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01 16:18:0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积极性财政政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促进供给侧改革的财政政策
折叠降低税率 供给学派断言，在经济增长的自然动力被窒息的地方用财政支出刺激需求的增长，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累进的高所得税率则是窒息经济增长和抑制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
供给学派认为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对经济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如鼓励人们加班加点，积极经营，推迟退休，缩短待业期，从而提高收入。这样人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支出，特别是有更多的钱用于储蓄,而储蓄与收入刺激相结合,又可以鼓励投资。在这一点上，正好体现出它与凯恩斯学派认为减税的作用只在于增加总需求的不同着眼点。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必须按照激励储蓄和工作并给投资者以鼓舞的方向去设计，主张实行累进税和公司税的削减。它与主张对高收入阶层增税而仅仅对低收入阶层减税的自由主义者完全对立。供给学派认为，当高额累进税率阻止企业家积累财富时，社会遭受的损失远较税收为多，它丧失的是企业家发展自己事业时所具有的发明革新、敢冒风险和创新的精神(见供给学派税收思想)。+
改革福利
供给学派认为，在财政支出方面对经济增长起窒息作用的是社会福利开支。他们认为所得转移──福利、社会保险、失业补助等等，对个人进取心的消极影响和高累进所得税率相同。这是由于救济金的水平并不比个人从工作中得到的净所得低多少，在发放救济、津贴前对申请人作家庭调查以后所公开课征的实际税率，使领救济金变成一些人赚取另一些人个人所得的行为。因此这种制度鼓励的是那些不想干活的人，而挫伤的则是积极进取的人。他们认为，美国现行的福利制度在许多场合使靠福利为生的人获得超过许多辛勤工作者净所得水平的救济金。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将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工人们知道失业救济金将帮助自己渡过失业期后情愿找季节性工作，而雇主则愿意在淡季辞退工人，因为工人可以领到失业补助。供给学派抨击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政策是过时的凯恩斯观点的体现。它只关心维持个人的收入水平，而不管他们是否工作和储蓄，只要能消费就行。当人们靠领取失业救济比靠辛勤工作能生活得一样好甚至更好时，这种制度就是完全荒谬的。
实现平衡
供给学派反对赤字财政政策。他们认为，预算赤字的增加只能剥夺私营企业所需要的资本，并且造成金融市场的"挤出效应";或者当政府所发生的亏空是用增加货币发行量去弥补时，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说税收和政府开支等量增加，那么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又会 使经济进一步萧条。他们虽然反对赤字财政，却不赞成把平衡预算作为实行减税的前提条件。他们把主张先有财政盈余再实行减税的人称为"传统的预算平衡论者"加以抨击。他们认为，对付大手大脚花钱的自由主义者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减税置于优先地位。供给学派还反对赤字财政造成通货膨胀的见解。他们指出，通货膨胀基本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不适当地增加货币供应量，那么不管预算是否平衡也会发生通货膨胀。如果财政部向公众出售自己的全部债券以弥补赤字，那只不过是把等量的私人储蓄吸收过来并且提高利息率。把私人投资者从市场上排挤出去肯定不是一种合适的做法，但它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不超额增加货币数量，就不会有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
积极财政政策助力供给侧改革
■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二者在实践中应当协同实施。作为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应积极发挥作用以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稳增长与调结构的有机平衡，从而使国民经济实现中高速可持续发展。应阶段性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全面落实减税政策，降低实体经济负担;营造有助于PPP深化推进的市场环境，积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重视有效投资;构建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时代背景契合的激励相容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科学发展的积极性。通过多措并举，确保财政调控精准发力，实现在短期内提振有效需求，在长期内优化供给结构与质量的目标。
供给侧改革需要积极财政政策予以配合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后一段时期，国民经济管理重点将向供给管理侧重，但这并不是对需求管理的否定。就理论层面来讲，供给侧与需求侧其实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短期内，繁荣与萧条的更替源于总需求围绕总供给波动所引起的经济景气度的周期性变换;但长期内，经济增长的恒久动力源自有效供给对有效需求的回应与引导。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二者在具体政策实践中应协同实施。作为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我国财政政策仍有广阔操作空间并且应积极发挥作用以配合供给侧改革。不妨从两个方面展开释疑。
一方面，应以需求适度扩张来舒缓结构优化改革所衍生的外溢性张力。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其中有世界经济长周期与我国经济自身运行周期共同交织的因素，也有我国过去长期粗放型发展累积下的结构性因素。可以说，经济结构失衡所引发的潜在总供给弱化是经济增速下降的根源。“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优化国民经济供给侧的结构、质量与效益，使供给结构有效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完成市场出清，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但应当注意，首先，目前国民经济需求侧仍较为疲软(PPI、CPI和PMI等指数走低、产能过剩、市场投资与消费信心不足、出口相对低迷)，源于欧文·费雪所谓的“通缩债务效应”——该理论近期被学术界广泛讨论。而宏观经济前沿理论中的“萨伊逆否命题”即“持续的短期需求不足必然引致中长期供给能力的削弱，造成潜在增速下滑，引发中长期持续低迷”，更是给当前中国经济以深刻警示。所以说，要认识到持续性低迷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潜在风险，科学有效的需求管理政策亟待推出。其次，即使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也应用需求适度扩张协同配合。不可否认，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结构性优化调整方案，短期内不可避免地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其间的劳动力失业与再就业、旧业态淘汰与新业态重塑等问题，均要需求管理予以托底。需求管理通常借助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但较之财政政策，我国货币政策总量性特征较为突出，而结构性特征仍不甚理想。当下货币政策在传导机制与调控参数等方面仍不顺畅;作为调控信号接收端的微观主体仍未实现优化重构，“僵尸企业”有待清理，刚性兑付与预算软约束普遍存在，这使得微观基础对货币调控信号灵敏度缺失。为化解这些梗阻，需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优化货币调控的金融生态环境与微观基础。眼下若贸然采取大规模货币宽松，无疑会形成“大水漫灌”，不但无法有效缓解市场中结构化的流动，而且会干扰市场出清、助涨资产价格泡沫并加大资本外流压力，甚至可能会给今后几年埋下新一轮通胀风险，导致结构性矛盾持续固化。因此，以需求适度扩张为结构性优化改革营造稳健宏观环境的任务也就主要靠财政政策，而货币政策需配合财政政策发挥辅助对冲作用。
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凯恩斯主义框架中，财政与货币政策被局限于通过相机抉择来发挥对总需求“逆经济风向”调节之功。但现实经济运行中，较之供给效应偏弱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长期内却能有效发挥供给效应。若将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微观政策、改革政策协调配合，就能产生微观与中观层面的效果，改善供给结构与质量，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例如，运用税收、补给和再分配政策，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调动企业与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优化产业和区域结构。微观与中观范畴经过有机加总，宏观层面的供给质量与效率就会得到提高。另外，具有供给效应的财政投资(设备更新、基础设施与厂房改造、教育投资等)不仅短期内可以拉动需求，而且长远看亦能形成高效率资本积累，这将优化潜在总供给，为经济长期增长注入稳健动力。
综上所述，以积极财政政策(辅之以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作为近期宏观调控理念的明智抉择。既不搞大规模、低效率强刺激，也要防止结构性改革所引发的经济顺周期收缩，确保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稳健的宏观环境，并逐步为其构筑起健康的微观基础。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需化解哪些困局
不可否认，过去传统的财政政策已显现疲态。近期相关部门虽倡导积极财政政策，但不少地方政府以及私人部门都处于自发式去杠杆状态，加之财政收支缺口短期难以弥合等因素的共同叠加，其间产生的对冲效应某种程度上可能弱化财政政策效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需妥善化解以下困局。
第一，财政收入与支出缺口亟待弥合。近年来，因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叠加，各地经济增速呈现回落。与往年比，各级政府收入增速降低，但支出压力依然高企。据财政部数据，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5.8%，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口径增长则为13.17%。在降杠杆动机下，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获得债务收入与预算外收入等渠道被堵死，而新的规范性融资渠道相对有限。地方政府仍承担着较多事权与支出责任，积极财政政策使其承受更大压力，出现了地方配套资金空挡现象;地方债务置换只是缓解了部分存量债务的成本压力，余下11万亿存量债务高额利息支出不容忽视;随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等社保领域改革，社保支出负担未来亦会上升。上述因素使得财政收支失衡，对地方财政发力空间构成一定考验。
第二，传统财政投资的边际产出效果弱化，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效率形成了挤压。过去传统的低效、重复性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力日趋衰减，其间引发的产能过剩和资本错配亦使得资本回报率弱化，并挤压着全要素生产率。若对投资结构进行考量，通常而言，先进设备投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以房地产等投资标的为主的建筑安装投资则抑制全要素生产率。2008年以后，我国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快速扩张，累积一定的泡沫，给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带来风险;但设备投资占总投资比例却呈快速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效率受到挤压其来有自。应将财政政策与产业、区域政策协调配合，优化投资结构并重视有效投资，改善投资边际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而达到短期内适度扩需求，长期内优化供给质量与结构的效果。
第三，因地方政府原有的考核机制被打破，部分地区出现不适应的现象，削弱了财政政策执行效果。首先，近一段时期，财政项目投资审批力度虽然很大，但资金实际到位率与项目开工率不容乐观。很多重点项目与民生项目推进迟缓，包括铁路、高速公路、电网与通讯设施改造、农业基础设施与危房改造等涉及国家长久发展大计的项目，出现了资金落实不到位现象。其次，与过去相比，2015年我国财政支出增速整体放缓，而地方财政支出回落更为显著。地方财政存款增速加快，累积了大量固化性资金沉淀。据相关专家测算，近年来政府部门银行存款以每年约20%速度攀升，占M2比重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因缺乏盘活存量资金的积极性导致大量资金结余。财政资金运作效率低下压缩了宏观政策实施空间，拖累了经济增长。当然，这也与近年来财务监控收紧以及资金管理模式机械有关。中央财政资金在拨付过程中，不同部门之间分配过细且过度强调专款专用，削弱了资金使用灵活性，导致地方政府对中央下拨资金使用的积极性与能动性下降。
第四，PPP政策实施效果亟待优化。通过创新投融资体制而引入PPP，有助于缓解资金压力并拓宽投融资渠道，实现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利益共赢。但PPP仍处于探索阶段，实际操作中呈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特征。国有企业与城司常常充当主力，而政府部门同私人部门之间却缺乏联动效应，政府资本仍难以大规模撬动民间资本。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经济法治化程度不高，政企关系不平等，导致民间资本对合作前景预期不明朗。另一方面，在PPP实施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契约关系尚待完善。PPP具有投资大、期限长、收益率较低、流动性弱等特征，包含一定市场风险、项目风险、法律风险和政策风险，但政府与企业在权利义务、风险分担以及利益补偿等方面仍界定不清。在PPP合作中，两者之间的利益协同机制欠缺影响了社会资本积极性。另外，PPP在实施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例如，因融资平台被切断，有些地区以PPP为名，却采取明股实债与保本回购等行变相融资之实。这不但未能拖动PPP，反而使其声誉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优化财政调控的思考
为给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宏观环境，今后需贯彻积极财政政策，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稳增长并驾齐驱。应阶段性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全面落实减税政策，降低实体经济负担;营造有助于PPP深化推进的市场环境，积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重视有效投资;构建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时代背景契合的激励相容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科学发展的积极性。通过多措并举，确保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实现在短期内提振有效需求，在长期内优化供给结构与质量的目标。为中国经济中高速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推动中国经济巨舰行稳致远，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第一，找准舒缓财政资金压力的着力点，阶段性提高赤字率，释放可用资金空间，为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创造条件。理论上讲，财政政策在实施中面临着减税、增支和控制债务三个目标之间的三难困境。在增支及减税的目标下，为缓解财政压力，那么提高赤字率就成为弥合收支缺口的必然选择。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仍有很大延展空间。就赤字而言，当下2.3%赤字率远低于马约所设3%红线;就债务而言，中央政府债务负担较低，地方债务虽有局部性和区域性风险，但与欧美国家的福利型、消费型债务相比，我国绝大多数的地方债务都有着规模可观的实物资产作支撑。若再加上政府可调配的其他资源(土地、森林和矿产等)，则债务占政府广义资产的比重就更低。所以说，依靠适度扩大赤字来缓解资金压力的宏观策略仍有着广阔施展空间。如果今后能够用PPP成功撬动社会资本的话，那么3%左右的赤字率应该就能基本满足财政资金需要。就政策惯例来说，扩大赤字、增发债务和地方债置换应协同操作。首先，可借助国开行、财政部等部门来发行专项债券或特别国债，并以项目资本投入、股权投资等方式来支持地方重点性基础设施与民生项目建设，其间适度扩大中央出资比例，缓解地方项目资金短缺问题;其次，应完善地方债务管理与处置机制，加快对余下的11万亿存量地方债置换消化，有效降低债务利息负担。同时，未来的社保资金支出缺口亦当重视。应合理调整国有资本布局，可以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及收益补进一般预算和养老等社保基金预算，这将降低社保缴费率，缓解社保资金压力。当然，对于涉及“五大重点任务”的领域，为配合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发行，央行也应及时地定向宽松货币以舒缓财政压力，并化解因结构优化改革所衍生的潜在通缩风险。
第二，积极落实结构性减税和全面性清费，有效发挥税收政策的需求效应与供给效应，以短期税费收入的减少为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增加势能。切实做到降低实体经济税收负担，实现在短期内扩张需求，在长期内激发微观主体生产积极性，优化国民经济总供给。第一，在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局谋划前提下，严格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并坚决清理不规范的行政收费、基金和加价收入，降低企业运营负担，提高其生产和创新积极性。同时，需进一步压缩三公经费和不必要的行政开支，避免“面子工程”等低效投资，为实体经济减负拓宽空间。第二，加大对企业设备投资与更新改造的税收优惠，鼓励对先进设备的采购置换，加速资本折旧，提高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完善对创业、创新等新业态的税收激励，取消对重化工业等旧业态投资的税收优惠。加大对新产品、节能环保等新兴经济模式及其对应消费的税收支持，减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各环节税收;按照能耗度、污染度等指标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实施结构性税率激励，倒逼旧业态加快技术更新与产业转型。确保减税政策在短期内扩大需求，在长期内优化供给结构与质量。
第三，注重财政支出的科学性，提升财政投资效率，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双重优化。尤其在投资领域，相关部门需重视对投资方向与投资结构的考量，全面体现出政府投资的战略性、全局性、基础性与长远性，有效改善财政资金的边际产出效率，提升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据五大发展理念，今后应将支出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加大对中小城镇、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棚户区改造、城市管道、城际交通、水利、电力与通讯设备)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配合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本型城镇化，向农民发放购房补贴以鼓励其进城落户，其间亦能改善民生、释放消费需求及消化房地产库存，有效降低市场风险。其二，加大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公共投资支出，建立协同式、集群式国家创新系统。政府应出资构建创新性产业集群以整合研发力量，突破微观个体的创新约束，促进企业间优势互补与技术扩散;提高对创新驱动的扶持力度，构建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协同式国家创新系统;加大基于质量与效益的战略性创新投资，抢占新兴科技制高点，确保我国对前沿技术的掌控力。其三，加大扶贫支出和各类补短板支出。积极落实精准扶贫，重视对产业扶贫、移民扶贫和最低生活保障等领域资金支持，以转移支付加快贫困阶层收入增长，促进国内整体消费需求提升;财政部门也应配合去产能以及清理僵尸企业的任务，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做好劳动力失业保障、转岗培训与再就业等社会政策托底工作。另外，在教育、养老、医疗健康、生态保护、国土绿化和高端服务业等涉及民生质量与福利体系建设的领域，也有着广阔投资空间。最终实现以科学高效的财政支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有效提高供给侧的质量，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与收入结构不断优化。
第四，营造有助于PPP项目推进的市场环境，充分释放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潜力。PPP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举，完善PPP制度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要手段。今后应通过营造法治化运营环境、确立风险共担机制、完善契约精神等方式，积极引入社会资本以降低财政资金压力。首先，积极构建法治化的运营环境，发展平等的政企关系，完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契约精神。中央需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坚决杜绝以PPP为名来为融资平台实施变相借债融资，从而避免因PPP声誉受损所造成的融资环境弱化现象。建立地方政府与企业在PPP项目合作中的利益协同机制，制定科学、平等的合作计划并提前做好风险处理预案，确保在PPP合作中，双方均能够按合同规章办事，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等后续问题。其次，将一部分有较高收益的项目纳入PPP范围，以提高对民间资本吸引力。同时，在强化风险监管基础上，通过金融创新发展PPP金融(如资产证券化)，解决PPP在前期融资和落地后资本流动性不足以及股权退出问题。最后，因PPP主要集中于基建项目，具有期限长、收益低和流动性弱等特征，政府部门应主动作出承担一定法律风险、政策风险的合同承诺，确保政企之间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以增强社会资本对PPP项目投资安全感与信任度。
第五，探索构建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时代背景密切契合的激励相容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提高财政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效果。推进央地关系优化重构，使地方政府在制度框架内积极贯彻中央政策要求，使其充分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铸就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源驱动力。首先，应推进宏观经济管理法治化，制定与完善《宏观调控基本法》。我国宏观调控仅侧重政策实施，在宏调的目标、原则、程序、中央与地方关系等方面立法不足，且过度依赖行政权力，缺乏法律保障与制度建构。这与市场化改革目标不符，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央地博弈和政策自上而下贯彻过程中逐层减弱。推进宏调法治化将在制度层面大幅度增强中央政策的权威性，提高财政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效率。其次，应优化政绩考核机制，对基层政府的科学发展实施正向激励，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在弱化但不抛弃GDP指标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经济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成效，强化绿色和民生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指标的考核，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既要破除“唯GDP主义”，又能激励地方政府通过科学有效的投资手段促进经济转型。另外，在推进反腐和清理灰色收入的基础上，为行政人员构建更加科学化、阳光化、合法化的收入机制，使其得到与其工作付出相匹配的体面收入。最后，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处理好央地财政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收入上，构建更加科学的地税体系，配合“营改增”实施，完善增值税税制，增加地方税收分成比，改善地方收入来源(亦能缓解对土地财政依赖)。在支出上，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更加匹配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及支出责任;在加强法治化监管的前提下，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对资金使用的灵活性与科学性，从而调动其科学化投资的积极性与能动性，盘活财政沉淀资金，提升财政政策执行效率。激励相容机制的构建是今后一段时期财政政策能否落实到位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看了“促进供给侧改革的财政政策”的人还看了：
1.财政政策怎样促进供给侧改革
2.供给侧的财政政策
3.2016中国应采取什么财政政策
4.2016中国财政政策
5.2017年财政政策有哪些
6.2016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取得的效果
几年来，我国实行了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以及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免征房地产税，投资抵免所得税，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透过各项经济指标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和统计，1998年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的投资规模，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达到2个百分点，2000年达到1.7个百分点。到2000年底，财政共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连同配套资金的投入，约完成1.5万亿元的投资量。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加快了结构调整的步伐，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2001年GDP增长7.3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增长7.8个百分点。
从物价指数来看，到2000年4月，连续32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跌已经全面止跌，并首次出现正增长，2000年消费价格指数比1999年上升0.4%，2001年同比增长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0年同比增长9.8%，2001年6月同比增长10.3%，2002年上半年同比增长8.6%。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看，1998年下半年，投资需求增幅明显上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增强，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5%，增幅比上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上年同期增长9.7%，增幅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2.1%。可见，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效果。
（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没有预期的那样理想，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乘数效应较小，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1.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没有有效的措施来改革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没有具体有效的措施来增加农民收入，没有有效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企业下岗职工问题。因而居民消费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的幅度很小而且很不稳定。
2.没有很好地启动民间社会投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投资需求的上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债的发行。从投资资金来源看，投资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国有经济和政府的投资。1998年全社会新增投资额对预算内投资的依赖度由上年34.66%上升到101.27%；1999年社会新增投资对国有投资的依赖度约为90%；2000年上半年，国有及其他类型经济投资增长12.1%，集体和个人经济投资则分别增长7%和8.6%。
3.国债资金的使用缺乏效率。一是部分国债项目缺少科学论证，配套资金不足，对扩大内需所起到的作用有限。二是存在挪用和挤占国债资金现象，没有使相应的国债资金发挥应有的作用。
4.财政风险有加大的趋势。我国仅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前三年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累计发行国债11206亿元，虽然对拉动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本来就相对薄弱的中央财政造成了一定的债务风险。
5.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扩张性方向。如1998年财政收入方面在增发1000亿国债的同时，增加税收约1000亿元，尽管从加强税收征管本身来说是必要的，但在时机上此时实行却使增发国债的扩张性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被紧缩性的税收政策所抵消。
二、对未来几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展望
（一）积极财政政策还应继续实行
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实行是根据经济形势而定的。当国民经济整体上由通货紧缩、物价低迷转向轻度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接近或超过3%和财政收支差额缩小的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淡出；国民经济处于轻度的通货紧缩状态，社会金融资金较为充裕，可以实行中度的财政政策；如果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并严重影响国内经济的景气指数，则还需要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首先，供给相对过剩的格局尚未有根本性的改变。1997年以来经济运行呈现出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格局。据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我国900多种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不足60%。由于长期以来的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以及企业淘汰机制不健全，企业生产能力闲置的现象十分严重。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从总量上缓解了供给相对过剩的局面，但对结构的调整还相当有限。要解决无效供给的问题，还必须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有力配合。
其次，我国经济形势虽有转机，但在整体上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今年7月22日人民日报资料显示，2002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6%，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我国经济至今尚未走出社会商品供大于求、物价低迷、通货紧缩、扩大内需压力大的圈子。
再次，财政支出结构与增长趋于硬化，使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必需。一是从我国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总额为13187亿元分析，除了占15%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应当压缩（但难度很大）以外，其余的各项支出都应逐渐增加而不是减少。二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支出欠账较多，如：要求国家公共教育投入和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分别占GDP的4%和1.5%以上，但实际只占2.79%和0.83%。
最后，国际方面变数较大，需谨慎应对。近期，美国经济增速放缓。这对于世界经济包括我国经济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我国已加入WTO，但近期内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力不强的状况很难改变，出口前景不容乐观，随着关税的大幅度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进口将会增长得更快一些，贸易顺差有可能缩小。
由此可见，为了保持GDP以较高速度增长，国家在争取出口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内需、增加投资、提高消费和活跃市场，在通货紧缩趋势还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力度可以酌情减轻，有重点地实施。
（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
1.注意控制国债规模，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已经连续几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考虑到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低，财政的风险是需要注意的。从全局看，虽然我国发行国债的空间还很大，但是，在发债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到中央财政的脆弱性，必须同时进行财政体制的改革，加快税费综合改革的步伐，逐步实行预算内外收支统管，在不提高企业与家庭总体税负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确保使国债规模保持在适度范围内的同时，必须确保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对国债投资项目立项及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如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筛选确定国债投资项目，做好国债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对符合要求的项目，政府可以视其弥补市场缺陷，带动民间投资的程度，实行参股、全资、贴息等多种方式。目前形势下，应适当减少直接投资比重，逐步增加间接投资比重，今后发行的国债在基建项目上，应主要用于弥补在建项目后续资金的不足，使国债资金真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进一步尝试税收减免。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两方面：一是增加政府支出，二是减税。事实上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税收减免方面做得是远远不够的，更加严重的是税收之外的各种收费急剧增加，这都大大减弱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增长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长率，即税收的收入弹性小于1，然而1997年至1999年，税收的收入弹性大幅度提高，这三年分别为：2.23、2.4、3.33，即税收增长率几乎为GDP增长率的2倍还多。由于税收增长率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因此带来宏观税率，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尽管国家税务总局一再宣称，税收收入增加是加强征管、防止逃漏税和关税收入增加的结果，但这只是次要原因，主要还是税负水平太高。根据拉弗曲线阐明的道理，减税不一定带来税收收入的减少，随着税负的降低，投资的积极性、经营者积极性会有所提高，经济得到发展，税基扩大相应会增加税收收入。同时减税政策还能有效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高新技术、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产业的迅速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在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的同时，应辅以适当的减税政策，这将有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好转。考虑到我国现行税制和财政的承受能力，虽然全面减税的条件还不具备，但结构性的减免税收还是完全可以得到的。具体包括：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鼓励投资；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企业所得税计税标准，增加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扩大消费需求；对吸纳下岗职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给予适当的税收照顾；对高新技术企业适当减免税收，实行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政策，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开征遗产税、财产税、社会保险税等新税种，以缓解个人收入差距过大等矛盾。
首先，物价总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消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0．9％，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1—2．4％之间。7月份，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9％，衣着类价格下降2．4％。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就持续走低，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据统计，今年1—6月各月，生产资料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分别下降6．3％、5．4％、4．7％、4．4％、3．8％和2．6％。这些指标都表明：生产和消费两不旺，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于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产经营者的正常投资和经营。我们认为，只要通货紧缩趋势存在，就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第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
3．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据国家经贸委今年上半年对600种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要缓解需求不足，必须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工夫。目前，社会低收入阶层在不断扩大，城市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也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有效启动居民消费，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上，从治本的角度改善居民的预期消费需求，达到拉动消费的目的。为此，第一，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为下一步启动消费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政府应通过落实有关就业优惠政策、结合结构调整广开就业门路、强化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等措施，力争解决好当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三，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第四，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投入，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促进农民增收减负。
1996年以来，财政收入每年以14％－20％的速度增长，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心，认为会抵消扩大财政支出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重点由扩大财政支出向减少财政收入转变，即实行减税或所谓的供给政策的主张开始流行起来。那么实际情形到底怎样呢？
1996年以来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共财政的结果，并非意味着我们实行了与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相抵消的紧缩性财政收入政策。1994年以来，我国各项税种的税率水平并没有提高，法定税基也没有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是，分税制改革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使得它们都对收入归自己支配的税种加强了征收管理，偷漏税等现象显著减少。因此，实际税基比分税制改革前有所扩大，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到2001年也只是上升到15％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在这么低的税负水平下，如果微观经济主体仍然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说明现实条件下的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效益对税收并不十分敏感，进一步减税对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不会很大。
退一步讲，如果考虑到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实行减税，应该做的是选择若干税率较高、影响面比较大的税种进行规范的减税处理，即通过税法的统一变动调整国家法定税率和税基，比如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收入型或消费型，降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但是，真正能够对企业负担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税外负担的消除。一些主张减税的人正是考虑到我国税外负担沉重的现实才得出减税结论的。然而，因此就主张我国应该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民间投资，则是走错了方向。
既然我国企业正税负担水平并不高，就不能将重点放在减税上，而是应该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取缔政府的不合理收费行为。应该借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机，冲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尽快完成费改税、财政集中收付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彻底解决企业的非税负担问题。
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当然也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但是调整的重点不应该是减税，而应该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财政领域推行了放权让利式改革，这种改革对于打破传统财政体制的计划经济特征，促进市场机制发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改革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当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瓦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候，财政体制改革就应该有目的地以全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了，继续简单地沿袭过去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经验已经不合时宜了。
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放权让利式改革方式的结束，我国改革从此进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的高级阶段。继续墨守以前的改革成功经验，坚持无原则地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分权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事业也没有好处。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地方政府只是起配合作用，已经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当地的经济事务，相反，形势的发展已经开始要求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要求地方政府尽快转换职能，企业尽快转变行为方式，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尊重市场机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甚至寻租活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不再依靠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或者直接出面创办企业进行投资开发，而是依靠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和服务，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笼统的“放权让利”。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改革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相互促进，不能因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放慢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公共财政并不包含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有负面影响的内容。相反，财政收入和预算管理方面的改革能够有效增强国家财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相对财力，从而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供充分的国家信用保障，解决大规模发行国债可能产生的国家债务负担问题。
费改税和取消不合理收费实际效果等于减税。财政预算和支出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也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供了制度保障。当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也有利于加快财政体制改革步伐。潜在的国债还本付息负担逼迫我们不得不在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严格财政收入的征管，对国债融资项目的支出管理有利于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加上加入WTO对政府职能，特别是对地方政府职能的影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从事宏观经济调控的第一次尝试，客观上必然会提出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要求。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目的是缓解国民经济的通货紧缩困境，保障国民经济在困境中仍然能够维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现在，我国整体上仍然是个发展层次很低的国家，而且体制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如果不能维持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就有可能尖锐化，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自1997年以来，针对不利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持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使得国民经济勉力维持了7％以上的年增长速度。然而，不利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至今没有大的改观，通货紧缩的压力依然存在，内需增长乏力。加上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内需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增长比较快，一些人开始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和实施策略产生了怀疑。
1996年以来，财政收入每年以14％－20％的速度增长，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心，认为会抵消扩大财政支出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重点由扩大财政支出向减少财政收入转变，即实行减税或所谓的供给政策的主张开始流行起来。那么实际情形到底怎样呢？
1996年以来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共财政的结果，并非意味着我们实行了与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相抵消的紧缩性财政收入政策。1994年以来，我国各项税种的税率水平并没有提高，法定税基也没有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是，分税制改革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使得它们都对收入归自己支配的税种加强了征收管理，偷漏税等现象显著减少。因此，实际税基比分税制改革前有所扩大，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到2001年也只是上升到15％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在这么低的税负水平下，如果微观经济主体仍然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说明现实条件下的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效益对税收并不十分敏感，进一步减税对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不会很大。
退一步讲，如果考虑到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实行减税，应该做的是选择若干税率较高、影响面比较大的税种进行规范的减税处理，即通过税法的统一变动调整国家法定税率和税基，比如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收入型或消费型，降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但是，真正能够对企业负担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税外负担的消除。一些主张减税的人正是考虑到我国税外负担沉重的现实才得出减税结论的。然而，因此就主张我国应该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民间投资，则是走错了方向。
既然我国企业正税负担水平并不高，就不能将重点放在减税上，而是应该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取缔政府的不合理收费行为。应该借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机，冲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尽快完成费改税、财政集中收付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彻底解决企业的非税负担问题。
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当然也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但是调整的重点不应该是减税，而应该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财政领域推行了放权让利式改革，这种改革对于打破传统财政体制的计划经济特征，促进市场机制发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改革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当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瓦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候，财政体制改革就应该有目的地以全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了，继续简单地沿袭过去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经验已经不合时宜了。
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放权让利式改革方式的结束，我国改革从此进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的高级阶段。继续墨守以前的改革成功经验，坚持无原则地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分权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事业也没有好处。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地方政府只是起配合作用，已经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当地的经济事务，相反，形势的发展已经开始要求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要求地方政府尽快转换职能，企业尽快转变行为方式，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尊重市场机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甚至寻租活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不再依靠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或者直接出面创办企业进行投资开发，而是依靠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和服务，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笼统的“放权让利”。“”版权所有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改革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相互促进，不能因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放慢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公共财政并不包含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有负面影响的内容。相反，财政收入和预算管理方面的改革能够有效增强国家财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相对财力，从而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供充分的国家信用保障，解决大规模发行国债可能产生的国家债务负担问题。
2015年，中国为应对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选择了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赤字率的提高就是这一政策在预算安排上的集中体现。具体说来，一是减税减费减基金;二是扩大支出规模。要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预算安排好的资金必须真正支出，才能发挥其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中的作用。
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预算安排好的资金却不能真正花出去。钱趴在账上，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就会受影响。“趴窝”的钱越多，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就越差。因此，为了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就要想方设法把预算安排好的资金花出去。当然，钱不能乱花，无谓的浪费所带来的效果会更加糟糕。
对于未能真正支出的预算资金，应区分原因，采取合理措施。预算资金不能支出，有许多是预算编制环节出了问题。这种问题要视具体情况而处理。有些支出是因为形势变化而无法支出;有些则是因支出安排不接地气所致。对于前者，预算支出安排很可能已不复需要;对于后者，更合理的做法可能是重新配置预算资金，让预算可以更好地适应实际情况。
财政资金“趴窝”是老问题。只要体制机制不作根本性变化，问题就可能持续存在。从根本上看，只有强化预算管理，做好预算编制工作，增强预算编制的准确性，问题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预算编制工作千头万绪，最重要的当数相关的公共部门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切合实际。不切实际的财务制度很容易导致财政资金“趴窝”。典型的如支出标准设定与市场不接轨。从市场上购买服务，却设定了比市场价格要低得多的支出标准，那么服务就可能会买不到，钱就花不出去。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应得到进一步规范。政府作为市场主体购买商品和服务，不可能凌驾于市场之上，而只能尊重市场，按照市场规律办事。
从短期来看，一些部门单位对于花不出去的钱，仍会想方设法把它花出去。当然，这绝不是乱花。相反，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改革目标约束下，财政资金的支出只能在规范的制度约束下进行。
按照规定，对地区和部门结余资金及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一律收回统筹用于重点建设。显然，“一律”的规定在短期内可以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势必对未来的预算支出产生影响。地区和部门会不会受到影响而有负面情绪，从而导致未来预算执行的负激励增加？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不足两年的结转资金，要加快预算执行，也可按规定用于其他急需领域。这样的规定可以督促地区和部门在不影响积极性的前提下加快合理配置财政资金。
推进重点科目资金整合，可以加快部门内消化结转结余资金。跨部门资金调配是财政资金统筹的难点所在。现实中，资金固化问题不同程度存在，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个部门利益的体现。资金固化会影响资金效率。每个部门的资金需求本来就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最优策略无疑是找到有效的办法，统筹资金使用。让地方各级政府在部门资金统筹中发挥作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部门资金统筹的压力。项目预算执行的动态调整机制、专项转移支付的清理整合，都注意到同级财政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强调地方统筹。
现行预算体系中的子预算除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外，其他三本子预算之间的资金统筹可以进一步提高公共资金的效率。债务资金统筹、政府性基金的统筹使用，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的加大，都可以更好地发挥一般公共预算在预算体系中的主导作用，让资金不会因为预算分列而沉淀在某本子预算中。
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财政功能如何才不会被肢解的问题。统筹使用财政资金，将更好地保证财政支出落到实处，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才容易达到。
内容摘要：由于科技创新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并具有效益外溢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只有通过政府的合理干预，更加积极地保护知识产权；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高层次科技队伍建设力度，提升科技人才支撑能力；构建科技资源共享的合作创新平台，促进产学研合作，才可能有效地克服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市场失灵，从而形成科学、有效的科技创新运行机制。
关键词：科技创新 经济学 政府干预 知识产权 财政政策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主要时代特征之一。各国政府不断把推进本国科技创新作为提升本国竞争能力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已经制定并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并为我国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本文运用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对科技创新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就如何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进行探讨，并提出具体建议。
科技创新的性质
科技创新作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体，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的性质，并具有效益外溢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表明科技创新过程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市场失灵，导致科技资源配置的低效。
（一）科技创新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及效益外溢性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将该商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因而也就无法排除他人共享的商品，一般包括公共设施、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外交等领域。一般而言，公共产品性包括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本质特征。非排他性是指该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更无法通过定价的方式来影响人们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人们可以不付任何费用就能享受到公共产品带来的所有益处。非排他性不可避免会导致“搭便车”行为，甚至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结果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的消费，即对公共产品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
在国际经济学界，无论是微观经济学家，还是宏观经济学家，多数学者都肯定科技创新具有公共产品性。目前国内高校使用最多的经济学教科书，如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约瑟夫•斯蒂格里茨的《经济学》以及格里高利•曼昆的《宏观经济学》，都认为科技创新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即创造成本极高，传播成本却极低。极高的创新成本主要表现在其需要投入巨额的研究与开发投资，而仿造的成本却极低。这极易导致对科技创新成果的剽窃使用，使知识产品的生产者无法获得成本补偿和合理的回报。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技创新的效益外溢性也还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因为一项新技术产生的社会效益往往大于私人效益。换言之，科技创新的外溢性虽然会伤害创新者的创新积极性，但有益于全社会。
（二）科技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科技创新过程是一个曲折复杂过程，由于没有直接可以参考和借鉴的经验，其中存在许多不同的环节和跳跃关键点，每个环节和关键点都可能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与此同时，科技创新过程也是一个各种角色共同参加的过程，受不同利益的驱动，科技创新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有着不同的价值选择和风险偏好，创新者往往也不能准确掌控研发工作的进度、方向、影响以及结果。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科技创新的高风险性，严重影响了私人企业独立承担科技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市场对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失灵，造成了科技创新时滞，即从最初的设计思想或者发明专利到最终作为实用化商品进入市场并为消费者所接受的过程延长。此外，由于风险过大和需要投资规模大，战略性关键技术的创新往往是企业所回避的，或者是无力承受的。
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议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只有通过政府的合理干预，才可能有效地克服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市场失灵，从而形成科学、有效的科技创新运行机制。
（一）政府积极保护知识产权
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系统过程，涉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性开发研究、产品生产和商业运用等一系列经济技术活动阶段。由于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存在着太大的差距，如果不能有效界定和保护产权，个人的积极性会大大地降低，那么创新的积极性只能靠一些零星的自发性来维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先后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并且加入了10多项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主要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等，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基本能够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符合世贸组织要求的、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面临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还大量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处罚裁量权不规范等问题。
总之，加强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打击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这不仅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也是进行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
（二）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促进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财政政策主要由支出政策、收入政策、预算平衡政策构成。
1.财政科技支出政策。支出政策是一种直接促进科技进步与发展的公共政策手段。财政支出政策运用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财政拨款、政府采购、财政贴息等。
政府运用财政拨款方式从财力上直接支持科技进步与发展，是市场体制国家近年来普遍采用的主要财政政策手段。基础性科研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创造该成果的人一般得不到经济补偿，私人不愿提供此类产品，因而基础性科研应由政府财政拨款承担。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就我国的现状而言，既要注重在对促进经济增长的科技先导部门，如计算机、航空、光电、精密机械、通信、新材料、生物制药等高技术产业领域，通过政府采购开发出一个有保证的市场，又要注重在民用技术领域采取政府采购方式，以促进民用科技的发展。在实施政府采购时，对科技发展的促进既要体现鼓励、照顾、倾斜的政策，也应体现公平原则。
财政贴息是政府财政为鼓励非政策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对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创新项目给予贷款支持，对其贷款利息给予的财政补贴。财政担保是指以政府信用对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从事具有高风险的活动进行负责，承诺承担活动失败的责任。它们都是国家财政支持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创新项目的发展，帮助他们承担市场风险的常见形式。
2. 财政收入政策。收入政策对科技进步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政策引导间接实现的，它有利于按照市场规律引导资源的配置，而不是扭曲资源的配置。税收作为财政收入最主要的形式，对经济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税收优惠作为财政收入政策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已普遍为各国所重视和运用。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的导向作用，可以激励纳税人增加研发经费，建立技术创新机制，促进研发成果产业化，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竞争力，促使企业成为科技投入的主体。
3.预算平衡政策。包括支出及收入两个层面。政府支出包括国防、教育文化、公共建设、偿付公债利息等项目，收入面主要是各种税收及公营事业盈余缴库两大项。当收支相等时，称为预算平衡。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一般基础设施的作用正在下降，而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正在凸显。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已经不再由一般资源的占有量和一般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决定，更多地取决于对科学技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能力。由于科学基础设施建设是为发展科学而进行，而科学的目的又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和增进全社会福利，不能直接为个人或企业带来经济收益，因而为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全面发展，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了促进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我国政府应加大对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使之在国家预算中占据更大的比重。
此外，由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高风险性和收益长期性，依靠传统的商业金融体系支持创新势必会受到制约。为此，可以做好以下工作：在现行金融政策和体制框架下，积极探索设立科技支行；大力发展私人风险投资，鼓励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和科技保险；组织企业家协会建立 “企业应急互助基金”；搭建银企沟通桥梁，积极推动银企合作；积极鼓励有条件的科技企业上市，通过资本市场筹措资金。从而，帮助更多的科技型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有效防范企业因融资渠道不畅而发生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三）加大高层次科技队伍建设力度且提升科技人才支撑能力
重视高层次人才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创新人才的核心支撑作用，应实施“创新型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和“紧缺人才倍增计划”，着力培养一批科技创新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和自主创新意识强的企业家，造就培育一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创新团队和科技领军人才。
加大国外优秀人才的引进。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加速流动的契机，加强人才载体建设，完善柔性引进机制，推进海外留学人才集聚计划，促进国外高层次人才集聚，重点引进高新技术产业、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等领域急需的高层次人才。
创新人才管理机制。各地应积极探索人才管理的新办法、新途径，创新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人才积极性，发掘人才潜能；完善科技人才梯队建设规划，促进人才队伍建设，创造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良好环境。
（四）构建科技资源共享的合作创新平台以促进产学研合作
随着投入的增加，我国科技资源越来越雄厚，但由于这些资源分属各个不同的部门，缺乏围绕发展目标形成分工合作的科技创新机制，造成资源浪费和低水平重复。为了克服这种情况，应加强政府的统一协调，建立部门联合会议制度，加强各种科技资源的整合，联手推动重大科技行动。尤其应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申报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进行整体规划，促进资源共享。
企业、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可按照共建共享的精神，加强合作创新平台的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管理办法、规则和标准，营造合作共赢的创新环境。应加强建设和完善科技公共基础设施，制定科学数据共享的规范，协调数据收集、管理和应用，建成各类国家自然科技资源数据库群，并形成规范化、开放式的应用服务体系。同时，应整合科技文献资源，重点建成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科技报告、成果、专利、科技图书、科技期刊与技术标准、方法、工艺等大型文献资源库，创建多功能的网络科技环境，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运行提供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支撑。
总而言之，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的进程中，科技与经济尚未实现有机的结合，企业尚未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国家科技创新整体能力还不够强。因此，只有通过政府的合理干预，更加积极地保护知识产权，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才可能有效地克服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市场失灵，从而形成科学、有效的科技创新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1.傅家骥.技术创新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2.傅家骥等.技术经济学前沿问题[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3.李健民.科学学与科技创新管理[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4.段万春，李耀平编著.科技创新的桥梁：科技中介发展研究[M].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
【关键词】节能环保产业 财政制度 对策
一、吉林省节能环保产业财政制度的现状
吉林省节能环保产业已经进入了快速成长期，但其产业还相对弱小，产业规模、发展水平与节能环保产业发达的省份和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难以满足“十一五”之后长期推进节能、有效支持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要求。吉林省已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确立为其基本政策，并将建设节约型、环保型产业列为长期战略任务。而节能环保财政制度已被证明是一种比较符合吉林省省情、切实可行的节能环保新制度，如何引导、规范、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已被列入吉林省政府节能环保工作的优先议事日程。
近几年，吉林省通过制定实施“绿色”财政政策，节能环保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2010年吉林省单位总能耗比上年下降3.21%，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3.13%和4.56%。2010年吉林省节能环保产业实现收入约120亿元，从事环境保护及相关产业的从业单位为500余户，其中企业400余户。实施的“绿色”财政政策如下：
第一，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采用补助、奖励等方式，支持节能环保重点工程、高效节能产品和节能新机制推广、节能管理能力建设及污染减排监管体系建设等。进一步加大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向节能环保项目的倾斜力度。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进和完善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开展跨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研究建立高能耗农业机械更新报废经济补偿制度。
第二，积极支持节能服务公司申请国家财政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奖励资金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共同负担，其中：中央财政奖励标准为240元/吨标准煤，省级财政奖励标准为60元/吨标准煤。
第三，全力支持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工程建设。2011年省财政加大了资金补助力度，提高了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补助标准，即由2010年每平方米补助45元提高到55元，市县财政每平方米补助40元。2011年省财政通过预算安排、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途径，筹措安排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工程补助资金33亿元。为支持各地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省财政已拨付省级补助资金11亿元，拨付中央补助资金5.2亿元。省财政厅还出台了《吉林省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专项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第四，制定鼓励节能环保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新兴产业领域的技术转让、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纳税确有困难的，可按规定申请减征或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购置并使用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可从当年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同时，对节能减排设备投资给予增值税进项税抵扣。企业从事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所得，自取得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前3年免征、后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征企业所得税时实行减计收入的政策。落实鼓励先进节能环保技术设备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C75设备安全技术监督资源网。
二、吉林省节能环保产业财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通过制定实施“绿色”财政政策，吉林省的节能环保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在运用财政政策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财政政策手段单一，激励性优惠政策较少
吉林省制定财政政策时以鼓励为主，而在限制低能效类产品和产业发展方面基本处于空白，未能有效利用组合政策促进节能产业发展。财政支出方面，除了预算内直接支持节能减排项目研发和技改的财政资金外，缺少其他手段。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其财政政策手段简单，惩罚性和激励性措施的力度小、不配套。
（二）对节能环保产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吉林省用于节能投资的公共资金仅占总产值的1.2%，其中还包括企业、民间和其他投资，实际财政投资所占比重不到1%。且在吉林省现行的预算支出结构中，只有环保支出科目，没有具体的节能支出科目，也没有建立独立的节能发展专项资金，对节能的投入只是临时性的，缺乏长期和经常性的支出预算，对节能产业的直接财政投入也只局限于研发和生产（技改）领域，在节能产品销售、使用、服务、回收及信息传播等方面几乎空白。
（三）财政政策对优化产业结构的导向还不太清晰
财政支出结构和税种结构，未充分体现产业政策导向。例如，财政支出中用于增补企业流动资金和企业亏损补贴的开支还占较大比重，而用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的支出，以及促进循环经济和生态建设的支出所占比重较小，还不足以发挥财政投入的产业导向作用。又如，财政政策对鼓励发展的产业和投资项目激励力度不足，对限制或禁止的产业和投资项目的惩罚力度也不够，未能充分体现产业政策关于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投资项目的导向作用。
（四）财政政策的公平性和协调性不够
财政制度存在所有制歧视和地区差别，财政预算和分配不公平；在财政补贴、财政投入、政府采购等方面，对各类企业和地区还没有一视同仁，不利于公平竞争，也不利于引导各类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提高质量方面的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此外，相关财政政策缺乏整体协调，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合力。例如，在资源循环利用，发展节能、节材、节水、节地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采购制度和相关税收政策缺乏有力的协调配合。又如，对于生态保护力度，还缺乏健全的生态建设补偿机制。
三、完善吉林省节能环保产业财政制度的对策
（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建立节能环保专项资金
吉林省政府可在经常性预算中增设节能环保支出科目,在建设性预算中加大对节能环保的投资力度，建立节能环保专项资金，调动企业节能环保的积极性。如支持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方面的重大课题研究；鼓励企业开发节能技术，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工艺和设备；采用补助、奖励等方式，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高效节能产品和节能新机制推广、节能管理能力建设及污染减排监管体系建设；支持能源审计项目；加大对节能产品销售、使用、服务、回收及信息传播方面的投入；建设有利于节能产业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如大型水利工程、绿色园林城市建设等。
（二）优化财政资金使用结构，提高节能环保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一是尽可能降低人员经费所占比重，将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到节能环保上。二是实现重点支持和一般支持结合，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是强化统筹意识，坚持城乡统筹、生产生活统筹、政府调控与市场调控统筹。
（三）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发挥财政资金乘数效应和“杠杆”作用
吉林省政府的财政资金有限，应运用多种投入方式，建立多元化筹资渠道，充分调动信贷资金、社会闲散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和“杠杆”作用。如建立节能基金或通过专项贴息贷款方式来支持节能项目；通过财政贴息，吸引金融资本参与；通过财政融资，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推行“以奖代补”政策，视项目实施效果给予奖励，以激发市场微观主体参与节能事业的积极性。
（四）制定有利于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发挥财政导向作用
吉林省政府应把环境保护、生态平衡、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等特定政策目标纳入政府采购的通盘考虑，制定相关的采购政策来促使市场鼓励再循环利用，在其需要采购的众多商品和劳务中优先选择节能环保产业的产品，促进节能环保产业产品的消费，从而促进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有效实行绿色采购，在法律法规、采购标准、信息公开经济激励、宣传教育和绩效考评等方面加以完善，抓好工业节能产品认证，扩大产品品种范围，为规范工业节能产品市场和纳入政府采购做好技术准备。在进行政府采购时对生态工业园区内的企业给予优先考虑，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五)加强政策的统筹协调性及部门之间的配合，提高节能环保政策措施的整体效益
有关加强能源开发利用的管理和促进能源环保效率提高方面的政策措施是一个综合的，长期的系统工程，相互之间需要进行协调与配合，财政政策需要有一定的法律、法规及行政手段相配合。同时，法律、法规及行政手段需要综合运用和体现适当的财政政策措施和调控意图，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节能环保事业中的积极作用,提高节能政策措施的整体效益。
（六）建设吉林省生态工业园区，发挥财政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加大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依据园区生产状况统筹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盲目性和重复性，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园区；建立淘汰落后产能企业的财政机制。对落后产能实施差别化的资源价格政策并对其征收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附加费。利用此费和企业所缴纳的排污费，设立起政府专项发展基金，主要用于补助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治理以及补偿关、停、并、转等落后产能企业后所需费用；建立长期有效的财政投入机制。在经常性预算中设立节能支出科目，并单列生态工业园区子科目，对生态工业园区实施独立的财政预算管理，降低给各级财政运作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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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卓.从消费税改革看我国财政税收的环保节能导向[J].现代商贸工业.2009，（4）.
1.1教材同质化，教学内容选择无统一标准
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学领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各种不同财政学教材也相继出版。但是这些教材并未有针对性地区分不同层次高校的需求，导致教材同质化。而各高校选择教材时往往容易忽视应该赋予学生怎样的知识结构这一问题。任课教师，尤其是没经验的年轻教师，在使用涵盖内容不同的财政学教材时，不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导致教学内容无统一标准和明确的范围。
1.2教学内容选择上不能体现不同专业特点
财政学是一门跨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由于财政学教学内容对专业设置的针对性不强，使得教师不能在授课时既体现各专业掌握财政学基本原理上的共性，又突出各专业的特性。例如，金融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多了解国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结合现实热点来分析，但教材内容只限于理论介绍，不能针对专业突出重点，缺乏理论与实践连接的点。
1.3偏重理论知识讲授，忽视实践教学环节
目前，学生对财政学这门课程积极性并不高，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既抽象又不太实用的课程。这与任课教师在内容选择上重视理论知识，忽视了与实践相结合有关。独立学院的学生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在授课时加强理论知识讲授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学生的理论运用能力的培养。很多教师在授课中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点少，加上学生很少会主动用所学知识去分析社会现实问题，这样的教学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也不能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1.4教学内容过多与教学时间有限的矛盾
财政学教学内容是非常多的，大致包括以下7个内容：基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国债与国债制度、预算管理、财政政策、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问题。一般财政学课程只安排短短几十个课时讲授，很难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
1.5财政学授课与其他学科融合度不高
大多数教师在财政学授课时，仅单纯地从财政学传统理论来组织教学，不能很好地结合相关学科知识深入讲解，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展示财政学的实践发展脉络，也无从提升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
2独立学院财政学教学内容改革的相关建议
作为独立学院开设财政学课程，在授课时需要结合独立学院的培养目标及学生特点来进行教学内容改革。
2.1规范和明确教学内容
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经济行为，首先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其次，在此基础上研究实现政府职能的财政支出内容，进而研究财政收入，最后，通过国家预算展开各项财政活动，以提高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发挥财政政策的经济调节作用。根据这样的思路，高校财政学教学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①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公共产品理论；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概念、财政职能；③财政支出理论及我国的财政支出与政府预算；④财政收入理论及我国的财政收入（税收、国债及政府投融资制度；⑤国家预算管理体制、多级政府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⑥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等。独立学院的学生基础知识较弱，任课教师应该适当侧重一些重要理论的讲解并补充相关知识。
2.2教学内容选择突出专业特色
教师应该有针对性地结合学生的专业及特点，合理安排授课内容，在体现该课程公共性的同时，将专业特性也体现出来。对于财税专业的学生，学习财政学的要求比较高。在授课中应将重点放在基本理论的讲授上，例如公共产品理论、财政收支理论及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等。为了避免内容重复，可以将一些实务性、制度性的内容留到后续的专业课程讲解。对非财税专业的学生而言，授课时应该以财政政策与制度介绍和业务操作为主。不同专业侧重点也应该不一样。例如，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要侧重于财政基本理论和运行机制的讲解，并适当增加税收实务方面的内容；而对于工商管理类的学生，可以从管理学的角度考察财政，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等知识讲授。
2.3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本着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与实践型人才的目标，财政学授课时应该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践。这便要求教师在授课时不能只就教材的内容来讲理论，应该把实践有效地融入课堂中。例如对现行的税收制度、现行的财政体制、财政政策的分析和理解，可以很好地衔接理论和实践，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同时，独立学院的学生有着综合素质较高的特点，对现实中的实践问题比较感兴趣。教师在讲解理论的同时，补充相应的实践内容，既可以提高学生积极性，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与分析能力。例如，结合当前政府管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进行专题阐述：人口老龄化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上学难”反映的教育问题、“看病难”反映的医疗问题等。
2.4根据教学时间合理选择教学内容
由于时间的刚性很强，处理教学内容与时间矛盾关键在于教学内容的选择。而教学内容选择的基本标准需要做到“因材施教”。
2.5提高财政学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融合度
教师在讲授财政学的理论内容时，应该不断融入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内容，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拓展学生在未来经济工作和社会工作方面的视野，使其看问题能更全面、更深刻。特别是针对独立学院的学生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知识贯通。教师可以尝试从以下的角度来融合：①运用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来分析比较公共定价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定价；用消费理论中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来分析税收的经济效应；运用宏观经济学中的IS-LM-BP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②将管理学中的“决策”“、计划”、“组织”、“创新”等职能应用于财政收支管理、预算管理等方面，思考如何运用管理学原理来理解财政管理的创新。③可以尝试从社会哲学角度拓展财政本质。从财政的公共性特征，沿着“信仰-权力-表达-幸福”这条哲学线索，去分析个体接受公共生存方式、以税费形式将收入转移给政府等问题。④财政的讲解不能缺失历史脉络，可以说中国历史是一部财政改革史，教师可以利用财税改革的历史经验与规律来分析改革深化的财政之路。
2.6其他建议
一、税收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
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为实现财政收入，调节经济而制定的税收行为规范。税收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体现在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上。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是指国家对保险的税率、税种以及税收分配等设定行为规范，以实现税收征收和合理的分配。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和完善，关系着保险政策的实现以及保险业的发展。
我国长期以来对保险实行的是严格的税收政策，并且税收制度不尽合理和完善。
1．长期的高税率和不合理的保险调节税的设置（1994年以后取消调节税），削弱了保险公司的积累能力。保险公积金是按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税率的高低、税种的多寡对税后利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较高的税率和不合理的调节税的设置必然减少保险公司的税后利润，保险公积金的积累也就自然减少。由于保险公积金是保险偿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这有碍培育保险市场主体，稳定保险市场的保险政策目标的实现。
2．不公平的所得税率政策，破坏了保险市场秩序的重要基础——公平竞争。1997年以前，原中保集团公司的所得税率高于国内其他股份保险公司。外资保险公司的所得税率一直低于内资保险公司。这种不公平的所得税率政策导致保险市场各竞争主体竞争起点的悬殊。竞争的不公平影响了建立规范有序的保险市场的保险政策目标的实现。
3．实行统一的营业税率不利于保险产业发展政策的完善。我国现行营业税除寿险、农险免税外，其他一切险种都不分税种实行统一的8％比例税率，难以体现国家对各险种的政策导向，使保险产业发展政策难以配合国家经济发展计划，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需要。
4．不尽合理和完善的保险税收分配制度，影响了地方政府对保险业支持的积极性。我国保险营业税和涉外保险业务的所得税一直归地方财政支配。（1997年后提高的3％征收的营业税归中央政府）国内保险业务所得税的分配如上所述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但总的来讲，现行保险税收分配制度难于体现保险公司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因而影响地方政府对保险业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保险公司对地方财政的影响，而且现行分配制度上兼顾了中央财政与省级地方财政之间的利益，并没有兼顾到省级以下各级财政的分配关系。
5．缺乏居民个人购买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影响了保险需求的有效扩大。我国目前只对法定社会保险费实行免税，而对个人自愿购买寿险则没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未能为引导人们将储蓄和投资中具有保险因素的部分转向保险市场提供相应的政策环境。版权所有
二、建立合理完善的保险税收制度。
由前所述，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财政与保险的关系逐步理顺，保险税收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险税收政策也逐渐宽松，但总的来讲，保险税制仍不完善，保险税收政策仍然严格，制约了保险政策的实施以及政策目标的实现。为充分发挥保险税收政策对保险的促进作用，国家财政应对保险施行宽松的税收政策，建立合理、完善的保险税收制度。
1．降低保险税率，取消外国保险公司的“超国民待遇”。考虑到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还很低，还不足以为社会提供较好的保障的实际情况，我国保险税率应适当降低。另外，为增强民族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国家应取消外资保险公司的优惠税收政策，对外资保险公司在税收上实行国民待遇。
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7%左右，主要是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还是处于脆弱的低速增长，所以外需难以显著提升。第二，消费总体保持平稳。第三，因为制造业产能过剩以及创新技术相对不足，受到制约。房地产投资因为库存比较高，受到制约。基础设施投资还会发挥主要作用，但是也因为投融资体制的制约，难以更高规模长期维持一个高速增长，并且投资回报率在降低。第四，当前投资对稳增长还是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在减弱。刚刚讲到，我们很多高端制造业产品需要进口，我们很多基础公共服务是供不应求的，还是需要大量投资的，但是这些投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释放它的潜力。
预计201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59.5万亿元，名义增长14.7%，实际增长14.3%，增速将进一步降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1.4%和10.4%，仍然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综合考虑国内外需求因素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因素，预计2015年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6.9%和4.6%，外贸顺差比今年会进一步扩大。
关于投资消费和进出口，2015年在这方面要挖掘新动力，促进内需与外需平衡发展，使得我们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一些新的动力，挖掘新的潜力。在投资方面，要加快行政审批和垄断行业的改革，促进现代供给不足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投资。另外，要加快落实3P模式，财政部去年做了很多工作，也出台了相应的方案，要加快落实。针对不同领域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采取不同形式的3P模式，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积极性，要完善多渠道投入回报补偿机制，形成可持续的融资使用和偿还机制。因为这个方面有很大的潜力，但是如果机制搞不好，它的作用很难得到有效发挥，所以投资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潜力。
在外需方面，可以利用当前大宗商品价格比较低的环境，增加石油等战略物资的储备，增加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积极引进技术装备和人才，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区网络，以开放促改革。
在财政政策方面，虽然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要使得财政政策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切实实施逆周期的宏观调控，通过改革提高积极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效果。我们一方面有大量的财政资金没有盘活，因为我们现在是个多方面管理的体制，有中央基金收入，有地方政府基金收入，有公共财政收入，支出方面有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条条块块比较多，限制了财政宏观调控的效果。实际上，如何来切实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用于增加减税力度或者增加民生投资，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应有的力度，使得在稳定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好的效果。要适度增加国债和省政府的发债规模，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加快推进生活业、建筑业、房地产业营改增，使得营改增扩大到主要的服务业，产生更好的绩效。另外，完善在营改增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政策。
我们2015年重点工作，一个是稳增长，二是促改革，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在新常态背景下，我们稳增长不是要搞大规模的刺激，不管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还是财政货币政策，还是从“三驾马车”方面来看，都是为了保证一种稳定增长，保持稳健货币政策的一个合理的流动性水平，保持一个中性的操作，即使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或者降低利息，也未必代表货币政策的转向，它是为了保证流动性的适度，还是一个稳健的取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快关键领域的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九个方面重点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我觉得除了这些改革，特别重要的是要加强他们之间的配套，使改革举措有效转化为发展的动力，纠正不合理的激励机制，让生产要素更多地从高耗能、高污染、高杠杆的行业中逐步退出，更多进入到绿色产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促进转型升级。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
积极财政政策是针对经济增速放缓，社会总需求不足而采取的一项“反周期经济调节”的主要政策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在短期内通过大规模的财政资金投入，迅速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增加社会购买力，拉动经济增长，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三年来，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想办而没能力办的大事，促进了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推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财政风险逐渐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每年发行上千亿元的建设国债，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财政增收的同时，而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却在急剧扩大，1998�；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958亿元、1792亿元和2598亿元，1999年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2%和12.7%，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9%和14.5%，如果再把各种财政隐性债务或或有债务算进去，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大量缺口，政策性银行的呆账坏账，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粮食企业的巨额亏损，地方政府债务，企业外债等，我国政府综合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已达到或超过国际警戒线。我国目前的债务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例）已高达58%，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30%的标准；国债偿债率（当年债务还本付息额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高达25%，而国外一般不超过8%.如果巨额的国债发行出现问题，其债务危机就会不期而遇。
2、投资效益低下，非市场化运作明显。财政投资本身是一种政府行为，其投资行为、方式、领域和目的都带有明显的非市场化特征。政府投资在非市场化运作的情况下，地方争投资、争项目以及不切实际盲目上马项目、搞“形象工程”等计划经济体制的恶习又开始抬头。由于政府投资的过快扩张，项目投资只重数量和速度，忽视质量和效益的弊病比重明显。从近几年中央对国债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情况来看，国债投资的挤占挪用问题、效益低下问题、浪费问题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3、对民间资本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全社会投资资金来源增长率看，1998年和1999年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高于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99年全社会投资资金来源中，财政资金增长了43%，银行贷款增长4.8%，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仅增长1.2%，利用外资下降26.7%，这充分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政府投资的同时对民间资本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政府投资替代了一部分私人投资。同时也表明，在供过于求的经济形势下，由于中央政府投资结构比较单一，对刺激地方和公共投资作用有限，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建议
积极财政政策是针对一个时期国家经济状况而采取的应对之策，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必须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正如财政专家陈共所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如同加大马力推动汽车爬坡，没有到达坡顶就减退马力，汽车就会退回。”“当前正是积极财政政策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一旦撤下来，就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全功尽弃。”但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应对增发国债引发的负面效应予以高度重视，认真处理和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以促使积极财政政策能发挥最大作用。
1、增加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
从国外的经验看，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主要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增加财政支出，另一种是减税。而目前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扩大支出为主要手段，同时对税收政策作一些局部性的调整，以此来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社会稳定。从实际情况看，这种单一依靠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投资的做法，不仅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在我国目前贷通紧缩的条件下，由于物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企业盈利的空间不断减少，甚至大面积亏损，特别是下岗工人的大量存在，农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只实行政府扩大投资搞基础设施项目，难以解决目前“企业盈利难、职工上岗难、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如果在增加支出的同时，配合以减税政策，一方面就会使企业税负降低，盈利空间增加，企业和个人投资的积极性就会明显增加，民间投资信心就会逐步恢复；另一方面会使广大农民和个体工商户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日本曾经一度把消费税的税率由5%降到3%，使市场的销售转好，经济开始上升，但随即又把消费税的税率由3%提高到5%，结果经济又下滑。这一实例充分说明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不可小视。从近年来我国工商税收大幅增长的情况来看，减税应该有一定的空间。“九五”时期，我国税收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5%，而这一时期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8.3%，两者相差6.7个百分点。税收收入的高增长充分表明我国税收政策是偏紧的。虽然有人认为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比国外经济发达国家低许多，但实际情况是由于运用的统计方法不同，造成了观点上的差异，事实上，如果把我国庞大的预算外收入作为财政收入来计算，其比重就会与国外相差无几。
当然，减税政策的运用是要根据财政承受能力来定的。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减税政策可采取有限度地重点推进的办法。减税的重点应放在：一是对增值税的税基进行改革，实现增值税税基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并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二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变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平的现状，尽可能将企业所得税降低到20—25%；三是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将压在农民头上过重的费和税都同时减下来。当然，在减税的同时，对当前GDP中法定税负较轻的，应适当增加税负，以实现税负公平。减税的幅度应限定在财政收入增幅超过GDP增幅的增长部分。通过减税使税收收入的增长基本上与同时GDP的增长相一致。
2、财政政策与贷币政策协调配合
财政投资和银行投资性贷款都是社会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启动财政投资政策的同时，贷币政策必须与之协调，只有这样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才能充分发挥。当前要认真研究和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积极扩大银行投资性贷款，切实有效地带动社会民间投资的扩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经济总量的扩大，在当前的国民收入总体分配格局中，银行信贷资金的比重呈现出日益上升的趋势，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6万多亿元，为银行信贷支持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来源。但从当前贷币政策的运用的结果来看，出现的情况是：贷款增长始终不活跃，存贷不断扩大，通贷紧缩日趋明显。这是金融政策上的制度性收缩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技术性的松动效应。一些防范金融风险所采取的措施，从长远看有利于金融健康发展，但在短期内却紧缩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来源，造成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大幅回落。为了带动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下一步银行信贷政策的基本取向应该是：配合财政投资，积极扩大银行投资性贷款，缩小和消除“存差”，实现银行信贷资金的良性循环。
二是注重发挥银行政策性信贷的作用。银行投资性贷款大致可分两个类型：一是一般性投资，它完全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安排，银行是否投放贷款主要考虑投资项目的盈利状况。二是政策性投资贷款，主要是依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重点支持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及重要产业，并实行利率优惠政策。从国外情况看，银行投资性贷款结构也不完全是纯市场化或商业性的，政策性投资贷款占有相当比重。我国信贷资金运行要努力适应这一国际化趋势，针对我国政府财力不足和有限的矛盾，通过调整信贷结构，更加有效地发挥政策性投资贷款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
三是运用财政贴息手段，带动银行信贷。财政贴息是指财政只代为支持部分贷款利息，而由项目本身负责本金和其他利息的偿还。它是政府投资性投融资的一种有效工具，可以弥补项目直接经济方面的缺陷，体现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同时也可以有效动员和扩大银行信贷资金，对带动整个社会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近几年来，在企业的技术改造方面，我们运用了这种手段，取到了较好的作用。今后，要继续使用这种手段，并且还要扩大规模和范围。
3、适度控制国债规模，优化国债结构，防范债务风险
为了防范因增发国债而导致的债务风险，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积极作用，今后要考虑三个问题：
一是适度控制国债规模。从当前情况看，我国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较低，但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却较高，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这说明我国目前发行国债虽有一定的空间，但国债所带来的风险也在逐步加大。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70年代以来纷纷扩大赤字和债务，试图以此推动经济发展，但高赤字和高债务难以为继，到80年代初期引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总体水平不高，国家财力集中程度有限，国家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较脆弱，长期的高赤字和高国债无疑会增加未来国民经济的风险系数。因此，今后在考虑增发国债时，必须考虑国民经济的较低承受能力，考虑国家一定时期内的偿债能力，把国债规模适当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
二是优化国债的结构。首先，调整国债的期限结构，适当增加短期和长期国债的比重。一般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短期（一年以下）国债在全部国债中约占40——50%，这既有利于筹集资金，又有利于扩大央行的公共市场业务。而增加长期国债的比重，可以满足国家长期投资的需要，延缓政府的偿债压力，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的连续性。其次，优化国债品种结构，除发行国库券外，可增加建设债、可转换债券、储蓄债券等品种，以适应居民不同的投资需求，使居民应债能力尽可能得到释放。第三，优化国债使用结构，提高债务支出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比重，减少用于弥补非生产性的赤字的比重，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益，形成“以债养债”的国债良性循环体系。
三是实行国债的市场化改革。把目前有限的国债回购业务扩展成有效率的公开市场业务，使之成为调控货币流通、活跃贷币供求的主要市场。同时考虑恢复国债期货市场，使持债者减少对将来利率受损的疑虑。
4、加强财政投资管理，提高财政投资效益
积极财政政策除了加大财政的投入力度外，更应注重财政投资的效益，以保证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在财政投资过程中，财政部门负有重要的管理职责，其核心是要着力强化投资的资金管理和财务管理，确保财政投资资金能够正确使用，避免国家财力的损失浪费。
一是加强对财政投资的全过程监管。对投资项目工程进行概预算审查，参与工程招标标底编制，加强对财政投资资金使用的事前控制；参与投资工程采购和对项目年度财务决算进行审查，严格控制投资资金使用；对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进行审查，核减不合理开支，真正做到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出最大的投资效益。
【关键词】国民经济;行政管理;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供求平衡
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行政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完善，国家执行经济的行政管理职能的方法也由过去的行政指令转变为宏观调控。历史证明，过去一些西方国家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只会使经济危机愈演愈烈，而我国过去所奉行的计划经济体质也会打击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快速发展，阻碍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而我国当今的经济体制通过市场灵活反映价格的变化，使国民经济能够通过市场自主运行，当市场运行出现故障时，政府能及时出台合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样的经济体制相对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市场调节更能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更有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本文将分别介绍与宏观调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关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它们在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的应用。
一、宏观调控
(一)何为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策略对国民经济实行的调节与控制的过程，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经济行政管理的职能。由于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反映运行总的经济需求，所以宏观调控的权利只能属于国务院。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政府需要通过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来调节这种总的平衡。一旦市场因为供求关系失调等原因发生问题或者产生了混乱，政府就能够通过出台相关的专门针对该类问题的经济政策来在宏观上调节市场的运行，稳定经济的发展趋势，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均衡增长。
(二)为什么要宏观调控。
1．市场不能够调节所有的经济领域。
像枪支弹药等武器，公共产品等涉及到国家人民切身利益的领域就不能让市场去按照市场的规律调节，而应该根据有关情形，由政府来调节。
2．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点，市场也会失灵。
如: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市场垄断，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收入分配不公平，宏观经济运行不稳定等。
3．宏观调控有利于帮助人们认识市场的弱点和缺陷。
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进而维持经济稳定增长，最终使社会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三)宏观调控的手段。
宏观调控的手段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一般是通过经济政策来实现。而行政手段一般通过政府的有关命令实现;法律手段则主要指政府制定的相关法规。宏观调控，要将这三种手段综合运用，要使这三种手段之间达到相互适应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要坚持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调节方法，并以间接调节为主。直接调控一般是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实现，比较生硬而不缓和。而间接调控则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相应的经济目标，一般会利用价值规律，并且顺应了市场规律，更为缓和，更容易被受众接受。直接调控可能见效更快，有利于快速解决当前问题，但却很有可能治标不治本，而间接调控恰好弥补了直接调控的缺点，尽管间接调控产生效果会慢一些，到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远来看，对解决问题更为有利。因此，要将这三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运用，发挥出宏观经济调控的最大功能。
二、财政政策
(一)何为财政政策。
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为完成社会经济稳定，促进公平和效率相协调的任务，通过税收、公共支出等方法来分配社会财富，而制定的财政政策和策略。另外，要注意财政政策有阶段性和相对稳定性，有导向，协调，稳定的功能。
(二)财政政策的分类。
财政政策由于其分类标准的不同，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由于财政政策具有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不同，可以把财政政策划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二是依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这样就又可以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是根据财政政策发挥调节作用的地方不同，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
(三)财政政策的应用。
如果供大于求，可以选择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就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赤字来拉动社会总需求，刺激消费，进而消费掉多出的社会产品。但如果当供小于求时，就可以使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债发行，减少投资需求和财政补贴等手段刺激生产，适当减少社会总需求，这样就可以缓和社会总供给不足所造成的矛盾。当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可以搭配使用积极和消极这两种财政政策，要增加财政补贴减少国债发行等政策刺激总需求增长。另外，还要抑制社会总需求，使二者逐渐趋于平衡。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也可以同时使用这两种战略。通过缩减财政开支，缩减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减少居民消费补贴等方式来缩小社会总需求。另外，也要刺激社会总供给的增加。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仍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三、货币政策
(一)何为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国家通过各种工具和方法来调节货币的总量和利率以实现某些特定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货币供应和货币流通管理的基本准则。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影响民间的资本投资，影响总需求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为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不是绝对的，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经济运行态势作出合理的搭配和选择。一般情况下，当经济过热，总需求又过于旺盛时，应该采用双紧政策。在当市场疲软，经济过冷时，要采用双松政策。在结构失调但是经济又有一定热度时，应采取紧货币，松财政的政策。在经济下滑时，应采取松货币，紧财政的政策。
四、结语
当前要更好地通过宏观调控这双有形的手辅助市场这个无形的手，使市场与政府协调平衡，保证我国经济平稳运行，持续发展;合理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遵循并利用价值规律，综合运用计划、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来维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促进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进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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