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25 15:55:1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儒家思想局限性，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儒家文化 家族企业 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在行为方式上，主张推己及人、由亲及疏、齐家治国，顺乎伦理贴近人情；在生活态度上，主张顺天因时，积极人世；在处事准则上，强调和谐，追求中庸，“过犹不及”。这些特质表明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可以作为行动的指南。
不管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家族企业仍然对企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家族企业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具有一定的优势。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家族企业都是普遍存在的，对于中国来说，许多以家族企业形式存在的中国私营企业(包括海外华人企业)构成了除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之外的经济实体。
一、儒家文化与家族企业的联系
儒家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虽然不存在了，但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人生态度、行为准则的儒家思想却牢牢地扎根我们的思想中，与我们的灵与肉结为一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正因为如此，许多企业家不断地从儒家思想中得到启发，成功创办企业的同时，也培育了优秀的企业文化。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经过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传承，对于现代中国企业的影响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家族企业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基于血亲和姻亲而产生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特别是血缘关系，还具有无法选择性和不可替代性。家族成员之间长期互动，彼此了解和特有的关注和宽容，使其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较之外来人而言要强烈的多。家族文化价值观使家族成员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目标，并对实现目标构成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就是一条心。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强调每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但也不乏会出现了一些过分贪婪、自私，对社会以及企业漠不关心的心理和行为。儒家文化的群体意识和对国家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处理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在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基础上，增强整体的凝聚力，强调群体意识与团队精神，强调实现个人价值与奉献社会相融合，这也正是东方式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利用儒家文化发展家族企业
改革开放30年，也是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30年。如今，民营经济已经占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经济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促进就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国的家族式企业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1.家长式；2.关系；3.不安全感。
民营企业家对待自己的企业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采用家长式的做法，这也正是儒家文化的体现。在对于企业的管理方面，民营企业家依靠自己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避风险。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民营企业家带着一种不安全感，将企业发展壮大。但是这种家族式的企业不可能会发展的很大。因为它本身具有局限性。由于企业家不相信自己关系以外的人，但由于自身能力有限无法接受新观念，先进文化。
安利，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家族企业能够一直保持如此一个好的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所有人都把自己当成这个公司的一份子，对待这个公司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这就是与我国一些家族企业相比，能发展的久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优势。在家族企业中，所有的管理者都是在这个企业中长大，都是随着公司一同成长，而且也非常关注公司的发展。可能在一些具体的公司运营方面，家族的每个成员都会有分歧，但最终的目标一致，都希望公司更好。
家族企业的另外一个优势是，管理者在制订企业发展战略时，着眼可以更加长远。任何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家族企业中的每个人必须相信未来，着眼长远，要非常有耐心。很多上市公司把眼光盯在各种财务报表上，报表要非常漂亮，而家族企业则可以踏踏实实做一家好公司。家族企业更容易着眼长远来制订企业发展的战略，尽管这个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短期收益并不好。
很多人觉得，在家族企业里，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是家族的成员，这是一个挺好笑的局面。但实际上，我觉得，所有的家族成员都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促使我更好地管理这家公司。我觉得在家族企业治理的同时，保持一个融洽的家庭关系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家族的每一个成员对公司的业务都非常关注，他们也把自己的心血注入到了这家公司之中。
我们所有的家族成员都非常喜爱这家公司，也都非常认可公司的价值观，非常关注公司的发展。这同公司的两位创办者有关，他们就是把我们在这样一个氛围内带大的。我父亲经常对我说，拥有一个企业并不是拥有一种权利，更多的是承担了一种义务——管理好家族企业的义务。
历朝历代，聪明的统治者都会把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基本思想。儒家的精髓是叫人怎么做人和怎么治人。想必治人、治家、治企业、治国应该都在可以遵循儒家的精神。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抛弃了这种精神，你的企业就不会成为一个有灵魂有作为企业。儒家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在全球都是应该学习并加以运用的。套用过去一个词来形容儒家学说和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就叫“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如此，美国如此，全球人都如此。因为，那是做人的基本底数，是根本。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所以就要以宽阔的胸怀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又要使儒家文化的优秀部分得以发扬光大，并且走向世界，为当代世界科学文化和管理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当今经济科学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儒家文化必然会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越来越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康宁，张芳玲.中国企业500强[N]新华网，2006
[2]李剑.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智慧价值[J]传统文化，2009
2012年初，三卷本《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出版。这是一本着眼于自三皇五帝至秦帝国一统的文明史。在孙皓晖的笔下，这浩荡的三千年正是孕育中国文明的原生阶段。在书中，孙皓晖将这段历史的演进归结为七次文明的跨越，及至最后在秦帝国时代使中国古典文明登顶巅峰。
振兴中国文明需要追根溯源，而“根”就在这三千年中。孙皓晖说，没有文明的自信也就没有民族的自信，而自信正是来自对“文明之根”的重新理解。
“源头思想都是我们的财富”
孙皓晖出生在陕西三原县，那里正是古老的郑国渠的所在。有关于郑国渠以及数千年前的久远记忆，曾相伴着孙皓晖一起成长。若干年后，发生在这一广袤地带的历史与文明，成了孙皓晖研究的领域。
1992年，经年积淀的孙皓晖开始构思写作秦帝国的历史。此后的近五年时间内，他就此写成了一部长达136集的电视文学剧本，即近年上映的长篇历史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
同时，孙皓晖应邀将剧本改成小说出版，引发追捧。
三卷本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几乎延续了同样的套路。一开始，这仍是孙皓晖为一部历史纪录片写的脚本，只是与文学作品相比立论已经有了明显不同。在见诸报端的书评文字间，这套书被称为《大秦帝国》的理论版。
于孙皓晖而言，这是系统展示其多年学术研究成果的机会。
《望东方周刊》：什么是原生文明？
孙皓晖：在我之前有人提出过“原生文明”，但意义局限在“土生土长的东西”，并没有赋予它一个明确的概念。而我试图从理论上解释，原生文明就是一个民族的文明经过成长、沉淀、升华到成熟，能够传承下去的一种长久的文明。
《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说，要“明确我们的文明根基”。我们的文明根基是什么？
孙皓晖：作为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深入透视，仅仅有《大秦帝国》是不够的。中国文明史对历史事件的记载、研究、考证最详细，但我们对中国文明状态的总体解析和分段研究基本上没有。
当前，我国文明正处于转折期，社会上出现各种文化思潮。我们应该站在文明史的高度去思考中国文明。
秦前三千年的历史文明可以牵扯出中国文明的所有脉络。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秦及其之前的源头思想都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应该利用好每一笔财富。
《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讲到，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的两千年，中国文明就呈现颓势。你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孙皓晖：夏、商大体上是邦联制时代，周进入了联邦制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各诸侯之间的联系不断紧密。春秋时王权开始衰落，诸侯们开始不断改革、创新、竞争，最后认识到板块分裂不利于我们的生存。到了战国中期，天下一统的趋势逐渐清晰。
秦的统一正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秦统一了中国的疆域，也统一了中国的文明。汉高祖对秦各方面的制度进行了继承和发扬，但这种状况持续到汉武帝时开始发生变化，汉武帝在社会制度上继承秦制，而在统治思想上则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汉武帝至，虽然科技方面有些成就，但这两千年的中国文明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因为在这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政治制度沿袭秦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越来越趋向于僵化。
客观、公正看待儒家思想
数年前，全套《大秦帝国》出版，规模达到空前的六部11卷，超过500万字。其中，第一部《黑色裂变》已拍成电视剧播出，叙述主题是商鞅变法。
这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法治文明的起点。只是，秦人的开拓没能维系太久就迎来了秦二世灭亡，继之而起的是统治中国思想史的儒家学说。孙皓晖对儒术独尊的批评有些激烈，他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荒唐。而这一观点经由电视剧传播后，让他招致诸多非议。
在三卷本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孙皓晖依然试图拨开中国文明源头的迷雾，再次论证重现文化多元的重要意义。只是，他被论者戴上了“扬法抑儒”的帽子。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有这种批评？
孙皓晖：我并不承认是在“扬法抑儒”，我只是客观呈现历史原貌。在原生文明时代，法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而儒家思想并不被看好，秦的大一统也是得益于法家思想。所以当我把这种客观事实呈现出来的时候，有人会对我有误解。
《望东方周刊》：怎么认识一些人主张尊孔的现象？
孙皓晖：当前社会思潮多样化，儒学热也兴盛起来。由于受两千多年儒家思想统治的影响，大家本能的向儒家思想附会，比如一些学校让学生们背“四书五经”而不是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等等，有再一次把儒学推到“独尊”位置的倾向。
我的观点是，儒家思想有很多精华，但也不能全盘接收它或再次让它“独尊”。儒家不是中国文明唯一的思想体系代表，而是我们百家思想之一。不能独尊也并不是说它就要被彻底否定或废除。所有原始思想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应以宽容的心来接纳，把中国多种文化思想体系融合，实现文明的多样化。
也有人认为，从汉朝开始，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推崇儒家思想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这种说法我也是不同意的。对儒家思想应该客观、公正的看待，把它向有益的方向引导。
近现代历史上，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彻底排斥儒家思想。五四时期倡导“打到孔家店”，这种彻底否定儒家思想的做法太偏激。儒家思想虽然保守，有它的局限性和不足，但也有很多精华值得继承和发扬。“”时期“打倒孔家店”也是一种极端做法。
中国的独特表现是文化信仰
在孙皓晖的治学生涯中，他原本长时间倾注于法学领域。转向对中国文明史的研究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
孙皓晖对当年曾经占据一定市场的黄色文明落后论、中国文化酱缸论不以为然，在他眼里那是一种文明上的自我矮化。孙皓晖说，这正是促成他转而研究中国文明的原因所在。
“中国文明的强大和不朽，在雄厚的原生时代。”孙皓晖坦言，他希望能通过揭示中国原生文明在前三千年历史实践中的强大生命力，进而明确中国文明的根基、确立国家的文明话语权。在他眼里，这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文明跨越的必备历史条件。
《望东方周刊》：如何认识当今时代的知识分子？
孙皓晖：当前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中有一个特点就是精神分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崇洋”，他们崇尚西方的自由民主，认为西方的所有思想都是好的，全盘西化。其次，他们在对待中国文明遗产的时候，又主张儒家独尊。
民主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共同追求，中国也追求民主。但是，民主需要的是相互协商和彼此退让，如果主张“独尊”，又怎么能够建立起民主呢？
在英国，莎士比亚只是代表一种文化而不是代表一种思想，而中国孔子的儒学成了我们两千多年“独尊”的文明，这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理论趋势。
学习西方，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方法论，而我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完成方法论的革新。比如，五四时期很多学者外在打扮等方面学习西方，出门西装革履，可是回到家里奉行的仍然是儒家思想的家庭伦理观。
《望东方周刊》：有种观点认为，当今一些人缺少信仰。你这样认为吗？
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管理；人本管理
1、现代企业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企业整体的离职率居高不下
根据2015年八月网易财经的调研报告，企业员工整体离职率平均高达17.7%，2014年离职率比2013年增加3.2%，员工主动离职率居然达到19.6%；2015年比2014年稍有下降，但部分企业的员工离职率仍然居高不下，达68.9%，个别企业甚至达到98%，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整体来看，据统计，之前员工离职的首要原因是对薪酬不满，2015年采取调薪措施，调薪幅度为7.6%，以降低离职率，因此2015年比2014年离职率稍有下降，但仍处于高位。高离职率会给企业带来诸多问题。第一，人力资源的管理费用增加，招聘单位的总成本增加。第二，企业的信誉受损。第三，公司业绩受损。
其次，企业缺乏人本管理
“人本”思想即是提倡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而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尽可能去考虑员工的需求，突出其在管理中的地位。企业管理上缺乏人性，会影响员工对公司的工作态度。然而，今天的企业财务目标却是在极力推崇利益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及股东财富最大化，高层管理人员只为股东利益考虑，忽视了中低层的职工利益，甚至耍领导范，不尊重低层员工，自己不愿做的事或者对自己不利的事却交给下属去做，为难下属，损人利己。上级都缺乏对待下属的基本道德，如何望下属为你为公司付出努力去工作！追究其原因，是管理人员缺乏那种爱人爱民的素养以及中国自古以来的等级观念未得以消除。
第三，员工主动性差
中国企业普遍存在员工缺乏归属感、主动性差、执行力差的问题。员工缺乏归属感，便会消极怠工，主动性变差，影响工作效率，势必会影响企业战略的执行。在国企，工作人员不努力不上进也不会丢工作，因此其对工作的主动性更差。问其原因，大部分人所持的观点是，公司不把员工当作人，而是把他们当作劳动工具，使得他们没有动力为公司卖力，仅仅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这些不但影响公司的质量和产量，影响公司的工作效率，还会给常常进入车间参观的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公司的整体形象。这是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工作没有做好，对员工的关心不到位。
最后，利己主义盛行
这样一个经济腾飞的时代，难免会带来功利主义，人们会为了挣钱而追求功利，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这些行为会引发更多的欺骗和不诚实。当今我国就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人与人之间信任度降低，人人追名逐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很紧张，人际关系得不到好的解决，那么何来团队，何来团结！团结的力量对公司很重要，利己就会打乱团结，打乱队伍，管理更加困难。企业之间若诚信缺失，为逃税做假账，为谋取私利而损害环境和他人，那么假货充次市场，社会市场秩序混乱，不但会影响企业存亡，还会影响国家的发展进步。
2、儒家思想的时代性
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大概可分为四个阶段：先秦的“仁爱”思想、两汉的独尊儒术、宋明的程朱理学、现代的新儒学。在这期间也曾阻碍重重，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末清初对儒学的批判、民国初期打倒孔家店、批孔运动。儒学总是繁荣一阵又被打被批，但是每次被阻被批之后总会再次崛起、继续向前发展。经济全球化，西方先进企业管理模式盛行的现代，人们批判儒家说其是封建礼教，只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然而，近年来市场经济跌的风云变幻，美国遭遇经济危机，而以儒家思想为首的企业文化承受住了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对今天的企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并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化。跌倒又爬起的无数次经历，让儒学更显其顽强的生命力，更具有时代价值。
3、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以“仁”待人，天下归仁，管理者应该爱自己的下属和所有员工。若尽可能去考虑员工的需求，把他们当作家人一样看待，根据自己的财务能力给员工适当的调薪，满足他们物质需求；常常给予他们关心和鼓励，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积极开发人才，管理人才，对他们委以重任，让他们有一颗为公司奉献的真心。以“仁”治企，实现人本管理，以激发员工主动积极性。富士康跳楼事件频繁发生，追究其原因却是其缺乏人性化的管理，为了获得财富而把人当作劳动工具。对待员工像对待机器，对员工管的过紧，待人不够“仁”。
以“义”要求自己，君子“行义以达其道”，“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这并不是说只讲义不讲利的清高，而是强调追求“利”应该建立在“义”的基础上。面对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难免会追名逐利，一心为利己而损他人，克服利己主义，需要建立一种内心的觉悟，良好的个人品行是管理工作要求的基本素质，修己才能更好地安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样一来，大部分工人都对他尊重有佳。通过这样的有效沟通和管理，可提高效率。以礼相待，让员工感受到爱和尊重以及自己的存在价值。
4、总结
儒家思想是我国的传统精神文明的精髓，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穿越历史长河流传至今，值得今天的我们传承和发扬。任何思想都有其历史性和局限性，我们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坏的丢弃，把好的传承下去。如其核心思想“仁义礼忠信”，本是用于教一个国君如何治理好国家，也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今天，还可以延伸其功能，将其用到企业的管理中，管理企业，可用“仁”来分工，用“礼”为规范，用“义”可约束，用“智”谋发展，用“忠”于职守，用“信”创和谐。儒家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弥补现代企业管理的缺陷，完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陈晨捷，论先秦儒家“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J].孔子研究，2010，（2）.
[2]孙大林.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J]中外企业家，2015（17）.
摘要：对我国传统音乐伦理思想进行探析，旨在揭示其产生、存在与发展的规律，为新时期正确地认识音乐伦理之现代意义提供有益启示，并引发学界对于音乐伦理问题的思考与关注。
关键词：传统音乐；伦理思想；启示
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在思考社会文化、探讨音乐作用时对音乐伦理问题多有论及，只是论述的角度和程度不同而已。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礼乐思想特别强调音乐的伦理功效，强调音乐在移风易俗、陶情冶性、教化百姓、安邦治国等方面的独特意义。在此后的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时代，也有不少思想家、哲学家阐释他们的某些思想。但是对于传统音乐伦理思想的系统性总结与梳理，却鲜有学者给予专门性研究。
在目前散见的有关音乐伦理思想记载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论语》、《苟子-乐论》、《吕氏春秋》、《乐记》；后来直至宋明理学的有关音乐伦理思想之阐述，如《文心雕龙》中的《乐府》，《通书》中的《礼乐》、《乐上》、《乐中》、《乐下》等，大都是承袭《乐记》而来。系统梳理和剖析我国传统音乐伦理思想，将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音乐伦理在现代意义上的价值。
一、乐通伦理，乐与政通
以伦理政治为轴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传统文化中的“乐”不止是单纯的歌唱钟鼓之类，它的意义也决不仅仅限于音乐本身，而是关系到政治的隆替，国家的兴衰，以至个人的祸福等。先秦诸子尤为强调音乐与政治、伦理的关系，曾就“乐”的社会作用和意义展开过激烈的论争。
1．儒家赋予“乐”丰富的伦理内涵，把“乐”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明确提出“乐通伦理”、“乐与政通”。在集儒家思想之大成的《乐记》中，最早将“伦”、“理”二字合用，指出音乐与政治、伦理相通：“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记·乐本篇》)；“是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乐记·乐施篇》)，是“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记·乐论篇》)。因而察乐便可知政，审乐可明人伦之理，合礼用乐就可以使人有德。孟子也主张乐通伦理，日：“闻其乐而知其德。”(《孟子·公孙丑》)《吕氏春秋》中多次论及乐与政治的关系，认为考察音乐便可了解一国之政。所谓：“凡音乐，通乎政而风乎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吕氏春秋·适音篇》)
2．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由于片面地认识到音乐亡国的事实而主张“非乐”。墨子论乐集中反映在《墨子·非乐》中。他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主张非乐：认为“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而要为乐就必须制造乐器，这既费时又费财，费用无非是剥削老百姓。而担任演奏的乐手必是“耳目聪明，股肱之毕强，声音之和调”的壮年，虽满足了王公大人的享乐，却浪费劳力，妨碍生产，必然亏夺百姓之财。这种非乐主张，一方面表明他是承认音乐的美感以及人们对于音乐的需求和社会作用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反对的是统治者“不节制用乐”的享乐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因此，他的思想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有一定的局限性。
3．法家代表商鞅和韩非则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儒家的音乐主张。商鞅直接把“乐”斥为导致国家削弱的原因之一，指出：“六虱：日礼乐，日诗书，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站，必贫至削”(《商君书·勒令》)；“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生，必强”(《商君书·去强》)。韩非则反对“新声”，认为“新声”是靡靡之乐，是亡国之音，并得出“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韩非子·十过》)的结论。以他们为代表的法家从“齐之以刑”的政治观出发，认为音乐具有腐蚀人心的作用，不利于政权巩固，不利于富国强兵，所以反对“礼乐”。这种思想和理论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反映了当时客观政治形势的激烈变化。
4．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由于看到了当时统治者“用乐”所造成的危害，因而不仅否定“礼乐”，而且将世俗的音乐本身也全否定了，这是他们思想的局限性。老子在“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下，从“无欲”出发，认为“五音令人耳聋”(《老子》第十二章)，反对音乐。指出真正的音乐是形而上的、与“道”合一的音乐，即“大音希声”。主张治乱最好的办法是“无欲”。庄子从哲学的角度，提出“至乐无乐”的命题，主张真正的快乐是“无为”。他把“形色名声”的“乐”和“钟鼓之音”，看成是“乐之末”，日“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庄子·天道篇》)基于以上认识，道家否定了一切人声之乐，并以此剥夺了人们享受音乐的权利。虽不利于音乐的存在和发展，但有利于当时统治者的
关键词 恩格斯 孟子 劳动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s
――Comparison between Engels' Thought and Ideas of Mencius
WANG Jiyu[1], JIN Wei[2]
([1] College of Marxism,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2] College of Tourism Management,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Abstract Engels and Mencius thought that humans and animals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Engels from the labor point of view, that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 is through the work achieved. Mencius, from a moral point of view,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imals that people who train people to become Jen's full of people. Fo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an and animal, Engels, and Mencius, two thinkers are given their different criteria for the classification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Key words Engels; Mencius; labor
1 恩格斯关于“人与动物的区别”思想
在恩格斯思想中，劳动创造了人类自身，人类是从动物中经过长期的实践活动发展而来的，人类利用劳动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使人类在自然属性基础上提升出社会属性，通过劳动使人成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真正的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同动物一样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资料，从而来维系人的生存、繁衍和发展。人在依靠自然界生存过程中，逐渐通过劳动实践，使手得以解放出来，进而产生了语言，最终实现了从猿脑到人脑的过渡和意识的产生，使人能够发展下去。而动物依然维系着它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通过利用自然界来使自身生存下去。
劳动是人类生活中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在达到这个基本条件过程中，劳动创造了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即手的解放、语言产生和人脑形成等。首先，劳动解放了手。古代类人猿由于自然界的变化，生活方式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而变化，从森林中走向平地来生存与发展。“这种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在攀援时手干着和脚不同的活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平地上行走时也开始摆脱用手来帮忙的习惯，越来越以直立姿势行走。由此就迈出了从猿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由于直立行走，手就被解放出来了，使手的功能大大增强。其次，劳动产生了语言。在劳动过程中，人们相互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所增多了，随之产生了人们之间交往思想的需求，进而产生了自己的发音器官，发出一个接一个的清晰地音节。语言是从劳动中产生并同劳动一起发展，这是其他动物无法比拟的。再次，劳动产生了人脑。“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人脑较比猿脑更要完善得多，是通过劳动和语言的交流作用下，使猿脑改造成为人脑。伴随着人脑的发展，感觉器官也发展起来，而且越来越灵敏，这是其他动物无法超越的。劳动使猿转变成人，使人的手得以解放，使人的语言得以产生，使人的脑得以形成，使人的感觉器官得以发达，进而产生了人的意识，所以意识也是劳动的产物。
人的劳动，使解放的手能够制造真正的工具，进而有了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使清晰的语言能够建构交往的需要，进而形成生产关系的适应和完善；使有意识、有计划的人脑能够改造存在的世界，进而形成科学、道德和宗教的发展。所以，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劳动，即动物只是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单纯地通过自身存在对自然界发生作用；而人类通过劳动，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标所服务，进而统治和控制自然界。
2 孟子关于“人与动物的区别”思想
在孟子思想中，仁德的培养是使人能够成为完整的人的衡量标准。孟子在《孟子》一书中曾多次使用过“禽兽”一词。孟子在《孟子・离娄下》中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进而在《孟子・滕文公上》中指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差别只有一点点，而这里的差别在于教育的有无问题上。这就说明“人跟禽兽的这一点点差别，要靠教育才能得到保存和发展。”
孟子思想中的“禽兽”一词包括三方面，即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动物、不接受仁德教育的人、非儒家流派的流派的人。首先，禽兽是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动物。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指出：“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浚ū疲┤耍……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此处所指称的“草木禽兽”就是生物学意义的动物，这种禽兽就是相对人来说的动物。其次，禽兽是不接受仁德教育的人。这里不接受仁德教育的人分为两种，即夷狄禽兽和蒙昧禽兽。一是夷狄禽兽，指处于中原地区四周和还未学习到中原文化的夷狄人，但他们有进一步学习中原文化的可能性。二是蒙昧禽兽，指生活在中原地区，但却不接受中原的文化教育，只知道自我生存和生活，而不顾及他人利益。这种人不受教育、不思进取，终日衣食无忧而不学习仁义道德，这和动物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再次，禽兽是非儒家流派的流派的人。禽兽是指生活在儒家文化熏陶范围或周围下，不认同儒家文化的流派的人。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指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朱自私无爱，是对君主的不忠；墨翟无私大爱，是对父母的不孝；不忠不孝的人就是禽兽。孟子站在儒家思想的平台上，抨击其他异于儒家思想的流派，辱骂非儒家流派的人是禽兽一样。
孟子从两个角度，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分析了禽兽的不同含义，最终归结于一个仁义道德的标准来划分人与禽兽（动物）、人与禽兽（人）的区别。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指出：“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小人”只关注衣食住行的事情，而不关注人格、品德的培养和提升；“大人”不只关注衣食住行的事情，而且还要接受教育，提升仁义道德的培养。人是社会中的人，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也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所以要有社会关系。对于这些社会关系，孟子称其为“人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而这些人伦都是根据人的本质所在。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或动物的人只是维持自身生存需要，而真正的人是要追求仁义道德的培养和教育，这才是人的本质所在之处。
3 恩格斯和孟子关于“人与动物的区别”思想比较
人与动物的区别问题在东西方文化思想中存在着差异性。从恩格斯思想的角度看待孟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是超越精神的缺乏，忽视了实践活动对人类外在世界的改造；从孟子思想的角度看待恩格斯，恩格斯思想的局限性是缺乏现实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投入，忽视了仁德培养对人类世界的内在自修。
首先，在思维上有“两个王国”的划分，即感性王国和理性王国。第一，感性王国。孟子思想中“禽兽论”的提出是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他立足于“人”的伦理道德标准去划分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但是，孟子没有追溯人类自然性的由来和发展，只是站在当时的社会现状，即礼崩乐坏的大动荡时期的社会现状，用儒家思想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和社会的运行。孟子站在儒家的讲坛上，抨击非儒家的人士，将他们都视为“禽兽”，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没有什么差异。在孟子的思想中带有浓厚的主观性色彩，以感性的思维方式去判断“君子”与“小人”、“夷狄禽兽”、“草木禽兽” 、“杨墨之流”的差异，认为仁义道德只有真正的人才能独有，缺乏理性思考和深入思考。“草木禽兽”是纯粹的形体变化的动物，而“小人”、“庶民”、“杨墨之流”、“夷狄禽兽”等非儒家的人们同样具有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能过于简单的以仁义道德的感性标准来划分人与动物的区别。第二，理性王国。恩格斯思想中“劳动论”的提出是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形成的，他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标准去划分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恩格斯研究了人类自然属性的起源和发展，特别是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提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用人类的有意识或有系统意识的实践活动来区分动物的无意识或浅意识的生存活动，这是一种理性的思考，逻辑的思考。但是，恩格斯思想中明显存在着灵与肉的分离，人的意识作用于人的肢体，支配着肢体去做实践活动；可人的意识的自修却是一种缺乏，缺乏感性聚集，缺乏思想文化的沉淀。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客观判别标准，感性认识为理性认识提供判别依据，两者不能分离开来。
其次，在活动上有“两个世界”的划分，即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第一，外在世界。恩格斯认为，人类通过劳动进行实践活动来支配和控制自然界，人的意识能够改造人的精神以外的外在世界。第二，内在世界。孟子认为，仁义道德是人类的自我内修的精神成果，是在人类内心中形成的一种约定成熟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是在人类的内在世界里形成与发展。但是，人类内在世界的仁德是依靠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人自身等对象性的外在世界作用下形成的内在世界。孟子代表的儒家思想缺乏劳动的外在世界实践经验的基础，只是单纯地在内在世界中构建理想图景，而通过这种内在的理想图景去区分人与动物的区别问题是不够全面的。外在世界是内在世界的客观基础，内在世界是外在世界的主观反映。人们要通过劳动才能建立起社会交往中的仁德关系，如果没有外在世界的劳动，内在世界的仁德就是空谈，所以两者不能割裂开来。
从恩格斯来看孟子思想，可以说孟子缺乏外在的、理性的超越精神；从孟子来看恩格斯思想，可以说恩格斯缺乏内在的、感性的情感精神。对于人与动物的区别问题，东西方思想都给出了各自不同的标准，即东方的孟子思想在道德方面划分出了仁德标准，西方的恩格斯思想在理性方面划分出了劳动标准。所以，在分析人与动物的区别问题的解释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东西方思想的异同性，理解恩格斯和孟子的思想出发点，同时也反映了恩格斯和孟子的思想的合理性和缺陷性的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傅佩荣.傅佩荣细说孟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生态女性主义观；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6 ― 0091 ― 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长足进展。随之而来的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雾霾严重、资源耗竭、生态破坏；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此类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世界范围内生态与环境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同样愈演愈烈。针对生态与环境问题，西方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现以多丽丝・莱辛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同时中国也开始向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寻求理论支持与指导，两者融合，势必为今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新思路。
1.莱辛的生态女性主义观
生态女性主义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人类中心论的观念在西方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一种政治与社会运动。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拉开了当代环境运动的序幕。麦茜特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自然之死》一书认为：要将“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联系起来，开创对二元论的批判。在90年代至21世纪生态女性主义蓬勃发展。这一观点批判人类中心论，反对男性中心论，希望维持生态平衡，建立和谐社会。多丽丝・莱辛生态女性主义观着重探讨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内因。多丽丝・莱辛一直是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践行者。莱辛反对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莱辛展示了生态困境、人类生存困境。多丽丝・莱辛生态女性主义观着重探讨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内因，但在试图寻求解决途径之时，遭遇困难。要解决生态问题、伦理道德问题或可在儒家思想中寻求理论支持。
莱辛关注人与自然地关系、关注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莱辛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在很多方面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契合，如非人类中心论，这为二者相融提供了前提。如何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摆脱困境，莱辛及其他生态女性主义者在解决此类问题时遭遇瓶颈，儒家思想或可为其提供理论支持与指导。
2.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欲从三个角度说明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首先，儒家思想持有有机整体的宇宙自然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体现了孔子把万物纳为一体的自然观。《孟子・尽心》里提出“亲亲”、“仁民”、“爱物”，强调以仁爱之心对待天地万物。张载的“民胞物与”观点表明其宗旨是和平共处、万物一体。
其次，儒家思想强调非人类中心论。虽然儒家思想关注人的主体性，但其也强调人与天地万物的整体性，强调万物平等。张载“乾坤父母，民胞物与”说明人与万物在天地中同样渺小。儒家思想虽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但其目的非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而只为人类能够尊重自然、养护自然。大禹曰：“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周文王曰：“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升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更倾向于非人类中心论。
再次，荀子的性恶论及控制自身欲望的观点在生态层面具有新价值。荀子提出“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对此，荀子提出了对待欲望的节制理论。荀子的节欲论，在今天人类为一己欲而大肆掠夺自然之时，无疑对人类的贪欲起到扭转、纠正与指导的作用。荀子的性恶论及控制自身欲望的观点体现了他的道德观、伦理观。荀子注重节欲、注重道德水准提升，可促进生态良性发展。
儒家思想的整体观、非人类中心论与节欲论具有逻辑性、较为全面，这对“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态领域中的新发现具有重大意义。
3.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相似性
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融具有可能性。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近年在中国得以接受为生态女性主义本土化提供了先决条件，可以预测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趋势。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订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介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自然与女性的关系等加以述评。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国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植入提供了先天土壤。多丽丝・莱辛作品及生态女性主义观在中国得到广泛回应表明中国对莱辛的研究是在自己的文化诉求中展开的。20世纪50年代，莱辛被译介进中国，近年向丽华《多丽丝・莱辛研究在中国》，胡勒《多丽丝・莱辛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对莱辛做了综述。八九十年代，研究多数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切入，2005年，湘潭大学谢鹏发表的硕士论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一文说明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脉络及观点、在中国的发展及意义。综观莱辛在中国的接受，其研究明显体现出生态女性主义价值取向，中西方在探讨道德修养、解决生态危机方面能够相互借鉴。今日尚需进一步挖掘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潜力，促进其在道德伦理修养方面的提升作用。莱辛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在中国得以接受显示中国呈现生态女性主义本土化趋势，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克服其局限性后与之碰撞与融合，必为解决生态问题与道德问题提供支撑与指导。
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两个方面具有相似性。首先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思想皆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二者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二者认为万物起源相同。儒家认为“天地者，生之始也”，即天地是万物之本源，万物皆以天地为父母，彼与此皆为天地之子，万物如兄弟姊妹，平等共处，皆因自然万物起源相同。莱辛在其作品《野草在唱歌》中，把自然与女性结合起来，认为自然与女性的相似处首先体现在二者为起万物源，女性为母，繁衍后代，是人类的母亲；大自然是万物的母亲，皆在自然中孕育成长。在世界本源的认识上，两种思想的观念是一致的。第二，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思想皆有整体观。《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儒家整体观的发展顺序是从个体出发，然后是家，然后发展至国、至天下，即从个体到整体、从人类到自然万物皆为一体，此为天人合一的核心。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针对自然资源皆提出可持续的发展观。儒家在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提出了可持续的发展观。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闯兀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由此可见，古代的统治者及思想家及其注重自然资源的及时养护，之后才是合理的利用，以利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儒家注重道德水准提升，可促进生态良性发展。
时移世易，人类以发展的脚步飞快走到今天，为满足人类的私欲，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造成了严重后果，莱辛在其作品中把生态问题作为重点向人们展示由此而带来的困境。莱辛在作品中描述自然对人类的反抗与惩罚，对人类的过度开发敲起警钟。生态女性主义者针对自然提出了合理运用自然资源的主张，当前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在面对生态危机时，依然可以向古老的儒家思想寻求理论基础，使之成为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儒家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注重于防患于未然，生态女性主义者的主张是在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之时提出，但二者的终极目的是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从而人类才能得以长久存在。
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融具有重大意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生态女性主义的深化发展提供新向度。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愈演愈烈，很多学者、作家试图向古老中国的哲学思想寻求理论依据。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与有着高度的契合点，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深化发展提供新向度。阐释莱辛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揭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对之所提供的理论支持，将理论论证与实质论证科学地结合起来，使结论具有客观性，从而深化完善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本土化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参 考 文 献〕
〔1〕傅华.生态伦理学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齐丹.多丽丝・莱辛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D〕.济南：山东大学，2011.
【关键词】孔子 思想 高校 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2-0029-02
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私人开坛讲学的第一人，被尊称为“万世师表”，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思想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影响至深，堪称“大圣人”。孔子在世，提出有教无类，广收学生，把教育对象扩大到社会每一阶层，把文化知识传播到社会每个角落，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纵观孔子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学作风对当今的高校教育有很大的启示，其很多教育理念值得高校教育借鉴。
一 孔子“有教无类”的办学理念与当前普及大学教育的思想一致
孔子办学，提倡有教无类，每个人不论身份和社会地位高低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这在当时还处于奴隶社会的时代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相传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此外，孔子还有众多的编外学生，而在这些学生当中有些社会地位是极其卑微的。
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与我国普及高校教育、推行大学大众化教育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有时代的局限性，比如孔子是不收女学生的，孔子歧视女性的思想是要批判的。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时至今日，在很多农村地区仍然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不让女儿读书的情况依然存在。但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让更多的平民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对传承中华文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为当代教育思想提供了指导方针。
二 孔子“文，行，忠，信”的教育内容值得当今高校继承和发扬
总的来说孔子的教育属于人文学科，他并不是什么都教。孔子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教育学生，学问、行为、忠恕、信义。以诗、书、礼、乐作为教材教授学生，并严格要求学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说，要求学生不要揣测，不要武断，不要固执，不要自以为是。孔子教学，反对学商、学农，这是孔子教学的局限性。有一次，孔子的学生樊迟对孔子说自己想学农，孔子大怒道：小人哉，樊须也。但孔子仁、义、礼、智、信的教育思想是应当受到我们当今高校教育的重视的。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社会出现了道德危机，人们的道德理念正在被悄然侵蚀，新时代的大学生也变得越来越冷漠、自私、自负。拯救人类的灵魂已是迫在眉睫，重塑国人的道德观念任重而道远。有人说，未来能拯救人类的思想武器唯有儒家思想，这虽有危言耸听之嫌，但也有一定的道理。首先，孔子的道德理念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将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中华传统美德融入教学教材中，从小学抓起，在潜移默化中重塑国人的道德观。正所谓，观其行，听其言，信其道，这种道德规范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其次，孔子对学生的要求，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今天依然是不变的真理，是为人处世之本。作为今天的教育部门也应该重视和发展孔子重德育德的教育理念，儒家精华不可抛弃而要继承和大力发展。
孔子教育之“文”，作为大学教育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的国学教育，掌握必要的国学精华，弘扬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美德是当今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一个大学生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孔子教育之“行”，当今高校教育应该推行对大学生行为习惯和基本道德素质的教育。而“忠”、“信”不仅是道德素质的教育，更是职业道德教育，是当今大学生急需培养的优良品质，对于社会和学生的终生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作为高校教育者要积极倡导国学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等优秀的中国传统美德。
三 孔子“启发”、“引导”的教学方法应该在高校推广
孔子教学并不照本宣科，而是采用谈话式的启发教育，循循善诱，在谈话中敲打启发学生悟出其中的道理。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认为，不到他弄不懂的时候就不要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时候就不要去引导他；告诉他一，他不能想到三（也就是举一反三），也就没必要重复告诉他了。孔子在教学中就是这样举一反三，启发学生学习的。例如，一次子游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现在人们说的孝，是指赡养父母。其实就连狗马也能得到人们的饲养。如果没有孝敬之心，赡养父母和饲养畜生是没有区别的。什么是孝，在孔子这里没有定义，只能自己去领悟。而子夏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则曰：色难，有事弟子之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在父母面前始终保持和颜悦色的态度最难能可贵，有事情晚辈出力，有酒菜长辈先享用，这难道就是孝了吗？对同一问题，孔子给出的回答并不一致。如果现在的老师来教授这一问题，必然是先给出定义，然后再举例说明，学生做笔记、背诵、做练习做作业，最后再来个期末考试。前后两种教学方式所产生的效果也截然不同。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所关注的是学生能力的培养。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脊梁，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不容忽视。孔子弟子三千，贤者就七十二人，试问当今大学生百万，贤者
总之，孔子办学以公平、平等受教育为宗旨；以道德修养为教学内容，使学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体；以启发、引导为教育手段；以好学、乐学、勤问、博闻、善思的学习方法和态度，为中国教育做出巨大贡献，其教育理念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深思。作为今天的教育工作者，理应充分研究和认识目前的形式，审时度势，把孔子的教学理念运用到当代教育中，修身治学和谐建设新中华，作为高等教育应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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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儒家；“善”；人性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053-02
现代由于科技和信息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管理全球化和本土化管理的矛盾，加之长期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在另一个方面暴露着西方管理学的弊端。所以现代管理必须有一个新的方向。本文就儒家思想中“善”进行分析，发掘其对现代管理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一、性“善”
管理学从最早期的管理思想、古典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到当代管理学与东西方管理学的互动与融合，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对于人性的假设一直是管理学思想的重要条件，从斯密、法约尔等人的“经济人”假设，到行为科学理论的“社会人”，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马克思“全面发展的人”和现代管理的“复杂人”，以及当代管理实现中的“博弈人”和“文化人”。不管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作为行为管理科学都是以人性假设为基础的，因为在每一项决策和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的假设。而且管理是人本管理，它不应该是对人性的压制，而是对人性的张扬。如果不研究人性，就不可能把管理做好，要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管理。这样管理才会有效率。
中国古代的人性论思想，尤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经典——儒家思想，整个体系就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治人”，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儒家认为天地间家人是最宝贵的。既然是管理人，必然从最基本的人性来分析。孔子《阳货》中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这包含这人性善恶的萌芽，具有发端意义。这里关于人性的善与恶，孔子并没有展开解释，只是说人的本性原来差不多，只不过由于环境和教育习惯不同，而使人的习性差别越来越远。对于人虽然“性相近”，但是并不完全相等，而是有不同的等级之差，由于智慧、认知能力的先天性而分为不同等级。
到了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关于人性的学说，继承孔子的学说，从“性相近”发展为“性本善”。孟子的性善论，首先从人性出发，提出它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本质属性。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具有“人”的本质。这就是作为人所持有的善德，仁、义、礼、智四种美德。他认为人性的四种德是与生俱来，人皆有之的共性，从而主张人性平等。而这些先天的善的萌芽，就是“善端”。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的思想是一种精神到物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而扩充善端，主要来自于个人主观的修养，通过自我追求以达到善的目的。
而荀子关于人性的观点与孟子相反，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性恶论”。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人性不是天生就有的，而只能是作为人的形体、感官的自然本能属性。而不是以孟子的天赋的伦理道德观念的人性。人性的物质欲望是本性，如果不加以节制肯定是“恶”的。至于善则是后天的人为努力的结果。荀子把恶放在人的本望上，而把善放在后天的认为中，看到了善与恶的对立。因此他提倡“化性起伪，积善成德”。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和荀子实质都不是张扬人的自然性，而是教化人性善的方面，赋予规范和约束的必要性。
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和美国的麦格雷戈的X- Y理论有相似之处。X理论是人性本恶，认为人们有消极的工作原动力，人们的工作本性是被动的。所以应该用各种方式加强监管措施。Y理论是人性本善，认为人们积极的工作原动力，主张用人性激发的管理，使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一致，会趋于向工人授予更大的权力，让员工有更大的发挥机会，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X—Y理论阐述了人性假设与管理理论的内在关系，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人们不可能存在着工作懒惰和勤勉的本性，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主要还是决定于人们在工作中能、责、权、利是否能够统一。所以对于加强工作监控还是松弛的管理方法都应该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儒家关于人性的观点与主张对于现代管理的人性管理有很重要的作用。相对于西方的X—Y理论有一定的先进性，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教化人向“善”，这样个人有了“善”对于人际关系的调整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仁“善”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相互的交往而建立起来的心理关系。在组织管理中，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团结。团结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相反，没有团结互助的精神，组织就缺乏凝聚力，维持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感情关系就会破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会加剧，试问一个组织像一盘散沙似的，如何能够承受住困难和挑战呢？但是如果成员之间的感情融洽、关系和谐，他们就能相互支持、相互帮助，齐心协力地工作。可见人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组织管理效率和组织效益的好坏。
在儒家的“善”关于人际的关系的理论的是“仁”，“仁”字是二人，原指两人关系，尤其在春秋时期应用更加普遍，孔子看到春秋战乱，民不聊生，提出为政以德，宽厚待民，施以恩惠，有利争取民心的政治方略，即指仁慈的统治措施，让统治者宽厚待民。在论语中，有109个“仁”字，作为道德原则使用有大约105次，足见其在孔子“善”思想中的地位，而“仁”最基本的是“爱人”。子曰：“爱人”就是爱人，相互关心，互相体谅，帮助别人，同时人要自重自爱。这种爱人是广泛的，不仅在家族、贵族、城邦、还要推广到普天之下。这种爱和西方基督提倡的博爱有相似之处，都是提倡广泛的爱别人，相互帮助，相互关心。但西方更强调无私，无阶级，没有等级差别。“仁”的实质作用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缓和各方面的冲突和矛盾，使社会安宁。在不同的阶级中“仁”发挥着它的不同作用，在贵族和统治阶级内部，仁使他们协调一致，维持原有的等级和特权。在贵族和劳动者之间仁使前者宽厚，后者恭顺。在一定程度上让统治阶级更好的统治。但是孔子的仁具有一定人道主义，它提倡泛众爱，把一切人其中包括奴隶当人看，这也是其进步的一面。
西方的企业管理中，过去一直非常注重目标、制度、结构、战略，缺乏对正确价值观的强调；注重强调企业经营的非道德性和法律的制约，忽视伦理规范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片面地把个人视为追求最大化利润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关注个体的私人利益和短期利益，忽略对利益相关者、环境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等关系的协调。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管理思想则更强调以人为本，突出对人自身的关注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突出普遍和谐是管理活动的核心。这是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能够存在的理由。
儒家以人为本，崇尚“仁者爱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而“仁”的最高境界“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于人”，在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求管理者在管理整个企业的员工时，采取思想疏导、道德教化的手段，对员工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满足员工精神方面的需要，只有先让员工有所得，才能让员工心甘情愿、齐心合力地为公司作出贡献，这样，管理者才能实现其管理的目的，提高公司的利润、创出业绩。管理者要认识到人是管理的主体。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因此管理者要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让员工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从而更自觉自愿地为企业服务。
三、和“善”
只有正确认识和引导人性的“善”和正确处理和调节人际关系，才能达到管理的“和”也即管理善之美。儒家向来重视“和”，在《论语·学而》中提出了“以和为贵”的命题，以及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是通过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而“同”不讲差别，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这是不可取的。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他还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即人心向背看做是统治者是否具备“人和”的基本条件。管理的五大职能的目的是实现各要素的最优组合与和谐运作以达到过程最优效率和收益最大化。管理不仅是各要素和各功能之间的和谐，更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和谐。过去管理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和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性管理，实际是对管理的一种误读。这种管理与管理战略的全局性和长期性发展相违背，只能使管理走向失衡，企业的管理走向死角，只有让失衡的管理重新回归和谐，实现和谐管理，体现和谐精神，才是现代管理学发展的新方向。管理学的这一和谐走向，赋予了管理学以全新的和谐内涵。
在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大趋势中，儒家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强调人际关系协调的管理思想，比西方唯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方法更适合于现代社会的需要。一个企业要使自身处于最佳发展状态，团队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培养一支充满团队精神的高绩效团队，是企业决策层的管理目标之一。要尽可能使该支队伍趋向于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期望，有着相近或类似的观念、信念、价值和行为规则，以致形成一种共同的行为模式，团结进取。
其培训的着眼点不仅在提高员工的个人能力，更要让员工对公司和企业文化的认同，这样才能把理念传达给合作伙伴和客户，以及整个医药行业。坚持以人为本的和谐管理方针，办公室注重人情味，以孔孟之道和儒家思想为根基，弘扬中国传统美德，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将这些思想灌输到全行业，进行规范行业秩序以达到良性循环。在激励方面注重员工的物质保障和福利的同时，激发员工爱国爱家爱公司的热情等等。这种正是现代社会的企业所学习和运用的原则。
［关键词］儒家文化 东南亚 华人家族企业制度 改革趋
一、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制度及其管理模式
1.家族企业制度及其特征
家族企业是指同一家族至少有两代参与这家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且这种两代衔接的结果,使公司的政策和家族的利益与目标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家族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是以血缘亲情关系为最基本的框架，其人员构成主要来自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出资者所有权和经营权紧密结合，决策权与管理权高度集中，其核心特征是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合一。
2.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模式
长久以来，由于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家本位”的影响，成立之初的东南亚华人企业，普遍采用泛血缘关系的家庭式经营模式，形成了企业组织内“家长制”的等级观念和职位秩序，并最终形成了企业员工对企业家族式的忠诚与信任、整体利益的一致与紧密的强大凝聚力，这使得企业在初始经营阶段便拥有成本较低、经营效率高，产权关系较简单，产权主体相对明确等优点。在有着众多华人的东南亚国家中，家族制企业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企业组织形态。
在发展过程中，东南亚华人企业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模式：其一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重合。只有所有者家族的成员才能拥有真正的经营管理权。其二是人事安排上的血缘化。其内部的管理运作是凭靠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与企业其他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的“关系”为依据。其三是家长集权式的领导风格。公司大权一般集中在总裁或两三个高层管理者手中。其四是追求和谐的企业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笃信“和为贵”处世哲学。其五是良好的经营作风。强调公司的内部凝聚力，注重商业道德，非常注重信用。
二、华人企业制度的文化渊源
企业经营管理离不开传统文化，而独具特色的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制度的形成，自然离不开文化的影响。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文化渊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种企业制度。
1.家国同构。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均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父权家长制。近代国学大师钱穆曾认为“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家族主义的形成与我国古代政治、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密切相关。这种以家为本的思想虽历经社会政治变迁，但绵延至今，其本质未有大的变化，其影响则早已越出乡村，弥散于整个社会。
2.泛家族主义。樊江春、台湾学者杨国枢、刘兆明等详细研究了这种被称之为“泛家族主义文化”的特征及其表现形式，他们认为华人在家族中所集聚的生活经验、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在参与家族以外的组织活动时，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将家族中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及处事方式推广、泛化或带入这些非家族性的团体或组织。先生曾以“差序格局”的概念形象地描述过这种泛家族主义：“它实际上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这种“差序格局”在以血缘为准则进行权力和遗产分配中得到很好的验证，层级化的血缘关系使得越往中心的人分配到的权力和财产越多。
3.信义为先。中国的“家文化”讲究“忠”、“孝”、“信”、“义”，这一良好的文化底蕴反映到家族企业的经营哲学中去，就是要诚实守信，即所谓“诚招天下客，誉从心中来”。这一良好的经营作风对华人的创业、守成、发展、获得事业伙伴和顾客等有相当的帮助。
三、基于儒家文化视角下的家族企业制度利弊分析
1.家族企业制度的积极性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和指导下，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以其独特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迅速地崛起、发展，并逐步累积成企业特有的精神文化财富，主要体现在：
(1)企业价值观。儒家注重与人交往的“义”，即道义、信义，而轻视功利、私利。这对于企业正确认识创造利润、财富和社会责任、道义的关系具有调节和引导作用，强调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才能使基业长青。
(2)企业管理方式。现代的许多华人企业管理做到以人为本，采取了民主的管理方式，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员工的智慧和责任感，顺利贯彻企业决策，实现企业目标。
(3)员工的行为模式。儒家提倡“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蕴涵着高度的自身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华人企业以此指导和教育员工要自觉提高自身修养和素质；要关心企业，对企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关注社会，心系国家。儒家思想还注重细节，提倡节约和朴素，以此教育和引导职工，使职工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企业精神。儒家文化高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只有具备顽强的奋斗精神，就能够使企业从逆境中摆脱出来，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儒家还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一帆风顺时，一定要考虑隐藏着的危机，未雨绸缪，增强企业每一个人的危机感。
(5)企业伦理规范。儒家讲求伦理，要求每个人要认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相应的任务与责任，比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良好的道德规范有利于维护组织的经济秩序和安定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另外，儒家认为“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人事与天道的和谐。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和环境的依赖关系，使企业与社会、自然共生共荣，实现可持续发展。
2.家族企业制度的局限性
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对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人类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管理信息化、知识化的挑战，它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
(1)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华人家族企业的组织文化普遍采用家长制文化，虽然家族企业在创业之初与企业主独到的判断、决策、经验、胆识是分不开的。但同时家长集权式的领导风格使得企业的经营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强调下属对自己命令的绝对服从，这使得企业的员工创新意识薄弱，同时也阻碍了管理权的让位，这种父辈创业人与子辈继承人之间的持久之战往往要等到命运之神介入带走父辈才能结束。
(2)企业倾向于“关系治理”。许多家族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不是根源于明确的制度以及完善的机制，而是以血缘、亲缘、地缘来确立关系，用关系代替制度的。另一方面，很多企业缺乏明确的制度及完善的机制，在管理上“情大于法”。在家族企业的管理中，关系与身份的二元结构成为了企业有效治理的瓶颈，关系的影响以及股权的封闭使得许多优秀人才无法获得家族企业主的信任，限制了他们的加盟，同时又因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外人”缺乏成就感，导致了家族企业人才的频繁流失，最终不利于家族企业的扩展。
(3)产权界限模糊。虽然有的家族大企业也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从表面上看是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但“家”本身概念的模糊性，使公司管理结构与家庭关系交织在一起，从而导致复杂的家族企业管理机制和产权的模糊性。大多数华人家族企业成员之间的产权封闭而模糊，在创业之初，这种产权的模糊并非坏事，反而更有利于促使创业群体同心协力。但当企业规模做大后，这种不明晰的产权与“经济人”自利的天性就产生了必然的矛盾，不仅容易导致分配上出现问题，并将最终影响企业的稳定和长期发展。
(4)所有权结构单一。单纯的家族所有权限制了企业对资本市场资金的吸纳和利用，无法满足规模经济的需要。如印尼的华裔，仍保持着以中小商业为主的格局，中小零售商达20多万家，占华裔总数的90%左右，而泰国95%的华资是中小资本，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华人家族企业也涌现出一批大规模甚至是超大规模的华人企业集团，在亚洲华人经济和本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企业集团相比，其力量相当弱小，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5)家族企业传承面临冲突。 “子承父业”模式不仅在选择接班人范围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容易引发家庭、家族内讧争夺经营权。同时在子成功继承父业之后，同样面临着少主与老臣冲突。
(6)封闭守旧，缺乏创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小富即安”成为中国平民文化的一个特点。至于创新，基于传统中华家族文化的家族企业，人们往往缺乏开拓精神和合作意识。其合作的开展主要是在家长或长辈的控制下进行，容易造成“抱残守缺”，产生封闭型倾向，缺乏创新意识和联盟意识。
3.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对于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华人家族企业制度，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要客观地分析儒家的思想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我国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企业制度转轨以及改组、改制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模式。儒家思想本身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它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也是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权衡其利弊的基础上，把有用的精髓提炼转化成对企业管理有用的文化财富。
4.家族企业制度的改革趋向
纵观东南亚华人企业的成功与失败历程，不难得出，家族企业要想永葆活力，持续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突破“家”的狭隘观念，实现产权社会化和多元化。1)树立企业社会化的观念。明确家族内部的产权关系，吸收其他股东人股，增加管理股与技术股，实现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社会化；2)改变子承父业的观念。通过产权社会化和多元化，稀释家族股权，实现自然人产权制度向法人产权制度的转变，实现资本家族化向资本社会化的转变。
(2)淡化家族色彩，实现治理机制创新。1)建立并完善企业的董事会制度。董事会应注意吸纳外部董事参加。企业的外部董事一般应有技术专家、管理专家、法律专家、市场营销专家等，以实现知识上相互弥补，信息上相互补充，从而提高决策的质量；2)实行职业经理制度，逐步实现两权分离；3)完善家族制企业的监督机制。减少董事长、经理一人兼任现象，真正实行两权分离。
(3)突破“特殊主义”人际关系模式，实现用人制度创新。1)努力提高企业内部家族成员的素质，把握好家族成员在企业中的位置和作用；2)重视外部人才的引进；3)实行人本主义管理，努力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企业环境。
(4)将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塑造特色企业文化。家族企业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就应对传统的家族文化去其糟粕，吸其精华，将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塑造有特色的企业文化，构筑企业竞争力的内核。此外，在企业内部努力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企业氛围，鼓励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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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 西方教育领导学理论 启示
论文摘 要： 本文通过对西方领导学理论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若干理论的概括分析，即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指出它们的实用性和局限性，深入探讨这些理论在中国教育文化土壤下的适应性，以及对中国教育领导管理的启示，即在中国的适应性。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对西方的高等教育学术理论等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的进步和发展，此现象已经改变。在此大背景下，包括教育管理工作者在内的各行业从业者，客观上需要了解西方的教育管理理论，并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探索。本文拟对西方领导学理论发展演变中几个主要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理论作概括的分析，并指出它们的实用性和局限性，通过分析，谈谈这些理论对目前我国国情下的工作环境，尤其是教育工作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对未来领导学研究的一些启示。
二、西方主要的教育领导学理论的实用性和局限性
（一）领导特质概念和理论及其实用性和局限性
1.西方领导特质的概念和理论
作为西方最早成型的领导学方面的概念和理论，领导素质的概念和理论在上世纪初左右逐步被广大行政学、政治学及法学等相关学者接受。领导特质理论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左右的研究以韦伯的西方政治学为基础，以侧重探索领导者的素质为主要方向，学界称此阶段的理论为“领导素质论”或“领导特质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领导者素质是与生俱来的”。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先后主要有斯多基尔、切斯利、本尼斯等。领导特质论早期的研究重点是，对成功的领导者的素质进行分析，从而期望从中获得领导者的共同素质特征，如斯多基尔、切斯利等领导学理论的研究学者；后期的研究重心则逐步从具体素质的分析转变为分析如何塑造领导者的风格，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如何培养领导者应具备的各方面的素质，如本尼斯等领导学理论的研究学者。
2.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实用性
从该理论的产生时期背景，核心概念和理论，以及研究重点的概括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领导特质论”的实用性。它打碎了中世纪“神学天定”的思想牢笼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不再强调领导必须是由血缘决定的天定观念，强调领导的个人基本素质，注重对于领导特质的研究，认为领导者的个性和领导特质才是选拔、决定和评价一个领导者的主要标准，因此，领导的个性和特质理所当然地就成为当时领导学研究关注的核心内容，该理论对当代领导者的选拔标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3.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局限性
当然，由于该理论产生的特定历史时期和理论基础，因此，它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局限性的。该领导理论的内涵强调领导者的个人能力，个人的能力决定整体的决策和行动的观点，为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也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它和唯物历史观相违背。总之，它过于强调了个人能力和性格的决定作用，是片面的，和我国各行各业，尤其是教育界强调的团队协作和分工专长的精神相左。
（二）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及其实用性和局限性
1.西方领导行为的概念和理论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二战的结束，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领导理论学界的研究者试图从工作和行为的特点来分析和论证领导者所领导的有效性，以此作为判断领导成功的标准和选拔领导的尺度，这就出现了新的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先后主要有斯多基尔、弗莱西、罗伯特·布莱克、詹德、伦西斯· 利克特等。具体来说，先后有“四分图模式”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管理方格”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PM型领导模式”的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领导系统模式”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领导作风”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这五种理论，尽管它们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以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作为切入口，因此，都属于领导行为理论的范畴。
2.西方领导行为理论的实用性
领导行为理论对二战前的特质理论所影响的个人崇拜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对20世纪下半叶的领导理论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和实用性。它们的共同点都在于关心两个基本问题（“怎么”的问题，即“HOW”的问题），即“领导怎么做”、“领导怎样或通过何种方式来领导群体”。因此，它们都在研究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领导者的哪些行为（如何做）有助于他自己进行有效的领导。这样，就部分否定了早期的领导特质概念和理论所主张的“领导者的能力和性格起主要作用”的观点。这样，就对组织机构选拔和评价领导者的标准和尺度提供了新的指导，为更好地推动包括教育管理在内的各项事业快速协调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客观上适应了新科技革命时代，分工专业化和细化后，很少有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完成一项工作的全部流程这样一个新的强调专业分工和协作的发展浪潮。
3.西方领导行为理论的局限性
领导行为理论产生有它的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在根本上它还是领导特质理论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无非是把研究的方向转移到行为和工作上，进行数学模型化和量化的更理性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完全放弃了领导个人性格和能力的评价，而行为和工作的本身又很难出现一个现成的可对比的对象，该理论本身并不过多涉及对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的结果的评价，因此，如果出现同样或类似的工作，由于不同的领导，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按照5种领导行为理论的模型来判断和评价，就可能出现占优势的一方其领导的具体工作行为的结果反而不如领导过程劣势一方的情况，这种结果和过程相背离的现象对领导行为理论是一个重大质疑。
三、西方教育领导学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我们应该在概括分析了解西方先后出现的几个领导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真正掌握这些理论思想的精髓，对这些理论对中国教育领导的积极作用和不适用的方面，作出自己的判断，形成自己的观点。 转贴于
我们在运用西方的各个主要领导理论时，不要忘了从它形成的时代文化背景入手，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了解，切忌从一开始就带着“有色眼镜”，简单认为某个经典的领导理论好或不好，更不能根据提出的时间的近远来判断其适应性。
（一）领导特质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发
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强调对领导选拔任命的熟悉程度和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出身和人际网络往往成为领导选拔和判断的主要依据和标准。
1.中国高教管理借鉴领导特质理论的必要性
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后，我国人事选拔和领导任命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传统的领导文化理论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领导特质理论所倡导的“任人为贤”理念，相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领导观念是进步的，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改变了任人为亲的传统，强调根据性格和能力来决定选拔领导者，是我国各行业，包括教育事业，应该大力推行的。
2.领导特质理论在中国高教管理中运用的方法
“又红又专”、“任人为贤”的理念和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后成为我党和政府的主导的领导选拔思想，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具体的落实和操作的方式方法上，还做得不够，需要形成一套符合领导特质理论的较为科学的选拔体制和操作流程，这样既能融合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进步理念和指导，又能改变我国传统文化中落后于现代化大生产的因素。
（二）领导行为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发
1.中国高教管理借鉴领导行为理论的必要性
领导行为理论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使很多教育工作者逐步接受了“天资绝顶的人不一定能够成为领导者”的思想，可以说，它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适应性，即强调领导不仅仅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更是一个“会不会”的问题，真正决定一个人成为领导者的因素是他的行为。因此，有能力的人未必就一定能有实际的领导效果和达到领导的目的。
2.借鉴领导行为理论的注意点
领导行为理论对我国改善领导体制和理念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深入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当然，要注意渐进过程，不能生搬硬套，一定要对它和中国传统管理体制的抵触方面进行有效的理论本土化的探讨研究。
四、结语
未来的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者在对领导理论的学习、借鉴、分析和讨论等过程中，应加强各理论学派的融合和交叉；强调领导特质、行为与权变环境因素的互动关系等的研究；使诸如此类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等形成一定的领导理论的具体可操作的模式，从而指导我国教育事业的领导选拔、培训、行为提高改善、领导方法与技巧的个性化等的具体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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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的启蒙思潮中，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就曾根据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等西方学说以及大学》里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新民”主张。梁启超在《经世文新编》里讲到，撰毕《变法通议》后准备“集天下通人宏著有当于新民之义者为一编”，批评社会上一般的通人、魁儒对于《大学》的新民之道“熟视无睹，有若可删。”然而不能把20世纪初梁任公的《新民说》看成19世纪末新民主张的重复。它已注入了新的内容，其思想高度超然时人。
19世纪末“新民”的核心内容是开民智。任公曾讲“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①相比之下，要求改变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的“新民德”的呼声还非常微弱。然而经历了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就其政治生涯来讲是莫大的不幸，但就其思想而言，这次流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恰恰给了他“一个人在他看来全新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如饥似渴的学习和深刻的反思。”②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姿态挑起重建民族文化的重任。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强调的主题就是道德革命，“力图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尚吾群之道”，坚信“新道德出焉，新民出焉。”③
但是在同一本书中梁任公却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取向。《新民说》系列篇章第五节《论公德》发表于1902年3月。在文中，梁启超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为标准，对中国传统道德及其思想展开了全面的批判④。他认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⑤“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若中国之五伦，则惟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⑥这样的一种取向是其特点就在于破，即破除旧道德。所谓不破不立，不打破旧的，就无法建立起新的。《论公德》即为此种取向的一个表现。
1904年初，梁启超发表了《论私德》一文。然而，在《论私德》一文中，梁启超不仅对《论公德》一文中的观点反戈一击，完全予以否定，而且还对自己所倡导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作了根本性的调整和方向上的改变。他宣称：“公德者， 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⑦“一私人而无所私有之德行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⑧并且，他认为自己先前在输入、引进“泰西之学”时所宣扬的所谓“公德”标准，“谓其有‘新道德学’也则可，谓其有‘新道德’则不可。何也？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随此冥然之躯壳，以遗传于我躬，斯乃一社会之所以为养也，一旦突然欲以他社会之所养者养我，谈何容易耶！”⑨因此，他断言：“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⑩
前后不过一年时间何以梁启超的思想观念发生如此之转变？恐怕不是一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可以解释的。各种原因任公在文中已然指出“私德之堕落，至今日之中国而极。”B11“今有所以猖狂者，则窃通行之爱国忘身、自由平等诸口号以为护符也。故有耻为君子者，为小人者。”B12“满街皆是志士，而酒色财气之外，更加以阴险反复奸黠凉薄，而视为英雄所当然。”B13“是非之心与羞恶之心俱绝，相率为禽兽矣。”B14
笔者认为可将梁启超这一思想上的转变视为他在儒学上的回归，重新回到重视自身修养的道路上来。何以会有此回归？
梁启超浸润于传统儒家思想之日久，涉猎与接触西学亦甚广，在历史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进程中，他绝非抱残守缺而是开一代风气之人，不仅长期致力于西学的输入与引进，而且对传统儒家在、局限性也有过深入的反省和批评。从本质上来讲，梁任公可以说是钱穆先生口中对本国历史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的人。不过鉴于清末的大势，梁启超内心的士大夫意识使其自觉地担当起拯救国家兴亡的重任。但末的情形已然属于积重难返，故当时梁启超等人就提倡推倒一切，不如是不足以救中国。旧时各种传统制度均被视为不好黑暗的，必须统统推倒。儒家思想遭受到的攻击尤为激烈，礼义智信四端被冠之以封建思想的头衔而遭到唾弃。不过梁启超认为此种行为只是形势之需要，在破的方面走得较远。梁启超一辈先进分子心仪西方文明和社会进步，视儒学为陈旧的、落伍的封建糟粕与前进道路上的羁绊，不仅义无反顾地与之决裂，而且以高昂的热情对之展开激烈的抨击和严厉的批判。不过到了1903年，梁启超似乎发现了一味打破的危害，在推倒一切之后，社会似乎失去了重心，个人道德沦丧。有鉴于此，梁启超只好在传统文化资源的框架内摭拾“旧道德”来重慰失散的人心。不过一如在技术层面对西方器物作出让步，提倡“中体西用”，中国在道德层面上对西方思想的让步同样走上了“不归路”。我们可以在《新民说》中看到梁启超思想的回归，但是这样的回归并没有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时人走上了一条愈发激进的道路。在如此的情势之下，对中国的历史持以一种温情和敬意的梁任公亦被视为“落伍之人”，在五四之后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梁启超先生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新民说》所表达出来德育、智育并未超脱儒学伦理中心主义的困扰――在儒学体系中，求职的价值逊于道德修养，但梁任公所注意到的智育极盛而德育益衰的现象正是20世纪以来中国维新是尚的片面追求现代性的最大表征。在百年后的今天现代科学理性已然取代了道德而具备真理的知识权威性，甚而僭越为具有绝对完善性的价值权威，原由德性来裁判的善恶在现代转由科学裁定，凡科学者必善，凡以科学为进步的必为进步。现代化的强国思维无疑是影响甚至决定20世纪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价值选择和自我人格理想构建的关键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满足实质性价值或利益的工具理性思维应该成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唯一价值坐标，更不能因此将之视为现代人道德理想的全部内涵。
梁任公之《论私德》所表达的就是梁启超在伦理上的一个思考。一百多年的后今天，有学者评论描述今当今的道德生活状况说到：“既无是非感也辱感的道德心态，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几斤荡然无存，道德生活一言以蔽之，呈现的是一派浑然无序、无规则、非理性的反文明状态。”当一些普世的价值需要通过“感动中国”来提倡的时候，这也就表明基本道德在社会中的缺失。科学与理性并非万能同时又显得冷峻，儒学则显得温情不少。科学使人们变得激进而浮躁，在我们尊为老师的西方以宗教来加以调和，那么重拾儒家的道德体系或许才是抚平国人激进思想的一剂良方。
注解
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第41页。
②孔泛今：《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J]，文史哲，2000第2期，第13页。
③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
④梁启超：《论公德》，《饮冰室合集》第6册[M]，第12～13页。
⑤同上。
⑥梁启超：《论私德》，《饮冰室合集》第六册[M]，第119页。
⑦同上
⑧同上
⑨梁启超：《论私德》，《饮冰室合集》第六册[M]，第132页。
⑩同上。
B11同上。
B12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