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26 14:34:5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智慧城市的概念及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智慧城市不仅能够对信息进行机器理性的智能化处理，还应拥有情感智能,并能根据环境的情景感知与人们的情感需求,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因此，从技术层面和实现城市管理与服务的方式来看，“情景感知”与“情感智能”是通往“智慧城市”的智慧之门。
自从2009年IBM公司首次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及其技术体系架构以来，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等世界发达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围绕着上述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研究，并给出了各自的发展规划。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100个智慧城市（镇）的建设方案出台，智慧城市已成为实现城市科学发展和为人们创造智慧新生活的美好蓝图。
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不仅要以智慧的方式来深入思考城市的包容性发展，还应通过新一代智慧技术促进城市管理与服务的深刻变革及其技术基础体系的提升，带动新一轮智慧产业的发展，更好地实现以人为本的终极发展目标。我们认为，城市的信息化发展可以划分为信息城市、数字城市、智能城市和智慧城市四个阶段。智慧城市不仅对信息能够进行机器理性的智能化处理，还应拥有情感智能并能根据环境的情景感知与人们的情感需求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因此，从技术层面和实现城市管理与服务的方式来看，“情景感知”与“情感智能”是通往上述“智慧城市”的智慧之门。
一、智慧城市的智慧特征
关于智慧城市的基本概念，各国学者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和信息的流动特征、全面感知与互联、整合创新和为城市居民创造新生活，以及实现城市社会与经济包容式的“智慧”发展等角度给出了各自的理解与定义。政府相关部门也指出：智慧城市应提升到“以人为本”、“发达的智能”、“有效的运行”三者协调统一的“智慧”高度。但是，在智慧城市的智慧特征及其基本的技术内涵上，尚未形成科学、严格的界定。
按照心理学的定义，将人类感觉、记忆、思维、语言、行为的整个过程称为智能过程，它是智力和能力的表现，可以分别用“智商”和“能商”来描述他们的程度水平。智慧通常指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处理的能力，也就是在面对具体环境中的事物时，发挥智能和运用智能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初，耶鲁大学心理系的Salovey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Mayer发现智慧与人类的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提出了“情感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概念。其程度水平的衡量指标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情商”，它可以调整智商和能商的正确发挥，或控制二者恰到好处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把传统意义上的智力和能力的综合称之为理性智能的话，对“智慧”的理解应侧重于如何通过情感智能来更好地发挥和运用上述理性智能。
自从城市发展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信息的表现形态、传播方式及其开发利用对城市管理与服务所产生的深刻变革已成为区分城市信息化发展不同阶段的重要特征。从上述角度看，城市的信息化发展可以划分为信息城市、数字城市、智能城市和智慧城市四个阶段。其中：信息城市通过电话、传真、电报、远程视频等电子通讯手段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信息交流方式；数字城市通过计算机网络等数字通讯手段使得上述信息的表现形态和传播方式进入到了数字化的新阶段；智能城市通过机器的理性智能对上述信息进行深加工处理，以机器学习和知识的运用为基础为人们提供各类智能化的服务；智慧城市将进一步使得机器能够根据对环境情景及人类情绪信息的感知、获取、计算和分析，为人们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智慧服务。
我们从信息的形态与传播、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服务关注重点等三个方面，给出了城市信息化发展四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如表1所示。
自情感智能的概念提出以来，相关领域的研究已成为现代心理学、神经科学、信息科学等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前沿热点。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Picard出版了著名的《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一书，阐述了人类的情感能够通过外在表现出的情绪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被计算机所获取、处理、计算和表达，使得机器能够给出符合人们情感需求的人性化反应，从而具备一定的情感智能。目前，上述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于城市管理与服务的众多领域，使人们真正体验到了“智慧”的魅力。通过机器的理性智能与情感智能的有机结合来感知人类所处的具体环境及其内在的情感需求，从而为人们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智慧服务，是智慧城市最基本的“智慧”特征。
二、情景感知与情感智能
从人工智能领域来看，情景感知（Context Awareness）是指通过传感器及其相关的技术使计算机设备能够“感知”到当前的环境信息，从而进一步了解用户的行为和动机，自适应地提供主动式服务。情感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指机器能够“感知”人类的情绪信息，作出人性化的智能反应并提供符合人们情感需求的智能化服务。
关于“情景”的定义，较为广泛接受的是由DeyA.K.等人提出的:“情景是指能够用来刻画一个实体的情形的任何信息，所谓实体是指任何与用户和应用交互相关的人、位置或对象，包含用户和应用本身。”从这个定义看，情景这个概念的范围非常广泛。只要和实体所在的交互过程有关的信息，都可以认为是这个实体的情景。情景不仅包括物理情景，还包括虚拟情景，其感知方式也千差万别。从总体上看，我们可以把“情景”分为以下三大类：自然情景、社会情景和心理情景。其中：自然情景的感知可以通过各类传感装置对具体自然环境中的物理、化学等变量进行测量获得；社会情景的感知需要通过对典型的社会环境及其表征指标的评测来获得；心理情景的感知是通过科学的心理学观测方法来获得的。
人类在受到特定的情景信号刺激时，首先通过选择性注意机制和外周的各种感觉器官及内部感觉通路，在神经生理整合机制作用下，将上述信号传送到大脑边缘系统，由脑机制激发相应的脑活动。大脑边缘系统在结合当事人个人特质的心理属性、生理属性和社会学属性影响之后，产生了快速的第一性情感，形成直觉的情绪反应。然后，再通过大脑边缘系统与大脑皮层的交互活动，并经过大脑的高级认知过程以后，在已有的状态基础上继发第二性情感，形成较为理性的认知反应。第一性情感对不同的人而言一般具有共性，第二性情感与每个人的经验和知识有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上述情绪反应的作用下，可能进一步引发各类相应的行为。在上述过程中，为了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适当的调控，需要设计一系列新的情景刺激信号，以此来进一步调节人们的情绪状态和后续的行为表现。
上述过程可用图1来表示。
人类情绪信息的获取、计算及其情感状态的识别，是机器情感智能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通过脑功能活动实验观测（如：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脑诱发事件相关电位ERPs）、外周生理信号采集、外部表现及后续行为观测等方法来实现，如图2所示。
传统的情绪测量方法主要采用自我报告测量法，有情感网格（Affect Grid）、ISO项目心境形容词表（MACL）和多种情感形容词核查表（MAACL）等，强调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通过被试者对特定情景触发下的主观体验自述来进行情绪的测量，已经形成了一套公认的测量方法和标准，应用于正常人的情绪分析以及心理疾病患者的诊断中。然而，上述情绪测量方法主要依据被试者的主观自述和测量量表的模糊评判结果来确定其情绪的种类，没有给出可通过客观测量手段获取的情绪属性量化参数，因而难以很好地判断情绪的强烈程度，尤其是在多种情绪并存的情况下。
近年来，随着DTI（扩散张量成像）、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ERPs（脑诱发事件相关电位）等先进仪器设备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通过上述技术手段对人类情绪变化的脑功能活动进行更为地直接的探测和定位，并依据其激活水平与静息态水平的比较对情绪的强烈程度进行较为客观的标定。例如，图3是我们针对震惊世界的中国“7?23温州动车事故”网络舆情信息所引发的人们情绪反应的f-MRI实验研究。
通过上述观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情景信息刺激下人类大脑的典型激活模式与激活水平，运用脑功能定位分析技术和认知神经学的分析方法就可以获得公众对上述情景的态度、情绪及行为反应的统计性特征。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和图1所示的脑活动过程模型，我们提出了突发事件“情景-应对”的脑心理机制模型及情绪调控模型，为政府在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中以符合公众心理认知能力及其接受模式的方式来设计上述事件的处置策略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与依据。例如，在“9?27上海地铁10号线追尾事故”中，通过官方微博及时有关信息、澄清谣言并和网友进行充分沟通交流这一做法就很好地符合了上述“情景-应对”方法的要求，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人类的情绪变化除了在大脑特定的功能区域产生相应的激活信号以外，还会通过人体的神经系统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反应，导致人体外周各类生理信号（如：脑电、皮肤电、心电、呼吸、体温等）的变化及外部表现（如：语音、表情、姿态、动作等）的改变，并可能引发后续的行为。通过研究脑功能活动与上述生理信号、外部表现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情景感知环境下的后续行为表现分析，就可以在实际应用环境下实现对情绪信息的自动获取及情感状态的计算与识别，还可以对其后续的行为进行预测和调控，从而使得机器具备一定的情感智能。采取多通道、多模态信号的融合识别方法可以获得高达80%以上的情感识别准确率，我们已经将上述技术应用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网络舆情信息分析、施工人员现场情绪观测、银行信贷审核、企业员工情感管理、医生处方行为分析、艺术作品接受分析、广告营销策略设计和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计算等众多的领域，为分析和理解人们的情绪心理与行为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手段，使得我们的管理与服务更加令人愉悦和更具“智慧”。目前，上述领域的各项研究已经形成了神经管理学这一新兴的交叉学科领域，也必将对城市的管理与服务产生深刻的变革。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我们必须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对上述领域的发展与应用趋势进行深入思考，并纳入到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之中。
三、智慧城市的智慧之门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已成为世界各国对城市发展观的共识，创建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智慧城市，就必须真正从“以人为本”和关注人的情感需求出发，通过城市的智慧管理与智慧服务，为人们的城市生活提供无比愉悦的情感体验。
情景感知与情感智能技术是通往上述智慧城市的“智慧之门”，在城市管理与服务的各个应用领域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技术基础设施规划与应用体系的构建中，都必须充分考虑到上述技术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及其应用需求，以新的理念通过上述“智慧之门”，步入智慧城市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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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新业态；概念；特点；滨江区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0-0140-03
一、旅游新业态
（一）概念
“业态”一词源于日本，最早出现于零售业，指零售店、专卖店等。近年来，“业态”一词不断被引入旅游业，主要用于描述旅游活动、餐饮、住宿、娱乐、购物、交通、营销、组织等新出现的外在表现形态。旅游新业态在我国的旅游研究中仍然是一个新课题，其概念和内涵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学者对于旅游新业态概念和内涵的探讨主要从两个角度，即产品角度和经营管理角度。就产品角度而言，许豫宏认为，旅游新业态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时尚的变化，创造出能够满足游客心理、情感、审美享受的新产品；汪燕、李和东认为，旅游新业态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新需求，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相互融合而不断创新推出的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就经营管理角度而言，谢慧颖认为一切在传统旅游业态之后出现的旅游业态，或者与传统业态相比在产品生产、经营与管理上有所创新的旅游业态，都可以称之为旅游新业态；杨玲玲、魏小安认为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地区和企业会在传统的旅游业态中加入一些新的思路或内容，形成不同于传统业态的业态即旅游新业态。
（二）旅游新业态的特征
1.创新性，业态新颖。新业态的核心和灵魂是创新，通过创新与传统业态的区隔，形成一种新颖的业态。这种创新主要通过以下两个层面：其一，通过经营形式的创新，比如旅行社批零经营网络化、饭店连锁化、景区（点）集团化、旅游运输联合化、导游服务公司化，以及最近出现的五星级景区联盟等；其二，通过产品形态的创新，比如置业旅游产品、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会议展览旅游产品、文化娱乐旅游产品等。旅游业态创新的手段和内容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创新；二是文化创新；三是服务创新；四是体验创新；五是项目创新；六是活动创新等。
2.高复合，关联性强。旅游新业态形成的主要依赖路径之一是，通过不同行业之间的融合以及不同旅游要素之间的聚集而形成的，这使得旅游新业态具有高度复合的特征，以及对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很强，波及效应大等特征，能够延伸旅游业价值链，实现旅游业的集约生产和效益最大化。比如，中央游憩区（CRD）或游憩商业区（RBD）；再比如，旅游集散中心既是一个融市场、管理、营销和服务等多功能复合的综合体，也是一个关联旅游发展、城市建设、交通运输、餐饮购物等众多产业的一种新业态。
3.小众性，盈利性好。旅游新业态是在旅游业态演变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往往处于旅游业态发展周期的前期，因此，产生时间较短，所面向的市场面相对比较窄，游客规模相对较小，并且消费者往往是精英型消费者和冒险型消费者，这些特征决定了旅游新业态的小众性，而不是大众性的。但是，旅游新业态的盈利性往往高于传统的旅游业态，对游客来说具有高附加值，对企业来说具有盈利性好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新业态对应的旅游消费内容是“新品+精品”，而面向的是“精英+高端”的消费者。总之，旅游新业态对于游客来说具有价值最大化的效应，而对于企业来说具有边际收益最大化的效应。
4.地域性，个性张扬。新业态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东部地区往往对国际时尚的旅游业态比较敏感，西部反应相对迟钝，国际新业态在中国的传导往往是由东部首先尝新，然后按照东中西的空间梯度转移到西部地区。新业态的地域性和目标市场的集中性决定了其特色鲜明，个性张扬，比如北京的798艺术工厂、昆明的智库等。
二、杭州滨江区旅游新业态发展基础、成就与制约因素
（一）滨江区旅游新业态发展的基础
1.坚实的科研组织基础。滨江区从创意到产品大批量地投入市场实现产业化、成长为行业新星，得益于产业创新链。围绕产业创新链，配置提供个性化的公共服务，是滨江区眼里的一项政府职能。此外，滨江区多年来致力于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已经初步形成了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体制与机制上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体现在人才、资金、技术三要素的良性循环，创新创业者、职业经理人、风险投资商三类人群的专业化以及新的理念、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业业态的持续创新。经过多年的发展，滨江区还形成了一种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
2.深远的创意意识影响。滨江区依靠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如今已成为杭州市“天堂硅谷”创新体系建设的中坚力量，构筑了高层次人才的创新创业高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创新发展优势。在全国国家级滨江区中，滨江区综合排名第5位，在全省科技进步水平考核中持续保持领先地位。面对智慧城市的浪潮涌起，滨江区积极顺应新趋势，率先提出加快建设“智慧E谷”的新目标。
滨江区作为杭州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集聚了7千余家科技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具有发展创意产业的独特优势，在浙江建设“文化强省”、杭州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以及滨江区（滨江）实施“两网一城”战略指引下，滨江区定位于“高科技体验旅游区”，将创意意识与科学基础有机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科技创意旅游产品，如白马湖生态创意城、高科技系列节事活动、高科技产品主题展销、天堂硅谷等。
3.旅游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就滨江的旅游业态发展来看，旅游业通过与高新技术产业结合形成了“科技之芯”智慧产业博览城、未来体验中心、科技博物馆、物流网博览园、智慧生活体验基地（智慧型家居、智慧型酒店、智慧型餐饮、智慧型零售业）等新业态，通过与商贸业结合形成了“浙江之门”RBD、River Walk 商业街区等大型商业综合体，通过与市民生活结合形成了绿道骑行、滨水观光、运动休闲等新型旅游方式，围绕白马湖的环境建设打造生态创意旅游城，融入生态旅游和创意旅游元素。
（二）旅游新业态发展的优势
1.生态、环境优势。滨江区是杭州市空气质量最好、环境最美的新城区，临江望湖、依山傍水、绿树成荫，绿化覆盖率达43.7%，被评为ISO14000国家环保示范区，滨江区的白马湖有着“城市绿肺”的美誉，在杭州市“旅游西进、城市东扩”的战略背景下，伴随城市的东扩，滨江区的生态优势不断突显；通过不断提升城区环境品位，滨江区实现了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公共配套的协调发展，缔造了更加优美的生态和舒适的环境。
2.区位、市场优势。滨江地处长三角南翼中心的杭州市，临江近海，沿江依桥，至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仅15公里路程，沪杭甬、杭金衢高速公路擦境而过，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十分便利，交通路网发达、区位条件优越；背倚我国最大的旅游消费市场长江都市圈，客源市场主要来自“长三角地区”。
3.文化、产业优势。滨江区拥有深厚的老街文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文化底蕴丰厚，随着中国国际动漫节的成功举办，滨江区逐渐成为杭州市的动漫产业基地，创意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根据2014年7月科技部公布的全国国家级高新区综合排名，杭州高新区位列第五，跻身国家高新区第一方阵，连续三年在浙江省工业强县（市、区）综合评价中排名第一，成为浙江省最重要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技术创新示范基地、创新型人才培养基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三）滨江区旅游新业态发展的成就
目前滨江区旅游新业态的发展已初具规模，许多独特的旅游新业态不断涌现，旅游新业态的产生主要源于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不断融合，形成了一种“旅游+”的产业发展模式。
1.旅游与智慧科技产业融合。滨江区作为杭州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具有较为成熟的智慧科技产业，凭借二十多年积累的产业基础和云集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企业的优势，全面推进旅游业与智慧科技产业的融合，衍生出了智慧新天地、物联网产业园、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等旅游新业态。
2.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21世纪是创意经济的时代，以人的创造性和智慧为核心要素的创意产业蓬勃兴起，滨江区顺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趋势，积极推进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已成功举办三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国内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入选浙江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浙江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农居SOHO已成为新农村建设典范，山一社区2007年获“联合国环境保护全球500佳”。
3.旅游与医疗养生产业融合。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工作压力的不断加大，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健康。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旅游产业与医疗养生业相融合，催生养生旅游业态的出现。滨江区中赢生命方舟充分结合滨江区的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致力于在中国提供NK免疫细胞无限扩增、激活和存储服务，满足了滨江区游客高端养生的旅游需求，成为杭州医疗养生旅游的亮点（见下页表）。
（四）滨江区旅游新业态发展的制约因素
1.资源点散，未成核心品牌。滨江区的旅游资源点散，分布不均。滨江区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优美的自然环境资源，也有现代化新型旅游资源。但是，这些资源点大多没有形成资源板块，区域内没有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旅游产品，缺乏具有鲜明特色和实力的旅游品牌，旅游业态的核心竞争力不强。
2.配套设施不齐全。滨江区与旅游配套的基础设施尚不齐全，没有针对旅游者形成适宜规模的各类旅游服务设施。旅游交通上，没有专为旅游设计的游步道和自行车道；住宿设施上，虽有一些高档型和经济型酒店，但是缺少有特色的主题酒店，随着滨江商务会展业的不断发展，原有住宿设施已难以满足需求；餐饮服务上，未形成区域内有特色、有知名度的美食街区。
3.文化挖掘深度不够。滨江区作为杭州的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对其文化的保护与挖掘，使得滨江区的文化内涵不够明显。然而滨江区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现代创意资源，有必要对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将文化内涵融入到旅游业的发展中，实现对文化的有效开发与保护。
参考文献：
[1] 许豫宏.由旅游地视角“探”公路业态的急剧效益[J].中国公路，2011，（15）.
[2] 谢慧颖.武义夏季温泉旅游产品设计研究[J].旅游纵览，2013，（5）.
关键词：互联网语境；城市微电影；传播；营销
中图分类号：J9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2-0051-02
城市已经进入了以互联网为主体的信息交流时代，影像是整个互联网信息交互的核心。切合新媒体和碎片化阅读语境，从2010 年下半年开始，微电影成为网络活跃的传播力量，尤其成为青年群体追捧的流行文化样式。城市微电影从微电影中衍生而来，是以城市为注视对象的微型影片，它以剧情的方式展现与表达对城市的想象与城市生活的体验，是对城市整体文化含量和城市视觉做出互联网语境下强力传播的介质。需要强调的是它具有互联网传播背景，即主要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具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是有完整故事情节的视频短片[1]。城市微电影是城市文化（城市视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媒介是对城市品牌的承载和传达，作为符号是一种更加具有通用性的语言和视觉标签。
一、互联网语境下城市形象微电影营销手段的可行性和意义
城市形象营销就是向公众推介城市形象信息的传播活动。打造城市形象对内可以激发城市的自信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对外可以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吸引力和竞争力。传统城市形象营销的基本手段包括：节日营销、会展营销、广告营销、网络营销、企业营销、合作营销和政策营销七大类[2]。在视觉文化和新媒体蓬勃成长的信息交往和分享方式下，微电影具备了承载城市形象传播的优质因子。
1.微电影属性在城市营销方面的特质。作为一种新型介质，城市微电影形态在营销中具有如下特征：（1）微电影的视觉质感。它以“电影”的高品质视听质感体验区别一般的DV影像质素，从而完成对城市的影像诠释。观感直接触及观众的情感和情绪世界，优于文字的理性和抽象。和传统的城市旅游、招商形象片比较，微电影更加注重通过情节完成与观众情感和命运上的沟通。（2）微电影的技术特征。微时长、微周期使其能够降低成本，它实现了专业性和草根性相结合。更多的平民可以参与到微电影的制作和传播行列中。“微传播”使得受众可以在生活的时间碎片中即时获得“城市的完整艺术印象”。而通过依附新媒体播放如PC、3G智能手机、IPAD等，受众可以自由点播、回放，还可主动下载、分享、传阅，寻找城市讨论主题，通过网际中人际和群体关系建立链接提示，实现病毒式传播，引发信息增值，最大限度释放传播聚变效应。（3）微电影可以对城市热点主题进行回应，并以影像的方式实行议程设置。回应时下热点主题，使其具备时效和地域的亲民特征。（4）同传统媒体的投放费用相比，城市微电影性价比高。由于它可以在广告、音乐、网络、游戏、文学等不同领域实现资源流动，可以联合多产业实现立体网络传播，就能在媒介资源整合中降低城市微电影的运作成本，又可以借力发力最大限度产生传播效力。（5）培育城市微电影的商业文化。微电影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中可以产生商业价值，建立自己的商业体系和商业文化。一方面城市微电影与城市企业之间有天然的广告血缘关系，实现对地方经济、资源和服务讯息的搭载；另一方面形成城市微电影制作的产业链条，如微电影拍摄器材的经营行为、影视服务行业的兴起等。
2.城市微电影文化对城市文化形象传达和建设的必要性。城市微电影具有文化价值、品牌价值、传播价值、商业价值。城市影像与城市文化具有关联性。要突出互联网世界中城市微电影建构城市形象的重要使命，通过城市微电影在互联网影像世界中凸显城市传播者的话语存在。（1）城市微电影的文化意义。城市微电影以城市为对象完成了记录、观察和思考，它以直观、体验、情感、叙事的方式完成城市品牌的承载和传达，建立起城市的镜像。城市的传播价值体现在影像介质里的文化传承、文化输出和文化交流。而有些城市仿佛天生就具备电影影像特质和潜质，如美国的纽约、意大利的罗马、中国的上海……电影中无数次的映现与凝视聚集成城市的某种气质与魂魄，积淀成为人们对这些城市的共同的文化记忆[3]。（2）城市微电影与城市形象传播。当下城市形象受视觉噪音和视觉污染的影响日渐增加，城市微电影可以构建城市公共领域以及城市公共形象，培养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指导市民对城市视听觉呈现意向性构建，并在现实行为中将形象和行为的想象转化和落实。
二、城市微电影内容制作和城市营销
城市形象转化为城市微电影，这是一个从理念到影像实现的演绎过程，借鉴商业微电影的成功策略，城市微电影的文本编创策略可以做到：
1.城市微电影热传播的叙事特质。情感智慧是城市微电影的核心，剧情悬念是主题意义的载体。要注重类型电影在受众接受心理中的预期效应，如爱情题材、公益主张、动作题材、历史题材的挖掘和展现。要突出对流行文化、风尚文化的呼应，在传统与现代间融通。
2.电影视觉艺术素质的彰显。注重光影色彩的渲染突出，城市空间意象的营造，浓缩叙事在剪辑手法上的纯熟，使得视听体验和悬念张力在紧凑、放大的感官细节中铺陈展开。城市的视觉感染力和冲击力要形成熟悉的陌生感。
3.城市在微电影中的呈现。首先是城市的景观地标、饮食特产、节庆风俗、人物及特征、城市文化和工业进入到微电影的主题、题材、故事背景、叙事、角色设置、影像素质中。因为城市元素的植入与广告意义的关联，故文本具有营销意义。其次是城市形象定位转换为城市微电影的主题、剧情和视听风格。微电影可以从城市环境和风格的任意切面出发，传达城市文化内涵，构建城市视觉标签和品牌形象。同时要防止微电影符号风格与城市定位、城市现实的偏差，杜绝矫揉造作和华而不实。
4.角色班底的话题、平台效应。微电影的主角是最能阐释城市精神文化气质的，因此角色的性格设计、视觉表现力直接代表城市面孔。演员一般采用户籍为城市所在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当红艺人，也可以从策划班底运营之初就在地方展开演员海选，或者启用本地电视广播媒体有视觉表现阅历的工作者，这具有“真实”意义。角色班底的形成还具有平台意义，例如城市微电影营销团队中若与当地电视媒体或者网络媒体合作，则合作媒体会对微电影维持关注热度，提供播出平台和联合广告招商平台。因此内容合作也具有营销意义。
三、城市微电影传播和营销机制分析
城市微电影以互联网营销为背景，充分体现新媒体低成本、强传染性、高回报的传播优势，大大激发城市传播者的传播动力。这也吸引城市传播者基于自身传播、接受诉求进行机制设计。
1.城市传播者对城市微电影传播的需求和作为。城市传播者主要有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传媒以及市民五大传者群落。他们既是传者也是受者。需求和作为分析为微电影营销机制提供依据。（1）政府。政府有必要在互联网视频传播的信息格局中宣示政府的存在，宣示政府的城市理念及倡导的价值观；政府主管部门、经营性部门有微电影公关和品牌建设的需求。同时借助微电影实现影像建构和价值输出等。政府在城市微电影营销中提供政策支持，设立微电影节和奖项，提供拍摄基金，设立微电影项目招标等。（2）企业。企业品牌、产品诉求或者品牌的核心概念（或价值观）可以通过微电影载体进行传播。城市企业微电影的拍摄中会传递出城市的影像。企业也具有投资城市微电影愿望和动机。（3）城市非政府组织。如公益、慈善、艾滋病预防等组织皆有通过微电影传达非政府组织的理念。（4）传媒。分为四类：一是政府主管的微电影传播平台，如陕西广播电视台及陕视网，西安电视台及白鸽网；二是商业门户网站的视频专区，如新浪、搜狐视频专区、华商网视频专区等；各大视频网站如优酷网、乐视网等；三是手机视频业务；四是国营或民营影视制作公司。四种媒体的传播动机如公益传播、品牌建设、商业需求都可以通过城市微电影实现。（5）市民。市民既是城市微电影的消费者，也有可能成为传播者。可以挖掘市民对城市微电影的关注和创作动力，汇聚成强大的注意力经济。
2.城市微电影传播、营销机制的构建。（1）合作模式的建立及各方的责权利。分析城市传播五大群落：城市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传媒、市民，基于各方需求形成的合作模式。分析各种模式的可行性和优势。研究各方资金、技术、制作、运营、平台等资源的进入形式。以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微电影营销合作模式为例。政府+专业影视创作团队+新媒体传播平台；政府+政府主管的影视协会+视频网站；政府主管新媒体或电视台+高校微电影制作力量等。通过整合各方诉求和资源，实现政府、企业、媒体等各方在微电影中合作。（2）城市微电影作为产品建构的商业链条。需要研究城市微电影的资金来源和构成，包括投资和融资形式；资金流向和使用形式，包括制作成本、推广成本计算等；城市微电影技术、传播平台的商业介入形式；广告形式；城市微电影作为产品的交易形式和交易平台的搭建；投资者的回报形式；围绕微电影其他公关活动、赞助活动开发；延伸产品的开发，如微电影剧本、器材交易等。（3）推广模式研究。经由合作模式建立的城市微电影推广体系研究，如推广团队和推广周期的设计和运作；基于新媒体的微电影病毒营销模式；基于电影的商业推广模式；借助城市营销手段如活动营销、节庆营销、会展营销等手段推广。（4）效果评估机制。建立新媒体传播的效果分析模型。如下载、分享、链接、评论、点击播放、贴吧论坛评论指数、网络引用等定量评价指标。建立问卷和网络评价的定性评估形式。为政府、企业、媒体、高校等传播、营销城市微电影提供效果评估模型，提升投资运作微电影的信心。（5）青年群体微电影创作活力引导和机制设计（尤其是高校）。如西安高校是城市微电影创意的集合地，也是微电影文化的引领者。高校学子对于视频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是商家关注的对象。高校中的影视专业对微电影有巨大的创造力和传播力。建立高校城市微电影活动机制。由专业影视协会指导和作为主要领导，与高等院校协会承办、各高校联合的城市微电影征集、评选、传播、营销等活动机制，整合和释放高校学子城市微电影力量。
城市微电影营销机制，能够迅速调集各方力量，快速提升城市微电影的类型、品质、数量。通过网络营销，积聚网络强大传播力，在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里形成城市微电影传播现象，为城市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康初莹.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微电影广告发展探讨[J].新闻界，2012（15）.
关键词：滨江公园；景观规划设计
中图分类号：TU9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此方案采用低碳、环保景观设计手法，使城市景观规划设计让生活更美好，具可持续发展。重塑一个一体化，令人难忘的英德市城市新形象，提升城市的个性与地位，丰富城市活动，满足功能需求，展现英德市政府为城市新旧发展注入的激情与活力。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突出英德本土文化的延续性和滨水环境的特色。
1.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英德市北江人民桥与第三大桥间的东岸滨江带，在原有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前提下进行设计，规划设计范围全长约4.2公里，为目前的滩涂地与现有江堤向内陆扩展30米所属总范围（即新规划30米宽的滨江大道与江水间总的场地），自然环境保持良好，开发建设适宜在现状地形上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创造“绿色英德，繁荣英德”的可持续发展景观。
2. 设计理念
带状的滨江用地环境，以“一轴两点四区”的理念结构，采用整体、大气、结合现场实际地形的设计手法，营造“人文活力、生态休闲、生生不息”的低碳滨水景观。意在体现英德市的各项城市建设都呈现出勃勃生机、有如潜龙出水般腾飞。
2.1 “一轴”
“一轴”即“客家文化主轴”贯穿南北，带状的高低起伏有如江边的巨龙。寓意了鼓声劈浪旌旗开，舞龙跃鳞戏水来的英德城市建设美好景象。
2.2 “两点”
“两点”为主轴两端“源”与“家”的起点和终点。
“源”――意指河洛文化，客家文化之源。
“家”――文化回归，传承与延续。
2.3 “四区”
“四区”连接两点的主题景观区，主旨体现客家孔孟思想中“仁”、“义”、“礼”、“智”的文化内涵，并形成一系列的重要景观节点。
“一轴两点四区”的概念结构，反映了英德市建造以客家文化为主的特色化城市的发展目标。
3.设计内容――“一轴两点四区”六大景观节点
六大景观节点共同形成景观连续线，控制整个绿地的规划布局。
景观主轴由河洛广场，风情绿道，印迹广场，茶礼园，竹音阁，港湾湿地公园组成，相呼应理念中的“源”、 “仁”、“义”、“礼”、“智”、“家”，形成集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滨水休闲公园。
3.1印象・河洛广场
河洛广场构思来源于河洛文化，多方考究，河洛文化作为客家文化之“源”。方圆结合的设计意念正是由此而来，方圆相藏，阴阳相抱，相互为用，不可分割。
河洛广场位于滨江带的主入口区域，是人流交汇的交通广场。设计以开放空间为主，方圆形状为边界特征，根据空间位置的不同，划分出与道路紧密相接的“全开放空间”和面向区内景观的“半围合空间”，空间过渡以标志性景墙和景观建筑划分。
广场设计利用多种景观细节来体现河洛文化，主入口区设置印象景墙，经过河洛走廊，到达中心喷泉广场。空间用方，穿插以圆，河图、洛书等符号元素点缀其中，空间构图丰富，采用和谐的色调，烘托出印象・河洛的文化气氛。
3.2风情绿道
风情绿道构思来源于“仁”，寓指“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者爱人，仁者乐山。凡是有园，必有山石，片山有致，寸石生情。
风情绿道以风景走廊的形式贯穿于轴线之中。山石文化，英石文化，历史文化是其中重要的表达内容。
设计以植物造景为基础，引入传统园林中景墙，石景的精致手法，趣味的英石以假山，景墙的形式点缀于园林之中，使得空旷的视野变得丰富。被分隔的界面形成不规则的平面空间，相互连绵、延伸、渗透。景石如同屏风，印刻着不同的历史故事，巧妙的大小搭配，疏密有致，迂换，风景藏而不露，不规则的节奏感即富有人工美，又不乏自然情趣。
3.3 历史印迹广场
历史印迹广场构思来源于“义”，寓指“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历史的印记，承载着义勇之心。历史纪念广场，就如一本史书，讲述的是历史的故事。历史文化赋予物质空间以诗情画意，园中设置历史人物与诗画雕刻，引导游人的情感，加深游人的印象，设计深化了本区域的历史保护主题。
广场中有趣的景观设施，变化的地台设计，将是大人和孩子们乐于游憩的活动区域。
3.4 茶礼园
茶礼园构思来源于“礼”，寓指“礼者，体也，言事得体！”“不学礼，无以立。”茶礼园是“礼”之设计理念所在。
英德红茶以品质优异而著称，“茶文化”更是体现地方特色的重要表现之一。茶礼园以跌水景墙作为入口，两边分别布置休闲平台，中间与风情绿道连接；景墙背面由空间序列变化的茶园组成，茶园像褶皱布匹一样展开的起伏地形，视野开阔；尽端设置传统碉楼形式视频塔，立面结合现代多媒体技术，体现客家文化予礼传情的好客情谊。设计运用地形的变化，通过借景、对景、框景、漏景布局空间，“巧于因借，精在本宜”，大地艺术的创造给游人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寓意于礼，充满生机。
3.5竹音阁
竹音阁构思来源于“智”，寓指“智者，能也，智者乐水！”
客家文化的智慧凝结于水境之中。竹音阁连接湿地区域，种植大片的竹子。
竹音阁引入“低碳”的景观概念，抽象提炼竹子的曲艺文化，运用竹子的形状、声音、精神享受等方面的特点，创造性的营造出精致的园林空间，竹子与景墙的组合，竹子与景石的组合，竹子与水景的组合，相互奏响，成为湿地公园美妙的前奏，沙沙摆动，竹音绕园，成为滨江带最具特色的景点之一。
3.6港湾湿地公园
港湾湿地公园构思来源于“家”，寓意回归家园，“心”的港湾。
湿地位于景观主轴尽端，公园以一种源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处理手法先实后虚，讲究序列递进，在原地形的肌理下，改造天然淡水沼泽和泥滩，建造淡水湿地、红树林、野生动物栖息地、阶梯景观、浮桥芦苇，形成生态宜人，芳草丛丛，相映成趣的湿地景观。
这里是“心”的港湾，这里是小鸟的天堂，这里是生命的“吾家”。体现出“笑问客从何处来，此心安处是吾家”的精神主旨。
4.绿化设计
滨江带绿化设计，结合现状，适地适树，以本地特色树种为主，采用自然种植的手法，营造出优雅、质朴、自然、亲切的滨江带园林气氛。滨江公园设置不同的植物主题园：花木园，色彩丰富， 茶园，清新明朗香草园，香气宜人滨水园，气氛活跃果树园，果味诱人。
5.铺装设计
铺装材料以当地石材为主，以低碳、环保为原则，重视材料机理的搭配，减少复杂的切割工程。焦点位置采用石材，其余区域可采用成本较低的材料，通过合理的色彩样式的搭配，营造舒适的空间。
6.小品设施
公共小品，满足各项使用功能的同时，装点着整个滨江景观，使这里变得灵动，有生气，诠释着滨江公园的总体质素。
7.灯光设计
总体灯光设计，以水溪河岸和市政道路照明为基调，景观节点作重点布置，展示每一区域不同特点，园路的照明主要满足人们休闲散步的需求，晚间气氛相对宁静。
关键词：城市建筑 建筑文化概念及意义 问题与矛盾
城市设计是以人为中心的，从总体环境出发的规划设计工作，目的在于改善城市形象和优化环境，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城市规划制定的城市性质 发展目标和发展规模，都是城市设计的重要依据，由此体现出城市设计对城市规划的依属关系。城市设计只有在城市规划确定的指标控制下，才能创造出高质量的城市环境。
1、城市设计的概念及其意义
1965年美国建筑师协会正式使用“城市设计”这个词汇。城市设计应以满足城市人群的生理、心理要求为出发点，以提高城市生活的环境质量为最终目的的，对城市的营造巨细皆兼得的整体性活动。
城市规划是人类为了在城市发展中维持公共生活的空间秩序而作出的未来空间安排的意志。城市规划的根本社会作用是作为建设城市和城市管理的基本依据，以保证城市合理地进行建设和城市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及正常经营活动，是实践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性手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合理、有效和公正地创造有序的城市生活空间，实现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未定发展，城市规划显得尤为重要。
2、中国现阶段的城市设计的问题与矛盾
中国经济同社会的迅速发展造成的城市化和人口的压力，使得城市的风格形态有着快速的改变，同时对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也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面对这种城市化的进程，住宅产业的开发首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城市居住功能的物质化需求。因而目前在为住宅产业提供的方法和手段上，经济及技术的考虑是首要的，其重要性远远超出对人居环境、都市人文层次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具体的做法主要表现在住宅更新及住宅小区的设计规划中，现时往往必须将“建筑硬件”的要求放在首位，以满足社会情势所需。其他诸如环境、人文、生态等要素的考虑多流于形式，或作为房地产的卖点炒作，在实际操作方面距离理想的人居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还有一定距离。
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以及对地球资源的开发利用，渐渐发展到对环境的破坏，也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花茎。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状况似乎表明环境保护和城市经济发展已成为相互对立的两难选择，经济是基础、环境是条件，因此解决两者的矛盾，必须对城市进行重新合理的规划。
良好的城市人居环境，应当建立在以空间环境为基础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整合。而其中的自然环境更是人居环境赖以生存的基础。相对于人文环境的抽象与深层的心理建设模式，对自然环境的感受和评估也更为直接。因此人居环境居住质量的舒适性与运作效率的大部分客观性指标，即建立在对于城市与建筑在与自然环境协调的相关运作效能方面。人居环境与自然相协调的要求也同时符合“设计结合自然”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意图以一种统一和综合的发展模式，对于以住宅、城市为代表的人居环境加以整体化的考虑。
城市发展史中可以看到，人的主观活动往往起决定作用，在现代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过程中，设计结果与规划结果并不一定完全吻合，它们之间需要相互反馈、相互调整，直至方案臻于完善。
3、城市设计与城市建筑的关系
我们谈了城市规划就不得不谈论一下城市建筑。
从广义范围上讲，城市规划统筹了城市建筑，从狭义范围上讲城市建筑影响了一个城市的规划效果，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城市设计既为政府决策提供源泉，又为建筑设计提出前提和轮廓。
当城市设计具体到任何细小局部时，设计师总是从对城市整体形象把握出发，将每个细部作为城市空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进行设计；而建筑设计只是关心在特定空间的某一建筑，却很少关心它的邻居，缺乏对城市空间的总体认识和把握，而带有局限性。城市设计所考虑的是被建筑界定的、渗透的、或打断的空间，也许这些建筑只是为几个选择性的观点而设计的。
城市设计的关键存在于连续看到的建筑设计景象中，其质量取决于空间之间的关系，以及被界定的方法、轮廓、体量、尺度、色彩和周围环境――比如建筑或植物――的材质。因此，一旦建筑设计接受了城市设计的指导作为制约，那么建筑设计便成为城市设计中的组成部分。
城市设计是对城市不同层次形体的整体环境的整体设计，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设计，是合理地处理好城市空间并使之协调发展和艺术上的考虑，而建筑设计的目的是创造融技术和艺术为一体的形体环境形态。在建筑设计研究中，有关建筑物的总体布局，外部形式与风格、体块等等问题，均涉及到对一定范围内城市形体环境的整体构思。
城市建筑作为城市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建筑在有了丰富的内涵与文化的同时才是真正的有了生命力。建筑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基本构成与人类文化类似。建筑文化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它在整个人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建筑文化，是任何一个人的生存须臾不能离开的生存文化。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它具有时空和地域性，各种环境、各种文化状况下的文脉和条件，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建筑中的反映，同时这种文化特征又与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欧洲国家、美洲国家、亚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国度不同，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各地区的文化习俗也不同。同地区的人居社会时空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建筑文化的时空性和多元性，因而产生了古代文化的或现代的中国建筑文化、俄罗斯建筑文化、东南亚建筑文化、欧美建筑文化、非洲建筑文化等等。欧洲的古希腊建筑、北非的古埃及建筑、南亚的古印度建筑、古代中国建筑是世界民族建筑文化的历史渊流。
一幢有特色的建筑就是一座丰碑，它凝聚了设计者和建造者的心血和智慧。造型不同，风格各异。寓意深沉的建筑，凸现了丰富的美学内涵，让人回味，让人流连。随着全世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人类艺术鉴赏能力的不断提高，建筑的规模、性质、形式和内容都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对建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的建筑设计师不断的接触。学习各种新思维、新技术、不断地提升个人的建筑修养，以适应快速的发展速度。
4、城市设计的任务
关键词:海峡两岸;文化创业产业;核心看法;发展现象;对比
新形势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我国良好经济发展模式形成至关重要。在此形势影响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西方的很多国家开始主动接触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创意氛围，并促进了该产业发展。设计者在开展设计工作中，通过对中国元素的合理运用及有效融合，间接地增强了东方美学的宣传效果，为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给文化创意产业注入了更多的活力，更好地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
一、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概念与范围对比分析
通过对台湾地区文化相关文件内容的深入探讨，可知其中对文化创意产业概念进行了科学界定: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是指通过长时间的文化积累与创意理念的灵活运用，逐渐形成了价值信息量大的智慧财产，具有良好的就业潜力，在创造财富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势，有利于提升文化水平的重要行业。同时，台湾地区有关规定，确保了文化创意产业界定有效性，为自身的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相关规定，将文化创意产业划分为这些部分:(1)包含音乐与表演展业、工艺产业及相关产业的艺文类;(2)包含流行音乐、电影产业及多种相关产业的媒体类;(3)包含建设行业设计产业、品牌设计产业及其他设计产品的设计类;(4)基于数字内容产业的数字内容类。这些文化类产业的合理划分，确保了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界定有效性。［1］相比台湾地区，大陆对文化创意产业概念及范围也作出了相应的说明。大陆文化创意产业本质上融合了多方面的内容，像经济、政治、文化等，在丰富文化产业内容的基础上，更好地适应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在及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规模正在扩大，并对其进行了科学分类:层、延伸层及核心层。与此同时，大陆文化创意产业定义也在不断完善，认为该产业是有关文化产品及相关产品集中体现的产业，对于文化建设意义重大。这类产业所涉及的领域包括:(1)包含各种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方面的休闲娱乐服务、文化出版发行服务等丰富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2)有关文化产品生产方面的各种活动;(3)各种文化用品生产制造活动;(4)有关文化产业中文化专用设备的各种活动。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是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且其他领域都是有关文化及相关产业的重要补充，对于文化创意产业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至关重要。［2］综上所述，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有着异同之处。相同的地方在于:都注重满足民众精神方面的多元化需求;区别在于:大陆关注的是有关文化产品生产过程及不同的服务环节;台湾地区关注是的文化产品的各种创意活动。而海峡两岸在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有关其中的核心内容看法基本保持一致。
二、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对比分析
(一)二者在主导产业方面的差异
通过对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调查报告内容的深入探讨，可知当前形势下数字内容产业适合大陆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需求，而各种时尚品牌中所包含的文化创意因素形成的产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客观地说明了资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采取有效的措施将数字内容融合于文化创意产业中，有利于加快该产业在大陆的发展速度，并为其朝着国际市场更好地迈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针对当前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中所包含的多种产业类型，是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同类产业中的优势体现，客观地说明了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良好的发展态势及市场竞争优势。台湾地区文化创业产业中强调了“创意生活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即将创意生活中的所有产业集合起来，逐渐形成具有深层次、高服务质量、高品质的产业，客观地说明了台湾地区在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中更加关注的是文化产业各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美感体现效果，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未来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主要的发展方向是创意生活产业，主要在于自身的地理环境及社会环境有着独特的发展优势。随着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升，人们将会重视高品质生活追求，为创意生活产业逐渐成为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主导产业提供了可靠保障。［3］
(二)二者在区域发展方面的差异
虽然当前大陆文化创意产业整体的发展速度正在加快，但其中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其中，东部地区相比中部与西部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优势明显。像北京、上海、广州等，不仅在国内这类产业发展中竞争优势明显，也在国际市场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各大城市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最优的是直辖市，然后是省会城市及地市级。以北京市为例，其作为我国的文化发展中心，在所有支柱产业中，文化创意产业在该地区排名第二位，无论是文创企业、人员数量还是总量规模，北京市的文化创意产业每年创造的利润价值都在增加。2014年，该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了2826.3亿元，在北京市的经济比重占到了13.2%，客观地体现了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良好的发展趋势。［4］相比大陆，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并不明显，而协调性、均衡性正成为该地区文创产业发展特征。台湾地区文创产业发展中通过对群聚效果利益创造的重点关注，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创新思维，确保了其文创产业发展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台湾地区通过大力支持各地文创园区建设，实现了群聚效应的高效利用，为自身的文创供应链形成提供了保障，最终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创新思维。
(三)二者在驱动力方面的差异
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积极影响，大陆文化创意城市的整体竞争水平高，确保了文创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台湾地区文创产业发展中的优势在于:人才数量充足。在政府宏观调控、市场主体驱动模式的支持下，大陆文创产业发展速度日益加快，而台湾地区文创产业发展中以市场驱动为导向，在不同的营销文化方面取得了众多成果。像内容商品营销文化、博物馆营销文化、城市营销文化、在地文化营销文化，隶属于台湾文创产业方面的重要驱动因素，关系着该地区这类产业整体发展稳定性。［5］
三、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对比分析
(一)二者在文创政策方面的差异性分析
在创意文化产业发展中，台湾地区通过相关文件的方式，对文创产业定义、内涵、范围、价值等进行了充分说明，强调了其在创造财富及就业潜力方面的优势。“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通过出台文创产业方面的有关规定，对工艺产业、设计产业、流行音乐产业等文创产业发展潜力给予了充分肯定，这对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目标，即文化创意产业在经济支柱产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应从不同层面上给予这类产业发展更多的保障。在党的十报告中，强调了加强文化强国建设，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并对大力推动文化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实现进行了说明。这就需要文化建设中能够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作出应有的贡献，并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与此同时，2014年国务院会议中也对文化创意与社会行业的融合问题进行了探讨，总理及其他深化改革小组成员给出了指导意见，促使文化创意产业未来发展中能够形成良好的发展模式，结合基本国情，将这类产业发展置于战略高度层面，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6］
(二)以合作共赢为目的的两岸文创政策转变分析
受到区域经济及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影响，当前形势下海峡两岸在扶持文化创意产业中了一系列的规定，为创意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大陆在各种政策法规的支持下，更加注重全民素质提高，并对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进行了总体的规划，使得这些产业的发展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大陆对文创产业发展给予了足够重视，也希望联合各方力量扩大自身的产业规模，优化产业布局，积极探索适合大陆地区文化创意产业长期发展的发展道路。同时，台湾方面通过制定“厚植文化国力”等政策，也给予了文创产业发展更多的支持，促使自身的整体竞争水平得以提升。在此背景下，海峡两岸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以合作共赢为目的，通过采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拓宽文化宣传渠道、打造高效的文创交流平台等方式，确保了海峡两岸文创产业良好的发展形势，对两岸未来文化交流活动开展意义重大。［7］
四、结语
通过对以上内容的深入探讨，客观地说明了文化创意产业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有利于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全面提高海峡两岸文化产业的市场综合竞争力。因此，未来海峡两岸应找准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定位方向，把握好其发展契机，并在各种政策的扶持下不断丰富文化创意产业内容，保持这些产业良好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应提升对文化创意产业时代与信息化时代的认知水平，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健全保障体系，重视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整体规划建设，真正实现文化创新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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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设计 创作性 方法
城市设计的概念及其特征辩析
关于城市设计的概念，可谓众说纷纭，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给予它不尽相同的定义界说，但从其总体趋势来看，现代城市设计正逐渐呈现出相对明朗的观念势态。我们认为：现代城市设计是以人为宗旨，以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和职能效率为动态目标，综合组织城市系统各要素，以期建立合理且优美的城市形态环境的综合性创造活动。城市设计的作业范围既涉及大范围的单系统设计，也包含细胞形态的解剖，其对象是多层面、多类别的组合，而城市区段层面是典型的客体对象。城市设计既贯穿于城市规划的全过程，同时又是规划转向建筑设计的必要中介过程。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和建筑学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因而也常导致概念上的模糊。一般而言，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区别较为明显，而与规划尤其是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规）之间的关系则时常使人迷惑，因此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获得城市设计自身明晰的基本特征：
其一，城市设计强调“人本主义”精神，即以具体鲜活的人为根本出发点，满足人的需求，以人的心理生理行为为依据，关注城市空间设计的场所感、归属感以及历时和共时的文脉连续。而控规则是以物质环境为出发点，作为城市管理的依据而制定的硬性控制指标，它较少涉及与人的感性和活动相关的环境场所问题。因此，可以说人与物的对峙是城市设计与控规的基本分水岭。
其二，城市设计要在三维的城市空间坐标中化解各种矛盾，并建立新的立体形态系统。而控规则偏重于以土地区域为媒界的二维平面规划。因此二者表现出不同的形态维度。
其三，城市设计侧重城市中各种关系的组合，建筑、交通、开放空间、绿化体系、文物保护等城市子系统交叉综合，联结渗透，是一种整合状态的系统设计。控规则往往是城市各子系统的分述罗列，而且偏重于各项子系统的分别研究。因此，关系整合与要素分离是二者间又一显在区别。
其四，城市设计具有艺术创作的属性，以视觉秩序为媒界、容纳历史积淀、铺垫地区文化、表现时代精神，并结合人的感知经验建立起具有整体结构性特征、易于识别的城市意象和氛围。而控规则注重社会经济技术因素，其主要运作媒界是技术指标和工程问题，理性逻辑是其主要属性。
由上述比较中看出现代城市设计具有鲜明的创作性特征，正如培根所言：“未来城市环境质量将依赖技巧高超、感觉敏锐的城市设计师的创造性想象和智力”（1）。
创作性是城市设计的重要特征
一般来说，创作性具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某种观念设想或作品具有新颖鲜见或超前的形式和内涵；二是指这种观念设想和作品应适应现实、解决问题并巧妙且有效地达成目实；三是对上述观念设想和作品的持续、表现、评价、完善和充分发展。创作性与创造性时常可以通用（是英文Creativity的两种互通译本），但二者在语义上仍有些微区别，创造性更为强调独创和超前，面创作性强调上述三方面含义的全面包容，同时还含有过程意义。
城市设计的创作性是由其自身的目的性质决定的。设计即是把各种要素组织进入较大的连贯的整体以达到原先预期的意图。在城市规划的宏观指导下，城市设计要实现具体的三维形态框架的建构，它必然是一个创作过程的产物。城市是市民生活的舞台，是历时态的延续，又是共时态的交溶，以人为本的场所论是城市设计理想和实践中的本质精髓。对于一个具体城市区段来说，城市设计的目的是要鼓励各种人群活动的合理交织、运动有序、生态和谐，并能给人以愉悦的整体审美感受。城市设计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清规戒律和模式范本，也不是某种先验公式的推演计算，每一个成果都是对特定城市或城市区段的独特解答。设计师在情感、智慧和经验的投入中完成理想与实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城市设计的创作过程是设计者各种思维方式的全面启动和复合，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与灵感顿悟相交织，而形象则是城市设计者的主要思维线索。
城市设计的创作过程同时亦是对设计者多方面知识结构的运用过程。现代城市设计者需要有社会、经济、人文、政策管理及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要有城市设计的基本技巧，精通城市职能、形体及三维空间关系的处理。
城市设计注重小组合作（Cocreativity），鼓励吸纳相关学科学者、开发商、政府官员及公众代表共同参与，并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在更大范围内争取公众参与和认同。
城市设计创作方法论探讨
城市设计的质量直接决定于其创作方法的运用是否恰当和有效。然而澄清这种方法理论却很困难，城市设计的具体方法因客观对象而异，更是因人而异，因此试图去规范其设计创作的方法似乎是徒劳的。这里我们试图以描述城市设计创作的共性特征来探寻其创作的轨迹线索。
1.立意与构思立意即主题意识的确立，这是创作的灵魂。立意的过程即是在进行现状分析、明确发展定位的基础上确立设计目标的过程。现状分析提出基地现存的资源和问题，立意则需以该城市区段的定位为依据，这种定位又必须置身于城市整体发展脉络中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区段与相邻区段、区段与城市整体之间的功能互动机制，才能给出设计区段的正确定位。现存资源与人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和现存环境状况与发展定位之间的矛盾直接决定了城市设计目标的确立。
构思由立意脱化出来，构思即是将城市设计的立意转化设计结构（又称概念设计），同时提出实现立意的方式构架。构思的直接结果是该设计对象的空间形态结构的建立。城市设计的立意与构思必须也包涵了设计者的主观意识，设计者对各种设计因子的权重取舍以及自身的主观理解，情感经验等因素使得其立意与构思趋于个性化，并以多种构思方案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与相关参与的讨论、评比、比较和判断确定最终的构思方案。
2.分析与整合要解决一个现实具体的城市设计问题，首先必须进行客观有效的环境分析。分析包括前后两个不同时段，其一是指设计前期的现状调查分析；其二是指创作过程中对设计方案及成果的解剖分析。现状分析是要达成对现存环境的全面认识，它包括基地、人口、建筑设计质量、交通、使用职能、民俗习惯、行为规律、自然条件、景观资源、经济投资计划等等资料。一般而言，职能分析和空间形态分析是两个重点内容：职能分析主要考察各项用地的使用状况与交通系统的联系以及这种状况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空间形态分析则涉及基地分析、图底分析、视觉序列分析、认识意象分析、类型学分析和空间注记分析等一系列技术。空间形态分析提供了设计所必需的历时性形态积淀的背景资源，它为文脉承续提供了基础。设计过程及成果表达中的分析实质是对所设计环境各子系统的分项解析和表述，如：地块功能配置、道路交通系统分析、交通换乘系统分析、形态认识系统分析、历史文脉分析等等。这种单系统的解析使创作成果的各个层面得以清晰的表达，同时也是设计进程中从各个不同层面和视角对设计方案进行剖析、质疑和修正的必要技术程序。
分析是城市设计的必要技术，而对环境各子系统和各单项要素的整合才是城市设计的本质性作为。环境对人的作用是历时和共时相交溶的整体感受和影响，而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城市设计必须以关系组合为职责，侧重于整合结构性的职能关联、空间关联和文脉关联等，促进城市各种活动的合理交织。设计者往往扮演开发进程中的协调员，化解矛盾，综合平衡。
系统化的城市设计将改变过去仅仅由几何线条分划地块的封闭独立性。加强建筑布局、交通路线、开放空间、绿化体系和人文景观等要素的综合交叉、联结渗透将成为一种新的形态风尚。立体化是当代城市空间结构又一显在的发展趋势。随着城市职能的高度集聚与城市土地有限资源之间矛盾的突显，未来城市必将超于土地和空间的综合使用，即特定地段中各种用途的合理交织，相互刺激补充。空间结构的立体化还意味着对用地进行地上、地面和地下三个层面的综合开发以构成连续流动的空间体系。与此同时，立体化的形态组织方式也是化解或消减城市职能各项子系统之间矛盾冲突的良方（如机械交通与人行步道体系的矛盾，开放空间、生态平衡与土地区位价值的矛盾等）。总之，分析整合在创作过程中交替进行，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整合。
3.直感与逻辑城市设计的过程是对城市环境的研究和创造的结合，因此必然表现出理性和感性共容互动的思维方式。研究过程首先是要素分析和理性判断，设计者运用逻辑方法对设计所及的各项要素之间各种因果、并列、互动、权重、矛盾等关系作用判断，设计目标的建立亦是逻辑推理的结果。但是，仅仅运用逻辑的方法无法得出具体生动的城市设计成果。城市设计是对理想城市生活情景的描绘，形态的建立最终必须依赖设计者对环境敏锐的整体感悟能力和直感创造能力，因此说形象思维是城市设计者的主要思维线索。设计者可以在经验积累中选择运用各种有效的空间形态类型，如以网格构成的，以开敞空间为中心的，以建筑实体为中心的，或是以明确轴线构成的等等原型结构，而当代城市形态所包容的广泛且深刻的复杂性为传统城市形态所无法迄及，它往往表现为一种复杂的三维立体网络的叠合结构，它可以涵括上述诸种空间结构原型，但其复杂程度和综合能力则远胜于它们。可以说这是对当代及未来城市设计者的空间组织和塑形能力提出的一项严重挑战。因此，城市设计者必须具备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更为娴熟的空间驾驭技巧以及在这种复杂的空间结构体系中整合城市职能秩序的能力。
4.图形与文本图形和文本是城市设计者最主要的操作媒界、交流媒界和成果表达形式。
图形是设计者心智创造的外化。图形资料一般包括设计构思草图和设计成果中对环境形态的三维表述、模型、立体模拟动画、摄像等。由于现代城市职能和空间的高度复杂性，因此系统化的城市设计还必须运用一系列系统的分析图形技术。这些分析图分别展现了环境的各个导面及相关系统。各层面、各子项系统的立体叠合和联结构成了完整的环境形态。因此，分析图也是城市环境创作必不要少的重要内容，它是现代城市设计区别于传统空间形体规划设计的重要特征之一。
图形实质上是对城市环境建设目标和政策的形象化三维表达，是一种明确的、可操作的形态描述方式，它使得设计地段内建筑与建筑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网络清晰可见，它给下一个层次的设计（如建筑设计）提出了由外向内的限定和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设计的成果具有肯定性。同时又必须指出：城市设计又是一种富有弹性和动态的过程。上述图解形式并不等于环境建设的最终产品形式，而是关于形态的具原型意味的框架模型。例如街道空间轮廓线或是区段环境的立体动画模式，其实质是一种结构关系的建立，在后续的建筑设计过程中，可将此具体的建筑形态置于上述关系背景之中进行检视评判，从而取得对彼此关系的协调认同，CAD技术的运用为这种动态的设计和管理过程提供了方便之门。在城市设计驾驭下的一个环境层次的设计仍然具有广阔的创作天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设计成果又具有非肯定性，是一种松驰的限定。如果说最终建成的环境形式与设计中的图形之间具有内在的却又是可以被察见的同构或同质关系，那么就可以说设计达到了预期目标。
文本即城市设计成果中一系列以文字描述为主的研究报告。一般来说研究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项目由来、研究程序、现状分析报告、设计依据、发展定位描述、目标描述、设计方案总体说明、各子项系统分析报告、实施可行性研究、建设程序计划、设计准则等。设立专项研究报告是现代城市设计重视理性论证的表现。
设计准则和图形文件在城市建设管理中配套使用。所谓设计准则是对城市设计客体要素的深入设计提出综合且具体的要求和建议。其具体内容包括对设计对象整体和局部的形态、位置、尺寸和指标等提出制约性的条例，对各可变因素的弹性设计提出相应的振幅范围。设计准则的制定是城市设计区别于规划和建设设计，也区别于传统形体空间设计的又一重要特征。其意义在于为城市设计注入了时间维度，它为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间环境层次的转换提供了清晰的梯级承续关系，促进了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互动。设计准则的制订使得城市设计由理想导向现实的行为，它是城市的设计与管理以及建设之间的桥梁，是三者之间相互沟通协调有章可寻的媒界基础。
以上我们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城市设计的创作性作了粗浅的探析。成功的城市设计首先来自于精巧且合理的立意和构思，在直感与逻辑的互动中，设计者运用各种分析技术和组合技巧，在对环境子系统和要素进行充分解剖的基础上实现形态的整合，创造出宜人的环境场所，并以图文并茂的灵活形式展现给所有关心城市建设的参与者。
［注 释］
【关键词】生态城市；规划；复杂性
基于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生态城市是中国城市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其必要性不言自明。但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建设生态城市必然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目前国内生态城市建设存在不顾自身条件、一哄而上的现象，值得警惕。最近几年被人们所热议的中新天津生态城规划，其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有媒体甚至称“中国生态城计划已枯萎”[1]。那么，生态城市建设实践为何举步维艰? 生态城市规划为何难以取得实效? 应该讲，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实践话题，而是涉及到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从长远来看，它甚至与生态城市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近年来，国内有关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尝试对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作进一步的思考。
1 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复杂性
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对生态城市规划的具体实践又有哪些影响? 这就需要我们对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加以讨论。
1.1 社会、经济、自然因素的复杂交织
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首都地区发展问题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核心问题之一便是以水资源保障为代表的生态安全问题。据遥感卫片解译，2000年～2010年间北京及周边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4市的水体面积下降了近30%；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水面减少显著，两大水库蓄水接近死库容；张家口75%以上河流为季节性河流; 廊坊市水系河道为常年无水状态；白洋淀湿地需依靠外调水源才能保证正常水量。实际上，作为我国的首都地区，京津冀地区的生态敏感程度和生态安全要求都是比较高的；由于首都北京所集聚的各类智力资源和行政优势，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人力、物力投入在全国也是比较高的，但现实发展的结果，这一地区生态安全风险也是最为突出的。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
《北京市限建区规划(2006～2020年) 》是北京市近年来大力编制的一个生态规划项目，规划在考虑“水、绿、文、地、环”五大要素的基础上，将北京市域土地划分为六大级别三大类，并明确了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的空间管制要求。该规划获得2007 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和2008 年度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然而，根据北京总规实施评估报告，北京市一道、二道绿化隔离带被侵占的情况仍在持续，城市基本生态格局面临遭到破坏的严峻威胁[1]。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编制且十分优秀的限建区规划为何难以取得实效?
上述事实表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涉及多个方面的复杂因素，各种因素相互牵制，仅从某些方面如自然生态的治理和修复入手，难以从根源上解决十分复杂的生态问题。以对首都生态安全影响最突出的环首都地区为例，从深层次讲，经济贫困、自然生态恶化、城镇化发展、区域生态补偿差异等社会因素的复杂交织，正是环首都地区生态安全不断恶化的原因所在。张家口、承德两市肩负为首都地区“涵水源”、“阻沙源”的重要职责，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处于生态屏障地位，然而，区域整体的生态保护需要限制了其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形成所谓的“环首都贫困带”。如张家口市赤城县，2004年以来年平均出境水量达1.8 亿m3 ，占密云水库蓄水量的53% ，2004年前长期为无偿供水，近年来为保障首都水源供应，先后砍掉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取缔、关停、压缩了20 多个企业，每年县财政直接减收1500 万元，为发展节水农业而实施的退稻还旱使农民亩均收入减少近千元。由于经济贫困，张、承地区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粗放型发展模式: 承德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压延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6.2%； 张家口人地矛盾突出，耕地开发过度，从而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等系列问题，陷入越穷越垦、越垦生态越恶化的怪圈。
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自然生态与复合生态的关系问题。早在1980 年代初，马世骏院士就曾提出著名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城市绝非绿化或生态环境较好的城市，而是“遵循生态学基本原理，人类聚居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城市社会、经济和自然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生态平衡得到有效维持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许多自然生态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社会生态失调—生态城市最根本的问题乃生态政治。但是，城市规划的本质核心为物质空间规划，擅长于自然生态控制，天然地具有“末端治理”的局限性，如何有效协调复合生态之矛盾? 尽管当前城市规划日趋转向公共政策，但如何避免由此带来的学科“空心化”问题? 并且，对自然生态的控制已属不易( 如黄光宇先生1980 年代在四川省乐山市总体规划中，面对重重阻力，将位于城市中心的近10km2 丘陵林地划为永久性绿地加以保护，为城市创造出绿心环形生态型结构，被赞誉为生态城市规划实践典范，并获联合国发明创造之星奖) ，何以协调复合生态矛盾?
1.2 生态城市—区域系统的相互影响
生态城市以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经济、自然持续发展为基础而存在，谋求更大范围内城市—区域系统的整体协调发展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当前国内外城市发展呈现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的重要趋势，突破城市、走向区域，不仅是一般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生态城市建设而言也是必然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区域性、流域性生态环境问题正逐步加剧，使得生态城市规划思维范畴的扩大尤为必要。以首都北京为例，作为一个特大城市，当前面临突出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同时又处在我国农牧交错带边缘生态脆弱带和华北缺水地区，仅靠自身不可能解决其所面临的严重生态问题。就规划实践而言，“就城市论城市”的思维局限是导致生态城市建设的实效性难以切实提高的原因之一。以唐山曹妃甸生态城为例，其定位是“冀东南部沿海中心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较多的产业服务、高教、科研等服务业职能，但从唐山沿海地区的整体发展格局来看，庞大的居住需求则是最为突出的现实问题( 仅就曹妃甸工业区而言，其就业人口为近期32万人， 2020年49万人，远景105万人) ，曹妃甸生态新城约1/5 的居住用地比例满足自身需求尚有困难，更难为周边地区提供配套居住，新城、港口和产业区发展之间缺乏统筹协调，已成为曹妃甸新城和唐山沿海地区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面向区域的道理是容易理解的，关键是生态城市的区域诉求何以解决? 没有区域保障的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意义何在? 首先是管理体制、权限的制约，即使首都北京，也很难对周边河北省的城乡建设发展“指手画脚”，这一点作者在“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中已深有体会；其次是技术衔接的难度，由于空间尺度的不同，区域生态与城市生态在技术方法、规划内容、调控手段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属于两套各不相同的“语言系统”，如何加以衔接?最后是内在的利益冲突，流域生态补偿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但上下游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生态补偿如何具体操作? 在京冀两地有关环首都生态补偿的讨论中，关于大气污染，由于空间没有边界，如何进行测度? 关于水体污染，虽然北京补偿河北的大致原则没错，但北京方面也在抱怨位于上游的河北也有污染，如何明确归属责任? 谈判到最后，只是得到北京每年为河北提供8 亿元的造林款这样一种结果。
1.3 生态城市建设过程的长期性
与一般城市建设活动相同，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有关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到城市规划与设计，到具体的实施管理，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和阶段。生态城市各项目标的最终实现，有赖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中各个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有赖于政策、技术、管理、财政等的切实保障，可谓“环环相扣”。而一旦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某一环节出了问题，势必会导致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全盘皆输”。以2005年上海东滩生态城规划为例，“它本来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生态城”，“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东滩的生态城规划在全球的业界和公众中掀起了狂想”，但不幸的是，这个规划项目没有按照预期运行下去，“东滩主要卡在了政策上”，“‘农转非’实现不了，城市也就不可能起来”[1]。不仅如此，生态城市建设还存在“规划生态”与“建设运营生态”的关系问题，生态城市的建设最终是要为人们所使用的，即使真正建设起来生态城市，但如果所承载的人口仍是传统的行为模式，其前景如何? 早在一个世纪前，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之一格迪斯就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讨论工业时代的“旧技术阶段和新技术阶段”，并提出“通向新技术城市之路”的改革措施，充满了“生态城市”智慧，但时至今日，我们不仍然在工业社会的煎熬中? 从根本上，生态城市理念及相应的问题是现代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伴生物，但工业社会尚未远去，生态城市何日到来?
1.4 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主体的两面性
独特的政府体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影响生态城市建设实践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体制的鲜明特征在于“三维”市场经济，即在经典的政府和企业关系之外多出地方政府的角色，它们既是政府体系的组成部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又是经济主体( GDP 的追求) ，承担经济发展的商务功能；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就像企业对市场份额和利润的追求一样，完全源自体制内生的动力，强大而持久[3]。这就造成地方政府对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问题的思维必然是矛盾重重的，一旦涉及生态治理的资金投入，涉及生态城市建设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抑制，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又会显现，对生态城市建设表现出“貌合神离”也就在所难免。“别搞错了，生态城可不是什么慈善项目，所有参与其中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想要、也需要牟利”；“当黄柏峪最终变成了一个‘不可持续’的项目，参与其中的NGO、政府机构和他们的商业伙伴都从舆论上或资金上有所收获，他们从中变得‘可持续’了”( 梅嬉蝶) ； “有的生态城就是炒作，打着这个旗号来提高影响力”(王如松)[1]。
2 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启示
兴起于1980 年代的复杂性研究或复杂性科学( complexity sciences) ，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之一。尽管目前它仍处于萌芽和形成阶段，但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被誉为“21 世纪的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虽然目前人们对复杂性科学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4]。作为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复杂系统具有一系列基本特征: 整体联系的复杂性、组成要素的复杂性、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组织形态和演化规律的复杂性、系统行为的“奇异性”[5]。对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活动，上文所讨论的诸多内容正是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作为一种复杂性系统的内在表现。因此，复杂性科学理论对于认识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1 在法定城乡规划体系内开展整体性研究与规划
复杂性科学是整体论科学，重点是探索宏观领域的复杂性及其演化问题。所谓整体论是相对于还原论而言，还原论就是化整为零，即把复杂事物分解成简单事物的组合，把宏观物理现象归结为微观现象的组合，它是古典科学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对整个古典科学起示范作用[6]。而整体论则是集零为整，把研究对象当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发展出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方法。1940 年代以来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系统工程先后问世，它们原本都是为解决以往科学技术难以解决的复杂性问题而提出来的，“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7]。
通过前文对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复杂性的论述不难理解，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和一般的城市建设一样，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如此，生态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又有诸多生态方面的要求。因此，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是一般城市建设活动复杂性与低碳、生态问题复杂性的双重叠加，其具体实施，自然要更为复杂。就规划工作而言，传统的城市规划、新型的城市生态规划或生态城市规划这两种不同的规划，分别由不同的部门组织、由不同的人员承担，规划的侧重点也各不一样，如此一来，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规划成了“两张皮”，此种情况严重制约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实效。借鉴复杂性科学的整体论思维，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根本途径只有一条，这就是在法定规划体系框架之内，用生态、低碳的思想和方法寻求城市规划工作的改进对策。
2.2 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钱学森院士在论述复杂巨系统时指出: “现在能用的、唯一能有效处理开发的复杂巨系统( 包括社会系统) 的方法，就是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8]。这也就是综合运用专家的知识经验、各种信息技术和数学建模手段，对复杂系统的特性和动态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研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城乡规划、低碳、生态研究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成为可能。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分形论以及超循环论等都可用以指导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研究，从而使人们对这一系统的内外关联和变化机制的把握更加准确，提高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科学性水平。
2.3 多学科综合研究
复杂系统的构成要素往往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相互关联复杂，客观上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城乡规划与低碳、生态发展不是单纯由人类社会或自然因素驱动的系统，而是由人类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耦合系统。由于驱动因素关联到众多不同的领域，其过程涉及不同的空间尺度，其效应涉及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等众多方面，传统的以各学科单独研究的方式难以奏效，研究结果也往往显得片面、不可靠。基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过程的长期性，生态城市发展绝不能仅仅关注于空间规划环节，而应当树立系统工程观念，从生态城市发展的政策、技术、管理、财政等各个方面进行过程控制，及时开展实施评估和检讨，不断修正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技术路线，从而使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内容得到切实的落实。
2.4 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
由于复杂系统存在广泛而复杂的层次性，每一层次的要素构成、驱动因素、变化特征都与其他的有所不同，在某一层次上得出的研究结论不能直接移植其他层次。在城乡规划与低碳、生态研究中，存在区域—城市—片区—地块的空间尺度变化，也存在近期—中期—远期的时间尺度差异。仅仅研究宏观尺度的变化，或只研究微观尺度的变化，均难以全面揭示城乡规划与低碳、生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两者结合方可为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一方面必须树立整体思维，必须着眼于自然、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认识和分析，在思想和理论高度加以审视；同时，在具体行动上，应强调针对重点问题，展开务实行动，通过重点内容的把握，寻求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突破。
3 结语
从城市发展历史来看，新的科学技术总是首先出现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先锋城市”，生态城市建设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必然也是如此。因此，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应当强调发达地区和先进城市率先示范，有序引导，带动全国生态城市建设梯度推进。同时，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由于地理条件不同、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同、经济基础不同、城镇化发展过程和阶段不同，其生态城市建设应根据区域发展要求和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合理选择不同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生态城市建设应有各不相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具体的生态城市发展道路也应有所区别，各地应紧密结合地方实际，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对重点突出问题有所应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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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一个科学新领域—开发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自然杂志，1990，13(1): 3－10。
一、计划好时间：
从高三的9月初到明年3月初是高三一轮复习的黄金时间，主要目的是夯实基础，要紧扣课标和考试说明，按教材进行单元复习，适度关注小专题。目标是“全面、细致、系统，扎实”。第一轮复习是基础，一般被称为“地毯式”扫描，时间比较长，是学生高考成功的关键。
二、明确指导思想
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高考历史史科《考试说明》（《考纲》）是高考历史命题的基本依据。《考纲》注重考查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充分体现了历史学科及选拔性考试的特点，从近几年高考试题来看，突出了考查对教材重点内容的理解，着眼于考查“为什么”、“还有什么”，纯知识考查越来越淡化了。因此在第一轮复习中，准确把握考情、教情、学情，应深入钻研教材《大纲》和《考纲》，以此为复习的指导思想。
三、告诉学生熟读教材，记牢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是最重要、最常用、最有学科特点的知识，它是学生高考致胜的关健，是二轮升华的前提。因此，学生必须“系统全面、扎实、准确”的掌握基础知识、主干知识。
基础知识主要包括历史现象、历史概念的本质内涵，以及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和所产生的影响等。对基础知识的把握，我们坚持“全、准、深、新、细”的原则。“全”即复习要全面，不能漏掉《课标》中规定的任何知识点，在此基础上强化重点；“准”即对知识的识记、理解、阐释要准确；“深”即对历史现象、历史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的认识要深刻；“新”即对历史知识要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来认识；“细”即注重细节，近几年文科综合试题启发我们必须抓好细节，很多问题并不难，但考查很细致，细微处显精神，细节决定成败。
记牢知识的方法很多：有理解基础上的记忆、时间线索上的记忆、史实横向和纵向上的记忆、联系记忆、趣味记忆等。如复习西方的民主法制，可以把英国的《权利法案》、美国的1787年宪法、《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和《》等放在一起来复习。
四、教会学生构建知识体系
一轮复习中，要引导学生抓住基础知识并构建知识体系，只有掌握了基础知识，才可能有能力的提升；只有构建起知识体系才能对知识点有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才能更全面的理解知识的内涵，把握住历史的发展线索。一轮复习中要引导学生将每一个单元里的考点进行具体的分析（如原因、经过结果、特点、影响等）然后将这些考点构成的线索串起来，再将这些线索中的考点做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如关于中国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及中国的近代化历程等。在整个复习过程中，学生就会把所学的相关知识由点到线再到面构建起知识网络。学生的思维能力也提高了。
构建知识体系固然是个学习历史的好方法，但是如果仅是为了体系而为就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很多学生能够勾勒出历史事件之间的体系，但如果问到具体的内容就说不出来了，所以构建知识体系时要做到知识的全面和细致，不能使学生浮在表面上，必须深入下去。
五、学会用多元史观认识历史
新教材要求用文明史观、全球史观。近代化史观、革命史观、社会史观和生态史观等来认识历史，这也是高考命题者的指导思想。所以，高三一轮复习中要使学生领会新的史观和理念，并用他们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如运用多种史学范式理解中国近代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
（1）革命史观：它是西方列强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基地，使中国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是列强殖民侵略的重要标志。
（2）现代化史观：它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中国近代工业的诞生地和相对集中的地区，推动了近代城市的崛起。
（3）整体史观：它加强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尽管是被动的，但这是客观事实），使中国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文明史观：它是中国了解和学习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窗口，最早接受西方民主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最早开始向近代工业文明过渡的地方。
六、在复习教材时，教师应注意挖掘隐性知识
所谓隐性知识是指在课本文字和试题材料中没有直接表述出来，而实际上又隐蔽在其中的那种知识内容和知识联系。它既包括历史现象、历史概念的本质等。如复习《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通过分析井田制的形成和瓦解的原因，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充分理解生产关系的内涵。再如通过分析封建社会“土地兼并现象”的产生、发展过程说明“在封建社会土地兼并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根除的”这一规律。
七、教会学生一些基本的历史观
学习历史必须构建起一些基本的历史观。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这样使学生做到观点与史实的辩证统一，掌握史论结合的学习方法。此外还应掌握基本的史学理论，理解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和辩证的思维方法，提高理论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如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并由此去理解、评价历史的生产力标准。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并由此去理解、评价历史的实践标准。③现象和本质；偶然性与必然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继承和发展等。
八、注重对历史概念的复习
纵观近几年高考题发现，对历史概念的考查较频繁，因为历史概念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的高度概括，它一般包括历史的时间、地点、原因、人物、内容、经过、结果、影响等。如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近代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九、学会对比分析历史事件，揭示共性和规律。
许多历史现象存在着不同点和共同点。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运用对比的方法加以分析综合，使学生在认识历史发展具有个性特点的同时，揭示历史发展的阶段特证和共性规律。例如，通过对比分析英、美、法、德四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有关史实，既可找出它们之间的不同点，又能揭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共性特征和规律。
十、加强集体备课
集体备课可以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促进以老带新，以新促老；可以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真正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高三一轮复习中，同级组的教师更应该统一思路。
十一、重视训练，培养答题能力
高三一轮复习中，还应该精选典好典型题目，加大对高考题型的训练，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和解题能力：
（1）选择题：选择题是高考得分的重要阵地。复习中我们主要是对丢分严重的最佳选择题、组合选择题和材料选择题进行专项突破。例如最佳选择题中，学生往往对“根本原因与主要原因”、“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直接与简接”等问题含糊不清，我们结合题目加以指导，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特点：例如：“根本原因”指的是“一种历史必然性”，而“主要原因”则是指“在某一时期共同起作用的多种因素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等等，搞清这些基本问题，学生做题的失误率便大大降低。
（2）材料题：我们指导学生解答材料问答题的三个基本步骤是①先看题后设问后看材料，即带着问题阅读材料，克服阅读盲目性，节省阅读时间。②分清层次，沙里淘金，将材料中的有效信息，全部提取。③强化地图、数据图表、文物图片材料训练。此类题从高考评分标准看，一般设置了“表面信息”“深层信息”两类高低要求不同的标准，这是体现能力要求的有力导向。指导学生回答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看到了什么”二是“反映了什么本质特征”。
教师角色学校教育功能人性自我“教师角色是指处在教育系统中的教师所表现出来的由其特殊地位决定的符合社会对教师期望的一种行为模式。”[1]教师角色是社会要求的产物，“教师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其专业角色应是外界所赋予的，从而肩负其所受雇学校在整个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类似于‘好教师’、‘模范教师’的概念都是这种角色期待的副产品”[2]。因此，社会对教师的期待如何，其主要依据是社会希望学校教育发挥怎样的功能。学校是人类文明的传承地，更是专门培养人的机构，不同社会对所需要的人的要求不一样，这一点决定了学校教育功能发挥的不同，因而对所期望的教师角色自然就有差别。
一、“自我”消退：学校教育工具膨胀下教师角色中的人性萎靡
“‘功能’一词源于社会学，它泛指某一社会构成对社会系统的维持和发展所产生的客观后果，是功能归属事项对功能所助益单位所产生的可观察到的客观后果。”[3]简单地说，功能就是某事物能做什么，能对其他事物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总的来看，学校教育具有促进人的身心发展的功能与服务社会发展的功能，不过，服务社会发展的功能最终需要靠培养的人来完成。由此可知，“培养的人”的内涵一旦发生改变，在教育过程中学校教育的具体功能发挥自然需要作出调整。
1.现代学校教育工具的片面膨胀
不可否认，学校是培养人的场所，学校教育是培养人的重要途径，它本身就具有鲜明的社会工具特征。因此，此处所说的学校教育工具膨胀的依据，不是指学校教育是否培养人，而是指学校教育培养的是什么人，或者说培养的人主要能做什么。事实上，人的价值分为外在的工具价值与内在的本体价值。工具价值指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究竟能为社会发展发挥怎样的作用；本体价值即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指个体的身心健康成长以及对生命意义的发现、感悟与促成。如果学校教育过于强调个体外在价值的实现，就会侧重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掌握，以此为社会培养能“做事”的人才，我们可以说，学校教育的工具片面膨胀了。
学校教育工具的膨胀始于近现代。伴随着工业社会对各种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学校教育也完成了制度化的转变。专业人才的培养促使知识的多样化（深奥的自然科学知识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和专业化（人文知识分化为更具体的学科），一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已经无法完成知识传递的重任，学校成了政治、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人才训练基地，成批的产品按照要求从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涌出。为了得到社会的认可，为了出“好才”、“大才”，为了让个体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学校教育甘为“才梯”，沦落为政治、经济发展的附庸。
（1）规训功能片面突出
如果把人才培养作为教育目的，那么规训只是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对于培养人才的专门场所――学校来说，规训成了它的主要功能之一。要想训练出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有用”之才，学校教育不仅需要“增益其所不能”，而且要改造其思想，使其具有特定社会能接纳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即“在教育中倾向于从社会的需要出发，通过‘规训’来把人塑造成符合特定社会需要、仅为社会而存在的‘社会人’、‘工具人’，培养成‘螺丝钉’”[4]。为了实现以上目标，现代学校教育按市场需求选择各类“最有价值的知识”，通过确定一定的标准与要求，单方面迫使学生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进行接受，以此增强学生服务社会的技能。同时，通过各种各样的思想道德教育及意识形态教育，把社会规范烙入学生的头脑。
（2）筛选功能无限放大
由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对不同领域高尖端技术的依赖，学校教育把遴选学生学习不同层次的知识、技能当成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筛选功能被无限放大。具体而言，现代学校教育通过教育层次的划分和各色专业的设置，利用升学考试等形式完成学生在教育层次间的流动以及对不同专业知识的选择，每上升一个层面，就有一部分学习者因为不合要求而被淘汰，层面越高，被淘汰的人就越多。“在城市的低社会阶层和乡村社会的儿童中，能通过层层考试的筛选，顺着教育提供的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拾级而上，最终能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年轻一代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被‘淘汰’了，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继续像父辈们一样在社会的‘底层’打拼。”[5]
（3）文化传承功能侵蚀一切
为了让学生“成才”，为了让学生拥有更多来自前人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更全面地接受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学校教育把文化传承当成了重要事务，文化传承功能在学校教育中无处不在。而因为知识、技能来源于对前人的经验概括，学习知识的前提是对前人经验的再现。为了使再现能尽可能的逼真，提高学生学习知识的效果，学校教育想方设法创设大大小小的情境，营造各种各样的“学习”氛围。人为创设的情境、氛围使师生置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性舞台之中。“教室―寝室―食堂”三点一线构成了一个固定的表演场域，每一堂课、每一个活动，甚至一言一行都成了舞台表演的一部分。而随着“上课―下课”、“上学―放学”、“开学―放假”，师生在完成文化传承任务的同时，在再现的情境里完成了一折又一折戏份。
2.学校教育工具膨胀下教师角色中的人性萎靡
身处工具支配下的现代学校教育中，要想成为得到社会肯定的“合格”甚或“优秀”教师，教师必须放弃“个体自我”，强化“社会自我”，以便使自己成为他人所期望的形象，这种选择的代价是教师个体性与自主性的丧失。教师沦为社会要求的代言人，在教育过程中，教师的生命本真被消解，“自我”被严重遮蔽。
（1）身份拔高：教师角色中的“神”性挤压“人”性
规训的实质是借助一定的中介，规训者对被规训者实施影响的过程。要更好地遵照社会要求，提高对学生驯化的效果，一方面固然需要建构方便有效的中介系统――严密的权力体系和严格的规范措施；另一方面还需要提高规训者（教师）对被规训者（学生）言行及思想的影响力度，树立规训者（教师）的权威，让被规训者（学生）心生畏惧而甘愿服从。为此，现代学校教育在不断完善控制体系和纪律要求的同时，想方设法树立教师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形象。从园丁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春蚕到蜡烛，明显夸张的比喻后面是“神”性对教师“人”性的严重侵蚀。教师长期被架在高高的神坛上，一边屈于外界压力为努力成就社会的期待与要求而身心俱疲，一边因为无法企及外界所要求的高度而不得不选择伪善与自欺欺人。
（2）目中无“人”：教师角色中的“理”性排斥情意
筛选功能的完成需要一定的评判依据和手段，而考试则成了最简单易行的评价方式。“在课程学习当中，人的价值是由他这门课的成绩来衡量的。”[6]事实上，考试考的是学生接受学校教育的结果，这种结果往往以分数或等级的形式外显。作为评价主体的教师，人们希望其做到的是能按照一个外在标准去客观衡量每个学生的表现。对于学生个体而言，教师首先关注的是他（她）掌握知识、技能的实际情况，是他（她）的表现与社会要求是否相符。“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教师能看到的是在某个标准下哪些学生为“王”，哪些学生为“寇”，至于学生在想什么，学生的感受如何，教师往往置之不理、了无兴趣。教师冷酷麻木，学生的酸甜苦辣常常不被教师放在心上也就见怪不怪了。
（3）脱离生活：教师角色中的“表演”性消释个体本真
文化传承功能支配下的知识再现，使学校教育成为一种封闭状态下的剧场表演。在精心打造的舞台上，教育内容（文化知识）被转化为各类表演内容，而教育教学过程自然演变为了具体的表演过程。文化知识能不能被学生掌握，文化传承功能能不能实现，不仅与表演（教育）内容有关，也与教师的表演手段与技巧（文化知识的再现方式或教育教学方法）有紧密联系。为了更好地完成文化知识再现的任务，教师必须融入戏中，在各种戏中按部就班完成自己的戏份并尽量逼真、栩栩如生。而教师能不能入戏，表演质量高不高，与其说取决于教师的表演功夫，不如说取决于教师能否隐藏个体真实的情感、态度。结果是，这种脱离现实生活、抹去“自我”的表演消释了教师个体生命中具体、丰富的内涵，呈现在学生面前的是一个个被消解了真情实意、戴着面具的职业表演者。
二、“自我”回归：学校教育意义补缺下教师角色中的人性开掘
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中叶后，各种生存危机频现，人们开始重新思量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对各种现代性的思想观念及其行为范式有了更深入、理性的评价。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为了应对社会发展的全新挑战，一些思想家对人的存在方式与价值做出了与时俱进的诠释，与人的成长息息相关的学校教育，也不得不在培养目标、教育教学方法等方面努力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全人教育”、“人的全面发展”等口号成了教育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核心语词，学校教育的功能不得不从片面强调“有用的”人才培养转向对认知与构建个体生命意义的重视。
1.意义生成：当代学校教育功能的补缺
通俗地说，学校教育工具膨胀是指学校教育过分追求学生外在价值的实现，即把学生当成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学校教育意义补缺，即学校教育在适当强调工具的同时，追求学生内在价值的实现，突出学生个体的健康成长与其对生命意义的认知与建构。要完成人的发展的新任务，当代学校教育功能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出应有的补缺。“我们应该促使学校教育实现指导思想方面的更新和转化，亦即促使有用性的教育观念向有意义的教育观念的方向转化。”[7]
（1）唤醒主体
意义是一种认知，是一种体验，它是主体对外在世界的感悟，深受个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意义的生成，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外在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要有一定的客体为对象外，更需要唤醒学生的主体性，充分释放个人的能动性。“教育在本质上是唤醒人的生命意识、启迪人的精神世界、建构人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的生命价值活动……”[8]强调学校教育的唤醒功能，并不意味着对已有知识、技能学习的否定，但在目的与方式上有着鲜明的差异。在目的上，学校教育不是单纯让学生拥有“身外之物”而成为社会所用之才，而是以之为依据，建构学生认识外在世界的经验体系，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问题方式；在方式上，虽不能在现实教育活动中取消接受学习，但单向度的思想训诫、搬运工式的知识传输最终只会遭到时代的抛弃。
（2）养成个体
与唤醒学生主体性、建构和完善个体经验体系相联系，当代学校教育的另一种功能是激发学生内在的潜能，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利用自身身心发展特点，成为最真实、具体的自己。“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学校中的学生地位及其价值存在，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学生都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学习主体和发展主体，尤其是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我价值，那么学校的任务就是帮助每一个学生养成健康人格，帮助他们探索和开拓新生活。”[9]由此可知，学校教育虽有为社会筛选人才的责任，但这种功能的发挥不能以牺牲个体身心健康为代价，不能以社会的统一要求抹杀个体发展的丰富性。学校教育只有以发挥普适意义上的个体养成功能为基础，才能为多元化的人才筛选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促成有意义的生活
全面丰富的个体养成离不开具体真实的生活。学校教育必须克服舞台功能过于弥漫的缺陷，把虚幻、伪饰的表演剧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为具体的生活场所。为此，“学生的休息时间、睡眠时间、娱乐活动、交往活动、兴趣爱好等日常生活体验不能被隔离在校园之外而必须真实地得以尊重和体现，学习的内容和组织方式必须体现其生活的过程与形式，以增加学生对生活的理解和省察，进而彰显出一种富有启示性的人生态度、生活理想和生存智慧，并把其内化为个人的生活实践并体现为一种生存样式。”[10]学校的努力方向是，一方面让教育内容与方式积极向真实生活靠拢，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发现生活的意义，帮助学生形成把过好当下的个人生活与达到“遥远”的社会要求有机统一的意识，并提高他们从真实生活中吸取养料、完善自我的能力。
2．学校教育意义补缺下教师角色中的人性开掘
意义需要主体去创造和体验，是主体在自由自觉状态下的一种感悟。意义的大小既取决于主体实践情况，也受到主体自我敞开广度和感受力深度的影响。个体越是敞开所有的理性与感性，展现人性的丰富与多维，就越能捕捉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人之丰富性不可能在冷冰冰的生产流水线上造就，它需要人性的熏陶，需要情绪、情感的滋养。学生丰富人性的养成，需要进行教师角色中的人性开掘。
（1）返璞祛魅：教师角色回归人的常态
唤醒是一种激发，是一种牵引。它反感居高临下的说教，也排斥那种虚伪的自我标榜。唤醒需要在自然状态下，主体间进行平等的双向交流，就如《爱弥儿》中的师生一样。师生间交流的本质不是外在意志的强加，更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塑造。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11]因此，教师应以“人”为身份，以“人”的思想、识见为导火线，引爆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新思维，形成师生间的思想碰撞和观念交锋。只有这样，教师才能正视自己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才能在知识传授中倾听到学生的批判与质疑声音；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完成人类文化传递任务的同时，确保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不受损害。
（2）关注感性：教师角色增添人的情意
个体养成既需要用普适性的、客观的知识、经验建构个体的理性方面，也需要用个性化的、主观的情意、态度等组成个体的感性部分。“任何规程和教学大纲，学校中的任何人为的机构，无论它考虑得多么周密都不能代替人格在教育工作中的作用……没有教师人格对学生的直接影响，深入性格的真正教育是不可能的。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的发展和确立，只有性格才能形成性格。”[12]因此，教师不能只做分数面前的冷面判官，必须首先关注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体验、对学习的感受以及对整个生活世界的看法，并能以自己鲜明而真实的体验、感受引发学生的共鸣。教师通过情感交流疏导学生的负面情绪，通过个人体验的共享引导学生情意的正面发展，最终形成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念、构建学生健康而丰富的感性世界。
（3）表现“自我”：教师角色走向人的真实
由于学校教育舞台功能的弥漫，教师常年处于一种对现有世界的“歪曲”与“异化”状态之中，这种状态迫使教师个体本真的异化，以方便在教育过程中按照外在预设做出各种虚假的表演。生活是具体的、当下发生的，因此，有意义的生活的促成，意味着学校教育内容与方式向生活靠拢，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教师以人的真实性做支撑。教师角色走向人的真实性，一方面即教师用个体真实的人生阅历诠释人类已有的普适性知识、经验，在个性化的解读中实现一般抽象与个别具体的交融；另一方面，教师以个体当下真实的、即时的生活态度与方式，引领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作为，促使其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理念，并提升他们把握生活方向以及感悟生活、体验生活的能力。
尽管角色是外界期待与规范在个体身上的体现，但角色的承担者是具有能动性的活生生的人，因此，演绎角色的理想境界就是达成外界要求时避免个体人性的湮没。以此推之，教师角色中的人性开掘，不仅是应对学校教育功能演变的一种需要，也是保证教师在履行工作职责时实现人的基本权益的有效途径。敞开自我，体验真实而丰富的教育人生，既是教师当下存在的基础，更是教师竭诚服务教育事业的永恒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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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玲英.反思与重构：后现代主义对教师角色的启示.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4）.
[2] 宋萑，张文霄.教师专业认同：从专业角色走向身份认同.全球教育展望，2012（3）.
[3] [美]罗伯特・金・默顿.论理论社会学.何凡兴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4] 李会松.教育目的：教育之目的与教育之作为目的――由教育工具化引发的教育目的哲思.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7.
[5] 巴战龙，张志群.学校教育・弱势群体・非教育功能――一种教育人类学的关联性分析.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3）.
[6] [加]马克斯・范梅南，巴斯・莱维林.儿童的秘密――秘密、隐私和自我的重新认识.陈慧黠，曹赛先，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7] 黄藤.学校教育基本功能新探.教育研究，2006（10）.
[8] 张培.让教师诗意地栖居在教育中.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7）.
[9] 劳凯声.重新界定学校的功能.教育研究，2000（8）.
[10] 王小红.反思规训教育：“人”的异化与救赎.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