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06 14:46: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东西文化 差异性 儒家文化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精神元素，它具有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的演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文化的差异实际就是价值观的差异，即人们对有关事物的好与坏、对与错、可行与不行的判断标准不同。
一
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东方重视整体，而西方重视个体。我们可以从语言上考察，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产品，也是文化的载体，它最能反映文化差异。汉字，作为文明古国的一个显著特征，从最原始的甲骨文，到今天的简化字，汉字时刻影响中国百姓的生活。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汉字是四四方方、规规整整的，它的独特千百年来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正是由于汉字可“变”，才使得广大的劳动人民在生活及劳作中不断创新，因此才有了闻名于世的四大发明。也正是因为“变”，才使得面对国家危亡的时候，爱国人士可以进行变中求生。汉字“正”的思想，使得中国人千百年来时刻都在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同时在其生活中不断体现出来。也正是这种“正”的思想，使得广大中国人在求变的过程中又有了一些保守性，进而使得汉字“变”的思想受到抑制。从英文和中文的比较可以看出，英文简单易写，而中文则讲究字的整体结构映衬，富有美感，但也复杂难写。西方的文字主要以拼音文字为主，如英文、法文、俄文等。这些文字的字根发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是在古希腊之前就是谜了。说到西方文字，最具代表性的应该算是英语。英文有自己独有的魅力。首先是英文的“变”，相同的字母，不同的拼写，也就组成了不同意思的单词。为避免因为写错顺序造成单词的错误和理解的分歧，小心谨慎是不可缺少的，久而久之，英美人士形成了相对于其他各国更谨慎的生活与工作态度。英文的书写相对是松散的，也正是由于英文的“散”的特点，使得英美等使用英文的人形成了享受生活、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
在汉语中，姓放在名的前面，这个人先属于某个姓氏，即整体，然后才是他自己；而在英语中，名在姓的前面，先是他自己，然后补充说明属于哪个整体。西方很早就出现民主和人权概念，这和西方重视个体的文化有关；东方的传统专制制度则是和重视整体的文化相适应的。
二
东西方文化中最容易影响百姓生活的还是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中影响百姓最深刻的是传统节日的庆祝。中国的节日都有很丰富的内涵，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这些节日的来历各不相同，每一个节日背后都有自己不同的故事和历史渊源。而西方的节日大多围绕宗教展开，如圣诞节、复活节等，因而他们的节日宗教气息更浓。西方的节日更多的是为了娱乐，为了放松，而中国的节日往往带有某种寓意，且作为传统节日，庆祝的方法往往是单一的。
西方文化实质是一种资本主义文化，它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对西方传统的基督文化改造的结果。西方文化的特点主要有简单现实，崇尚个性自由，惜时如金，自由，平等，开放。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均处在海洋半岛上，多面临海，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这就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社会。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造就了其开放变革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灵活、开放、勇敢、进取、协作的民族精神，倡导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革故鼎新，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在西方，也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传统塑造出了西方人那种外向型人格。
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自然，探求自然的奥秘和征服与主宰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积极进取，追求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西方人富有直面挑战，大胆追求、崇力尚武、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以片面掘进的思维方式和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达到目的、争取胜利的精神品质和心理状态，从而形成率直、豁达，具有刚硬的文化品格。西方社会赞同的价值观就是平等、竞争，法律也保护人们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完全的竞争，就是自由、独立，就是认为财富有价，肯定人的正常物欲。
中国文化可谓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东方文化的特点主要有重视亲情和血缘关系，谦虚谨慎、含蓄内向，承认现实、满足现状，强调共性，礼尚往来。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重土轻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国人非常注重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既文章”，这培养塑造了国人谦虚、谨慎、忍让、含蓄的传统美德。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文化传统了中华民族内倾型人格。
中国传统价值观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作为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提倡义利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泛道德主义的中国传统，用道德解释一切，国民乐于言义耻于谈利，重道德修养，轻外在事功的价值取向，导致科学在古代中国失去独立的人格价值和社会地位。从而表现出重义气，轻功利，好保守的人格精神。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这些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孔子坚决维护在君主专制之下的集权政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的分裂，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做保障，儒家学说的弘扬使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把“大一统”思想演化成了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势，即只有国家的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大一统思想对于维护国家之统一及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士为己任，士者仕也。”对士阶层的教育和培养关系到王权统治，更关系到黎民苍生，士阶层的品行和修养关系到政治清明和国家的稳定，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对士的约束和培养在封建社会取得了良好效果，要知道礼义廉耻，遵守社会基本的道德，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使其符合社会和百姓的需要和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清正廉洁，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可以接受教育的制度，很难相信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子具有这种非常眼光，这对教育大众化和教育平等化无疑是一大贡献，孔子这种教育思想推进了后世教育在下层社会中的逐渐推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格言警句对现代社会学生的教育是成功的，同样，教育理念的创新符合素质教育和教育的现代化、教育的科学化、教育的与时俱进，儒家思想对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
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观念在东亚各国有广泛影响，儒家思想也伴随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潮流与世界多元文化交流和碰撞，儒家思想在世界的广泛传播无不体现儒家思想的精髓获得世界的认可和接受，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也在逐步发扬光大，对现代社会的思想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影响逐渐扩大。对儒家思想的弘扬及其时代价值的彰显对世界文化、文明是一种巨大的贡献，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的思想文化，儒家思想文化也是世界的思想文化。
三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其产生及发展的社会背景及时代不同。任何文化都带有其产生的时代烙印，即时代特征。文化是一定区域的人们长期融合所形成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因此，文化既然已经形成，就没有优劣之分。这也是我们在研究文化问题时必须谨记的东西。如今，家庭、亲情观念强的中国人来到了美利坚这块土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及尊老爱幼的美德难免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但愿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能坚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让中华文化这朵奇葩在美国各族裔的百花园里绽开得更鲜艳，更灿烂。
内容摘要：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历经千年风雨的洗礼和无数先哲的传承、积淀，已成为支撑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因素。本文站在现代化角度，对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展开现代化调适和创新，将其结构要素置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要求之下，经现代辩证理性的光照，重放现代光彩。
关键词：儒家经济伦理 调适 创新
问题的提出
儒家经济伦理作为中华伦理中关于经济方面的主体构成，本身熔铸了几十代人的思维和实践成果，它作为整个儒学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及其在历史的发展和发展的历史中积淀起了既稳定强固又灵活变通、既自成一家又博采众家之长的特质，形成了既内在又超越、尊德性而道学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独特风格。就其基本态势或性能而言，它既充满着历史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又具有相对的永恒性和全民性；既有同封建主义道德相贯通的一面，亦有超越封建主义道德的一面。就其后者而言，也许可以说它包含着一些当代的普遍化的伦理智慧和道德精神。
实际上儒家经济伦理总是处在一种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自我超越和升华之中，因为儒家文化体系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体系，它是变通的、而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保持其基本特质的同时，又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变化与转换。因此，它能较好地适应社会实践和理论思潮的挑战而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调整与更新。所以，只要我们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儒家思想的特点，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科学处理好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关系，就能使其适应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关系
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由两个有联系但并不相同的层面组成。一是在历史上是否起着积极有益作用，此多是历史评价问题；二是它现在能否起着积极有益作用，此多是现实需要问题。两者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之所以说有联系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对现在仍有影响；之所以说不是一回事因为事物本身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经过适应现实需要的改造批判和转向。历史上的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仍保持着它原来的本色，而今天的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经过现实的批判改造和转向，其功能的发挥已判若两物。所以，必须从批判改造和转向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代市场经济伦理所起的作用。
所谓儒家思想的现代经济作用问题，既不是原来儒家思想的复归，成为现代经济的主导思想，也不是仅囿于过去，完全抛弃和否认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而是一个批判诠释的创化过程，其真谛是站在现代化高度，以现代化为视角，按现代化需要，用现代化手段，批判扬弃其不合现代化要求的陈腐部分；另一方面，挖掘发展其合乎现代化要求的精华部分。
归根到底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社会的接轨吻合。它是一个双向运动：一是诠释使之适应现代社会，是历史走向现代社会，传统是主动的；二是按照现代化要求去重塑造历史事物，是现代与历史的构合，传统是被动的。两者运作方向相反实质是一回事，其运作标准和价值取向都是现代化，其原型根据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其诱发机制都是改造批判，其根本旨要是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然 ，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确实存在着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思想素质，因为它在构成传统文化主导方面、塑造民族心理沉淀层面、铺陈历史涵盖层面等都曾起着和现代仍然拥有更多的牵动性、更直接的认同性、更宽泛的普适性，具有内在形上层面的超越性，正是在这种内在的形上超越性指导下，儒家更积极关注和切入现实社会经济活动，注意研究经济和伦理的关系。
儒家最早认识到经济和伦理矛盾相悖现象，对社会经济活动始终倾注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所谓终极关怀作为一种意识感受，说到底是“把某种神圣作为生活的真谛”，作为生活真谛的神圣常常是人们最高追求和理想，“神圣的本意，具有分割、限制之意”，它来自拉丁语；神圣“最初用来指不同于常规的东西与超出民众规范的东西”， 它是人们感受的极限，有充分的完美性、圆善性。儒家希望在终极关怀指导下进行经济行动，对经济活动引起伦理变化有所焦虑。就理论原型的内蕴素材而言，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更有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伦理重要思想源泉的内在条件，无论是历史的还是逻辑的。
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性调适与创新
为适应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儒家经济伦理作为儒家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整个儒家文化体系正处在一个自我调试与创新时期，以期待作为市场经济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调适、改造与创新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分清精华与糟粕，把精华部分继承下来加以弘扬就算完事，而是在继承优秀遗产的基础上，赋予其时代和发展要求的新内容和新思想。其中改造的方面主要是应该根据市场经济伦理建构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通过市场经济建设实践，将儒家经济伦理中有可能适应市场经济伦理建构的部分，升华为市场经济伦理的构成因素。
如对儒家“诚信”的重新认识，可以使其成为市场经济职业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诚实守信自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信”是五常之一，“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诚”具有最高的道德境界。诚信是儒家的道德追求。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儒家认为，人无信不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
在经济领域，《孔子家语・相鲁》曾有“贾羊豚者不加饰” 语，意思是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人员不售假货劣货，不违反职业道德。儒家所以反对经销人员做假，从道德价值的评判上说，就是因为它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诚”德。儒家的“信”，本义就是“诚实不欺”。由此来看，诚信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诚信本身不讲功利，甚至超越功利，但它和功利又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就是诚信的双重性，即诚信的本质是利他的；反过来，在利他的同时又利己，"有德则有财"。从儒家诚信观念中汲取合理的营养成分，对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业道德建设和惩治造假售假的丑恶现象是有益的。
创新方面是指对儒家经济伦理要赋予时代和发展要求的新内容和新思想。当然，传统伦理文化的创新，在基本理念的确立上，不是以挽救道德理想主义、恢复伦理中心为取向的，也不是为求新而求新，将传统伦理文化弄得面目全非就是创造转化，更不是对传统伦理结构要素加以再排列、再组合，重建其伦理的结构性机制，重造其伦理理念的权威导向。而是将原结构打散，进行要素分解，当弃则弃，当改则改；并以市场经济为现实动力，以服从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确认世俗权利的基础上追求崇高为模式，以道德与社会各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健康互动为社会根基。这样，将原结构要素置于现时代市场经济伦理要求之下，传统伦理理念将在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统帅下，各创现代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各建现代个体道德与公共道德。使传统伦理经现代辩证理性的光照，重放现代光彩。
（一）创新要在概念、范畴和命题上赋予新的思想内容
如义与利；个人与群体。传统的儒家伦理导向是重义轻利、轻个人重群体。但如今，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追求物质利益、注重实际功效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必然要求在个人与群体的利益中寻求新的平衡。肯定、鼓励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以正当手段的自获性，在理论上予以论证，并用法律、规章等形式规定下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建设的基础。
（二）要赋予儒家经济伦理新的思想理论
可以将儒家传统伦理的良心论，用来培养当今市场经济“道德的经济人”， 即在富有道德心、愿意共同合作、关注他人与社会的基础上，求取合理合法满足个人利益的人提供思想资源。市场经济在其理想目标上，是将人塑造成生活丰裕、精神健全的完整的人，它内在地需要人的理性观念和伦理觉醒。“良心”，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据与象征，即是个人合理行为的道德基础之一，又是关注他人与社会公义的原初动力之一。如果在市场经济驱动下从个人利益的基点迈向社会公义的目标之途中，获得人的“良心”的支持，那么建立起“个人－社会”的稳定趋向关系之桥就多了一种辅助资源。
（三）建立并健全规范、开放的制度伦理
所谓制度伦理，就是着重从制度方面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它通过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伦理要求的规则、准则、戒律等来规范、约束道德实践主体的行为和方向。社会规范伦理是通过某种公平合理的选择形成制度性的道德体系。而制度性道德体系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它不会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个人偏好所左右，而且是对个人的偏好和价值追求起着规范、制约和矫正的作用，从而把他们纳入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儒家提倡的一些经济伦理思想也只有在规范的制度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如“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群体至上”和“互助合作”等伦理思想，在缺乏规范、放任自流的制度伦理条件下是不会发生什么作用的。相反，在规范的制度伦理条件下，儒家所提倡的那些经济伦理思想不仅可以融会于现行制度伦理中，而且这种思想的发扬将可以激发主体能动精神，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四）契合时代主流，做到与时俱进
为了使儒家伦理更好地与中国当代市场经济的进程相结合，不断使其更换新鲜的血液，以焕发出新的活力来适应时展的需要。必须与时展的主流相契合，做到与时俱进。在中国农业文明时期（或封建社会时期），政治是时代的主题，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能否取得政治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也被视为当时的最高价值，而服务于“政治本位”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主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就是表现在要求人们恪守那些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
而在中国工业文明时期（或者市场经济时期），以及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过程中，经济也就成了时代的主题，这样儒家伦理“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内容也就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即由原来的政治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变为经济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把能否取得政治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也就变成为能否取得经济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了，经济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也被视为当时的最高价值了；同样而服务于“政治本位”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主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应该变成服务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主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同样相应地表现在要求人们恪守与市场经济相应的儒家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所以，必须将儒家伦理中服务于封建等级的道德理想和规范变革为服务于市场契约的道德理想和规范。这样，儒家经济伦理也就契合了时代的主流，做到了与时俱进，那么，儒家经济论理也就变成了时代的新儒家，将以崭新的内容和浓厚的现代气息成为未来时代伦理精神的重要内容，为中华民族提供奔向更高文明目标的精神动力。
总之，儒家经济伦理只有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色，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伦理建构需要，通过改造与创新，才能有发展前途，才能以自己的特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为振兴中华民族、造福人类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周敦颐.周敦颐集[M].岳麓书社，2007
2.郭庆财译注.论语.孟子.老子.庄子 （上）[M].古籍出版社，2006
3.刘乐贤.孔子家语[M].燕山出版社，1995
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与几个弟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被困于匡地，生命安全遇到严重威协。就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说出了上面这段震人心魄的话。丝毫不见面临危难的惶恐焦虑，有的却是乐天知命的从容自信。他坚信“天之未丧斯文”，个人的生死已与“斯文”的存亡紧密相连，文化生存的悲情已与个体生命的感受合而为一，维持和延续“斯文”，已成为他生命价值的全部。
有学者曾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都收在孔子手中；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都是从孔子手中放出来的。此话也许有点夸张，但如果说孔子的一生，是为继承和传播“斯文”而竭尽全力的一生，则不为过分。作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大贡献与影响的人物，孔子对于“斯文”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他对于文化生存发展问题的看法，他为继承和传播斯文而努力不懈的精神，都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想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就教于方家。
一
什么是“斯文”?“斯文”就是文化。就孔子的时代而言，就是指唐虞夏商周以来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所谓尧舜“焕乎其有文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此即孔子所谓“斯文”。
提到“斯文”，人们往往只想到诗书礼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诗书礼乐在孔子对传统文化承传中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诗书礼乐只是文化的载体和外壳，并非孔子所谓“斯文”的全部和本质。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孔子所要承传的“斯文”，并非就是几本古代典籍和几种古代礼仪器物，而是超越文献器物层面的、体现于诗书礼乐等文化载体中的内在文化意义和文化精神。
“文化”这个概念，本来就很复杂，加之当今市场上“酒文化”、“茶文化”、“性文化”乃至于“厕所文化”纷纷面世之际，文化的本质更是如坠烟云、面目不清了。要而言之，文化应当是一定的人群(通常为一民族)共有的、社会承传着的知识和观念的总和。文化当然包括各种实用的知识，如科学知识、生产技术等，但体现一种文化特质的，则是其行为标准、价值观念、审美观念、世界观和信仰等等。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包括现实关心和终极关心两个层面。所谓现实关心，即关于政治、经济等现实性事务，而所谓终极关心，则是一个民族关于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价值、目标、方向、信仰等共同信念。我们可以把后者称之为深层文化精神。笔者认为，孔子所欲承传的“斯文”，核心就是这样一种深层文化精神。这种深层文化精神在孔子思想中的具体内容就是其“仁”道理想。“仁者人也”，“仁”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成仁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孔子所理解到的传统深层文化精神的核心。
“斯文”所标示的深层文化精神价值，是超越的而非现世的，是道义的而非功利的，是高尚而非鄙俗的，是文雅的而非野蛮的。正因为如此，这种价值往往易于被世俗之人所忽视遗忘。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巨变，人们普遍迫于眼前政治、经济的具体目标，急功近利，疲于奔命的时候，这种人文精神的价值更是会被人视为“迂阔而远于事情”。孔子所处的时代，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少数像孔子这样具有深切的文化生存悲情与文化生命意识的人，才能自觉体悟并高扬人文精神的价值，从而为“斯文”的承传执著奋斗。孔子在当时被人认为迂腐而不被重用，原因就在于此。而孔子在后代越来越赢得人们的敬意，原因也在于此。
二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当然要受到特定时代经济、政治因素的种种制约和影响，但一种文化传统，尤其是其深层文化精神，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成为一个具有生存、进化、适应能力的文化生命。
孔子正是把文化传统当作一个活的生命来看等的。正因为是一个活的生命，所以孔子认为，文化的发展，“斯文”的承传，应当是有“因”有“革”，有“损”有“益”。“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如果只有“革”而没有“因”，文化就断绝了，生命就死亡了。相反，如果只是“因”而不“革”，文化就停滞了，生命就僵化了。因此，因革损益，乃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前人们常说孔子是保守派人物，并常常着眼于政治、经济方面来谈孔子的保守性。其实，从政治、经济问题来看，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孔子是保守的。对春秋时期的从事政治经济改革的大政治家如子产、管仲等人，孔子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子产不毁乡校，孔子曰
：“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去世，孔子为之流涕，称赞他是“古之遗爱”(《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虽然批评管仲不俭，不知礼(《八俏》)但却又高度赞扬管仲协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政治业绩，称赞他“如其仁，如其仁”(《审问》)。对于当时以陪臣执国命的新派人物，孔子也并非一贯视如仇雠，墨子甚至说：“孔某为鲁司冠，舍公家而奉季孙。”至少对在鲁国独揽朝政的季孙氏，孔子并没有作过任何直接的批评。可见，说孔子在政治上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并无充足的理由。
在经济问题上，人们用来论证孔子保守的主要证据，是说他反对鲁国用田赋。其实对这件事，孔子当时并未公然反对，更没有阻拦。季康子欲以田赋，主动来向孔子请教。可是问了三次，孔子都没有发表意见。可见他并不想以自己的意见来影响某一项具体经济改革的实施与否。他只是事后私下对弟子冉有谈了自己的个人看法。而他之所以不赞同田赋，其用心并非针对某一种经济措施，而是出于“施取其厚，事取其中，敛取其薄”的爱民思想(见《左传》哀公十一年)，反对加重民众的负担。其出发点是一种超出了经济目的的文化理想的考虑。
要而言之，孔子基本上属于一个文化人，而非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他所关心的重心并不是要阻挠(当然也不是促进)某项具体的政治或经济制度的变革，他关切的是他所理解到的深层文化精神(其核心是仁爱)的存亡断续问题。他用以评价人物或事件的标准，是在于文化本位的仁道精神，而不是我们后人所说的政治或经济上的进步或倒退，革新或保守之类。在孔子看来，文化生存的问题实大于且高于政治、经济层面的问题。孔子虽然也曾一度从政，但从政在他看来只是实现其文化理想的手段而已。作为他从政期间的一大杰作的“夹谷之会”，其文化意义也远远大于政治意义，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要还是维护了华夏文化的尊严。
如果说孔子在政治经济上是保守派这个观点很难成立，那么，说孔子在文化精神的承传问题上持相对保守的态度，则是不无道理的。
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学派，从一开始就是以直接继承殷周前代文化的面目出现的。《庄子·天下篇》说：古之道术“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书礼乐”是前代文化的载体，而所谓“多能明之”，不同于后来“百家之学”的偶尔“时或称而道之”，是一种明确的理解与接受。联系孔子“信而好古”，“好古敏求”的精神及其对三代文化特别是周文化的响往与赞誉来看，以孔子为代表的邹鲁先生们的确是以继承一脉相传的前代文化传统为己任，具有强烈的文化承传意识。而春秋时代的鲁国，保留前代文化最为完备，也为孔子及其弟子们承传前代文化准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此不同的是，后来“百家之学”中的其他各派，普遍带有反传统的色彩，与孔孟儒学以继承和维护传统文化为主的基本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参见拙文《从看先秦学术史的几个问题》，载《哲学研究》一九九年增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在对待文化传统问题上的态度，相对来说，确乎比较保守。
但应当指出的是，孔子所要保守的，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文化形式或仪文制度，而是体现于所有古代文化形式中的深层文化精神。“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礼乐的器物层面和仪文层面并不重要，当然可以也应当变革、损益，所以，“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觚不觚”，也可以勉强“觚哉，觚哉”!(《雍也)“行夏之时，乘殷之略，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具体的仪文器物，礼仪形式，书可择其适用者用之，当然也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损益创新。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同样也是如此。
孔子所欲固执而承传的，是超越器物仪文层面和政治经济层面的深层文化精神。这种深层文化精神在孔子看来，是从尧、舜、禹、汤、文、武以来一脉相承，不曾废坠，也不可废坠的。所谓“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正表现了孔子对于这一深层文化精神传统的执着信念与承传意识。要说孔子“保守”，其保守性主要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孔子之所以被人视为传统文化精神首屈一指的传人和代表者，与他这种带有“保守”色彩的文化承传意识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种深层文化精神一脉相传，并不等于一成不变。因为在这种文化精神的核心的仁道理想中，就包含着肯定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内容。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作为文化精神的主体的人在承传前代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应当也必然会对之加以扩充与创新。事实上，孔子所理解到的深层文化精神的核心的“仁道”精神，虽然可以在尧舜禹汤文武所代表的古代文化传统中找到其渊源，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包含了孔子本人的扩充与创新。
但是，扩充与创新，同断绝与废坠，是根本不同的。在孔子看来，传统文化精神尽管可以损益，但继绝与废坠，则是绝对不可以的。他之所以坚信“天之未丧斯文”，即源于这样一种信念。
深层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显示其内在生命特质以区别于他民族的标志。一个民族之所以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并不只在于衣食住行等器物层面上的不同，也不在于经济模式与政治制度上的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某种集体的深层文化精神。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这种文化精神，那么即使这个民族作为生物的存在(种族)依然子孙繁衍，但实际上作为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文化传统的继续，实具有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意义。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孔子虽说：“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滕文公下》)，但有君无君的问题同文化精神存亡继绝的问题比起来，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种强烈的文化生存和承传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学统。中国文化之所以有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与此有关。
三
每当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转折的时期，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就必然会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面临考验，甚至出现存亡继绝的危机。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孔子的时代，人们受政治、经济变革的功利目的的驱动，“斯文”的价值已受到相当程度的忽视。夏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显然面临着相当的危机。孔子多次感叹：“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卫灵公》)“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八佾》)：文献的散佚，还只不过是斯文危机在文化载体问题上的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在人们观念上出现了蔑视斯文的倾向。棘成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颜渊》)文的价值已无关紧要。甚至在亲受孔子之教的门弟子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先进》)政治经济的功利目的，已经把读书为学挤到了可有可无的地位。乐于经商的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八佾》)，显然也含有为了经济价值而牺牲文化价值的考虑。宰予心安理得地向三年之丧的必要性提出挑战，表现出对孔子所坚持的传统仁道精神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孝道)的怀疑。当时整个天下礼崩乐坏，天子失官，“大师执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辽适蔡，四饭缺适秦……”(《微子》)专职文化人纷纷作为鸟兽散，“斯文”断绝的危机，在当时确实已经触目惊心。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孔子仍然坚信“斯文”不会扫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审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同上)孔子讲到天与命的地方不多，也不曾对天命的含义加以发挥，但上面几条点到天命之处，实具有某种宗教情怀和超越的含义。这本身也是一种深层的文化精神的表现。按照后来思孟一派儒家的发挥，文化精神仁道理想达到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也就是一种带有宗教情怀的超越信念，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中庸》)而在孔子的意识中，天之不丧斯文的信念，也已经与某种宗教情怀联系在一起。这种超越信念当然也并非全无现实的依凭，“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子张》)只要真正有价值，斯文就不会坠地，文化就不当断绝，并不在乎统治者的提倡与否，亦不在于“大腕”们赞助与否。
然而信念与可能性是一回事，文化传统是否真能渡过现实的危机而承传接续下去则又是一回事。社会巨变的动荡时期，文化精神与普遍的客观社会环境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往往是尖锐的。这种冲突在极端情况下恐怕未必不会导致某种文化精神的断绝或消亡。世界文化史上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因此，文化传统只有通过文化主体自觉的承接传播，包括在承传过程中的自我批判与改造工作，来回应新的社会环境提出的挑战，才能生存发展下去。这样的工作，往往必然地落在少数具有浓烈的文化生存悲情和文化生命意识，而且不计较政治经济功利得失的知识分子身上。春秋末年，历史选择了孔子来担当这一使命。
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在“斯文”与客观环境出现巨大矛盾之际，在政治、经济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焦点的时代，仍然坚信“斯文”不可废弃的价值，怀着带有某种程度的宗教情怀的坚定信念，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执着民族深层文化精神的承传接续，终身不倦地为“斯文”的继承、改造和传播而努力奋斗。
孔子曾试图通过从政的途径，来拯救“斯文”的危机，实现其仁道的人文理想。可是在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中，虽然在遇到嘲笑、讥讽的同时，也曾受到过相当的礼遇与尊敬，但终究没有哪个政权正式任用他。尽管没有人公然说斯文一钱不值，尽管也有人认识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预感到斯文终究还会有再振的时候，但彼时彼刻，却似乎无人愿意负担起供养“斯文”的代价。
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很难解释为是由于孔子坚持要恢复某种旧制度，而当时的各国都已经是由新派人物当权的缘故。当时作为孔子人文理想对立面的，并不是某一种新兴的或保守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社会的日趋鄙俗的反人文精神倾向。如果说孔子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旧的政治制度，则当时名义上的周天子尚在，孔子尽可以投奔其麾下，为重整周天下尽犬马之力，然而孔子没有也不会这样做。孔子的文化生存意识正体现于他绝不以牺牲自己的人文理想来迎合任何政治势力，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恰好相反，他栖栖惶惶周游列国，正是为劝说各种政治势力来适应他的人文理想。这与后来战国游士简练摧摩，练就三寸不烂之舌，怀揣一肚子奇谋诡计去为人主出谋划策，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