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30 14:56:3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数字乡村背景，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电子政务 公共服务 数字鸿沟 包容性
1.研究背景
继办公自动化之后，互联网技术为政府信息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敦促各国政府重新思考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使“网下”的实体政府组织形态向“网上”的“虚拟政府”结构靠拢，形成以门户网站为入口的公共服务互联网平台。然而，以电子政务互联网平台为主体的“虚拟政府”隐含着对通信基础设施和ICT综合技术的高标准要求，目前我国东、中、西部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地级市政府更因前期基础设施和财政预算的限制在电子政府的构建方面进展较为缓慢，直接影响着本地公众的在线公共服务体验。另外，融合了电子政务的新型公共服务模式要求公民具备接入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条件，并具备操作和使用互联网政务平台的文化素养和信息技能。
2.影响公共服务包容性的原因分析
电子政务网络平台、时政论坛、博客和社交网站是目前我国公众通过互联网进行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活跃程度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公共服务的包容性。孟庆兰（2009）通过调查我国公民在Web2.0环境下的政治参与活动，认为在政府门户网站中添加RSS和论坛BBS链接能够增强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关注程度，但真正吸引公众定期回访政务网站的关键在于政务平台能够向公民提供那些他们真正需要的内容。
除了电子政务网站的结构和内容因素，来源于ICT技术接入和使用差异的数字鸿沟问题是影响公共服务包容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张新红在2009年发表了系列论文探讨数字鸿沟的概念界定，并提出用相对差距综合指数法来测算数字鸿沟。薛伟贤（2009，2010）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阐述和揭示了数字鸿沟的本质、成因、影响、测度及其解决对策，认为数字鸿沟在本质上是由技术、经济、知识和社会四个层面构成的综合性差距，具有“马太效应”。闫慧（2012）对1989年以来国内外数字鸿沟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合回顾，认为当前我国数字鸿沟问题的研究焦点应集中于消除社会分化、社会排斥、社会不平等和促进社会包容方面，关注特殊群体和弱势群体。
根据第三方组织的互联网和信息化发展调查报告，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明显，欠发达地区的偏远乡村通信基础设施差、低收入人口比重大、教育程度和信息素养水平偏低。本文在撰写过程中选取了位于我国中部的湖北省十堰市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十堰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全市351万人，其中农村人口250万，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或乡镇。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2年12月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中提到，我国在2011年底城市人口已超过农业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相比之下，十堰市的城市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人口比例很高。尤其，该市农业人口集中的市辖五县一市均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城乡收入比为3.5：1，农村偏远地区的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覆盖水平很低。另一方面，2010年11月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揭示，该市居民中，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为62%，15岁以上的文盲人口接近24万人，整体教育水平偏低，信息素养有待加强。由此可见，在十堰市的城镇与乡村之间、以及不同教育程度的居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弱势群体无法享受到便捷高效的电子化公共服务，降低了电子政府的包容性。
3.公众获取公共服务的现状调查
综合考虑个案地区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的途径以及弱势群体电子参与的障碍，本文将公众获取公共服务途径的现状调查范围限定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市属各部门网站、秦楚网、秦楚论坛、秦楚微博，以及对这类电子化公共服务起到辅助和支撑作用的呼叫中心（热线电话平台）、流动服务车、信息服务站以及为公众和政府提供面对面交流场所的市行政服务中心。根据公共服务对象的不同，将电子政务划分为G2B公共服务（面向商业企业）和G2C（面向公民个人）两大类别。其中，对G2B公共服务途径的现状调查限定为十堰市地方税务局的“金税工程”政务平台。
3.1 商业企业（G2B）
“金税工程”已经入三期，网上办税“一站式”窗口，以及与之配合的12366纳税服务热线、服务偏远地区和流动宣传的纳税服务车目前进入了平稳运转时期；纳税企业基本都有专门的财务和办税人员登录网上办税大厅、负责完成办税和申报事项，整体来看，商业企业的公共服务获取途径固定、稳定，培训计划有序实施，公众参与情况较为理想，公共服务包容性较好。
十堰市商业企业的城乡区域性差别明显，纳税规模比较大的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商务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市区，乡镇企业则以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和个体住宿餐饮商户为主。城乡企业对四类公共服务宣传方式（现场宣传、电台电视台、地税网站、报刊杂志）的喜好相对差距较小，乡镇企业因地理位置比较偏僻，更愿意参与现场宣传，现场宣传与地税网站的普及率比值为1.5：1。在电子政务平台所提供的“政务公开”、“法规查询”、“咨询互动”和“投诉举报”四大功能模块中，城乡企业的使用偏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城市企业希望随时了解国家税收政策的动向（总点击率的40%），而乡村企业则由于信息相对闭塞，偏重于舆论监督的政治参与方式（总点击率的30%）。
本文同时调查了商业企业服务对象对目前电子政务实施效果的改进期望，在亟需改进的行政效果中排名最靠前的是“简化政务流程”和“简并报表资料”，这充分说明本市电子政务的“网下”流程改进有待加强。“加强培训辅导”名列第三，这表明公众意识到不断加强信息素养的重要性，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持续培训、避免在信息社会中落伍。另外，从城乡差别的角度来看，乡村个体工商户在办税大厅由工作人员帮助报税的过程效率偏低，这与乡村公务员本身的信息素养有关，从侧面突显了城乡数字鸿沟问题。
3.2公民个人（G2C）
公民个人获取G2C公共服务的途径种类比较多，影响G2C公共服务参与途径的因素也比较多，包括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多个方面。本文通过在城镇居民和半城市化居民（城市工作的农业人口）和农村居民中发放调查问卷，分析具备互联网接入条件的十堰市公民在互联网浏览目标和网络政治参与途径选择等方面的现状。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20份，收回问卷285份。调查结果显示，半城市化人口和城市居民在选择互联网接入工具方面所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半城市化人口因流动性强、工作强度大、碎片化时间多，因而以手机作为主要的互联网浏览工具。在居民对电子政务网站的使用程度（不包括企业业务应用）方面，70%以上的城市被调查者表示曾浏览过电子政务网站，经常回访政务网站的比例约为20%，浏览和回访网站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公开目录（例如统计公报）、参与网络投票和在线调查，查阅卫生、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政策法规。与此同时，本次抽样统计还揭示了在本市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的互联网接入和使用鸿沟：在“访问及回访电子政务网站”这一调查议题中，农村人口、半城市化人口和城市居民在“从未点击过”选项的比率是5.7：3.1：1.1，在“经常回访”这一选项的比率则恰恰相反，接近1：4.5：6。
4.影响公共服务包容性的数字鸿沟问题
本文对十堰市政府G2B公共服务和G2C公共服务的获取/提供途径进行了现状调查与分析，其中G2B公共服务的获取/提供途径以部门电子政务平台和官方的客户端为主，以人工服务呼叫中心和移动信息亭为辅，在城镇与偏远乡村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接入鸿沟和公务员信息素养数字鸿沟。G2C公共服务的获取/提供途径在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城镇居民获取公共服务的途径是集合了电子政务门户网站、时政论坛和新闻站点的综合模式；半城市化人口通常利用手机终端和无线WAP模式接入互联网，受经济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限制，以在线聊天、交友为主，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生活在较偏远乡村的农业人口缺乏宽带接入条件和互联网接入设备，接入鸿沟明显，因此农业人口的互联网接入地点通常为社区服务中心或信息服务站，对信息服务的需求以农产品的产前市场预测、产中病虫害控制以及产后销售为主，参与网络政治的比例很低。
由此可见，城乡数字鸿沟问题是影响公共服务包容性的重要原因。在全面开展电子政务的背景下，我国欠发达地区在通信基础设施、在线服务参与程度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都相对薄弱，探讨如何根据当地政府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改进电子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从而提升电子政务对弱势群体的包容性，以促进公民的电子参与，是值得深入思考和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基金项目：十堰市软科学项目（201213），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BK201006）。
参考文献：
[1]孟庆兰：《web2.0环境下网络信息传播的障碍分析与对策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09年
[2]张新红：《数字鸿沟测算方法比较》，《电子政务》2009年第11期
[3]薛伟贤、刘骏：《数字鸿沟的本质解析》，《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12期
关键词：纪录片；非物质文化遗产；松山水酒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的良好解决，关乎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在国家高度重视乡村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我国的农业农村，必将拥有极为良好的发展前景。贯彻落实这一重要要求，需要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1]。中国是闻名世界的文明古国，拥有璀璨的历史文化。中国也是酒的故乡。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酒与酒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且以其文化特性，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更好地记录还原酒与酒文化，能够让人们加深对酒的物质与精神价值的重新认识。为了追溯湖南省娄底市新化水酒的文化历史渊源及特色，本设计选择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娄底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松山水酒，作为研究主题。通过纪录片增强松山水酒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引发更多的人关注松山水酒，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松山水酒研究背景
松山水酒源于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圳上镇黎明村，由于其地理位置偏僻，导致松山水酒这一传统手工艺未曾传播与发扬出去，借助纪录片这一表现形式，可以更好地对娄底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松山水酒进行影像传播与保护。大多数情况下，纪录片不需要由演员直接出演，纪录片中的人、地与实际情况一致，在原生态的基础之上，能够塑造优秀的市场价值和品牌价值。因此，通过纪录片，能够以更加立体、形象、自然的方式实现对松山水酒的品牌传承发展。松山水酒采用古法酿制，它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学术研究意义以及探讨价值。党的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是党对我国乡村建设的深层次把握，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对于整体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意义[2]。为响应贯彻党的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本设计以松山水酒作为研究主题，利用数字影像对松山水酒进行品牌宣传，以期形成品牌效应并带动松山水酒产业的良好发展。数字影像技术是新时代下产生的一种新型技术，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多种领域内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该项目的诞生，在宣传松山水酒品牌价值的同时，利用数字影像技术能更好地增强松山水酒的经济效应，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到数字影像的重要价值。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当代价值
近年来，文化领域创新成果频现，以“故宫文物”为代表的文创作品逐渐被大众熟知。乡村旅游也作为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兴尝试在各地风靡。非遗成为文创领域和乡村旅游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跳出原有单一文化内涵的桎梏，在经济领域崭露头角，带来的经济价值不可小觑。非遗与乡村振兴中的“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乡风文明”要求相契合，成为集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于一身的“多功能”项目，给乡村振兴带来了新的发展思路。
2.1回溯乡村发展历史
非遗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诞生至今经过成百上千年的传承发展，保留着独特的历史印记。非遗集中体现了当时村民对文化信仰的朴实追求，更能透过表面的文化承载形式反映出诞生地当时的民风习惯，是考证当时历史极有效的信息载体。通过梳理当地非遗传承发展的过程，可以明晰在其产生、发展、传承、延续等不同历史阶段乡村的农业生产条件、物质生活水平、社会组织架构和村民互动方式，甚至当地的道德衡量标准、社会风俗习惯、人情交流往来等都可以从中得以体现，成为探索当地历史文化的有益路径。这对研究乡村历史、追溯乡村发展渊源具有重要意义。
2.2丰富乡村文化内涵
中华文化绵延至今，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乡村传统文化尤其如此，其背后蕴藏的人文思想、精神理念、思考方式、价值追求以及文化偏好无一不展现着当地村民内化于心的精神追求，是人们表达内心情感、寄托所思所想的重要载体。非遗不仅携带着过去的文化价值，也传承着现代的文化内涵，与现代文明交织共生，为乡村成长壮大提供了丰厚动力来源和养分滋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生活方式及其行为举动。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形式多是文学故事、民俗习惯、传统技艺、音乐戏剧等一些看起来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载体，但正是从这些传统习惯中折射出我国延续至今的农耕文明的全貌，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建立传统道德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乡村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传递出的文化内涵具有广泛的村民基础，长期形成的文化习惯很容易被村民接受，是推进乡村文明建设的有效手段。
2.3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各地开始尝试探索将文化资源融入到当地的产业发展中，建筑业、手工业、旅游业、文创设计业等多个行业都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非遗摆脱了原先单一的文化助力定位，转化成一种生产力资源，逐渐在经济领域展现价值。经济发展促使物质水平逐渐提高之后，人们的目光不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而是开始转向对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的追求。这个时候商品对于人们来说，其实用价值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反而是其背后蕴藏的深层的文化理念成为人们首选的标准，非遗的衍生产品由此获得人们青睐。
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的新机遇
当下全面脱贫顺利实现后，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成为现阶段乡村发展的首要目标。各地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开始大力发掘本地乡村的内生特色，乡村本土的经济发展、特色产业、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民俗文化、精神内涵、历史传承等都被作为新兴视角放在时展脉络下进行审视，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带来了新的机遇。
3.1政策倾斜支持
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非遗作为一种新兴力量被重视起来，尤其是传统工艺可以作为产业发展的路径被利用。国家出台了许多文件以更好地发挥传统技艺的作用，还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吸引群众参与。除此之外，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我国充分借鉴日本发展农业经济的先进经验，提出发掘优势，建立“一村一品”理念。这个理念提出后，各地积极响应，开始在当地落实摸清家底的“八个一”要求，在对本村的历史文化进行梳理后，总结归纳本村的文化特色，将本村流传已久的历史文化重启。在此过程中着重进行对文化资源的把握，在顶层设计中体现“一村一品”的差异化。各地根据“一村一品”指示，设立不同的资金扶持项目和人员交流支持，大力发掘本地的特色非遗资源，并逐步将非遗资源打造成当地的特色名片。国家、省、市、县自上而下的政策倾斜为非遗保护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3.2优秀传统文化需求日益高涨
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飞速跃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吃穿极度匮乏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在基本生活保障得到满足后，从单一的物质需求开始向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并重转变。除了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以外，人们开始重视内心对于精神文化的需要。如何充实精神、提升文化素质成为人们现阶段更上一层楼的追求目标。从改革开放至今，国家重视提升教育水平，科学知识传播使得大众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普遍提高，表现在人们的审美水平和人文追求逐渐向高层次发展。在外来文化大幅席卷各地的情况下，不少人开始呼吁重视我国传统文化，希望通过发掘传统文化背后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达到充实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效果。非遗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完美契合了民众这一需要。
3.3经济发展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带来空间
我国最早的社会生产形式是农业，农业收入是我国早期社会发展的经济来源。我国的传统文化最早也是起源农业文明，在农业文明的土壤中生根发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例外。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保留着乡土性的特点，与农业社会息息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成形发展离不开农业社会的经济支持。早期人们通过农业获得衣食温饱，在此基础之上才开始构建文化体系。农业社会下的生产力进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诞生的基础。回溯各个朝代可以看到，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朝代，其文化遗产就越多，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给文化诞生开拓了空间。当下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农村经济发展无疑也将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创造优渥的现实条件。
4松山水酒的影像传播与保护实践
4.1前期工作
4.1.1勘景为了能够找到合适的拍摄场地，以增强影片的可观性，团队一行多次前往新化，历时180余天，把纪录片所需场景暂定下来。例如，团队选取了陈历祥先生的酒厂以及放置水酒的马龙洞为酒窖拍摄场景，选取了油溪桥村的木屋、紫鹊界梯田等一系列符合拍摄场景要求的地方作为纪录片取景场地。4.1.2美术设计在拍摄过程中，团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拍摄淘米的过程中，画面背景太过杂乱，团队成员便用竹排整齐排列在背景墙上，从而得到干净整洁的镜头画面；在拍摄煮米的过程中，灶台周围的环境杂乱无章，为了画面的唯美效果，团队成员自主布景，首先将旁边的柴火棍排列整齐，然后在突出的白墙上排列好竹条，在拍摄摊凉镜头的过程中，原场景中的背景窗是不锈钢窗户，无法融合整体画面。因此，我们便与酒厂负责人沟通将不锈钢拆除，最终得到完美的画面。在拍摄压榨镜头的过程中，因为整个环境都是白墙壁、白柱子，这样单调的环境会导致整体画面不协调，所以团队成员联系酒厂负责人用竹条装饰了一下酒窖环境，把白墙、白柱子遮挡住。有了竹条的装饰，整体画面协调了很多。在拍摄插秧镜头画面的过程中，考虑到让演员穿上蓑衣戴上斗笠更符合拍摄画面效果，所以摒弃了他们原定的穿着打扮，穿上团队成员准备的蓑衣斗笠。
4.2幕后纪录片
4.2.1创作观点根据纪录片的拍摄脚本进程进行记录。利用所记录拍摄团队在工作时的记录视频和正片拍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的视频，通过将正片与幕后花絮相结合这一方法，采用幽默搞笑的方式，进行再次的艺术加工和展现。在影视艺术中，电影纪录片占据重要地位，其完整地记录了国家的印迹。但是电影幕后纪录片毕竟是一种新兴的纪录片类型，其具有自身的类型特质和传播特征以及价值导向。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以及所面临的困境与出路都值得作深入的研究。4.2.2成片思考在拍摄花絮的过程中，会考虑到如何才能展现出更好的效果，比如重点记录哪些方面，以及在制作花絮的过程中，重点偏向哪一种类型才会引起观众兴趣驻足观看。是纯花絮还是纯预告？最终团队选择将两者结合，但更偏向花絮多一点的方案。通过幽默的展现形式，让观众更想深入地去了解我们的拍摄过程。一部好的纪录片不单单只是随便找个地方拿着相机就开拍，而是要经过不断探寻、不断摸索，去发现、去总结出来的成果。
5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乡村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在展现乡村历史文化脉络、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开发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等方面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国家和政府正在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这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对其各项价值运用有着新的期待。本文沿着这个思路发掘松山水酒的历史、文化及经济价值，无疑是一次非常具备研究价值的实践。
参考文献：
[1]樊鑫鑫.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内涵与实施路径[J].乡村科技，2021，12（4）：6-7.
摘 要：在文化资源日益繁荣的今天，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石窟艺术的研究开发促成其大数据的形成。广元
>> 广元千佛崖摩崖造像研究综述 大数据背景下医疗数据的统计及开发 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卷烟营销BI系统应用技术初探 基于大数据下的社会化协同物流平台发展初探 基于大数据时代下的电子商务服务模式研究 大数据下基于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A集团资金管理 基于审计独立性的大数据下审计工作模式思考 基于大数据下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 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初探 广元石窟摩崖题记的资料及其价值 安岳石窟：隐秘的佛息之地 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模式创新及启示 基于大数据时代的金融统计模式创新研究 基于大数据的电梯监管新模式 基于大数据的电子商务营销模式创新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评价模式研究 基于大数据的机械制造模式研究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学生评价模式分析 浅析基于大数据的高职英语写作反馈模式 沣西大数据产业模式初探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9]CCF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大数据热点问题与2013年发展趋势分析[J].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2012（8）.
[10] 万剑敏.基于数字化技术视域下的乡村古迹保护研究[J].农业考古，2011.
[11] 柯长青，冯学智，顾国琴.敦煌壁画数字图像的三维信息恢复[J].南京大学学报，2006（06） .
作者简介：
罗 凯（1977-），男，四川内江人，内江师范学院张大千美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影视动画。
高登明（1986-），男，四川广元人，内江师范学院张大千美术学院讲师，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研究方向：广播电视艺术学（动画方向）。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石窟艺术的传承――广元千佛崖石窟的数字修复与造像艺术开发研究》，项目编号：13SA0002。
本文试面向本刊的读者群介绍收音机的选购常识，主要是一些经验之谈，供大家参考。文中不涉及专业收音机如音响设备中的收音头、汽车收音机和专用接收机等。这里仅以家电商场中陈列的便携式袖珍收音机为选购对象。
收音机的性能
灵敏度和选择性 从专业角度介绍收音机的性能，最重要的两个参数就是灵敏度和选择性。灵敏度是指对微弱电台信号的接收能力；选择性是对密集电台的区分能力。
灵敏度高的收音机如同放大倍数高的天文望远镜能观察到更多星星一样，可接收到更多的远近电台，但是有些价廉的收音机为提高灵敏度而片面增加放大倍数，反而同时放大了噪声，使背景干扰大增，还增大了像频干扰，所以总效果并不理想。比较两只收音机的的灵敏度，可用比较同一波段收听到的电台数量来简单衡量，但也要防止像频干扰带来电台虚增现象。像频干扰又称镜像干扰，是如花在镜中有与它完全对称的镜中花一样，看上去有两朵花，实际上只有一朵。有些收音机生产厂家为降低成本，在设计中去掉了吸收干扰的回路，听上去电台数量不少，但不少是假象。检查是否存在镜像的简单方法是在选台时，试试在某一对称点两边是否能听到同一个电台（即镜像干扰），有时还有差频叫声。增加灵敏度又减少像频干扰的有效方法是采用二次变频技术，在高级收音机电路设计中常被采用。
现在收音机的中波段（MW）几乎已挤满，差不多每隔9kHz就有一个电台。能清楚区分不同电台又不串音，是对收音机选择性的考验。但附近地区有大功率电台的发射天线时，在该电台临近频率的远地电台就难免会受到影响。
音质 便携式袖珍收音机因喇叭尺寸的限制，音质总不及台式机，更不能与音箱相提并论，但同样体积的不同收音机就能分出音质的好坏。现在，便携式袖珍收音机电路中所用的集成电路品种差别不大，其音质与喇叭的质量有较大的关系，但更与生产厂家的生产工艺和管理水平密不可分。
收听波段 市场上的便携式袖珍收音机大多数是多波段的，或自称全波段的。波段总的可分为调频（FM）和调幅（AM）两种波段。调频波段的接收范围都是88～108MHz，有的收音机为适合大学校园广播的接收，将调频波段向低频扩展到76MHz，有的收音机专设TV波段，专门接收电视广播的调频伴音。调幅波段包括中波（MW）522～1620kHz和短波（SW）2.3～26.1MHz，具有上述三个波段的收音机可称为全波段收音机。
同一收音机的各个波段中，收听音质最好而背景干扰最小的是调频波段（FM），大多数调频节目是立体声。在调幅立体声还未普遍商业化前，调频立体声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但由于调频波段是超短波，受电磁波直线传播的限制，一般收听距离在离发射天线100km范围之内，所以调频广播主要面向城市和人口密集区。
广大的沙漠、草原中主要靠短波波段的收听。短波电磁波的远距离传播是靠高空电离层和地面之间的多次反射进行的，不同的收音机短波段的范围略有出入。由于太阳辐射的影响、昼夜电离层高度和厚薄不同使某些短波段接收效果有差异，所以同一电台在短波段有许多频率，便于听众在白天和黑夜的不同时间段收听。
在短波波段收听时，有时会出现声音忽高忽低的现象，这种称之为“衰落”现象，是电离层波动造成的，即使收音机有自动增益控制（AGC）功能也难以完全克服。熟悉这种现象的老听众会通过高档数字调谐收音机的电台预选功能，事先预调好同一节目的电台在多处短波波段的频率，在“衰落”现象来到时可马上转到该电台在另一波段的频率上接着不间断地收听。另外短波波段的收听效果还直接与太阳黑子的爆发有关。
其它性能 随着收音机电路的大规模集成化，收音机的功能也多样化，如全数字显示、电台预选、电子时钟、定时开机、自动关机，另外还有附加照明灯、应急手摇发电机供电、太阳能电源等多种附加功能。可根据自己对这些功能的需求来决定是否选用。
收音机的选购
在家电商场，面对琳琅满目的收音机品种，选购一台适合自己的收音机常使人颇费斟酌，我认为主要应从四个因素加以考虑。
易用性 时尚的外观、轻柔的手感和简便的操作常为选购收音机的重要因素，新款收音机常能迎合消费者的心理。操纵的便利、选台的准确是每个手中持有收音机的读者都能判断的。现在就我最近几年使用多种收音机后的感受谈些看法：全波段便携式收音机中，最常用到的是中波和调频广播，过去常用到的调谐方法是可变电容器机械指针式选台，但使用时间一长，拉线的磨损断裂让人很伤脑筋，就算自己能修理，可要找到合适的尼龙线也并非易事。所以数字调谐收音机的出现让我高兴不已。全数字调谐收音机在电路设计上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如有中央处理器和数字锁相环电路，所以调谐准确、频率不漂移。电台预选、电子时钟等功能的多样化也让人目不暇接，但就是电台的自由搜索不如指针式选台方便，正如用惯了指针式万用电表又改用数字式万用电表的感觉一样——测量动态的电压和电流是指针式万用电表直观，当然精确的测量还是数字式万用电表好。后来出现的数字显示收音机让我在现代技术中找到了指针式选台方便的感觉——数字显示收音机未采用全数字调谐的模式，而是使用了机械的可变电容器调谐，但用数字显示频率这种介于模拟调谐和数字调谐之间的选台方式，我的感觉是很方便。从电路上分析，数字显示收音机在原来模拟调谐的电路中增加了一块数字显示模块，将调谐时产生的本机振荡信号送入模块进行频率计数，并显示所接收电台的频率，选台的操作与指针式收音机相同，只是将刻度盘换成了数字显示的液晶屏，所显示的频率数字也是准确的，再不用估计指针指示电台的位置，也无选台误差，电路的简单使数字显示收音机的售价适中，是值得推荐的品种。
用途 在选购以前，您要先根据自身情况弄清以下几点：收听内容——新闻广播、天气预报、股市信息、音乐歌曲、外语学习等等；收听电台的种类——本地电台还是远地电台、国内电台还是国际电台、中文电台还是外语电台等等；收听电台的位置——是固定在家里还是携带外出收听、是经常在本地还是天南海北地收听节目。经过理性地分析，您就可以经济合理地选购适合您需要的收音机了：对仅局限于本地收听新闻广播、天气预报等节目的消费者，选择调频调幅(AM/FM)两波段的收音机就可以了，要收听远地国内外广播电台节目的消费者则需购买带短波的全波段收音机；喜爱音乐歌曲节目的消费者应选择调频立体声收音机，并对配套的立体声耳机要有较高的要求；如果你是大学生，为适合大学校园广播的接收，应选择调频波段能向低频段扩展功能的调频立体声收音机。要听外语电台广播，还应选择带多个短波段的全波段收音机；经常出差在外的消费者应选择袖珍式全波段收音机。经常固定在家里收听节目的消费者可选择较大体积的便携式或台式收音机，不但音质能好一些而且可选用大号电池或交流电供电，既节省开支又少换电池；对老年消费者，特别对电子产品的使用不太熟悉的老年人，不宜选购旋钮、按钮和开关过多而操作又比较复杂的高档收音机（如数字调谐收音机）；眼睛不好的消费者不宜选择体积太小的、显示的数字太小、不宜看清楚的收音机。
收听条件 收听条件是指居住在大中城市还是远离城市的乡村山区，居住在工矿林立的厂区还是风景秀丽的住宅区，附近地区有无各种无线电台发射天线等等。
法国天才的少年诗人阿瑟・兰波，曾经撇下一句名言：“生活在别处！”，撇下一部灵光四射的诗集《彩绘集》，撇下情人魏尔仑继续在婚姻和巴黎文人圈中挣扎，自己却毅然抛舍、义无反顾地抽身而出，扬长而去，在非洲沙漠和走私贸易中度过余生！因为他和一切活得艰难而美丽的人一样，拒绝自欺；他要发现表象背后的真实，不惜奋力抹去涂在现代生活上的一切脂粉。
电影《天那边》就是这样一部碰触中国现实的艺术佳作。大多数中国当代电影的编创者们，总是把目光聚焦于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东南沿海大都会里的人们的喜怒哀乐上，却忘记或忽略了中国的基本现实：中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农业国，10亿农民不单单是庞大的统计数字，更是最终决定着中国城乡分立的基本社会结构、经济社会文化品质、中国未来命运的最大力量。《天那边》凭两个大学生志愿者支援农村教育的故事，如同一颗晶莹闪亮的石子，碰触了这一基本现实，碰触了中国本身，让所有关怀中国现实与未来的观众的心海，泛起不尽的感动的涟漪。
影片一开始，一股清新、夺目的青春气息便扑面而来：两个懵懂于世事、如同试飞的雏鸟一般的大学生，向中国、世界、真实进发，迈出了他们蹒跚学步的人生第一步，摇晃而空旷的列车车厢暗示：他们正向中国腹地进发，他们的实际人生、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彼此的爱情，都将因为这三个月的支教之旅而全然改变，此刻的摄像镜头，如同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雅努斯神，一个脸朝向二人的过去：大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的家庭背景、名牌大学学生的娇骄二气，被大城市、大学生活所激荡起的瞬灭瞬生的理想主义激情……；另一个脸朝向二人的未来：秀气而执拗的女生，凭着女性天然的坚韧和对志愿者理想的献身精神，不仅成功地争取、坚守住了支教的讲台，更为此毅然割舍了对那男生的爱情；帅气而精力四处挥洒的男生，则因不耐农村支教生活的清苦而中途告退，同时也葬送了自己的爱情――短短三个月，他们的人生图画便各自逸出常轨，向始料未及的方向、向一个至死也不明究底的、不断更新的“谜”（生活本身、命运本身）进发……
影片的戏剧性冲突的另一极，则是犹如顽石一样，矗立于青春理想激流漩涡中的、将自身理想深埋于中国农村落后现实之下的罗老师。这一朴讷、憨厚与狡猾、庸鄙并存的形象，非常典型地代表着中国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他必须与农村的现实全方位地妥协以保住自己在乡村小学的地位，但同时又想尽办法帮助优秀的乡村子弟挤入大都会名牌大学的行列，让学生享受到“文明”的实惠……满脸皱纹的村长、满脸稚气的乡村小学孩子，也如出一辙。
影片编创者对这两组对立人物的创作设计，展现出很强的艺术洞察力与表现力。整个影片清纯如诗、洗练流畅、感人至深。观众恍如置身其间，中国的乡村真实，立刻触手可及，令人叹赏回味不已。
影片的诗意风格，表明自身是中国诗电影伟大传统的直接传人，尤其与谢铁骊执导的、改编自柔石小说的经典作品《早春二月》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影片中那些活蹦乱跳的孩子、执著奋斗的青年、想方设法保守住乡村文化教育阵地的小人物们（无数罗老师、村长们），乃至青青稻田、潺潺溪水，似乎都在赋予影片一种默默无声却坚忍挺拔的英雄主义气质，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物，这些每时每刻进行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冲突、斗争、转化、挣扎、奋斗，提升着、生息着、支撑着、荣耀着、感动着中国，这些影片中的人物，以及这部影片的编创者们所代表的，正是鲁迅先生所谓的“中国的脊梁”！
关键词：威廉斯；形式；色彩；主题
中图分类号：I71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一.简介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是美国现代诗歌和意象派诗歌的重要诗人。一直以来，威廉斯都活在艾略特的光环之下，但是二战之后，他又作为一名伟大的诗人出现在大众面前。
威廉斯的写作风格是用普通语言来传达深刻的哲学道理。他的许多诗歌都是由一个句子构成。例如在《红色的手推车》中，威廉斯真正做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全诗共十六个单词，分为四节八行。正是此诗，让威廉斯获得了“红色手推车诗人”之称。本文将对《红色的手推车》和《伟大的数字5》进行对比分析并发现二者的相似之处，从而概括出威廉斯诗歌的写作特点，这对其他诗歌的分析也大有帮助。
《红色的手推车》是威廉斯最有名气也是最简短的诗歌。该诗由十六个单词，四小节组成。仿若一幅由语言勾勒出来的美图一样。随着语言的流动，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鲜艳的红色手推车，在雨后闪闪发光，紧接着便是与其相互辉映的白鸡。动态的鸡与静态的手推车形成鲜明对比。日常生活的琐碎之美借由威廉斯一个简单的句子表达的淋漓尽致。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而《伟大的数字5》写于仲夏夜，诗人从诊所下班时一辆消防车从他身边疾驰而过，这突如其来的景象给了诗人强烈的灵感从而写下该诗。这两首诗都是创作于某一时刻。本文将从形式，色彩，主题三方面对两首诗进行分析。
二.诗歌分析
首先在形式上，与其他诗人相比威廉斯可谓独树一帜。构成《红色的手推车》的十六个单词中包含一个动词，一个过去分词，两个冠词，三个形容词，三个介词以及四个名词。而名词占整首诗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并对乡村生活意象的构建起着重要作用。第一行的短语 “so much” 立刻就能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到底是什么东西要倚仗于手推车呢？在当时的背景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它既是那些确确实实放在手推车上的东西，又可以指生活的负担，社会的发展等等。
该诗的关键词 “depends”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它传达了有许多东西在手推车上，同时也暗示了该诗的结构。每一行诗都是一个悬念，只有依靠下一行才能形成完整的意思，这首诗是互相依赖的。而且我们可以非常醒目的看到这首诗的中心意象――手推车，因为复合词 “wheelbarrow”是放在两行诗中。同样形式的还有 “rainwater”，“depends upon”。这种结构不仅强调了该词的后半部分，也给了读者一定的时间去思考。这种对单词和诗行创新性的布局是威廉斯诗歌形式的一个独特之处。
当我们欣赏《伟大的数字5》时会发现，该诗的最后两行稍长，而中间几行要短。而且每行的单词数量不超过四个，这种结构给读者一种数字变化之快的感觉。对于紧急情况下疾驰而过的事物，首先映入诗人眼帘的是较显眼的部分，也就是巨大的数字“5”，接着是数字的颜色，也正是这颜色使诗人意识到是一辆消防车。然后诗人听到了铃声及汽笛的隆隆声。从第三行到第八行，每行只有一个实词，似乎诗人没有太多时间使用更多的单词。这种形式给读者一种迫切感同时有种重迭的艺术效果。当消防车奔驰而过并消失在夜色中时，诗人似乎终于有时间去描述这种声音，威廉斯在此使用了两个实词。因此，这种“长―短―长”的结构与诗人即时变化的心理感觉相互辉映。
其次在色彩方面，威廉斯尝试用绘画技巧来表现日常事物并激发读者的想象力。读完《红色的手推车》之后，读者会对诗中的红白两色印象深刻。红色给人一种热情激动的感觉，而白色则给人以纯洁冰冷的感觉。红色的手推车与白色的鸡相互映衬，为这首诗创造了独特的对比感。这两种颜色的共存为整首诗创造了一幅赏心悦目的画面，而这种单纯的画面却让人过目不忘。与此同时，静态的手推车与动态的鸡又形成了动静结合的对比，通过细心的发现，诗人看到了一种常人忽略的美。
在《伟大的数字5》中，威廉斯同样使用了色彩的对比，这种技巧是绘画时常用到的，而不同的颜色对比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当红色的消防车飞奔而过，金色的数字“5”与黑色的雨夜相辉映，这一景象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将这一记忆展现给读者，威廉斯巧妙运用了颜色的对比，他将金色的数字放置在灰色的雨夜幕布上，从而强化了金色的效果。与红色的消防车相比，金色又相当显眼，读者看到这一幕也会印象深刻。除此之外，威廉斯还运用了冷暖色调的对比，通常暖色调的代表是黄色而冷色调是蓝色和黑色。在本诗中，诗人将场景设在黑色的雨夜，雨水的折射为其增添了朦胧感。因此消防车上金色的数字便成为中心，仿佛漂浮在黑色的幕布之上。由此在读者眼中产生了一种三维空间的感觉。威廉斯用画家的视角向读者描绘了现代生活中充满活力的一面。
最后在主题方面，威廉斯认为认识和体会存在于现实生活的美，诗歌才会永葆青春。他用“红色手推车” 、“白色的鸡”、金色的数字、红色的消防车以及黑色的雨这些常见的东西代表一切平凡的事物。在他的眼里，正是平凡孕育着伟大，而伟大也倚仗于平凡。联想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我们也可以揣测诗人想要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痛苦的时刻，然而有序的生活还是会回归你身边，所以人们要有勇气和信心战胜这些困难。
三.总结
通过以上对《红色的手推车》和《伟大的数字5》在形式、色彩及主体方面的分析，我们深切的体会到了威廉斯独特的写作风格。
首先在语言上，威廉斯用极其简单常见的词语写出了富有深刻道理的诗歌。不像其他诗人，他喜欢美国本土语言。威廉斯相信正是这些本土语言造就了美国诗歌。他用普通事物去表达深刻的道理，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欣赏他的诗歌，我们会对威廉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魔力所折服。
其次在形式上，与许多现代派作家一样，威廉斯追求创新，反叛传统，其中《红色的手推车》一诗全用小写的形式，表示了他蔑视传统的决心。而且这两首诗没有使用标点符号，诗的排版也是非常的独具匠心。
最后，威廉斯的诗歌经常包含色彩的表达，其中这两首诗中的颜色对比可以显而易见。威廉斯运用绘画技巧将文字的线性转变成日常生活的视觉画面。色彩的使用对表达他的想法有很大的帮助，阅读威廉斯的诗歌仿佛身临其境的欣赏一幅水彩画。
因此，在感受威廉斯诗歌魅力的同时，我们会看到他的诗歌是生活的，大众的，却又是深刻的。他用朴实无华的言语写出了精美的诗歌。正是他平凡的主题、不加修饰的语言使得他的诗歌成为诗坛巨作，并被世人称道。威廉斯也成为英美诗坛的文学巨匠。
参考文献：
[1]Edward Larrissy.Reading Twentieth-Century Poetry[M].Oxford Basil Blackwell，1990.
[2]李小洁，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色彩语言[J]，江汉论坛；2003；
关键词：绘画艺术；新媒介；优劣势；具体应用
当今时代背景下，新媒介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不论是突然爆火的短视频、直播，还是已经能够承载起创新绘画艺术形式的数字媒体、虚拟空间等，都带来了社会发展的更多可能性，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索与实践。笔者认为，依托新媒介生成的艺术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而改变，更是一种综合性、跨学科的学科领域概念。同时，综合材料绘画带来了更多色彩搭配和创作的可能性，色彩构造更加大胆而自由、生动且形象也是当代艺术进步和发展的主要趋势，其不仅仅是绘画与技术的结合，更是对于传统绘画精神的良好继承和全新挑战。
一、新媒介的基本概念
媒介是信息保存和传播的有机载体，从最初的结绳记事到如今移动通讯设备记录、数据资源库存储等，人类的集体智慧通过媒介得以跨越时间长河与空间限制，代代相传，且不断推动着现代文化的变革与发展。随着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同时也揭开了信息化社会的序幕，移动传媒、人工智能技术等支持的数字文化更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了新媒介时代。当然，这些也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从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庞大信息流就能够窥见一斑。因此笔者也十分认同新媒介为现代社会下的各类产业、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随着传播容量的不断扩增和传播速度不断加快，我国传统文化、艺术文化、经济生活等迎来了传播和发展的新契机。具体来说，新媒介指的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信息技术，以各种电子产品为载体，为普通大众带来信息服务的传播新形态。新媒介也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途径广泛等优点，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应用，并为大众带去了便利的信息服务。当然，新媒介不仅与大众生活、工作息息相关，还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不论是运用到生产与智能制造中，还是在艺术领域、科学领域发光发热，都对于现代化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推动着社会某些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从文艺创作角度来谈，新媒介无疑加速了文艺创作的大众化。对于部分文艺创作者来说，作品的创作方式被改变了，而艺术表达的方式和路径也更加多元化了；对于艺术作品赏析人和鉴赏者来说，对于工艺文化、艺术生活等的解读更加便利且快捷了，因此也就更容易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需要。数字绘画作品、新媒介支持的绘画作品传播、新媒介支持的绘画作品形式变化等更是如此，不仅丰富了绘画艺术的形态，更能够满足大众多元化、多样化的审美需求，现实与虚拟之间界限渐渐消弭，新媒介也为各类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二、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优劣势分析
（一）优势：技术优势、传播和应用优势、艺术价值思辨
众所周知，绘画艺术属于古老的艺术门类，是美术中最主要的一种艺术形式。传统绘画主要借助笔、刷、刀、手指等工具将颜料、墨汁、油彩等有色物质描绘在纸张、纺织物、木板等平面上，创作出可供鉴赏、点评的，并具有一定形状、体积、质感的艺术形象，如图1。也就是说，传统绘画艺术的创作过程是较为原始的，虽然具有唯一性、不可复制性特点，但同时也伴随着制作周期长、传播范围小、不易长期保存等显著劣势。数字绘画艺术的创作主要在计算机硬件和绘画软件的支持下完成，创作的主要工具是绘画板、数位笔和绘画软件等，不同压感指数和不同下笔力度等信息都能够传送到计算机终端，最终形成粗细不同的笔触效果，进而能够模拟出不同的画笔效果，最终可以人为地创作出具有不同风格的绘画作品，如油画、水彩、素描、聚丙烯画等等。此外，数字绘画也改变以往传统绘画的构图方式，像一些具体的平面空间分割等环节，都可以直接借助数字化工具来完成，这也在很大程度减少了创作者的复杂构图工序。可见，数字绘画不论在创作形式、风格、技巧、表现手段等方面都更胜一筹，对比传统绘画艺术来说也更具有技术优势。当然，通过这两种方式创作出的绘画作品还是具有较大差异的，不同艺术效果也承载着以上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独特魅力。由于数字绘画的储存载体是电子设备，因此传播途径也是新型媒介和数字媒体方式，更具有传播快速、便捷的特性。对比传统绘画形式需要打包、搬运等方式进行展览，数字绘画只需要一键便能够带给普通大众以艺术审美的冲击。与此同时，传统绘画作品还受到储存条件的限制，如果光照、气温、空气湿度等方面没有处理好，便可能出现颜色稳定性变差、材质受损的情况，甚至使作品消失不无可能。但数字绘画绝不会出现此类情况，它的储存方式是以数字形式存储在电子设备上，甚至是备份也极为便利。对比传统绘画作品就大大节省了运输包装、物流搬运等方面的用工成本，也为大众欣赏绘画作品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以上种种都显示出了数字绘画在传播和应用方面的优势，因此数字绘画作品也更加适合商业化、工业化发展。数字绘画的艺术价值方面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数字绘画缺少了传统绘画的质感，有的人认为数字绘画缺少了传统绘画的艺术性，当然这些也是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的。比如，当我们在美术馆驻足欣赏一幅画作时，一定会被它的笔触、颜色、质感、构图、工艺感、表现力等所吸引，因此会花掉较长时间欣赏和品鉴该绘画作品。因此当我们看到超写实的油画作品时会发出感叹，看到精美的水彩画作时会沉浸在浪漫、优雅的氛围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传统绘画作品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就算请同一位画家再画一遍也无法达到一模一样的效果。这是传统绘画的艺术价值体现，但并不意味着数字绘画就缺少艺术价值。恰恰相反，数字绘画也由创作者带着“工匠精神”绘制完成。同时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绘画色彩也将变得越发光鲜夺目，创作者不再需要像以往传统绘画那样进行复杂的调色，而是只需要选取合适的颜色便可以实现绘画创作，而其中的绘画便捷性与艺术性是不冲突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提高绘画的艺术价值。
（二）劣势：模仿创作、消费群体小、仍然处于探索初期
通过传统绘画与数字绘画的创作形式进行对比，可见数字绘画是模仿传统绘画生成方式而形成的专业化系统，相关理论更是借鉴了传统绘画中的创作步骤和方法、配色与色调把握、空间和透视表达、形象的表现、光影的体现等等。也就是说，数字绘画是模仿传统绘画过程形成的专业化系统，虽然相关作品中融入了人文情怀、创作思想等，但仍然通过模仿创作的形式自成一派。当然，也有一部分数字绘画创作者认为数字绘画与传统绘画形式存在工具和用材、传播媒介等方面的根本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绘画确实借鉴了传统绘画的核心思想，实为模仿创作生成的专业化系统。既然是模仿创作再进行表达的艺术形式，数字绘画作品当然也受到市场和消费群体的检验。不同于新兴数字出版产业，新媒介支持的数字绘画作品在消费市场上并没有热烈的反响，更没有对传统绘画艺术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数字绘画艺术目前还属于非主流艺术形式，虽然赢得了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和追捧，但距离真正流行起来和凸显出巨大的艺术价值、社会性价值还具有较大的现实距离。笔者认为，数字绘画取代绘画艺术的主流地位不无可能，但现阶段对比传统绘画艺术市场来说消费群体较小，还有着很长的发展之路。数字绘画艺术是以计算机技术支持的新媒介，由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媒介的发展，进而形成了数字绘画产业并逐渐发展和进步。当代绘画艺术作品通过数字输入设备采集元素，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修饰和改造，使其更具有艺术画作的美观性、艺术表现力等，作品也更便于传输和展示。尽管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已经适应了社会发展潮流，也改变了部分群众的审美观念和鉴赏价值观，但其在各方面的应用还处于探索初期，如动漫、游戏、广告、设计等产业。数字绘画艺术的发展来日可期，但目前仍然处于探索初期，更有待相关创作者继续探索与实践。
三、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具体应用分析
对比西方国家来说，我国新媒介支持的数字绘画艺术形式起步较晚，其发展历程更是可以分为新媒体艺术的混合时期、新媒体艺术的统一形态、新媒体艺术的分析形态、新媒体艺术的综合时期这四个阶段。就本文中研究和讨论的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具体应用，不仅体现在动漫ip设计、游戏ip设计等方面，还体现在瓷器画、个人创作等等，信息化发展有着助推作用。景德镇是著名的瓷器文化发源地，而南方瓷器画中的数字绘画应用更是充分体现了数字绘画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优势。据笔者了解到，瓷器烧制绘画制作已经具有数千年的历史，相关瓷器绘画更是包含诸多元素，尤其新的艺术理念、新的媒体技术流传开来，更丰富了景德镇瓷器画艺术效果。不仅有清新雅致的山水画、人文故事画、历史写实画，还有着颜色和线条都十分鲜明的野兽派画风绘画，这些瓷器绘画往往更加贴近现代年轻人的审美，更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现代青年对于生活、工作如火般的热情和丰富内心与情感世界。无独有偶，河南南阳又被称为玉雕之乡，那里不仅有许多传统手工艺雕刻匠人，还有着一批批工艺化生产的雕刻设备，通过软件设计、数字绘画等形成了专业化系统和操作流程，使得风格各异、形态各异的玉雕作品在市场上流传开来，并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如图2。可见，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应用具有深远影响，不论是景德镇瓷器画还是南阳玉雕画，都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绘画艺术的现代化与信息化发展，更为数字绘画取代传统绘画形式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笔者认为，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具体应用还为广大人民群众和艺术爱好者带来了被看见、被喜爱的机会。笔者本身十分热爱涂鸦艺术，并以此为爱好，绘画不仅仅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我记录生活、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仅仅通过对现有设备的应用就可以生成数码绘画作品，同时相关作品还可以无限次地进行修改和再创作，软件支持的功能也有快速变形、变色、材质转换等，更为笔者创作涂鸦艺术作品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当然，利用新媒体平台随手分享或作品，也为笔者带来了被看见、被喜爱的机会。通过自己的多次尝试，并与之前绘画作品进行对比，深刻感受到了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应用价值，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大增强了绘画效率和频率，也最终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新媒体技术在绘画艺术中的融入增加了诸多功能，但也同样带来了材质、机理、色调等完全不同的画面，一幅画作也不再局限在一个框架内，随着多次色调、明暗对比、颜色饱和度等的调整，也能够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这些都是传统绘画无法比拟的。首先，新媒体技术的数码绘画丰富了传统绘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工具限制，为传统绘画技术的创新提供了较大发展和想象的空间，且催生出更富有时代性的艺术风格与艺术语言。例如，对同一软件中的不同工具进行具体应用，每个笔刷都能够带来不同效果，而图层的分层和叠加效果更是令人惊讶。对于绘画创作者来说，更提供了思考和尝试的空间，我们也只需要追寻着脑海中的画面进行创作，很快就能够选择到恰当笔触并绘制出理想中的绘画作品。其次，对于绘画作品风格的选择也更具有多样性特点，不仅可以直接选择铅笔画、油画等具体分类，还可以选择滤镜、艺术风格的加持，能够为绘画作品注入新鲜血液，进一步达到理想中的绘画效果。可见，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应用具有突破性与创新性，不仅带来了艺术创作的更多可能性，更为绘画创作者带来了灵感和被看见、被喜爱的全新机遇。无独有偶，新媒体技术和平台更为一群老奶奶带来了被看见和被喜爱的机会，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大理双廊、白族老奶奶脱贫致富等热词更开创了一个新的绘画时代，如图3。据笔者调查和总结，2008年，沈见华夫妇带着女儿辗转来到大理，与友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咖啡馆，名字叫做“双廊农民画社咖啡馆”，其定位是一家具有乡村文化特色的文创馆，笔者也更愿意称之为艺术馆。这里展览的绘画作品来自一群白族老奶奶，她们画自己的生活日常，更画山间美景、乡村文化、传统民俗等。从她们的作品开始走红后，她们就赢得了更多被看见、被喜爱的机会，更实现了从没有收入到脱贫致富的转变，也成为了当地一道有名的风景线。虽然他们的绘画作品不是借助新媒介创作的，但她们在互联网上、新媒体平台上的走红更代表了绘画艺术的更多可能性。因此，笔者认为绘画艺术的足够包容的，而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应用更为绘画艺术带来了更多可能，这也意味着未来的绘画艺术形式将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包容。总结总而言之，基于新媒介生成的绘画艺术门类还在不断增加，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正在逐渐发展成熟。无论是传承传统绘画、媒介转变，还是突破传统媒介限制生成新的绘画艺术形式，相关绘画艺术形式都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和特色，值得我们运用正确的态度和恰当的思维理念去理解、去感受。只有这样，当代艺术形式才能够不断拓宽其边界，进一步带给大众全新的艺术体验感，使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应用才能够越发广泛，进而带来更高质量、更具艺术价值的绘画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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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金玲.跨媒介视域下罗塞蒂绘画审美的“出位之思”[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7(05):114-117.
1网络信息传播
对于网络信息传播的研究，新闻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学者分别使用了“网络传播”和“网络信息传播”的术语。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研究的是网络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本质及状态，因此，就使用术语而言，笔者认为“网络信息传播”比“网络传播”更确切。研究者往往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研究网络信息传播，由于其自身工作、专业和知识背景等不同而对网络信息传播的本质认识有所不同。其实，网络信息传播是信息在非网络环境中传播的一种延伸和发展，只是传播的环境和手段不同而已，其传播的目的和功能都是一致的。从概念上说，网络信息传播是人类基于互联网进行的各种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活动。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电脑是文字、图像、声音等信息的输入、处理、储存、组合、复制输出的智能化操作平台，是网络信息传播的终端工具；互联网是网络信息的传输通道和交流平台，帮助人们实现自由、交互、即时、多元、虚拟的信息传播；网站则是网络信息传播的中继媒介，它为网络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搜索、粘贴、下载、互动、超文本链接的中转站。网络信息传播不但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交互性、动态性、虚拟性、全球性特征，而且还具有多媒体功能和超文本功能，信息传播的无序性、传播主体的隐匿性和个性化等特征［1］。
2数字鸿沟
2.1数字鸿沟———网络时代的知识沟
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提出“知识沟”理论，他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经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信息的日益增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数字鸿沟又被称作电子鸿沟、数码鸿沟、数字分裂等。目前关于数字鸿沟的定义众说纷纭，如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认为数字鸿沟是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现象；美国商务部则认为在所有国家，有一些人拥有最先进的信息技术，而另外一部分人却没有，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差距，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随着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大量网络媒体不断涌现，并且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信息传播导致信息的贫富差距更加扩大，加剧了知识沟现象的产生。这种网络时代的知识沟现象，就是数字鸿沟。因此，数字鸿沟指的是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和分化现象，及其造成的“信息贫富分化”和“知识沟”问题。
2.2我国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2011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止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人，网民规模较2010年底增长277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6.2%，较2010年底提高1.9个百分点，我国网民规模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其中：家庭电脑宽带网民规模达到3.9亿人，占家庭电脑上网网民总体的98.8%，较2010年底增加840万人；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3.18亿，较2010年底增加1494万人，手机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为65.5%。截止2011年6月底，我国的域名总量达到786万个，中国的网站数，即域名注册者在中国境内的网站数（包括境内接入和境外接入）为183万个。中国国际出口带宽继续发展，达到1182261.45Mbps，半年增长率为7.6%［2］。尽管我国网民规模仍然保持增长，但是增长速度明显减缓。2011年上半年网民增长率为6.1%，是近年来最低水平。新增网民为2770万，网民增长的绝对数量小于去年同期（2010年上半年）3600万的水平。《报告》还显示，截止2011年6月30日，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31亿人，占整体网民的27.0%，较2010年底增长4.9%。网民中乡村人口所占比重不断提升，互联网正在向农村地区渗透。随着农村互联网接入条件的不断改善，农村网络硬件设备更加完善，农村地区网民规模持续增长。但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地区的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使得农村网民规模增长相对不明显。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在互联网应用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从国际范围来看，中国的信息化水平很低。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分别评估测算了28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能力，并且了《中国信息能力及各省市信息化水平的测算与比较》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表明，美国列入信息能力总水平排序第一位，其信息能力总水平得分为71.76分，其次是日本，信息能力得分是69.97分，第三名是澳大利亚，总分为65.59分。而中国的信息能力得分为6.17分，仅是美国的8.6%。在所有参加评估的2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27位，处于最低水平之列［3］。
3消除由网络信息传播形成数字鸿沟的策略
网络信息传播是以网络为信息传播的渠道，但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并不是被所有人所拥有和利用。因此，信息通过网络传播势必造成网络信息分布的失衡现象。这种网络信息分布的严重失衡造成了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存在不仅影响我国和其他国家未来的发展，而且它所引起的贫富分化必将恶化社会关系，从而威胁社会的安全。因此，消除数字鸿沟是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3.1开展信息扶贫是基础工作
扶贫是为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的一种社会工作，旨在扶助贫困户或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改变穷困面貌。信息扶贫是指政府借助推广信息技术和开展信息活动的方式解决人们信息贫困的问题，具体方式有：为贫困者提供劳务、人才、技术、产品、资金等方面的信息与咨询服务；沟通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交流联系；推广适合贫困地区使用的农业使用信息技术。从2006年开始，为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开展扶贫资金技术信息服务”的批示，帮助广大农村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村络工程通过解决中国农村信息化“最后一公里问题”，建立网络与便民服务中心、配套网络信息服务平台，从解决导致农村贫困的根源———信息贫困入手，着力开展信息化扶贫。在西部地区和农村，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传播手段落后，信息极其缺乏，影响经济的发展。虽然我国的信息扶贫工作已经开始实行，但必须从多方面和多途径加大力度做好信息扶贫工作。
3.2提高用户信息素养是重要途径
全球信息化需要人们具备一种基本能力———信息素养。信息素养这一概念是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于1974年提出的。1989年，美国图书馆学会把信息素养简单地定义为：能够判断什么时候需要信息，并且懂得如何获取信息，如何评价和有效利用所需的信息。信息素养更确切的名称应该是信息文化。信息素养是一种对信息社会的适应能力，美国教育技术CEO论坛2001年第4季度报告提出21世纪人们的能力素质，包括基本学习技能（指读、写、算）、信息素养、创新思维能力、人际交往与合作精神、实践能力。信息素养是其中一个方面，它涉及信息的意识、信息的能力和信息的应用。信息素养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包含人文的、技术的、经济的、法律的诸多因素，它与许多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信息技术强调对技术的理解、认识和使用技能，而信息素养的重点是信息内容及其传播与分析，包括信息检索以及评价，是一种了解、搜集、评估和利用信息的知识结构。信息素养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人们既需要具备熟练的信息技术能力，也需要通过调查、鉴别、推理以获取信息。信息素养是一种信息能力，信息技术是它的一种工具。由此可见，信息素养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用户信息获取能力的大小，笔者认为，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提高用户的信息素养，如可发挥图书馆的作用，通过举办信息素养教育讲座或利用网络开展在线教学等方式，构建起信息素养教育服务平台，帮助用户提升信息素养，逐步缩小甚至消除数字鸿沟。
3.3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信息传播的基石
信息基础设施是指能以交互方式传送话音、数据、文本、图像、视像和多媒体信息的高速通信网及相关设施。一般包括电信网、广电网、计算机网、大型数据库、支持环境等。在我国，城市用户早在十前就开始利用网络获取海量信息，而今天，我国边远地区的农村用户还没有接触过网络，无法利用网络获取资源。可获取信息的不平等造成了信息贫富差距。目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资金进行网络化建设。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借助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边远地区用户提供网络服务。
3.4着力发展经济是消除地区数字鸿沟的抓手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平衡，我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出现了数字鸿沟问题。尽管我国早已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且加大投入力度，建设西部地区和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乡之间因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数字鸿沟仍将存在。着力发展经济，提高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加强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网络设备建设，使这些地区的用户能获取网络信息，可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并逐步消除地区间的数字鸿沟。
关键词：主体间性 数字传承人 文化遗产事项
当下，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数字化是这些浪花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朵。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不是照搬和简单重现，而是对文化遗产的重新解读和表述。区别于传统方法，人们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以全新的方式对文化遗产进行重构和再现，而载体的转移必然影响传播内容本身，使文化遗产内容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承中，一类新的传承主体呼之欲出——他们掌握并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再现、解读、保存、共享和传播。在这个加工、处理、再现、解读、保存的过程中，文化遗产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共享和传播，即使是原本唯一、不可共享和不可再生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变成了无限、可共享和可再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数字媒介技术的介入使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观念和传承都发生了若干变化，用波斯曼的话说就是，“技术变化不是附加的；它是生态学的。一种媒介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改变了一切”①。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传承人是文化遗产传播和生存中的又一类新型主体。他是遗产数字化过程中技术和表述规范的制定和贯彻实施者、把关人和议程设置者，也是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中各个环节的一个交会点，与各个因素密切作用。具体来说，纪录片创作者、数码摄影者、网站策划制作人、影视动画编导、拿起DV的村民和学生……无论其具体目的、做法，只要是在这类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客观上进行了文化遗产数字传承的主体，均可纳入本文所论的数字传承人的概念范围。
主体间性的提出
20世纪美学发展中有一个显著的转向，就是从客体性（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发展。“主体间性”是英语“intersubjectivity”的直译。学者多认为，主体间性作为主体间关系的规定，是指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为上互相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双向互动、主动对话的交往特点和关系，是不同主体间的共识，是不同主体通过共识表现的一致性。主体间性对主体性的超越，突出地表现在认识和对待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模式上。主体性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简化为“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单向模式。主体间性理论则提出了“主体-主体”和“主体-客体-主体”的认识模式。把主体性置于主体间平等、融合、一致的关系中加以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单向思维模式的局限，使人类的认识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了。主体间性的提出让美学家脱离了从反映论到主体论的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历史局限，关注到存在的更本质的方面——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解决了生存的自由本质的问题，也解决了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②。主体间性理论的核心是主体性问题，所以主体间性不是反主体性，而是注重和强调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既然如此，与主体自我相对的他者就被赋予了与主体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的地位。
美学是艺术的抽象，传播是行为的抽象。主体间性的提出也让我们在文化遗产数字传承研究中看到了这种更深层次的解决：主体间性的引入，使原来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意义——它们同样不再是字面上的主体和对象的关系，而是传播活动中两个共生、平等和交流的主体，在传播中对话与互动，主体间性是对二者关系在新的基础上的修正，是对主体性的一种现代修正③。主体间性的引入也使数字传承人和文化遗产的关系具有了新的意义。
数字传承人既可以是遗产地民众的成员掌握了数字技术而成，也可能来自外族（事实上目前大部分专业的数字传承人是来自外族的），比如媒体从业人员、比如具有一定资金背景和相应立场的课题组、比如商业公司策划创作人员。一般而言，目前出现的数字传承人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政府官员和事业单位相关工作人员；二是电视台等媒体的工作者，传统媒体的数字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把这个连续的过程都纳入到考察的视野中；三是商业公司中的策划和创作人员；四是遗产地民众，包括掌握了一定数字化技术和技巧的村民和学生。这些人原本可能对某一文化遗产有一些初步的兴趣或认识的需要，也可能是全无认识，相同的是他们在与文化遗产不断进行“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中，才在头脑中逐渐形成了关于该文化遗产的图式，并不断丰富、完善之，进而产生“不吐不快”的表述的冲动，开始了数字传承活动。
数字传承人往往以其见多识广和对遗产的研究理解之深透，而得到遗产地民众甚至各级地方政府的“拥戴”和仰视，他们的意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很多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都深有体会。所谓“你比普洱人更了解普洱”、“你比会泽人还会泽人”，说的就是这些数字传承人在遗产地得到当地人的肯定与褒奖，其必然的结果之一就是遗产事项本身在这样的态度和立场中发生了或大或小、或隐或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会得到文化遗产持有者的赞同。
数字传承人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在深刻理解遗产含义和当地人愿望的基础上，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发掘文化遗产在当代的生长点。一项文化遗产在今天是否还有生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它与当代生活的关系，如果还存在密切联系，它就具有强烈生命力，如果已经有了更好或是更经济的替代，它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但是不是它就就此作别了呢，先生曾说过，“文化中的死和活并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文化中的要素，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对人们发生‘功能’时是活的，不再发生作用时还不能说是死。因为在物质界是死不能复生的，而在文化界或在人文世界里，一件文物和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从满足这种需要转而满足另一种需要，而且一时失去功能的文物、制度也可以在另一时期又起作用，重又复活。”④这“另一个时期”或“另一种需要”就极有可能是文化遗产的另一次生命的绽放。当前文化遗产的“旅游化生存”，其形成与数字传承人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纪录片、DC影像的创作者以自己善于发现的数字眼睛看到了美妙绝伦的文化遗产，把他们介绍给了更多的眼睛，把当地人眼中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和场景拿去满足了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和提升当地GDP的功能。
祁庆富教授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⑤。数字传承人要完成一部杰出的文化遗产作品，不仅要深谙自己看家的数字媒体技术和技巧，更要全面掌握所要表现的文化遗产内容、遗产地民众的心理和认知，不仅要关注遗产事项，还要像当地人一样去关注它的生存和发展。日本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从《三里塚》系列的纪录电影开始确立的两个创作原则（第一，长期驻扎拍摄的方式，与拍摄对象融为一体；第二，“支持者”理论，摄影机要站在拍摄对象的立场）可以说是这种关注的杰出典范——13年的乡村生活，“在山形县上山市的岁月里，小川生活得像个地道的老农，种稻、插秧、养蚕、采摘、和老乡拉家常、和大家一起讨论乡村事务等等，就是他的日常生活；走在路上，他会认真地和每一个人打招呼，完全没有一个社会精英的架子；在小川的租屋内，每天都会有不少当地人聚集起来喝酒直到天亮；摄制组的成员插秧时，蜻蜓居然能停在他们身上久久不去，这是很有经验的农民身上才出现的现象。”⑥优秀的数字传承人应该是充分掌握遗产技术技巧和技能的人。特别在大众传播媒体逐步数字化的时代，媒体和优秀的数字传承人起到的作用不可谓不重要，影响力更是得到了全社会的公认。
文化遗产也不是铁板一块，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它一方面是指“那些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方式传承至今的，具有较高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的知识类、技艺类与技能类传统文化事项”（1950年日本颁布的《文化财产保护法》）⑦，是具有相对稳定内涵和外延的历史存在；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产生于特定历史的特定民众生活之中，因此，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打上了特定时代和历史阶段的文化烙印。正如克莱德·伍兹所言，“在所有社会和文化系统中，变迁是一个常数。”⑧而变迁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除了遗产自身的特质以外，民众生活方式、看待问题（包括遗产）的视角的转变，甚至数字技术的推广，如网络的普及，都会影响到文化遗产在当时代的变化。
于是，主体间性的提出，成为文化遗产与数字传承人在当代关系发展中的一个大概率事件。
文化遗产事项的主体性
在主体间性研究的视域中，对象（特别是作为自然物的对象）的主体性至今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而文化遗产与纯粹的自然物有一定的区别，但也具有人和自然物之间的过渡性，带有两方面的特征，因而探讨其主体性具有一定的学理意义。
文化遗产一方面作为具体的存在，是人类生活的场所、工具与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类。但它又不是纯粹被动的、客体性的存在，借用崔保国教授对媒介的一个比喻来说，它是“一条鱼”，是有着自身生命规律的一个活的系统⑨，也是一个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生存与发展，而是有着自身的特点、要求和特定的生态发展规律，与其发展环境——包括人类文化在内的社会环境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化遗产具有文化的特征，如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艾略特所比喻的，文化像是一棵树，“你不能制造出一棵树来，你只能栽种一棵树苗，精心地加以照料，等待它届时长大成树；当它长成之时，如果你发现，一棵橡子长成了橡树而不是榆树，对此你是不能抱怨的”。⑩文化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架机器，不是设计制造的结果。文化遗产亦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及其结果，它具有内在的基因谱系和生命能力，又与外在的条件相关联和对话。
作为“人”的数字传承人在与文化遗产的关系中无疑有着其主体性的一面，诸如自觉、自主、能动、创造等特性，在此不再赘言。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在与媒介的关系中既受到自身资质、组织、环境、公众等条件的制约，又受到与媒介有关的诸如对媒介的印象、媒介符号的特性、媒介技术的掌握程度、媒介内容的制约、媒介的公众形象等条件的限制，在这种关系中他并不是手持枪弹的士兵或指挥者，而是既引导又遵从，既主动又不唯我的一个角色。
而数字平台的出现，把文化遗产的这种主体性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让对话和交流得以流畅地实现。数字传承人和文化遗产事项正是这种关系中的两个互主体。
这样，遗产不是中心，数字传承人也不是中心，他们是消除了对立，处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地位的两个主体。这种消解了中心的双向交流与对话使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成为可能，而要把这种双向思维落到实处，无论是遗产地民众、地方政府，还是数字传承人都应谨记文化遗产事项本身的主体性。就像小川绅介说的那样：“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你拍摄对方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拍摄你和对方的关系”，要“感觉到劳动者心灵的呼吸”。有人总结说，“三里塚8年，牧野13年，长期的住宿拍摄生活，以及小川竭力追求的‘由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也许是今后很难再有人能够达到或超越的精神高度”，这其实也是文化遗产数字化过程中我们应该时刻铭记的高度。
主体间性的实践化
文化遗产的传承（包括数字传承）中发生着一个主体间性实践化的过程。一方面，数字传承人会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对传播中的众多遗产素材进行取舍和加工；另一方面文化遗产本身又以自己的特点和生命特征而约束和限制着数字传承人的行为，影响着其传播效果。
学者彭兆荣说，“遗产其实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所进行的选择性划分、主观性描述、经验性解释和目的性宣传的产物”，这中间就包含了包括数字传承人在内的主体对遗产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的把关。林林总总的文化遗产名录就是来自各方面的各级主体层层把关的最直观的结果。某一项遗产上不上名录、上何种级别的名录，以何种方式何种面目登上名录，都经历了毫不亚于新闻素材选择的若干“把关人”和“把关”的环节。数字传承人主要涉及文化遗产数字表述中选择和呈现的环节。
我们面前的文化遗产多如过江之鲫，特别是非遗的活态化特性使其存在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能够进入高级别的名录就意味着与之相应的一系列“GDP化”后续行为，所以在进行上文所述之“划分”、“描述”、“解释”和“宣传”的过程中，保护和传承主体的“选择”、“主观”、“经验”和“目的”就成为把关的标准，而数字传承人则在此标准下力争使自己手下的数字化作品成为实现这种“选择”和“目的”的有力推手。于是，来自大众媒体的数字传承人要“好看”（这与收视率和票房密切相关），来自研究课题组的数字传承人要“完备”（这是研究的需要），而村民和学生则更多的是凭直觉（“我喜欢”与“你喜欢”本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然，在数字化的不同阶段，比如拍摄和编辑等不同阶段，这个标准还会发生一些具体的变化。数字传承人在这个过程中，以自身的教育背景、能力特长、兴趣爱好，带着先见（或者说偏见），对遗产事项进行着选取和呈现，使用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视听语言、采用独特的叙事策略，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加入了个人对遗产事项的理解和阐释，担任了文化遗产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的把关人角色。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文化遗产事项亦有着自身独特的存在方式与样态，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去生存和发展，是有着其自身相对独立与特殊的生态发展规律的，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而且不同的文化遗产事项有着不同的特征，特别是活动和视觉的特征。这使得文化遗产事项本身又在各类数字化设备、手段、方式，甚至数字传承人的选择上，充当了另一个主体。
正如著名女导演彭小莲所说，“很多时候，为了准确表达影像，我会从设备开始考虑”，数字摄影、摄像、计算机图形图像、网络……各类数字设备、手段和方式在其技术、符号、市场诸方面均有自身的独特性，在各类别的文化遗产表现和再现能力上具有一定的选择性。甚至在一定要求下，在数字化已成为趋势和潮流的今天，一些非数字化的手段，如胶片摄影，还保留着自己的空间，对此，数字传承人的主体性等因素固然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文化遗产事项本身主体性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
一定题材与特定数字传承人之间的明显联系也是文化遗产数字化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哈尼族题材与孟家宗、比如马帮片和郝跃骏。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参与创作电视剧《哈尼姑娘》以后，孟家宗先后策划、创作了电影《婼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红河》和22集专题片《雕刻大山的民族》，40集电视剧《天下一碗》（合作）等一批以少数民族特别是哈尼族题材为主的作品。孟家宗生长在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初中就开始从事创作活动，对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有着深入的理解和深深的眷恋，他说，“我对民族文化非常感兴趣，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生活基地，从年轻时开始，我就把红河作为我的生活基地，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特别是哈尼族和彝族学习并进行研究。我的作品中要真实地反映民族的神，而不是形。”
结语
数字传承人与文化遗产事项之间，并不完全如我们最初所认为的那样是保护与被保护、传承与被传承的主客关系，在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过程中，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对话又相互把关，在交流、对话与把关中践行了主体间性的内涵。
在主体间性的语境中，遗产不是中心，数字传承人也不是中心，他们是消除了对立，处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地位的两个互主体。这种消解了中心的双向交流与对话，使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成为可能，而要把这种双向思维落到实处，无论是遗产地民众、地方政府，还是数字传承人，都应谨记文化遗产本身的主体性。提升遗产事项和民众作为主体的话语权，是民族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在文化遗产事业中普及数字技术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②③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第262页。
④方李莉：《景德镇民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⑤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西北民族研究》， 2006（3）。
⑥程晓筠、支菲娜：《在场者的诗意记录 追忆日本导演小川绅介》，http：//ent.sina.com.cn/m/f/2008-04-03/12131973316.shtml，2010-08-14.
⑦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编，2008（1）。
⑧克莱德·伍兹［美］著，施惟达、胡华生译：《文化变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⑨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4327，2008-04-28.
⑩T·S·艾略特著，杨民生、陈常锦译：《基督教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彭小莲：《理想主义的困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第157页，第189页。
彭兆荣：《遗产：反思与阐释》，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在河南省努力实施“科教兴豫”的战略方针，着力建设中原经济区和实现“三化同步”的历史背景下，近年来郑州市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积极推动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城乡基础教育差异仍然显著。研究对2011年郑州市教育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整理，主要从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两方面对郑州城乡基础教育进行了相关比较分析。
1．1办学条件的城乡差异
郑州市中小学办学条件差异不大，且乡村和镇区在一些指标上不同程度地优于城区，镇区和乡村的中小学生均占地面积和生均多媒体教室座位显著高于城区。此外，乡村小学和初中的生均图书量为18．73和37．70册，高于城区小学和初中的16．96和19．26册。生均计算机乡村初中为0．10台(农村初中平均每10人拥有1台计算机)，高于城区初中的0．08台(城区初中平均每12．5人拥有1台计算机)，乡村高中和城区基本持平，这表明随着郑州市政府加大对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的投入，郑州中小学办学条件城乡差距基本消除。通过比较郑州市城乡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可以发现(表2):一方面，对于学前教育，城区的办学条件显著高于镇区和乡村，城区学前教育生均图书量为7．12册，显著大于乡村学前教育(3．15册)，城区学前教育生均数字资源为3．14GB，显著高于乡村学前教育(0．55)，城乡学前教育办学条件的差异明显;另一方面，对于特殊教育，城乡差异显著，乡村几乎没有相应的办学设施和条件。因此，加大对农村地区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的投入力度是郑州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点。
1．2师资力量的城乡差异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表3)，在郑州市基础教育中，城市在校学生人数和教职工人数均大于县镇和农村，特别是城市初中和高中在校学生人数和教职工人数远大于县镇和农村。对于特殊教育，绝大部分学生和教职工在城市，农村没有特殊教育的教职工。因此，从基础教育的数量来看，郑州城市的基础教育数量要大于县镇和农村，基础教育的区域分布并不平衡。从生师比来看，镇区和乡村学前教育的生师比分别为13．20和13．72，高于城区(8．53)，镇区和乡村高中和小学的生师比和城区基本持平，只有初中的生师比较城区低。可见，郑州在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由表4可知，对于中学教育城乡教师学历水平差异不明显。但是，对于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郑州城市的教师学历显著高于县镇和农村，城区学前教育和小学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分别为15．49%和56．71%，高于乡村的4．76%和29．25%。总体来看，郑州市学前教育和小学的城乡师资水平差异明显，应该提高农村地区学前教育和小学教师的综合素质和师资水平，统筹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通过比较可知(图1):一方面，郑州市城乡小学校均各科教师人数差异较大，城市小学各学科校均教师人数显著大于县镇和农村，教师资源的分布城乡间存在不均衡;另一方面，郑州市小学的语文和数学学科校均教师人数显著大于其他学科，教师资源在学科间分布不均衡。由于受教育观念、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加之河南省学生人数众多，升学和就业竞争压力大，和素质教育相配套的招生考试制度与评价制度改革尚不完善，郑州市小学素质教育的发展不容乐观，尤其是县镇和乡村小学的音乐、美术、信息技术和劳动等课程的校均教师人数不足。
2促进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选择
2．1均衡教育资源
城乡基础教育投入资源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城乡基础教育的失衡。为了促进教育公平，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一方面，要均衡城乡之间教育资源，通过分析，农村地区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办学条件相对城区比较薄弱，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地区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要均衡基础教育各阶段的教育资源配置，加大对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的投入，积极发展幼儿教育，着力提高幼儿园的质量和服务水平，巩固和发展残疾儿童少年的基础教育，努力保障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
2．2均衡师资
人力资源的不均衡配置是造成城乡基础教育失衡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素质，特别是学前教育和小学教师的素质。在城乡生师比差异不大，解决教师数量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农村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着力提高农村教师的综合素质。同时，加大教育经费统筹力度，提高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使农村教师在收入、住房、办公条件上与城市教师基本持平。尝试开展城乡教师轮岗制度，实现城乡师资水平的平衡。另一方面，均衡学科间的师资配置。为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要加大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和劳动等课程的师资力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3均衡生源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逐步加快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在不断适应这个社会，去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价值提升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心理疲惫期。旅游作为当代人度过心理疲惫期的最好选择，旅游景区的服务及其设施如何就成为人们选择是否前往的一个要点。从顺应时代的变化与发展的角度出发，面对全域旅游概念的提出，伴随“互联网+”所带来的机遇，为了实现旅游景区的进一步发展，传统旅游景区的转型升级是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使效益不断增长的良策。
一、“互联网+”与智慧景区基本概念
（一）“互联网+”
“互联网+”代表的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社会各行各业进行充分融合，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以及它的灵活性、创新性、交互性推动实体经济进行不断地创新与生产，实现经济发展新形态。
（二）智慧景区
智慧景区是互联网与旅游景区相结合的产物，它打破了传统的营销模式和管理模式，能通过信息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对景区进行管理，无论是对景区地理事物、自然资源，还是景区工作人员行迹、旅游者行为、景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都能进行全面、透彻、及时的感知；对游客、景区工作人员实现可视化管理；同旅游产业上下游企业形成战略联盟；实现景区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智慧景区建设要素分析
（一）景区智能化系统
1.游客通讯网络及定位系统。由于个人移动终端在国内的大范围普及，游客对景区无线宽带网的需求增强。因此在保证其它通讯网络能够正常使用的基础上，通过增强无线信号以达到无线宽带网与游客的移动终端高度联系的目的是各景区必须落实发展的一步。
网络在景区内大范围覆盖的同时促进了手机地图的使用。通过对景区内部地图的收录与细化，只要游客在景区范围内使用APP，就能够清晰明确地标出游客所在的具置。目前，国内的游客定位系统发展范围较狭窄，比如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的游客定位系统只能标识在固定建筑物周围的具体的位置，而在雪场或者雪道上就无法对具置作出定位，也无法提供所在雪道的具体名称和信息。与之相比，国外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旅游业的研究和实践开展得比国内早，美国的Steamboat滑雪场于2005年推出RFID定位装置反馈系统MountainWatch，此系统专为游客服务，具有实时监测游客位置、反馈游客消费情况、推荐最优滑雪路线的功能，以科技化服务保证游客的便捷与安全。
2.智能导游服务系统。智能导游相对于普通的电子自助讲解导游来说，它的服务可选择性更多，也更有个性。比如在2009年，英、德两家公司就以“增强现实”技术为基础，开发了一款智能导游软件。此软件凭借手机里的全球定位功能和摄像、图片识别功能，对游客所在的位置及面前的事物进行摄影定位，并从游客的视角将所在景点的具体信息通过手机显示出来，比如古迹曾经的繁荣样貌或断壁残垣的虚拟重构等。除此之外，该软件还有路线规划功能，人性化的服务表现在充分考虑游客对不同路线的需求，为游客量身定做专属旅行方案，比如帮助游客远离大众线路，独辟蹊径等。
目前，国内也已经有不少景区将智能导游落实到旅游活动中。从2015年7月起，三河古镇景区适时启用了电子语音导览系统，游客来三河古镇只需花10元就可“聘请”一名电子导游，走到哪“导游”到哪儿。因此，在2016年旅游旺季出现时，没有出现“导游荒”。
（二）旅游资源保护系统
1.数字保护系统。旅游资源的保护一直是国家所关注的热点，特别是文物资源的保护。2016年在上海举办的“敦煌：生灵的歌”展览让游客感受到了古文化的震撼，以及发起对文物保护与创新的思考。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敦煌莫高窟就像人从幼年到青年再到壮年，最后到老年，就会离去。这个壁画肯定也是要走色，不过就是速度问题，我们过去做了大量工作使它延年益寿，而无法阻挡他慢慢的退化。”因此，对文物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发展，始终是摆在旅游业面前的一道难题。
图像数字化和档案数字化是实现文物保护的主要方法。而且数字化有着检索快捷方便、容易实时同步备份、维护安全简单、存储空间小等优点。在“互联网+”被提出后，敦煌莫高窟景区就充分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科技手段，最终以数字技术实现了文物保护的完整性与精确性，将整个洞窟的大小、形状、颜色都实现高保真，有效避免了中国文明的失色。
2.3D技术保护系统。文化遗产的珍贵性不仅在于其历史性，还在于难保存性。通过数字技术，我们可以将它的具体信息、图像保存下来，但文物实体该如何保存又成了一个需要不断探索与改进的技术难题。如果目前做不到将文物本体资源永久保存，那么使用一些新科技手段将其最高程度地表现出来，让人们依然能够进行游览的同时，文物本体资源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整。
在国内，结合了三维扫描技术的3D打印技术已经被应用到国内一些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博物馆对3D打印技术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对于无法翻模或不适于翻模的文物进行复制和用于局部残缺文物的修复。个别材质的文物，比如瓷器，还可以直接利用打印品来进行文物补全。
虽然3D打印出来的文物，永远都不会是拥有历史与精神的文物本体，但是3D打印却可以作为文物价值的技术支撑，对于文物保护和文物修复是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的。
三、智慧景区建设现状
2015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已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国4A级以上景区和智慧乡村旅游试点单位实现免费Wi-Fi（无线局域网）、智能导游、电子讲解、在线预订、信息推送等功能全覆盖，在全国打造1万家智慧景区和智慧旅游乡村。目前，国内的智慧景区建设发展如何，在此以扬州瘦西湖智慧景区的发展建设现状为例进行研究。
《互联网周刊》了2015年智慧旅游景区的Top100，扬州瘦西湖以品牌内涵与影响力得分95.67分、自身网络的建设得分94.78分、传统行业地位得分97.38分，综合得分97.09分位列榜首。作为榜单第一的扬州瘦西湖，以下将对其建设内容分为以下三点进行研究。
（一）灵活营销
蜀冈-瘦西湖景区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宣传渠道和影响力优势，借助各类媒体及微信、微博等手段，开展了高密度的立体宣传营销。比如：针对清明小长假雨天的不利情况，景区连续策划一系列高品质的微博、微信，微杂志作品《清明到扬州来看雨》将连绵阴雨天气演绎出别样雅致的意境，不时被拿来与故宫、三亚等旅游胜地做比较，大大实现了利用微营销达到品牌塑造的目的。
（二）便捷购票
当旅游行为发生时，游客最为关心的不外乎是买票。瘦西湖的高兼容轧机已经实现了一个二维码对应三家OTA（携程、同程、驴妈妈）的一对三模式。游客可通过OTA购买电子票或者在自动售票机自助购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摇一摇“智能购票”。对于传统的团队游，团队通道依旧得到专门开设；而散客可以持金融IC卡直接刷卡进园，便利性得到提高。
（三）智能导航
进入景区后，游客在园区内可享受全覆盖且免费的WiFi网络，可以通过手机虚拟导游了解景点的文化内涵，也可以通过摇一摇的方式进入景区微信服务区，了解景区周边的停车情况、餐饮以及购物场所，并使用导航功能快速地前往各个景点。
四、智慧景区建设对策
目前，国内的景区数量相当庞大，但不是所有景区都有转变为智慧景区的基础。通过对瘦西湖这个发展较为成熟的智慧景区的研究，为目前急需转型升级的景区提供以下两点建设对策。
（一）景区总体智慧化
智慧景区的智慧化不会局限在某一段时期内，也不会单纯地只表现在管理、营销和服务上，而是会由内到外、由小到大、不间断地去改善景区的方方面面，使景区最大程度上与时代科技接轨。转型升级可以是长期的不间断的匀速改造，也可以是短期的投入大成本的快速改造。
在保证旅游资源不被破坏且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和创新的基础上，管理是景区经营的关键，作为首要的转型目标，一定要不断地研究与融合时下新兴科学技术，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手段对景区进行管理，使其利用率达到最优，从而实现管理的迅速、便捷、灵活与准确。营销方面，以多渠道、多层次营销为主。多渠道营销在于充分利用各大热门媒体，比如微博、微信、途牛APP、去哪儿APP等，结合传统的营销手段进行营销；多层次营销则以年龄、性别、职业等不同因素，将游客分为不同的目标群体，实行针对性地宣传。服务方面，分为基础设施服务和无形服务，通过对游客需求的调查与研究，对基础设施进行更新与完善，提供现代化的设施设备，给予游客最舒适的体验效果；而无形服务体现在工作人员的服务上，注重服务质量。
（二）多方合作
在全域旅游的大背景下，旅游景区若是“闭关锁国”，就会逐渐失去对游客的吸引力，导致市场竞争力下降。因此，多方合作的重点在于发展成熟且具有一定空间范围的景区可以结合周边的小景点，以大景区为中心，小景点为辐射，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旅游面。在这个旅游面里，又可以形成多条旅游线路，而景区凭借着相对较高的知名度和居于连接的中心点的优势，可以实现稳定，甚至快速的发展。同时，旅游面的形成还可以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比如餐饮业、酒店业等等，其次，通过打造旅游面的线上服务、电商平台，能够更大程度地满足游客的信息采集、购物等需求。多方合作的意义在于，以旅游面的整体吸引力来提高在全域旅游背景下的市场竞争力，达到多方共赢的效果。
五、结语
关键词 传统村落 旅游营销 京郊
一、引言
近年来，乡村旅游成为国民旅游日益增长的新需求，其热度逐渐攀升。传统村落作为乡村旅游中独具特色的一类旅游资源，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北京现存并纳入国家级传统村落建议名单的传统村落有52个，其中已经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有16个，[1]是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遗产。
随着乡村旅游的火热发展，京郊传统村落也开始走上了发展旅游的道路。总体来说京郊传统村落旅游还处于初级阶段，旅游营销更是处于刚起步甚至未起步状态。本文以京郊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以对部分传统村落的实地调研经历为基础，希望能够针对京郊传统村落旅游营销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能的对策建议。
二、京郊传统村落旅游营销环境分析
（一）外部环境
政策方面，2014年多部委共同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2]2015年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举办了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研讨会。[3]由此可见，国家相关部门以及北京市对于传统村落旅游十分重视。
市场方面，2015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22亿人次，其中农民从业人员630万，带动550万户农民受益。[4]由此可见，乡村旅游以及传统村落旅游仍然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旅游需求方面，如今人们更希望通过旅游获得心灵和精神层面的享受，因此对于以慢节奏休闲为主题的传统村镇旅游的青睐日益显现。同时旅游者对与目的地的互动和服务的个性化诉求愈加突出。因此传统村落旅游营销需要把握旅游需求的新趋势。
科技方面，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旅游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对旅游服务产生革命性的影响。[5]电子商务企业、自媒体、新媒体的广泛影响、新兴营销手段的不断涌现都为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提供了更多的依据。因此，传统村落旅游营销需要深度结合新型营销方式。
（二）内部环境
京郊传统村落资源品质较高。京郊传统村落由于地形地势的关系，大多依山势而建，四面群山环抱，周边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部分村落还拥有一定河流湿地水系，如沿河城村、潮关村。其次，京郊传统村落均保留着一定数量的传统建筑，例如爨底下村、沿河城村、马栏村等。另外，京郊传统村落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少数村落已开发了文化旅游活动，如河西村、灵水村举等。
村民发展旅游热情较高。京郊不少传统村落进入后失去了主要产业收入，人民生活水平日渐低落。在乡村旅游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部分村落村民从发展旅游业中收益，形成了一定的带动效应，因此多数村民对于旅游开发的热情很高。
三、京郊传统村落旅游营销存在的问题
（一）营销意识薄弱，重视程度较低
京郊各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整体看来京郊传统村落的营销意识淡薄，营销水平很低。
对于爨底下村、灵水村、古北口村等旅游经营情况良好的村落来说，他们早已小有名气，重大节假日期间食宿供不应求。这些村落多安于现状，旅游营销仅仅是被动传播，营销意识非常薄弱。对于其他旅游业刚起步的多数村落来说，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吸引更多的游客，对于旅游营销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够。
（二）旅游产品单一，特色挖掘不足
京郊大部分村落的旅游产品仅仅停留在“观光游览+农家乐吃住”的初级层面，旅游产品形式单一，没有形成关联密切的产品体系。如游客来到爨底下村只是观赏民居，入住农家乐，重游率很低。
多数古村落缺乏对自身文脉的记录、梳理与挖掘，缺乏对游客精神层面的吸引。如灵水村庙宇文化历史悠久，自古以举人倍出闻名于世，但是不论是文字表达还是影视宣传，举人文化真正的内涵并未得到展现。
（三）缺乏人才支撑，营销能力不足
京郊多数传统村落内大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人口流失严重。多数村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自主发展能力欠缺。“空心村”的问题，给旅游发展带来极大的制约，使旅游营销缺乏足够的人才支持。
四、京郊传统村落旅游营销的对策
（一）更新观念，树立旅游营销理念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宣传教育和学习研讨，将传统村落的有形价值和文化价值传递给村民，加强对村民营销观念的更新，让村民们意识到没有旅游营销就没有村落旅游的长远发展，只有主动出击，将自身的优势与吸引力展现出来并传递给游客，才能获得长远发展的动力。
（二）深度挖掘传统村落特色，丰富旅游产品体系
梳理京郊各传统村落的旅游资源，深挖村落的文化历史脉络，积极打造体现村落内涵的特色旅游产品。例如爨底下村依托其大规模的传统民居建筑，可以开发多种产品组合，如古村度假游、四季摄影游、影视寻踪游、减压养生游等。
充分挖掘当地有地域特色的风情习俗和文化活动，设计具有趣味性、新奇性和互动性的体验产品。例如马栏村可以丰富红色旅游资源的表现形式，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动态展示，让游客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震撼。
（三）构建多级传统村落旅游营销体系，创新营销手段
要展现京郊传统村落的多元魅力，形成旅游品牌，需要从区域合作的角度来进行旅游营销，构建多层级的综合营销体系，产生更强的联动效应。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应启动北京传统村落旅游营销策划，组织专业的团队调研各个传统村落的基本情况，明确各村落的主打旅游产品、市场定位与营销策略，从整体角度开展京郊传统村落旅游整体形象的宣传和营销活动。可以委托北京电视台进行专题拍摄，并在热门报纸杂志上推广北京传统村落旅游。定期开展传统的民俗活动、网络征文比赛、摄影摄像比赛等吸引游客参加。 区镇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区域内传统村落的具体营销活动，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指导制定适合各个传统村落的营销方案，如策划旅游品牌形象、广告用语、宣传画册，编制旅游地图等。与专业的旅游公司、广告策划公司、新媒体公司合作，出面与在线旅游电子商务企业建立业务联系，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合作，适应游客自助游、个性化旅游需求。
传统村落村委会应当组织居民落实旅游营销方案，将本村的餐饮、民宿、旅游纪念品等旅游要素均融入营销体系中。可以邀请名人、红人前来体验或参加节事活动，提升市场知名度。还要引导农家乐和民俗户联合建立自主营销主题网站，定期组织村民展开新媒体案例学习，鼓励村民利用微信、微博、美拍、直播等自媒体手段进行推介，引导开展整村营销。
（四）加强对传统村落村民的培训教育
首先要加强对村民营销观念的传递与更新，通过宣传、案例学习、经验分享等方式让村民树立自主营销、创新营销的理念。邀请专家针对当下比较流行的营销网站建设、新媒体营销手段给予村民培训，通过定期授课讲解、典型案例分享讨论、外出考察学习等多种培训方式，将最新的营销信息与知识传递给村民。还可以设置营销先锋评选，给予适当奖励，激发村民的营销热情和参与程度，形成全民营销的氛围。
参考文献
[1] 北京市传统村落旅游招商推介会议基本情况[DB/OL] . http：// bjta.gov.cn/wngzzt/ztcllyfzytkztw/kyxw/378068.htm.
[2] 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DB/OL] . http：//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czghyjs/201404/t20140429_217798.html，2014-04-29.
[3] 北京市召开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研讨暨北京项目推介会[DB/OL] .http：//bjta.gov.cn/xwzx/xwyl/37811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