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26 17:12:2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全球直接投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月22日，根据全球律所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贝克·麦坚时”）关于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趋势年度报告的早期数据，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境外直接投资自2006年以来首次出现下滑。在这一背景下，2017年中国对欧洲与北美的投资受挫。这份报告将由贝克·麦坚时与擅长中国研究的荣鼎咨询公司联合。
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对北美直接投资下滑35%至300亿美元。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看似稳健，达到810亿美元，上升76%，然而，这是由于中国化工对瑞士农业科技企业先正达创纪录的430亿美元收购推迟完成。如果这项大型交易未被延迟到2017年，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则会下降22%至380亿美元。
此前，商务部人士表示，2017年全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的6236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200.8亿美元，同比下降29.4%，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切实有效遏制。
贝克·麦坚时的报告同时认为，除中国自身对境外投资的管控更加严格，许多东道国逐步加强的监管审查也压制了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尤为严格，至少有7宗大型交易受到影响。
“2016年第三季度至2017年第一季度期间，中国投资者参与的交易势头大幅放缓。与此同时，市场也在等待相关政策的明确。”贝克·麦坚时全球并购业务部主管Mike DeFranco表示，“随着中国投资者已经清楚国内外监管规则的变化，投资活动正在逐步回升。虽然投资者面对诸多挑战，但2017年仍然是中国对北美投资自有记录以来位居第二的一年。单从数值上来讲，2017年也是中国对欧洲投资创最高纪录的一年。”
“自从中国明确了对境外投资的监管规定，投资活动尤其是在欧洲的活动，已经趋于稳定。”贝克·麦坚时欧洲、中东及非洲-中国业务部负责人Thomas Gil l es表示，“然而，尽管中国投资者的投资兴趣依然浓厚，一些政治与监管方面的问题意味着交易必须经过缜密的计划与评估。德国已就外国投资出台新规，同时，欧盟正在筹划新的监管措施。与近几年的情况相比，这一监管趋势很可能会抑制2018年的投资活动。”
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价值120亿美元的交易在正式宣布后又被撤回或取消，据估算，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由于海外监管干预引起，其余则是受中国资本管控以及商业决策的影响。更加耗时以及更趋严格的监管审查主要影响的是金融服务、半导体及其他高科技领域的交易。目前，约有价值5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正处于美国与欧洲监管机构的审核中。
报告认为，在互惠与技术转让的争论中，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在2018年初持续加剧。
“没有人能在零和博弈中获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只有开展合作才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贝克·麦坚时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张大年表示，“2018年的道路也许并不平坦，但全球经济需要中国资金的配置。沉着与务实是维护贸易关系的关键。”
报告同时认为，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OBOR）相关的领域是一大亮点。尽管这份报告中提到的大部分国家处于OBOR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之外，但中国对欧洲与北美的直接投资在交通运输、公用事业、物流与基础设施领域均实现大幅增长，特别是在欧洲，这些领域的投资从2015年的不到10亿美元增长至去年的160亿美元，主要受中司对欧洲物流地产机构Log? icor的收购提振。
摘要：2003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到2011年已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第六大经济体，初步奠定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国际地位。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我国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列，但与全球主要投资大国美国、英国及日本相比，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较大差距，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实现从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向对外直接投资强国的转变。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地位；发展历程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表1是1992-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及其变化趋势。从表1看出，2003年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拐点，可以以2003年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即1992-2002年和2003-2011年两个阶段。1992-200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处于低值盘整期，如1992年和199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只有40亿美元和43亿美元，1993-2000年我国每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均又回落到20亿美元左右，到2001年虽然上升到69亿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不足30亿美元。
从2003-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摆脱了自1992-2002年低值徘徊的状态，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新阶段。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虽只有28.5亿美元，但2004年便翻了一番，达到55亿美元，1995年又超过了百亿美元，达到了122亿美元。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每年均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其间，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与2008年相比上升幅度较小，其主要原因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致使国际市场形势不明朗，这直接影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步伐。但2010年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又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到2011年达到746.5亿美元，是2003年的26倍。至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全球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中成为紧跟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及中国香港之后的第六大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
数据来源：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来源于2003-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增长率的数据根据上述原始数据计算得到。
基于1992-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年增长率来看，也可以划分为1992-2002年和2003-2011年两个发展阶段。在1992-2002年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增长率非常不稳定，跳跃性非常大。如1993年的年增长率为7.5%，但1994年又急剧下降为-53.49%，1996-1998年虽然处于增长阶段，但增长的幅度较小。1999年和2000年的增长率又分别急剧下降为-29.60%和-47.37%，之后的2001年又从波底急剧反弹，增长率高达590%，但2002年又处于负增长。因此，从1992-2002年的第一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极不稳健，忽高忽低，发展得非常曲折。在2002-2011年的第二阶段，虽然每年的增长率高低不齐，但均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其中，发展较快的是2005年和2008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22.91%和110.90%。最低的年份是2009年，增长率只有1.11%，这主要是因为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国际市场形势不稳定，从而影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
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也可以清晰地了解一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地位，表2为1998-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比重。从表2可以看出，自1998-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的地位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8-2004年，第二阶段为2005-2008年，第三阶段为2009-2011年。
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比重较低，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均低于1%的水平，并且流量所占比重的波动性较大。如199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的比重只有0.38%，之后的两年又持续降低为0.16%和0.07%，2001年开始上升到0.92%，但其后的2002年和2003年又分别下降为0.47%和0.45%，然后在2004年又上升为0.9%。但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全球的比重总体来看比较稳定，多维持在0.5%左右作小幅度波动，其中最高的年份是1998年的0.58%，最低年份是2000年的0.45%。但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份额较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的地位还很薄弱。
近20年来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呈高速增长态势。然而，进入2001年以后，由于新经济泡沫在美国的破灭，美国经济出现持续的衰退，并影响到西欧和日本，尤其是在“9·11”事件后，美国经济不仅复兴无望，反而雪上加霜，全球性经济衰退也进一步加剧，外国直接投资也由此出现了大幅下降的局面。根据联合国2001年9月18日发表的《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全年投资将下跌到7600亿美元，跌幅近1/3.
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出现的最大特点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主角，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角。自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伊始，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角。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中地位一度有所提高，1993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占全球的比重在达到了16.1%，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占全球的比重在1994年达到了39.9%.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趋势却又急转直下，发达国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统计数字表明，1995-200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自3058亿美元增加到10463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由2034亿美元增加到10052亿美元，分别增加了242.2%和336.3%，都超过了同期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速度。结果，发达国家占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就明显提高了，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由86.1%提高到了91.0%，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由61.4%提高到了79.1%.相比之下，同期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就明显下降了，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由13.8%下降到了8.6%（1998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曾下降为4.8%），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由34.2%下降到了18.9%（1996年曾回升为38.4%）。
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非常活跃。1995-1999年，美国和西欧的相互投资由840亿美元增加到2863亿美元，增加了240.8%.其中，美国对欧盟的投资由488亿美元增加到582亿美元，欧盟对美国的投资由351亿美元增加到2281亿美元，分别增加了19.3%和549.9%.由于美国和欧盟间相互投资的迅速增加，其相互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按对内直接投资额计），就由1995年的25.3%提高到了1999年的33.1%.另外，欧盟各国间的相互投资也非常活跃，1999年达到了3180亿欧元，2000年又达到了4360亿欧元，约相当于1995年630亿欧元的6.9倍，占欧盟对内直接投资的60%以上。
二、中国面临的新课题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表明了经济全球和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不仅意味着世界已从过去的贸易市场一体化发展到金融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和生产一体化阶段，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也随之急剧变化，传统上的“国界”对经济分割和屏蔽作用不断弱化，整个人类的生产效率获得了提高。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新特点表明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是资本流动的目的所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本质决定了资本必然在最大范围内流动，寻求增值的最大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竞争带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并购、重组愈发活跃，迭起。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出现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倾斜的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具有成熟的技术优势、广阔的市场优势和完善的投资环境优势等，资本流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有效地分散和化解风险，并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对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很快，200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但对外直接投资相对缓慢。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加入WTO为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准备了契机，也提出了挑战。
1、伴随经济金融全球化而来的是对经济金融管制的不断放松
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等，以及信息技术的革命将把我国置于更加广阔的全球化浪潮之中，中国必须参与到日益深化的国际分工与合作之中去。换句话说，经济金融的全球化为中国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客观压力。与此同时，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又意味着全球性经济金融风险的大大增强。不仅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经济结构调整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也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冲击和影响。这无疑使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因素极大地增加。
2、中国加入WTO要求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地“走出去”
中国已经加入WT0，根据中国与WTO各成员国达成的一系列的协议，中国必须按照世贸组织体制的要求修改规则、开放市场，允许其他成员的商品、资金、技术进入，展开竞争，优胜劣汰。
也就是说，中国市场将成为世界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将大大改善我国企业的外部环境，市场开放也使国内市场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我国企业不出国门，就将同国外产品和企业短兵相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即便是采取关税保护的产业，外国竞争企业同样可以用到中国投资设厂的办法绕过这些壁垒。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没有什么市场面对外国竞争者是绝对安全的。因此，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时代已经到来。
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企业经营者具有全球眼光，实现经营思想和经营理念的彻底转，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利用两种资源（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开拓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那么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新特点要求我们认真思考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走出去”的方式、“走出去”的战略等等。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起步于1979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大中型生产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综合经营类企业、甚至民营企业也加入对外投资的行列。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1年9月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贸易与非贸易企业累计为6513家，协议投资额117.95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额79.03亿美元。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因应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变化，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1、我们应该明确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取经济利益这一观念
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是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通过在国际市场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仅要获取微观经济利益，还必须兼顾宏观经济利益。一方面，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不仅要着眼于当前的投资利润，还要着眼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安全，抓住机遇，更多地投资海外，开发和利用国外资源，尤其是要注意石油、铜矿、铁矿、森林、橡胶等中国十分缺乏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物资的储备；另一方面，“走出去”要符合国家的产业发展需要。中国有一些行业，近几年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开发，形成了大量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生产能力，但由于国内生产能力总量大大超过需求。
2、我们应该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而培育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经济主体
跨国企业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微观经济主休。这主体健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的水平。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数仍然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一方面，“定指标”、“下计划”式的发展思路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许多企业的机制已经发生转变，但“预算软约束”问题然存在，争投资、争项目、轻效益、轻风险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对于那些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管理松懈、国有资产监管不到位、缺乏内在发展动力的企业来说，进行境外投资，很有可能成为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失的新渠道。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微观因素即企业自身的特点是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转机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企业才会有长期不懈的“走出去”的内在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在目前的条件下，可以鼓励民营企业积极走出去，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
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跨国直接投资回升促进世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
（一）跨国直接投资从2004年起重拾上升轨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较快增长，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步伐加快，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进入“黄金发展期”。2000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达13929.6亿美元，达到30年来的顶峰。但受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影响，2001年以来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连年下降，2003年跌至5600亿美元，创近年来的新低。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跨国公司经营状况的改善，从2004年起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开始回暖。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2004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达611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9%.该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各国投资促进机构，均认为2004－2007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保持恢复性增长，重拾上升轨道。
（二）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向是继续向发展中国家分流
在跨国直接投资中，发达国家始终占主导地位，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增长势头迅猛。2003年流入发达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尽管仍达3670亿美元，但已比2002年减少了25%.其中，流入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仅300亿美元，减少53%，处于12年来的最低水平。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则不断上升，达1720亿美元，增长9%.
（三）跨国直接投资的热点是亚洲、中东欧等一些新兴国家
近年来亚太地区一直是跨国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中东欧和非洲发展潜力较大。2003年流入亚太地区的跨国直接投资达1070亿美元，增长14%；流入非洲的跨国直接投资达150亿美元，增长28%.2003年流入中东欧的跨国直接投资降至210亿美元，减少48%，；而流入其他地区，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跨国直接投资则连续四年下降，2003年降至500亿美元，减少3%，是自1995年以来吸收跨国直接投资的最低水平。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表明，2004－2007年，亚洲、中东欧是最有吸引力的跨国直接投资地区；2004－2005年，中国、印度、南非、埃及、巴西、墨西哥、波兰、俄罗斯、美国和英国是跨国直接投资最青睐的国家。
（四）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已转向跨国并购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跨国并购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并购成为跨国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支柱。跨国并购销售额由1987年745.1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1438.2亿美元，年均增长23.4%.但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增速减缓，股市大降，跨国公司投资能力下降，致使跨国并购明显降温。汤姆逊金融公司估计，2005年1季度全球并购交易额由2004年4季度的6700亿美元降至5130亿美元，下降23%，但这仍是自2001年全球并购活动停滞以来最高的单季水平之一，表明跨国公司正再度考虑将并购作为增加企业利润、解决战略性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五）跨国直接投资中服务业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在1970年代初期，服务业仅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四分之一；1990年这一比例还不到一半；而2002年，已上升到约占60%（估计4万亿美元左右）。
目前，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贸易和金融领域。2002年贸易和金融领域占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存量的47%和流量的35%.供电、供水、电信和企业活动包括IT带动的商业服务等领域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例如，1990－2002年，发电和电力配送领域的跨国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了14倍；电信、仓储和运输领域增长了16倍；企业服务领域增长了9倍。
（六）跨国公司内部服务离岸外包方式愈来愈盛行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兴起以白领岗位转移为特征的第二轮潮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从节省成本、提高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已开始将部分服务外包出去。目前国际间外包业务只占全部业务流程的1－2%.2002－2003年全部以出口为导向的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项目90%源于发达国家。美国公司据主导地位，占全部面向出口的信息和电信服务项目的三分之二，呼叫中心项目的60%和共享服务项目的55%.离岸外移的很大一部分由发达国家获得，如2002－2003年所有面向出口的与呼叫中心有关的跨国直接投资项目一半以上流入发达国家。
二、我国吸收外资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一）未来几年我国吸收外资仍具增长空间
1990－2004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年均增长7.9%，中国年均增长22.6%，中国吸收外资增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14.7个百分点。由于未来几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呈现恢复性增长势头，同时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市场潜力进一步释放，外商来华投资信心明显增强，预计我国吸收外资仍将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二）一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我国的汽车、手机、个人电脑、住房等领域成为消费热点，也是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2004年汽车销售达507万辆，增长15.5%；手机销售近2.3亿部，增长27%.2004年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房地产业实际吸收外资分别增长39.1%、54.9%、11.2%和9%；2005年1季度，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吸收外资又分别增长29.1%、40.1%和25%，零售业、房地产业合同吸收外资分别增长360.1%、36.4%.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变动时期，汽车、机械电子、装备制造业、房地产、零售业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继续成为外资争相进入的重点领域。
（三）服务外包逐步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的一大亮点
当前全球服务外包正呈现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业务范围逐步拓宽、参与群体日益增多的趋势。我国是新兴的服务外包承接国，通过推动服务外包业务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吸收外资领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国际数据公司预测，未来5年中国IT产业将年均增长13.2%.作为继日本之后的亚太地区第二大IT市场，中国在该地区将日益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跨国并购日益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我国初步建立了跨国并购法律法规体系，外资以跨国并购方式进入我国已越来越多。据汤姆逊金融公司统计，2004年外资在华共完成2141个跨国并购项目，价值240亿美元，占我国实际吸收外资的近40%.随着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深化，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稳步推进，预计今后跨国并购在我国吸收外资中将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五）我国吸收外资地域格局将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稳步推进
目前，东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外资最为集中的地区。2004年，东部地区实际吸收外资占全国的85.9%，比1999年上升0.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占全国的11.1%，比1999年上升2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占全国的3%，比1999年下降1.6个百分点。2004年，东北地区实际吸收外资占全国的9.8%，比1999年上升5.6个百分点。2005年1季度，东部地区实际吸收外资占全国的比重升至90.9%，中西部地区不足10%.
在看到面临的机遇的同时，还要看到我国吸收外资面临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一是随着跨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各国对跨国直接投资的争夺更加激烈。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2年和2003年各国新修订的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法规超过490项。韩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七免三减”；越南实行“四免四减”；马来西亚、印度实行“五免十减”；泰国为3到8年免税等。
二是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所降低。随着外资的大规模流入，目前我国局部地区已出现“民工荒”现象，造成工人工资全线上涨，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削弱。《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2005年2月外来打工人员的减少使广州市最低工资上涨34%.目前广州市工人月平均工资为70－80美元，比越南、柬埔寨高70%，比印度尼西亚高1.2倍。作者甚至惊呼“中国廉价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三、若干思考和建议
（一）继续坚持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方针
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已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今后要在继续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同时，把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作为利用外资工作的重点。要正确处理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和提高外资质量的关系，扩大规模是提高质量的基础和前提，提高质量为扩大规模提供保障和动力。要通过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更好地发挥外资在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二）抓住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机遇，进一步优化外资产业和区域结构
适应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加快的趋势，重点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强国内产业配套，延长产业链，更好地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动跨国公司来华设立更多的地区总部和投资性公司，提高跨国公司的整体投资效能。支持跨国公司设立出口采购中心，鼓励扩大在华采购出口，更多进入其全球生产销售网络。吸引跨国公司设立服务外包企业，探索在经济条件较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专业人才聚集的地区建立服务外包的试点基地。继续支持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抓紧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全力打造政策优势，促进外资踊跃参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三）积极稳妥推进服务领域对外开放
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扩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对会计、电信等服务业，实行全面开放；对商业流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服务业，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扩大开放；对银行、证券、保险等服务业，要根据我国金融监管水平和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实行审慎开放。
（四）不断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拓宽利用外资渠道
顺应全球跨国并购迅速发展的趋势，积极引导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根据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继续试行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内地企业到境外发行证券并上市。严格控制外债规模和结构，突出外债使用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切实防范金融和外债风险。
（五）大力改善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规范招商引资
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大力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减少和规范外资行政审批，提高审批效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工作重心放在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加快外商中介服务机构建设。深入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加大执法力度，依法惩处侵权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招商引资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防止变相出台优惠政策、盲目攀比、层层压指标等无序竞争行为。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推动建立政府协调引导、投资促进专业机构实施、中介机构和企业广泛参与的投资促进机制，鼓励和规范民间投资促进机构发展。完善投资促进方式，更好地打造会展、电子商务、网站等招商引资平台，提高招商引资效果。
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不断在扩大。然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跨国企业之间的差距，既不是生产成本的差距，也不是市场占有率不足，而是我国企业整体技术水准低，缺乏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要成长为具备真正竞争实力的跨国公司，关键就是要与国外领先产业领域内的先进技术要素接轨。对中国企业而言，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企业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成长为全球先进跨国公司的有效且快速的途径。
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投资领域内的新现象。所谓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Technology sourcing FDI，简称TSFDI），是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着眼的，是一种“逆向型”的对外投资，目的在于汲取国外更为先进的产业技术、管理经验、信息资源，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从而产生辐射效用，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技术获取型FDI的产生和发展预示发展中国家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新思路。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2001年3月15日，我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中》正式把“走出去”列入国家发展计划纲要。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普遍低迷的2001年和200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屡创新高。截至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及达到600亿美元以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已经达到30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投资流量第五大国。但仍不到全球总存量的2%；中国2011年60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流量，仅占当年全球总流量15000亿美元的4%，与传统的欧美资本输出大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第一，投资流量再创新高，跃居全球第五。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连续九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为49.9%。其中，非金融类601.8亿美元，同比增长25.9%；金融类86.3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
第二，投资覆盖率进一步扩大，行业多元而聚集度较高。至2010年末，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共有1.6万家境外企业，投资覆盖率达到72.7%，其中对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90%和8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绝大部分投资流向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采矿、交通运输和制造六大行业，上述行业累计投资存量2801.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8.3%。
第三，并购比重超四成，再投资比重上升。2010年，中国企业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97亿美元，同比增长54.7%，占流量总额的43.2%。并购领域涉及釆矿、制造、电力生产和供应、专业技术服务和金融等行业。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当期利润再投资24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8.9%，所占流量比重由上年的28.5%上升到34.9%。
三、对比技术获取型OFDI与资源获取型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关键动机是国内对于自然资源需求的上升，这一点可以由它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投资项目体现出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自然资源，但是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国内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少，耕地和水、石油和天然气、森林、橡胶、铜矿、铁矿等重要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尤其需要利用国际市场来满足自身的资源需求。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资源的控制权，可以确保资源的安全稳定供给，保证我国重要资源的长期供给安全性。国际研究也表明，获得自然资源的严峻状态和不安全感的越强烈，通过境外投资获得自然资源而不是在世界市场上购买自然资源的冲动就越强烈。近些年，中国增加了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委内瑞拉、苏丹、西非、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加拿大等地的投资。中海油、中石油、五矿、宝钢、沙钢等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和战略联盟等形式，逐步获得海外自然资源的掌握和使用权利。
这种自然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的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是显而易见的。产业结构的欧化离不开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关键性资源的瓶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稳定的关键性资源供给，这样就会消除关键性资源的瓶颈，促进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产业发展。
2.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企业在近些年加大了技术投资的力度，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上来看，流入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明显提高，在发达国家创立的研发中心数量显著增加，跨国并购数目逐年增长。
比利时安特卫普管理学院欧中中心发表的研究报告称，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为3170亿美元，从2008年起，欧洲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最快的目的地。2010年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0%。活跃在欧洲市场的有约715家中国大型国企的分支机构，以及3800余家民营企业。中国企业目前在欧洲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往中国引进新技术和新产品，以确保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成长。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三个途径来提高投资国的技术水平：一是通过收购先进企业进行技术回流；二是借助合作研发分摊研发费用，获取对方核心技术；三是建立研发中心吸收东道国的先进人才，提升我国总体研发能力。具体见下图：
四、关于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先进技术，是一种付学费型的投资方式，可以极大地提升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增进国民福利，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而在收获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信息之前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这种先期的沉没成本会使企业举步维艰，大大减弱企业的投资热情。因此，政府应该在制定技术获取型FDI的总体战略的基础上，在融资、税收、信息等各方面对这类战略性投资给与支持和引导，以推动技术获取型FDI的增长。
1.企业融资方面的支持
技术获取型FDI的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为了缓解企业技术寻求型FDI的资金压力和降低投资风险，政府要降低海外投资贷款融资利率和保险费率，减轻企业财务负担；适时建立中国的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和成立海外风险投资公司，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贷款贴息、信用担保和投资支持；积极推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为企业的技术寻求型FDI提供有力的资金后盾。同时下放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审批权限并简化审批程序，并适当放宽境外投资购汇管理，满足试点企业更灵活地在全球调配资金的要求。
2.企业财税方面的支持
对进行技术获取型FDI的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这些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以微观利益最大化为企业运作的根本目的，而是为了在发达国家获取我国产品所需要的核心技术，它是投资额大、投资回收期长、短期获利小的一种经济行为，国家应该在考虑避免双重征税的前提下，分别采取税收抵免（企业在东道国己缴纳的税款予以扣除）、税收饶让（承认东道国的征税权，我国放弃征税，是一种比税收抵免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延期纳税（相当于从政府获得一笔无息贷款，可在一定时间内减轻企业的纳税负担）、免税等不同的财税政策，以引导企业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同时对设备的进出口免税，对这类企业在国外生产的产品进口时免进口税，以鼓励获得核心技术的产品能以最低成本转移至国内。
3.做好政府的信息服务工作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初期，我国企业缺乏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动向和金融、外汇、税收、行业信息等重要信息，而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适宜于由政府来提供。建立一个以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及其驻外机构、各进出口商会、贸促会和企业为主体，以海外投资政策信息、商情信息、企业运行信息为核心，以互联网络、光盘、书籍等为传播媒介的，政府资助、市场化运作的信息服务系统。信息服务的主要措施有：完善区域、行业信息服务机构并配备必要的硬件设施；建立健全行业协会组织，淡化行业协会官办色彩，进一步充实管理、服务、规划、协调功能起到沟通政府、企业、市场的中介作用；建立健全信息网络体系，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投资的信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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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一)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1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2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5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1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增强。它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3国际货物贸易交换品种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4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5国际贸易趋同化。它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账(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6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1995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
（三）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2地区性经贸集团的金融业出现一体化。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3金融市场迅猛扩大。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四)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0∶1，差距进一步缩小。1991-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6824亿美元。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45005亿美元增长到2，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41930亿美元增长到3，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16744亿美元增长到2，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74％上升到369％。第叁，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1993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第五，投资自由化成为各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目标，国际直接投资规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
(五)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第一，跨国公司的数目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第叁，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第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
(六)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开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形成。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以下10个基本条件：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人际关系融洽，不以自我为中心；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外语出色，乐意结交外国人；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适应并爱上异国他乡；意志刚强，富有忍耐性；深谋远虑，但不优柔寡断；安排、处理好家庭生活关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此外，绿色主义、环保哲学，共同反黑、扫黄、打白(毒)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发展与和平，共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
1.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
2.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二)经济全球化迫使人们的概念在创新。1大国际贸易概念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2将大国际贸易概念与本国经济的调整优化、改革开放密切地结合起来；"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传统信条已让位于"经济接轨"和"市场融合"。3变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4变单边制裁为求得"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制裁"等以邻为壑的措施，已开始由自我保护的工具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其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取得"双赢"。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家受到冲击，相互协调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20年来，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工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的比较优势框架，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它仍然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和服务，将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的各类贸易流动，但仍是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投资分析，未推广到国家层次。8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要求把贸易与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贸易与投资利益与效益，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其理论模式主要集中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产品增值链活动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加工。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总部行为。总部行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信誉、商标等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远方生产区位的服务，这类行为有时被简化概括为研究与开发。
第二，实际生产行为。实际生产行为又可再分为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由于总部服务的运输成本极低，企业可以将生产行为从总部分离出去，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将某些生产行为集中在某一区位。在贸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两国均衡框架，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业在两个国家进行活动时，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母国进行，但其实际生产或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既安排在国内，又安排在国外进行(横向一体化)。因此，现在的企业不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且还通过生产的组织进行竞争。这些理论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国内、国际经营企业的总格局。这一问题属于理论分析中的国际化生产部分。一旦国际化生产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国际贸易的格局便随之确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一体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单纯的贸易行为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五)经济全球化对表明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1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叁，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2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应予修正。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各国的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之都有相应的条款和协定。在国际贸易局限于产业间和投资不普遍的情况下，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贸易国的贸易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按原产地统计则会出现两种误差。第一，未能如实反映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按价值链、资本所有，理应属于母国，但却计入东道国的贸易统计。第二，原产地规则以货物贸易为主，未包括服务贸易等，因此，原产地统计在不能真实反映货物贸易的同时，也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大贸易关系。
(六)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第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资本外投。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1996年接受了12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了510亿美元，二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它们在获得世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1996年的资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考虑和解决。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下，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的改革等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第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改革。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贸基础。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将会受到更大的削弱。2发展不平衡在加剧。
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衡在加剧。经济全球化为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资本开拓了寻求更高利润的地域和空间，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差甚大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在拉大。1965年，七个主要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贫困国家的20倍，1995年扩大到39倍。
关键词：OFDI 区位选择 影响因素
一、引言
近年来，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发展经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手段。目前，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为中国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与融合提供了便利条件，全球市场为我们准备了很好的外部条件与时机，我们应该很好地把握这次难得的机遇。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积极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引导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己成为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然而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践还不够成熟，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针对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OFDI区位选择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了初步发展，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仍存在巨大差距，在具体的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
1、投资分布过分集中，区位结构不合理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表现为分布过分集中的特点，主要集中地有港澳地区、美国和日本以及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投资环境较好的欧洲投资较少，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居多数的非洲地区进行的投资也明显偏少。
2、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经济地位不相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保持了较快增长，但与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比，仍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规模较小，而且区域分布较广，缺乏竞争力。而另一方面，中国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和贸易水平，对外投资规模与经济地位不相称，迫切需要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力度。
3、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效率低下
第一，金融危机引致的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冲击，缺乏竞争力的中小企业破产;同时，全球经济下滑，市场需求缩减，全球经济下滑，市场需求缩减，对外直接投资减少;第二，金融危机使跨国公司企业利润和银行贷款急剧下降，导致全球流动性不足，中国跨国公司的投融资较为紧张，从而抑制了企业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第三，金融危机给跨国公司的投融资带来信心不足的问题。
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政策建议
（一）针对企业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建议
第一，投资前做好调查。
到国外投资不同于在国内，不同的国家在信仰、社会文化、消费习惯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要想在东道国市场站住脚跟、获取高额利润，必须在投资前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并结合政府公布的信息，仔细分析东道国的优劣势，认真做好投资的可行性研究。
第二、注重产业集聚效应。
目前无论在发达国家（地区）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产业集群现象都很常见，如美国的硅谷，是美国重要的电子工业基地，也是世界最为知名的电子工业集中地，聚集了全球数十家 IT 业巨头和众多拥有高科技的中小型公司；北京的中关村，是我国计算机、电子信息产业的集聚地；浙江、江苏和东南沿海地区，则是我国服装、鞋帽、小家电等制造厂商的集聚地。
第三，注重人才的培养。
海外直接投资是一项复杂的跨国经营活动，不仅要求经营者掌握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律法规，通晓国际投资、金融、报关等必要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求经营者能够熟练地将所掌握的知识应用到投资中去，当遇到不公平待遇或者东道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能够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
（二）针对政府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建议
第一，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力度。
在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多种多样的困难，但大部分企业表示“融资难”是主要障碍，尤其是对资金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来讲，由于缺乏国际投资经验，并且信誉没有大型企业好，所以在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更是难上加难。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商业银行放贷或者直接给予跨国企业一定的资金支持，并简化境外放贷的审核程序和环节，使跨国公司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注入资金。
第二，提供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支持。
跨国公司由于能力有限，所以即使事先做过调查，但对复杂的海外投资环境仍不能做到十分了解，因此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有关东道国的经济、法律、投资环境、外交政策等方面的信息。
第三，政府应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法律支持。
我国政府应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总法律规则下，借鉴其他国家经验，不断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各项相关政策，以保证我国跨国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
第四，创造有利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环境。
我国政府应充分发挥外交作用，发展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借助一切可能的机会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四、总结
中国OFDI的发展已经进入全速前进阶段，也取得了很多可惜的成果，但是总是存在着投资水平不高、投资规模偏小、区位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得我们的发展不够完善。要想使我们的OFDI发展得更好，更顺利，需要政府、企业及相关人士的共同努力。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努力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是大势所趋，这也是每个企业将要或者正在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做出正确的区位选择策略，还需要我国企业不断地探索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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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FDI）作为跨国公司参与国际分工和增强综合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成为跨国公司获取全球控制能力的关键；另一方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及就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成为国际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和转型国家来讲，就业或失业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增加就业机会一直是各国政府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加深和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增长显著。据统计，2015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地区）的653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投资7350.8亿元人民币（折合11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与此同时，国内就业问题也日益严峻。2015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就业压力，能否客观、准确地评价OFDI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对今后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调整和缓解就业压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可获得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运用OLS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主体和具体行业就业量的影响，旨在客观评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程度。
二、数据选择和计量分析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主体就业影响时，本文选取的是1995年至2013年的样本数据，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主要行业的就业影响时，选取的是1990年至2013年数据。根据本文需要，选取各行业从业人员（Lt）、各投资主体从业人员（Yt）为被解释变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t）、国内生产总值（GDPt）、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K）、各投资主体固定资产投资额（Kt）为解释变量。各年数据均选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投资统计公报》各期和fdi.gov.cn。考虑数据的可比性，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t）乘以当年的汇率（中间价）换算成人民币（亿元）。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对各数据取自然对数后再进行回归。
（一）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主体的就业影响
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经济主体就业量影响时，我们可以把国内生产和国外生产看作是在一个调控中心下，为使成本最小化的联合生产。在里昂惕夫生产函数中，我们分别用GDP和OFDI来表示国内和国外的产出。生产过程劳动投入有三种，国有企业的劳动者Y1、股份制企业的劳动者Y2和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劳动者Y3。之所以进行分类，我们想界定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企业的劳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三种劳动形式在生产过程中构成复合劳动投入，是子生产函数中的主要变量。那么劳动投入和资本间的关系就是里昂惕夫生产关系，因而对劳动的需求完全取决于产出水平和工资水平而不受资本投入的影响。最终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计量分析结果如表4：
从方程的回归结果可知，虽然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很高，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就业量的增加具有较小的替代效应，而对于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从中国向第三国的投资对中国国内就业具有积极的刺激作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中国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就业总量就增加0.076%。这说明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通过向海外子公司提供更多的服务等，为国内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对于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起初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国内相关投入品的出口和对海外子公司的提供管理等各种服务，而投资完成后直接投资所带动的出口效应下降，进口效应增加，对国内就业就产生了替代效应。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细行业的就业影响
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具体行业的就业影响时，本文主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务服务业LnL1、批发和零售业LnL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LnL3、采矿业LnL4、制造业LnL5五个行业的就业影响。最终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表示各行业就业量，解释变量LnOFDIt、LnGDPt、LnGZt、LnKt分别表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水平和资本投入即固定资产投入。具体的回归结果参见表5。
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对所有行业的就业都有显著的影响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中的商品服务业的就业量有一定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国内商品服务业就业量增加0.238%。而对于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两个行业的就业量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本投入的影响。采矿业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影响显著，T统计量在0.10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对外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国内采矿业就业人数增加0.085。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T统计量在0.2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对外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国内制造业就业总量增加0.149%。
三、结论及启示
通过对投资主体就业量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有较小的替代作用，而对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在国内的就业量有较大的刺激作用。从行业分析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额所占比重较大的五个行业中商品服务业、采矿业、制造业受对外直接投资额影响，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商品服务业、其次是制造业，最后是采矿业。
一、不同阶段主要国家和地区海外投资的主要特征
从国际投资发展历程看，国际跨国投资的大规模发展始于1870年，中间经历了4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殖民地时代的跨国投资，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二是二战后以美国对欧洲大规模援助为代表的跨国直接投资；三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跨国直接投资的再度高涨，日本无疑在这一时期充当了重要角色；四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所带动的新一轮的跨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在这一时期，尽管发达国家仍然在全球化时代的跨国直接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包括韩国、台湾地区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化时代中的跨国直接投资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一）1870―1914年英国海外投资
以1847年《谷物法》的废除为标志，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开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由于在制造业方面具有绝对竞争优势，其出口额急剧增加，出口的快速增加带动了工业生产的快速扩张和资本积累的快速增加。据统计，1860―1870年，工业生产的增速为33.2%，1870―1880年，增速为20.8%，1880―1890年，增速为17.4%。出口的迅速增加为英国海外投资奠定了基础。1850年英国海外资本输出为2亿英镑，到了1870年就猛增到14亿英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4年，英国资本输出达到41亿英镑，占全球对外投资额的43%，是当时海外投资无可争议的霸主。从相对比例看，1870―1914年间，英国对外投资额长期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以上，第一次大战之前居然达到创纪录的10%，对外投资额占其储蓄总额的25―40%。
这段时期英国海外投资主要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从投资形式看，间接投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政府贷款是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在海外建立投资信托公司再进行投资的形式完成。二是从行业分布看，铁路等基础设施、工业金融和政府贷款是英国海外投资的主要领域。三是从区域上看，英国的海外投资有一半以上流入了英国在美洲、印度和南非等海外殖民地。四是从投资主体看，商人、企业家和地产商是海外投资的主体，政府所占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五是从投资目的看，获取海外原料基地和销售基地是英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
（二）二战以后美国海外直接投资
二战以后，海外投资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低潮期后，又迎来了一次期，从战后一直到1970年，美国在全球的直接投资中扮演了无可争议的老大地位。1946年，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的金额为72亿美元，到了1970年增长到782亿美元，增长了10倍以上，美国海外投资占GDP的比重也从1946年的3.2%提高到1970年的7.5%。经济、军事、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以及其他软实力是决定二战后美国在全球海外投资地位的重要因素。首先，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GDP、工业生产甚至黄金储备在资本主义世界都具有绝对领先的地位。二是战后所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奠定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国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三是战后美国企业无论是科技水平、管理水平还是单个企业的规模，都要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对其他国家具有绝对的垄断优势。
与英国海外投资相比，美国的海外投资也具有几个明显有别于其他时期的特点。一是从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来看，既包括了西欧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了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二是从投资的先后顺序看，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依次为资源型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三是对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是美国具有压倒性竞争优势的行业，包括计算机、汽车、电信等等行业，投资主体是大型的跨国公司，例如通用汽车、福特以及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等。四是对发展中劳动密集型国家的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丧失竞争优势的产业向外转移的结果。五是政治因素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了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资本顺利打开西欧大门的重要保证，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是否是美国政治盟友成为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重要考量。因此，在发展中地区中，拉美地区、墨西哥等就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原先的东方阵营很少成为美国投资的对象。
（三）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的海外投资
二战以后，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日本经济开始起飞，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初步形成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与此同时，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也开展了海外投资的步伐，到了80年代后期，日本曾一度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对外投资大国。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开始逐步缩减，在全球的投资地位又逐步被美国所取代。
综合日本的海外投资发展历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在美元占绝对主导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往往先将日元换成美元，然后进行海外投资，而利润的汇回又要重新换成日元，存在较大的汇率风险和兑换成本。二是日本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基础是通过巨额贸易顺差所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三是70年代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更多的是流向资源型国家，两次石油危机和日本本身资源匮乏的格局是推动日本进行资源投资的主要因素。四是80年代以后，日本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投资开始大量增加，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美国等发达国家针对日本的贸易壁垒所进行的被动型投资，行业主要包括汽车、电子等。五是90年代以后，在全球一体化推动下，日本对周边包括中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开始增加，日本将周边具有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制造业基地，主导形成了东亚生产网络，并以此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这是日本为了提高竞争力而进行的主动投资，电子信息产业是投资的重点领域。
（四）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
90年代以来信息、网络、通讯和交通、运输等技术的发展和条件的改善，以及世界各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间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交流日趋频繁密切，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经济全球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的全球化。所谓生产全球化是指生产分工体系从以一个国家内部为主转向全球范围，形成全球性生产分工网络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是生产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而跨国投资则是主要载体，跨国投资是衡量生产全球化程度的主要指标。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新一轮跨国投资的高涨。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占东道国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1980年全球平均仅为2.3%，到1990年上升到4.3%，此后迅速提高，到2007年已高达14.8%。
在这一轮全球化投资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除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继续扮演重要的投资角色以外，包括韩国、台湾地区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显著上升，投资主体多元化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相对于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薄弱，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投资表现出明显的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特征。一是从投资类型看，多种因素限制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很少对资源型国家进行投资，换而言之，获取海外资源不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二是作为追赶型的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投资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技术的追随者，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这是被动型投资，另一种是为了利用低成本优势进行的主动投资，投资区域主要是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三是从投资的行业看，制造业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例如韩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占了其对外投资的50%以上。四是从投资主体看，大企业是投资的主体，而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一定程度上是为大型企业配套。最典型的就是台湾地区电子和汽车产业的对外投资，大企业主导，跟随了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
二、不同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海外投资特征的比较
（一）不同阶段主要海外投资国家和地区的相同点
从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经历看，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经济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对比较高的水平，人均收入衡量要高于同期世界人均GDP的平均水平，经历过经济快速发展或者正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从不同阶段主要海外投资国的经济水平可以看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的时候，其经济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在跨入大规模对外投资阶段的英国、美国和日本，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即使是在全球跨国投资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的韩国、台湾地区，其在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时，人均GDP也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而且在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时，普遍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提高的发展阶段，例如英国在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前就完成了工业革命，一举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大国，而美国则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摆脱了大萧条所带来的影响，政治经济实力远远领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在进行大规模对外投资时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可以说经济实力是一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基本条件。
这些主要海外投资国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在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之前或者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时候，开放型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对外贸易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中已经占了相当的地位，日本、韩国等国甚至明确提出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例如英国，推动英国工业革命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为了获取东方国家的贵金属而推动了英国新兴资产阶级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并向这些地区大量出口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通过出口积累的巨额财富是英国实施大规模海外投资的基础。即使是提出对东方国家实行“出口管制”战略的美国，凭借其战后急剧扩张的经济、政治实力，在“马歇尔计划”的带动下，通过向西欧等国大量出口制成品，使出口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统计，1950―1973年，美国出口的实际增长率达到了6.9%，出口占GDP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3.0%提高到了1973年的4.9%。考虑到出口因素，可以说，这些国家的对外投资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降低运输成本或者规避进口国的贸易壁垒进而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
这些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国家第三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能够在海外投资中发挥投资主体的作用。在早期的英国的对外投资中，尽管政府的鼓励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真正带动英国海外投资的主体还是各种企业，包括给其他政府提供贷款的也主要是大型的金融集团，英国政府很少直接介入到海外投资活动中。同样，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中，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一个基本条件。例如日本，在其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时，包括丰田、本田、索尼等都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国际性大公司了。这些企业不仅是对外投资的主体，而且在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优势是这些企业海外投资取的成功的保证。
（二）不同阶段主要投资国家和地区海外投资的不同点
一是对于这些进行海外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进行海外投资时所面临的国际货币体系环境有所不同。在英国大规模海外投资时，国际上实行的是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在这种货币体系下要进行海外投资，必然要获得大量的贵金属作为支撑。而完成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通过出口积累了巨额的贵金属，这是英国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时，国际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两个阶段，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还是牙买加体系下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元都是国际储备和结算的主要货币。这种货币体系安排保证了美国在海外投资时拥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支付手段。一方面，海外资金大量回流美国，为美国的海外投资提供了低成本的资本；另一方面，美国可以直接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为海外投资融资，尽管有可能带来美元的贬值。在日本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的时候，全球的货币体系实际上已经进入牙买加体系，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美元依旧是国际结算和储备的主要货币，这决定了其他国家要大规模海外投资，必须通过持续经常项目顺差的方式获得美元，而美国则没有必要采取经常项目顺差方式获得海外投资所必须的美元，这就是为什么只有美国在经常项目长期大幅度逆差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世界头号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地位，而其他国家却不能做到这一点。
二是影响海外投资区域的政治因素在不断减弱，而经济因素则明显上升。在英国开始海外投资的时候，出于保护自己投资的目的，直接投资一般都是投向自己的殖民地，政治因素是影响英国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而美国战后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时，当时正处于东西方冷战的时候，美国的海外投资也很少投向东方阵营的国家。而日本在开始海外投资时尽管也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但日本的海外投资尽管也是主要投向自己盟友，但这更多的是经济而非政治上的考虑，不像美国，其海外直接投资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开始对外投资时，政治因素在其对外投资中较少被考虑，能否获得经济收益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投资时主要考虑因素，投资地域多元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是制造业投资始终是对外投资的重点，但是投资的目的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90年代的全球化以前，美国、日本等国的海外制造业投资更多的是一种出口替代型投资，即市场导向型投资，海外投资目的地往往就是原来的出口目的地，例如战后美国对西欧的投资以及70年代以后日本对美国的投资往往属于这种类型，即海外投资是市场导向型的投资。但是90年代以后，无论是原来老牌的海外投资大国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导向型的投资在制造业的投资中占据了越来越高的比重。这是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的结果。
三、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启示
（一）当前制约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不利因素
首先，从一些国家的海外投资的经历看，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的时候，以人均收入衡量的经济水平已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我国尽管已经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从人均收入水平看，还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按照现价计算，我国人均GDP3600美元，而同期世界人均GDP为8000美元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均GDP仅占世界水平的44%。与已经进入大规模海外投资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还是相对较低，如果仅仅按照国际经验看，我国还未达到大规模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阶段。
其次，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的时候，已经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正是这些企业扮演了海外投资的主要角色。相对而言，我国除了部分垄断行业以外，在海外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制造业，除了华为、联想、海尔等为数不多的企业以外，真正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屈指可数。2009年《财富》的世界500强名单中，尽管中国大陆有34家企业上榜，但是绝大多数是国有垄断行业或者竞争不充分领域的企业，缺乏真正高技术或者充分竞争领域的制造业企业。在一些领域的投资主体尚未培育成熟的情况下，投资主体缺乏竞争优势和垄断优势，这使得我国的海外投资受到很大的限制。
（二）当前有利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因素
首先，进行海外投资的国家，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拥有支持海外投资的物质基础，即通过长期的贸易顺差或者其他方式积累巨额的贵金属或者外汇储备。与其他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一样，在出口导向型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外汇储备已经跃居全球第一，这是我国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支撑。
其次，在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等主要国家进行海外投资时，最开始都是对资源型国家进行投资，以获取稳定的资源供给为主要目的。在经历了资源投资以后，才对制造业以及其他行业进行大规模投资。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尽管目前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之后，在资源开采等领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形成了一批具有跨国投资能力的能源资源巨头，完全有能力在我国海外投资中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
（三）对于我国海外投资前景的判断分析
从国际经验可知，目前既有我国海外投资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利于我国海外投资的条件。仅仅从国际比较很难直接判断我国是否到了大规模海外投资的阶段，必须根据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分析。
人均收入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并不会制约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目前我国人均收入相对较低，但是必须看到，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是一个二元结构明显的国家，城乡差距、区域差距非常明显，既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有广大的西部落后地区。从人均GDP看，东部沿海的一些省市与一些发达经济体在发展水平上差距并不是太明显。如果仅仅将这些发达地区视作单独的国家，这些地区完全达到了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阶段。而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是制约我国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尽管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并不需要像发达国家那样对东道国具有全面压倒性优势，只要具有部分竞争优势就可以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即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部分竞争优势理论。但从我国的现实看，我国的制造业目前最大的竞争优势是劳动力成本比较低，而企业恰恰不能以此为作为海外投资的凭借。因此培育一批在部分领域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是支持我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图分类号：F273；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66-04
The Study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Logit Model of Multiple Choice
SONG Yongch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450002）
Abstract： In consideration of valueadded ability and embedding position，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GVCstatu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points out the various constraints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ment， and designs the investment mode for these constraints. These modes are as follows： the market penetration mode，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mode， the multiple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common value mode. It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179 Chinese OFDI activities during 2005 to 2014， conclud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different investment mode. Final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has been drew.
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lobal value chain；multiple logit model
1 引言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也反映了中国正逐步迈入引领全球经贸格局的新时期。“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环境有其特殊性，涵盖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1]。“一带一路”战略有别于中国既有的开放战略和投资布局，国内企业应当找准利益契合点，积极到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2]。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怎样提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优化投资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研究集中在投资绩效与影响因素方面。Dikova和Witteloostuijn把对外直接投资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模式[3]，在此基础上，Brouthers和Hennart研究了不同投资模式的绩效，并认为绿地投资的长期投资绩效最高，并购次之，合资模式的投资绩效最低[4]。汝毅和吕萍认为，跨国并购初期绩效较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绿地投资绩效提升更为明显[5]。Myachin等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环境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6]。Kyrkilis和Koboti 以投资失败率作为变量，研究了并购、新建独资和合资三种模式的绩效，结果表明新建独资的失败率最低，并购最高[7]。余官胜和都斌认为跨国并购更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8]。
现有研究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分析框架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验，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企业的指导意义有待商榷；第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实证研究很多，但缺乏优化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具体路径；第三，主要从进入方式和股权结构的视角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较少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展开研究。本文从嵌入位置和附加值两个维度，刻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针对其制约因素，设计出多元投资模式，然后通过实证检验，得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理论分析
全球价值链理论从组织分工角度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价值链活动。各国要素禀赋不同使跨国公司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而将价值链环节在全球布局，一国的价值链地位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本文借鉴王岚和李宏艳的方法，从嵌入位置和附加值两个维度衡量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9]。两个维度将对外投资企业分为四类：①上游高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价值链上游，且增值能力较强（如设计、研发企业），我国此类企业存在着研发水平较低的困境。②下游高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价值链下游且附加值较高（如营销、售后服务类企业），此类企业竞争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③下游低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最终需求且增值能力弱（如加工装配企业），此类企业附加值过低，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缘关系复杂，投资风险高，投资效益有限。④上游低附加值。此类企业嵌入位置位于上游但附加值较低，原材料及中间品制造商多属于此种情况，虽然位于上游，但盈利能力不强，此类企业产能过剩，对沿线地区的投资领域单一、产业链条短，且投资摩擦大，在东道国负面影响相对较多。
针对上述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遇到的困境，本文有针对性地设计如下四种投资模式：①多元发展投资模式。以设计、研发为代表的第Ⅰ类（上游高附加值）企业，存在研发水平落后的现象，企业很难依靠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在投资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本文提出多元发展投资模式，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同时在多个行业进行经营，通过进入与现有产品有一定关联的领域，以实现企业规模扩张。②市场渗透投资模式。以营销、服务为代表的第Ⅱ类（下游高附加值）企业，其竞争力普遍较弱，在投资过程中??采用逐步扩张的投资模式。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拓展销售渠道等组合策略，在利用现有产品不断开辟新市场的同时，也向现有市场提供新的产品，以实现市场的逐步扩张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③纵向整合投资模式。以加工装配为代表的第Ⅲ类（下游低附加值）企业，增值能力弱，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复杂，投资效益有限，我国企业应充分利用上下游产业链的作用，整合优势资源，同时加强和相关企业的相互合作，共同提升企业竞争力。④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以原材料及中间品生产商为代表的第Ⅳ类（上游低附加值）企业，产能过剩，产业链条短，容易同东道国发生摩擦，宜采取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不仅关注本国企业的利益，同时应当注重双方的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平衡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利益诉求。
3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3.1 基本模型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为因变量，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自变量，通过多元Logit模型，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企业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选择第j种投资模式的概率为：
其中，yi代表第i个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选择的投资类型；xi代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生产效率、东道国市场规模等；βj是待估计参数。
本文选择第四种投资模式（即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为对照组，将其他模式与其进行比对，从而建立n-1个（n为投资模式种类）Logit模型。假设多元发展投资模式、市场渗透投资模式、纵向整合投资模式和共同价值投资模式的概率分别为P1、P2、P3和P4，对于m个自变量拟合三个模型如下：
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多元Logit模型，并使用迭代法得到参数的估计量，进而考察价值链位置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
3.2 变量及说明
3.2.1 核心变量
GVC：价值链地位。本文研究价值链地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该变量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核心变量。参照王岚和李宏艳的方法[9]，构建体现嵌入位置和附加值的价值链地位评价指数。假设存在M个国家，N个产业，将第i个国家第k产业的GVC指数定义为：
GVCi，k=dvai，k+∑Mi，j=1∑Nk，l=1dik，jlYj，lYi，kGVCj，l（3）
其中，GVCi，k表示i国k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GVCj，l表示j国l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dvai，k表示i国k产业的直接价值增值系数，Yi，k表示i国k产业总产出，Yj，l表示j国l产业总产出，dik，jl表示j国l产业对i国k产业中间品的直接消耗系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所限，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处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来代替企业价值链地位。
3.2.2 控制变量
SMA：东道国市场规模。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具备市场潜力的地区进行生产，通过规模经济和较低的边际成本，实现长期利润最大化。本文使用东道国实际GDP衡量市场规模。
EFF：企业生产效率。只有当生产效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跨国公司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使用企业人均产值（即总产值/员工人数）来衡量企业效率。需要指出的是，人均产值依赖于固定资产的数量，因此并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企业效率，但在将资本密集度作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二者具有严格的正向关系[10]，因此本文使用人均总产值作为企业生产效率的替代变量。
CAP：双边投资协定。签订有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制度保护，所以企业更愿意到与中国签订有保护协定的国家进行投资。本文将同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赋值为1，否则为0。
EXP：企业国际经验。国际经验是形成所有权优势的重要因素，同时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学习效应，降低海外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本文使用样本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记录衡量海外投资经验，如果样本企业在之前有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则该指标取值为1，否则为0。
OWN：所有制形式。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国有企业享受的政策扶持力度较大，融资能力更强。而民营企业受到准入限制与融资约束的制约，因此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将对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产生影响。本文使用哑变量表示企业所有制类型，国有企业赋值为1，民营企业赋值为0。
CAP：资本密集度。Antràs认为跨国公司容易同东道国的上游企业在实物投资上开展合作，但在雇佣员工协作上却难以实现，因此资本密集度是跨国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11]。借鉴周茂等的方法[21]，本文使用人均资本（即样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员工人数）核算企业资本密集度。
3.3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到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主要来自Zephyr并购数据库，然后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进行比对，最后筛选出2005～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79次直接投资活动。企业特征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避免该数据库存在的指标缺失、样本异常等问题，本文剔除了总产值、从业人员、固定资产投资明显过小的不合理样本。企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均调整为2005年不变价格。其中，总产值和固定资产分别按照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价值链地位所使用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和直接增加值系数来自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东道国GDP数据来自EPS数据库，然后使用2005年不变价进行平减。双边投资协定数据来源于UNCTAD的双边投资协定数据库，并同商务部中我国签订BIT一览表进行了比对。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实证研究之前，先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为检验多元Logit 模型中是否所有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都为0，本文对实证模型进行了似然比检验，最终模型和不含自变量只含常数项的模型相比，χ2值为224.589，说明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系数不为0，该模型有意义。伪决定系数检验显示，McFadden系数为0.869，模型拟合良好。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设定符合IIA假定，即不同投资模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进一步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回归结果可知：
（1）价值链地位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变量，三个Logit回归模型中，该指标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价值链地位在三个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0.139、-0.384和0.745，说明价值链地位指数越高，企业越容易选择纵向整合模式，其次是多元发展模式，最后才是共同价值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跨国公司的产品升级，提高了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地位，而且价值链地位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2）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变量。从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前两个模型中该变量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第三个回归模型中该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分别为0.316、0.179和0.429，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企业越愿意选择纵向整合模式，其次是多元发展模式，最后是市场渗透模式。这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密切相关的，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部分优势产业在国内市场出现过剩，这些产业具有市场寻求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3）双边投资协定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的显著性因素。本文实证结果显示，上述两个模型中该指标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小于0。这说明在对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投资过程中，企业首选的模式是共同价值模式，其次才是多元发展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注的不仅仅是企业收益，更注重双方的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平衡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利益诉求。
（4）生产效率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的显著因素，但不是影响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因素。从回归系数分别为0.249、-0.005和0.001可以看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多元发展模式，通过进入异质市场或增加产品种类，开展多元化经营来规避投资风险和实现资源共享；对于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而言，更容易采用价格竞争策略进行市场渗透。
（5）对外直接投资经验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和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因素，且系数均为正数，说明多元发展和纵向整合由于具有盈利点多、抗风险能力强的特点受到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青睐。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经验之后，跨国公司将逐渐从单一产业向多元化发展转型，拓宽了公司发展方向，分散了行业市场风险，有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6）企业所有制形式和资本密集度在三个Logit回归模型中多数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并非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主要因素。当前虽然中国民营企业仍存在着缺乏资金、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但是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民营企业更加灵活的应变能力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开始占据优势，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资本密集度的不同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小。
5 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以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设计出多元投资模式。然后通过多元Log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不同投资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多元发展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生产效率、企业国际经验和双边投资协定；市场渗透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双边投资协定；纵向整合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企业国际经验、双边投资协定和所有制类型。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应当针对处于不同价值链地位的企业，选择差异化的投资模式。从组织分工角度来看，企业竞争优势源自价值链活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附加值不同，决定了企业竞争优势有所差异。要素禀赋的差异使得跨国公司?榱嘶袢【赫?优势而将价值链环节在全球布局，企业所在的价值链位置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因此，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应当根据企业所处的价值链地位，选择适合的投资模式，才能获取预期效益。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对2002-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进行概括，继而从行业分布的角度，对资金流向进行具体分析，总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特点，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最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评价并给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第三产业；问题
一、对外直接投资概念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生产经营，并掌握一定的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这种资本包括资金、设备、原材料、工业产权等资本。同时，这种投资行为不包括从事有价证券买卖、国际信贷等行为。①我国于1979年拉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序幕，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不断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步伐，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不断增加。200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为27亿美元，到2011年为746.5亿美元，居世界第6位，年均增长26.9%。截止2011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4247.8亿美元，居世界第13位。随着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不断创新，领域逐渐拓宽。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香港、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涉及商业服务员、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制造业等领域。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特点
1.流向第一产业的投资总额大幅增加，比例有所下降
第一产业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流向第一产业的投资额从2003年8700万美元到2011年为7.98亿美元，投资额增长了近10倍。2003年农、林、牧、渔业所占比重为3%，到2011年仅为1%，流向第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这表明，对第一产业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幅度小于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增长幅度，同时，也表明在近年来的发展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行业结构上不断进行调整、优化。
2.流向第二产业的投资总额有所增加，比重趋于下降
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在2003年流向第二产业的投资总额为20.47亿美元，到2011年为25.01亿美元，增长了25%。从结构上来看，流向第二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由2003年的71.7%下降到2011年的33.5%。可见我国在最近几年改变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战略，不再将资金大量投放在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我国就是一个制造大国，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不但要改进我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同时还要改变对外投资的战略，从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