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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二氧化碳排放趋势,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我国对于碳排放量的核算主要是依据国际社会对温室气体报告标准。2006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重新修订了1996年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新指南将温室气体排放源归纳为5个方面:能源,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和其他。基本排放量核算公式为:考虑到中国承诺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主要是针对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作出的,即二氧化碳排放强度(CarbonDioxideEmissionsIntensity,以下简称碳强度),用CI表示碳排放强度,用CE表示碳排放量,则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计算公式表示为。 其中,CIt表示在t年度的碳排放强度;CEt表示t年度的碳排放总量;GDPt表示t年的地方生产总值。从表2可见,加入WTO前黑龙江省的能源消费总量不断减少,而加入WTO后则增加较快,仅2012年为负增长。从一次能源角度衡量,原煤和原油是主要的能源消费来源,2010年起风电能源所占比重增加了约2%,使清洁能源的比重上升至不到3%。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是在加入WTO之前所有减少,而在加入WTO之后不断增加,但即使在“逆工业化”的情况下,也没有负增长的趋势。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加入WTO前比较连贯,呈现快速下降态势。
如果我们将人均地方生产总值与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关联分析,即检验两者的关系是否满足二氧化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如图1所示,由于EKC曲线可能为“倒U”型也可能为“N型”,因此设二氧化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方程可能为(3)式或(4)式之一,由于无法提前确定,需要回归后进行对比确定。通过对(3)式、(4)式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满足含三次项的回归结果优于仅含二次项的回归结果。对回归结果进行残差Q检验,不存在自相关和偏自相关。回归结果为。由回归结果可知,黑龙江省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地方生产总值的关系为“反N型”关系。二氧化碳排放拐点对应有两个,分别对应地方生产总值2589.1667亿元和12773.1522亿元,两个拐点分别对应1997年和2012年。1997年为第一拐点,2012年为第二拐点,在1997年达到最低点后,二氧化碳排放量开始随着地方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长,但速度递减,至2012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最高点。依现有数据来看,2012年以后黑龙江省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呈下降趋势,但是由于没有后续数据支持,还不能确定这一拐点得以确立。
相比较而言,吉林省和辽宁省二氧化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黑龙江省不同,呈现为标准的“倒U”型,且逐渐接近最高点(见图2和图3)。吉林省和辽宁省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与黑龙江省相同,但2008年之后,吉林省和辽宁省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出现“逆工业化”的回调趋势,特别是吉林省近年来的工业化速度明显加快。黑龙江省的能源结构较快得到优化,而吉林省和辽宁省的非碳能源消费比重分别不足2%和1%。因此,如果沿着这个趋势来判断未来吉林省和辽宁省的CKC拐点已经确立的可信度较高。随着未来工业化的深入发展,黑龙江省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可能还会继续上升。
二、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知,由于不能确定黑龙江省的CKC曲线是否已经达到最高点,且第二产业比重回调,未来黑龙江省为发展低碳经济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继续优化能耗结构,增加清洁能源的比重。从现有情况看,中国实现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是优化能源结构,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建立水电站、核电站和利用风电是可行的,如果技术进步可行,则应是利用可再生能源。为此,这两个方面应是黑龙江省未来优化能耗结构的努力方向。
2.加强优势主导产业集群化。黑龙江省原有优势支柱产业为“煤、粮、木、油、机”,随着资源条件的变化,现在的支柱产业主要以食品产业、装备制造业、生物制药和木材加工业为主,这些产业既是国内经济也是对外贸易的优势产业,但不是能源密集型产业。依托现有优势拉动经济增长,应加强优势主导产业集群化发展,而目前黑龙江省优势产业的集中度不是过大就是过小,尚不能充分发挥集群化效应。如果能以优势产业为依托,完善产业链,特别是拉动民营经济发展,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将十分有利。
作者:王钰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碳排放是环境问题的核心,与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动密切相关。四川省人口变动(包括人口总量、人口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和人口消费)与碳排放关系密切。
四川省碳排放现状趋势:增长较快,人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碳排放量也呈快速增长态势。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达到了20.75亿吨,人均碳排放为1.55吨。与全国一样,四川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增长较快。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了9248万吨,人均碳排放量为1.15吨。虽然四川的人均碳排放量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随着四川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未来四川省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会快速上升。
四川人口变动与碳排放的关系:人口消费关联度最大,人口总量最小
灰色斜率关联度是根据曲线的接近程度来计算关联度。对于离散变量,如果各时段上曲线斜率相等或相差较小,那么两序列之间的斜率关联度就大;如果各时段上曲线斜率相差较大,那么两序列间的斜率关联度就小。通过对四川省1997~2010年各指标(见下表)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通过公式计算各因素关联系数序列。为了反映两序列间的关联程度,需要进一步计算灰色斜率关联度,即是求各年份关联系数的平均值。
人口消费与碳排放
1997年,四川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5533.48元,到2010年时,四川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每年16001元,年均增长达到747.7元。根据前文测算得出,四川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灰色斜率关联度最大,为0.9445,经统计分析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9703,相关性高,说明居民的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依然是影响四川省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水平会不断提高,消费类型也会发生改变。
居民消费对二氧化碳的排放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增加对能源的直接消费来增大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汽车消费的日益普及,暖气和电器设备的广泛使用会带来能源消费的大量增加;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对能源的间接消费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如住房消费、家居装饰、服装购买支出的增加会加大这些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
人口城镇化率与碳排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从最初的20%左右提高到2010年的49.68%。与全国一样,四川省城镇化水平也从最初的14.27%提高到2010年的40.18%。根据计算,四川省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城镇化水平的灰色斜率关联度为0.9153,呈显著正相关,随着四川省城市化的发展,二氧化碳排放量将继续增加。首先,伴随着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这使得居民对生活性能源消耗的直接与间接需求增长。在目前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条件下,城镇化水平加快将会大大促进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其次,伴随城镇的建设与快速发展,城镇建筑物建设必然加大对能源的消耗,特别是对水泥、钢铁等原材料需求的增加,这无疑会增加在生产原材料过程对能源的消耗。
家庭规模与碳排放
人口的消费常常以家庭消费的方式展开。家庭规模对于人口的消费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国1988~1990年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抽样统计年报数据的研究显示,家庭规模越小,人均消费倾向越大。1997年到2010年短短的14年中,四川省家庭规模缩小了18.31%,这势必会带来人均消费的增加。根据计算,四川省家庭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灰色斜率关联度为-0.8929,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家庭规模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的影响作用。随着家庭规模的日益缩小,人均居住面积会不断增大。四川省2007年与2000年相比,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就增加了近2倍。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人均对水、电、气等资源的消费会增加,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无疑会增多。
人口老龄化率与碳排放
1997年,四川省老龄化率(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0.20%,到2010年时,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到了16.30%,表明四川省老龄化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大,老龄人口比重的日益上升也将产生更多的老龄人口消费问题。根据计算,四川省老龄化率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灰色斜率关联度为0.8435,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四川人口老龄化问题正影响着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老龄人口是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与劳动年龄人群和少儿人群有着较大的差异。当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太严重时,人们在进入老年人的行业后,会减少在交通、饮食和服装方面的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碳的排放,但当高龄老人不断增多,人口老化日趋严重时,大量高龄老人会增加对取暖和医疗服务的需求,同时,更多的人会加入老龄服务业,这会间接增加对能源的消费和对碳的排放。目前,四川正处于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阶段,人口的进一步老龄化无疑会加剧碳的排放。
人口总量与碳排放
从计算结果看,人口总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灰色斜率关联度为0.7064,低于其它因素的灰色斜率关联度,这说明,人口总量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有一定的影响,但其影响不如其它因素产生的影响明显。事实上,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出生率在不断下降,人口虽然在增加,但增长的速度已大大下降。不仅如此,自2005年后,四川常住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与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不无关系。四川常住人口的下降标志着四川人口总量对碳排放的影响将逐渐减小。
【关键词】 Tapio脱钩模型经济增长二氧化碳排放低碳经济
一、脱钩理论研究综述
自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了“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以来,国际社会开始重视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联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2)为探讨如何阻断环境质量损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提出了“脱钩”(decoupling)概念,并开启了“脱钩指标”的理论研究。脱钩指标用来反映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不确定关系,表示两者之间的压力关系。
国外学者大多从节能和减排两方面分析脱钩理论。Juknys(2003)通过分析立陶宛脱钩情形,将脱钩分为初级脱钩和次级脱钩;Tapio利用脱钩弹性指标研究了欧洲交通业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脱钩”情况,将脱钩分为弱脱钩、强脱钩、扩张连接、衰退脱钩等八项指标,推动了脱钩指标构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促进了脱钩指标的发展;David gray等研究了苏格兰地区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量及二氧化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
国内学者对脱钩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节能领域,通过对经济发展与相关研究对象进行测评研究“脱钩”情形。庄贵阳(2007)运用Tapio 脱钩指标分析了全球20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不同时期的脱钩情况;李忠民、庆东瑞(2010)利用脱钩理论对山西省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了山西省低碳经济的发展状态;李坚明等研究了台湾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李忠民、陈向涛、姚宇(2010)通过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脱钩状态研究,预测了我国2020年碳排放强度情况。脱钩研究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二、石家庄市碳排放脱钩状况研究
1、评价方法和指标选择
Tapio脱钩模型是研究脱钩关系最主要也是用的最多的模型,采用能够反映变量间脱钩关系的“弹性概念”进行分析,克服了OECD脱钩模型在基期选择上的困境。本文采用Tapio脱钩模型对石家庄市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实证分析。
GDP与二氧化碳弹性脱钩的公式如下:
tco2,GDP=(%CO2/CO2)/(%GDP/GDP)(1)
考虑到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2001年不变价格对各年数据进行处理,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数据则参照IPCC温室气体排放估算方法计算使用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换算系数采用《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所列各种能源折算标准煤参考系数。
Tapio脱钩指标是以某一弹性值范围作为脱钩状态界定的,例如弹性值介于0―0.8之间则界定为弱负脱钩;介于0.8―1.2之间则界定为衰退连结。具体情形如表1所示。
2、石家庄市碳排放脱钩状况研究
“十一五”期间,石家庄市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持续增长,年均增长7.3%;人均碳排放量年均增长4.6%。而能源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最主要的来源,占到总排放量的80%以上。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从能源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脱钩”研究,以期有效开展减排工作,发展低碳经济。
(1)石家庄市碳排放清单。目前我国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大部分碳排放数据都是根据能源消费量测算得来的。本研究基于石家庄能源消费数据,参照IPCC的参考方法和部分缺省数据,计算2003―2009年石家庄市碳排放量,作为石家庄市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碳排放量脱钩研究提供的基础数据。其数据都来源于《石家庄统计年鉴》(2004―2010年)。本研究的能源消费品种主要包括原煤、洗精煤、焦炭、其他焦化产品、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天然气、原油、汽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其他石油制品14类,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万吨);Ei为能源i的消费量(万吨标准煤);Ci为能源i的碳排放系数(吨碳/吨标准煤);i为能源种类。
2003―2009年期间,石家庄市以2001年不变价格计算实际GDP值基本上呈增长态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则是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其中2006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最多为18151万吨,之后碳排放量逐渐减少。
(2)石家庄市Tapio脱钩指标分析。运用脱钩指标对石家庄市经济增长和碳排放进行脱钩分析:首先根据式(1)和式(2)以及所选定的指标计算方法,整理并计算相关统计数据,并采用表1的标准评价,得到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3―2006年石家庄市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增大,经济平稳增长,出现增长负脱钩情况。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出现快速增长,石家庄经济也随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2003―2006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15.7%、15%和15.8%。这种快速增长主要是电力生产、钢铁、建材等高耗能行业迅速发展带动的。而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排放增长率分别为20.4%、19.2%、22.3%和104.9%,二氧化碳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2007―2009年石家庄市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但是碳排放增长呈下降趋势,总体呈现出强脱钩状态。这是因为“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20%的目标,石家庄市在“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累计下降了20.68%,单位GDP能耗的降低意味着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降低都保证了强脱钩状态的实现。
三、结论与对策
1、结论
本文利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石家庄市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的关系,从总体来看二者在逐渐的实现脱钩状态。从表2中可以看出,石家庄市2003―2006年出现增长负脱钩,2007―2009年则呈现出强脱钩状态,二氧化碳脱钩弹性总体上是下降趋势,并在近几年下降速度加快,这为石家庄市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虽然石家庄市经济发展和二氧化碳排放二者的“脱钩”状态明显,但是目前石家庄市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偏重的特征尚未明显改变。高消耗、高碳排放的生产方式还大量存在,“两型”社会建设处于起始阶段,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得到明显改变。虽然碳排放量有所降低,但是排放总量跟北京等发达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高耗能产品能耗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也很大。因此实现绿色可持续的低碳经济发展,石家庄市任重道远。
2、对策
(1)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在石家庄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鼓励其开发和使用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减少一次能源在能源中的比重,从根本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根据石家庄本地产业能耗、资源禀赋情况及低碳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大力开发使用本地丰富的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无碳清洁能源,促进能源消费的多样性。
(2)建立碳计量体系。研究确定石家庄市碳源和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统计体系,对碳排放情况进行总量控制和指标分解。环保和节能部门对企业和产品进行碳排放监测,推动企业实施产品碳标签,保证低碳经济的发展。探索开展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形成统一的提供供求信息和碳交易平台,以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自愿减排。
(3)加大低碳经济宣传力度。通过各种媒体和教育部门大力宣传低碳经济,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使低碳经济深入人心。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低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示范作用,把管理流程“低碳化”作为建设节约型政府、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的重要内容,率先使用节能办公建筑,推行政府绿色低碳采购。
【参考文献】
[1] 李坚明、孙一菱、庄敏芳:台湾二氧化碳排放脱钩指标建立与评估[A].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两岸环境保护与永续发展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2005.
[2] 赵敏、张卫国、俞立中:上海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分析[J].环境科学研究,2009(8).
[3] 李忠民、姚宇、庆东瑞:产业发展、GDP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经济纵横,2010(11).
关键词:碳排放;LMDI;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5-0090-06
收稿日期:2011-06-28
作者简介:王宜虎(1973-),男,山东滕州人,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环境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
一、 引言
近200年来,随着人口持续增加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世界能源消费剧增,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特别是气候变暖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温室气体排放则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元凶,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又是最主要的一种,因此实现二氧化碳的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虽然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在2012年之前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二氧化碳的指标,但是可以预料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面临的二氧化碳减排义务将是十分艰巨的。山东省作为我国的人口和经济大省,一直是我国的高碳排放区,中国能源报告(2008)的数据显示,2005年山东省二氧化碳排放量居全国第一位。近年来,山东的碳排放量仍在持续增长,持续稳居全国首位。因此如何控制和减少碳排放已成为一项日益紧迫的重大课题。
目前,国内外均有学者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研究。York利用STIRPAT模型研究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口之间的关系[1];Cole发现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符合库兹涅茨曲线[2],而Friedl与杜婷婷分别应用奥地利和中国的数据发现二者之间是“N”形曲线关系[3,4];徐国泉等采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定量分析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5];张雷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比研究发现,经济结构多元化导致了能源需求降低,从而降低了碳排放[6]。这些研究着重从碳排放与人口及经济发展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探讨的是整个国家的碳排放问题。也有一些研究从区域角度探讨碳排放问题,邹秀萍、王伟林、李国志等分别对我国省级区域碳排放、江苏省的碳排放、我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等进行了研究[7-9]。本文根据山东省1995-2009年的产业发展和碳排放数据,分析山东省产业发展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碳减排措施。
二、 模型构建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经济数据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为剔除经济发展中的价格变化因素,所有经济数据均已换算为1995年可比价格。按照山东统计年鉴对GDP的划分原则,将经济系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生活用能源排放除外)分解为:第一产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和其他第三产业。由于生活消费能源没有相对应的GDP值,为了更好地说明GDP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在本文的研究中不涉及生活消费能源,即总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包括生活消费能源排放,仅指生产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
能源数据采用1995-2009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上的数据,在计算碳排放量时,只计算能源的终端消费量,而不计算加工转换过程以及运输和分配、储存过程中的损失量,另外,电力和热力的碳排放按火力发电和供热投入的能源计算,也不再计算能源终端消费部门电力和热力的碳排放。
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使用各种能源的消费量乘以各自的碳排放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Cit=∑(Eijt×ηj)(1)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王宜虎:山东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实证分析其中,Cit为行业i第t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Eijt为行业i第t年第j种能源的消费量;ηj为第j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于原始统计时各种能源的消费量均为实物统计量,测算时必须转换为标准统计量,具体的换算方法根据2009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提供的各种能源折合标准煤的参考系数计算(表1)。能源碳排放系数根据2006 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缺省值,并将能量单位由J转化为标准煤,具体转化系数为1×104t标准煤等于2.93×105GJ。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2。
(二) 模型选择
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分解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在一定时期内不同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常用的方法有Laspeyres指数分解法、Paasche分解法以及Sun的完全结构分解法,这些方法的主要缺陷是不能同时对多个因素进行分解,或者分解后的残差比较大。由于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LMDI)不仅可以对所有因素进行无残差分解,还可以运用到部分残缺数据集的分解上,因此,国际上许多学者广泛采用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LMDI)对能源环境进行分解研究。本文也运用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LMDI)研究山东省六大分类部门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生产效应、结构效应以及规模效应,从总体上把握各部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贡献强度。
根据LMDI,从0年到t年的总二氧化碳排放差值称为总效应ΔEtot。ΔEtot由三部分组成:由生产规模扩大或者缩小产生的生产效应(ΔEpdn),由经济结构调整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结构效应(ΔEstr),由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改变而引起的强度效应(ΔEint)。因此:
ΔEtot=Et-E0=ΔEpdn+ΔEstr+ΔEint(2)
根据Ang提出的LMDI分解方法[10],(2)式右边的每一项可以表示为:
ΔEqdn=∑iEi,t-Ei,0ln(Ei,tEi,0)ln(-YtY0)(3)
ΔEstr=∑i=Ei,t-Ei,0ln(Ei,tEi,0)ln(Si,tSi,0)(4)
ΔEint=∑iEi,t-Ei,0ln(Ei,tEi,0)ln(Ii,tIi,0)(5)
式中,Y代表年度GDP值;Ei,t是第t年行业i的总二氧化碳排放;Si,t是第t年行业i的GDP占总GDP的份额(Yi,t/Yt);Ii,t是第t年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Ei,t/Yi,t)。
计算某一行业的三种效应按下列三式进行:
ΔEi,pdn=Ei,t-Ei,0ln(Ei,tEi,0)ln(YtY0)(6)
ΔEi,str=Ei,t-Ei,0ln(Ei,tEi,0)ln(Si,tSi,0)(7)
ΔEi,int=Ei,t-Ei,0ln(Ei,tEi,0)ln(Ii,tIi,0)(8)
三、研究结果分析
运用LMDI对山东省1995-2009年六类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和GDP数据进行分解,得到如下结果:
(一)总效应
山东省在1995-2009年间经济飞速发展,按可比价计算,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2.37%。经济的强劲增长带来了能源消耗的快速上升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迅速增加,15年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3.57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净增长8425.75万吨。
图1是山东省总二氧化碳排放分解效应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造成山东省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规模的扩大,2008-2009年为11960.45万吨,是1995-1996年的30.43倍;而GDP的结构调整对碳排放的增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相较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其程度很小。所以从总体上看,山东省经济结构调整并没有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反而由于工业规模的迅速增加,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最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效应一直是负效应,对山东省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起到了较大的节制作用,并且这种节制作用不断增强,2008-2009年的强度效应为-3534.71万吨,是1995-1996年的6倍多。
(二)生产效应
图2是各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效应图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工业部门二氧化碳的生产效应最大,从1995-1996年的326.65万吨增加到2008-2009年的9796.51万吨,这主要是由山东省国民经济中工业所占的比重最大,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结果。在工业部门中高能耗的重化工工业所占比重较大,并且近几年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导致了山东省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
其他行业中,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效应较大的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2008-2009年由其生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值为950.49万吨。据统计,在很多国家中,交通运输的能源消耗量都约占全部终端能源消费的1/4到1/3,占全部石油制品消耗量的90%左右[11]。因此,交通运输业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须减排行业。而像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第一产业、其他第三产业,它们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效应相对而言较小。
图11996-2009年二氧化碳排放的总效应图21996-2009年各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效应图31996-2009年各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效应图41996-2009年各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效应注:图2-4中A-第一产业、B-工业、C-建筑业、D-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E-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F-其他第三产业。
(三)结构效应
图3是各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效应图示。从图中可以看出,1995-2009年山东省工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并没有对工业节能减排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效应仍然持续增加,仍在推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增加。其他行业中,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结构效应也在持续增加,表明其结构调整对二氧化碳的减排也没有起到积极作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的结构效应也表现为持续小幅增加,但不很明显。第一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结构效应呈明显下降趋势,表明近年来对于结构调整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最显著的是第一产业,其次是其他第三产业和建筑业。
(四) 强度效应
图4是各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效应图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效应下降的幅度最为明显,其次为其他第三产业,其他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效应变化不大,有的偶有反复,只有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强度效应在2005年以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正效应。由此可以推断,强度效应主要是由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引起的,工业部门的强度效应很好地制约了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速度和总量增长。具体来看,从1995-2009年间,工业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整体上保持递减的态势,只在1998年、2003年、2005年有小幅反弹。到2009年,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效应达到-3419.43万吨,是1996年-397.68万吨的8.6倍。由此也可以看出,山东省工业部门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四、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以上对山东省产业碳排放总量进行指数分解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山东省碳排放总量的上升主要是由于生产规模扩大造成的结果,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对碳排放总量的上升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2)由于山东省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碳排放的强度效应大大减小,有力地遏制了能源消费总量的上升。
(3)从生产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来分析,工业是碳排放的主体,不论是其生产规模的扩大还是其结构的变化都极大地导致了碳排放量的增加,虽然工业碳排放强度的不断减小也对碳排放量产生较大的遏制作用,但是仍不及生产效应和结构效应对碳排放量的促进作用。
(二)建议
实证分析显示,经济产出的持续增长是山东省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然而经济产出的增长是满足人民生存与发展基本需求的必要条件,因此目前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不能寄希望于控制经济产出规模,而应着眼于优化结构与提高效率,具体建议如下:
(1)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山东省现阶段碳排放表现出正效应,这与以调整产业结构推动节能减排的初衷有较大差距。其原因与山东省一度强调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不无关系。山东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大力发展石化、钢铁、纺织等高能耗行业,消耗了大量能源,严重减缓了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因此,应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减少对第二产业(工业)的过分依赖。一方面努力在重化工业领域进行资源整合,加快产品升级换代步伐,适当发展低能耗产业,逐步减小高能耗行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出的比例;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尽快使山东经济完成从外延粗放型向内涵集约型的转变。
(2)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尽管山东省碳排放强度总体处于下降趋势,但是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企业生产应加大对先进节能技术的倾斜性投资,推动能源利用环节创新技术的研发与推广,逐步淘汰高能耗的设备,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应尽快促成各行业制定《节能法》实施细则,加大《节能法》贯彻力度,从法律层面保障能源效率的持续提高。
(3)改善能源结构。考虑到山东以煤炭为主的能源资源禀赋的制约,要保持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负效应并加以增强,主要出路应该在于发展非化石能源。应有计划地扶持核电、风电、水电、太阳能及生物质能项目,努力保持非化石能源比重的持续增长态势。在化石能源中,相对低碳的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长期呈现过低比例,应通过调整产业政策及国际贸易政策促进天然气产业的发展。
(4)推进碳减排政策创新。将碳排放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绩效的考核指标,提出单位GDP的碳减排比例,不断推进政府进行碳减排的政策创新,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实施碳减排补贴政策等,从而不断推进碳减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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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Factor Decomposi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WANG Yihu
(School of Economy,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碳达峰:在某个节点内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到顶峰,并呈现出下降的一个趋势。
碳中和:通过节能减排、产业调节、植树造林、优化资源配置等治理二氧化碳的手段,使得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甚至是回收利用,以此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的目的。
在环境日益恶劣的时代,全球的温室效应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人们在感受到环境逐渐恶劣的同时,也在不断为治理环境而努力着,毕竟这关乎着人类的共同家庭,所以环境治理问题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民生问题。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经常看到一些环境治理的热点,其中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两个常听到的词,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它们的含义。
无论是碳达峰还是碳中和,都是属于二氧化碳治理工程中的一种概念,而在这项工作中,有一个概念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碳排查。碳排查这项工作主要是政府部门以及企业作为单位,来统计其在社会和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这个排查工作,在整个二氧化碳治理体系中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只有统计清楚二氧化碳的排放,才能针对性地去处理,做出针对性的治理方案,做到碳达峰和碳中和。
环境治理已成为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治理好环境,调节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而且,从大的方面来说,实现碳中和和碳达峰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有重大意义。
碳中和碳达峰的含义及意义
碳达峰是指我国承诺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物造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碳中和碳达峰的意义:碳达峰碳中和是系统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工作,覆盖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高耗能、高排放部门,涉及生产和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等各方面。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制定科学的行动方案,有助于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方法
不能只依靠节能提效带来的能源需求降低,也不能只依靠可再生能源发展带来的能源电力部门脱碳,而必须依靠各经济部门和各能源行业的全面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呼唤着技术的快速突破和市场的有效激励,需要有突破性技术支撑。
关键词:二氧化碳排放量;影响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6002201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全球变暖已确认为不争的事实。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发展低碳经济是当务之急。
在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经济发展是永恒不变的主题。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发展低碳经济是否会使我国的GDP降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一直进行,人口众多,经济、技术水平低,工业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业的集中力度不高;大而不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资源、能源的消耗过大,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特殊困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一定时期内会对我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对我国GDP增长有不利影响,可是我们应该把目光放长远,看到长远利益。GDP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可是它并不是唯一衡量的方式,暂时的一个GDP的数字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我认为,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应该太重视暂时的GDP数字,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过程中,GDP会有所下降,但长远来看,对中国有很大益处在家具行业,吹响了低碳经济的号角。低碳家具的内涵无非是自身具有碳汇能力,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低,碳排放量低,产品质量好,废弃后易于回收利用。在所有材料中,木材仍然是首选的环保材料。为了防止木材的枯竭,中国政府已将单纯的禁伐政策改为有计划的种植经济林和砍伐使用。同时,不少企业开始使用多用的其他天然材料,如竹材,腾,麻,水草,玉米皮,秸秆等。新型的家具材料,低碳空调等产品的开发和面市,推动着我国家居行业的经济发展,带动着我国GDP的增长。
汽车,飞机,轮船,火车,这些交通工具的尾气排气是二氧化碳的另一大杀手。汽车的低碳之路,除了图谋新能源,工程塑料应用于汽车行业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随着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进行,中国政府关于碳减排的承诺,将推动我国“低碳”汽车的加速发展。与之紧密相关的新能源汽车战略无疑成为行业竞争的制高点。值得关注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利好一直不断,也在推动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GDP的增长。
低碳环保产品将成为办公设备新趋势。在低碳办公逐渐成为趋势的今天,很多中小企业开始寻求兼具高性价比及环保特点的彩色办公设备。2010年3月23日,日本知名企业兄弟(中国)商业有限公司在沪了5款彩色数码打印机及一体机产品,直接面向这一市场。
气候变化造成的水资源短缺和燃料价格波动都直接影响到粮食生产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农业用地的释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超过全球认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总量的30%,相当于150亿吨的二氧化碳。发展低碳农业是责无旁贷的。如在西部农村大量推广太阳能灶,政府大力扶持太阳能灶生产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同时,沼气技术得到大力的开发和应用。
在控制二氧化碳的过程中,我国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积极推进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实施鼓励节能、提高能效等政策措施,不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科技研发投入,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森林碳汇,使中国经济发展走向一条合理科学的道路,使中国经济越好越快地发展,这是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应该看到长远的发展而不是暂时的一个GDP数字。从国际来说,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我国对人类发展的高度负责。中国政府要全面考虑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本着对全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的基础上,制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新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三第六章涉及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内容,这部分内容的教学难点在于:概念过于抽象,书本表述过于简单,使一线教师在教学中很难将其与社会、科技的发展联系起来,学生也只能死记硬背,学习效果较差。实际上,在高中进行生物多样性概念学习时,完全可以引用书上的内容引申开去,启发学生进行发散性思维,考虑学生已经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教师可设计相关问题,引导学生搜集材料,分析材料中逻辑的正确性,进行深入思考。
以下介绍一种通过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深入思考的教学过程:
一、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格局
在介绍清楚生物多样性概念的基础上,强调生物多样性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产生了生物多样性在全球分布模式的不同。从赤道到两极,生物多样性随温度的降低呈现递减趋势。沿海拔高度的上升,气温下降,生物多样性亦呈下降趋势。沿海水深度,光线减弱,温度降低,生物多样性同样下降。由此可见,在水分充足的情况下,生物多样性应该与温度正相关。
媒体关于气候变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报道,主流媒体认为,人为地大量排放CO2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由此得出物种将在全球气温上升的大背景下加速灭绝,生物多样性将呈迅速下降趋势。
矛盾产生了:生物多样性在全球的分布模式是与温度正相关,为何全球气候变暖反而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
二、分析以上结论的逻辑关系
人类工业活动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增加二氧化碳不阻挡太阳辐射中的可见光,吸收红外线,地面热辐射无法逃逸外太空,大气温度逐年增加冰川融化,不能再反射太阳光两极地区的陆地和海洋底部永久冻土层融化,大量比二氧化碳级别更高的温室气体甲烷被释放出来地球加速升温,一发不可收拾过度炎热的气候摧毁岌岌可危的生物圈生物多样性下降,人类生存受到威胁。
三、请学生分析上述逻辑链条的漏洞
引导学生思考以下问题:(1)目前的地球大气温度在地质史上处于什么状态?(2)全球气候是否在持续变暖?(3)气候变暖是二氧化碳引起的吗?(4)生物多样性与气候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在这个环节,教师需要对有关上述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加以了解。
距人类最近的第四纪大冰期于200万年前开始,截至目前,第四纪大冰期中至少有6个冰期,依次上溯分别为:玉木、里斯、民德、贡兹、多瑙、比贝等。目前,人类还远远没有走出第四纪大冰期,甚至极有可能尚未走出玉木冰期,目前不过处于玉木冰期所属的最近一次亚冰期和下一次亚冰期之间的一个气候相对温暖的短暂亚冰期内。
气候变暖的权威数据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其第一工作组的第四次评估报告称:由于自1750年以来的人类活动影响,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浓度已明显增加,目前已经远远超出了根据冰芯记录得到的工业化前几千年中的浓度值。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主要由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和土地利用变化,而甲烷和氧化亚氮浓度的变化则主要是由于农业。气候的变暖是毫不含糊的,目前从全球平均气温和海温升高、大范围雪和冰融化以及海平面上升的观测中得到的证据支持了这一观点。在大陆、区域和洋盆尺度上,已观测到气候的多种长期变化,包括北极的温度和冰、大范围的降水量、海水盐度、风场以及包括干旱、强降水、热浪和热带气旋强度在内的极端天气方面的变化。但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之前的“气候门”事件(涉嫌操纵气候数据)影响了该报告的可信度。
大气二氧化碳与气温变化的因果关系学术界并未形成定论。究竟是人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气温升高,还是太阳辐射增强导致气温上升,从而加大了海洋、冻土层中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就此问题学术界一直在争论。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日前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历史观测数据发现,自1850年以来,留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占其总排放量的比例长期稳定,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从那时到现在,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已从每年约20亿吨增长至约350亿吨,这意味着地球吸收了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另一种观点认为,气候变暖的主导因素是太阳辐射的增强和气候自身活动性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主流观点是生物多样性受到温度上升的影响会加快丧失速度。主要的原因有:生态环境的退化与丧失;物种向更高纬度和海拔迁移;生物物候期的变化,这种变化正造成生态紊乱;动物繁殖受影响;病虫害增强。但反对的声音也存在,即生物多样性在气候转暖时可能有所增加。证据主要有地质史上的泥盆纪、侏罗纪、新生代等温暖期都伴随着生物多样性的极大丰富;另外,最新研究表明全球变暖对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没有影响,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以及气候变暖有利于那些生长迅速的树木,升高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否扮演了一个肥料的角色而提高绿色植物的光合效率,尚是一个未解之谜;较高的温度可能加速产生新物种的进化速度。
四、师生辩证分析、总结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学生应该对生物多样性与气候的关系得出自己的结论,形成自己的认识。在生物教学中处理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关系时应持的态度:重视现状,“不能无忧,不必过虑”,而不必过虑的前提是不能无忧。特别是在很多现象尚未得到合理解释,人类对自然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约资源,保持环境,保护珍稀濒危动植物资源,保护森林、草地、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等做法,仍为明智之举。为了人类的未来,采取谨慎的态度总是有益无害的。
同时应告知学生,目前人类对自然界,尤其是生态系统中基本问题的认识还非常浅薄,在很多问题未得出明确结论的情况下,面对海量的媒体报道,要学会筛选合理的信息,对任何问题都要关注其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从而避免陷入认识误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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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氧化碳排放量 数据包络分析 环境绩效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3(c)-0089-04
自工业革命以来,各国政府皆以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为主要目标,所以只要GDP增长似乎就代表经济增长,人民生活获得了改善,施政方向正确,所以政府政策的制定皆以经济发展为导向。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高度工业化,环境污染及温室气体的排放所导致的气候变暖现象已受关注。但不可避免的是各经济体的生产行为一定会伴随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了解全球重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情况,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因此,各经济体在专注提升生产力与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应该去了解生产活动所伴随的负面影响及对环境产生的冲击,在经济发展与环境破环中去寻求平衡,探讨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下各经济体的经营绩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相关研究评述
面对经济发展所衍生的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如何平衡经济持续发展所产生的环境负面影响,已是当前各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当前研究极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应用成果。如李力等(2008)对近八年中国工业产值、能源消费和废气排放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效率评价。[1]杨玉珍等(2010)以河南省1990-2007年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为例作了实证研究。[2]汪克亮等(2010)测算了中国29个省份能源利用的经济效率并度量了其环境绩效。[3]胡晓珍等(2010)运用构造的DEA三阶段模型测算了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经制度环境变量调整前后的技术效率水平。[4]许陈生等(2011)评估了1993-2007年我国地方经济发展的环境协调性。[5]刘睿等(2012)结合社会支付意愿理论,对2000-2008年的中国工业进行了经济-环境效率测算。[6]黄贤凤等(2013)以中国经济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为研究对象,应用SE-DEA视窗分析和计量分析技术展开实证研究。[7]王军(2013)运用熵权法构建山东省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然后求得山东省的绿色GDP并作为绿色经济的产出指标,将劳动、资本及技术作为绿色经济的投入指标,测算得到山东省的绿色经济效率。[8]综上所述,当前研究多是以DEA来评价企业间或国内经济层级的生产与环境的绩效。因此,该文利用DEA分析G20成员国的效率变化找出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比较我国与其他成员国效率的差距,进而提出国家制定环境政策的参考方向。
2 模型、指标及数据
该文采用DEA的CCR与BCC模型来评估G20成员国2010-2012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绩效,观察其各年度变化进行评比,并进行比较分析,找出提升效率尤其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方案。由于各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不同,政治环境也不同,因此各国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与环境政策也不尽相同。为了能更为了解各国是否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兼顾环境保护的均衡发展,开展对世界各国相关资料的分析对比是获得相关信息较为有效的方法。全球性的普查所涵盖的资料分析量过于庞大,本文以G20成员国为研究目标,进行资料收集与分析。G20成员国不仅遍布全球,且也是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其GDP之和约占全球的90%,笔者希望通过本文来了解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发展现状。
一个国家投入到生产资金与设备的多寡关系到国家整体费支出及经济增长效率,因此本文选取各国上市公司的总资本为投入项;经济发展除了投入适当的资本外,充沛及高素质的劳动人口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故选择为投入项;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除了投入资产设备与人力,能源也是必不可少的投入,故选择能源消耗为投入项,另外有研究显示,90%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消耗有关,因此选取二氧化碳排放量来取代能源消耗量作为第三投入项。GDP一般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但若考虑到各国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购买力平价(PPP)则更将适合,这一指标使我们能够对各国的GDP能进行更合理的比较,故选择购买力平价为产出项。由此,整理出适合研究对象的环境绩效评估的投入与产出项分别为:资本、劳动力与能源消耗量,产出为GDP,非意愿产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考虑到能源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各国物价水平存在高度相关性,故选取资本、劳动力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为投入项,产出项为购买力平价。
数据采集主要以2010-2012年G20成员国的公开资料为基础,并将欧盟数据由G20成员剔除,主要原因是欧盟成员国中4个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也是G20成员国,且这4国人口占欧盟的50%以上,GDP占欧盟的60%以上,为避免重复计算,故只选择此4国为代表。将所搜集的数据先进行分类统计,以了解各变量的基本状况,再对变量进行相关系数分析。在进行DEA分析前,投入项与产出项数据需先符合固定规模报酬的假设,即投入数量增加时,产出数量不得减少。为了解投入产出项是否符合,将收集资料进行检验,并去除不符合条件的因素。一般而言,投入项与投入项彼此之间的相关性应较弱,投入项与产出项之间的相关性应较强。以2010年数据进行变量的相关系数分析:劳动力与资本、二氧化碳排放量、PPP相关系数分别为0.244、0.798、0.657,皆为正相关;资本与劳动力、二氧化碳排放量、PPP相关系数分别为0.244、0.698、0.872,皆为正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劳动力、资本、PPP相关系数分别为0.798、0.698、0.939,都为正相关;PPP与劳动力、资本、二氧化碳排放量也皆为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657、0.872、0.939。分析结果发现,选取的变量之间均为正相关,适合作为DEA方法的变量。
该文是以效率为分析方向,分析资料范围为2010-2012年的静态资料,将选定的投入项与产出项看作为可控制变量,为确保各受评单位可以运用现有投入资源达到提供最大产出水平,因此以投入导向的效率衡量方式进行DEA分析。除了效率评估外,也通过DEA投影分析来了解资源的利用情况以及拟定改善对策与目标。
3 实证分析
该文的绩效评估是以效率评估为方向,以CCR-I和BCC-I(I代表投入导向)模型计算其效率,对于效率值为1的进一步检验其被纳入参考集合的次数,以解释其稳健度,根据Norman &Stocker(1991)对效率稳健度所设计分类标准:被参考次数3次以上为强有效率单位;被参考次数少于3次的为边缘效率单位;效率值小于1大等于0.9的为边缘非效率单位;效率值小于0.9的为明显非效率单位。找出标杆参考单位并予以分析,以作为非效率单位调整改善的依据。此外对于效率值小于1的解释造成无效率的可能原因。CCR模型是以固定规模报酬为基础,即投入量增加,产出量也应以等比例增加。然而生产过程有可能出现规模报酬递增或规模报酬递减情况,当产出有递增或递减情况时,则适合用BBC模型来计算技术效率值,然后用生产效率除以技术效率值计算出规模效率。本文将以DEA分析结果来进行各DMU的生产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尝试通过差额变量分析、敏感度分析来解释其绩效表现,以及影响绩效的主要因素,进而提出改善资源使用效率的建议。
3.1 CCR-I模型实证分析
以G20成员国3年的数据进行CCR-I模型分析,如表1所示。
2010年有6个国家效率值为1,分别为阿根廷、巴西、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美国;2011年和2012年有4个国家效率值为1,分别为阿根廷、法国、意大利、美国;是相对有效率。其余国家是相对无效率,3个年度效率平均值分别为0.8722、0.7658和0.7691;均高于我国3年效率值。由CCR模型分析结果可知,2010年阿根廷、法国、意大利和美国这四个国家被参考次数均大于3次,认为是高效率国家,巴西和墨西哥被参考次数小于3次,认为是低效率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尼、俄罗斯、土耳其、沙特效率值在0.9~1之间,认为是低无效率,而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南非效率值小于0.9,被认为是高无效率;2011年高效率国家有阿根廷、法国、意大利和美国,低无效率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德国和英国,剩余国家均为高无效率国家;2012年高效率国家包括阿根廷、法国、意大利、美国,低无效率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德国和英国;剩余国家均高无效率。
3.2 BCC-I模型实证分析
2010-2012年BBC模型分析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规模报酬情况如表2所示。
由以上数据可知在非规定报酬的情况下,以BCC-I模型分析,有超过一半国家的技术效率值均为1,以CCR-I所得的生产效率除以技术效率可得规模效率与规模报酬情况,可以看出由于技术效率多为1,故规模效率多受生产效率值的影响,判定本案例偏向固定效率模式,因此本文仅以CCR-I模型进差额分析与敏感度分析。
3.3 敏感度和差额分析
DEA所得的效率为DMU间的相对效率,效率值直接受到投入项与产出项的数值的影响。当改变投入项与产出项时,必须重新计算效率值来检查变量变化对效率的影响。本文通过敏感度分析了解各投入项与产出项对效率值的影响。以2012年进行敏感度分析可以发现,当删去劳动力投入项时,发现其对效率影响最大,这意味着所占权重最大,其次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所占权重略大于资本。
针对中国相对无效率进行差额分析,了解其无效率的原因,以2010年数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综合以上数据,我们发现:G20成员国由6个有效率的国家减少为4个,连续三年都有效率的国家为阿根廷、法国、意大利、美国,皆为美洲和欧洲,连续三年最差的国家为南非,亚洲、非洲国家则是相对无效率。整体经济发展进步的国家为澳大利亚、德国、英国和韩国。中国这三年效率也仅高于南非的效率值,排名倒数第二。由绩效变迁可以看出,2010-2011年G20成员国平均效率衰退达11.7%,分析其投入与产出项数据可以发现,投入项中的劳动力、资本、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分别为0.65%、39.75%、-1.46%,产出项PPP的增长率则为0.25%;2011-2012年的数据分别为0.62%、14.37%与6.82%,明显可以看出2010-2011年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来自PPP产出较少。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及南非等均有超过55%的过多劳动力投入,因此这些国家亟需进行产业升级,将国内产业由劳动密集型提升为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
中国、印尼、印度、俄罗斯、南非和沙特相较于其他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过大也是造成表现相对无效率的主要原因,上述六国使用石化燃料发电的比例高达65%以上,相对于有效率国家石化燃料的使用比例平均接近50%,这些国家相对于有效率的国家对于有效率的国家石化燃料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目前,世界发达国家提出的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政策主要包括:提高能源生产和使用效率;改变燃料种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发展可再生能源;重新考虑发展核能发电;发展二氧化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等等。因此如何改善能源政策、提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诱因(如二氧化碳排放许可交易、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并将税收用于补贴低碳能源或者负担碳捕捉与封存等新技术的发展成本),是上述国家制定未来重要的能源使用规划与环境政策考虑的重点。
就我国来看,2012年分析数据以及敏感度与投影分析结果可知,我国在劳动力、资本投入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方面分别有74.3%、63.3%和63.3%的超额投入或超额排放,进而影响我国的整体绩效,2012年我国整体绩效仅为0.3673.若分别将劳动力、资本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修正至理想值,则效率可分别提升至0.8343、0.7785和0.9383.改善效果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最为明显,其次是以改善劳动力。
4 结语
该文研究样本遍及各洲,虽然样本较为分散可以增加研究内容的多样性,但也因各样本所处区域不同,其政治、文化、国情、地理资源及资源也不同,若区域内发生不可预期的天然或人为灾害等短期对国家经济有强烈影响冲击的区域性变化,极有可能影响短期整体效率的表现。本文将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劳动力、资本)和产出(PPP)以及非意愿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变量,但实际上国家经济发展除了人力、资本投入外,还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以及消耗能源所产生除了二氧化碳以外的其他温室气体,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将能源消耗纳入投入变量,其他温室气体纳入产出变量,或将二氧化碳排放量按照部门或产业再细分,以使分析结果更加完善。此外,仅以2010-2012年资料进行分析,若想对各国效率变迁趋势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加长样本期间,如10年间效率变迁,应可以看出更为精确的分析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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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排放效率;非期望产出;DEA-Malmquist指数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02
一、引言
1978年-2013年这35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最初的3645.2亿元迅速上升到现在的568845.2亿元,大约增长了156.1倍,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高达15.52%。所有数据均表明,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发展迅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
提高碳排放效率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Mielnik[1]等在1999年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应气候变化及经济发展模式评价的主要标准是碳指数;紧接着Sun[2]在2005年提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碳减排效果的理想指标是碳排放强度;而2008年,Zhang[3]等认为测度碳排放绩效的有效指标是工业化累计人均碳排放量和单位GDP排放量。但是这些反映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指标全是单要素指标,不能全面反映二氧化碳效率。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二氧化碳排放量被纳入全要素分析框架以研究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在已有的研究中,陈诗一[4]于2011年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行业CO2强度变化的主要原因;仲云云等[5]运用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计算全要素碳排放绩效,并分析了影响因素。屈小娥[6]基于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了1995-2010年30个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李科[7]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出节能减排效率,并分析了其动态变化特征。本文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研究中国各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对于了解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征,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最终实现低碳发展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方法
和 分别表示以t时期技术Tt为参照,时期t和时期(t+1)的距离函数。Malmquist指数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H)和技术进步指数(TCH)。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H)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ECH)和规模效率指数(SECH)。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章以我国29个省市地区(数据缺失,重庆并入四川一起统计)1995-2013年投入产出数据为研究样本,将我国29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进行区域研究。下面将对各个变量的来源及处理方法进行详细的说明。
1.非期望产出:采用基于IPCC《国家问是气体排放清单指南》2006(IPCC,2006)估算方法,选取煤炭、焦炭、石油(包括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这四个子类)和天然气等7类能源。
2.期望产出:以各个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产出(以1995年为基期)。
3.能源投入:以各地区消耗的柴油、焦炭、煤炭、煤油、汽油、燃料油、天然气、原油和电力等9类能源为终端消费量作为能源投入。
4.资本投入: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PIM)对各地区资本存量进行估算。
5.劳动投入:本文就简单的采用各地区历年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投入指标。
四、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9个省份1995-2013年的面板数据,运用Malmquist指数和DEAP2.1软件可以得到1996/1995、1997/1996……2013/2012等各个省份每一年相对于前一年的全要素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变化。
我们可以发现,总体上来看我国碳排放绩效整体呈下降趋势,说明我国尚存在巨大的减排空间。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平均值为0.919,年均下降8.1%,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分别为0.991和0.928,技术效率变化幅度不大,即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变动主要是由技术进步率的变化主导。
在区域层面上,全国四大区域整体都表现出碳排放下利率的下降,但是我国中、东、西、东北四大地区平均碳排放效率情况却各不相同。东部地区由于较高的技术进步率,进而碳排放效率最高,但技术效率位于四大区域第三,说明东部地区1995-2013年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处于优势,让技术前沿面位于领先的位置。中部地区由于其包含的省份有很大一部分是我国的能耗大省,例如:山西、河南等,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忽略了环境的影响,所以其碳排放效率最低。而中、西部地区主要承接了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所转移的落后工业行业,改善生产技术的手段主要是模仿和改造,同时这两个区域地处我国内陆,对外程度不高,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没有东部地区那么的优势,这必然促使中西部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技术效率值高于东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主要是振兴原有的老工业,生产技术的改善主要通过引进新技术,技术效率值的最低说明东北地区没有充分利用减排的技术。
通过对我国区域碳排放效率及其差异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我国的东、中、西、东北部地区对于碳排放效率的水平呈现出很大的区域差异。但总体而言,存在较大的减排空间。
五、结论与启示
我国碳排放效率在1995-2013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数值距离1的效率目标仍存在一定的的上升空间,降低单位碳排放量还具有比较大的潜力,其中科技进步是碳排放效率提高的主要动力,而技术效率对碳排放效率改善的贡献作用有限。在区域层面,各区域碳排放效率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当,东部的碳排放效率最高,优势较为明显;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中部和东北部较低,西部最次。
政府和相关的机构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测评依据。二是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我国要做到两手抓,不仅要发展“硬”技术,如引导推动科技创新、推广新技术新设备的使用、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等,还要促进“软”技术的发展,如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员工培训、培育企业文化、提倡企业建立新型管理制度等。各区域和相关省市地区可以根据科技进步和技术效率对碳排放效率的贡献情况,改善投入结构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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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屈小娥.中国省际全要素CO2排放效率差异及驱动因素-基于1995-2010年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2(3):128-141.
作为本年度G8峰会的东道主,德国正在尝试让世界其他各国同意履行它们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终止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而美国并不愿意接受欧盟定下的过高减排目标,而是建议世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进行单独的减排谈判。环保人士批评美国就像是于2001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那样,回避温室气体问题。
绿色变革之风
然而,从2001年以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运动一路走来颇为顺利。美国各界,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对于气候变化的态度已经与六年前迥然不同。
直到不久以前,工商界还倾向于不赞成地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的说法。这一想法隐含着这样的担忧:工业对地球造成了损害,因此它需要对地球遭到损害的后果负责。既然公司没能看到它们所造成的损害,因此它们普遍都在争辩说地球的气候并没有发生变化。
这样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近来,美国工商业人士竞相证明他们的公司是“绿色”的。出现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政治气候发生了迅速的改变。美国国会将要通过五项温室气体控制议案,而大多数2008年总统候选人都表示支持这些议案。如果这些联邦法规将会出台,那么美国各大公司就需要支持这些法规,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参与到这些法规的制定中。因此,这些公司需要被人们认为是绿色公司。
绿色公司受宠
但是,公司进行绿色变革的动力不仅仅是出于对联邦法规的担心。更加清洁的能源意味着新的技术和新的利润增长点。那些希望在温室气体排放受限的未来占据有利竞争地位的工商业人士需要做的不仅仅只是和推动绿色环保事业的前总统戈尔照相,而是要对更清洁的能源技术进行投资。
这一变化在世界最大的单一温室气体制造者――发电公司身上表现得很明显。2003年时,美国发电公司研发投入所占公司收入的比例甚至小于美国宠物食品公司的这一比例。但是,这种现象正在发生改变。
据统计,全球投资于可再生发电、生物燃料和低碳技术的投资已经从2004年的280亿美元上升至2006年的710亿美元。清洁能源公司的股票一路飙升;硅谷的风险投资家们争相投资这一行业,相信这些公司能够开发出革命性的技术,将清洁能源的价格降下来,取得当初软件行业那样的辉煌成绩。
像BP公司和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对更清洁的能源进行投资时,清洁能源的价格就会降下来。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的电力价格已经从1970年代的每瓦20美元降至2004年的2.7美元(只是由于德国政府对太阳能电能提供补助才又使光复电能的价格大幅上涨)。风力发电的价格已经从1970年代的每度电2美元降至现在的5-8美分,这一价格已经接近煤炭发电2-4美分的价格。更多的投资将会推动清洁能源价格的进一步下降。随着发电成本差距的不断缩小,从不洁能源到清洁能源的转换成本将会下降。
然而,公司新近对清洁能源产生的热情只是黑暗大地上一片脆弱的绿色嫩芽,很多因素都可能将这些热情浇灭。比如,石油价格的持续下跌就会减少公司对成本更高的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但是,更大的风险是政治风险。公司纷纷投资化石燃料的可替代能源的原因在于它们认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未来会受到政府的限制。如果政府不采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那么这些投资最终将会萎缩。
寻求政府有效作为
对政府而言,鼓励公司投资清洁能源技术的最好途径就是征收二氧化碳排放费。据联合国相关部门统计,若将二氧化碳的排放费用定在每吨20-50美元的区间里,那么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便会一直维持在550ppm这个大家公认的安全水平上,直至本世纪末。每吨50美元的二氧化碳排放费用将会使美国石油价格上涨约15%,电力价格上涨约35%,但这种价格涨幅与近期油价和电力价格的波动相比远称不上残酷。
全世界每年只要牺牲大约0.1%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将二氧化碳浓度维持在550ppm的安全水平上。
征税和总量管制(cap-and-trade system)是对二氧化碳排放收费的两种途径。但商界和政界人士都会尽力避开“征税”这个字眼。欧盟尝试过总量管制的做法,但目前为止并不成功,主要因为二氧化碳排放定价过低,不能达到一个可以影响商业决定的水平。
欧洲已经加强了它的总量管制政策,将二氧化碳排放定价提高到了一个足以能产生不同结果的水平上。然而,欧洲的一己之力无法拯救我们的地球。美国的表现至关重要,这不仅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而且如果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不参与进来,那么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未来最大的污染者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在同气候变化的斗争中,最好的消息莫过于公司开始认真地对清洁能源投资。但是,唯有各国政府做好了向二氧化碳排放收费的准备,这些投资才会繁盛起来。各国政府采取这一举措的成本并不十分巨大,而无所作为的代价却可能很高。
“碳交易”是个遥不可及的商业概念吗?不,它已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载体。
要把握其中的商机,我们不仅要理解它,更要学会碳排放管理。为此,本刊特编发了这组主题稿件。
2008年春节,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元旗过得分外舒畅。
两年前,该公司运作的一个将垃圾发电项目(梅州市的龙丰项目)情况喜人。2007年,公司开始大扩展,业务遍布全国各地。年前从兴业银行贷来了750万元,马上可以投入贷款项目建设,不仅如此,这次的合作模式,将给自己拓展业务带来极大便利。
“碳排放权”带来的商机
这个“便利”或许应该追溯到2004年。当时,公司引进加拿大的战略合作者,重组公司业务。余元旗带着合伙人下到项目去参观,走到梅州,合伙人一看到龙丰项目,兴奋得仿佛眼前的不是垃圾场,而是一座大金矿!
余元旗大惑不解之际,合伙人介绍了一个“新财路”。
龙丰项目进行的是垃圾综合治理:首先填埋垃圾,然后把产生的沼气回收利用发电。这么一个流程,处理了垃圾,节约了用于发电的传统能源,还减少了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表面看来,整个项目并无特色,但一结合“清洁发展机制”(CDM)就有了重大意义!所谓清洁发展机制,源自《京都议定书》:为了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发达国家要把“碳排放量”控制在限定额度内,而发展中国家暂时不受限制。发达国家一看那排碳额度,太少啦!怎么办?有个解决办法――从发展中国家买!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所以他们实现减排后,就可以把减排的量卖给“超重”的发达国家。
而这个垃圾发电项目,不但可以获得发电收入,还能将减少的“碳排放量”出售给国外买家,可谓是一举两得。余元旗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可以试试。正巧合伙人以前也操作过类似的案子,两人商定过后兵分几路准备。
获得项目的专项审核及认证
首先,余元旗带着人马找到梅州市环卫局,意图一表,得到环卫局欢迎。双方花了几个月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然后,把项目报到国家发改委,申请注册成CDM项目。
一年后,项目得到批准。
在马不停蹄走国内报批流程的同时,公司也在寻找至关重要的国外买家。经历了4个月谈判,终于谈成奥地利一个买家。
谈完不算,之后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环节:第三方机构的减排认证。
第三方机构的减排认证大致的核算依据为:在产生同等电量的前提下,使用垃圾产生的沼气发电,比使用传统能源发电,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如说,同样发100度电,如果用烧煤方式发电的话,要排放100立方二氧化碳;而用垃圾产生的沼气发电,则只要排放10立方二氧化碳。那么节省的90立方二氧化碳“排放权”,就可以出售给国外买家。
项目申请、减排认证等一切工作,余元旗都小心翼翼部署着,因为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尤其在第三方机构的排量指标认证上,更是不敢马虎。通过了,奥地利买方付钱;通不过,公司一分钱都拿不到。
紧张的气氛终于在2006年得到舒缓,项目通过第三方的减排认证,余元旗成功从奥地利买方收到首笔交易款项。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该项目也成功地成为了国内第一个垃圾填埋综合治理CDM项目。
业务的迅速扩张引发资金瓶颈
2006年龙丰项目大获成功让余元旗的公司人气大热,梅州市其余几个县的垃圾综合治理也交到了他们手上。业务那么好,余元旗当然高兴,一个问题却摆到眼前――开发资金怎么解决?龙丰项目的资金是自己筹来的,而余元旗的公司资产不大,按照当下的业务发展速度,资金解决需要一劳永逸。从哪儿来?银行贷款当然是个渠道,可是银行一般要求有抵押物,自己公司规模小,想贷那么多钱银行会肯么?如果银行不明白公司的业务怕贷又怎么办?项目一个个接着上,银行批贷款批得过来吗?一个个问题让余元旗对从银行贷款驻足不前。
正在余元旗为后续资金发愁时,兴业银行推出的一个特别贷款产品闯入他的视野――能效贷款。仔细一看,居然是针对节能减排的项目提供融资,中小企业通过抵押项目未来收益权就能方便地融到资金,而且根据项目情况灵活出贷,还款灵活,政府还贴息。
余元旗立即着手贷款的申请。
与银行的“能效贷款”一拍即合
余元旗带着相关资料联系到银行,说明自己的情况:
1.中小企业。要贷一笔款投资建设梅州二期项目,也就是用于梅州其他几县的垃圾填埋、沼气回收和发电利用。项目既处理了垃圾,回收了沼气发电,还治理垃圾污水,同时能给地方政府创收,既环保又有经济效益,符合能效贷款的目标。
2.前期龙丰项目运作十分成功。这个CDM项目属国内首次,国外买家购买的“碳排放权”真金白银到了自己的手上,这个收入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3.陆续开发的项目遍布全国,潜在市场巨大。虽然公司目前规模不大,可是增长空间不可限量,换句话说,企业具备相当强的盈利能力,未来现金流源源不断。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公司发现余元旗的这个项目挺不错,于是跟他签订了“碳排放权”购买意向书。这意味着什么?余元旗在龙丰项目上花了4个月时间找国外买家,现在贷款的同时解决了碳排放权的出售问题,有了一笔预期收入。
不仅如此,国际金融公司还给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提高项目整体经济效益,整个收益就上去了。银行考虑到这几点,对收回贷款更有把握。终于,余元旗的公司如愿以偿地从银行贷了750万元,期限3年。
相关链接:
“减排”使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日益红火
为了平衡各国利益,鼓励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减排机制”:给每个发达国家确定一个“排放额度”,允许那些额度不够用的国家向额度富裕或者没有限制的国家购买“排放指标”。自此,人们可以像买卖股票一样,在交易所里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中国的排放权也成为了西方公司追逐的目标。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联合国还有意在北京也开设一所“碳交易中心”。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安排,2010年,欧美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平均减少5.2%,而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则没有限制。《京都议定书》安排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如果欧美投资了中印等国的环保项目,使该项目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投资前有所减少,这些减少的排放量将被看作“投资回报”,可以拿来抵消该公司在欧美多排放的二氧化碳,甚至还可以卖给排放额度不够用的其他欧美公司。
在国家发改委核定的279个CDM项目中,已有37个项目获得世界认证,可以正式向国际市场销售经核实的控排额度。四川川威集团进行高炉煤气发电的技术改造后,每年可以回收废气14.7万吨,并将这个额度卖给了荷兰一家公司。柳州化工公司正与日本三菱计划合作进行技术改造,预计每年能减少9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给企业带来900万美元的收益。目前,我国控排最大的企业一年可以减排144万吨二氧化碳。
美国有3亿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5%,但美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4%。中国人口约占全世界的20%,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仅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3%。中国人均排放的二氧化碳是美国的1/8,是日本、欧盟的1/4。可以说,造成气候变暖的二氧化碳,主要是西方在上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中排放的。
根据《京都议定书》安排,欧美等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分别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要减排8%、美国7%、日本6%、加拿大6%、东欧各国是5%~8%。前一阵召开的欧盟春季首脑会议,更是雄心勃勃地要把减排指标提高20%。
世界银行发表的统计数据表明,2006年前9个月,欧盟成交了7.6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而2005年全年的交易量仅为3.24亿吨。按照24美元的加权平均成交价格计算,欧盟配额的市场价值达到189亿美元,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而同期在美国芝加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和英国,排放交易也都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除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为减排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贡献的减排额约为2.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全球碳市场总成交量的21%。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交易中,中国占据了60%的市场份额。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它严重地影响了人类环境和自然生态,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要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就必须减排,因为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排放过多的二氧化碳引起的,导致臭氧层变薄,这与工业有直接的联系,其中建筑行业的因素占到50%。而建材行业的主导产品是水泥。据了解,生产一吨水泥会产生将近一吨左右的二氧化碳,而眼下全球每年使用的水泥多达25亿吨,也就意味着每年仅仅水泥就会给大气增加约25亿吨的二氧化碳。2009年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总理在会议上郑重表态: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同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作为我国建材工业生产温室气体排放的水泥生产企业是实现上述减排指标的重中之重。水泥企业其排放温室气体CO2的污染程度有别于其他工业企业,主要包括:1.原料煅烧产生的二氧化碳;2.水泥窑传统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3.水泥窑替代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4.燃烧生物质燃料二氧化碳排放;5.由废水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在水泥烧制过程中,大量生成和排放出CO2。其造成的污染量是:每生产一吨水泥熟料,按消耗1.2吨生料计算,水泥原料中碳酸盐分解放出约0.5吨CO2;燃料燃烧放出约0.4吨CO2。再加上原燃料本身的烘干脱水,总计CO2排放量近1吨。也就是说没生产一吨水泥熟料就要排放到大气中近1吨的CO2,二者的比例竟然是1:1,令人触目惊心。
一、水泥温室气体排放的现状与分析
(一)世界各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现状
据美国《化学与工程新闻》杂志统计报道,2004年世界排放CO2的前20位国家(地区)中,美国是CO2排放最多的国家,达57.13亿吨;其次是中国,为31.76亿吨;第三位是俄罗斯,为15.53亿吨;第四位是日本,为11.82亿吨;第五位是印度,为10.10亿吨。美国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分别位居第7和第14位,分别为6.56亿吨和3.83亿吨。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二位。预计到2020年,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1.32倍,估计2025年前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至少排放二氧化碳38亿吨,到2030年可能到71亿吨,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总量的1/4以上。要实现:“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任务十分繁重。
(二)我国水泥工业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的历史和现状
目前我国水泥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15%,节能减排空间大,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点行业。因此要实现水泥产业创新发展,必须从发展低碳水泥入手,在节能减排和低碳水泥上下工夫,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加快产品升级步伐。这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水泥工业CO2的减排涉及水泥生产中诸多的技术层面,包括水泥生产新工艺及节能技术、资源的综合利用、水泥新品种的研制等,因而与水泥工业的发展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197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水泥总产量为0.65亿吨;1985年总产量1.46亿吨,2003年,水泥年产量已达8.6亿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40%,居世界第一位。
水泥工业的产业结构如何?在改革开放之初,小水泥企业为主体,大中型水泥企业所占比例很小。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可以计算出水泥工业水泥总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0.312亿吨/年,近几十年来,中国水泥工业一直处于高速增长中,水泥生产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表现为新型干法水泥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2002年中国新型干法水泥的生产能力为1亿吨,占当年水泥总产量的16%;2005年已达到4.8亿吨,占当年水泥总产量的45%。新型干法水泥的生产以原料均化、预分解窑煅烧、节能粉磨、工业自动化等为技术支撑,进而实现了水泥生产的大型化,并使水泥工业达到了除CO2之外的零排放。
二、水泥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措施
(一)减少降低烧成煤耗,多使用液体燃料或气体燃料(天然气)等替代燃料
水泥工业长期以来主要采用固体燃料――煤进行烧结,在煅烧过程中生成大量二氧化碳,污染严重。后来人们慢慢发现使用液体或气体燃料生产水泥,不仅单位热值高,燃烧完全,而且产生的二氧化碳比用煤要少。除了使用液体和气体燃料外,水泥行业越来越多地使用多种废料的替代燃料;替代燃料包括化石燃料部分,如废轮胎、废油和塑料,以及生物质部分,如废木料和污水污泥。实践证明:无论是液体、气体或者废料等替代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都比固体燃料煤低。
(二)淘汰落后的生产窑型,大力发展新型工艺技术
发展低碳水泥是水泥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我国水泥生产企业大多采用石灰饱和系数(KH)、硅酸率(SM)和铝氧率(IM)三个率值来进行配料控制。
我国目前的建材工业发展规划中产业机构的调整计划――大力发展建设新型干法窑型,并大量关停立窑等落后生产窑型,就是最有效地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措施体现。
(三)改进水泥生产工艺中的配料方案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尝试使用生石灰、粉煤灰和矿渣等原料,发现在其煅烧过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得到明显减少。
(四)提高生料的易燃性
选择合理的熟料,提高生料细度,适量加入矿化剂或复合矿化剂合理利用微量元素,可以改善生料易燃性或加速熟料烧成,从而降低熟料热耗,减少熟料烧成煤耗,最终实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目的。
(五)大力发展散装水泥
水泥的流通和使用是以袋装和现场搅拌为主,袋装水泥需要大量包装纸,每生产1万吨包装水泥,需要包装纸60吨,折合木材330立方米,生产60吨纸需耗电7.2万千瓦时、煤炭78吨、烧碱22吨。去年全国生产的16.3亿吨水泥,如果有一半进行散装,就可节煤635万吨,减少向大气排放CO2近1 587.5万吨。
(六)积极推广高效粉磨设备及技术,改变传统落后的粉磨工艺
武汉市天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性能先进、高效节能的水泥、生料、矿粉生产新工艺、新技术,可使粉磨工艺节电30%~40%,使水泥、生料、矿粉综合电耗下降20%~30%。若全国60%的球磨机由立磨或辊压机联合粉磨系统替代,则可节电23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82万吨。若辅以对风机电机实施变频节能改造,又可节电30%。同时,推广新型高效预分解系统。先进高效预分解系统中的一级筒出口温度可降低30℃左右,每降低10℃,每吨熟料可节约1千克标煤,按比计算每年可节约标煤11.4万吨。由于能源效率提高,还可实现年节约标煤17.6万吨的目标。
(七)鼓励发展余热发电
目前国内余热发电量为35千瓦时/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