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30 14:56: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投资行为；投资效率
企业的投资活动既是公司权益价值创造的驱动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国经济整体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其投资效率的高低既关乎企业的成败，也关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企业的投资效率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内部环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发展，对于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是国民经济的“调节器”，尤其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更是发挥着巨大的导向作用。然而目前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现了一定的割裂现象。本文基于国内外的文献，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文献进行了综述。
一、宏观经济政策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采取的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手段，是政府为了协调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国家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稳定物价水平、平衡国际收支以及实现充分就业。为应对2008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缓和惨淡的经济局面，我国当局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并取得了预期效果，我国经济逐渐实现复苏。自2010年以来我国GDP增速逐渐回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战略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正逐渐引领中国经济向集约型、质量型转变，不断刺激需求，调整经济结构。
二、企业投资效率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的投资取决于投资项目的边际价值，只有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的投资活动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场假设中，投资机会是企业投资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资机会可以使企业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我国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场机制，现实中的投资并不完全取决于投资机会，企业中的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现象也广泛存在，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从长远利益上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根据资本成本的锚定效应，企业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应以资本成本为取舍率，只有企业的投资项目的预期报酬率大于企业的资本成本，投资才是有效率的，才应被管理层采纳。改善投资效率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所以投资效率问题至关重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一）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
投资效率的衡量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数学、计量经济学等原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测度模型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从融资约束角度提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源融资成本大于内源融资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业所受的外部融资约束情况。（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测量模型基础上提出了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互项测量模型，通过该模型中交互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是受融资约束出现了投资不足还是由于问题出现了过度投资情况。（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提出的残差项度量模型，通过模型中残差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类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无条件测试模型，首先通过模型测度企业的预期投资水平，然后分行业逐年进行回归，再把残差项按照小到大的顺序分成四组，第一组是投资不足，中间两组为正常的基准组，最后一组为投资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来测度企业投资出现在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组的概率，以此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
（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分为公司内部因素和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两部分。
对于内部环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状况、会计稳健性、董事会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异质性等方面。国内外学者比较注重企业内部对于其投资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得到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重视。外部宏观环境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有环境不确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
（一）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主要有两条：（1）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作用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2）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实施调控，但是这对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该部分依据划分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两条传导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
1.路径一：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会加大企业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机会的发现，加大企业对未来经济活动状况以及信息的判断的难度，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经济周期反映了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一般我们可把它划分为扩张和紧缩两个阶段。在经济危机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差，国家就会相应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需求，缓解投资不足。在经济繁荣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国家的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乐观，国家也会相应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盲目以及过度投资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和融资能力等因素来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机会。
Bloom 等（2007）研究认为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管理层对企业信息的判断能力，会更加保守和谨慎，从而影响投资。应惟伟（2008）通过研究证实了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资的相关关系，不同阶段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融资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陈艳（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支出与经济危机负相关，而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会增加企业投资机会以及投资支出从而起到正的调节作用。邱静（2014）实证研究证实了当货币政策比较宽松时，会有较好的投资机会，进而企业投资效率也会比较高。张超等（2015）研究了经济增长平稳时期，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关系，货币政策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刘放等（2015）实证检验了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并且国有企业和处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更强。
2.路径二：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资本成本是企业在投资时所考虑的必须要达到的最低报酬率，也是企业通过有效的管理必须应该达到的价值创造能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来影响投资。而且企业投资与其外部融资能力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影响投资效率，其中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企业的货币渠道（又称利率渠道或资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来发挥作用，这两种渠道都是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融资规模来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
Mojon 等（2002）通过对欧盟中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发现利率政策会通过影响资本成本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我国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政策利率和国债到期收益率等来影响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来影响投资，进而说明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但是对于我国的资本成本与投资行为敏感性的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其投资行为与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关系并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徐明东等（2012）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资本成本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的作用比较微弱，而国有企业对资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国的投资效率之谜，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加大了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不同，从而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资源被国有企业挤出，我国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而降低。贺京同等（2015）通过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得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要取决于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投资机会。
四、评述与展望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还是基于微观层面，从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但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效应也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与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路径内分为两条分别进行了梳理。未来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调控作用，并且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传导路径方面应该更加明确与深化。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残差项模型，但是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其合理性和准确性都有待于探讨，期待能够建立更加科学的测量模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成本是其投资决策时必定要考虑的与其将担负的风险相对应的必要报酬率率，其投资支出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检验货币政策的资本成本传导路径是否顺畅。资本成本在公司财务决策中具有锚定作用，但是在我国尤其是国有企业中，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并且加强我国宏观政策传导的通畅性和落实的有效性。
宏观经济政策要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的同时要提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投资率。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同时，企业的投资效率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时也应注意投资效率的反作用机制。
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或刺激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不同类型的行业、不同的市场化程度的地区以及不同的现实宏观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应出现“一刀切”的现象，而是应更加细化。同时中央和地方更应该有效的协调和配合，更好的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的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实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更好融合以及协调运转。
参考文献：
[1]Steven M.Fazzari，R.G.Hubbard and B.C.Petersen.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8，19（1）：141-206.
[2]Stephen C. Vogt.The Cash Flow /Investment Relationship：Evidence from U.S.Manufacturing Firms[J].Financial Management，1994，23（2）：3-20.
[3]Scott Richardson.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 [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6，11（2）：159-189.
[4]Gary C. Biddle，Gilles Hilary and Rodrigo S. Verdi.How Doe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Relate to Investment Efficiency？[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es，2009，48（2）：112-131.
[5]姜国华，饶品贵.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拓展会计与财务研究新领域[J].会计研究，2011（3）：9-18.
[6]应惟伟.经济周期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视角[J].财政研究，2008（5）：30-34.
[7]陈艳.宏观经济环境、投资机会与公司投资效率[J].宏观经济研究，2013（8）：66-72.
[8]邱静.货币政策与我国上市企业投资效率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 （5）：34-39.
[9]张超，刘星，田梦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宏观经济增长与企业投资效率[J].当代财经，2015（8）：108-119.
[10]刘放，杨峥，杨曦.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公司投资效率-基于金融危机的自然实验[J].财会通讯，2014（7）：85-88.
[11]彭方平，王少平.我国利率政策的微观效应-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J].管理世界，2007（1）：24-29.
[12]徐明东，陈学彬.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分析[J].经济研究，2012（3）：40-52.
[13]喻坤，李治国，张晓蓉，徐剑刚.企业投资效率之谜：融资约束假说与货币政策冲击[J]. 经济研究，2014（5）：106-120.
Abstract： In theory， macroeconomic has an impact on the stock market through transmission mechanism， resulting in the connected effect. The article mainly used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o set up the VEC model. The influence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China on the trend of the stock market has been analyzed deep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croeconomic policies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stock market. However， the notable degree of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variables is related to the sensitiveness of the stock market to policy variables， lag phenomenon， the length of the observation time and market volatility.
关键词： 宏观经济政策；股票市场；VEC模型
Key words： macroeconomic policy；stock market；VEC model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9-0017-03
0 引言
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形态之一。当股票市场的运行出现异常的现象时，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股价的波动？如果能，又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影响股票市场？这个问题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意义。而目前我国对股票市场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处于调整与适应中。因此，笔者认为对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有效影响股票市场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很有必要。
1 理论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通过对投资者信心与股票价格的影响，从而影响了整个股票市场，本文主要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和产出水平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1.1 财政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基本手段，通过财政税收、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国债政策等手段影响社会总需求从而促进社会总供求平衡。
若政府对个人减税，相对于增加了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收入，投资者信心增强，会增加对股票的投资，股票市场会走强。若政府对企业减税，会提高企业的盈利，使得企业股票价格出现上涨。因此，改变税收会影响股价的波动方向。
1.2 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中经常通过调整基准利率改变市场利率以及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手段改变货币供应量来调控货币市场，从而对股票市场产生直接的影响。
货币供给量增加，或者利率下降，资金面变宽松，流入股票市场的资金增多，引起对股票需求的增加，促使股价上升。同时，银根宽松，有助于企业融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企业盈利增强，股价进一步上升。
通货膨胀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较为复杂。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上市公司为了股东利益不受损，有可能会提高股息收益率，从而引起股价上升。而通货膨胀率过高又会引起政府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股价下跌。总的来说，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对股票市场有正向作用，不在这一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将会引起股市低迷。
1.3 对外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对外经济政策包括出口补贴、进口限额、汇率波动等。以汇率为例，若人民币汇率上升，将对出口企业有利，不利于进口。一方面提高了出口企业的盈利，这些企业的股票价格将会上升；另一方面，贸易差额增大，社会总需求增加，股票市场走强。
1.4 产出水平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会改变整个经济体的产出水平。产出水平提高，将会增强投资者对整个经济形势的信心，从而提高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投资，股票价格将会上涨。同时经济景气的预期会提高企业的产量，企业盈利增加，进一步促进股票市场走强。
2 实证分析
2.1 建立VEC模型 本文选取1996年1月至2013年2月各月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广义货币供应量M2，银行间7天内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R，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S，经济景气指数中的一致指数X以及上证综合指数与深证综合指数月平均指数SH，SZ时间序列的对数值进行分析。为了对沪市与深市进行对比分析，把数据分为样本1与样本2。
ADF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所有序列的1 阶差分形式全是平稳序列。采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样本1、样本2都各自存在一个协整向量，都应在各自基础上建立向量自回归的误差修正模型即VEC 模型。
2.2 脉冲响应分析 以建立的VEC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图1-图5给出了时间为40个月，沪深两个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一单位（1%）正向冲击的响应曲线。图中实线代表沪市的脉冲响应曲线，虚线代表深市，横轴代表响应时间。
从图1，2可以分别看出当宏观经济政策引起通货膨胀增加或货币供给量M2增加后，沪深两市的股票都有上涨的趋势；两者对沪深两市的瞬时作用都在第5个月左右达到最大；之后，两者瞬时作用开始减弱；但长期来看，对沪深两市都有持续的正向作用。比较来看，通货膨胀，货币供给量对沪深两市的冲击趋势基本是一致的，但对深市的整体冲击更大，而通货膨胀对沪深两市的冲击作用在数量上大于货币供给量M2，在当月反映来说，沪深两市对货币供给量的响应更迅速。
由图3可得，利率增加后，沪深两市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个很小幅的增长；之后很快就开始大幅的下降，利率增加变为较大的负向作用，说明利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存在时滞；从长期看，沪深两市对利率增加的冲击的响应没有减弱，而是趋于持续。比较来看，沪深两市对利率冲击的响应趋势基本一致，但对深市的长期冲击更大。
图4说明在汇率上升后，沪深两市在短期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下降；之后开始大幅的上涨，汇率上升的作用由负向转为正向，反映了汇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存在时滞；长期来说，汇率上升的正向作用没有减弱，最终趋于持续。比较来看，沪深两市的响应趋势基本一致，但深市的反应时滞更长更强，而最后的正向作用较弱。
图5中的LNSH，LNSZ对LNX冲击的响应曲线可以替代反映产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当产出增加后，沪深两市有一个很微弱的正向反应，之后开始走低，并稳定在一个水平上。比较来看，沪深两市的反应基本一致，但深市长期反应更强。
综上，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基本符合理论分析，不同的是，实证中可以发现一些政策如利率，汇率等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同时，不同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本文中，深市就比沪市更为敏感与剧烈。在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产出对股票市场的长期影响并不完全符合理论分析，可能与我国金融制度，金融系统传导机制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2.3 方差分解 表1与表2分别列示了货币政策、各宏观经济变量与上证综指，深证综指的方差分解结果。通过方差分解，不仅可以进一步掌握各考察变量被自身及其它变量的解释程度，还可以考察不同变量对沪深两市变动的贡献度。
由方差分解表可见，LNM2对上证综指对数值LNSH，深证综指对数值LNSZ的方差的贡献度在短期与其他变量的贡献度相比变得十分微小；LNCPI的贡献度较大。货币供应量，产出效应起到的作用较小。而从长期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因子的贡献度出现了变化，产出变量对沪深两市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变量的影响。
3 结论
从理论角度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的波动具有一定影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产出水平都会在一定水平上引起股价变化，股价变动方向与政策调整方向有关。
从实证研究中可以基本印证理论分析。从协整分析中看，各政策变量与股票市场指数变动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从脉冲响应函数中看，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的响应与理论分析中股价变动方向基本一致，但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从方差分解来看，货币供应量，产出效应起到的作用较小，通货膨胀作用较大，但从长期来看，产出变量贡献最大。对比沪深两市分析可得，不同地区股票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趋势相同，但程度存在差异，本文中深市的敏感性强于沪市。
综上分析，本文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有一定的影响，但政策变量产生影响的显著程度并不相同，与股票市场对政策变量的敏感度，时滞现象，观测时间长短以及市场自身波动性有关。
参考文献：
[1]寇明婷，卢新生.SVAR模型框架下的货币政策操作与股票价格波动——基于1998～2010年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8）.
[2]臧微.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对股票市场收益及波动性的影响[J].中国经贸导刊，2010年12月（中）.
[3]王曦，邹文理.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冲击[J].统计研究，2011，28（12）.
[4]胡金焱，郭峰.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非对称影响研究*——基于不同市场态势的实证分析[J].理论学刊，2012年8月第8期，总第222期.
[5]胡龙.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力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5期，总第145期.
[6]余澳，李恒.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影响的有效性分析[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总第180期.
[7]封婷.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分析[J].财会通讯，2011（5）（中）.
[8]王维，王晓元，赵红翠.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基于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研究[J].中国外资，2012年3月下，总第261期.
关键词：宏观经济；财务管理；高校教育；服务
我们知道，现代财务管理是现代高校教育管理的重点内容，现代财务管理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受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分析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结合市场环境，采用适当的现代财务管理手段加强高校教育的财务管理，能够促进高校教育的顺利开展，从而使高校教育取得更大成效。因此，在宏观经济的影响下，做好现代财务管理工作，对高校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1.宏观经济政策和现代财务管理的概念
1.1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运行，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严格地说，宏观经济政策是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而跟高校教育密切相关的就是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前我国将继续实行积极地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
1.2现代财务管理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财务管理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财务理念及财务管理体系也都在不断更新。
我们知道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根据财经法规制度，按照财务管理的原则，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延伸到现代财务管理则是指运用时代经济和信息技术等高技术手段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和处理财务关系[2]。
2.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下现代财务管理对提高高校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2.1现代财务管理能够保证高校教育的顺利进行
高等学校教育资源是高校发展的基础，高校教育资源的配置是通过资金的持续投入来实现的。在现阶段，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表现在高校教育上一方面，财政对高校教育资金的支持力度继续加大，近年来，我国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科研经费拨款在科研收入占比也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引导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高校由于扩招导致高校规模迅速扩大，为了缓解资金压力，高校的贷款规模也迅速扩大，稳健的货币政策无疑也缓解了高校发展的贷款成本。一个高校，其经费使用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开支，不利于高校教育的开拓与发展，会对高校日常的经济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削减高校资金的有效性。因此高校在取得上述财政资金和贷款资金的同时，能否加强现代现代财务管理，充分发挥财务管理在高校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保障高校教育资金的有效运行，保证高校教育的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3]。
2.2能够提升高校教育的质量，为高校教育提供优质服务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新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校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高校要发展，必须优化资源配置。高校作为一种非盈利性组织，主要是为社会培养人才，高校如果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必须以社会发展需要为出发点，提高教育质量，改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持，而且要高效配置资源，面对这种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发挥高校财务管理的杠杆作用，可以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有效地促进高校的发展和办学水平的提高，为高校教育提供优质服务[4]。
2.3现代财务管理是高校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财务管理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下，高校逐步趋向于独立自主办学，多方面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在这种情况下，确立了高校的法人实体地位，因此，高校的财务管理由过去的被动核算变为主动核算。由于我国高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提高教学质量，因而，高校的财务管理任务也就变为多方面筹集资金并有效使用资源配置，优化教育资源，从而完成高校培养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的总目标。
由此可见，高校现代财务管理也是高校教育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手段，其总体目标是为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为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资金优势。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的大影响下加强现代财务管理对高校教育服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有效利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势下，加强现代财务管理不仅能够保证高校教育的顺利进行，还能够提升高校教育的质量，此外加强现代财务管理也是高校教育管理的重要方法手段。因此，宏观经济的大影响下一定要加强现代财务管理以期更好的为高校教育服务。
[参考文献]
[1]董月鲜.2016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取向――专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J].领导文萃，2016，11：7-22.
[2]戚蓓.论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及建议[J].东方企业文化，2012，18：95.
[3]邓文豪，牟涛.财政货币政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及对策[J].中国工会财会，2002，05：14-15.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
一、理性预期理论概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率快速增加和经济发展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停滞膨胀的经济状况下，并没有得到期望的经济效果。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而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学派理论上的逻辑严谨，又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从而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理性预期理论的典型代表理论是货币周期论，以及在该理论上建立的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二、理性预期理论的基本假设
理论预期理论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与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三、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建议
首先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四、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目前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在一些方面减少了行政干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政府部门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而有高质量的增长。
参考文献：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益贫式增长；政策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4-0017-10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国外学术界和国际机构已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而重视“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PPG）”。益贫式增长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不仅要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要关注穷人能否参与到经济增长过程中，并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科学地制定益贫式增长的经济政策。
基于经济增长益贫性以及有利于穷人的经济政策来研究发展与减贫问题是当前国际上比较前沿的课题。国外学者就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作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跨国经验分析发现，宏观经济一揽子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效果，Essama -Nssah［1］通过模拟宏观经济政策对总福利和贫困的影响，发现结构调整政策和分配政策对福利影响非常显著。Klasen［2］通过跨国比较分析，指出提高农业生产率、缩小地区差距、减少性别差异、提高穷人资产储备的一揽子政策有助于实现益贫式增长。Dollar和Kraay［3］、Lundberg和Squire［4］结合财政、货币以及汇率政策，创建了一个宏观政策指数，以更宽泛的角度度量宏观经济稳定性，其应用非洲国家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宏观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福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的贸易政策是否会促进益贫式增长，结论尚不明确。Dollar和Kraay［3-5］以进出口额占GDP比重来衡量贸易开放度，研究发现开放的贸易政策有利于益贫式增长；但Winters［6］采用同样的衡量标准对巴西、海地、墨西哥、秘鲁和赞比亚的研究却发现，当这些国家经历快速贸易开放时，却保持着较慢的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水平。Ernesto［7］指出，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政策以及对教育医疗进行合理投资可以实现益贫式增长。Shenggen等［8］的研究表明目前在印度，政府农业科研、教育和道路投资是促进益贫式增长的有效政策措施。
目前，国内关于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笔者考察所及只有徐俊武［9］、罗小芳和卢现祥［10］等几项研究。他们都提出有利于穷人的秩序对于益贫式增长的重要性，此外，徐俊武还对二元结构下政府公共支出对益贫式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与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密切相关。此外，杜志雄、肖卫东和詹琳［11］进一步研究了益贫式增长的引申概念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内涵，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同时蕴涵着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建立公平的防护性保障体系三个层面的宏观政策，并对这一政策体系中的政策措施做了分类，但对政策措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可能影响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较强时，可以通过不断减少对农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对城市的支出比例来促进益贫式增长；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不足时，必须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才能实现益贫式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各种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同时起作用的，不论基于益贫式增长理念的改革重点关注何种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府支出、贸易自由化、金融领域的自由化等），都要求我们说明这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及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福利的综合影响。而就笔者所及文献来看，很少有研究系统地讨论经济政策和中国益贫式增长问题，据此，本文拟开发一个小型的中国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为样本开展经验研究。
二、理论框架与测量模型
（一）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的理论基础
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早已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对穷人福利的影响至今仍是充满争论的课题。Lal和Myint［12］研究了增长、不平等和贫困的关系之后发现各国的经验差异较大，差异主要来自于政策选择的不同。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分配政策较公平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经济政策可以对初始收入分配中穷人福利的不利状况进行修补。Demery和Squire［13］指出，在执行改革政策的国家，贫困人头指数降低，而在没有实施政策调整的国家，贫困状况改善很小，甚至更为恶化。此外，有研究表明，减贫策略的各种要素还包括：建立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基础上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增长策略；鼓励采用新技术的早期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对农民和企业家提供激励的有效的制度；促进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资本以及为穷人提供社会安全网的社会政策都可以促进益贫式增长［14］；此外，还包括改善经济增长的微观环境的各种要素，例如通过更好的信贷市场作用来改善资本通道，以及更加公平的资产分配等要素。
基于以上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本文将重点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贫困人口福利的各种途径（例如，通胀、总需求、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不稳定，这些途径可以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加以区分），以及周期和危机的非对称效应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作用。上述各种公共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描述。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影响穷人的最直接途径就是公共部门冻结工资，政府转移支付和补贴支出的削减和公共部门价格的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对穷人的间接效应可以通过许多方面起作用，包括总需求、总产出（假设起初存在超额生产的能力）以及就业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通胀的变化和对穷人的相关消费价格平减指数的变化；真实汇率的变化；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及分配效应。此外，稳定政策带来的产出和就业效应也可能是不对称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经验数据表明，周期性衰退和经济危机对贫困会产生非对称效应：衰退或急剧的产出缩减可能会大大提高贫困水平，然而扩张却倾向于产生非常有限的影响。
（二）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框架
本文所设计的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分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使用的是一个静态的、加总的、具有宏观经济内在一致性的框架。这一模型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将财政账户、国际收支账户和货币账户联系起来，从而确保具有一个内在一致性的国民核算帐户。而绝大部分的宏观经济政策，诸如政府支出水平、税收水平和赤字融资的结构等等，都可以被整合到这些模块之中。而后，宏观一致性框架中的政策信息就会在各个模型之中运行，在此我们选择了两个增长模型：一个是属于长期增长模型的“真实值”模型，另一个是反映短期增长效应的三变量VAR模型。增长模型反映了在相对价格、工资以及产出构成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二层级是该框架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静态的、多部门的、具有一般均衡性质的模型。模型假定经济的总产出水平是固定的，因此，它主要反映的是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震荡对相关价格和工资造成的影响。在此，首先借鉴了世界银行开发的1-2-3CGE模型。简而言之，从某特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国民核算账户开始，运用1-2-3CGE模型，可以得到一系列相互之间保持内在一致的商品的工资、特定部门的利润以及相对价格的数据。但是，1-2-3CGE模型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宏观经济政策与贫困的因果链条是单向的，而没有考虑到宏观政策对微观模型变量的反馈效应，另外，我们所应用的简单1-2-3CGE模型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更为令人满意的描述。第三层级是微观数据（家庭数据或分组数据）。当模型对价格、工资、利润和增长进行的预期变动被整合进代表性组群的有关工资、利润以及商品需求的家庭数据时，就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理论上，通过该框架，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在可以运用的数据资源的情况下，得到与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和冲击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家庭福利指标以及益贫式增长水平的预测值。
三、变量选择与计量检验设计
（一）“真实值”模型
“真实值”模型的增长回归方法已被证明在解释跨国的增长率变化时非常成功，因此也很可能在解释增长的跨期变化时非常有用，大量文献使用该方法进行了综合研究。本文将在对中国主要经济政策（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FDI、公共支出等）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应用20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增长回归分析，考察各个宏观经济变量对增长的影响，以及在控制其他经济政策和变量后，某项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是否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为确定上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笔者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增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合世界范围内真实值模型的增长系数，讨论中国上述经济政策对增长的影响。本部分主要的数据来源是WDI和IMF的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数据库。选取的样本包含了全世界209个国家和地区的1970―2003年的相关信息，即包括7072个有效样本点的国际面板数据。在回归分析中，对各国的基础设施情况采用每百人电话线这一国际通用变量进行度量；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M2/GDP度量金融发展的作用已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因此采用M2/GDP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
此外，考虑到增长回归中金融发展等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了已有文献中的方法。构建回归方程时，假设Y表示被解释变量，X表示解释变量，由多个解释变量组成的一个列向量，方程中的下标i和t（t=1970，…，2003）分别代表第i个国家和第t年，b表示截距项，于是一个表示X对Y的影响的总模型可以写作：
其中，β即需要确定的真实值模型中各个影响经济增长变量的增长系数，是一个行向量。
增长回归模型中，第一组解释变量包括决定增长的政策：（i）金融发展的衡量（M2/GDP）；（ii）通货膨胀；（iii）实际汇率；（iv）小学教育完成率；（v）每百人电话线（基础设施的变量）；第二组变量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还考虑了可能受到冲击影响而发生较大变动的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因素，即：（i）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ii）资本流动；最后，考虑到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性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分界点［15］，为更好地考察中国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尝试将1998年前后的国别数据分别进行分析，并将侧重点放在1998年以后中国的益贫式增长阶段。
通过对方程一中第一组解释变量的回归（见表1所示）可以发现，较高的M2/GDP、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供给都与较高的增长率相关，而真实汇率及小学完成率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第二组回归中（如表2所示），加入了表示外部冲击的变量，即进出口贸易、资本流动。二个变量加入方程，得到了以下回归结果（如表2）
表1、表2均为固定效应（FE，fixed effects）估计结果，因为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模型，因此没有报告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根据解释变量的R2值，加入了外部因素的“方程二”比“方程一”更有解释力。通过对两个方程的综合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估计结果：第一，在固定效应估计中，M2/GDP显著地影响GDP的增长率变化，并且，与资本积累、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一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第二，不论是否考虑外部冲击，通货膨胀对增长率的负向影响都十分显著，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研究发现高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产出的下降，然而一旦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产出又会重新回复到原来的长期增长路径。第三，当引入外部冲击变量如贸易及资本流动以后，M2/GDP即以货币表示的金融政策发展对GDP增长率的作用方向有所变化。第四，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这一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说明发挥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有利于GDP的增长。第五，资本流动（净流动/GDP）作为冲击变量，它并不显著。
至此，已经能够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和其影响程度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了，但这还并不是研究的全部。根据刘畅［15］的测算，及对中国经济增长性质的判断，199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益贫的一个分界点（1987―1997年间的经济增长是非益贫的；特别是1995―1997年间，农村经济增长的成果被收入分配的恶化完全抵消，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显著降低；而在1998―2006年间，出现了9年稳定的益贫式增长）。因此，本文希望能够以1998年作为分界点，观察1987―1997年、1998―2006年间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据此对样本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表4所示。
其中，在1998年以前，M2/GDP、通货膨胀、实际汇率、资本流动几个变量被证明具有显著性，但资本流动的作用效果却不够明显，对增长率只有微小的影响；而1998年后，除M2/GDP、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外，实际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则开始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这说明1994年汇率制度并轨后，人民币不再出现之前持续贬值的趋势，平稳的汇率水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未能对经济增长有明显贡献；1998年后进出口贸易占GDP比例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表明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特征发生了某些变化，使得其对1998年前后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另外，各种政策在1998年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M2/GDP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有所降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加强，这些变化对于接下来进一步考察这些政策对不同群体福利的影响非常重要。
需要强调的是，“真实值”模型其实仅仅是反映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增长效应的方法之一。它是一个简约的模型，并且模型是建立在跨国回归的基础上，因此，各国家的系数都是相同的。
（二）三变量VAR模型
一般的模型仅仅只是描述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反应，向量自回归模型则考虑了模型中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在某些给定条件下，VAR模型能够用来确定一个基本的经济冲击给其他经济变量带来多大影响，即其他经济变量对该基本经济冲击的响应的大小，所以VAR被公认为描述变量间的动态关系的一种实用的方法。为讨论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建立三变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评估，三个变量分别是增长率、实际汇率以及政府支出。
1.方法与模型
本文使用1980年Sims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模型）。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最一般的VAR模型数学表达式为：
yt=μt+∑ki=1αiyt-i+βixt-i+ut（2）
其中，yt为外生变量向量，xt为内生变量向量，ut为随机扰动项，K为滞后期。
1.平稳性检验
在模型中选取中国自1987―2006年20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建立线性的VAR模型之前，首先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对模型中GDPGR（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EX（真实汇率水平变化）以及PE（公共支出变化率）变量的数据做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其均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
2.建立VAR模型
以GDP增长率、真实汇率变化率和公共支出变化率作为变量建立VAR模型，其扩展形式如表6所示：
本文重点关注公共支出冲击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弹性。VAR模型的扩展形式表明，向量自回归估计中得到的增长对其自身的短期弹性非常显著，分别为0.6718、0.4762；而受到公共支出冲击短期影响的弹性并不显著，第一年为0.0004，到第二年则更小，为0.0001（这两个弹性数值是我们下一步在CGE框架中分析公共支出冲击对低收入群体福利影响的重要参数），这表明我国政府支出政策的变化对拉动经济增长影响很小，至少在短期如此。
3.脉冲影响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其内涵是一个变量的扰动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理解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其它两个变量，并最终作用于自身的过程。图2描绘了公共支出和汇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轨迹。
通过对脉冲响应轨迹的观察，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结论：（1）经济增长率（GDPGR）对其自身的变化有较强反应，但这种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出现了先降低而后升高，最后趋近于零的变化轨迹，这说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短期是有惯性的（前两期），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会迅速减弱以至消失。（2）汇率的贬值对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作用，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间更长（约为5期）。（3）公共支出的增加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此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以至逐渐消失。这种变化趋势表明公共支出的增加很可能对财政的可持续性造成了影响，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应用CGE一般均衡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经验分析。
（三）1-2-3CGE模型
基于“宏观―微观”思想的模型的解决方案提供了联系变量（LAVs）进行微观模拟模块的影响分析。即应用1-2-3CGE数值模型方程组（表7给出了1-2-3CGE模型的方程规范，表8为模型的变量说明），考察了1987―2006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运行的影响。
通过1-2-3CGE模型，可以得到工资、利润以及三种商品（国内商品、进口商品、出口商品）价格变动的信息，即LAVs，将这些连接变量与微观数据模块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到每个代表性家庭群体平均福利变化的信息。
（四）微观数据模块
微观模块的工作是将1-2-3CGE模型转化为家庭福利。对于宏观经济框架而言，CGE模型计算了各部门相关的收入的变化，以及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化。家庭模块的计算使用包络方法，其中，间接效用分别是工资率、部门利润和商品价格的函数，而这些都是中观和微观层级之间的连接变量（LAVs）。因此，宏观冲击对家庭层面的福利影响的第一顺序估计等于以下三个组成部分之和：初始劳动收入与工资率的相对变化之积；利润收入的变化；初始消费的商品与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之积。
在实证分析时，各群组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可以从家庭调查数据中获得。共有三种收入来源：工资、国内商品部门的利润以及出口部门的利润。消费支出被分为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家庭之间的异质性反应在收入来源和消费模式的差异上，这有利于我们分析宏观冲击和政策对各类家庭之间的不同影响。但是，目前还很难得到中国居民进口商品消费支出和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为得到这些必要的信息，即对各组居民消费支出分别各假设了三种消费偏好（偏好假设1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最小；偏好假设3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最大；偏好假设2中，居民进口商品消费倾向居中）下的情况，从而可以得到进口商品消费支出和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数据（表7以2006年为例，列示了农村居民收入数据及三种偏好假设下的居民消费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的数据）。本文的实证分析是根据2002―2006年偏好假设2的数据进行模拟的，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本文的假设是依据居民的消费偏好拟定的，但不可避免的，基于这一假设的模拟结果与现实的情况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依靠上述模型及微观数据模块，可以对2002―2006选择2002年为实证分析起始年，主要是从分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一致性加以考虑的。即1998―2001年间分组数据的统计口径与2002―2006年间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会导致实证结果的不可比，基于2002―2006年间农村5等份的居民分组数据对于我们考虑不同组群居民福利变化更加直观，故本文仅对2002―2006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年间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做综合分析，分别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和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现偏离时，对于当年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家庭福利的影响。
1.金融深化对PPG的影响
将代表金融深化的指标M2/GDP在2002―2006年每年都提高5个百分点，即2002年由159%提高到164%，2003年由168%提高到173%，2004年由164%提高到169%，2005年由168%提高到173%，2006年由169%提高到174%，模拟结果如表8所示。
从模拟结果来看，货币流速的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基本一致的波动趋势，说明包括储蓄存款在内的货币存量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此外，从实证结果比较看，三个年度中M2/GD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年减小，说明近年来GDP增长稳定性增强，货币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降。从金融深度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来看，其对收入较低群体的贡献比对收入较高群体的贡献更大。可见，金融发展有利于益贫式增长，但其对益贫式增长的贡献呈现逐年减小的趋势。
2.通货膨胀对PPG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衡量宏观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通货膨胀的大起大落往往会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造成很大影响。我们将2002―2006年各年通货膨胀水平（平减后）在原有基础上调低50%。即从2002年的0.58%调整到0.29%，2003年的2.61%调整到1.31%，2004年的6.91%调整到3.46%，2005年的4.17%调整到2.09%，2006年的3.28%调整到1.64%，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通过以上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及各群体福利变化的实证分析，可以知道：由于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处于低位健康区间，因而继续降低通胀率并未对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居民的福利水平造成明显影响。从通胀水平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看，当通胀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其变化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大；当通胀水平较低时，其变化对各组群居民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较小；且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对通胀水平的变化最为敏感。因此，保持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可以促进有效的益贫式增长。
3.汇率政策对PPG的影响
将2002―2006年汇率水平每年调高5%，即7.8633、7.8632、7.8627、7.6721和7.4326，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
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升值，不仅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负面冲击，而且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同样是不利的。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人民币按照5%的速度升值，将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有负向的影响，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并不是益贫式增长理想的政策选择。当然，实证结果也表明，人民币升值虽然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影响为负，但影响程度均不大。因此，鉴于保持汇率稳定特别是有效汇率稳定，对维护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应继续保持相对稳定；如果升值在经济运行中是非常必要的选择，则宜采取渐进式的小幅升值方式，升值的幅度不宜过大，否则将对经济产生较大震荡，亦会对居民福利造成很大冲击。
4.对外贸易对PPG的影响
将2002―2006年进出口贸易/GDP的比例均调高10%，即2002年由48%提高到52.8%，2003年由57%提高到62.7%，2004年由65%提高到71.5%，2005年由69%提高到75.9%，2006年由72%提高到79.2%。考察其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如表11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也有重要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总额已经达到72.03%，继续提高的空间不会太大；此外，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也使得经济运行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一旦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一方面将使经济增长遭受重创，另一方面也会令居民福利，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福利遭受巨大损失。
5.政府支出对PPG的影响
近年来政府把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措施，实行了减免农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失业救济金、提高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费等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低收入阶层经济适用房等政策，努力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广泛的惠及全体人民。由此，政府支出大幅增加。本文模拟了政府支出逐年增加5%的情形，分析结果如表12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政府支出增加5%，经济增长率和居民福利水平都将有所提高。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如果政府支出可以不受约束、无限增加，则最终我们将实现益贫式增长；然而这种假设几乎是不可能的，考虑到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政府支出的规模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政府支出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政府支出结构的合理调整。
（二）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通货膨胀、汇率、对外贸易、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现调整时，对于当年经济增长和各组群家庭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2006年间，金融发展对益贫式增长并没有直接的贡献，高速的金融发展政策并非是很好的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的政策选择；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对经济增长和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有益，从而可以有效地促进益贫式增长；人民币升值政策对于益贫式增长显示为不利影响，即使升值是必要的政策选择，升值的幅度也不宜过大，否则将对经济产生较大震荡，亦会对居民福利造成很大冲击；贸易条件恶化会对益贫式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对低收入群体福利的损害要大于高收入人口的损害；增加政府支出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但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在政府支出不能无约束无限增长的情况下，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使之更加适应益贫式增长的发展目标是未来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Essama-Nssah,B.Simulating the Poverty Impact of Macroeconomic Shocks and Policies ［R］.World Bank working paper，2005，WPS3788.
［2］ Klasen,S.In Search of the Holy Grail：How to Achieve Pro-Poor Growth.in B.Tungodden，N.Stern and I.Kolstad（eds）.Toward Pro-Poor Policies：Aid，Institutions，and Globalization［R］.Proceedings from the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Europe Conference 2003，Washington D.C.2003.
［3］ Dollar,D.,Kraay,A.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2，7（3）：195-225.
［4］ Lundberg,M.,Squire,L.The Simultaneous Evolution of Growth and Inequality［J］.Economic Journal，2003，（113）：326-344.
［5］ Dollar,A.,Kraay,A.Trade，Growth，and Poverty［J］.Economic Journal Royal Economic Society，2004，114（493）:F22-F49.
［6］ Winters,L.A.Trade，Trade Policy and Poverty：What are the Links［R］.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London，2002.No.2382.
［7］ Ernesto,M.P.Pro-poor Growth：What Is It and How Is It Important［R］.Asian Development Bank,Manila,Philippines，2003.
［8］ Fan,S.,Ashok,G.,Sukhadeo,T.Investment,Subsidies,and Pro-poor Growth in Rural India［J］.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8,39(2).
［9］ 徐俊武.制度、公共政策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基于二元结构下的公共支出模型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3）.
［10］ 罗小芳，卢现祥.论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及其制度安排［J］.财贸经济，2008，（8）.
［11］ 杜志雄，肖卫东，詹琳.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
［12］ Lal，D.,Myint,H.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Equity and Growth［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6.
［13］ Demery.L.，Squire.L.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and Poverty in Africa：An Emerging Picture［M］.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Oxford University,1996.
［14］ Asian Development Bank.Fighting Pover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The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R］.Asian Development Bank,Manila，Philippines,1999.
关键词：资本流动 管理 国际观点
一、资本流动管理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关系
在特定的情况下，资本流动管理措施有助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金融系统的稳定。采用何种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取决于所要达到的效用和效率，但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的设计和实施应当机制透明、目标明确，具有临时性和非歧视性。一方面，前者是以价格为基础或具有行政管理性质的措施，目的是限制资本流动。对于后者来说，不论系统性金融风险来自国内还是境外，其主要目的是减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例如，对特定跨境流入资本征收的赋税属于一种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不会单独直接影响金融稳定，但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征收资本附加费或逆周期准备金就是一种宏观审慎措施，并会对资本流动产生间接影响。另一方面，当流动资本产生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用来解决这些风险的工具可以既被看成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也可被视为宏观审慎措施。宏观审慎措施可以更好地处理与资本流动无关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但是，如果资本流动产生了系统性金融失衡风险，限制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措施应同必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金融部门管理相结合。当资本流入到银行部门，就会发生国内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上涨的现象，通过限制银行外汇借款流入，如对银行的外汇流入征税或要求银行缴纳外汇负债的存款准备金，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限制资本流动、降低国内信贷规模和资产价格、减少银行流动性和汇率风险。限制资本流动以及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措施既是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也是宏观审慎措施。
二、管理资本急剧流入的措施
资本大量流入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挑战，各国需适时制定政策、设置机构来有效吸收资本流入，并将其引导至生产投资领域。应对资本大量快速流入，各国可采取保持较低利率政策，外汇市场干预，货币升值，或宏观经济政策与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宏观审慎措施配合使用等许多不同方法，采取适当的政策组合需要考虑各国的特定情况。这些政策包括：第一，在经济尚未过热或资产价格尚未明显上涨的情况下，降低利率从而减少国内和外汇资产之间的利差。第二，如果货币没有较经济基本面高估，允许货币升值以使汇率同经济基本面变化相一致。第三，如果外汇储备不足，可干预外汇市场以增加外汇储备积累。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低于预防性动机设定的标准，而涌入的资本给这些国家提供了积累外汇储备的机会。就国家经验来说，土耳其一直保持较低政策利率，日本和瑞士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南非使用过货币升值手段。在其他情况下，一些国家将宏观经济政策与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相结合，如巴西对某些流入资本征收赋税，印度尼西亚对央行债券购买设定持有期限，韩国对银行衍生头寸设定杠杆上限等。特定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有助于防止过度扰乱市场和公共预期。当资本急剧流入对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都产生风险时，需要将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和宏观审慎措施相结合来限制资本流入，从而降低风险。
三、管理资本破坏性流出的措施
资本大规模、持续性或突然间流出会对政策产生明显挑战。资本流出问题应主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结构调整政策和金融政策来解决。当资本流出并未伴随经济危机立即爆发的风险时，通常有余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和部分金融政策来应对危机，便于进行外部调整，且不会产生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可能带来的潜在的国内多重成本，也不会破坏市场。但资本破坏性流出通常与经济危机相关，当处于危机中或危机临近时，可临时采用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应对资本流出，防止汇率迅速下跌和外汇储备消耗，阻止危机的全面爆发。如在危机期间，冰岛对于居民在国外的投资和转移进行限制，乌克兰对非居民将国内证券收益转移设定等待期，马来西亚对收益转移征收赋税等。总体上说，当宏观经济稳定，尤其是汇率、债务可持续性和金融稳定恢复时，国内资产重拾信心，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恢复，外汇储备攀升至警戒线以上，就应该考虑退出资本流动管理措施。
四、关于资本流动监管的国际协作
加强资本流入国之间、资本流入国与流出国之间的跨境政策协作有助于降低非合意的政策溢出效应，使政策在全球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尤其是对20国集团的政策制定者来说，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如何在享受金融全球化好处的同时，在国家和全球层面阻止和管理破坏经济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风险。因此，这些国家对保持宏观政策健康持续发展承担着特殊使命，应避免经济过度失衡和政策大起大落。对于可能通过本国政策影响到其他国家时，如汇率管理政策，储备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以及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等，应考虑政策溢出效应的潜在影响。定期、可靠和公平的多边监管评估机制可以检验这些政策所产生的单独影响和总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关键字】房地产；经济波动；原因
房地产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随着近几年的迅速发展，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但是，房地产业运行的经济现实同样暴露出房地产也存在不良因素，抑制其健康发展。如房价居高不下、房地产空置率高、房地产也投资过热等系列问题涌现。房地产的不良因素主要表现为房地产业经济波动，若能正确了解房地产的波动规律，将有利于处理好房地产业的供需矛盾，引导市场合理投资，私人合理消费，保障居民住房需求得到满足，推动房地产业稳定向好发展。
1. 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形成原因
1.1国民经济波动
国民经济的波动是房地产波动的基本原因。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房地产业的发展无法脱离国民经济整体而独立发展，必然受到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当房地产也发展过快，需要大批资金投入，除了直接融资手段，就需要从银行进行贷款以获得资金支持，而银行的贷款行为不仅仅是根据市场做出决策的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还深受国家银行贷款政策的制约影响。国家制定相关融资政策是根据国民经济运行的现实情况，进行宏观调控的结果。所以，房地产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息息相关，相互影响。房地产业的经济波动，既是国民经济波动一个表现，也是经济波动的结果。国民经济波动也就成为房地产业经济波动的基本动因。
1.2供需矛盾
房地产业的供需矛盾是房地产波动的内在原因，房地产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波动和相互作用可能导致房地产业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房地产总供给主要受到资金、劳动、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水平三个方面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等外生因素的影响。房地产需求由国民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消费税等等各种因素影响。我国房地产供给变化比需求变化来得剧烈，常常处于供求不均衡的状态。例如，利率上升，房地产业贷款成本上升，抑制房地产资本投入，供给减少，但是市场存在刚性需求，需求居高不下，超过供给，推动价格攀升，制造房地产泡沫，从而将引起房地产也经济波动，不利于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1.3投资波动和政策变化
房地产业的投资行为具有很强的预期性，预期是根据经济主体目前能得到的所有信息做出的对未来的预测，具有不稳定性。当经济主体对房地产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就倾向于增加投资，当预期下降，则会减少投资，从而导致房地产也投资会出现骤减骤增的情况。预期既可能是房地产开发商做出的，也可能是个人投资者做出的，因而投资预期既影响房地产的供给也影响房地产的需求。政策方面，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是针对国民经济整体制定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等等从整体上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综上，投资波动和政策波动会直接引起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波动。
2.房地产经济波动的控制对策
2.1调整房地产投资政策
房地产投资政策要注意投资主体结构的变化，房地产投资规模的变化和政府投资的影响。投资主体方面，当期国企存在权责不明，缺乏风险规避机制等问题。投资规模方面，要注意与宏观经济规模适应，设定合理的投资比重，否则容易制造房地产泡沫。投资结构上，开发商要理性判断市场情况，重视市场调研和目标市场选择，以市场为导向，防止盲目投资造成产能过剩。政府投资方面，当政府增加投资，可能会造成对私人需求和投资的挤出效应，所以政府投资应当注重安居工程等保障型房地产的开发，将政府调控控制在合理范围，适当开发，对全社会的房地产投资行为间接调控。
2.2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明确调控目标，合理预见政策效果，包括最终想要实现的政策结果和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短期结果。对于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既是短期内可能带来房地产业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暂时下滑，但是应该坚持，而非舍本逐末。不正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旦市场出现反馈，要及时纠正或制止。同时，宏观经济政策要在不同的地区实行，需要当地结合本地经济运行的实际，从实际出发，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在政策效力上有所区别，财政政策更为直接，短期效力显著，但是存在对经济过度调节，反而适得其反的风险，货币政策是间接调控，需要在长期中显现效力，所以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有的放矢，防止盲目。同时，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政策应注意保持稳定性，连续性，降低决策成本，避免重大经济决策的突然变化以便于房地产企业制订长期发展战略。
2.3调整房地产供需关系
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常常是不均衡的，均衡反而是暂时的。宏观调控的目标并非让市场时时保持出清，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成本极高的，而是尽量降低房地产也的波动幅度，防止出现供求极度不均衡的情况出现。对供求关系调整，要从源头分析，针对不同性质的供求矛盾，市场传导机制，寻求理性的政策方案。
3.结论
综上，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首先建立在对房地产不良因素形成的分析的基础上，遵循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 预测异常波动，推动房地产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段勇. 我国房地产经济波动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J].商场现代化，2010（10）.
[2]刘长生. 我国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形成原因及对策分析[J].科技资讯，2006（18）.
[3]司云娜. 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及对策[J].赤峰学院学报，2010，02 .
一、会计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内涵
会计政策分为宏观（政府）会计政策和微观（企业）会计政策两个层次。宏观会计政策主要指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会计实务规范的可选择空间，通常体现为有关会计法规、会计准则和会计原则的制定。微观会计政策指在既定的可选择的领域内，根据企业的目标、会计人员的偏好，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进而选择的过程。我国具体会计准则财会字[1998]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中将会计政策解释为“企业进行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不难看出，该定义的会计政策主要指微观层次上的会计政策选择。可见，宏观和微观会计政策是指会计政策的制定和选择两个不同的方面。本文所说的会计政策包括宏观会计政策，也包括微观会计政策。
经济政策是为实现既定的目标，政府制定的在一定时期内组织、调节、控制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一般地，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主要通过分析国民经济中有关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如何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充分利用资源；而微观经济学通过分析与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有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合理配置资源。相应地，经济政策也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科学技术政策、国际收支政策、会计准则等。微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赊购政策、赊销政策、价格政策、股利政策、会计政策等。
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宏观会计政策（会计准则），微观经济政策包括微观会计政策。可见，会计政策是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其他经济政策手段相互配合，促进经济健康、有序、稳定地发展。
二、会计政策选择应服务于经济政策
这是会计理论传统研究方法中经济学家的观点。该方法认为，会计政策选择要能反映对宏观经济指标变动的控制能力的影响，应关注“一般的经济福利”。比如，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谨慎起见，对存货的发出就应该选择后进先出法（LIFO），而不是先进先出法（FIFO）进行核算，对固定资产就应该采用加速折旧法。同时，会计政策选择应考虑行为性影响和“宏观经济后果”，体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预期目标。正如郝金斯所指出的：“公司报告准则应当能引导个体经济行为与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会计准则要符合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和经济计划。”
1、会计政策和会计程序应充分反映经济现实。经济政策是孕育会计政策的土壤之一，是影响会计政策制定和选择的重要因素。经济政策是政府对经济现实进行管理的意图，反映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及对产业机构调整的方向。从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出，哪些行业和行为是被限制的，哪些行业和行为是受支持和鼓励的。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离不开会计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辅助。政府会计政策的制定，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都应该充分体现经济政策，反映经济现实，只有这样，经济政策才可能得到贯彻，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才得以实现。比如，1962年美国国会提出了《收入法》法案，其中规定：技术改造投入的固定资产可以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扣减后再缴纳所得税。其中的扣减办法有两种：流进发（固定资产购买当年全部扣完）和递延法（固定资产分年抵扣）。当时美国的经济政策是大力鼓励固定资产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根据这一经济情况，最终选择了流金法扣除。此后，又出现了自我保险和大灾难公积金，债务重组、通货膨胀、外币变动等会计政策。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从来就是依赖于政府部门。会计准则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就成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别规定，企业核算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就是说企业应当按照经济业务的实际内容而不是各种形式来确定会计处理方法。如果仅仅依靠经济业务事项的某种形式来确定会计处理方法，难免会造成会计信息失真。这一会计政策的出台，不可否认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也有它的经济政策背景。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严重，诚信遇到危机。在这种大环境下，国家倡导2002年为“诚信年”，所以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顺应了加强企业诚信建设的这一经济政策。
2、会计方法和技能的选择要充分考虑经济后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计信息会导致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因此，会使一部分集团和个人得利，另一部分集团和个人失利。所以会计政策的制定、会计方法和技能的选择就成为各个利益集团斗争的焦点所在。如何权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得失，是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在这里，引用厦门大学会计系陈华在《经济后果观与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一文中提到的一个例子。1975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颁布了财务会计准则第八号公告（SFAS8），要求跨国企业的外汇折算采用时态法，且折算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该准则一经颁布，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其中反映最强烈的要数企业的管理人员，有些企业甚至在报表附注中对SFAS8的理论基础表示怀疑。事实上，单纯从理论角度看，SFAS8完全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但使企业管理层最为恼火的是其易变和不可控的外汇折算差额必须进入损益表，这势必影响企业管理层的薪酬计划。同时，波动的会计利润向市场传递的是企业发展不稳定的讯息，从而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对资金的筹集。迫于各方的压力，六年后FASB颁布了SFAS52，规定改用现行汇率法，并将外汇折算差额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列入所有者权益，平息了企业管理层的强烈反对。可见，因经济后果的存在，使理论上更为完善的SFAS8无法实施，而理论基础欠缺的SFAS52却因兼顾了管理层的利益而得到广泛认可。所以，在会计政策制定和选择时，应充分考虑行为性影响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有些人为了达到自己希望的经济效果而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若CEO的报酬计划以收益为基础，管理人员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倾向，则管理人员更有可能使用能增加收益的会计程序，以求个人效用（福利）最大化：（1）将报告收益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2）若企业发生亏损，将未来可能亏损提前至本期注销，以提高未来收益；（3）若分红计划包括认股权，则选择“拉平”收益的会计方法，以保持股票价值的稳定增长。
关键词：不动产经济 波动规律 波动特征
一、前言
不动产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目前我国不动产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考虑到经济周期发展规律，不动产经济波动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何把握不动产经济的波动规律，全面分析不动产经济波动的特征，对提高我国不动产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应认识到不动产经济的重要作用，重点做好不动产经济波动的特征研究工作，正确分析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确保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二、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受到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较大
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情况与房地产的发展往往呈现出正相关性，即当宏观经济运行良好，社会总财富持续增加，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往往伴随着房地产的蓬勃发展。
我国不动产经济受到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最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的高效运行，促进了不动产经济的发展
宏观经济的高效运行，带给了各行各业以发展机遇，对于不动产经济的促进更是具有较大作用，具体表现在为不动产经济提供了充足的购买力。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了不动产经济的发展轨迹
不动产经济的发展轨迹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制定，决定了不动产经济的整体发展轨迹及发展质量，所以，不动产经济与宏观经济政策关系密切。
（三）宏观经济的发展质量，决定了不动产经济的发展方向
宏观经济发展质量较高，不动产经济就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宏观经济发展质量较低，不动产经济就会表现的相对低迷。所以，宏观经济的发展质量，直接决定了不动产经济的发展方向。
三、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不可避免的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房地产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满足人们居住的需求，而城市化进程又可以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从而造成了对房屋的需求。我国正处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每年大量进程农民工、大学毕业生进入城市，从而带动了房地产的繁荣。
我国的不动产经济主要是建立在城市化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城市化政策的支持，城市不动产经济不可能获得充足的购买力，城市不动产经济也不可能有如此的多的消费群体参与到不动产经济中来。从这一点来看，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在当前形势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无疑给不动产经济带来了繁荣和促进，直接提升了不动产经济的发展质量。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减缓，不动产经济也将从过热朝着趋缓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不可避免的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只有认识到城市化进程对不动产经济波动的影响，才能保证不动产经济保持平稳发展。
四、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受到了来自政策支持力度的影响
从历史看，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对房地产的影响非常大，当国家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的时候，往往能迎来房地产发展的高峰，而当国家收紧银根，房地产受到的冲击又是最大的，考察房地产的经济周期要很好的看清楚政策的调控力度。
对于当前我国的不动产经济来说，不动产经济的繁荣程度，已经成为了银行金融业的晴雨表。每当银行和金融政策出现调整的时候，不动产经济都会出现小幅的波动和调整。所以，政策支持力度对不动产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政策支持力度对不动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就不能达到正确分析不动产经济波动的目的。
五、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与供需矛盾有着密切关系
房地产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们的住房需求，即所谓的刚性需求；一是人们的投资需求。而供给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一是政府投资兴建的政策性保障住房。
从供需方面来看，不动产经济的波动与供需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不动产数量供大于求，则不动产经济的发展质量将会较低，其整体发展速度也会受到影响，不动产经济的整体效益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如果供不应求，则不动产经济的升值空间较大，不动产经济将会出现较为理想的繁荣状态。
六、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不动产经济在实际发展中是呈现上下波动的状态的，只有掌握了不动产经济的波动特征，正确理解不动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才能保证不动产经济波动在合理范围之内，进而达到提高不动产经济发展质量，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胡江.不动产通论[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2]张亚丽，梁云芳，高铁梅.预期收入、收益率和房价波动――基于35个城市动态面板模型的研究[J].财贸经济；2011年01期
[3]石柱鲜，赵红强，谭屹然.我国房地产业的泡沫分析[J].重庆与世界；2011年05期
[4]孔行.我国房地产价格形成机理与波动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0年
[5]池京均.金融危机后中日韩经济周期协动性和影响因素的确定性分析[D].吉林大学；2011年
【关键词】经济危机；原因；宏观经济；有效措施
引言：
经济危机是指：一个国家、多个国家或者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出现负增长的现象。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与政治、社会环境、国家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一味的任由市场自我调节，很容易出现产品垄断的现状，只有同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与市场调节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自08年经济危机以来，直到现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还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很多国家都采取了相应的经济措施。
一、宏观经济含义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
根据市场供求规律：产品供大于求时属于买方市场，价格会下降，产品供小于求时属于卖方市场，价格会上升。但是一味的依赖市场，很容易出现产品垄断的现象。因此，为了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政府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的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指：国家或者政府有计划、有意识地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
（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
首先，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主要是指：国家在根据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制定的财政工作内容，并且分别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调节两方面来促进我国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例如：发展公共设施建设，为了居民提供工作岗位，减少企业税收，增加工人收入。
第二，貨币政策。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市场利率，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影响民间的资本投资，影响总需求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为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
二、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政府没有起到主要作用
例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次级抵押贷款主要是指：对社会信用较低或者收入较低的群体提供贷款服务。这种贷款方式收益回报很高，但是风险性很大。因此，贷款人群收入较低，很多贷款人没有支付贷款能力，导致次贷借款不能按期归还，尽管银行收回了房子，但是无法卖出合理价格，银行营业存在亏损现状，与此同时，随着次级贷款弊端的日益凸显，房产融资的难度也在逐渐增加，美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受到影响。美国政府是导致次贷危机的主要因素，因为在银行提供次级贷款服务时，政府并没有对贷款人的进行规定，导致很多低收入人去贷款，此外，随着次级贷款人数的逐渐上升，很多银行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提高了次级贷款利率，导致贷款人没有偿还贷款的能力。
（二）国际货币体系相对单一
在世界贸易体系中，世界各国的贸易活动都是在美国制定的贸易规则前提下进行的，并且通过美元进行商品交易。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世界贸易规则优点与缺点并存。优点是为世界经济活动提供统一的行为准则，让经济往来更加规范化、统一化。缺点是，在单一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到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就包括经济危机，一旦经济贸易链出现断裂，其影响范围都是世界级的。
三、经济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影响我国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在国际贸易往来中我国主要从事加工产业，在国际贸易中属于低端产业。这种产业结构在经济危机中缺乏风险抵抗能力。例如：在江苏南部服装加工制造产业居多，并且多为外贸产品，一旦出现经济危机，由于国外经济萎靡，服装加工企业的出口贸易额就会收到影响，有的小型服装加工企业在经济危机下亏损倒闭。尽管一些大型服装企业依托资本维持生产，但是依然会采取裁减人员的方式来减少生产成本。这使大批劳动力不能及时就业，造成社会就业难的窘境。
（二）美元计价的财产缩水
我国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显示：截止2017年1月31日，我外汇储备余额为2.9982万亿美元，在外汇储备余额方面比2016年减少了3198亿美元。但是外汇储备总体额度仍然偏大，客观的来说庞大外汇储备额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首先，庞大的外汇储备额给人民币流通带来很大的压力，同时，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了一定会相应的缩水。美元计价财产缩水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外汇储备方面，还体现在持有国债方面。根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持有美国国债为1.05外亿美元。在单一的世界国际货币体系下，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我国所持的美国国债也会相应的缩水。
（三）扰乱我国经济发展政策
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过热现象。即：房地产开发过热、物价上涨过快、炒股热。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我国有效的经济资源以及经济环境难以满足经济高速发展需求，加之劳动成本增加、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以及加工材料费用的不断上升，给企业运行带来很多的压力。为了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采用相对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但是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我国经济发展政策被打乱，原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不能满足稳定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了缓解经济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危害，我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来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四、我国宏观经济政策
（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从表面来看，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没有直接联系。其实，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制度。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社会战略发展问题和公平等方面的问题。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十分密切的。如果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则二者之间可以相互促进；反之，社会保障制度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市场经济体系可以较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利用竞争机制，导致优胜劣汰。而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会出现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的稳定。同时，市场经济也无法有效解决养老、失业和社会救助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会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各阶层人群的收入和财富进行调节，减少贫困。
（二）增加公共建设投入
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我国采用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具体内容如下：在2008年，我国政府宣布将投资4万亿人民币用于经济建设，同时来抵御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在4万亿人民币投资方面，我国政府进行了合理的分配。其中2800亿人民币用于安居工程建设；3700亿人民币用于农村民生设施建设；1.8万亿人民币用于道路桥梁、机场、地铁已经配电网系统的建设；3500亿人民币用于环境保护建设；1万亿人民币用于抗震救灾建设；400亿人民币用于教育卫生事业建设；1600亿人民币用于创新结构调整建设。
五、结束语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相应依然存在，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每个国家都在需求自己的经济发展政策，面对经济危机我国始终站在科学的制高点，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制定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
【参考文献】
[1]房产档案馆的现状与发展对策[J].张海容.南方论刊.2013（S1）
[2]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现状分析及预防解决措施[J].周鹏.东方企业文化.2015（09）
[3]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若干反思[J].奥利弗·布兰查德，乔瓦尼·德’拉里恰，保罗·毛罗，胡妍斌，王辰.新金融.2010（03）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碳交易；自主体
在2015年的中美两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承诺到2017年将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碳交易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碳交易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两个显著特性。(1)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企业经济行为的内生不确定性、企业对政策响应的不确定性以及多种不确定的交叉组合。(2)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产业结构间的协同演化关系，即宏观产业结构在影响微观企业的同时也会因企业经济行为反馈而进行相应调整。能否有效刻画这两个特性，是开展碳交易相关研究的前提。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碳交易过程所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已突破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而演化经济学正契合了这种需求。所谓演化经济学是以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为基本假设，以动态的、发展的、非均衡的视角看待经济系统[1]。为此，将碳交易问题置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经济政策相耦合的动态演化模型来分析相关的交易机制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和实际应用价值。
1碳交易及其演化经济学基础
根据碳交易定义，合同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而购得碳减排额度，所购得额度可用于履行事先给定的碳配额限制，而当合同买方不能履行其配额限制时，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2]。在碳交易过程中，企业是微观层面的合同交易主体，也是碳交易政策的承受者；而政府是宏观层面的碳交易机制设计者和管理者，主要负责碳配额配给和过程监管。目前在我国试点的多个省市自治区碳市场中，具有较高排放水平的电力、热力、化工、石化、纺织、造纸、钢铁、水泥等多个行业都已被纳入到碳交易范畴。就现有试点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要想将其推广至全国范围，仍需系统地考虑一系列问题。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看，碳交易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CAS）。复杂适应系统是由美国SantaFe研究所的JohnHolland教授于1944年首次提出，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复杂性起源于其中个体的适应性。所谓适应性是指自主体（agent）能够与其所处环境以及其他自主体进行交互，并通过交互来“学习”和“积累经验”，从而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这里的自主体是指处于一定的环境中并能与其他自主体进行交互的主体，自主体具有目标导向性，并能通过记忆和学习来改变自身的行为规则。在复杂适应系统中，微观层面的自主体是系统演化的核心。这些自主体能自主决策，通过改变自生的行为来适应系统的状态变化。随着微观自主体的行为变化，系统的状态也将发生改变，而最终体现为微观自主体行为的涌现。显然，在碳交易市场，微观企业自主体是系统核心，当外部碳市场发生变化时，包括交易价格、交易条件等，企业主体将通过改变自生技术(如创新)、交易行为等方式来适应新的环境；而企业行为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碳市场的运行，结果表现为宏观产业结构的演化，即微观企业行为在宏观层面的涌现。除了企业自主体之外，政府作为配额分配和交易机制的设计者和管理者，其行为也会影响微观企业和市场的运行，也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2碳交易的自主体行为分析
对于复杂适应系统的剖析，可以从该系统的核心自主体开始。一般而言，这些自主体具备如表1所示的4个属性[3]。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现有区域碳市场试点还是未来全国统一碳市场都受制于既定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将政府自主体的行为设定为外生给定，那么企业自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其与产业部门间的动态演化关系将成为关键。结合表1的自主体属性，为适应市场运行的状态变化，碳市场中的微观企业自主体往往表现出三个显著特性。第一，自主性。在碳市场中，企业对于是否交易、交易数量等交易行为具有决定权。为此，它们需要做出一系列的生产和交易决策。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调整生产规模。在碳市场下，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而获取这一权利必将会增加企业产品的平均成本。为避免亏损，企业将所增加的成本转嫁至销售产品的价格当中。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市场份额也将发生变化。可见，在碳市场下，企业需要合理调整其生产规模以平衡因成本增加导致的产品价格上升与市场份额的下降。(2)确定交易数量。当企业所分配份额与其实际排放不相等时，企业可以决定自行减排还是配额交易以使其收益最大化。这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减排能力。通常的决策是，当企业自行减排成本高于市场交易价格，企业倾于向市场购买碳排放权；反之，则倾向于自行减排。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减排成本可能会随着减排量的增加而呈现出非线性上升，这就要求企业对自身的减排能力进行正确评估。第二，异质性，即碳市场中的不同企业在生产和交易决策方面具所表现出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是因为不同企业所被赋予的劳动力、物质资本和技术水平的初始水平及后续演化的不一致性。资源禀赋的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路径差异。其中，反映技术进步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企业知识资本投资和积累是研究异质性企业主体演化过程中最难、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见微观企业子主题体的第三个显著特性）。一般的结论是，对于那些具有大量知识资本投资和累积的企业往往更偏好于通过发展先进技术来缓解减排压力。值得一提的是，企业规模的大小也会影响企业间的异质性格局。在竞争性的碳交易市场环境下，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容易躲避非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影响，其结果是这些企业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了较好的竞争优势地位，而规模较小的企业则易于被市场淘汰。第三，创新性。为了在竞争市场上获得比较优势，异质性企业往往会在碳减排的研发创新领域进行研发投资，即创新。然而，创新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创新能否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如果成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带动减排；创新减排的成本效益如何等。就创新过程而言，异质性企业具有不同的关注点。例如，是选择产品创新还是过程创新，是选择渐进创新、激进创新还是完全关注模仿等。在此基础上，大量异质性企业的微观创新结果可能最终在宏观层面表现出特定的涌现现象。对于这种涌现的分析是碳交易的自主体建模一个难点。
3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经济政策融合的碳交易建模
目前关于碳交易建模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所谓自顶向下的碳交易建模方法是指，从宏观的高层出发，通过构建宏观经济部门间的关系，分析宏观政策对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的影响。这种分析方法多见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如郑玉歆，樊明太（1999）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合作构建的PRCGEM模型[4]。与自顶向下相反，自底向上的碳交易建模方法是指，从微观企业行为出发，通过描述参与交易企业的主体特征及其间的交互，分析企业的经济和减排行为.这种分析方法多见于基于自主体模型（AgentBasedModeling，ABM），如朱潜挺（2012）等构建的基于自主体的全球碳交易模型[5]。可以看出，碳市场中的企业具有微观主体特征，它能根据经济环境和自身减排能力做出自主决策，适用于ABM建模方法。遗憾的是，虽然该方法在描述微观企业主体的自主决策和交互行为方面具有极大优势，但其在刻画宏观经济各部门间关系及产业结构演变等宏观问题上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完成碳交易建模，一个解决办法是将微观企业行为模型与宏观经济政策模型相融合。这里引入了投入产出模型（Input-OutputModeling，IOM）。作为分析宏观经济各部门及产业结构内在联系的重要工具，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定量分析这些部门及产业间相关指标的相互依赖关系。与其他传统额宏观经济分析工具一样，IOM只能反映宏观产业或部门间的联系，而无法刻画微观主体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下的自主决策和交互行为。将ABM与IOM相结合，既可以弥补两种方法各自缺陷，又能最大程度发挥两者优势。图1是ABM与IOM相结合的融合微观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模型。模型以微观企业技术进步（创新）为核心，一方面大量微观企业创新在总体上改变了宏观IO结构；另一方面，IO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反作用到所有微观企业行为。具体来讲，对于一个宏观经济系统，所有产业部门均有大量微观企业构成。将每个微观企业的投入产出结构汇总到一起就形成了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表。由于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不同企业在其投入产出方面的变化不一，尤其是在各自不同创新能力下做出的调整。这种调整后的微观投入产出结构必反馈回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结构，从而形成一个微观与宏观交互的闭合经济回路，并充分展现了其演化经济特性。就碳交易过程而言，图2是多主体交易的碳市场定价流程。模型以初始化碳价格零为出发点，开始计算当前市场价格下的企业碳排放量，通过比较当前碳排放与碳配额的大小来调整碳交易价格，如果当前碳排放大于其配额，则表示碳价格过低，需要增加调整（增加）初始碳价格，直至当前碳排放等于碳配额，此时，达到均衡碳交易价格。
4结语
基于演化经济学框架，研究通过分析碳交易的演化经济学基础及，从微观的主体行为的自主性、异质性和创新型为出发点，以企业自主体的技术进步为驱动力，采用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产业部门联动的动态演化机制，最终构建了一个含碳定价机制的微观企业与宏观经济相耦合的碳交易模型，为进一步开展碳交易模拟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SafarzynskaK.Thecoevolutionofcultureandenvironment[J].JournalofTheoreticalBiology,2013,322(8).
[2]韩昭庆.《京都议定书》的背景及其相关问题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3]吴静.人地关系分析的自主体模拟理论框架及其平台开发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8.
[4]樊明太,郑玉歆,马纲.中国CGE模型:基本结构及有关应用问题(上)[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12).
一、国内财政赤字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
科学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建立在一系列基础理论之上。要构建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首先要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从学术界对理论问题研究的目的看，主要是为国家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财政赤字作为一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也好，结果也好，归根到底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方面。所以，对财政赤字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是建立科学、完善的赤字理论体系的关键。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就是围绕着财政赤字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财政赤字的内涵、产生的原因；财政赤字与一些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如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外财政赤字研究的成果及启示等方面来进行研究的。
1.关于财政赤字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财政赤字内涵、构成及赤字产生原因等方面。
目前关于财政赤字的内涵国内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即财政赤字是一国经常性支出大于经常性收入的差额。
从中国财政赤字的构成来看，有学者认为：在当代经济学中，按照赤字产生的基本原因和经济背景，可将财政赤字划分为结构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中国是处于改革和发展中的国家，因此中国的财政赤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政策的机会成本，或者说是发展的代价。这种赤字有很强的过渡性特征，据此，把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赤字划分为发展政策性赤字、结构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这里的发展政策性赤字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执行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过程中，为根除不发达和贫困，按国民经济总体和长远战略目标进行改革和建设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预算收支逆差。如果说发展政策性赤字是改革和发展政策调整引起的赤字，结构性赤字则是指那些非政策性或常规的税收调整和支出变动引起的赤字，周期性赤字是发生在结构性赤字之上的赤字，即在给定的经济活动水平之外发生的赤字。①
此外，国内也有学者将财政赤字分为主动性赤字和被动性赤字、人为赤字和不可抗赤字、少收性赤字和多支性赤字、软赤字和硬赤字。②
笔者认为，为研究问题方便，也为了更好地结合中国的现实研究财政赤字问题，将财政赤字划分为结构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对财政赤字进行研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和考察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而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与一国的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而且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调整经济结构。所以，周期性财政赤字是指由于经济周期引起的财政赤字；而其他非周期性因素引起的赤字统称为结构性赤字。
要建立适合国情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还有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不能忽视，即财政赤字的产生原因。国内有学者概括出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指导思想方面的因素，二是财政技术方面的因素，三是体制方面的因素。③
笔者认为，这种概括是为了研究特定的问题而进行的。针对中国建立财政赤字理论体系，赤字产生的原因不外乎是两个力量对比的结果：一是财政支出，二是财政收入。作为财政收支的差额，财政赤字是财政收入不足以抵补财政支出的结果。所以，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是政府的收入相对于支出的不足，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主动地扩大支出而使政府收入不足以抵补过多的支出引起的赤字；另一种是政府并没有主动扩大支出，而由于政府收入本身不足以抵补支出引起的赤字。概括地说，赤字产生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的预算造成的，二是因为政府的财力收入不足形成的。
此外，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问题是赤字理论体系的又一重要的内容。无论从中国1994年开始实施的《预算法》，还是从其他发达国家的实践，以及中国近几年的政策操作，都是以发行公债作为财政赤字的主要弥补方式，在这一点上国内存在的争议并不大。
2.关于财政赤字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问题。这是财政赤字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也是近几年国内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这一点上，国际上也存在较大争议。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首先，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国内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点是统一的，即通过货币融资方式进行弥补的财政赤字会造成通货膨胀，而通过债务融资方式弥补的财政赤字能否造成通货膨胀要具体分析。中国在传统体制下，财政赤字的弥补主要是通过向银行透支的方式来完成的。这种赤字弥补方式，会直接增加流通领域的货币供给量，造成通货膨胀。近年来，中国的财政赤字大都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确定。用举借外债来弥补赤字，虽然对国际收支会产生有利的补偿性影响，但对总需求一般具有扩张性影响。如果弥补赤字的资金来源于非银行部门（如居民个人）借款，则对总需求具有抑制性作用，此时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当弥补赤字的资金来源于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以增加信用的方式参与对中央银行的承购时，对通货膨胀会产生扩张性影响。由中央银行直接以发行货币方式来弥补赤字，会对总需求产生扩张性影响并加剧通货膨胀。④
笔者认为，财政赤字能否造成通货膨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一国的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弥补，而国债又主要来源于非银行机构即居民的储蓄存款，这时的赤字就未必一定造成通货膨胀。归根到底，赤字造成通货膨胀的前提是赤字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并进而带来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所以，各国在运用赤字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时，要充分考虑通货膨胀风险，但不必担心赤字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而是必须结合当时的国情、当时的经济形势来具体分析和做出政策决定。
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它对总供求关系的作用来实现的。国内有学者从财政赤字对总供给的静态和动态影响角度分析了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封闭条件下，从静态要素看，财政赤字是政府的投资行为，因而可以由于政府的投资形成有形的资本、政府还可以直接对劳动力和对科学技术进行投资。通过这些投资，会增加全社会" 的总供给，促进经济增长。从动态的角度，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总储蓄率和社会平均资本产出率的影响来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而言，财政赤字会降低社会的总储蓄率和社会平均资本产出率，因而财政赤字会抑制经济增长。⑥
但国内的主流观点还是认为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如果赤字和国债用于公共投资，则净效应是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⑦有学者从理论上论证了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财政支出如果是生产性支出，财政赤字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拉动效应；由于中国民间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则赤字支出通过国民收入增加而产生拉动效应；公债发行融资的赤字支出会产生拉动效应；赤字支出在经济衰退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效应。⑧
笔者认为，财政赤字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社会上是否存在闲置资源。当一国经济处于衰退阶段，社会上存在大量闲置资源，而私人投资又相对不足的情形下，政府的赤字支出会激活社会上的闲置资源，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反之，则可能带来通货膨胀。
此外，有学者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提出通过扩大政策支出以增加就业，“扩大政府支出，实行‘以工代赈’，增加社会总需求。”A013
笔者认为，从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看，经济处于衰退这样一种判断是准确的。那么，各国政府都在寻求积极、有效地措施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从目前形势看，以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已显力度不足。同时，各国又都存在着一定的闲置资源，私人投资不旺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运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政策是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这也是各国政府在积极采取的政策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美联储已经宣布第11次降息。“9.11”事件后，美联储向金融系统注入了118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已经承诺投入5500亿美元用于纽约市的重建和重振航空业。这都是赤字政策的重要表现。
财政赤字与国债之间的关系、以及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国际比较等问题都是构建中国赤字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这些方面，自1996年以来，国内学术界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涉及。
二、国内财政赤字研究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近年来中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分析这些特征对我们制定正确的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由过去的货币融资法改革为现在的债务融资法。在传统体制下，中国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主要是通过利用往年财政结余，或向银行透支来解决的。自1994年以来，中国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主要是通过政府发行公债来完成，这也是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赤字弥补方式。
再次，财政赤字由决算赤字变为预算赤字。改革开放前，我国财政赤字是在政府年终决算时，由于收不抵支而出现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已经开始在制定预算时就留出赤字缺口。赤字已经由被动出现变为现在的主动用来干预经济。这一点在1998年以后表现得尤其明显。
最后，原来政府的政策目的是消除财政赤字，现在已经把财政赤字作为手段来干预经济生活，财政赤字已经变成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从消除财政赤字为目的到以赤字财政作为政策手段的变化，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普遍趋势。
财政赤字发生以上变化，是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分不开的，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当前形势下，充分运用财政赤字政策，来刺激国内外的有效需求，拉动经济走出衰退是最关键的。
与财政赤字特征相适应，国内学术界对财政赤字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因为，要建立完善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理论上的研究比较薄弱。这几年国内学术界在研究财政赤字问题时，很多情况下，是把它与财政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对财政赤字政策研究得比较充分。这是对的，因为财政赤字既是政府政策的手段，也是政府政策的结果。但如果只注重对策研究，忽视了理论的深入探讨，政策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从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对赤字问题的研究看，虽有个别学者对赤字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比如，研究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从总体看，在这方面还是远远难以适应经济形势发展对理论的需要。
其次，缺乏完善的系统性。对财政赤字的研究与国家的政策有关，而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政策有时间性，这种时间性也表现在财政赤字的研究方面。从国内对财政赤字问题的研究看，表现很明显的一点是当政策制定出来以后，学术界就会出现一些学者，对国家的政策进行解析和寻找理论依据。这固然重要，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应该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形成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以便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如果只是对政策进行注脚，理论的发展就必然滞后，未来政府政策的制定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再次，缺乏可操作性。国内理论界在对财政赤字问题进行研究时，往往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那就是由于介绍西方的理论和政策比较多，相对而言，结合中国的实际就略显不足，使这种研究成果缺乏可操作性。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充分借鉴西方成熟理论的同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
最后，定量研究不足。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比，国内学术界对财政赤字的定量研究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弱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期，有一些政策和数据与成熟的发达国家比缺乏连续性和可比较性，限制了定量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则由于对财政赤字的作用，人们一直存在争议，所以对赤字的定量研究也就显得有所不足。而从比较发达、完善的理论体系来看，既要注重定性研究，同时又要重视定量研究。适度、合理的定量研究，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确切、良好的理论依据。
此外，从近几年的研究成果看，对财政赤字问题的研究虽然也结" 合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比如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但既然财政赤字是国家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现象，同时又是各国政府经常运用的一种手段，那么就不能单纯地就赤字研究赤字，而必须与其他经济范畴、甚至是社会范畴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所以，对中国而言，在财政赤字问题的研究上，必须从理论的角度，构建一个完整的宏观体系，这个体系既应该包括与财政赤字有关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赤字的规模）、影响财政赤字的变量、财政赤字对其他变量的影响，还应该包括国外在赤字方面的研究对中国有借鉴意义的成果，同时最重要的是提出一个完整的政策操作系统：即在什么条件下要运用赤字财政来干预经济，什么条件下要缩减赤字；在运用赤字财政政策时，应该运用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与之配合等。
三、中国财政赤字理论体系的初步设想
要解决中国财政赤字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就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不仅要包括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而且要包括一些在特定情形下的可供选择的政策体系。笔者认为，这一理论体系至少应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1.财政赤字的基本理论问题。财政赤字的内涵、分类、产生原因及其总体影响，这些都应该包括在这一部分中。这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也是基础理论部分。这一部分的内容既应包括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的一些基本内容，也要深化对其中某些内容的研究和探讨。比如，关于财政赤字的概念，可以结合实际提出一些新的提法：弹性赤字，界定赤字的变化率与GDP变化率的比率关系；膨胀-紧缩赤字，根据经济的周期变化来采取不同的赤字政策；局部定向赤字，特定时期、特定领域实行特定的赤字支持特定行业、特定产业的发展；等等。
2.财政赤字与资源配置的关系。资源配置的手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二是市场。而市场是当今世界各国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国都运用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影响和调整资源配置。财政赤字对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宏观手段来完成的，其目的是为了调整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进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3.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这既是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也是各国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存在很大的争议，争议的核心在于财政赤字是否会造成通货膨胀。目前理论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要根据赤字的不同弥补方式和不同的经济形势来判断。
4.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是各国在运用财政赤字干预经济时的出发点和目的。任何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而实践已经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财政赤字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里研究的关键问题是究竟在怎样的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赤字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
5.财政赤字与就业的关系。实现充分就业也是各国政府在宏观经济中关注的一个重要目标。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核心也是运用财政赤字解决失业问题。实践证明，赤字与就业具有相关性，当财政赤字投资于生产领域，这种相关性表现得愈加明显。我们要研究在社会经济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下，财政赤字会促进就业扩大；在什么条件下，赤字对就业不会产生促进作用。
6.财政赤字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国际收支与财政收支一样，也存在三种不同状况：收大于支，即顺差；收小于支，即逆差；收支平衡。追求收支平衡是各国的目标，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我们说，这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了赤字。财政赤字对一国的国际收支有重要的影响。比如，斯蒂格里茨（Joseph E. Stiglitz）的双赤字理论认为，进出口贸易赤字恒等于资本净流入，高额的财政赤字将导致一国政府借款增加，利率随之上升，本国货币汇率升值，由此使得进口增加，出口减少，贸易赤字进一步增加，即财政赤字增强了贸易赤字的增加趋势。我们要借鉴这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来建立适合中国的财政赤字与国际收支关系的理论。
以上几个方面应该是中国财政赤字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此外，一国赤字的规模、赤字规模的衡量指标等内容，国内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应该包括在中国的赤字理论体系内。
总之，只要国家存在，财政赤字就是国家发挥职能作用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所以，虽然财政赤字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实质上还有许多领域是空白的。我们必须深化对财政赤字理论的研究，构建适合中国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制订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这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注释：
①参见陈来：《财政赤字的形成机理及治理》，《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⑤丛明：《关于积极财政政策若干问题讨论述评》，《经济纵横》，2001年第4期。
⑥彭睿：《赤字对总供给及经济增长影响的简要分析》，《经济问题》（太原），1997年第3期。
⑧郭庆旺、赵志耘：《论我国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财贸经济》，1999年第6期。
⑨陈宝森：《克林顿经济政策六年回眸──1999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解析》，《世界经济》，1999年第7期。
A012陈景耀：《论中国通货紧缩形势下的财政赤字政策》，《世界经济》，1999年第11期。
A013顾晓慧：《财政政策与就业问题研究》，《北京商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