有之义就是把主流理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看成是不断变化的， 通过对国际体系结构的解构来建构新的国际体系结构观。对主流理论的无政府状态的假设给予最系统最深刻质疑的建构主义学者当属温特。1 他为我们展示了无政府状态的多种逻辑和国际体系变化的多彩画面。
一、主流理论的无政府状态假设
对于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人员来说， 无政府状态一词无疑是国际政治理论的关键词， 被置于国际政治学的中心地位。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 通过国内与国际的比较， 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来分析国际政治的本质， 认为国际政治的其他现象都是从这一特征中派生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对合作的分析也是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开始的， 他要论证的是即使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自助体系中， 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也可在霸权国并不存在的情况下， 通过国际制度的安排， 仍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维斯主编的《国际政治》这本论文集中， 第一部分就从无政府状态的意义、无政府状态的摆脱和无政府状态的缓解三个方面论述了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他们认为，“ 无政府状态代表了国际政治环境的持久概念和现象. . 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事实， 要处理无政府状态的后果，或者改变它， 就必须首先理解它。”2 肯尼斯· 奥耶（K e n n e t h O y e ） 在其主编的《无政府状态的合作》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 由于没有中央权威对主权利益的追求进行限制， 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中， 并且明确地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条件， 书中的作者都是以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背景条件来展开对合作的探讨”3 秦亚青教授对无政府状态在理性主义学派中的意义作了简明归纳： “ 首先是其本体论意义， 即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既然是事实， 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性。只要国家体系存在，无政府性就是这个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其次是方法论意义， 即无政府性成为国际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 就是无需质疑即可以认为属真的东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都以这个假定开始。如新现实主义从无政府性开始考虑生存的竞争， 新自由主义则从无政府性开始讨论为发展的合作。第三是学科意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这两个政治学的基本次领域也是以这个基本假定分解的。这样， 无政府性就具有对国际政治定义的功能。”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尔斯· 利普森称为国际关系的罗塞塔石碑。5 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理论演绎。没有人否认国际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也是“ 新新综合” 的一个方面。但应该注意的是， 国际关系理论对无政府状态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米尔纳给我们提供了目前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无政府状态的两种定义。6 第一种定义是指缺少秩序， 意味着混乱和无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对人的自然状态。这样一种定义遭到了国际关系学者的广泛质疑。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尔则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国际体系的秩序，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没有秩序。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地存在着各种规则和安排，如对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对契约神圣性的尊重和对财产权保护的某些共同安排。“ 现代国际体系也是一种国际社会，至少在一定意义上说， 国际社会一直是国际体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7 因而我们不能说无政府状态就是霍布斯描绘的自然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一书中，作者们认识到：“ 国际社会虽然处在一种碎化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着它完全缺少组织。在一些事务领域， 存在对各个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细致的安排， 即使其它一些领域仍是松散的。” 8 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虽然认为国际体系处在无政府状态中， 但同样存在着秩序。这种秩序是和均势联系在一起的。均势以两种方式为体系提供秩序。一是通过力量的平衡来防止战争的发生，二是国家之间反复组织起来的均势表明， 在国际政治动荡的背后存在着秩序。就像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无形之手支配市场一样，国家的行为总是受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无政府状态的第二种定义是指缺少政府。这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但由于国际关系学者对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对无政府状态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华尔兹借用韦伯的观点， 把政府定义为拥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权：“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 不在于武力的使用， 而在于两者处理暴力的组织方式不同。一个有效力的政府， 垄断了对武力的合法使用。”9 英国学派的学者则把政府与确保秩序的制度和法律而不是与武力联系起来。马丁· 怀特指出：“ 无政府状态具有将国际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区别的特性。国际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缺少政府体系， 正如国内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这样的体系一样。但大致的事实是， 国内政治中追求权力的斗争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进行的； 而在国际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权力的斗争限制和支配的。” 10 奥耶认为国际体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中央权威去强制国家实施承诺或协定。这三种关于政府的观点反映了不同派别的学者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尽管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这三种观点存在着质疑和争论， 但基本上都同意无政府状态是指国际关系中缺乏明显的政府特征。11
新现实主义的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从国内和国际二分法的类比角度说明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区别， 从中推导出无政府状态的逻辑。主要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 12 1 、国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上下级关系， 某些部分有权指挥， 其它部分要服从。国内体系是集中的和等级制的。国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同等关系。在形式上， 每一个国家与其它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国际政治体系是分散的和无政府状态的。2 、在国内， 一个政府的武力是在权利和正义的名义下使用的。在国际上， 国家则是为了保护自身和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在国内， 与权威的各种关系建立起来了。在国际上， 产生的只是实力关系。3 、国内政治是权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国。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与和解的领域。国际领域显然是政治领域。人们描绘出国家领域各种各样的特征： 等级的、纵向的、集中的、异质的、受领导的、由人设计出来的； 人们把国际领域描绘为无政府的、横向的、分散的、同质的、不受领导的和相互适应的。这种区别使国际政治体系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华尔兹从国际体系结构角度建立起属于这一领域的理论， 即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按照华尔兹自己的说法， 他虽然保留了现实政治的主要内容， 但对现实主义有两项重要修正：1 、现实主义把国家的行为视为对权力的至死方休的追求， 理性的政治家就是不断地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而新现实主义认为， 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 而不是目的。在重要关头， 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 而是安全。2 、现实主义把因果关系看成是单向的， 即主要从处于相互作用的个人和国家的单位（ u n i t） 层次上寻找原因， 而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行为的后果是双向产生的， 既有单位层次的原因， 也有结构层次的原因。而且结构层次的因素是单位层次因素发生作用的背景。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 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这种特征决定了国家必须时刻关心自己的生存与安全。而由于在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所以在一个现实威胁随处可见的世界中， 国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在这种体系中， 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安全困境， 一方聊以的源泉成为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国家不得不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权力政治， 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因此华尔兹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推导出来的唯一逻辑就是自助， 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权力政治。 二、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再认识
自从华尔兹以简约的科学研究方式建立起国际政治理论大厦后， 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 这一理论虽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评， 但其核心假设和基本命题并没有撼动， 依然处于霸主地位。13 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际政治理论的新思维的产生，主流理论的根基开始动摇。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命题提出了大胆的质疑， 要超越无政府的难题。14 他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只有一种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两种特性。体系的性质到底是他助还是自助取决于体系中的行动者的身份。身份不同， 体系的特性也不一样。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敌人，那么，行为体的存在和安全就会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彼此之间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才表现为自助的性质。但是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朋友，行为体就不会担心对方对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胁，反而会形成一种安全共同体。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则表现为助他性。因此，在温特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无政府逻辑。15 国家的身份并不像华尔兹所假定的那样，在互动之前，在形成国家体系之前就是考虑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体。恰恰相反，国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 而是在一种相互关系中产生的， 由相对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构而成的特征。尽管国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国家并非天生具有这种身份。国家的身份是在国家互动的过程中确立的。在互动的实践过程中，行为体通过文化选择的方式建立起主体间性的意义。不同的主体间性的意义造就了不同的体系特性。自助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特性， 而是一种制度， 只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认同结构中的一种而已。所以， 国家体系的特性与无政府状态没有关系，换言之，从无政府状态中并不能推导国际体系的特性就是自助。“ 无政府状态是一个空的容器，没有内在的意义。使无政府状态产生意义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16 如果我们接受了国际体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导致自助的观点，那么， 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这样，国家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不断地追求权力政治。也就是说，华尔兹的权力政治是由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论点是有问题的。权力政治并不是自然赋予的，无法改变的行为。如果国际体系是自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就是追求权力政治，以确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国际体系是他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并不是权力政治的行为， 不仅不会陷入安全两难中，反而，还可以建立安全共同体。因此， 权力政治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而不是国家行为的构成特征。温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假定自我和他者是两个行为体，以前不存在互动的经历，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对方是对自己的威胁， 会发起对自己的攻击。温特认为并非如此。我们可能会保持高度警觉，但我们是发动攻击还是保持警觉取决于对对方意图的理解。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威胁性的，自我经过接收， 解读和赋予意义后，也被理解为威胁， 那么， 威胁感就会产生； 如果自我采取一种针对他者的威胁行为，那么，行为体通过不断地再现他者和自我的威胁感， 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形式。这样，安全困境就会孕育而生，并不断地加以强化和依赖， 权力政治就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友好的， 自我经过认知的加工过程后， 也把他者发出的信号理解为友好， 那么， 他者和自我对情景的定义就是友好的， 而不是威胁。因此， 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个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过发出信号， 解释和反馈的过程完成了一次社会行为，并开始创立主体间性意义的过程。主体间性的意义赋予了行动者身份和利益。通过这种实践活动， 行动者在无政府状态中， 既可成为朋友， 亦可成为敌人。因此权力政治是在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
这样，温特就通过对华尔兹的无政府状态的解构， 破除了新现实主义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的逻辑： 自助和权力政治。“ 无政府状态并不像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 它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7 没有国家的实践活动， 就没有国际结构，也就没有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虽然在国际体系中不断地表现出来，但它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不是其内在的构成特性，而是行动者在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因此，从无政府状态中不能推导出自助和权力政治的体系特性。无政府状态不过是一种形式，国家的鲜活互动创造了丰富的内容。从无政府状态演绎出来的并非只有一种逻辑，而是存在多种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种。温特为我们刻画了三种理想类型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说三种无政府文化， 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逻辑。所谓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社会共有知识是个体之间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共有是指社会意义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质的， 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互为敌人和互为朋友同样是文化事实。18 文化形式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角色结构，即共有观念是指这些观念的行为体所具有的主置格局。无政府状态的核心不过是一种主置。主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是对自我和他者作为以某些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特别类型施动者的再现， 它又建构了独特文化体系的逻辑和再造条件。角色结构不同，无政府状态的文化也不一样。在温特看来， 国际体系中存在三种角色结构： 敌人、对手和朋友。敌人角色结构建构了霍布斯文化， 对手角色结构建构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了康德文化。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三种角色中哪一种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逻辑。
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文化是敌人角色结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国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敌人。19 敌人是由对他者的再现建构的， 这种再现把他者表现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为体：1 、不承认自我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2、不会自愿限制对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敌人的角色结构使国家的对外政策姿态和行为表现出以下的含义： 1 、国家往往会采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方式来对待敌人，即试图摧毁或制服敌人。这并意味着国家的利益在于改变现状。一个国家的利益可能是维持现状，但是敌人的威胁可能迫使国家根据“ 不是杀人就是被杀” 的原则， 采取看起来好象是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行为。2 、决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前景，向最坏处做准备。3 、相对军事实力至关重要，实力是生存的关键因素。因为敌人一旦有着取胜的实力， 就会发动进攻。要想和平，就需要准备战争。4 、如果真正爆发战争， 国家就会以敌人的方式来进行战争， 就会无限制的使用暴力。如果战争没有爆发， 但是迫在眉睫， 国家必须准备先发制人， 尤其是当进攻性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情况下，这样，可以避免敌人通过第一次打击取得决定性的优势。霍布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是“ 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 。在这种战争中，行为体的行为原则是不顾一切地保全生命。国际体系是真正的自助体系。在这种体系中，行为体不能求助于其它行为体，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国家间的安全是一种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在霍布斯的无政府文化中， 产生了四种宏观层次模式或趋势。1 、常年不断的无限战争。这不是说国家总是处于战争状态，而是说只要国家之间的相互集体再现是霍布斯式的， 战争就会“ 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 。2 、消灭不适应的行为体。3 、国家一旦强大到不至于被消灭的地步，就会制衡相互的权力。4 、趋于把所有体系的成员全部拖入战争状态， 使中立和不结盟十分困难。霍布斯无政府状态逻辑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刻画了一段国际关系历史发展的特征。
第二种理想类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 0 洛克文化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竞争对手像敌人一样是通过对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为的再现而建构的。但是， 这样的再现却不像敌人角色的再现那样具有威胁意义。竞争对手不像敌人， 他们有相互行为的基础， 即对主权的承认， 而不是消灭对方。但这种基础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如果体系的角色结构是竞争对手， 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至少有四种意义：1 、无论国家之间有什么冲突， 但主权作为一种国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维持。即国家不会试图夺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 、主权的存在使得安全变得不那么紧迫，绝对收益成为国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就不担心安全问题，但这种担心已经大为减弱。3 、军事实力的作用下降。虽然武力在解决争端中仍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力量对对手和对敌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军事实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 、如果争端真正导致战争，竞争对手会限制自己的暴力行为，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战争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 这样的限制表现为在正义战争理论和文明标准之中。这一体系界定了国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条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在温特看来，华尔兹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洛克体系，而不是霍布斯体系。因为他对市场的借鉴，对均势的强调，对现代国家低死亡率的认识， 对国家寻求安全而不是寻求权力的假定等都是与一种相对自我约束性质的洛克文化联系在一起。
康德文化则由朋友的角色结构决定，核心内容是友谊。2 1 在这种角色结构中， 国家期望相互遵守两条基本规则： 1 、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 非暴力规则） ；2 、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 双方将共同作战（ 互助规则） 。友谊的两条规则产生康德文化的逻辑： 大家为我， 我为大家。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就反映了这种逻辑。在多元安全共同体中（ 一种诸国家组成的体系） ， 国家所持有的相互和平的共有知识使得战争不再被认为是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 而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虽然不能保证在共同体中不发生冲突， 但是一旦发生冲突， 成员会以谈判、仲裁或诉诸法律等方式解决， 即使战争的代价不大的时候也是如此。武力不是实现目的的合法手段。因此， 军事力量在安全共同体中所具有的意义与在竞争状态下不同。对于竞争对手之间的争端，军事力量是决定结果的重要因素， 对于朋友之间的冲突，其他种类的权力（ 如话语、制度、经济） 则可以成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集体安全体系中， 互助原则是其安全的基础。当一个体系成员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胁， 其他体系的成员应该帮助这个成员，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也要这样做。集体安全和结盟不一样，在表面上看来，它们都是以军事力量来维护成员的安全，而实际上， 两者具有质的不同。在结盟关系中，国家从事集体行动是因为结盟中的国家自身都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 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一旦威胁不复存在，结盟就随之解体。因此，结盟的动力来自外部的威胁之剑。集体安全不是与具体的威胁或具体的时间联系在一起。成员之间的互助是因为他们认同自己属于同一个安全单位，是一个团队，与外在的压力（如威胁）没有多大关系。这样， 军事力量对集体安全的成员与对结盟的成员是不一样的。在结盟关系中，成员知道，一旦结盟瓦解， 盟友的军事力量反过来就会成为打击自己的力量。在集体安全体系中，一国的军事实力不仅不是对自己的潜在威胁， 还是自己的安全财富。在这里个体与集体融为一体，自助也是他助。 三、对结构变化的再解读
当建构主义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文化，是国家建构的时候，它所理解的结构变化就与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变化大不相同。在新现实主义的结构中，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因素组成：单元（国家）的排列原则、单元特征和权力分配。排列原则指结构中的因素是处于平等地位还是处于等级地位。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具有主权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则是无政府状态；单元特性是指体系中的成员所具有的功能。在国家体系中， 国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维护国内秩序和对外防御，国家的差异只是力量的不同， 而不是功能的区别。权力分配是指物质力量在体系内的集中程度，即极的多寡。在这三个因素中，只要其中一个发生变化，体系的结构就发生变化。不过， 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常量，这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单元的功能是相同的， 可以不考虑。因此，只有权力分配这个变量影响了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虽然权力分配是单元层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结构体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还原为单位层次。至于与物质实力无关的其他国家特征如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敌对还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因此，华尔兹的结构是权力分配，结构的变化是权力分配的变化，从一种权力分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权力分配形式，即极的变化。国际体系往往是由一个在物质上属于霸权国的大国所主导，大国的兴衰决定了国际体系的演变。温特认为，华尔兹的结构理论是一种结构物质主义理论。他定义的国际结构实际上恰恰不是国际结构。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国际体系的结构不是物质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识的分配，是一种文化。因而，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指文化的变化或无政府状态的变化，即行动者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新的文化，从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转变，从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建构主义的结构变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着其变化是容易的，因为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具有自加强的作用。一旦一种文化形成， 行动者的身份就会被不断的再现，从而使国际体系的结构被再生产出来。“ 国家越是像现实主义那样思维，利己主义及其在体系层面的连带结果— — 自助— — 就越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22
因此，虽然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涉及到结构变化，但其内涵是不同的。新现实主义展示的结构变化是单元物质力量的分配变化， 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性质不会发生变化，国际政治的自质也就保持不变。冲突和战争是国际社会的固有现象和组成部分。建构主义呈现的结构变化是观念分配的变化。虽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在继续，但每一次变化都使国际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国家不断地使无政府状态具有新的内容。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性质在实践活动中可以发生改变。物质力量变化的意义取决于国家处在何种文化状态之中。这种对结构变化认识的差异使得建构主义认为的结构变化如封建体系到主权国家体系的转化，冷战的结束和欧洲联盟的产生等在新现实主义看来都不是体系结构的变化，因为它们要么没有改变权力分配状况，要么没有超越无政府状态。
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源于对国际体系的本体论的理解。本体论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会因素支承的进程，还是被看做在某种意义上置身于社会时空范畴之外的固定客体。23 新现实主义认为，行动者的身份和认同是不变的，与国家互动进程无关，由于新现实主义把行动者的互动层次看成单位层次，而不属于国际体系的结构， 因而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即外生于体系的结构。因此，结构对行动者的作用只是约束它的行为，而不是改变它的身份。结构一旦从行动者中脱离出来， 就成为凌驾于行动者之上的力量，行动者不过是结构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变化， 行动者的自利性质不会变化。新现实主义的这种结构- 行动观类似于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的观点。24 华尔兹的结构与行动者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即从结构推导出行动者的行为。建构主义认为行动不断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体系的过程之外，而是由体系的过程所支承。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也是体系结构层次的内容（微观结构），而不是属于单元层次。当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动进程中发生变化的时候， 宏观上的结构（文化） 就会产生变化，因为，结构变化是附着于身份变化。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只是结构对行动者的约束，而且还有使动的一面，即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这种结构- 行动者观点的社会学来源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如果进一步追溯为什么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待身份和进程有不同理解，这种追问就变成了对国际政治的本体论思考：国际体系是什么构成的，结构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物质主义，权力和利益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是一种物质事实，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国家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类别。它不仅仅是事物， 而且还是进程。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和作用，是观念使然。单纯的物质力量和利益不可能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
建构主义通过对无政府状态的解析， 使无政府状态具有了新的内容。原来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凌驾于行动者之上的物质结构大厦开始动摇。新现实主义所假定不变的东西—— 无政府状态，恰恰成为质疑的对象，逻辑分析的起点。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的产物，它的后果是国家对它的理解。行动者的互动和实践导致了不同的无政府状态。自助和权力政治是行动者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也不是行动者无法逃脱的命运。国际体系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世界，更是一个社会世界。国际关系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人与人在实践中可以建立起不同的社会关系。“ 国家也是人” ，同样有人的愿望和信念。这种社会类别能够进行反思式的再思考。这样，新现实主义所缺乏的行动者的动因理论被建构主义带回到国际体系中来。通过动因的内置， 国际体系被激活，无政府状态不再是国际体系的构成特征， 而是社会特征。世界体系图景不再是单调的，悲观的，而是有多种可能性。新现实主义所描绘的国际体系只是国际体系历史画卷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国际体系的全景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空间组合，在体系的时间变换中是上述三种文化的演进（一种趋势）。转贴于 注 释：
1、奥纳夫和克托齐威尔也对无政府状态的概念进行过分析。这里主要以温特的分析为主。秦亚青教授对温特的无政府状态（ 他用无政府性一词） 作了精彩的评述。见秦亚青：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 《美国研究》2 0 0 1 年第2 期。本文的写作受到了秦教授的诸多启发。
2、 R o b e r t J . A r t a n d R o b e r t J e r v i s e d ， .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o l i t i c s : A n a r c h y ， F o r c e ， P o l i t i c a l E c o n o m y ， a n d D e c i s i o n M a k i n g " L i t t l e ， B r o w n a n d C o m p a n y ， 1 9 8 5 ， s e c o n d e d i t i o n . P 7
3 、转引自海伦· 米尔纳： “ 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假设” ， 参见鲍德温，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肖欢容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第1 4 5 页。
4、 秦亚青：“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 ， 见《美国研究》2001 年第2 期。
5 、参见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肖欢容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版，第4 页。
6、 海伦·米尔纳：“ 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假设” ， 参见鲍德温，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版。
7 、R o b e r t J . ArtandRobert Jervised ， .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o l i t i c s : A n a r c h y ， F o r c e ， P o l i t i c a l E c o n o m y ， a n d D e c i s i o n M a k i n g " L i t t l e ， B r o w n a n d C o m p a n y ， 1 9 8 5 ， s e c o n d e d i t i o n . P 4 0。
8 、参见鲍德温：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肖欢容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版，第1 4 7 页。
9 、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 第1 2 2 页。
1 0 、转引自鲍德温：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肖欢容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第149 页。
1 1、 同上，第147 页。
1 2 、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 第1 0 4 页和1 3 4 页。
1 3、 8 0 年代的争论主要是新新争论， 其他的理论也批评新现实主义， 但影响不大， 参见R o b e r t O . K e o h a n e ， e d . " N e o r e a l i s m a n d i t s c r i t i c s " ， N e w Y o r k : C o l u m b i a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1 9 8 6 . 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1 4 、参见W e n d t ， " T h e a g e n t - s t r u c t u r e p r o b l e m i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r e l a t i o n s t h e o r y "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V o l . 4 1 ， 1 9 8 7 ， p p 3 3 5 - 3 7 0 . " A n a r c h y i s w h a t t h e s t a t e s m a k e o f i t : T h e s o c i a l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o f p o w e r p o l i t i c s "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V o l . 4 6 ， 1 9 9 2 ， p p 3 9 1- 4 2 5 . " S o c i a l T h e o r y o 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o l i t i c s " ， C a m b r i d g e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1 9 9 9 . 如果说温特在1 9 8 7年的文章中抽象地探讨了行动者- 结构关系， 那么， 在1 9 9 2 年的文章中他则把1 9 8 7 年的基本观点引申到了具体的国际关系理论中， 提出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对它的理解的论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进一步丰富了以上两篇文章的论点， 并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
1 5 、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译本， 第3 1 5 页。
1 6、同上，第383 页。
1 7、 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中文版序， 第4 1 页。
18、同上， 第1 8 1 页。
19、同上，第328- 335 页。
20、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第3 5 0 - 370 页。
21、同上， 第370- 383 页。
22、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第4 5 7 页。
23、同上， 第4 3 页。
国际政治理论有三大主流，即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其中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其发展历程丰富多彩，并为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和权力划分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将从现实主义的思想起源对现实主义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发展
1现实主义的思想起源西方的国家
随着历史的沿袭和传统的变更，为国际政治理论下的现实主义思想的发展培育了肥沃的文化土囊。不管是古希腊时期的修昔底德、中世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还是近代的霍布斯，都曾对现实主义发表过独到而精彩的言论，其中涉及权利、利益、冲突、战争以及和平等，他们都和现实主义息息相关，现代的现实主义者吸取了历史长流中智慧者们的思想言论，并在国际政治理论基础上对现实主义进行相应的研究。
1.1修昔底德提出权力政治理论
作为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出生于古希腊时期，并被尊称为现实主义之父，甚至有人授之于国际政治学科之父的名号。修昔底德的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流芳百世，这部巨作描写了古希腊时期两个强国之间的战争，并通过战争揭示了引起战争的根源。修昔底德分析巨作中的两国关系提及，其一，国家的本性来源于人性的恐惧，由于恐惧对方国家实力强于本国而引发了战争；其二，国家需要权利欲望的填充，例如，新生国希望获得更强大的权利，成立已久的大国想要保持权利用不被侵犯，以此导致战争的上演。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部巨作中，作为西方强国的霸主雅典与小国米洛斯人发生了一场有趣的辩论，这场辩论的主题最终以胜利即代表正义，强权取代公理的思想获胜。这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贯穿了整个历史朝代的国家政治理论——权利和利益的追逐，奠定了国际政治理论下现实主义中权利和利益理论的思想基础。
1.2马基雅维利提出道德观
西方国家中世纪晚期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想家是马基雅维利。在此时期，人文意识开始萌发，神权意识逐渐减弱，既然君权神授的思想理论已经被打破，那么如何维护和加强君王的实力成为了人们所思考的问题。马基雅维利根据《君主论》对此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他认为保护国家是君主的道德职责所在，君主应不惜一切代价的维护国家的权利。马基雅维利把政治道德比作君主，需要像狮子一样的具有震慑力和领导力，又需像狐狸一样灵活多变。马基雅维利的道德观里，君主的利益即国家的利益，二者是等同的。他认为君主的道德应以国家或自身利益为标准，为发掘国家利益，君主可以背弃人类道德基准，例如，如果君主曾许诺的誓言不能和国家利益相一致时，君主可背弃其誓言。
1.3霍布斯提出自然状态学说
霍布斯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也是西方政治学创始人之一，他的重要功绩是他提出的自然状态学说。在此学说中他认为人的本质都是自私自利的，人们一生都在不断的追求权利，并且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权利的追求使得人们彼此嫉妒、相互猜疑，人们之间都存在着这种敌对状态，即“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也是自然状态。但是如果不能有效的调节好这种战争状态，人类必将走向灭亡，于是霍布斯构思出了一套理论：人们相互之间割舍一部分自己的权利，达成协议，并成立一个利维坦式的权利中心来维护人类权利的平衡以及人类相互之间的人身安全和世界和平。虽然基于国际格局观霍布斯认为全世界统一的使命难以实现，但是他认为等级秩序能解决一切无政府状态的战争，而君主拥有最高权利。
2现实主义的发展研究
2.1摩根索建构了现实主义的理论
汉斯•摩根斯是权力政治理论的提出者，即现实主义。他提出的现实主义理论观点被视为西方国际交往中的精华。摩根斯认为国际政治的根本即是权利的斗争，实现国家的利益需要获取强大的权利。摩根斯创作《国家间政治》一书，其中提出六大原则，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分析了国际社会和行为体关系的基本准则。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以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为基础，他认为人生而自私，总是希望获得无上的权利以控制他人，国家如同人类，要维护国家的利益，需要不断的扩充国家的权利，遵循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否则将难以保护国家的安全。与此同时，摩尔根对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论战作了相应的对比和总结，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意义。
2.2沃尔兹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
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新现实主义成为了国际政治理论倍受欢迎的思想之一，其科学的修补了传统现实主义思想的不足之处并创新出新思维，其代表人物为肯尼思•沃尔兹。肯尼思•沃尔兹的代表作为《国际政治理论》，在此理论著作中承袭了权力政治说的部分观点，修改了部分的理论假设，但其理论仍然以权利为中心思想。其修改分四部分：一、沃尔兹认为人性是捉摸不透的，不能依据古典现实主义的性本恶思想来分析政治理论，于是创造了从体系层面来分析国际政治权利的格局观；二、权利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国家为维护国家安全而使用的手段。与古典的现实主义不同的就是，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利益需要不断的追求权利和扩充权利，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权利的运用只是为了应对国家可能遭受的威胁和安全问题。三、将国家划分为体系结构的构造，即每个国家的权利追求等行为受到结构层面的大国的实力大小的影响。
2.3现实主义产生了新的气象
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现实主义出现了新的思想理论，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由米尔斯海默等国际政治学者共同提出，理论中融合了古代现实主义权利的斗争历史和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观点。其思想理论认为，对于无政府的国际政治理论，更好地生存是国家的根本目标，而只有不断的扩充国家权利，增强国家各方面的实力，才能让国家感到安全国民感到幸福。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则认为国家需要不断的加强实力和扩充权利是为了缩小与他国竞争权利的损伤，减少他国对本国的威胁，保护本国的安全。
3总结
现实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他开启了国际政治的大门。其理论基础以及政治观点对当今国际社会影响仍然非常深远。虽然现今世界各国处于和平无硝烟的时代，但是他对于世界各大国间关系的建立以及世界各国间引发的局部战争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实主义与新兴的新自由主义、构建主义等思想体系中分析和维护各国权利平衡上发挥着同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超.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嬗变[J].法制与社会,2016(02):145-146.
[2]焦兵.新现实主义及其评价[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
1． 1 各国宪法中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条款 正在走向民主的国家几乎都在其制定的宪法中设定了宗教条款。这是因为: ( 1) 宗教是和政治、文化、军事相并列的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人们不能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否认宗教的存在; ( 2) 宗教的影响之大，使得各国政府都在处理事务中无法回避宗教问题;( 3) 权属于思想范畴，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宗教问题是否处理妥善常常影响一国政府的现实秩序和国际声誉。早在 194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 18 条就规定: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和自由。”1968 年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规定: 各国法律必须准许人人享有发表自由、新闻自由、良知自由及宗教自由。因此各国都在宪法中设定了一系列得宗教条款。例如，挪威王国宪法第 1 章第 2 条规定: “全体国民均有自由信奉宗教的权利”; 德国基本法第 4 条规定: “信仰和良心自由、宗教和世界观信奉自由不可侵犯”。这些宪法中的宗教条款一方面保障个人的基本宗教权; 另一方面也利用宪法的规范性对宗教作用的范围进行了限定，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
1．2 宪法中基本宗教问题的一般理论 从内容上说，宗教立法的两大核心是保障公民自由与协调政教关系。因此宪法中对于宗教问题的规定也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的。宗教立法的首要作用是保障公民宗教自由。韩国宪法第 20 条第 1 款规定: “任何国民有宗教的自由”。从广义上来说，宗教自由包括自由和宗教行为自由。“自由”包括“信教”和“择教”自由两个方面。只要是合法的宗教，我们对自由就不应该约束。宗教行为自由大体包括“举行宗教仪式自由、宗教集会自由、宗教结社自由、传教自由、宗教捐赠自由和接受宗教捐赠自由以及宗教营销自由等”［1］。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公民自由，因为人不仅在品质上需要神的约束，而且在智力上也需要神的引导。在这一点上，各国似乎都达成了一致，如挪威王国宪法和德国基本法都做了这样的表述。我国也在《宪法》第 3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自由。然而对于宗教行为自由，各国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宗教行为自由和自由是紧密相连的，如果对宗教行为自由有所限定，那么在精神层面的自由的实现必然就会受到约束。很显然，这种观点会给社会带来很多的恶果，有些人就会打着宗教的旗号大搞破坏活动。因此各国也都从人的本性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规定了对宗教行为自由的限定。例如: 美国国会在 1993 年 11 月 16 日通过的《宗教自由恢复法案》中就指出，“如果政府要限制某项宗教实践的自由，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一是国家的迫切利益使然; 二是限制应该是衡量各种代价中最小的。”
协调政教关系是宗教立法的另一核心。自从有了宗教开始，政治和宗教就仿佛是孪生兄弟一样，它们互生互长，政治借用宗教的手排除异己进行统治，宗教借助政治进行传播，谁也离不开谁。中世纪以来，随着制度的确立，世界各国的政教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宪法已经成为平衡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的一个天平。虽然仍有一部分国家的政治和宗教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大多数国家已经在宪法中明确的规定了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的条款，在形式上脱离了政教合一的单纯模式，使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力明显下降。美国就是典型的政教分离的国家，1791 年通过的美国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尊奉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目前，“现代世界各国的政教关系大约有四种: 政教合一型( 如伊朗、沙特) 等、政教分离型( 如美国等) 、国教型( 如印尼、巴西、丹麦、瑞典等 65 个国教) 、国家控制宗教型( 如苏联、越南、朝鲜、古巴等) ”［2］。
2 我国宪法与宗教的关系
2． 1 我国宪法中宗教问题的基本立场
2． 1． 1 我国的阶级本质决定了我国对宗教的基本态度 我国《宪法》第 36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要分析我国宪法与宗教的关系，首先需要明白宪法的本质，即“宪法的本质在于它是一国统治阶级在建立民主制国家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表现。”［3］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属于无产阶级范畴，所以我国宪法的所有条款就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具体到宗教来说，“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4］，因此宗教从其本质上来说是唯心的。马克思的观点表明，以唯物主义为思想根基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在其本质上是反对宗教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又是辨证的，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透过现象看到宗教的本质，又不能忘记它的产生与发展是有规律的，是符合一定历史现实的，宗教的产生是与人本身的局限性有很大的关系，而它的发展也是人与外界关系变化的一种客观反映。任何无产阶级政党企图一下子消灭宗教，在当前乃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用宪法规定宗教的基本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府对宗教加以规范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必然的一个手段。
2． 1． 2 从信仰理论看信仰对宪法中宗教问题的影响 从信仰理论来看，信仰是人精神活动中一种最高级的、最具有稳定性和影响力的精神追求。“根据信仰对象的不同，信仰可分为三种类型，科学信仰主要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目的是求真; 是对上帝的敬畏，其目的是求善; 政治信仰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求实。在日常生活中各种信仰往往相互交错却不能相互取代。”［5］而越过了卡里斯马型权威的政治时代，国家更多的用法律管理社会事务，力求将自己的政治主见融入到普遍的法律规范中去，这样政治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就转化为法律信仰。政治信仰与的关系就转化成为法律信仰与的关系。虽然这两种信仰往往相互交错，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们就能相互取代，法律信仰和是有明确的不同之处的。第一，法律信仰更多的来源于国家强制，而更多的来源于个人自愿; 第二，信仰的主观性决定了宗教对于人的内在性，法律的现实性决定了法律对人的外在性，内在性表现在宗教规范以义务性规范为主，外在性规范则表现在法律以保障权利为主。法律代表理性，“理性与信仰的不对称表明，理性与信仰不可能同时主导一个时代。一个时性占主导，另一个时代则是信仰占主导”。［6］纵观世界，可以清楚地看到伊斯兰国家是典型的以信仰为主导的国家，《古兰经》的教义对伊斯兰国家民众的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更多数正在走向民主或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则以理性为治国的主导，我国就是这些大多数国家中的一个。尊崇理性，尊崇法律就成为我国统治阶级的立法机关在立法中所要遵循的一个内在原则，加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理性的追求比其他国家更甚。从另一个方面讲，在理性统治的时代，在追寻法律信仰的时代，对法律信仰是一个挑战，人们一旦有了固定的，他的行为就会比普通人容易和统治阶级所制定的规范相冲突，就容易对社会秩序产生冲击。
2． 2 当前我国《宪法》中宗教问题分析
2． 2． 1 我国《宪法》中宗教自由问题分析 我国《宪法》第 36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自由。从第 36 条内容上来看，这里的自由的内容包括信仰或不信教的自由、信何种宗教的自由。但是人们在宗教实践上的自由只有短短的“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这寥寥几字一笔带过，既没有阐述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内容，又没有阐述国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相反的对于宗教实践自由的限制，《宪法》第 36 条却有较为详细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刘澎教授为此指出“如果我们把此句话的‘宗教’换成其他词，例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团体、科学技术、体育，等等，在逻辑上仍然成立的，而在宪法的其他条款中并无针对其他领域的类似规定。那么，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即宗教是可能被人用来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的，这是宗教的特色，因而有必要在宪法中专门对此作出规定。”［7］因此笔者认为，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个人宗教自由的积极赞同和保护，我国对于个人的宗教自由既不支持也不赞同，处于中立状态，是基于在世界范围宗教自由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我国必须从《宪法》中就要规定详细宗教自由的具体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宗教自由保护不力的问题。
2． 2． 2 我国《宪法》中政教分离问题分析 相对于我国《宪法》对宗教自由问题有所表述，我国《宪法》对于政教关系却只字未提。笔者认为我国没有在《宪法》中规定政教关系的条款，原因有三: 一是宗教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权利的保护是需要法律明确规定的，而政教关系并不是一种权利，它只是一种社会关系，我国立法机关认为法律是社会关系抽象的反映，没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某一种社会关系; 二是是个人的事情，而政教关系更多牵涉到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与融合，在各种利益错综复杂、犬牙交错相斗争的今天，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也非一个分离或者设立国教所能解决的; 三是无论是伊斯兰国家设立国教，还是美国人民与宗教迫害相斗争的血泪史都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与宗教的紧密，而我国从古至今只有短短几百年( 五代十国) 是有国教的，宗教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如儒家一般深远的影响，宗教和政治的关系也不如西方国家那么紧密。那么，是不是我国《宪法》中没有写明政教关系，我国就对宗教干预政治的行为加以容忍呢? 这显然是不会的，从我国性质来看我国是不容许宗教对政治事务进行干预的 ，是主张政教分离的。相反的，美国在宪法中写明“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尊奉国教”是否就表明宗教对政治没有任何影响? 显然不是，我们不会忘记每任总统上台时都要在大主教面前，手抚圣经，承认对上帝的尊崇，这说明宗教对政治是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宪法》虽然没有写明政教关系，但根据宪法第 36 条“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我国的政教分离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宗教团体自治，只是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但是没有说不受政府的影响，实际上我国宗教受政府的影响较大; 二是从宗教影响的范围来说，我国宗教团体自治是指宗教团体对自己范围之内的宗教事务有管理权，对超出宗教团体之外的政治事务没有权利进行干涉; 三是宗教团体的自治不能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3 构建我国合理的宪法与宗教关系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第一个独立分句明确规定了政府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尊奉国教”。随后，联邦最高法院前任首法官伯格在沃尔兹诉纽约税收委员会裁决的总结中表述道: 既不能容忍政府设立宗教的行为，也不能容忍政府干预宗教的行为。这个判决给予我们以下三点启示。
( 1) 国家必须明确公民自由的范围，保护自由，规范宗教行为自由。我国《宪法》第 36 条虽然规定了自由的保护范围，但是却只字未提宗教行为自由。为此，笔者认为我国虽然没有制定《宗教法》，但完全可以在《宪法》中规定宗教行为自由的范围，明确表达国家所支持和反对的个人宗教行为，使宗教行为自由能够在《宪法》的框架下得到相应的保障和约束。
一、国际关系对经济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关系我们所说的国际关系指的是人类的社会生活逐步国际化的过程中，在以世界为整体的政治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整体，是国际行为主体即世界各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之间相互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一个总体系［1］。广义的国际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宗教关系、政党关系、文化关系、民族关系、意识形态关系等等，在这些国际关系中，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两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关系就是国家、国家集团与国际组织之间在政治领域中相互关系的总和;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家、国家集团与国际组织之间在经济领域中相互关系的总和。虽然，在国际关系中最活跃最直接最重要的是政治关系，但是经济关系是最根本最基础的国际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基础。外交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外在表现，尤其是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最直接的外在体现。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总是处于优势地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发达国家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国际经济秩序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发达国家往往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占据商品限售的稳定市场和投资场所，获取本国生产所必须的原材料和能源。整个世界经济体制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利益和要求，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发展的权益无法保障，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个局面中发展中国家总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追求则表现为既要保护本国民族经济发展的自，防止发达国家对其进行控制、掠夺，还要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而努力［2］。
(二)国际关系与经济贸易的关系在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与各个国际组织的关系错综复杂，国家与国际组织的不同关系也通过各种方式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产生着影响。两国关系密切的同时，经济交流也会相应变得频繁，互相合作与发展也会成为必然。而当两个国家关系紧张、对立的时候，经济上的合作和交流也变少。因此，国际政治、文化、合作的各种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们把影响贸易的国际政治环境，即国际政治关系假设的和谐的关系。自由贸易论者们坚持贸易的结果不存在“零和现象”，给各国都能带来“双赢”局面，认为国际贸易利益带来的国际合作会消除政治冲突。保护贸易论者则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能够造成国际冲突的进一步加大，他们认为贸易是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中进行的。尽管保护伦者承认贸易能够带来利益，但是他们认为贸易利益的获得是非常不平等的，他们坚持认为贸易利益的不平等只会使强国更强弱国更弱，导致弱国国家权力的削弱，使弱国依附于强国，最终导致弱国国家自治能力的丧失［3］。在现实生活，这两种观点都存在片面性。自由主义论者忽略了贸易收益的相对性，贸易收易的相对性将会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保护贸易论者对贸易产生的结果过分强调自由贸易带来的冲突以及其他不良影响，而忽视了贸易对国家利益的有利影响。对贸易的环境前提的看法也因为主体的不同而不同，国家利益的一致与否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好坏。近代历史证明，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的。经济贸易也能够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能够缓和国家之间的矛盾，促进国际关系的和谐，促进世界的和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国际分工及其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每个国家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市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世界各国利用世界市场。强大的经济基础是支撑一个国家世界地位的重要支柱。因此，在今天世界各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从事国际间的贸易都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的动机。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国家都尽量使本国的利益在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取最多，获得贸易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制定世界市场的规则仍然靠的是国家的实力。国家间的实力不同，必然导致世界市场的规则偏向于最强大的国家。如果这些最强大国家的国内经济结构和权力分布要求消除“资本的民族障碍”的话，就会在国际上建立一种相对开放的贸易体制，这在一定程度有利于世界贸易向着自由化方向发展。比如说战后关贸总协定就是这样一种贸易体制，它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同时，也促进了战后世界贸易的发展。存在着不同的国家、民族、阶级，也就存在着不同的利益，所以国际贸易的环境是永远不会完全和谐的，每个利益主体都想在贸易过程中获得贸易利益的最大化，争取避免和减少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国际冲突在所难免。但是，当今时代，经济飞速发展，由于其内在需求，国际分工出现了前所未有大变化，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依赖程度大大加强，不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以往。由于越来越增近的经济依存以及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使得各国的利益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在某种程度上又抑制了国际政治中权力斗争对立和冲突的烈度。因此，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冲突具有缓冲作用。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贸易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也称为世界经济国际化，其本质是由于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导致国际分工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于是人类的经济活动渐渐大规模地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各个国家的经济贸易逐渐融为一体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最主要表现为生产的全球化，国际分工越来越多，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市场的全球化，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世界市场也向各国打开，世界市场越来越开阔，逐渐成为一体;资本的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国际金融，使得巨额资金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达到世界资本的全球化;科技开发与应用的全球化，科学技术与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利用和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由于网络的发展，为信息的全球化提供了基础。生产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表现为单个企业向纵深推进国际化的生产，拥有超过国界局限的组织管理结构。目前由于科技的进步，交通运输业以及信息通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可以走出国界，进行跨国生产经营，从而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合理配置，完成了各类生产活动。因此越来越多的公司实现了跨国经营，为全球经济化增加了新鲜活力。它们在世界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由美国主导，发展至今，已经进入稳定快速阶段，我国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以及驱动力量。2001－200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平均贡献率超过美国的12．8%，达到31%，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者。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了一把双刃剑，给各个国家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经济全球化能给各国带来便利的经济交流渠道和广阔的市场，但也会给各个国家带来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会使本国内部经济体系面临考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遭遇巨大的竞争压力等等。
(二)对中国经济贸易的影响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样的。从开始到现在，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的经济贸易带来了双重影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啊的进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全球化的资本全球化为我国带来了大量的外资，以及国外先进的技术。有了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的支持，使得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发展。投资者也获得了大量的利益，实现了“双赢”。第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有利于我国加速工业化进程，调整产业结构。比如说在吸收了国外大量的资金后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相结合，我们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出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促进了产业的结构调整。第三，有利于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为了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获取资源，优化产业结构，避免贸易壁垒等原因，我国实行“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必由之路。只有“走出去”才能使中国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使经济注入更多的活力。第四，促进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和变革。要实现国民经济健康持久的发展，就积极学习先进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经济全球化是我国能更方便的学习到国外的很多制度，使得我国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已由计划经济制度转变成了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在为中国带来很多机遇和利益的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世界市场的全球化，由于世界市场是实行一种自由的竞争交易原则，自发调节世界经济关系与各国的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以及其经济政治风险、矛盾和危机，在经过本国与世界市场的连接直接引导到中国社会中来，从而，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定发展。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带来了全面、深刻的影响。第二，在区域和集团的保护下，竞争激烈。世界市场各种资源非常丰富，低廉的产品以及服务经常对本国民族企业造成巨大冲击。于是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形势下形成了地区或集团的经济贸易壁垒，如绿色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等。这使中国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我们必须创新科学技术与服务质量，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有立足之地，并在竞争中不断强大起来。
三、小结
国际关系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众多影响，尤其是国际经济关系各国对世界经济影响重大，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更为密切。中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取了大量资金以及技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说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受到影响，国内企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面临各种集团组织的贸易壁垒等等。经济全球化导致全球经贸关系日益密切，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要掌握好前行的舵。积极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开发自主产品;鼓励环保节约型产品出口，开发新能源;走科技兴贸战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胡竞哲 单位：辽宁理工学院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全球化挑战是总体性而非局部性的。全球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党一方面面临着许多内部难题，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合作应对机制远未形成。这不仅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上做出创新性回应。而且还应就这种回应达成共识而不是分歧。
一、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其中的核心。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生态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在此思想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形成如下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环境的问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公平。
第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著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