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7 14:37:4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加强培训，注重质量
随着二胎幼儿逐渐长大，几乎每所幼儿园都在扩班，以迎接新生幼儿到来。幼儿数量增多，教师的数量随之要增加。而按照目前的情况看，幼儿教师的数量是不够的。但是，幼儿教师对孩子的启蒙教育的作用影响很大，所以不可能只招人看数量而不看质量。因此，社会对幼儿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高质量的幼儿教师和高数量的幼儿教师，这样才能保证幼儿教育的高质量，所以对不管是在职幼儿教师还是即将成为幼儿教师的人的来说，都有了新的挑战。
那么，如何去迎接新的挑战呢？有调查研究表明，孩子处于幼儿时期的这代父母几乎都是有一定知识教育水平的，所以他们懂得孩子教育的重要性。他们不在意孩子教育需要多大的成本，更关心孩子是否能接受好的教育，对教师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有的幼儿园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做得很好，加大了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从教育理论到教学水平，从组织活动到写作能力，都进行一系列的培训。也有许多年轻的幼儿教师产生危机意识，自己从网上买书，比如《新教师如何带班》《与幼儿教师对话，迈向专业成长之路》《教师20项修炼》，年轻的教师们努力求知，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教学素养和知识素养，以应对不断涌来的二胎潮。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到“幼儿的行为反应是对教育工作最客观、直率、真实的评价，教师要关注幼儿的反应，把它看作重要的评价信息和改进工作的重要依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更要注重幼儿的反应，以此来改进自己的工作。
幼儿教师在二胎政策出台以后，老教师要深入了解教育行业的发展趋势，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给自己充电，或者在工作的同时继续进修，跟上幼儿教育的潮流。
正确引导，关注幼儿成长
因为二胎政策的实行，许多父母选择了生育第二胎，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没有考虑到第一胎孩子的想法。而有很多现在园内的孩子都是作为家里第一胎，并且家里又有了二胎。事实上，这种现象也给幼儿教育带了一些问题。
第一胎孩子的心理影响不容忽视。幼儿一旦有了弟弟或者妹妹，就会觉得原本自己单独的爱被突然出现的另一个人分走了，占有欲的不满足，可能会让孩子产生父母不要他们了，抛弃他们的想法，从而陷入心理障碍的桎梏。在平常的生活中，容易出现情绪激动，过激的行为。甚至过于严重的会被诊断为一类儿童心理疾病，十分影响孩子以后的发展。
作为幼儿教师，有责任去关心这些孩子，主动了解孩子的想法。可以告诉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不会分掉父母的爱，以及如果有了弟弟或妹妹，自己还多了一个亲人，这样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一些症状，老师应该和家长积极地商讨，建议家长关注已有孩子的情绪，给头胎儿更多的爱和关心。举个真实的例子，一个妈妈已经怀了二胎，一胎的孩子在上幼儿园，这个孩子就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心理影响。他认为在妈妈肚子里的这个弟弟会分掉爸爸妈妈的爱，爸爸妈妈就不喜欢他了，从而经常有过激的行为，或者发脾气。教师趁着妈妈放学来接孩子的机会，提出建议，希望她经常找孩子沟通，对孩子直言“不会因有了弟弟，就不喜欢你了”，以解除孩子的心理顾虑。此类事情，只要发现，就要赶紧纠正，不能让它萌芽长大。就二胎问题，父母要尊重并且征询孩子的意见，让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很多时候父母的关心和承诺比老师的道理更有用。
加强幼儿园教育软实力
二胎政策带来的幼儿教育问题不仅体现在幼儿教师和幼儿身上，也体现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幼儿园上。随着幼儿数量的激增，幼儿园也会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冒出来。但是过了现在发展的黄金时期，幼儿园便将面临更激烈竞争，到时候也许连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优秀的教学传统都没有办法支撑。因此，幼儿园从现在起，培养自身的师资力量，加强自己的教育软实力，有危机意识避免在黄金时期之后被淘汰十分重要。
时至今日。真人秀节目已经被过度消费。而《二胎时代》仍能引来火爆收视无疑为电视人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那就是要紧贴时代脉搏、结合社会热点、启发社会思考。“综艺节目+社会话题”的成功嫁接让观众成为了最大受益者。他们在看过节目后不是一笑而过。而是引发了深层次探讨：“对二胎。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为此。本报特别策划并采访了本期话题。通过节目主创、百姓观众的现身说法。共话“二胎”这个新的家庭模式带来的新思考。
主创说――《二胎时代》是这样烁成的
作为国内首档关注“二孩”的节目。《二胎时代》以“二胎家庭幸福养成记”为创作理念。以“全面二孩”为社会政策背景。通过四组明星家庭和四组“二胎宝宝”的互动，模拟二胎家庭的生活形式。直面新型亲子关系引发的家庭变化。作为北京卫视2016年的首档大型季播综艺。《二胎时代》以暖心治愈节目风格引发广泛关注。
然而。在一个收视火爆的节目背后却有着不少不为人知的故事。记者日前联系到了《二胎时代》的总导演武怀宝。也了解到了很多幕后工作人员的艰辛。
“社会话题+综艺节目”的首次嫁接
《二胎时代》并不是一档常规综艺节目。它以真实新闻采访为由头开启，选取社会大众对于“二孩问题”的不同看法，直面新型亲子关系对社会人群带来的改变和震动。用总导演武怀宝的话说，更是一次“社会热点话题――综艺节目”的首次嫁接结合。
据介绍，该节目的筹备时间很短，从确立主题到第一期节目的拍摄之间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会。首先这是个社会各个阶层都非常关心的话题，热度高、关注度高。在那段时间里，它成了千家万户都在考虑的问题――到底要不要生二胎？所以，我们在策划时专门做了大量的社会调研，通过甄选出来的社会新闻，从中梳理出了一些焦点话题。在节目拍摄中，我们想办法把这些都用到情景设置中。虽然这个过程很艰难，但是这样的工作为节目后期内容的丰富多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之前很多真人秀都借鉴了国外类似节目的套路。但是武导却表示，《二胎时代》绝对是原创。“这几年，亲子类节目已经被消费得很过度了，观众对于户外体验式的真人秀已经非常熟悉了，甚至可以说有点腻了。而《二胎时代》并没有参考之前那些。它是热点社会话题和综艺节目的首度结合，这是它最大的亮点。它的基础是从社会新闻中来，再结合上明星家庭中发生的真实故事，来吸引观众的。”
对于将“素人宝贝”作为二宝空降到“明星家庭”的节目形式，武导表示也是一个创新。“我们当时也考虑过直接去拍摄有两个孩子的现成明星家庭。但是感觉这样的话，戏剧冲突不够强烈，混乱程度和接纳程度不如现在的强烈。另外，如果只是纯粹去表现明星家庭，对于一档综艺节目来说，又不太接地气。所以我们加入了‘素人宝贝’的元素。现在看来，星素结合的方式明显给《二胎时代》带来了不少人气。”
首期节目播出后，电视、网络、报纸上针对《二胎时代》的讨论量骤然增加。节目组也在密切关注着来自各媒体的动向。“我们发现，大家探讨最多的是父母教育的方式。之前网上流行很多大宝欺负二宝的搞笑视频，其实这是二胎家庭面临的普遍问题。对于二宝来说挑战小一些，因为他从一出生就面对的是稳定的家庭关系。而对于大宝来说，如何做好心理引导和建设，如何让他能接纳二宝就是很重要的问题。观众这方面的讨论也是最多的。比如说夏克立家庭在引导孩子的方法上很与众不同，还有杨云对待小妹妹Eva的教育上很多观众认为有问题。这些争论都特别好，这也正是我们制作节目的初衷。”
120个隐蔽摄像头不够用
与寻常的节目不同，《二胎时代》不预先设置环节、不抗拒冲突、不提倡演绎，节目开创全新观察式拍摄模式，以明星家庭的自然感情线路发展为准，由120台摄像机全方位记录，自然真实地展现每个家庭的反应。而这也是吸引很多明星参与进来的卖点。曹颖在接受采访时就坦率地表示，自从儿子出生后，自己就寸步不离，也拍摄下很多孩子的可爱瞬间。但是这和节目中24小时全程跟拍根本没法相比。“播出前，我去节目组看了一次拍摄素材，太好玩了。我强烈要求，即便是有些素材没有被剪进节目中，也一定要一起给我。这是太难得的宝贵资料了。”
节目组又是如何实现24小时不间断拍摄的呢？
据介绍，《二胎时代》的拍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观察室的拍摄，也就是说在家里固定地方装上隐蔽摄像机，24小时全程拍摄家里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另一种是户外拍摄，用武导的话来说就是“把《爸爸去哪儿》和《爸爸回来了》结合起来的拍摄方式”。
对于“120个隐蔽摄像头”这个数字，武导表示“不够用”。“要拍摄四个家庭，就要有四个导演组，所有的配置都是四套人马。隐蔽摄像头每家30个不够用啊。比如杨威家就有四层，每层都要安装。隐蔽摄像头有的是无人的，有的是有人的，还有遥控的，挂满房间的每个角落里。另外，我们在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小型的导播间，也叫CC房，里面装配的都是演播室系统。每个机位布置好后，拍摄出的信号都会甩回到CC房，进行编辑。别看CC房很小，但是里面人头攒动，聚集着包括编剧、导演、录音、灯光、摄像在内的七八个人。”如此零距离拍摄势必会涉及到个人隐私，曹颖也曾说过，在家里经常忘记了房间里摄像头的存在。但武导表示，他们在布置机位的时候也要避免隐私。“像卫生间这样的地方肯定是要回避的。我们是很保护被拍摄者的个人隐私的。”
尽管拍摄镜头深入家庭的每个角落，但CC房里的工作人员却不会直接发号施令或者任务给大家。“这也是我们和另外几档真人秀不同的地方，他们是直接任务，而我们是给限定性的条件。”武导解释说，“开拍前，导演组对每个明星家庭做一次深入调研，让他们填写一个表格，包括每天的生活规律、家人的生活习惯等等。比如曹颖每天把孩子接回来，都要开始先写字。基于这个调研，在拍摄前会有一个框架式的台本。但是具体内容会随时调整。比如说有一次王子不听话，导演组就会有意识提醒曹颖一下，让她鼓励、夸奖一下二宝，借此刺激一下王子。这种做法基本上还是保护了家庭生活的原生态，避免刻意制造的痕迹。”
四个明星家庭是这样选出来的
在《二胎时代》中，观众多方位展示了中国式家庭的温馨之情：即便在“鸡翅大战”中产生摩擦，但甜甜的“二宝妹妹”给杨威家庭带来了更多甜蜜。不仅杨威画风秒变，魔性笑容让人忍俊不禁，杨阳洋也一改霸气高冷范儿化身小绅士主动关心妹妹；面对仨宝，姥爷潘长江虽然累的够呛，但当孩子们懂事收拾玩具、乖乖听姥爷讲故事时，姥爷也收获了更多幸福；曹颖也一样，王子和二宝随时随地的“秀甜蜜”，更击中了无数网友内心，让不少网友直叹，“多一个二宝果然不一样，整个家庭气氛都变甜蜜了，看到他们这么和谐，我也好想生个二宝。”
不只是内容定调，从节目嘉宾的选择上，也涵盖了多年龄段观众的需求。如潘长江一家，展现的是儿孙满堂老人的家庭生活；夏克立一家，偏向自由教育适合新时代年轻父母；曹颖家，母慈父严是寻常中国家庭的模板；而杨威一家中，杨阳洋的个性特征敏感不善言辞，他的成长最能体现二宝带来的影响……四组明星家庭共同组成了一个真实家庭的缩影。导演武怀宝告诉记者，这四个家庭的选择上他们还颇费了些心思。
“因为我们的筹备时间很短，所以在明星家庭的选择上也难度很大。很多合适的家庭都已经被过去一些节目消费过了。但是我们选了杨威和夏克立两个之前在真人秀出现过的成熟家庭，一方面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另一方面我们在节目中所呈现的是熟识的家庭面临新问题的态度。对于潘长江家庭的选择主要是考虑到隔代亲情。他家里面基本上是潘长江、潘阳和小石头，事实上我们也拍了潘长江的父母。这样错综复杂的家庭成员关系对于二胎兄弟不同的对待方式特别有看点。而曹颖自从当了妈妈之后很久没露面了。她家的教育方式跟其他家庭也是有区别的。可以看出来，我们尽量从不同的维度去选择不同的家庭，其中也考虑到了差异化和不同年龄的代际关系。”
最大的欣慰是得到观众共鸣
《二胎时代》播出后引发了观众很多争议。有观众认为节目残酷，尤其是对于新来的孩子。“人家在自己家也是小公主小王子。跑到明星家庭里就变成了孤家寡人，无论对于大宝还是二宝都有些残酷。”
对此，武怀宝导演表示：“我们做节目时有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保护素人宝贝。毕竟人家是初来乍到，被送到一个新环境，难免会有各种不适应。其实我们现实中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孩子到朋友家里去偶尔住一天，也会受到很多照顾的。换个角度来说，其实素人家庭也是很期待看到孩子不同的反应。比如去到潘长江家里的小豌豆，她妈妈其实已经怀了二胎，她也希望豌豆能通过这个节目做一次实习姐姐，为将来的生活来一次预演。”
这几个孩子的父母也有自己的动机，看看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能观察到什么。比方说我们这次潘长江里小豌豆，他妈妈其实已经怀了二胎了，她希望豌豆能做个实习姐姐。尽量保护素人宝贝。毕竟是初来乍到。现实中也经常会遇到，送到一个环境，本质上并没有伤害到这些孩子的做法。还是很适应。
关键词：自主性；主题班会；中高年级小学生
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素质教育在教育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中小学高年级的素质教育中，定期进行的主题班会教育活动显得尤为重要。在主题班会的开展过程中，老师可以充分地获知学生近期的疑惑与不解；学生可以尽可能地学习一些在课堂上学习不到的知识，如，常识、习俗等等；也可以让学生积极踊跃地分享个人见闻，促进师生、生生之间的情感交流等。由此可见，一个成功的主题班会必然需要学生的配合，要求学生积极地参与班会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当中去，这样才能产生理想的活动效果。所以，全方位提高学生的自主性就成为本文讨论的重中之重。笔者对如何选择班会的主题、班会的活动方式进而提高学生自主性进行了详细阐述。
主题班会是德育的重要载体，一个好的班会是具有一定的内涵与质量的，让学生受到启发、明辨是非、提高自觉性，才更加符合德育的要求。而这与学生是否自主地融入班会活动中去息息相关。如何开展一个成功的班会，如何让班会吸引学生，让学生自主地参与班会，笔者认为可以从“以小见大”“大中见小”“即兴发挥”三个方面来考虑，全方位地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1）“以小见大”即从平常的小事中寻找德育的真谛。这就要求老师要心思细腻，能够敏锐地从学生日常表现出的小事发现问题，挖掘整理出包涵有深刻教育意义性的主题。例如，“二胎开放”以来，有不少小学的女同学从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变得情绪不定，容易暴躁，又或者上课走神、一脸苦闷的样子。老师课后找其谈话，发现原来很多学生是家中老大，如今政策开放，准备怀第二胎的家庭环境让小女孩感觉到“失宠”，无法应对前后差异，出现一些情绪和心理上的负面影响。从这方面着手，老师可以拟一个班会主题，让学生诉说苦恼，引导学生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哥哥姐姐，让学生了解谦让的传统美德、互帮互助的手足情等。也可以开展一个班会讨论，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表达对弟弟妹妹的到来是否表示欢迎。然后，由老师进行总结陈述，将道理提取出来，让学生明白二胎政策对学生、对家庭乃至对社会的重要意义。让学生把对“二胎”的偏见放下，消除学生的顾虑。
（2）“大中见小”则是从国家政策、时事热点出发，要求教师扣紧时代脉搏，把握当下教育新局面，与时俱进，让班会主题更有新意，引导学生主动地发现和思考问题。例如，不久前，奥运健儿们英勇拼搏、团结奋斗、艰苦训练、勇往直前的身影，激励着每一代中国人。开展奥运主题班会可以更好地让学生自发地感受奥运精神，继承并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3）“即兴发挥”则是对当前班级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进行总结，让学生发现问题所在，探讨解决方法，不断促进班集体的进步。比如，在班级的某次活动中，学生对老师的处理方案不满意，觉得不公平。那么，班主任就可以即兴发挥，以“公平”为主题，让学生探讨对公平的看法，借此机会学习一下什么是公平，如何才能公平等。
此外，班会的开展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笔者认为，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小组讨论、师生问答、探究问题三种方式之外，让同学们参与到主题班会的课程设计中去，自导自演，老师从旁指点协助来开展班会的方式也是非常可取的。同学们课前查找资料，设计班会活动方案，班会课中讨论，最后进行总结陈述。这样一来，充分激发了小学生的自主能动性与参与积极性，更加锻炼学生，更好地完成既定目标，让学生有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W生在整个班会课前、课中、课后的参加过程中能够受到深刻的教育，学到知识的同时提高自主学习意识，培养文化素养。如，围绕“我为集体添光彩”主题开展班会时，课前，让学生在搜集资料，创设两到三个活动环节，老师审核后，给予指导意见，让学生不断完善，班会进行中，边玩边感受班会主题，效果明显。让学生围绕“怎样才能为集体增光彩”进行自主讨论，老师在旁引导学生不断总结为集体增光彩的三个方面：做好自己，团结互助，目标一致。
综上所述，让班会主题和班会开展方式更自主，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切实将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到班会活动中去，就能够达到班会的预期效果，让小学中高年级班会绽放光彩。
参考文献：
[1]伍洁怡.基于行动研究的小学中高年级游戏式主题班会设计与实施[J].教师，2015（21）：119-120.
[2]周燕微.例谈中小学班会课主题的选择与提炼[J].中小学德育，2016（6）.
家长讲述 老大情绪焦虑
李霞（公司职员）：自从儿子降生的那天起，五岁的女儿就表现得十分失落。尤其记得儿子满月那天，一家人正高兴地聊天吃饭，婴儿床里的儿子却突然哇哇大哭起来。我莫名其妙地抱起儿子，只见小家伙嫩嫩的手指甲被剪破了两层皮。我根据女儿平时的表现，猜想是她干的。于是我在各个屋子里找女儿，发现她躲在书房的角落里，手里死死地攥着一个指甲剪，一脸愤愤不平的样子。瞬间，我的心寒到极点，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啊！女儿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弟弟呢？
刘萌（专职妈妈）：半年前，我家的“二宝”出生了，尽管又是个女儿，但我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幸福。两个可爱的姑娘依偎在我身边，是多么温馨的画面啊。可没料到，大女儿性格变了，不再像以前一样开朗，而是固执、爱哭。就拿和父母分床睡这件事来说吧，让大女儿搬到自己的房间，是因为位置有限，可我再三解释，四岁的大女儿丝毫没理会，撅起小嘴躲进自己的房间呜呜哭个不停，听着孩子痛苦的抽泣声，我的心简直碎了。
王东（业务主管）：我的大儿子已经五岁半了，本是个阳光开朗的小男子汉，可随着女儿的出生，儿子变化很大，动不动就爱“发脾气”。那天下班，我刚刚抱起小女儿，儿子径直走到我前面，冷冰冰地问：“你怎么不抱我了，到底还爱不爱我？爱我多还是爱妹妹多？”霎时，我就愣了，正欲给儿子好好解释一番，可他却转身跑走了。从此儿子很少与我和妻子交流。
家长视角 父母力不从心、喜忧参半
陈慧霞（公司会计）：俗话说：儿女双全是好命。如今我儿子五岁，女儿一岁半，儿女都有了，可烦恼也来了。每天的一日三餐，家里简直比“打仗”还要热闹，小的年龄小，自然需要一勺一勺地喂，可儿子年龄也不大，也想得到父母的宠爱，有时也会提出让父母喂饭夹菜。如果不答应，儿子就索性连饭也不吃了；可答应吧，毕竟只有两只手，照顾两个孩子，焦头乱额的程度可想而知，真是苦不堪言。
苗晓芳（业务导购）：大儿子被独宠了六年之后，小儿子降生了。家里两个“活宝”，真够闹腾的。于是，我常常教育大儿子，一定要让着小弟弟，因为你是哥哥。刚开始，大儿子做得还不错，可后来随着二儿子的长大，两个小家伙经常发生争执，无非是因为争抢玩具之类的小事情。每当此时，我总自觉不自觉地先教训大儿子，这样一来，大儿子认为我“偏心眼”，与我感情疏远了。
孙翔（工程师）：记得在我小时候，家里姐弟四人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可如今，时代真是不同了，家里仅有两个娃，就让我和爱人招架不住了。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到外地出差，由于女儿和儿子的兴趣爱好不同，自然带来的礼物也不相同。每次买来了礼物，女儿总是敏感多疑，拿着弟弟的礼物研究半天，非要问出每件礼物的价格，弄得我和爱人不知如何作答，非常尴尬。在女儿看来，弟弟是她最大的“竞争对手”。
专家看法 扬长避短轻松应对
金利波（江苏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对于有着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讲，要利用非独生子女的优势，树立“老大”的榜样力量，让两个孩子相互学习、相互影响。比如：对家里的老大要经常这样引导“你是姐姐，就要做出姐姐的样子”“你是哥哥，可是弟弟崇拜的偶像哦！”以类似的激励法既能正确引导老大，为弟弟妹妹做出了榜样，又能让两个孩子都从中感受到幸福。通常，老大表现十分优异，老二也就相对优秀，可见家庭教育是相互熏陶、相互感染的。
李敏（河南省家庭教育指导师）：对待家庭中年龄小的“老二”，切忌溺爱，公平公正是育儿教女的“金钥匙”。如果父母在日常教育中一旦偏颇于某一方，就会激起另一个子女的不满，引起心理的叛逆和反感，同时还会加剧孩子之间的矛盾，教育起来就相当棘手。家长端好家庭教育的“这碗水”，就能使孩子们及时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从而懂得约束自我，懂得与兄妹和睦相处。
【关键词】出生性别比；失衡；性别结构问题；文献综述
我国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三十余年的研究历程是一个对人口性别结构不断深入认知的曲折过程。本文将通过回忆这一历程，梳理学者们的研究，客观展现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成果和可能的新奇点，以期能对以后的研究和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这里主要通过CNKI数据库查找搜集已有文献，辅以一些涉及人口性别结构研究的著作进行文献梳理工作。在CNKI上，以“性别结构”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查到1981年至今293篇相关论文。在所有相关文献中，最早涉及人口性别结构的讨论是1981年《人口研究》第二期刊登的康明村的《对新疆石河子地区独生子女性别比例调查》一文。然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绝大多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有性别结构问题的争议之中，从9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对性别结构问题基本达成共识，研究集中转向了更深入的关注点之中。通过对1982年至今的293篇文章的标题、内容进行细致筛选，笔者最终选择确定了本次综述所将分析的44篇文章。
至今学界对性别结构相关问题的讨论，大致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性别结构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议；二是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的讨论；三是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的讨论；四是对防止和减小性别结构问题的发展策略的探讨。
一、对我国性别结构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议
我国著名人口学家李建新认为，学界讨论的性别结构，一般指的是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是人口性别结构的一项重要指标，对总人口性别比、分年龄性别比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在其著作《人口学》中指出，出生性别比指的是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出生婴儿中男婴和女婴之比，一般以每100个女婴对应多少男婴来表示。在生物学意义上，出生性别比是个常数，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它一般稳定在105左右。若偏离了这个常数，则意味着出生性别比失衡，性别结构问题也即将产生。
1982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上升到了111.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这个数据为116.9，而到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出生性别比已经高达118.08。
在80年代初，我国出生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105），然而在先前的研究中，学者对人口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关注点更多地在全国人口规模、人口迁移等方面上。对人口性别结构做出的最早讨论是人口学学者康明村，他于1981年发表在《人口研究》第二期的《对新疆石河子地区独生子女性别比例调查》一文首次以地区的计划生育实际状况调查为基础，研究发现新生的独生子女中出生的男婴要多于女婴，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随后，1983年邹平通过在北京地区展开的对出生婴儿性别比的调查分析，发表了《关于北京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调查》一文，文章指出由于计划生育和生男孩的意愿，在偏远地区有瞒报的情况，并且瞒报的女婴居多，而因为这点他在研究最后也没承认康明村提出的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情况。
因此，有关我国人口性别结构的研究，一开始就在出生性别比是否有失衡各持看法。引起了八九十年代学界对性别结构是否存在的争议。这期间的有关研究中，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则认为普查和抽查的数据反应了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并有严重化趋势的事实；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说中国存在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不科学的，因为先前的统计数据受各种原因影响是失实的。
一些学者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查数据发现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情况。1988年袁振相在《出生婴儿性别比初探》一文中指出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不再是个别地区的问题，而是广泛存在并具有城乡分布一致的特点，但农村失衡情况要严重于城市。同年，刘爽在结合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在我国本分省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在《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分析》一文中描述的情况与袁振相基本相同。
而以徐毅为代表的学者利用1982年到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和部分抽查数据反复研究，于1991年在《中国出生性别比的现状及有关问题的探讨》中认为出生性别比偏高是由于存在很多出生女婴瞒报、漏报、错报的现象。贾威也在他的《收养子女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分析》中认为收养子女比例从80年代到90年代呈较大幅度上升，但大量被收养的女婴未被记入统计数据。因而他们认为所谓事实性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只不过是统计数据造成的假象。
这一争议在一些不争的统计数据比较和“光棍”群体的日益壮大等事实中得以逐渐平息下来，大多学者保持了一种客观的态度对八十年代的出生性别比现象重新进行了解读和思考。因此，从九十年代后期的研究就可以发现，研究关注点不再纠结于是否存在人口性别结构问题上，而是开始了一些更深入关注点的讨论中。
二、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分析
虽然八九十年代，研究者更多偏向对性别结构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论，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同时讨论了一些关于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马安和涂平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还是由瞒报漏报引起的，认为是这种原因的学者往往也对我国人口结构问题的存在持否定态度。而后有的学者则反思快速的高新科技推广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效应。于弘文则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是偏高的主要因素，而瞒报漏报是次要因素。
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因统计技术的成熟而抛弃了“瞒报、漏报和错报”的解释，李建新等学者认为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等技术的发展是促成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但不是根本的。
以杨菊华为代表的“政策论”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性别比失衡的最根本原因。他在《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中构建和检验了生育政策和出生性别比的关联机制。他的研究发现，在一孩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又极度失衡。而在政策宽松的环境下使部分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比如而未实行生育限制政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基本保持正常。于是他认为，政策越强反而易使女胎受歧视而遭遇人工流产，而相对宽松的政策让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生产论”者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男女不平等的影响。寿兰兰在《出生性别比失衡——两性不平等为和谐社会留下的重大隐患》指出，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从本质上来说，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当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尤其在农村地区，社会生产对男性的需求大大高于女性，女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也是女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侵害的反映。
“文化论”者则当然认为是传统的生育观念和重男轻女的生育文化的影响，刘强在《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具有浓厚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色彩。即使是今天，“不生男孩不罢休”的生育意愿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是出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根本原因。
而“技术论”者则认为是B超技术的运用直接导致了中国出生性别比的极度不平衡。李树茁和郑真真等多位人口学专家认为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是造成目前出生性别持续偏高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我国从事计划生育的部门来说，他们会自觉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因而对政策论说产生一种抗拒。“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他们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现象。虽然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剧了性别比偏高趋势，但是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之所以有这样的解释，是因为分析者把各个要素相互脱离的结果。出生性别比失衡并不是哪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讨论
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有很多，本文选取了学界认同高的后果加以呈现：
（一）女婴生存健康条件下降
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数据，婴儿死亡性别比为120—130（女性为100），这是因为女婴患遗传疾病的概率要低于男婴，女婴的免疫力强于男婴的缘故。如果一个人口中观察到了男孩与女孩的死亡水平之比低于这个正常值，则说明这个人口中存在着非正常的性别差异。张二力在《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中指出，2000年在一孩政策地区的女婴死亡率偏离正常比例高达99.9%，是执行二孩政策地区的1.75倍。这一现象与出生性别比偏高同为严厉生育政策的副产品，也直接影响到了年龄性别结构，最终将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后果。朱楚珠认为，在我国严格的“一孩”“一孩半”生育政策之下，偏男的性别偏好不能通过正常生育来满足，在存在着性别歧视的地区人们对女孩生存的环境“漠不关心”，致使一些女婴生病得不到好的治疗而夭折，也还存在着大量的溺婴现象。因为这样的女婴死亡可以换取再生男婴的机会。
（二）婚姻挤压
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最早由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两位学者提出，在2004年5月份，他们的名为《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著作在英美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这部著作把矛头对准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性别比偏高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具体就是由于两国成年男性远远多于成年女性，男性因此不能像传统那样选择配偶，而是以竞争的方式相互挤压选择配偶，复杂的竞争机制最后生产出了很多光棍。而这些光棍，往往是诱发社会问题和对社会安全产生威胁的重要群体。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男女正常婚配的人口学前提是在婚龄期阶段（20—39岁）男女性别比会均衡在100左右。刘建新在对我国2000年的普查数据中分析到，不仅年龄组如0—4岁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而且婚配年龄人群的男女性别比也不均衡，男性人口大大超出了对应的女性人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在一个新闻访谈节目中讲道，人们在选择配偶时出现“老夫少妻”、“城里哥找乡下妹”、“贫困男寻求跨国婚姻”这些现象来避免婚姻挤压带来的影响。这些非传统的婚姻搭配只是加大了婚姻挤压的效应扩散，并没法有效解决问题。
由我国目前出生性别比的偏高趋势可以预见，到2020年，将会出现3000万“光棍”。未来我国婚配人群的性别结构失衡引出的婚姻挤压仍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社会问题继续，甚至还有新问题产生。
（三）对社会稳定与安全的影响
刘建新认为，婚姻挤压产生的后果，绝大部分是被动单身。而这些被动单身的男性往往来自于偏远地区或者文化水平、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较低的男性。不能婚配不仅会影响到个体的身心健康，还将加重这些原本就边缘的男青年的失落感、挫折感。
国家人口计生委关爱女孩治理出生性别比专家组组长原新指出，性别比失衡带来的不仅仅是婚姻挤压的问题，还会引发性暴力、拐卖妇女儿童等非法行为的发生。孙江辉在《男女性别比失衡与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不能结婚的男性处于社会底层，已经具有这样的危险倾向：即基于体力建立一种系统，通过暴力得到他们无法以合法途径得到的东西，为了谋求正常的社会生活，比如婚姻、生活富有等，而又缺乏正当的手段时，他们便会以其自认为正当的方式来实现。
出生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影响之重大，以至于我们再也无法忽视这个问题的存在，它正如一场静悄悄的危机，一步步向我们逼近。
四、防止和减小性别结构问题的发展策略
目前我国整体人口出生性别比仍然持续偏高，在对未来性别结构堪忧的同时，学者们也对症下药地探索了一系列措施和对策应对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严梅福在《变革婚居模式降低出生性别比》中分析到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传统的婚育观念，建立新型的人口道德，并通过招赘婚居，提高女孩的养老价值和“传宗接代”的预期效益价值，淡化宗族和家族观念。辜胜阻、陈来在《城镇化效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好》中认为通过人口城—乡迁移、制度城—乡迁移和生育文化的重构，在广大农村地区大力发展生产力，加速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通过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变和法制的完善来淡化人们的男孩偏好。王翠绒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人口伦理学分析》提出应全方位构建完备的社会保障、利益补偿制度，树立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新风尚，提倡尊重妇女生育的社会价值。著名人口学家田雪原等人在《“软着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则建议改革现有生育制度，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五、对我国性别结构问题研究现状的评述与思考
通过对近三十年的关于性别结构问题的研究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然而，起初那段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围绕问题真实性展开的争议不仅为我们展现了问题本身发展的清楚脉络，也开拓了后续研究者的视角和内容。总的来说，对于人口性别结构的问题囊括了对这个现象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不管从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内容来看都比较全面。但笔者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研究现状也衍生出了一些相关思考：
（一）一方面，我们承认生育观念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减少了女婴出生或存活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通过实证的问卷调查和研究并得出我国现阶段大部分地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的文章，“生儿生女都一样”、甚至是“女孩比男孩好”的观念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普遍存在。但是，事实上，即使在生育观念转变的情况下，不管是对全国还是对地区而言，非法使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选择流产女胎的“两非”现象仍然严重，而出生性别比仍然是只高不下。怎样解释这种观念与行为不一致的非逻辑行为呢？
显然，我们首先会想到这是因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往的研究只是说明有共同作用，但并没有对这种共同作用何以产生和以何种形式表现并没有做明确的分析和说明。因而，仅仅以“共同作用”这样粗糙的解释也着实有些尴尬。试想在众多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因素中，生育观念这种内化于行为者的东西直接引导和支配人们行为，但在与国家政策、社会生产和B超技术相碰撞的时候发生了妥协，做出了与生育观念不一致的行为，而使得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观念的妥协为何，暂时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到，即即使生育观念已有大的改变，但如果国家政策不尽快进行合理调整，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对男女性别观念不转正，B超技术还肆意滥用，想要在未来平衡出身性别比，也可能只是一个空谈的理想吧。
（二）另外，国家政策也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重要因素。在此寄希望的对国家政策进行合理的调整，并不是无根据的。
从70年代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影响从一开始就慢慢凸显出来，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一孩”政策遭到质疑后，在部分地区（多数是农村）开小口实施“一孩半”政策，近几年“放开二胎”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据统计，2009年全国范围内生一胎的性别比是107.1，二胎的性别比是151.9，三胎的性别比更是高达159.4，远远偏离正常范围。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生男孩的意愿反而更强烈，性别比就越高。所以有学者便认为 “二孩”生育政策还是满足不了生育者对婴儿的性别需求，第一胎生女孩的家庭再生男孩的愿望变得更为强烈，而以出生大量二孩甚至是多孩来平衡性别比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显然让我们尴尬的是，目前不管是一孩还是二孩的政策下，婴儿出生性别比都不乐观，在未来仍然是我国人口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这意味着要减小和平衡出生性别比，仅靠人口政策的调整也是不够的，正如影响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样，要减少性别比失衡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努力，一种适宜的政策和合作方式的探索也将成为未来性别结构问题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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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抓好则克台镇当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是全面建设则克台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有效控制人口增长过快、提高人口素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必然要求，更是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下面，就我个人多年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些体会，谈一下我对进一步做好当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些看法和认识。
关键词：则克台镇 农村计划生育 看法 认识
一、机遇与挑战
随着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新的挑战。建设新农村是一场破旧立新的农村革命。全镇要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要靠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完成。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成为农牧民群众所关注。只要把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抓好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就有了基础。在我看来，就机遇来讲，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和国家的新农村政策为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农村税费改革、义务教育的实施、农、林、牧直补政策的出台，全面减轻了农牧民的负担，解除了农牧民群众少生快富奔小康的后顾之忧。二是各种奖励扶助政策在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中的出现，为我们逐步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激励机制、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各项优先优惠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三是计划生育民心工程的实施，为计划生育工作赢得了民心，促进了文明幸福家庭建设。
面对机遇，更应清楚地看到潜在的困难与挑战。一是中央“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许多农村群众在得到实惠的同时，又萌生了生育二胎的想法。二是农村计生家庭的各项优先优惠政策，不能完全起到利益导向的作用。每月每人20元钱的吸引力不大，其它各项优先优惠政策，也不落实到位或落实不全面。还有一个奖励扶助政策，是到年满60周岁时，才能享受到，一些群众对这个政策不抱希望。三是有些政策没有形成合力，不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比如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范围就不包括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的人。四是农村少数党员干部及其亲属不履行计划生育政策，起不到带头作用。尤其是少数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五是农村流动人口管理难、出生人口性别歧视、社会抚养费征收难这三大难题，始终困扰并制约着农村计生工作的向前发展。
二、建议和对策
计划生育工作在新农村建设初期所遇到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解决。一是领导要重视计划生育工作。政府要将人口计生工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保证其人员、任务、指标、措施、经费全部到位，全面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谐发展。制定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严格社会抚养费收支“两条线”，避免滋生腐败。二是要立足实际、从长远着想。计生部门要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配强队伍，以培训、参观考察、经验交流、岗位练兵、表彰鼓励等形式，树立典型，充分发挥带动作用。三是从村“两委”班子入手，实行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坚决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并追究政府包村领导的责任。定期对计生办财务进行审计，规范计划生育财务开支。四是建立农村计划生育信息反馈和案件查处机制。农牧民群众反映的计划生育案件基本上是他们身边发生的。县镇计生部门必须成立专门组织，加大对计划生育案件的查处力度。凡是牵涉到案件的直接责任人，要严肃处理，对违法的要追究法律责任。五是法院在受理计生部门委托的案件时，必须依据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内容进行处理，不得随意降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六是执法必须与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增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治理力度。七是改变群众过去的生育理念，用新型生育文化来教育他们，用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来武装他们的头脑。教育群众要向懂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少生快富的人看齐。八是要发挥镇村计生人员的宣传作用，抓好计划生育基础性工作，形成合力。这项工作不是哪一个部门能完成的，是全社会的责任，只有大家都行动起来，全镇人口计生工作不尽如人意的状况才能得到改变。九是尽量减少检查、评估。上级主管部门要杜绝没有实际意义的检查、评估，多深入各村加强指导和服务，使基础更牢固。十是经常性工作要常抓不懈。落实各项节育措施，加大专项治理，提高服务质量，全面巩固、提高计划生育成绩。把管理贯穿于服务和经常性之中，以“奖励少生、处罚多生”为重点，按照计划生育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制定计划和目标。
总之，面对当前人口工作的严峻形势，政府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制定奖惩制度，全面抓好落实，就一定能够在建设新农村中发挥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的作用。目前，计生部门已不是坐而论道之时，而应该立即动身践而行之了。做好了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就是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对建设新农村和建设和谐社会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人口计生工作面临的难题，更为每一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我深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重点在农村，但我也看到：人口计生工作的希望也在农村。做好了农村的计生工作，不仅利于新农村建设，而且还会促进农村已婚育龄妇女身体健康水平的提高，促进各项避孕节育措施的落实，促进各项优先优惠政策的兑现和落实，让广大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充分享受到因自觉带头实行计划生育而带来的好处，享受到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这两年来，我一直认为中国大健康事业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十年，但是很多人不相信，特别是2014年以来行业的整顿治理，让很多人产生了医药医疗行业出现下行拐点的感觉。这是一个没有站在国情和行业发展高度上得出的短视观点。
我的看法正相反，2014年之前是中国大健康事业发展的初期，混沌发展，大干快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是任何产业在高速发展初期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一点也不值惊讶。而行业治理整顿，正是一个正本清源、调整和夯实的过程，之后才能进入更为健康和稳健的发展阶段。以中国医药医疗的发展水平来看，对标欧美，再有30年时间，才有机会跟上欧美平均水平，所以发展潜力空间不是以一、两年，甚至5-10年来衡量的。这就是一种战略角度的思考和判断。
近期投资界和医药医疗行业都非常关注的热点是主席主持审议和通过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规划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本届政府任期，甚至延伸到了下届政府，确实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战略规划。由当届政府制订跨届规划，这是非常少见的。如果大家依然不明白其重要性，那只能说明你不适合这个领域的投资了。
大健康产业包含很多细分领域，整体上一般分为制药、医药商业流通、医疗机械、医疗服务、研究和检验服务、保健、养老服务等。目前在每个领域都有不少上市公司，当然也有能够基本覆盖全产业链的企业，A股和港股都有较多选择和优良的投资标的。
本篇先讨论港股中的医药医疗标的股，我们把好的医药医疗上市公司分为“白马股”和“黑马股”。前者的价值和市场地位已经确认，而后者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胜出，带来令投资者惊喜的业绩。
按照我的分类，覆盖医药医疗全产业链的港股上市公司“白马股”首推复星医药。有人可能总是将复星国际和复星医药混为一谈，我个人认为，复星医药是非常专注的企业，一直围绕着医药医疗主业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领先优势和较高的抗风险能力。医药商业流通领域的“白马股”非国药控股莫属。这只股票自从在香港上市以来，一直是四平八稳，随着国企改革和内部重组深入，以及行业治理整顿逐步见效，国药控股将从稳定增长进入快速增长轨道，成为行业的整合者。有一个介于国药控股和复星医药之间的准“白马股”是上海医药，已经成为一家强大的地区性医药商业流通企业，但该公司似乎并不敢于这个定位，而是继续做大制药，甚至可能会向全产业链方向发展。
港股上市的制药企业中的“白马股”，我认为石药集团和中国生物制药是两个代表。石药集团从化学原料药转型为化学创新药企，在行业内算是一个少见的奇迹。而且由于公司体量还不算大，未来发展空间仍值得期待。中国生物制药的地位则已经较长时间得到了市场认可，现在关心的问题是能否保持较高速度发展。
制药股中，在香港上市的黑马股，我认为有：三生制药，复旦张江，丽珠，康哲药业，绿叶医药，四环医药等。这几家企业各具优势，比如三生制药、复旦张江、丽珠在大病治疗药物创新研究方面，康哲药业从领先的医药服务企业逐渐向上游发展，四环医药的制造和品种方面的优势等，未来胜出的机会很大。
医疗服务板块，在香港上市的黑马股包括凤凰医疗，环球医疗，和美医疗。二胎政策的效应会有一个显现期，我认为2016年开始，到2018年，会有一波极具含金量的“生育潮”，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一届孕妇具有优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消费力，而且年龄偏大，因此对于妇产科医药和医疗服务具有较高标准的需求。北控医疗健康具有养老概念，但由于养老方面的成熟商业模式还有待实践验证，所以尽管我看好这个领域，暂时还没有找到值得跟踪关注的标的。
医疗器械板块，微创医疗是一个较有专长的企业（骨科人工关节和血管类介入式器械，被视为中国的美敦力），而且最近实现了扭亏。该公司从事医疗器械开发、制造和营销，专注于治疗骨科关节、血管疾病及病变的微创介入产品。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领域，该公司所走的高端医疗器械国际化道路非常极具竞争优势，值得继续关注。另一家骨科创伤产品开发和制造商威高集团也是细分龙头企业。
摘要：为了探索中国育龄妇女在计划生育中的身份地位，本文通过DQ县的田野调查，访问了女性64人，男性19人，从社会性别公平的理念出发，阐述了在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过程中，中国育龄妇女在生育和节育方面的身份地位状况，分析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对育龄妇女身份地位的影响，发现了育龄妇女虽仍处于计划生育“客体”的地位，但其主体性意识已经开始觉醒；最后，为确立育龄妇女的主体身份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4-0017-06
Study of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 Investigation in DQ County from a Gender Equity Perspective
ZHANG Ying1 LI Shu-zhuo2
(1.School of Management at th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Shaanxi Province, 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t th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Shaanxi Province, China)
Keywords: gender equity;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 role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 in family planning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how women are treated in birth delivery and birth control during the drive for quality service in family planning based on the interviews with 64 women and 19 men in DQ County. It adopts a gender equity perspective in the analysis of the findings and realizes that women started to acquire awareness of their subjectiv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rive for quality service in family planning though they still stand as "objects" of family planning. This paper makes suggestions in the end for how to establish women's subject position in family planning.
在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尤其是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1995年国家计生委所开展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县区活动，使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计划生育理念出现了新的变化，[1](P132-135)在妇女权益的保护和计划生育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育龄妇女也存在着许多的困惑。[1](P25-29)比如：传统文化和计划生育政策把育龄妇女看作生育、节育的工具、客体的地位，而目前，在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县，优质服务所体现出的理念是让育龄妇女成为生育、节育的自主者、主体，而非工具，这种传统文化、政策与优质服务的理念的冲突，就表现为妇女身份的冲突，集中反映在妇女在面对家庭的各类事物，尤其是育龄妇女在生育和节育等方面出现了角色的困惑、身份之谜的现象。所以，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基于社会性别公平（gender equity）理念，发现育龄妇女在生育、节育过程中的身份冲突状况，从而提出改善育龄妇女身份地位的建议。
一、研究问题的界定
1.育龄妇女的身份
育龄妇女在人口学上是指15-49岁的所有女性，在这个年龄阶段，既是事业的起步、发展、鼎盛期，也是女性的生育期，都面临着生育和节育的问题。“身份”的语义对应于英文单词identity，在中国有时翻译成“身份”或“身份认同”，也有时译成“认同”。这是一个被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研究、文化研究、政治经济研究、日常话语等各种各样的复杂而纠缠的话语介入的概念，具有非常广泛的涵盖面和错综复杂的内涵。出于本文分析的实际需要，我们不会纠缠在这些话语中，而直接选择其最初身份概念涵义作为我们论述的基础。
“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3](P10)育龄妇女的身份（认同）包括自己对育龄妇女的确认，也包括公众（含男性）对育龄妇女的身份确认，这种确认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主观意识的能动性。由于目前没有成熟的量表来测试育龄妇女的身份，所以本文是采用行为分析来研究育龄妇女在生育、节育中的身份问题。
关于女性身份的研究，我们可以从早期社会学研究的角色理论中发现某些端倪。他们主要是从角色和地位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们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已经部分涉及和预示了身份问题。著名的“身份之谜”理论，最早出现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名著《女性的奥秘》之中，她认为：女性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长期以来是个谜，其“不可名状”的特征一直造成对女性成长的阻碍，或对女性成长的逃避。[4]在现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中，育龄妇女的身份状况又是如何，这也是本文探索之目的。
2.社会性别公平视角
社会性别公平视角，是一种社会性别分析工具，认为社会性别公平是在承认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的基础上，对习俗、制度和政策等社会文化因素所产生的差异要进行公正、平等的对待，不追求男女之间在结果上的绝对平均，而强调机会的平等性、过程的公正性、结果的公道和男女的合作性，从而促进由男女两性组成的社会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这个分析工具要求在男女两性的关系建构中考察问题，所以，在分析育龄妇女的身份过程中要采用分性别的公正、平等的对照考察方式，[5](P931-939)对女性或两性问题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在以前孤立研究妇女问题中难以发现的性别歧视。本文针对两性在计划生育中的角色分别承担的责任、义务和风险，享有的权利和福利进行分性别的对照分析，根据社会性别公平的理念进行审视是本研究的分析工具。
选择社会性别公平视角为分析工具，不仅由于这个分析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习以为常的性别歧视现象，还因为在健康领域，尤其计划生育方面，是以社会性别公平为政策目标的。[6](P649-661)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和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都讨论和强调了计划生育方面的社会性别公平政策目标和给妇女赋权的理念，[7](P197-206)对本研究来说，就是通过社会性别公平来评判育龄妇女的身份状况。
二、研究的分析框架
在现代中国，育龄妇女在计划生育方面的主要经历是生育和节育的过程，传统文化的性别角色规范是把育龄妇女定位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女人不仅要生孩子，而且要生男孩才行；[8]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把育龄妇女定位为降低人口增长的关键环节，甚至几乎是唯一的环节，[9](P3-9)所以是严密管理的对象；近年在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活动项目县，优质服务又赋权于育龄妇女。这些都是男、女服务对象的生育、节育行为的影响因素，所以，基于国外社会性别公平视角的研究成果[5][10](P15-29)和中国计划生育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分析成果，[11]本文设计了如下的研究分析框架来探索育龄妇女角色中的身份之谜，见图1。
育龄妇女的身份与性别角色紧密相连。性别角色是一种以性别为标准进行划分的社会角色，它“可以将人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中的境遇加以准确的规定、标以明确的坐标、予以全面的概括。”[12]通过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我们知道，性别角色既注意生物学的基础，又强调历史和社会化对性别角色分化的重要影响，认为它是通过人类早期社会的分工而产生，又通过社会化一代一代传下来，[13](P183)与社会性别理念是一致的。
三、样本和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2004年的6月和11月两次对浙江省DQ县开展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社会性别分析的田野调查。
DQ县是中国最早（1995年）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试验区6个之一，十多年来，他们大胆探索，总结经验，善于推广，尤其在公民权益、知情选择、规范服务和管理评估等方面的工作水平居全国先进水平，已婚育龄妇女的感受最为明显。为此，我们认为DQ县所开展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比较完备，在中国的各个县区级具有导航作用，所以，DQ县就作为我们开展调查研究的项目县。
本调查的具体目的是重点解决下列问题：在县区级水平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过程中，已婚育龄妇女在生育和节育过程中同男性相比，都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男女两性分别承担的责任、义务和风险是什么？权力和福利又是什么？分别有什么样的特征？为什么？为此，本调查提纲是无结构开放式的，针对不同的访谈对象的文化水平，采用不同的交流语言和方式。
访谈内容和提纲的设计思路是：基于DQ县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状况的宏观背景，以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内容为研究范围，包括公民权益、知情选择、规范服务和管理评估等内容，采用社会性别公平的视角为分析工具，从服务对象在生育和节育过程中的不同角色行为为分析线索，针对男女两性所承担的不同义务和风险、权利和福利两个方面对照设计访谈程序和提纲。不同的访谈形式有不同的访谈内容；不同类型的访谈对象（管理人员、技术服务人员和服务对象）又有不同的访谈提纲，但提纲却不因为不同的性别而有所不同，目的是考察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性别回答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调查对象的选择是根据调查的目的和内容确定的。从优质服务的提供层来看，包括从技术服务人员和基层的管理人员的角度了解育龄妇女的身份现状；通过优质服务的接收方来考察，包括男性对育龄妇女的身份现状的看法，以及育龄妇女本身所认识到的自身的身份现状。为此，我们开展了9次专题讨论组访（focus group discussion），每次8人左右，共有70 人参加，其中，女性54人，男性16人；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13人次，女性10人，男性3人。
在实际调查过程中，研究人员在DQ县政府和计生协会的配合下，在选定的乡镇寻找调查对象，一般女性都比较愿意接受访谈，但男性接受困难，不是没时间，就是来了也不愿意谈计划生育方面的事情，客观上，很少在家，也比较难找到。本研究重视获取育龄妇女的心声与真实经历,使妇女成为叙述的主体，同时也极为重视男性的态度和叙述。“在访谈和研究中,强调以访谈对象为主体,建立访谈者和访谈对象平等互动的关系”；[14](P175-176)另外，还强调描述育龄妇女生育和节育的具体细节经历,通过妇女生活中的“微小实践”揭示影响育龄妇女身份认同的关键性因素,因为“在微观的社会结构中往往隐含着破解社会隐秘的真正要义”。记录的整理、编码、分级登录和分析都是按照质的研究方法系统完成。
四、数据与讨论
通过与当地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各类人员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我们感受到，在DQ县，育龄妇女身份地位正在随着家庭计划生育中男女角色的变化而变化，具体地计在生育过程和避孕节育方式等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变。
1.生育过程中育龄妇女的从属身份
生育在家庭事物中显得极其重要，想要男孩还是女孩，生几个以及什么时候要孩子，都是家庭的大事，如何决策？如何执行？育龄妇女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体现了什么样的身份？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
通过访谈调查发现，生育问题的决策基本由丈夫决定。什么时间生育、在哪儿生育和如何生育等决定权问题，女性也提自己的看法，但最后还是由丈夫决定，男、女访谈对象都认可这一点。关于生育的数量，在国家政策范围内，妻子一般听从丈夫的意见；一位放弃二胎指标的29岁妻子说：“我已有一个6岁的儿子，很想再要一个，最好是女孩，但我老公不要，说经济负担太重……，最后，我们放弃了二胎指标。”一位还未缴纳社会抚养费的35岁的育龄妇女说出自己的苦衷：“我们都是二婚，没钱，都曾有过一个女孩，……，原来的老公总打我，现在的老公老实，不爱说话也没打过我，他喜欢男孩，我为了他高兴，想为他生一个男孩，但我不争气，又生一女孩……，不过有了我们共同的孩子后，他对我比开始时也好多了，我们就是穷……。”在是否生育问题上，大家普遍认为生育是育龄女性的天职，“不生孩子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的观念比较盛行，不生育的育龄女性有严重的心理负担。在夫妻感情好、和睦的家庭里，女人即使有很多生理和心理上的困难，也要为了丈夫冒风险生育孩子。一位计生专干介绍一位结婚6年至今未育的妻子时说：“不生小孩，自己都不好意思，要花很多钱去看的。”在回答要男孩还是女孩的问题时，长辈们大部分都说：“都行，能有个孙子更好。”长辈们是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他们认为“女人不生孩子是不行的，有个男孩祖上有光的”，只有生了孩子，家庭才会稳定，才有幸福。所以，他们对女儿和儿媳的期望，就是早生贵子，其他的都可以排在其后；而且长辈们甘愿辛辛苦苦地去照看。
生育过程中，育龄妇女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和风险。在访谈中，生育过程中女性的身体笨重、不舒服、疼痛、工作压力、妇科疾病等类似词汇大量出现，在心理上，担忧、恐惧、忍耐、尽责任和义务、郁闷等词汇也常常出现；而男性角色中出现较多的词汇是：幸福、自豪、压力和体贴。在DQ 县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通过各种宣传手段让服务对象知晓自己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出现了两种状态：一是年龄大（基本上40岁以上）的夫妻家庭，女性教育水平低（小学以下）的情况下，女性在生育决策方面都是以男性的意见为主，但是女性承担几乎全部的家庭照料、护理和婴幼儿的教育义务；二是年龄小的夫妻家庭，在女性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上的家庭，在作生育方面的决策时，基本上夫妻双方商量，女性会表达自己的意愿来共同决定，照料、护理和婴幼儿的教育部分由奶奶承担，丈夫也会帮忙的，妻子的负担相对轻一些。在与计生专干们一起分析现状形成的原因时，大家一致认为：“一方面是习惯，一直是这样的，生孩子是女人的天职嘛，苦、累、痛，哪个女人不都如此呢，生理决定的了；另一方面是育龄妇女开始有自主意识了，并且有工作、经济基础。”
从社会性别公平视角来审视，育龄妇女为了生活得更好，总是屈服于各方压力来履行是否生育、生育多少和什么时间生育的决定，个人的意愿服从于社会舆论、家庭的压力等，可见，育龄妇女相对于男性所实际拥有的权利和利益不足；同时，相对于男性，育龄妇女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过多，无论生理原因还是社会原因都使得育龄妇女在心理上的失衡和生理上的伤害经常出现，所能得到的社会和家庭给予的经济上、心理上和生理上的补偿和护理都有一定的欠缺，尤其是那些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都较低的妇女。另外，我们还发现在生育问题的决策方面，年长的育龄妇女处于从属的身份地位，年轻的育龄妇女有一定的自主意识，但传统习惯势力又使得她们常常处于困惑之中。
2.节育过程中育龄妇女的身份冲突
在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以前，育龄妇女在节育问题上不存在身份冲突。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传宗接代、多子多福”落在育龄妇女的身上就是生育工具，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又要求少生，严格执行“一环二扎（生过一胎后上避孕环，二胎之后执行结扎手术）”，落实到育龄妇女身上就是计划生育的管理对象，虽然传统文化与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数量上存在着冲突，但在对育龄妇女的身份地位的认同上却是一致的，育龄妇女是生育、节育的工具。节育过程中，育龄妇女在承担几乎全部的节育责任之时，历尽避孕、流产所带来的各种心酸和苦恼。在访谈记录中，“不舒适、调换避孕方法、出血、性生活疼痛、长斑、害怕”等词汇反复出现在育龄妇女避孕的描述中；在经历人工流产的描述中：“疼痛、后遗症、恐惧、性冷淡、痛苦”也频繁出现。谈起避孕节育，大部分育龄妇女都有一笔血泪帐，但她们却都默默承受。说起原因，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妈妈（45岁, 初中, 个体户, 4年前收入靠种粮, 现在养虾）说：“用工具（指）丈夫嫌麻烦， 也有影响（指男性的性），所以我就避孕――失败――怀孕――人流――换避孕方法。”一位计划生育专干说：“在我们这里哦，计划生育就是女人的事，男人是不愿意参与避孕、检查和宣传的。”可见为了男性的性生活，为了减少男性的麻烦，为了男性的面子，女性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大家都基本认同了育龄妇女的计划生育的客体、工具身份。
1995年，DQ县成为中国第一批优质服务活动试点县，随着公民权益、知情选择等活动的不断深入，鼓励育龄妇女去陈述、去选择、去争取、去享有育龄妇女所应有的各项权利，唤醒了许多育龄妇女在节育方面的主体意识，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女性，接受过较好的中学教育，有职业，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对男性的依赖度降低，对性生活、避孕和节育有了自我权利意识，她们价值观在变，她们已经开始对原有的育龄妇女身份产生置疑。所以，出现了育龄妇女在节育方面的工具身份失去平衡、面临冲突的现象，对于育龄妇女来说，“我是谁”作为一个身份问题就被提出来了。
社会心理学研究指出，在复杂的经验中，属于两种或者以上相反的“参照团体”或“参照环境”的人，会体验到严重的心理冲突，产生身份冲突，表现为“一种因无法调和与分裂的元素而在某些人格中造成的心理混乱。”据此考察育龄妇女在避孕节育过程中，在处于不同价值观的要求难以平衡的冲突处境中，旧的身份认同（工具、客体地位）由于其歧视性，难以接受；新的主体身份的认同缺乏足够的中国现实文化基础，难以统合在育龄妇女的角色要求之中，产生“意识”分离倾向，陷入身份冲突，简单说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
通过DQ县在避孕方面男女承担的比例变化，可以看出育龄妇女身份地位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在1995年DQ县开展优质服务之前，基本上执行的是“一环二扎”的政策，1994年，避孕率达92.5％，其中男性避孕的数量占4.15％，女性避孕的数量占95.85％；从1995年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到2003年，避孕节育率达92.72％，其中男性占避孕的16.2％，女性占避孕的83.8％。显然，男性在承担避孕责任方面逐渐增多。由此也说明，育龄女性在选择避孕方法上，正在改变那种不顾自身的生理等条件的限制而承担避孕的身份地位， 同时，男性也在改变女性在避孕节育方面的工具身份的认识，开始自觉承担起避孕的责任。
五、结论
通过对DQ县的两次田野调查，基于社会性别公平视角，对育龄妇女在婚姻、生育和节育过程中身份的确认问题，得出结论如下：
1.育龄妇女身份的状况
社会公众（含男性）仍认同育龄妇女的身份为生育和节育的工具，政府的政策认同正在从工具、客体的地位转向主体的身份地位；育龄妇女对自己生育和节育的身份认同还基本上处于客体、从属的地位上，但是主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出现了身份冲突，标志着新的身份状态的开始。一方面，育龄妇女对自己的客体身份认同进行否定的认同。另一方面，身份认同与身份冲突二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身份认同冲突是成熟了的身份认同的必然走向，是“认同”中否定的“种子”的发芽和成长。作为一个过程，身份认同总是在认同――认同冲突――新认同之间进行螺旋式的运动。为了引导育龄妇女新的主体身份的形成，需要政府和社会公众，尤其是男性对育龄妇女主体地位的身份认同。
2.优质服务对育龄妇女身份的影响
目前DQ县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活动的开展，对育龄妇女的生育和节育等方面的主体意识的苏醒起到了诱发和引导的作用，为育龄妇女在计划生育过程中的主体身份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说，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活动不仅转变了中国政府计划生育工作的形象，提高了育龄人群计划生育的水平，而且在无意识间撼动了育龄妇女在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客体、工具的身份地位，为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社会性别公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现在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活动还不够完善，仅能满足部分的现实性社会性别需求/利益，还缺乏社会性别公平视角，缺乏社会性别敏感的政策和活动措施的出台，更全面地满足育龄人群的现实性和战略性的社会性别需求/利益。
3.解决育龄妇女身份冲突的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育龄妇女的主体身份认同不仅是育龄妇女的主体意识的提高所致，更需要全社会对育龄妇女的主体地位的认同，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的。为此，提出建议如下：
第一，培育育龄妇女主体身份认同的基本场所――现代社区建设。人需要归属感，需要群体，需要特定的社区。在现代社会中，人走出家门踏入社会的第一个公共场所就是社区，人活动最多的地方也应当是社区，社区是联系人与整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中介，人的身份认同在这个社区中得到展示，育龄妇女身份的社会公众认同也可以在这个社区中得到培育。所以建议人口管理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以社区为基地，通过具有社会性别公平意识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婚育新风进万家和关爱女孩等活动，进一步培育育龄妇女主体身份的认同。
第二，培育育龄妇女主体身份认同的必要手段――社会交往。所谓社会交往，是指在局部社会背景或微观环境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接触与往来。简而言之，是指育龄妇女与其他人（包括男性、家庭亲属和社会上的人）的交流与往来。由于中国的性文化的影响，育龄妇女对性生活、生育和节育基本上是沉默状态，她们羞于谈论这些，不是由于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连医生都很少看，她们对于有关“性”的感受和行为都是默默地忍受。社会交往的重要社会功能就是整合、沟通、协调和人的全面发展功能，[15]所以，要确立育龄妇女在计划生育的主体身份地位，必须培养育龄妇女的社会交往能力。
第三，应对育龄妇女身份认同问题的重要途径――建立和完善有效制度。有效制度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对育龄妇女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同样也离不开制度层面上的思考。有效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人的健康全面发展的制度。具体到育龄妇女身份认同问题上，有效的制度最起码应该起到如下几方面的作用：首先，有效的制度必须严格保证育龄妇女身份认同的核心成分和重要关系的顺利运作，也就是确认育龄妇女在计划生育中的主体地位，清除一切被歧视的现象，理顺育龄妇女同社会各成员，尤其是男性的关系。其次，有效的制度必须保证身份认同的核心和核心认同得到有效的灌输。育龄妇女主体身份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观认同。 一种社会性别公平的价值观及其作为价值观体系的意识形态在一个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的确立，离不开制度的保证。再次，有效的制度所具有的宽容精神可以确保育龄妇女身份认同获得健康发展的必要空间。
（致谢：李洪涛、冯媛、刘鸿雁和绍慧敏等专家对本文的研究给与了诸多的指导意见，在此由衷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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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问题，是家庭系统的反映
林紫认为，家庭是一个系统，就像机器一样，任何一个零件的变化都会导致整部机器的运转发生改变。所以，孩子的问题往往是家庭系统的反映。当孩子出现问题时，父母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要抓狂，而是要把它当成一个成长的契机和线索。系统的养育观，就是当孩子出现问题时，看看整个家庭系统发生了什么。
比如，为什么啃老族中男孩那么多？他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强势的妈妈，想要控制一切。儿子因此极度顺从和依赖妈妈，既然妈妈说的话、做的事情永远是正确的，那就跟着妈妈过吧。强势妈妈和啃老儿子形成了一个系统。如果抛开这个系统，去单方面指责儿子的啃老是没有意义的。也有正好相反的例子：母亲“永远是正确的”，儿子就可能用一辈子的各种问题和麻烦来证明：“你错了！”
新成员的加入，也会导致整个家庭系统发生改变。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很火的视频。视频里，一个孩子对妈妈说：“你要是敢生二胎，我就敢跳楼！”妈妈很冷漠地问：“你敢吗？”大部分网友都在指责孩子，说他被父母宠坏了。但是，林紫看到的却是孩子内心的那份难过和恐惧。最悲哀的是，妈妈没有回应孩子的感受而是冷漠地挑衅他，这让孩子感觉到妈妈根本不在意他的感受，于是陷入更深的孤独和无助。
二宝加入家庭系统后，大宝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大宝已经上幼儿园或小学了，突然出现尿床、不会走路等退行问题，这都是为了吸引父母的注意，希望父母给他更多的爱。一位儿科医生说，很多二宝被大宝打进了医院，就因为大宝感觉自己的爱被弟弟或妹妹剥夺了。两个孩子之间发生冲突时，父母只会说：“你是老大，要让着老二。”大宝有很多情绪，又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宣泄，就采取了暴力。如果抛开家庭系统去纠正孩子的尿床、打人行为，批评孩子被宠坏、性格暴力，显然解决不了问题。
二胎政策放开后，很多父母觉得趁着孩子还小，赶紧再生一个。林紫讲课时会经常问台下的父母们：“你们生二宝时，有没有跟大宝商量过？”大家都笑。林紫解释说：“我说的商量，不是让大宝决定要不要二宝，而是邀请大宝来面对家庭的变化，帮助他做好准备。比如，我们可以告诉大宝，有了弟弟或妹妹，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有哪些改变，爸爸妈妈还是会爱你，我们爱的方式可能会不同……这些足够的沟通是帮孩子做准备。这样，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爱被剥夺了，不会与二宝对立，也不会因为生活的变化而感到沮丧和挫败。”
当家庭系统出现问题时，孩子会有意或者无意地用一些办法来平衡家庭系统，维系父母的关系。有一对父母晚上冷战，虽然他们没有争吵，也没有当着儿子的面抱怨，但是奇怪的一幕发生了：原本已经分床睡的6岁儿子突然抱着小枕头跑过来，坚持要和父母一起睡觉，无论怎么劝都不肯离开。而在一起哄孩子睡觉的过程中，这对夫妻被迫开口说话，结束冷战，缓和了关系。
为了缓解父母之间的矛盾，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孩子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林紫曾经接待过一个家庭，父母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留在老家，由外婆抚养；小女儿因为太小被他们带在身边。很不幸，外婆家遭遇地震，大女儿遇难了。之后，小女儿总是莫名其妙地生病，医生都查不出原因。咨询的过程中，林紫发现这位父亲非常疼爱大女儿。因为她的死，他对小女儿产生了混乱的情绪：从理智上，他知道小女儿也需要父亲的关心和爱；可是在情感上，只要见到小女儿，他就会想起大女儿，内心深深地自责和愧疚，这让小女儿承担了很多情绪压力。而且，他和妻子也经常因为大女儿的死亡吵得昏天黑地，互相埋怨。每当两人吵到想离婚时，小女儿都会大病一场，逼得他们不得不暂时停止争吵。找到原因做了家庭系统治疗后，小女儿便不再莫名其妙地生病了。
还有的孩子会用厌学、逃学来转移家庭矛盾。原因如出一辙：当我出现问题了，你们的冲突就会少一些，会来一起关心我。
所以，只有改善和平衡家庭系统，找到问题真正的根源，孩子才有可能得到支持和更好的养育。
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可割裂的系统
林紫认为，系统的养育观还包含另一层含义：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可割裂的系统，孩子表现出来的很多问题，都和早期的养育有关。我们要看到问题的背后，是孩子的哪些心理需求没有被满足。
这两年，林紫在全国各地做公益亲子讲座，就是希望家长了解0～3岁的发展阶段对孩子一生的重要性。现在，已经有很多父母有所改观，但仍有2/3的父母认为孩子小时候什么也不懂，可以忽略，不用陪伴。
在0～3岁，父母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安全感。让孩子建立安全感，首先，要有一个固定的抚养人，最好是妈妈，孩子在父母身边抚养是最好的；其次，抚养人的情绪要保持平和稳定；最后，从胎儿期开始，妈妈就要对孩子有语言的交流和身体的抚触，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
现在，大部分妈妈都是职业女性，生了孩子之后要重返岗位。很多父母是外地人，孩子没人照顾，不得不把他送回老家抚养，亲子关系疏离。有的父母在孩子两岁时就办理了全托，让孩子内心充满绝望和无助。还有一些父母知道孩子要在自己身边抚养，但是需要老人帮忙。于是，孩子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交替抚养，一周或者一个月轮换一次。有的家庭是请保姆带孩子，一段时间换一个保姆。抚养人的频繁更换，让孩子内心不安，很难适应环境。
比起抚养人不固定，抚养人的情绪不稳定对孩子的影响更大，导致安全型依恋的建立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比如，当孩子长到两三岁时，开始表现出对某一个抚养人强烈的依恋，这时妈妈会吃老人或保姆的醋，直接把孩子带回自己身边，破坏孩子刚建立起来的依恋关系。
在共同抚养孩子时，老人和子女还会发生情绪冲突。漂在北上广的老人，内心非常孤独。如果子女因为各种原因没有重视和回应老人的情绪，他们的内心波动就会一再波及孩子。比如，吃饭的时候，正常发育的孩子有一个抓握、独立进食的过程，一定会把饭菜弄得一塌糊涂。假如老人情绪不好，本来应该给予孩子的帮助、陪伴和指导，就会变成指责和强硬的制止。身体疲惫又得不到子女支持时，老人看见孩子不听话，情绪可能会失控，动手打孩子。
有一个妈妈曾经告诉林紫，因为奶奶担心孩子受伤，自己会受到责备，孩子在3岁之前都是被她关在家里的，而且她不让孩子与小区里的小孩接触。奶奶的恐惧与焦虑，直接导致孩子养成了胆小怕事的性格，而且恐惧和人交往。
很多父母虽然和孩子在一起，但是陪伴的质量却不高。林紫外出散步时，经常看见年轻的父母带孩子出来晒太阳。他们把婴儿车停在一边，和孩子完全没有互动和交流。每次看见这种情况，林紫都会上前提醒父母和孩子说说话。他们惊讶地说：“这么小的孩子，我说了他也听不懂！有什么用呢？”
事实恰恰相反，孩子对整个家庭的所有信息尤其是情绪信息的传递，是非常敏锐的。他可能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但是这些情绪的体验和记忆的积累，会影响到他未来的个性、人格养成，以及他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
还有的父母陪伴孩子的方法，就是给他找一个电子保姆―手机或者iPad。自己用陪伴孩子的时间赚钱，努力去为孩子创造好的物质条件，将来送孩子出国。这是一种退缩型养育，因为它会让孩子感觉：当他有需要时，找父母是没有用的，也找不到他们。那么，当孩子长大后面对挫折时，他会有更深的无助感。亲子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会更加疏离和冷淡。
3岁之前，也是良好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养成的重要阶段。有很多妈妈向林紫抱怨，她们上小学的孩子总是很磨蹭。林紫说：“从系统的养育观来看，孩子上小学时表现出来的磨蹭问题，其实源于在早期养育中出现的边界失调和责任转移。本来该培养孩子自我管理和自我负责，结果变成了妈妈的过度担责。”
林紫的女儿圆子上小学后，给自己制定了一张时间表，从不磨蹭。但是这个习惯，是林紫从上幼儿园之前开始培养她的。她经常会和圆子做时间管理的练习。比如，全家乘飞机去旅行，她就会问圆子：“我们要乘明天上午10点的飞机，圆子来倒推一下，我们要几点从家出发？几点吃饭？几点起床？”所以，圆子知道时间管理很重要，如果磨蹭就会赶不上飞机。
另外，如果孩子在早上磨蹭，可能是妈妈头一天的功课没有做好。要找找看，孩子哪方面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比如，是不是头一天晚上没有睡好？是不是孩子有心事？妈妈和孩子聊一聊，说不定他会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妈妈，学校新换了一个老师，我不喜欢她；妈妈，我看见花开了，鱼在笑，想在早上和它们道个别……”
如果妈妈完全不知道孩子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只会催催催，孩子就会抗拒地慢慢慢，然后，妈妈就会更加焦虑：孩子上学迟到―我上班迟到―考勤扣工资―钱少了养不起孩子……一连串的灾难性想象，妈妈离当下越来越远。孩子从中感受的却是：上学是妈妈的事情，和我无关，这就是责任转移。
林紫建议焦虑的妈妈们，首先，平时要做好功课，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安抚和满足；其次，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活在当下。比如，妈妈要允许自己上班迟到，让孩子体验一次上学迟到的结果。这会让孩子意识到，上学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必须为自己的事情负责。
做了父母，我们如何养育自己
除了拥有系统的养育观，父母还要学会养育自己。
从事心理咨询18年来，林紫印象最深的亲子个案，却不是她自己做的。有一次，林紫从外面做完讲座回来，看见一大家人从咨询中心出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他的脑部做了大手术，看着有缺失。后面是小男孩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和外婆，全家人的表情都非常沉重。
林紫问负责咨询的老师：“他们是来咨询什么问题？”老师当时非常难过，告诉了她一个根本想不到的答案：“孩子都已经这样了，他们关心的问题还是怎么能让他成绩优异！”林紫一听，眼泪就下来了，特别心疼这个孩子。因为对这个小生命来说，能够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然而父母想的却是：我不能保护孩子的一生，正因为我的孩子有缺失，所以必须比别的孩子走得更好更顺，这样我才能放心。这个真实的故事，既是很多父母内在焦虑的缩影，也彰显了父母对孩子生命的不接纳。
孩子就像一面镜子，父母对孩子的不接纳，往往是源于对自己的不接纳。当看见孩子身上的一些表现时，其实父母可以反观自己。一次，一位妈妈对林紫说：“我孩子总是乱发脾气扔东西！”林紫问：“你们家里，还有谁会这样呢？”
这位妈妈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同理，如果想要孩子变成什么样儿，那么父母自己就要先成为什么样儿。育儿，就是一个父母养育自己的过程。
一对缺乏安全感的父母，是很难养育出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的。很多父母都处于“伪安全”的心理状态中。他们因为担心出错就过度控制孩子；他们过度追求完美，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导致孩子紧张、行为退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件好事，于是孩子对世界满怀敌意；他们是工作狂，不断向外索取来肯定自己的价值，不能陪伴孩子，孩子情感缺失，性格冷漠……咨询中，林紫经常会帮助父母们修复自我安全感。比如，请他们为自己的安全感打个分，从0～10分，自己大概在几分？如果还想要提升一点儿安全感，你能为自己做点儿什么？
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原生家庭系统中长大的。很多父母是在不完美的养育中，带着创伤长大的。林紫建议父母坚持个人成长，了解自己的原生家庭系统。如果自己有童年创伤，尝试把整个原生家庭系统作为我们了解和成长的对象。看看我们的父母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的身体和心理是什么状态？看看整个系统都发生了什么？对原生家庭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如果有些来自原生家庭的伤痛，已经影响到自己养育孩子的状态，那么就需要求助专业的心理咨询。
其次，不管工作再忙，尝试留下一点儿关心自己的时间。这个关心，可以是心灵成长的，比如阅读；也可以是身体放松，比如现在有很多爸爸在练瑜伽。当我们能够静下心、不焦虑时，才有机会去建立更好的安全感，才能耐心地陪伴孩子，想出更灵活的方法解决孩子的问题。
有一次，圆子想一天看5集动画片。没有耐心的妈妈肯定会说：“不可以，一天只许看一集！”但是林紫尝试了一种有趣的办法。她问圆子：“如果你将来做了妈妈，你的宝宝要求一天看5集动画片，你会怎么办？”圆子说：“那我就带她玩更好玩的游戏呀！”林紫又说：“那圆子教教妈妈，有哪些好玩的游戏呢？”接下来，林紫和圆子玩了做饭、开餐厅、藏宝等游戏，轻松愉快地解决了问题。
尝试，也可以帮助父母养育自己。在社会中时间久了，我们会不自觉地戴上厚重的面具，不敢做真实的自己。可是，越不敢做真实的自己，内心的不安就越强烈，因为你总是担心出事，总是担心别人觉得你不够好，总是在担心环境改变之后，你会没办法适应。尝试找一个你非常信任、和你最亲密的人，不管他是你的父母、伴侣还是朋友，做这样一个小练习：当完全放下面具时，我还可以接受那个我吗？
关键词：老龄化；养老模式；居家养老；年龄；决策树
2000年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老龄型社会。2012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4.3%，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2015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达到2.22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1%。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期，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人口老龄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老年人口增加快、峰值高。二是高龄、失能老人数量多。三是老龄化分布不平衡。四是家庭空巢化、独居化加速。五是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六是“未富先老”矛盾凸显。
“养老”是一个持续发展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改变，养老方式的选择也在发生着变化。想要正确应对这个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改善处理这个问题，就需要调查社会中不同年龄层的人们对养老的看法，为解决老龄化提供可持续的参考方案。
一、研究目的
在社会经济发展快速转型和相关政策影响下，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养老观念正在发生转变，新型养老理念和养老模式进入构筑期。面对巨大的需求，如何科学地把握居民的养老服务需求，并据此进行相关资源的配置，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课题。本课题通过进行分年龄段养老调查及数据分析，客观分析了居民的养老服务需求，并对其合理性和可能性进行科学的评价，为调控需求、合理解决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提供科学支撑。
此外，同时调查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养老的看法是一个极具创新意识的、开创性的研究方案，结合所采集数据的科学分析，将得到更多关于养老的可持续发展的结论。
二、调查方法
本课题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调查针对北京市10～20岁（未来预测）、20～40岁（未来的养老主体）、40～60岁（当今养老主体与未来被养老主体）以及60岁及以上（当今被养老主体）四个年龄段的人群进行，调查内容涵盖社保覆盖率、家属与老人的沟通、养老需求、养老方式选择、养老责任分配等内容，调查于2016年2月至5月进行，共收回有效问卷1381份。
三、调查结果及分析
1.养老现状统计
有近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家里老人没有社保，说明社保在老人中的普及率有待提升。社保率偏低的原因可能是部分受调查者来自于社保覆盖率相对低的农村。社保是参保老人的一种生活保障，无社保的老人在日常用度、医疗支出等方面可能存在问题，由于农村社保覆盖率低，在老龄化的巨大压力下，农村养老可能出现较大经济压力。
每周一次、介于每月一次与每年一次之间两种情况占比最高，这表明我国目前家属与老人沟通情况存在两极分化现象，这可能体现了本地人与外来务工人员在养老问题上的差异。有30%以上的老人，一年只能和子女见面几次， 情感需求难以满足。
当面沟通与打电话仍是主要的沟通方式，60岁以上老人对登门拜访的要求更为强烈，这与老年人对感情和精神娱乐需求是相吻合的。视频聊天、短信息等新兴技术仍未得到广泛运用，其中20～40岁的人对于视频聊天的应用率高于40～60岁。视频聊天的应用率较低，应该与老人对新技术的学习和接受能力较低有关，鉴于视频聊天比语音更能满足老人的情感需求，新兴通信手段的适老化设计是一个具有前景的研究课题。
2.养老需求统计
10～20岁、20～40岁、40～60岁年龄段对养老需求的优先考虑顺序一致，顺序为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感情需求>精神娱乐。60岁及以上老人自身将精神需求（精神娱乐+感情需求）放在首位的占40%以上，而20～60岁之间的人这一比例在30%以下，说明现在养老主体与预备主体对于老人精神需求的重视程度不够，应该要同时注重老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才能全面提升老人生活质量。
3.养老方式选择统计
家庭当前养老方式在各个年龄段人群中表现出一致性，绝大多数（90%以上）的人选择居家养老（子女同住或独立生活），其中独立生活比例略高于子女同住。这表明未来的养老仍然以居家养老为主要形式，社区、机构养老为辅。独居老人本身行为能力受限，生活存在安全隐患，同时独居老人往往易受孤独、沮丧等负面情绪干扰，独居老人的照料是养老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由于大部分人的选择是居家养老，这解释了为什么民办养老机构空置率高，然而养老机构的存在属于刚性需求，特别是在对于独居老人、失能老人的照料方面，因此在养老机构的建设上，政府应该起到主导作用。
关于养老方式的影响因素，除20～40岁以外尊重老人意愿占多数，而20～40岁人群却更看重经济问题。此外主张尊重子女意愿的人在20至60岁的人中的比重也相对较大，超过40%。中年人承担的经济负担较大可能是主要因素，但大多数老年人把财产留给了子女，也可能是他们会选择看子女意愿的原因之一。
4.养老责任分配统计
80%以上的人都认识到了自己的养老责任，养老主体中有接近20%的人觉得负担太重，喘不过气来，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特有的“4+2+1”的主流家庭结构造成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一个家庭有4位老人，1位小孩，只有2个主要收入来源，经济压力大，二胎政策放开后，这一负担会逐步减轻，但是未来十数年内养老负担仍十分沉重。
认为政府应当承担主要养老责任的人中，20岁以上的人占了大多数，20～60岁的人中认为子女负首要责任的仅次于认为政府应负首要责任的，在实际承担养老压力的人（20～60岁）看来，养老责任更需要有政府和社会的分担。
四、数据挖掘
为了进一步挖掘问卷数据中的有用信息，本文使用关联规则学习的方法，挖掘数据中的频繁项，并分析其意义。
1.关联规则发现及其在问卷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定义1
考虑一个离散的项集I，以及一个事务数据库T，其中每条事务都是I的子集。关联规则是一种形如XY的蕴涵式，其中X，Y I，称X为关联规则的先导，Y为后继，并且称T中事务同时包含X，Y的百分比为XY的支持度，称T中事务在包含X的条件下，包含Y的百分比为XY的置信度。关联规则发现（Associate Rule Discover， ARD）指从给定的项集以及事务数据库中挖掘出关联规则集合的方法。
目前常见的问卷数据分析方法为图表分析，这一方法对于分析两个因素之间的互相作用具有非常好的效果，然而对于多因素较为无力，同时只能分析研究者预先设定的一对因素，难以挖掘数据中隐藏的关联。ARD能够挖掘多因素的关联，并且生成的规则解释性高，因此天然适合于问卷数据分析，只需对问卷数据进行一定的处理。
（1）对单选题和判断题，将其所有选项被放入项集中，并编号为QxAy，其中x为问题编号，y为选项编号。
（2）对多选题，将其转换为复数个判断题，并按判断题处理。
（3）对排序题，将其转换为复数个单选题，并按单选题处理。
（4）对问答题，设定数个关键词，然后把问答题看做关键词的多选，参照（2）处理。
（5）对缺失项，ARD可以直接忽略缺失项。
对问卷进行如上处理后，可得一项集，其中每一项对应一个问题的一个选项，则问卷数据库可以视为该项集上的事务数据库，可以进行ARD。本文使用基于Aprior算法的ARD，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挖掘出频繁项集，第二步根据频繁项集生成关联规则。Aprior算法的主要参数为最小支持度Smin以及最小置信度Cmin，前者表示频繁集必须满足的最小支持度，后者表示强关联规则必须满足的最小置信度。
在问卷数据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二项频繁集，而两因素的关联在前述图表已经分析过，本部分更关注多因素的关联，因此本文对不同大小的频繁集使用不同的最小支持度，经过试验，确定Smin，1=0.1，Smin，2=0.2，Smin，3=0.14， Smin，>=4=0.1，问卷数据分析更关注于因素的关联而非如何预测回答结果，因此本文忽略关联规则，只考虑频繁集。
2.频繁项挖掘
对本文收集的所有问卷数据进行挖掘，得出频繁集如下（忽略大小二及以下的频繁项，频繁项名已经从QxAy的形式转换为问题答案，可能混淆的答案对应的问题使用上标标出）。
ARD得出4条三频繁项，设计的问题包括：您最赞同的养老方式、当前养老方式、感觉到的养老责任、是否考虑自身养老问题、养老责任分配。此外，最赞同的养老方式与当前养老方式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ARD总共得出四条四频繁项，涉及五个方面：年龄、当前养老方式、感觉到的养老责任、选择养老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否考虑自身养老问题，说明受调查者在这5个问题的回答上表现出较高的关联性。
五、结论
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是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养老方式
根据本次调研的数据显示，从养老方式的选择上看，所有年龄段都以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为主体。然而，在现存体系内，家庭养老的功能在不断弱化， 传统家庭格局已经改变，应逐渐完成养老支持由家庭到社会的转型。社区养老实际上是建立一个支持家庭养老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它具有服务方式多样化、服务对象公众化、服务主体多元化的特点。需要增加养老投入与补助，同时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增强社区建设。
在本次调研中，随着年龄增长，对机构养老的认可度也在提升，说明养老机构也逐步得到老年人的关注。对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失去亲人的孤寡老人或亲人无力照顾的老人，机构养老集中供养、集中居住的方式仍然有很大的优势。
因此，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更容易得到推广，同时将机构养老与家庭养老、社区服务、医疗保健结合起来形成互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应该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
2.老年人的需求存在多样性，但感情与精神需求应得到关注
在问卷设置中，从考虑养老问题时优先考虑老人哪些需求以及与老人联系的主要方式两方面来关注老年人的需求。两个问题得到的结果基本吻合，老年人对感情和精神的需求不亚于对生活和医疗的需求，老年人更加渴望与子女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做养老产业的人所忽略的问题。
从看望频率与当前生活方式来看，在家养老与子女养老正在逐步分离，大多数老人独自在家。而子女因为生活忙碌看望老人次数减少，甚至数年不去看望的情况不再是个例，也表明家庭养老的功能在逐渐弱化。这也需要我们加强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与养老、助老投入，以免让养老问题进一步恶化。
3.年轻一代愿为养老承担更多责任
在养老责任上，大多数人认为政府应负主要责任。但唯有10至20岁的不同，认为子女当居首位，责任与义务是促使他们作此选择的主导因素。表明新一代人的道德感和家庭责任意识是很高的，他们更愿意承担抚养老人的责任，看重老人幸福，也更看重老人或子女的意愿以及情感而非经济等客观条件。因其未走向社会，对经济等条件不太重视，但正是他们即将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重后果，不仅将面临极强的就业竞争，还要面对两人供四老的局面，现在虽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但将来势必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力不足，政府需要提前防范各种社会矛盾。
六、展望
养老服务需求的客观分析和评价，为合理地调控需求和配置公共资源，解决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提供了科学依据。当然，本课题的范围仍然十分有限。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在实际中，城乡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但受到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条件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一系列制度因素的约束。要想真正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需要加强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信息交流，还需要结合不同区域、不同城市和农村、不同社区的特点，进行更加深入、全面而综合的研究。
参考文献：
问题意识也称为思维的问题性心理品质，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的、疑惑的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究的心理状态。德国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经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唤醒，是种教育手段。父母和教师不要总是叮咛、检查、监督、审查他们。孩子们一旦得到更多的信任和期待，内在动力就会被激发，会更聪明、能干、有悟性。”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就是这样一种唤醒，唤醒学生的创新意识，唤醒学生的批判思维。
一、初中地理课堂问题意识现状与原因探究
课堂是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场所，2013年12月，为了更切实地了解课堂教学现状，针对学生在地理学习中的问题意识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初二6个班，共209名学生，共发放问卷调查表209份，收到有效问卷207份，有效率达到99%。调查显示学生问题意识薄弱，教师问题内容粗放，实用性不高，地理课堂学生问题意识薄弱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学生学习态度的制约。调查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地理课不太重要，或者对其缺乏兴趣，这种结果会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有直接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日常教学中应该多多考虑，如何从教学资料的选取上多下功夫，从教学方式上多做调整，以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减轻学生的负担。
2.教师教学方式的限制。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学生还是依赖于老师的“你说我做”的传统教学，这种方式严重制约了学生的思维发展和主动探究的意识。课堂的生成性有其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它是师生之间互动产生的“化学效益”，因此，“生问师答”是课堂体现探究性的重要环节。此外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很多学生还是肯定小组合作形式的积极意义，教师应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学生参与小组合作讨论的积极性，比如，教师可将需要讨论的问题具体化，事先布置给相应小组，提前让学生做准备。只有通过有效的争论和辩解过程，才能培养学生从容的表述能力，把个体见解转化为群体的发现，达到集思广益的目的。
3.教学课堂欠缺提出问题的轻松氛围。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学生觉得教师对待自己问题的态度一般，教师没有能够对于提问学生给予积极的反馈评价，学生的提问积极性没有被调动反而是“致命”削弱，逐渐丧失殆尽。虽然这种客观现状不利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但我们仍欣慰地看到大部分学生还是赞成提出问题的，所以，教师应积极为学生创设平等、民主、宽松的教学环境。
二、地理问题意识培养的手段
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是地理高效课堂构建的重要环节，创设问题情境，激起学生思维的火花，通过教师精心设问、层层点拨，引导学生去体会，去感悟。教师不仅要创设学生思考的问题，更要带给学生提出问题的勇气和品质，通过观察、讨论使学生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1.创设情境，拨动“问”之弦
创设问题情境，实际上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观察、分析，产生学习新知的欲望，尤其是与学生已有知识和已有经验矛盾的问题情境，更能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究、思考的潜能，形成“质疑”课堂的动态轨迹。
（1）师生互动，“亲近”课堂。所谓“亲近”课堂，是教师与学生的双边活动，通过提高师生互动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对于教师而言，就是教师把自己外在权威藏起来，课堂上多一些“允许”，少一些“不准”。学生错了允许重答，没想好的允许再想，老师错了允许提意见等，让学生在课堂上能够“自由的呼吸”。对于学生而言，“亲近”课堂的方法可通过“小组合作”的课堂形式，在小组中积极交流自己对于问题的看法，大胆假设，大胆质疑。师生间、生生间多向合作学习，充分利用各种学习的“差异资源”，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参与并成为课堂的主人，达到共同增长知识和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例如在《多变的天气》一节中，在学到常用的天气符号时，有学生针对前段时间江苏各地遭受严重雾霾天气污染的情况，提出想知道雾霾天气的符号表示方式，以及采用怎样的措施应对雾霾天气。在备课时，我没有对该问题进行预设，但我也并没有回避学生的提问，而是及时上网查出雾霾天气的表示方式，并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让学生共同探究雾霾天气应对措施。学生讨论十分积极，课堂气氛活跃，提问热情高涨，一堂课很快就结束了。
（2）提供有“能量”的材料，以奇引疑。有“能量”的材料是指能够提供给学生进行思考、探讨的材料，它具有现实性、新颖性的“正能量”。并以此培养地理意识，学习从地理的角度解决问题。例如，在讲中国“气候”这一节时，为了调动学生学习地理积极性，引导学生从地理视角思考生活中的问题，我曾用了一个例子：甘肃某村一干部到广州考察，发现当地街头很多店门口都在出售新式折叠雨伞，样式新颖，并且很是畅销，于是，想到自己所在的省区还没有此类产品，也想购进一些到甘肃进行售卖。我向同学们提问：这种新式的折叠伞，能否在甘肃得到热卖？学生听后，议论纷纷，此时，我引导学生回忆我国降水的总趋势，使他们认识到因为海陆位置的不同，我国降水的地区差异。这时，同学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的生活与地理息息相关，从地理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以指导我们更好的生活。
（3）巧用“图像――问题”模式，吸引注意。2013年11月，我对我校初二年级6个班学生，进行了有关“各类地理图像的喜欢程度”的调查（见表1），总共发出210份问卷，其中有效卷为208份，统计结果表明，我们在选择地理图像时，要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目的，注重学生的读图心理，进行最优选择。根据这份学生“各类图像喜欢程度”的调查问卷结果，我在《黄土高原》一课中，关注学生的读图心理和注意规律，选择合适的地理图像并结合问题情境进行引导，以提高教学的有效性。为了让学生掌握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区域、原因以及治理措施，我没有简单地让学生从书本中找到文字答案，而是展示一张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景观图片，让学生学会从图中获取答案。在了解水土流失发生的区域基础上，播放水土流失的成因视频，让学生从视频中归纳、总结。至于水土流失的治理措施，则是通过一则有关“2010年西北地区生态建设成果”的新闻视频，启发学生从视频中归纳和总结出生态建设的基本措施。知识“生长”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显示，过难或者过易的问题都不利于学生知识的掌握，因此，教师应该设计一系列有层次的问题，结合丰富直观的图像，形成“图像―问题”的“情境链”，让学生逐级而上，易于掌握。《黄土高原》一课中讨论的三个问题链包括了水土流失的分布、原因以及治理措施，“情境链”的创设使探究方向更为明确，学生可轻松有效地围绕话题进行探索、发现，形成主动学习的态度。
2.审时度势，把握“问”之度
教学过程中，适时适度设置疑问，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的好坏。教师应了解学生认知水平的真实情况并将其作为教学提问的实际出发点，要从知识的应用上下功夫，突出地理知识的实践性；在课堂提问的时间上应大体设定合理的时间并与课堂教学其它各环节配合适宜，讲究张弛有度。
（1）问于知识的递进处，步步置疑。初中生知识储备有限，理解能力欠佳，所以在问题设置过程中，应考虑到知识的类化作用，知识呈现应具有系统性和网络性。在《俄罗斯》一课导入中，按照教学内容前后关系，设置一个问题链：“当你沿北纬60度从西到东对俄罗斯进行探险考察，哪些地区的行程将比较艰难”“我国有‘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说法，在俄罗斯有这样的说法吗”“在西伯利亚，冬季人们取牛奶只用一只木柄，你认为可能吗”。按照层层递进，逐步提高，步步深入的顺序设置问题。引导学生从地势、地形、气候三个方面对俄罗斯地理概况进行了解，掌握地理事物的分析方法，使地理思维更加综合全面。
（2）问于知识的实践中，学以致用。地理教学应积极引导学生从地理的视角思考问题，关注自然和社会，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发现地理问题，提升学生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能力。在学习我国四大地理区域中的《西北地区与青藏地区》这一节内容时，为了介绍青藏地区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我在教学导入部分，展示了描述地区牧民着装风格的图片，并提出问题：为什么我国的牧民穿那么厚的藏袍，但是在白天还要把一支胳膊露出来呢？这一问题的提出，紧紧扣住了学生的兴趣，拨动了学生思维的琴弦。
（3）问于教学的行进中，因时置疑。课堂教学最佳时间段是上课后的第5分钟到20分钟，它也是学生一节课思维的最佳时间段。教师应当把引导鼓励学生思考的问题放在这里，大体设定学生的思考时间，并合理配置在教学各环节之中。如在学习“世界人口”时，为了能够让学生感受到世界人口数量之多的压力，我摒弃了过去常用的在导入时让学生了解世界人口的数量，展示世界人口拥挤的地区图片，并让学生查找世界人口数目，而是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1秒钟，世界能够有多少婴儿出生吗？”学生们纷纷举手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时我并没有立即回答学生的问题，而是，在课堂上即时上网，调出即时“世界人口时钟”，学生们带着问题，看着世界人口时钟数字不断上升。这节课结束时，再让学生看看世界人口时钟，计算出一节课时间世界人口增长的绝对数，数据震撼人心，而且这节课还首尾呼应，真可谓一举两得。
3.授之以渔，发掘“问”之源
在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过程中，教师除了要激发学生求知欲，使学生愿问，讲究提问技巧，使学生善问，更要教给学生质疑的方法，使学生会问。
（1）准确辨析抽象地理概念。地理概念是地理事物的本质属性在人脑中的反应。地理概念可分为具体地理概念和抽象地理概念，具体地理概念如华北平原、上海、庐山等；抽象地理概念如季风、地方时、温度带等。我们提倡引导学生对抽象地理概念进行提问，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更有利于学生准确运用这些地理专业名词。比如有的学生提出：“地势”“地形”和“地形区”三者的区别是什么？虽然三者只有一字之别，但所代表的地理原理却有很大的差异，一个表示“地表形态起伏的高低与险峻的态势”，一个表示“地表的形状”，一个表示“以某种地形类型为主的独立地形单元”，能够准确辨析这些“相近词”，是学生必不可少的地理素养。
（2）开拓实践于地理规律中。地理规律又称地理原理、地理理论，主要反映事物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地理规律更多强调地理现象的表现，地理规律主要在于“应用”，因此学会对地理规律的提问，是对地理知识运用与实践的一次升华。例如，在学习“我国季风气候显著”时，有同学提出：同样是在回归线附近，同样是濒临海洋，为什么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山清水秀，形成了江南水乡，而沙特阿拉伯却是沙漠广布。在学习“我国的冬、夏季气温”内容时，有学生提出为什么我国冬季气温由南向北递减，而夏季的气温却没有遵循此规律，形成了全国普遍高温呢？
（3）有的放矢于认知矛盾处。认知矛盾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对知识没有真正掌握，缺乏对知识本身的深入探究和实际应用，从而造成知识之间的混淆。它往往表现为现实与理论，已有知识与未知知识的认知冲突，在此处提问会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兴趣从而达到解决难题的目的。例如在学习“北京”时，有学生提出：既然北京在目前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的顽疾，为什么北京还要去创建国际化大都市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乡村人口要往大城市迁移呢？在《人口》这一节中，有学生提出：现在中国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基数仍然庞大，为什么出现放宽“单独生二胎”的政策呢？在《土地资源》一课中，有同学提出，既然我国耕地资源如此紧张，为什么还要出台“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的政策呢？
一、形态创新
随着媒介融合，电视新闻评论的传播机制不断变化，在新的观念与理论的带动之下，一些新的节目形态也悄然出现并取得不错的成绩。
（一） 深度报道+评论员模式——《新闻1+1》
2008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改版之后，推出了时事新闻评论直播节目《新闻1+1》，每期节目从时事政策、突发事件、公共话题等焦点问题中选取当天最新、最热、最快的话题展开评论。“1+1”即一位主持人和一位新闻观察员的双人谈话模式。
《新闻1+1》在形式上既借鉴了《时事开讲》的“主持人与评论员谈话”模式，又借鉴了《焦点访谈》深入报道新闻事实的方式，两者结合，改变了传统电视评论节目的刻板说教，大胆触及关系国计民生的敏感话题。自2008年3月24开播以来，节目收视呈现稳步上升趋势——每期首重播收视率0.7%左右，最高收视率达1.09，跃升为新闻频道日播栏目收视率第1位（除并机直播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
CSM提供的数据显示，《新闻1+1》在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神七发射等重大新闻事件周期内收视率均上扬3-5倍。在受众方面，该栏目的定位更偏重于“25至54岁、高学历、高收入、管理层的男性”。具体分析，这档节目的成功经验在于：
1、时效性强
《新闻1+1》每期所选择的话题大部分是当天所发生的热点新闻事件，或是短时期内的社会敏感话题。如2010年7月的选题，有广州强拆富人区别墅、中国观看世界杯人数全球最多、河南伊河桥垮塌事故等，都是时事热点。一个典型案例是，2008年9月1日晚上8点半左右，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突然宣布辞职，《新闻1+1》在一个半小时之后，率先对此进行了报道解析，让观众及时掌握讯息。凭借央视的雄厚实力，《新闻1+1》表现出了时效上的优势。
2.节目言论突出
《新闻1+1》的栏目宗旨是“给您不一样的解析”。他们的做法是不抢“第一落点”，只抢“第二落点”，也就是注意区别于其他评论类节目，形成自己的言论立场，有效地引导社会公众思考。
如2010年5月17日播出的《新闻1+1》之《问题疫苗：处理“从重”难“服众”！》，背景是此前江苏曝出问题狂犬疫苗事件，国家药监局对生产问题疫苗的两家药企罚款三千万元。
主持人(李小萌)：“三千万，作为一笔罚金来讲，从绝对数字上来说也许不算少了，相关部门也说，三千万是按照从重处罚的一个处理结果，但是这一起处罚涉及到的是与我们生命健康相关的疫苗，同时三千万也仅仅是涉案企业一年销售收入的十分之一，三千万究竟是多还是少？”
节目一开始，主持人便抛出了“三千万”和“一年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两个数据，让之后的评论有了具体的切入点。之后是特约评论员、法学博士王锡锌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国家药监局对这起事件的定性。
评论员（王锡锌）：“是否从重关键是涉及到定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处罚这一块儿，处罚是按照销售收入乘以一个倍数，最高倍数可能就是叫从重了。我们看到这里面是违法所得的三倍来进行处罚，三倍系数或者说这个标准，显然是把这一批次问题疫苗认定为是劣药，而不是假药，如果是假药，处罚会更加严重，处罚的最高倍数应该是五倍以上的罚款。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很难说是否从重了，关键在于这种有问题的疫苗到底是假药，还是劣药。”
这里又引出一个专业性的话题——“假药还是劣药”。节目组电话连线北京协和医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教授，分析问题疫苗的定性。接下来，特约评论员王锡锌的评论从对企业的处罚拓展到对监管部门是否存在渎职的追究。节目的最后，由“罚款三千万”处罚，进一步推导出“监管部门不仅要事后处罚，还要懂得事前控制风险”、“公众为什么对监督部门不信任”、“在药品生产销售过程的利益链条中，政府不能扮演某种功利角色”等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在电视媒体上传播意见性信息，言论突出，角度独特，绝对是取胜之道。
3.构建公共话语平台
《新闻1+1》的选题大多采用网络上热议的话题，利用网络平台的造势，着力对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进行探讨，并且充分尊重不同利益群体的话语权诉求。
还是来看《问题疫苗：处理“从重”难“服众”！》这一期节目，记者在电视新闻片中加入了网民的声音。
“（网民评论一）三千万听起来很多，但对于此前获利颇丰的大企业来说恐怕只是‘毛毛雨’吧。
（网民评论二）2008年江苏延申的一年销售收入就是1.88个亿，河北福尔当年产值是1.3个亿，2500万和500万的罚款对他们来说太小意思了。给人的感觉是，监管部门对两家违(犯)法企业的处罚依然是‘心太软’。
（网民评论三））国外都是会罚得企业倾家荡产，下次重手，对企业才有威慑力。
（网民评论四）两家药企是罪魁祸首，受罚天经地义，但监管部门也难辞其咎，监管人员怎么就无人被问责？”
通过网络话语和官方话语互搭的方式，让草根阶层的观点走上公共议题的舞台，构建公共话语平台，让观点的发表得到平衡，同时又通过舆论引导，让偏激或者非理性的网络语言得到修正。
（二） “随口说式”——南方电视台《马后炮》
这个词语引申自“STAND-UP COMEDY”，这是一种美国流行文化，意指站在没有任何布景和摆设的舞台上讲笑话。香港演员黄子华将这种表演文化移植到香港，开始被称为“是但噏”(广式语言，“STAND-UP”的谐音)，就是普通话“随口说”的意思。
凤凰卫视杨锦麟的《有报天天读》“剪刀+口水”的电视新闻评论栏目成了荧屏热门。这种模式，又引申出了南方电视台《马后炮》这种“随口说式”的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主持人马志海每天挑选五条民生热点话题，进行深度评论，早期还有“你来我网”环节，读取部分网友的观点，有时候主持人还会对这些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现在则换成了“名人快语”——读取名人微博的一些观点性信息。《马后炮》于2005年开播，三年之后，也就是2008年，主持人马志海获得了全国金话筒奖。在领奖现场，有评委私下对马志海说，“中国就需要多一些这样的评论节目”。
来分析一下《马后炮》的优势。
1.主持人的语言能力
主持人马志海对自己的定位是“中年气盛的资深愤青”，他曾经说过“年龄和阅历同样会令我有一个理性的大脑，但我不愿意放弃那种酣畅淋漓的表达”。一方面是其经历——当过工人、做过厂长、曾经是电台DJ，也一度加入到记者行列——让他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另一方面他自幼喜爱评书、曲艺并从中吸收了独特的讲故事手法，因而，“有理有趣”成为了他的话语标签。
例如2010年8月18日的《马后炮》节目，主持人对于《奶粉竟然“没事”，公众为何担心？》的评论：
“卫生部公布调查结果，湖北3例婴幼儿单纯性乳房早发育与食用圣元奶粉没有关联。这个调查结果，可以说是够权威，可以让人信服了吧，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我发觉，这两天，好多家长更加不安，怎么回事呢，来看相关的评论：奶粉竟然‘没事’，公众为何担心？
评论说了，如果没有新的更有说服力的案例以及更为科学的说法，这个事情就算是告一段落了。无论你我是否还心存狐疑，接下来的事情是对各个品牌奶粉用人民币投票的问题，而不可能是以公权力所能决定的问题。但是，回顾这件事情，诡异的是‘雌激素奶粉’何以如此迅速地发展成为公共事件？这是我们必须拷问的。
评论说了，虽然说圣元奶粉的这次安全着陆看上去虚惊一场，但不能说就此可以高枕无忧了。无论是奶粉厂家还是权力部门，都需要反思事情发展的整个过程，要看到‘无有事，有大事’的社会背景并积极弥补监管机制上的缺陷，以此修正自身行为来重建公众信任。
我们说，社会诚信缺失，政府公信力差，这才是最要命的问题。谁都信不过，都活得战战兢兢的，又何来幸福感可言呢。”
可以看到，评论中只有调侃没有说教，只有层层深入的逻辑分析而没有一锤定音的结论性表达。主持人仅仅是跟观众分享自己的想法，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并且欢迎各种反对的声音。
马志海曾经说过：“观众对我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有老马马大爷马大叔马哥小马，惟独少有人称我做马老师，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成功之处。”
2.积极构建“电视新闻评论的个人门户”
《马后炮》从一开始便善于利用网络媒介，一来，节目挑选话题的“阵地”就是网络，二来，节目依靠互联网搭建与观众和政府有关部门沟通的平台，运用丰富的媒介符号和广泛的参与，使这个节目成为群体舆论的阵地。早期设有“你来我网”的环节——节目组在南方电视台官方网站的BBS和橙色驿站的留言板块里设置了专属版面，主持人与网民直接互动，为节目培养了不少忠实的“炮兵”，如“珠海老周”、“潮州老农”，这些网民成为了网络名人。随着微博的兴起，《马后炮》将辩论的阵地搬到了便捷性更强的微博这一新媒介，继续保持互动性。节目改版后设置了“名人快语”环节，从微博中挑选“加V”名人的观点来读取，一方面广开言路，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节目的宣传推广。《马后炮》还出版了同名书籍汇集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利用纸质媒介拓宽受众面。主持人马志海还会不定期举办一些沙龙讲座，如2010年两场走进广州大学校园的见面会。无论是利用网络平台，还是举行沙龙讲座，都属于栏目的辅助延伸，改变了以往电视评论“上行下达”的单向传受关系，使传受双方的角色在平等交流中不断自由转换，这些都是构建新闻评论个人门户的积极尝试。
（三） 新闻资讯杂志式——南方电视台《今日最新闻》
南方电视台的《今日最新闻》是国内第一档在民生新闻中加入纯评论环节并有融媒体特征的新形态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今日最新闻》一开始的“今日最争议”环节，约3分钟，选取每天最有争议价值的一个民生话题，由主持人介绍两三个选项，观众可以通过短信或网络平台进行投票，并表达自己的看法；之后是新闻资讯节目，内容多为公共话题、突发事件以及民生新闻，主持人会对每条新闻进行简短的评论。节目播出过程中，走马字幕不断显示观众发来的短信内容，节目最后会预留3至5分钟，由主持人读出当晚的投票数据并对事件进行分析评论。
《今日最新闻》开播短短半年，收视率最高达到3.7%，平均收视也有2.6%左右。主持人彭彭的微博粉丝截至2011年2月已经超过12万。节目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呢？
1.传播模式突围——二元化传播模式
《今日最新闻》借鉴了英国Channel4的经验。在主管Channel4的亚当?吉(Adam Gee)看来，“新媒体＝互动媒体”。《今日最新闻》从环节设置到确定选题，再到评论内容，实现了与受众之间良好的互动，呈现出专业内容制作和普通受众内容制作并存的二元化传播模式。
2.形式突围——杂志式的节目形态
如今，受众对新闻的诉求，不仅要有事实性信息，还要有包括意见性信息。传统的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要么重评轻述，要么重述轻评，很难做到观点与内容的平衡。《今日最新闻》则在民生新闻节目的基础上，嫁接了一个时事评论环节，满足电视新闻受众对意见性信息的诉求。
3.内容突围——有争论性的民生话题
传统的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话题通常走两种路线：一是高端宏大化，一是揭黑调查。《今日最新闻》则着力于民生话题，而且是富有争论性的话题，例如“你会否生二胎”、“老公你会挑嘴甜的还是嘴笨的”、“干部美国挂职你怎么看”等，这些未必是当天的新闻热点，但却是茶余饭后非常给力的三姑六婆话题，极具贴近性。
4.主持人诙谐幽默
《今日最新闻》主持人彭彭，走街坊路线，致力于以诙谐幽默的语言点评民生琐事。如对于一单“保安殴打记者”的新闻，很多评论都会落在“保护知情权”上面，但彭彭的点评却是：“如果你真觉得自己很能打，建议你到那些治保会去比拼一下。”这句话轻松幽默又不失道理，让人回味无穷。
二、语态创新
当媒介环境及传播理念发生变化时，电视新闻评论的话语方式也在改变，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特点，促使中国电视新闻评论走上创新之路。
1.个性化
对节目进行准确定位，让形式、内容和主持人形象都跟着定位走，凸显个性。《今日最新闻》，节目口号是“最新最热最吸引、同声同气自己人”，从题材上多找贴近性强、本土化强的话题，主持人的形象也塑造成“邻居家的死胖子”这样一种亲切的感觉。《新闻1+1》，它的受众定位是“25至54岁、高学历、高收入、管理层的男性”，在话题选择上偏重政治经济法律、重大时事、生活压力等，评论员的选择以专业和高端为标准。
2.平民化
所谓“平民化”，包含两种意思：首先，即便是高端节目，宏大议题，也要找到平民化的视角和切入点，拉近和目标受众之间的距离，避免说教式的传播意见性信息。第二，尽量选择平民化的议题，特别是地方电视台，在办评论节目时，要走差异化道路，关注受众身边的事，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提炼，发表观点见解，进而达到大众传播广泛教化的功能。
3.思辨性
以往的新闻评论，讲究“政论性”，往往过于严肃，很容易产生距离感。如今，电视新闻评论讲究的是“思辨性”，一方面，所选取的话题要有争论感，在“是”和“非”之间存在灰色地带，而不是一竿子就能打死一方的传统说教式话题；另一方面，在节目中把观点的产生和对撞过程展现出来。以前《实话实说》邀请观众参与讨论的模式，在当时是非常新鲜和有创意的，虽然已经停办，但它所带来的启示还是非常值得参考。
目前，中国仍然有很多“沙龙式”的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如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和南方电视台的《全民议事听》，这些节目所挑选的话题都是具有思辨性的，电视谈话场内的正反双方势均力敌，唇枪舌战，荧屏外的观众也各有倾向，随着电视谈话场的传播，受众之间也可以形成谈话场。这类节目改变了以往“舞台式”的现场环境设计，变为“中心式”的环境，主持人在中心，以他/她为圆点四周环坐嘉宾，观众也分为正反两方，这种编排使得辩论的气氛更加浓厚。针锋相对的谈话场，成为节目吸引眼球的地方，也很适合多元化意见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