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24 14:49:3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育率的意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登报的1989年中国市、镇、县分年龄的年中妇女人数（15~49岁）和198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中国市、镇、县分年龄育龄妇女（15~49岁）生育的子女数及分性别组成的双生子对数。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实行较为严格的二元社会结构和户籍管理制度，在这种体制下，城乡之间以及都市和城镇之间不论在经济状况、居住环境、生育观念以及工作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别，他们属于不同社会经济状态的群体。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最后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质量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同。本文所选用数据为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第二种口径统计的数据。2.研究方法生育事件和生育结果都可以用来描述生育量。人口学上一般将生育率定义为每1000个育龄妇女的全年生产活产婴儿数。这是从生育结果定义生育率。由于本文考察的主要是生育胎数，而不是生产婴儿数，即关注的是生育事件，所以本文的生育率指的是胎生育率。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生育数据中，提供的是1989年育龄妇女全年生产的子女数及双生子对数。假定每次生产只有单胞胎和双胞胎两种类型（三胞胎及多胞胎类型极为少见，忽略不计），可将各个年龄妇女生育的子女数换算成生育胎数。即生育胎数为生育子女数减去双生子对数。
二、市镇县育龄妇女分年龄的生育率与双胎出生率
1.育龄妇女、生育胎数、双胎数的年龄分布育龄妇女、生育胎数和双胎数是决定生育率和双胎出生率的三个重要参数。各年龄组育龄妇女人数主要是由该年龄组女性的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共同决定的，它与人口的总体年龄结构有关。生育胎数和双胎数是育龄妇女的衍生参数，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1989年的育龄妇女都是1974年以前出生的，当时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成长性结构分布，这一特点在1989年年中妇女人数的年龄分布上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从表1可以看出，育龄妇女随着年龄的增加，其百分比分布呈明显单调下降趋势，其中死亡率的年龄特点加大了下降的幅度。而生育胎数则是由育龄妇女人数和生育率共同作用的结果，20~24岁育龄妇女的生育胎数占到总生育胎数的一半以上，20~29岁育龄妇女的生育胎数达到总生育胎数的80.4%，这是妇女生育最旺盛的年龄阶段。虽然双胎数的年龄分布与生育胎数相近，但其集中性程度明显下降，其百分比分布有向高年组偏移的趋势。如20~29岁育龄妇女生育的双胎数只占总双胎数的73.8%，低于生育胎数的比例，而20~34岁育龄妇女生育的胎数和双胎数在生育总量中的比例却是相同的，均为90.3%。2.市镇县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与双胎出生率中国市镇县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与生育年龄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并且随龄变化模式一致，都表现为单峰偏正态分布。1）。20~24岁生育率最高，大约为一般生育率的2.5倍，25~29岁虽有所下降，但仍然居于较高水平，大约为一般生育率的2倍，随后，生育率急剧下降，且随着育龄妇女年龄的升高持续下降。中国市镇县双胎出生率明显受女性生育年龄的影响，并且与生育率具有完全不同的随龄变化模式。双胎出生率在30~34岁以前随着育龄妇女生育年龄的增加而上升，其中县育龄妇女的双胎出生率在30~34岁达到峰值，而镇的峰值年龄推迟到35~39岁，市则始终保持随着育龄妇女生育年龄的增加而上升的趋势。尽管如此，不论是市、镇还是县其育龄妇女在30~34岁和35~39岁的双胎出生率差别都不大，均呈现一个双胎出生率相对稳定的平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最高生育年龄阶段，即45~49岁育龄妇女的双胎出生率都出现异常升高，达到双胎出生率的最大值。1989年中国育龄妇女的一般生育率为78.83‰，在这些生育事件中，双胎出生率为7.81‰。虽然同为生育事件，但单胎生育与双胎生育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生育事件，前者主要受生育政策、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后者则主要受妇女生理和生物学因素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妇女的避孕方式和生殖方式如口服避孕药、试管婴儿等对双胎的出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缺乏相关资料，哪些因素对中国双胎出生率有影响尚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试管婴儿对1989年中国妇女双胎出生率没有产生影响，因为我国的首例试管婴儿是1988年诞生的。
三、双生子出生性别组成分析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双胎数据提供了双生子对出生的性别组成信息，即男男、男女、女女三种类型的双生子对出生信息。从生物学来源上，双生子分为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两种类型，同卵双生子是来自于同一个受精卵，其在第一次细胞分裂时发生了分裂分离，并各自发育成一个个体，这种类型的双生子在遗传组成上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其性别组成必然是一致的，即性别组成只能是男男型或女女型。而异卵双生子是妇女在一次排卵周期中排出两个卵，并分别被受精，其遗传关系同正常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相同，因此其性别组成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不相同。异性组成的双生子对只能是异卵双生子，而同性组成的双生子对则可能是同卵双生子，也可能是异卵双生子。所以异性组成的双生子对与同性组成的双生子对之间的比例关系既包含异卵双生子内部的关系，还包含异卵双生子与同卵双生子的关系。在自然情况下，异卵双生子对的性别组成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其异性组成的双生子对与同性组成的双生子对存在比较稳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异性组成的双生子对与同性组成的双生子对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反映异卵双生子与同卵双生子之间的某种比例关系。异性双生子对与同性双生子对的构成比例（异性/同性*100）在不同的妇女生育年龄阶段差别较大，并呈现明显的变化规律，即在30~34岁以前异性双生子对的比例随着生育年龄升高而上升，随后逐步下降，且下降的幅度大于之前上升的幅度。通过对市镇县的比较，市的异性双生子对的比例最低，县次之，镇最高。镇妇女生产的双生子中，其异性双生子对的比例在所有年龄阶段都明显高于县和市。
四、讨论
生育事件是人口学工作者始终关注的热点课题，然而对于生育事件中的双胎出生及其人口学意义却没有引起我国人口学家的重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长期以来，我国人口学界关心的现实生育问题主要是生育率水平及其对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影响，而双胎出生在这些方面作用微小；特别是双胎出生率较低，且具有散发性特点，给双生子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但双生子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人口学现象，尤其是与单胎相比，其在围产期风险、家庭养育成本、社会关注程度以及反映出的女性群体生育特征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双生子在人口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双生子的生育特点及其流行规律是双生子人口学的基本特征。同为生育事件，虽然单胎生育率与双胎出生率都与女性的生育年龄和所处的社会经济状态有关，但是它们呈现不同的发生特点和流行规律，它们属于不同性质的生育事件。单胎生育率主要取决于生育政策、婚育年龄、生育意愿等社会学因素，而双胎出生率主要受女性的生育年龄和生理特点影响，婚育的人口学因素和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双胎出生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女性的生理过程实现的，它不仅影响双胎出生率，而且还会影响双生子对的性别组成情况。因此，在一般生育率和生育总量保持一定的情况下，女性的年龄生育、生育方式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将会对双胎出生率和双胎的性别构成产生较大的影响。自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始终保持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人们的工作环境、生活节奏、经济条件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地变化，人们的婚育年龄也有推迟的趋势。由于城镇化和高龄生育都会导致双胎出生率和异性双生子对比例的升高，尤其是随着体外辅助生殖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体外辅助生殖服务机构为了保证体外受精的成功率，常常用多个卵进行受精，导致双胎甚至多胎的发生率显著上升，实施体外受精的女性常常是在正常受孕失败，并在求医仍然不能达到目的后才进行体外辅助生殖的，因此这些女性一般生育年龄偏大。可以预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将可能会迎来双生子群体在人口中的比例持续升高。（本文来自于《人口学刊》杂志。《人口学刊》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干建平龙刚张青单位：黄冈师范学院人口生态学与资源管理研究所
如今，药吃多了，世界还好吗？
1993年开始，上海市户籍人口就进入了负增长，作为中国富裕化的代表样板，它尴尬地告诉中国人：中国已经悄然迈入了“低生育率”时代。2009年，上海市重申了2004年起施行的“符合再生育条件夫妻可生二胎”政策，这样的鼓励与当年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对比效果颇值得玩味――因为低生育率已经不再只是德国、日本等一些人口负增长国家的头等大敌，人口学研究表明，中国可能正在走上与欧洲和日本相似的道路。
究竟是哪些原因，让世界上的新生儿越来越少？
明年复明年，明年何其多？国外的研究已经证明，生育年龄推迟是生育率的重要抑制因素。比如，近年来欧盟人口由于生育年龄不断推迟导致其生育率降低了30%；北大教授用同样方法对中国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由于推迟生育降低生育率的幅度为11%，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降低幅度则高达23%――在愈加发达的中国，生育年龄推迟这个抑制因素的影响已经变得相当大。
相信你一定遇见过“职场白骨精小A”这样的朋友：“公司倒没有规定不能生小孩，但是这意味着我要离开岗位将近半年甚至更久，等我再回来恐怕早被人占了座！生孩子这事儿，能等就再等等吧！”也应该不缺少“完美主义者小B”这样的闺蜜：“我只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寻找理想的另一半……”
――当自我意识开始苏醒，生儿育女这类的传统事务，放下爸妈的电话就能被忘得干净。
一不小心就成了没运气的“不孕族”。在这个冰川融化、地沟油出没的时代，环境恶化正在大范围地发生，加之社会节奏加快、竞争加剧，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生理和心理压力：野心的膨胀正令我们失去本以为理所应当的健康。
这一代人中的不少人，经历了这样的轨迹：在健康蓬勃的青春年代无知无畏，终于混到“人上人”的境界买了别墅有了草地，却再不能有自己的小孩在其中打闹嬉戏。不孕，早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报道，现在美国不孕率为10%~15%，而欧洲的不孕率则达到20%，我国的最新研究结果同样显示，新一代已婚妇女的不孕风险明显提高。
与高质量生活竞争后的走低生育率。西方国家曾经流行一个口号：发展，就是最好的避孕药――因为忙于其他生活追求而减少甚至抹掉了生育的必要，实在比任何措施都立竿见影。
这种竞争有时来自宏观层面。比如2009年美国众议院73名议员力促奥巴马在2011年中为国际计划生育增加10亿美元，因为“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将使得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更容易达到”。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同样认为：为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我们可以在疫苗、医保方面做得很好的条件下，把人口降低 10 至 15 个百分点――来自强势话语权的信息告诉我们：让现有的人口过得更好，似乎比人口增长繁衍更有意义。
这种竞争也可以微观到个体。密歇根大学的Ron Lesthaeghe曾经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型”的概念：它是工业社会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发展到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时，人口生育状况发生变化。它的出现是由微观个体的集体行为带来的：人们更愿意推迟或者拒绝生育，从而可以更专注于教育和事业发展，花更长的时间寻找理想配偶，追求更加灵活有趣的生活。因为富裕社会的这些趋势，教授们猜测再过50多年，美国将为人口的减少而担心，就像现在的欧洲和日本一样。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摘要：近20年，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普遍，许多国家都在探讨其解决途径。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却又其自身的历史和制度根源。探讨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基础上，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根据分析的内容，总结了三点政策调整的思路。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顾宝昌.综论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3周皓.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J].人口与经济，2000（5）
4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关键词：人口问题人口战略目标人口调节机制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关键词：人口问题人口战略目标人口调节机制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兰州市人口生育水平与教育发展的关系分析
甘肃地处西北，农村人口数量占全省人口总数比例较大。而受教育程度低的普遍都是农村人口，所以就从生孩子的数量（孩次）和受教育程度上看一组数据（假定孩子的成活率为100%）。六普数据显示，随着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升高，生育子女的绝对数量在逐渐减少，生育一孩所占比率是上升的，二孩和三孩所占比率是下降的。同时可以明显看出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人们由于观念、经济情况等原因，生育意愿对于孩次大的情况比较多，这样就会增加人口压力。与此同时人均资源占有量就相应减少，从而会对教育规模、结构的布局等方面产生影响。生育水平和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首先，生育水平影响人均教育资源。家庭规模大、孩子多的话，由于经济问题往往会有孩子辍学在家，直接影响受教育程度。其次，生育水平对于人口控制会影响教育规模。人口控制使学龄人口规模缩小，特别是小学学龄人口大幅减少，缓解了教育压力。最后，生育水平影响教育结构和布局。由于农村人口出生减少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农村地区学校大量撤销、合并，教育资源向城镇、城郊、新城区集中。总之，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教育事业发展，使人口素质快速提高，甘肃省文盲半文盲率由1982年的32.42%降至2010年的8.69%。还对改善人们婚育观念和生活方式，降低生育率，抑制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兰州市人口生育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分析
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表3为兰州市各县（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基本健康”的情况表中未呈现）。总体来看兰州市老年人口所占的人口总数比例很小，而且健康情况良好，生活不能自理人口的比率很低，这可以看作老年人口的健康医疗问题并没有给兰州市的经济发展施加太大的压力。
除了健康问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还对传统养老方式提出了新挑战，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情况也值得我们关注。表4为兰州市各县（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化相对较高的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红古区，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离退休金和养老金，其次是家庭其他人员供养。我们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离退休金和养老金在我国的财政支出里占很大一部分，并且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老龄化人口的快速增长无疑会对此带来严重压力。其次，从家庭其他人员供养这个角度来说，家庭所担负的为老年人提供传统的照顾和满足老年人需要的全面责任正在削弱，这表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着挑战。从表4可看出，在经济压力很大的今天，家庭其他人员除了自身的生存外，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或者能力对老年人提供赡养的义务和责任。面对速度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的老龄化问题，我们面临非常艰巨的挑战，要时刻保持对生育水平和老龄化问题之间关系的警觉性，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兰州市人口生育水平与人口流动的关系分析
80年代以前兰州市以工业性的人口迁移活动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兰州市的人口迁移流动却出现了新的特征。如果将以往的工业性移民活动当作带有计划性特色的政府指令，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流动就清晰地显示了自发的市场经济型特征。人口迁移流动虽说能刺激城市经济发展，但增加了城市负担，直接扩大了城市人口集聚规模，并引发出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为此，必须稳妥慎重地确定合理的人口迁移变动规模。
由于迁移流动都涉及区域划分，所以相对应的比较都应该选择一个参照地，是拿流动迁移人口与流入迁入地相比，还是与流出迁出地相比，这两种比较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大多数的人口调查数据由于流动迁移信息有限或者其他不易处理的原因，比较倾向于将迁入人口的生育率与本地原有人口的生育率相比，但这种方法并不适于所有流动迁移对生育率的一般性影响的分析。
作者：苟岩申社芳单位：兰州商学院统计学院
7月，2012年的毕业生想必绝大多数都已经离校了，他们已经、或正在、或即将奔赴所期望的城市。对于一直向往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同学，我想跟他们说，“生活压力大，选择需谨慎”。
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由于房价高物价高竞争激烈压力大，有人称之为“绞肉机”。这个比喻很精辟。
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已经不在农村，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18，而北京不足0.71，上海不足0.74，全国倒数前两名。这说明什么问题？大城市压力太大，所以生育率特别低。
按照1.2左右的生育率，全国人口每过一代减少45%。按照北京上海0.7的生育率，如果未来没有新的外来人口移入，北京上海将每过一代减少近70%。当然，实际上不会这样，因为还有年轻人源源不断的流入。但年轻人一旦到了这些特大城市，也进入生育率特低状态。
大城市机会多，但同时，你的竞争对手也多。比如我刚来北京时，第一份工资不到我小学毕业到南方打工同学的一半，还比他多了房租。高度竞争之后，只能是少数是胜利者，绝大多数还是默默无闻，特别是在越来越拼爹的今天。
北京工资全国第一，当然，这是平均。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包括我在内，都是给北京平均工资拖后腿的。我一下火车看到“北京欢迎你”，但不知欢迎不欢迎给北京平均工资拖后腿的人。
对于从小地方特别是从农村出来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工作，是有一股优越感，回到家里也可以说说你是在、在东方明珠、在南方明珠工作，然后再谈谈高楼大厦、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了什么名人。但这种光彩，有意义吗？如果混得不成功，这对你来说只是“金玉在老家，败絮在外地”。
在我们农村，一个人成功不成功，其中有一个标准是有没有娶妻生子。可惜，北京物价高，你的女朋友可能对你的收入要求更高；北京房价高，如果你的女朋友要求你有房子，在中国性别比失衡危机即将大规模显现的今天，也许你就会不幸加入光棍大军。
所以按农村娶妻生子的成功标准，你越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混，对多数外来年轻人来说，成为失败者的概率越高。
作为一个“农二代”、“穷二代”，自小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我来北京，是因为首都在北京。我需要首都，就是不知首都需不需要我这样老是想改变国家的人。如果首都在我们老家，我就不来北京了。
当然，许多人来到北上广等大城市，一半是主动选择的，另一半则是无奈。农村没有多少施展的空间，小县城小城市也缺乏机会。比如学计算机方面的，可能就被迫去北京、上海、深圳。以网站为例，中国最大的网站新浪、搜狐、凤凰、百度总部在北京，腾讯在深圳，网易在广州。
年轻的无奈，很多是中国的发展不均衡造成的，比如城乡的不均衡，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均衡。而这种不均衡，首先是权力影响的结果，接着又随着市场力量继续持续下去——在低生育率、年轻人口迅速减少和发展严重不均衡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只能是大的更大、小的更小。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如法国和英国,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自19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口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结果导致人口老龄化。到20 世纪中叶,人口老龄化已经引起西方人口学者的广泛关注。根据联合国的人口资料,1950 年,发达国家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9 % ,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到1970 年代,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明显,而且在一些实行计划生育的发展中国家也初见端倪,人口老龄化正越来越成为严峻的全球性问题。
1956 年,联合国在《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一文中,对“人口老龄化”第一次做出了比较科学的定义:一个人口的老龄化是指人口定义为“老年”的人的比例增加。关于老年的起点年龄,为研究和统计上方便,联合国将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 岁或65 岁;关于老龄化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起点比例,世界公认的标准是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0 %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7 %。
一、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成因分析
1950 年代以前,一般认为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共同下降才会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随着稳定人口理论的确立与完善以及人口预测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的开发和使用) 的推广,西方人口学家对人口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和人口老龄化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成因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而不是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联合国1956 年出版的《人口老龄化》中分析了稳定人口的构成,考察了生育率对年龄构成的影响,结论是:具有相同死亡率、不同生育率的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差异,大于具有相同生育率、不同死亡率的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的差异。联合国1973 年再版的《人口趋势的决定因素和后果》一文中强调人口生育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最大因素,如果生育率下降缓慢则人口老龄化不会很快。人口学家A·柯尔将人口出生率下降带来的老龄化形象地称为“从金字塔底部的老龄化”。中国1970 年代末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与此同时,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由1964 年410 %上升到1982 年的419 % ,2000 年升至6198 %。任何人口体系,只要它的出生率长期下降就会导致人口老龄化,也就是说,任何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迟早都会出现人口老龄化。中国已经实行了长达近30 年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于西方国家。据李仲生的预测, 2010年以后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长,2050 年将达到217187 亿人,老年系数也急速增长,到2050 年增至951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和普及,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人口的老龄化。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西方人口学者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消费需求、私人储蓄、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体制、公共财政以至经济增长都会产生影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是非常复杂的,其效应与经济中的具体条件有直接关系,如人口老龄化的具体程度、储蓄率水平、养老水平、工作时间、寿命预期和经济增长等。笔者结合中国的实际,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论述。
1. 对劳动力供需关系和就业的影响。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此后大约20 年后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假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变,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将改善中国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率,这样看来较低的生育率对解决就业问题有利。但是,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因为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影响整个经济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并进而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外投资和出口拉动,而中国商品的出口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果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由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而减少甚至逐步消失,那么国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大量出口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此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2. 对消费或储蓄需求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格利亚尼于1950 年代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他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一个人会以其一生拥有的要素资源总量来安排消费和储蓄,以实现一生的消费效用最大化。一个人关于储蓄和消费的决策不仅着眼于现实的收入,而且着眼于终身的收入。根据这种假说,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储蓄率将下降。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1970 年代提出了合理预期假说,认为一个人的经济行为不但受当期的各种条件约束,也受到他对未来的预期的约束,如果人们认为未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保障计划会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那么现在人们会减少当期消费和增加储蓄,从而导致储蓄率上升。实践的情况是,由于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导致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退休金或社会保险的津贴会供给老年人的养老费用,老年人不储蓄或减少储蓄,使得储蓄率下降。如瑞典在20 世纪60 年代普遍实行养老金计划后,储蓄率从7 %下降到低于1 %;美国在20 世纪70 年代由于社会保障的增加减少了个人储蓄总额。[1 ]从长期趋势看,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相对较低,通常在老年人口中,储蓄的数量和利息所得基本上是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减少,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特别是当老年人口内部的高龄老人增加时,势必影响储蓄。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储蓄等于投资,储蓄的减少等于投资的减少,从而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1985 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储蓄动机调查发现,2000 年以后,在中国居民的储蓄动机中排第一位的与社会保障有关,包括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上升。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近20 年来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没有提高消费率,国内消费需求不振已经成为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发展的顽疾。从中国的具体实践来看,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储蓄,加重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消费需求不足将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长期问题,快速老龄化形成的消费需求结构,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3. 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等于一定时间内国内生产总值和各种生产要素总投入的比值。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受到各种投入的生产要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人口老龄化往往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克拉克在《个人与人口老龄化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构成不同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15~44 岁的劳动力人口和45~64 岁劳动力人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明显差别。一般说来,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相对缩减。
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自1978 年以来以3 %左右的速度增长,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与支持。但是,未来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导致劳动力不足,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尔费雷德·索维认为,老龄化人口的观念趋向于保守,缺少创造力,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来说,老年劳动力的反应速度比年轻劳动力慢,不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中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仍然偏多。为了给新增的劳动力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就要增加生产资料和资本的投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为满足变化着的需求,生产和生产结构也要发生变化,要求对劳动力进行重新培训和教育,而由于大龄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差,重新培训的费用较高,接受新技术的速度较慢,很难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失业。不过,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中较低年龄所占比例的下降,失业压力的减轻,又会对降低失业率产生有利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积极的作用。
4. 对社会保障体制可持续性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养老保障是一种重要的分配制度,具有调节不同代际人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功能。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在1950 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大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性。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分别由民政部门、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来加以实施和管理。几十年来,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对保护老年人的基本权益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毕竟是在计划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国家保障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加以改革。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养老资金紧张、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较窄等。建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适当引入商业保险机制是迎接老龄化挑战的重要课题。中国是在经济还不发达和人口总量巨大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养老与社会保障事业起步晚,并且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和特殊。
关键词：生育政策；价值；价值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65-02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广物博的国家，但是同时是人均地少物缺的国家，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国家实施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它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对我国的计生政策研究显得特别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我国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人民生产、生活与国家承载能力的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当代计生政策的价值问题分析
公共政策的价值分析就是考察公共政策过程中某种目的是否值得为之争取、采取的手段是否能被接受以及改进系统的结果是否“良好”[1]。针对我国当代计生政策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诸多问题，运用公共政策价值分析的相关理论，从价值关系，公共政策伦理以及政策实践三个视角对生育政策进行分析，提出我国现有计生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计生政策价值关系问题分析
价值的构成包括价值主体的需要、价值客体的属性以及价值关系的构成方式。对于生育政策来说，国家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是它的主体，生育政策客体的属性即政策目标，政策的执行是政策价值关系的具体构成。在生育政策中，价值内在关系失调导致政策没有实现应有的效果。
1.计生管理部门职能不协调
这主要表现在已订立颁布实施的计生政策中，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随着行政层级的下降，信息流失率增加，控制权力力度在减小，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的现象。有些地方领导干部为了政绩进程出现误解政策的现象。
2.计生政策目标价值观念单一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从宏观的角度看，计划生育的主要内容是有计划的控制人口数量规模、提高人口质量、改变人口结构，使中国人口在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的客观要求。从微观角度看，是实行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和优育，为了社会和家庭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一代。计划生育的目标性很强，其目的就在于控制生育数量，人口的数量和增长速度是控制了，目标也实现了。但是由于目标的单一性，没有考虑到全面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调、生育权与人权问题等。
3.计生政策执行不规范
主要表现在以“上有政策，下不理解”之变换性执行，主要体现在有些未出生的孩子处于政策模糊地带，下面执行机构未能全面理解上面的政策，陷入两难的局面，最后一般是为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断章取义，为我所用”之选择性执行，主要是执行机构为了经济利益，对政策断章取义，有些人如果有钱愿意罚款则可以超生，没有钱则强制引产；“虎头蛇尾，前紧后松”之敷衍性执行，这一点和不同时期有关，计生政策开始实施时，很严格，然而到现在，只要超生者愿意接受超生所带来的责任，执行机构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敷衍性执行。
（二）生育政策伦理观视角下价值问题分析
1.平等性分析
古有“万物皆平等”的思想，今有“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观。但是生育政策本身却存在着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第一，生存不平等。不同国家、不同国情、不同社情、人的生存条件不一样，存在不平等。第二，发展不平等。不同国家、不同家庭使人的发展不平等，包括受教育的水平、医疗服务水平等。
2.公平性分析
我国计生政策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不公平。另一方面是不同地区，同代人之间的不公平。不同地区生育政策不同，在同一时间，造成了出生小孩的不公平。很多地区生育政策只是一个引导性的政策，而不是强制性的政策。
3.正义性分析
正义的解释有三种：一是公正的、正当的；二是正确的或本来的意义；三是公道正直，正确合理的意思。从正义的解释不难看出我国的计生政策在某些方面是不正义的，如对未出生的婴儿因违反计生政策而强制引产，我们就可以说计生政策既不公正、也不正当，不能因为父母之错，全由下一代承担。计生政策是在当时的生育率极高的情况下制定的，当时可能是正义的，正确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如实行原先那个计生政策，笔者认为是不正确的，不正义的。
（三）计生政策实践视角下问题分析
1.低生育率无法稳定
低生育率无法稳定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配率不断降低，而又进行了一系列产业化的改革，如住房、医疗、教育等，使的人们的生活成本增加，养育能力降低。二是就业的需要，使得女性的婚龄、育龄延迟，避孕率增加。三是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增加。四是人们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差，生育能力急剧降低。五是有些人意识改变，没有生育意愿。
2.人口结构趋于单一
计划生育使得大多数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父母都把自己的孩子当作“精英”来培养，而觉得只有读书才是出路，高校扩招正好满足这一需求，但是社会上并不需要这么多精英，导致大量学生“精英”失业，没有一技之长，也不愿意干农活。目前农村的劳动力是五六十岁的农民，等他们老后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二、当代我国计生政策的发展对策
（一）理顺计生政策价值之间的关系
1.协调计生部门的管理职能
一是可以通过网络建立直接的信息系统，直接传达信息，减少传达层级，保证信息的真实和准确性。二是加强有关部门人员的业务素质培养，强化工作意识，熟悉业务流程。三是加强相关领导的责任和思想道德相关素质的培养，使得他们真正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
2.全面统筹计划生育政策
计生政策不应该是静态的，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根据不同背景、时代的需求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这就需要国家对计生政策全面统筹。应该把计生政策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同时，对计生政策在不同时期产生的问题，国家应该具有预见性，只有全面统筹的方法，才能使我国计生政策得到全面可持续发展。
3.强化计生政策执行规范
第一，把计生政策内涵具体化，操作具体化，使得计生政策明明白白，无球可打。第二，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道德素质。第三，改变违背计生政策的惩罚方式，不能什么都以“钱”为手段，实行罚款。
（二）公共政策伦理观下的计生政策发展对策
1.注意计生政策中“以人为本”的发展
在计生政策的价值导向上强调“以人为本”，正确处理发展与人的关系，确认人的价值主体地位，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最终实现人文关怀。
2.确保代内、代际公平
确保代内、代际公平，计生政策需要与国际接轨，兼顾我国实际情况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国外的情况，计生政策不能一味靠其强制性的手段限制我国人口增长，而是应该发挥政策的宣传和引导作用，培养公民的生育意识，提高公民的素质，使公民主动配合政策的实施，而不是被动性的靠强制手段实施。
3.鼓励公民积极参与不同阶段计生政策的调整，提升计生政策的正义性
计生政策在不同时代背景、国情下，应该做出不同的调整。我们不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只是政府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发挥我国公民主人的地位，积极参与。同时，政府必须从法律程序上保障公众参与渠道的畅通。
（三）适当调整生育政策，稳定生育率；贯彻实施从人口控制向生殖健康的转变
1.适当调整生育政策，稳定生育率
根据国情的变化，适当调整生育政策势在必行。适当的调整生育政策，根据不同情况，逐步放开生育政策，有利于我国人口结构比例合理恢复，解决当前我国的就业、老龄化、结婚率低等直接的社会问题。
2.贯彻实施从人口控制向生殖健康的转变
1995年10月，国家计生委经过一年多的讨论和酝酿，正式提出了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即“由以往的仅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相结合，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相统一的机制转变”。“两个转变”的提出标志着以人口控制为主要目标的中国计划生育转向“生殖健康促进”[2]。但是，在现实中，特别是农村地区，由于每隔几年就会举行一次村民委员会选举，分管计生的干部，每次都在换。由于国家的政策在不断的发展中，有些落后的地区，对国家政策的了解比较滞后，因此，还停留在以前对政策的认识当中，所以，贯彻实施国家的计生政策，就必须每年定期地开展基层计生干部的国家计生政策学习和最新解读，便于计生干部服务于群众。
参考文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重大举措，各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关系到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未来，关系到国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是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一步、关键一步，终结了35年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以独生子女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启动了生育决策权逐步回归家庭的历史性变革，具有深远的里程碑意义，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从政策上进入了科学发展的轨道。
我国人口格局的新常态已经到来，要求我们按照中央的部署加快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及其配套政策的总体设计是基于独生子女为主的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出生数量和降低生育率为主要目的，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无疑是对既往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传统模式的巨大挑战。我国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体系正面临人口发展、机构改革和生育政策调整三大宏观因素综合影响，这个服务系统能不能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超越35年传统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跟上国家卫生计生改革发展的时代潮流，实现计划生育服务拓展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这要求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
一是调整政策导向。要彻底摆脱以降低生育率为导向的计划生育管理思路和服务方式，全面改革30多年来由此而形成的计划生育工作考核评估机制，创新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新思路，废除一切不利于落实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法规和制度，全面建立有利于实现一对夫妇养育二个孩子的促进人口和家庭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和计划生育社会工作新机制，鼓励符合条件的育龄人群按政策生育。同时，要认真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衔接，帮助解决为计划生育做出贡献的家庭和个人面临的实际困难，尤其要着力解决过去计划生育工作中产生的各种遗留问题和失独家庭问题。
二是提供优质服务。要以家庭为基础，以促进育龄人群生殖健康为核心内容，为每个家庭提供优质的家庭保健服务。计划生育服务的核心要从生育控制回归到促进生殖健康，成为促进家庭计划和家庭健康的文明美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大量调查研究显示，青少年、育龄人群和中老年人群对生殖健康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和多层次的变化特征，以往单一刻板的计划生育服务方式和服务能力已经明显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要明确将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畴，为自愿调节生育的育龄人群提供优质服务，努力提高生殖健康、妇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尽快确立以青少年青春健康保护、中老年妇女更年期健康保护和健康促进为核心内容的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满足全体育龄人群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需求。
三是优化管理框架。要确立以人为本，以育龄人群为核心，以家庭为基础，以城乡社区为依托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战略管理指导框架，从过去注重宏观层面的人口数量控制，转向更多注重微观层面的生殖健康家庭保健服务，进行全人群分类指导，提供精准的高质量服务。各级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机构要加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整合发展的跟踪、监测和宏观指导，建立健全各级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加强机构和服务人员的能力建设，全面推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把我国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机构发展成为促进人口和家庭健康的社区公共健康服务系统。
（作者系南京邮电大学人口与健康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论文关键词：影响因素，灰色关联，人口老龄化
0. 前言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正处于崛起过程中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问题最为严峻的国家[1]。截至2008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109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3%，比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15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比上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根据有关预测，2014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亿，2026年达3亿，2037年超过4亿本科毕业论文格式，2051年达到最大值，届时，中国人口中将有1/3达到60岁或者更大，4.38亿的老年公民将超过美国的人口总数。
影响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因素是出生率和死亡率[2]。按照联合国的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生育率下降，而不是死亡率下降所导致的平均寿命的延长。美国学者诺特斯坦（F.W.Notestein）认为决定生育率转变的根本因素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期刊网。伊斯特林（R.A.Easterlin）强调公共健康的改进、普通教育的提高、城市化、新产品的引入和家庭计划服务（R.A.Easterlin,1985）是影响生育率转变的5个基本变量。对于相对封闭的中国人口，急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无疑是生育率降低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考察国内的研究文献，系统构建影响老龄化的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文献几乎没有。笔者在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选择与分析一文中提出了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五大因素，即社会公共健康、社会养老事业、普通教育、居民经济生活和人口结构。本文将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在借鉴文献[3-5]的基础上，分析人口老龄化与这些因素的关联性，探寻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以期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提供有益参考。
1.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简介
灰色系统的关联理论[6]是从系统内多因素中确定主要因素进行优势对比的一种理论，是指系统内部主要因素随时问而变化的同步程度，它定量刻画了系统内都结构之间的联系，是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
分析过程中，设有参考数列为x0本科毕业论文格式，被比较数列为xi，(i=1，2，…，n)。且x0={x0(1)，x0(2)，…，x0(n)}， xi={xi(1)，xi(2)，…，xi(n)}，(i=1，2…，n)。灰关联度分析步骤如下：
①原始数据变换：对原始数据消除量纲(或单位)转化为可比较的数据序列。分别用第一个数据去除后面的数据，得到新的倍数数列，即为初值化数列，量纲为一，各值大于零。且数列有共同的起点。
②求关联系数: 按公式①计算参考数列x0和比较数列xi的关联系数。
（1）
式中：ξ1(k)为x0与xi在k点的关联系数。
称为第k点x0与xi的绝对差。称为两级最小差。其中是第一级最小差，这表示在第i条曲线上找各点与x0的最小差。是第二级最小差期刊网。表示在各条曲线中找出的最小差的基础上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找出xi中的最小差。
是两级最大差，其意义与两级最小差相似。
ρ称为分辨系数，其意义是消弱最大绝对差数值太大所引起的失真，提高关联系数之间的差异，一般取ρ=0.5。
③综合各点的关联系数，得到整个xi曲线与参考曲线x0的关联度ri，
ri=（2）
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考虑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根据综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并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笔者筛选了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如图1）。
基于本文旨在研究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目的，选取图中可定量刻化的因素16个，依次使用数据序列包括教育经费投入、初、高中升学率、妇女文盲率、卫生总费用、卫生机构数、卫生技术人员、环境污染与破坏次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人均GDP、恩格尔系数、人口城市化率、居民消费支出、人口密度、0-14岁少年人口比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9）、《中国发展报告2009》和《WorldPopulation Prospects： The2008 Revision》。为了使本文研究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同时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将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1999-2008年。社会养老事业中的三个具体指标卫生保健服务、生活照料服务、文化教育服务以及人口结构中的计划生育政策更适合做定性分析，因此不纳入灰色关联分析范畴，人口年龄结构(即人口惯性)是现时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因其影响的复杂性，对其定性定量的分析以及社会政策提出将另文发表。
图1 人口老龄化主要影响因素
3. 灰色关联度的计算
经过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定性判断，选取的16个影响老龄化的主要因素分别命名为x1、x2…x16（见表1），历年的＞65人口比的数据为参考数列x0，根据灰色建模理论和程序[7]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建立灰色关联分析。
表1 1999～2008年老龄化主要影响因素的原始数据
影响
因素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X0
6.9
7
7.1
7.3
7.5
7.6
7.7
7.9
8.1
8.3
X1
3349
3849.1
4637.7
5480
6208.3
7242.6
8418.8
9815.3
12148
14500
X2
50
51.2
52.9
58.3
59.6
62.9
69.7
75.7
79.3
83.4
X3
63.8
73.2
78.8
83.5
83.4
82.5
76.3
75.1
71.8
72.7
X4
21.56
13.47
15.2
16.92
15.85
14.86
16.15
13.72
12.44
11.52
X5
4178.6
4586.6
5025.9
5790
6584.1
7590.3
8659.9
9843.3
11290
12218
X6
31.1
32.48
33.03
30.60
29.13
29.75
29.99
30.9
29.84
27.84
X7
445.9
449.1
450.8
427
430.6
439.3
446
462.4
478.8
503
X8
1614
2411
1842
1921
1843
1441
1406
842
462
474
X9
1965.1
2278.5
2489
3171.5
3680
4258.4
5093.3
6309.8
7834.2
9740.2
X10
7159
7858
8622
9398
10542
12336
14053
16165
19524
22698
X11
42.1
39.4
38.2
37.7
37.1
37.7
36.7
35.8
36.3
37.9
X12
52.6
49.1
47.7
46.2
45.6
47.2
45.5
43
43.1
43.7
X13
35
36.22
37.66
39.09
40.53
41.76
42.99
43.9
44.94
45.68
X14
3.55
3.904
4.1887
4.596
5.082
5.839
7.122
8.048
9.360
11.086
X15
131
132
133
134
135
135
136
137
138
138
X16
24.01
22.89
22.89
21.29
20.34
19.3
19.55
18.47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特征；养老保障；和谐发展
一、什么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产生的根源与主要解决办法
产生老龄化的原因有二个：寿命延长、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
解决老龄化的措施，依据产生的原因不同而有所区别：
1、由于人们的“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这是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是民富国强的标志。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防止老龄化，而是如何应对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
由于“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只能通过“延迟退休和加强养老服务”来解决。
2、由于人们“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
由于“非均衡生育（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只能通过“均衡生育”来解决，其中实现“代际均衡政策”是最为可行也最为公平的选择；在发达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17胎，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3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理想的生育率是2.3胎（10%无胎、10%一胎、40%二胎、30%三胎、10%四胎及以上）。
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要将中国的生育率调控到2.3胎，实行“鼓励二胎、充许一胎、征税多胎和无胎”的生育政策是最理想的选择（俄罗斯已经对无胎征税），这有利于实现人口调控的“费改税”，并从根本上减少中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改善政府形象。同时，还有利于形成“普通二胎、中产三胎、少数多胎和少胎”的理想人口结构，有利于增加中产阶层的比重，尽快使中国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由于进入到严重少子化社会之后（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下，为超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8%～20%，为少子化；20%～23%，为正常；23%～30%，为多子化；30%～40%，为严重多子化；40%以上，为超多子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并且难以恢复到人口的代际均衡的水平；中国在2000年前后就进入了超少子化社会（14.03%），就算现在放开生育，也已经难于恢复到世代交替的正常水平了；鼓励生育势在必行，否则，人口快速衰退不可避免
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我国许多城市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我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生.呈渐进步伐，当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l万美元以上。而我国成为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有密切关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言是一次挑战，经济压力不言而喻。
（二）我国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l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整体而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明显低于东部。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我国城乡差别与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突出。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负荷沉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老年妇女容易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老年妇女比低龄妇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四、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会养老保障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首先，养老保险居于社会养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环.以资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话，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大量增加。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会养老保障向更高层次迈进。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使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伴随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带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龄化发展只解决经济供养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好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
五、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应采取的措施
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体系
我国原来实行的现收现付的以公共养老金为基础的老年保障体系已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独立支撑的养老保险体系转化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已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因此，我国应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在国家基本保险之外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和个人自愿参加的其他补充保险，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资金筹集、管理运作以及养老金发放方面，应该逐步分离，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基本养老金的比重应该逐步缩小，更多地发挥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仍处于探索阶段，覆盖面很小，保障水平较低。从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来看，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农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还可以因地制宜推广绿色养老保险，在乡村利用资源优势，开辟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的形式，为农村老龄化人口自我养老提供一个平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据法律来经营管理全国养老保险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它利用社会成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依法进行投资经营活动，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政府公债、存人国家银行获取利息，受到通货膨胀等的威胁。特别是这几年，国家为了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公债、银行存款利率在不断下调，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并不高。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状况直接与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联系，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管理养老金的积极性。商业养老保险必将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养老金缴纳的时间长，有定期性，储蓄的时间也很长，比较适合作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的收益则是很高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引导监督多支柱体系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政府在此间的职能应该逐步分离，行使宏观调控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