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01 17:14: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财政政策类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轮经济上升期出现的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偏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使然。除了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政治周期”推动,以及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体制性因素影响以外,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迅速升温也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可否认,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走出通货紧缩,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可谓功莫大焉。但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不再是总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刺激总需求扩大。对此,去年底以来,货币政策选择了适度从紧的取向。而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如果继续在“积极”的道路上前行,势必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相矛盾,也将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另外,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仅长期建设国债就累积达到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这些都为财政运行本身带来不小压力。因此,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现行财政政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刻。
我国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为财政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年金税、金盾和金财工程全面实施,税收征管进一步强化,税收实际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4306.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年度预算60.7%,这是近年来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进度最好的一年。虽然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放缓(如清欠出口退税、部分偏热行业引起的税收增加部分将随着宏观调控见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财政收入增加额仍可能达到400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压缩赤字、减发国债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逐渐缩小扩张力度,实际上在进行淡出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2004年维持了3198亿元的赤字,没有安排新增赤字。随着GDP的增长,实际的赤字率(赤字/GDP)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亿元,调低到2003年的1400亿元,2004年又减少至1100亿元,并且明确承诺将逐步停发。(3)2003年10月出台的新出口退税政策,使出口退税率在总体上降低了3个百分点。(4)长期建设国债的投向有所调整,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到在建重点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和支持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实践不仅为财政政策进一步调整积累了经验,而且形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预期,这将减少政策调整的难度和阻力。
二、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从扩张性政策逐步转向平衡性财政政策
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的必要性已经被大家所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淡出”或“转向”。但是对如何调整,调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调整后政策的新作用点等问题则存在争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把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界定清楚。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亦称自决的财政政策)和“内在稳定器”(the built-in stabilizers,亦称非自决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又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平衡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国债和税收。平衡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亦即不应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及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应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而所谓自动稳定器,一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的自动稳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平衡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采取同幅度对冲性政策组合,比如减税与减少政府支出组合,或者增税与增加政府支出组合等。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来国际上对自动稳定器的调节作用给予较多关注,但是在我国以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还很薄弱。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正应该是平衡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在总量上,平衡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不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维持财政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维持当期预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减赤字余额,并保证不出现新的赤字。在结构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过热行业的发展,财政资金从“越位”领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颈部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财政资金转向公共财政“缺位”领域。实行平衡性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稳定社会总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对冲性政策组合,努力实现预算平衡,优化支出结构,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
三、“平衡的财政政策”在当前可表述为“适中的财政政策”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认为在财政政策的名称选择上可考虑三个标准:(1)是否代表了宏观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政策类型;(2)是否明确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准确传递政策信号,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义和误解。
对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名称选择,大体上有以下7种主张:(1)“适度的”或“温和的”财政政策;(2)“可持续的”财政政策;(3)“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4)“稳健的”财政政策;(5)“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6)“结构性”财政政策;(7)“中性”财政政策。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种提法,“适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对于财政政策调整方向并没有指示,可以适度扩张,也可以适度紧缩,不便于引导预期,对于以上三个标准都不满足。而“温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减轻、柔和、适度和不过分等意思,可能会给人逐步降低和减少扩张幅度的预期,但是容易引起误解。关于“可持续”的提法,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收支平衡、不搞无米之炊,并使财政政策的重点转向加强薄弱环节,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提法带有中长期特点,但对短期宏观经济调节的导向比较模糊。至于“相机抉择”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财政政策的类别和具体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而且导向并不清楚,显然也不合适。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支撑点在于认为我国当前财政政策既然不扩张也不紧缩,那么选择稳健的提法正合适宜。其实不然,仅从“稳健”一词很难判断出政策的方向和趋势,虽然我国近年货币政策也采取了“稳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执行的实质上看,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种适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之所以称稳健,其强调的是在松动银根、支持增长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风险。这样来,如果财政政策也称“稳健”的,则可能使人们比照货币政策来理解,而形成继续扩张的错误信号和预期。因此,这个提法不满足第二、第三条标准,显然也不合适。至于第五种提法,“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可能有矫枉过正之嫌,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看,的确存在呈现局部偏热,警惕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还没有需要进行全面紧缩的时候,而且宏观经济本身还存在再次步入通货紧缩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提法不满足第一条标准。而主张使用“结构性”财政政策的提法,应该说其抓住了我国财政政策调整后的主要着力点——支持结构改革。但是作为一项财政政策的名称,它并没有标明政策调整的总体方向。结构调整可以在扩张中进行,也可以在紧缩中进行,即不满足第二条标准,所以也不太合适。
目前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经典财政理论对“中性财政政策”(Neutral Fiscal Policy)并没有严格界定,一般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主张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二是政府干预主义的观点,将财政政策定位于扩张性与紧缩性之间,强调在总量上不影响社会总需求。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正在讨论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层意思,其实质与平衡性财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财政政策有一个硬指标——预算平衡,而我国当前3198亿元赤字的削减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会给人们传递过于“严格”的信号,容易误解政策调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财政政策也可能被误解为政府“无所作为”和“经济中立”,不利于准确反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
据此,我们建议财政政策的调整取向应为“适中的”,“适”表明渐进和适度的意思,标识了政策的力度,同时也留下了灵活操作的空间;而“中”则表明政策调整的方向,强调不偏不倚,介于扩张和紧缩财政政策之间。“适中的财政政策”这一提法,能体现我国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是逐步实现预算平衡(考虑到削减赤字的渐进性,预算收支平衡应当作为一个中期目标,例如在“十一五”期间达成),并能体现政府在政策调整中将“有所作为”的态度,又能反映政策调整的渐进性特征,而且能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满足以上我们提出的三个判断标准。
四、“适中的”财政政策实施要点建议
根据我们的研究,建议“适中的”财政政策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
(一)大规模减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停发,尽快兑现将其调减至零的承诺
关键词： 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 稳健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财政的收支既不会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会产生紧缩效应。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政策的中性。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自2005年开始我国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为何转型以及如何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广大财政理论及实际工作者需要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中国出现了外部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等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反周期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从本质上讲，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以国债和支出两大政策工具的运用为主。
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尤其是外贸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外贸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
二是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均下降，通货紧缩显现。
三是买方市场全面形成。1997—1998年我国出现了全局性的“买方市场”，绝大多数产品供给能力大量闲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四是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尽管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准备金率等，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间和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在上述背景下，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我国自1998年开始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实行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拉动经济增长（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刺激投资需求、增加出口、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二、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原因分析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看，扩张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常是一种短期的临时性反经济周期手段，长期实施则有可能导致财政风险增加并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运用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刺激经济增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和转型问题。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扩大政府投资使总供求均衡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资转化的收入效应改变居民消费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增强民间投资意愿，最终使市场机制恢复自主运行能力，经济增长恢复内在的秩序。这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是作为一项反周期调节的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始终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产生明显的效果，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政府，对居民消费拉动弱，而政府消费率却节节上升。
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已进入新一轮快速、稳定增长期，民间投资能力迅速扩大、外部经济环境改善。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坚持“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已经箭在弦上，作为宏观经济重要调控手段的财政政策本身为适应这种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也在情理之中。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并不意味着财政将从建设投资领域全盘推出，而是赋予其更多、更重的宏观调控战略职能。实际上是要将短期策略性财政政策逐步转向中长期的战略性财政政策，或是要将积极财政政策逐步转向均衡财政、协调财政或者中性财政，它是包括财政调控目标方向、调控手段组合、调控方式方法的适时、适度转换在内的一个系统工程。
从当前的突出问题来看，随着民间的以及地方政府驱动的投资明显趋于活跃和旺盛，我国投资总量的增幅过大，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长偏快，物价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取代通货紧缩而成为经济运行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政策类型，当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将形成逆向调节并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因此必须实施财政政策的转型。
1、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逐步化解累积的财政风险
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7年来，期间仅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就达到9100亿元之巨，财政赤字率从1997年的0.78%上升到了2003年的3%，国债余额已经超过26000亿元，债务负担率已经从1998年的10%上升到2003年的约20%，累积的财政风险愈益加大。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排除爆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
2、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抑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和通货膨胀压力
一、我国农户小额信贷发展的现状
（一）农户小额信贷发放的主要机构单一
国有政策性银行、国家独资或控股商业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及农村信用社这四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是提供农户小额信贷发放的主要商业机构。国有政策性银行即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有独资或控股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农业银行，新型农业金融机构包括农村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等，农村信用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等。然而就现在的状况来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的工作业务范围为农业政策性的金融业务，基本已经不再涉及开展农户小额信贷业务。中国农业银行在实施商业化经营战略后商业化情况十分明显，农村机构网点不断减少，尤其是在众多贫困地区有很多都没有农业银行的网点。同时，由于农户小额信贷的成本较高，贷款不良率居高不下，银行的效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因此中国农业银行也难以承担农户小额信贷业务。银监会在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批准应用，然而其在农户贷款方面所发放的金额示十分有限，全国31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仅仅只发放了1.7亿元的贷款。因此可以明显看出，上述三类金融机构在农户小额信贷业务提供方面均存在不同的缺失情况。而农村信用社近几年在农户小额信贷业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在2005年全国农信社的农业贷款金额就达到了11529.9亿元，农村小额信用贷款数量达到1578亿元。
（二）农户小额信贷运作过于死板
首先，农户小额信贷的贷款对象依然是以传统耕作农户为主。现代社会传统耕作浓厚逐渐转向其他各种经营户、个体工商户等类型，然而目前农户小额信贷的贷款对象依然是以传统的耕作农户为主，其他类别的经营户、个体工商户等还尚未纳入正式贷款对象中。其次，贷款额度偏低，并且缺少弹性。我国各个区域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均不一致，农户小额信贷的额度需求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然而从农户小额信贷的额度来看，一般额度上限设置明显偏低，同时也没有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优化调整。最后，小额信贷期限以短期一年以下为主。伴随着农民就业范围的扩大，小额信贷期限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短期一年借贷期限无法与生产项目周期一致，导致小额信贷业务难以大范围开展。
二、推动农户小额信贷发展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要推动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作用，一是基于需求方来起到作用，另外是可以通过供给方来发乎作用。通过需求方产生作用主要就是通过对国家三农政策的支持，不断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强化农村信用基础。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坚持的过程。同国家政策性保险的形成也能够对农村金融的信用基础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现主要就财政政策引导供给方资金进入农户小额信贷市场来进行探析。
（一）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建立
金融机构选择不开展农户小额信贷业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农户与小微型企业缺乏相应的担保，并且其还款能力也相对不够稳定，进而使得贷款风险急剧上升。基于财政政策的包括：第一，税收方面。基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在税收方面可以给予保险机构更加优惠的政策。例如，可以见面经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业务的营业税、所得税等；第二，财政补贴保险费。保险费补贴是农业保险的重要特征之一。各个国家在保险费补贴方面均有所不同。我国可以采用直接补贴农业保险费的措施，来根据农民的投保情况对保险费用进行一定金额的补贴。补贴比例可以灵活调整，最高可设置为保险费用的50%以上。同时，还可以结合农业保险的实际开展情况来发行农险保险券；第三，经营护体管理费补贴。农业保险机构由于赔付率较高时常出现经营亏损的情况，因此可以在政策上调整允许其申请一定额度的银行无息或低息贷款，建立多元化的资金运用体系，准许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政策性、低效性的放款；第四，保险补贴。建立专业农业再保险机构，并且由政策财政对农业再保险进行补贴，以支持农村一般保险机构扩大开展农业保险的规模，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的效应，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隐藏风险，同时还可以避免财政风险的形成。
（二）成立新型金融机构扶持部门
新型金融机构扶持部门即为相关的行业协会部门，是由国家财政政策所提供的必要的资金协助，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该金融机构扶持部门需要组织各个行业的专家学者来建立其内部的管理制度，完善治理治理，使得其内部财务证制度更加健全，同时还拥有完善的新型金融决策咨询指导。
（三）推动新旧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
首先，可以从税费减免入手。基于提升传统金融机构贷款给新型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国家财政政策可以适当的对农业银行、信用合作社贷款所得的收益实行税收减免的正常；其次，进行财政贴息。为了推动新型金融机构与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良好贷款关系，可以对新型金融机构所涉及的农户与小微型企业的贷款余额开展财政贴息；再次，形成风险补偿金。如国际孤立的农业信贷领域出现了本金损失，可以根据政策的实际情况来给予20%-80%之间的财政风险补贴，以避免金融机构遭受损失。最后，强化新型金融机构的税收优惠。由于农村的信用基础还有待提升，因此很多金融机构都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因此政府财政政策要利用各种手段与方式来推动金融机构参与到农户小额信贷市场中来，发挥其借贷优势。财政政策可以在其发展初期加大扶持力度，以保证其能够不断的发展成熟。
（四）财政支持建立农户小额信贷担保基金
农户小额信贷担保基金即为农户能够从金融机构快速获取小额信贷提供担保的基金。如果农户无法按期偿还贷款本金与利息的时候，就根据约定条件担保基金将代为偿还。同时，农户小额信贷担保基金将会对农户所欠的债款进行索要。这种形式就大大降低了农村信用社以及金融信贷机构所存在的贷款风险，进给农户小额信贷担保难的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解决措施。由于农户小额信贷担保基金所直面的对象为数量庞大、经济实力不强的农户，因此其更多地表现为合作互助的商业性质。这种合作互助的方式更加容易被农户所接受。农村的信息成本较低，农户之间的信息比较对称，因此可以深度挖掘农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让农户参与到农户小额信贷担保基金的监督与管理当中能够有效降低化农户小额信贷担保基金的运营成本与担保风险。当农户无法在指定的掀起内偿还款项，农村信用社或金融贷款机构将会启动催收程序并且采用法律手段后才可以根据所约定的80%的代偿比率进行代偿，同时向农户进行款项的追偿。
三、结束语
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与计划体制相比较，市场机制无疑更有效率。但是，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它还存在着许多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在宏观上表现为一个盲目、自发的过程，一方面，单个市场主体对于信息的获取是不完全的；另一方面，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市场主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当价格信号显示出某种产品的生产有利可图时，生产者会蜂拥而至，趋之若鹜；一旦该产品生产过剩、相对价格水平自动降低时，商品生产者明白过来已为时晚矣。
这种盲目、自发的过程必然会导致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又如，市场机制还会造成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垄断、企业内部行为经济性与其外部行为不经济的对立等现象，同时在社会领域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也会大大降低。所有这些，都是市场机制自身固有而无法避免的缺陷，都会破坏市场作用的发挥。所以，经济运行客观上要求作为宏观管理者的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与管理，以弥补或消除其缺陷，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
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制定并实施各种经济政策来进行的，针对不同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
各种经济政策在具体实现手段上可以是各不相同的，例如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运用政府开支与税收等工具来干预经济的运行，而货币政策则主要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比率等三大工具来实现政策目标。但是从实质上讲，各种手段、工具都是通过对社会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的调节来实现各自政策目标的；同时又因为在短期内影响社会供给总量变动的因素如生产技术、资本设备的数量与质量、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等都可视为不变因素，因此，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就是在总供给为既定的前提下，来调节总需求，即进行需求管理。如果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存在紧缩的缺口，引起经济增长停滞等问题，此时政府就应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措施来调节总需求，促进总供需的平衡；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存在过度需求，则会存在膨胀的缺口而引起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政府就应该采取紧缩性政策措施来抑制总需求，促使供需趋向平衡。
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或松或紧的政策，将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自然也会涉及到投资领域。投资是在整体经济大环境中进行的，当经济出现过热局面、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政府必然会采取各种紧缩性政策抑制过度需求，如增加税收、紧缩银根、提高利率等等，对投资者来说势必增大其筹措投资资金与投资物品的难度，降低其投资收益水平，因此投资行为受到抑制。反之，景气不旺、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政府的扩张性政策措施如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率与利率、增加进口等，都将会刺激有效需求，投资者此时投资不仅易于筹措资本与投资品，还可降低投资成本，所以投资需求将会增大。如果投资者能够及时预测政府针对不同经济运行态势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那么必可先发制人，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等到政策公布之后，即可稳收厚利。因此，对投资者来说，经济政策分析技术构成了宏观分析技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经济政策分析的首要步骤是了解各种经济政策的功能特性等。只有对各种经济政策的目标、政策手段、政策工具、种类等等有全面认识，才能知道在何种经济形势下应采取何种政策措施，才可能作出正确的分析与预测。其次，是对现行政策有效性的评价，目的在于了解目前实行的政策取得了何种成效，在哪些地方还存在不足，在哪些领域失去效用等，为预测下阶段可能的政策措施打基础。最后，是对计划年度政策目标及政策目标选择的预测。前面已经讲过，政府制定各种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方面：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及其他因素如国内国际政治条件的变化等。因此，投资者进行预测也应该从这几方面进行。
关于经济政策分析有一点必须着重指出，即对经济政策的分析必须结合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分析方可进行。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非无本之木，它总是产生于一定经济环境之中，为一定的经济目的服务的。因而只有在深入了解整体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才可能正确分析各项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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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政策
政府经济政策的种类很多，其中对经济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价格政策与外贸政策。下面分别介绍这四种政策。
（1）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地说，它是政府财政行为的准则。政府财政行为主要是指政府财政收支行为，因此，财政政策就是政府管理财政收支的准则。
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财政政策体现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财力的管理。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从宏观上对构成经济活动要素的资金、物资、劳动力等进行的管理，其中，对资金的管理就是对国民经济财力的管理，它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制约着对物资和劳动力的管理，而这一财力管理主要是由财政与信贷来实现的。
其次，财政政策体现了对国民经济的分配管理。财政是国家从宏观上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最直接、最主要的手段。一方面，通过对一定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的分配，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形成合理的生产结构，使经济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对一部分生产成果进行分配，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平衡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使经济得以稳定。
具体地说，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①财政政策目标。财政政策目标一般指通过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实施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是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本世纪4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充分就业曾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但是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导致了后来的通货膨胀、经济波动等。所以，现在大多数国家都实施多目标经济政策，一般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公平与资源优化配置等六大目标。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财政政策目标与经济政策目标应是一致的，那么这六大目标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财政政策目标的主要内容。
第一，充分就业。所谓充分就业并不是指每个人都有工作，而是指每一个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劳动者都有工作。从更广泛的范围讲，充分就业又指现实的、可供利用的各种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不存在闲置无用的资源。
第二，资源优化配置。它指的是通过对整个社会的财力、物力、人力等经济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
从财政角度讲，资源优化配置主要是指财力资源流向和流量的优化，即通过政府的财政收支活动，实施资金分配，调节各种经济资源的投向，使之在各部门、各地区之间合理配置，以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第三，物价稳定。它指的是物价总水平的稳定。物价稳定并不排斥个别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也并非是物价总水平的固定不变。只要在一定时期内，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在社会可接受范围内，即可视为物价稳定。
第四，经济增长。它指的是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避免经济停滞或下降。
第五，国际收支平衡。这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与它国之间进行的各种经济交易的收支平衡，具体体现为一个适当的国际储备水平与一个相对稳定的外汇汇率，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第六，收入公平。对于"公平"究竟应如何理解，至今尚无一个一致的、确定的认识。对"公平"的认识不仅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存在着不一致的理解，而且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阶层成员间也存在着不一致的理解，甚至同一国家和地区、同一阶层的成员在不同时期对"公平"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公平"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在现阶段，就大多数人来说，对"公平"所能达成的共识仅仅在于：收入与义务应成正比例变动，收入多者承担较多社会义务，收入少者承担较少的社会义务。
②财政政策手段。财政政策手段是指为了实现既定的财政政策目标而选择的具体工具或方式方法。财政政策手段的选取以有明确可行的财政政策目标为前提，而且必须以政策目标为转移，即它必须是既定政策目标所需要的，否则它就失去了意义。一般说来，财政政策手段主要包括预算、税收、公债、财政支出等。
第一，预算。国家预算是财政政策手段中的基本手段，它全面反映国家财政收支的规模和平衡状况，综合体现各种财政手段的运用结果，制约着其他资金的活动。国家预算对经济的调控主要是通过调整国家预算收支之间的关系实现的。当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时，可以通过实行国家预算收入大于预算支出的结余预算政策进行调节，预算结余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减社会需求总量；反之，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时，可以实行国家预算支出大于预算收入的赤字预算政策来扩大社会总需求，刺激生产和消费。另外，通过调节国家预算支出结构还可调节社会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例如，调整预算支出方向和不同支出方向的数量，促使形成符合国家要求的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或者调整预算支出结构，形成相应需求结构以影响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等。
第二，税收。税收是主要的财政政策手段，它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特征，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通过调节税收总量和税收结构可以调节社会总供求，影响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关系；可以支持或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调节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可以调节各种收入，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第三，公债。公债是一种特殊的财政政策手段，具有有偿性是其根本特征。政府通过对公债发行数量与期限、公债利率等的调整，可以将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可以从宏观上掌握积累基金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可以调节资金供求和货币流通量，从而影响金融市场。
第四，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即财政投资与财政补贴。财政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各种新兴工业部门、基础工业部门与基础设施等，以促进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或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财政补贴主要包括价格补贴、投资补贴、利息补贴与生活补贴等，它具有与税收调节方向相反的调节作用，即增加补贴可以刺激生产与需求，而减少补贴则可以起到抑制生产与需求的作用。
③财政政策的种类。财政政策种类繁多，为了全面认识财政政策，更好地研究、分析财政政策，应该对财政政策的分类有所了解。
对财政政策进行分类，主要有两种划分方法。
第一种是根据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总量的影响，将财政政策划分为三种类型：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
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少财政收入或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社会总需求增长的政策。由于减少财政收入、扩大财政支出的结果往往表现为财政赤字，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亦称赤字财政政策。在30年代经济危机以前，经济学家都强调预算平衡的重要性，把年度预算的平衡视为财政是否健全的标志。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许多国家通过大量增加财政支出以恢复经济，使得财政赤字逐渐取得合法地位，赤字财政政策亦成为一些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所谓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以抑制社会总需求增长的政策。由于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的结果往往表现为财政结余，因此紧缩性财政政策也称盈余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是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对策出现的。由于一些国家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造成巨额财政赤字，推动了通货膨胀。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一些国家开始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力图通过缩小财政赤字来缓和通货膨胀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冲击。
中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保持财政收支平衡以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的财政政策。这里所讲的财政收支平衡，不应局限于年度预算的平衡，而是从整个经济周期来考察财政收支的平衡。在经济周期下降的阶段上，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以增加消费和促进投资。这样从财政收支的对比关系上看，一定是支大于收，从年度预算来看必然会出现赤字。当经济已经复苏，在投资增加和失业减少的情况下，政府就可以适当减少财政支出或增加税收，从一个年度预算看会出现盈余。
这样就可以用后一阶段的盈余抵补前一阶段的财政赤字，即以繁荣年份的财政盈余补偿萧条年份的财政赤字。于是从整个经济周期来看，财政收支是平衡的，但从各个年份来看，却不一定平衡。
第二种划分方式是根据财政政策对经济调节方式的不同，将其划分为自动稳定政策与相机抉择政策。
所谓自动稳定财政政策是指政府不须改变其政策，而是利用财政工具与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政策。这种内在联系是指财政政策工具在经济周期中能够自动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波动，因此，这种财政政策工具被称作"内在稳定器"。所得税与各种社会保障支出是最典型的内在稳定器。在经济繁荣时期，个人收入与公司利润都增加，符合所得税纳税规定的个人或公司企业也随之增加，就会使所得税总额自动增加；同时，由于经济繁荣时期失业人数减少，各种社会保障支出也随之减少，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总需求的增加与经济的过分扩张。反之，经济衰退时期，个人收入与公司利润都减少，失业人数增加，那么所得税总额会降低，各种社会保障支出需要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有效需求，防止经济进一步衰退。
对于短期的、较小的经济波动，内在稳定器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对于长期的、较大的经济波动它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正是由于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的这一局限性，使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所谓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依据客观经济形势的不同，通过调整财政收支规模与结构来影响经济运行。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不是平衡政府预算，而是通过积极地运用财政政策去平衡经济。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要求政府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不同状况，机动灵活地采取一定的财政政策和措施。当整个社会需求不足，以致失业率提高时，政府就应增加支出，减少收入；当社会上需求过多，致使通货膨胀猛烈发展，政府就应减少支出增加收入；当社会上借贷资本过剩，就应出售政府债券；当社会上资金不足，就应回收政府债券。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要求政府不必拘泥于预算收支之间的对比关系，而应当保持整个经济的平衡。实际上，相机抉择的原则是经济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它不仅适合于财政政策，对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也同样适用。
（2）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也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服务的。它是指中央银行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利率、汇率、信贷、货币发行、外汇管理等工具，调节有关变量，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一种政策手段。与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也体现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财力的管理，但是这部分财力主要是指由银行信贷所代表的财力。另外货币政策并不像财政政策那样体现国家对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管理。因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①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也称作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指货币政策调节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形成历经了很长的时间，由最初的稳定物价发展到今天为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同的四大目标：稳定物价、充分就业、适度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如前所述，这四大目标也是财政政策目标的主要内容。前面已对其作过解释，这里就不再重复。
②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是一种间接调控，它不能直接作用于实际经济活动，而必须经由一定的中间目标才能实现其最终目标。因此，必须选取一定的中间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调节目的，同时还可将这些中间变量作为反映货币政策操作效果的指示器。中间目标在整个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导环节。
选取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即一个合适的中间目标必须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国民收入稳定密切联系，又能为中央银行所控制，且能很快地起到宣示货币政策意向的作用。目前，各国提出的较有影响的中间目标有利率、货币供给量、贷款总额、货币基数、股票价格等，但是，能够被普遍认可的只有利率、货币供给量、贷款总额等三项。这三项指标能较好地体现上述原则，且与经济体制与金融体制有较好的适应性，因而被广泛运用于货币政策的操作中。关于利率的有关知识将在下一节中介绍，这里扼要谈谈货币供应量与贷款总额。
第一，货币供应量。货币政策最根本的目标可以归结为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在现代信用本位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以及二者的平衡都会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因此，要使货币的供应不成为重大经济波动的根源并不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必须根据社会总供求状况制订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维持适度的货币供应，不能因为货币过多或不足而造成经济的过度繁荣或长期衰退。
所谓适度的货币供应既有量的要求又有质的要求，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社会总需求不足情况下。此时整个社会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状况，资源大量闲置，企业开工不足，社会经济发展停滞。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扩张性的，即要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总需求增加，从而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促使社会总供求趋于平衡。
二是在社会总需求过多情况下。此时宏观经济处于过热状态，生产迅速发展，投资剧增，市场供给不足，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物价上涨。这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应是紧缩性的，即缩减货币供应量，抑制社会总需求，促使经济适度而稳定增长，促使社会总供求平衡。
三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构成不相适应的情况下。此时宏观经济处于这样的状况：一些部门需求不足，商品相对过剩，生产停滞不前；另一些部门则需求过度，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生产发展很快。其结果将是整体经济比例失调，畸形发展。此时货币政策应有紧有松，松紧结合，通过调整货币供给的构成和流向，改变社会总需求构成与总供给构成不相适应的状况，促使总供求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结构上都平衡，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第二，贷款总规模与信贷政策。贷款总规模及贷款总额，是一定时期内银行以信用方式向社会贷款的资金总量。它与经济发展速度有着客观的数量关系。适度的贷款总量既能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又有利于货币的稳定。因此，控制贷款总规模历来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对贷款总规模的调控主要有两种做法：其一是规定贷款最高限额，直接控制贷款总规模。在计划体制下这一做法较为常用，即根据国家经济增长对货币的需求情况，由中央银行统一编制信贷计划，再下达给各专业银行。全国贷款总规模及专业银行贷款限额是指令性计划，须严格执行不得突破。对贷款的限额控制，可以最迅速、最广泛地进行信贷紧缩和扩张，但管得过死，不够灵活。
其二是中央银行再贷款影响整个银行系统产生派生存款的能力，间接地实现总量控制目标。中央银行运用基础货币对各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是其调控贷款总量的重要手段，它会影响到各金融机构运作中形成的贷款规模的大小。
与贷款总规模紧密相连的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即信贷总规模。信贷总规模的范围比贷款总规模略有扩大，它包括银行贷款、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以及社会直接融资等。对信贷总规模的控制主要通过国家制订的信贷政策来完成。
信贷政策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一方面它体现了国家货币政策的根本意图，即通过对信贷总规模的调节与控制以寻求一个有利于经济稳定、迅速增长的货币环境；另一方面，信贷政策与一般的货币政策又有所不同，它可以实行结构性倾斜来实现改善结构的目的，而一般的货币政策其主要职能就是调节货币供应量，使货币供应的增长既满足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又不致于经济增长过热而助长通货膨胀。因此，信贷政策的主要任务一是控制调节信贷总规模，使之符合货币政策目标的要求；二是通过对贷款期限、利率、规模在不同部门中按不同比例配置，调节信贷结构，以支持或限制某地区、某部门的发展。一般而言，信贷政策支持优先发展的产业，主要有基础产业、先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等。通过对这些产业部门的政策性倾斜，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保障供给，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高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不仅谋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而且还要力争强化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后劲。
③货币政策工具。为了实现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并最终实现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中央银行必须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实施货币政策。所谓货币政策工具就是指为达到直接调节目标所采取的工具和手段。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的数量型间接控制工具，包括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和法定准备金比率，它们通过银行系统管制整个经济的总信贷水平；另一类是选择性的质量型直接控制工具，包括改变法定保证金、消费信贷等，主要用以对特殊信贷领域和证券市场进行控制。这两种类型的划分并非绝对，它们都是通过改变货币供给、货币成本和信贷可获得性而影响总需求水平。
再贴现是指一般银行在缺少资金时，以其对顾客贴现而持有的票据请求中央银行给予再贴现，以取得资金。而再贴现率是中央银行对一般银行的再贴现收取的利率。当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中央银行就提高再贴现率，这使商业银行因借贷成本提高而缩小准备金和放款规模，从而使价格得以稳定或者回落；反之，中央银行也可以降低再贴现率，而使商业银行以至工商企业增加借贷，增加总需求。
公开市场业务指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的证券（特别是短期国库券）买卖活动。当整个市场价格水平上升，需要加以抑制的时候，中央银行就卖出证券，使得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下降，贷款规模缩小，从而使投资以及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得到控制或逆转。当经济呈现萧条迹象时，中央银行就买进证券，使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增加，信贷规模扩大，从而使投资需求和收入水平上升。由于中央银行通过这种办法控制银行准备金非常准确、有效，所以公开市场业务在西方国家中被当作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法定准备金比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提高这个比率，使货币乘数变化，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
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选择性信贷控制主要用于管理特殊目的的信贷，如证券市场放款和消费信贷。当证券市场投机因素激增，股价暴涨的时候，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高它规定的购买股票的保证金要求，来限制借款购买股票的比重，而又不影响其他部门的经济发展。中央银行对消费信贷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对购买耐用消费品的贷款规定最低保证金和还款期限实现的。
选择性信贷控制除上述两类工具外，中央银行还可运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通过对各金融机构实施"道义劝告"（或"窗口指导"），来影响它们的放款数量和投资方向，以达到控制信用的目的。同时，依照法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实施直接干预和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选择工具。
关键词 就业政策，财政政策，耦合性
体制的转型、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及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使我国的就业形式日益严峻，失业压力迅速加大。作为国家干预劳动力市场、治理失业的公共就业政策体系，需要财政政策予以配合。但两大政策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当前阶段公共政策实施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使之在搭配过程中存在一些矛盾。必须深入探讨二考的关系，建立科学的政策搭配机制，以图最大成效地解决我国失业问题，实现和谐 社会 。
一、我国现阶段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搭配过程中的矛盾体现
我国现阶段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搭配过程中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财政政策的公共化取向尚未完全建立，就业政策多重目标的实现缺乏足够的物质基础
作为系统性的公共政策体系，就业政策包含多个子政策(见表1)：一是就业需求政策，包括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开发就业信息、消除制度壁垒，改善就业环境。二是就业供给政策，包括求职帮助和再就业服务、培训、创业等组成的开发人力资源的政策体系。三是社会保障类政策，包括社会救助和失业保险等。因而就业政策体系具有多重目标。首要目标就是增加就业总量，开发就业岗位的政策可以直接增加就业总量，改善就业市场环境、消除制度壁垒等政策可以间接性的扩大就业总量。其次是提供就业服务，职业介绍、 教育 培训可以提高求职者就业能力，满足迅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多样化需求；对劳动市场中弱势群体(下岗职工、农民工、妇女和残疾人等)提供服务可以平稳市场的运行。最后，社会保障性目标如失业保险、失业救济等，虽然具有事后性、补救性的消极意味，但能够使劳动者在破产、疾病、工伤等非自愿因素而遭致失业和伤害时，帮助其恢复劳动能力， 学习 新的技能并重新参与竞争，稳定劳动力质量和数量的供给。上述政策最终都落实于失业治理这一总政策目标。可见，就业政策不是单纯的、短期性的扩大就业总量，它的公共产品性质要求从长远角度根本性的解决失业问题。
就业政策的公共服务性和社会保障性目标需要财政政策给予充分的物质支持，但我国当前财政政策的公共化取向尚未完全建立，对其支持力度过低，且缺乏立法约束，并带有明显的随意性。表2反映了我国历年促进就业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仅偏低，而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导致公共就业服务质量难以有效提高，且存在明显的地区、群体差别；导致创造就业岗位行为的短期化，难以从长远角度开发人力资源，创造长期性、持续性就业岗位。社会保障类就业政策作为社会“安全网”和“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尚不健全，难以对市场 经济 周期性释放劳动力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从长远来看，当前的财政就业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难题。
(二)财政政策导向仍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为主，创造持续性、长期性就业岗位的能力低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就业压力
我国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需求，扩大了社会投资，累计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但需注意的是，靠gdp拉动的就业弹性系数却在逐年降低。“九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十五”时期该数字下降到0.11，其中2005年仅为0.08。
经济高增长与低就业甚至无就业(女性、年轻人)并存的原因之一在于就业机会的结构性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进人资本密集型，资本取代劳动力致使重 工业 化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年降低，而劳动密集型的中小 企业 及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见图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职业技能结构的调整，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的先扬后抑，第三产业的不断上升，要求劳动力具备越来越高的素质和技能。财政政策却没有对就业机会的结构性变化作出及时的调整。投资导向仍然偏重于资产回报率高的重工业，而对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税收优惠政策过于短期化，甚至带有明显歧视。同时促进就业的财政补贴政策主要面向失业保险、失业救济，“消极”成分过大，对人力资源的开发重视不够，对农民工、下岗职工、女性求职者缺乏必要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无法给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供给，很多地区出现“技工荒”、“民工荒”，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失衡。虽然这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刚刚起步的特殊国情有关，但财政政策的投资短视行为加剧了这一现象，必须予以改革。
(三)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搭配机制，财政政策与就业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难以有效协调，政策逆效应被扩大.降低了政策功效
作为两套相对独立的政策体系，财政政策与就业政策在具体的搭配实施过程中并不总是产生正效应，如果搭配不当，则会产生政策逆效应(包括原生性逆效应和制度性逆效应)。例如，由于财政投资政策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如果政府对劳动力过剩的产业持续投资，在短期可能会增加企业劳动需求，扩大就业量，但长期会完全挤占私人投资，使整个社会投资水平下降，就业量下降。我国的一些政府垄断的行业，如石化、邮政、公交等，由于人事制度等原因导致人员只进不出，人满为患，就业量呈不断上升趋势，而政府却因行业经济效益差而不得不进行财政补贴，从长期来看，这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总量会产生负效应。对社会保障类就业政策而言，由于失业保险等一般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出资原则，这会导致劳动力价格提高，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造成企业间竞争力的差别，促成非正规就业对正规就业的挤出，最终损害劳动者的福利。可见，政策搭配的原生性逆效应会因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而过度放大，政策的实际功效大大降低。
(四)转型时期的制度性障碍降低财政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协同效应
要最大化发挥两套政策体系的协同效应，要求有完善的制度环境，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以及证券市场等发育完全，价格、利率等调控机制配合默契。我国处于制度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策间的协同效应遭致制度性扭曲。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地区性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高昂的转移成本剥夺了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的求职机会；信息市场的不完善无法为求职者提供必需的求职信息；证券市场的不规范削弱了原本就落后的失业保障制度，又反过来加剧了就业市场的不稳定。制度的不规范导致隐性就业、非正规就业大量存在，工资价格无法真实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甚至会传递虚假信息，限制了政策协同功效的发挥。
二、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耦合性机制 分析
复杂的政策体系和多变的制度环境，使财政就业政策的效应呈现多元化，协同效应和负效应同时存在，笔者将其分为原生性效应和制度性效应。通过对二者分析，找出政策搭配过程中存在矛盾的真正原因。
(一)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原生性效应分析
对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原生性效应的分析主要包括财政投资、采购政策的就业效应、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就业效应和税收政策就业效应三个方面。
1.财政投资、采购政策的就业效应分析
(1)乘数效应扩大就业总量。从宏观 经济 角度看，财政支出的增加会从两个方面扩大就业总量：一是直接效应：财政支出直接形成产业资本，创造就业岗位。由于不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同，财政投资于或者采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技术密集型产业更有利于扩大就业总量。实证 研究 发现，我国的公共投资增长在短期减少就业，长期对就业有显著的正效应(徐旭川，杨丽琳，2006)。二是间接效应：财政支出的增加会因乘数效应使国民收入成倍增加，根据奥肯定律，经济的增长可以促使就业人数的增长。这一间接效应的传输需借助 社会 的边际消费倾向，并与之成正相关关系。由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对失业者的社会保障政策比较完备，则财政支出类政策的就业效应将会得到更大的发挥。
(2)“挤出效应”会 影响 就业效应的发挥。在充分就业的经济中，财政投资政策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政府对劳动力过剩的产业继续投资，短期会使 企业 增加劳动需求，扩大就业量，但由此产生的“货币幻觉”会引致物价上涨，实际货币供应量下降，利率上升，长期内完全挤占私人投资，使整个社会投资水平下降，就业量下降。这种现象在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差的 发展 中国 家格外明显，一些人员臃肿的垄断行业因经济效益差而发生亏损，不得不由财政进行补贴，从长期来看，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总量会产生负效应。因此，财政应更多地投资于非充分就业的行业，这样才能与就业政策的目标真正达成一致。政府采购政策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充分就业的行业中。其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完全的“挤出”，并会增加一定的就业量。但政府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社会总需求水平，货币交易需求增加，利率上升，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投资成本。一个国家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越高，则负效应越大。由于以私人投资为主的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是扩大就业量特别是解决弱势群体就业 问题 的主要途径，从长远来看，政府的采购政策不利于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可见，财政投资、采购政策并不总是会扩大就业总量的，必须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同时要对正负效应作方向性调整，使就业效应得到最大发挥。
2.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就业效应分析
(1)财政补贴的就业效应。促进就业的财政补贴种类很多，有行业补贴、企业补贴、 教育 培训补贴以及失业保险、失业救济补贴等。各类补贴的作用着眼点不同.产生的就业效应也不同。
财政补贴的政策目标性和针对性非常明确，为扩大劳动力需求，财政补贴可以倾向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引导企业增加投入，降低用工成本；鼓励企业雇佣弱势群体，由于这样会降低企业的竞争力，所以能否提高就业率的关键在于补贴额对企业雇佣弱势群体造成的竞争力损失的弥补程度。从扩大劳动力供给角度看，财政补贴应主要着眼于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教育培训)、 科技 进步与创新等，提高在职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对职业培训机构、职业介绍机构等补贴，或对求职者直接进行个人补贴，鼓励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在财政补贴过程中应有针对性、专门性，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减少无谓的效率损失。
(2)社会保障政策的就业效应。社会保障类的财政就业政策属于劳动力市场政策中的消极成分，主要目的是对失业者提供收入支持，如我国当前“三条保障线”及失业保险、失业救济中的财政转移支付。该类政策的就业效应首先表现为它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稳定器，是社会的安全网，能够保障失业者抵抗失业风险。同时，对失业者的培训教育、对残疾人等的收入扶持可以使雇主更容易实现成本的社会化，使失业者更有效的应对自己的再就业问题。从政府财政角度来看，过高的失业保障水平会挫伤劳动者寻找工作的积极性，也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如果保障水平过低，则难以维持失业者最基本的生存，因此，需要 科学 界定保障水平，将就业负效应减少到最低。
3.税收政策的就业效应分析
减税同财政支出政策一样可以产生乘数效应，扩大就业总量。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体现在减免税的税种、税率以及减税方式的差别上。对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减税更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雇佣弱势群体。张国栋(2005)通过对我国雇佣残疾人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分析得出，介于30%到50%之间的税收优惠不能弥补企业雇佣残疾人造成的竞争力损失，并使企业的最大雇佣量限定在50%，而不会更多。即使在50%的比例全额返还税收，也不足以维持企业竞争力。造成的后果为要么企业雇佣50%残疾人，加大破产可能性；要么企业一个也不雇佣。降低了该政策的激励效果。解决的 方法 是或采取财政补贴，补贴额略高于企业雇佣残疾人带来的竞争力损失，或采取比例税收优惠，使减税比例与雇佣残疾人比例成正比，改变企业的竞争力曲线阅。因此，鼓励求职者的税收优惠政策最好偏重于求职、培训、教育等方面，通过税收减免提高求职者的收入，从而增强他们的求职能力。
(二）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度性效应分析
财政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功效的最大发挥需要发育完善的市场环境，如果制度环境不完善，则会对劳动力流动、收入再分配等形成制度壁垒，使就业效应发生制度性扭曲。在我国主要体现为：
第一，垄断行业僵化的用人就业机制，降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致使劳动力供求机制、流动机制以及工资价格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难以给财政政策提供正确的市场信号，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二，不同类型企业存在明显的“身份差异”，使社会保障类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存在较大的企业差异，企业之间难以公平竞争，必然对企业用工造成消极影响。
第三，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使就业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难以有效协作，使原本就存在的政策时滞性被进一步放大。可见制度壁垒的存在，会使财政政策开发的就业岗位的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加大，这会进一步扩大劳动力市场的不规范和“工作贫困”现象(见表3)。
三、建立科学的财政政策与就业政策的搭配机制，实现我国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的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当前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搭配中存在一些矛盾的现象，必须在二者中建立科学的融合机制，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一)在公共财政体制框架下，建设全方位的政府就业职能
继续转变政府的公共服务理念，切实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共同消费、平等享受的公共就业产品和服务，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就业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满足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的必然要求。应该做到：
第一，加强财政体制的公共化取向，转变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直接性干预，由通过预算内投资和税收减免来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转变为对人力资源开发等的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等政策，减少政府对私人的“挤出效应”。
第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职能，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就业服务体系，满足劳动力市场中不同群体的需求：建立统一的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为失业者提供一般服务；针对特定群体，提供特殊的强化服务，从而有效降低失业率，实现和谐社会。
(二)建立科学的政策搭配机制，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
应灵活应对财政政策和就业政策两套体系的协同效应和逆效应，相机抉择，科学搭配。可以做到：
第一，统一两套公共政策体系的政策导向。主要体现在“就业优先”目标的一致性。解决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政府的头等大事，一切工作要以此为核心。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要尽量消除与促进就业目标相悖的政策，降低政策逆效应。
第二，建立结构性的财政就业政策体系，与多元化的就业政策目标相契合。加强劳动就业供给管理框架下的政策协作，注重开发人力资源，尽量减少对就业需求层面的直接的政策干预。
第三，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将相关的政府部门予以整合，或可以通过 电子 政务的建设和完善使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社会组织实现横向对接，协同开展工作，联动办理业务，使求职者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务。
(三)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市场发育，降低政策搭配的制度性逆效应
第一，完善市场经济，打破行业垄断，消除市场分割，使劳动力能够正常流动。建立专业化就业市场，搭建纵向的统一就业体系，使部、省厅及区(县)、街道、社区连接，确保就业政策颁布实施、就业服务的开展的连贯性和准确性。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
积极财政政策是针对经济增速放缓，社会总需求不足而采取的一项“反周期经济调节”的主要政策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在短期内通过大规模的财政资金投入，迅速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增加社会购买力，拉动经济增长，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三年来，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想办而没能力办的大事，促进了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推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财政风险逐渐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每年发行上千亿元的建设国债，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财政增收的同时，而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却在急剧扩大，1998�；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958亿元、1792亿元和2598亿元，1999年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2%和12.7%，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9%和14.5%，如果再把各种财政隐性债务或或有债务算进去，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大量缺口，政策性银行的呆账坏账，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粮食企业的巨额亏损，地方政府债务，企业外债等，我国政府综合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已达到或超过国际警戒线。我国目前的债务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例）已高达58%，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30%的标准；国债偿债率（当年债务还本付息额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高达25%，而国外一般不超过8%.如果巨额的国债发行出现问题，其债务危机就会不期而遇。
2、投资效益低下，非市场化运作明显。财政投资本身是一种政府行为，其投资行为、方式、领域和目的都带有明显的非市场化特征。政府投资在非市场化运作的情况下，地方争投资、争项目以及不切实际盲目上马项目、搞“形象工程”等计划经济体制的恶习又开始抬头。由于政府投资的过快扩张，项目投资只重数量和速度，忽视质量和效益的弊病比重明显。从近几年中央对国债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情况来看，国债投资的挤占挪用问题、效益低下问题、浪费问题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3、对民间资本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全社会投资资金来源增长率看，1998年和1999年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高于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99年全社会投资资金来源中，财政资金增长了43%，银行贷款增长4.8%，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仅增长1.2%，利用外资下降26.7%，这充分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政府投资的同时对民间资本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政府投资替代了一部分私人投资。同时也表明，在供过于求的经济形势下，由于中央政府投资结构比较单一，对刺激地方和公共投资作用有限，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建议
积极财政政策是针对一个时期国家经济状况而采取的应对之策，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必须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正如财政专家陈共所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如同加大马力推动汽车爬坡，没有到达坡顶就减退马力，汽车就会退回。”“当前正是积极财政政策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一旦撤下来，就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全功尽弃。”但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应对增发国债引发的负面效应予以高度重视，认真处理和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以促使积极财政政策能发挥最大作用。
1、增加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
从国外的经验看，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主要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增加财政支出，另一种是减税。而目前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扩大支出为主要手段，同时对税收政策作一些局部性的调整，以此来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社会稳定。从实际情况看，这种单一依靠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投资的做法，不仅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在我国目前贷通紧缩的条件下，由于物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企业盈利的空间不断减少，甚至大面积亏损，特别是下岗工人的大量存在，农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只实行政府扩大投资搞基础设施项目，难以解决目前“企业盈利难、职工上岗难、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如果在增加支出的同时，配合以减税政策，一方面就会使企业税负降低，盈利空间增加，企业和个人投资的积极性就会明显增加，民间投资信心就会逐步恢复；另一方面会使广大农民和个体工商户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日本曾经一度把消费税的税率由5%降到3%，使市场的销售转好，经济开始上升，但随即又把消费税的税率由3%提高到5%，结果经济又下滑。这一实例充分说明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不可小视。从近年来我国工商税收大幅增长的情况来看，减税应该有一定的空间。“九五”时期，我国税收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5%，而这一时期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8.3%，两者相差6.7个百分点。税收收入的高增长充分表明我国税收政策是偏紧的。虽然有人认为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比国外经济发达国家低许多，但实际情况是由于运用的统计方法不同，造成了观点上的差异，事实上，如果把我国庞大的预算外收入作为财政收入来计算，其比重就会与国外相差无几。
当然，减税政策的运用是要根据财政承受能力来定的。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减税政策可采取有限度地重点推进的办法。减税的重点应放在：一是对增值税的税基进行改革，实现增值税税基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并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二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变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平的现状，尽可能将企业所得税降低到20—25%；三是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将压在农民头上过重的费和税都同时减下来。当然，在减税的同时，对当前gdp中法定税负较轻的，应适当增加税负，以实现税负公平。减税的幅度应限定在财政收入增幅超过gdp增幅的增长部分。通过减税使税收收入的增长基本上与同时gdp的增长相一致。
2、财政政策与贷币政策协调配合
财政投资和银行投资性贷款都是社会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启动财政投资政策的同时，贷币政策必须与之协调，只有这样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才能充分发挥。当前要认真研究和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积极扩大银行投资性贷款，切实有效地带动社会民间投资的扩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经济总量的扩大，在当前的国民收入总体分配格局中，银行信贷资金的比重呈现出日益上升的趋势，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6万多亿元，为银行信贷支持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来源。但从当前贷币政策的运用的结果来看，出现的情况是：贷款增长始终不活跃，存贷不断扩大，通贷紧缩日趋明显。这是金融政策上的制度性收缩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技术性的松动效应。一些防范金融风险所采取的措施，从长远看有利于金融健康发展，但在短期内却紧缩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来源，造成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大幅回落。为了带动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下一步银行信贷政策的基本取向应该是：配合财政投资，积极扩大银行投资性贷款，缩小和消除“存差”，实现银行信贷资金的良性循环。
二是注重发挥银行政策性信贷的作用。银行投资性贷款大致可分两个类型：一是一般性投资，它完全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安排，银行是否投放贷款主要考虑投资项目的盈利状况。二是政策性投资贷款，主要是依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重点支持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及重要产业，并实行利率优惠政策。从国外情况看，银行投资性贷款结构也不完全是纯市场化或商业性的，政策性投资贷款占有相当比重。我国信贷资金运行要努力适应这一国际化趋势，针对我国政府财力不足和有限的矛盾，通过调整信贷结构，更加有效地发挥政策性投资贷款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
三是运用财政贴息手段，带动银行信贷。财政贴息是指财政只代为支持部分贷款利息，而由项目本身负责本金和其他利息的偿还。它是政府投资性投融资的一种有效工具，可以弥补项目直接经济方面的缺陷，体现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同时也可以有效动员和扩大银行信贷资金，对带动整个社会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近几年来，在企业的技术改造方面，我们运用了这种手段，取到了较好的作用。今后，要继续使用这种手段，并且还要扩大规模和范围。
3、适度控制国债规模，优化国债结构，防范债务风险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重要经济政策,两者无论是在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在宏观经济领域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政府预算调节社会总需求,其运用工具主要是税种、税率、支出预算、公债、补贴等;货币政策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利率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作为现代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核心政策,实现两者的最佳配置并使其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目标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过去20多年,由于受货币主义的影响,西方各国普遍推崇货币政策,轻视财政政策,担当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任务的是各国的中央银行。近几年来,西方各国开始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以使货币政策产生更好的效果。宏观政策的这种调整不仅在各个国家、集团之间得到加强,而且得到IMF等国际组织的鼓励和支持。
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从扩大内需的总体要求看,两者之间仍需进一步地协调并加大力度。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意义
(一)独立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在理论上实际并不存在。
我们知道,政府预算是政府支出G和税收收入T之差(G-T)。如果G-T>0,为政府预算赤字;G-T<0,为政府预算盈余。在出现预算赤字时,政府一股有两种方法维持平衡:一是发行政府债券;二是增加货币供应。即G-T=(B+(M.
这一公式便是政府预算恒等式。由它可知政府应付赤字的办法,一是通过借贷获得债务收入(B,二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征收通货膨胀税(M.假定(M=O,也就是说货币供应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即在没有货币政策配合的情况下,任何财政扩张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G)都只能靠借贷(B来维持。假定单独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变,即公式等号左边为零,就有:0=(B十(M,即CM=一(B,货币供应增加的数量(M必须正好等于公众手中的政府债券减少(即中央银行买入)的数量一(B.由此可见,财政政策(G-T)和货币政策(M之间并不相互独立。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配置可以取长补短。
如果单独使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会马上见效,使总需求增加,从而总产出上升,但由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将使得利率上升。由此直接产生两方面的副作用,其一是影响国内的投资环境,使中小企业投资下降,而中小企业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用财政政策不能有效地改善失业状况;其二是利率上升会导致汇率上升,从而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货币政策通过货币增加,使得利率下降,不会产生财政政策的副作用,从而在刺激经济时能改善整个经济环境,对投资和净出口都有利。但由于货币政策不能直接导致总产出的提高,用它来对付经济衰退时就有可能难以把握准确的操作时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单独实行各有利弊,只有把两者合理配置使用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取向
(一)充分发挥国债经济“蓄水池”的功能与作用。
国债作为连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惟一纽带,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是调节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充分加以利用。一方面利用国债具有“金边债券”的独特优势,推动国民高额储蓄从间接融资渠道流向直接融资渠道,从金融领域转移到财政领域。另一方面应解除政策限制,扩大机构主体尤其是广大金融机构持有国债的规模水平。据报载,在当今各种类型市场经济国家中,商业银行持有各种国债大都占其资产总额的10%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持有政府债券都在50%以上,与之相比,我国60%国债依靠居民购销,国有商业银行只持有5%的低比率,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国债的另一调节功能,也是中央银行最灵活的货币政策手段——公开市场业务对经济、金融的调节作用。
(二)积极探索研究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总需求管理规律,从而为实现政策目标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目前,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面临着以市场为轴心的结构性调整,引导市场主体居民和工商企业实现有效需求,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总需求管理理论赋予我们的使命。西方国家曾经运用直接大量增加财政投入刺激经济、恢复市场信心而取得阶段性成果应该是对我们有益的启示。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财力较充足的情况下进行,特别是政府支出投入上,要在正确合理选项上下功夫,防止重复投资。
(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综合协调,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与需求始终是市场的平衡力量,在某一时点上应寻找最佳平衡点(当然是相对的)。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提供需求,但它能否提高经济效率,是由最终消费的状况来决定的。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充分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对资本的流向和流动性进行适时调节以及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有效规模进行合理调整,以增强国内需求为目的,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四)正确分析和认识经济状况,合理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力度,防止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到来。
纵观我国2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高通货膨胀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震荡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近两年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向扩张实施力度较大,加之在当前体制转轨尚未完成、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特别是长期使用,很有可能诱发新一轮通货膨胀。因此,我们必须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力度,引导国民经济走健康发展之路。
三、结束争论,开辟未来
在经济学界,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争论由来已久。两者之争表面上是不同的政策主张之争,实质是主张市场调节多一点还是政府干预多一点的理念之争,相信市场的人一般偏向于货币政策,相信政府干预的人一般偏向于财政政策。美、日、德等国政府都是号称财力庞大且管理有效的政府,但对运用财政政策普遍深怀戒意。
我国的公共投资效率之低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消除,大规模使用财政政策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有可能强化计划体制,导致体制复归。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赖财政政策而排斥货币政策或者完全依赖货币政策而排斥财政政策的主张都是不足取的,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快地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防治通胀
2008年以来价格快速上涨既有农产品、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因素，也有雨雪冰冻、春节等因素造成的需求拉动因素，还有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国际输入性因素；既有翘尾因素、春节等短期因素，也有生产成本上升、供需结构变化和体制转轨等中长期因素。在现实中这些因素难以截然分开，因此需要审时度势，综合运用财政、货币信贷政策和相关的公共规制政策，针对不同类型的通胀因素加以治理。鉴于本轮价格上涨主要是成本推动型和结构型的，因此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农业生产、保障基本生活品供给和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方面的作用。 br>
同时发挥货币政策抑制总需求过快增长的作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防止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和投资大幅反弹，有利于稳定全社会的通胀预期，避免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向需求拉动型通胀的转变。对国际输入型价格上涨，则应当完善避险机制和市场平抑手段，主要倚重汇率政策和物资储备制度，严格控制经常项目下非贸易活动或以贸易活动为掩护的灰色外国资本流入；继续坚持人民币升值方向，把握升值速度；建立重要进出口商品如石油、粮食、金属等的物资储备和价格调节制度。对体制转轨型价格上涨，既要坚持完善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又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把握好价格改革的时机和力度，并应着力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货币政策应坚持从紧，且适度灵活调整
2008年的经济、金融形势较2007年更为复杂。货币政策不应改变从紧基调，但由于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在具体政策操作时，应根据实际需要适时、适度灵活调整。为达到控制货币供应和信贷过快增长的目的，可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等数量型工具。在价格型工具运用方面，加息是改变目前我国实际负利率、稳定物价预期的有效措施，但中美利差逆转使得我国利率政策工具使用受到很大制约。此外，利率和汇率调整不但要考虑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要考虑到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在利率政策操作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让汇率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严格控制国外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
完善稳健的财政政策，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2008年是新一届地方政府执政的第一年，通过财政扩张实现投资冲动的动机比较强烈，更应强调财政政策的稳健性。在保证财政支出总量适度增长的前提下，重点加大财政对交通、电力、供水、供气等设施的灾后重建投入，加大对灾区居民的救济支出和低收入居民的社会保障支出。
把财政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密切结合起来，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格局，加大向劳动者和居民户分配的份额，让人民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财政增收部分应更多地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倾斜，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服务开支，改变居民的谨慎性消费预期，促进居民扩大消费。继续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更大规模地开展廉租房建设，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公用交通等方面的投入。
把握人民币升值的节奏，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
截至3月27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已达4.16％，相当于去年全年升幅的近60％。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调整对外贸易结构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应该准确把握人民币升值的节奏和力度，避免出口增速出现过快下降，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强的不利影响。
针对人民币升值可能加剧“热钱”流入的现实，应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一方面要调整国际收支的统计方式，区分居民和非居民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在加强对外资进入房地产状况的监测基础上，尽快出台有关管理办法，加强海外房地产资金流入的监管。进一步细化对于流动性资本跨境移动的管理。根据外汇市场的发展状况和资本有限流动的进展，有必要时采取跨境资本交易税和无息存款准备金要求，以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
一、微观财政政策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局限
1.通用手段偏多，财政政策不能因地制宜、因企制宜。按我国税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相关主管部门无权擅自做出减税、免税决定，因此各地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安排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但是在安排财政支出时，多数地方也是参照国家和省级出台的政策条目和内容，上级有多少项，下级基本就有多少项，缺少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的支持政策与措施。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福建省各级财政均制定有如扶持重点企业、支持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支持企业研发中心建设等支持、奖励的政策与措施，并且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和经济较为落后地区所实行的政策与措施基本相同。例如闽东南沿海地区和闽西北山区的经济状况、产业分布差距很大，但两地的财政扶持政策却大同小异；各地财政对本区域特色产业的选择与论证不到位，因而其扶持政策在引导区域产业合理布局方面的作用也很弱；各地在对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财政支持中，未能因企制宜，仅偏重资金支持，因而无法满足企业实际需求。
2.扶持类型过多，重点不突出，财政资金难以形成合力。目前，政府下拨的面向产业与企业的专项扶持与奖励资金，不仅主体层级长、涉及部门多，而且扶持的范围也很广。从下拨主体层级看：中央、省、市、县（区）各级政府都出台有扶持政策，但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间却缺乏有效的整合，使有限的资金难以形成合力。从涉及部门看：福建省关于产业（企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等相关专项资金，总共有十几大类几十项，涉及财政厅（局）、发改委、经贸委、科技厅（局）、环保厅（局）、农业厅（局）等多个部门，在财政部门内部也是由多个处室管理。由于各个部门工作重点、支持环节不同，容易损害财政扶持资金的应有功能与效益，甚至还会造成一些重点项目、龙头企业或公共平台本应得到财政扶持却得不到扶持的现象。从扶持的范围看：根据我们调研获取的资料，就福州市一级工业扶持资金就有15项（包括创新、产学研、技术中心、产业集群、工业招商、上规模、副食品加工、贷款补贴、技改贴息、品牌商标奖励、质量认证、上市奖励、高新补助、节能、污染治理等专项），造成财政资金的“撒胡椒面”现象。
3.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套的其他政策和具体措施缺少。要发挥财政政策产业优化升级助推器的最佳效益，需要其他相关政策的配套。例如产业园区所存在的规费管理、土地使用、人才引进、社会保障、投资收益分配等问题，不是财政一家能够解决的，需要其他政府部门的密切配合，并制定出相关的配套政策。此外，一项政策的出台，需要相关的实施细则与之配套，否则其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障碍。
4．政府科技投入资金不足。国际上通常采用“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的规模和强度指标（即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通常政府科技投入的资金越多，R&D相当于GDP的比重就会越高。根据统计资料，2000年以后，福建省的R&D经费强度指标每年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北京、上海、江苏相比则差距更大。如从2009年的数据看，全国为1.7%，福建仅有1.1%，而同期的北京、上海与江苏，则分别为5.50%、2.81%、2.04%。
5.评价监管乏力，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近年来，福建省对企业财政扶持资金的流向及其使用效果如何，其产值、规模和上缴利税等产出指标是否达到企业申报时的目标，以及财政贷款贴息和奖励等手段的资金支持效率等情况，或因为没有建立起资金使用跟踪问效制度和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而使信息严重缺乏；或因为相关主管部门陷于日常事务，无力组织评价，而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或因为对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缺乏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检查，而使机会主义行为、寻租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有关部门对财政资金划拨的方向、计划、程序等规范管理不够，往往导致资金拨付不及时、资金不到位或未足额到位，而使企业错失良机。
二、微观财政政策支持重点产业优化升级的基本思路
1.牢牢把握全球科技进步和世界产业发展趋势，抢占产业制高点。产业结构应随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优化，这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谁抢占先机谁就是赢家。当前，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开始，牢牢把握住全球科技进步和世界产业发展趋势，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产业制高点，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未来。
2.坚持“存量调强、增量调优、总量调大”的原则。财政政策在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必须两手抓：一手抓传统重点产业的调整、改造与升级，一手抓新兴重点产业的培育与促进。坚持“存量调强、增量调优、总量调大”的总体原则，大力推进传统重点产业（存量）的优化升级，通过盘活传统重点产业（存量）带动新兴重点产业（增量）的培育与成长；加快新兴重点产业（增量）发展步伐，通过壮大新兴重点产业（增量）激活、引领与倒逼传统重点产业（存量）的结构调整，从而达到扩张经济总量、优化结构的目的。对于传统重点产业，一方面通过完善与创新相关财税支持与鼓励措施，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打造自主品牌以及重组兼并等的积极性，以增强其自身核心竞争力，不断做大做强，使传统重点产业向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财税激励，引导与鼓励传统重点产业在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研发与应用方面，加快步伐，向产业、产品的高端化方向发展。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税收激励政策等手段，并结合本地区资源优势，大力培育与扶持，使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通过完善采购制度、打造共享平台、为产学研结合牵线搭桥、培养与引进人才等，解决产业发展的共性瓶颈问题，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供间接财政支持；通过加强财政政策绩效考评、创新财政资金管理与监督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解决财政本部门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财政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重要功能与作用。
3.协调好“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在产业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既有政府的引导，也存在市场的选择。在产业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政府制定相关经济政策必须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并且平衡好“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即由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然后将这些政策推向市场，由企业自主选择，从而引导并激励市场主体的合理决策。
4.综合、合理地运用微观财政政策。微观财政政策通过改变税收与支出结构来影响特定产业或企业的经济活动，其实质是双重激励：既诱导企业行为符合政府调控经济的政策目标，又能够满足企业增进自身利益的愿望和要求。发达国家产业优化升级的经验表明，微观财政政策无论是财政科技投入、税收优惠，还是政府采购、政策性金融措施等，对产业优化升级以及企业的创新能力，均能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些财政政策工具不能单一、无限制的运用。要发挥出财政政策的最佳效益，不仅需要其他政策如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而且还需要财政政策自身根据产业发展情况不断进行灵活调整和综合配套。
三、微观财政政策促进重点产业优化升级的建议
1．促进企业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强大支撑。 （1）直接加大政府对科技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一是要以提高福建R&D经费强度指标为目标，加大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鉴于福建2000年以来R&D经费强度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尽快使福建R&D经费支出占GDP总额2%以上，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增长目标，以确保政府的研发引导性资金投入稳定增长。二是直接加大公共财政预算中“科学技术支出”的数额，并使其增长速度快于整个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以支持企业开展前沿技术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加快做大做强一批有影响的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三是借鉴发达国家注重基础研究的做法，加大对政府部门所属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经费投入。 （2）完善税收激励手段，引导企业科技投入。一是要将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转变为对“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优惠，使传统产业从事自主创新研发也能享受到税收政策激励；二是要将直接优惠方式为主转变为间接优惠方式为主，使企业能通过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等政策，将事后优惠提前为事前优惠，以鼓励重点传统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3）扩大政府对研发的风险投资。可借助省级综合性投融资平台，由政府对具有公共福利意义的、较高行业外溢特征的技术进行风险投资，特别是可以考虑适当增加对高风险种子期的研发活动的投资。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政府风险资本进入和退出机制、风险担保和运营管理制度，逐步实现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转为政府激励型风险投资，从而形成良性发展的风险投资机制，并带动更多的民间资金投入。
2．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大力培育与扶持新兴产业。 （1）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在整合现有政策资源和资金渠道的基础上，由省、市、县三级财政拨出专项经费，并广泛吸收其他社会资金，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项集中支持福建重大关键技术研发、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创新能力建设等，以促进新兴科技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在每年财政安排预算时，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作为预算科目，并按预算支出总额一定量的百分比确立支出的数额。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设立后，在选择资助对象时，要严格把关，并在预算款项支出后，跟踪管理，使其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2）完善税收对新兴产业的激励政策。一是提高企业用于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标准。二是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为了鼓励高新技术企业更新设备，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可将企业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降低为3～5年。三是改变税收优惠政策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健全补偿和降低科技创新和成果产业化风险机制。对此可借鉴国外技术准备金制度。
3．积极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建设。 （1）以科技计划为载体进一步推动产学研合作项目的开展。一是在每年财政资金资助的科技计划中，确保产学研合作项目的比例，各级财政部门根据科技计划给予财政资助和税收优惠。二是财政扶持建立产学研合作中心，通过整合大学学科和人才优势，吸引省内重点产业的企业参与，然后促使该产学研合作中心市场化运作，财政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三是支持中小企业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的计划，扶持中小企业重视产学研合作，规定由中小企业参加的合作项目必须要占科技计划中合作项目总数的一半以上。（2）加强对财政资助的产学研合作项目管理。在选题和立项阶段，以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为主申报的应用性研究项目必须有企业参与或协助，以企业为主申报的开发性研究项目必须有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的参与，软科学研究项目必须有实际工作部门的参与，否则不予立项；在研究阶段，抓好产学研合作项目的过程管理，将绩效评估、竞争淘汰和财政资助结合起来；在结题验收阶段，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产学研项目研究目标进行验收。 （3）进一步促进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一是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开展“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或“科技帮扶企业转型促调”专项，以鼓励产学研紧密合作、支持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降低企业的成果转化风险；对企业购买国内外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先进管理技术、应用新技术进行成果转化的给予奖励、补助、贴息或提供风险补偿等。二是将财政投入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绩效适当挂钩，激励学研方主动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主动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三是开展“科技项目合作资金”专项对产学研成果项目的采购，把科研院所与生产企业连接起来，使产学研合作成果尽快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 （4）拓展省部产学研合作，有效带动福建各级财政投入和社会各方投入。省财政可以设立“产学研省部合作专项资金”，并根据福建实际情况逐年增加，以有效带动各级财政投入和社会各方投入。通过拓展省部产学研合作，组建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部属高校为主要技术支撑的产学研战略联盟；积极引导省部属高校与福建地方政府、企业联合建立研究院、研发基地、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分支机构等；大力推动部属高校与产业地对接；努力建设包括省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市、区、研发基地和产业化基地等三类省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
4．建造公共服务平台，解决产业发展的共性瓶颈问题。 （1）构建公共技术平台，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一是省财政可以重点围绕福建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安排专项资金，重点建设产业技术研发协作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科技中介服务平台和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二是可以通过资本金注入、贷款贴息、投资补助引导等方式，建立以龙头企业为主体，中介机构、企业多方入股的产权多元化实体，如研发中心、培训中心、交流中心等。也可以通过直接的财政资助和其他相关优惠政策，鼓励龙头企业在技术中心的基础上设立公共技术平台。三是由政府牵线搭桥，加大对公共创新平台的财政扶持力度。通过整合全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国际一流企业的资源，建立一批高质量的研发中心，构建一批重点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公共研发平台。 （2）健全公共信息平台，支持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建议财政直接支持各类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公共信息共享服务体系，积极推进技术咨询、市场调研、会计、法律、职工培训；努力推进公共信息资源的采集、编译、推介、深层次信息加工与数据挖掘、利用与转化等，更多的企业共享商业贸易等信息资源提供指导作用。 （3）搭建公共融资平台，促进中小企业跨越发展。省财政应加大对“公益性”融资平台的直接投入力度，增加对“经营性”融资平台和“综合类”融资平台的财政补助，进一步完善政府项目投融资平台；积极整合推进省级大型综合性公共投融资平台（如海峡产业投资基金和省级创投基金等）从事建设开发和经营管理等活动，并进一步规范公共融资平台的运作流程。此外，财政应该大力资助支持创建中小企业公共融资新平台（中小企业融资超市），建立中小企业担保风险补偿机制，增加中小企业担保资金支持力度，帮助中小企业建立正常信贷关系。 （4）完善质量检测平台，保障企业产品质量安全可靠。鉴于公共质量检测平台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公正性，建议财政资金通过直接补贴支持公共检验检测平台和机构的建设，并由具有较强公信力的政府部门组织实施，以保证企业产品质量安全可靠。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资金筹措 财政政策取向
一、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1.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落后和贫穷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国要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毫不动摇地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开展。无论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还是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和生态的保护，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
2.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条件下进行经济和社会建设，保持发展的持续性和良好势头。因此，保护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3.可持续发展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利益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考虑当前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利益的发展。我国要实施可持续发展，就要开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代替传统的、落后的发展模式，把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起来，把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在现阶段，要实现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步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二、我国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取向
1.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
（1）总量平衡的财政政策。财政是影响总量平衡的一个重要变量，财政影响总量平衡，是通过财政发挥其自身的职能实现的。财政具有资源配置职能。财政可以通过自身的收支活动，引导资源的流向，进而改变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原有格局，形成新的总量平衡关系。例如，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改变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支出的比例、购买性支出与转移性支出的比例，进而改变社会资源配置的状态；通过政府投资、税收和补贴，调节社会收支规模、投资方向，调节社会消费规模、消费方向，促使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新的平衡。因此，应当建立健全以自动调控为主的财政运行机制：当社会总供给超过总需求时，财政可以实行扩张性政策，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或者两者并举，由此扩大总需求；当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财政可以实行紧缩政策，减少支出或增加税收或者两者并举，由此抑制总需求。同时，在解决需求不足时，必须注意防止财政风险。
（2）产业结构的财政政策。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三农”问题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正、负外部性，例如，进城务工的农民具有正负外部性。大多数可以成为城市优秀的工人，这些农民工素质高，可以成为高素质的工人，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相反，极个别农民素质低，到城市中偷窃，生产不好的产品，从而造成一些社会问题，这是外部性负效应。“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只有从理论上充分认识“三农”的外部性，才能建立起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科学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应当在统一城乡税制的前提下，对农业实现全面的优惠政策，同时建立起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值税对大工业是一种先进的税制，但它不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在进行增值税改革的同时，应当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实行较优惠的税收政策。
（3）区域经济的财政政策。近几年来，我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在不断增大，加入wto后，由于各地区把握经济发展机遇的程度不同，以及资源、区位、政策等因素的作用，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在短期内将进一步扩大。乡镇财政作为最基层的一级财政，除了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乡镇外，乡镇财政收入的主体是农业收入。加入wto后，农业受的冲击大，再加上国家计划用3～5年的时间在全国取消农业税，即使是一些工业比较发达的乡镇，乡镇工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也有向城市集中的可能。这样，乡镇财政收入就要减少，有些乡镇财政将陷入困境。为了调控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中央财政必须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健全对落后地区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地方税的运行机制，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
2.人类发展的财政政策。人口和资源、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人口作为实现发展的要素之一，其数量和质量必须和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系统相协调。从目前情况看，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口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这些，已经对资源环境产生了沉重压力。可持续发展要求控制人口增长，重视人力资源的投资，提高人口素质，实现资源与环境的平衡。为此，必须加大对控制人口规模的财政支持，建立起科学的管理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分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应当费改税；改革个人所得税，实行人性化的税前扣除制度。
3.社会发展的财政政策。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按照社会事业的不同类型，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基层财政和政权是国家财政与政权的基础，应当从制度方面解决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问题，完善地方税运行机制及转移支付制度；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实行地方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财政应当加大对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支持；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更加自主、优惠的财政政策。鼓励和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社会事业发展，多渠道筹措社会发展资金，注意搞好经济发展政策与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4.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工业结构不合理是造成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主要因素，也是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把环境保护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其中，发展环保产业及其高新技术就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为此，需要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一是要把环保产业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来重点加以扶持、引导和管理，逐步提高环保产业的整体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二是要建立环保科技进步投入机制，促进环保科技进步及其产业化。要按照有关法律要求，保证政府科技投入的增长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加大对高新技术的支持，对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在建设和试制期间给予适当的财政贴息扶持，以降低有关企业和科研单位的投入风险，调动其开发研究高新技术的积极性。三是建立重点结构调整项目的补贴机制。对因技术落后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企业，强制淘汰设备或进行技术改造等，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如提供贷款贴息、社会保障和配套资金等。四是要建立、落实发展环保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机制。除了目前在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所得税等方面对环保产业给予支持外，还应在增值税、消费税等方面对环保产业的发展给予积极鼓励。
5.科技进步的财政政策。为了体现对科技投资事业的鼓励，不仅应该对其采用消费型的增值税，而且还应该适当地调整增值税的税率设置。具体来说，就是对技术含量高、经确认为高新技术的产品，其生产与销售也应该按照低税率（13%）纳税，这样，就可以充分体现政府对高科技企业乃至风险投资事业的重视。还可以考虑对高新技术企业所缴纳增值税按适当比例返还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流转税是主要税源，为了解决科技企业设备价值量大、更新速度快、占用资金多的问题，可以考虑对高新技术企业或与技术开发有关的机器设备实行“税改投”政策，即将应征未征的增值税作为国家的资本金投入。这种税收优惠相对于其他优惠措施针对性强，更能刺激企业在购置科研设备方面投入资金，从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硬件水平。
三、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可持续发展
1.引导并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鼓励企业和私人对于可持续发展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捐款，允许在所得税税前100%的扣除，给予免征流转税的优惠；对风险投资项目实行税收优惠，引导民间资金向高科技项目流动，促进科技产业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国债资金应尽可能减少直接支出，而逐步提高采用财政参股、补贴、贴息以及风险投资等间接投资的比重，这样一方面可以吸收启动民间投资的相应跟入，真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财务管理；积极争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助。
2.争取金融组织贷款。创造条件，积极争取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例如，一些公共设施明知要赔钱，“赔钱也要干”，这就是“政府行为”。此类资金在我国外债中所占的比重不大，截至2002年6月底我国的外债余额为1700亿美元，政府主权债务余额为496.8亿美元，占34.4%.由政府行为来主办的项目，当然就只能由政府财政出钱，财政没有钱就借债。据了解，亚行在今后10年内，每年提供10～15亿美元，用于西部地区修公路；世界银行在今后10年内，每年提供10～15亿美元，搞8～10个项目。按照世界银行的政策，我国农业部门能够利用的只有三项：生物多样化行动计划项目；农村能源项目、节水农业项目；农发基金项目。2001年世界粮食计划署承诺对华援助8590万美元，将向广西、山西、宁夏、新疆、甘肃、贵州、青海、安徽等省提供价值相当于5590万元美元的粮食援助和3000万美元的粮食用于学校供膳项目。对国内金融组织，应当对其在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贷款实行贴息政策。
3.各地争取立项。各地应当根据联合国及我国政府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制定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或者可持续发展项目规划，争取国际组织及我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支持。
在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财政支农资金、农业综合开发等资金使用中，要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逐年增加。银行对于生态环境建设贷款应根据生态环境建设的特殊性，适当延长偿还期限。积极运用债券和证券市场，发挥信贷政策的作用，鼓励商业银行在确保信贷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支持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项目。稳妥地推进环境保护方面的费税改革，研究对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产品征收环境税，或利用现有税种增强税收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宏观调控功能。完善有利于废物回收利用的优惠政策。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收费制度，合理确定收费标准，调动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全面征收城镇污水处理费、城镇垃圾处理费和危险废物处置费，收费标准要逐步达到略有赢利的水平。开展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的研究，利用市场机制降低控制污染治理成本和污染物排放总量。
参考文献：
1.万莹。积极财政政策下的税收政策取向。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1）
2.杨灿明。我国“十五”时期的财政政策选择。当代财经，2000（2）
关键词：财政政策；消费需求；增长
可以说财政政策对于刺激我国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可以从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加快税制改革步伐、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及提升农村消费市场等几个方面入手进行完善。
一、提升劳动报酬中的分配比重
对于改善我国劳动报酬中分配模式，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需要在满足收入群体基本生活需要的背景下，来对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最低工资制度的模式进行改革。其次，需要保证当前我国内部各个类型的企业中的工资具有协商制度，保证公民收入平衡的同时还能提升企业的效益。最后，还可以从改革垄断行业的体制入手，进一步对现阶段我国垄断行业中员工的工资水平，尽可能的缩小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我国整体经济效益的共同发展。
二、从税收方面提升居民消费倾向
通过税收改革，可以提升当前居民的消费倾向，本文主要以个人所得税、财产税以及消费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个人所得税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居民的个人所得税是根据工资的多少而收取的，而现有的所得税扣除标准不但提现不出公平的效果，还会造成穷人更穷的局面。那么对此，我国政府应该形成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税收模式，并且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应该是根据当地的发展状况以及家庭负担情况来进行制定，同时还需要当时的物价上升情况来对个人所得税进行适当的收取。
（二）财产税的影响
首先值得分析的是开征物业税，认为可以将现阶段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统一归纳到物业税当中，并且这种开征物业税的方式已经在个别城市进行了测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其次，可以适当的推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制定，由于我国经济的不断提升，进而我国产生了很多大量的千万富翁，那么可以说尽早的开通遗产税和赠与税对于保证我国居民之间的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三）消费税的影响
对于消费税的改革趋势，认为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扩大当前消费税的税收范围，特别是针对于一些高端消费品和消费行为都可以归纳到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当中，例如现阶段的夜总会和酒吧等娱乐场所，高尔夫、赛马以及射箭等运动项目应该在征收营业税的同时额外征收一些消费税。除此之外，将消费税的征收体制改为价外税还可以更好的突出消费税在调节中的作用，进而更好的减少企业的生产负担，最终保证居民经济的公平性。
三、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的制定，主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制定：首先，需要政府加强发展教育的理念，尽可能的在教育方面提供更多的经费，在一些发达地区可以将传统的九年义务教育扩展到十二年的义务教育，在提升当地居民素质的同时，还可以保证低收入的群体也可以与正常居民受到平等的待遇来享受受教育的权利。同时还可以鼓励私人或者企业对贫困家庭进行资助的模式进行助学，进而促进义务教育在地区之间可以均衡发展。其次，可以从我国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面入手，在增加政府与医疗保险方面投入的过程中强化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职责，在扩大农村与城镇医疗保障范围的同时，还可以一定程度的降低居民在卫生方面的总支出，进而有利于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然后，在住房制度改革方面，政府需要加大控制炒房的力度，保证当地的房价保持在一个平稳的限度之内。同时，政府还需要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例如对低收入家庭居住公租房、中等收入家庭居住私租房或买中小面积商品房、高收入家庭自行买房的住房格局进行建设，保证低收入家庭有家可归。最后，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来说，需要扩大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针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农民工的社会保险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尽快的完善。在实现养老保险全面覆盖的同时，还需要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政府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在保障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问题的同时，有可能面临资金周转的问题，那么可以通过征收社会保险税的方式来保证资金的充足。
四、推进新农村建设，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基本进入小康时代，进而农村的消费市场是非常庞大的。对此首先需要加强惠农政策，农业对于其他产业来说属于弱质产业，因此就需要政府的扶持。在今后的发展中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扶持力度、扩大扶持范围等方式来提升对农业的补贴，在提升农民务农积极性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其次，可以改善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模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还可以加快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在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开放农业户口在城市中的落户，进而达到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的目标，进而在落户后就可实现与城镇居民在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最后，需要对新农村的建设进行扶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我国财政政策可以加强对农村的生产设施和生活设施进行帮助，例如对农村电网、沼气、安全饮水工程、道路等进行改造，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民增加保障性、发展性消费需求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可以从完善对家电、以及其他消费品的下乡价格补贴入手，在扩大补贴范围的同时，完善补贴标准和办法，进一步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
结束语
通过对当前我国的消费状况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对于国内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影响，特别国内消费需求已经成为了提升我国经济水平的重要内容。总之，消费需求的提升一定程度的改善了我国的民生与科学发展观。（作者单位：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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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亚琴.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及原因分析[J]. 经济研究导刊. 2009（20）
[3]李冬晓. 金融危机背景下扩大河南消费需求的对策研究[J].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02）
关键词：振兴东北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
一、实施振兴东北的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无法保持同步，所以在经济政策的战略选择上，应采取整体与区域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又讲求实效、彼此有别的政策取向。
（一）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与宏观的积极财税政策比较
1.实施范围不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仅实施于需要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区域，如东北老工业基地。而我国以往的积极财税政策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虽然也有优先发展某一区域的特点，但更加注重的是优先发展某一行业领域，如基本建设领域。
2.理论依据不同。由于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是一种财政支持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协调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它的理论依据是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满足公共需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市场，二是政府。市场提供私人物品满足私人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现实障碍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公共物品的缺乏。在东北地区实施积极的财税支持政策用以满足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前提之一。
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不完全是财政支持政策。虽然在实施近7年中，它顺应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并对这两个区域进行财政支持，但是它实施的初衷却是为了克服通货紧缩，刺激有效需求。因此，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理论认为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应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即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税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而没有大规模地实施减税政策，因而还不能严格认为是扩张性财税政策，只能谓之积极的财税政策。
（二）在东北实施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1.政策连续性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仅2年。国家推出的两批振兴东北的项目刚刚起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改革也只是初见成效，如果不能继续对东北地区采取财政政策倾斜，可能造成的后果是：（1）在建项目无法顺利完工，造成“半拉子”工程；（2）振兴东北整体战略的搁浅。这将使东北老工业基地不能得到振兴，而且国家前期投资也将付之东流。因此，从政策的连续性考虑，还应该在东北地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
2.贯彻“有保有控”方针的需要。我国宏观财政政策的转变是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变，其基本的政策含义是认为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变化之后，现阶段还不宜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应当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把握“有保有控”的原则。政府资金使用的重点，应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利、生态保护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
3.发展经验和现实财力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沿海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积累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财税宏观调控的宝贵经验。东南沿海地区在20年间成为中国经济的“隆起”地带，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也明显加快。在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国债投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财税政策工具的使用日臻成熟。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采取积极财税政策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此外，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税收收入的超额增长也为振兴东北，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提供了可供操作的现实财力空间。
4.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的示范效应良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固定资产更新财力不足问题，是制约经济振兴的关键问题之一。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实行，一方面为试点的行业的固定资产更新补充了资金；另一方面还对全国有示范作用，而且在吸引区域外资金流向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与示范作用。
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制度安排
为了有效地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在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时应有所侧重，点面结合。“点”即政策支持的行业领域：“面”即政策支持的地区区域。
（一）扩大财税政策的支持范围
1.应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从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看，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综合性工业城市，如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工业城市；二是煤矿、石油城市，如阜新、鸡西、大庆等资源型城市；三是森工林区，如伊春及其他林业局等；四是农村地区。前两类主要是工业城市，后两类主要是农林地区。从国家财政支持的区域来看，近2年来对东北地区的财税政策支持主要倾斜在上述的前两个区域，即综合性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其中以综合性工业城市享受到的优惠最多。资源型城市则由于资源禀赋原因，直到21世纪初还承担着国家计划任务，一直处于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地位。据统计仅黑龙江省自1952年以来，由于初级资源品的低价调出与工业制成品的高价调入，形成的价差贡献多达7000亿元，而国家对该省的预算内投资不足其贡献额度的1／4.又因其；③产业进入壁垒较高，非国有经济进入难度较大，要实现资源型城市的振兴，国家财税政策方面的支持至关重要。
2.应重视对基础产业的政策支持。国家对东北农村地区的支持主要是使用财税政策，即减免农业税；对东北林区的财政支持主要是继续落实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然而，这些政策和资金对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的支持作用远未达到“振兴”的目的。对于今后财税政策支持区域的把握，我们认为应该向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做进一步的倾斜。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城市的振兴。前期支持工业城市的财税政策有利于迅速拉动东北的经济增长，但要使经济向深度发展，财税政策必须惠及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当然也包括资源型城市。
（二）合理安排财税政策的支持重点
已实施的财税支持政策主要是加大了对东北的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如首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100个国债项目中，辽宁省的52个项目都是围绕先进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基地两个主题，总投资442亿元；2003年国家还启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60个项目，总投资56亿元，截至2004年底，国家共下达国债项目贴息资金8亿元，安排东北高新技术项目118项。毫无疑问，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是拉动东北经济的增长点，东北经济的腾飞要靠这些优势项目来带动。但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从长期着眼，还需要解决一些基础的瓶颈问题，以便从根本上全面振兴东北地区。具体来说，新一轮的财税扶持项目应更加侧重以下领域：1.减轻企业与地方的历史包袱。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由于东北地区国有经济的比重高，形成时间长，这种调整需要非常高的体制转型成本，这就需要政府的投入，以帮助企业减轻或甩掉历史包袱。为此，建议国家设立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基金，专项用于东北地区衰退产业的退出、接续产业的培育，以保证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渠道。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与企业的历史包袱问题紧密相关，且形势依然严峻。以吉林省为例，到2002年末，全省下岗失业人员累计超过100万人，全省离退休人员105万人，每年养老保险基金收支自然缺口近30亿元，全省城镇纳入动态管理的“低保”对象149.7万人。未来5年城镇约有230万下岗失业人员和新生劳动力需要就业，农村约有200万富余劳动力需向城镇转移。另外，东北地区的失业保险金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需要国家加大对东北地区社会保障政策的支持力度，解决社会保障支出缺口巨大的问题，使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社会的稳定器，为振兴东北创造良好的环境。
3.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化工业的基地，过去一直没有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生产粗放、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大。作为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大平原的黑土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有2／3的耕地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黑土层已由原来的60厘米～70厘米厚减到30厘米左右；在中南部地区，特别是辽宁中部城市群地区，钢铁、冶金、采矿、石油化工等产业集中，长期以来“三废”治理的欠账较大，未经处理或处理未达标的城市和工业废水大量流入农业地区，使一些农业土地受到严重污染；而在约占东北大平原面积1／3的西部，与科尔沁沙地相邻接，生态环境脆弱，分布有总面积达200万公顷的风沙土，320万公顷草场已有80％以上的面积严重退化；还有，因大规模农业开垦，使东北大平原湿地面积急剧减少，湿地的生物种类已减少了25％。因此在财税政策上，除了扩大国家财政对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投入规模，还可在东北开征生态税收，以配合财政政策，调整产业布局。
三、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策略
我国实施了近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对整体国民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因素和潜在风险。在东北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时，需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尽量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
（一）财税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考虑的问题
1.国债资金的投资效率。由于国债资金配置存在严重的计划经济色彩，需防止预算软约束在国债资金的安排使用中可能造成的浪费和低效率现象。如由于国债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不足，不能按时开工和竣工而造成国债资金闲置；或者由于国债项目设计、施工出现严重失误，致使工程量大增，拖延工期或形成半拉子工程等失误浪费现象。
2.对民间资本的挤压效应。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缺乏市场活力。据统计，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大体上占企业总数的70％左右。前期振兴东北的国债项目主要是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扶持，这就有可能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压效应，而民营经济比重过低，会导致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不足。
3.经济结构矛盾。东北地区现有的经济结构矛盾主要有二：其一，收入分配和消费结构性失衡。不同行业、地区间职工的收入差距在拉大。1998年以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没有实质性增长，农村和林区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其二，地区经济发展仍不均衡。虽然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国债项目的安排更多地集中在大城市，使得区域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
4.国际成功经验的借鉴。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础（辽宁起始于1894年的京沈铁路时期；黑龙江起始于抗美援朝辽宁省北迁项目及“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吉林起始于“一五”时期国家的9个重点建设项目），主要是以资源为依托形成的重工业格局，其特点与德国的煤炭主产区鲁尔区和法国的铁矿主产区洛林区有相似之处，都是依托自然资源兴起的老工业区。鲁尔与洛林的振兴均借助于国家的政策支持，如法国政府对洛林地区实行3万法郎以上的生产性新设备投资给予30％的补贴、服务性设备给予20％的补贴等，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二）有效实施区域性财税政策的策略
为了能够避免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我们总结了两条策略性主张，以求能够更有效地实施振兴东北的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
1.建立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办法均在中央和省一级进行，对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没有明确规定。东北地区不但整体上较东南沿海地区落后，而且在一个省内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距。在这种客观现实条件下，随着公共财政的逐步建立，分税制的不断完善，建立完整的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就显得非常迫切。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应在考虑本省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在财政管理体制目标范围内，尽量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相协调。
2.政府投资引导民间资本。为了更有效地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率，政府投资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政府投资先行，引导民间资本投入落后地区。落后地区的多数基础设施投资只是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不属于纯公共物品。对此，政府投资虽是必要的，但更有效的办法是通过项目融资的方式，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这不但可以缓解政府财政的压力，还可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3.试行区域性生态税收制度。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在计税依据的确定上，均以价值决定理论为基础，没有将资源品开采过程中的生态价值折损纳入计税依据。资源品尤其是初级资源品的销售价格在进入市场时，其价格决定均取决于供需状况。导致资源主产区一方面产品低价外销；另一方面生态状况急剧恶化，又得不到及时弥补。实施区域性财税政策支持，可考虑配合税收制度改革，调整税收管理体制，在资源品主产区进行生态型税收制度的试点，以现行排污收费制度为基础，按照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将生态价值折损量量化计入计税依据，税收收入定向用于生态环境的恢复与治理。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杨君昌《对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若干看法——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在财政政策上的分歧及其启示》，《当代财经》2002年第1期。
（3）安体富、王海勇《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财税政策取向》，《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