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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不断在扩大。然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跨国企业之间的差距，既不是生产成本的差距，也不是市场占有率不足，而是我国企业整体技术水准低，缺乏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要成长为具备真正竞争实力的跨国公司，关键就是要与国外领先产业领域内的先进技术要素接轨。对中国企业而言，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企业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成长为全球先进跨国公司的有效且快速的途径。
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投资领域内的新现象。所谓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Technology sourcing FDI，简称TSFDI），是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着眼的，是一种“逆向型”的对外投资，目的在于汲取国外更为先进的产业技术、管理经验、信息资源，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从而产生辐射效用，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技术获取型FDI的产生和发展预示发展中国家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新思路。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2001年3月15日，我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中》正式把“走出去”列入国家发展计划纲要。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普遍低迷的2001年和200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屡创新高。截至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及达到600亿美元以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已经达到30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投资流量第五大国。但仍不到全球总存量的2%；中国2011年60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流量，仅占当年全球总流量15000亿美元的4%，与传统的欧美资本输出大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第一，投资流量再创新高，跃居全球第五。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连续九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为49.9%。其中，非金融类601.8亿美元，同比增长25.9%；金融类86.3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
第二，投资覆盖率进一步扩大，行业多元而聚集度较高。至2010年末，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共有1.6万家境外企业，投资覆盖率达到72.7%，其中对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90%和8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绝大部分投资流向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采矿、交通运输和制造六大行业，上述行业累计投资存量2801.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8.3%。
第三，并购比重超四成，再投资比重上升。2010年，中国企业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97亿美元，同比增长54.7%，占流量总额的43.2%。并购领域涉及釆矿、制造、电力生产和供应、专业技术服务和金融等行业。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当期利润再投资24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8.9%，所占流量比重由上年的28.5%上升到34.9%。
三、对比技术获取型OFDI与资源获取型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关键动机是国内对于自然资源需求的上升，这一点可以由它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投资项目体现出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自然资源，但是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国内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少，耕地和水、石油和天然气、森林、橡胶、铜矿、铁矿等重要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尤其需要利用国际市场来满足自身的资源需求。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资源的控制权，可以确保资源的安全稳定供给，保证我国重要资源的长期供给安全性。国际研究也表明，获得自然资源的严峻状态和不安全感的越强烈，通过境外投资获得自然资源而不是在世界市场上购买自然资源的冲动就越强烈。近些年，中国增加了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委内瑞拉、苏丹、西非、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加拿大等地的投资。中海油、中石油、五矿、宝钢、沙钢等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和战略联盟等形式，逐步获得海外自然资源的掌握和使用权利。
这种自然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的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是显而易见的。产业结构的欧化离不开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关键性资源的瓶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稳定的关键性资源供给，这样就会消除关键性资源的瓶颈，促进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产业发展。
2.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企业在近些年加大了技术投资的力度，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上来看，流入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明显提高，在发达国家创立的研发中心数量显著增加，跨国并购数目逐年增长。
比利时安特卫普管理学院欧中中心发表的研究报告称，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为3170亿美元，从2008年起，欧洲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最快的目的地。2010年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0%。活跃在欧洲市场的有约715家中国大型国企的分支机构，以及3800余家民营企业。中国企业目前在欧洲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往中国引进新技术和新产品，以确保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成长。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三个途径来提高投资国的技术水平：一是通过收购先进企业进行技术回流；二是借助合作研发分摊研发费用，获取对方核心技术；三是建立研发中心吸收东道国的先进人才，提升我国总体研发能力。具体见下图：
四、关于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先进技术，是一种付学费型的投资方式，可以极大地提升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增进国民福利，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而在收获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信息之前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这种先期的沉没成本会使企业举步维艰，大大减弱企业的投资热情。因此，政府应该在制定技术获取型FDI的总体战略的基础上，在融资、税收、信息等各方面对这类战略性投资给与支持和引导，以推动技术获取型FDI的增长。
1.企业融资方面的支持
技术获取型FDI的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为了缓解企业技术寻求型FDI的资金压力和降低投资风险，政府要降低海外投资贷款融资利率和保险费率，减轻企业财务负担；适时建立中国的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和成立海外风险投资公司，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贷款贴息、信用担保和投资支持；积极推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为企业的技术寻求型FDI提供有力的资金后盾。同时下放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审批权限并简化审批程序，并适当放宽境外投资购汇管理，满足试点企业更灵活地在全球调配资金的要求。
2.企业财税方面的支持
对进行技术获取型FDI的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这些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以微观利益最大化为企业运作的根本目的，而是为了在发达国家获取我国产品所需要的核心技术，它是投资额大、投资回收期长、短期获利小的一种经济行为，国家应该在考虑避免双重征税的前提下，分别采取税收抵免（企业在东道国己缴纳的税款予以扣除）、税收饶让（承认东道国的征税权，我国放弃征税，是一种比税收抵免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延期纳税（相当于从政府获得一笔无息贷款，可在一定时间内减轻企业的纳税负担）、免税等不同的财税政策，以引导企业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同时对设备的进出口免税，对这类企业在国外生产的产品进口时免进口税，以鼓励获得核心技术的产品能以最低成本转移至国内。
3.做好政府的信息服务工作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初期，我国企业缺乏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动向和金融、外汇、税收、行业信息等重要信息，而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适宜于由政府来提供。建立一个以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及其驻外机构、各进出口商会、贸促会和企业为主体，以海外投资政策信息、商情信息、企业运行信息为核心，以互联网络、光盘、书籍等为传播媒介的，政府资助、市场化运作的信息服务系统。信息服务的主要措施有：完善区域、行业信息服务机构并配备必要的硬件设施；建立健全行业协会组织，淡化行业协会官办色彩，进一步充实管理、服务、规划、协调功能起到沟通政府、企业、市场的中介作用；建立健全信息网络体系，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投资的信息源。
参考文献：
[1]鲍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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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群阳.R&D全球化、反向外溢与技术获取型FDI[J].国际贸易问题，2006，12.
[4]刘浪.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D].中南人学，2009.
[5]茹玉骋.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对母国经济的影响[J].经济评论，2004，2.
内容摘要：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活跃。在当前外商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中，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份额急剧增长。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大也带来了更深远的溢出效应。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相关评价，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服务业 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 （FDI）作为效率最高的生产要素发展迅猛，早期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只是作为制造业的补充而转移海外。近几年服务业FDI持续增长，占全球FDI的2/3以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成为FDI高速发展的新动力。《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显示由于服务业母国和东道国服务部门的跨国程度，特别是以知识和技术传递为特点的知识型服务业的跨国程度，仍然落后于制造业，因此外资在将来还存在着进一步向服务业转移的空间。
目前，国内外关于制造业FDI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多，但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主要对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研究进行相应的整理和评论。
国外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
Stephen H.Hymer（1960）最早在他的博士论文“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中突破了传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束缚，提出垄断优势理论，开创了以FDI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垄断优势理论以垄断优势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指出企业之所以直接投资就在于具备当地竞争者所没有的某些优势，这是在国外竞争市场成功的条件。垄断优势的根本原因是市场不完全或不完全竞争市场，这些垄断优势的存在使得跨国公司不仅能抵消东道国的本土优势，还可以帮助跨国企业获得收益，这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此外Hymer还特别强调了技术与知识资产在垄断优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J.Dunning（1986）在融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折衷理论（三优势理论），J.Dunning认为FDI的发生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决定跨国公司对外FDI的直接动力，但不足以解释FDI，必须引入区位优势的思路。跨国公司进行FDI必然要考虑承接国的区位因素，并且区位优势不仅决定东道国对FDI流向的吸引力还决定了FDI的产业结构和行业类型。三种优势结合在一起是FDI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折衷理论最早在制造行业论述，1989年J.Dunning在《跨国企业和服务增长：一些概念和理论问题》中将折衷理论扩展到服务行业部门，认为折衷理论的模型基本适用于服务业，并进行了部分修正补充。这些补充增强了折衷理论对服务业的适用性。
前期关于FDI的基础研究一直在试图解释FDI的发生机理，决定因素等，为进一步研究FDI对东道国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奠定了基础。基于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最早是Rostow根据发展经济学提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利用外资改善经济起飞阶段的资本短缺约束。对于FDI与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研究，最著名的还是Chenery&Strout提出的两缺口模型，认为外资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促进经济增长。
中期，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背景下，关于FDI影响的讨论日趋集中于探讨它的溢出效应。理论研究方面，Lall（1980）最早提出FDI的技术溢出渠道，认为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的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可以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而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Grossman，Helpman（1991）是最早在“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中提出知识溢出的见解，他们认为国家之间除了技术转移上相互依靠，还相互学习制造方法、组织模式、营销策略以及产品设计等，FDI会带来管理技术和知识的外溢，会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FDI溢出效应最著名的解释源自Magnus Blomstrom，Ari Kokko（1996）在“The impa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Host Countrie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中所作的定义，它指出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投入等要素通过多种渠道而导致东道国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
关于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方面，最早是Caves（1974）选取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66年制造业的横截面数据，发现两国制造业都存在着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同外国分支机构的参与程度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在此之后Blomstrom，Wolff（1994）利用墨西哥的工业生产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得出了外资企业的渗透正向影响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结论。Husian，June考察1970-1988年间的经济数据，应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序列相结合的回归方法分析出FDI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溢出效应。
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正向溢出效应。代表性的研究有：Haddad， Harrison（1993）选取了摩洛哥1985-1989年间制造业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考察后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Harris， Robinson（2001）选用1974-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对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和产业中下游存在外资的三种情况的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相应的行业溢出效应、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都不明显，比较而言行业间溢出效应较前两种相对明显。
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Goldsmith（1969）提出一国经济增长状况和本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与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
Markusen（1989）研究发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会对国内服务企业产生部分挤出效应，但由于服务行业的竞争又会导致国内对该服务更大的需求，替代效应小于规模效应，服务业的FDI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Manuel R.Agosin， Ricardo Msyer（2000）考察了1970-1996年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数据，发现期间服务业FDI在亚洲各国有正向的挤入效应（互补效应），在拉丁美洲各国有负向的挤出效应（替代效应），在非洲各国没有显著的关联性。他们认为FDI的溢出效应是不确定的，主要受各国外资政策、国内总投资率等因素影响。
国内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
国内关于FDI及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且主要是借鉴国外研究的一些模型和理论来研究。
定性研究方面，薛求知、郑琴琴（2002）认为经典的FDI理论对制造业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但这些理论却不能很好的解释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出现。他们从需求、供给、竞争、壁垒以及声誉五个方面研究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FDI出现和扩张动因都不同，传统的折衷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服务业FDI中的新现象。李慧中（2004）通过比较服务业与制造业贸易与投资动因的差异，认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品差异与规模经济最能说明当前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
陈涛涛（2003）将“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术差距”一同作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行业要素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出当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较小时有助于溢出效应的结论。姚洋、章奇（2001）认为FDI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溢出效应并不明显，FDI的进入在传播先进技术方面作用不大，主要通过人员或其他信息流动等起到作用。何洁（2000）就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口数量、产业结构、地理位置等变量对吸收FDI外溢效应的能力影响进行了分析。殷凤（2006）指出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劳动力供给等是影响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因素。
庄丽娟、贺梅英（2005）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服务业FDI对中国经济具有促进作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就业、贸易效应显著，并且进一步地指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原因，但是中国服务业增长却不仅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
陈浪南、陈景煌（2002）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选取1982-1998年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逐年增加，1982-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年均不到0.1%，而1992年以后贡献率在0.4-0.6%之间，并且还可能被低估。薛敬孝、韩燕（2006）利用中国1999-2002年服务业9个部门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外商投资在总行业总投资中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平均生产率就提高0.14个百分点。
查贵勇（2007）选取1997-2005年中国服务业的样本数据进行考察，得出中国服务业总体引入FDI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中国服务业吸引FDI每增加1%，会带动增加0.1757%的服务业产值。此外，服务业总体及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吸引FDI具有显著正溢出效应，而劳动力和物资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吸引FDI具有不显著的负溢出效应。查冬兰、吴晓兰（2006）通过对江苏省服务业1998-2003年间的行业数据，得出服务业主要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的结论，其中房地产行业引入外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比较大，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而社会服务业对地区生产总值无显著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我国服务业FDI显著正向溢出效应的结论。马莉（2001）认为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技术上和管理能力上的优势，在与我国本土企业的同业竞争中一般处于上风，但某些行业本土企业和外商企业技术差距较大，模仿学习效率不高，因此FDI在我国产业内产生负的溢出效应。潘文卿（2003）使用30个省市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发现，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外溢效应为正，但在分区域研究中发现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过外商直接投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外商投资对当地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不明显甚至是负的，存在“门槛效应”。许和连（2007）利用中国1999-2003年35个工业行业的Panel数据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实证检验了中国FDI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和后向链接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FDI企业主要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途径产生积极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而后向链接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结论
综合以上文献，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给出如下评价：
第一，大部分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其研究路径和方法都沿用制造业FDI的分析理论。但是，服务业尤其是新兴的服务业，应有一套独立的，适合于无形产品的分析系统。
第二，目前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相对地集中于定量或定性研究，较少有全面地分析溢出效应的论证手段。
第三， 目前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产业内溢出效应，多角度地从产业内、产业间溢出效应来分析服务业FDI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第四， 近年来的研究集中于宏观、全行业的研究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问题，缺乏具体行业的细化分析。
参考文献：
1.陈涛涛，狄瑞鹏.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阶段性特征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7.
2.沈坤荣.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1999
3.杨春妮.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中国区位比较优势的实证[J].国际贸易问题，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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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成因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主要表现为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间及国外子公司间在产品、技术和服务等方面的交易活动，而这种交易行为主体属同一所有者。形成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灵活绕开外部市场的高成本和不确定性
公司内部贸易可大幅减少外部市场交易费用，增加利润。此外，内部贸易还可降低外部市场造成的经营不确定性，充分利用转移定价攫取高额利润。
（二）垄断技术优势，消除知识技术在市场转移中的不确定性
高科技产品交易存在“买方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会影响产品外部转让条件。跨国公司利用公司内贸易的差别定价来转移新技术和新产品可以补偿成本，保持垄断优势获取更多利润，防止公司技术流失。
（三）利用转移价格获取高额利润
跨国公司利用各国所得税税率不一、税则各异，通过转移价格来避税。高税率国的子公司向低税率国的子公司出口时压低价格，进口时抬高价格，将利润从高税率国转到低税率国，从总体上降低公司的税收负担。
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结构
（一）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测度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以内部贸易比率测度。假定一家跨国公司生产n种最终产品，每种最终产品都需要投入m种中间品，因而该跨国公司的生产部门最多为n×m个，且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用j表示最终产品生产部门，j=1， 2，…n；i表示中间品生产部门，i=1， 2，…m。则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总额最大为；公司内出口总额最大为，公司内进口总额最大为，从而公司内部贸易比率、公司内出口比率、公司内进口比率用下式计量：
；；
因此，当T=1时，该跨国公司的贸易全部为内部贸易；当TX=1时，公司内出口比率等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比率；当TM=1时，公司内的进口比率等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比率。
（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结构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可以不同属性来衡量，主要有以下几种：内部贸易产品结构，行业结构和地区结构。
1、内部贸易的产品结构
衡量内部贸易产品结构的指标是跨国公司内部化率，它是指跨国公司内部成员间的贸易占其总贸易量的比率。贸易的内部化率与所在国宏观因素及所处行业有关，还与产品的加工经营深度有关。公司贸易的内部化率与产品加工深度成正比。
2、内部贸易的行业结构。衡量行业内部贸易程度的指标是行业内部化率，它是指一国某行业的内部贸易量占全行业对外贸易量的比率。影响跨国公司内部化率的因素主要有行业技术研究开发密度、行业要素密集度、行业三次产业属类等。
（1）行业技术研究开发密度越大，内部销售比率越高。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间内部贸易规模巨大且内部化产品多为使用核心技术、高度相关技术或者紧密互补技术生产的产品。
（2）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贸易内部化率相对较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贸易内部化率相对较高，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次之。
（3）行业的三次产业属类。第二产业贸易内部化率相对较高，第一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低。
3、内部贸易的地区结构。由于经济发达地区投资和贸易障碍较少、规模经济明显，能够降低子公司间专业化分工协作成本，因此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跨国公司贸易内部化率正相关。
三、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及原因
（一）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国际收支反映一国在一定时期对外贸易状况，是制定经济和贸易政策的依据。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规模不断扩大，其构成变化显著。我国国际收支平衡不仅追求短期平衡，更注重中长期平衡，但根据近年外管局的《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我国国际收支表现为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顺差”，国际收支顺差失衡问题突出。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有利于进出口贸易额增加，但实际增加额远小于理论值。虽然大部分跨国公司为避税拒绝公布内部贸易数据，海关等部门的统计结果也无法分辨出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但可以肯定，以转移价格为代表的内部贸易每年都在增加，这无疑有利于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但由于转移定价往往低于市场价格，而中国是加工贸易基地，生产利益往往流入发达国家，因此实际增加的贸易额比正常价格交易增加的贸易额小得多。
2、有利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
（1）促进资本国际流动。若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使我国外流资本收益增加，同时留在国内的资本相对稀缺，平均收益上升。而对于劳动者，就业机会减少，平均工资下降，利益会受损。但整体上，资本的收益大于劳动者的损失，整个社会获得净收益。若我国为资本输入国，子公司设在我国，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我国劳动力得益。同时，外来资本流入会使国内原有资本收益率下降，若不考虑外部效应，引进外资给本国劳动力带来的收益也会超过本国资本的损失。
（2）促进技术国际转移
跨国公司往往在生产和组织技术性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内部贸易带来的技术直接转移对我国技术创新发展、生产水平提高贡献显著，同时带来技术外溢，表现为示范效应、联系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
3、对国际收支平衡表各项目的影响
（1）经常项目：主要表现在对货物、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以及投资收益三个账户的影响。从表1可知，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货物贸易顺差扩大，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大幅增加，跨国公司已成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主力军。
单位：千美元
表1（资料来源：据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2006-2010年整理）
（2）资本项目：主要表现在直接投资项目上，贷方表示每年新增直接投资，借方表示跨国公司每年从中国撤资额。
单位：千美元
表2（资料来源：据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2006-2010年整理）
根据表2，中国FDI基本逐年递增，同时，多数年度，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差额占资本和金融项目总差额的比重超过100%，2006超过1000%。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账户不仅完全抵消了其他账户产生的逆差，而且还令整个资本和金融项目呈现大额顺差。因此，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是中国近年来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可见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国际收支影响之大。
4、对国际收支变化的影响。国际收支反映的变化因内部贸易而仅反映出表象，要探究国际收支内在资本流动或贸易交易需要把一国国际收支状况与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结合起来衡量。
（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影响我国国际收支的原因
1、我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与引资的“双增长”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均上升。
2、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占跨国公司贸易总额比重持续走高。2003年安永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以转移价格为代表的内部贸易占跨国公司贸易比重升高至73%，可见内部贸易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乃至全部经济贸易中的主要贸易种类。
3、内部贸易中多种贸易形式深入国际收支的构成中。内部贸易涵盖商品、劳务、技术等多种贸易形式，而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也包括货物、服务等，资本金融项目包括直接投资、其他投资等，可见内部贸易中的各种交易形式均在国际收支中充分体现。
4、我国的出口加工制造地位决定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成为其在华贸易潜在主要形式，其变化与国际收支状况息息相关。跨国公司大多将子公司设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子公司相当于公司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中国正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加工初级制造基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内部贸易量无论从数量、规模、空间上看都极大，这与国际收支状况有密切的联系。
四、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全球迅猛发展，对我国影响深远，对此，我们得出以下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1、一国国际收支顺差已不能反映该国在贸易中是否“绝对获利”。近年来，不少发达国家由于中国贸易长期顺差，不断对我国发起双反调查。但中国是否在贸易“顺差”中已经获利，或在频发的贸易争端中已失去优势，如何全面科学的衡量我国国际收支的真实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2、内部贸易是跨国公司内部行为，外界无法得到准确的统计结果，但其存在与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国家外汇管理局、税务总局、商务部等职能部门应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监管与审核，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大致情况以适当的方式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或附表、附注中，以厘清我国国际收支顺差过大的原因，防止国际社会无端揣测。
3、内部贸易的转移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格，因此内部贸易的大规模存在会造成出口创汇率、出口盈亏率、贸易依存度等指标出现偏差，不利于战略决策，因此应尽量剔除内部贸易造成的非系统误差，完善新的贸易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一、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的理论回顾
（一）市场结构的决定理论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贝恩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统化地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将进入壁垒的形式概括为三大类：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优势、规模经济优势（Bain，1956）。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在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即已有厂商相对于新进入厂商所拥有的优势（如在市场需求、成本条件等方面）就是进入壁垒的表现形式，且是已有厂商拥有长期垄断性收益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条件的不对称，已有厂商和新进入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和经营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会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
德姆赛兹则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势力相联系。他认为，结果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限制都会产生进入壁垒，或换句话说，凡不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政府限制活动所造成的经营成本的额外增加，就表明存在进入壁垒（Demsets，1982）。德姆赛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撤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一损害并不是天然正当的，德姆赛兹认为“所有权进入壁垒”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种保护，而在于以总效率提高为标准，判断给予哪一方以什么样的保护。以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出版为标志，产业组织理论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论（Tirole，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以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个体间竞争和冲突为基本分析对象的数学理论，博弈论为研究厂商的市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别对寡占行业尤为合适。近年来，博弈论模型已几乎触及到了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市场卡特尔和价格联盟、价格歧视、一体比、产品差异、不完全信息、技术创新竞争和市场出清机制等，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二）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关系
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索FDI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FDI与市场集中。普遍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与东道国的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迹象更为明显。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看，在同样的FDI进入下，发达国家市场集中度要略弱于发展中国家（张纪康，1998）。
2.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进入壁垒方面研究还比较新。邓宁（J.Dunning）1975年首先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效应分成了两个部分：直接投资进入对厂商数量、规模格局、进入壁垒的影响；进入之后导致的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包括在母国市场的反馈效应和东道国的前馈效应）。1993年，邓宁就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3.伴随FDI的市场结构跨国传导。凯夫斯认为，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通过投资而建立起来的双边相互依赖使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有向东道国传导的趋势（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场中寡头间的相互依赖格局随着寡头们向相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跨越了国界。
4.FDI进入后的东道国市场结构变迁。弗农按照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一个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市场结构动态转换模型（Vernon，1977）。即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凭借各种优势建立起来的最初垄断地位，将随着跟随者的进入（包括其他国外厂商及较晚进入的当地厂商）而会转为寡头垄断或竞争；然后再随着当地厂商的工艺模仿、走向成熟而使东道国市场最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5.直接投资进入的阶段特征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有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东道国原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外资进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入、初次进入或第二阶段进入。就初次进入而言，弗农认为，东道国原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来自国外的进入发生而下降，但劳尔却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劳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管是初次进入还是第二阶段进入，都将因其拥有的更大规模、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工艺、更多样化的产品及在融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更高份额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贝尔曼和邓宁等列举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目的：寻求自然资源、占领当地市场、寻求经营的高效率、竞争策略的考虑（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进外资是中国开放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一国能否有效引进外资，除了取决于该国的政局稳定程度、资源丰裕程度、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等因素之外，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垄断为特征的FDI进入必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FDI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达到有效的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水平会推动市场集中，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既要利用规模经济，又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FDI的进入，行业内在位企业数量增加，平均的企业规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场开放除了带来外来的直接投资之外，也带来了更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新的技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则从需求方面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因此，FDI对国内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关于FDI对规模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如美国通用在上海的投资10多亿美元生产别克轿车，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辆，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规模。
（二）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FDI进入之初一般都会使国内市场集中度降低，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同时，在我国有两种情况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新建投资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一是跨国公司的产量超过国内厂商所生产的数量，二是因为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全新的产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计算机产业为例，90年代初国内厂商还无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国外产品迅速抢占了我国计算机市场，跨国公司大有垄断我国计算机市场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联想等厂商引进和自主开发之后才开始改观。另外，我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幼稚行业，FDI所带来的产品一般都是国内空白的产品，如80年代德国大众进入我国汽车市场之时，基本上垄断了我国的中档轿车市场，90年代末，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占整个行业的65％，创造的利润占整个汽车行业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国公司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这些企业大量让渡股权，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进入门坎，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同行业的国内其他企业面前树起了竞争巨人。如柯达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我国除乐凯之外的感光材料实行了全行业的兼并，从而很快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政府承诺在4年内不批准其他国外厂商在中国的投资。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达到了37.4％，超过了富士（25.6％），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贸易品的进入、东道国本地厂商对FDI的反应以及本地厂商的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的能力、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之后，其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没有赋予跨国公司独占权，单一的跨国公司不可能长期控制我国的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市场。如通讯行业，国际著名程控交换机厂商纷纷加盟中国市场的竞争，如AT&T、爱立信、北方电信、西门子、NEC、三星、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国外厂商都在中国抢占滩头阵地，到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竞争的同时，民族企业奋力抗争，积极利用跨国公司之间残酷竞争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程控交换机行业，国内技术最早实现突破，发展最为成熟。大唐、华为、金鹏、中兴、巨龙等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1998年以后，国内厂商不断从国外厂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国外厂商垄断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在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入，我国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两家跨国投资企业时，的确存在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很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是我国中档轿车的唯一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也处于相对高位，但是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汽捷达、二汽富康都与上海桑塔纳展开竞争，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
从彩电业看，在大屏幕彩电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0％以上。但是，以长虹为首的国内彩电厂商不断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努力推出新产品、提高质量、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夺回了市场。到1998年，我国彩电市场集中度CR4达到63.3％，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国产品牌占领。
（三）FDI对进入壁垒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
随着FDI大量增加，来自各方的力量会促使我国不断地降低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减少对外商进入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进入壁垒也会同时随着FDI增加而提高。
1.FDI进入提高与成本有关的进入壁垒
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自有资本优势和多渠道的融资渠道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提高了行业的平均必要资本规模，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要想达到在位厂商相同的成本，其资本必要规模至少要达到在位者的规模。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厂商要想进入高档轿车市场必须达到通用生产规模，否则会面临成本的竞争劣势。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相比，这同样也提高了国外厂商进入我国高档轿车市场的进入壁垒，虽然相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具有垄断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更易于跨越这些壁垒。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以及高度垂直一体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优势在供应资源上享有价格优势，FDI可以提高绝对成本壁垒。如我国计算机产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在我国进行生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电子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因而在我国生产计算机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取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对于在国际市场采购关键中间产品的国内厂商来说必然在这些中间产品上存在成本劣势。
2.FDI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全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在产品空间上构筑起了对潜在进入者的高进入壁垒。一是因为进入者进入时难以找到足够的产品空间，挤入已有的产品空间必须付出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为在位厂商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进行风险成本的转移，在竞争对手进入之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竞争手段以阻止进入者的进入。比如汉高公司在华建立了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品、化妆美容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已来到中国。
（2）FDI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实行多品牌的战略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以我国的洗发护发用品市场为例，自从美国宝洁公司在1988年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长时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宝洁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战略形成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这几大品牌占据了洗发护发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间，品牌之间既有竞争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协同保护的功能。潜在进入者要想在这已有多种品牌占据的特性空间找到能获利的需求空间难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织地对特性空间的占有使进入者的渗透成本很高。
（3）FDI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忠诚而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必然花费更多的广告推广费用才能把消费者从跨国公司吸引过来。如可口可乐进入我国之后的碳酸饮料市场。
3.FDI提高研发、广告上的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研发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复制和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国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化销售中分散研发的成本。同样，在广告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于某些标准化的产品，广告可以向子公司的产品延伸。因此，跨国公司不仅本来在研发实力上强于国内厂商，而且进入我国市场时可以利用研发和广告上的规模经济在我国市场上构筑进入壁垒，在相同条件下，潜在进入者要以更高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双重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是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具体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进一步以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实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详细的研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十分注重其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国内市场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条件（规模、技术、成本、信息、资本获得性等）不同，导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样。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垄断势力，必须设计一套适合WTO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竞争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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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北京某四星级饭店，一个衣着简朴的中年人带着几个随从入住这里。他们明天就要飞往俄罗斯。这位来自浙江的制药企业老板把两家公司分别交给他的儿子和女儿后，带着上千万人民币到俄罗斯赤塔州开发房地产。
在俄罗斯，他租下了三块地。土地证、拆迁工作都已经做好了，这次去，他带着翻译和合作伙伴，5月底，中国的施工队就已经进入俄罗斯了。
赤塔州当地政府给了中国商人很多优惠政策，让这位境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家对钱景十分乐观。“俄罗斯这个项目搞不好就回来制药行业吃饭，搞好了拿到钱了，就资助制药行业的发展。”
与这位浙江企业家的低调不一样，河南商人庞玉良10亿元收购德国机场一事让很多中国人为之惊讶。截至2006年年底，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733亿美元，分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投资全球排名已由2005年第17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13位。
现在中国官方开始大刀阔斧地打开金融类境外投资的渠道。
7月25日，中国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局联合了《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保险机构运用自有外汇或购汇进行境外投资。
这个《办法》使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主体从人保、人寿、平安等少数几家机构拓展到全行业。还放宽了其投资比例，允许保险公司运用总资产15％的资金投资境外。
按2006年年末保险业总资产1.97万亿元测算，有近3000亿元保险资金可以成为中国送给世界人民的新热钱。但这只是一个理论数据。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分析师张魏柏表示，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是一个趋势，但近期还不会有太大的动作。“我们的保险公司大部分都是在国内，国外投资的经验不多。”
这个消息对于已经在香港上市的平安保险和中国人寿都是重大利好。他们在H股市场融到了大笔资金，现在想的是怎么才能花出去。拥有最多自有外汇资金的中国人寿近日成立了境外投资管理部门，还与美国最大的上市资产管理公司富兰克林坦伯顿合作。
对于大部分只持有人民币的保险公司来说，把正在升值的人民币换成外币那是不明智的，更何况“在国外也很难找到比国内更好的投资机会。”张说。
所有这些都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国外热钱纷纷拥入国内，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房价、粮价都进入了通货膨胀的周期。通过打开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渠道，引导国内资金外流，尽一切可能去减轻国内通胀压力，这是决策者希望措施能带来的效果。
上世纪整个80年代，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如从1978年到1989年的12年间，有10年是贸易逆差；实际利用外资中的60％左右是对外借债，每年实际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不到50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除1990年外)一直低于100亿美元，1986年仅为20亿美元。在长期存在对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及零部件的强烈进口需求，对资本充满“需求饥饿”而外汇供给和资本累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优惠外资和管制资本流动的差别性措施，以缓解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两大瓶颈。从实践效果来看，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从1992年开始，尤其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持续保持了顺差(除1993年以外)，2005年的贸易顺差达到创记录的1018．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尤其是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攀登新台阶，在1992年达到110亿美元，1993年为275亿美元，1994年为338亿美元，1996年为417亿美元，2002年为527亿美元，2004年为606亿美元。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55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6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1994至1997年增加了1187亿美元，年均增加300亿美元；2001至2003年增加2376亿美元，年均增加792亿美元；2004和2005年则分别增加2067和2089亿美元；2006年外汇储备余额预计将达1万亿美元。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外贸、引资、外汇储备以及GDP的大国。
我国在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取得显赫实绩的同时，下一步的发展也遇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FDl)增长拉动，不断加剧了国际上的贸易利益冲突，也带来经济和产业安全问题。二是长期使用鼓励出口和优惠外资的促进措施虽然大大缓解了外汇和资本缺口，但也存在着另一种资源错配、价格扭曲和福利净流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调整观念。如以前认为国内能够生产、有资源或市场优势，就不需要进口的观念需要改变，能源和重要资源的进口、生态环境的进口、技术的进口就十分重要；以前不同程度存在着鼓励扩大出口、不鼓励增加进口，仅就贸易谈做大做强的倾向和片面性，一些地方存在竞相优惠外资、不优惠扶持内资，扩大而不是缩小内外资差别待遇和不公平竞争的与国内发展不协调、不配套现象，都需要改变。三是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会导致实际资源净输出和发展受制于人的困境。四是缺少对内开放的配合尤其是民营经济的积极参与致使开放带来的技术外溢、结构升级和主体成长低于改革预期。
对此，建立在一切为了出口的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模式需要转变，应当转向体制和机制上公平非歧视的开放型经济模式，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放型经济不同于传统的“一切为了出口”的外向型经济体系，也不同于以前的对外开放政策，开放型经济体制首先包括对国内和国外企业都公平对待和非歧视性的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其次包括有全球视野和大国责任的开放的宏观调控体系；再次是包括积极参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并贯通国际市场与国内统一大市场之间联系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第四是包括承接国际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全球综合运作能力，同时对世界开放市场的诚意；最后是包括内需为本、外需为辅、以我为主、差异竞争的大国开放战略。在“十一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各项发展目标中，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外贸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目标。这意味着下一步的发展应在继续保持出口持续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进口，提高国际资源能源、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高端服务对国内发展的注入和支撑；在继续保持FDI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加快实现“本地化”和扩大对外投资，提高企业的全球化综合运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继续保持中国经济整体保障能力持续上升的基础上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提高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和体制调整的灵活性；在继续保持外需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提高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增长，构建一个以市场经济和法治为基础的比较完善和规范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机制。
二、“两税合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差异
1994年第五次税制改革，奠定了我国当前税收体制的基础。在所得税方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外国公司和其他经济组织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组织，适用于国务院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条例》。总的来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差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税率明显低于内资企业。从税率来看，这两套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相同，均为33％。但外资企业基本税率为30％，另3％为地方税。但大部分地区对外资企业不征地方所得税(据统计，只有不到1／4的地区征地方所得税)。在特定区域和产业，对外资企业有所减免，分别按照24％、20％、15％和10％征收，而内资微利企业则只有27％、18％两档优惠，内外资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2)对外资企业税基规定的范围更加灵活。与内资企业相比，外资企业税前扣除项目规定更灵活，标准也更低。工资、捐赠等全部列支予以税前抵扣。
(3)对外资企业的减免税优惠较多。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两套税法税收优惠规定的相同之处在于，均允许企业实行年度亏损结转。但在减免税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享受到的优惠政策比内资企业多得多。内资企业享受两项税收优惠政策，而外资企业在地区、产业项目、行业、再投资、间接投资等方面享受相应的税收减免。如外国投资者用利润进行再投资，可退还已缴所得税40％的税款。
内外资差别的企业所得税制度是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核心内容。据财政部门估算，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负平均为11％，国内企业为22％，国有大中型企业为30％左右①。据估计，如果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征收水平达到国内一般企业的水平，2005年的财政将增收约1000亿元。
随着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央提出的发展经济根本思路的变化，必须对该所得税体制进行重要调整②。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目前相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提高、人民币升值降低出口竞争力，因此，在没有相对稳定的、可靠的替代政策的情况下，应该保持以往吸引外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预期的税制改革中，利益可能受损的外资企业对“两税合一”持反对态度，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政策，希望现行对外资的优惠税制维
持不变③。
我们认为，实施“两税合一”完全必要，只要掌握政策力度、完善配套措施，现阶段我国完全具备推行“两税合一”改革的条件。
2、“两税合一”的必要性
(1)在制度层面上，两税合一标志着我国在建设公平非歧视的开放型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法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方面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外资企业各种“超国民待遇”向国民待遇的回归，应该成为此一阶段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2)“两税合一”改革消除了对内资企业的人为歧视，有利于扭转内外资企业竞争中，内资企业不利的竞争地位，有利于逐步消除外资或“假外资”企业的寻租套利行为，有利于各种部门、地方性优惠或歧视性政策的下一步规范与整合，有利于遏制目前外资对我国某些重要行业的全行业并购势头。
(3)该项改革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集中于跨国公司产业链中低技术环节、主要从事简单加工工序的中小外资企业，往往依赖于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而生存。这类外资企业所占用国内优质要素，与其对我国经济的贡献不成比例。“两税合一”改革将压缩这类外资企业在国内的发展空间，缓解外资经济领域资源错配、价格扭曲的局面。
(4)这项改革不仅将为内资企业研发投入规模的扩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提供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而且如果改革采取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的方案，企业留存利润的增加可望更多地转化为研发投入。
3、“两税合一”的可行性
对“两税合一”的最大疑虑，是担心政策调整会影响我国的投资环境、影响政策的连续性从而降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动机已逐步从成本驱动为主向市场驱动为主的方向转变，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在吸引外资过程中的作用已经明显减弱。从我国投资环境来看，影响外资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内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逐步放松的经济管制和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增长潜力。“两税合一”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损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从长期看，该项改革实际是对我国投资法制环境的一种规范，实际上有利于保护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从政策连续性来看，统一税制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激励机制走向规范和公平非歧视的通行做法，美国等发达国家经常通过税收制度的变化调节国内经济。因此，该项改革并不说明我国投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最后，关于“两税合一”问题，有关部门已在公开场合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多数外资企业一直高度关注相关改革动向，并根据对未来的预期做出适应性调整计划。因此，“两税合一”对外资的实际影响必定将小于一般的预期。
财政收入可能的减收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两税合一”初期可能会影响所得税收人，但从长期看，改革将有利于涵养税源，也有利于我国真正走向“宽税基、低税率”的可持续的财税发展道路。
三、“两税合一”可能带来的利弊影响
1、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分析
本着“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大力推进“两税合一”的改革，符合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要求。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企业要求统一税制、公平税负、实现公平竞争的呼声也日趋强烈。应尽快通过统一税率、统一税基、统一规范优惠政策，使得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征收在一个水平上。在此，我们考虑三种不同的“两税合一”方案，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判断这些方案对宏观经济的影响④。
(1)如果调整的方案是一个折中方案：即，部分取消外资企业所享受的优惠税收制度安排，同时给予内资企业某些类似外资的税收优惠，从而最终的调整结果，使得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征收水平同时达到24％。则根据CGE模型的测算，同未调整情况相比，调整后的第一年：GDP将提高0．05％，居民消费提高0．18％，投资增长0．5％，进出口分别增长0．11％和0．13％，企业所得税收人减少10％，财政收入减少0．95％，公共消费减少1．11％。调整后的第五年：GDP将提高0．05％，居民消费提高0．21％，投资增长0．53％， 进出口分别增长0．13％和0．15％，财政收入减少1．19％，公共消费减少1．25％。
(2)如果调整的方案“就低不就高”：即，维持外资企业目前享有的税收优惠制度安排不变，同时将相关政策给予内资企业，最终使得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征收水平同时达到15％左右的水平。则与未调整的情况相比，在调整后的第一年：GDP将提高0．07％，居民消费提高0．23％，投资提高0．62％，进出口均增长0．17％，企业所得税收入减少17％，财政收入减少1．17％，公共消费减少1．48％。调整后的第五年：GDP将提高0．07％，居民消费提高0．28％，投资增长0．66％，进出口均增长0．19％，财政收入减少1．40％，公共消费减少1．50％。
(3)如果调整的方案“就高不就低”：即，完全取消外资企业目前享有的税收优惠安排，同时内资企业的所得税政策不变，最终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征收水平同时达到30％的水平。则与未调整的情况相比，在调整后的第一年：GDP将减少0．02％，居民消费将减少0．05％，投资减少0．05％，进出口将分别减少0．06％和0．04％。调整后的第五年：GDP将减少0．02％，居民消费下降0．05％，投资减少0．13％，进出口将分别减少0．06％和0．03％。
从国际经验看，多数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率在 20％至25％之间。如果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征收水平统一到15％的水平，虽然各类企业都不会对此有异议，但此项政策短期内对财政收入的影响过大，总的财政收入将下降1％以上。而如果将征收水平统一到30％的水平，则可能引起外资企业的强烈反弹。因此，第一种折中方案，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征收水平统一到24％，可能更为可行。
2、对外资经济影响的分析
税收优惠政策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如前所述，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安排的调整，该项政策的越来越不构成外商选择投资地点的决策因素。所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执行该项政策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类“税制支出”(Tax Expenditure)越来越丧失其必要性。
目前，除我国外，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越南两个国家实行内外资差别税制，而这两个国家都不会对我国的制造业直接投资流人构成重要影响。具体可作以下分析。
(1)是否影响我国的直接投资流人规模。现有大量定量研究表明，外资进入中国主要是着眼于中国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规模、成本低廉且供应充足的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稳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在以上这些因素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仅仅外资所得税政策变化，不会对我国每年的直接投资流人造成值得关注的影响。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十一五”规划指出，必须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鼓励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内需、内资等内生型增长因素的发展，如果“两税合一”造成外资流入量的某种程度的下降，也只是周期性或暂时性因素影响的结果。从长期看，“两税合一”所带来的中国投资环境改善，将引致我国直接投资流入规模上一个新的台阶。
(2)是否会引起外资存量的变化。我们估计该政策不会引起外资存量的减少，大规模撤资现象不可能发生。对此，我们分三类企业进行分析。
其一，对于大型跨国公司来说，在华投资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国内投资布点的沉没成本巨大，不会因为企业所得税制度的适度调整而撤资。
其二，即使是对那些严重依赖于税收优惠政策的一些中小外资企业，也难以因为所得税率安排的变化而重新选择投资地点。因为这些中小外资企业在投资初期很少有利润，企业所得税不是影响这些企业经营的主要问题。当进入赢利期后，投资环境改善的收益大于所得税负的成本，“两税合一”不会成为他们退出我国市场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周边国家所得税率均高于我国(越南除外，为 17．5％)，他们能重新选择投资地点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其三，根据资本金来源来确定差别税率的制度，在实践中激励企业“改头换面”，因此那些原来属于内资、出境之后以外资身份回到在国内投资的“假外资企业”则可能因为该项政策变动调整注册登记。此类行为可能导致登记的外资存量下降，但不会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
(3)是否会对大型跨国公司盈利状况造成重大影响。近年来，大型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主流。根据最新的统计，2005年在全球 500家最大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50家投资中国。跨国公司通过内部贸易、转移价格实现利润转移，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利润转移直接涉及所得税税基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跨国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是监管者与纳税方博弈的结果。税制改革仅从制度层面明确了纳税人的责任，具体还有待于新的监管手段、监管办法去落实。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没有税收饶让制度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并不能享受到我国所给予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利益。目前我国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80多个国家中，大多数都未实行税收饶让安排。我们向外资少收的税，又被跨国公司母国所征收。因此，我国调整涉外税收优惠制度，实际较多涉及的是税收收入在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分配问题，而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不大。
(4)是否会影响到中小外资企业的生存。如果外资所得税实际税负提高10个百分点，无疑会对一些中小外资企业造成重要影响。按照具体政策调整的方式不同，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如果“三减两免半”等减税期政策取消，那些钻政策空子，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反复注册、反复享受优惠政策的个别外资企业可能将无法生存。个别企业避税的动机加大，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其他不良途径回避所得税的征收。
四、“两税合一”的改革应考虑配套措施及过渡期安排
目前，对“两税合一”改革反应最为强烈的，是一些在国内投资的国际大型跨国公司。这些企业组织起来，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政策施加影响。如前所述，“两税合一”实际是对我国市场竞争环境的一种规范，跨国公司应该是公平市场环境的拥护者，他们不能在享受高度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的同时，妨碍我国对内外资企业实施公平待遇政策改革的进程。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此前所做出的涉外税收政策调整之所以没有对外资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其原因在于在实施税收制度改革的同时，出台了诸多配套措施⑤。目前，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有上升压力，这些确实对外资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盈利状况造成了一些影响。因此，可以考虑在出台“两税合一”改革方案的同时，推出一些配套的改革措施降低所得税改革的影响。
(1)“两税合一”的改革应与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换相配合。在着重考虑税制的透明、简单、公正的同时，兼顾企业总体税收承担水平不发
生大的变化。与税务结转、加速折旧的有关的规定，应成为新所得税制度的重点。
(2)税制改革应有利于监管成本的降低。新税制可以首先废除无效的税收优惠鼓励措施，更多地着眼于从监管层面消除现行税法中的各种与扣除成本有关的虚报现象。
(3)考虑出台过渡期安排。不同企业应区别对待，对于经营三年以上的外资企业应按照新税则征管，个别困难企业可做个案处理；对已经签订合同，正在建设实施中的企业考虑过渡期安排，使它们能够正常开工营业。
(4)与产业政策与区域发展政策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同时给予内外资企业。
总之，“两税合一”改革属于一种机制性改革。随着利益格局的形成和固化，这类改革越往后推，改革的难度越大。目前，包括内外有别的所得税、出口退税在内的各种鼓励外资、出口经济活动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产生了不良后果。资本项目经常项目的双顺差，通过外汇储备、外汇占款的形式对货币政策执行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必须从宏观调控的高度看待“两税合一”问题。这项改革所涉及的法律层面问题远远少于一般的估计。从具体税收监管实施细节、征管办法入手，税收征管当局有能力在现有《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条例》框架不变的情况下推进实质意义上的改革。
注释：
①参见2004年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②社会各界要求“两税合一”的呼声很高。2005年两会期间，民建中央就提出了《关于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提案》。
③早在2004年1月初，微软、摩托罗拉等54家在华跨国公司曾联合上书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要求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就现有的优惠政策给予外商投资企业5-10年的过渡期，并且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给出一个“合理的、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所得税率。
④采用的CGE模型的基础数据集是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SAM以2002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结合了经济循环账户、资金流量表等统计数据。为了进行模拟我们将所有产业部分的中间消耗、增加值、所得税等变量，按照一定标准划分为内资与外资两种类型。在基准情况中，内资与外资的所得税率是根据所得税额与利润额计算而得；在模拟情况中，我们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根据模拟方案的设计进行外生给定，比如在“折中方案”中，我们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均设定为24％；这样税率调整的影响就表现为各个宏观变量在模拟情况的值，相对于基准情况变动的百分比。
关键词：外资并购 ；产业安全；二层面防范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4－0014-04
一、外资并购的新特点及对中国产业安全的影响
跨国并购已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以往以合资和独资为主的绿地投资模式逐渐淡化。近年来，外资在中国并购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速度不断加快，并购规模不断加大；并购条件越来越苛刻，如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率必须超过15%等；出现整体并购、联合行动、全行业通吃的战略（郭春丽,2008）;采取分步实施、逐步渗透的策略，达到对并购目标的完全控制并尽可能实现对市场的垄断（《亚太经济》，王前超，2006）。外资并购一方面将有助于改善行业的组织结构，加快部分行业的组织重组；另一方面，外资并购直接改变行业的股权结构，外资对行业的控制力必将随之增强（杨丹辉，2008）。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国际上各种金融资本更多地参与到国内企业的并购或股权改革。这类投资和并购的动机及操作方式都与以往绿地投资有很大不同，会给中国带来许多产业安全问题。目前，中国仍然处于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阶段，外资并购为中国引进了急需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理念，补充了资金缺口，填补了一些产业空白，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但是，外资并购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包括外资并购形成的行业垄断、民族品牌的大量流失以及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威胁。
（一）从宏观上看，外资并购可能会破坏产业生态系统，削弱国家对产业发展的规划和控制能力
外资并购重点转向行业龙头企业，采取整体并购、联合行动、全行业通吃的战略，这就会使产业更加集中，市场份额被跨国公司蚕食。外资通过控股控制中国市场，形成寡头垄断的态势，取得行业垄断地位，导致民族产业发展步履维艰。如果不采取相关措施，一旦外资形成垄断、控制市场，不仅会获得垄断利润、打压市场竞争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更会使中国企业很难突破行业壁垒，进入市场，导致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对中国产业安全形成威胁。
外资多采取“斩首行动”并购中国企业，然后注入其在中国的业务、技术和产品，打击跟进者，以图垄断中国相关行业，这样会破坏中国的产业生态系统。一个国家的产业生态系统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步形成的，产业生态系统上的每个环节都是一个产业利益共同体，每个产业利益共同体横向交流（人才、信息、技术知识，甚至模仿和约定俗成的行规）和纵向关联（供应商、经销商、顾客群体）之间稳定运行。如果外商并购众多重点行业的龙头企业，产业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将威胁产业利益共同体的生存，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战略利益流失和直接利益流失。战略利益流失使国家对产业发展的规划能力和控制能力被削弱，直接利益流失使民族产业失去自主发展的能力和机会。
（二）从微观上看，外资并购挤占民族企业发展空间，造成中国企业丧失自主创新的能力
外资并购中国行业龙头一般会采用四种方式打压国内企业：一是控制企业原有的核心技术和品牌；二是终止企业运营；三是把并购企业转变成跨国公司的一个加工厂，成为其全球生产链上的一环；四是利用自身巨大的品牌优势、雄厚的资本实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对中国其他企业展开攻势，挤占民族企业发展空间。从第一种方式看，控制知名品牌可以达到控制市场份额和增强竞争主动权的目的，因为与知名品牌相联的往往是成熟的销售网络、可观的市场份额、忠诚的顾客群体和良好的社会形象。之后，采用两种方式使中国的知名品牌在市场上消失：一是对国产品牌进行“冷藏”或封存；二是利用中国知名品牌嫁接国外知名品牌（郭春丽，2008）。知名品牌的失去往往意味着失去一个知名企业，失去市场空间，失去产业发展的良好时机，有时甚至是永久地失去了一个产业。除了控制知名品牌外，控制核心技术也是外资并购目的之一，通过获得被并购企业的关键技术，限制被并购企业的研发活动，从而摧毁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其结果是国家自主创新的基础和路径被破坏，中国将被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不利位置，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威胁产业安全。
二、外资并购对中国产业安全威胁的原因
外资并购之所以能成功，而且影响到中国的产业安全，不仅仅是因为“外患”，而更多地是“内忧”。这个“内忧”突出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
（一）从宏观上看，政府作为宏观调控执行者，缺乏国家利益和安全防范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积极地吸引外资，给中国经济输入了新鲜血液。为吸引外商来投资办厂，“引进技术”、“三免两减”、“超国民待遇”等等“创新”，在30年改革的历程中层出不穷。在改革初期，这样的“创新”确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创造了奇迹。但是由于政策引导的结果，外资利用这些“创新”获得低成本、高工资的优势，并在与中国企业竞争中取胜。对于“准入领域”来说，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将金融保险、能源原材料、重大装备制造业等领域视为外资投资。而中国不仅准许外资进入这些领域，而且对这些领域加入WTO的承诺条款要比许多国家宽松，进入限制少，进入壁垒小。尽管中国已出台相关的并购法律制度，但由于概念的边界不清，很多词语没有明确的标准和定义，存在很多模糊地带，在实际操作中主要由部门内部掌握，缺乏统一、透明、公开、可操作的产业开放边界，在具体实施中缺乏可操作性（郭春丽，2008）。
为吸引外资，有些地方政府更是以“引资额”作为政绩的考核指标。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各地方相互拆台，承诺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有时甚至主动迎合跨国公司的恶意收购，大量拍卖核心产业的龙头企业给外资，而无视国家的产业安全问题。如果地方政府无原则、无节制地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就无法维护国家产业安全。而且在引进外资中，地方和部门利益诉求与国家利益出现冲突。中央政府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考虑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发展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地方政府主要考虑当地经济发展、税收、社会稳定、招商引资等问题，比较注重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就不同的政府部门而言，商务部主要考虑如何引进外资。国家发改委承担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维护产业安全、保障公共利益等职责。由于各个利益群体在利用外资中追求的目标不同，一些政府部门和机构为了大规模引进外资，争相出台优惠政策，迎合外商的要求，放弃必要的监管和引导，忽视本国企业的利益和诉求，对产业安全和国家利益造成一定损害（郭春丽，2008）。
（二）从微观上看，企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缺乏资本市场防范意识
拥有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是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取胜的根本法宝。随着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国内企业要想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而企业核心竞争力关键在于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但是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开发能力薄弱，研发效率不高。另外，品牌建设对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对品牌的建设不够重视，没有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品牌。
由于中国产业过于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产业联盟，面对国外跨国公司的竞争，外资很容易突破移动壁垒，形成控制力，威胁中国产业安全。中国的企业尤其大企业之间，不注意相互间的分工、合作，特别是建立技术研发战略联盟，以降低技术开发的风险与成本。
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很多是通过“三步走”战略实现的，一是合资；二是战略投资；三是绝对控股。而中国大企业在制定企业战略时，没有能够意识到资本市场的复杂性，不恰当地引进战略投资者。对于某些居心不良的跨国公司，国内企业没有看到其凭借着优势地位，在看似令人满意的价格后面，实施其打击民族品牌、严格控制技术、充分占据销售渠道的“恶意并购”。面对外资的“恶意并购”，国内企业没有与主要的股东保持良好的关系，在遭遇“恶意收购”时不能保持团结，一致对外。
三、外资并购对中国产业安全威胁的二层面综合防范对策
结合外资并购的新特点及中国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不尽完善之处，可考虑采取宏观和微观二层次综合防范对策，防范外资并购威胁中国产业安全。
（一）从宏观面上，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政府应采取以下防范对策，防范外资并购威胁中国产业安全
1. 动态调整中国的外资政策和策略，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中国对外资的优惠反过来就是对内资企业的歧视，不利于中国产业安全的维护。国际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国民待遇原则本身就构成了对外资的优惠条件。因此，应对外资统一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有利于为外商创造一个稳定、公平、有序的投资环境，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
平衡利用外资方式，缓解产业安全压力。引用外资的方式有多种形式，可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也可以采取向国外贷款、在国外发行债权等多种间接方式，外商直接投资虽然不需要还本付息，但是，它是一种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式，往往会对民族工业造成较大的冲击，危害中国产业安全。从国际经验看，凡是在国际竞争力方面提升较快的国家，都采取间接为主的利用外资方式。韩国和日本是利用外资取得成功的典范。他们主要是通过引进间接外资，购买关键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创新，使民族产业逐渐壮大起来。
2. 尽快完善外资并购与国家产业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中国现行有关外资并购与国家产业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立法缺乏体系；二是立法层次低、可操作性不强、执行力弱；三是规章制度的合法性地位存在争议。中央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及时补充现有政策法规，最好能形成体系，尽快出台并完善外资并购的产业目录和法律法规，制定对外资控制性并购的制裁措施，阻止外资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控制性并购行为。建立关键产业的产业安全评估和预警体系，提高对产业安全预警机制的重视程度，加强产业安全预警机制的数据库建设，依据产业安全评估和预警体系，及时评估外资并购对关键产业可能造成的隐患，并根据评估情况，适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
3. 建立外资并购国家审查制度，有效监管外资并购。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2006）曾经公开表示，要充分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加强对重大外资并购项目的审查核准，做好对外资并购管理的法律法规制定工作，使外资并购活动更加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的需要。目前，中国对外资并购的监管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务院国资委等多个部门负责，实行多头管理，部门利益冲突时有发生，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协调现象时常出现，加之一些监督和管理制度不尽完善，对外资并购项目的监管没有完全到位。面对跨国并购的新形势，国家应协调多个部委共同组建一个跨国并购管理机构，专门应对外资并购的发展。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协调并购各经济主体的利益，以实现国家、参与跨国并购的中方企业及外方企业合作的“三赢”格局。
（二）从微观面上，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应采取以下防范措施，防范外资并购威胁中国产业安全
1. 企业应做好“三创新”，即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能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产品的竞争力，也决定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为此中国企业必须有自己的创新体系，做好品牌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重点引进国外关键技术，把引进与配套、引进与学习、改造、创新结合起来。对外国的同类产品，有针对性地积极开发符合中国消费特点的品牌，根据消费者需求，及时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
2. 国内企业应建立起分工与合作的战略联盟。面对国外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国的企业尤其大企业之间，即使在市场上存在竞争关系，也应该注意相互间的分工、合作，特别是建立技术研发战略联盟，以降低技术开发的风险与成本。实施大集团战略，改善中国产业组织状况，通过企业的自我积累和对外并购，在国内形成一批可与跨国公司抗衡的大型企业集团，促进同行业内的企业跨地区、跨部门的强强联合，形成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凝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使优质的资源得到集中，避免企业重复投资。不仅要立足国内市场保护自己，还要主动进入国际市场，这是民族工业积极保护自己的战略。一旦自己的产品成为国际品牌，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就不是问题了。
3. 学习外国企业资本运营的经验，熟悉资本运营规则。公司治理仍是中国企业成长的烦恼，资本运营则成为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中国目前在资本运营方面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本运营理念扭曲；二是资本运营主体模糊；三是资本运营人才缺乏，资本运营中介组织严重不规范；四是对外资本运营较少。由于存在这些问题，使得外国企业有机可乘，通过“恶意并购”肆意进入中国市场，给中国产业带来很大威胁。中国企业应该明确资本运营理念，以搞好自身的生产经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作为资本运营的基础；明确资本运营主体，将企业作为资本运营的天然主体，而不是政府；培养大批具有广泛的金融、证券、税务、财务、法律、经营管理等方面知识且能够熟练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和管理手段的从业人员；完善中介组织市场，充分发挥中介组织在资本运营中承担的提供信息、咨询、资产评估、融通资金等作用。资本运营没有地域和国别限制，是企业将拥有的资本在全社会优化配置的过程，中国企业应该“走出去”参与国际资本运作，只有将自身做强做大，才会避免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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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币升值的理由
（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
经济增长是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它对汇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融入到全球分工和市场体系之中，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范围不断扩大，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经济更是保持了高速增长。在2003-2007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两位数，即使是在2008、2009两年，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也分别保持了9.6%和8.7%的良好势头。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使外国投资者看好投资中国的前景，不断追加投资，引起了资本项目的顺差，从而使得人民币升值。
（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
国际收支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汇率的基本走势和实际水平。虽然我国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在很高水平，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的顺差对整个贸易收支的影响在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资本账户下的大幅顺差，使得我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从而导致外汇供给的增加，根据市场供需关系，供给增加必然导致价格下降，而货币的价格就是汇率。所以外币相对于人民币贬值，即人民币升值。
（三）国际游资的大量流入
国际游资或叫投机性短期资本，是为了追求最高报酬以最低风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本。由于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持续稳健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者看好中国市场，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他们把资本投资在获利快且收益高的房地产等行业，大量国际游资涌入中国，引发了投资过热的现象，从而导致人民币升值。
（四）发达国家的强大压力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效应也日益增强。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21世纪初，中国经济却保持了令人惊叹的高增长这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日益扩大的出口规模实际是在向发达国家输出通货紧缩，因此，除了对中国出口商品实行很高的贸易壁垒，他们还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此来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今年美国国会提议对人民币实行反补贴就是迫使人民币升值的表现。
二、人民币升值的利与弊
（一）积极影响
1.有利于企业竞争的优胜劣汰，促进产业调整结构。通过货币升值手段，可以最有效率地把制造业中那些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管理不善的低效率企业挤出制造业，这符合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变的发展方向。同时，货币升值会引起行业内更加激烈的竞争，激励企业通过技术管理创新增强竞争力，让那些富于创新、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强者更强。人民币升值对加工贸易的影响较小，加工贸易周期长，常常与美元汇率变动周期不同步，加上贸易的80%以上由美元计价。但对一般贸易而言，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其出口。因为以外币表示的进口商品、原材料、生产设备比以前便宜，这有利于加工贸易企业提升其产业水平。人民币升值，国外产品价格相对下降，有利于企业花更少的钱引进国外生产技术及设备，使得企业采用高新技术的成本降低，从而提升产业结构水平。理性的企业可以选择用成本下降的技术去替代劳动力，改进目前的生产技术，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难以将汇率变动的风险因素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来转移，只能选择利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通过技术升级来规避风险。那些无法提升产品结构的企业必然在竞争中被淘汰，而生存下来的企业，其产品结构将会有很大的提升，有利于产业企业及行业的长远发展。总体来说，人民币升值对产业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提高进口能力。人民币升值以后，人民币值钱了，有助于提高我国的进口能力。进口能力提高对人均资源、能源贫乏的中国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以发挥比较优势为中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因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所带来的贸易条件的改善，中国本来就十分稀缺的资源、能源也和廉价劳动力一样地大量出口了。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不仅造成了珍贵资源的低效率运用，而且因开采过度，还造成了生态和环境的严重破坏。如果国内稀缺的资源和能源继续大量地廉价地用于扩大出口，即主要为满足发达国家的市场需要而使用，则中国经济终将陷入难以持续发展的境地。2003年经济快速发展中所出现的原材料和能源不足，意味着资源和能源己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已经敲响了这方面的警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大量地廉价地进口资源和能源，无疑是非常现实而有意义的课题。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人民币相对购买力增强，这样对于资源和能源的进口能力也大大加强。
3.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制造业降低生产成本。人民币升值的明显好处是有利于制造业降低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际竞争力。由于中国加工贸易的比重高，制造业生产成本中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比重很高，这些进口零部件和材料的成本构成了生产成本的主要部分。相对而言，工资成本所，比例就小得多。2007年，中国制造业在职职工的工资总额为3,219亿元，只相当于全部国有及以上国有工业企业销售总额109,486亿元的2.9%和销售总成本90,244亿元的3.6%.2008年，中国进口额为4,128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的进口1,631亿美元，按人民币换算为13,496亿元，约相当于制造业在职职工工资总领的4倍多。人民币升值，使得进口材料的成本降低，从而使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在一定程序上提高了出口竞争能力。
4.人民币升值利于清偿外债，减轻债务风险，促进外商间接投资。随着资金需求增加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负债近年来也出现了迅速增大的趋势，截止2008年12月31日，我国外债余额高达3746.6亿美元。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将日渐完善，利用外资的经验将日渐增加，利用外资的能力将日渐增强，资金需求也将日渐增大。不论内债还是外债，从借到还都要经过一定的期限，而在此期限里，由于受汇率、利率的影响，债权人和债务人都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对于我国的外债而言，作为债务人，随着人民币升值，到期需要偿还的外债本息所需的本币数量将相应减少，这样可以减轻国家和负外债企业的债务负担。
5.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物价水平，抑制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人民币升值通过影响进出口相对价格，进而降低货币供应、生产成本、海外收入、预期等，从而对国内产生类似于货币政策紧缩的效果，降低国内通胀水平。但在实践上，伴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国内物价水平一直不断地上涨，在我国出现了升值和通胀并存的局面。这说明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的抑制作用目前并未显现出来。当然，引起国内物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需求拉动的通胀压力、有供给冲击的通胀压力、还有结构性通胀压力。人民币升值对通胀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减轻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但由于成品油等资源品价格仍未放开，又加上国际粮食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远远超过人民币升值幅度，这一效应被大打折。
6.人民币升值可减少贸易摩擦，改善外贸环境。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持续增长，外贸出口环境恶化。来自商务部的资料表明，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46起，涉案金额11.1亿美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首次遭遇反补贴调查，而且保障措施涉案金额成倍增长。外贸出口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出口大国，外贸结构不合理。论文格式中国的出口市场集中在美国、欧盟等国家，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占了总出口的83%;由于出口产品类型单一，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出口产品价格处于低价位。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一方面需要出口来拉动经济，另一方面随着出口的增加，中国的贸易条件也越来越恶化。而人民币的升值可以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减少中国和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改善外贸环境。这一次人民币的主动升值，减少了这些国家制裁中国的借口，从而使彼此之间的贸易摩擦得到一定的缓解。
其实人民币升值的好处还有很多，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购买力增强增加了我国百姓的财富效应，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人喜欢到国外去度假旅游或接受教育。他们就是本轮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得到了比其他国人更大的财富效应，也就是说他们变得更“富有”了，今后他们出国留学或旅游，将会花比以前更少的钱。
（二）消极影响
1.对出口企业形成较大冲击。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从理论上讲，一国货币升值，使得本国产品用外国产品表示的相对价格上升，意味着本国产品变得相对昂贵，本国产品的竞争力相对下降，这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内外的居民就会增加对外国产品的需求，减少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从而导致本国出口数量减少、进口数量增加。
一方面，人民币升值恶化了我国贸易条件。通常，一个国家货币汇率对该国进出口能造大影响，取决于该国进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大小，目前我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是电子品，业成品等，这些产品在国外市场畅销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低廉的价格，其价格弹性很大，人民币升值将会大大抵销这些产品的价格优势，降低国外对我国产品的有效需求，最终低国出口额。
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加大企业的财务成本，压缩了利润空间。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课题组（2008）在研究报告中对出口企业利润率及其增长率进行了调研分析，报告出我国出口企业利润率主要集中在5%以内， 5%--10%这个阶段占据了28.0%的比重，而利润率在10%以上的则比例很小，低利润率是目前我国出口企业的一大特征。另外，对于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来说，84.07%的出口企业利润集中在5%以内，其余的利润率也在5-15%之间，利润率超过15%的为零。人民币对美元快速升值导致了出口企业的汇兑损失，这部分损失记录为企业的财务成本，进而提高了出口企业的总体成本，压缩了利润空间，出口企业生存压力剧增。而我国出口企业大都集中在纺织、服装等低技术含量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企业带来不少冲击。任香芬（2010）认为，据初步估算，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行业出口产品的营业利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棉纺织行业约下降12%,毛纺织行业下降8%,服装行业下降约13%.
下面以珠三角地区为例来说明。珠江三角洲地区外贸依存度高，出口商品结构以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密集型制品的轻纺产品等为主，出口品附加价值低，价格弹性大，国际竞争力弱，货币汇率风险大。这样的经济结构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较大。以纺织行业为例，纺织服装行业原材料主要来自国内，纺织服装行业的国际市场份额又是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之上，使得纺织服装行业对人民币升值异常敏感。因此，人民币升值削弱了珠三角纺织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根据权威部门测算，人民币升值1%,服装行业利润下降4%,而整个纺织服装行业平均利润率仅有3.3%至3.4%.珠三角的纺织服装行业以服装为主，服装行业因出口依赖度最高，受损最大。近来，人们时常可以听到珠三角的中小型纺织企业倒闭或迁移的消息。从总体上说，人民币升值对珠三角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较大，并且这种影响已逐步体现。
2.人民币升值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汇率稳定有利于长期资本的输出和输入，使资金的供求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调节，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假如汇率不稳定，就会阻碍生产性资本的国际流动，而投机性的短期资金却因此会在国际间作频繁流动，从而形成了对有关国家国际收支的外来冲击。
人民币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抑制的作用，但不同目的、不同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受汇率变动的影响不同。
对于具有真实投资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升值，外币的购买力下降，资产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以外币计价的本国资产价格上升、注册资本金增加，外资企业在我国当地购买设备、厂房等前期投资所需要的启动资金也会增加。这样，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成本和经营成本都会提高，大大抑制了其在国内的独资和并购行为。
对己在华投资且“两头在外”的外商而言，“两头在外”即原材料来自国外，产品销售国外，人民币快速升值一方面通过相对价格效应影响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进口的价格效应降低其产品的成本。因此，对这一部分外商直接投资来说，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影响较小。
对己在华投资且“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外商，其影响又分两种情况，若原材料依赖于进口，成品在国内销售的，会通过降低成本、扩大利润从而刺激该类生产的扩大；若产品用于出口，原材料在国内采购，国内物价上涨及出口产品价格的上升会对该类外商直接投资起到抑制作用。
对已在华投资且“两头都在内”的直接投资，即原材料和销售都在国内的投资，由于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都在上升，其影响也较小。人民币快速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分配及分配利润的汇出也会产生影响。总的来说，人民币快速升值对未来外商直接投资起抑制作用。
对于国际游资来说，人民币一路小幅升值，形成了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导致国际游资大幅流入我国，豪赌人民币升值。目前我国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汇率仍未对外开放，导致热钱以各种非法途径潜入我国境内。国际游资规模大，流动性强，趋利性明显，是造成金融市场动荡的潜在因素。
3.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收入和资源分配的影响。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如果一国货币出现升值，会使国际贸易商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以及向国际市场输出劳务的单位获益减少。因为他们的竞争地位在本国货币贬值后得到了削弱，他们的销售收入自然会有所减少。与此同时，升值使另一些经济阶层的利益受到提升，受货币升值而受益的主要是依靠生产和出售非国际贸易商品而获取收入的阶层，如公务人员、教师、建筑工人等，他们的生活费用会因货币升值而相对减少。从生产要素即资源的分配角度来分析，升值使生产国际贸易商品企业的生产规模减少，利润减少，将使资源从生产贸易商品的部门向非贸易品行业转移，造成生产要素在不同经济部门间的流动，这样不利于一国实体经济的长远发展。
4.人民币升值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每一个国家的外汇汇率在通常情况下是基本稳定的，但一旦遇到升值压力，就迫使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另外，人民币的升值，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是对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会给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对于依赖外国资本而繁荣的中国来说，其可能造成的打击不容忽视。
5.人民币升值对就业产生较大冲击。汇率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主要通过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来影响企业的生产和投资决策，进而影响劳动就业。主要的传导机制有产品出口和劳动效率等。
汇率变化改变了国内产品的相对价格和竞争力，比如人民币升值提高了国内产品的相对价格和降低了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使得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即国内产品需求减少，从而就业减少。
人民币升值提高了国内产品的相对价格，加剧了产品的外部竞争，迫使部分低效率或低利润的中小企业倒闭，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也会努力提高劳动效率，从而减少就业。其中影响较大的行业主要有纺织服装、制鞋、玩具、摩托车、家具、照明器具、自行车等劳动密集、出口依存度较大的行业和农业等行业。以纺织服装行业来例，我国纺织品出口依存度为20%-30%,加工贸易只占全部出口产品的27.6%,纺织品平均销售利润只有2.5%;服装出口依存度近60%,加工贸易占全部出口的30.4%,行业平均销售利润为4%;纺织服装业从业人员1800多万。如果人民币升值10%左右，纺织服装的出口会大幅度下降，保守估计可能导致全行业萎缩20%,影响就业达360万人。
由于人民币升值恶化了了利用外资的环境，减少外商投资，资本的减少最终会体现在就业上。人民币升值还将影响到多个相关行业，导致其就业机会的减少。由于人民币升值，国外游客来华旅游成本上升，就会减少来华旅游和消费，这会对国内服务业、旅游业等造成冲击，进而影响到这部分的就业人群。
三、应对人民币长期升值的思考与建议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一柄“双刃剑”.这就需要我们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采取正确的策略，充分发挥其带来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带来的消极影响。鉴于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对企业的建议
1.加强企业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创建企业自主知识品牌。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处于产品生命周期越上游的国家就越能从该产品的生产中获益。我国企业应转变传统的以数量赚钱的方式，不断研发新产品，打造自主品牌，而不应仅仅充当“世界的加工厂”.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2.主动调整企业的长期经营目标，重新审视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企业要通过作为跨国公司价值链节点在价值链体系中的运行，充分利用价值链中的资金、技术与管理资源，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经营水平，以便在世界市场范围能寻找生存空间，最终达到实现产业升级和推动产业发展，使我国走向工业强国的目的。
（二）对中央银行的建议
1.坚持人民币主动升值并积极促进东亚各国金融合作。坚持人民币主动性升值的制度，避免被动性的剧烈升值，同时完善人民币的定价机制。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过程中，要慎重确定“一揽子”货币中的币种。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积极推动区域货币的一体化，尤其要加强与东亚各国的金融合作，不断将我国货币的坚挺作用体现出来，使人民币在东亚地区自由流通并最终建立与我国经济大国地位相应的强势货币体系。
2.合理利用外汇储备。合理利用我国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这是应对人民币升值贸易冲击的关键。外汇储备过多，外汇市场上人民币供不应求，由于汇率是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决定的，因此人民币升值。当前在保有足够外汇储备的前提下利用外汇购买我国稀缺的资源、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三）对人民币汇率改革走向的建议
关于“人民币汇率何处去”的问题，其实我们更加关心的不应是汇率本身的涨与跌，而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走向，只有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得以妥普解决，人民币汇率才能真正如愿的在市场力的作用下形成并自我调节，也才能有效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基于此，针对人民币汇率改革提出以下建议：
1.应考虑针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过高的主要矛盾采取有效措施，舒缓升值预期，降低以投机人民币升位为目标的外资流入。（1）可以考虑实施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适度调整人民币汇率的货币篮子或设定阶段性升值上限，增加汇率走势的不确定性，影响升值预期。（2）按照外汇管理部门“促流出、重监管”的工作思路，一方面继续拓展外汇资金流出的途径，另一方面施以重拳打击非法跨境资金流人。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外汇管理部门正有序推进相关措施和做法，衡要注愈的是政策措施制定上应当保有灵活性，即面对汇率形势的变化，在人民币汇率没有完全市场化之前，不至于造成外汇出口打得开关不掉的被动局面，一旦人民币汇率预期掉头，大f的外资流出将是十分危险的。更重要的是，外汇管理应当更多考虑由应对式管理向先导式管理转变，力求更大程度的体现外汇管理对人民币汇率的主动牵引作用。（3）落实好“藏汇于民”的政策，在目前的形势下，央行由于持有巨额外汇储备，正直接。露于汇率风险之下，没有任何级冲和疏导的空间，藏汇于民旨在通过企业和个人持有外汇建立起一个国家内部可以协调疏导的蓄水池，可以对汇率风险的缓释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
2.面对外汇储备规模巨大，风险积聚的问题应积极探索拓展外汇储备的经济功能，用活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从成因分析，有一部分是具有财政资金属性的，可以当作财政资金来使用。对于这部分外汇储备，可考虑按照财政性资金的使用原则，将其配！于调节当前宏观经济中的失衡问题，比如对国家战略支持的进口企业按照实际进口量进行适度补贴，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开发等。
从中长期看，致力于完善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加强金融体系建设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应有之道和必然选择。在人民币汇率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动效应下，契合金融改革步伐整体推进，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态度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也是最终取得成功的希望所在。
3.针对人民币汇率的走势问题借用法国人巴怡利埃对股价变动的判断。由干汇率决定因素的多样化和复杂性，短期汇率的走势同样是随机游走的。就好像市场的多种力量共同站在翘翘板上去找寻平衡点的过程一样，制度改革始终在追求平衡点的接近和跨越，也许找寻永远难以实现真正的平衡，但事实已经不断证明，这种找寻平衡的过程会令经济体受益并推动经济水平的持续提升，是值得我们坚持的。
人民币2005年7月21日前实行的是盯住美元汇率制。从1994年算起人民币近14年都处于升值趋势中，人民币升值是以人民币汇率下降形式反映出来的，即1美元兑换的人民币金额减少。2008年4月11日，人民币兑美元首破7.0元。人民币升值笔者从两方面来考虑：
1.从经济学上分析
从经济学上讲，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国家经济的增长。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至2005年7月21日，已近十多年没有进行较大的调整，而这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国外经济机构的评价。国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权威的国际机构和贸易伙伴一直就认为人民币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低估。
(3)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外汇节余过多本身就表明外币定价过高，本币定价过低，本币有升值压力。
(4)与各国货币升值的比较。近十几年来，世界各主要货币包括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没有调整，即人民币实际上也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
2.从国际政治上分析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有学者特别指出，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有的则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如西方国家简单地将人民币币值水平与其本国制造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造成美国就业机会减少的因素不是中国，而是全球化竞争的无形之手。
金融霸权作为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断获取霸权利润，维护其“金融霸权国”地位。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能减轻其外债负担，每次美元大幅贬值都能使美国债务减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其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其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反倾销政策一起，构成了布什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调整的新内容。
二、剖析人民币升值对贸易结构的总体影响
人民币长期的升值过程必将改变国内资源配置的方向。过去在出口拉动型战略下，国内非贸易部门的发展受到了压制。在本币低估的情况下，非贸易品部分间接的为贸易品部门提供补贴，贸易部门虽然得到了大力的发展，特别是加工贸易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总体来看，整体的贸易顺差处于低水平扩张的状况，大量产业资源流向了低附加值制造业，非贸易品部门的各类资源要素（包括劳动力）面临着向底部竞争的恶性循环，国内消费需求无法有效启动。
人民币升值将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使得原材料进口依赖性强的企业受益（前提是汇率升值能强过价格上升）。同时，人民币升值也将提升出口产品价格，降低产品国际竞争力。从长期来看，由于企业的成本收益受到影响，其必然将随之进行相应的发展战略调整，进而将对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和国内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定位将会逐渐转向国内市场。对于资源和商业终端体系的占有将成为未来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技术引进和设备升级将成为进口的重点目标。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成为出口的主导产业。产业上下游整合的力度将加强，增强行业进入壁垒、占领长期优势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强化战略部署和提高议价能力将成为立足于长期发展企业的优先选择。以下具体列举汇率的变化对石油石化等行业的影响情况：
1.对石油石化的影响
汇率是一个影响石化行业盈利的主要外部因素。石化行业对进出口的依赖性比较强，特别是大宗原材料部分。汇率的变动直接构成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由于不同子行业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不同，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不同子行业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
从进出口的角度分析，汇率的升高必然会降低进口的门槛和增加出口的难度。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我国主要是进口，例如合成橡胶和合成树脂，而出口则主要集中在基础化工原料，在这方面的优势是资源，而不是技术。因此，汇率的升值必然更加强化附加值高产品的进口，导致国际产品对国内市场占有的加剧。同时，会更加压榨资源类化工产品的利润空间。
对原油开采业的影响。对于原油开采行业，目前我国进口依赖度比较大，从理论上讲，如果人民币升值1%，进口的原油价格用人民币衡量就会相应降低1%。对国内原油开采业来说，售价也将下降1%，对开采业的影响是不利的。
对炼油行业的影响。对于炼油业，由于人民币升值1%，则原油成本相当于下降1%。而成品油价格的定价机制是区间机制，售价不仅仅与国际定价有关，还与定价机制有关。因此，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与成本并不联动。
对大宗化工品的影响。对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和合成纤维为代表的中游产品来说，目前处于进口大于出口的格局。
对综合类石化公司的影响。对于综合类的石化公司来讲，主要的原料供应来自国外，如原油，而自己的产品主要是满足国内市场，所以汇率上升将获得成本降低的好处，但自己的消费市场可能面临国外低廉产品的冲击。
总之，汇率将通过价格和市场竞争，对石化子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需求将部分抵消价格波动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同时，汇率因素虽是影响因素，但并不是主导影响因素，如果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在5%～10%之间，这样的一个幅度不构成对石化行业的根本性影响。
2.对电力行业的影响
我国电力企业利用外资比例总体很小，部分电力企业利用的外债主要是美元和日元，且多属于长期借款。根据我国现行财务会计制度，汇率变动产生的外币折算差额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在偿还期之前只影响其财务报表，并不影响其实际现金流。若人民币步入升值通道，遭受巨额汇兑损失的电力行业业绩将有较大改观。
3.对信息家电业的影响
对于信息产业而言，大量进口配件的企业从人民币升值受惠。比如笔记本制造业，国产笔记本虽然不是整机从国外进口，但是很多配件都是需要进口的，而这些配件的成本是占整体成本很大部分，所以必然带动笔记本价格的下降。
4.对纺织行业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纺织行业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据研究，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行业销售利润率下降2%～6%。如果人民币升值5%～10%，行业利润率下降10%～60%。特别是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服装行业受损较大。上市公司中的先进企业，因利润率较高，导致成本中可贸易品占比下降，每百元受损的绝对额较大，但利润率下降的幅度较小；加之议价能力较强，因此龙头企业所受升值的负面影响小于全行业。但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企业议价能力下降，如果企业为非龙头企业，议价将受人民币升值较大影响，人民币升值的边际负效应会扩大。
三、人民币升值趋势条件下贸易结构调整的几点设想
1.以竞争优势为导向
中国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主要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一优势造就了中国作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地位。但是人民币的升值趋势愈来愈明显，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贸易摩擦相继增加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突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要求日益迫切，为此，中国需要通过国内改革与发展，超越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约束，创造国际竞争优势。创造国际竞争优势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贸易结构导向的转变，即以资源禀赋为导向转向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是通过各种创新和交易效率的提高等途径有效的进行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而竞争优势是国际竞争中更具能动性的因素，比较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目前中国国内企业和产业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较差，中国不少企业和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缺乏足够的竞争优势。为扭转这种局面，适应人民币升值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外贸发展战略认比较优势为导向转向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轨道，实为必然的选择。2.推进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提升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
由于制度的形式和效率是有差异的，由此产生各国基于制度差异的竞争优势，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尚未被人们高度重视的特殊竞争优势。在有利于竞争优势持续提升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得到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以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正确实施是最有效的。因此应通过制度创新努力构建这样一种环境：有关经济主体对其贡献性努力能盈利且可持续，经济主体所从事的技术含量高、外部效应大、动态规模效应突出的产业能得到政府的适当保护与政策扶持。只有这样，经济主体才会有创新的激励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不仅可以使经济主体获得创新利润，而且可以使经济主体从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同时也提升了我国的产业竞争优势，从而推动中国贸易结构的升级。
科技创新在提升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技术创新不仅使创新国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保持竞争优势，而且还会使它们得到额外的利润和更多的好处。
3.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推动贸易结构升级
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只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更好的盈利空间，而目前在中国9个高技术领域中，贸易竞争力较强的只有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生物技术两个领域，其他7个领域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数。因此，不断提高高技术产业的比重，促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推动贸易结构升级，无疑成为今后贸易的发展方向。
为了推进贸易结构升级，在进动中，应通过关税的结构分布所形成的有效保护以增加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在出动中，应采用鼓励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以提高高技术产品出口面临的名义有效汇率和出口效益。
此外，在对外商逐步实施国民待遇的同时，仍使用一部分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投向高技术领域，同时，增加对低技术产业投资的约束力度，以提高与贸易有关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技术含量，推动贸易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4.寻求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在被低估的人民币的贸易条件下，中国贱价卖给外国的商品不但耗用了中国的资源和人民的劳力，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环境。人民币升值后，贸易发展的着眼点应置于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密集型绿色产业上。应把开发绿色食品、绿色纺织品和服装、绿色中药、绿色机电产品、绿色包装等绿色产业和产品作为优化出口产业结构，提高出口档次和竞争力、争夺21世纪国际市场战略制高点的重要举措。进口贸易应积极鼓励引进有利于环境的技术与设备。坚决禁止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包括危险废物和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加强进口商品检验和检疫力度，防止危害人民及动植物安全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此应建立中国的绿色壁垒体系，以维护国家基本安全，保护人民和动植物健康安全，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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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业定位 被动管理 主动管理 核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F83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4-019-03
一、我国信托行业定位的历史轨迹
我国信托业发展可谓一波三折。最初信托公司成立的目的在于探索引进外资的新渠道。但随着信托公司的职能由对外融资逐渐扩展到国内的资金融通，随着我国信托机构的逐渐快速增加，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监管机构开始了对信托行业的调整。在调整―发展―问题―调整的循环中，监管机构共进行了6次整顿：
第一次整顿开始于1982年4月，整顿的要点是信托投资业务一律由人民银行或人民银行指定的专业银行办理。经批准办理的信托投资业务，其全部资金活动要纳入国家信贷计划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目的在于清理非金融机构设立的信托公司，禁止变相的信贷业务。
第二次调整是在1985年9月，人民银行发出通知，决定停止发放新的信托贷款，停止新增信托投资，明确了信托公司的经营范围，并明确框定了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渠道。目的在于打击信托公司超范围经营，避免其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
第三次调整是在1988年10月，依循着撤并信托机构、压缩信托公司的政策方向，基本上是前一次整顿模式的复制。
第四次调整是在1993年到1996年间，监管机构决定信托投资公司与专业银行脱钩，压缩信托投资公司数量，从1995年的392家下降到1996年的244家。目的在于改变信托公司高息揽存、盲目投资、不良资产增多的现象。
第五次调整是在1998年6月，对所有问题严重、地方政府不愿救助或无力救助的信托公司一律实行停业整顿、关闭、撤销，并进入清算程序，而且信托业与证券业彻底分离。
第六次整顿是在2006年12月，对信托业实施分类监管，信托公司或立即更换金融牌照，或进入过渡期。新规下发之后，各大信托公司开始实业清理，争取早日换发新牌照。
以《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为标志，中国信托业步入规范运行的轨道。信托从以信贷、实业和证券为主营业务和收入来源的模式，转向以“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为主营业务，以收取手续费、佣金和分享信贷收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金融机构。2007年1月，银监会修订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与《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正式出台，“信托新两规”的修订，开宗明义强化信托公司的信托功能，提出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举。2010年银监会《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信托行业正式进入净资本管理时代。
二、我国信托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信托业蓬勃发展
近年来，我国信托行业持续扩容，行业发展景气度大幅提升。从2006年到2010年五年间，中国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高速扩张，规模从3000多亿扩张到3万亿，增长达10倍。在信托产品数量上面，2006年全行业共发行534只信托产品，发行规模达到400亿元；而到2010年全行业发行2566只信托产品，发行规模达到2800亿元。
从行业整体盈利情况来看，2006年行业整体净利润为42亿元，至2010年行业整体净利润达到162亿元，增长4倍，信托行业的繁荣活跃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也使其逐步缩小与银行、保险和证券之间的发展差距。
从结构上看，截至2011年上半年，单一资金信托仍占据主要地位，占比为72%，集合资金信托以24%位居第二，管理财产类信托仅占4%；从信托资产运用构成来看，融资类信托仍占据主要地位，占比为57%，投资类信托以28%位居第二，事务管理类信托占15%；从信托资产的投向分布变动来看，随着我国对基础产业投入的加大以及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施行，投向实业的信托资产占比由2007年的10%逐步上升到2010年上半年的19%；与此同时，信政合作信托资产占比由2010年的12%下降到2011年年中的8%，银信合作资产占比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50%以上。
从行业集中度上看，截至2010年，以净利润为参考标准，行业共有65家信托公司，排名前5名的信托公司净利润占全行业43%，前10名公司占全行业58%，前15名公司占全行业68%。
（二）持续发展的问题依然严峻
虽然目前信托资产管理规模超过公募基金，信托公司收入和净利润也大幅上升，但我国信托行业发展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信托的可持续发展。
1.行业定位模糊，信托公司缺乏核心竞争力。在过去的30多年中，信托公司每三五年都要“面临调整”，每次整顿都没有真正回答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和盈利模式。虽然银监会多次表示信托公司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专业机构，但在专业理财机构的定位下，信托公司仍面临和银行、券商、基金、保险公司的竞争，这些机构都有自己的专营业务。信托公司表面上是金融百货公司，但实际上每一个细分领域都将遭受其他金融机构的强烈竞争。比如，做贷款和银行竞争，做证券投资遭遇券商和基金的竞争，做股权投资遭遇政策红线和私募基金竞争，信托业一直在探索自己的核心业务和核心竞争力，却一直被短期利益所左右陷入迷途。
2.信托公司缺乏独立性，沦为大型机构的政策工具。在信托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地方政府办信托、银行办信托、保险办信托，信政合作、银信合作都曾火爆一时，如今大型央企以“产融结合”为口号大举进入信托业，目前，在总共65家信托公司中，实业类央企控制了16家。这一方面显示出信托业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其自身灵活性和综合性所孕育的市场价值，引起市场广泛认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信托公司缺乏独立性，由于信托缺乏的核心竞争力，但信托牌照又赋予其横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实业类领域的灵活性，很容易使信托公司沦为“工具”，而信托公司也甘于靠牌照获取微薄的“制度红利”，这大大限制了信托公司的创新能力和开展业务的自由度。
3.商业模式上，以融资类、通道类的被动管理为主，经营较为粗放。从商业模式上看，信托公司盈利模式主要依靠融资业务、通道业务等被动管理方式，信托的投资功能和资产管理功能没有充分发挥，这也是信托整体利润水平增速低于信托资产规模增速的原因。项目融资型业务是“先有项目，后有资金”，这种融资属于过渡型业务，缺点是项目太分散，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和规模效益；并且完全依赖手续费或佣金的方式收取信托报酬，无法成为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业务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
从具体业务上看，该商业模式主要表现为银信合作的信托贷款和房地产信托业务。在银信合作中，信托公司主要扮演通道角色，获利微薄，且信托资产运用于贷款比例过大影响其发挥“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作用，使信托公司进一步偏离回归主业的轨道。另一方面，银监会颁布72号（2010）文和14号（2011）文进一步规范融资类的银信合作，要求融资类项目将由表外转至表内，以及相应满足150%拨备覆盖率和大银行按11.5%、中小银行10%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计提资本。受上述规定制约，银信合作业务规模将减少，传统的银信合作不具备可持续性。
房地产信托在2010年第三、第四季度分别占信托资产的13%和12%，目前比例有所降低，但仍保持在9%左右。房地产信托的活跃受益于银根的紧缩和国家对于房地产市场严厉的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偶然性；而且由于资金面紧张，房地产信托融资成本大幅上升，2011上半年我国房地产信托产品利率普遍在10%~15%左右，个别项目甚至超过25%，项目风险较大。绿城集团旗下房地产信托遭遇调查给该市场带来巨大压力，一旦信托资产违约将会给购买信托产品的投资者造成损失，并给信托公司信誉带来不利影响。银监会还对多家大型信托公司进行窗口指导，要求停发房地产信托。
4.监管当局监管力度过于严格，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信托的良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个行业均出现过“不管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信托业在“一法两规”颁布前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和监管制度不健全，出现了一系列的违约事件和信托公司破产事件，监管机构处于审慎性考虑，对于创新型极强的信托行业实行了严厉的监管，相继叫停“股权+回购”的信政合作、信托开立证券开户、通道类银信合作、过桥类银信合作、部分房地产信托业务等，监管机构习惯于以“叫停”的方式处理信托行业出现的问题，一步步将信托的生存空间越压越窄。与此同时，银监会强调信托公司“刚性兑付”机制，信托公司不仅要有严格的风控体系，而且对信托项目强调“刚性兑付”以保障投资者利益，这与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风险共担”的模式有所区别，无形中也限制了信托公司业务的拓展和创新的激励。
综上所述，我国信托行业虽已初具规模，但发展方式较为粗放，业务类型和资金来源较为单一，经营效率有待提高，缺乏核心竞争力和核心价值，信托难以像银行、保险和证券成为金融市场的核心支柱，信托行业的破茧成蝶还任重道远。
三、信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发展方向
信托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独立有影响力的支柱，必须明晰自身的定位，在为客户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方面发力，要将盈利模式逐渐向财富管理、私人银行等主动管理业务改变。同时信托公司要大力发展金融创新，以创新产品服务并领先市场，从而成为真正的“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专业金融机构。
首先，信托公司应着重于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财富管理是信托的本质诉求，也将是中国信托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以服务客户为导向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依托专业人员，为客户量身定制差异化信托产品和服务，是提升信托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其次，信托公司应强化自主管理能力。目前，在一些专业领域，信托公司的经验以及经营能力并不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信托公司以有限合伙形式开展相应的投资业务，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方式；通过与实力较强的专业公司开展合作，逐步培养自己的投资队伍。待自身条件具备时，再以信托计划的形式直接开展相应直接投资业务。
最后，信托公司应加强创新能力。信托公司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信托公司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提升自主管理能力的基础。依托产品创新，信托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专门的产品与服务，在产品设计中充分考虑客户的偏好；通过产品创新，在自主管理中信托公司才能敏锐地把握市场的变化。信托公司应进一步加大公司的研发投入和研发力度，大力引进和培养产品研发人才，设立专门的研发机构，组建一支高水平的研发团队，以高质量的信托产品赢得客户满意度和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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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悦读青春”2015上海青少年深阅读计划阅读推广优秀单位（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2.数字出版年度推介优秀品牌奖（第六届数字出版博览会组委会）
3.第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优秀展示奖（第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组委会办公室）
4.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活动策划奖
关键词：国外直接投资；品牌意识；外资引入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开放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全球资本进入了一个自由流动的年代。在我国经济开放与招商引资的政策背景下，大批外企相继来华投资。外资在华的迅速发展为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由于上海是我国吸收外资总部机构数量最多、领域最广泛的城市，故本文截取上海市1995～2009年各类经济数据对来沪外资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后提出几点反思。
一、1995～2009年上海市FDI发展变动情况
（一）外资规模的变化（图1）。由图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在吸收FDI方面成效显著，除去1998～2000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短暂影响，整体吸收外资规模持续上升，2002年后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金额均在100亿美元以上，实际利用FDI连续九年保持大幅增长。
（二）外资投资方式的变化（图2）。外资投资方式变化的趋势十分明显，随着时间推移，上海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合作办企与合资办企的比例逐渐递减，外商独资办企的比例则逐渐递增。到目前为止，上海每年吸收外资中已有80%以上是独资成分。外资投资方式的变化，不仅反映了我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对外资在各方面的投资门槛不断降低，同时反映了各国资本实力的增强。
（三）上海市实际利用外资的产业构成（图3）。上海实际利用FDI的产业结构有三个特点：
1、第一产业吸收的投资额非常小，最高的2009年也只有8，200万美元，最低的1997年仅有96万美元，除了2004年和2009年，所占比重不超过0.5%，这与上海市自身产业结构有关（上海第一产业所占GDP本身很低，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第一产业不是外资主要的投资对象。
2、第二产业吸收的投资额波动较大，没有明显趋势，但投资比例逐年下降，特别是在2004年之后，上海吸收FDI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一直低于第三产业，且差距逐渐拉大。
3、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吸收外资额变化显著，加入世贸之后，除了2004年一年较上年有所减少外，第三产业吸收的外资额均保持增势，2009年其所占比例更是突破了70%，伴随着上海要于2020年之前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这一政策目标的提出，这一比例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四）上海市吸收FDI的行业分布
1、上海市吸收FDI在第一产业的行业分布。虽说1978年就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对外资开放始于九十年代初，各行业所吸收的外资项目和数额均从此阶段开始起步增长。其中，外资在农、林、牧、副、渔业的投资占比始终很小，至2009年底，累计农业外资合同金额只占外资总额的0.23%，外资项目多以花卉养殖、家禽畜饲养及高附加值的蔬菜水果培育为主。
2、上海市吸收FDI在第二产业的行业分布。外资在工业上的投资业绩十分突出，上海六大工业支柱（汽车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业、石油化工业及成套设备制造业）中跨国公司投资主要工业项目均已发展成为行内“龙头”企业。
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以NEC、阿尔卡特、英特尔、IBM、惠普等微电子企业为龙头，基本形成了以芯片制造为主体，包括晶元代工、封装、测试材料、模具等环节的微电子产业链。据数据统计，现有外资企业790家，占行业总数的53.7%，外资占其总资产2，600亿元的88.8%，完成工业总产值4，151亿元的91.6%，外资企业成为电子信息产业的主力军。
在汽车制造业，以通用汽车、大众汽车为龙头，带动了丰田、现代、三菱汽车等一大批汽车制造、贸易、服务、维修、仓储性企业落户。还有德尔福、博世、伟世通、普利司通等一大批汽车制造及零部件配套项目，基本形成了轿车制造基地和汽车制造产业链。目前有外资企业160家，仅占该行业总数的39.2%，但外资总资产占本行业总量之比高达67.5%。
在生物医药行业，以罗氏、辉瑞、礼来、诺华等企业为龙头，初步形成了以浦东张江为中心的现代生物医药 “医谷”基地。目前外资占全行业总资产之比达35.2%，占工业总产值之比高达63%。
在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则以巴斯夫、杜邦、拜耳、德士古、壳牌、阿克苏诺贝尔等企业为龙头。据统计，该行业外资企业2，099家，占比37.8%，总资产5，216亿元，占比68.6%，主营业务投入7，361.92亿元，占比79.4%，工业总产值7，034.8亿元，占比78.7%，利润356.82亿元，占比71.9%。
在成套设备制造业，通用电气、三菱电机、沃尔沃建筑设备、ABB等机电装备类龙头企业落户浦东，构成了上海机电装备工业体系和制造基地。
在家电制造业，则以日本索尼、日立、松下电器、夏普等国际大型公司为龙头。
此外，2010年上海市吸引外资新能源项目17个，涉及太阳能、风电、核电等产业，投资总额达7.51亿美元，合同外资2.86亿美元；同时，美国最大的垃圾处理公司进驻上海，将会大力推动本地环保产业的发展。这些也预示着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外资进入的亮点。
3、上海市吸收FDI在服务业的行业分布。服务业吸收外资发展迅速，已成为上海引资主力。投资服务业的外商中，主要集中分布在信息咨询、计算机应用与房地产等行业。（表1）服务业领域利用外资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投资领域不断扩大，行业集聚明显。目前，在上海服务业投资领域方面，外商参与的范围不断拓宽，已涉足商业贸易、金融服务、航运物流、娱乐文化、科研、医疗卫生、会展等多个率先开放的服务业领域。同时，服务业外资的行业结构呈现集聚态势，金融、物流、商贸、房地产、旅游和信息服务等六大行业已成为重要支柱，实现增加值占全市服务业比重已超过70%。近年来，中介服务业诸如咨询和房地产经纪等对外开放也取得了新进展。据统计，世界律师事务所100强中，有21家已在上海设立了代表处，其中排名前10位的有7家。此外，上海还有68家国内律师事务所的分支机构。注册会计师行业中，也已有3家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地区总部、3家分所开设在了本市。其他为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建设所需的各类国内外中介机构也开始进入上海，在海商海事、保险、建筑工程、风险投资、高新技术等方面提供中介服务。文化娱乐、教育、卫生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会展业等领域利用外资虽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未来发展空间很大。
二是总部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上海已成为我国除香港以外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公司、外资研发中心等外资“头脑型”最多的城市。其中，浦东新区已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的集聚区，其示范作用十分明显。2006年1～6月份，上海市共吸引46家跨国公司，其中地区总部19家、投资性公司12家、外资研发中心15家。累计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43家、投资性公司142家、外资研发中心185家。累计落户上海的国家级地区总部已达13家。
三是物流业逐渐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依靠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市场优势、发展前景，上海的物流产业的外商投资一直很活跃。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上海建立了700多家物流公司，全球排名前列的物流公司和船公司也均已进入上海开展业务，范围几乎涉及全球各大海运公司，如丹麦马士基、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日本邮船公司和荷兰铁行渣华等。全球著名的快件服务公司，如UPS、联邦快递、敦豪等也竞相逐鹿上海。2009年3月，国务院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在可预见的将来，上海物流业会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前来投资。
二、外资迅速扩张对上海经济的影响
（一）FDI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影响
1、推动经济增长。20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外资对于上海经济的发展贡献巨大，从历年外资经济占上海市生产总值比重来看：外资经济占上海GDP比重连年上抬，无一年下滑，1995年这一指标仅为12.7%，至2009年升至24.6%，约占四分之一。（图4）
2、巩固了资本形成。除了1995年和2009年，外资在上海市历年固定资产的投资比例均在15%以上，2004年甚至达到了27.6%的高峰。据计算，1995～2009年FDI占上海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平均每年为17.72%，FDI不仅弥补了国内的资金短缺，而且带动了本地资本的形成。（图5）
3、提升了出口规模。2009年上海市出口总额为1，419.14亿美元，其中外资出口总额为970.92亿美元，所占比重为68.42%，远高于早期约30%的外资出口比例，其对总需求的刺激作用显而易见。
4、提供了充足的就业岗位。以2009年数据，外商投资企业职工总人数达125.66万，占全上海职工人数的20.89%，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今社会的就业压力。
5、外资在创造外汇和缴纳税收方面也为上海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作用。
（二）FDI对上海技术进步的影响。除了要弥补国内的资金短缺，引入FDI的另一目的即是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就管理技术而言，通过允许外资在国内设立企业，国外优秀的管理经验、管理制度作为一种企业文化已自然而然地在上海传播。但在工业技术上，不得不说，十几年来我们收效甚微，至今核心技术仍掌控在外资企业手中。我们开放了市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技术，不仅没有得到技术，还造成了今天外资在上海的技术垄断局面。
据调查，在抽取的位于浦东的80家投资额在1，000万以上的企业中，仅有6.25%从事技术创新，而78.75%的企业主要是利用母公司技术。故可以合理地认为，外资在上海的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十分有限。
（三）FDI对上海本土企业的影响。从1992年实施“以市场换技术”以来，国门大开，外企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力量与先进技术不断排挤打压并大范围收购控股上海本土企业，至今已垄断了上海主要工业部门及一部分服务市场。据统计，外资企业在华的利润率平均高出本土企业3个百分点，可税负却低于后者，平均为11%～12%（占销售额比例）。正是在这种极其可悲的环境下，本土企业生存困难，这一恶性循环更加强化了外资的挤出效应。1995年，上海的本土企业尚能占据77%的销售收入，近70%的利润，仅仅15年，内外资企业实力就彻底对调。与其说本土企业是败于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不如说是败于对外资过度倾斜的引资政策。
同时，外商在与本土企业竞争过程中，通常采取品牌并购策略，而我方企业由于缺乏经验，品牌意识淡薄，往往只看到自己引进资金和技术的需要而忽视了外商并购的真正意图，并购就这样成了外资消灭本土化品牌的利器。据有关报道，2003年前，外资在中国并购仅占它们在华直接投资总额的5%，至2004年这一比例却突然上升到63.6%，多年持续的并购潮使得大量民族品牌被外资鲸吞。而外资并购中方品牌后通常会利用中国企业原有的生产线和营销渠道为外资品牌打工，同时冷落中方企业原有品牌，使其在市场上逐渐消失。以下列举几个上海品牌企业被并购的实例：
1994年初，联合利华取得上海牙膏厂的控股权，并采用品牌租赁的方式经营上海牙膏厂“中华”牙膏，外方口头承诺自己的“洁诺”牌和“中华”牌的投入比是4∶6，但并未兑现，中华牙膏多年为联合利华贡献8亿～9亿的销售额。
中国著名商标美加净：该品牌原占有国内市场近20%，1990年上海家化与庄臣合资，“美加净”商标被搁置。跨国公司向上海家化投入巨资，实际上是将“美加净”逐出市场，为自己的品牌开路。上海家化的销售额从3亿元骤降至600万元，虽然上海家化于1994年出5亿元收回美加净商标，但已经失去了宝贵时机。
上海电熨斗总厂的“红心牌”电熨斗曾占有47.4%的国内市场份额，1993年品牌评估价值达1.3亿元。1996年4月，SEB与该厂共出资1，650万元（SEB出资60%）组建上海赛博电器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5人，法方占3个名额。法方利用控股权，把红心变成加工车间，高进低出，转移利润；利用中方多年积累的销售队伍和人脉资源，使SEB的特福、好运达品牌低成本打入内地数百个商场，并实行专柜分割，贬低红心品牌，把外方品牌定在高端。由于推广力度存在明显歧视，使“红心”的市场占有率锐减到20%。中方董事多次要求引进或开发新产品或被法方拒绝，处处掣肘，董事会议冲突不断，合资公司三年累计亏损3千万，财务报表年年获通过。最后中方被迫撤出。1999年，法方全面接手并将合资公司改为独资公司，留给中方一屁股烂账。
上海梅林正广和饮用水有限公司是上海桶装水行业老大，有悠久历史。2001年达能以1.5亿元收购上海正广和饮用水公司50%股份。合资初期，由上海梅林管理正广和。2004年达能全面接手正广和的管理。原合资协议约定，总经理不能达到董事会设定的目标就必须离职，但达能接手后操纵修改了公司章程，将董事会成员设为7人，外方多一人；总经理一职由外方推荐（董事长和财务总监由中方委派）。从此，达能牢牢掌握住了总经理的任命权。达能在正广和的手法和娃哈哈如出一辙。合资协议规定中方必须将“正广和”商标使用权转让给合资企业，过去正广和要向集团公司支付商标使用费，合资后集团内的其他企业必须向合资公司交商标使用费。集团从此失去了“正广和”品牌，转为以“梅林”品牌产品为主。2001～2003年，正广和在上海桶装水市场占有50%以上的市场份额，营业收入1.58～1.65亿元，净利润388～1，162万元。2004年达能接手正广和后，其在上海的市场份额便逐渐萎缩。
残酷的事实说明，很多中方品牌不仅没有在外资并购中壮大自己，反而被逐渐削弱，走上一条不归路。
三、对现状的反思
上海是我国吸收外资的桥头堡，外资在沪的扩张集中反映了外资在我国的发展历程。通过前文的数据罗列和相关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对外资在华扩张现状的整体评论：自九十年代初我国实施“市场换技术”政策以来，国门大开，大批外资的长期涌入一方面弥补了我国建设资金的短缺，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外资对本土企业的挤出效应极大地削弱了民族经济，非常不利于我国长期发展，同时外资企业为维持垄断优势，严格控制核心技术向中方的转移，欲将我国牢牢锁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可谓用心险恶。我国若想在未来打破封锁，攀上产业链上游，就必须改变政策。在此之前，需要认清现状并做出反思。
（一）引进外资越多越好？我们的引资政策值得反思。长期以来，政府十分热衷于大量引进外资无非是基于两点：一是外资效益好，可以增加税收；二是可以为中国提供大量建设资金，“借鸡下蛋”。事实证明这只是两个幻觉而已。
首先，引进外资对国家税收的贡献与其利润不成比例。外商投资者通常利用各种避税手段暗中转移利润，逃避中国的税收。国家税务总局反避税工作处苏晓鲁认为，目前国内已批准成立的40多万家外资企业中，相当数量的外企通过避税造成账面上大面积亏损，亏损面达60%以上，年亏损金额逾1，200亿元。而国家税务总局的抽样调查则显示，60%以上的外企存在非正常亏损，虚亏实盈。有专家指出，目前外企主要避税手段是转移定价，占避税金额的60%以上。
同时，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种种税收优惠，不仅造成财政收入大量流失，还产生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方面外资毋须使用先进技术即可加强市场竞争力，从而削弱了外资采用先进技术的动力；另一方面促使内资外逃，变换成“外资”身份再流回国内，以便享受税收优惠。显然，外资企业在税收上长期享有超国民待遇，严重不利于国内产业的生存与发展，降低了经济的整体效率。
其次，外资越多越好，真是这样吗？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曾于1966年对此做过实证研究。其假定每年的引资总额不变，当累计利润汇出超过累计外资流入时，净投资量将转为负数；若利润汇出额超过贸易顺差额时，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将产生逆差，如果外资流入净额再低于每年偿付外债本金额，外汇储备将会下降。况且，就在中国以合资方式引进的技术中，属于硬件技术的成套设备的进口也占了绝大部分，技术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等软件技术引进的合同数量和金额很小，所占比例不超过20%。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技术依赖心理，导致了掌握着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很容易就将合资企业改造成由他们决策的独资企业。且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的短线行为在引资中就表现为“重表面而轻实质”，导致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严重不足。中国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资金只占技术引进资金的1/3，而日本、韩国的情况却相反，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三倍于技术引进的资金。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资本身成了目的，从而造成“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局面。大部分国内企业未能通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养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即便是在员工素质、信息等基础条件最好的上海也不例外。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中国产业的发展壮大，这就要求政府在发展战略、产业方针和制度保障上相互协调，彼此促进，为本国产业的成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由于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指导思想的影响，政府在国内储蓄节节攀升、银行存贷差不断扩大以及对外贸易保持长期顺差的情况下，仍竭尽全力引进外资，最终也没有达到“通过参加国际分工引进外资，获取国际先进技术从而增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实在是本末倒置。我们需要反思自身的外资依赖症，引进外资不是不好，关键是要引进有度。
（二）国内企业品牌意识的淡薄值得反思。如今的社会商品普遍供大于求，消费者心理较之过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相比于老一代人对物质效用的单纯注重，现在的消费群体更偏重于商品的其他价值。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我国如今的居民消费明显集中于名牌商品，前10名品牌的占有率之和在70%～80%左右，消费者已从“商品消费”进入“品牌消费”阶段，大多根据品牌选择商品，品牌为王的时代已经到来。但与此相对照的是，国内企业的经营理念并没有跟上消费者观念的发展，品牌意识淡薄。具体表现在：
1、品牌运营意识淡薄。当前我国许多产业虽已经是世界第一，但由于缺少本土知名品牌，在某种意义上只能算是没有品牌的打工经济。我国的大部分企业家缺乏长远的品牌战略意识，有的企业法人代表没有树立品牌意识，只是一味地追求生产经营的绩效；有的企业虽然有品牌意识，但没有把品牌放在重要位置，没有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往往只是说说而已，没有付诸行动；有的企业缺乏创造品牌的动力，一遇到技术上或资金上的困难就产生畏难情绪，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对品牌的追求；有的企业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在与外商的合资合作中轻易地出让自己商标的使用权，以换取眼前的经济利益，而丧失了长远的根本利益。
2、企业商标法律意识淡薄。有的企业虽然在其产品上使用商标，为商标的研制、开发、营销花费了上百甚至上千万元，但没有及时注册，反而被其他企业抢先注册，品牌无形资产的信誉价值、消费者对该品牌的信任度等一并拱手相让，企业不得不回到零点，所有的品牌积累只落得个“为别人做嫁衣裳”的尴尬结局。有的企业只注册单一产品商标，没有注册服务商标，致使其他企业抢先将该商标注册为自己的服务商标，不必研制、不必开发、不必营销便掠夺了该商标的信誉，获得了巨额的不当利益，产生“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客观效果，而一旦这个品牌的服务砸了牌子，必然发生连锁反应，使多年的品牌经营一夜之间付诸东流；有的企业没有注册产品的防御性商标，使一些企业在类似产品上注册了与该商标相近似的商标，以产生“借光”的晕轮效应，这是典型的商标淡化行为，也是典型的搭便车行为，使品牌进一步发展、经营产生不应有的麻烦；有的企业只在中国注册了商标而没有在国外注册该商标，驰名品牌在国外被抢注，致使品牌走向世界步履维艰。“杜康”在日本被抢注，山西“竹叶青”酒在韩国被抢注，云南“阿诗玛”香烟在菲律宾被抢注，最终迫使我国企业要么高价购回被抢注的商标，要么忍痛放弃在抢注国的市场份额，这一类的教训还很多。
由于消费者心理的转变，品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今的企业竞争表面上是市场份额与利润的竞争，实质上却是品牌形象的竞争，国内企业要想在全球化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打造出自己的品牌，维护好自己的品牌。没有竖立品牌的企业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长期竞争中注定会被淘汰。
（三）政府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值得反思。几十年来，中国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低级要素，通过走接受国际产业转移来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的开放道路，发展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特征和优势的产业体系，成功地发挥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说是一条在特定阶段所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但这种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增长模式也造成了诸如能源紧缺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加剧了社会矛盾。要实现国家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逐步加大对技术的研发与引进，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创新型产业的过渡，摆脱现如今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位置。事实证明，1992年中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并未获得成功，政策的过多倾斜帮助外企占领国内广阔市场的同时，外资却严格控制核心技术的转移。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要获得技术进步必须依赖于自主创新，这就需要明确创新的主体。由于目前国企内部的考核机制偏重于效益，而创新周期长、风险大，所以大多数国企不愿创新，因此自主创新还得靠民营企业。
但一直以来，政府出于各种偏见将民企视为国企和外资的附庸，对民企的政策有较大歧视。加之融资困难，民企的生存发展一直十分艰难。要发挥民营企业的创新力，必须给予民企政策上的扶持和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倘若不做出改变，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税，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大量利润外流，国家的经济将丧失殆尽。
（作者单位：1.上海金融学院；2.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上海市商务委员会.2009上海服务业发展报告.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2]中国产业地图编委会.中国产业地图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朱磊.FDI对长三角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硕士论文，2009.
[4]李.跨国公司并购与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世界经济研究，20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