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01 17:13:5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广播电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广播电视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农村
广播电视是党的重要宣传阵地和工具，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是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载体，是党和政府在农村建设公共服务体系的“德政工程”，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是解决边远山区农村群众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难题的“民心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更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使命和历史责任。对此，新闻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在此方面要加快实施对于农村广播电影电视的村村通工程，响应中央的决策和部署，积极为繁荣农村广播影视事业服务，从而为我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当前“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存在的问题
1.维护经费难以落实，保证不了“长期通”
早期建成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经过几年的运行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设备故障，维护成本过高，在地方财政比较拮据的情况下，维护资金难以落实，停播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升级改造也存在着经费不足的问题。
2.专业技术力量缺乏，维护人员素质不高，文化水平偏低，有关人员缺乏相应的专业基础知识，各项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严重形响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正常运行
3.对“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有关功能宣传不够，群众了解还不全面
例如，绝大部分农村认为有线电视只是看电视，是为了娱乐、消遣。而且现有的技术手段滞后，安全意识不强，不能有效控制极少数人收看境外节目。
4.“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工作还存在起点低、入户率低和“返盲”等问题
十年前，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时，由于受当时的经济条件、技术条件的限制，投入少、起点低，而且入户率低。目前还有部分农村收看不到广播电视节目。而且这些村大部分是地处偏僻的牧业村，居住分散，自然条件较差，给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二、实施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对策
1.进一步搞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
抓紧制定出地方广播电视发展规划，积极争取国家和各方面的支持，加快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建设。对“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存在的困难，要认真分析，发挥好各级“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领导小组的作用，把“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切实纳入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扶贫攻坚计划中，落实配套资金和维护经费，保证“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顺利实施。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当地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选择切合实际的安装方式，降低工程成本，尽可能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
2.探索建立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
要把“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由单一的工程建设转变到工程建设与长效管理机制的有效结合上来，由阶段性、突击性的任务转变为长期的任务、常规的工作，使“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做到长期通、户户通。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特别是针对大多数农村地广人稀、地形复杂的实际，要按照“因地制宜，注重实效，提高水平”的原则，采取有效的技术手段，提高工程及其设备质量，保证有效安装，提高覆盖率，提高传输速度和接收质量，切实提高“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实际效果。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加强广播电视运行中的维护，保证有人负责，有人管事、做事，把工作做细、做实、做好，防止“返盲”现象的发生。
3.加强对“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宣传，唱响民族团结进步之歌
各级广电部门要利用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媒体，大力宣传“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对于边远农村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让群众掌握有关使用方法，掌握有关保护、维修常识。进一步充实“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传播的内容，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以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主要内容，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为“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创造良好的舆论和使用环境。
4.以人为本，强化广播电视工作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是我党为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它充分体现了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特征和基本要求。相比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的任务更加繁重，“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在这些地区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要充分发挥这一工程的作用，为新农村新牧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服务，推进新农村新牧区的建设步伐。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营造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采取灵活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为青海新农村新牧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三、今后我县新闻广电部门服务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新闻广电部门在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有着不可或缺的替代任用，对此我们要加强领导，强化服务，不断为全党工作的大局服务，为本地的经济发展服务，为和谐社会提供有利支撑。
1.继续加大实施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力度
进一步巩固已经建设的行政村广播电视站室覆盖范围，抓好管理和队伍建设，落实维护经费，健全规章制度，建立长通久通机制。
2.进一步加强农村广播影视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我县农村文化建设的总体部署，在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进程中，结合“村村通”工程，加大农村广播影视基础设施投入，加强技术改造．改变我县农村广播影视发射、传输、收看、放映等设施设备陈旧老化的局面。
3.进一步加快推进网络改造步伐
网络化和数字化是广播影视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对县、县、乡现有广播电视网络进行改造。在管理体制上，积极推动县、乡广播电视垂直管理，逐步实现广电网络的全程、全网统一管理，建立利益共享的经营管理体制。
4.不断建立和完善农村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
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农村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明确政府各有关部门职责，为构建农村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可靠的资金经费保障。
在我国，传媒教育中的广播电视艺术学作为二级学科之名产生于上世纪末。其实，就学科内涵而言，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甚至更早，广播电视艺术教育就已经进入高等学校课堂，只不过彼时名称略显低调，分散并存。及至上世纪末，广播电视艺术学之名，作为文学门类下属一级学科艺术学所辖二级学科，被研究生教育专用后而变得清晰爽朗起来。到了近年，由于艺术学升级为门类，戏剧与影视学被拥戴出场矗立为一级学科。在新的一级学科戏剧与影视学下，因其先天及事实上构成领地多样且独立特征明显，故而学界一般只强调方向，不刻意分设二级学科，广播电视艺术学便出现了作为方向而非二级学科之名存在的趋势，广播艺术作为研究对象，甚至进一步被边缘化陷入鲜为人所关注的窘境，电视艺术则颜值不减一如既往地引人相顾。
如今，由于互联网传播技术所蓄能量难以预测地爆发，受其威力震撼，中国大众传媒业传播方式及格局发生动荡，广播电视业全媒体融合式发展成为新常态。这样，广播电视艺术学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学科名义与之呼应、伴其行走，乃至最终落地有痕地解决学界、业界需求，便成为或重新成为一个值得寻味的问题。
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身份的去与留
2011年，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科技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对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的机制进行改革，新修订出台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有关文件指出，新目录的出台，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优化学科结构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扩大学位授予单位办学自主权，加快创新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新目录适用于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招生和培养，并用于学科建设和教育统计分类等工作。学士学位按新目录的学科门类授予。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号）的规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分为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艺术学门类下设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同时出台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列有艺术专业硕士（教育部艺术硕士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将广播电视列为其中领域之一）。
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不同，1997年广播电视艺术学与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并列为文学门类艺术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而2011年只字未提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身份。
2011年较之于1997年的变化，原因不在于传统广播电视业的变革所带来的外力影响，主要是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脱离出来转换角色与其他12个科学门类（包括文学门类在内）并列，成为艺术门类，是艺术大发展的内力驱动。而1997年的成因，不能不说与当时广播电视业朝阳般发展态势有关，尤其是电视艺术。经过30年 左右时间的磨砺，我国电视剧生产能力业已成熟，最具电视艺术特征的电视连续剧产量与质量颇为可观;纪录片创作观念与国际接轨，佳品不断;综艺节目百花争艳，节奏频繁地把娱乐掀向等，电视艺术与广播艺术联袂生成广播电视艺术学二级学科身份恰逢其时。
历经十余年，艺术在发展，传媒在发展，学科也在发展。不提二级学科，更不论三级学科，只说一级学科。一方面，的确给广播电视艺术是否确立或如何确立新的学科地位留出了回旋或思忖余地;另一方面，不提二级学科，可设若干方向，意外或意料之中地也给了高校人才培养提供了更大更科学的自主把握办学的灵活空间。
广播电视艺术学作为二级学科之名得以生成、确立有其历史背景规定下特有内涵及合理性。当传媒技术发展迅猛跨跃到高科技、高智能时代，当互联网思维下的广播电视艺术已是变化多端的情况下，继续将广播电视艺术作为一体赋予广播电视艺术学二级学科之名确有失当之嫌。毕竟与历史悠久的艺术形态相比，历史短暂的广播电视艺术还处于变动过程之中，广播电视艺术学作为学科与其他艺术学科相比，受技术创新牵制更为强烈。如果执意在一级学科戏剧与影视学下设立二级学科，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当同属二级学科。因此，审时度势做出判断，为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确立新的符合现实实际的身份十分必要。
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构造的分解与重组
学科是科学知识体系的分类，专业是在一定学科知识体系基础上构成的。在一个学科内，可以组成若干专业，在不同学科之间也可以组构跨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可以方向论，本科生培养可以专业论。学科划分与方向归属相关，也与专业设置关联。
目前，对于广播电视艺术学来说，重新明确其二级学科身份几无必要;对于戏剧与影视学来说，因新媒体技术与艺术的介入导致戏剧与影视艺术形态变化，重新划分二级学科亦恐时机欠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根据学科领域分支特点梳理出学科方向。戏剧与影视学，至少包括戏剧戏曲、电影与电视三大分支，每一分支均可划分若干方向。电视艺术，分出电视剧方向、纪录片学科方向等当无争议，设立微电影方向、网络剧方向等与新兴媒体融合密切的学科方向也合情理。广播艺术主要是语言艺术，广播朗诵、广播评书、广播剧乃至网络广播艺术等纯语言艺术，也可充满自信地在戏剧与影视艺术类下作为分支设立方向。没有广播电视学学科之名辖控，学科方向也许更灵活、更具体、更便于切实操作。
2012年，为贯彻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要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的要求，教育部对1998年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1999 年印发的专业设置规定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有关文件指出，新目录和新规定的印发实施，是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带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举措，关系到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优化，对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紧密结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目录中，艺术学门下设有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包括表演、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录音艺术、播音与主持艺术、动画等，特设专业为影视摄影与制作。1998年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艺术类下包括戏剧学、表演、导演、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摄影、录音艺术、动画、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等。2012设置与 1998设置比较来看，专业多少、名称有变化，但变化不大;专业设置的学科指向，虽有交叉，却也易解。 研究生学科教育设方向给予人才培养以更多的自主权，本科生专业教育设方向教育部近来却明确标出撤销期限，这是值得我们关注思考的。学科、专业划分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广播电视业变革，无论技术变革、观念变革、体制变革、内容变革等都会影响到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建设、学科发展。学科划分不失时机，专业设置不失实际，这样，人才培养才会依据可靠。
广播电视艺术教育、科研的作为与期待
当学科清晰、专业明了后，大众传媒业新背景下的广播电视艺术高等教育及科学研究如何作为需要探讨。
学科划分，专业设置，主要目的在于更好地培养人才，服务社会。
对于广播电视艺术学科人才培养来说，师资队伍的人员构成以及人员自身具备哪些能力需要追问。构成上，学界专职教师是基本骨干，业界兼职教师是同盟力量，学界、业界理应协同合作。能力上，理想地说，教师个体或整体均需具备广播电视艺术科学研究能力、艺术创作能力、设备操作能力。
人才培养，对本科生培养来说，要求文化素养教育、专业素质教育双修，脑手并用;对硕士研究生培养来说，要求经典学术著作精读，重点艺术作品精解，科学精神、艺术思维并举;对博士研究生培养来说，要求既讲理论挖掘，也看实际创新，双效并重。无论哪个层次的人才培养，培养者都要树立目标、明确定位、强调特色，都要设计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培养计划，都要针对学生自身成长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
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专业教育亦即人才培养的重要推动力。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对广播电视艺术来说，老问题、新问题都是需要正视、审视的问题。
关于渠道研究。现代大众传媒业发展到当下，由于无法抵御互联网的吸附，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等传统媒体的传播渠道发生遽变。除了继续以固有的形式在原始的载体轨道独自存在外，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又在外星般的互联网上觅得了生存空间，以所谓全媒体的姿态亮相、跨媒体的形式出场。广播电视艺术在新的传播渠道上也多有变化。有变化就要去研究。对广播电视艺术传播渠道的变化来说，大量新的课题业已产生，而我们的回应还显得气力不足。
关于内容研究。对于和广播电视艺术属性一致的音频、视频艺术内容海量传播来说，其内容的意义如何，如何避免造成受众艺术错觉，网络媒体该做加法还是减法。如何强化企业伦理意识，优化包括广播电视艺术在内的媒介生态环境，让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作品以养眼养心养脑的成分进入日常生活，引领人们进行点赞式审美体验、文化思考等，需要对作品内容不断批评指正。
关于作者研究。互联网的链接，使得广播电视艺术低下身段，把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并置其中，问题是无论业余还是专业，艺术品味意识、艺术格调追求如何生成。新媒体之上，艺术家领地的边界模糊了，艺术家何在，艺术家的空间几何，谁是艺术家，传统艺术家怎样以新力量的姿态进入其中且不吝时间去深度表达，我们如何成为作者并且是一个可以给社会带来正能量的作者？是的，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关于受众研究。网络媒体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广播电视艺术在其承载下而特别引人关注。在中国，上网人口激增，互联网媒体使用权重不断加大，互联网绑架了人们的生活并非言过其实。是享受互联网传播艺术之利，还是接受互联网诱惑之害？新兴媒体作用下的艺术欣赏方式与传统媒体作用下的艺术欣赏方式大不相同。互联网艺术传播如何实现技术上的功能控制和内容上的价值弘扬，并藉此提高国民素质，提升中华民族文明水平，亟待研究。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媒介融合；产业利益冲突；产业主导权；产业规制制度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1(02)－0099－07
早在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导致技术和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快速融合。通讯技术(telecommunications)和计算机技术(comput-ers)融合，产生远程信息处理技术(telematics)。大众电子传媒(electronic mass media)与远程信息处理技术融合，产生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mediamatics)。数字技术、光纤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等一系列的技术变化导致原来属于不同产业或市场的信息产品的技术基础出现趋同倾向，同一种信息传播服务可以通过不同的传输网络来进行，同样，同一个信息传输网络可以传输不同的信息传播服务。这样，不同的信息传播服务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就明显提高，多种信息传播媒体相互竞争、相互融合，例如互联网和电视的融合产生网络电视；电信网和电视的融合产生了手机电视；电信和广播电视的融合产生了IPTV等业务，原本分立的产业之间的边界逐渐趋于模糊，原有的市场边界不断被打破，市场不断扩展。
在中国，广播、电视、电话、手机及互联网等大众媒介信息传播涉及到电信和广播电视两大产业。20世纪90年代之前，模拟技术一直是中国信息传播技术的基础。在模拟技术下广播电视产业和电信产业在进行信息传播时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和相关设备存在明显差异，它们提供信息传播服务的技术标准也不相同，因此，基于各自的信息传输网络它们传输各自的信息内容，即在电信市场上通过固定和移动网络提供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服务，通过互联网提供网络服务；在广电市场上通过有线和无线网络提供广播电视节目服务，同时，在产业管理上采取了分业管理、垄断经营的管理模式。然而，中国现行的分业管理、垄断经营的管理模式制约了这些新兴传媒技术和产品的发展。早在2001年，“三网融合”就被政府列入信息传播产业的发展规划中，但是一直未能付诸实施。为了适应全球媒介信息技术发展和市场变化的趋势，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务院于2010年做出正式启动“三网融合”的重大战略决策。然而“三网融合”在过去的曲折经历表明，“三网融合”不只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它涉及到由此引起的广电和电信产业组织结构变化以及产业规制制度改革等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三网融合”才能得到实质性推动。研究这些问题的意义不仅如此，而且还在于对分析中国在推动交叉科学发展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由技术变化而引起的相关产业间的融合以及产业规制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分析理论从技术变化、媒介信息融合导致产业利益冲突的这一视角出发，分析由国家、产业管理部门、产业的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围绕着媒介信息技术的变化所构成的网络关系，在此基础上认为在国家、产业管理部门、产业的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与媒介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有效实现各方利益的有机整合是实现“三网融合”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对广电和电信产业进行产业规制制度改革是有机整合各方利益的关键所在。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在产业规制制度改革中的应用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是社会科学和技术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它既不是用传统的单纯分析技术－物质(technical－material)因素的方法，也不是用社会简化论(social reduction―ism)的方法只分析技术所引起的社会变化，而是采用整合了技术和社会因素的一般对称原理(princi―pie of generalized symmetry)的方法来解释和说明社会和技术的演变过程。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行动者不仅包括反映社会方面的人的因素即社会因素，也包括物质因素，如技术，它们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了在网络中的行为人如何围绕着物(如技术)的变化而要求协调有关行为人的利益的动机和行动，如图1所示。就此而言，它既不同于过去强调技术的技术决定论，也不同于强调制度因素重于一切的制度决定论。
在构建行动者－网络以整合各方利益的过程中，“提议”(inscription)和“转换”(transformation)是两个重要的概念和步骤。“提议”是网络中的技术发生变化时行为人在社会形成适应这一技术变化的制度安排过程中希望这一安排应该具有的特性，它包括几个方面，如行为人提议了什么?谁提议的?行为人的利益是以何种方式提出来的?在实现这些提议时行为人的力量有多强或面临的难度有多大?等。“转换”意味着一个行动人在其提议与其它行为人的利益发生冲突而难以实现时重新表述其提议以适应技术变化、促进与其它行为人的利益相协调。因此，在特定的行动者一网络中，行为人围绕着技术及其变化通过多阶段的“提议”、“转换”，最终实现利益的有效整合。
包括King，Peng Gao等学者从制度角度分析了国家在推动产业融合与产业规制制度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已有的研究不能解释为什么国家在特定的时间推出推动产业融合的政策措施?为什么有些政策措施在特定的时间才能取得明显的政策效果?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行动者－网络分析理论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分析工具。在中国，围绕着媒介信息融合形成了一个行动者－网络。在这一网络中，行为人包括国家、产业管理部门、产业内的企事业以及社会公众；物质因素包括技术、产品和市场等。
(一)国家。作为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者，国家对电信和广播电视产业的融合既考虑要符合国家整体的改革战略，又要确保其融合能够促进产业快速发展，发挥其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带动作用，同时，也要能满足社会公众对新兴的媒介信息产品和高质量服务的需求。
(二)产业管理部门。在中国分业管理的模式下，工业与信息化部是电信产业的管理者，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是广播电视产业的管理者。在目前的政府管理模式中，尽管已经进行了“政企分开”，但是。在产权上，这些政府管理部门和产业内企事业单位有着难以完全割裂的关系。因此，工业与信息化部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行使职能推动本行业和相关市
场发展的同时，总是希望尽可能给产业内企事业单位的利益以最大的保护。
(三)产业内的企事业。它们是电信和广播电视产业和市场的主体。作为电信产业和市场上的主体，电信企业不仅完成了企业化改造，而且为了适应全球电信市场改革的发展趋势，中国电讯产业也进行了相应改革，通过分拆、兼并和重组使得市场上的垄断格局被打破，电信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他们对开拓新产品和市场有着高涨的热情。对广播电视产业而言，其特有的政治性和社会性使得政府对广电行业实行严格的行政管理，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是国家所有，有线和无线网络传输机构也由国家控股。尽管广电产业的产业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有线和无线网络传输机构希望推展新产品和新市场发展，但是，目前的独家垄断地位使得它们习惯于被保护。
(四)社会公众。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作为消费者的社会公众对媒介信息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特别是对媒介信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不断提高。
在“三网融合”的过程中，国家、产业管理部门、产业内的企业以及社会公众为了相应的利益围绕技术及其变化这一物的因素进行多次、多阶段的“提议”、“转换”。随着时间的变化，网络中的行为人的利益以及技术、产品和市场等物的因素都在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了社会和技术制度安排也处在演化之中。网络中行为人的利益及其转换会受到社会和技术变化的影响，这些影响在社会方面表现为电信和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态势、国家对电信和广播电视产业的改革设想以及国际上信息传播领域的发展趋势；在技术方面表现为技术的发展趋势。
二、中国媒介信息融合的历史演变进程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分析媒介信息融合的制度演变进程。这一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即2001年之前，2001年至2009年以及2010年以后三个阶段。
(一)2001年之前。20世纪90年代，随着数字技术、光纤通讯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融合发展，电信产业的垄断经营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开始被打破。美国在1996年通过了电信改革法案，推动电信市场全面自由化。随后，英国和欧盟通过相应立法对电信进行改革将这一市场的竞争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末，周其仁根据全球电信领域技术和管理变革的这一趋势就提出了对电信、广播电视产业进行改革，推动“三网合一，数网竞争”以加快媒介信息融合，形成新兴战略产业的建议。从国家的角度上来说，当时的战略考虑是加快电信产业改革，打破独家垄断地位提高电信企业的竞争力以应对国际竞争。作为当时管理电信产业的信息产业部重点考虑的是将中国电信分拆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及中国卫通分别经营移动通讯、固定电话和卫星业务，打破独家垄断，在电信市场引入竞争。从广播电视产业方面来看，无论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还是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广电产业快速增长下都希望加快有线广播电视网络的建设进程以适应广播电视市场发展的需要。作为社会公众来讲，尽管希望通过“三网合一，数网竞争”获得更多、更好的媒介信息产品和服务，但是国家、产业管理部门以及产业的企事业单位在当时不会考虑社会公众的诉求，社会公众的提议也不会被转换。
(二)2001年至2009年。在这一阶段，数字技术、光纤通讯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电信产业领域推动的打破垄断、促进竞争的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电信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明显增强，对从事网络电视、手机电视、IPTV等产品和服务提供的积极性很高，并且，引入这些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网络、技术和设备基础较好，信息产业部(后为工业与信息化部)也认为引入这些产品和服务有助于保持产业的高速成长，因此，信息产业部积极支持电信企业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对广播电视产业来说，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是国家所有，有线和无线网络传输机构也由国家控股。尽管广电产业的产业化进程在不断加快，但是，独家垄断地位使得它们不能适应“三网融合”条件下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与以提供传播内容为主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相比较，“三网融合”使广电产业最为重要的基础网络服务提供商――有线网络传输机构面临最为严重的挑战。一方面是因为广电的有线网络在技术上需要完成数字化双向改造后才能在“三网融合”后具备与其它运营商平等竞争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广电网络现有的分级所有、分级管理的体制使现有网络在数字化双向改造中面临着体制转换、产权改革以及大量资本投入等问题。因此，尽管广电产业中的基础网络服务提供商，即有线网络传输机构知道“三网融合”会给自己带来新的市场机会，如互联网接入服务、电信增值服务，甚至基本的电信服务，但同时它也深知在短期自己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远大于机遇，自然不希望立即实施“三网融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作为产业利益代表者也明白如果实行“三网融合”将会对广电产业带来严重冲击，所以，也不愿意在技术、网络基础设施没有完成改造的情况下进行“三网融合”。国家在看到电信产业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后，希望推动“三网融合”，于是在2001年提出将三网融合作为国家的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社会公众自然也希望通过“三网融合”能够消费到更多信息产品和更好地服务。然而，在这一网络中电信和广电产业无论是企事业单位还是产业管理者都无法在“三网融合”上找到共同点，任何一方行为人所提出的“提议”都不能“转换”使各方利益得以协调，这些差异和不协调导致该战略方针迟迟未能付诸实施。
(三)2010年以后。虽然主要的有关各方在“三网融合”的模式上难以达成一致，但是，电信企业率先在市场上不断进行尝试，推出各种媒介融合产品。广电产业内的企事业单位也认识到技术的发展导致的媒介融合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所以，它们在尽可能推迟“三网融合”进程的同时也在提出互联网的网络接入和电信增值服务。代表电信企业的工业与信息化部和代表广电企事业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一方面默许其所属的企事业单位在市场上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服务的行为，另一方面，向国家提出符合自身产业利益的“三网融合”方案。国家看到广电和电信企事业单位在市场就产品和服务提供上的无序相互竞争不断蔓延时，认为采取实质性“三网融合”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国务院于2009年5月19日批转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国发[2009]26号)指出：要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实现广电和电信企业的双向准入，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进展。社会公众对此期盼已久，自然会全力支持。2010年1月13日国务院正式确定了“三网融合”的时间表，至此，“三网融合”才算正式拉开帷幕。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国推动“三网融合”、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度形成过程中，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如果不能通
过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信企业和广电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多次“提议”和“转换”、实现多方利益的有效整合，“三网融合”难以实现。
“三网融合”在中国还将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今后，在“三网融合”的推动中，仍然存在着行为人之间进一步的利益冲突和整合，表现在：
第一，广电和电信产业的发展水平差异导致持续的产业利益冲突。长期以来，广播电视传播是满足人民文化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渠道，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天生就具有垄断性质。尽管电信产业也具有行政性垄断和自然垄断的双重属性，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的电信竞争和放松管制的电信改革趋势的影响下，中国的电信业开始了打破垄断、形成有效竞争的电信产业改革，电信市场更为竞争和开放，电信的主要运营商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更强。由此可见，“三网融合”给广电产业，特别是广电的有线网络传输机构将带来更大的压力，对其产业利益形成更强的冲击；相反，电信产业则把“三网融合”看作拓展业务和市场、增加收益的难得机遇。因此，“三网融合”带来的两个产业间的利益冲突是“三网融合”艰难而曲折的根本所在。
第二，产业发展中的产业主导权之争。广电和电信产业尽管都实行了“政企分开”，实现了监管部门和产业内企业相分离，但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与其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市场运行主体由于人事权、产权归属等方面的关联必然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利益关系。因此，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不仅作为相关领域的监管者行使监管职能，而且，也分别是电信产业和广电产业的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在“三网融合”致使广电产业和电信产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与工业和信息化部都从维护本产业利益的角度出发，采取不中立、不公正的立场来看待和处理信息传播媒介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例如“三网融合的具体方案之争”、“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紧急叫停部分地区电信IPTV”事件。这些冲突集中反映在有关“三网融合”过程中的产业主导权之争。
作为承载信息传媒产品、发挥主要功能的基础网络目前在中国由电信网络、广电网络和互联网三者共同构成，在媒介融合技术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它们都面临着进一步改造和升级。目前，广电网络已建成了连接各省省会的国家级干线网以及各省和地市拥有的连接所属城市和家庭的网络。这一网络主要是用来接收有线电视节目，但是不能上传信号，无法实现类似互联网式的双向互动，也不能实现数据、语言和视频业务的宽带接入，只有对现有的广电网进行数字化双向改造才能实现上述功能。电信网络是以提供语音业务为主的，尽管能够实现点对点的服务，但是，其在其网络上传输数据、视频和高清电视业务等的效率不高，难以满足用户的要求。在广电网络和电信网络进行升级改造时就存在着技术标准的选择问题。随着第三代通讯(3G)技术、下一代互联网(NGN)技术、移动互联网(Mobile Internet)以及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的发展，广电网络和电信网络与互联网相互融合，形成基于IP技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三网合一”，实现互联互通。本来应按上述思路确定统一技术标准，但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与工业化和信息产业部都意图以自己为主导，融合其它网络。为此，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牵头提出了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ext Gen―eration Broadcast，NGB)的构想。该网络以有线电视数字化和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的成果为基础，以自主创新的“高性能宽带信息网”核心技术为支撑，构建适合“三网融合”、有线无线相结合、全程全网的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络。工业化和信息产业部也提出建设下一代网络(Next Generation Net，NGN)。该网络是一个能够提供包括语音、数据、视频和多媒体业务的基于分组技术的综合开放的网络架构，通过开放的接口规范与传统网络实现互通，通用移动性、允许用户自由地接入不同业务提供商支持多样标志体系，融合固定与移动业务等。
目前广电和电信在基础网建设中都按自己所提出的技术标准将对方的资源和领域纳入到自己的未来网络规划中，在技术上仍是两条线路，并没有走上优势互补的道路。广电和电信分别建设的这两个网络的建设周期都比较长，如果对期间的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没有科学、准确及客观的把握，就可能带来投资的盲目性，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严重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这一产业主导权之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都希望牢牢控制产业主导权，在未来的信息传媒市场上争取主动，获得更大利益，这种以保障各自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地位的做法的后果是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的。
三、适应媒介融合的产业规制制度是中国“三网融合”实质性推动的重要保障
电信和广电产业在技术、网络基础设施及服务方面的融合对传统的产业规制制度提出了挑战。传统上对电信和广电产业规制是基于自然垄断理论的。事实上，人们对于自然垄断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Vscusi，Vermon和Harrington从产业成本函数与产业市场需求交互作用的层面考察了对自然垄断部门进行界定的问题，他们对美国电信业的分析表明，技术变化和需求变动的共同作用影响着自然垄断产业边界的变化。随着媒介融合技术的出现、市场需求及市场容量的变化，会使自然垄断行业的技术经济特点发生变化，其自然垄断特性也会发生变化，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也会出现变动，因此，自然垄断在时间上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从强自然垄断向弱自然垄断以至向竞争性产业完全转变。因此，基于垄断经营、分业监管的产业规制制度阻碍竞争，限制了媒介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融合和所带来的社会利益的实现，必须进行改革。
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纷纷对其电信和广电产业规制制度进行了改革。这一改革的目标是放松管制、推动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建立适应媒介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融合的产业规制政策。这一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
(一)构建适应媒介信息融合趋势的统一产业规制规则。不仅要将对电信产业、广电产业不同的管理规则进行统一，而且要将涉及融合的有关方面，如信息技术、多媒体产品和网络服务等也纳入统一的规制范围。
(二)打破垄断经营模式，促进市场竞争与开放。这包括基础网络和产品与服务市场两个方面。在基础网络方面，促使电信网络、广电网络和互联网对所有的服务提供商平等开放。在产品和服务市场方面，制定产品和服务的统一技术标准，开放市场，允许符合条件的运营商进入市场。
(三)这一改革具有渐进的性质。构建统一的产业规制规则是困难的。一方面要统一不同产业的规制规则，这不仅涉及到具体的规制方式的统一，而且还涉及到政府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变革；
另一方面，媒介信息融合的过程是复杂的、动态变化的，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因此，统一的产业规制规则应该是逐步建立的，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时期应采取不同的改革内容。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广电产业和电信产业的管理采取的是基于固化的产业边界实行分设的监管架构。广电节目通过广电网络进行传输、电信服务通过电信网络进行提供。广电运营商要进入电信业务领域必须得到工业与信息化部的批准。同时，电信运营商若试图进入广电业务领域必须获得广电总局批准。这一监管框架的特点是广电和电信行业垄断经营，市场分别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工业化和信息产业部分别监管、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模式。
在媒介不断融合、信息传媒市场边界不断变动的条件下，以产业利益为中心、固化产业边界、实行分设的中国现行的产业规制框架必须进行改革。在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三网融合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0]5号)中，明确提出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进入，但是，仍维持了分业监管的格局。分业监管格局对“三网融合”进程的实质推进形成严重阻碍。国务院的“三网融合总体方案”明确指出：2013年至2015年，要基本建立适应三网融合的体制机制和职责清晰、协调顺畅、决策科学、管理高效的新型监管体系。因此，改革分业监管体制是当前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与国外的同类监管体制改革相比，构建完全适应中国“三网融合”的规制制度具有其特殊性、复杂性和创造性。因为国外放松管制的改革实践是建立在明确的改革目标定位的基础上，而我们的改革实践却先于改革目标定位，是在边改革中边定位的；国外的监管改革一直是针对市场主体，即被监管者而展开的，而我们的监管改革不仅针对市场主体，而且也包括对监管者自身的改革。
四、构建适应中国媒介融合的产业规制制度的基本思路
适应中国媒介融合的产业规制制度应该是统一的、有利于网络资源充分利用以及技术和产品创新的高效监管体系。构建这一产业规制制度的基本思路主要包括：
(一)打破行业垄断、引入竞争机制。要打破电信和广电原有的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不断引入竞争，不断降低媒介信息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和价格，提高质量，增加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选择，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要。这是一个长远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转变过程，即由市场垄断向市场竞争逐步过渡。这一过程应该分为不同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应该确定不同的目标，并确保阶段性目标和长远目标相一致。在目前这个阶段重点是要打破电信和广电在各自领域的垄断经营，相互面向对方开放市场。
(二)改革以分业监管为特征的行政管理模式，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加快政府监管方式改革，参照金融、电力等行业监管改革的经验，成立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原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工业化和信息产业部行使的有关网络运营的监督审查的行政管理职能交由新成立的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这样，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对信息传播所依赖的基础网络(包括广电原有的有线和无线网络、电信原有的固定网络、移动网络以及互联网)和基于网络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在网络的使用上平等接入和公平竞争。为了确保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信息传播的网络运营行使监管职能，需要为其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在未来将要出台的《电信法》中在法律上明确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地位和职责，替代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确定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管理总局对有关信息传播网络进行监管审查的相关职能；二是通过《电信法》立法规定或国务院授权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运营商在提供信息传播的产品和服务中发生的纠纷有行政仲裁的权力。针对信息传播市场上的纠纷，比如同一种信息网络传输服务，基础网络运营商针对不同的用户实行有差别的服务；信息传播内容的提供商在同样的传输技术条件下对拥有传输网络的不同运营商实行有差别的服务。这些都具有歧视性、不公平竞争的特征，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应通过仲裁来确保信息传播市场上的公平、公正。
(三)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要确保广电网、电信网和互联网的开放性。媒介信息在传播时必须通过一定的基础网络来进行。市场的竞争性不仅表现在媒介信息产品和服务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基础网络(包括广电原有的有线和元线网络、电信原有的固定网络、移动网络以及互联网)的开放和平等接入。目前中国的这些基础网络在技术上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要监督各个网络在提供网络接入服务时的平等性，促进既定技术基础上的数网竞争。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所有需要通过信息传播网络提供信息传播产品和服务的经营申请进行审查，如果获得通过就可以授予运营牌照。申请者可以是网络的运营商(如广电的有线和无线网络运营商、电信的固定和移动网络运营商以及互联网的运营商)，即它们既提供网络接入业务，也提供信息传播产品和服务；也可以是独立的运营商(广播电台、电视台、影视公司以及报刊社等)。运营商依据所提供的信息传播产品的特点自主选择接入网络，例如电信可以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网络提供广播电视节目(如IPTV)，移动公司可以通过自己的网络提供电视节目(如手机电视)，广电的有线和无线网络可以提供宽带上网、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及其增值服务。基础网络运营商要无差别地提供网络接入服务，不能对自己适用和别的运营商不同的差别收费，而且，对别的运营商不能以增大成本或采取转移定价的方式有意提高网络接入服务的收费价格。
(四)目前，现有的广电、电信网络还不能完全实现互联互通，需要对现有网络进行一定的改造，在这方面广电部门面临的困难最大，在广电和电信的双向市场进入中对广电进行一定的保护有利于市场有效竞争的长远目标的实现。在未来进行网络升级改造中要考虑各个网络的现有基础，但是广电和电信产业不能从各自的产业利益出发，相互争夺产业主导权，而是要提高网络的利用效率，有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创新，在国家信息传播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前，国务院统筹协调，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2008]1号)中有关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规划。从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看，未来的综合业务网将是宽带IP网，因此，广电和电信在未来的网络改造和升级中都要以此为基础，不能在基础网络建设中强调自己网络的完整性和全程全网特性，而是要更好地与宽带IP网融合，有效实现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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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进入到小康社会的建设阶段以来，我国的农业发展就步入到了新的阶段。而对于县级电视台来讲，则需要做好农业科技新闻报道工作，以便为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有必要对农业科技新闻在县级电视台的发展影响问题展开研究，继而更好的促进地方农业和县级电视台的共同发展。
1 发展农业科技新闻对县级电视台的重要影响
对于新闻事业来讲，满足群众的需要是其生存的基础和改革的动力。而县级电视台的主要受众为农民，所以首先需要关注农民的需求，以便取得更好的发展。作为县级广播电视管理单位，县级电视台需要播报一些关注“三农”问题的新闻，以便使当地的农业基础地位得到加强，继而确保全县经济的稳定发展。而农业科技新闻就是为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而制作的新闻报道，在县级台新闻节目中有明显的优势。所以，注重农业科技新闻的发展，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体的需求，并发挥县级电视台的重要作用[1]。就拿广东县级电视台来讲，受众主要分成两类，即本地区农民和文化层次较高的知识份子。而知识份子群体显然更乐于收看香港电视台的新闻和娱乐节目，当地农民群体则更加关心当地发生的事物和农业发展问题。此外，农业人口的数量要远远多于知识份子。因此，县级电视台应该注重发展农业科技新闻，以便获得更好的收视率，并取得可持续的发展。
2 农业科技新闻在县级电视台的发展原则
2.1 科学性原则
在制作农业科技新闻时，需要遵循科学性原则。从本质上来讲，农业科技新闻内容首先需要注重的就是科学性，其次才需要按照新闻报道的方式进行内容的编排。一方面，农业科技新闻的策划需要将科技成果的特征和意义准确反映出来，并且精准的引用专业术语和科研数据。比如应用范围、增产幅度和科研水平等科技成果特征，都需要在新闻中一一罗列出来。此外，要尽量避免使用国际先进等词语[2]。另一方面，在进行新闻的通俗化处理时，修辞手法的应用不能够脱离科技成果，以便使报道显得更加客观。
2.2 通俗化原则
就目前来看，县级电视台的受众大多数是文化素质有着较大差异的农民，所以通俗易懂就是农业科技新闻策划的基本原则之一。利用通俗的语言进行报道，可以使大众更容易掌握需要传播的农业知识，继而实现新闻报道的制作意义。而为了遵循这一原则完成农业科技新闻的制作，则需要新闻策划人深入到民间学习更多的民俗文化，继而将复杂的农业知识通俗化。
2.3 新闻性原则
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农业科技新闻也需要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具体来讲，就是根据实际对近期发生的新闻事实进行报道。但是，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时间较长，所以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具体的新成果、新品种或是新技术。因此，在进行农业科技新闻策划时，需要及时进行阶段性的科研成果的报道，以便使农业科技新闻的内容得到不断的更新[3]。此外，为了及时将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科技成果播报出来，还需要对涉及农业新成果的问题进行追踪和报道，以便使农业新闻报道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2.4 适宜性原则
就实际情况而言，不同的地区的农业发展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异。所以，在进行农业科技新闻的策划时，需要遵循适宜性的原则。一方面，农业科技新闻的采编需要与当地的农业发展情况相适应，并且需要指明科技技术的适用范围，继而避免给当地农民带来误导。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是季节性的，所以报道应该与当地的气候变化相适宜，以便满足农民的需要。在每个农耕季节到了之前，县级电视台都可以预先报道一些农业生产经验和技巧，以便为发展当地农业做出一定的贡献。此外，不同地区在农业发展方面有不同的政策法规，所以农业科技成果的报道需要以相关政策法规为依据。
3 农业科技新闻在县级电视台的发展策略
3.1 增强新闻的科技含量
对于县级电视台来讲，需要承担起帮助农民树立科技理念的责任。而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县级电视台则需要增强农业科技新闻的科技含量。一方面，县级电视台需要播报新型的农业科学技术，并报道一些当地的农业大户丰产丰收的经验，以便加强新闻报道对农民群体的影响。比如，韶关市曲江区广播电视台报道的一则新闻《曲江区花生分段机械化收获试验成功》，预计5年内，曲江区花生机械化收获水平将追上水稻收获机械化水平。不仅对农民产生不小的影响，同时也成功传播推广了农业科技，收到良好的反响。另一方面，县级电视台需要定期邀请有关的农技专家对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进行讲解，以便使报道的针对性得到增强。此外，在农耕时期，县级电视台还可以联系专家进行现场报道，继而更好的普及农业生产知识。
3.2 迎合当地农民的喜好
想要使稍显枯燥的农业科技新闻获得更多的农民的支持，县级电视台就需要采取迎合当地农民喜好的播报方式。在进行专业知识的播报时，需要尽量使用通俗语言，并利用比喻等手法将数字形象的表达出来，以便为农民提供能够看得懂的农业科技新闻[4]。就拿广东来讲，白话、客家话是当地流行的地方语言，并且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所以，广东县级电视台可以适当使用地方方言进行播报，并加入一些民俗文化的内容，以使新闻信息的交流更加方便，继而获得当地农民的支持。
3.3 采取快捷的播报模式
在对农业科技新闻进行采编时，应该采取快捷的播报方式。一方面，对于农民来讲，长篇大论的农业科技新闻将显得格外枯燥，并且难以突显出文章的重点。所以，为了帮助当地农民掌握有用的农业知识和内容，需要将新闻报道的篇幅尽量缩小，并且完成对文章核心内容的高度概括。另一方面，农民群体的作息十分规律，不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观看农业科技新闻。因此，采用农业科技新闻的时间最好控制在一定时段之内，以便及时将有用的信息传播出去。
3.4 增强新闻报道的实用性
由于受众对象是农民，所以农业科技报道需要与该地区的农业密切相关，以便增强报道的实用性。一方面，新闻记者需要到生产一线了解生产实际，以便了解农民的切实需求，继而结合生产实际完成新闻的编写。另一方面，在采访农业科技专家之前，需要先了解相关的农业知识，以便使采访的内容更加符合实际。此外，需要播报一些与当地生产，特别是与现在流行的农业生态旅游等有着紧密联系的农业科技内容，以便切实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增收、家庭农场果园转型发展提供指导。
国务院总理2010年1月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
会议指出,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融合发展,实现三网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为用户提供话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对于促进信息和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的生产、生活服务需求,拉动国内消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已基本具备进一步开展三网融合的技术条件、网络基础和市场空间,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已进入关键时期。要着眼长远,统筹规划,确定合理、先进、适用的技术路线,促进网络建设、业务应用、产业发展、监督管理等各项工作协调发展,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三网融合模式。
会议提出了推进三网融合的阶段性目标。2010年至2012年重点开展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进入试点,探索形成保障三网融合规范有序开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2013年至2015年,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普及应用融合业务,基本形成适度竞争的网络产业格局,基本建立适应三网融合的体制机制和职责清晰、协调顺畅、决策科学、管理高效的新型监管体系。
三网融合的内涵和意义
1三网融合的内涵
三网是指互联网、电信网与广播电视网。由于现在并不存在单独经营的公众互联网,互联网实际上已经与电信网融合了。另外,过去的电信网干线也传电视,目前卫星还用于电视传输,广电的干线传输网有一部分也租给了电信公司传输电信业务,从这个意义上看,干线系统也已经实现了三网融合的业务。所以三网融合的网络主要是指电信网的城域网和有线电视网及城域的无线广播电视网。
2、三网融合的意义
三网融合后消费者就有更大的空间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网络。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与不同选择,三张网通过不断地完善服务和提高质量来争取用户,这是很好的竞争。待三网真正融合后,每张网都可以提供全功能业务。功能更多,价格更低,最终是老百姓获益。为了保障各网健康有序的发展,国家政策可能也会做些相应的调整。
对于各参与方来说,“三网融合”能够让它们取长补短。广电在节目内容的制作、播出以及信号传输方面地位强势,它的优势在于传统视频内容领域的监管和分销;电信则强于覆盖面广,用户基数大,有长期积累的大型网络建设、运营和管理经验;拥有海量的内容则是互联网的最大优势,有调查显示,互联网已经超越报纸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资料的主要来源,约40%的受访者表示,拥有更丰富的内容是他们访问互联网的主要原因,同时,互动性强、可点对点沟通,也是互联网的主要特征。
可以想见,如果三网融合能够真正实现,每一个网络的运营商都将会成为多业务运营商,这意味着能够最大限度地盘活资源,实现融合各方和整个产业链的效益最大化。
三网融合的技术
1、广播电视网融合技术
我国的广播电视网络是全国最大的公众信息网络,由于其带宽比电话要宽得多,因而其网络具有一定优势。特别是近十年来发展起来的广播电视网的后起之秀―有线电视网,具有网络技术设备先进、光缆为主干线;贯通全国和各省市首府及其大部分的城镇;宽带双向光纤同轴电缆混合网(HFC)入户的优点;与电话接入方式相比,其传输的带宽约为电话线的一万倍,而且在有线电视的同一根同轴电缆上,利用频分技术,可以同时看电视、打电话、上计算机网,且互不干扰。而不象电信网接入时会出现不能同时上计算机网和打电话的现象。目前有线电视网已拥有用户终端数7700万户,是世界上用户规模最大的有线电视网络。但由于其发展不平衡,全国各地网络分配网带宽不一,使用器材离散性大等诸多原因,因而也只有在对现有网络进行不同程度的升级改造之后,才有进一步拓展广播电视业务以外的其它增值业务的可能。
在“三网融合”中广电最具优势。三张网相比较,广电网带宽最宽,传输广电节目最有优势,数字化后提供语音业务、互联网业务都轻而易举。目前,电视网是模拟的还未完全转成数字,我们要大力推进广电数字化,加快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在更高水平、更高层面上促进“三网融合”。
目前来说,有线向下一代网络演进,首先就是要扩展带宽,还有就是有效地利用带宽。升级是很容易的,可以达到30% 码流的增加,从750MHz 升级到1GHz 是比较容易的,花费也比较小。
还有一个是物理层上的融合,怎么把VOD 、SDV 和M-CMTS 高速数据业务融合到一个广播电视网。比如通用边缘调制器,实际上像一个边缘的路由器,它除了承载视频的输出以外,还要能够对DVB 加扰和同密支持,SPTS/MPTS 复用和路由,还要能够流复制,这都是目前电信的路由器所不能完成的任务。PID 的重置和(P)SI 编辑,MPTS PAT 、NIT 、PMT 、CAT 表生成,TS 流抖动校正等等,这正是向下一代网络演进的过程。
除了物理层的融合,还有系统的融合。比如我们看到的华数全媒体业务,包括了电信、互联网、广电,就是原来分割的多业务到IMS 的演进。
有人也提到光纤到户,从以前看,做光纤到户的Qwest 目前在提升FTTN 的上下行的速度。FTTN 在做的时候还不是真正的到家,真正到家还需要做一种转换形式。目前的网络直接用在线点播,这也是一种常用的办法。
2、电信网融合技术
电信业务网是以电话网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目前信息到户主要是双绞线,通过交换机与骨干网相连。电话网是最早进行数字化的,传输方式逐步向光纤到户发展,传输协议从准同步体系(PDH)到同步体系(SDH)进而到非同步转移模式(ATM)发展,但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尚不能做到全网传输和交换的数字化。虽然有非对称用户环路(ADSL)和高速用户环路(VDSL)等方式,速率可以从几Mbps到几十Mbps,但整个网络的流通能力受到双绞线传输容量这一瓶颈的抑制。目前电话双绞线上网的主流频率为56K,其物理极限为64K,潜力非常有限。这将是电信业务网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电信网和互联网融合采用了 ENUM技术,ENUM技术的产生能够满足用户只使用一个统一的号码来标识自己,即公众网上普遍使用的电话号码(即E.164号码);同时借鉴了互联网基础的DNS寻址技术。E.164号码是传统电信网络中使用的重要资源,DNS系统是互联网的重要资源,ENUM将两者结合起来,有益于传统电信服务向基于IP包交换的方向发展,ENUM是对促进两网最终融合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
ENUM是IETF的电话号码映射工作组(tElephone NUmber Mapping working group)定义的协议――RFC2916、RFC3761。它定义了将E.164号码映射为域名的规则,以及在互联网DNS数据库中存储与该域名相关信息的方式。每个由E.164号码转化而成的域名可以通过ENUM DNS服务器翻译为一系列的网络资源记录,从而使国际统一的E.164电话号码成为可以在互联网中使用的网络地址资源。通过使用ENUM机制,接入的E.164号码可以映射成传统电话号码、移动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IP电话号码、统一消息、IP传真或个人网页等多种信息。这样,用户可以方便的实现号码携带,在不改变接入号码的基础上,通过改变DNS中的记录实现更换运营商、更换地域、改变业务种类。
ENUM机制的引入同时涉及互联网和传统电信网两方面,促使互联网向可管理、可运营、有一定安全可靠性的方向发展,促使电信网向更加高效、方便、易于集成多种业务和应用的方向发展。
ENUM作为互联网和电信网融合的技术,可以方便的将传统电信的通话业务和互联网的特性相结合,结合SIP、H.323、SMS、SMTP、ftp等技术,提供低成本的运营方案。此外,ENUM也可以方便的实现传统电信网内不区分地域、不区分运营商、不区分业务的号码可携带。
ENUM结合了互联网的DNS寻址和电信网的E.164号码寻址的特点,作为两网融合的一种关键技术,既能方便的兼容现有的网络体系,也能为下一代网的多业务性、多终端性、移动性,以及满足用户多种需求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
3、互联网融合技术
计算机网络初期主要是局域网,远程网是在国际互联网大规模发展后才迅速进入平常百姓家庭的,目前主要依赖于电信网,因此同样受到到户双绞线传输容量和CABLE MODEM速度的限制,但其互联网协议众多的优越性正在被其他网络所采用。
三网融合,在概念上从不同角度和层次上分析,可以涉及到技术融合、业务融合、行业融合、终端融合及网络融合。目前更主要的是应用层次上互相使用统一的通信协议。IP优化光网络就是新一代电信网的基础,是我们所说的三网融合的结合点。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全面采用,使电话、数据和图像信号都可以通过统一的编码进行传输和交换,所有业务在网络中都将成为统一的“0”或“1”的比特流。
光通信技术的发展,为综合传送各种业务信息提供了必要的带宽和传输高质量,成为三网业务的理想平台。
软件技术的发展使得三大网络及其终端都通过软件变更,最终支持各种用户所需的特性、功能和业务。
最重要的是统一的TCP/IP协议的普遍采用,将使得各种以IP为基础的业务都能在不同的网上实现互通。人类首次具有统一的为三大网都能接受的通信协议,从技术上为三网融合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结束语
认识欠统一。制播分离到目前为止，从主管部门到广播电视机构对制播分离的必要性和充分性认识不够统一，步伐不够协调。主管部门更多强调广电的产业属性和事业属性，强调宣传和经营的关系问题。而广电机构则认为节目制作和播出属于统一的产业链，推行制播分离改革只是放开制作，播出仍然处于垄断地位。政策欠明晰。在制播分离推进的整个过程中，出现政策模糊、不稳定的情况。与制播分离相关的80多个规制性文件多以暂行性管理办法、阶段性通知、内部会议文件和领导讲话等形式出现，导致了我国制播分离的改革具有随意性特点，不利于广播电视机构的彻底改革。行业欠规范。由于制播分离政策的模糊性，使得广电改革各自为政，大大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影响了改革的效果。另一方面，对社会制作公司来说，电视台凭借节目购买与播出的垄断地位，决定相关事宜，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竞争不公平和行业的不规范。资本欠雄厚。由于国家对资本进入广电行业有诸多限制，我国还没有形成节目运营的资本市场，当前也只有少量广电企业通过打球方式在资本市场上募集到资金。而制播分离的整体实施必将催生一个独立于广播电视台之外的庞大节目内容产业，这就需要成熟的资本市场和节目交易市场，使其通过吸收资本、扩展规模、整合资源，走上行业发展的壮大之路。市场欠有序。制播分离实施后，节目的市场机制和相关制度并没有相应建立，市场建设亟待推进。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广播电视频道和节目出现了供需不平衡的现象，节目市场尤其是电视剧市场竞争激烈，天价抢购、恶播大战的不正当竞争时有发生，播出市场的各种不正当竞争亟需市场进行规范。（据苏玉光于《新闻战线》2012年第5期）
卫视节目创新流行“国际范”
一、版权国际化。继2011年省级卫视掀起版权引进新风潮后，2012年，众多全新版权节目逐渐与观众见面，版权引进在向国际化迈进过程中呈现出引进范围扩大、引进类型多元、引进渠道多样的特点。二、合作国际化。对国内卫视而言，引进不是目的，在引进国外版权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学习国外节目的制作方式，让自己的团队快速成长，以达到原创力的增强。合作方式主要有项目化合作、定制式合作、平台化合作、资源化合作。三、形态国际化。版权节目的引进风潮，不仅为卫视带来了新的节目形态，伴随模式而来的节目制作宝典，更刺激了电视人在节目创新上的丰富想象力。一些创新栏目在生产流程上充分借鉴了版权节目的成熟模式，节目形态自成一派，表现为生产流程标准化、制作范围全球化。四、风格国际化。国内卫视尽管在节目创新上同质化倾向严重，但一些原创力和制作力较强的卫视也开始借鉴国外节目，在节目的风格化上大做文章，呈现出节目主持标签化、内容导向人文化、形象包装个性化等特征。五、营销国际化。如何对电视节目进行有效营销是国内电视人面临的一个新课题。现在，国内卫视纷纷将节目营销纳入到节目创新体系中，国外流行的节目营销手段也被引进和推广,主要是统合营销成趋势、预售模式受追捧和粉丝营销。（据王 丹于《北方传媒研究》2012年第2期）
电视剧融资方式发展新趋势
一、上市股票融资与产业基金融资逐渐起步，电视剧股权融资多元化发展。电视剧股权融资是指电视剧制作公司的股东让出部分企业所有权，通过企业增资的方式引进新股东的融资方式。股权融资筹集的资金无需还本付息，新股东与老股东拥有同样的权利分享企业的市场收益。目前我国电视剧产业的上市公司股票融资和产业基金融资开始起步，逐渐引领电视剧股权融资向多渠道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二、以版权抵押和导演融资模式为代表的电视剧无形资产异军突起。电视剧的无形资产主要体现在电视剧版权、电视剧衍生产品开发权、电视剧品牌、电视剧从业人员的市场影响力等形式。随着中国电视剧产业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无形资产融资涌现出一些新型模式，并且在电视剧的融资比例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版权抵押从单个电视剧项目抵押向电视剧项目打包抵押跃进，商业银行资本与电视剧产业对接方式趋于成熟。导演融资模式使电视剧市场影响力信用融资开始发挥明显的市场作用。三、制播结盟进行深度合作成为电视剧产业内融资的新潮流。1.实力雄厚的制作公司与电视台结成稳固联盟，保持市场竞争的优势地位。2.从独播买断向定制剧模式发展的产业内制播深度合作。电视台以定制剧的方式直接涉足电视剧制作，会带来电视剧制作行业的深度重组与整合。四、政府融资从直接财政投资向政策投资、综合投资转化。政府政策投资正在成为促进电视剧产业发展的强劲动力。地方政府综合投资开辟了地方经济与电视剧产业发展的双赢模式。(据洪皓轶于《电视研究》2012年第5期)
思想道德建设类栏目
不宜被过度消费
虽然思想道德建设类栏目的目标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帮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若此类节目被过度消费，也会带来矫揉造作、过分煽情等不良后果。从目前各大卫视所办的思想道德建设类栏目来看，栏目名称的撞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部分卫视在制作此类节目时，陷入了固定化、程式化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思想道德建设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不仅是好人或模范，这类栏目也不应该采用类型化的制作模式，其表现形式应该是多元化的。由于思想道德建设类栏目旨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内容多涉及感人至深的人性力量，因此，很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板起面孔说教，二则是煽情。僵化说教，会让观众产生逆反心理，起不到道德教化的目的；煽情因素过多，则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从而淡化栏目的思想意义和影响力。因此，这类栏目在编排制作上必须不断创新，追求差异化制作，讲求故事化叙事策略，同时避免被过度消费。（据石长顺 柴巧霞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年第4期）
媒体购物行业标准有望年内出台
商务部近日已批准立项制订《媒体购物行业标准》这一国家行业标准，并由中国商业联合会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提出和归口，最快会在6月出台草案，年内完成。据了解，《标准》将以推荐性国家行业标准形式存在，并可申请上升为国家强制性标准。该标准首次明确界定了所涉及的媒体购物行业，包括电视购物、广播购物、网络购物、报纸杂志购物等。《标准》将有望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媒体购物行业的乱象行为。（消息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中国电影产业报告
国内平均票价增速超GDP
中国电影家协会在北京的《2012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一书中透露，2011年全国平均票价35元，比上年增长10%，增速超过GDP。著名电影产业专家刘嘉说，2011年全年票房131亿元，观众3.6亿人次，但国产大片市场去年基本没有盈利。“许多片子第一周票房过亿，第二周跳水，第三周退出”。相比大片，中小成本电影表现突出，“观众更加理性和精明”。（消息来源：《京华时报》）
CNTV备战伦敦奥运会
提供5600小时直播
在上海举行的“2012伦敦奥运独家产品会”上，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体育内容运营总监金晓辛透露，CNTV将打造5600小时的中国奥运报道史上最大规模的赛事直播，不仅涵盖央视CCTV-5、CCTV-1、CCTV-7、CCTV高清等全部1300个小时的内容以及所有央视奥运栏目，还将提供电视上看不到的4300个小时的奥运比赛信号，让网民看到一个最全面的奥运盛事。（消息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卫视欲结电视剧购销联盟
据悉，继视频网站抱团结盟之后，天津、东方、湖北、云南四家省级卫视悄然达成协议，准备缔结电视剧购销联盟，共同购买或投资同一部电视剧，并将于今年上海电视节期间宣布成立。湖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电视剧节目部主任何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证实，他本人正在上海商谈结盟事宜，但四家卫视还没有确定联盟的详细条约。有业内人士表示，各大卫视之间，在电视剧播出方面的结盟终究比较松散，只有真正共同投资拍摄电视剧剧目，才能保证各方的最终利益。（消息来源：《北京商报》）
首都影视法律服务中心成立
5月8日，由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北京影视艺术学会、北京市律师协会、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中心组成的“首都影视法律服务中心”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省级以上首个影视法律服务机构。该中心今后将着力解决影视工作者在创作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片酬、欠款、违约、版权等行业纠纷，并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消息来源：《北京日报》）
首个国际纪录电影专项大奖“新纪录奖”设立
首个国际纪录电影专项大奖——“新纪录奖”最近设立，首届颁奖礼拟于今年10月在美国洛杉矶“中美电影节”上举行。由中国出资在国际电影界上设立的国际纪录电影专项大奖，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消息来源：《光明日报》）
北京地区电视开机率降至30%
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面对个人PC、互联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冲击，北京地区电视的开机率仅为30%，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电视，电视已经成为客厅的一个摆设。而电视观看人群的年龄结构也开始“老龄化”，40岁以上的消费者成为收看电视的主流人群。（消息来源：《北京商报》）
2012年一季度
【关键词】新媒体；开放大学；文化传播力
一、新媒体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对开放大学文化传播的文化性
（一）新媒体的概念。对于新媒体概念的设定，专家和学者可谓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清华大学有关新媒体学术方面的熊教授指出，新媒体作为一个新的名词，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共同产物，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的媒体传播之外的新的媒体传播形态。首先，新和旧就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但在媒介形态的生成中，这种“新和旧”并不仅代表时间上的先后，其中还包含技术和理念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别。对于新媒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衍变过程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一件事物它不能永远停留在“新”的阶段，因此“新”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事物将会产生新旧交替，新媒体作为时代的先锋行业，这种新旧交替变得更快了。现今的新媒体形式主要指的是：在计算机的信息处理技术的基础上，对媒体形态的产生和影响，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形式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形式。
相比较于电视、报纸、广播而言，新媒体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它的传播途径增加了手机、数字电视、网络等新兴的时代产物。新的媒体传播技术通过通信技术、卫星信号、计算机技术、无线网络、广播电视、音频播放器等终端媒体，将我们的生活更加生动化、具体化、细致化。从新媒体的传播市场发展趋势来看，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将会出现多元化的媒体形态，例如：平面媒体（数字杂志、电子出版物、触摸媒体）等；广播媒体（音频数字广播MP3、MP4）等；电视媒体（液晶数字电视、触屏电视）；网络媒体（网络电视、www网站、Flas）；移动媒体（手机彩信、3G网络、手机视频）等。伴随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的成熟和运用的广泛，新媒体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新媒体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其中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的增长速度最快，并且数字电视和手机电视也将快速发展。因此，新媒体的发展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充分的应用数字技术，才能实现手机、电脑、数字电视等终端设备的全面联网使用，所以没有数字化的传播技术，就无法将单向的传播技术进行全面取代，因此新媒体也被叫做数字新媒体。
（二）新媒体在大学文化传播中的价值。新媒体的传播技术是通过卫星信号等高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新媒体的传播技术不断发展，并且为科技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在开放大学校园里，新媒体在进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要承担从科学知识的发现者和提出者传送到科技知识的接受者与应用者中，还要帮助他们实现科技知识的资源共享，并且还要承担打破科技知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将不同的责任扩散到不同的个体上，将科技文化知识最终实现跨越空间的共享。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不断细分，新媒体在开放式大学的文化传播功能的分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信息的分流层越来越明显，现代的科学技术传播流程一般被划分为：科学技术传播—科学技术文化传播—科学技术文化哲学传播三中阶段。新媒体作为传播知识与人们间的桥梁，将把不同人群所需要的科技文化信息通过高效快捷的传播方式传播出去，当然这种传播过程是双向的。
二、新媒体对大学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
新媒体的科技文化信息传播是指文化知识的传播途径可以通过跨越时空，使扩散在不同个体间的文化知识实现共享的过程，也就是传统形式上的文化知识普及。新媒体作为一种面向全球民众的文化传播媒介，它的主要用途是使民众对文化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加容易，使民众的文化素养的到更有效的提升，对开放式大学文化传播的应用与发展提供基础。目前，新媒体对开放式大学的文化传播理念随着科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传统的文化知识的传播方式通常是线性而单向的，随着人们与多媒体之间的交流互动，文化传播的方式也从单向变成双向。新媒体必将成为开放大学文化传播的主要力量。新媒体作为一种科技含量较高的信息载体，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以网络为主要传播途径，使传播过程变得复杂，对传播形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开放大学校园内，学生通过新媒体对文化知识的传播无处不在，学生通过手机、电脑、互联网等形式使科学、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新媒体对学生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有深远的影响，新媒体在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三、新媒体在大学文化传播中的可行性
（一）理论的可行性。理论的可行性主要有三大理论依据。民本理论、信息资源的开放式理论、文化共享理论。这三大理论的不断形成和发展为新媒体在开放大学内的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第一点，民本理论。何谓民本理论，它是民本思想、人本思想，是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保护人民的利益，做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自古有之，“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便民、惠民、利民。党的十七大也提出，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其宗旨就是以人为本。如今，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以人为本的思想浪潮在开放大学校园内广泛传开。第二点，信息资源的开放式理论。伴随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在人们心中的日益深入，人民对民权的维护意识开始觉醒，对信息的需求也变得多元化。尤其是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开放大学校园内，学生对信息资源的摄取途径变得更加多元化，这也加快了文化传播在大学校园的可行性。第三点，文化共享理论。文化的共享理论可以通过网络电视、移动通讯、卫星信号、3G网络等新兴的传播技术渠道，进行跨地区跨国界的文化共享。而开放大学校园作为新媒体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在文化共享的传播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二）实践的可行性。第一点，先进新媒体发展的势头迅猛，已经小有规模，并向成熟方向迈进。其表现在，新媒体的硬件配备设施已经逐渐完善，技术的支撑体系比较成熟；新媒体的传播种类不断增加，传播性能不断得到优化；使用新媒体的客户群日益增多。在开放式的大学校园内，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掌握较快，对以网络、电脑、手机为新媒体文化传播主体的工具使用较多。人们对信息获取的程度和文化传播的方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第二点，日益完善的社会条件。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满足，对精神方面的享受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时机。但是，目前的新媒体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因此，为满足人民对新媒体的个性需求，开放大学内应积极对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展开试点调查，对新媒体中产生的不足及时更新改进，为新媒体的文化传播的全面推广提供可行性的实践方案。第三点，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在开放校园内的应用开展，并对实践经验有了一定的积累。在新媒体多元化的发展今天，各种不同形式的新媒体已经广泛应用到文化传播中，且初具规模，并逐渐成熟，这为新媒体在开放校园中的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
四、新媒体对开放大学文化传播的影响
乔治·格伯纳对新媒体的媒介培养理论曾经有这样的观点：幼年时我们从电视中不断学习的“文化知识”来看，它将有可能成为我们未来对世界观认识的基石，使电视成为意识形态、社会观点、理论信仰、总体价值等方面的主要来源。所以，作为媒体传播文化知识媒介的电视，它对好几代人，甚至社会的各个阶段打下了深刻的“电视文化”印记，对今天新媒体在开放大学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崭新的传播途径。
（一）从社会文化的信息体系来说，新媒体对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系统有了进一步的优化和改进。最显著的表现为，新媒体加大了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平台，拓宽了组合途径方式。肖恩·麦克布赖特在一本书上曾经指出：最初，人类发出的原始传播信息，来源于自身的声音、手势、姿势，后来才慢慢才创造出其他传播文化信息的手段，包括：舞蹈与音乐、火光信号、锣鼓声、符号等。当人的文化传播形式从口语转变到新媒体阶段时，人类通过互联网、手机、数字电视、幻影成像等打破时间和空间，原有的传播接线使新媒体在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形式变得无处不在。在新媒体与旧媒体优势互补的作用下，为新媒体的传播形式创造了多种不同的路径，方便社会信息资源的流通、传播、利用，而这些信息中所包含的文化形态也将有效的覆盖在目标人群中。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发展中，文化传播的整合速度加快，各种新媒体为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欢乐的舞台和日常化的审美平台。
（二）新媒体对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模式有了显著更新。新媒体技术的提高为开放大学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开展和延伸了社会的互动。在传统与现实的社会互动中，社会互动的识别程序总是以一定的身份作为起点，由于新媒体的文化传播技术在社会互动中因它的匿名性丢掉了身份识别，打开了曾经的身份识别的局限性。匿名性提供了一种安全感，是一种保护机制，它诱导人们将自己真实的观点和想法直接的表述出来，而不用有所防备和躲闪，使互动性的质量及效率有所提高，对社会的向心力、认同感、凝聚力不断加强。在开放大学内，借助新媒体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一定情境下将文化传播的主客体进行互换，使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相融合，对传统的文化传播模式进行瓦解，实现内容、技术、文化、情感的深度契合。
（三）新媒体对开放大学文化传播创造出多元的文化形式。根据麦克卢汉在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媒介中指出：任何一种新媒体的自身形态即是一种文化内容。新媒体在开放大学传播文化的同时，也创造着不同的文化艺术形式及新的文化秩序，甚至一些我们了解的文化通过新媒体的媒介技术包装和重新展现后，也需要重新审视、定义、接受、理解它。例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中的日本馆的“未来”主题馆，竖立了一块硕大的“未来生活强”。经过触摸屏技术和无线网络技术、传感技术，这面墙不仅能展现与现实中的人们进行互动，还能展示2020年人类信息沟通、出行、家居、等新的生活模式，展现了新媒体技术对人们的生活环境带来的改变和发展，这种形象生动的交流模式，让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变得更加容易。又如现在许多文化的表演形式都将通过虚幻的影响和3D效果进行展现，新媒体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统一结合起着重要作用，对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的文化氛围有着更丰富的包容性与参与性。
（四）新媒体为开放大学的多元式的文化传播的对接与交流带来机遇。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的重要条件是文化知识的共享，也就是文化的共享内容必须是人类容易理解和认同的东西。新媒体本身具有良好的操作性、互动性等特征，确保其能够按照市场的规律高效的大量生产各种满足人们信息和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在这种语言环境下，互动、参与等理念深入人心，文化多元化的碰撞及交流频率在开放大学内是前所未有的，本土文化的逐步更新，世界观、价值观的大范围形成，使新媒体在全球文化的影响下，以其独特的解读形式和直观的表现方法，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
参考文献
[1] 赵艺谦.浅析新媒体时代广告传播的新特点[J].经营管理者，2010，24（09）.
[2] 余斌.浅谈现代大众传媒对文化的影响[J].当代电影文学，2009（01）.
[3] 李明伟.新媒介形态与新尺度—“媒介分析理论”的宏观大照[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2）.
[4] 雷芳.大众文化研究的转向—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述评[J].渝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
[5] 刘俐俐，李心姸.浅析电视节目制作中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以《东方直播室》为例[J].新闻世界，2011（06）.
制度设计与批评:传媒改革中知识精英的角色存在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分析了知识精英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之间的几种不同关系。知识分子可以像雅各宾派和早期布尔什维克那样掌握权力;可以如同费边主义者和罗斯福的智囊团成员那样,为掌权者提供指导和建议;可以协助掌权者得到合法地位,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辩护;可以成为权力的批评者;可以通过维护道德公正的绝对标准,使人们以妥协之风为耻;还可以对国内发挥影响感到绝望,转向似乎更具理想色彩的国外制度。②科塞的分析似乎仅仅局限于知识精英与政治权力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明传媒制度变革中的知识精英与一般传媒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
一般而言,所谓传媒知识分子“是指借助传统媒体或新媒体传递信息、发表意见、传播思想、交流观点的一批人”,“‘媒介化’生存是他们的常态,媒介是他们社会身份得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③这里的传媒知识分子强调了传媒是此类知识分子生存的前提和基础,而知识分子则借助传媒来张扬自己的社会文化资本利益。本文之传媒知识精英在意指上有其独特性,是在制度演进意义上使用的,或者说传媒知识精英与政府、民众和利益集团等社会主体一样,同属于传媒变革的推动者和发动者,但是在新闻改革或传媒制度演进中,知识精英又有着不同于其他制度主体的角色使命与存在方式。
首先,传媒知识精英与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保持一定的距离。知识精英并不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独立存在,而是广泛存在于社会公众、政府内部组织以及利益集团之中。从整个社会阶层分布系统来看,传媒知识精英大部分并不直接掌握社会决策、社会领导能力,大多依附于大学、研究所或传媒机构这样一些非政治化的公共机构。这种超脱性使得知识精英能够较为自由地审视传媒变革的各种社会关联与影响,为传媒变革提供多种多样的制度框架和制度设计,同时也对既定传媒制度中存在的种种不适应进行批评与吁请。
其次,传媒知识精英在新闻改革中的作用取决于其专业技能与思想认知。知识精英在传媒制度变迁中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与思想认识,能够设计出更好的制度框架和制度安排,能够有意识地引导传媒变革向着更加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信息传播、保持社会变革以较低的成本方向推进。
第三,传媒知识精英应该与特殊的经济利益划清界线。与传媒知识分子过度市场化引发传媒市场之全面转向娱乐和虚假新闻、放弃舆论监督,并进而认同“传媒――市场”逻辑不同的是,传媒制度变革中的知识精英仅仅是作为传媒改革的制度设计者、推动者和批评者而存在。知识精英从某种意义上应该超然于特殊利益,或者说在推进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是没有自己的利益考虑的,而是将自己的努力作为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机遇。
政治还是学术:传媒改革中知识精英的角色尴尬
传媒制度演进中,知识精英的“应然”角色是制度设计与批评。然而,“媒介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与政治、经济以及精神文化、信息权力之间,像是一种复杂的联姻,相互纠缠,难解难分。”④在现实的制度变革中,各种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信息的复杂博弈使得这种“应然”角色安排不得不面临着诸多的逻辑悖论,从而使得我国传媒制度演进中的知识精英面临着角色尴尬。
“公共精神”与“体制内知识分子”之间的尴尬。传媒知识精英在提供和生产传媒知识时首先会面临一个合法性问题,即生产传媒知识是为了发挥知识分子的生产和传播知识的职业“本能”还是为政治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辩护?也许精英们的潜意识里存在一定程度的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取向,但从已经发表的文章、专著来看,这种远离与怀疑被层层精心打扮的美妙词语所遮盖,完全走向为“体制”需要而出谋划策和辩护。比如《自上而下:当前推进广播电视集团化改革的现实路径》一文提出的主要论点是,在目前政策体制空间内,应当大力加强自上而下的领导,这是当前组建广播电视集团的必要路径。但在论证和分析之中,一个主要的立足点就是“实现壮大民族广播电视机构,保障国家传播利益的目标”。文章的潜台词实际上即使是不改变目前“四级混合覆盖”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也仍然可以大力推行广播电视集团化。这是一种知识精英与国家政治之间极为矛盾的心态,这一两难困境是传媒知识精英无法回避的。
“规划知识”与“学科知识”之间的尴尬。这个问题实际上跟第一个问题相关。几乎每个新闻传播研究者在申报职称填写表格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重要栏目,即承担的国家、省部级或市厅级的纵向项目和由传媒或其他社会机构提供资金的所谓横向项目。这种根据“项目”生产出的知识,都是直接或间接以“行政性”需要为中心而生产与提供的,被邓正来命名为“规划知识”。邓正来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被指称为“知识规划时代”,“这种‘知识规划时代’所具有的最为根本的特征是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集体性’和‘宰制性’,换言之,在于它是以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确定的‘学术’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而这意味着这种政治性的权力和‘学术’制度安排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决定了我们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⑤
与“规划知识”相比,学科知识是根据学科发展需要或对某种研究对象的认知进行生产和传播的,尽管在宏观上与社会需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却极为微妙,没有“一双看得见的手”在直接操控,指挥着知识生产的方向、目的和用途。我国传媒改革知识生产来源于改革的社会现实的迫切需求,来源于为执政党和政府以及传媒机构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主义怪圈,增强决策合理性、科学性的需要。那么,这种知识究竟是“规划知识”还是“学科知识”?这种知识究竟是对传媒规律的诠释还是应时而需的应急文章?这是一个时时牵动着传媒知识精英们敏感神经的关键问题,也是传媒知识精英们在面对哲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进行合法性质疑时“难以承受的心灵之痛”。更重要的是,当传媒知识生产与国际通行的传媒知识体系进行对话时,对话的基础和平台何在?
制度设计所需的海量信息与知识精英所拥有的有限信息之间的悖论。众所周知,信息的充分、真实与准确是制度设计的基础,也是传媒产业政策形成的前提。然而,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型阶段的我国信息权力主要分布格局仍然是,信息拥有量的多少是与信息主体自身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信息主体所在部门越重要,级别越高,可支配财富和文化资源越多,所控制的信息量就越多、越权威、越全面。“由于制度安排和决策者利益有直接关系,因此这种多种资源集中在社会经济等级高端群体手中的格局,往往排斥其他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参与决策,极大地妨碍构建和发展稳定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⑥传媒知识精英特别是作为“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尽管在社会分层、社会结构上属于中国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然而传媒制度设计过程中信息资源相对的孱弱与匮乏,无形中削弱了传媒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准确性。也正是这种信息资源掌握上的极不对称使得学者们关于传媒改革的分析、评论,特别是传媒制度的构想和设计与传媒业界实践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距离,进而在某种意义上黯淡了传媒知识精英阶层在业界的威望与尊严。
(本文系苏州大学青年教师后期项目“转型・建构・困境:建构主义视角下电视节目类型变革30年”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
栏目责编:陈道生
注释:
①张健:《被忽略的传媒知识精英》,《声屏世界》,2009(10)。
②刘易斯・科塞:《理念人》,北京,中央编译社,2001年版,第2、3页。
③姜华:《媒介知识分子:关系、角色及身份重建》,《新闻大学》,2009年秋季号。
④郑世明:《权力的影像》,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新媒体概念，始于 20世纪 60年代末。 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 NTSC电视制式的发明者戈尔德马克，在其关于商业化开发电子录像的计划书中最早提出了新媒体概念。 1969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向尼克松提交的内部报告中，也多处提及新媒体概念。从那时起，新媒体开始从概念到实体，并且不断更新、演化，到今天愈演愈烈，甚至已经成为了理解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新媒体概念最早触及的是电视，继报刊、电台广播这些传统媒体之后，作为新兴媒介，对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广泛影响。的确，从20世纪 70年代开始，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电视开始在世界范围逐渐普及，特别是由于和卫星通讯技术的有机结合，到了 20世纪 90年代之后，电视差不多已经出现在了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我国也是在 1999年完成了所有省级卫视综合频道的全部”上星 ”。在这个新媒体周期内，从广播电视、有线电视到卫星电视、数字电视等构成了阶段性的发展特征。然而，随着新一波信息技术革命的加速到来，互联网在新世纪以来风起云涌的席卷之势，使电视在新媒体的交椅上还没坐稳三十年，就被互联网所迅速取代。而且，互联网的发展速度之迅猛在于，在其内部，移动互联网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爆炸式发展，甚至有使原本由台式机、笔记本构建的互联网沦为传统媒体之势，更遑论已经夕阳西下的电视。
因此，充分正视新媒体内部的这种层级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就不仅仅是真正了解新媒体这一概念本身发展历程的必要功课，也是我们今天讨论新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的基本前提。
二、新旧媒体间的数据分析
在现行的新媒体观念中，最具魅惑性的就是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这个带有“自然法”意味的表述字眼，图穷匕见地展现了新媒体概念所携带的意识形态症候。当然有这一概念未必符合的新媒体环境。
在当前的文艺领域，最热衷于刷数据的必须是影视领域，当下的文艺评论对于影视领域新旧媒体的数据分析也最为荒唐。以电视剧为例， 2015年全年生产电视剧目共 429部、 15983集。电视剧在所有电视节目中的收视、播出量依然是最大的，电视剧在 2015年仍占电视收视份额的 30%。2015年，我国电视剧市场规模达到了约 882亿元，这甚至是最爱刷数据的电影的二倍 [1]。
这还只是电视剧在电视这种已经相对沦为旧媒体的数据，在2015年网络剧的数据表现同样耀眼。 2015年网络自制剧生产实现“井喷”，产量由上年的 205部增加到 379部[2]，共5006集；总播放量为 274.44亿，增幅高达 120%；其中三分之二由 IP改编，现象级作品不断增加。 2015年网络剧市场规模约为 170亿，其中版权市场约为 30亿、衍生品市场 40亿、广告市场 100亿、用户付费约 25.6亿元等，付费观众达整个受众群体的 17%，比上年增长了 270.3%之巨，诸多热门 IP网络剧点击量都突破了 10亿次大关。同期，互联网视频用户也为电视剧贡献出了高达 3771.82亿次的点击量 [3]。
按照现有的文艺评论的平均分析水平，一定会认为中国电视剧、网络剧的发展趋势一片欣欣向荣，新旧媒体在深度融合，并为各种光鲜亮丽的数据拍手叫好。然而，我们只要稍将这些数据放大一点，就立即会发现对现行新旧媒体的这种数据分析的荒唐之处。
我们首先做一个简要回顾。自2004年起，在国内电视剧市场实行的是”4+X”的行业政策，即一部电视剧最多在 4家卫视和 X家地面频道同时播出 [4]，这一政策正式揭开了 21世纪初的中国电视剧行业的自由竞争时代的大幕。在这个时代，中国电视剧行业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 GDP式的跨越式发展，也的的确确出现了一大批经过市场检验的经久不衰的时代精品。中国电视剧行业的这一轮发展周期大致持续到 2012年。到了 2012年，中国电视剧行业的总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高达 17000集，电视剧行业产能过剩的弊端日益凸显，近年来整个行业都深陷在徘徊不前的困局中。
于是广电总局在 2015年，正是想通过“同一部电视剧在每晚黄金时段联播的卫视综合频道不得超过两家，同一部电视剧在卫视综合频道每晚黄金时段的播出不得超过两集”的“一剧两星”政策，来调控”4+X”政策年代所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 [5]。实际情况是，电视剧产量在 2012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之后，别说“一剧两星”，早在 2013年就出现了黄金时段半数以上的“一剧一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因为独播最能保证收视率，然而难堪的现实是，在这个逻辑上最大尺度的“一剧一星”都杯水车薪，我们对“一剧两星”还能有一丝期待么？显而易见，在播出渠道有限的情况下，现有电视剧行业已经呈现出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的市场现状，中国电视剧行业已经悲剧性地跌进了整体性的泡沫化周期，这恐怕甚至都不能用警钟长鸣来形容。
所以， 2015年的中国电视剧行业并没有解决新世纪以来由于充分地自由市场竞争所导致的两级分化问题。当前，中国电视剧、电视综艺领域的全部制作、发行公司，都将难以逃脱全行业的马太效应。每年都有一半左右的新近制作的电视不能登上电视荧屏，这将直接导致行业性的弱肉强食，只有大资本扶持的大公司可以生存，全行业都将赢来三、五家独大的寡头时代，这意味着什么已经不言而喻。正是因为有一、二线明星出演的高投入的电视剧和电视综艺可以在一定程度保证收视率不至于太过低迷，没有大资本撑腰的电视剧和电视综艺自然将不会再有出头的机会。近年来，广电总局已经不是第一次发文要限制大明星的天价薪酬，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其一次又一次的沦为一纸空文，大明星们甚至已经可以自己包装出一个“皮包”公司到资本市场上攫取更多利益。而且，正在两级分化的并不仅限于电视剧、电视综艺的制作、发行领域，在播出领域，也就是电视台，也同样悲剧性地出现了强弱分明的行业格局。没有人会想到，仅仅十几年时间，昔日风光一时的“新媒体”电视台在今天竟然出现了一些西部地区的省级卫视已将自己整体转租的惨淡现状，就连湖南卫视这样的行业翘楚也出现了拖欠电视剧购买款项的凄凉情境。
只有通过对上述“旧媒体”脉络的系统梳理，我们才能理解网络剧的逻辑。正是由于电视剧已经进入到整体性的通货膨胀恶化周期，才有了网络剧的空间和可能。在电视剧市场继续衰变的现实语境下，如今网络剧已成为电视剧领军企业的最主要的盈利来源，全网剧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甚至超过了 65%。那么，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是不是就是电视剧的世外桃源呢？现实恐怕更为残酷。 2015年网络用户付费收入只有区区 25.6亿，这甚至不足以让一、二家主流视频网站盈利，困扰着中国电视剧的问题正同样困扰着中国网络剧，新媒体并没有僭越出旧媒体的框架结构，也并未对解决原有痼疾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可行方案。
因此，对于当前的文艺评论而言，必须尽快驱散通行于新旧媒体间的荒唐数据分析的迷雾，充分正视乃至解决从世纪之交到今天，广电领域在完成“卫视上星”之后，这不到二十年间所积累的犬牙交错的行业乱局，这对于我们讨论新一代，乃至下一代新媒体，都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
三、新旧媒体的二元对立认知
事实上，当前的文艺评论类似于对电视剧、网络剧，这种新旧媒间的荒唐数据分析，同样充斥在电视综艺、网络综艺，纯文学、网络文学等诸多领域，在这一可笑现象的背后，是将新旧媒体放置在二元对立框架下的认知结构的产物。这种二元对立框架的突出特征在于，将一切在新媒体环境下产生的包括文艺现象在内的诸多现象，都天经地义地默认为是新媒体独有的产物，或者说这些现象的出现及其逻辑，是由新媒体驱动的，与旧媒体并没有太多关联。
无疑，将新旧媒体放置在二元对立框架下的这种认知结构的最大问题在于，其极大地遮蔽了文艺现象的内部发展规律，和时代心理的内在衍生逻辑。以在 2016年来几乎引起全国范围关注的网红现象为例，就能充分说明这种对新旧媒体的二元对立认知框架的结构性问题。
2016年4月21日，网红 Papi酱的首个视频贴片广告拍卖经过 26次竞价后，最终以 2200万元的价格成交，以Papi酱为代表的网红现象再次成为舆论中心， 2200万的价格也被称为“新媒体史上的第一标王”。一提到“标王”，曾几何时，也是中国大众文化中的一个热点话题， 1995年当孔府宴酒摘得央视的“标王”之时，正是电视作为上一个新媒体翘楚的年代。两个“标王”的更迭，清晰地标识出新媒体的两个发展周期的迭代。互联网，更准确地说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标王”不再像上一个新媒体周期还必须依仗《新闻联播》式卡里斯玛光芒；或者说，只有到了这一波新媒体周期内，人们的文艺欣赏和文艺消费才彻底摆脱了卡里斯玛的映射和投影，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曾经一直试图召唤的摆脱宏大叙事的文艺表达，忽然以这种不经意的方式出现。在这个意义上，以Papi酱为代表的网红现象，就必然不可能仅仅是由新媒体所概括，尽管确确实实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文化媒介环境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土壤。
成立于 2005年12月8日的日本偶像组合 AKB48和我国以 Papi酱为代表的网红现象颇为相似，但却并没有像我国这样和新媒体结合地如此紧密。 AKB48以“可以面对面的偶像”为理念，经过不到五年时间，就迅速成为日本国民偶像。偶像组合 AKB48的出现，对于 20世纪的明星制而言，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1910年，在美国电影工业的起始阶段，就通过系列炒作，推出了现代文化工业意义上的第一个娱乐明星――弗洛伦斯 ・劳伦斯。在其后尽一个世纪里，文化娱乐工业的明星制，随着 20世纪排山倒海般的全球化进程，开始在世界范围普及；尤其是电影、电视、现代传媒业在 20世纪下半叶的爆炸式发展， 20世纪意义的明星制几乎渗透到全社会的所有领域，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十分复杂、深远的影响。
然而， 20世纪式的现代文化工业意义的娱乐明星制，在取得巨大成功和影响的同时，也有着自身不可逾越和治愈的缺陷。由于在 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段，影视等现代传媒，都属于稀缺资源，文化娱乐工业的明星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垄断性和排他性，普通人必须迈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和可遇不可求的个人机遇等各种意义上极高的行业门槛，才有成为明星的可能。同时，也因为影视等现代传媒资源的稀缺性，经常登上电影荧幕和电视屏幕的明星，都或多或少地会获得卡里斯玛意义的象征资本，甚至可以与宏大叙事相绑定，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20世纪式的文化娱乐工业的明星制的最大缺陷就在于，正是由于上述稀缺性导致一方面明星与普通人之间有着太大的距离感，尤其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明星，通常都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出现；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为的行业垄断，如前文所述，在我国文化工业水平偏低，发展不均衡的现实语境下， 20世纪式的明星制的这种人为垄断就被进一步放大，无论是新媒体也好，还是旧媒体也罢，都深受这种结构性困局的限制，有机的行业活力也很难获得有效释放。
所以，尽管在我国，网红现象集中喷发在新媒体领域，新旧媒体在此有着清晰的界限和分野，但是日本偶像组合 AKB48在短短五年时间，从出现到迅速成长为日本国民偶像，充分说明新旧媒体间并不存在想象中的绝对二元对立，文艺现象、时代心理都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衍生逻辑。日本由于历经了世纪之交近二十年的经济衰退，使其国民心态发生了很大的转化，对于高高在上的大明星，远没有了经济繁荣时期的狂热，反倒是对普通人通过自身努力成为明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自然，即便从 2005年到 2010年，尚处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前夜，偶像组合 AKB48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影响也波及深广，对韩国、中国的文化娱乐工业都产生了蝴蝶效应般的影响。因此，在今天新媒体确实相当大尺度地放大了某些文艺现象，但却并不能用简单的媒介间的二元对立来概括。即便没有作为新媒体的移动互联网的到来，我国文化工业也早晚都要面对这种明星制的困境，何况今日这种困境正如上文所述以一种更为极致的形态出现。
这种时代心理的衍生逻辑早晚都要演进到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降低 20世纪式的明星制的人为门槛，为更多普通人提供成名机会的文艺发展阶段。如果我们只是以新旧媒体间的二元对立来认识当下的文艺现象的的话，不仅势必将遮蔽更为复杂的文艺发展规律，新媒体的放大作用也将不仅不具有正面价值，反而会成为阻碍这个时代文艺健康发展的历史绊脚石。
四、我国新媒体文艺评论的困境和使命
在新旧媒介快速迭代的历史进程中，与数据分析、明星制的错综复杂的纠缠和羁绊相比，新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还面临着更为深刻的理论困境。当前，新媒体最具存在感的标识，就是与传统媒体相比要更“真实”，因此也就通常自我标榜更具有道德优先性。只不过，当下现实的复杂性在于，看似更“真实”的新媒体，其实面临着与传统媒体基本一致的共同处境。
文艺领域过去在处理真实性问题时，“艺术源于现实，高于现实”，是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套路和说辞。艺术是现实基础上的虚构，正是在这个逻辑上，通过虚构来完成对现实的描摹和掌控，是所有门类艺术的必由之路。今天最大的难题在于，无论媒介是否迭代，几乎所有艺术学科都在尴尬地重新标识自身与真实性的界限。当前正如火如荼的“非虚构”思潮的兴起，正是这个时代性的、整体性的文艺生态的变迁的最生动写照。自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栏目后，这一新文体就立刻成为当代文坛瞩目的焦点。这一现象在其他文艺领域同样也有着深刻的体现，例如舞蹈领域杨丽萍针对传统舞蹈弊端所先后提出的“原生态”“衍生态”，油画领域杨飞云等提出的针对传统写实的缺欠的“新写实主义 ”等等，无疑不深刻说明了原有通过虚构来完成自身的文艺生态的内在危机。
今天无论是对发生在新媒体上的文艺作品、现象和思潮的评论，还是在新媒体上发表对一切媒介环境下的文艺作品、现象和思潮的评论，其所依托的理论资源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也不可能僭越出当前以虚构为核心的文艺生态的深刻内在危机。尽管新媒体时代有着太多独一无二的特点，但其依然正在处于，并还将长期处于这场时代困局之中，至少在目前，在文艺评论领域，我们尚未看到其所曾允诺的甜美明天的到来。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社会结构以及媒介环境等都发生了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这样的大时代式的巨变，无疑正要求着文艺走出对于叙事形式与内心隐秘世界的专注，在新的媒介环境下重新界定自身与真实性的关系，以回应这个历史周期内的时代命题。当前，也正是因为各类文艺评论其自身所依托的不同的媒介平台、其自身所处的不同的媒介环境，以及其要面对的处在不同媒介环境和媒介平台中的文艺作品、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存在着诸多层面、角度的错位和杂糅；所以，我们若想在今天讨论新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就必须在当下错综复杂的文艺话语场域内，尽可能地对不同层次、角度的新媒体文艺评论进行界限和疆域的划定，惟其如此我们真正才有可能对当下的新媒体文艺评论的现状、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有着宏观的、整体性的和全局性的把握。
我国新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的使命，归根到底，是要对新媒体时代背后的，正处在大历史周期中的中国现实、中国经验、中国情感、中国故事，进行以当代中国为方法的梳理、描摹、抒发和讲述。因为，这一波以新媒体为标识的中国现实、中国经验、中国情感、中国故事，是中国自进入到现代社会以来，又一次具有了世界范围的原创意义和价值的历史周期的精华和结晶。
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讨论我国新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的根本基点。
关键词：媒介事件 运作 广播主题活动 学雷锋活动
媒介事件是从西方引入的传播学词汇，在学界有两种理论范式。一是将社会现实中发生的真实事件经过聚焦、放大、删减等媒介化处理，形成媒介事件；二是某些社会组织、政府机构、媒介单位乃至公众人物出于某种宣传目的，人为安排或策划某种事件在特定的时空发生，引起媒体的关注与报道，从而形成媒介事件，吸引大众的广泛参与。媒介事件具有非常规性、直播性和提前策划性等特征，涵盖事件组织者、媒体、受众三大要素，能够起到凝聚情感、化解矛盾、延缓冲突、整合社会、文化认同等作用。
一、运作范式一：真实事件媒介化（聚焦、放大）媒介事件
真实事件：2012年2月13日黄昏，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发生特大火灾，烧毁了70余栋房屋，500多位侗乡群众的家园化为灰烬。在严寒中，受灾群众面临着重建家园的巨大压力，急需食品和御寒物资，更需要心灵的关怀与抚慰。
媒介化与媒介事件：湖南电台交通频率（下称湖南交通频率）在得知受灾群众的困难后，及时组织、动员、聚合各方援助力量，为一对一整体援建通道受灾家庭而发起的“学雷锋，爱心大行动”就属于媒介事件。“援建通道受灾家庭”的媒介事件形成来源于真实事件，事件在形成过程中，进行了两次升级编码和整合推广，形成对事件的再次聚焦、放大，媒介事件影响力不断提升。
一是2月14日至16日，在特别节目中倡议听众为受灾群众捐赠爱心物资，2月15日至17日，分四批将爱心物资运抵灾区并分发到群众手中；二是2月16日至24日启动“学雷锋，爱心大行动”，并在事件中整合推广了“义卖平安小精灵”“爱心车友会”两大自身品牌。两次升级编码坚持以大板块直播的形态，连线、微博互动的方式，聚合各方援助信息，新闻、节目、活动互融互通，音视频、图文全媒立体传播，援建事件经由多家主流媒体的关注及追踪报道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媒介事件。而事件本身所呈现的良性互动，汇聚爱的力量，不仅帮助了侗乡百姓逐步解决困难，更重要的是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像雷锋一样有社会责任感、热心帮助他人的忠诚听众，他们全程参与并亲手将捐献的款物交到受灾群众手中，见证了“车友会”的诞生，事件真实诠释了雷锋精神就是一种爱，是一件件小事汇成的大爱，也进一步深化了湖南交通频率以“爱心广播，平安调频”为己任的品牌形象。
二、运作范式二：媒介化的动机策划事件媒介化媒介事件
动机与策划事件：媒介事件不同于一般重大新闻及突发事件，就在于它具有提前策划性。2011年末，湖南电台以事业部为单位进行了选题策划。借助突发事件已成功运作第一季“学雷锋”活动，援建通道受灾家庭；提出以“祥和中国节，清明祭雷锋”为主题，将保护传统节日和弘扬雷锋精神进行有效对接，运作“雷锋在心中，‘锋蜜’在行动”活动，提升电台第二季“学雷锋”活动；同时策划以年轻受众为主参与的“千名青年志愿者爱心家教行动”和“绘制世界最大涂鸦版雷锋头像”，带动“学雷锋”活动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提升第三季“学雷锋”活动内涵。
媒介化与媒介事件：媒介事件往往十分复杂并交织着多种成分，传播学者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将媒介事件分为三个脚本：竞赛（contest），强调有规则的竞争，如知识竞赛、辩论会；征服（conquest），征服者通过自由意志的行为，实现对已知极限的超越，如挑战世界吉利斯纪录、攀登珠峰；加冕（coronation），强化仪式感，如祭奠仪式、颁奖典礼等。
以竞赛的形式呈现学雷锋活动。考虑到传统广播非视觉性的缺憾，作为面向青年群体广播的文艺频率青春975，弱化了竞赛中的对抗、竞猜成分，选取其中强调的有规则竞争，策划“千名青年志愿者爱心家教行动”，筛选一批有一定知识储备、乐于奉献的青年志愿者，为进城务工子女、家庭困难子女开展爱心家教活动，让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青年志愿者精神在青年一代中发扬光大，这也正是雷锋精神所倡导的，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以征服的形式呈现学雷锋活动。文艺频率青春975联合芒果Radio校园全媒联盟，举办了冲击世界最大涂鸦版雷锋头像活动，湖湘青年用涂鸦这种先锋艺术方式纪念雷锋并向这位永远的青春偶像致敬。3月4日，经由4名80后青年，耗时12个小时涂鸦绘制完成的“世界最大涂鸦版雷锋头像”正式亮相。参与和见证活动的听众认为，喷绘最大涂鸦版雷锋头像这一行为本身，反应出的正是当代新青年的雷锋精神：锐意创新、勇于挑战、不惧困难。
以加冕的形式呈现学雷锋活动。加冕强化的是仪式感，现场观众常常被赋予一种积极的角色，以集体的心声凝聚着社会，受众通过参与事件产生一种集体意识。在清明时节，新闻频率在长沙市望城雷锋纪念馆举办“祥和中国节 清明祭雷锋”活动。感动中国人物“烤羊肉串的慈善家”阿里木、雷锋班第一任班长张兴吉、望城雷锋纪念馆原馆长雷孟宣、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王达佳等雷锋式人物齐聚雷锋纪念馆，率领2000多名方阵队员接力朗诵《雷锋日记》，并共同发出“学习雷锋，争当锋蜜”的倡议。
三、运作思考
1.受众参与与广播互动的平衡
如何激发受众关注。媒介事件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大众在一定意义上是被“邀请”来参加，这决定了媒介信息对受众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援建通道受灾家庭”特别节目中，记者深入受灾群众的家中、学校、村委会采访，将侗寨之前迷人的风景与大火烧毁后家园的惨状作对比，讲述志愿者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临时村小恢复上课、孩子们能吃上早餐等故事，以细节打动人、感染人，动员更多的听众奉献一份爱心。二是报酬的原则，即受众能灵敏地感知和记忆那些有利于其需求和兴趣的信息，因而及时、准确、多终端、多频次信息尤为重要。在学雷锋活动中，湖南电台旗下媒介资源通过“锋蜜”故事线性宣传、各档节目中的口播词、明星公益ID、电视宣传片、海报、户外广告、微博互动等多种形式，新闻、节目、活动“三驾马车”互融互通，抱团传播，形成合力。
名人效应吸引关注。学雷锋活动中，不乏名人参与的身影，带动了事件的良性互动。感动中国人物阿里木，从贵州来到湖南参与祭奠雷锋，为雷锋家乡人讲述其烤羊肉串资助困难学生求学的故事。当交通频率通过电波、微博义卖平安小精灵的消息后，微博中湖南卫视知名主持人、天娱艺人纷纷转发或@湖南交通频率官方微博，并亲自到现场购买，为援建通道尽微薄之力。他们的率先参与，为广大听众树立了榜样，带动了更多受众参与活动。
寻求受众的共识。媒介事件中寻求受众共识来源两方面，一是行为忠诚度，强调受众跟媒体在接触行为方面是一致、持续、稳定、经常的；二是情感忠诚度，强调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美誉度较高，受众参与媒体的活动能获得情感、心理上的满足。从交通频率运作的“援建通道受灾家庭”活动来看，突发事件容易引起受众的选择性注意，这无疑为受众忠诚度的培养、策划媒介事件提供了契机。但实践证明，仅仅报道突发事件吸引社会公众的关注，媒体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只有组织、动员、聚合各方援助力量，策划承载力量的事件活动，才能让受众充分参与、互动、分享，当受众充分参与其中，有了较深的感情时，媒体本身也赢得了受众的认可。
媒介事件的语言表达特点。媒介事件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但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人们的表达方式更加多元，存在着表达差异化的现实，这就需要媒介事件的语言表达具有建设性、情节性、感性化，目的在于获取大众的广泛参与、认同。湖南电台的事业部制运作，让交通频率拥有了全媒体的展示空间，交通频率与移动电视实行内容、渠道、人力资源共享，实现图文、音视频传播，真实再现了灾区百姓的生活现状。画面的真实感，胜过语言的表达。此外，特别节目播出了以主持人第一人称采制的广播声音日记，真诚讲述在灾区看见、听见、感受到的救援瞬间，并将节目音频、文字、图像共享在芒果广播网官方网站和微博上，网友们纷纷转发，发表评论，达到了动听、动情、动人的传播效果。可见，媒介事件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协调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意见，使之进入良性互动的阶段，共同引导舆论，成就媒介事件。
媒介事件广播呈现的优势。相比于报纸、电视，广播媒体的内容版面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依据最新动态随时调整，启动特别节目。正如日本传播学者佐藤卓已所言，广播媒介属于动员大众的社会媒介，是给人以信赖感的媒介。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更是建言：“电视对广播的影响之一，是使它从娱乐媒介转变为一种中枢信息系统。”因而，媒介事件的广播呈现一定不能脱离自身优势。
2.规模与效果的平衡
因地制宜策划媒介事件。事件的策划、执行、呈现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据真实事件的轻重缓急、动机时间节点的规划，因势利导分对象、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切勿同一媒体在同一时间段策划主题相同的媒介事件。在学雷锋活动中，湖南电台旗下各频率，围绕“学习雷锋、缅怀雷锋、争做雷锋”的阶段性主题，分阶段策划实施，形成了执行频率挑大梁，参与频率唱合声的内部合力，电台整体“背靠背”传播，有利于实现传播价值的最大化。此外，对媒介事件三个脚本的运用，要特别注意相应的脚本符号对应着相应的时间节点，在策划一个媒介事件时，要打磨该事件的过去（历史）、现在（现状）、将来（趋势），找寻到事件的现实针对性。
三大要素合理分工。事件的组织者，负责收集元素并结合真实事件或动机策划媒介事件，并拟定其历史意义，预计传播效果；媒体，通过对元素的组织、策划、整合、重构挖掘事件的深层意义和趋势，凸显媒介事件的新闻价值，带动多种媒体的关注和集中报道，授予事件以特殊的重要性，造成轰动效应；受众，通过在现场阅听、阅读、阅视，对事件进行参与、互动、分享，并采取行动践行。三方面都必须给予积极的认同，并拿出相当的时间和其他投入才能使一事件顺利地成为媒介事件。
事件要有现实针对性。媒体对事件意义的注解与深化不单纯是敬意的抒发与赞美，还必须找到当下的意义来进行价值观的传递。交通频率发起的“学雷锋，爱心大行动”，具有社会整合价值。通过一帮一整体援建受灾家庭来强调自强不息、充满大爱的民族精神，使不同利益需求的人能够在共同的社会认同基础上形成一个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的社会共同体，发挥其对社会的整合作用。新闻频率发起的“祥和中国节，清明祭雷锋”活动，具有情感凝聚和文化认同价值。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每一个社会要想发展和生存，“都必须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这种精神的重新铸造只有通过聚合、聚集和聚会等手段才能实现，在这些场合个体被紧密地联合起来，进而加深他们的共同情感。
【摘要】当今社会媒介技术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新兴媒体层出不穷。面对日新月异的传媒技术，高校新闻传播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既遭遇挑战，亦面临机遇。本文通过对比发达国家高校与国内高校的实验室建设，指出国内实验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认为眼下应从整合资源、校园媒体社会化以及教师队伍技能化三方面入手加强建设。
关键词 技术升级 实践教学 新闻传播实验室 职业化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把广播节目采集、录制和播出带入新时代，同时数字音频节目的共享、在线调用也变得越来越简单。由此产生的自动化播出系统使电台的信息采集、节目制作和播出都产生了质的飞跃。①例如电视节目的采编制作，早已脱离了传统的磁带或胶片的线性编辑方式，采用非线性编辑系统进行操作，且相关软件一直在更新换代之中，平面出版物的制作亦如是。在这种大整合、大洗牌的格局中，传统广电行业与高科技及新兴行业正在进行着交叉与融合，产业的长足发展需要大量优秀的人才，而剧烈变革的产业特征，又对传媒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②
新闻传播类学科是必须基于扎实的实践基础之上的社会类综合学科，学生不但需要理论知识的支撑，更需要动手实验才能掌握实践技术与传播技巧。左铁镛院士认为，“实验室是学校的半壁江山”③实验室承载着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造能力的职责，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必须充分重视的一环。
一、国内外高校新闻传播实验室情况概述
1、美国高校新闻传播实验室发展概况与特点
相对而言，美国的新闻教育体系在全世界是最完善的，新闻传播实验室所掌握的管理理念与技术也是较完备的。美国的知名新闻传播院系有很多，如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斯坦福大学新闻学院等等。美国很多高校都沿袭着密苏里方式（Missouri method），要求在“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④就新闻传播实验室而言，教授与学生共同建设，通过校办媒体为学生全面营造全媒体化的教学环境，让学生全方位在媒介实践中探索新闻规律、掌握传播技能是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优良传统。早在二十世纪初期，从高校实验室走出课堂的校级、社区级媒体已成为大趋势，密苏里大学将这一优良传统发展到了极致，将新闻传播实验室完全按照产业化的模式来运作，在实验室中成立的校园媒体拥有董事会，往往由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或院长担任，负责媒体的全部运营。这样的模式其他学校也争相效仿。
学生在实验室中利用电子采编系统完成的报刊、书籍，与利用演播厅、录音室等完成的电视节目、广告，甚至是成立的电视频道都是面向社会发行与播出的。普遍社会化、开放性突出，是美国高校新闻传播实验室的特色。
此外，除了社会化与开放性，技能职业化也是美国新闻传播教育所强调的特点。职业化是美国新闻教育与生俱来的特征。⑤高校同媒体市场高度对接，学生在实验室进行的实验是基于媒体市场所需，有针对性地开展，如此培养出的学生职业化强，学生毕业后很受媒体欢迎。新闻传播教育的基础是技能训练，技能训练的前提是社会需求，在教育中要不断与社会实际相结合，进行有目的的职业技能训练，才能使学生在进入社会后能尽快满足职业的要求
2、国内高校新闻传播实验室建设概况在媒体技术的变革与升级，教育投入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为了迎接数字化信息时代，提高高校人才新闻传媒职业素养，国内高校新闻传播实验室建设亦加强投入，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之中。
21 世纪初期，为了培养出动手能力强的新闻人才，高校纷纷成立研究所，组建实验室。此时的实验室功能与结构还都比较单一，如广播电视实验室、摄影摄像实验室、出版编辑实验室等等，培养学生单一方面的技能。
现如今新闻传播实验室的功能升级演变为培养综合素质高、操作能力强，能够适应未来媒体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多媒体综合传播需要的高层次的传播领域人才。如中国政法大学组建媒体基础技术实验室、数字图像与动画专业技术实验室以及多媒体新闻信息综合处理平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更是建立了焦点小组访谈实验室，引进了脑电仪、眼动仪等高端技术设备。其他一些有条件的高校在政府、社会资金支持下，建立了数字报纸出版系统、报社运行模拟系统、3D 数码图像处理室、网络多媒体设计实验室等等实践资源。
只有通过加大对实验室的建设，才能保障教学与新闻实践前沿接轨的实验技术条件，使单向的教学方式发生改变。在这样的契机下学生有越来越多的实训实验机会，能够在学校的训练中走向职业化。
二、技术升级与实验室建设之间的矛盾
传媒技术与设备的不断更新换代推动着高校新闻传播实验室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实验室亦出现相关问题。在新闻传播学科被确定为一级学科的十四年时间里，国内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不断增多，在校生数量也不断增加。然而很多高校实验室器材设备都是在创建之初引入的，硬件设施后续投入力度不足，媒体技术与设备日新月异但高校资金支持衔接不上，导致实验设备无法定期更新。长此以往实验教学设备数量与质量都无法满足实际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介技术升级、学生规模扩大与实验教学质量保障之间就暴露出较大矛盾。
其次，技术升级与实验室建设之间的矛盾还体现在实验教学教师技术能力无法与时俱进。对比美国高校新闻传播学院的教师队伍，其兼职教师人数庞大，多为优秀的传媒机构、企业工作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长期接触媒体使他们的技术能力与社会相接轨，能够掌握和运用前沿的传媒技术。“在美国，新闻院校教授中只有17%的人是没有当过记者，与博士学位相比，新闻从业经验更是聘用新闻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我国新闻师资中，有新闻工作经历和经验的，可以说寥寥无几。没有合适的师资，技能教育只能纸上谈兵”⑥目前我国新闻院在招聘时，最注重的是学历与科研成果，实践技术并不是第一位的，并且大多数教师在任教后便与社会媒体脱节，专心搞起科研。据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吴廷俊、王大丽对我国五所著名的新闻学专业的65 位在职教师的调查，其中只有18 位有新闻业务实践经验，仅占总体调查对象的27.97%。⑦很多教师学历高科研成果突出但技术技能有限，在实验室建设与实验课程设计时难以提出有前瞻性的建议与意见，直接影响到实验室的长远发展。
此外，实验室开放制度不灵活致使学生自主实验受限，实验室课课时有限，学生要真正掌握技术操作必须要在课余时间进行自主实验。然而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是采用在固定时间、固定班级、固定实验室开设固定实验项目的做法，随着高校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的改革，这种相对封闭的实验模式限制了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⑧以西北政法大学现代传播实验中心为例，在实验室规章制度中，自主实验需要经过院系领导、教师、实验员的层层审批，且对学生人数有一定要求。自主实验手续繁琐导致大部分高校新闻传播实验室开放实验开展的并不理想，实验室的规模与其开发利用率不能成正比。
三、新闻传播类学科实验室的建设
近年来传媒格局发生变化，互联网迅速崛起，媒介融合正在进行时。传统媒体遭受新媒体的蚕食，传播技术发展迅猛。因而高校新闻传播实验也应与时俱进地展开变革。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实验室技术升级、高校联合建设
新闻传播类学科实验室在建设与发展时由于设备要求，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每所高校都各自为营，独立建设自己的实验室，只会造成资源浪费。随着传媒技术的升级更新，如果省内高校能够联合共建实验室，力往一处使，钱往一处用，便能在实验室改革中形成事半功倍的效果。实验室不仅要联合共建更要联合管理、联合利用，形成公共实验室，这样能够提高实验室设备器材与空间场地的利用率，更能够促进不同高校的学生进行专业技术交流。在公共实验室的基础上，有条件营造全媒体化的实验环境，将实验室建设推向一个新高度。
2、校园媒体社会化、与业界互通有无
开放校园媒体面向社会，推动学生利用学校实验室如演播厅、多媒体编辑实验室等制作的节目、编排的报刊出版物走向社会。例如在地铁附近派发免费的学生报刊，报道校园内外的新闻；制作互动出版物，为学生、家长及其他有需求的人群提供电子版等。此外欢迎社会节目来校园内制作，学生可以观摩学习，必要时提供人力支持。
“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⑨如此能够使学生更多地接触社会媒体，拓展兴趣、了解前沿技术技能、获得实践机会，还能提高实验室的使用率，也给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经费上的支持。
3、教师队伍技能化
“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在实验室建设中，教师的技能素养至关重要。只有教师经常与媒体接触，了解、掌握前沿的技术技能，才能在技术升级的大趋势下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为学生传授前沿的理论与技术，也为实验室的发展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使实验室发展与社会媒体的发展情况相适应。
除了进入媒体强化自身，“实验室在采购各类数字化设备和相关软件的时候，也可以利用有关企业的技术人员，对本实验室的师资进行设备和软件技术培训。”⑩新闻传播类学科是有多门社会科学组成的，在这样的学科中，技术类型的教师不能只是少数的一两个人或者由外聘教师组成，应将大部分教师由理论型转向理论-技术型，利用寒暑假时间到社会媒体进行培训实践，使整只教师队伍技能化。
结语
面对传媒技术的不断升级与变革，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已经超过对研究型人才的需求，实验室是技能型人才培养中重要的一环。新闻传播类学科的实验室建设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岗位需要相结合，高校与高校间实验室应实现相互整合，新闻传播实验室主动与社会媒体相联合，如此才能突破瓶颈发展出新闻传播类学科实验室的特色。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全媒体视域下新闻传播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SGH140607）】
参考文献
①李建刚：《技术变革与广播媒介转型》[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76
②罗共和、黄元文，《实践性教育理念与传媒类人才培养》[C].邱沛篁、吴建、陈祖继，《四川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论》[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257-258
③徐枞巍，《实验室是大学中基础的基础》[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4（9）：1-4
④慕明春：《美国高等新闻教育管窥》[C]. 慕明春，《法制新闻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3：198
⑤林牧茵：《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5
⑥徐向明：《新闻职业场入门》[M]. 南方日版出版社，2005：163
⑦雷跃捷，《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成就和问题》[J].《现代传播》，2013（3）：135-138
⑧王峰、鱼静，《高校开放实验室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1（3）：321
⑨曾庆江,《文科型新闻学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分析》[J].《新闻界》，2008（1）：151-160
⑩谌柯，《西部高师新闻实验室建设在数字化进程中的对策研究》[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06（5）：128-132
然而，究竟什么是栏目剧？面对仍处在发展过程中的节目样式，学界和业界都还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界定。对栏目剧自身的特点做出阶段性总结，认清其发展现状中的弊端，找准定位，为栏目剧的长久生存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仅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更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
一、各类型栏目剧的共同特点及优势
栏目剧，顾名思义，由“栏目”和“剧”构成。栏目剧就是要把电视栏目与影视剧结合起来，在栏目中演戏，在戏中做栏目，同时兼具电视与电影的双重本体特性，在夹缝中破土而出，却也在夹缝中吸收营养，顽强生长。
就目前全国各电视台播放的栏目剧来看，可谓形态多样。有的是用情景再现或剧情表演的方式讲述新闻，使民生新闻更具故事性，也更体现平民视角、民本取向，如湖南经视的《新闻故事会》；有的则借鉴了传统艺术形式，如南京电视台的《新三言二拍》，主持人手握纸扇，向观众讲解或点评短剧中的人和事；还有的承担起了文以载道的历史使命，以日常生活为素材，为人们展示一个个精彩案例，最终达到教化大众的目的，如四川的《经济麻辣烫》，用短剧的形式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经济故事，为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经济困惑做出了相应的解答。
然而，个体差异的存在掩盖不了同一种属的本质。尽管栏目剧形态不一，但它们有着区别于电影、电视剧等不同艺术形式的共同特征，而这些特征的综合也正是栏目剧自身的天然优势。
首先，戏剧性。这是栏目剧的最突出特征，“栏目”只是一个外在形式，“剧”才是核心内容。虽然有的短剧只有短短十几分钟，长的也不超过一个钟头，可戏剧的基本特征全部浓缩于其中，情节的跌宕、悬念的设置、细节的刻画、心理的描写、矛盾冲突、音乐音效、美指灯光，一个都不会少。而且，由于时间上的限制，栏目剧克服了影视剧的冗长拖沓，独立成故事单元，叙事结构更加紧凑，矛盾冲突也更为集中，通过不断构设的兴趣元素及快节奏的叙事转换，使人物故事更具传奇性，人物动作也更性格化，与当下快餐文化的基本消费要求十分契合。栏目剧以其独立、紧凑的特质，展现出与普通舞台剧和经过编排表演的电视连续剧之间的截然不同的观赏效果。
其次，本土化。栏目剧起源于地方电视台，关注的是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世态人情到伦理道德，从婚姻家庭到经济纠纷，所有有关民生的社会问题都是栏目剧的重要题材。再现当地人的生活原貌，展现当地人的生活场景，揭示当地人的生活问题，“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是栏目剧生存所依托的强大动力。有调查显示，许多省市频道推出的栏目剧在其所有收视节目中收视率均名列前茅。栏目剧真实地反映生活，常常会涉及一些伦理边缘地带的人性矛盾，这些题材敢于直面现代情感生活的真实面相，并最终给出某种合理的结局或劝谕，在表象的情感故事下，蕴涵着深层次的道德含义。栏目剧的叙事“既是真实的虚构，也是虚构的真实，它们按照美学原则对生活作了演绎和再创作”，[2]不刻意追求艺术化，力求为普通观众所接受，既还原了生活的质感，也表现出了生活的本质。
最后，互动性。观众的参与互动是栏目剧发展的最有力支撑，也是栏目剧播出火爆的最重要因素。栏目剧不仅取材于老百姓身边的故事，而且剧中的主角由老百姓自己来担任，演绎自己的故事，演绎周围人的故事。很多电视台长期招聘栏目剧演员，大都条件不限，惟一的要求是“热爱表演”，无论是金领白领还是工人农民，无论是幼稚孩童还是耄耋老人，只要对表演感兴趣，就有可能获得“触电”的机会，上电视、做明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普通人也可以体验做明星的感觉，在电视里看到家人或邻居成为电视里的男/女主角，这种新鲜感及由此带来的辐射效应，无形中拉近了电视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栏目剧也进而成为老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贴近性的文化生产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扩大了老百姓的参与空间，也提高了其参与价值，大大增加了栏目与老百姓的互动性。
二、栏目剧的本体局限性
当然，提到栏目剧时，也有些人会脱口而出“烂剧”。不得不承认，栏目剧在表演上确实不如电视电影演员专业，在制作上更没有影视剧的精致，时至今日，各种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制约着栏目剧自身的发展。
1．创作资源的匮乏
自从2006年各地电视台将栏目剧改成日播节目之后，栏目剧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创作资源的匮乏，每天一个不同的题材，强大的播出量造成素材供应的紧张，更给创作带来了巨大的难度和压力，尤其是剧本创作，有些编导不得不杜撰剧情，栏目剧便由此失去了真实性，变成了小型电视剧，而观众要看的是实实在在发生在身边的事，并不是一个浓缩版本的电视剧，若长此以往，必会将栏目剧导入歧途。有些电视台为了应对青黄不接的局面，采取自制加外购的运作模式，表面上似乎缓解了燃眉之急，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从长远看，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剧情创作的平淡
即便有了适合的创作素材，“如何编好剧情”也是给电视台的总监编导们出的又一难题。编剧是整档节目制作的第一道工序，更是首等重要的环节。然而，因日播需要而产生的海量成批创作，造成了故事情节的平淡乏味和叙事结构的模式化。因低成本投入而遭遇的拍摄局限，导致编导们原始的创作意图得不到实现，只得委曲求全，凡是遇到有可能耗费大量资金的动作或情节，均需绕道而行，另改剧情，而此举往往就将原本出彩的情节点改编得平淡无奇、面目全非。没有了连台好戏，又如何吸引观众的眼球，抓住观众的心呢？
3．生产制作的粗糙
只要有些观影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电视里播放的是否是栏目剧。不成熟的表演，略感生硬的对白，只在单一机位表现某一个场景，画面的表现力不足，信息含量单薄，几乎成了栏目剧的“招牌”，当然更不可能有让人眼花缭乱的蒙太奇剪辑。如果说演员演技不佳是由于没受过专业训练的话，观众尚可理解，因为大多数受众关注的并不是演员的演技，而是画面所讲述的故事，只有故事本身感人才能够打动观众。在外部形态上十分粗糙的“烂剧”，却仍能获得老百姓的青睐，收视率节节攀升，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即便故事再感人，如果没有专业的制作水准，也会让人觉得平淡乏味，专业的制作团队包括导演、编剧、摄像、剪辑等，当然，演员除外，对非专业演员的采用恰恰就是栏目剧的最大卖点。现在的电视台，只要一出马，大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再加上年轻人普遍存在的心浮气躁的心态，做出来的成品也往往会略显肤浅单薄。而在“日播”的强大播出量的压力之下，为了节约成本，缩短生产周期，制作团队根本不可能把每部短片都当成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呕心沥血地去做，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就是最高的要求标准，因此，呈现在广大受众眼前的作品大多是匆匆赶制完成，不免有急功近利的嫌疑，更谈不上制作的精细。利益的恶性驱动会使栏目剧走向死胡同，这值得广大媒介人士提高警惕。
栏目剧以其制作成本低、地缘性强等特点，仍存在着较大的市场潜力，尤其对于地方电视台而言，占领当地市场乃是不可怠慢的战役。
也正是由于栏目剧的本土化特点，在未来的发展中，栏目剧很可能成为地面频道的核心竞争力。而与地面频道共存的另一大播出平台，卫星电视，对栏目剧的研发并不十分迫切，因为卫星电视的覆盖面较广，不仅要考虑节目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还要兼顾不同地域观众的欣赏水平和欣赏习惯，定位的节目需要弱化其地域色彩，而这恰恰与栏目剧的本土化特点相悖。
但就目前来看，栏目剧自身仍有着很大的横向发展空间――细分题材，做出品牌。有不少电视台已经将栏目剧的内容题材分割开来，有单独反映老百姓经济问题的，如四川电视台的《经济麻辣烫》，也有专门反映情感生活的，如湖南娱乐频道的《欲望都市》，但大多数电视台还是把所有题材混在一起，没有进行细致的区分。题材的划分有助于栏目剧打出品牌，正所谓术业有专攻，专人专事，编导可以透彻了解并准确把握某一类题材，并将这一类题材做细，做精，做出品牌，而这也正符合电视文化产品工业化生产模式的要求。
注释：
[1] 张步中、丁玲华：《电视栏目剧研究价值探析》，载《传媒观察》2007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